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日语教学 合作学习 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

2001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将成为21世纪日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培养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日语人才将变得日益重要。我旨在探讨在日语教学中对学生应该如何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日语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交际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外语教学需要一种合作学习的氛围,而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会合作、学会与人相处,也是外语教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学生不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与他人的合作性互动之中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是无用的,这种教育是失败的。[1]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如果只顾自己夸夸其谈而无视对方的存在或反应,即使操一口地道流利的外语,也不能算作具备交际能力。同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传递的信息,不主动积极地参与信息的摄取过程,以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也是一种缺乏交际能力的表现。

但在传统的日语教学模式中我们往往只注重培养学生传递与接受信息的能力,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相互交流性和共同作业性,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在现实的日语课堂教学中,学生人数多,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让每个学生都有说的机会,结果导致只有少数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发言的机会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培养交际能力无从谈起。又如在我们常采用的辩论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辩论双方自始至终坚持己方的观点,即使对方言之有理也寸步不让,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自己的目标与他人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即别人的成功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种“利己损人”的学习情境对他们日后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合作的交往较之竞争的交往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里合作学习更为重要。[2]因此,课堂教学亟需引进能面向全体学生的、有利于学生全面开展的语言实践活动教学模式――合作学习。

二、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可行性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个无论在教育理论界还是教学实践中都备受人们推崇并且影响巨大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大中小学教学实践,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

合作学习的代表人物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1]我国学者王坦认为合作学习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互助合作,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3]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合作学习定义的表述不尽一致,但从中可以认识合作学习的内涵。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或团体为主体的互动学习模式,在合作学习模式中,小组中的每位成员都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关系,每个人的努力都是本组成功不可或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成功。

在日语教学中,运用合作学习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切实可行的。合作学习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是语言的学习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这种模式有利于全班学生人人参与日语学习的全过程,人人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它不仅可以相互间实现信息与资源的整合,而且可以使学生学会交往、学会参与、学会倾听,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这种合作学习中所产生的合作意识和品质,不仅对学生日常交际能力的提高大有益处,而且为跨文化意识的建立、培养和发展,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把合作学习的理念贯彻到日语教学活动中是一种提高日语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

三、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组成,基本交际能力系统主要指交际个体为达到有效交际所应掌握的能力,具体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能力、文化能力、相互交往能力和认知能力;情感能力主要指移情能力,即以别人的文化准则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的能力;关系能力主要指交际双方满足彼此自主和亲密交往的需求,或通过妥协达到人际关系的平衡,从而取得共识的能力;情节能力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根据实际交际场景不断调节交际行为的能力;交际方略能力是指在交际过程中,因语言或语用能力有缺陷、达不到交际目的或造成交际失误时采用某种技巧来补救的能力。[4]那么我们如何引导学生通过“合作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呢?我将从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三个方面来谈谈具体的操作。

1.语言能力的培养

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际能力的基础,任何交际过程都包含着一定的语言形式。没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就不可能获得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而要使学生在听、说、读、写各个方面掌握坚实的本领就必须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操练。在学习每课的词汇时,教师可以在学生预习单词后再检查部分学生的发音,然后组织学生分成小组学习单词,给学生五分钟的时间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纠正发音,寻找记忆方法,并运用这些词汇,组织听写比赛,这样能增加学生的练习量,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让学生理解日语中常见俗语及其文化内涵。俗语是语言发展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进行俗语的学习,既能学到语言又能学到文化,并能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加深对日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在课堂上的教学活动可以这样展开:(1)让学生自己分成小组;(2)教师列举一例汉语俗语;(3)各小组自己从应该学习的日语课文中找出类似的俗语;(4)学生在比较中对他们自己找出的俗语加以理解和适当运用;(5)教师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讨论,并因势利导地引导学生找出两种语言中不同观念的俗语,并让学生根据所学过的有关知识来分析、讨论其成因,以便帮助理解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在汉语中我们常用“沙丁鱼罐头”来形容上班的高峰期时的拥挤不堪。在日本,虽然大量地捕捉沙丁鱼,但是为什么不用这个词,而用「め来表示拥挤呢?又如汉语中经常用“煮饺子”来形容很多的人泡在水中的样子,可是日本人为什么用「芋洗い来形容这一现象呢?这些都可以组成小组讨论,小组成员共同合作写出讨论的结果,并选出代表在全班发表,进行交流,然后教师对此进行点评。整个学习过程要求学生尽量使用日语。这种合作学习的方法不仅能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教学,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

2.文化能力的培养

日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使他们了解日、汉两语中常见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否则,学生往往不自觉地用本族文化标准来衡量日本文化而引起文化摩擦,造成交际失败。中国人在对自己迟到的行为道歉时,多以「急用があります、「バスにれた等作为理由。这种对迟到的解释在中国人眼里看起来合情合理,然而日本人却把这种理由看成是一种耻辱,是说不出口的。很显然,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学生就有可能在今后的跨文化交际中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把文化教学贯穿于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而且应该把交际文化作为侧重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发现日、汉两语中交际文化的差异,使学生对异域文化有着理性的洞察力和感情的移情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首先由教师对必要的语言知识进行讲解,然后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讨论日语及其文化传递的信息,通过母语文化“过滤”后,哪些因素发生变化、哪些不变,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对文化的宽容性和灵活性。例如,教师可以先安排学生看一段中国人到日本人家中做客、日本人到中国人家中做客的生活录像,让学生从中找出其中人物在生活文化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在看完录像之后,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了解哪些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会引起摩擦或误会,并掌握避免摩擦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向全班进行汇报,要求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尽量用日语交流。通过小组讨论,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行为举止等方面表现出的相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并促使学生开展有关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价值差异的比较和文化价值趋向的大讨论,借以促进他们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3.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是能够在真实情景中运用外语进行得体的交际,传递信息,交流感情。而要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角色扮演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它可以使学习者在模拟的社交情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获得交际能力,为以后在真实社会环境中运用外语打下基础。著名教学工作者何家宁认为:“角色扮演的情景可以选择集中反映学生需要的社会礼仪或那些可能导致文化误解的话题。”这样的情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以避免不恰当地运用外语。日语教材中许多交际文化项目如打电话、问路、看医生、就餐和中日文化差异等,都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导入。在进行角色扮演时,教师要提醒各小组学生必须根据本组扮演角色的人际关系来组织对话,如果小组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朋友关系的话,组员就得使用简体进行练习;如果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陌生人关系的话,对话时自然得用敬体;如果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不同的话,对话中不仅有简体、敬体,还得有敬语表现。教师在演出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终引导学生明确地认识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身份、年龄不同的谈话对象如何用合体的日语进行交际。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学生真正地将语言知识作为交际的工具,同时可以切实理解并感受日本文化的内涵,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逐渐增强。

综上所述,合作学习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是值得适当采用的教学手段,通过合作学习能够让师生在合作互动的氛围中增强跨文化意识,进而提高运用日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实际能力。

参考文献:

[1]约翰逊兄弟著.高燕,王坦译.学习中的合作.教育论丛,1994,(3).

