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要使巴蜀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相结合，则无法再按照“茶文化中心论”的思路来搭建生态旅游项目。通过对巴蜀茶文化价值的分析，需要突出茶文化的关联价值。随着对二者相结合切入点的探寻，二者的具体结合途径包括：拓展巴蜀茶文化的旅游经济价值、构建主题文化场地减少价值外化、规制巴蜀茶文化及关联主体引进、辅助家庭旅游项目与茶文化接轨、创新茶文化生态旅游项目的实施等5个方面。

关键词：

巴蜀茶文化；旅游经济；结合；途径

巴蜀茶文化支撑体系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向旅游经济产业延伸的巴蜀茶文化来说，在挖掘其文化内涵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外在的关联性将巴蜀其它文化元素串联起来，来共同满足域外游客对巴蜀旅游产品的选购偏好。这就意味着要使巴蜀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相结合，则无法再按照“茶文化中心论”的思路来搭建生态旅游项目，毕竟这种项目受到严格的自然禀赋条件的限制。而是以一种合作的姿态来使巴蜀茶文化价值渗透在巴蜀本土旅游文化之中，使域外游客能在品茶的过程中感受到巴蜀文化的独具匠心，却又不会使自身局限于茶道、茶画等茶文化烟波浩海之中。这样一来，休闲与娱乐、静思与畅谈式的巴蜀文化精髓就能整体的展现在域外游客面前。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背景资料

成都人爱进茶馆，是因为四川人喜欢“摆龙门阵”，即在熙来攘往的茶馆之中，一边品饮盖碗茶，一边海阔天空，茶余饭后，佐以茶点小吃和曲艺表演，谈笑风生，实为人生至乐。茶馆除了休闲之外，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茶馆还是社会文化娱乐场所。晚上，茶馆设有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另外，有些茶馆设有四川扬琴、评书、清音、金钱板等演出活动。坐茶馆的人可以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节目。不论是风景名胜之地，还是闹市街巷之中，到处都可看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茶馆。这些茶馆收费低廉，服务周到，顾客往往一杯香茗，一碟小吃，便可坐上半日。在与亲友纵论畅谈之中，巴蜀大地的茶文化也被体现的淋漓尽致。（成都：茶馆里的巴蜀茶文化）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巴蜀茶文化中的价值可以从成都茶文化中得到概括，尽管川南、川东一带也具有本土特色的茶文化特色，但作为统一在巴蜀茶文化下的区域性茶文化特质便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下文在不做出明确说明的情况下，都是以成都茶文化为引子而进行讨论的。

2巴蜀茶文化价值分析

针对前面所提到的立论出发点，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巴蜀茶文化的价值：

2.1巴蜀茶文化价值的有形方面

巴蜀茶文化价值的有形方面主要指向：茶具、品茗的场地环境，以及品茗过程中的茶语。与域外品茗不同，巴蜀一带的品茗似乎更接地气，其茶具无外乎有三部分构成：茶碗、茶盖、茶托。而且在老字号的品茗场所，茶具并不是以新为美，因为“新”只因其缺少历史积淀。品茗的场地也呈现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格局，如在空旷的地带喝坝坝茶。如此有形方面便能为域外游客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形成这种冲击的本质在于巴蜀茶文化有形方面的独树一帜。

2.2巴蜀茶文化价值的无形方面

巴蜀茶文化价值的无形方面主要指向茶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那就是闲适。这种闲适的品茗文化更加突出在蜀地，其主要表现在品茗只是一种载体，而借助这一载体使好友之间可以畅聊（摆龙门阵），以及借助品茗这一形式来暂时作别职场的烦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巴蜀地区的品茗场所与域外的茶社是有较大区别的。茶社更加显示其静和思的文化特质，而巴蜀地区的茶馆则更为突出其聚和闹的文化特性。从而，这也使得品茗构成了巴蜀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3巴蜀茶文化价值的关联方面

无论是巴蜀茶文化的有形还是无形方面，都是将茶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事物来看待，这种封闭性的视角并无益于将其与旅游经济联系起来。为此，还需要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突出巴蜀茶文化价值的关联方面。具体而言，关联方面主要反映在：与巴蜀说书艺术关联起来，与巴蜀川剧艺术关联起来，与巴蜀农家乐项目关联起来。通过品茗这一形式来增强域外游客的个体体验程度。可见，建立巴蜀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之间的结合，便需要大力突出巴蜀茶文化价值的关联性。

3二者结合的切入点

具体而言，二者结合的切入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寻：

3.1二者结合的空间维度方面

这里的切入点主要反映在有形层面，即巴蜀茶文化在何地与关联性巴蜀文化进行衔接，从而以整体旅游项目的形式呈现在域外游客面前。由于目前诸多同行并没有将研究视野深入到城市茶文化经济价值之中，所以本文笔者强调：二者结合的空间维度应以关联性的巴蜀文化为基准，如说书人所需要的空间载体、川剧表演所需要的空间载体。而对于品茗而言，则能相对灵活地去适应关联茶文化的空间需求。可见，这也是巴蜀茶文化接地气的一种表现。

3.2二者结合的价值增值方面

作为一项旅游项目打造，到底是域外游客为了品茗才能听说书人讲故事，还是因为要来听说书人讲故事才来品茗。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可不去理会。作为一种休闲旅游项目，以闲适、自乐作为巴蜀传统文化的精髓，品茗与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从中不难理解，旅游项目开发方与实施方应能将巴蜀茶文化与其它关联性文化形成整体来看待，从而在视觉、听觉、味觉等感官刺激下，最大化的满足域外游客多样性的需求。

3.3二者结合的商业开发方面

巴蜀文化的精髓部分已在多元传统渠道中被域外游客所接收，因此，他们前往巴蜀大地的目的，便在于亲自去体现这种闲适和自乐的异地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系统，其是由民间自发形成，从而在巴蜀许多地方并不需要专门的商业开发，便可以在自发形态上满足域外游客的个体体验（如坝坝茶）。由此，这种外部性便将弱化巴蜀茶文化与旅游经济结合的经济价值。解决这一问题便在于，应在巴蜀中心城市建立主题文化场地，使得域外游客能在该场地找寻到正宗的巴蜀茶文化气息。

3.4二者结合的产权结构方面

在旅游项目商务运营阶段，便存在着合作方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厘清各自的产权结构。将巴蜀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相结合，则涉及到巴蜀茶文化价值的呈现者是谁，以及由谁担任关联性文化项目的组织者和表演者，以及维护二者利益的秩序供给者和监督者又是谁等。

4二者结合的有效途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二者结合的有效途径可从以下5个方面来构建：

4.1拓展巴蜀茶文化的旅游经济价值

从现阶段对巴蜀茶文化与旅游经济相联系的问题讨论中，大都聚焦在了以茶文化为核心的生态旅游项目，以及以茶叶产业为纵向价值链的旅游项目范畴。对此，还应不断拓展巴蜀茶文化的旅游经济价值。不难看出，传统视野下的茶文化旅游经济价值并不只属于巴蜀大地，而是在域外各个地区都能呈现出来。那么巴蜀大地又能拿何种茶文化旅游产品吸引域外游客？因此，将巴蜀文化的有形和无形方面融合起来，并与巴蜀评书、川剧、摆龙门阵关联起来，这样才能形成极具地域风情的旅游产品。

4.2构建主题文化场地减少价值外化

巴蜀茶文化价值蕴藏在民间，从而域外游客可以在民间就能感受到巴蜀文化元素。但作为一种商业活动，我们需要将巴蜀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之间结合在封闭的经济链条之中，只有实现利益的内部化，才能激励上游开发商来开发这种旅游资源，也才能使下游零售商有项目来引导域外游客消费这种旅游产品。为此，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旅游管理职能部门应通过统筹规划，在各地挖掘出本土茶文化内涵，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构建主题文化场地，从而作为面向旅游的重要空间载体。

4.3规制巴蜀茶文化及关联主体引进

随着各地对空间载体的搭建完成，紧接着便是引进巴蜀茶文化及关联性主体的事项。笔者建议，此时应遵循市场竞争原则来开展，并在主体引进阶段严格规制主体的资质。与此同时，巴蜀茶文化是一个系统，并在各地根据自身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特征进行了变异，所以在建立茶馆与说书、茶馆与川剧相联系的旅游项目时，巴蜀茶文化研究部门和高校应对商家进行文化培训。通过培训，来使商家成为向域外游客宣传巴蜀茶文化的使者。

4.4辅助家庭旅游项目与茶文化接轨

巴蜀闲适和自乐的生活情趣还植根于农家乐之中，因此，各地还应辅助家庭旅游项目与茶文化接轨。不难看出，若是要求家庭旅游项目的经营者也引入说书和川剧项目则不太现实，所以这里应更加突出巴蜀茶文化的有形和无形方面。包括品茗的场地设计（坝坝茶），以及向域外游客提供一种闲适、自乐的品茶、聊天氛围，从而就能使农家乐项目与茶文化接轨。

4.5创新茶文化生态旅游项目的实施

在讨论巴蜀茶文化与旅游经济相结合的主题时，仍无法绕开生态旅游项目。对此，笔者建议应将问题的讨论重点放置在创新项目的实施上来。第一，应突出巴蜀茶文化中“聚、闹”的元素。第二，应着力营造出闲适的饮茶氛围，而不是从茶具的考究上做文章。综上所述，以上便是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通过途径构建不难知晓，官方在助推巴蜀茶文化旅游经济项目开发时，应给予项目产权保护，通过使产权封闭状态来让旅游项目经营方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效果。再者，还需要通过组织和规划在民间有序发展与茶文化相联系的旅游项目。通过双管齐下，来使巴蜀茶文化价值能在现代商业环境下得到实现。

5小结

本文通过对巴蜀茶文化价值的分析认为，需要突出茶文化的关联价值。二者的具体结合途径包括：拓展巴蜀茶文化的旅游经济价值、构建主题文化场地减少价值外化、规制巴蜀茶文化及关联主体引进、辅助家庭旅游项目与茶文化接轨、创新茶文化生态旅游项目的实施等5个方面。

作者：胡世伟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杨红.巴蜀茶文化的民俗价值与旅游经济结合的探讨[J].消费导刊,2015,(7):225-226.

[2]史术光.九江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基模分析及对策思考[J].农业考古,2012,(2):34-38.

