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生作为国家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肩负着成为国家顶梁柱的重任，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任。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研究生教育的扩招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大，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根据相关的研究调查表明大约有30%的研究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出现了极端的行为如自杀等，成为事件高发的“问题群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就成为了现在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而西方兴起的积极心理学主张利用积极的力量和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心灵的困扰且让自身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就为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积极心理学的教育理念引入研究生心理教育，运用积极的人格特质来进行研究生的心理教育将是一个有益的借鉴。

一、当代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原因概述

研究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首先研究生虽然主要在校内活动，其人员结构相对复杂（如包括已婚的、未婚的；有工作后再接受教育的，也有应届直接考取的；年龄差异较大；经济状况参差不齐专业基础深浅不一等等），培养目标定位较高（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学习任务逐步转化（理论学习与科研实践相结合），诸多因素决定研究生在生活学习等各个领域内存在自身的特点；其次，研究生知识层次相对较高，对精神追求更为注重，对现实生活感受更深，对理想社会期望更高，当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现实与理想呈现巨大反差时，往往会因对社会现实极度失望而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再次，现代社会的特性，人们的知识层次或社会地位越高，就越容易自我封闭，拒绝与外界的广泛沟通，从而因缺乏良好的压力宣泄途径而产生心理问题。 根据目前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术研究表明，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人际交往障碍和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孤独、苦闷、情绪低落、思想消沉、冷漠、偏激、反感和厌倦等。做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看上去好似泰山压顶，包袱沉重，在行为上轻则无精打采；重则悲观厌世，长期失眠，精神错乱，甚至在一些高校出现了研究生自杀行为等。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1）学习压力。（2）人际交往压力。（3）经济压力。（4）就业竞争压力。（5）恋爱和婚姻压力。（6）群体内部差异。（7）研究生个体自我管理教育的缺失。对自己和目标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没有形成良好的心理调适机制；学习和生活缺乏明确的定位和自我目标要求；（8）社会（尤其是学校）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关注的缺失。关于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的分析学术界研究已比较成熟，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二、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研究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对普通人如何在良好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生活、具有天赋的人如何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它认为，心理学的三项使命：治疗精神疾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发现并培养有天赋的人。这在二战之前均得到研究者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二战之后，心理学成了一门大力致力于治疗的科学，它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测评并治愈个人心理疾病，出现了大量对于心理障碍的研究以及对离婚、死亡、待等环境压力对个体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研究。Seligman曾注意到在对人类情绪的研究中，就有约95%的研究是关于抑郁、焦虑、偏见等负性情绪的研究。在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和疗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心理学却忘记了它的另外两项使命，逐渐成为一门受害者科学。注意到这种现象，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不仅仅应对损伤、缺陷和伤害进行研究，它也应对力量和优秀品质进行研究；治疗不仅仅是对损伤、缺陷的修复和弥补，也是对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潜能、力量的发掘；心理学不仅仅是关于疾病或健康的科学，它也是关于工作、教育、爱、成长和娱乐的科学。具体就研究对象而言，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在主观的层面上是研究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感和满足（对过去）、希望和乐观主义（对未来），以及快乐和幸福流（对现在，包括它们的生理机制以及获得的途径；在个人的层面上，是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对美的感受力、毅力、宽容、创造性、关注未来、灵性、天赋和智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这些品质的根源和效果上；在群体的层面上，研究公民美德和使个体成为具有责任感、利他主义、有礼貌、宽容和有职业道德的公民的社会组织，包括健康的家庭、关系良好的社区、有效能的学校、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等。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应从只重视对个体缺陷的弥补、伤害的修复转移到加大对人类自身存在的诸多正向品质的研究和培养使积极心理学思想的核心所在。那么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对于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我们就应该从研究生的自我积极教育、培养积极的个人特质以及构建积极的社会机构对研究生的关注层面进行研究。在积极心理学的视域下开辟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新的探索：

（一）正确认识自我，调整人生目标，形成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正确认识自我是培养个人积极特质和自我教育的基础和前提。研究生的心理问题大多是源于对自我缺乏正确的认识，进而也就失去了对自我和目标的正确认知和评价。在面对困难、压力以及心理问题时造成主观上的迷失和无助感，使得心理问题得不到很好的纾解反而越积越重。研究生在年龄上分析基本上处于成人前期，心理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精神和自我关注普遍提升。成人前期的自我体验（或自我情感体验）具有独特性，其特点为：①自我体验的多样化。成人前期出现了一些以前很少体验到情感，如：自怜、自惭等，对内外刺激都有更深刻的内心体验和反应。②自我体验的敏感性。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增加，这个时期的个体对他人的言行和态度极为敏感。涉及“我”相关的名誉、地位、理想、人际关系等问题，尤其容易引起比较强烈的情绪体验。③自我体验的深层性。与外部生理有关的体验更多地转向内心的思索等内心深层体验。所以，成年前期自我体验的敏感性、深层性和对自我内心的关注等等特点也是导致研究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因素。如何正确的认识自我、评价自我、树立正确的定位和目标在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影响至关重要。正确客观的分析自我，检视自己的优缺点和取得的成就，以优点集束和成就为基点加强个人的主观体验，强化积极个人特质的感受培养；同时正确客观的看待缺点和存在的问题，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去着力解决，形成积极健康的面对理念并转化成积极的个人特质；以以上两点为基，结合社会现实的竞争实况梳理自己的人生路线并树立正确可取的人生目标。