[2]吴也显.教学论新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209.

第2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阐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日语文化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做了探讨。主要从教室的配置、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材内容的安排等方面提出了El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并对日语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模式作了构建，提出了三段式教学方法即：(1)传授El本语言文化知识；(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目的是使学习者透过语言看到El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了解El语和El本社会，为将来与El本人实际交往提供跨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交际能力。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二日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开展

1课堂的布置

教室布置应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布置，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三段式教学。即: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学生集体讨论和教师点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两种教室布置。如下图。

A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一阶段的教学即教师向学生的知识传授，因为这种教室配置适合于教师传授知识，而学生听解。

B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教学即学生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以及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学习气氛自由开放。

2.教材的选定

教材的选定编辑，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日本学者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的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其次，侧重文化对比，特别是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日本人论和日语行动论的内容。同时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在第一阶段的教学中执行，上课前发给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其目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一定量的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阅读使学生积蓄一定量的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知识传授、点拨，完成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感性认识。教室里也可装饰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东西，如和服、茶道、花道等，以渲染气氛。

具体的教材内容如下:“(

)”内为作者。

(1)女の日本語 男の日本語 (佐佐木端之)

(2)[気の]文化論(赤爆行雄)

(3)「私中心の視点—日本語的な内と外とは何か(森田良行)

(4)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こが大達(中鳩嶺雄)

(5)「缩み志向の日本人(李御率)

(6)謝らないアメリカ人すぐ謝る日本人

(7)凳話の場面、凳せられる表現一なぜ客觀的叙述がとりにくいのか(森田良行)

(8)菊と刀—恥の文化(ベネディクト、ル—ス)

(9)お辞儀について—非言語行動 立礼

(ogasawara -ryu.gr.jp/lessons/reihou/manners/basic/bow.html)

(10)受身的凳想に基つく言葉—受身で客觀性をどう示すか、(森田良行)

语言交际离不开话语的背景知识，各民族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如果脱离了语境而只从字面理解语言的意思，往往会产生文化误解。笔者就举出亲身的经历说明。在一次宴会上，我们外语学院老师聚会，因为外教是初次来到我校，还未与院领导见面。当宴会进行到一定的时候，笔者有意把外教介绍给院长，外教却这样回答:“今日は初めてですから”笔者听后产生了错觉，“今天是第一次，对，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把你介绍给院长。”而外教却没有去的迹象，这让笔者茫然无知。这之后笔者再次问到这句话到底表达什么意思时。外教回答到:“今日は初めてですから”只是一种委婉的回答，其实后面他要想说的是:“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和院长见面太唐突了，下次等我打好领带，穿好西服再见面为好。”那么，从这次交际中我们又能得到何启示呢?“今日は初めてですから”只是语言层面的意思，如果光从话面去理解，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在场的还有一位日本人，这位外教这样说道:“如果是日本人很容易就理解啦。”所以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解读异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日本社会讲究“以心伝心”，“察しの文化”的思维方法。交际过程中，对于对方的言语，往往通过捕捉“言外的信息”，以达到默契，来完成交际。但是中国人却觉得省略得太多，变得“委婉、模糊”。又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芭蕉的徘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在外国人看来这似乎不能产生任何美感，翻译界对此徘句也是反复研究。但似难找出合适的翻译。这是由于此徘句反映的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如果不粘和于日本文化这块土壤来进行翻译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一徘句，我们可以解读日本文化的两个信息:一是日本人的联想。其次日本人的言简意赅。所谓日本人的联想，即在日本人内部的交流中，日本人总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捕捉到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日本人已习惯于表达方式，但在外国人看来却百思不得其解。日语还讲究言简意赅。象徘句一样仅仅5个字或7个字就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日本人的“以心伝心(いしんでんしん)”。不是通过语言的具体表达来传递信息。因此在日语教学中，讲明委婉语的言外之意，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就很有必要。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调查、讨论，在课堂上提出了关于日语中主语省略的问题，举例指出“你叫什么名字?”(お名前は)“你几岁了?”(おいくつですか)等在日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同时谈到自己在使用日语时，常常喜欢以“我”开始，但在实际的翻译中却常常省略主语。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调查的同时，指出日语的省略是由于日语与汉语或英语不同，是主要依靠语境来相互交际的一种语言。同时它也导致日语的“あいまい”，这种“あいまい”在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外国人却觉得“暖昧”，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得日本人的心理。例如日本人之间在邀请对方看电影、吃饭时，如果不想去，会说:“きょうはちょっと。”日本人之间就会心领神会，不再强求对方。而中国人或欧美人就会很明确地问:“你去还是不去”。所以与日本人交流会觉得日本人表达“模糊”。而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流，会觉得外国人太“直率”。并同时提出了日本人的“察しの文化”和“以心伝心”的思维定式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指出在许多语境下日本人之间都是通过“察才”来完成的。在日语中当面直接指出是一种没有“修养”的，而“暖昧”的表达却是一种美。

(3)教学案例三:非语言交际(お辞儀について—非言语行動 立礼)

1)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

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交际，同时也存在非语言交际，必须注意交际时的“体态语”，例如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鞠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会话教学中似乎不太重视“体态语”的教学，其实“体态语”与谈话中的话语一样重要，例如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很少有见面握手的习惯，往往用低头、鞠躬来交往，这样教授学生鞠躬的交际习惯就很重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鞠躬”分为三种类型:低头的角度为巧度，日语叫“会积.，，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使用，或者在遇到公司同事，或碰到熟人;另外一种为30度，它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如遇到上司或迎接客人;还有另外一种是45度，一般是道歉或者在迎接尊贵客人的时候。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在日语教学中若不加以重视，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教授会话课时，笔者就有亲身体会。在学习初次见面时，要求学生做角色扮演。学生虽然n里能够流利地说:“始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但是他们的姿势确是千姿百态:有的不鞠躬，甚至有的学生两手交叉。有的手插在裤兜里，可能学生是由于紧张的缘故。但是我想这种姿势如果不在学习阶段加以纠正，那学生毕业与日本人交际就会产生文化误解。所以在教学中必须指出日本人的姿势:鞠躬时，男性的双手需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则放在大腿前。鞠躬时按照123的次序1看对方2行礼3才完成。其他的例如眼神等，与欧美文化不同，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目光应避开对方，这些“体态语”，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同时是与日本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指出与日本人习惯上的不同，例如日本人做事讲究计划性，干什么事都有“スケジュ—ル(计划)”。例如突然去外教家，外教感到不高兴，最好要先打电话，和外教约好才行，突然造访会使对方不悦。虽然不是非语言交际，但也是语言交际以外非常重要的东西。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在评价学生的准备的同时，指出了解日本人的习惯同样很重要，同时指明“体态语”必须注意到一些地方。例如眼神方面，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与欧美文化有所区别。日本人的点头与中国人的点头，日本人只是表示在听，中国人则表示同意。同时本课程主要讲述的是语言文化，其实习惯上的不同，同样很重要。通过这些点拨，让学生自己自主学习，并且让文化融人到学生自己的血液之中。

