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的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一、民生：中国经济学的永恒主题

“民生”，总是一个久远而沉重的话题。“民生”，就是国民生计，民生问题涉及国民生存、发展和保障状况，以及制约和影响国民生存、发展和保障的各种因素和问题。国民生存状况是最低层次的民生含义，即一定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基本生存条件和状况，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和受教育条件。如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公共卫生、基础性住房保障，等等。国民发展状况和条件是中等层次的民生含义，包括促进充分就业，基本的职业培训、较高层次的国民教育，等等。以促进社会成员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为国民提供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最高层次的民生含义，如免费高等教育、住房公积金普及、全社会统筹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古往今来，国民生计的优劣好坏是体现一个社会进步与落后的标志，也是特定社会的政府或政党进步与落后的试金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当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竭尽全力追求国民福利和社会福祉。

中国经济学以民生为主题，以解决民生问题为要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二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先贤就表达了民生思想。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批评统治者的苛政对民生的危害甚于猛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告诫君主以老百姓利益为重。关注民生一直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历史上有的政治家将民比作“水”，将君比作“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关注民生，必然被人们所抛弃。现代社会以来，孙中山提出了旧民主主义的民生观。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通过“平均地权”来实现，即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解决国民经济生活，消除贫富悬殊和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现象；二是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平均地权“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其现在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进一步提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中“扶助农工”就是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孙中山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还认为“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当代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民生观。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就是解决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就是将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拯救出来，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还写下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旨在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邓小平小康社会的民生观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设计了中国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带领人民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得到实惠。邓小平说：“我们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式的小康社会。“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中国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一目标已经得到实现，并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的民生观。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本质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关注民生，执政为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以科学发展带动社会发展，是解决民生的根本途径。如协调东西部地区、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村和城市的和谐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均以民生问题为落脚点。2009年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中指出：“民生是国家之本”。

中国经济学以民生为主题，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服务，体现劳动阶级利益的民生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劳动者的劳动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揭示剩余价值来自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说明资本积累和相对人口过剩的后果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的利益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并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改革成效的标准，体现了最大民生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总之，民生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民生是中国经济学的永恒主题。

二、客观分析当前中国的民生问题

改善民生首先要客观面对民生问题。新中国建立即将6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历程，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国经济学目前还要提“改善民生”，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所提出来的，针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提出来的。民生问题应当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实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1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总财富大量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提高，贫困阶层的人数在减少，中间阶层在逐步扩大，但大量财富向极少数最富裕阶层积聚的态势也非常明显。近年来我国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1-0.45之间。财产差距更大，人均财产的基尼系数估算达0.6以上。财富结构为中间层次人口过少，处于收入底层人口过多，财富快速向极少数富裕上层人口集中。在不同行业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过大的收入差别和财富差别。严重影响了民生，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　弱势群体问题。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群体的分化逐渐显现。目前全国仍有200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以中西部农村人口为主，他们的生活质量非常低下。还有低保群体、雇佣劳动者群体、农民工群体、社会收容人员群体、失业人员群体等。这些人群收入不稳定，生活无保证，养老无着落，就医无条件，他们是社会弱势群体，需要社会关心和扶持。

3　就业问题。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多，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激增，农民工是最大的流动失业人口。2009年仅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就达600万人，加上上年积累下来的不少于100万。还有上亿进城农民工，他们中只要几成处于流动性失业，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目前我国失业人口统计数据中未包括农民工的流动失业人口。在我国失业人口中，除了登记失业人员外，还有许多未登记的隐性失业也较突出。由于2008年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波及我国经济，经济衰退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

4　医疗问题。新中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的健康水平极大提高，但医疗卫生制度仍不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备，国民健康水平不高。医疗卫生的变相市场化，药品市场失控，城乡医疗卫生供给不平衡，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未根本解决。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未真正遏止。近年发生在哈尔滨和深圳的天价医疗费案件，药监局郑筱萸案件等给社会提供了警示。医疗问题影响民生：一是看病贵。80年代初，看门诊一、二元，住院几十元可以解决；现在门诊费用一般要上百元，住院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看病费增长大大高于收入增长速度。还有诱导消费、大处方、大检查，高价药。二是看病难。目前我国193.8万医生，数量富足。但问题是，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低，80％应在基层医院就医的病例高就医，三级医院门庭若市，一级医院、基层医院病源不足；“红包”现象也禁而不止。三是轻预防。我国目前结核病、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职业病等数据居世界前列，这些本可预防的，但由于医疗保障不健全、预防意识差，使得患病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农村医疗保健网络和保证体系缺失，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

5　“三农”问题。当前我国还处在二元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困扰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公共财政向城市倾斜。突出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二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难以满足需要，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例如，目前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06％，一半以上的耕地靠天吃饭，过去几十年已建成的8.5万座水库中，得不到有效维护，病险水库占三成以上；由于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农业灌溉用水损失也很严重，并带来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三是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问题突出。四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未真正建立，尤其是养老和医疗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最关键的还是农业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农业收益低，制约了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社会水平的提高。

