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式的约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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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约束 小组联保贷款制度 信用

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这个专门针对穷人贷款的银行在贷款的偿还率却高达99.02%。尤努斯博士因此总结说：穷人的信用度并不低。

“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杜晓山13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农户以信誉为担保的还贷率能够高于95%，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

一、对“小组联保贷款”制度的分析

效仿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做法，在中国的“小额贷款试点”，杜晓山所实行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极大地消除风险。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很难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管是尤努斯还是杜晓山都在贷款制度设计上考虑了非正式约束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是在一定的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约束又可以界定为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约束。

正式制度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它主要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如果说正式制度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外在的强制性约束，那么非正式约束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内在的自觉接收的软约束力。

我们假定农民具有理性人的一般特征，具有威廉姆森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为了自己利益而拖欠贷款的行为倾向。同时理性人在作选择时，总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违约成本低于收益时，理性人会选择违约。反之则反是。我们假定A、B 为小组中的成员代表，A、B的还款信用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A 到规定日期按和约要求偿还本息。对于A而言，获得了双重收益，一方面通过贷款进行了生产经营活动，或者通过这部分资金度过了生活上面临的暂时困难；另一方面，A通过借贷活动增加了自己的信用度，得到了小组的认可，同时还会产生溢出效应：通过B的传播，会扩大A的人际交换范围，而关系资源在农村是十分珍贵的。简要的结论履行合约对A是有利的。

第二种情况:A践踏了合约，拖欠贷款。对于A 来说，可谓用短期的一次性利益换来长期的损失。因为践踏合约者不仅要受到直接受害者贷款银行的惩罚，而且还要受到来自小组成员的谴责和惩罚。对于A来说，轻则将失去B的往来和帮助，重则失去小组成员以外的往来关系，同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被当地人视为不讲信用的人，对于A来讲，很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 ，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A自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行为。

我们发现：在农村具有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与共同惯例相一致的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在正式制度之外，但它非常有效。杜晓山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引入第三方的监督，大大的降低了农民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了还款不确定性。

二、非正式制度约束对农民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被视为一种“没有法律的社会”。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费孝通认为这是一个依“礼”而治的社会，“礼”实质上就是伦理规范、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非正式约束。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时指出，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狭小的人际关系圈子中，远近亲疏分明，最后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依据由近及远外推的“差序格局”。

由于农村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交易的范围狭小，交易双方比较熟悉，大量交易属于重复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加之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强化了社区内共同的信仰、习惯等价值准则，形成了共同的“地方知识” 。于是，特殊的人际关系―有约束力的非正式约束就形成了。信用不是依靠文字契约建立和保证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即文化遗产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对于农村这样的一个以人际交换为主的“熟人社会”，人情的信用等级要比签字画押更为牢固可靠，因为文字的合同是可以变动的，而人情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人们在心中。在农村，由于非正式关系较为紧密，人情味较浓，共同的惯例和传统在一个团体中的存在，使人们能够和谐有效的相互合作和制约。如果团体中的某个人破坏了这种惯例和传统，他要付出的成本是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排斥和责备，甚至是被排出这个团体。因此，在农村人际关系等非正式约束可起到修正、补充和完善正式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它可以起到减轻机会主义负激励行为的效果。

三、启示

而今的金融机构呆帐、死帐越来越多，关键原因是跟债务人的失信成本过低有关系。提升失信成本，对失信行为给予足够的惩罚力度，建立规范的失信惩罚机制，能有效遏制失信行为的发生。银行也应设计一个类似“小组联保”的制度，或者称之“债务人联保”制度来防范风险，使其意识到不守信用是竭泽而渔、舍本逐末，实际上也是一种以毁坏信誉作抵押去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当信誉的源头枯竭之时就是财富之鱼干渴而死之日。失信的人不仅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在同阶层中信用下滑，惨淡经营，时刻面临淘汰。这样的失信代价是对债务人最大的惩罚。

参考文献：

第2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网约车；城市出行；时间价值；顾客选择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ride-sourcing platforms， e.g.， Didi and Uber， brings about new mode choices to urban citizens. While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these ride-sourcing platforms help to make travel easier for citizens， the rest criticize that ride sourcing service increases road traffic congestion.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reveal travelers' mode choices after the emergence of a ride-sourcing platform， consider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velers' mode choices and the attractiveness of ride-sourcing service. Based on the model， a numerical example is provided to show the possib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urban traffic condition.