第2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宋代巴蜀各地官员易替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文教政策的延续及走向，也关乎地域内士风的变动。终宋之世，巴蜀士风虽从总体上表现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化，但东西川之间又并非同步发展。在向学求仕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以上风气的形成，则可视为南宋以后巴蜀地区政局虽历经波折，但仍能保持大体稳定的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1-06

Intellectual Ethos among the Local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Xingliang

（Department of Research，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Bashu area； seek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loyalty； intellectual ethos

Abstract： The rotation of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ltur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etho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s unwillingness to enter public life “was changed into their activeness in seeking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However， such a move was not synchronize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Sichuan. In addition to the pursuit of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e sense of loyalty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mong the Shu people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Such a trend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general political stability in Bashu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espite of the political twists and turns at that time.

史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赵匡胤在收荆南、湖南地后，又分兵两路伐后蜀，不久后蜀主孟昶降，从此巴蜀之地尽归宋有。虽如此，但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地区在文化上仍承接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地域文化格局，显现出封闭的区域性特征，无法与中原文化相互融通。因此，从宋初开始，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对巴蜀之地的统治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选用大量文官治蜀。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文官治蜀的确对稳定巴蜀地区的政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北宋时期蜀地士风的形成也有所助益。正如时人所言：“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1〕下面笔者就由北宋任职蜀地官僚群体切入，对当时的巴蜀士风等相关问题予以讨论①。

一、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构成

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人数众多，在现存宋代各类史籍及方志中有名有姓者就约有数千人之多。据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②（以下简称《易替考》）一书考证，仅大郡守臣就有271人。

为了初步了解任职蜀地官员的整体情况，从中发现某些共性，本文以《易替考》所收人物为基础，查阅相关史籍，辨明官员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要素后发现，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更替最为频繁的是益州（成都府），有87人，以下依次是梓州、潼川府（治今四川省三台县）55人，泸州、江安州（治今四川省泸州市）28人，遂州、遂宁府（治今四川省遂宁市）23人，兴元府（治今陕西省汉中市）20人，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17人，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17人，嘉州、嘉定府（治今四川省乐山市）17人，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县）13人，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12人。从任职蜀地官员的籍贯来看，除了籍贯暂无法查证的78人之外，剩余193人之中，蜀籍官员仅有24人，外地官员则为169人，几乎占到籍贯明确官员的87%。且蜀籍官员大多集中于北宋后期，也就是神、哲、徽三朝。在此期间，将近有18位蜀籍官员返蜀为官。

从官员出身情况来看，可以很明显看出，除去记载不详的张秉、郑牧二人之外，宋太祖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中仅刘熙古一人在后唐时以三传赐第，其他人基本上因军功或恩荫入仕。而自太宗至道以后，科举出身者明显增多，这或许与太宗即位以后，大力扩大科举录取员额，以及以文臣任知州的统治政策有关。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如发生民变、灾荒、民族纠葛等，任职蜀地官员又会以武将为主。

而从任职期限来看，官员在蜀地的任职时间一般约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有长期主政同一州郡的例子。总之，以上所描述的是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主体概况，虽不能完整还原北宋政府对蜀地政策的全部，但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北宋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以及巴蜀文教活动的诸种变化关系。下面我们就结合《易替考》所列人物以及蜀地重大历史事实，对官员与文教活动加以分析。

二、任职蜀地官员与蜀地文教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就以其险峻封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号为“天府”。因易守难攻，五代以来，巴蜀地区曾两度割据，分别由王建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建立了前蜀，孟知祥于后唐应顺元年（934）建立了后蜀。赵匡胤平后蜀后，自然不希望巴蜀地区再产生新的分裂，因此一方面采取强兵压制的手段，迫使百姓臣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强制移民的举措，将大量迁入巴蜀的士民移居出蜀，并特别规定，蜀中凡有赀财者也不得居于蜀地。史载，蜀平，“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2〕。

可以说，宋太祖为了防范蜀人，“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3〕。但是客观的说，以上措施并没有收到特别理想的效果。太祖时期，巴蜀地区就因武将贪横而引发了数次民变。尤其是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至至道二年（996）五月蜀地爆发的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多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对蜀中军事打击严重。这些活动最后虽均因政府强力平乱而告终，但对以后宋廷调整治蜀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样，自太宗以后，随着国家人才储备的逐渐成熟，宋廷对巴蜀地域的统治策略也由一味的打压逐渐向宽松、放任过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陆续选用了一些文臣出任知州。此后，巴蜀地区基本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蜀地文教亦逐渐开始兴起。宋人范镇在《送彭学士序》中即言：“（大中）祥符四年，宋兴五十有二载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渐声教之学”〔4〕。需要注意的是，太宗以后选用文臣出任知州对蜀地文教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前期文臣赴蜀更多的只是因武将贪残、频酿事端而临时采取的补救措施，故其首要使命亦多以维稳为主，所用之人亦以临事干练、能行武事者居多。例如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任进士许骧知益州，即是出于“蜀民浮窳易摇，宜择忠厚者抚之，为备豫”之目的〔5〕。又如开宝进士张雍淳化间知梓州时，正逢王小波、李顺之乱。张雍训练士卒，募强勇守城，补充给养，并于开战之日亲自率步骑五百临东门与敌斗，城虽被王小波等围八十余日，但最终未被攻破。又如太宗太平兴国中，知成都府的辛仲甫，史书言其：机敏果断，颇有城府，且相貌堂堂，精于弓马，曾被太祖大为称赞。在蜀日，不但奏免岁输铜钱，罢榷酤，尚宽简之政，而且曾亲自率军讨平彭州（治今四川省彭州市）盗贼，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

以文臣治蜀且真正兴蜀地文教者，或许当从张算起。太宗淳化五年（994），王继恩破李顺大军、重新夺取成都后，因与张同年的参知政事苏易简之举荐，宋太宗遣张知益州事。张至蜀，恩威并施，史载“蜀民畏而爱之”〔5〕。为了有效树立统治根基，张访察到有学行而为乡里所服者张及、李畋、张逵等，敦勉其就科举，结果三人悉登科，历美官，“于是两川学者知劝，文风日振，由公之诱掖也”〔6〕。《渑水燕谈录》称李畋以著述为志，不乐仕进，隐居永康军（治今四川省都江堰市）白沙山，从学者甚众，当为张入蜀以前之情况。

张首次治益至咸平元年（998）。王均之乱（咸平三年，1000）后，真宗以张之前在蜀治行优异，再命知益州（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1003～1006），“蜀郡复大治”。真宗遣人传谕张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蜀人苏洵称其在蜀之政曰：“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7〕并有时人作诗赞誉：“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8〕

可见，张在蜀兴文教之策，是卓然有效的，并最终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恰又为政策的延续带来了契机。如任中正治蜀时，言者多以为不可，真宗就此事询问王旦，王旦就说：“非中正不能守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5〕。而后来的史实也表明，从任中正时起，张发起的兴文教举措的确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史载，任中正“在郡五载，遵条教，蜀人便之”〔5〕。在此期间，他请成都名士任d讲学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茅亭客话》即言，任d“大集生徒，讲说六经，以绍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9〕。

又如，大中祥符进士蒋堂在益州日，“节游宴，减厨傅，专尚宽纵，颇变（杨）日严之政”，同时，“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5〕。在蜀期间，蒋堂与成都人吕陶多有往来，因欣赏其文辞，曾“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并对诸生称其论曰：“此贾谊之文也”〔5〕。时吕陶只有十三岁，一坐听之皆惊。在蒋堂的扶持下，后来吕陶终于皇v五年（1053）中进士第，熙宁间又登制科，并于元符三年（1100）返蜀，知梓州。蒋堂之后，文彦博于庆历四年至七年（1044～1047）继知益州。史载，其为引领蜀地学风，礼待名士张愈，并为其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而另一名士文同尚未中第，文彦博亦颇称赏，曾以文同之文示府学诸生，得众人称慕。

与上述任职蜀地官员相似，凌策大中祥符六年至九年（1013～1016）知益州时提携眉山孙\、任d。仁宗天圣时，守蜀的薛奎奖拔范C、范镇兄弟。仁宗庆历时，知益州的田况对成都名士代渊“厚问以礼，尽取其书奏之。天子异焉，即家庐拜祠部员外郎”〔10〕。代渊本天圣二年（1024）进士，以禄不及亲，去官还乡，以教子弟研究学问为业。田况礼待代渊并向朝廷推荐，正反映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当然，纵观北宋一朝，奖掖蜀士成效最为明显的或许就是张方平了。至和至嘉v间，张方平知益州，“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11〕，遂与眉山苏洵交，并对其大为称赏。他劝苏洵远游京师，并亲自写信将其推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苏洵听其劝告，携二子苏轼、苏辙至开封，欧阳修献其书于朝，最终成就了三苏父子之大名。姚孳知夔州时，大力“兴学校，劝农桑”，史称其“有循吏风”〔12〕。赵\入蜀，“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以身帅之，蜀风为变”〔5〕。他们对巴蜀文教的引领作用是很明显的。

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蜀地文士数量的渐趋增多，他们中一些人亦通过科举博得了功名。而伴随着统治的渐趋稳固，约从仁宗中期以后，宋廷亦将这些人派赴蜀地为官。如嘉v六年（1061）知遂州的程浚本为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治平三年（1066）知兴元府的杨绘是汉州绵竹（治今四川省绵竹市）人，熙宁初知遂州的王梦易是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人，熙宁五年（1072）知梓州的李大临是成都华阳人，知兴元府的文同则是梓州人，熙宁十年（1077）知泸州的任呈敲贾萑耍此后蜀人中诸如程之元、张公裕、李曼、郭子皋、宇文昌龄、李陶、程堂、吕陶、孙渐、何栗、宇文常、郭伦、张上行等都曾返蜀为官。这些人因熟悉蜀地风貌，对推动巴蜀地区文教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

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一点，此时蜀人返蜀者虽有增多，但并不意味着宋廷对蜀人返蜀全然放心，当时很多士大夫心中始终对蜀士存有疑虑，也经常有论奏蜀人之语。如元v时期（1086～1094），监察御史董敦逸就曾上疏言蜀人太盛及差遣不公，乞罢蜀人。对此，时任门下侍郎的蜀人苏辙虽官位显赫，但也只能上疏自陈，试图以蜀地士人有东、西川之别，非尽如人言为由，为自己辩解。即便如此，这些登科的蜀士群体还是与入蜀官员一道，对巴蜀地区的文教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任职蜀地官员影响下的巴蜀士风

（一）向学求仕之风

正如前文所言，北宋初期，因巴蜀地区民变迭出，故宋廷对其统治的重点在于防止该地区再度发生分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文教之事。在此时期，巴蜀地区士人数量很少，文学活动中亦保存了很明显的五代后蜀遗风，参加科举者更是寥寥。

