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的诗精选(九篇)

第1篇：西川的诗范文

海子的大学时代

1979年9月，15岁的海子以安庆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海子在幼年的确显得比同龄人聪明，不过如此小的年纪上大学倒也不是“天才”的缘故，而是当时安徽地区的学制决定的。

然而在当时高考恢复不久、招生“不限年龄”的背景下，海子的确算是小娃娃。高考体检时的海子差点因为体重过轻未被录取――体重41公斤的他比下限只重了1公斤。

从农家走出的海子，知道节俭生活，要好好学习为家里人争气。他经常一整天都在未名湖旁温习课程，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近视的他因为经济紧张也一直没有配眼镜。大约从浩如烟海的法律书籍中，海子走入了古典哲学的殿堂，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成为海子的精神导师和知己。哲学的学习也使得海子写作的法律论文被老师赞许“有思想深度”，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外号“小夫子”。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思潮兴起，诗歌在大学乃至全社会开始疯狂地流行。在北大，五四文学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阵地。海子进北大时，因而中断的五四文学社恢复。但是海子开始了解诗歌，只是因为宿舍同学开始写诗。很快，他的天赋展露出来。

“海子的性格决定他很难进入一个严格组织的团队里写作。”董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只是在那个年代，整个校园的诗歌风气很盛，社团更接近于朋友圈子，校园里的文学社团会想办法吸收一切‘乐于写作’的人，至少在名头上。加上海子与骆一禾、西川关系紧密。”

骆一禾与海子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西川晚两年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他们三人后来被称为北大的“三剑客”。海子大三的时候，在数位同学的帮助下刻印了自己的诗集《小站》，引起了五四文学社的极大关注。骆一禾作为文学社理论组的组长，专门去找海子，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同在五四文学社的西川由骆一禾介绍认识了“诗歌写的还不错”的海子。骆一禾是当时的校园风云人物，健谈、有亲和力，于海子来说是最懂他诗歌世界的人，于西川来说是“有领路人意义的兄长”。此后三人的交流，很多也都是骆一禾聚拢的。

天上的海子，地上的诗

在刚刚开始创作生涯不久的1983年，19岁的海子从北大毕业了。海子在距北京城60多里的昌平，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最孤单也最耀眼的一段日子。

在中国政法大学，他的美学课尤其受欢迎，学生们知道他是诗人，便要求他课间十分钟念诗。当时的堂下学生如今也已年近半百，不知在半个世纪的生命里，当年三尺讲台上如孩童般沉醉于诗句中的海子，可在他们的记忆里占着一席之地。

讲台上的成功显然无法满足诗人海子，他的孤独、焦虑、敏感在个人的小世界里发酵膨胀，化作创作的热情。在昌平的短短五年里，海子创作出了近20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伴随着他的突然离开成为之后几十年间诗歌永恒的母题。当然这是后话，因为活着的海子是不被人理解的，是饱受质疑与批评的，没有现在的声名，和处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赞誉。

他跑到昌平的小酒馆，想要念诗给大家听，却被酒馆老板拒绝，知音不在，断弦有谁听。被他视为自己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之所在的长诗，被批评为一个时代性的错误，董晨在谈到对海子诗歌的理解时说道：“海子的长诗是一种常人很难进入的作品，那是生命内驱的写作。从诗学的角度讲结构什么，其实很少有供理性分析的东西，但是内部有很强大的动力，生命的动力，那是病态的生命状态逼出来的东西。”

在整个过程中，骆一禾都充当着聆听者的角色。他听海子的热情，海子的孤独，海子的眼泪，并且尽其所能地把海子的诗歌带到公众的视线。这主要得益于他《十月》诗歌编辑的工作。在那样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作为后诞生的第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的发行量能达到40万册以上，影响力之大，见惯了今日文学杂志之衰颓的人几乎难以想象。骆一禾的工作几乎是当时所有中文系学生的夙愿，他也凭借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在这里如鱼得水，两获优秀编辑奖。

而此时的西川，正行走在祖国各地的土地上，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记者和作为一个行者的诗人。他在现实与诗意中自如游走，去探求事实的客观与世界的虚妄。不同于海子生前的境遇，西川早早地得到了主流诗坛的注目。在1986年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西川体”以古典的歌谣回旋特点和现代的精神格局完美统一获得了大量认可。

时间走到1989年，历史的风暴裹挟着这些年轻人卷入时代大潮，有的还未脱身，已是永别。3月11日，西川家，大概是这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首都紧张的时局替代诗歌，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他们的另一位好友，激进的老木，和追求社会稳定的骆一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要绝交的地步。最后还是西川和海子从中和稀泥，才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为中国未来相争的他们，大概到那时都没有想过，中国的未来没有其中二人。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遗言

1989年3月26日，海子独自来到山海关龙家营附近的一段铁路上。他一袭白衣，手捧着他最心爱的《圣经》和《瓦尔登湖》，沿着长长的无边的铁轨，慢慢地前行。他就这样一边走着，直到一趟列车驶过，突然，他纵身一跳

最终，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孤独而寂寞的一生。

海子自杀后不久，诗歌界相继而来的是骆一禾的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和顾城的杀妻自缢。有人说，海子推倒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他的挚友西川在谈到海子死因的时候曾说：“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关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西川认为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的性格也是导致他自杀的重要因素。

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他缺少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对海子很冷淡。

第2篇：西川的诗范文

关键词：川剧；西南欧民间戏剧；互识与比较

引言：

川剧，属于来自于东方的中国民间戏剧，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西部四川巴蜀传统的特色剧种，作为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浓郁而闪熠，极富独具特色的川西地方色彩——内陆盆地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地球西岸的欧洲西南欧，北大西洋东岸上也广泛流传着一种独特海洋文化的意大利民间戏剧——西西里木偶剧、埃尔切神秘剧，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随着当今世界科技、信息地不断发展，地球村的居民们距离被日益拉近，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两种戏剧作为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表现之一，同样在不断交流，磨搓，融合，分异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对话。在它们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各自的地缘因素、时间脉络、发展程度有所差别，但是在这种巨大差异下俨然潜藏着横贯东西的共通之处。

一、体现不同的信仰与宗教文明

川剧是在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的四川盆地上产生的，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在云、贵、川等地区深受人民喜爱，古成都便是戏剧之乡，而它则是蜀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乾隆年间，戏剧艺人在蜀地车灯基础上，吸收融入苏、赣、皖、鄂、陕、甘各地的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等五种声腔，并用四川话演唱出来，这便是现在川剧的最初形态。在充分传承当地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大陆中部，东部各地区的众多戏剧因素，形成种类丰富的声腔。同时，川剧是在多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性又独具特色的剧种，是群体共同创造的结果。产生于西南欧的神秘剧，最初主要是指“教仪剧”或“宗教剧”，它主要由圣咏集结而成，并有神职人员表演，它的产生由宗教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意大利西西里木偶剧于19世纪初期的西西里在该岛平民阶层中发展起来，主要顺应市民文化和审美要求形成。表现宏伟的史诗、英雄的传奇故事。它们都是顺应时代应运而生，是较为原始的戏剧形式，根基不如川剧厚实，内涵不如川剧饱满。

埃尔切神秘剧是一种祝圣音乐剧，内容包括圣母的死亡、升天和加冕。自15世纪中叶以来，在罗马教皇的特许下，该剧从未间断过在埃尔切圣玛丽亚大教堂的演出。因此，它是中世纪欧洲宗教剧的一个鲜活的证明，也是在拜占庭习俗影响下，虔信圣母的中世纪文化的例证。该剧把圣母玛利亚升天搬上了舞台，完全用演唱形式。全剧包括圣母死亡和加冕两幕，一般在8月14日至15日分为两幕演出。这类剧的剧本也很特别，剧本（收藏在1625年的剧本汇编中）用巴伦西亚方言写成，中间穿插若干段拉丁文。从1625年起就有人收藏剧本。 一些歌曲明显源自中世纪的抒情曲调，间有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的复调。埃尔切神秘剧是一种祝圣音乐剧，内容包括圣母的死亡、升天和加冕。自15世纪中叶以来，在罗马教皇的特许下，该剧从未间断过在埃尔切圣o玛丽亚大教堂的演出。因此，它是中世纪欧洲宗教剧的一个鲜活的证明，也是在拜占庭习俗影响下，虔信圣母的中世纪文化的例证，一些歌曲明显源自中世纪的抒情曲调，间有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的复调。意大利西西里木偶剧形成于19世纪初期的西西里，在该岛平民阶层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傀儡木偶剧在意大利还十分流行。它主要表现的是宏伟的史诗、英雄的传奇故事。它讲述的故事一般取材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歌，以及圣徒或江洋大盗的生活，但大部分对白都是木偶艺人在演出中即兴发挥的。这种戏剧一般为家庭剧团经营，传统和技艺在内部世代相传。傀儡戏艺人们为自己传统的表演和技艺而骄傲，并以家族的方式代代相传。除了表演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的史诗故事之外，艺人们还根据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以及一些来源于生活的基本的故事情节，用精雕细刻的偶人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对白也都是即席编创。