（二）培养积极的个人特质。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的个人特质主要包括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对美的感受力、毅力、宽容、创造性、关注未来、灵性、天赋和智慧，这些能力对人积极品质的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将会产生巨大的助力，进而形成积极的生活体验并进一步促成成就的取得。积极的个人特质的培养主要体现在研究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上。研究生进入到更高的学习层次就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高的社会要求，那么进一步加强自我的管理和自我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也是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要求。然而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激烈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本已快速增长的研究生群体在自我教育和管理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缺失。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缺失使得研究生群体中大多数个体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学习生活处于无规律状态。在外在和内在压力的作用下研究生个体的心理就会显得十分的脆弱，对于自我面临的各项事务不能很好的处理解决。这就造成了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滋生。而具有良好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意识的研究生个体就能够很好的处理研究生生活中的各项事务，并注重自我能力和修养的培养。面临各种压力时能够很好的进行自我解压和调适。所以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注重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注重外部环境的构建更要加强研究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引导。

（三）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的理念和交际方法。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就决定了研究生的活动范围基本被束缚在校园范围内，与社会活动的交集不大甚至说很小；其次，研究生作为学校的一个特殊教育群体与本科生的教育大为不同，这也就把研究生的人际交往的范围和方式压缩到了很小的范围；研究生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以及研究生环境的转换造成的不适应性（研究生进入学校生活、学习也就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关系而在新的交际关系未形成前和正在形成中基于新的环境难免会产生各方面的不适应性）使得研究生心理造就很大的压力和隐患，在外部压力加大时使得个人感受倾向于孤独无助，心理苦闷得不到合理的排解就难免形成心理问题。那么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况而言研究生个体树立积极的人际关系理念和正确开放的交际方法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积极的交际理念和方法源于它的开放性和主动性。研究生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拓展人际关系，树立正确的交往动机，形成良好的交往方法和品质。

（四）培养积极健康的娱乐休闲习惯。积极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和习惯是成熟人格的表现之一。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健康的娱乐习惯的养成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身心，健康的身心既是积极个人特质的表现同时也是个人特质赖以发展的基础。在积极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中，能够使得个体的身心得到很好调节；同时娱乐休闲的过程也是主观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积极情绪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研究生不同于大学生的教育模式也就造成了研究生的集体娱乐活动很少几乎没有，基本上处于个人或几个人的自娱自乐状态。学校对于研究生在这方面的缺乏管理（认为娱乐休闲是研究生个人的事情，不重视甚至不关心）也就造成了研究生群体内形成了不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习惯，造成了研究生群体生活学习不规律，身心健康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等。自我放任的生活学习氛围一旦形成对研究生教育将是很大的冲击，所以学校教育应该加大对研究生加强生活习惯上的引导和教育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五）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进取心。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进取心是个人特质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抵御不良情绪和习惯滋生的良药。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进取心是一个人精气神的重要体现，它的形成和培养将能强化个人的学习工作的热情。具备乐观心态和进取心的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能够很好的认识现实、坚定自我，更能激发斗志；具备这种品质的人更易于成功。同时这种积极面对的过程也是积极主观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个体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加强，使得负面情绪在心理方面无立足之地。作为研究生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进取心将能更好的规范学习生活、完善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专注学习研究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培养，这样在面临挫折和压力时就能够有信心、有能力、积极乐观的去面对。这样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充实，使得研究生能够立足专业发展个人实现人生目标的追求；不至于学习荒废在碌碌无为中随波逐流，在面临压力挫折时逃避、不知所措。

（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给自己的心灵开辟一片乐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良好的习惯爱好的养成与运用能够很好的引导个人的发展，同时有能够给自己的心灵开辟一片净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在面临心理压力时能够很好的调试人得精神状态。积极心理学认为良好兴趣的形成和发展能够促进个人积极特质的形成，强化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体验，进一步促进个人成就的取得。研究生个体大多存在兴趣寥寥或者存在不良兴趣爱好的情况，那么通过加强对研究生个体的兴趣爱好的引导来进行

心理健康的教育，将能够很好地减少研究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抵触情绪，良好的兴趣爱好的形成与发展将能够为研究生的枯燥学习生活开辟一片心灵的乐土，使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七）培养合理的心理调适机制，注重自我教育和心理调节。

在面临心理问题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宣泄方式来疏解心中的压力和苦闷，但是不是每个人的方法都是有效的。培养合理的心理调试机制，注重平时的自我健康教育和心理调节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不要等到压力大了才调节那就晚了。培养合理的心理调适机制首先作为研究生个体要了解心理卫生的相关知识，检视自我，做好针对性的预防，按照自身的情况培养合理的心理调适。合理宣泄负面情绪，适当回避挫折；同时注重自我积极品质的培养。这样防治结合将能有效的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也能够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成绩的取得形成良性的循环。

积极心理学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将是一个促进发展的良好锲机，它的教育理念和知识对于个人能力的培养、成就的取得，使人们能够更好的生活方面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和意义。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处在一个不太完善的处境，很多的

现实运用基本处于探索阶段。上文主要是基于研究生运用积极

心理学的知识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方面的探讨，当然积极

心理学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作用不仅限于此，比如还可以从积极的社会机构（学校、企业、舆论媒体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彼得森.积极心理学[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2]积极心理学.http：///view/911556.htm

[3]李丽荣，李世珍.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浅析[J].云梦学刊，2008，01.

[4]沈玉，陈阳.研究生心理问题透视.[J].观察与思考，2001，10.

[5]罗斐悦，宋官东.我国研究生心理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的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04.