约自宋太宗朝以后，在任职蜀地官员的极力倡导下，该地区文化活动日趋频繁，士人应科举者日增，特别是眉州三苏父子等，更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坛楷模。因此，北宋一朝巴蜀士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士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变。从文化角度看，则是士人文化由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逐渐开始吸收各种不同思想而变得日益丰厚起来。对于以上观点，学界早有宏论，邹重华曾作专文《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③进行了详细讨论。伍联群《北宋文人入蜀诗研究》〔13〕一书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张翠方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蜀士群体的仕宦问题》〔14〕亦有相关表述。本文对此观点较为赞同，而前文所统计入蜀蜀籍官员的数量变化，也能很好地佐证几位先生的论述。在此还想补充的是，这种向学求仕风气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即蜀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基础，以及蜀文化自身带有的一种包容、博大的精神取向。

自晚唐以来，中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蜀地虽然亦受波及，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内部大体还算平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文人、学者入蜀避难。《宋史》即言：巴蜀故地“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5〕，一派安逸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得以很好的融通，西蜀与江南甚至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据《益州名画录》记载：

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杜天师在蜀集道经三千卷，儒书八千卷。（赵）德玄将到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也。〔15〕

可见，从唐后期至于五代，中原的大部分典籍在蜀中得以保存，传统蜀文化中多融入了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因子，而这正是北宋以后入蜀官员所推行的文教政策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也使得蜀文化愈来愈包容与博大。有学者指出，巴蜀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本土文化不断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逐步构成一种很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也可以说其“是多元文化的融合”④。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蜀地士人能够很快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转变的根本性因素，它是巴蜀文化在承平之世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统计所得官员分布情况来看，完全由科举出身的守蜀官员并非分布于全川，而主要集中于益州（成都府）、梓州等地，几乎占到任职官员总数的91%。而出于政治的考虑，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等边缘地区委派的官员仍然主要以强势武将或恩荫入仕的达官贵族子弟为主，明确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人数几乎不到这一地区任职官员总数的一半。

同时，就官员更替速度来看，益州、梓州两地官员的更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它州郡。当然，这其中也许不乏失载的成分，但恰好可以看作是其它地区文教不兴的有力佐证。如泸州，英宗治平时，因武人出身的知州周永懿以赃虐败，宋廷才采纳大臣意见，“选文臣知州，而武臣监路分兵”〔16〕。有统计结果显示，《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四库全书》中所存宋代蜀人文集也有30余家，而这其中所涉人物大多集中于益州周边。又如，史书言蜀地风气时，称成都府“民性循柔，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17〕。眉州“士大夫贵经术，重氏族”，“其民以诗书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读声琅琅相闻矣”〔18〕。而言及夔、峡等州，则谓“楚之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19〕。更遥远山区甚至“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19〕。因此，就以上材料来看，巴蜀士人的成长实际并非是一种全局，向学求仕带有一种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蒙文通先生在《巴蜀文化的问题》中谈及“巴蜀文化的特征”时指出：“词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又说：“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20〕。严耕望先生概括唐五代以来蜀地风俗时说：“宗教气氛之浓厚……官民乘时遨游，已见蜀民荡于逸乐。”〔21〕北宋时的巴蜀士风也是如此。如北宋以后学者就多以“驳杂”来形容三苏蜀学的学风特点，朱熹言：“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22〕。清人所编《宋元学案》亦言：“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23〕史学大师钱穆更是说三苏蜀学为“会合着老庄、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就事论事，而卒无所指归。”〔24〕蜀地的很多学者，不论是否被划入了蜀学流派，均有此类思想取向。如恭州士人张廷臣“平生慎言语，谨细故，信佛法”〔25〕，又如岷山处士龙昌期，本蜀人，平居惟治《易》。仁宗时期的绵竹人杨绘，曾中皇v五年（1053）进士第二人，有《群经素蕴》三十卷，“尤长于《易》、《春秋》，居无为山著书，号‘无为子’。以其学背时好，名所居曰：‘自信堂’”〔16〕。总之，在当时的蜀地士人中，学术上释道杂糅、思想上诸家并重已经非常普遍。这似乎也就是为什么北宋以后蜀地文化虽依然繁盛，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如福建地区一样的理学中心的一个原因吧。

（二）忠义之风

在向学求仕风气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这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士风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随着科举及第人数的逐渐增多，巴蜀士人逐渐走向全国，而巴蜀地区终于北宋，“大抵沃野所在，二百年不见兵火。居民屋室如法，有承平气象”〔26〕。随着外地科举出身官员大量入蜀，特别是巴蜀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日渐趋同，以及巴蜀在经济上与全国其它各路的往来逐渐增多，巴蜀士人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宋廷的认同心理。而这种无意间培育出的士人群体意识，恰恰为北宋末期宋金纷争中得以辗转苟安的新生的小朝廷在西南边地拉起了一道防线。

北宋末，巴蜀地区一度成了抗金的前线，政府的残余军队大量移驻川峡四路。正如前文所言，该地区许多州郡均由蜀人执掌，在此危难时刻，宋廷所授予川峡军政统帅、制置使和宣抚制置使的财赋、行政、军事等权力都明显大于任何其他路份的官员，甚至“大于北宋时授予河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安抚使的权力”〔27〕。在此期间，蜀籍士人多忠心于宋廷，很少有如前代那样乘乱而起事者。例如靖康间知夔州的张上行，本汉州德阳人（治今四川省德阳市），登元丰第，时有石泉夷人乘北宋灭亡之机犯边，张上行接蜀帅孙羲叟之命，亲自“调军驰部兵至境急击，大破之，夷人自是服蜀”〔28〕。又如宣和中，成都双流人（治今四川省双流县）宇文常为官蜀地，“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遂被加职迁官。后知黎州（治今四川省汉源县），时有朝士附和开边之议，亦欲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与夷人互市。徽宗以宇文常熟悉蜀情，诏请奏闻，宇文常分析时局后认为：“太祖观蜀地图，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边隙开，非中国之福也”〔29〕，不同意轻开边事。后又于乱世守夔州，尽革前代弊政，组织武装，防止边患，有效地保护了宋末蜀东南地区的领土安全。

正是因为蜀地形成了这种忠义士风，所以南宋节制巴蜀地区的大将吴曦叛乱时所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因而被宋廷迅速击溃，其造成的影响也完全不能与北宋初期全师雄、王小波等一呼百应的风潮相提并论。当然不容否认，这一事件固然还有其它原因，但是士人社会的不支持，且没能形成一定的权力基础，当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四、余论

总的来说，从文献记载及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对北宋时期的巴蜀士人及士风有如下认识：

第一，形成巴蜀士人群体的主要途径，即是经过正规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当然也有民众通过最初的献策、充当幕府之任等得以晋升，但这些方式毕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二，正因为巴蜀士人经过文化的途径逐渐使自己走出了地域的圈子，因此，至晚在北宋后期，巴蜀地区文化形成了与中原文化逐渐同步的发展轨迹。且蜀士间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相互汲引的庞大关系网络，同荣共辱，这一现象至南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南宋前期的蜀人赵雄为相，“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赵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30〕。可以说，以上种种做法早已与当时中原地区士人无异。

第三，虽然巴蜀士人走出了巴山蜀水，文化渐趋开放，但地域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外来官僚群体对巴蜀文教的影响力只是集中于益州、眉州、梓州等文化程度本身较好的地区，而其它边缘州郡在文化上则相对较为落后，入仕风气始终不太浓厚，科举及第的士人数量极少。同时，该地文化越是落后，宋廷对该地区文教风气的培育关注越少。终北宋一代，这些地区始终少有科举出身官僚被派任，这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的怪圈。因此，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崛起本身存在着一种地域内部的偏向性特征。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宋廷对蜀地士风的培育还是起到了稳定地域政治与繁荣文化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①

“巴蜀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提出。而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间段，学界对这一文化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史领域，涉及考古学、古文字以及民族学等多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巴蜀文化在整个古代历史上的显著的继承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色，研究的视角开始下移，因而产生了所谓广义的巴蜀地域文化的概念，即指贯穿古今的地域文化现象。

②见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其中的宦蜀官员情况详表，笔者已另文刊出，此处限于篇幅，不作转录。详见《北宋士风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见邹重华《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载2010年《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会议论文集》304-316页。

④吴洪成先生认为，早期的巴蜀文化就折射出楚文化、中原文化、蜀文化的影响因素，这是巴蜀文化较为明显的特征。详见吴洪成《巴蜀文化述略》，刊于《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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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唐五代的巴蜀，政区沿革大致如此：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因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巴蜀地区主要分属剑南道和山南道。其治所分别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和陕西汉中。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又分剑南道为剑南西川和剑南东川，分治成都和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自此“两川”就变为“三川”。唐末，王建和孟知祥相继控制巴蜀，割据称雄，历史上分别称作前、后蜀。公元965年，后蜀政权灭亡，巴蜀地区纳入赵宋王朝版图。

这一历史时期的巴蜀，在整个国家政治地理版图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其地自为天府，经济发达，物资富足，号称京师长安之外府，但其在今为内地，在唐为边疆，西临吐蕃，南接南诏，同时面临着西、南两个方向的军事压力;特殊时期，巴蜀又是唐帝国的战略后方，关中地区受到吐蕃威胁之时，剑南道的兵力又可形成犄角之势以为牵制。因此，相对于此前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被遗忘状态，它由沉寂无闻一变而为热闹喧哗，由无足轻重一变而为举足轻重，巴蜀地区的安危，往往就事关唐帝国的安危。更有甚者，安史之乱以后，巴蜀地区均为几位唐朝皇帝的避乱之所：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奔蜀;兴元元年（784），唐德宗避李希烈、朱之乱，奔避汉中，且急欲西幸成都，为群臣所谏阻;广明元年（880），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幸蜀至成都;光启二年（886），僖宗再幸汉中。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实为关系到大唐帝国安危存亡的战略大后方。所以明代的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唐代就成了巴蜀历史上自隋初到宋末这将近700年间移民入蜀最为显著的时段。帝王、百官、文士、流民，各色人等不避蜀道之难适彼乐土，跋山涉水，进入蜀中。