第3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关键词：模因；日语借词；强势模因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73-08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2.009

借词是文化交流的记录和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见证着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有过接触，这种中外跨文化交际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接触，也必然会带来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借词的出现是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萨丕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有文化借用，就会有词汇借用”[1]。中日两国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亚洲邻国，在以汉字为媒介的长期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词汇互相渗透和影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汉语词汇对日语词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近代开始，日语向汉语输出了大量汉字词汇，并逐渐渗透到汉语词汇中，这些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中日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官方交往始于汉代，盛于隋唐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前。19世纪中期，中日交流方向出现了逆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制度，成功移植了西方文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学习西方知识，日本也随之成为汉语词汇的输出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将近三十年的时期，被认为是日语借词进入汉语词汇的第一次高潮，该时期日语借词所表示的概念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后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改革开放，中日两国的交流得以恢复，并广泛涉及到日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教育文化以及饮食时尚等多个方面，两国语言的频繁接触造就了第二次日语借词高潮。近十年，随着网络普及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日本饮食、音乐、动漫文化、网络游戏等为中心的日本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第三次日语借词高潮随之形成。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后期，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期间，中外学者针对日语借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围绕日语借词定性与定名、特征、成因、借用途径、词义变化、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研究[2]。文章拟从模因论这一崭新视角，根据语言模因的传播理论分析日语借词的借用类型及成因、并从强弱模因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的流行和消亡进行探讨。

二、模因论

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其借用生物学的基因概念探讨模因的复制、传播和演变。1976年，英国动物学家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探讨了基因如何通过自我复制和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将“模因”作为文化进化的单位正式提出。Dawkins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递的单位，它通过一个过程而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3]。另一位新达尔文主义者Blackmore认为，模因就是指人的思想、习惯、技术、故事、歌曲或任何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被复制的信息[4]。只有当这些信息得以传播、仿制才具有模因性。模因论认为语言也是一种模因，语言中的字、词、段以及篇章等，只要通过模仿被复制，就有可能成为模因[5]。模因在被复制和模仿的过程中，会出现保留、变异和选择三种情况[6]。由于不同的语言模因复制能力存在不同，具有保真性、多产性和长久性的强势模因才能得以保留下来，而弱势模因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3]。中国学者何自然最先将模因论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国内社会语言文化领域模因研究的热潮，也为借词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模因分析

语言的接触和交流必然产生借用。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任何正在使用的语言，都会不断吸收新的词汇，新词汇和表达方式之间会发生激烈的竞争并产生优胜劣汰。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是经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模因，日语中的词汇模因现象被汉语模仿或复制后进入汉语词汇，形成日语借词。伴随着中日长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语借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语借词的语言形式来看，主要有借形词、借音词和混合型借词等三类。

（一）借形词

借形词是将日语词汇的书写形式直接引入汉语的词汇，即原词模因的形态被模仿和复制。日语借形词主要有日制汉字词、日语回归借词、日本固有词汇三类。日制汉字词是日本人借用汉字或汉字字形作为构词要素，或根据汉语词汇的构词法自己创造的汉字词，多用来翻译西方近代词汇。如民主、科学、电话、宗教、艺术、革命等。日语回归借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词语时曾借用的中国古汉语词汇或明清之际传入日本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在后期又通过日本回流到中国。如：文明、专制、自由、资本等。日本固有词汇主要是代表日本特有事物、文化等或对某种事物现象的特有称呼和命名，如歌舞伎、相扑、柔道、天妇罗、寿司、便当、厚生省、新干线、物语等。还有少量如吨、码、腺、盏仍谌沼镏写丛炝撕鹤肿中危而后又被汉语吸收的词汇也属于日语固有词的范畴。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汉日两种语言具有同源性，借形词的原体模因在被模仿和复制过程中，在形态上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仿体模因在形态上与原体模因完全一样。从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日语借词大部分保持了仿体模因与原语模因的一致性。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语借词意义由于受到模因变异和选择的影响，或发生了词义的扩大、缩小，或发生了词义色彩的变化，还有一部分则在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上发生了转化。

（二）借音词

借音词也叫音译词，是指通过记录原词的语音特征而借用的词汇，原词模因的发音被复制和传播。在引入音译词的过程中，原词模因的发音被模仿并表现到书写形态上，意义保持不变。日语借词的音译词中，一部分是早期日语用汉字音译的西方词语，通过汉字发音可以看出原词模因的痕迹。如：俱乐部、浪漫、瓦斯、淋巴、维他命等。该类词绝大多数在现代日语中已经改用片假名来表示，但在汉语中则作为日语借词以汉字词汇的形式保留下来。另一部分词汇是汉语音译日语发音得来的词。如：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该类词的原词模因所反映的概念和事物大都为日本社会所特有，由于在汉语中缺乏对应的概念和意义，顺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就产生了对应的音译词。

（三）混合型借词

混合型主要指音义兼借型、音形兼借型两种形式。表现为兼顾原词模因的发音和意义或者发音和形态而形成的模因现象，也是模因效应不断完善的体现。音义兼借型借词由相似于原词模因发音的音节，加上能够反映原词模因意义的汉语语素组合而成，其中音译部分只作为表音符号起修饰作用，而后者则体现所表示概念和事物的类别，处于中心词的地位。如“乌冬面”中的“乌冬”来自“ウドン（udong）”这一日语发音，通过加上“面”这一汉语语素反映该词所属类别。“芭啦芭啦舞”的“芭啦芭啦”源于日语的“パラパラ（parapara）”一词，“舞”作为该词的中心存在。音形兼借型借词如“奥姆真理教”，其来自于日语词汇“オウム（oomu）真理教”，“奥姆”取自“オウム”这一发音，原词中的“真理教”则直接以原形被借用。此外，还存在义译加汉语元素的借词。即在保持原词模因意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汉语元素，进一步表达原词模因的意义。如日本女子流行歌曲偶像组合“モ`ニング娘”在汉语中被表达为“早安少女组合”，其中“早安少女”对应“モ`ニング娘”的意义，而增加的“组合”一词则起到了中心词的作用。

四、日语借词模因产生的原因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既有自身文化的传递，也有对对方文化的吸收，这种文化上的复制现象就是文化的模因现象。日语借词是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接触语境中产生的，是中日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