第2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社会调查 告知同意 尊重和平等 隐私与保密 主体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一）社会调查过程中伦理限制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与伦理相关的讨论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在哲学的范围内讨论伦理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伦理学”或者道德学，被定义为研究人际关系中的人的行为规范的科学。

其次，围绕着“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问题，社会科学界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十余年的争论。

再次，在社会调查的方法书尤其是译介性质的教科书中，有一些关于研究伦理原则的介绍。

最后，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艾滋病干预与防治项目第一次在实践层面上推进了公共卫生领域伦理研究的讨论与培训。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加也促使中国的相关机构建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

以上这四个方面都多多少少涉及研究伦理问题。但是，中国社会调查中的伦理研究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限制。普遍而言，社科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还没有作为一个显性话题而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而且，已有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道德”层面上展开，在社会调查方法论领域尚缺乏认识、推广和贯彻。

（二）社会调查中积累的经验与反思

1、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应保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平等和交换关系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人际交往关系，是二者之中的互动过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需要相互交换来维持，我们应该把社会交换理论应用到社会调查过程中。

2、研究伦理的贯彻有利于提高调查质量

研究者需要通过伦理的考虑和实施，尽可能地了解被访者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状态，了解潜在的屏障以及被调查者对于调查风险的自我评估，然后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风险以及帮助被访者贴近实际地来分析这些风险，尽量让被访者在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的情境下参与研究，促进调查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从而更进一步贴近被研究者的“真实”表述。

二、社会调查中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告知同意

在调查研究中，告知同意是一条重要的伦理规范，它是指参与调查的任何一位被访者，在获得了关于该项研究的所有必要信息并充分理解了这些信息后，在没有强迫、不正当压力和引诱的情况下，在回答问题时都是自愿的，并自愿做出是否参与科研以及在科研过程中是否退出的决定。研究者提供信息、对方完全理解、对方完全自愿，这是告知同意的三大要素。

（二）尊重和平等

尊重和平等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伦理原则，且在实际社会调查过程中需要切实地得到体现。这种态度不仅是书面上的承诺，还包括眼神、言语和肢体动作上的平等，最为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尊重与平等，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每个调查者持有一颗“平常心”，将心比心地对待被研究者。调查者在被调查者面前并不是优势主体，两者关系应当是平衡对等的。只有保持平常心，试着站在跟我们生活和工作经验完全不同的被调查者的立场来看问题，也才可能首先以一种分析的眼光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不是停留在道德评判的层次。

（三）尊重隐私权与保密

在调查研究中，为被访者的隐私进行保密，也是需要遵守的伦理原则［1］。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而对于隐私来说，保密则指的是人们通过协议，限制其他人接触私人的信息。

调查研究中被调查者的信息在未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被公开，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在调查过程中，应做到不记录被调查者的名字，资料中不出现能够辨认出被访问者身份的个人信息。

隐私和保密伦理规则会直接影响到调查的成功率，即被访者是否同意接受访问，与研究者是否尊重其隐私权、是否承诺对其提供的资料保密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者越严格地遵守隐私和保密规则，所获得的资料就越真实，效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三、确立“主体建构”视角

我们应当把被研究者视为“信息的主体”，被调查者所提供的信息不再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客观事实，而是被调查者作为主体对于自己的想法、行为、意义的构建结果。调查者也是一个主体，研究者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他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主体，这种价值判断的介入、道义责任的选择对于调查过程的影响需要被有意识地加以分析与反思。调查过程其实就是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人际互动，而调查的结果则是双方共同建构出来的。我们把这种认识归纳为“主体建构”视角。

正是社会调查中这种“主体建构”视角要求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要切实地贯彻伦理原则， 做到“告知同意”、“尊重和平等”、“尊重隐私权与保密”。

总而言之，对于研究伦理的充分考虑与切实的贯彻，以及对于研究伦理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的充分认识，可以提高社会调查的数据质量和整个学术质量。在进行任何一项社会调查时，调查者都应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严格遵循三项基本伦理原则，从而促进调查过程中的互动，提高调查质量。

参考文献：

第3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自然灾害巨大的破坏力量和频发态势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科学减灾和防灾的重要性，党和政府在对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做出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深化相关方面的决策规划和工作部署。其中，对已经遭受巨大自然灾害打击并且经论证不再适宜人居的区域进行人口迁移，避免再次出现大面积、大规模的伤亡，也成为秉持以人为本理念、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最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后人口迁移不仅表现为人口居所的搬迁，同时也是移民一整套生存发展系统的综合变迁和持续适应过程，而灾后移民的社会适应，既牵涉到个体的生存发展，同时也对区域人口重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在因灾人口迁移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前期人口迁移的规划部署工作，同时也必须重视移民后期的社会适应问题。

一、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理论分析

社会适应研究“最早源于有关智力缺陷、智力落后的诊断标准的探讨”[1]，是“个体在与自身所处的环境持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为了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动而做出的积极或被动的行为改变”[2]；高斯习德（Goldscheider）认为社会适应是个体“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3]，全美智力落后协会（AAMD）对社会适应的定义是：“个体达到人们所期望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团体相适应的个人独立和社会责任标准的有效性和程度”[4]。从心理学的视角看，社会适应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心理现象[5]，其自研究伊始一直贯穿于心理学的人格研究、智力研究和应对行为研究的过程中[6，7]；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则更关注族群接触后社会适应的后果，并由此产生“同化论”和“文化多元主义”两大对立的观点[8]。

国内相关的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中，对个体社会适应状况的考察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通过对个体行为表现的持续观察，经验概括个体心理调适和行为转变的过程和机制，这一方法常常为心理学预期所采用，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迄今并没有出现相关深入的研究实践；更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在考察移民社会适应时都倾向于采用第二种研究路线，即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或田野研究，以问卷、访谈和观察等方法收集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的定性或定量分析来客观呈现移民在多维度下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而在客观证据或主观理解的基础上总结问题并阐释原因，最终给出对策建议。由于不同类型移民的自身特征差异，学者们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有针对性地操作出不同的移民社会适应结构内容[913]。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个体社会适应的逻辑结构区分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心理学侧重对儿童和青少年社会适应中心理和人格适应等内容的认定，而人类学基于移民视角更加强调文化适应范畴，社会学界又在调查研究中将社会适应的结构内容细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的适应亦或是生产、生活、文化以及人际关系等的适应，但针对不同的移民群体也会相应考察其在不同侧面和内容上的社会适应：对水利工程移民，一般强调生产、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等内容的适应；对生态移民，一般侧重文化和生计发展的适应；对城市流动人口，更多关注的是心理认同和经济层面等适应。