初撼蜀中文场

隋唐易代之际，中原地区兵连祸结，干戈云扰。因为地理的险阻，巴蜀地区得以远离战乱，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故而北方移民大规模迁徙入蜀，由此形成唐代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入蜀的高潮。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著名历史人物的身影。如高僧道基，避乱入蜀，在巴蜀地区弘扬大乘。武德元年（618），当时年仅十九岁的玄奘自长安出发，经子午谷翻越秦岭，抵达成都，师从道基学佛，在蜀的四五年间，玄奘与其兄长捷居于成都空慧寺，广泛研读佛学典籍，深得蜀人仰慕。贞观元年，渤海人高士廉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镇蜀期间，教化蜀人，诱导民风，又在公务之暇召集成都地区的文人士子，讲论经史，复兴学校，他的这一番作为，后人多以其与汉代的文翁化蜀相提并论。另外，并州人武士于贞观初年就任利州（今广元）都督，著名相士袁天纲蜀中任满归京述职，途经利州的时候，曾为其女武则天相面，这就是武则天出生于广元之说的由来。

随后，唐朝的诗人们就来了。所谓唐代诗人皆入蜀，当然多少有些夸张，但是唐代最重要的诗人都有入蜀的经历，而且往往在蜀地其诗歌创作就登峰造极，却是历史的事实，所以韩愈有“蜀雄李杜拔”的说法。现在所能考知的唐代入蜀诗人，最早在唐高宗年间，那时诗坛俊彦如雨后春笋，纷纷崭露头角，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以及杜审言（杜甫祖父）、刘希夷、沈期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其中王勃和骆宾王居蜀时间均在两年以上，王勃的全部两百多篇诗文，有近六十篇作于蜀中;卢照邻在蜀期间虽然只留下四十多篇作品，但却占其全部诗文数量的三成。四杰居蜀时，行踪遍及广元、阆中、绵阳、三台、德阳、成都等地，随处与宴唱和，广泛结交文士，这对寂寞萧条了数百年的巴蜀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诗作迅速传播，在前无诗歌传统的巴蜀地区，第一次播下了诗歌的种子。

其后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赴蜀者或是衔命入蜀的使者，或是任职于蜀地的官员，或是获罪流放贬谪的文士。这其中虽然有著名诗人如张说、孟浩然、王维、崔颢等也曾到过蜀中，张说和孟浩然还是两次入蜀，但他们都如蜻蜓点水一般，旋点旋飞，只有张说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对巴蜀文学和文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入蜀大潮星光灿烂

但是高峰马上就来。天宝 十四年（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奔蜀，一波动万波随，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移民浪潮，长安城文武衣冠风流云散，百官士庶纷纷扈从入蜀。与隋唐之际的入蜀高潮相比，此番入蜀者以皇帝为首，自然影响了入蜀者的身份构成，王公、高官、世族、名流，一时间蜀中俊彦云集，热闹非常。玄宗离蜀后，改蜀郡为南京，升为成都府。当然，在后世巴蜀诗人眼中，这一时期入蜀的所有人，包括玄宗，都比不上一个伟大的杜甫。杜甫的入蜀，无论对他本人的诗歌伟业，还是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来说，都是意义十分重大的。

不仅如此，安史之乱的长远影响还在于它改变了唐帝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为平定安史乱军而在各地区建立的军事方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力，又有其财富，摇身一变就成了京师长安之外的主要权力中心，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对抗朝廷。方镇的正常运作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智囊集团――幕府予以支持，又因当时的朝廷制度规定，新及第的文人，一般都必须进入方镇幕府获得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然后才能入朝为官。故而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时期，一般文人都有过进入方镇幕府的经历。这其中，剑南三川（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是少数为朝廷所能够直接控制的藩镇，其中剑南西川则是首屈一指的雄藩大府，全国其他地区的方镇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朝廷多以重臣贵戚出镇西川，而且这些人日后入朝拜相者极多。有学者统计，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大约每2名节度使中就有一人成为宰辅。出镇西川的历任节度使中，严武、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白敏中、李景让、高骈、陈敬等人，皆为唐世重臣，声威显赫，或位居宰相，或爵至封侯，所以史书上有“西川为宰相回翔地”的说法。

在方镇之重、府主之尊的直接影响下，大批外地文士越鸟道，度剑门，络绎不绝地奔赴蜀中。兼因天府之国，富甲一方，初出茅庐的文士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剑南西川幕府在中晚唐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人才济济，霞蔚云蒸。比如武元衡镇蜀时，其幕僚如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等人，后来皆为股肱之臣，权倾朝野，名垂后世。当然，方镇大员本人也对当地的文化发展有着直接而积极的影响。如韦皋出镇剑南西川时，大兴佛教，并自出俸钱五十万，续修嘉州凌云寺大佛（今乐山大佛）。杜元颖镇蜀时，命蜀僧知玄在成都大圣慈寺讲法，每天听众多达万人。

在以入幕为主要形式的中晚唐入蜀大潮中，这些外地文人跋山涉水入此彀中，极大地提升了巴蜀地区的文化品位。更为重要的是，盛唐以后大规模进入成都幕府的文人，他们的功名不在马上，而在笔端，高楼垂柳和剑影刀光不再是生活的主题词，他们在高度程式化的幕府公务中寻觅着仕途的晋身之阶，又凭借丰厚优裕的物质条件悠游卒岁。川主，幕僚，乐妓，沉浸在酒席樽前，高歌低吟，舞文弄墨，互竞才智，各领，这就是此一时期成都地区最为常见的文化生活场景。游宴的地点，有浣花溪、摩诃池（今成都市天府广场一带）、张仪楼、合江亭、西亭、北池、武担寺等地。

成都幕府的文人雅集，往往少不了一类特殊的参与者，这就是轻歌曼舞的蜀妓。说到蜀妓，首先就会想到薛涛。薛涛本为长安人，幼年随父入蜀，终身流寓蜀中。西川节度使韦皋召其陪宴赋诗，遂入乐籍。薛涛身份较为特殊，她容貌俏丽，工于词翰，才思敏捷，既是官妓，又是才女，在幕府游宴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现存的薛涛诗作中，最多的就是与西川府主、幕僚以及其他地方官员的酬应之作。薛涛一生出入幕府，酬应官场，结交名士，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和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是以诗达四方，名扬京华。她长期居于成都浣花溪，制作十色小笺用以题诗，当时即号为“薛涛笺”。薛涛自入乐籍起直至卒于成都碧鸡坊的五十余年时间，正好是西川幕府游宴唱和最为兴盛的五十年，也是唐代成都文场最为热闹的五十年，这对于晚唐五代以至两宋时期巴蜀地区文化的繁荣，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可以如此断言，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薛涛难望杜甫之项背，但就巴蜀文学的发展而言，女校书的地位犹居于诗圣之上。

安史之乱一百二十年后，彻底动摇唐帝国根基的黄巢起义发生了。广明元年（880），黄巢的军队攻破潼关，唐僖宗李儇奔避汉中，第二年正月，又自汉中奔赴剑南西川，到达成都，直到中和五年（885）春天才返回长安。此番皇帝出奔，行朝在蜀，为时甚久，成都空前绝后地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类似于民国抗战时期的重庆），朝廷文武及士庶百姓大批南下，史书记载当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僖宗在成都时，共举行了三次全国科举考试，中和元年（881）户部侍郎韦昭度知贡举，放进士十二人，中和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知贡举，进士二十八人，中和三年礼部侍郎夏侯潭知贡举，进士三十人。由此可见，当时天下士已尽入蜀中。有学者研究，唐宋时期蜀中31个世族大姓中，唐代迁入的有20姓，而明确为唐僖宗时入蜀的就有14姓。纵观整个唐朝入蜀的历程，僖宗在蜀时期，算是一个山登绝顶的最高峰。

蜀

蜀地成为全国文学、绘画中心

唐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四处出兵，攻城略地，很快就全部据有巴蜀之地，割据之心日炽。公元907年，唐帝禅位于梁，王建乃用韦庄之计谋，率群臣吏民哭之三日，然后即帝位于成都，史称前蜀。这是继公孙述、刘备、李雄之后，由外地入蜀者建立的又一个巴蜀割据政权。黄巢起事后大批入蜀的衣冠士庶，就此流寓蜀中，蜀主王建礼贤下士，以为己用，故前蜀之典章制度，大有唐朝之遗风。后二十年，前蜀灭于后唐，孟知祥镇蜀，复又割据称雄，建立后蜀。后蜀后主孟昶在位时，令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此即今日成都别号“蓉城”的由来;据说历史上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也是孟昶在成都时作的。

两蜀割据时期，蜀中安定如恒，物资财用丰足，促成经济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巴蜀地区政治和文化核心的成都，也就达到其在历史上的巅峰时代，不但是当时中国第一大都市，而且是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的最大中心。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西蜀花间词风的兴盛。欧阳炯《花间集叙》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以“北里”为代表的两京温柔富贵之乡，不仅是南朝宫体诗风北移之后得以继续生长的土壤，也是唐末五代时期巴蜀地区香艳词风产生的温床。随着大批文人入蜀，“北里倡风”也随之吹入蜀中，与成都地气相接，花间词的兴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蜀地花间词人中，以入蜀者占了绝大多数，如韦庄、毛文锡、牛峤、张泌、牛希济、毛熙震等人，他们在变换存身的地理环境的同时，也把中晚唐文人词的传统播散入蜀，嫁接在成都这片土地上，成都也的确为花间词的生长提供了最为适宜的一方风土，当时词坛上出现了本土词人的身影，如欧阳炯、尹鹗、阎选、李、花蕊夫人等。入蜀者众，人才济济，词风一时兴盛繁荣，远远超过当时另一文学中心南唐金陵。

二是起自初唐而盛于唐末两蜀时期的成都壁画艺术。唐代以前，巴蜀本土绘画并不发达。初唐时，著名画家薛稷入蜀为彭山令，蜀地颇多其画作，杜甫在蜀时还见到他所作的壁画。自安史乱起唐玄宗入蜀开始，一直到前后蜀时期，长安及江南地区大批著名画家流寓入蜀，现在可以考知者有卢楞伽、韦偃、王宰、赵公、范琼、陈皓、彭坚、辛澄、常粲、孙位、张询、贯休、滕昌等人。这些代表当时各种画派最高水平的艺术大量流寓蜀中，给巴蜀地区的绘画艺术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他们入蜀之际，往往携带大量秘府散逸的珍本名画，流传在蜀，嘉惠后学，其影响更不可估量。于是成都又为唐末五代时期全国的绘画艺术中心。