二、体现了不同的艺术美学观念

从艺术审美上来看，川剧充分继承了中国戏剧中庸和谐，虚实相生的艺术特点，以形写神，重视形中的情感体现。中国艺术追求天人和一，以“心”的感知作为把握一切客观事物的途径，凡事亦不主张走极端，川剧便是与这样的主张一脉相通的。此外，川剧受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注重写意与含蓄表达，审美要求是温柔敦厚，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也。而西南欧邻近大西洋，地中海，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热情豪放，爱好自由，富有想象的海洋性格，也决定了西南欧戏剧艺术激昂奔放的总体特征，以及在模拟现实中体现出人对客观自然的理解和渴望对自然的征服。

从表现方式上来看，川剧艺术是最为集体智慧的产物，它的呈现方式也是集体共同协作创造出来的，川剧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其中，除灯调系源于本土外，其余均由外地传入。这五种声腔和为五种声腔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以及琴、笛曲谱等音乐形式。川剧的音乐可谓博取了各大声腔体系之所长，又与当地语言、音乐充分结合，形成了纷繁多样之貌。而川剧帮腔则为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方式。 西南欧戏剧的表演过程中充分体现着个人创造，这与西方社会注重个人本位和个人价值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而在追求民主的空气下，戏剧也终于发挥了它自由活泼的本质，得到平民阶级普遍的欢迎。埃切尔神秘剧就在早期圣吟的基础上充分融合了吟唱诗人的创作，题材越发贴近生活，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的内容适应城邦奴隶制下的矛盾，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也愈发多样，从而推动其走向成熟。而西西里木偶剧的大部分对白更是木偶艺人在演出中即兴发挥的，充分显示出木偶艺人高超的创作能力。

从戏剧的发展方向上来看，贯穿川剧发展的始终是“合”。这种“合”不仅是川剧形式与内容上的“融合”，更是中国戏剧发展的独特方式。中国的戏剧艺术趋于融合，歌、舞、乐、剧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如在川剧中颇具特色的灯戏就是源于四川民间的迎神赛社时的歌舞表演，川剧将古代巴蜀传统灯会的产物吸收运用在了表演中。与中国戏剧发展背道而驰，西方的艺术别类在逐渐发展的过程越发的体现中明晰的差异与界限，“分”是西方戏剧发展的总的走势，欧洲戏剧是由古希腊的“诗剧”逐渐分化独立的，而歌剧、舞剧等各种形式的戏剧形式开始出现，使得西方戏剧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西班牙埃尔切神秘剧作为一种特殊的祝圣音乐剧，用音乐演唱的形式将圣母的死亡、升天和加冕搬上了埃尔切圣·玛利亚大教堂的舞台。

三、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根基

两种不同的戏剧，诞生的时间、地点不同，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孕育它的土壤和文化不同，从产生方式、表现内容和主题、艺术审美、表现方式以及发展方向来看，存在着差距。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点，都是戏剧，都是在人类的土地上诞生、发展，并且不断演变，包含着人民内心的想法和期望，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及寄托。他们都是戏剧，都是通过演员演唱表演，以及舞台音乐展现的。它的产生都是经过人们长期积累以及不断的融合和分离各个地方，各个时期不同的生活、艺术、文化、思想等内容，并且经过艺术家的加工。在民间广泛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通过这种特殊的艺术表演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寄托，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展现。

川剧，带有强烈的盆地文化特征和山区文化特征，生活在中国内陆，远离海洋远离其它地方；西南欧戏剧，西临大西洋，受着海洋的洗礼，带着海洋性的文化特征。这两种不同的戏剧随着时间的发展，经济、文化、思想等的交流，科技、信息的发达，世界范围的缩小，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被缩小的世界渐渐的拉近了距离。在这个倡导和谐社会，人们在生活、思想等各方面逐渐产生共识的社会中，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而是互相融合，互相包容的艺术。川剧与西南欧戏剧同样如此，在很多方面他们存在差异，但是并不如此，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不断的交流、融合，在这个和谐的社会中不断的发展，演进。无论是川剧，还是西南欧的西西里木偶剧、埃尔切神秘剧，无不历经岁月洗礼而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意大利的西西里木偶剧，形成于十九世纪初的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它产生于该岛的平民阶层，深受当地人民喜欢。戏剧内容主要讲述的是中世纪时期欧洲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歌、以及那些圣徒或者大盗的生活，但是更多的戏剧内容则是艺人们在表演的时候即兴发挥的。

不同的地区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戏剧也是如此。东西方戏剧在其各自生活的肥沃土壤中形成了各自内涵丰富，形态迥异，精彩纷呈的戏剧特点。川剧是四川蜀文化的特色，它的表演有着深厚的盆地生活气息，它真实细腻、幽默机趣，并且充满着浓厚的成都平原的乡土气息。其中有很多绝技更是在其他戏剧，如京剧、粤剧、越剧等所没有的，如托举、开慧眼、变脸、钻火圈、藏刀等绝技，这些绝技使川剧舞台呈现出多彩而神秘并且富于变换的效果，尤其是变脸艺术，堪称“川剧一绝”。而西西里木偶剧是意大利的传统民间戏剧，作为西方西南欧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以家庭剧团演出为主，其戏剧传统和表演技艺是在家庭内部世代相传的。艺人们不仅表演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故事，还根据诗歌、浪漫传奇或者流行歌剧，以及一些来源于生活的基本故事来表演。这些木偶的制作也都是精雕细刻的，经过专业的工匠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复杂的雕刻、着色，制作出来的木偶精美异常。

总之，无论是川剧还是西西里木偶剧，都是传统的戏剧文化的宝贵遗产，它们的产生和流传无不彰显着人民群众的劳动积累和智慧结晶。而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深深地刻着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印记。从表现的内容和主题来看，在大文明肥沃土壤孕育下的川剧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向观众展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常见于舞台的剧目就有数百，唱、做、念、打齐全，“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从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来看都是早期西南欧戏剧无法比拟的。神话和传说，荷马史诗和史诗系列可看作西南欧戏剧的主要创作源泉。“神秘剧”是中世纪的歌剧，最初的“神秘剧”多为复活节和圣诞节“教仪剧”，内容与宗教挂勾，体现了一种祈福或酬谢神明的宗教意味。由圣咏集结而成，并融合了吟唱诗人的创作、流行曲调、世俗舞曲、甚至情歌、悲歌等。 西西里木偶剧的故事则多取材中世纪骑士文学以及圣徒或江洋大盗的生活，体现出崇力尚争的意识。

参考文献

【1】[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2】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朱颜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第3篇：西川的诗范文

[关键词] 高应乾；《白鹤梁观石鱼》；时代

高应乾诗，今存一首，题为《白鹤梁观石鱼》：“访胜及春游，双鱼古石留。能观时显晦，不逐浪沉浮。守介难投饵，呈祥类跃舟。胥归霖雨望，千载砥中流。”《全宋诗》第 72?浴⒕砣?咂呔爬詈椴ㄏ壬?萸宕?皆鱿椤栋饲硎医鹗?拐?肪戆巳??砑?肓烁檬???疲骸案哂η??致率澹?⒅荩ń袼拇ǜ⒘辏┤耍ㄇ逋?巍陡⒅葜尽肪硪晃澹?！?nbsp;① ；《宋代蜀诗辑存》据“清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五”也同样将该诗采入其中，按作者籍贯分县排列编次于“涪陵市”下，传云：“高应乾字似叔，生平不详。” ② 覆核原文，在《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所收宋代涪州“石鱼题刻一百段”里确有该诗，置“何宪等诗”与“杨太守诗”之间 ③ ，杨殿?先生《石刻题跋索引》将其一并附于“宋末” ④ ；而同治《涪州志》，除了在卷一五《艺文志·古今体诗一百八十五首》所录苏轼、陆游、范成大等13人17首宋代诗歌中确有该诗，排马提?帧陡⒅菔?稀泛蟆⒄攀炕贰墩呕负畹蠖贰非埃?皇翘庀滦〈?鳌拔髁耆烁哂η?率濉?nbsp;⑤ ，诗人籍贯与前二书不同（按：《蜀诗辑存》谓高字“似叔”，系编著者读“?H<侣>”为“??lt;似>”致误。）外，卷二《舆地志·碑目》也是将其列入宋代，排“刘叔子诗序”、“王庶诗”之间，云：“高应乾诗镌白鹤梁” ⑥ 。可见，自晚清同治以来直至现在，人们一般都是把高应乾及其《白鹤梁观石鱼》目为宋人与宋诗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今年初始，笔者因故从事白鹤梁题刻文字的校理工作，通过反复审读原诗，并且广泛查证相关记载之后认为，相沿已久的以高应乾《白鹤梁观石鱼》为宋人宋诗的观点应予完全否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诗歌最后两句存在的疑点