6　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我国特殊的利益群体，由于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原因带来的身份差异，使得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享受城市职工同样的社会保障。他们成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例如，农民工的劳动保护不到位、工作环境差、作业安全隐患多使得近年来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仅从上海市400多万农民工来看，他们大多从事“苦、脏、累、重、险”的一线工种，2006年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380起，死亡397人，其中死亡的农民工317人，占79.8％；2007年1－9月，发生安全事故259起，死亡269人，其中农民工死亡216人，占80％。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到位，医疗和住房条件差，子女受教育条件差。还有因农民工流动性强和工会组织缺失，使之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7　教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教育快速发展，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水平低，尤其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质量低，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教育乱收费成为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城乡和地区差别造成的教育供给差别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这些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中国经济学应为改善民生建言献策

中国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就是民生经济学。解决我国当前民生问题，须大力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此，中国经济学应为改善民生建言献策。

1　发展国民教育，保证“学有所教”。人民的富裕安康，首先要保证“学有所教”。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正如前文所言，教育供给不能满足需要，教育供给的非公平依然突出。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素质，实施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同时鼓励私人投资办学，加大财政投入，规范教育收费，创造公平教育的机会和环境。教育投资以中央财政为主，对农村和中西部教育尤其要加大投入。

2　改革医疗制度，保证“病有所医”。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水平是富裕安康的重要内容。“病有所医”、国民健康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此，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保持医疗卫生与疾病预防的社会公益事业性质，使广大群众享有公共医疗服务；同时鼓励私立医院和股份制医院的发展，满足少数富人的特殊医疗服务。同时，要规范药品市场，调节药品价格。当前尤其要建立农村医疗保健网和建立医疗保障体系。要尽快推广农村新兴医疗合作制度，以中央财政补贴、地方财政配套补助、农民适当出资形成新型医疗合作基金，对农民提供医疗、体检、预防等卫生保健。

3　改善宏观环境，保证“充分就业”。面对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成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的制度。重点要实施困难群体就业援助，作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鼓励各类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同时要协调劳资关系，完善农民工政策。保证充分就业关键是改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良性协调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开拓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从而达到充分就业。

4　调节收入分配，保证“劳有所得”。要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关系，真正体现“劳有所得”。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致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当前，在微观领域讲效率的同时也要讲公平，“劳有所得”就是最大的公平。宏观领域讲公平，也要效率，即宏观效率，社会效益。为此，在调节收入分配上要科学合理推行“抽肥补瘦”的收入调节政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5　健全保障体系，完善城乡保障体系。要切实提高城市的医疗、就业、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当前尤为紧迫的是保证农民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城市要重点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农村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国家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与个人相应承担，要切实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我国城乡。

6　调控房地产市场，保证“住有所居”。住房制度改革要使人民群众真正得益。城市要重点解决普通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住房供给要“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要积极化解城市建设中的拆迁矛盾，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严厉打击操控房产市场的“黑手”。

第2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英文摘要】ResearchintothescientificmethodofMarxisteconomicsisofsignificanceinscientificallyprobingintotheproblems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eapplicationofMarxistoverallmethodologyrequiresapproachingeconomicglobalizationfromcertainaspects.Itshouldalsobeincorporatedinthenewstud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Tendencytowardsbeingnon-socisl,non-institutional,andnon-historicalineconomicglobalizationstudyinoneofthemainrootsofobstacles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rxisteconomics.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总体方法论

【正文】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严密地构思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构问题上重大突破的内在势能，就是《导言》所创立的总体方法论。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笔者就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

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

第3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20世纪90年代，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发展旅游产业被看作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策略。旅游产业是综合性强大的新兴产业。对于旅游产业的测度，国际上用“Touristization”来描述，中文译为旅游化。2006年，朱?f等首次在研究城市旅游时将旅游化作为测度指标来描述旅游发展程度[1]。随着认识的深入，学术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旅游产业的具体领域进行了相关探索，其中包括对旅游产业复杂过程的测度。张广海等探讨了旅游产业的概念，并运用耦合度法进行了分析预测研究[2-3]；钱磊等借助6大统计指标对我国的旅游产业差异程度进行了评估[4]；王新越等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测度了山东省17地市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5]。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下的一种新兴的产业集群，2017年“全域旅游”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旅游产业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探究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揭示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的作用模式，对于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资料的创造、生产、转移、传播以及消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旅游活动依存的重要基础，为旅游产业的兴盛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6]。而随着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旅游产业的体系结构、表现方式等也会产生深刻变化。

（一）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以往的研究中，旅游产业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劳动驱动型产业[7]，亦或是资本驱动型产业[8]，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是建立在资源消耗与发掘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快增长，高消费”，体现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发展模式。随着旅游产业发展规模的增大，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成为制约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旅游产业的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旅游业生产能力的物化，促使旅游产品向高级化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旅游认识的改变，促使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以消费者为导向，对富有资源的开发代替对稀缺资源的无限制开发。

（二）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一般意义上，产业结构的两个变迁维度是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9]。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对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表现为：一方面，区域既定国民收入结构的相关调整、区域供给能力或者物价水平的变化会对旅游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旅游产业营业收入增量的发展也会改变旅游产业自身的构成比例。