以大慈寺的壁画艺术为例。大慈寺，为唐代成都地区第一大佛寺。唐玄宗在成都时，因有僧人英干在大街施粥以救饥民，玄宗大悦，赐田一千亩，御书大圣慈寺匾额，并且命令当时在蜀的新罗国金禅师具体规划。贞元年间韦皋镇蜀时期，续有修建。唐武宗会昌年间毁佛时，因为此寺为玄宗敕建并有御笔题额，故不在除毁之列，而成都其他寺宇多被毁坏，故其就成为成都佛寺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北宋中叶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一文中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据当时统计，大慈寺共有九十六院，殿阁厅堂房廊等共计8500多间，共画诸佛如来1215尊，菩萨10488尊，帝释、梵王68尊，罗汉、祖僧1785尊，天王、明王、大神将262尊，佛会、经验、变相185堵，其他则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我国历代名刹古寺，若论建寺规模之大与壁画艺术之盛，唐五代时期的成都大圣慈寺均是极为突出的。

一曰文学中心，一曰绘画中心，唐末及前后蜀时期成都文化地位的这种惊世骇目的提升，须立足于整个唐五代历史予以观照。在巴蜀文化的舞台上，自初唐至两蜀的入蜀文人，长啸当歌，长袖作舞，举手投足之间，引领巴蜀文化之时尚和潮流，三百余年的积淀，最后在两蜀时期成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在文化上跃居全国之首的巴蜀地区。

第4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蜀即独；蜀族即独族；蜀族族名

对古蜀族“蜀”字的释义，比较普遍的是将其释为蚕。《说文・虫部》释“蜀”：“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段玉裁注：“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广韵》引此文作蜀，蜀正字，俗字。娟娟，系蠕动曲屈之态。，是蛾蝶类幼虫的统称，这里特指桑中之虫，从而可以得出蜀是桑林中生活的蚕，即蜀蚕相通的结论。由于上述文献的影响，孙冶让的《契文举例》，商承祚的《殷墟对字类编》，叶玉森的《殷契勾沉》以及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解》等都将“蜀”解释为蚕。一些学者认为“蜀族”是古代从事蚕桑的民族，这种解释似乎不能全然令人信服。[1]

其实，蜀、蚕，是有区别的。《韩非子・说林下》：“@似蛇，蚕似，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渔者持@，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淮南子・说林训》：“今@之与蛇，蚕之与。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与蚕，畏蛇与。”它们皆认为蜀、蚕非一，而蜀（）是一种毒虫。《说文・虫部》释“”：“，O也，从虫，O声。”段玉裁注：“小虫也，《毛传》曰：，貌，桑虫也。其引申之义也，今水缸中多此物，俗谓之水蛆，其变为虫。”在殷墟甲骨文中，“蜀”与“蚕”在字形上的区别也很明显，不可混同。

有学者认为，蜀以虫为偏旁，这是商代的统治者对蜀人的一种贱称，说这与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的族称用字都加偏旁“犭”或“虫”，是一致的。[2]细究起来，这种说法也似难成立。从甲骨文看，商代用作方国名和地名者，无一贱称之例。“蜀”在西周曾被视为“四极”之一，《班簋》载：“乍（作）四方亟（极），秉u（繁）蜀巢。”其中的三极即秉u巢和蜀一样，并未加“虫”加“犭”，不应视作贱称。周代的中央王权得到极大加强，远非殷商王朝与众方国之间的松散的联盟关系可比，于是华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相应地膨胀起来，“严夷夏之防”，以贱名称呼四夷少数民族的现象开始出现。“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且字不从虫，从虫之蜀始见于西周时期的周原甲文，所以，“蜀”起初并非贱称，到了周代以后才是。[3]

还有一种可能是“蜀”通独（繁体“”），是独的假借字。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被发掘，出土竹简804枚，约有13000字，其时代为战国晚期，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第7号简有：“蜀行，猷口之不可蜀言也。”第54号简有：“蜀H而乐。”第60号简有：“毋蜀言，蜀H则习父兄之所乐。”其中的“蜀”，帛本、今本作“”。郭店简《老子》甲第21号简：“蜀立不亥。”其中的“蜀”，帛本甲、乙，王本作“”。《五行》第16号简：“君子慎其蜀也。”蜀，帛本《五行》第223号简作“”。 [4]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竹简，2001年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2002年出版了《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其中上博简《诗论》第16号简：“《燕燕》之情，以其蜀也。”上博简《中弓》第12号简：“蜀言厌人，难为从正。”蜀言，读为“言”。上博简《周易・》第38号简：“九晶（三）：君子，蜀行遇雨。”蜀，帛本、今本作“”。上博简《君子为礼》第9号简：“蜀智，人所恶也。蜀贵，人所恶也。蜀富，人所恶也。”蜀，读为“”。 [5]从对以上楚国的竹简的释读中可以得出，“蜀”是独（繁体“”）的假借字，“蜀”有独的意思。

除此之外，《尔雅注疏》卷七释“独”：独者，蜀（蜀亦孤独）。[疏]“独者，蜀”。注“蜀亦孤独”。释曰：“言山之孤独者名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之。”《山海经》云：“山，多金玉美石。”对《管子・形势》篇“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一句，历来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其实“抱蜀”就是“抱”的意思，而“”就是“一”，“一”就是“道”。“抱蜀”就是守住“道”；守住了“道”，便可无为而治，庙堂社稷之政务自然也就会巩固，一切所作所为就会功成名就。[6]

对于中原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族来说，古蜀国地处偏僻的西南，、风俗习惯与华夏族截然不同。《文选》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柏C、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其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与中原相比，“左言”为语言之异，而“左衽”则为服饰之异。[7]

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往往以右为尊，而一些周边少数民族则以左为尊。《文选・六臣注》载唐吕向曰：“侮食、左言，蛮夷国也。”此为释“左言”之最古者。[7]《礼记・王制》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注：“右学，大学也，在西郊；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礼记・檀弓上》：“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注：“丧尚右，右，阴也。”《正义》：“此即凶事尚右。”《老子》三十一章：“凶事尚右。”“用兵则贵右”注：“贵右者，以丧礼处之也。”《礼记・少仪》：“卒尚右”注：“右阴主杀，卒之行伍以右为上，示有死志。”正义：“卒尚右者，言士卒行伍贵尚于右，右为阴，示其有必死之心。”行伍，排列的行列。现行伍的“向右看齐”，仍应为士卒行伍尚右的残留。[8]

上述“左言”为秦灭蜀前蜀人之言，《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为实录。《蜀王本纪》以及相关典籍，还有《辞源》等的记载都是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的，所说的“时人萌椎（当为“髻”之讹），左言，不晓文字”是中原华夏族对蜀人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掘，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掘与考古以及对巴蜀历史文化的进一步探究，使许多巴蜀文物重见天日并且得到阐释。有些文物上有巴蜀文字或符号，例如四川新都、郫县张家碾、峨眉符溪出土的铭文戈以及收集的三角形铭文戈等铜戈都系战国时器物，其上铭文成行成句，可以认定为蜀族文字。[9]这些古蜀人的兵器常饰以虎纹，以援脊作为吐出的虎舌……蜀国的兵器演变自有脉络，与中原有别。[10]蜀戈上的铭文无论从文字形体、还是书写方式都与中原的甲骨文不相同，可以看出古蜀人的文字是中原华夏族甲骨文体系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文字，古蜀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民族。“蜀”应该是中原华夏族对蜀的称谓，不是蜀族人的自称。对古蜀国的文化发展，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说：“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11]

《战国策・秦策一》有：“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李白《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亦可证明古蜀族是独立于中原华夏族之外十分独特的西僻之国，戎狄之长。对于华夏族而言，这个民族是个独立的、独特的部族。

古蜀人崇拜虎，从出土的几件蜀戈来看，其上有虎纹。四川峨眉符溪出土的蜀族虎纹双髻跪人铜戈，虎身和虎尾在胡部，虎头在援末部，大大张开的虎口朝向援锋，紧挨虎口，屈跪着双手双脚被缚的双髻巴人。这个图像表达的可能是蜀虎吞食巴人，以巴人祭虎的图像，象征蜀人战胜巴人的内容。[12]孙华先生说：“巴蜀符号大部分都有虎、羊、心等图形……蜀地也有崇虎的部落。”[13]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和青铜虎，造型生动，说明了古蜀人有崇虎的习俗。这与中原对龙的崇拜截然不同，也说明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判别其他周边国家是否为少数民族的标准，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主要以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为依据。周边国家的风俗、语言、饮食等与中原王朝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国家就会被中原王朝认为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异族国家。蜀国的左言、左衽等与中原王朝的右衽、右言以及甲骨文为主的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蜀”与“”通假，蜀族族名的含义是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独特的民族。

注释：

[1]参见钱玉趾.巴族蜀族族名的由来及含义辨析 .[J].当代电大，1990.

[2]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 .[M].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55.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 .[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36.

[3]参见贾雯鹤.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 .[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

[4]参见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6.

[5]参见蒙默.蜀王本纪・“左言”“左衽”辨释及推论 .[J].文史杂志，2012.

[6]参见朱英贵.释“蜀”.[J].成都大学学报，2011.

[7]参见洪颐煊辑.《蜀王本纪》见所撰《经典集林》卷十四.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录洪辑以入其书之扬雄卷，仅增一条，而又未予说明.

[8]参见张霭堂.古汉语左右尊考释 .[J].玉溪师专学报，1987.

[9]参见钱玉趾.巴蜀文字与神秘文字 .[J].人民日报，1933.

[10]参见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青铜器 .[J].文物出版社，1987.

[11]转见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15.

[12]参见钱玉趾.巴蜀史与古文字探 .[M].天马出版社，2010.15-16.