《白鹤梁观石鱼》尾联云：“胥归霖雨望，千载砥中流。”从诗意看，“千载”为“双鱼古石留”距离高氏“访胜及春游”赋题该诗的时间约数。而涪州（按：原四川省涪陵市，今重庆市涪陵区）水标石鱼，最早为“唐代所见鱼”，简称“唐鱼”。历史考古学界根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资料及白鹤梁上现存的开宝四年（ 971）谢昌瑜等题记的记载，一致认为其初刻年代当在唐代的广德二年（764）及其以前 ⑦ 。倘若高应乾真是宋代人，其观鱼赋诗至迟不会晚于祥兴二年（1279），距离“唐鱼”出现的最早可能时间武德元年（618）也仅有六百多年，去“千载”差之远矣，何敢言之？尽管，诗歌有诗歌的语言特性，也允许夸张，但纵观全诗的纪游性质和记实偏向，“千载”二字不能不让人放心不下，疑窦顿生。

二、原始文献未包含时间信息

本文首段举证材料显示，《全宋诗》、《宋代蜀诗辑存》等之所以将高应乾诗作为宋代诗歌加以辑录，主要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因为采信了陆氏《八琼室金石补正》和同治《涪州志》的判断。那么，此二书又是依据什么把高应乾诗列为宋代的呢？笔者通检再三亦不得而知。在进一步广泛查阅《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清姚觐元、钱保塘，上海国粹学报社 1912年古学汇刊本）、《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昌彼得、王德毅等，中华书局1988年）、《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李国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沈治宏、王蓉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续编》（王蓉贵、沈治宏，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年）、《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等，商务印书馆1933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张?种?⑸蚱鹞啊⒘醯轮氐龋?虾9偶?霭嫔?999年）等等相关诸书，仍然一无所获、不见有高应乾其人其诗的丝毫记载的情况下，笔者循由同治《涪州志》卷二“高应乾诗镌白鹤梁”一句提供的线索最后对原始文献——白鹤梁石刻的该诗碑文或碑文拓片、拓片图录作了查勘。虽然，由于白鹤梁题刻在三峡工程建成后将被淹没在30多米的江水之下，目前正采用“无压容器”方案对其进行原址水下保护，处于封闭施工状态，根本无法实地勘验。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缪荃孙艺风堂碑文拓片涪州石??刻《高应乾诗》⑧和《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水下碑林白鹤梁》等公开出版物中所载高诗的碑文拓图及相应文字资料⑨来看，石刻内容原本非常简单：除了刻录诗歌（同前），就是落款“西陵人高应乾侣叔氏题”，并无任何可以判断赋诗留题年代的时间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高应乾诗》这同一件作品的断代上，《图集》和《白鹤梁》却是将其归入清代。这就更加显示出《八琼室金石补正》、同治《涪州志》存在误判误收的可能性。

三、关于诗人年代的明确记载

鉴于高应乾其人其诗在断代上实际存在或宋或清的两歧现象，而宋代说又存在疑点、晚而无据，不足以让人采信，笔者遂将查阅重点转而指向清代。虽然，和宋代一样，在有关清人的史传杂著、地方书志乃至诗歌总集如徐世昌《晚晴?诗汇》中依然不见有高应乾侣叔氏的任何记载，笔者却在一则素以水文价值高而著称的白鹤梁清人题刻——《萧星拱重镌石鱼记》 ⑩ 中有了一点发现。萧氏记云：

涪江石鱼，镌于波底，现则岁丰，数千年来传为盛事。康熙乙丑春，五水落而鱼复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观之，仿佛双鱼 ? 莲隐跃。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没无传，且以望丰亨之永兆云尔。时同游者旧黔令云间杜同春悔川，州佐四明王运亨元公， ?B 江吴天蘅囗囗、何谦文奇，西陵高应乾侣叔，郡人刘之益四仙、文珂奚仲。

涪州牧?B江萧星拱薇翰氏记略

题记不仅有明确的年代信息：“康熙乙丑（按：二十四年， 1685）春”，而且也明确记载了“西陵人高应乾侣叔”为“时同游者”之一。为慎重起见，笔者又查找了题记所载当时同游诸人中高氏之外其余数人的有关材料，兹将所获胪列于后，以为辅证：

1、《大清一统志》卷三七五《东川府?名宦》：“本朝萧星拱，南城人，康熙四十一年任知东川府，勤于政事，整顿地方。以东川土地空旷难守，乃于东门截筑土城约退三十余丈，捍卫赖之。”（和?等撰，《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83册第65页）

2、《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职官》载：萧星拱，江西吏员，康熙十九年、二十三年二任涪州知州，康熙二十一年任忠州知州，三十年任重庆府知府；又，杜同春，江南拔贡，康熙五年任黔江县（按：时属酉阳州，与涪州、忠州同隶重庆府）知县。（黄廷桂、张晋生等纂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 560册第666、669-671页）

3、同治《涪州志》卷首《附录旧志纂修姓氏》：康熙庚子（按：当为“癸亥”，详下条）年纂修邑人刘之益、何?虞、文珂、陈命世、夏道硕、向牖螭；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知州》：萧星拱，江西人，康熙十九年任，重修学宫补修官署；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吏目》：王运亨，吏员，浙江人。（吕绍衣、王应元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巴蜀书社1992年影清同治九年刻本，第481、502、508页）

4、《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七《序录·旧序》载：《康熙癸亥年（按：二十二年，1683）续修州人刘之益序》、《康熙癸亥年续修州人文珂序》。（王?清、施纪云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集，巴蜀书社1992年影民国十七年铅印本，第193-194页）

5、涪陵白鹤梁题刻碑文拓图《萧星拱（观）石鱼记》：“涪江之心有石鱼，春初鱼见，可卜丰稔。州之八景云‘石鱼兆丰'者，即其所也。甲子春正月，忠州守朱世兄自巴渝返舟过此。其尊人与余谊属师弟，而其叔朱羽公讳麟祯者 ⑾ ，初官于涪，士民德之，亦尝来此。余因携觞偕往，以续旧游。见石鱼复出，则是年之稔可知，因举觞相庆曰：国之重在民，民之重在食；而食之足，又在乐岁之有余。则吾侪之此一游也，非但以游观为乐，直乐民之乐也云尔。于是乎记。大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二十九日，同游知忠州事三韩商玉朱囗囗、浙江慈溪寅囗周囗囗。郡守?B江萧星拱题” ⑿

综合上述，足够断明：高应乾实为清人，而其《白鹤梁观石鱼》诗，亦当是赋于“康熙乙丑”与萧氏等同游之时。要之，晚清迄今《八琼室金石补正》、同治《涪州志》、《全宋诗》、《宋代蜀诗辑存》诸书相沿已久的以高应乾《白鹤梁观石鱼》为宋人宋诗的错误观点应予澄清。

注释：

① 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5613页。

② 许吟雪、许孟青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0页。

③ （清）陆增祥编撰，文物出版社 1987年版，第587页。

④ 商务印书馆 1957年增订本，第474页。

⑤ （清）吕绍衣、王应元等修纂，《中国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巴蜀书社1992年影同治九年刊本，第678页。

⑥ 同注⑤，第466页。

⑦ 详《长江上游宜渝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专题之一》：“白鹤梁石鱼枯水水位标志的辨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7页；《白鹤梁题刻》，蒲国树等《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5页。

⑧ 典藏编号：21595a：113，钤有“荃孙所得金石”阳文朱印。

⑨ 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拓图 编号： 123；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拓图 编号： 146，题作“高应乾题记”。

⑩ 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页；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拓图 编号： 129；重庆市涪陵区政协《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水利部长江水委员会编《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拓图 编号： 122；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第4篇：西川的诗范文

关键词：汉魏六朝；“陇首”意象；《陇头歌》；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140−04

文学意象是缘情感物、“神与物游”的结果，不仅和主体的思想情感密不可分，也是历史积淀的反映。从两汉到六朝历时近八百年之久(公元前206年~公元581年)，社会经历了战乱、统一再到大分裂。在东奔西走、朝不保夕的生活常态里，在“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动荡岁月中[1](58)，作家对人生、生命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在诗文形式及意象上作出了有力的探索，其中“陇首”意象的生成、修润、转化，影响尤为深远。“陇首”意象不仅凝结为富有人文传统的意象符号，为边塞诗乃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创作增添了新的艺术语符，而且其边塞登望的创作范式，也丰富了边塞诗的艺术表现方式。[2](78)

一、两汉时期“陇首”作为

地理意义的称引

“陇首”即陇山，《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曰：“陇首，山名，在今秦州。”[3](1336)陇山又名陇坻、陇坂、关山，为今六盘山南段，山势险峻，南北纵深，与岍山南接。岍山即《尚书・禹贡》中“导岍及岐至于荆山”的岍山[4](39)，《陕西通志》云：“岍山，在州西四十里，水所出。”又引《括地志》曰：“(岍)山在源县西十里，东邻岐岫，西接陇冈。”[5](39)“陇山，在县西六十二里。”[6](45)陇山与岍山“严嶂高峻，不通故辙”，[7](3)阻断了关中与西北的交通。