（三）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旅游产品功能的优化

旅游产品的价值通过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得以实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旅游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个性化的需求愈发重要，以“食、住、行、游、购、娱”为代表的传统旅游需求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预期。在一定时间段，旅游产品只有通过灵活调整自身的形态以及内容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而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为旅游产品功能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促进旅游产品的个性化与多元化。

（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对旅游认知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需求，旅游支出在家庭以及个人消费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10]。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旅游行业的变革，可以为旅游者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条件以及优质的服务。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旅游者可支配收入提高，为出游提供了经济基础。带薪休假制度的日益完善，为旅游活动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旅游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较高水平的消费活动，而精神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比重的增加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为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促进人们对旅游认知的改变。

二、区域经济与旅游产业的指标选取及其数据处理

（一）区域经济的指标选取

1.经济总量维度。广义上的经济总量一般是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两个方面进行测度。基于数据可得性、全面性等的综合考量，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亿元）4个指标来反映经济总量的发展水平。

2.经济结构维度。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健康程度，合理的经济结构有助于发挥地方优势，促进经济的稳健发展。选取的主要指标为投资消费结构、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从业人员结构4个百分比指标。其中，投资消费结构（%）=各地资本形成总额（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经济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值（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从业人员结构（%）=城镇从业人员数量（万人）/总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3.经济质量维度。经济质量本身涉及社会、公正与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综合反映，对于组织而言，经济质量对组织绩效具有直接的影响，因而成为衡量组织中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选取的主要指标为人均GDP（元）、单位面积产出（亿元/平方千米）2个指标。

（二）旅游产业的指标选取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供给与需求是产业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方面，若二者形成良好的协调互动机制将会有效推动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从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层面进行综合评价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旅游产业水平。

1.旅游供给。旅游供给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区域中愿意而且有能力提供的旅游产品以及服务的数量[11]。选取的指标包括旅游企业接待能力（%）、旅游企?I人均资产固定原值（万元）、旅游劳动投入率（%）。旅游企业专指具有独立经营能力且进行核查计算的经济单位，即旅行社、星级饭店以及旅游景区。其中，旅游企业接待能力（%）= 旅游企业数量/区域总人口，旅游劳动投入率（%）=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区域总就业人口数量。

2.旅游需求。旅游需求是旅游者为满足自身旅游欲望所产生并有能力获取的旅游产品数量。选取的指标包括人均旅游收入、旅游经济增长速度、旅游产业集中度。其中，旅游产业集中度=（区域旅游总收入/区域GDP）/（全国旅游总收入/全国GDP）。

旅游产业是综合了社会文化、经济规律、地域景观以及人口流动等诸多要素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12]。因此，旅游产业测度指标的选择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过程，需要建立在旅游发展的经验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准确预测的基础上。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指标测算的数据选自2006―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其副本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相关数据，权重的确定运用熵值法。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1.为了消除计量单位不同对数据的相关影响，运用Mix-min方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处理，将数据统一为无单位的数据集。运算相关公式如下：

2.在求熵值的过程中要对数值进行对数处理，为避免计算中的无意义，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平移处理：

3.指标的比重变换：

4.计算指标的熵值：

5.指标熵值逆向产业处理：

6.计算指标的权重：

其中，m表示指标的个数，n表示数据统计所涉及的地区个数。

运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与区域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指数，为便于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深层次关系，将指数进行扩大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三、区域经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型构建及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应用最小二乘法（OLS）的原理进行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的相关数量统计分析，从而探究区域经济发展中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显著因素。其数学模型为：

其中，，，…，分别为p个自变量的观测值，Y是因变量的观测值。

为避免在分析过程中受到变量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影响模型的正确性，在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相关系数的检验。通过应用可以描述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统计量来探索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程度以及相关的影响方向。在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时，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首先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见表3）。

由表3可知，最终的显著性检验的结果为0.000，即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与旅游发展指数不服从正态分布，由此选用Spearman和Kendall相关系数来分析其特性，考察二者的相关关系（见表4）。

经测算，区域经济发展指数与旅游发展指数的关系系数分别为0.126和0.181，均大于0，反映了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指数与旅游发展指数的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相关系数检验的基础上，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采用SPSS 20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展开描述（见表5）。

就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经济总量对旅游产业的影响系数呈现微小的负化作用，与日常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而经济结构与经济质量对旅游产业的影响呈现正向作用，符合日常观念。其中经济结构对旅游产业的作用最明显，影响系数达到0.58，成为影响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旅游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而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旅游产业的发展植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区域经济的影响（见图1）。从线性回归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对于旅游产业的影响不在于经济发展的规模，而在于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质量。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区域经济结构与经济质量具有较大的作用力，而经济总量发生作用可能主要是在旅游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四、区域经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地域范围内，经济生产要素组成的发展综合体，反映的是区域在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状况[12]。旅游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之一，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建设作用[13]；同时区域经济作为旅游发展的基体，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结合前文的数据测算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分析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第4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完整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确立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调控等内容，蕴含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结构优化的思想。