第5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1巴蜀民族地区概况

巴蜀是即指今天的重庆市(简称渝)和四川省(简称蜀或川)。在历史上,古巴蜀文化既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与周边地域文化有密切的交流与融会,从秦汉时起,几次移民高潮带来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习俗的交汇,遂使巴蜀成为一个兼容交汇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特殊文化区。巴蜀民族地区是指四川和重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包括彝族、藏族、羌族、土家族、苗族等14个少数民族。四川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集中在三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两市(乐山市和绵阳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包括1个县级市、4个民族自治县和46个县,共计51个县(市)以及106个民族乡,总面积占四川省总面积的62.05%;重庆是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直辖市,少数民族大部分都集中聚居在渝、湘、鄂、黔四省交接处的渝东南地区,包括黔江区、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和石柱县在内的5个民族自治县,民族自治县的地区面积占总面积的20.55%。

2巴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域类型

体育文化是有关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包括诸如语言和符号、规则和制度、知识和技术、行为、价值、体育观念、体育精神和体育设施以及为体育服务的配套设施等许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要素。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的生存区域、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积累等的不同,导致体育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这就是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差异性。

2.1巴蜀民族体育文化的发生学类型发生学类型就是从影响民族体育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对巴蜀民族体育文化进行分类。发生学分类的意义在于清晰表达民族体育文化与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表明,巴蜀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和生产、军事、民俗、文化崇拜、文化生活等因素有关。因此,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巴蜀民族体育文化可以划分为5个发生学类型

2.2巴蜀民族体育文化的运动特征类型参与者和表演者是巴蜀民族体育文化的展示主体。根据参与者的类型、数量、场地环境特征和活动时间等因素,把巴蜀民族体育文化划分两个大类、11个亚类(见表2)。表演竞技型体育文化具备的要素包括专门性的表演者、专门性的表演场地、特定的表演时间、特定的规则和专门的组织机构等。论文格式表演竞技型体育文化的每个亚类都有专门排练的体育项目系列。大众参与娱乐型体育文化是巴蜀地区流行的普及项目,他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专门训练,文化展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是参与者与表演者。

2.3巴蜀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尺度类型研究表明,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域,通过相互交流,民族体育文化相互传播与渗透;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域,民族体育要发生异化。传播与渗透是形成共性民族体育的动力,异化是个性体育文化的推进器。按照地域尺度的大小,我们把巴蜀少数民族共同拥有的体育文化称为广域性民族体育文化,把几个少数民族拥有的体育文化称为局域性民族体育文化,把盛行于某个特定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称为独有性民族体育文化

2.4巴蜀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旅游者体验类型民族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吸引要素,对于异地旅游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不同旅游者有不同的旅游动机与旅游目的,有不同的旅游体验需要。从旅游者体验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娱乐体验型、强身健体型、猎奇求知型。娱乐体验型是指民族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类民族体育活动(包括民族歌舞表演),如跳庄锅、荡秋千、龙灯舞、摆手舞、芦笙舞等;强身健体型是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龙舟赛、爬杆、踢毽子、蹲斗、摔跤、踢毽子、跳火绳、赛耗牛、赛马、走马、跑马射击、跑马射箭和跑马拾哈达等;猎奇求知型是指不同民族的民俗体育项目(包括民族宗教活动,民俗礼仪活动等),如神舞、咒舞、转山、宗教朝圣、赶秋等。

3巴蜀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分区

根据巴蜀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分布现状,依据民族自治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地域的联片性,把巴蜀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划分为藏羌民族体育文化区、甘孜藏族民族体育文化区、凉山彝族民族体育文化区、盆南苗族民族体育文化区、盆东南土家族苗族民族体育文化区。

3.1藏羌民族体育文化区藏羌民族体育文化区是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绵刚市的北川和平武等地域,辖马尔康、阿坝、红原、若尔盖等15县,215个乡,29个镇,藏族、羌族人口占60%以上。区域以藏族、羌族民族体育文化为主体,节日体育文化资源丰富,羌历新年,九寨沟扎如寺的麻孜会、黄龙寺的黄龙庙会、大小金川与马尔康暨理县嘉绒藏族的若木纽节(看花节)、九寨沟的国际旅游节及转山节等最具代表性,马术、羌族的推杆、荡秋千等体育文化活动丰富,其中跳锅庄、阿坝北部藏族的神舞、平武与九寨沟白马藏族的咒舞,羌族的沙朗舞、羌族摔跤最具特色。

3.2甘孜藏族民族体育文化区甘孜藏族体育文化区辖18个县,325个乡(镇),民族构成以藏族为主,还有汉族、彝族、回族、羌族、纳西族等,其中藏族占78.4%,总面积占四川省面积的1/3。甘孜藏族体育文化区以丹巴嘉绒藏族、跑马山—康巴藏族为主体,跑马山和折多河畔是甘孜藏区民族体育活动的汇集地域。人们先到寺庙里燃香祈祷,焚烧纸钱。然后转山祭神,祈求神灵保佑。转山后,支起帐篷进行野餐、演藏戏、唱民间歌谣、跳锅庄舞、弦子舞,骑手们还进行跑马射箭比赛。流传在甘孜州民间的舞蹈有锅庄、弦子、热巴、踢踏、学羌以及民间祀舞、寺院神舞等,其中康定锅庄、跑马射箭与摔跤很有特色。

3.3凉山彝族民族体育文化区凉山彝族体育文化区包括凉山17个县(市)和乐山的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马边彝族自治县,包括汉族、彝族、藏族、回族、纳西族、摩梭族、傈僳族、苗族、蒙古族等25个民族,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42.7%。昭觉县彝族人口最多,彝族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有摔跤、磨秋、蹲斗、舞铃铛、玩场和跳火绳等,其中摔跤、火把节的跳火绳最具特色。

3.4盆南苗族体育文化区盆南苗族体育文化区是宜宾、泸州市、古蔺、叙永、兴文、珙县、筠连等县区,主要民族体育文化节日有踩山节、赶秋节等。传统体育项目精细、雅致,场面优美,隆重的武术表演多有芦笙助兴,还有转秋千、斗牛、斗马、上刀梯、等多种项目,其中打花棍、秋千等曾多次被列为民运会等大型活

中的表演项目,最具民族体育项目特色。超级秘书网

3.5盆东南土家族、苗族民族体育文化区盆东南土家族、苗族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区包括重庆的黔江区、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和石柱县,聚居着包括土家族、苗族、蒙古族、侗族、仡佬族、回族、满族等在内的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和苗族是主要的少数民族。主要的民族体育项目有蹴球、陀螺、竹铃球、脚马球等。其中龙舟竞渡、土家族武术、黔江地区秀山土家族自治县的花灯(跳花灯、耍花灯、花灯戏)、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摆手舞最具代表性。

4巴蜀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4.1建立巴蜀民族体育文化指导中心,提升“三个意识”,推进民族体育旅游的发展“三个意识”是指民族体育文化意识、民族体育资源意识和民族体育服务意识。民族体育旅游的发展基础是民族体育资源,高品位民族体育旅游依托的民族体育资源必须有文化内涵,体育旅游者进入民族地区可能性的大小受制于少数民族人民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所以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的“三个意识”是影响巴蜀民族体育旅游的重要因素。教育、培训与指导是提升“三个意识”的重要途径,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巴蜀民族体育文化指导中心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分级指导中心可以依托民族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三级设立,开展分级分类指导,重点突出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的民族体育文化特色,发挥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优势,推进民族体育旅游的发展。

4.2竞技型民族体育、参与娱乐型民族体育的发展是推进巴蜀民族体育旅游的两条渠道体育旅游者可以是竞技型民族体育运动会的组织者、运动员、服务人员,更多的应该是民族体育运动会的观众。竞技项目的新颖性、运动员的知名度论文格式与竞技水平是影响观众数量的关键因素,所以,要发展巴蜀民族体育旅游,必须有特色性的民族体育竞技项目,进而发展竞技型民族体育。以民族节日为依托的体育旅游,旅游者既是观众,又可能是参与者。参与性、娱乐性越强,对旅游者越有吸引力,越容易把节日体育活动推向高潮。所以,加强参与娱乐型民族体育的发展,开发地方性、民族性很强的民族体育表演项目,特别是节奏明快、动作简练的观赏性与可参与性并重的项目,再配合适当的游客参与娱乐的指导机制,是发展巴蜀民族体育旅游的又一条渠道。

参考文献:

[1]徐箐.论体育文化[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2,17(2):9~11.

[2]JingMing,TongYing.AStudyOfCommonofTraditionalPhysicalCul-tureforBashuMinorityNationalities[J].JournalofSouthwestChinaNorn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2005,26(5):571~577.

[3]马辉,方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探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6(6):106~110.

第6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巴蜀传统园林；植物绿化；造景技术；借鉴

中图分类号：S68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733140

园林中的植物造景以人工景观设计为主，配合自然景观进行总体布局，实现整个园林外形、线条的协调，以提升园林景观和谐度，并散发出艺术魅力。巴蜀园林受到独特的地理位置影响，在园林植物造景中不仅采用了艺术手法，更能够体现出巴蜀文化。

1 巴蜀园林中的植物景观设计

巴蜀园林多以自然山水为主体构图，通过人工景观设计，使环境有机协调。巴蜀园林有“天然去雕饰”的梅雨，将巴蜀山水的自然之美保持下来，稍加人工雕琢，使得园林布局以其独特的风格散发着当地人文气息。由于巴蜀园林是因地制宜而建，因此灵活多变的园林尽管随处可见，其中的园林植物形成了富于变化的美景。

巴蜀传统园林中，保留了自然景观，运用植物造景技术比比皆是。在园林设计要素中，植物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植物在不同时期的生长状态，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变化，都会将原有的硬质景观向生态园林方向发展。巴蜀文化源远流长，从园林设计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极具视觉艺术效果的植物景观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形式上的美，而是通过植物造景，实现了园林生态与巴蜀文化的融合[1]。

2 巴蜀园林植物造景形式

巴蜀地区以温湿、多于气候为主，这里四面环山，非常适宜各种植物生长。巴蜀的乡土树种包括菩提树、桂树、柳树、翠柏、银杏等等，观赏植物如山茶、紫薇、杜鹃、兰花、荷花等等都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生长。由于存在着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条件，使得巴蜀园林的植物造景自然天成，而无须太多的人工做作。那么，在巴蜀园林的植物造景中，要以保留本土植物为主，本土植物对于巴蜀地区的水土、气候以及生存环境都存在着选择性且成活率较高。此外，园林景观是地区文化的缩影，通过本地植物品种的不同分布，使园林景观的乡土气息更为浓厚[2]。

巴蜀园林景观，植物造景采用人工技术，可以在自然景观依旧的同时，将植物的生态群落呈现出来。生态群落本身就是相对独立性的景观设计，也是园林景观植物造景绿化的未来方向。以植物特有的语言对巴蜀文化以呈现，使植物被赋予了文化色彩，也形成了文化底蕴，将巴蜀传统文化尽显其中。由此可见，巴蜀传统园林中的植物造景，所呈现出来的是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

3 巴蜀传统园林的植物造景对现代园林的借鉴意义

3.1 植物造景要维护区域自然生态系统

植物造景涵盖人工造景成分，但并不意味着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而经过人工雕琢获得景观效果。植物造景以园林固有的自然景观为主，尽量保持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人工修饰，使植物的景观功能性既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又能够获得良好的园林景观的视觉效果。植物造景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植物随着季节而变化的特点，将季节因素纳入到园林造景中，可以实现园林景观的动态变化。人工造景技术在园林植物造景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维护园林的自然生态群落。园林自由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起来，造景要就地取材，不仅维护了园林的自然生态，还满足了造景技术要求。将园林的植物造景融入维护区域自然生态系统中，可以保持自然特色、突出人文底蕴，达到具有地域特色的审美效果。

3.2 园林植物景观要能够体现地域文化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足，更为注重身心健康，园林成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场所。当人们漫步在园林中，园林植物景观不仅会给人以物境感受，还会以其所散发的意境之美，提升人的审美层次。但是，近些来的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出现了园林植物景观趋同性。园林造景模式同质化园林文化特色危机出现。在园林植物造景中，可以从巴蜀文化中将具有代表性的元素提取出来。比如，蜀绣文化、四川皮影、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饰等等，都可以采用植物造景技术体现出来，使前来园林休闲娱乐的人们能够对本地文化以进一步了解[3]。此外，还可以运用人对于植物所赋予的寓意进行植物造景，通过植物种植的视觉效果传达人伦教化。“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代表着神圣、正义的松柏，都可以栽种在适当的位置，随着季节的变化，植物也会相应地有所变化，创造出富于意境的园林环境。

4 结 论

综上所述，巴蜀是极具人文色彩的地域，这里的文化从当地的传统园林中就可以呈现出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园林植物造景盛行。面对植物造景趋同化危机，借鉴巴蜀传统园林中的植物造景，以使园林造景去除人工的做作，保持自然景观，并促进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 付小平.巴蜀文化元素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1，19（05）：95-101.