先秦时期，陇山就为少数游牧民族与汉族的绳结之域，据《后汉书》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

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3](2872)说明在周王朝强大时，诸戎被压制在陇山以西，而王朝衰败，则戎族翻越陇山而进入关中腹地，以至于伊洛。

秦汉以降，帝王都重视陇山重要的地理位置，《史记・秦始皇本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8](241)秦始皇在灭六国后，于公元前220年，西巡陇山。汉武帝先后在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多次西巡过陇山。其中元狩元年，汉武帝留下了第一首有关“陇首”的诗歌。《汉书》云：“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获白麟，作《白麟之歌》。”[9](174)其诗曰：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图匈虐，熏鬻殛。辟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飨。掩回辕，长驰。腾雨师，洒路陂。流星陨，感惟风。归云，抚怀心。[9](1068)

这首诗不采用《安世房中歌》的四言体式，而以楚辞的三言变体记写获麟之乐。诗歌由于为郊祀之歌，写得幻奇神异，意境阔达豪迈，反映了获麟后的喜悦与渴望边境太平、百姓安居的愿望。全诗虽以登于陇首，向西眺望为引，但这里的“陇首”一词仅限于地理意义，其重点是放在喜悦与愿望的表达上。

另有太始二年三月《改铸黄金诏》：

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以协瑞焉。[9](206)

武帝初年尚未通西域，诗文所提“陇首”尚未融入较深的文化内容，只是作为西部边陲的地理意义出现。到东汉时期，“陇首”一词的地理意义依然很强，如班固的《西都赋》：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10](312)

这里“陇首之险”为纯粹的地理意义，但诗文中首次将“险”与“陇首”相连，丰富了意象的内容。张衡《西京赋》首次以“陇坻”称“陇首”，曰：“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雍，陈宝鸣鸡在焉。”[10](412)蔡邕《汉津赋》：“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10](571)祢衡《鹦鹉赋》也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之引，[10](611)这些依然为地理意义上的称引。而且到东汉时期，陇山的“陇首”“陇坻”“陇坂”的名称都已出现，张衡的《四愁诗》中开始称陇首为“陇阪”，其诗曰：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11](181)

这里的陇坂显然已经不是实指，而是泛指偏远荒凉的边远之地。张衡为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青年时西游，最远到过长安，并未到达陇山。从其诗中称引“陇阪”意象来推测，“陇首”已经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地理意义，而是抽象成具有偏远、荒凉、悲伤含义的文学意象，并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

二、汉魏时期羁旅行役者的“陇首”

意象与人生感慨

两汉时期，朝廷重视关陇唇齿相依的关系，注重经略西北。武帝在西北设武威、敦煌、张掖三郡，巩固西北边防。随着东汉对隗嚣地方割据势力的剿灭，汉庭完全掌控了西北。陇山成为丝绸之路以及通往西北最重要的通道，山东河南的征人多穿越陇坂大道，从此西去。如东汉名将马援，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由于私放囚犯，被迫逃往北地郡(治在甘肃庆阳西北)，在当地畜养牛羊。“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 斛。”[3](828)可见，当时陇坂大道除官方的卫戍行役之外，民间商旅多行其间，在思乡与无奈、希望与落寞中造就了这条交通要冲的繁华与悲怆。这时，典籍中对“陇首”有了比较详尽的记述。《后汉书・郡国志》关于汉阳郡陇坻，李贤注曰：

《三秦记》：“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

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3](3518)

这是典籍中对陇山的最早记述，介绍了陇水四注，陇首山势跌宕，峰峦陡峻，陇坂之长。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引上段文字，但他通过对《后汉书》《初学记》《太平寰宇记》以及《太平御览》等典籍的考证，引文更丰富、更完整：

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 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东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 悲思,故其歌曰：‘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 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

《辛氏三秦记》曰：“陇渭西关,其阪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回,上有水,可容百余家,上有清水 四注下。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11](1020)

对于《三秦记》与《秦州记》，逯钦立认为“郭仲产，晋人，辛氏较郭氏更晚”，所以他将这两首《陇头歌》归入到晋诗《杂歌谣辞》。但由郭仲产为晋人得出《陇头歌》为晋诗的说法显然不严密。史念海、刘跃进等学者认为《陇头歌》为汉人做，刘跃进《为汉人所作说》中认为，《三秦记》在“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及梁代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有所征引”。史念海先生推断此书“当出于汉时人士手笔”，并认为既然《陇头歌》已经为《三秦记》所引录，则出于汉人之手，应当是有根据的。[12](84)这两首诗风格很相近，估计可能出于同时期，保守推断它们至少产生于晋代以前，即汉魏的作品。

所摘选的郭仲产《秦州记》文字本身的文学性很强，以“东望秦川四五百里”衬托出陇首之高峻，山势之高大，秦川之辽阔，故乡消散在迷蒙的云霞之中。又以陇水入文，水以其单向性、瞬时性、连续性成为传统文化中相思、思乡、忧生的感兴点，饱含着个体对人生、生命的感悟。作者以“陇头”与“流水”结合，表现出了征人生离死别的苦痛和对生命无奈的感悟。引文又以《陇头歌》作结，诗与文有机融为一体。这两首诗首次以“陇头”与“陇水”结合，将陇首的高峻险阻、陇水的幽咽流离与行人的孤零与瞻顾、悲怆与无奈表现无余。全诗自然流畅，结构严谨，韵味不尽，生命的各种苦痛与无奈似都可以投射其中。“陇头流水”也成为边塞苦寒、征人思乡、生离死别的经典的文学、文化意象。

自《陇头歌》以后，后代乐府及文人创作多有拟作。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九《梁鼓角横吹曲》中有《陇头流水歌》(三曲)、《陇头歌辞》(三曲)，其词曰：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弱泥。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 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11](2156−2157)

这两首诗虽然比原诗显得韵味不足，但显然袭用了《陇头歌》的意象与风格，逯钦立认为“此歌与上《陇头流水》皆改用古辞”[11](2157)，只是增添了征戍之苦，在内容上更加写实。然而，文人的创作中“陇首”意象的运用却取得很大的成功，如西晋张华《诗》：“清晨登陇首，坎行山难。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11](622)其中“清晨登陇首”句得到钟嵘很高的评价，他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174)也正是在后代诗人的不断实践和评论家的肯定下，“陇首”成为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意象。

三、南朝诗文中“陇首”意象与

文人创作

随着北方中国完全被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统治，汉代经略西北、击匈奴、通西域的宏图大业都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地理界线“陇首”，却化为偏安江南政权下文人集团的心理界线。南朝文人虽多未到过陇山，但“陇首”已经凝聚为一种文化记忆，成为他们抒写人生苦闷与无奈的符号，也成为他们渴望恢复中原，渴望安居乐业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南朝文学作品中无论是送别诗、思妇诗还是抒情小赋以及应用文体都多用“陇首”意象，或勾画意境，或衬托情感，或摹写征人之苦。

意象是主体“神与物游”的结果，这不仅表现出主体的情感与审美，更是一种文化沉淀的反映。“陇首”意象以一种文化沉淀在南朝文人诗文创作中作为虚指意义被运用，如吴均的《答柳恽诗》：

清晨发陇西，日暮飞狐谷。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雾露夜侵衣，关山晓催轴。君去欲何之，参差间原陆。一见终无缘，怀悲空满目。[11](1731)

作为送别诗，诗人并未按常规来写离愁别绪，而是以想象入手，写友人旅途的苦楚辛劳，“雾露夜侵衣，关山晓催轴。”这里的关山并非实指，而是取其边远苦寒的意义，来想象行人路途艰辛，晓行夜宿之苦。徐陵的《别毛永嘉诗》亦为送别诗：

愿子厉风规，归来振羽仪。嗟余今老病，此别空长离。白马君来哭，黄泉我讵知。徒劳脱宝剑，空陇头枝。[11](2531)

诗中以宝剑“空挂陇头枝”的意象，表现了怀抱理想，不为世用的英雄失路之悲。这里的“陇头枝”只为构成慷慨悲凉的意境。颜延之《七绎》“寒荣陇首，饮江浔”句的“寒荣陇首”依然为虚指。[14](2639)王褒《渡河北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11](2340)显然也是以《陇头歌》来衬托羁旅之苦与心情的悲苦。

在南朝文学家中，庾信是运用“陇首”意象最多的作家。他的《伤心赋》云：“望陇首而不归，出都门而长送。对宝而痛心，抚《玄经》而流恸。”[15](63)《小园赋》：“关山则风月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灵兮倏忽，光华兮已晚。”[15](30)《荡子赋》：“荡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长城千里城。陇水恒冰合，关山唯月明。”[15](91)这里的陇首、关山、陇水意象都表达了作者难以排遣的伤痛。庾信四十岁以后，长期被羁扣于北国，滞北难归的沉痛生活经历使他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与“陇首”意象的险阻、荒凉、悲切幽通，他在诗赋中常以“陇首”来渲染意境，表达无法言传的痛楚。再如《拟咏怀二十七首》之：