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抽象化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经济用途的产品组成;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合理配置。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不仅研究了生产需求即投资需求，也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在社会再生产即社会总需求中不能忽视消费需求。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增长理论，蕴含结构优化的思想。在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积累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且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追加的可变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即经济增长。马克思还论证了，在相同的价值总量下，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者之间分别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要素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能够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在该书中，凯恩斯抛弃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投资和总储蓄等，对其进行了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在政策上，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放任自流的传统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凯恩斯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在内容上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在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上，凯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观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创立了收入、储蓄和投资的简单模型。他认为收入=产出的价格=消费+投资，而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这一模型的理论寓意在于为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提供了一种公式分析。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 国民收入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 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能得到实物保证。显然，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凯恩斯的总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逻辑起点的分野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即发生经济危机进行强制平衡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有效需求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分析和分配理论，始终没有构建好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出现了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对立与割裂。这也成为国外反对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强力武器。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趁机进行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的逆转，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构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动态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本身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描述。简单再生产只能维持总量不变的社会总产品生产，扩大再生产则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通过对c、v和m的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也可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更多的强调横截面的静态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

在内容构造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更为系统完整。以宏观平衡为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实物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结构平衡。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宏观平衡理论，只是在价格形式上分析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实物的平衡。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总供给是否等于总需求，不仅取决于等号两端用货币计算的价格总额是否相等，还取决于等号两端的商品在实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对方需要。如果在实物形式上不符合，单纯的价值平衡也难以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的宏观平衡理论也缺乏结构平衡分析。如果投资结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违背合理化发展，即使投资在总量上等于储蓄，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真正平衡。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对于当前我国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宏观经济运行要注重消费需求管理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既研究了生产需求也研究了消费需求，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商品(抑或劳务)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关系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实践证明，如果不根据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最终影响生产的发展。通过消费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努力方向，且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文化消费的质量、品味和层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消费需求领域，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投资需求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出口需求领域，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二)宏观经济平衡要重视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就必须重视供给侧管理。从实践来看，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衡量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作为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物质保障，反映出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第5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因此低碳经济的内涵也不断延伸，无法形成准确的定义。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低碳经济是相对于以高碳排放化石能源为基础的高碳经济而言的。因此低碳经济实现的重点在于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通过碳捕获、碳储存等技术以及转变能源利用方式等减少单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二是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寻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本文认为，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利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根据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理解，低碳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分析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7%，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在发达国家，90%以上的CO2排放量是由能源部门造成的，其中，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CO2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75%。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能源的重要支撑作用，根据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据权威部门估计，在未来10年，即使我国经济保持低速增长(经济增速在5.3%左右)，2020年对能源的消费需求也将达到45.32亿t，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急增。能源结构指能源总生产量或总消费量中各类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能源市场消费模式直接影响着能源结构，而终端能源是能源市场的直接消费形式，因此本文主要从终端角度分析能源结构对低碳经济的作用。一方面，煤炭的利用效率仅为27%，远低于石油(50%)、天然气(57%)的利用效率，但石油、天然气所占比例过低;另一方面，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强度不同，煤炭的碳排放量最大，石油、天然气次之，核电、水电等为零碳清洁能源。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仅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经济效益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能源结构抑制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能源和环境资源投入的增加，在其他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必然带来碳排放的增长。目前，国内外主要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受时空因素的影响，各位学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均证实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碳排放量的变化。由于各产业的产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各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不同，直接导致碳排放不同，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碳排放排放量最大，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少。我国的直接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包括冶金、建材、化工、电力等原材料部门。根据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量增长速度先上升后减缓，而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则呈倒U型曲线。人口的规模对碳排放有着明显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认为，二者是同比例增长的，即人口增长1%，就会导致排放量增长1%。另外，已有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等分析发现，人口规模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具有直接依存关系，但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受时间、地区等的影响，二者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

2各因素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理研究

2.1方法选取

为进一步探究各驱动因素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效应，就需要明确各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低碳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关系，从而把握其对低碳经济的作用路径。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因素分解法、灰色理论、构建宏观经济模型等方法解析各因素对低碳经济的贡献，但这些方法的缺陷是无法研究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通径分析是简单相关分析的继续，在多元回归的基础上将相关系数加以分解，通过直接通径、间接通径及总通径系数分别表示某一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通过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作用效果和综合作用效果。本文通过通径分析就各驱动因素对低碳经济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王韶华等(2013年)在文献［18］中对通径分析的方法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不再赘述，直接根据方法进行计算。

2.2数据处理

由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分析可知，能源总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总人口等对碳排放产生主要影响。根据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理解以及我国减排承诺、“十二五规划”等对低碳经济目标的阐述，本文利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强度作为低碳经济的核心目标。选取能源总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总人口、碳强度等因素构建模型。以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以GDP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煤炭消耗(去除发电用煤)占能源总量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耗结构。根据以上对低碳经济驱动因素的分析，设能源总量x1，能源消耗结构x2，产业结构为x3，GDP为x4，总人口为x5，单位GDP碳排放，即碳强度为y。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计算整理后可得到1991—2010年我国能源总量、能源消耗结构、产业结构、GDP(1990年不变价)、总人口以及碳强度等统计数据。