基于此，文章通过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参考，结合本次调查的灾后移民个体特征，认为灾后移民的社会适应实质上就是个体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移民的社会适应内容实际上就是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对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技能和文化的不断学习、内化及其在新环境下的心理调适。由此，将现阶段我国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系统构成概括为：心理适应、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口论观点，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产仅指物质资料生产，广义则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文中“生产”为狭义的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适应、生活适应、人际适应和文化适应五个方面。

第一，心理适应是社会适应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众所周知，意识支配行动，灾后移民在应对生存环境变动时，首先会产生心理上的变化，移民若想更好地适应环境，必须不断地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及其影响下的行为方式以符合自身在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第二，生产适应是个体社会适应得以进行的物质前提。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两大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之一，没有物质资料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衍续。同样，灾后移民在其社会适应的过程中，首先必须经历生产适应，生产适应是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前提条件，移民必须在生产适应的基础上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可供于自身和家庭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具体而言，生产适应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对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和生产工作的适应等内容。

第三，生活适应是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重点内容。在生活环境发生较大或重大改变时，灾后移民必须适时通过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掌握适应性的生活技能和社会规范，主动进行生活适应，才能使自身有效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基本条件。生活适应首先表现为对新的生活环境如生活设施环境、自然环境的适应，其次包括在新的生活环境下生活观念和生活技能等的掌握和适应，此外还应有应对生活困难的心理和行为调适等适应内容。

第四，人际适应是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主要构成。人是生活在由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中，人际关系也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灾后移民在迁居后，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他们社会适应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人际关系网络的恢复和重构，人际适应也是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人际适应包括对新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亲属及朋友关系等的调适以及对社区和社会参与的适应。

第五，文化适应制约着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总体成效。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文化适应是个体社会适应模式是否能够得到维持和延续的关键环节，也是移民为应对新的生活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策略。灾后移民在搬迁到新的居住地时，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移民在面对风俗习惯、生活观念和多元文化交互激荡和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采取适应策略和达成何种具体的适应状况也为学者们集中关注。

上述五个方面的社会适应共同综合作用，相互交织构成了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系统。心理适应状况直接支配移民在新环境下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活动，制约其生产、生活和人际适应。同时，移民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也会面临包含生活习惯、传统习俗等在内的或多或少的文化差异上的难题，在文化层面的适应状况又会综合作用于移民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影响移民其他社会适应层面的状况；另一方面，移民在生产适应、生活适应和人际适应等层面的适应也会反作用于其心理适应，移民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心理预期的差异状况会进一步反馈于他自身的心理感受，从而影响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二、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状况实证评价

（一）调查设计与样本概况

从已有经验研究情况看，社会适应主要包括个体在生产、生活、文化、人际关系和心理五个方面的适应，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会因研究对象的特征差异而有所操作侧重。本文结合经验研究和对调查对象特征的把握将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内部系统操作为生计发展适应、基本生活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和文化适应四个维度灾后移民一般是在灾后恢复重建后期即灾后较长时间后最终长期或终生迁移安置的，除了个例之外，大部分个体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等已经在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中前期完成，其心理适应内容应该侧重于对当前生活的心理预期和对往昔生活情境的追忆及其调适等，因此调查在前期操作化时并未单独发展心理适应维度，将具体考察心理调适的指标纳入到基本生活适应维度下。并相应发展评价指标（见图1），设计出的问卷由个人基本情况、基本生活层面的适应状况、经济生产层面的适应状况、人际交往层面的适应情况、文化层面的适应情况和总体适应状况六个部分组成。

调查主要在“5?12”汶川地震灾后移民集中的北川等四地进行，实际调查中因调查地点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多段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两种方案抽取样本，实际发放问卷765份，回收有效问卷62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超过81%；回收的有效样本中，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婚姻家庭结构等相对比较合理（见表1、表2），其分布状况与调查区域的移民总体状况较为接近，对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也显示数据具备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较强的结构效度。

（二）评价方法与步骤

根据经验操作和发展的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结构维度与指标主要是基于收集相应的数据考虑，并不一定能与实证分析完全吻合，这就需要针对具体收集的数据，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调整。基于此，文章应用因子分析法对前述操作化出的能够反映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14个因变量进行主成份分析，结果见表3～5。

由表3～5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4个公因子分别对各变量的影响程度，据此可以写出4个公因子的方程表达式（式1～4）：

F1=0.294×工作满意度-0.207×工作适应度+0.299×收入满意度+0.264×收入提高信心+0.750×居民交往度+0.848×向亲戚求助意愿+0.854×向邻居朋友求助意愿+0.725×邻里关系满意度-0.113×原居住地怀念度-0.073×原居住地熟人怀念度+0.272×风俗习惯适应度-0.033×社区环境满意度+0.213×生活满意度+0.059×生计发展技能掌握度（1）

F2=0.488×工作满意度+0.728×工作适应度+0.648×收入满意度+0.467×收入提高信心+0.110×居民交往度+0.033×向亲戚求助意愿+0.104×向邻居朋友求助意愿+0.233×邻里关系满意度-0.099×原居住地怀念度+0.081×原居住地熟人怀念度+0.519×风俗习惯适应度+0.123×社区环境满意度+0.178×生活满意度+0.675×生计发展技能掌握度（2）

信心+0.041×居民交往度-0.060×向亲戚求助意愿-0.054×向邻居朋友求助意愿-0.139×邻里关系满意度+0.868×原居住地怀念度+0.849×原居住地熟人怀念度-0.124×风俗习惯适应度+0.017×社区环境满意度+0.011×生活满意度-0.152×生计发展技能掌握度（3）