日色临平乐，风光满上兰。南国美人去，东家枣树完。

抱松伤别鹤，向镜绝孤鸾。不言登陇首，惟得望长安。[15](245)

庾信羁留北国，强为文宗，结交王侯，待遇优渥，然而他乡富贵抑制不了思乡之情。诗歌文字上虽与《陇头歌》相去甚远，但“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以及徘徊瞻瞩的情感与意境的相袭还是很明显的。尤其“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可能是他感触最深的诗句。他在《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说：“陇头流水，延望秦关。”[15](840)在《周故大将军赵公墓志铭》改为：“秦川直望，陇水分飞。”[15](1022)在《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又云：“陇坻路遥，秦川望远。”[15](778−779)

另一方面，在南朝的诗歌创作中，“陇首”已变为完全意义上边塞诗歌的重要意象。除前文所引的《陇头流水歌》(三曲)、《陇头歌辞》(三曲)外，梁陈时期的文人创作了大量以“陇首”为意象的边塞诗，无论内容和技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如徐陵的《关山月》：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祈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11](2525)

最为特别的是梁陈帝王都热衷以“陇首”为意象的边塞诗的创作，如萧绎的《陇头水》：

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故乡迷远近，征人分去留。沙飞晓成幕，海气旦如楼，欲识秦川处，陇水向东流。[11](2032)

陈叔宝亦有《陇头水》，曰：

塞外飞蓬征，陇头流水鸣。漠处扬沙暗，波中燥叶轻。

地风冰易厚，寒深溜转清。登山一回顾，幽咽动边情。[11](2505)

这些诗歌或写思妇的离恨、或写陇首苦寒、或写征人的艰辛、或写行人思乡，表现了人生的无奈与凄凉。这些创作实践从内容和艺术技巧上为唐代的边塞诗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刘勰《文心雕龙》说：“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6](493)意象作为主体匠心与智慧的体现，关乎文章的成败，而意象的生成则是主体、外物与历史对话的结果。陇首正是在作者、世界、历史的对话中从地理意义转化为文学意象。陇首作为关中与西北的天然阻隔，其独特地理位置进入了人类的文化视野，两汉典籍中的“陇首”还多是地理意义的称引，但已经开始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意蕴。《陇

头歌》丰富完整了“陇首”意象的文学意义，并凝结为一个文化符号。南朝文人运用“陇首”意象表达人生、生命的无奈与悲怆，使“陇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的意象，为唐代边塞诗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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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乐史撰. 太平寰宇记[M]. 乾隆刻本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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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西川的诗范文

关键词：鬼哭；王皞迪；毕际有；王氏一家言；鹭溪轩诗稿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鬼哭》一文，说的是清初淄川遭谢迁之变后，王皞迪借住北直隶学政王昌荫房屋，众多鬼魂向他呼喊诉冤，遭到王学政喝叱之事。文中的王皞迪，从现有资料来看，其生平事迹及著述鲜有记载。

《王氏世谱》及《王氏一家言》中有王皞迪的小传，对其生平事迹记载较为简略。目前见到比较详细的资料要算毕际有撰写的《赠四甥皞迪》，从中可以大概了解王皞迪少年至中年的部分情况。另外，《王氏一家言》收录了王皞迪的不少诗文，从中也可以窥知他的部分活动迹象。

一、姓名辨析

淄川窎桥《王氏世谱》记载：“王砖，字皞迪，行四，庠生。赋性狷介，虽有势要，不能易其志。博涉群书，手不释卷，兴至则饮酒赋诗，以自畅其幽怀。安贫乐道，淡如也。著作甚富，著有《鹭溪轩诗稿》一卷，藏于家。子二：孺长、孺健。”般阳窎桥《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的小传与《王氏世谱》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称王皞迪为“鹭溪公”。“鹭溪轩”是王皞迪的书斋名，此处以其书斋名称呼王皞迪，当系尊称。

王皞迪的祖父王衮是窎桥王氏八世孙，生有五个儿子，其四子弘焘，即王皞迪的父亲。王弘焘是窎桥王氏九世孙。查阅《王氏世谱》：“王弘焘，字明吾，行五，加御守备。子四：垩、埝、砖、均。”王皞迪名王砖，是王弘焘的第三子，叔伯兄弟排行第四，是窎桥王氏十世孙，与王鳌永（字克巩，清初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的孙辈王敷正、王观正等人是族兄弟。王观正等人即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授徒时的馆东。王皞迪与他们都是窎桥王氏三世王俊的直系后裔。

王皞迪的名字在《王氏世谱》中写作“磚”（简化字为“砖”），其他兄弟的名字分别是垩、埝、均。笔者推断，“磚”应为“塼”，族谱中写作“磚”，可能是修族谱时撰稿人书写之误。之所以得出此结论，是因为古人，当然包括现代人，亲兄弟在取名时，一般是用偏旁相同的字，以表示血缘关系亲近。如王砖二伯父弘绩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仁沛、仁洽、仁济，都带“水”字旁。《王氏世谱》中王砖三个兄弟名字都带“土”字旁，唯独王砖的名字带“石”字旁，自然讲不通。笔者翻阅《淄川县志》时，发现在《艺文志·诗》中有署名“王塼、邑庠生”、诗题《丰水》的一首五言诗，诗云：“平畴开远浦，雨过濯沧浪。菰底鸥惊起，芦根荇引长。喷珠千顷碧，漱玉百泉凉。胜迹凭谁问？仙洲照夕阳。”此诗与《王氏一家言》卷之十三所收录的王砖五律《丰水》内容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证明，《淄川县志》中的“王塼”就是《王氏世谱》中的“王磚”。汉字简化后，“磚”和“塼”都简化为“砖”，因此，现今“王塼”、“王磚”均写作“王砖”。淄川窎桥《王氏世谱》续谱的主要编撰人王克贵先生经过认真考证，同意笔者的以上观点，认为“王磚”应该写作“王塼”。

二、少居毕家

淄川窎桥王氏后人、曾任道光年间四川荣县知县的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一中转录了毕际有的五言古诗《赠四甥皞迪》，并称赞这首诗“委曲详尽，并其神情意态传出，可作家传读”。这首诗对中年前王皞迪行踪记载较为详细，从中可以大概了解王皞迪的生平。

王皞迪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比二舅毕际有大8岁，与大舅毕际壮同岁，这可从《赠四甥皞迪》得知。诗中说：“癸亥我初生，尔已八岁余”，“比时我长兄，与尔年不殊。”癸亥，即明天启三年（1623），上推8年，即明万历四十三年。再者，周村地方文史专家李国经先生所著《金周村·白阳之光》介绍，毕自严（生于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47岁（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时生长子毕际壮，55岁时生次子毕际有，以此推算，与上文所说王皞迪、毕际有生年无不吻合。此外，王皞迪的七古《愁》云：“疏懒已经三十秋，于今疏懒饶奇愁。”诗中说自己写作此诗时30岁。此处的“愁”系指王皞迪因甲申年（1644）明清鼎革而引发的悲痛心情。如按毕际有所言，王皞迪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此年王皞迪正好30岁，也就是《愁》诗中所言“已经三十秋”。

按《赠四甥皞迪》所言，在毕际有出生之年，即明天启三年之前，王皞迪的母亲，即毕自严的大女儿、毕际有的大姐就去世了。毕自严看到王皞迪兄弟们年龄幼小，王家人照顾不周，就把王皞迪和他的哥哥们接到自己家中抚养。《乡园忆旧录》也说：王皞迪“幼失恃，育于外祖毕大司农家，与舅氏通州牧载积先生共读。”从毕际有的诗文来看，没有明确提及是把王皞迪兄弟四人一起接来，还是单独把王皞迪和他的二哥俩人一起接来，不过，通过分析诗文，可以基本断定前来毕家的是王皞迪和他的二哥王埝。其中原因，一是这兄弟俩与毕际有兄弟年龄相仿，容易相处；二是王皞迪的大哥年龄大了，不需要个别照顾，而四弟王均又太小，离不开王家。失去母爱的王皞迪和他的二哥，在毕家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呵护：姥爷毕自严亲自督促他们学习，不时检查功课；姥娘胡氏关心他们的生活，负责饮食起居；与舅舅们一起生活、学习，一起嬉戏打闹，虽说是舅甥关系，却如同亲兄弟，感情融洽，亲密无间。《王氏一家言》中七律《和载积舅携友登青云寺月峰》，记载了王皞迪陪同毕际有和友人一同游览青云寺时吟诗宴饮情景。诗其一云：“催诗莫讶频敲钵，拈纸休夸解种蕉。”诗其二云：“木客亦惊文阵健，诗人强半酒家豪。”七律《霍冲如冒雪远来，旋偕登振衣阁酣饮，步前韵》，叙述了王皞迪陪同冒雪远来的好友霍冲如登上振衣阁观赏美景过程，说明此时王皞迪正在毕家居住。