Blackmore认为在模因进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选择压力。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过程就是各种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只有通过在交际中发挥积极作用变得强大的模因才有可能进入目标语言系统，并被人们不断地模仿、复制和传播，成为成功的模因[4]。陈琳霞、何自然认为一种模因要被人们普遍地模仿，成为成功的模因，必须具有实用性、合理性、时尚性、权威性等四种特性或者其中一种[6]。

实用性。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讲，语言信息的产生源于社会交际的需要。语言被模仿、复制和传播的前提是语言信息实用，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新出现的语言信息，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并被接受，才会被复制、模仿和传播。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和“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大量日语借词进入中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逐渐稳定下来。该时期以科技类词汇为主的日语借词，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载体，对西方文明和科学人文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中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事物和文化，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员的来往逐渐增多，该时期以体现社会文化和时尚习俗的日语借词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到汉语，成为中国了解世界文化和时尚的窗口。因此，具有应时性和实用性的词语，才能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逐步发展为成功的模因。

合理性。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信息才会被人们复制和传播，从而形成模因现象。吸收外来词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方式，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历来是一个开放性的符号系统，在社会发展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必然需要新词来补充该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空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是语言模因得到强化和保留的前提，语言信息生动形象、更具合理性的一方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得到传播。“版克”、“德谟克拉西”、“赛因斯”等国内音译新词最终被能表达原词模因意义的“银行”、“民主”、“科学”等日语借词取代，就是新词之间竞争，最终具有合理性的词语成为成功模因的例子。此外，也有一部分日语借词由于汉语本族新词的使用，而没能流行起来。如，“寒暑针” “会社”等日语借词，由于表示同样意义的本族新词“寒暑表”“公司”已经使用，因而这些词没能在汉语词汇中流行起来。在模因进化过程中，会有新词之间的竞争、也有新词和既有词汇的竞争和选择，而其结果，常常是符合汉语词汇发展需要、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模因得以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词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

时尚性。从语用心理来看，借词模因的使用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趋新、尚异心理。具有时代气息和流行特点的语言，以及其所携带的概念新奇性，往往容易吸引人们去模仿而得到广泛复制、传播，形成语言模因。具有时尚性、突显新意的语言更能反映社会潮流和时代特点，也更容易被对外来事物和新事物敏锐的年轻人所模仿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人”、“宅男”、“新干线”等一批具有新鲜感、带有异域风味并反映日本特有文化的日语借词模因通过年轻人的使用，在汉语中广泛传播，也引起了人们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更多关注，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权威性。语言信息的权威效应也是其被广泛复制和传播，成为语言模因的条件。语言模因作为一种文化机体，想要生存下来，需要高频率的使用、传播和进化的稳定性，语言的权威性能为语言的高频化使用和稳定性传播提供一定的保证。由于具有权威性和特殊地位的人士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受关注程度高，也容易带动他人有意识地使用和模仿，从而使他们所拥有的模因得到传播。清末民初，访问日本的官员使臣、商人、学者以及因政治避难的革命党人等有着较强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士，成为该时期日语借词的传播使者。他们利用奏章、游记、随感等形式将日语借词不断复制和传播，使得该时期的日语借词模因得以产生，并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保留下来，并对汉语词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五、日语借词模因中的强弱势模因与模因复合体

Heyligen指出模因要复制成功必须经过同化、保持、表达、传播四个阶段，成功通过模因选择四阶段的模因都可以被称为强势模因[7]。Dawkins指出强势模因的三个衡量标准是保真度、多产性、生命力[3]。即模因复制精确、复制广泛、传播长久。一部分借词作为模因被广泛应用于交际，就会随之强大起来并被不断复制传播，从而融入到目标语言中，成为成功的语言模因被保留下来。另一部分借词模因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表义的不明确性以及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而无法得到广泛复制和传播，变逐渐消失，成为弱势模因。由于日语与汉语具有字形的相似性、字义语义的同源性，以及语言系统在文化背景上的趋同性，日语借词模因进入汉语后，大部分都发展为强势模因，得以保留下来。作者以马西尼的《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中的日语借词为对象进行初步统计，并与《汉典》和《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对照发现，该时期代表著述中的共计173个日语借词中，有163个词被《汉典》收录，占到总数的94.2%，147个词作为汉语常用词汇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占上述日语借词总数的84.4%。

Blackmore认为：模因具有文化适应性，即模因对某种特定文化的适应性[4]。能够适应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并能在该文化环境下生存下来，才能成为成功的模因。顾嘉祖认为：“民族文化心理制约着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8]。不同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语言习惯。日语借词大多具有表义功能，符合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它们都使用汉语成分构成，从文化心理上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清末民初是汉语吸收外来借词的过程，也是自创新词的过程，这一阶段，国内有识之士也创造了一部分表达新概念、新事物的多音节音译新词，但最终这些多音节音译词被更具有准确性的意译日语借词所取代。如“tobacco”、 “Telephone”、 “president”在汉语中出现的仿体模因为“旦把孤”、“德律风”（“得利风”）、“巴力门”（“巴里满”），最终被日语意译的仿体模因“香烟”、“电话”、“总统”所取代。同一时期，汉语自制多音节音译词与双音节意译日语借词并存，最后，前者被后者取代的例子为数不少。这是因为汉语词汇具有表义的要求，音译的仿体模因往往只模仿了原词模因的发音，没有传递其真实内涵，因而达不到汉语词汇“望文生义”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它必定会被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联想意义的强势模因即意译词所代替。

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也会发生相互转换。日语借词中存在一部分汉语回归借词，这一部分词早期见于汉语著作，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日语词汇的一部分，但在汉语中却由于复制频率低，传播范围小，成为弱势模因而逐渐消失。而后这些词又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从日本重新传入中国，在交际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被广泛复制和传播，进而发展为强势模因。如“经济”“组织”“知识”“生产”等[9]。另一方面，早期的音译词由于不具有表义功能，在词语竞争和选择中，大都发展成为弱势模因。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人们对音译词的接纳更为积极，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一些列音译词在汉语词汇中频繁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强势模因。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以及新时期，借助于电视、网络等多元媒体，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将大量反映日本流行和日本社会文化的新词引入汉语，这些词往往是在短时间内迅速被复制、传播并流行起来，成为强势模因，但是，由于其反映的是日本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复存在时，就会被逐渐淡忘而消失，如“过劳死”“单身赴任”等词就是如此。同时，新时期的日语借词具有追求新奇和时髦的特点，这也注定该类借词会在短时间被人们频繁使用、广泛传播，发展成为强势模因，而后又迅速被更时髦的新词语代替，转化为弱势模因。