第7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1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由于明朝末年接连不断的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夺去众多人的生命，迄至顺治时期，“蜀民至是殆尽矣”，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芜，社会亟待恢复，以致当时的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募人民，入川屯垦。伴随两湖居民和广东客家人的大量迁入，异地文化也乘势而入。因此，笔者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湖广移民从客居到土著化的历史过程，实质上是巴蜀土著文化与内地汉族客民文化从碰撞、冲突到调融、整合的过程。研究这种大规模的融入、吸收，最后重新整合当地文化的历史对当代社会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蜀民；湖广；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G269.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9．044

收稿日期：2015－02－15

1 问题的提出

继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运动的来历。伴随着湖广客民的涌入，中原汉族文化也进入巴蜀。这样，异质的巴蜀文化势必因汉族客民的涌入而发生冲突和碰撞。康熙时期中蜀抚李先复所奏《楚民寓蜀疏》中描述的湖光人与四川土著的矛盾争讼，以文化的眼光视之，实为汉蜀文化的冲突。

2 湖广客民入巴蜀的背景

2．1 明末清初蓬蒿四川的凋零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严重，是继宋蒙战争之后的又一次社会经济严重破坏与大动乱时期。从张献忠义军与明朝官军的战争，清军入川与各地地主武装的争夺到吴三桂叛乱以及平吴战争，连年的战争和瘟疫使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灾伤遍地，民不聊生。四川的城市大部分在明代修建了坚固的石城，然而清初只剩断垣残壁，高大石城几乎不复存在。在四川方志中，“明末圮”的记载随处可见。顺治初年，富顺县“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在长期的战乱中，城市成为争夺和打击的首要目标，各地城池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已经完全不能履行城市防御和统治的职能。

2．2 内地的人口压力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流失，而在经过了“康乾盛世”的休养生息之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性膨胀，至乾隆末期，更是突破三亿大关，“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人口增长固然是王朝繁盛的象征，但却产生了人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一后果。由于耕地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清中叶人口数量的飞速膨胀，直接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这说明，从18世纪中叶起至19世纪初，人口的快速增长已大大超出了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而乾隆中期以后，由于生齿日繁，在内地汉族居民聚居的许多地区，因人口高度集中，“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土地开发早已达到了饱和状态，现有耕地的产出已不足养活新增的人口。

3 巴蜀、湖广文化之冲突

3．1 生计模式之冲突

清初移民垦荒时，以树枝等物作为“占有标”的习俗，据考源出于原始公社时期，那时人们在开垦的荒地四周设置几个茅草活节作为占有标记。作为占有标志的树枝等物仅仅是一个外在符号，折射出的却是插占、置业、创造等理念和移民文化。清朝初年，统治者在推行招辑、安置流亡人员人员仍不能摆脱人口危状态的情况下，不得不启动一系列招徕人口、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开垦的政策。雍正六年，四川布政使管永泽指出：“川昔日地广人稀……来川之民，田亩任意插占，广开四至，随意报粮。彼时州县惟恐招之不来，不行清查，遂因循至今”表明当时地方州县对于外来川移民的占垦行为均持欢迎态度，既然“惟恐招之不来”，来了当然就任其“插占”，他们因此成为清朝统治下四川第一批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到了清代中后期，围绕土地而发生的纷争出现上升趋势，巴蜀各地都出现了客强土弱，土著居民屡屡被侵凌的情况，土客矛盾非常突出。土著居民对这种土地易手方式出于误解或者说是无知，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因而才会有“始则以贸易以利其财，进则因账债而占其地。在客民侵占日见其多，则巴蜀日见其少”情况，及出现“因之奸民出入，逐渐设计盘剥，将巴蜀土地侵占，错处是以众转致失业，贫难无度者日多的”现象。由于在湖广客民大规模到来前，巴蜀的耕种都是随土地的肥力迁徙的，因此对土地控制的意识是很薄弱的，并无多强的产权意识，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土地冲突的普遍性。

3．2 生活习俗之冲突

巴蜀婚姻自由的程度和两性生活开放程度及伦理道德与深受儒家礼法教养的湖广差别很大。在巴蜀地区，“其处女与人私通者，父母不禁，以为人爱其美……翁有悦子妇者，则收为己妻，而其子另取。”而对于兄弟之妻，则有兄弟故去则收其妻的习俗。且寡妇可以再次婚嫁。舅表可以通婚，而姨表却有所禁。巴蜀这种比较自由的婚姻观念、舅表婚不禁、伦理观较轻的文化现象与内地的重媒妁之言、禁舅表婚、具备很强的伦理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正统的中国历朝历代，蜀人从来缺乏贤臣良相，其深层原因正如蒙文通《巴蜀文化特征》所指出的：“蜀人不自己的传统，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也就是说，巴蜀地域文化“传统”所模塑的四川人，总是与封建正统思想文化有着一种疏离和逃逸。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辈出不穷的，是个性鲜明而独特、敢于大胆创新的文人作家。这就和湖广地区人文性格形成巨大差异。

3．3 社会组织及社会制度的变化

大量外省移民来到四川之后，恢复和新兴了大量的农村集市场。在这些场里，移民依据籍贯和方言，集资建立会馆，设立会首，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四川城乡各地建立了上千所会馆。同省籍移民群体里，会首拥有较大的权威。而在这个新起的社会空间里，仅靠某一省籍的会首来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显然是不够的。由于外省移民在四川总人口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带来的有关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围绕地权的“争讼日繁”，为了便于控制、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清“官为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号曰客长”。既有的保甲制度无法将大量的移民纳人其有效监管的范围之内，巴县地方政府通过授予执照、给予腰牌等途径，将移民自发组织的群体纳人到官方的掌控范围之内，弥补了保甲制度的功能缺陷。同时，通过对县令批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的这种掌控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它对客长、保长的任免主要依据地方绅约的意见。如果把每一次的客长任免及每一任客长所做的事情都纳人到具体社区来看，可以说这些都是社区政治或关系发展的结果，而官府只是这些结果的宣布人。但是，通过此种方式将移民自发公举出来的社区领袖纳入到官方的地方控制体系之后，国家权力便借助客长的任免进人到了场镇内部，最终达到了设置客长的目的。

4 文化的融合及土著与客民的相互认同

4．1 文化的融合过程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了外省移民与土著居民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加速了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趋势，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

第—，移民们在同当地土著共同开发四川、推进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垦荒生产劳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四川生态环境与地域生活的适应。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交流，加强了互相间的了解，增强了更多的共同性，从而淡化了各自的省籍界限。

第二，移民们与当地土著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参与共同的地方公共事务与社区文化教育事业。这也是面对首当其冲的社会动乱的需要，例如，当嘉庆元年遍及川东、川北一带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咸丰十年纵横川中、川北一带的起义爆发的时候，在一系列社会危机面前，无论是移民还是土著，他们从维系地方秩序与各自的身家性命的共同利益出发，无不选择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严酷的现实斗争最终迫使他们冲破省籍樊篱，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土著化过程的加速发展。

第三，定居日久，移民家庭人口不断繁衍，家族与宗祠重建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移民家族不得不打破最初定居—点的格局，开始陆续向外拓展。而随着家族分支的向外扩散，使得家庭成员的通婚对象也不再受原籍的局限。这样一来，婚媾日久，必然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2 四川土著居民对客民文化的接纳

4．2．1 接受先进的生产方式

首先是农产品的种类的种植比之前有所扩大。巴蜀地区在清代以前粮食生产主要是水田产种稻谷和山土种的包谷两类。新的农作物如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都是后来从湖广传入的。乾隆四年，总兵韩德勤上奏称“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寂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之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由于粮食作物种植品种有所扩大，尤其是小麦的种植与水稻和玉米分别早不同季节种植，因此可以实现一年两熟，土地便得到最大化利用。

大批内地汉族客民进人四川同样促进了巴蜀手工业的发展。如在乾隆年间，由湖广迁来四川的工匠，“交易有无，川棉易布，外来男妇，尽力耕纺，布易销售，获利既多，本处居民共相效法。”

4．2．2 认同汉族文化教育

清王朝早在康熙四十四年为了在巴蜀地区推行“义学”，然而虽历雍正、乾隆，由于种种原因，其效果并不显著。反倒在是在民间的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中，巴蜀文化有很大发展。乾隆时期，在巴蜀设立学校，土著居民有较为开明的，背着杂粮请求师傅教说，在布政司所治下，巴蜀除了务农纺织外，也有读书应试的人，蜀南地区竹林较多，土著居民将木材顺流运送而下，获利甚厚。商品交易不仅使蜀民“获利甚厚”，且当获利之后，有的蜀民便会为下一代聘请塾师，培养起参加官方的科举考试，希望以此进入仕途，这又进一步促使了文化间的交流。

4．2．3 湖广客民对客居地的认同

内地客民在来到四川后，为四川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刚来之时却是生活的比较艰辛的。但尽管其在四川自身所处条件恶劣，他们仍然对客居地是予以认同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通婚，这不仅有客民中的底层阶级，更有不少上层阶级，如当地的驻军，大多在此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特别是那些给大户地主充当佃农、雇工的内地客民，时间一久，很多便在当地与土著居民通婚，或者有的客民干脆人赘在主人家，这种融和既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对客居地的一种认同。融合核心在于地域认同感和族群认同，移民通过姻亲结合、宗族建立宗祠、同乡建立会馆等形式来加强移民的地域认同感和族群认同。