2.3各因素作用效应的通径分析

通径分析是在多元回归的基础上分解相关系数，而因变量数列服从正态分布是多元回归的前提，因此在计算通径系数之前需要对因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能源消耗结构对碳强度的直接效应为－0.219，对碳强度增长起直接抑制作用，但总效应为0.969，起推动作用，原因是其通过产业结构、GDP和总人口的间接推动作用达到了2.758，抵消了能源消耗结构的直接和其通过能源总量的间接抑制作用之和。煤炭的廉价、可得性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GDP对煤炭的依赖度较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我国GDP高速增长，总人口居高不下，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无法短时间内优化升级的情况下，降低煤炭(去除发电用煤)的比例，将使GDP降低幅度大于减排幅度，不利于碳强度的降低。产业结构对碳强度增长起直接抑制作用，作用效应为－0.138，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的扩张，对能源，尤其是对煤炭的需求量较大，通过能源总量和能源消耗结构对碳强度产生了间接推动作用(0.983)，但由于工业对GDP的贡献较大，通过GDP对碳强度起到了间接抑制作用(－0.657)，完全抵消了推动作用，强化了抑制作用，总抑制作用达到了－0.509。因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改造高耗能行业，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在增加GDP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可以有效降低碳强度。GDP对碳强度直接效应为－1.533，对其起直接抑制作用，通过能源总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间接推动作用为2.102，而通过产业结构和总人口的间接抑制作用为－1.341，低于其通过能源总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间接推动作用，总影响上略有降低，为－0.793。可见，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能源投入的增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阻碍了碳强度的降低。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实现更大的经济产出，才能促进碳强度的降低。总人口对碳强度的直接效应为－1.393，起直接抑制作用，而总影响为－0.95，略有降低，原因是其通过产业结构和GDP的间接抑制作用(－1.5)只抵消了部分其通过能源总量(1.728)和能源消耗结构(0.214)的间接推动作用之和(1.942)。可见，在总人口数较大时，应提高GDP，降低能源总量。

3结论

第6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摘 要：选取浙江省1991―2012年的旅游统计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探讨浙江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从而检验浙江省旅游产业与其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浙江省实际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浙江省旅游总收入并不是地区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而地区生产总值是旅游总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浙江省；旅游总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增加，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逐渐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浙江省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提高。根据《2012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浙江省旅游外汇收入仅次于广东、江苏和上海，排名第四，与上年同比增长13.4%，而全国旅游总收入排名浙江省位列第三，产值达到4801.2亿元，较上年增长23.11%。因此研究浙江省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对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浙江省1991～2012年这22年的浙江省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探究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在建模处理过程中，实际旅游总收入用TTR来表示，实际旅游外汇收入用TIR来表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用TGDP来表示，同时，为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三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分别用LTTR、LTIR、LTGDP来表示实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其一阶差分分别为DLTTR、DLTIR、DLTGDP（如下页表1）。

二、浙江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主要运用Eviews软件分别对LTTR、LTIR、LTGDP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2。

在以上（如表2）ADF检验中，LTTR、LTI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说明LTRR、LTIR、LTGDP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均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不平稳，可以通过一阶差分运算使其成为平稳序列。通过一阶差分运算，DLTTR、DLTIR、DLTGDP均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经过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时间序列。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检验，验证浙江省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通过EG两步法以LTGDP作为因变量，以LTRR作为自变量，建立浙江省旅游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回归方程，运用OLS对方程回归所产生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项原序列单位根检验是平稳的，则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第一步，利用Eviews软件求出回归方程：

（75.23762） （38.08296）

R2=0.986397 DW=1.349071

（131.2734） （37.45784）

R2=0.985946 DW=1.269093

根据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浙江省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54%，浙江省旅游外汇收入每增加1%，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63%，显然，从回归数据的分析来看，浙江省旅游外汇收入对浙江省的经济带动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若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应检查残差项是否平稳。用ADF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结果如下：

表3 残差的ADF检验

注：检验形式（C，T，P）中C、T、P分别表示变量ADF检验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通过对残差项进行ADF检验（如表3），并根据模型进行AEG检验，检验结果整理得：

（-3.346592）

由于上述残差序列的DW检验值分别为1.713147，显然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由于这是以残差为基础的协整检验，且回归式中含有残差的滞后项，因此，根据N=2，α=0.10，T=25临界值为-3.22，而残差序列（1）的AEG=-3.346592

3.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与其长期均衡的关系，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首先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长度，这里采用Hendry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从滞后2期开始逐渐排除不显著的滞后期，得到估计最终结果：