日语借词中的部分强势模因，不仅自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还能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与不同的词语要素、语言环境相结合，组合成模因复合体，表达出单个模因以外的意义。如“放送”一词在日语中是指“以被一般公众直接接受到信息为目的的无线通信”，常用的复合构词有“实况放送”、“新闻放送”、“主要放送节目”等。复合词中的“放送”都是指播放，无线传递信息之意。该模因进入汉语后，与其他词语组合，构成诸如“专题大放送”、“神话放送”等模因复合体，保留无线电传播、播放等意。另一方面，有时也会根据语境，重点突出“送”的意义，主要用于商家赠送等情形。如“福利大放送”、“优惠大放送”、“礼包放送”等。又如“新干线”一词，原指高速化的铁路路线，但是进入汉语以后，取该交通工具高速、快捷的特点，转指某种快捷、迅速、前卫的事物。如：“音乐新干线”、“日语新干线”等。另外还有诸如“ ～主义”“ ～作用”“ ～的”“ ～化”

“～族”“超～”等日语前后缀在汉语中组合而成的一大批模因复合体，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数量和意义。

六、结 语

语言模因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日语借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借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承载着国家、民族之间科技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发展时期，总会有一部分新词和表达方式经过激烈的竞争和选择，被人们接受，加入并丰富原有的语言系统，同时也会有一部分词由于其自身特点或对社会文化、时代条件的不适应而被淘汰。日语借词在中日两国共享交流、传播科技文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见证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并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继续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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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 New York： OUP， 1976： 192.

[4] Blackmore S. The Meme Machine[M]. Oxford： OUP， 1999： 6.

[5]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J]. 语言科学， 2005（6）： 54-63.

[6] 陈琳霞， 何自然. 语言模因现象探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2）： 108-114.

[7] 谢朝群， 陈新仁. 语用三论： 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8] 顾嘉祖. 试论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民族文化心理[A]// 语言与文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9] 王立_. F代中国Zにおける日本Zからの借用Z[A]// 于康，泽谷敏行， . ェクス言语文化论集第2号. 西宫： 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部研究会， 2002：119-121.

第4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关键词】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可行性;软实力;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95-02

早在1850年，有关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讨论便出现了。在当时，这部分地域就已经作为许多强国之间争取的重点。特别是在朝鲜和南韩之间的问题上，正是因为美国的参与使得现如今两国仍是呈现对立的局面。因此，东北亚地域的发展情况关系到世界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地域广阔、实力颇强的国家：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或是恶意冲突都能够使亚洲东北部地域的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中国、日本、韩国可以说是该区域的强国，它们都有着悠长的历史，它们之间的矛盾并非是几天就能够化解的;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日本、韩国应当效仿欧洲各国间的结合，但那种结合是经济利益上的，由于这三国的制度和历史文化的不同，这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文化是一双无形的手，它会运用其独有的力量影响着各国，通过文化上的交流，定会改善这三国间的关系。

众多专家都对亚洲东北部地域各国关系进行了分析，现在就让我们以罗钟一先生的观点为例。他的观点是，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合作想要从制度和金融上构建联系并非易事，倘若从文化方面构建联系倒是可能的，这种联系也会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这种联系只能成为途径，不能够成为结果。下面，就让我们对“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一、“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1945年9月2日，以美国、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的胜利结束了长达6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苏联的对峙格局也已瓦解，然而朝鲜和南韩仍旧呈现对立局面，两国问题终未解决。朝鲜经济的贫困，军事的发达，使得亚洲东北部甚至世界都在为此感到担心惶恐，这类现象时刻影响着两国的和谐共处。对亚洲东北部地区建立文化整体的设想重在文化的影响力，针对韩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不需要他国的插足，因其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历史，它们的统一终究会实现。

（二）有利于加强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与互信合作。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都是出于本国自身发展需求，并未拥有真正的信任。中国、日本、韩国因为各方面的因素考虑，使得这三国始终在政治方面保持着距离，在经济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但是这样的合作并未给彼此增加信任，如此一来，想要改变现状，唯有依靠文化的力量。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各国家交流的目标，即：改善双方关系，博得更多利益。当然，想要实现亚洲东北部地区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也需要政治方面的促进。

（三）有利于维护东北亚的繁荣与稳定。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亚洲东北部地区开始恢复本国的经济，整体上呈现平缓趋势，但是由于世界依旧发生着变动，各国政治等方面仍存有很多易变因素。实际上，冷战的结束并未使得世界各国的对峙终结，在很多方面，各国仍旧处于各种的威胁之中。而亚洲东北部地区加强其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亚洲东北部地区的统一对外，能够增强彼此的各项实力，更能够促进亚洲东北地区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

（四）有利于增加东北亚地区各国的整体实力。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的各个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像日本的高科技技术、韩国的电视剧、中国的儒学，它们都有其自身的长处，倘若能够实现文化共同体，定能够使得东北亚各国文化得到完善和弘扬;东北亚地区各国通过文化建立联系，这样的交流合作不仅能够使本国文化得到继承和宣传，而且也能够使本国在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增长本国文化，增添本国文化色彩，倘若能够建立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并取得一定良好效果，东北亚地区更会加强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这对东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好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各国实力。

二、“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有利因素

（一）文化软实力具有潜移默化的能力。针对软实力的根源，它的出现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文明、政治准则和同他国交流的制度。在软实力的组成中，文化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最近几年，我们总是会听到“软实力”这个名词，它无时无刻不改变着世界，影响着世界，也使得人们不再只注重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而是加强了对于世界观等看不见的事物的关注。因此，提出利用文化形成亚洲东北部地区统一整体的观点是可行的。

（二）儒家文化的同质性。“中国是文明古国，长期以来都以孔子的理论作为主要思想，它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国拥有了特有的文化，也使得亚洲东部地区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这几个国家，儒家思想表现最突出的地域便是这几个地区。中国、日本、韩国都处于这样一个圈子当中，因此，他们定会在生活方式及娱乐方面等有很多相似之处。

儒学，是在中国产生的，其思想内容丰富。日韩两国是儒学的接收国，在一定程度上将儒学的理念和内容进行了学习和弘扬，并对儒学内涵进行了实践和进一步的深化。所以，在亚洲东部地区的发展史中，论起文化主流，还属儒学，只有该思想才能够作为亚洲东部地域文化共同体的根本。

（三）中日韩三国对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热情与投入。针对文化的沟通与学习，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十分卖力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展的前一年，中国、日本、韩国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就文化沟通交流的问题作出了解决，并鉴定协议，正式拉开了中国、日本、韩国文化学习的帷幕。三国将自己的文化拿出来同他国学习借鉴，不仅展示了本国艺术，而且也能够完善本国的艺术，可谓一举双得。