崇祯元年（1628），毕自严任户部尚书，从家乡赴京就任；崇祯五年（1632）秋，毕自严罢官回乡；崇祯八年（1635）五月，复职进京，旋即回乡，这期间王皞迪一直跟随毕自严生活。崇祯十一年（1638），毕自严去世后，王皞迪仍然居住在毕家，与毕际有兄弟共同读书作文、交流学习心得。他们一般五天聚会一次，讨论时艺、切磋诗文，同时借此饮酒谈心。崇祯十五年（1642），毕际壮进京为父请恤，归来途中染上疾病，治疗未愈，离开人世。王皞迪失去了学业伴侣，于是返回王家，为此与毕际有来往减少了，一个月才相聚一次，聚会时也少了以往的欢乐。

王皞迪是哪一年入学，即考中秀才，现有资料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无法考证。

三、遭逢乱世

崇祯十七年（1644），亦即清顺治元年，天下大乱，明军、大顺军、清军交相攻伐，盗匪横行，缙绅百姓不得不离家逃难，躲避战乱。据《赠四甥皞迪》所言：“甲申同患难，三月共山嵎。家食既难遂，余乃风尘趋。”毕际有与王皞迪一起逃往深山，避难3个月，衣食没有保障。此次避难，他们居住在淄川县西南山区的桃花泉村，王皞迪的《桃花泉避乱》、《悲乱》可以为证。桃花泉，据《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县西南五十里，村以此名。石穹窿如屋，泉滴沥下注。”桃花泉村今属淄川区岭子镇，大约于元朝时建村，村间有泉名桃花泉，村以泉名。

《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涉及战乱的诗有7首，分别是七律《忧乱》、《桃花泉避乱》、《避乱久不归，午夜不寐》，七绝《张仙院避乱》，七古《悲乱》、《愁》，五古《兵戈鼎沸，群盗蜂起，值官兵忽到，乃投窜无门，爰成鸱夷之什，以发见者之笑》。《桃花泉避乱》诗云：“昔年两度游兹地，为避兵戈今又来。径僻无妨为客剪，花残未肯向君开。野人舒啸千岩月，游子衔愁一瓮醅。不审中原谁得鹿，故园回首总心灰。”诗中表露了因群雄争霸中原，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的忧虑心情。《悲乱》诗云：“昔日有客啸白鹿，乃今我亦隐桃花。白鹿逃名因放迹，桃花避乱为无家。无家无家可奈何？天心人事两蹉跎。三百余年鼎革事，令人愁看鲁阳戈。愁去愁来增牢骚，卷我茆屋秋风高。飀飕山畔促叶落，露沾平原起波涛。一日数迁率意指，惊惶到处靡祲止。方才杖履徂西山，又说东皋已耕耔。寄语同人莫怨嗟，多应歧路有微差。不然生死关头处，底事流离未有涯。”表达了诗人为躲避战乱而无家可归的无奈心情。

按《赠四甥皞迪》所言：“自兹益阔略，谈心凭双鱼。终岁或再遇，总不如当初。”甲申之乱之后，王皞迪、毕际有各自返回家乡，没再住在一起，他们之间联系主要依靠信件。到了年底，形势有所缓和，秩序开始好转，王皞迪与毕际有才再次相见，两人感叹时局变化，纵论天下大事，可是昔日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感觉再也体会不到了。

清顺治三年（1646），高苑（今高青县）人谢迁起兵反清，顺治四年（1647）六月十四日攻陷淄川县城。谢迁占据淄城后，“号召东山党羽数千入焉”（《淄川县志》），大批义军人马拥入城内，还“称号置官属”（《蒲松龄年谱》），即建立国号，设置官署，组编队伍。此外，谢迁义军还杀戮官僚及其子弟，考掠豪绅富户，明末首辅张至发的侄子张泰瑞、清初兵部尚书孙之獬及4个孙子，都被义军杀死。《鬼哭》言说：“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文中的王七襄，名王昌荫，字周祯，是淄川西部王所须（举人，山西应州知州）的第五子（叔伯兄弟排行第七），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崇祯十年（1637）成进士，先后任河南固始知县、户部主事、监察御史、北直隶学政。王昌荫的家乡苏李庄与毕际有居住的西铺村相距不远，两家均为淄西官宦人家，地位相当，结有姻亲，毕际有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王所须的女儿，也就是说，王昌荫是毕际有的内兄。王皞迪暂住毕家时，当与其年龄相仿的王昌荫经常往来，切磋学问，诗词倡和。再者，据苏李《王氏族谱》记载：王昌荫“配曹氏，例赠宜人；王氏，例封宜人。”蒲泽先生在他的《聊斋志异·鬼哭本事考》中推测：王昌荫的继室王氏，可能娶自窎桥王氏，并且是王皞迪的姑辈。由此看来，王昌荫还是王皞迪的从姑夫，他们也有亲戚关系。谢迁之乱过后，王皞迪到淄川城里办事，可能因为王家城里的祖屋被毁，只好到王昌荫家中借宿，于是发生了《鬼哭》所述的恐怖事件。

四、远游晋浙

按《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小传所言，王皞迪著有“《浙东草》、《客晋草》、《仅存草》，藏于家中。”由此可知，王皞迪曾经游历过浙江、山西两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远行。王皞迪远游浙江、山西两地，去拜访什么人？有什么目的？同游者还有谁？从王皞迪的诗中得不出结论，只能大略看出其行程。但是，换个角度，结合毕际有的《赠四甥皞迪》考虑，却能看出问题的端倪。

《赠四甥皞迪》中云：“丙申余窃禄，高梁六载逾”，“辛丑一暂归，聚晤只须臾”。毕际有于丙申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考授山西稷山知县，于辛丑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江南通州知州。诗中说：“亲朋接踵至，屡屡烦招呼。坚卧长白山，尔志甘犁锄。”毕际有厌烦那些亲朋好友前来打“秋风”，索取钱财，称赞王皞迪甘心家乡农耕生活，不外出远游，不给他人添麻烦。反观此话，既然与毕氏无关紧要的人都不远千里前往他的官署，那么作为毕氏至亲好友的王皞迪，肯定会接受邀请前往游玩。这或许就是王皞迪两次远游的原因吧。

王皞迪游历山西，当在顺治十三年、十八年之间。王皞迪此次行程不甚清晰，《王氏一家言》中与此有关的诗只有4首。从诗中看出，王皞迪当在夏天从济南西去邯郸，然后进入太行山区，正如七律《邯郸道中》所言：“炎炎溽暑赋长征，千里修途系客情。”“从此入山苍翠滴，闲云野鸟导行旌。”王皞迪在山西上党地区（清设潞安府），也就是现在的长治市逗留时，已进入秋季，七律《上党官署秋夜有感，和大成韩五弟扇头韵》描写了作者夜宿潞安府衙的感受。王皞迪在山西期间，曾到河津的五龙山游玩，写有七律《登五龙山，和一泉孔先生韵》，诗中云：“特地南来谒五龙，苍松十面拥孤峰。危岩喜见衔花鹿，杰阁惊闻隔院钟。方拜衮冕瞻法象，旋披鳞甲识真容。不知泽霈三韩者，来自玄天第几重？”河津与稷山相临，王皞迪当从稷山县衙慕名前去游览五龙山。从五律《促装返辔》来看，王皞迪于该年的秋末准备行装，意欲返回家乡。诗云：“扬鞭辞晋国，嚼尔一奚囊。行止从吾好，去留不用商。征衣怯冷暖，驿路苦风霜。弹指归三径，东篱菊正黄。”表达了诗人想念家乡生活，执意离开客居地的情感。

王皞迪的浙东远行当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之间。王皞迪此次行程，经山东的临沂（七律《次沂州城南李家村早发》），过郯城（七律《次郯城县早发》），渡过黄河（七律《渡黄河》），到达江苏的高邮（《自高邮州西关南望高邮湖》）。王皞迪到达扬州后登塔赋诗，写有七律《维扬登塔》，还写有《过召伯湖》。接着，王皞迪来到镇江，写作七律《自瓜州抵京口》，后到常州，作有七绝《舟抵常州，登岸散步，触目偶咏，兼动归思》，再到崇川（七绝《二月二日将至，崇川舟行，俚语录呈二舅》、《崇川登狼山》）。至此，王皞迪到达通州毕际有的官衙。王皞迪此次远游，动身时间在年初，于二月上旬到达目的地。此后，王皞迪还有一次西游，其行程是，从通州出发，先到达苏州，再到浙江的杭州，这从五律《再过杭苏》可以看出这段行程。之后，从杭州乘船沿钱塘江逆流而上（《武林登舟，溯钱塘江入婺》），游览了富春江的严光钓台，到达浙江的金华（旧称婺州），然后由此折返（《婺阳返棹》），回到毕际有的官衙，也有可能直接回到家乡。