Key words： ride-sourcing platform； urban trip； time value； customer choice

0 引 言

近年来，以滴滴、Uber为首的网约车平台的出现，给城市出行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7月28日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的合法地位获得认可[1]。网约车平台能够通过整合实时的供需信息来实现高效匹配甚至引导供需平衡，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出租车市场中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被认为是解决城市居民出行难问题的利器。滴滴出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全国范围内该平台网约车司机的人数已超1 330万人，2015年全年的订单超过14.3亿。

网约车的发展，也改变着城市的整体交通状况。2015年6月，滴滴出行总裁柳青在出席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大会提到，网约车“能够使原本计划买车、开车的人，通过接受平台服务而放弃买车、开车”，对城市交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很快，高德就在的《2015年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2]中指出，“在第二季度增长较快的互联网专车、快车等新的出行模式，为公众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固有格局，但对城市交通拥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究竟网约车的发展会对居民的城市出行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城市特征的问题。在公共交通发达、机动车人均保有率低的城市，比如香港、日本，网约车的影响就非常有限，因为无论是网约车的供给还是需求都不大。而在公共交通发展相对不足、机动车保有量又巨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网约车对城市居民出行带来的影响就不容小觑，因为既有充足的有车族愿意充当网约车司机，又有大量的乘客愿意选择网约车服务。故我们既不能从高德指出的网约车对个别城市的影响来推测网约车对其他城市交通的影响，也不能从滴滴的全国平均的数据去评价网约车对全国各个城市的影响。

从网约车出现以来，关于网约车的讨论和研究已经不少。但已有的研究对网约车对城市居民出行影响的讨论都停留在定性的描述和推理阶段，大多侧重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对网约车的监管[3-6]。而一个定量的预测和评价模型显然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本文首次基于差异化用户选择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分析了短期情况下网约车，主要是专车、快车，对不同特征的城市交通和居民出行的影响。所谓“短期”影响，是指假设在网约车服务出现后，用户的车辆持有状况暂不发生变化，也即不考虑网约车服务出现后对人们购车意愿的影响。模型中，考虑了用户的出行模式选择与平台吸引力的相互关系：网约车乘客和司机的数量决定了乘客的候车时间和司机单位时间内能够获得的盈利，而这两个因素又反过来会影响用户选择成为网约车乘客和司机的意愿，进而决定网约车乘客和司机的数量。基于这一模型，本文通过算例分析揭示了网约车平台对居民出行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

1 城市居民出行市场建模

从表3可见，在平台补贴网约车司机的情况下，对于时间价值小于65.4元/小时，大于42元/小时的有车族来说，提供网约车服务是最经济的选择，而这部分用户占据了有车族中的大部分，故在本算例中，大部分的私家车主选择成为网约车司机。相比驾驶网约车，乘坐网约车不仅没有收入而且需要支出额外的费用，故只对时间价值较高（大于65.4元/小时，小于194.8元/小时）的乘客才有吸引力。而自驾出行则只对时间价值大于194.8元/小时的用户才有吸引力，故在当前的时间价值分布下，这部分用户的数量可忽略不计。而对于无车族来说，相比乘坐公共交通需要的1小时，网约车可以节约0.4641小时的时间，但需额外花费14元，故时间价值大于30.2元/小时的无车族会选择乘坐网约车，而剩余的用户则继续公交出行。对于该市而言，时间价值大于30.2元/小时，小于42元/小时的用户数量很大，故出现大量原本的公共交通用户转而使用网约车服务。