F4=0.242×工作满意度+0.112×工作适应度-0.119×收入满意度+0.134×收入提高信心+0.258×居民交往度-0.036×向亲戚求助意愿-0.058×向邻居朋友求助意愿+0.213×邻里关系满意度+0.108×原居住地怀念度-0.113×原居住地熟人怀念度+0.348×风俗习惯适应度+0.761×社区环境满意度+0.751×生活满意度+0.145×生计发展技能掌握度（4）

最后，根据客观数据所支持的因子分析结果，按照各公因子支配下的指标属性，论文具体将F1因子命名为“生计发展适应”因子，将F2命名为“基本生活适应”因子，将F3命名为“心理适应”因子，将F4命名为“人际交往”适应因子，并由此最终得出与理论分析稍有不同的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实证评价体系（见图2）。

（三）结果分析

综合对生计发展适应、基本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人际交往适应状况表现及其相关调适行为的描述和评价，结合分别反映四个社会适应层面公因子F1、F2、F3、F4的加总和赋值结果比较（见表6），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从频数分布状况可直观发现，四个层面的社会适应状况中，生计发展适应和基本生活适应下不存在“很不适应”者，“不太适应”者比例也分别不足5%和2%，生计发展适应状况较好者均表现为“很适应”，基本生活适应下大部分为“比较适应”者；人际交往适应下仍然存在一定比例（12.5%）的“不太适应”及“很不适应”的人，心理适应下调查对象则多集中在“不太适应”和“很不适应”。

从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分析认为，四个层面的社会适应水平存在明显分化。生计发展适应状况相对最好，其均值为1.98，介于“很适应”和“比较适应”水平，但样本数据相对较为离散；其次分别为基本生活适应和人际交往适应，二者均值分别为2.34和2.44，介于“比较适应”和“适应一般”水平，其中基本生活适应样本数据相对更为集中；在思乡情绪层面的心理适应状况相对最差，均值为3.96，可近似认为处于“不太适应”水平。

结合公因子所支配的具体评价指标分析，研究认为，由于此次调查对象均为政府统一迁移安置且进行整体搬迁，在迁移规划和迁居地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较为充分的背景下，移民在住房满意度和工作适应度等自评指标上偏向“很适应”，导致生计发展适应评价水平相对较高；加之移民整体没有跨越文化圈，总体上不会面对陌生的区域文化环境，他们的风俗习惯适应良好，同时虽然受到摇号分房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但“整体搬迁”使得居民日常人际交往关系并没有支离破碎，因此他们在相关指标层面倾向于“比较适应”，基本生活适应和人际交往适应相对良好；在反映思想情绪的两个指标上，移民总体倾向于“比较怀念”，这也直接导致心理适应因子赋值相对较低。

三、结语

本研究前期操作化的社会适应维度与实证体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是基于经验预设与客观数据分析的差异所致。笔者认为，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开展移民社会适应实证研究的基础，虽然相关经验预设并不一定与具体的实证资料分析结果相同，但在经验阐释基础上的理论框架设定却能够为其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合理的范围设定和明晰的思路参照，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规范步骤，实证研究也正是需要基于合理和充分的经验预设基础上才能有效开展。

第4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 乳腺癌；生活质量；社会支持

乳腺癌是一种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乳腺癌患者有可能由于手术的缺如， 而影响其形体美、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所以， 乳腺癌患者不仅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还要承受身体缺陷的心理压力， 使乳腺癌患者处于非常痛苦中。乳腺癌患者和家庭存在许多生活、心理等健康问题， 影响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利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生活质量调查表， 通过对92例乳腺癌患者及72例健康对照者进行问卷调查， 然后进行比较， 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研究组为2011年1月～2012年12月本院放疗科乳腺癌患者92例， 均为女性， 经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癌， 患者自愿参加本次问卷调查并知情， 无定向力、理解力以及记忆力等认知障碍问题， 年龄（27.23±7.55）岁， 受教育程度：受初中小学教育者50例， 受中等职业教育者22例， 受高等教育者20例。对照组为本地区选取的与研究组各方面相匹配的健康患者， 共72例， 年龄（30.35±6.83）岁， 受教育程度：受初中小学教育者44例， 受中等职业教育者16例， 受高等教育者12例。

1. 2 方法 由参与课题研究的护理人员发放调查表格， 包括社会支持量表和生活质量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时向被调查者详细讲解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并负责全部收回。生活质量调查表采用（EORTC QLQ-C30）[1]， 即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的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核心问卷。社会支持量表采用国内通用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2]。

1. 3 统计学方法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测评， 建立数据库， 进行资料整理分析，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6.0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采用t检验， 以P

2 结果

2. 1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结果比较（见表1）

研究组生活质量中角色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得分较对照组明显偏高， 研究组整体健康状况得分较对照组明显偏低， 表明乳腺癌患者功能状态偏低且整体健康状况较差。

2. 2 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

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中的整体健康状况等6个项目与社会支持的多个维度呈正相关， 表明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关系密切， 乳腺癌患者获得社会支持越多， 生活质量就越高。

3 讨论

3. 1 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 乳腺癌造成身心的痛苦致使患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产生恐惧、焦虑和抑郁，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罗晓梅[3]的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健康和功能状况评价最低。李桂琴等[4]的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较差。本研究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中角色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得分较对照组明显偏高， 乳腺癌患者整体健康状况得分较对照组明显偏低， 表明乳腺癌患者功能状态偏低且整体健康状况较差， 与文献报道一致。