王皞迪浙东之行歌咏较多的地方是富阳的严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隐士）钓台。《王氏一家言》收录王皞迪歌咏严光的诗共有3首，分别是《过严先生钓台》、《渡七里龙，过子陵先生钓台》、《过严子陵先生钓台》。七绝《过严子陵先生钓台》小序云：“土人述诗云：‘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羞当作休，凡名利客休见之。余非名利客，何艰于一见耶？乃去时风帆仓卒，归时同行粮艘，竟未获一觐先生颜范。瞻顾台下，跷首情深，再赋数章，以志景慕云。”小序透露，王皞迪去时经过严子陵钓台，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瞻仰钓台，回来时乘坐官方运粮船，个人行动不自由，也没有闲暇时间去瞻仰钓台，为此十分遗憾，不禁感叹道，自己不是名利客，为什么就没有机会拜谒清高的严先生呢？由小序得知，这是王皞迪归来路过子陵钓台时写作的组诗，计有5首七绝。

五、卒年无考

王皞迪于何年离世？《王氏世谱》、《王氏一家言》都没有记载，其他资料也没有记录，因此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皞迪早于毕际有离开人世。从《王氏一家言》所收王皞迪诗文来看，没有为毕际有写作的挽诗。毕际有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去世，王皞迪应当早于康熙三十二年辞世。

淄川人、清康熙年间刑部左侍郎高珩在为王皞迪《仅存草》所作序言中感叹：“独惜皞迪怀瑾不偶，修文遽招，为可惜耳。”意思是说，具有高尚品德的王皞迪命运不好，过早去世，真是可惜呀。由此可以推知，王皞迪去世得比较早。

六、文学成就

按照《赠四甥皞迪》的描述，当毕际有能够写作诗词文章时，王皞迪已经成为当地的知名儒生了。王皞迪写得一手好文章，堪与苏轼相比；写得一笔好字，颇似怀素；诗写得神秘幽艳，继承了李贺的诗风；精于易理，可与邵雍相比；不仅如此，王皞迪还精通医学，懂得风水学；同时又练习武功。总之，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毕际有的这些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一个侧面说明王皞迪的确不是凡夫俗子。

据《王氏一家言》所载，王皞迪著有《浙东草》、《客晋草》、《仅存草》，而据《王氏世谱》所言，王皞迪著有《鹭溪轩诗稿》，这可能是他晚年对自己诗篇的汇编，也有可能是其子孙的辑录。此诗稿没有传世，估计早已散佚。《王氏一家言》选载王皞迪各类诗186首、词9阙、文章40篇。由此看出，王皞迪精于创作，不但数量繁多，而且质量上乘。《王氏一家言》中选载了王皞迪代王樛写作的3篇文章、代毕际有写作的2篇文章。王樛、毕际有的文才在清初淄川地区堪称一流，能够入他们的法眼，委实不易。此外，王皞迪还代他人作诗24题、31首。

《王氏一家言》收录了周村解元、户部郎中徐日升为王皞迪《浙东草》撰写的序言。徐日升在序言中称赞王皞迪“可与言诗”，是“能诗者”。高珩在《仅存草》序言中赞扬王皞迪“笔致清绮，累累贯珠”，并对其“卒业遗编，为之三叹”。

王皞迪的次子王孺健文才也很不错，《王氏一家言》称其“业儒，早夭”，有遗诗一册，选录了他的七律9首、七绝9首。

参考书目：

1、（清）张鸣铎鉴修、蒲喜章整理《淄川县志》，淄博市新闻出版局准印，2002年。

2、淄博市淄川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淄川区志》，山东齐鲁书社，1990年。

3、淄川窎桥《王氏世谱》。

4、淄川窎桥《王氏一家言》。

5、淄川苏李《王氏族谱》。

6、盛伟著《〈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7、（清）张笃庆著《厚斋自著年谱》，转引自《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4期。

8、（清）王培荀著，蒲泽校点《乡园忆旧录》，山东齐鲁书社，1993年。

9、路大荒著，李士钊编辑《蒲松龄年谱》，山东齐鲁书社，1986年。

第6篇：西川的诗范文

侯川的文学创作体裁多样，独特，这给他的文学评论夯实了基础。进行文学评论，难，要博览群书，观察敏锐；评出特质和价值，难，要目光炯炯，纵横捭阖；评论集行之于世，亦难，要褒贬功过，阐明利害，分析得失，读者要看。当前文学创作的技巧过剩而思想贫乏，受其影响，文学评论也是技巧过剩而思想贫乏。所以进行文学评论，侯川选择了自己的方法：以解构理论为框架，兼容“格式塔”完形理论本文由收集整理，从术语里解放出来，用阅读热情这种张力，把基本义项、“边缘”和“盲点”作为媒介或突破口，发现文本价值的多种可能性。他认识到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需要把粗糙的东西变得光润，把热闹的喧哗的东西变得有审美意识一些”的体验的意义，新颖、严密而洒脱地解析文本。有时，他还往往以内心的审美体验去填补文本没有演绎的部分，去再造一个染上自我色彩的新形象。

我对侯川的初识是他的博客里有一幅王朔与北京一个大学教授的合影，感觉他很有思想的前瞻性。其随笔《我读王朔》，风趣幽默，文味盎然：“非党非团非乡愿，亦痴亦狂亦书生”，“王朔来访，还留言给我打气哩……我只想大喊一声：朔哥万岁！”侯川从“真实、率性、善良、美好、人道的，我们的朔哥就爱，就要力挺；老套、虚伪、装逼卖傻、非人道的，我们的朔哥就恨，就要往死里贬。我们的朔哥，不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心吗？”的句子里，表现出与王朔一样的坦言、直率、犀利：“大人——成年人，表面上爱装——浅深沉，爱摆——虚架子；心里免不了常常阴暗，背地里也免不了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得不承认体制内这种文学圈的怪状。侯川欣赏王朔《新狂人日记》里对现实真相的再现，与莫言“我的小说里有丰富的政治”里的“讲故事”应该一致。

民族题材的作品，要融合多种元素，从文学思想的深度切入，借助一个传奇人物或一种重要意象，与现实紧密结合，完成丰富的主题，这不是寻常长篇小说能轻易胜任的。从侯川《雪域传奇，万世悲情——读高平先生长篇历史小说<仓央嘉措>》等评论中感悟了高平先生的这部大作：“以伟大诗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短暂、坎坷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为主线，围绕仓央嘉措，成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上层贵族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丑恶行径与广大农奴的悲惨生活及其纯洁善良的美好心灵；以拉萨为中心，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时代风云，再现了十七世纪末西藏波谲云诡、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斗争。整部作品语言生动优美，情节起伏跌宕，感情强烈，意味隽永，思想深刻。尤其是诗意化的语言和极富地域特色的格言谚语，以及对于宏大场面的得心应手的描绘，使整部作品既具有了震撼人心的生活真实感，又产生了史诗般的深沉悲壮的艺术效果。仓央嘉措的生活、人生、思想情感和悲剧命运，使读者不得不深入思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和谐、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价值。”原作非凡大度，驾驭熟稔，评论周密系统，引人深思。要知道，在诗坛，诗人们热衷的大多是仓央嘉措的“情诗”，现实里，人们热衷的大多是仓央嘉措的“轶闻”。侯川对原作阅读数遍，大胆奇思，均衡持握，既挖掘出了作品的内涵和置于现实里的意义，也历练了评论视野的开阔、视角的多样和评论方法的融合能力。

论诗，先要有诗心。侯川认为“诗歌，不关物质，不关富贵，她只与生命有关，只与灵魂有关，只与世间的真善美有关……诗人啊，写诗吧！哪怕国人都变成官员，或者都变成资本家，还是写诗吧！哪怕‘天柱折，地维绝’，还是写诗吧！”其表述突出了两点：一、诗与真善美不可分离；二、莫管其他，好好写诗。此乃微言精义。现在网络和刊物上的一些人，交易，骂诗，骂战，“下半身写作”，己了无诗美。侯川对诗人离离的诗歌读得多，风格转为细腻柔和，往往从多个诗眼、复式结构、重叠意象上分析解构，让诗美油