综合计算不同出行模式用户的总出行时间，可得到在网约车平台出现后，该市私家车高峰期的总行驶里程达到了567.60万公里，比网约车平台出现以前的145.50万公里高出了近3倍。显然，在本算例中，网约车平台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不容小觑。

如果比较城市居民总的出行时间，则有33.7万的无车族用户通过网约车服务每天节约了0.4641小时的出行时间，有9.46万私家车司机因为提供网约车服务每天增加了1.5小时的在途时间，另外的0.24万私家车主则因为使用网约车服务而增加了0.0359小时的等待时间。故总的来看，该市居民总的出行时间相比网约车平台出现之间节约了1.4万小时，有33.7%的用户节约了出行时间。

3 结 论

本文在考虑用户时间价值差异的前提下，考察了网约车平台的出现，对不同用户短期出行行为的影响。本文假设网约车乘客的等待时间以及网约车司机每小时的盈利水平，是用户选择成为网约车乘客或司机的重要决定因素，而选择成为网约车乘客或司机的数量又反过来影响乘客的候车时间以及网约车司机的盈利水平。最终达到均衡状态时，所有用户不再有动机改变其出行模式选择。

基于用户均衡模型，本文通过算例分析了网约车平台对城市出行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从算例来看，网约车平台的出现可能对城市道路交通带来严重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出行模式，因而对用户总的出行时间起到减少作用，改善相当一部分用户的出行。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城市在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私家车保有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网约车呈现不同的影响。本文提供的模型能够为不同城市根据其自身特征评估和预测网约车的影响提供参考，并为不同城市制定网约车的监管措施提供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1] 交通运输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16年第60号）[Z]. 2016.

[2] 高德地图. 2015年Q2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Z]. 2015.

[3] 王静. 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J]. 行政法学研究，2016（2）：49-59.

[4] 姜宁. 从网约车发展看政府管理模式创新[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5）：83-84.

第3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 农业保险 需求陕西

农业保险作为商品性农业经营的一种重要风险分散机制，对提高农业抵御风险能力，稳定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经营主体地位以及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陕西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泾阳县、洛川县分别是陕西奶牛养殖大县和苹果生产大县。农民生产布局高度集中，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奶牛养殖和苹果生产收入构成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调查发现，泾阳县的鲜奶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3％，洛川县的苹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4.8％。高度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导致农民收入水平对奶牛养殖、苹果生产的严重依赖，同时，也造成了生产风险的高度集中。一旦发生难以预料的 自然 灾害，农民不仅无力承担损失，而且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与增长，客观上要求建立农业经营风险分散，损失分摊的新机制——农业保险。2000年到2007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406元增加到2645元，总体水平翻了一番，大多数农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储蓄，已经对农业保险具有了一定的购买能力。然而，在本次试点中, 有45.2％的被调查农民却不了解或不知道农业保险；48.5％的农民实际未购买农业保险，农民的保险意识较弱。

由此可见，由于非正式保险制度诸多因素的制约，农民无法产生对农业保险产品的欲望，引起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链条的断裂，造成了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运行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相对于正式制度，其约束空间更为广阔。因此，特定社会中有关农业保险的风险态度、非正式保险安排、“经济人”群体、信用建设等诸多非正式保险制度，就成为制约农业保险市场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一） “传统小农意识”决定了农业保险需求

一个社会占有主流的理念和信仰决定对自然灾害及风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决定了是否有必要通过保险这一风险转移制度来加以应付。在广大 农村 ，农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理念。这种保守封闭的思想造就了农民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淡薄，时常对新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主动性。加之农民文化技术素质普遍较低，多年以来养成“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生产习惯，往往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对未来各种事故变化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对农业生产面临的各种风险时常持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掏钱买保险是额外支出，所以产生对于农业保险能免则免的心理。

（二）非正式保险安排限定正式农业保险制度发展的空间

在特定环境中，因非正式制度约束发展而来的“非正式保险安排”，如谋生方式的多样化，储藏，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再分配，基于伦理道德的援助等，往往是对正式保险制度的削弱或替代。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家族、村庄、国家为生成结构的人 论文 化体系，其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显著。这种文化品格决定农民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农业生产安全保障的追求，主要是在家庭、家族这样的扩展型家庭结构中解决。