（6.143330） （-2.354378）

R2=0.751996 DW=1.218488

（5.705909） （-1.786185）

R2=0.742048 DW=1.802048

由于式（4）、式（5）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方程（4）的DW值为1.218488，经过LM检验可能存在自相关，所以我们取误差修正项的滞后二期，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旅游总收入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影响，此外，由于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以上结果表明，一方面，1991―2012年的旅游总收入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另一方面，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变动受到其自身和旅游总收入变动的影响。其中，滞后1年的经济增长的变动对自身影响较为显著，滞后一年的旅游总收入的变动对经济增长也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滞后期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显然滞后越远，其对被解释变量LTGDPt的影响就越弱。

4.VAR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这表明短期内由于随机因素的干扰，变量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最终会回到均衡状态。通过构建VAR模型，从而分析变量之间以及变量的滞后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

表4 滞后期检验

首先利用AIC准则和SC准则等确定最佳滞后阶数。通过表4确定出滞后期2是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格兰杰检验可以揭示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这是由Granger（1969）提出并由Sims（1972）进一步推广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是在选定滞后期之内，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长期中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检验结果如下：

表5 Granger检验结果

上述的统计检验结果（如表5）表明，采用滞后1阶，2阶，3阶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可见，经济增长变化是旅游总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旅游总收入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5.单向因果关系原因分析

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国民目前的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以及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在短期内都不足以促生强烈而持久的国内大众旅游需求，就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说，不同类型的旅游区域结构的组合在整体经济过程中产生了相互抵消的综合性后果，这也许是造成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并不明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旅游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业无法得到先导性的发展，更不可能成为支柱产业。而另一方面，浙江省的旅游产业相较于浙江省GDP总量而言，其经济比重仍然较低，对浙江省GDP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6.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更具体展现Granger因果关系的过程，更加形象地说明LTGDP和LTRR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所包含的经济意义较为完整而细腻地表达出来，因此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变量进行分析，这样可以避免以往研究中经常采用的Cholesky分解技术存在的对冲击识别的任意性和结果对变量排序的依赖。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响应数值，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得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旅游总收入一个正向的冲击条件下，地区生产总值在前两期有小幅下降，没有即刻作出反应，此后开始增长，但响应幅度比较小，然后在第四期上升到最高点，并长期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虽然反应有些滞后，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浙江省的旅游业发展在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时，会给地区生产总值带来正向性的影响，而且这一冲击具有并不太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时期的持续效应，说明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变量LTGDP的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会使得LTRR立即上升，并在第四期达到最高值，之后逐步稳定在这一水平，这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时期的持续效应。

三、浙江旅游产业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结论分析

本文利用1991年到2012年22年的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浙江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虽然浙江省LTGDPt与LTRRt之间均存在一阶单整，但是经过EG检验分析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即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性关系，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尽管不同的地方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关性，但是通过分析我们知道相对于浙江省而言，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得出比较出乎意料的结论，即经济增长时旅游总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旅游总收入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与旅游总收入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浙江省经济增长对浙江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此，浙江省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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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勇.旅游业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旅游科学，2006（2）.

[3]李志青.旅游业产业贡献的经济分析：上海市旅游业的产出贡献和乘数效应[J].上海经济研究，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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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思维，吴忠才.中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07（9）.

[6]庞丽，王铮，刘清春.我国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3）.

[7]吴忠才.旅游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协整与因果关系：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3）.

[8]杨勇..旅游业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旅游科学，2006（2）：40-46.

第7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信贷总量;经济增长;新增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11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7-0027-03

如果把信贷总量作为一种调控工具,相对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其它工具而言,其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信贷管理更为直接有效。郭克莎(1990)、李京文(1992)、武剑(2000)和周建中(2003)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做出系统分析,即使对未来的估计可能存在一些误差,但对于过去统计结果的剖析足以说明信贷投入一直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呈加速上升态势,始终在50%以上,在未来15年里信贷贡献率将超过60%,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

一、信贷总量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1、信贷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速密切相关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资本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同样存在密切关系。资料显示,我国信贷总量余额的增长波动性要大于GDP增长的波动程度,但整体趋势却呈现明显的一致性。从1992至1993年,我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二轮严重通货膨胀,信贷余额同比增速接近25%,GDP增速也超过14%,在控制货币供给的紧缩调控政策下,又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前后,我国信贷余额同比增长率回落到接近8%的水平,与之相对应,GDP的增速也回落到7.6%。而从2001年到2007年,信贷供给增速波动上扬,到2007年第三轮通货膨胀出现时,信贷总量余额增速均值在15%左右,而同期GDP增速也稳步上升,到2007年达到11.9%的10年内新高。从信贷增长和GDP增长两个变量统计数据走势观察,我国的宏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信贷总量变化的影响,辨证地看,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也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而影响到信贷供给总量,尽管因果与程度难下定论,但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确定无疑。

2、信贷余额增长的影响因素:存款与利差

信贷余额30年来逐渐增加,说明新增信贷总量一直超过偿还到期信贷数量。这种现象与我国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总需求不断扩张相关,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分析,存贷差逐年增大也是银行主观不断增加信贷投放的关键因素。资料显示,自从1978年开始到如今,银行存贷敞口呈喇叭状逐渐加大,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逐渐深化,银行经营自主性程度逐渐提高,银行风险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