3. 2 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 或个体和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我国更多的人把社会支持理解为来自社会各方面， 包括同事、家庭、朋友、亲属、工会等个人或组织所给予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4，5]。社会支持水平高者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 而社会支持水平低下可导致个体产生不良的心理反应。社会支持系统对人在生病等应激状态下有较大的影响， 两者关系密切。社会支持对应激情况下的个体既可以提供保护作用， 也可以起缓冲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在乳腺癌患者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如能够增强乳腺癌患者的适应、能减轻疾病的痛苦， 能提高患者的免疫能力等， 并影响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时间， 乳腺癌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比正常人高。

3. 3 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 近年来社会支持受到国内、国外心身医学领域的高度关注。社会支持是影响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乳腺癌患者的身心健康， 反之恶劣社会关系则损害健康。生活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乳腺癌患者自己的判断， 是患者的个体主观感受， 患者自我感知的社会支持越高， 其主观体验就越好， 患者的生活质量就越好。本研究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中的整体健康状况等6个项目与社会支持的多个维度呈正相关， 表明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关系密切， 乳腺癌患者获得社会支持越多， 生活质量就越高。

3. 4 护士应该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的作用，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社会支持给乳腺癌患者提供外部支持， 是一种可利用的外部资源， 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护士本身就是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营造和谐融洽的护患关系， 要定时召开护患座谈会， 征求患者的意见和建议， 争取得到患者支持， 使科室服务设施和休养条件更适合患者的需求。讲究与患者交流方法， 化解护患矛盾。要客观评估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 帮助患者充分有效的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鼓励患者广泛的接触社会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支持以及帮助， 使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到提高。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 可以通过捐款， 甚至发动社会慈善机构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 使患者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关怀。倡导政府建立有效完善的医疗保险政策， 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乳腺癌患者提供医疗保障， 提高患者的整体社会支持， 改善生活质量。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优质的、全面的、整体的护理。医务工作者应采取有效护理措施， 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以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Sigurdardottir V， Bolund C， Brandberg Y， et al.The impact of generalized malignant melanoma on quality of life evaluated by the EORTC questionnaire technique.Qual Life Res， 1993，2（3）：193-203.

[2]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 4（2）：98-100.

[3] 罗晓梅，张映芬，陈尔.乳腺癌术后患者家庭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当代护士（专科版）， 2010（12）：63-64.

第5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第6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第7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风险认知；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C915；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068―06

收稿日期：2013-05-11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风险认知视角"（122400450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金平（1962--），男，河南长葛人，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教授，心理学博士。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居民的风险认知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刘金平等人探讨了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的水平和结构；①崔澜骞、姚本先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②但是，对农村居民风险认知等问题的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研究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对客观存在的风险的感受和认知，在主观上对风险产生的认识、做出的判断和评价，是个体对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它是衡量公众心理恐慌的一个重要指标。③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能够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帮助。社会支持反映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环境因素，又包括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它给个体提供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针对外在的环境要求，以及在其受到相关的情绪困扰时所产生的认知反应，进而所采取的具有特异性、稳定性特点的行为模式。应对方式与个体的人格特征有关，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不同。同时，应对方式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来说，应对方式是伴随着个体的成长而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压力的应对模式。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个人生活的综合认知和判断，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总体的概括性认识和评判，是个体各方面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一种主观合意程度，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观指标。

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①关于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Rui Zheng等认为，公众的社会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②因为，风险认知水平过高会引发个体产业焦虑、恐慌等情绪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则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关于社会支持与风险认知的关系，Rui Zheng等的研究指出，政府支持与社会风险认知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因为，影响风险认知的因素有个体期望水平、风险沟通、知识结构、个体差异等，得到社会支持多的个体在遇到风险事件时，能够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帮助而不会感到孤独无助，不会过度担忧；相反，社会支持不足的个体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会有过度担忧，会产生较强的恐惧感，总觉得风险不可控制。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1：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从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概念来看，风险事件是个体面对的应激源之一。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个体会产生风险认知而采取各种行为方式去应对风险，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进而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2：应对方式能够调节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为了方便取样，同时，又因为中原地区的农村居民在风险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具有普遍性，故笔者选取中原地区的河南省鄢陵县、光山县和汝州市三地的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获得有效问卷603份，有效率为75.38%。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314人，女性289人；已婚者564人，未婚者39人；有工作者230，无工作者373人。

2.2研究工具

农村居民风险认知问卷，是对刘金平等编制的城市居民风险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修订而成的。⑧该问卷由风险的可能性、风险的可控性和风险的忧虑性3个因素构成，共15个项目。经验证，该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好，其信度和效度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其内容结构良好，可以在农村居民中使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是对Zimet制作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修订而成的，可用来测量个体领悟到的来自社会的各种支持，包括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包括3个因子。其中，第1、4、7、10项是家庭支持；第2、5、8、11项是朋友支持；第3、6、9、12项是其他方面的支持。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是由姜乾金根据中国人的特点在借鉴国外应对方式量表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该问卷由20个项目组成，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该问卷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此类方式应对压力事件。消极应对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被动、消极的方式应对问题；积极应对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应对问题。⑤

生活满意度量表，是采用Diener&Emmons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该量表由5个项目组成，要求被试对自己的一般生活满意度作出主观评价。SWLS是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多项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其信度系数为0.86，在国内的应用情况良好。该量表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方法，将“完全不符合”记作1分，然后按顺序逐步发展到“完全符合”并将其记作7分。得到的分数越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2.3研究程序和统计方法

本文所有调查数据都是通过个别施测的方式获得的。本研究采用SPSSl9.O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以探讨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探讨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3研究结果

3.1 社会支持、风险认知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笔者采用Pearson积差分析法对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生活满意度间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笔者采用Pearson积差分析法对生活满意度与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

3.2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检验

Baron&Kenny认为，对变量中介作用的检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显著；（3）当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因变量回归方程时，中介变量的效应显著，而自变量的效应消失（完全中介作用）或者减弱（部分中介作用）。

笔者采用Baron&Kenny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状况、收入水平）之后，分别做生活满意度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风险认知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以及生活满意度对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第一步，检验了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表3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58（p