与正式农业保险制度相比，非正式农业保险制度不但具有上述的广泛性，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节约开支。由于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行为主体在相互博弈过程中对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存在着大量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但在家庭内或家庭间寻求风险转移或保障的非正式保险制度安排中，参与者无法进行选择，因而根本不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三）政府灾害补助导致的依赖心理制约农业保险需求

根植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心理，也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非制度约束。一般来说，政府都会依据受灾情况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助。然而，由于农民是“经济人”，其得到政府补助越高，愿意投入到农业保险上的资金就会越少，这种依靠政府帮助转嫁风险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农民投保积极性＝政府农业保险补贴／政府救灾补贴×100％，从此公式可以看出：当政府救灾补贴增加，而农业保险补贴数目不变，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当政府救灾补贴减少，而农业保险补贴数目不变或增加时，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因此，农业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灾害补助行为。

（四）农业保险市场信用制度体系建设滞后

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信用 经济 特征，要求参与农业保险的各行为主体都要具备恪守信誉的意识和自觉。而在实际调查中，一半的农民都明确表示对农业保险不信任，对保险理赔环节担忧，也就是对农业保险的保障能否落实的担心。这主要是过去农民缺乏对保险基本的了解，而保险公司在经营中又存在不诚信行为，造成农民对于保险作用的质疑。19.9％农民未投保原因是因为对于理赔的担忧；在对农业保险有潜在需求的农民调查中，约60％的人“明年是否会考虑农业保险”决定于“今年的理赔状况”；约75％的已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民“明年是否继续购买农业保险”也取决于“今年理赔状况”。这说明，要促成农业保险长足 发展 ，社会诚信意识建设和信用意识培养还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构成农业保险运行的非制度环境还存在种种局限。为了更好地推行农业保险制度，除了要加快农业保险有关 法律 法规等正式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创新外，还需要加大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培育。

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优化对策

（一）增强政府农业保险政策的透明度

在调查未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中，58.6％的农民因为“不了解”此次推行的农业保险，有些农民甚至主观认为这和其它商业保险没有差异，只是为“收取保费”。因此，政府应积极利用 现代 传媒，通过各种途径让农民透彻了解农业保险，在广大农民中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形成理性、健康的保险消费意识。

（二）优化正式农业保险制度环境

农业保险的险种、保障范围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水平，政府需要协同有关保险公司，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生产设计农业保险产品和险种，并依据不同风险水平厘定费率和保障程度，以满足各类农民的不同需求，切实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同时，如果政府能够把救灾补助直接给予农业保险进行积累和支持，不仅可以在灾年减轻农民损失，而且又可以减轻政府灾害补助压力，达到双赢效果，从而使农民充分认识到正式农业保险制度较之传统非正式保险制度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引导其参加农业保险分散转移风险的价值观念。

（三）深入推广诚信意识 教育

根据调查，农民最为关注的是保险公司的信誉，其次才是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内容介绍。所以，要改变农民长期对保险的不信任观念，就要通过政府部门、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的协作，建立对保险公司诚信经营行为的有效监管、监督、引导和考评，实行保险公司信用评价制度。而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需要积极推广诚信教育，避免在投保过程中产生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使守信者真正得到利益的保障，失信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环境。

参考 文献 ：

第4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地方财政；省管县；地方资源竞争；行政文化

前言

在省管县财政体制引起重视之前，学术界把优化财政体制的研究重点放在事权、财权的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上。之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优越性让很多人开始注意起对财政体制优化的重要性。县财省管是否会引起对传统的政府架构冲突在一段时间曾是热点话题。贾康（2010）就认为，四级政府架构是解决现在省以下各级政府理不清的体制难题的一个相对好处理的方案。张千帆提出，有必要削减某些省的规模、增加省的数量。可以说，财政省管县模式即有益于地方财政体制的完善，亦利于政府层级模式改革的探索。浙江省的强县扩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行政省管县模式的起步。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地方政府事权的变化。一级财权对应一级事权，省管县财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地方政府事权归属的变化。