我国工业化起步晚,金融市场不发达,可供广大居民选择的金融产品一直比较稀缺,基金、保险等理财产品得到认可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所以储蓄是居民最主要的理财选择,储蓄总量规模连年递增,目前已经超过20万亿。储蓄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在满足存款准备金要求的情况下,理论上讲只有尽可能增加信贷投放才可能减小持有资金的机会成本,增加收益,所以银行存在放贷的冲动。

3、新增信贷变化反映经济增长特征

信贷总量是众多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信贷微观运行在宏观数量上的反映。从自身利益出发,金融机构本身存在信贷供给的冲动,但信贷余额是累计结果,还不是反映信贷行为的最佳变量,新增信贷可以不计偿还信贷的对冲量,直接表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

信贷供给总是与宏观经济的增长和波动相伴。尽管各个金融机构的体制和重点不同,但信贷行为却有十分明显的同质性,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信贷扩张与收缩几乎同步调,这一方面说明信贷行为与银行制度相关性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什么体制的银行,信贷行为也必与宏观经济大背景合拍,或者银行自身的逐利行为自发顺应了宏观经济周期。

新增信贷来源的结构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和行业配置优化。相关数据显示,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所有当年新增信贷的比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从2001年的55%下降到2008年上半年的39%,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比均值基本保持在25%左右,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占比则出现明显上升。农村金融机构新增信贷投放对象大多在农村地区,表明针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在增加,这无疑有利于工农二元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政策性信贷产业扶持的作用更明显,在信贷总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策性信贷占比逐步上升,而且比重明显超过城市商业银行,表明政策性银行信贷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正与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的趋势相吻合。城市商业银行的迅速发展,有利于信贷资源的区域配置,地缘优势决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小,对地方经济和产业的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来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信贷所决定的信贷区域配置欠均衡的不足,促进经济整体的协调发展并且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与经济周期

近5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这一方面说明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信贷行为风险意识加强,更主要原因是这些年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经济处于上升周期,主观违约概率降低,加之信贷总量迅速扩张,不良贷款比率自然下降。事实不断证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增长和经济景气度的相关性越高。行业和整体宏观经济的景气度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进而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

5、信贷结构变化反映经济增速与方式

从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方式、速度和波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整体情况与信贷增速类似,但各项信贷数量与资金运用总量的占比几乎单调递减,从1994年的80%以上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60%,信贷新增余额与资金运用新增余额的比例也呈同样的趋势,说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在不断多元化,储蓄快速增加,银行存贷比不断减小,故而用于其他类型投资比重必然上升。另外,从信贷投放结构看,短期贷款与信贷总量的占比明显下滑,由1994年的67%回落到2008年的43%,平均每年下降1.7个百分点。而同期中长期信贷的总量占比则显著攀升,从19%几乎单调上升到51%,平均每年上升2.3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属于投资拉动型,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过大,增速过快。

二、信贷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因果关系检验

从统计数据分析,信贷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十分明显。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银行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因果关系。基本步骤为:

1、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

2、Granger检验判断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因果关系。

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信贷增长率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可以确定信贷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序列的平稳性。

从信贷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走势看,信贷由超前于国民生产总值渐变为略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谨慎起见分别就1982-1998年和1994-2007年的数据作格兰杰检验。数据有交叉,增加样本空间而不影响结果,对于1982-1998年间的样本数据,“Y 不是 X的原因”,对应概率为0.07795,拒绝原假设,即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是引起信贷变动的原因;“X 不是 Y的原因 ”,对应概率为0.47485,接受原假设,即信贷不是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原因。对于1994-2007年间的样本数据,“Y不是 X的原因”,对应概率为0.02665,拒绝原假设,即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是引起信贷变动的原因;“X 不是 Y的原因”,对应概率为0.64614,接受原假设,即信贷变动不是引起GDP变动的原因。

我国银行信贷变动具有内生性,尽管有些年份信贷变动先于经济周期的波动,但也不能认为信贷变动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更可能是信贷对宏观经济预先反应的结果。我国过去常年将信贷规模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当前信贷投放仍然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但放贷机构经营市场化增加了信贷行为的主动性。对比前后两个样本期检验结果,1994-2007年间接受“信贷不是经济增长原因”假设的概率增大,表明信贷的内生性要更强于前一个样本期,影响信贷投放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计划指令转变为经营利润。据此可以判断,银行紧缩信贷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减速,而如果经济减速却可能引起银行信贷投放减少。

我国经济增长的5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从统计数据分析,信贷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之间,有相同趋势又有相背离的情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需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这里选取月度数据为样本,期间为2001年1月至2008年8月,在做Granger序列检验之前,仍要通过单位根检验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贷款余额序列分别在0.01和0.0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说明序列符合稳定性的要求。原假设“信贷增长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原因”,对应的概率水平为0.03305,拒绝原假设,即信贷是引起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原因;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是信贷增长的原因”,对应的概率为0.24034,接受原假设,即固定资产投资不是引起信贷变动的原因。

三、结论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可知,信贷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信贷的总量、结构和增长速度变化能够反映出经济总量、增长模式和波动的状况。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变动是信贷增长变动的原因,反之则不然;信贷增长变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变动的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变动是经济增长变动的重要原因,表明信贷变化可能不是整体经济增长变化的原因,却可能是经济总量组成部分变动的主因,从而证明通过信贷可以调整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仍以信贷为主要融资方式的经济体系中,信贷调控是宏观调控最为有利的方式,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在宏观经济变化中不断调整信贷投资策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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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闫章秀.经济发展对信贷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8,(01).