崔松在中国同韩国的文化交流会上指出：“亚洲东北部地区应当加紧交流与沟通，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改善彼此之间的冲突，从而增强彼此间的协作。只有彼此信任，才能够谈合作，才能够成为整体。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形成了许多的经济或政治上的结盟，并在此基础上又呈现了新型的社会秩序。”他提倡，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东北部的国家，应当在互信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构建整体，促进彼此经济、政治的昌盛。对于这种看法，黄长十分同意他的观点，“不论政治上有怎样的冲突，都不应该阻碍文化上的沟通和学习”。

对于文化上的学习和沟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群众表示十分赞同。近些年来，韩国的偶像剧引来众多中国和日本观众的喜爱，日本的动漫也博得了众多中国及韩国儿童的欢迎，而中国的功夫大片更是获得众多观众的追捧。

（四）留学现象盛行。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政治方面水平的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开始学习汉语，“汉语热”现象十分突出，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学习中华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弘扬了中国文化，更是在使中国文化同其本国文化进行融合，这不仅使得他国的文化进入中国，而且也将中国的文化带向东亚其他国家，带向世界;除此以外，也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到韩国学习韩国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中国学生学习到了韩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也将中国文化进行了宣传和弘扬，留学现象的出现有利于东北亚文化的交流，对实现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更能促进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

三、影响“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构建的不利因素

（一）历史纠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日本对于中国和韩国进行了残酷的扫荡，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灾难，然而日本始终未承认他国犯下的罪恶，反而是频频用行动挫伤中国和韩国人们的情感，“南京大屠杀”便是其中一件罪行。潘基文针对日本和韩国关系说到：韩国和日本两国间的历史矛盾并未获得处理，这不利于韩国和日本两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亚洲东部地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这样的问题也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

（二）领土争端。即使是现如今，仍存在许多问题，像这几年的和独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日本、韩国之间能否友好交流;不仅是中日韩之间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其他东亚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伴随大陆上可用能源的锐减，日后对于海洋资源等的争夺会日益出现。这样的问题即将出现在众多领导人面前，因此，亚洲东部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是十分重要的。

（三）基于现实利益的主导权争夺。反法西斯大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仍旧存有战争时期出现的问题，伴随亚洲东部的崛起，世界又重新出现对于地域主导权利的争夺，如此一来，使得许多国家面临安全威胁。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格外激烈：不论是中国取得亚洲东部的主导地位，还是日本享有掌管亚洲东部的权利，都预示着该国能够作为世界强国出现在国际面前。因为两国国力的变化与世界格局的改变，日本已经不能够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国际面前，但该国仍不肯善罢甘休，依旧同中国进行各方面的竞争，如今出现的众多事件便是证明。

（四）大国因素的影响。美国处于北美洲，仅从地理上看，它无权干涉东亚地区事务，然而事实却是它时刻影响着东亚的发展。美国在掌管欧洲事务的同时，又将手伸到东亚地区，并会进一步发展到亚太地区，亚洲东部各国的发展势态都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同美国不一样的是，依照地理位置，俄国才是亚洲东部内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一改战争前的作风，构建新的外交策略，同各洲各国建立友好关系，针对亚洲东部，俄国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五）新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目前，亚洲东北部地区十分盛行新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中国的媒体宣传反日，日本恐惧中国的崛起，而韩国更是同中国和日本有着许多矛盾，在东北亚地区，“我族”中心主义和集体忧患意识尤为明显，各国之间存在这样的敌意，更何谈信任，那么就更不会进行文化上的交流，经济、政治上的合作，这对东北亚地区实现文化共同体有着很大的阻碍。

四、结语

经过上述论证，我们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亚洲东北部地区实现文化统一整体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其各国以后的发展也是具有良好的作用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必然需要地区内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引领，推动亚洲东北部地区文化统一，促进亚洲东部一体化的局面早日形成。

参考文献：

[1]谢桂娟.东北亚文化融合的政治因素及路径分析[J].东疆学刊，2009（03）.

[2]李昌善.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浅论[J].东疆学刊，2011（01）.

第5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出席论坛的韩国作家、评论家有金禹昌、金震共、朴宰雨、徐经锡、申寅燮、吴贞姬、尹相仁、林哲佑、崔元植、金衍洙、罗喜德、成硕济、申京淑、柳宗镐、郑玄宗、崔允、黄晰！⒔英淑、高银、孔枝泳、金基泽、金爱烂、金春美、金惠顺、都锺焕、朴裕河、邦贤硕、白元淡、成民烨、安度]、吴受妍、刘世锺、柳中夏、殷熙耕、李文宰、李仁星、千云宁、崔仁硕、黄锺渊、黄芝雨等，日本方面包括了作家、评论家井上厦、岛田雅彦、津岛佑子、川村凑、中泽惠、松浦理英子、青山真治、绵矢梨沙、茅野裕城子、星野智幸、平野启一郎和平出隆等。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现代社会与文学的命运：东亚与外部世界”，下设“东亚文学与世界文学”、“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和“文学的未来”等几个议题。大家在研讨中交流各自的创作经验，对各国作家的作品进行详尽的解读，也展望了对东亚地区文学发展的美好愿景，交流始终是在认真、坦诚、亲切、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作家们说，中日韩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地理上又是近邻，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经历了严重的历史动荡和曲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民族品格。新的历史时代，东亚地区的国家需要加深相互了解，构建更加和平的关系，而文学上的交流将为此构筑更加深广的基础。

10月3日，参加论坛的作家们乘坐“金裕贞文学列车”来到春川市，参加了为纪念韩国著名文学家金裕贞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金裕贞文学之夜”活动。次日，出席了在春川市翰林大学举行的“通过作品认识亚洲的作家”主题活动，就“故乡和地区”和“家族和邻居”论题进行了对话。

在韩期间，中日韩三国作家、评论家参加了在首尔南山文学之家举行的“作家交流之夜”、在汉江游船上举行的船上朗读会等活动。部分作家、评论家还应邀到大韩民国艺术院、韩国中国现代文学会、首尔建国大学、首尔檀国大学、首尔东德女子大学、首尔大学日本学研究会、首尔中央大学外国学研究所、首尔梨花女子大学、首尔汉阳大学、首尔光云大学以及春川市部分大中学校作了文学演讲与恳谈，并与有关媒体进行了对谈。

就率团出席第一届韩日中东亚细亚文学论坛，铁凝说，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我注意到有人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想通过体育、通过奥林匹克来使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立刻互相热爱起来，可能暂时是浪漫天真的；但通过体育、通过奥林匹克来互相理解，人类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在文学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中日韩三国是近邻，想要通过一次聚会、一次文学论坛，使我们民族之间立刻互相热爱起来，可能也有些天真。但是通过组织这样的文学论坛，让我们三国的作家走动起来，互相串串门见见面，来彼此凝视，彼此打量，互相倾听，认真讨论一下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讨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和文化的位置和走向在哪里，以增加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和理解，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次论坛增进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作家之间的理解，也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树立了更新的形象。