一、我国省管县体制制约因素的分析

地方政府过多的事权往往导致县里的财权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倪秀英，2010）。在我国目前的事权划分基本上是固定的，即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支出、中央政府负责国防支出、外交外事和对外援助支出、武警部队支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等，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地方国有企业的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价格补贴支出、城市维护建设支出、地方公检司法支出以及社会福利支出，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共同承担着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各项农业事业费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文化、教育、科学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各级地方政府的共同主要支出职责是一般公共事务、教育与社会安全，其他支出类别没有太大区别。各级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主要事权与主要财政支出，什么事都要做，财政支出分散于各个项目。由此，基本事权与财权矛盾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事权划分不正式

我国有四级地方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的事权的背后都有相应的财权来保证事权的如期进行。但目前的情况是，事权的划分带有个人领导的意志性，上级政府可以把某件或者某些事交给下级政府去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体系的扭曲。缺乏事权的正式划分意味着上级政府有决定下级政府事权的权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权进一步吃紧，导致地方政府极力寻找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子来治理地方财力问题。

（2）事权划分高度重叠

黄佩华认为，重叠分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特点，当时责任分工并不重要，因为每个单位都致力于自力更生。转轨时期，分税制财政体制还是没有清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而在我国行政权高度集中，官员任免权掌握于上级政府手中的情况下，听命于上级成了下级政府的最佳选择。结果，事权层层下移，各级政府都缺乏责任感，只会导致基层政府的事权繁琐，财源吃紧，最后地方公众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证。事权的划分在高度重叠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加大县一级财政支出压力。一方面，县一级官员要考虑听命于上一级的官员的财政指示，尽管这些指示往往是对当地财政的运用效用不利。另外一方面，模糊的事权划分界限，只会让背后的财权的划分变得更加混乱。正是由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事权与财权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提供了“省管县”模式应用的可能性（缪匡华，2010）。

二、省管县财政模式调和财权与事权的矛盾

省管县模式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矛盾的一种财政模式（胡卫星，2010）。一方面处于不同行政结构的领导除了要考虑纵向的行政结构对应的同层级之间的财政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考虑“省管县”模式可能带来的对横向行政结构的财政关系的影响。理论上，省管县的模式对政府间财政活动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间对有限的地方资源的竞争以及资源的运用效率来分析。县财省管不是对所有的省份都能实现的，比如浙江的省管县模式就很成功，但是如果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地方实行该模式很可能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说明，省管县模式应该有一定的地方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引进不同的模式会产生巨大的改革成本，即表明会有较大的外部性产生，而往往这个外部性成本一般都由政府来买单。一般来说，地方资源的分配是通过行政手段和行政机制来协调市域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增强要素集聚，加强纵向逐级协调和管理，从而提高地方资源分配效率的。但由于各地情况的差异，其实际运行的结果并不总是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和事权的不断下放，基层行政结构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空间格局上的竞争关系。决定各级地方政府竞争意识的是各行政主体的自身利益。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既有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有经济利益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博弈关系。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政府竞争中，上级政府往往会凭借行政层级的高一级的优势，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尽可能向地级市倾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有意识地压制县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一定的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公共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市县两级政府在地方资源的竞争中一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周家富，王品文，2010）。省管县模式的引进可以消弭市级政府在地方资源的分配中对县级财政的“挤出效应”。

三、从浙江省看省管县的困境以及破解招数

浙江省是探索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行动者。浙江省很清楚地认识了自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断坚持和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逐步理顺省、市、县政府之间的财权配置，使得浙江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为出色的绩效（王红梅，2010）。同时，依托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浙江省从实际出发，从1992年以来连续4次实行“强县扩权”，逐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因此，浙江的省、市、县政府间的关系模式并非是典型的市管县体制，而是介于省管县与市管县体制之间的一种混合型体制模式。