第8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它们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阻碍经济增长。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深入了解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状况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掌握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薄弱环节，为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推动陕西省更进一步产业均衡发展、经济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 

霍夫曼（Hoffman，1931）通过对20多个国家18世纪以来工业历史和统计资料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值不断下降，并且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库兹涅茨（Kuznets，1966）利用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指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问题应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且经济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萨克斯（J.Sachs，1996）在研究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经济绩效时就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制度转轨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快速转型的产物，二元经济转型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国内学者关注此类问题时间较晚，杨治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及地区间的产业协调发展还得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以及运作来实现，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是很有意义的。周英章和蒋振生（2002）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时间序列方法，对我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他们的研究结果里，发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变动关系，而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长期影响。李懿洋（2011）采用灰色关联分析，通过对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得出结论：产业结构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第三产业处于主导地位，第二产业的份额居于次要地位。并且，甘肃省的经济总量随着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大而逐步提高。 

目前，国内学者运用灰色关联度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比较多，但是对陕西省域进行分析较少。所以本文研究陕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分别研究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与生产总值之间的关联度，试图找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陕西省产业结构演进及经济增长概况 

（一）陕西省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尤其是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实施以来，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1.0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4453.68亿元。 

具体来看，第一阶段（1978-1987年）：以基础工业为突出主导，农业为主体，经济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国家“一五”“二五”和“三线”时期在陕西投放大量的工业设施，第二次产业对陕西省的发展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三产业刚刚起步发展，发展趋势良好。此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0.79：45.49：23.72；第二阶段（1988-2001年）：以工业为主导，工业服务业经济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8.65：42.79：38.66；第三阶段（2002-2012年）：以能源工业为主导，服务业经济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12：52.95：36.93。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在1987年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产值，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依赖于第一二产业向依赖于第二三产业转变，2010年，经济总量历史性地突破10’000亿元，经济总量达到10123.48亿元，到2012年，经济总量达到1445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5%。综上来看，陕西省一直在进行产业高级化和产业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了“二一三”向“二三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还保持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产业结构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陕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一）数据的选择和说明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13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局网站以及地方公布的社会经济发展公告。 

本文以陕西省省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X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产值数列X1、X2、X3、X4、X5、X6、X7作为比较序列。 

第9篇：关于经济的总结范文

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的适应性标准

从已有文献的理论和实证层次来看，社会融资总额、广义货币供应量、金融资产总量都是实体经济从虚拟经济系统中融获资金总额的度量，都可以作为虚拟经济规模总量的测度指标，但虚拟经济的发展是随着实体经济发展而发展，并且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另外，从现有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过程看，因两者定价系统的差异性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渐出现背离情况，虚拟经济呈现独立化的运动趋势(刘骏明，伍超明，2004)[4]，进而使得在对实体经济调控中，很难辨析指标的适应性。尽管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带来虚拟经济的繁荣，但是当实体经济走下坡路时，虚拟经济仍可能维持相对优势，所以社会融资总额、广义货币供应量、金融资产总量不一定都是对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相应虚拟经济规模的准确测度。基于此，本文假设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最强的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为虚拟经济适度规模的准确测度指标。

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适应性分析的理论模型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与下文所选取的实体经济发展指标之间关联程度。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微观或宏观的几何接近，分析和确定因子之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程度（邓聚龙,2002）[5]。因此通过分析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指标时间序列与实体经济发展指标时间序列曲线的几何接近，计算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指标与实体经济指标之间的灰色绝对关联度、相对关联度、综合关联度来判断社会融资总额、广义货币供应量及金融资产总量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从而筛选出最适合的虚拟经济规模总量的测度指标。

中国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适应性的实证分析

指标描述与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的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为社会融资总额X1、广义货币供应量X2、金融资产总量X3。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社会融资总额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及投资、股票筹资额、企业债券发行额、保险公司赔款及给付；广义货币供应量理论上包括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考虑到金融创新在我国暂未测算，因而本文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仅包含M2；金融资产总量由股票市场交易额、债券市场交易额、基金市场交易额、期货市场交易额、外汇市场交易额、房地产市场投机交易额（由商品房本年销售额减去住宅本年销售额代替）数据加总所得。本文是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适应性，进而对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进行选择，故指标选择包括实体经济指标。根据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和指标数据可获得性，实体经济发展指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Y1、货物进出口总额Y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Y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4、存货增加值Y5。指标选取的时间维度为1998年至2010年，以此为时间维度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交易额统计从1998年开始，时间频率为年度数据。本文所选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数据库。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