然而发。有些诗句不经意问，就过去了，但一经提醒，才发觉诗味，如离离的一句诗：“多年后＼我也会怀抱蔬菜，在他们的身边＼平静地躺下。”评论认为用“归真、田园、彻悟、宗教”等评语已成多余，“乡情”与“未来”的真实丝缕来袭。在《读杨作栋先生诗集<散淡杨枝>》里，侯川的文笔先是性灵，恬淡隽永，适合传达原作韵味：“先生闲聊之问，出一诗册，乃复印装订而成。每诗皆为一笔一画书写，其间还有先生简笔画及书法作品若干。予细观之，感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先生一生从教，无一低俗之嗜好。退休后，博览群书，手不释卷；深钻音韵典故，精通平仄格律。先生于弄孙度日、读报交往、旅游观光之间，每有感兴；吟咏推敲，年长月久，乃成《散淡杨枝》一册。”随着原诗思想起伏和风格的变化，其评论也转换视角，呈凝练、跌宕、凛冽之势：“通观其作，或写景，或记事，或念亲，或赠别，或伤怀，或悼亡，或感叹时事，或关心民生，或怀古咏史，或托物言志……若其海外旅游诗者，览异域风物民俗，描绘逼真，诗情浓郁，令人读之大开眼界。若思亲念故诗者，心系家乡一草一木，情怀故土父老亲友，真情吟唱，师法自然，读来为之动容。若关心民生诗者，直击弊害，大胆揭露，悲愤交加”。若对古诗词浸润不到，对现实若即若离，非有此贴合严谨的评点。古诗词的创作，有些作者或指名道姓夸奖政治人物，或讴歌导弹火箭升天，或一晒大酒店里男女觥筹交错，这已经背离了诗词的本质。结合侯川评论“从灵魂出发”的题旨与杨光祖给他文学评论集写的序言《玩弄技巧者最终死于技巧》，再到他的许多随笔、杂谈和新诗评论，不故作高深，不媚合称颂，是比较激越的思想统一、基调统一、文学观统一。

第7篇：西川的诗范文

杜牧出生于803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人即陕西西安。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西川的诗范文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汉族，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其墓在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来源：文章屋网 ）

第9篇：西川的诗范文

??朱载震曾北上京城拜在“一代诗宗”王士禛（祯）门下学诗。王士禛（祯）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曾任刑部尚书。以诗名和王士禛（祯）并称“南北两大宗”、以词名和陈维崧并称“朱陈”的朱尊彝，“朱陈”两位当朝大名士都曾不惜屈尊拨冗，与朱载震联席讲学唱和诗文，以示提携和奖掖。其文才诗艺在当时南北文人中广有所闻。康熙三十二年至康熙三十三年夏（1694年），朱载震受知县刘涣再三恳请和父亲朱士尊的劝勉，以一年半的时间主纂完成了一部二十卷的《潜江县志》。其间实施采访、主撰、落实刊印等干练的统筹之功，可见一斑。后来朱载震赴四川石泉当知县，川督又特聘他编《四川通志》，足见他在史志编撰方面深厚的文史功底，当年已是盛名在外了。

??朱载震的诗集，是领略其文才最有力的见证。《京华集》一书的康熙刻本，当年因乾隆皇帝亲自组织大搜天下书籍以供选编《四库全书》时取舍，被收罗上交，是否得以入选虽然有待考证，但其原典至今仍有馆藏，只是一般人要一睹真容，还真不容易。不过包含《京华集》在内的一些原典现已制成高保真的电子图像版文献资料，山东省图书馆徐泳先生负责的学术网站“中国古典文献网”可以为专家学者无偿提供此类原文服务,方便人们研究。限于篇幅，《京华集》可作专文探讨。本文不妨通过简要介绍他便于查阅的零散诗作，以证其诗文才气之一斑。《潜江明清诗选》（毛道海、刘承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曾选入其诗作八首。这些诗可能因为与当时潜江的人与事有关，而载入《潜江县志•艺文志》，得以流传。他的代表性佳作，便于查证的，有两首。197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诗别裁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清代著名大诗家沈德潜编选）第二十一卷中，有收录。原选本36卷,入选996人，3952首诗,后删订为三十二卷。书前有《例言》，作者名下附有小传，诗后间有评语。编者自称选诗“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凡“徒辨浮华”,或直露“叫号”之作,或香奁诗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皆不选，前明遗老诗一般也不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到乾隆朝的诗歌面貌，评语也有可取之处。编者的艺术趣味倾向于唐诗，故集中作品接近唐人风格的较多。另外，所选作者的专集，不少已属难得或亡佚，不少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所以还不失为研究清诗的重要参考书。该书中关于朱载震的小传和诗文，篇幅精悍，弥足珍贵，全文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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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震字悔人，湖广潜江人。选贡，官石泉知县。著有《东浦诗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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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兰》

??丛兰生幽谷，莓莓遍林薄。不纫亦何伤，已胜当门托。辇至逾关山，滋培珍几阁。掉头忘闽海，倾心向京洛。轻飔昼回芳，清泉晚宜瀹。玉轸一再弹，天际如可作。（此为王新城尚书题花木六咏之一也。新城谓王筠为沈约赋《郊居》十咏，约曰：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今之视昔，殆为过之。诗意古淡无迹，不同漫许。）

??《雪中呈黄湄先生》

??钟动明光接曙晖，雪花片片点朝衣。玉珂积素趋仙杖，金勒凝寒出琐闱。北极楼台天上迥，西山云树望中微。闭门有客还僵卧，岁暮羁愁未得归。

??《建兰》诗后的沈德潜原注，对此诗的评价很高，他同意王新城认为此诗有超过前人之处的看法。“王新城”即王士禛（祯），他是山东新城人，古时有用家乡地名或为官地名称呼人的习惯，故有此称。这应当是朱载震在京城跟王士禛（祯）学诗交游期间所作。朱载震父亲朱士尊酷爱种花，晚年自号“宜庄花农”，朱载震耳濡目染，对他写出备极兰花形神的佳作，是否有直接影响，就不得而知了。这首诗和一些同题材的咏兰名作，至今被古诗文爱好者及兰花爱好者广为流传。共2页,当前第1页1≤作者：江汉芝仁≥

??第二首咏雪的诗，诗题中的“黄湄”先生，是康熙七年起在潜江当过六年县令的王又旦，陕西人，字幼华，号黄湄，进士。曾请朱载震父亲编篡潜江县志，因离任半途辍废。工书善诗，后擢升吏部给事中，迁户部都给事。著有《黄湄集》。朱载震跟王士禛（祯）学诗之前，曾随黄湄先生学过一段时间的诗。黄湄先生和朱载震父子两代都情谊深厚，朱载震更是感念得益于指教诗艺的这段师恩，黄湄先生去世后，朱载震为其经办丧事，刊刻遗著（见《潜江旧闻录》卷四《朱石泉笃师友之谊》）。这首诗题中的“呈”字，或许就有殷切“请教”之意吧。诗作能入一代大诗家沈德潜“法眼”而选入《清诗别裁集》，其水准也就自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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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震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甘鹏云先生在《潜江旧闻录》卷四《朱悔人善画》一文中感叹“古人之逃名”，以致于“悔人以诗名，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善画”。此不赘述。关于朱载震有影响的其它记载，就更难寻觅了。所以，想了解朱载震的干才，就只能从他在石泉县令任上的事迹去探其踪迹了。在《潜江风情录补》（毛道海先生著，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的《潜江的司马迁》一文中，谈到：“后来朱载震赴石泉当知县，川督特聘他编《四川通志》，知县那些事让别人代他干去了。”所以他在任期间可考的事迹也实在有一番难度。不过，当代一些学者专家在研究四川地方少数民族历史及司法史时，频频提到这位潜江籍的石泉县令。有两篇学术论文都着重论及朱载震其人其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绍明先生，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0期发表的《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一文；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副研究员龙大轩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发表的《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一文。石泉即今北川羌族自治县，以羌族为主,亦有少数藏族散杂其间，境内也有汉民，外又与绵阳等川西平饶之区接壤，汉化进程较快。历史上，土司有“土规”、“土律”，本为羌族原始土著习惯法的汇集与综合，但明末清初之际，土司渐而坐大，上不听朝廷之命，下不理羌众之怨，弄得民冤积结，社会动盈。清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即将土司控制的羌区改由国家州县流官辖治，朝廷加强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推行国家法的力度逐渐加大。当然初期的改流并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而是加强了府、县流官统治,缩小并限制了土司职权。上述两篇论文，在论述有关北川土司的源流和变迁时，都引述了涉及朱载震的相关史实——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之《石泉土司兴革》作了如下简略叙述:“明初始设土司二员,弹压艾林、坝底二堡。及白草蛮乱,官兵计平之,以艾林土官任厚、坝底土官司唐敖,抚番无术,黜之。擢李世选为艾林土官,唐裔为坝底土官,仍听世袭。国朝康熙二年,剿平(青片)上、下五族。番寨近茂州者,责之茂州陇木土司,近石泉者,责之唐、李土司。又设抚夷一员,弹压坝底,(康熙)四十二年〔注：1703年〕,土司唐德峻袭职,数月番民以番冤莫伸,事讼于邑令,朱载震详情黜之,并黜永平土官。于是,石泉有抚夷,无土官,番民大小讼狱,归县办理”〔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版〕。土司居其位却背叛了既有原始民主的习惯法传统，朝廷废之，既为羌民欢迎，又符合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当然，废黜土司，并非处理事务就不顾其合理民俗。对羌族内部的冲突、纠纷，有一些仍按本族习惯程序解决；羌民违法，酌情依照内地法律办理。可见朱载震是一位能躬亲访民，申民冤屈的务实县令。他据实裁撤“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失职土司，是上符朝政之命，下合羌众民心。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可以管窥朱载震干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