（1）省、市、县政府间关系

“扁平化”行政结构是贾康一直以来提倡在地方政府施行的行政改革。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必须摈弃传统的行政权力收放的思维定势。应当指出的是，在行政权力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形下，政府间的权力下放只暂时解决省市县之间的竞争矛盾，因此，优化省、市、县政府的绩效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权力在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格局，在政府间治理结构中更多地嵌入合作、沟通，形成省管县模式，改变命令控制的单一行政模式，实现因地制宜的地方治理。

（2）市场经济体制是省管县体制的经济基础

市场化的推进会引发政府权力结构的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层级政府之间一体化的行政命令体制将逐步弱化，分工合作机制的趋势增强，委托与的“市场化交易”开始替换命令与执行关系，这是行政部门应有的与时俱进之举。下级政府将由此获得更全面的管理地方事权。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市场经济时代以来，浙江率先突破单一所有制结构，扶持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较早地推进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的新局势。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是浙江市场化的最大特色，同时这也为省管县财政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浙江的民营经济首先在国有经济较为薄弱的温州、台州等地兴起。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阶段虽然只是拾遗补缺，而且经营流程不够规范，但是它的体制与机制优势明显。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的兴起不但极大地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改革的观念，促进了政府政策的取向与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3）突破省管县的瓶颈的几种建议

虽然省管县财政模式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模式也有其局限和瓶颈。首先，从行政结构来看，中国政府间关系的变迁轨迹、体制性困境和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优化省、市、县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单纯的行政层级增减和权力收放的传统行政模式，应该在传统的政府间以命令服从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中嵌入合作的关系模式，构建合作模式。省管县模式就是其中一种。省管县模式在国内有学者对其内涵进界定（刘祖云，2007），认为它是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思维框架，主张打破层级观念，建立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和合作的新地方主义，其一方面强调政府间在信息共享、共同规划、联合劝募、一致经营等方面的协力合作；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与私人部门的混合治理模式，倡导第三部门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实现地方民主治理。在中国单一制的制度格局前提下，省管县模式既要体现政治问题及重大事件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也要体现出经济发展问题的利益共享关系，以及公共治理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因此，新的地方合作主义的政府间关系必须实现“命制”、“利益机制”与“协商机制”三者的并存与整合。

其次，要不断完善省管县财政模式。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分税制财政体制。省管县模式的核心环节在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是理顺和规范省、市、县财政关系的基本粘合剂。“十二五”规划第四十七章建议提出，“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省管县财政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县级财政与市级财政摆到平等地位，省财政对它们采取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财政体制结算、各专项资金的分配（含与部门联合发文分配的资金）、资金的调度等都是由省直接到县（市），特别是转移支付给县级财政的资金无需经过市级“把关”。

最后，要注重实行激励财政政策。具体政策是：对县级财政收入超过亿元的县，实行对应的奖励政策；对贫困县和次贫困县，实行“两保两挂”补助政策、“两保两挂”财源建设技改贴息补助政策；对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市县，实行“两保两联”补助政策；对地级市实施“三保三联（挂）”补助政策以及城建税超基数返还政策。

四、总结

为了积极发挥省管县模式的优势就有必要“扁平化”行政层级体制，在实行市县分治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确立以县为主体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体系，完善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政府间公共服务的财权配置机制、监管机制和评价机制。同时，还应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调整省级行政建制，缩小省级行政范围；加快乡镇体制改革，理顺县乡关系，进一步为省管县的功能提供条件保障。

参考文献：

[1]倪秀英.“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的难题及其破解[J].商业时代,2010(8).

[2]缪匡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地级市面临的问题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2010(6).

[3]胡卫星.“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正负效应[J].中国财政,2010(9).

[4]周家富,王品文.以的名义强化县政――对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J].理论与实践,2010(12).

[5]王红梅.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J].前沿,2010(13).