5 结语

第8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汉书・扬雄传》称：“处岷山之阳日郫，有田一堰，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世”“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林间翁儒、严君平、司马相如三个榜样具体影响着扬雄。临邛人林闾翁儒是他的远亲，在他的影响下，扬雄打下了后来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厚功底，其学“博览无所不见”。另一位影响扬雄哲学思想和处世态度的人是成都人严君平。严君平精于《周易》《老子》，在成都街市上卖卜，是“隐于市”的高人雅士。扬雄常向他请教学术疑难问题。人称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严君平的影响。在全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司马相如，自然要引起扬雄的崇慕并进而模仿，“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在文学创作上，扬雄是直接继承“乡党”司马相如的艺术传统，以巴蜀地域文化体验去感味相如作品的魅力，并“慕循其迹”，从而跃居汉代文坛的。

《汉书・扬雄传》透露：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还有模仿相如文风而作的《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成都四隅铭》等，另有《蜀都赋》《蜀王本纪》，皆是扬雄出蜀前作品，可见其创作数量之丰。其中《蜀都赋》是巴蜀作家首次的“蜀入记蜀事、名蜀物、体蜀风”之作，满怀着对家乡丰裕的物产和器质文化的自豪，扬雄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琳琅满目的西蜀繁华图，对蜀中风物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句子被历代学人弓I用，如“筒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筘器，百伎千工”等，就是真实地记载了巴蜀器物制作工艺的高超精妙。《蜀王本纪》则是扬雄对巴蜀大盆地历史传说的有意识“寻根”之作，是系统整理巴蜀大盆地生命发生历程的地方志，并对后来的《华阳国志》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扬雄的《甘泉赋》《解嘲》《解难》和《逐贫赋》，是汉大赋的代表，而《酒箴》《嘲贫赋》等文体创新的意义在于，文学不再是正襟危坐地讲道理，而可以成为讽刺幽默的游戏之作。（晚年扬雄却认为，文学创作的实用价值难以通过美学表现去实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矣”，甚至痛悔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此扬雄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字、语言学、哲学中去。）对故乡的骄傲使他在《蜀都赋》中这样描写蜀锦蜀绣：“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福。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锦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东汉人桓谭则以为超越诸子，“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甚至认为“子云亦东道孔子也”。

王褒的赋，《汉书》记载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及《碧鸡颂》残文以及充满诙谐麻辣的游戏之作《僮约》《责须髯奴辞》等。立足于京城这个大舞台，才华横溢的王褒，一连写了《圣主得贤臣赋》《甘泉赋》和《四子讲道德论》等颇具影响之作，其中尤以《圣主得贤臣赋》为著。赋中用良御御骏马来作比，颇为形象：“纵驰骋鹜，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寓意深邃，真使人有耳闻目睹马蹄迅疾之感。其所写之赋，大多为歌颂国家强盛和皇帝英明之作，这是汉赋的基本特点，也是时代精神使然，但王褒对汉代文学的创新贡献，是将汉赋发展到咏物抒情的新途上，其中《洞箫赋》对后世文风文体颇有影响。此赋在修辞上极下工夫，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篇中多用骈偶的句子，开魏晋六朝骈文之端。王褒的作品颇有文采，组织绵密，构思独特，音韵较美而意味隽永。

第9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李冰治水;神话;综述

关于李冰的记载，见于正史者有《史记》、《汉书》、《宋史》、《元史》等;见于地理史书者有《水经注》、《蜀中广记》等;见于方志者有《华阳国志》及历代巴蜀地区地方志等;见于子书者有《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老学庵笔记》、《吴船录》等。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勾勒出李冰的生平及其治水事迹，是历代学者研究李冰治水事迹的重要文献材料。

《史记》首载李冰治水事迹但是未言及李冰身世。故关于李冰事迹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身世问题。

清人陈怀仁《川主三神合传》认为李冰是蜀王鱼凫之裔孙，秦孝公霸诸侯时，冰生，仿佛若见神，长入深山，与鬼谷子为友等，言“冰姓杜宇，号伏丘，蜀王鱼凫裔孙，战国巴东人也。”[1]309该说从神话传说角度谈及李冰生平和郊游，具有可贵之处。无独有偶，清人刘沅从人神俱存的角度对李冰身世作了扼要叙述，《李公父子治水记》说：“本犹龙族子，隐居岷峨，与鬼谷交;张仪筑城，不就，兼苦水灾，乃强荐公于秦而任之。”[2]753

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李冰治水的研究逐渐深入，且对加入到李冰传说中的二郎亦连类而及，出现了部分专著研究，更有大量的论文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李冰事迹、李冰之子灌口二郎神的研究等等。兹对李冰事迹研究现状简要述评如下：

（一）李冰身世传说研究

1942年卫聚贤在《说文月刊》发表《二郎》一文，他认为“老郎是竹王、大郎是夜郎、三郎是天子、二郎是开明即鳖令、即李冰。”[3]意即李冰乃开明鳖令也。今人杨继忠亦持此论。对此，黄芝岗在同期《说文月刊》发表《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提出异议，认为李冰是神非人，水神“冰夷”和“冰”乃一音之转，太史公将“冰夷”人化为“冰”，后人又依此将“冰”与“鳖灵”联系起来，遂产生李冰即开明鳖令之说;“认定李冰儿子二郎即李冰化身，也即是大禹”，[4]此乃李冰为大禹一说也。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李冰身世传说的研究更加深入，出现更多不同观点。马非百在其著《秦集史》中，遵从上述陈怀仁观点，指出“李冰是蜀王鱼凫之裔孙，秦孝公霸诸侯时，冰生，仿佛若见神”，“惠王十四年丙申，称王”。[1]309由此认为李冰乃鱼凫王之后裔。关于“李冰”一名的来历，认为李冰是“稽元牒，定姓李，定名冰”而来的[1]309。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进一步认为“李冰是蜀地阳平山地区生长的人，他的治水才能，只能是从蜀族柏灌氏和开明氏世代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经过改造发展而取得”。[5]124并说蜀族亦源于羌族，李冰乃古蜀王之后裔。今人刘少匆、郭发明亦采此说。关于李冰“李”姓的来历，刘少匆则与马先生有所不同，在其著《神秘的三星堆，寻找古蜀文明》中，他指出“李姓的由来，就只有一个途径：是后来由秦王颁赠的。《通志・氏族略》：‘李氏，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李氏望族出陇西，属秦之领土。赐冰以李姓，正是对他治蜀有功的褒奖。”[6]108

丘山发表于《成都晚报》的《李冰身世新考》一文，根据《蜀中名胜记》所引《蜀王本纪》“云亡者悉过其中”[7]一语认为李冰很可能是服劳役的逃亡者。笔者认为该论断有断章取义之嫌，不甚可取，且将此处“亡”释为“逃亡”亦不妥。而罗开玉在《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和――以李冰为中心》一书中，则认为“李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应是秦人”、“在他的思想中处处都有秦文化的烙印”。[8]159冯广宏在《李冰蜀地羌人质疑》中也强调了该观点。

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在《古神话选释》谈及李冰时就认为：“和杜宇、鳖灵一样，李冰也是介于历史和传说之间的一个人物。”[9]501比起上述人、神二者必其一的观点，袁先生在此采取了中立的观点。

（二）李冰治水传说研究

20世纪初关于李冰治水传说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对李冰治水事迹的简单梳理。1929年容肇祖发表《二郎神考》一文，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简单疏理了从秦代至清代李冰治水传说的演变过程，可看作是目前国内外关于李冰治水传说演变研究最早的文章。1961年杨向奎发表《中国古代的水利家――李冰》，从历史文献入手，关注于历代朝廷对李冰的封号，论述了李冰治水传说演变及李冰神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关于李冰与都江堰整体水利工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喻权域发表《都江堰古史新论》，提出都江堰整体水利工程非李冰一人所建，乃是历代蜀地人民共同的水利建设成果，由于历史发展、大一统文化影响，遂将所有治水工程成绩全部附会于李冰身上;并指出玉垒山、宝瓶口乃开明所开凿，并非李冰所凿。该观点一出，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金永堂发表《鳖灵凿宝瓶口 李冰修都江堰》一文可看作是对上述观点的支持。然更多学者持反对态度，王纯五、罗树凡合作完成的《都江堰确为李冰所建――与喻权域同志商榷》、燕边发表《关于都江堰历史的几个问题――与喻权域同志商榷》、冯广宏发表《试论都江堰的兴建与蜀王开明的关系》，三篇文章均从历史文献入手，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对喻文观点进行辩驳，得出玉垒山、宝瓶口确为李冰所凿一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李冰治水传说研究进入了系统研究阶段。罗开玉在其专著《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和――以李冰为中心》中，以人文学科的视角从纵、横两方面对李冰治水事迹传说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治水文化、民族心理进行了深入论述，这是目前国内外关于李冰研究的唯一专著。李诚在其专著《巴蜀神话传说刍论》中，从神话传说论析角度出发，对李冰治水故事的流传演变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对治水故事中有关神话部分的演变规律作了综合分析，对李冰治水传说流变研究有很大帮助。

进入21世纪，关于李冰治水传说研究，多从出土文物及历史文献探讨李冰的崇拜信仰及其神化问题。周九香《都江堰李冰石像题铭浅释》、李绍明《都江堰渠首出土石刻人像探讨》，两文对都江堰出土石像进行了细致分析，探讨了有汉一代关于李冰信仰情况。郭祝崧发表的《李冰化神过程》一文，从李冰治水地点、手段及其故事出发，简单论述了李冰的神化过程。谭徐明《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价值――以都江堰水利区为例》，探讨了都江堰水神及其起源、嬗变情况，论述了李冰的神化过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关于李冰事迹的研究，学者所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但由于李冰身世史书记载语焉不详，给李冰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学者虽多有论述，但仍有断章取义、宗教附会之嫌。因此，对于李冰治水传说演变的研究，学界仍有不足之处。（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马非百.秦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冯广宏.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Z].成都：巴蜀书社，2007.

[3] 卫聚贤.二郎[J].说文月刊.1942.3（9）

[4] 黄芝岗.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J].说文月刊.1942.3（9）

[5]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6] 刘少匆.神秘的三星堆 寻找古蜀文明[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7] 丘山.李冰身世新考[J].成都晚报.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