第6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蔡武部长在贺信中说，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将追求内在的和谐与统一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佳境。相信此次学术论坛的召开将为增进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的相互理解。促进亚洲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柳仁村部长在贺信中也表达了对此次高层论坛衷心祝贺，认为韩中建交16周年以来。两国因经济互补性和文化相似性，在各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展，希望“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不仅是一次学术活动，更愿其成为对亚洲各国文化艺术方面创造出新价值的盛会。

王文章院长发表致辞时说，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区域合作日益密切，亚洲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举办首届“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为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交流研讨平台。亚洲各国人民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创造。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亚洲各国人民必将以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文化艺术的交流合作与相互促进，离不开沟通理解与相互尊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首先是发现、热爱自身之美，然后是包容、相互学习他人之美，得到相互欣赏、赞美。不同的美和谐与共是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进而达到相互尊重、世界和谐的大同之美。相信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会热情携手，共同努力。以卓越的文化艺术创造，为自己国家、民族在21世纪的文化艺术发展开拓出新的境界；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努力促进亚洲文化的和谐、繁荣和发展。

韩国韩中文化艺术协会会长柳在沂致答谢辞。他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各国日益关注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来自韩国、中国、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学者和文艺界精英一起聚首北京，深入探讨亚洲文化的发展。相信各国专家学者和文艺界人士能为亚洲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论坛的成功举办，一定能为亚洲未来的文化艺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韩国代表团团，长崔祯镐和观察员国代表、越南文化通讯研究院院长阮志坚也作了大会发言。

来自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围绕论坛议题“二十一世纪亚洲文化发展展望”，分文化文学类、电影类、戏剧美术类、音乐舞蹈类四个类别，以大会发言与专题讨论形式，展开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此次论坛吸引了中韩两国以及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文化艺术界的学者。韩国方面组成了专门的代表团，代表团由三十余位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影视、书法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构成，包括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柳宗镐，著名诗人金炯德。著名小说家金周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朴范薰。著名舞蹈评论家张光烈，著名导演林权泽、朴洗真、著名电影演员姜受延。著名芭蕾舞演员金惠植等。日本琵雅株氏会社社长矢内广、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容，新加坡著名华裔画家林祥雄、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越南文化体育旅游国家合作局专员陈一皇、广宁省文化通讯厅厅长黎全等共50余位外国学者、艺术家出席了论坛。

第7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关键词：口译；文化传达；实践

abstract：interpretation is a vital and necess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s. cultural exchange，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nterpretation，mainly refers to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effective exchanges of cultures necessitate not onl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hared cultures，especially the shared etiquettes，but also a good command of the unique cultural elements of a nation in such fields as religion，food，gestures and numbers.

key 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 exchange；practice

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沟通，就必须有翻译。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无论是在书面翻译还是在口译方面，长期以来大多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传统翻译的“转换—替换”模式。这种简单保守的翻译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语言本身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忽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无形造成了新的隔阂和新的文化障碍。最近，对于“中国龙”和“北京奥运吉祥物”翻译问题的争论，就极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文化背景而给翻译带来的理解差异，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各国所存在的文化差异[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利用所学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交流的障碍就有可能因译者的原因而产生。本文将在概括阐述口译历史、异文化交流以及交际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外语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一、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口译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诞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除了手势等肢体语言外，大多需要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在社会和民族因素相对单一的时代，翻译只需要表达基本的含义，达到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各国呈现出文化发展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各民族和国家由于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之中。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活动时，既要遵照国际共同的文化规则行事，又要尊重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对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口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口译工作的认可是和所谓的地球村、万维网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口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素质分不开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更显现出在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交流，即异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异文化交流是文化的相互交流或者跨文化交际的通俗说法，是指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交流[2]。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异文化接触的增加，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时在增多。在交流体系方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在与异文化进行接触时，有本国文化圈不能预想的“陷阱”。比如在某种文化圈内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行为，在别的文化圈内则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善意表达的语言，因文化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性的语言；同样的耸肩动作，会因国家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含义。

因此，没有对异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能真正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交际。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而单纯以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不仅会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还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与国(也可指狭义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要进行的相互理解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而对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的口译工作者，在口译过程中对这种异文化的理解和传达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译中的文化传达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我国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局限于口译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授课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对文化传达方面的研究。在近年的口译理论研究中，即使意识到了口译中文化传达研究的重要性，也大多因种种原因仅仅是一提而过，很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一直作为全国高校口译教材的《实用中日口译、即席翻译、同声传译》也只能看成是大量口译实例材料的汇编，而根本没有对口译理论，特别是口译中文化传达理论进行阐述。但在我国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中，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在《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口译的教学目标阐述为“口译课要通过大量的汉译日、日译汉的听说实践，训练学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口译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涉外工作的能力”。对口译的教学要求阐述为“在无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能承担生活翻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翻译；忠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并能区别各种不同的语感和说话人的心态”[3]。从该大纲的目标和要求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对文化传达有明确的要求，也显示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二、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实践

口译工作者接受异文化的普遍形式是通过外国文学和历史来了解外国文化，但是文学和历史所反映的文化一方面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和现实的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仅仅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的了解，也不能完全知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状。所以，口译工作者在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交流中的共性文化(本文主要分析礼仪文化)和所学语言对象国的独特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异文化理解力。

1.共同礼仪文化的内涵

国际交流中共同文化主要是表现为外交活动中的礼仪文化。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从而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加强，世界又表现出空前的统一化，各种局部的经济联合体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比如欧共体、上海峰会、apec等国际和地域组织也佐证了这种国际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都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表现的共同礼仪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外语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具体来说，共同礼仪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举止。在外交场合，举止是有很多规定的。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口译工作者应保持不卑不亢的举止和态度，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准却因动作滑稽等引起他人注意的不是成功的翻译[6]。口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听众不太注意到译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充分注意自己的站姿或坐姿的细节问题。在现代国际性会议和会见中，常用的会见礼仪是握手或拥抱，口译工作者，在自己了解该采用哪一种方式的基础上，也有告知自己的服务对象该用哪种礼仪的义务。 

②着装。在国际交流事务中，不同的场合对着装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政治会谈或正式商务会谈时，通常是西装；在旅游兼商务的会谈中，可以是相对自由的便装；在多国文化交流的联欢活动中，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译者应充分考虑自己服务对象的会谈性质和会谈内容，以便采取和与会者相符的着装方式。

③站位。在口译过程中，除会谈时的坐立翻译外，很多时候还要参加互赠礼品时的翻译，或者共餐时的翻译等。参加这些活动时，口译工作者的站位方式也很有讲究。比如在互赠礼品之后合影时，译者应该主动退后，这些看似小事却极为重要的站位方式直接关系着口译工作的成败。

虽然说国际交流的共同文化还是有分歧的，但是，任何文化规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共同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外语学习者或口译工作者应保持对它的敏感性，不断地学习和总结新出现的外交礼仪文化。