第5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室内覆盖 集约化 干扰分析 组网方式

中图分类号：tn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6-106-02

1 引言

近年来，无线新技术快速发展，室内分布系统需要接入的无线系统类型也在不断增加，在一些大型的公众建筑物，比如机场、火车站、地铁、地标性建筑、运动场馆等，不同运营商共建共享室分系统成为一种趋势，而在建设过程中，多系统间的干扰问题一直存在。

共建共享即集约化建设，又称poi（point of interface）多系统接入方式，通过多系统合路平台实现多制式、多频段的通信系统共用室分系统。集约化分布系统的推进和实施，对室分系统行业的发展，有诸多重要意义。

2 干扰分析

集约化分布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不同系统在同一套天馈线系统中的干扰问题。系统间的干扰从机理上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

（1）热噪声的增加；

（2）发射杂散的干扰，分为同频干扰，临频干扰和互调干扰，其它系统的下行信号造成本系统频带内的噪声功率提高，从而降低系统灵敏度；

（3）接收机阻塞，其它系统的下行信号功率较强，虽在本系统的频带外，但降低了接收机灵敏度。

下文对这几种干扰信号分别进行阐述。

2.1 热噪声的增加

任何一个发射机即使未加调制信号，其输出的信号除了主载波之外，还会伴有带外噪声，噪声的频谱可以延续得非常宽，此类噪声称之为宽带噪声，它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逐步降低。任何一个系统的发信宽带噪声输出必然会影响其他系统的接收性能，对于3g 系而言，所有信号均以伪随机码呈现，因此，可将发信机噪声的影响，归结为宽带增加的允许值。根据接收机灵敏度的衰减程度来计算各个系统的最大干扰容限。

接收机灵敏度衰减定义为：

其中：

经计算可得到表1数据，在接收机灵敏度不同衰减值时的接收机灵敏度。

表1 接收机灵敏度

2.2 杂散干扰分析

发信机的杂散辐射是指用标准信号调制时在除载频和由于正常调制和切换瞬态引起的边带以及邻频以外离散频率上的辐射。由于滤波器具有带外频率的抑制作用，所以杂散干扰信号越是偏离原始频带，杂散干扰信号强度就越弱。反之，杂散干扰信号的频带离开标准信号越近，杂散干扰的强度就越强。由于发射机输出的信号源一般都是大功率信号，但是从接收机发射的基站上行信号功率普遍较弱，发射信号的杂散干扰经过衰减后强度就可能与邻频的上行信号强度相当，因此就会对标准信号的上行造成杂散干扰，对正常的通信质量产生影响。

干扰确定的分析方法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干扰分析的场景，计算并且求解干扰评估方程：

f是考虑的频率，是产生干扰的发射机在频率f上的发射功率，是在频率f上发射机和接受机之间的最小耦合损耗， 是在频率f上可接受的最大干扰电平。

基本的计算步骤为：

（1）根据相应规范，查找带外杂散功率。

（2）折算到受干扰系统接受带宽内功率。

（3）比较受干扰系统最大容许干扰强度。

（4）得出相互间需要的系统隔离度要求。

2.3 阻塞干扰分析

阻塞干扰指的是接收机收到的干扰基站发射的在标准信号频带外的干扰信号。干扰信号即使强度微弱，但在经过接收机的电平放大器后，也会影响到系统的正常工作。同理各系统间存在但可能会引起阻塞干扰的还是tetra对c网， c网对g网以及3g对3g系统，其它系统间由于频带相距甚远，而如果系统采用了上、下行分缆覆盖方式，而bts的各项指标基本相当，干扰经过了线路损耗及poi和空间隔离，所以只要保证了3g对3g系统的干扰即可保证其它系统间的阻塞干扰不会形成有效。

从一系列分析计算和工程经验可以得知，在多系统共存一套分布系统时，系统合路设备的阻塞电平值需要大于接收机收到干扰信号的功率，满足此条件系统即可工作正常。

2.4 互调干扰分析

第6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山东蔬菜产业；出口竞争力；波特“钻石模型”；制约因素