3.3应对方式调节作用检验

对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即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时，用带乘积项的回归模型作分层回归分析：（1）做因变量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到测定系数Ri；（2）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分析，得到测定系数R；。若瞒显著高于R；，则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显著；若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则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显著。

3.3.1对积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首先，本研究构建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然后，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1.134（p

为了进一步检验积极应对方式对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以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调节变量的积极应对方式进行分组，并分别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在高积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显著（B=0.339，p

3.3.2对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首先，构建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然后，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风险认知、消极应对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510（p

为了进一步检验消极应对方式对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在高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显著（B=-0.458，p

4分析与讨论

笔者对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因素，如生活事件、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化关系等；另一类是主观因素，如个体的认知能力、价值观、自尊等。本研究的数据显示，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笔者认为，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能够获得较多的物质帮助，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同时，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他们在遇到坎坷或面对不幸时可以得到各方面的精神援助，从而减轻他们的精神痛苦。因此，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风险认知影响生活满意度。由于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能够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社会网络的较多的帮助与支持，他们在面对风险时所产生的忧虑会比社会支持度低的个体少，因此，社会支持与风险认知呈负相关。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只是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风险认知之外，社会支持有可能通过影响其他变量来影响生活满意度，这是值得今后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为了检验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①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乘积项在回归方程中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证明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了调节作用。再作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减弱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消极应对方式增强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从生活满意度的适应理论和应对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调节应对方式以应对良性或恶性事件，因此，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在面对客观风险事件时，人们会通过对客观风险事件的感受和认知，在主观上对风险产生认识并做出判断和评价，这种对风险的认知从而会引起个体的情绪体验，进而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Rui Zheng等的研究为此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人们的社会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问呈显著的负相关。②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应激源时的认知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个体的内部自我结构紧密相连，同时，它也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如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在中原地区的农村居民面对风险事件而产生风险认知之后，如果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就会减弱由风险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如果他们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增强由风险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而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由此可知，积极应对方式缓冲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消极应对方式增强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第8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医学硕士研究生 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它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或某些重要生活领域的满意程度的评价和情感体验。社会支持是个体从他人或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而产生的情感支持与满意程度。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子，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幸福感水平越高，反之亦然。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中学生的研究，但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幸福感研究却相对较少。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不断扩招，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主观幸福感状况值得关注。有研究表明：硕士生所承受的压力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学习。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高校医学研究生的调查来探讨其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从而为制定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广州医学院抽取300名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2份，其回收有效率为97.33%。其中男性143人，女性149人；年龄25.23±2.3岁。

2.研究工具

（1）总体幸福感量表（GWB）

总体幸福感量表是美国国立卫生院中心制定的一种测量工具，用来评价受试者对幸福的陈述。经国内段建华修订后并运用于中国大学生。该量表共33个项目，每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0.7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0.91，女性为0.95，重测一致性为0.8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内容分成6个维度：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全国常模得分男性为75分，女性为71分，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烈。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第9篇：关于社会调研的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高职生；心理危机；社交焦虑

作者简介：吉梅（1958-），女，江苏盐城人，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王福生（1986-），男，福建泉州人，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2010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网络时代高职学生角色心理调适研究”（编号：GYE9-E-6；主持人：吉梅）；江苏省常州市2010年度常州科教城（高职教育园区）院校科研基金项目课题“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学生的角色心理实证研究”（编号：K2010348；主持人：吉梅）；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师权威结构转型的社会学研究”（编号：C-b/2009/1/001；主持人：李艳）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9-0088-03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高职生的心理问题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高职生表现出的众多心理问题中，心理危机比较突出。近十年来，分别针对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但专门针对高职生的研究报告却十分有限。关于高职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及应对方式的研究更是有限。因此，我们确立本课题，拟从高职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及应对方式出发，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一、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的概念界定

（一）心理危机概念界定

关于心理危机的概念，国内多数研究者沿用CaPlan（1964）的定义：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事件，个体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通常解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心理危机会导致当事人陷于痛苦、不安状态，常伴有绝望、麻木不仁、焦虑以及植物神经症状和行为障碍。

（二）社交焦虑概念界定

社交焦虑的提出可以回溯到1846年Casper报道的赤面恐怖。法国精神病学家Janet（1903）第一个对社交焦虑进行描述。20世纪80年代后，心理学家日益关注社交焦虑的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社交焦虑可以定义为人们在社会中与人交往时由于自己在社会角色与社会行为上无法满足预定的期待目标时所产生的焦虑。可以简单解释为：对某一种或多种人际处境有强烈的忧虑、紧张不安或恐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

二、高职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的现状及关系

（一）高职生心理危机现状

自杀是自我关系紧张的极端化，是高职生心理危机的直接反应。中国社会调查所曾对一千多名高职生开展“高职生心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4的被访者曾经有过自杀念头[1]。

常州某高职院2010级新生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UPI）测验，实测3406人，有效问卷3395份（有效率99.68%）。其中第一类为严重心理危机问题倾向者267 人（占总人数7.86%），第二类有心理危机问题倾向者749人（占总人数22.06%）；有过自杀念头者32人（占总人数0.94%）。

随后，该院对其他年级学生进行的一次全院性心理危机排查显示：除2010级新生外共发现101位有心理危机问题倾向的学生，其中37人有人际关系问题，26人遇到了家人去世、父母离异、违纪受处分等突发事件，10人因性格内向、过于自卑而回避社交，还有一部分学生存在其他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有1人脾气暴躁，不能自控，人际交往方面的技巧缺乏，有暴力现象（砸门、窗、玻璃等），后送医院治疗。另外，有2人因心理问题吃过药，其中1人被诊断为紧张型精神分裂症。