2.独特文化的基本内涵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化差别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肢体文化、数字文化等。

①宗教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所信仰的宗教也有所不同，在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各种社会纷争的今天，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工作者应该详细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特别是某些禁忌习惯。比如，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能经常提及猪和猪肉，在信仰佛教的泰国不能摸小孩的头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不但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甚至会在交流过程中因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②饮食文化。由于宗教不同或饮食习惯的差异，饮食文化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吃猪肉和无鳞鱼，日本人不吃羊肉，东欧的很多国家不吃动物的内脏，阿拉伯国家做客不能喝酒等。外语学习者既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饮食习惯又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有无因宗教信仰而忌讳的饮食。

③肢体文化。与人会谈时，我们一般用语言、声音和肢体语言三种方式进行沟通。有研究表明，沟通的55%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的，38%是用声音完成的，只有7%是用语言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肢体语言在交流时的重要性。口译过程中，口译工作者除了注意自己的站位要适当、要保持良好的眼神、双手不要放到口袋里、双臂不要交叉在胸前、不要表现得懒散没有精神等常识性肢体语言外，还要根据所服务的对象来读解交流双方的肢体语言。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民族不同，耸肩、树大拇指和微笑等所代表的意思也有所不同。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所学语言国的这些肢体语言和肢体习惯后，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④数字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对数字的喜好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尤其是逢到十三日又是星期五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办任何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的编号，如门牌号、旅馆房号、楼层号、宴会桌次等，也尽量避开十三这个数字。其原因主要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贪图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最后的晚餐上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犹大，这天又是星期五，因此，人们将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五”，有些人在这天会闭门不出，唯恐会出现不吉利的事情。日本和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在中文和日文以及韩语中，“四”的发音与“死”相近，因此，这些国家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病床。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大多会有赠送礼品、安排宴会桌次等活动，这时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数字禁忌，势必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好事办成坏事。

除此之外，在个性文化中，还包括了色彩文化、图案文化等等，对于这种个别国家的独等文化，外语口译工作者除了可以和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解释外，还可以通过专题的方式来理解和思考。

三、结语

口译中文化传达的理论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才能真正实现口译中的文化传达。外语口译工作者不但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对本国和所学对象语言国文化有的深刻理解。口译过程中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文化的传达，就会成为一种不完整的口译。

如今的世界，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来进行跨文化的无障碍翻译，这是翻译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j].译林，2006(3)：211-215.

[2]锅仓健悦.异文化间ｺﾐｭﾆｹｼｮﾝ入门[m].东京：丸善文库，1999.

[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5.

[4]高见泽孟.初めての日本语教育基本用语事典[m].东京：ｱｽｸ讲谈社.1997.

第8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首先，能在这里同日中众多大学及相关机构的各位代表共同参加本次大学校长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在此对各位在日中两国交流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日中两国在经济、人员往来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今年，我们终于迎来了日中两国邦交40周年，现在日中两国的关系不只对日中两国非常重要，对亚太地区也极为重要。为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扩大人才及知识方面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中日校长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认为，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已经成为一种对话机制，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促进大学之间，学生之间，研究和产业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加强两国大学的紧密合作。

大学是培养具备专门知识的人才和发展基于研究的知识创新的重要机构。在知识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大学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研究人员之间无国界的交流越来越重要，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教育交流与合作。日中两国之间已经签订了很多合作协议，其中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协议已经超过了3000个。

在日本所有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超过了70%。同时，选择到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的数目仅次于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目。对于日本而言，与中国大学之间的交流，包括留学生之间的交流极其重要。

中韩日三国政府已经开始推进这种超越国界，旨在使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大学间合作项目得到发展。2013年8月，第四届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峰会在东京召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这个合作项目。三个国家都在努力深化自己国家的大学与亚洲各国的交往与合作，这样的合作项目对其发展合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文部科学省希望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通过日中合作探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和方法”就是本次论坛一个重要的议题。

文部科学省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日本的大学和海外大学的合作，实施具体的项目，并帮助日本大学与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合作，构筑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群。刚才刘宝利巡视员在他的致辞中也提到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相信日中两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会不断加深。

第9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展沈音举办

5月15日晚，“2007沈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展”开幕式暨交响音乐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标志着交流展正式开幕。

本次交流展从5月15起至6月22日结束，为期一个多月，计划举行24场音乐会。来自美、法、日、韩的18位外国音乐家、学者，将在沈阳音乐学院与中国艺术家们联袂演出或讲学，来自国内艺术团体、音乐院校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也将为观众献上精彩的演出。此次交流展是沈阳音乐学院继“第27届李斯特音乐节”、“沈阳国际音乐节”、“2004沈阳国际长笛艺术节”和“沈阳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展”之后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活动。交流展的举办，将有利于沈阳观众更加直接地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各种音乐形式、风格与流派，对开拓观众眼界、提升沈阳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全民音乐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王毓

首届钢琴修造论坛举行

由中央音乐学院和施坦威（上海）钢琴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央音乐学院首届钢琴修造艺术论坛，5月21日-24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钢琴修造领域举办的规格最高级、水平最高的一次专业研讨、学习和交流的盛会。论坛由中央音乐学院艺术实践管理办公室承办，吸引了全国专业院校师生和大批各地钢琴修造专业人士。

据介绍，此次论坛的举办，目的在于普及和提高我国钢琴修造、调率和维护水平，为业内人士营造一个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平台。论坛主讲人包括中央音乐学院赵东升、王德生、刘克寒等钢琴修造专家，授课的外籍专家包括施坦威钢琴（远东）公司总裁罗伯特・道夫先生、施坦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约翰・潘顿先生和纽约的专业技师等。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迎于24日晚举行了独奏音乐会，为论坛画上句号。

■刁艳

中国音乐史学会

第十届年会联手苏州

本报讯（记者 乐工）中国音乐史学会拟于2008年9月下旬在江苏苏州市召开第十届年会；同时举办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评选仍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三组进行。

为了充分发挥本学会的优势和作用，推动中国音乐史学科的建设，更好地为广大会员服务，该学会拟与苏州鑫凯培训学校联合举办：1、2007年暑期中国音乐学论文写作班；2、2007年高等院校音乐理论教学研修班；3、2007年中国音乐学硕、博士研究生考前辅导班等培训科目。

详细办法可登录以下网址：

yyyj@rymusic.省略

咨询电话：010-68152605（《音乐研究》编辑部 陈荃有） 0512-65165528（苏州鑫凯培训学校教务处）

高为杰星海讲学

本报讯 日前，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高为杰教授应邀赴星海音乐学院讲学，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此次讲学内容包括：《音乐意义的探究――关于音乐作品分析的方法、目标与目的》《现代作曲技法中音高体系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