国内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也关注了高职生的心理危机问题。其中浙江台州地区某高职院校3145名2009 级新生UPI 测查结果显示：有严重心理危机问题倾向的I 类学生436 人，占参加测试新生总数的13.9%。南宁某高职院校3545 名2008 级学生UPI 测查结果显示：有严重心理危机问题倾向的I 类学生占总人数的15.4%。陕西某高职院校460 名2008 级学生SCL90 测验的结果表明：20.7%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均分大于2 分）[2]。

纵观近几年全国各地高职生心理危机调查结果，不难看出我国高职生心理危机问题非常突出。

（二）高职生社交焦虑现状

通过查阅文献，我们了解到，目前国外对社交焦虑的流行病学研究比较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障碍的终生患病率都达到10%以上。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焦虑或恐怖起病于青春期，25岁以后才起病的情况较少见[3]。

近几年我国研究者发现，我国高职生社交焦虑问题比较普遍。研究发现：45.3%的高职新生存在交往焦虑的倾向[4]。于茜和焦永纪通过交往焦虑量表（IAS）调查得出的我国大学生社交焦虑程度（均值M=41.45，标准差SD=9.096）[5]与朱孔香等人运用IAS调查得出的大学新生社交焦虑程度（均值为40.80，标准差SD=8.39）[6]比较接近，并且显著高于IAS的美国大学生常模（均值M=38.9，标准差SD=9.7）。

（三）高职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的关系

为了研究高职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的关系，前文所述常州某高职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UPI）测验检测出Ⅰ类和Ⅱ类有心理危机倾向的学生进行了《90项症状清单》（SCL-90）和《交往焦虑量表》（IAS）测试[7]。

《90项症状清单》（SCL-90）作为一种适用面广、包括精神症状项目多的自评量表，在临床上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评定工具。该量表得分即为90个项目的得分总和。以总分160分（采用1-5分的5级评分标准）为临床界限，超过160分说明测试人可能存在着某种心理障碍。其中，任一因子得分超过2分为阳性，任一种心理问题的阳性因子个数大于2，则说明被测者存在该种心理问题。

《交往焦虑量表》（IAS）主要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总分范围为15～75分，焦虑程度与总分呈正比，大学生平均分为38.9，标准差为9.7。含有15条自陈条目，所有条目与其它条目的总数相关系数至少为0.45，八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0。IAS与其他测量社交焦虑及羞怯量表高度相关（R>0.60）。国内学者对该量表进行信效度研究，Cronbach α系数为0.81，稳定性、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良好，符合测量学的要求，能够较好地测量社交焦虑的主观感受。

该测试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46份，有效问卷730份，问卷有效率91.25%。其中男生385人，女生344人，年龄均在19～21岁之间。调查结果显示：SCL-90测验中，有160人总分超过160分或者某种心理问题阳性因子数大于2，占总人数的21.92%；经过调查与访谈发现，这些学生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IAS测验中，有311人得分超过常模水平（38.9分），占总人数的42.60%；得分高于常模水平一个标准差（48.6分）以上的有47人，占总人数的6.44%；其中，得分超过60分（可认为患有社会交际焦虑症）的有5人。可见，存在心理危机问题的高职生中，社交焦虑十分普遍。

另外，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IAS得分和SCL-90各因子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如表1所示，分析IAS得分与SCL-90各因子得分的相关程度，发现SCL-90总症状、人际敏感因子、焦虑因子均与IAS得分有非常显著的相关（rR =0.246，0.312，0.292；p

三、社交焦虑高职生的心理危机应对方式

针对社交焦虑高职生的心理危机应对方式，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多年的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我们总结出如下模式：通过心理测试和心理危机排查建立危机预警，运用个案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改善社交焦虑、缓解心理危机。

心理测试主要指新生入学时的心理健康状况普测，一般运用《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UPI）和《90项症状清单》（SCL-90）两个量表。

心理危机排查主要由系部心理辅导员、班主任及班级心理委员分层次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摸排，主要针对以下12类学生：遭遇突发事件，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受到社会或自然以外刺激者；学习压力过大、学习困难者；个人感情受挫者；人际关系失调者；性格过于内向、孤僻、社会交往很少，缺乏社会支持者；严重环境适应不良导致心理与行为异常者；家庭贫困、经济负担重、自卑感强烈者；身体出现严重疾病者， 个人很痛苦，治疗周期长；患有严重心理疾病者，如抑郁症、恐怖症、癔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控制病情以及曾患有心理疾病休学、病情好转又复学者；身边同学出现个体危机状况者；转系、休学、降级或近期遭受处分者。

前文所述常州某高职院从IAS测验中得分超过常模水平（38.9分）的311人里随机选取40名学生进行6次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然后运用SCL-90和IAS对预学生进行后测。这40名学生中男生13人，女生27人，在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2名被试（女）因故退出。后测时出现1份无效问卷。故最后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时只有37人，其中男生13人，女生24人。

采用SPSS16.0对前后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见表2），SCL-90量表前后测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t=5.032，p

本研究通过心理测试、心理危机排查和心理问卷调查等形式探究高职生心理危机和社交焦虑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出结论：存在心理危机问题的高职生中，社交焦虑十分普遍，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们建议，通过心理测试和心理危机排查建立心理危机预警，运用个案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改善社交焦虑，缓解心理危机。当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如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定量描述高职生心理危机的方式，社交焦虑和心理危机之间是怎么样相关的、有没有因果关系，改善社交焦虑和缓解心理危机之间还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等，这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孙静.高职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探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8（11）：195.

[2]马燕丽.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的策略[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29（2）：71-72.

[3]郭晓薇.大学生社交焦虑成因的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0（1）：55-58.

[4]金艳，等.高职新生交往焦虑的调查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13（3）：235-237.

[5]于茜，焦永纪.大学生社交焦虑现状调查[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2）：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