波特认为，一国或地区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由以下四个基本核心因素决定，即生产要素状况；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情况；企业策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同时，政府和机遇也对产业竞争力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机遇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谁也不能准确地预知未来的所有机遇，因此机遇因素并不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而波特对于政府作用的认识实际上是基于市场机制能发挥充分作用的基础之上，政府行为在充分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已经不是主导性的角色。因此，政府作用也不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但并不否认其重要性。以上要素构成六边形的六个角，形成一个钻石的形状，即著名的波特“钻石模型”，它构成了波特竞争优势或竞争力理论的核心。借鉴这个思路，笔者将从上述要素的不利方面，客观地分析目前山东蔬菜产业出口竞争力与发达农业国家的情况和经验相比较而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山东蔬菜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蔬菜生产方式落后

目前，山东蔬菜生产绝大多数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主要使用自家的承包土地进行蔬菜的生产，人均生产规模或者个体的生产规模十分狭小。据了解，山东蔬菜种植户的经营面积绝大多数在1亩以下，而国外发达国家蔬菜种植业户的经营面积则较大，譬如，土地资源比较稀缺的日本农户的蔬菜经营面积一般也在1～2公顷，和美国等土地资源充裕的国家差别就更大。正是由于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使得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难以承担过高的生产资料的投入。以大棚蔬菜的生产为例，如果使用我国从韩国、荷兰等同引进的现代化玻璃温室，其初始造价都在几十万元左右，对于资金相对短缺，且贷款也比较困难农户家庭，是无法承受高造价大棚的花费和资金投入的，一般只能选择土木结构的大棚进行生产。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一方面，不存在任何的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农户家庭生产造成的蔬菜投入偏少，严重地影响了蔬菜品质的进一步提高，这对于蔬菜品质要求较高的出口创汇蔬菜的生产有很大的影响。

(二)菜农素质不高

尽管山东省在蔬菜科研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这些研究成果如何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进行蔬菜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除了资金等制约条件以外，菜农的素质至关重要。菜农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其二是意识落后。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据调查，即使是在山东沿海较为发达的青岛、烟台等地，绝大多数的菜农也只受过初中教育，很多只上过小学。比如烟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吴家村是远近闻名的果蔬生产村，蔬菜生产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基本上都是只受过初中教育，只有极少数人受过高中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以加拿大为例，其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基本上都具有专科以上学历，这也是加拿大农业科技含量高、农产品竞争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通过走访调查，笔者还发现，东吴家村菜农的小农意识比较强，比较安于现状，对扩大蔬菜种植规模，采用新的蔬菜栽培技术方面普遍持观望态度。因此，如何提高菜农整体素质，实现蔬菜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水平的提升，是提高蔬菜产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条件严苛

山东省的蔬菜主要出口的对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出口数量和金额所占比重较大。以对日蔬菜出口为例，我国每年蔬菜出口大约有20％到了日本，山东每年蔬菜出口大约有30％到了日本，而日本每年进口蔬菜总量的约30％来自山东。出口流向的过于集中必然导致山东蔬菜出口对这些国家市场需求条件变化的高度敏感性。正因为如此，山东蔬菜产品近年来遭遇了以设置技术性贸易障碍为特征的所谓“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最近，比较典型的案例有，2006年5月29日，日本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技术标准的提高对农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出口的困难。一般而言，经济水平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蔬菜的需求偏好水平要高于不发达地区。山东省作为不发达地区，现阶段其蔬菜生产的状况必然不能完全达到发达地区市场需求条件的要求。对于山东省而言，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条件是十分严苛的，这是限制其蔬菜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现实因素。

(四)蔬菜加工企业整体实力偏弱

蔬菜加工企业作为蔬菜生产的下游产业，对蔬菜生产的促进作用明显，是其重要的相关性产业。山东蔬菜加工业从加工能力和加工规模来说在全国属于强势省，2006年深加工蔬菜产品出口能力达60多万吨，创汇近7亿美元，山东蔬菜加工的整体规模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而言，是比较大的。但是，与国外相比，山东蔬菜加工率仅在5％左右，而国外发达国家的蔬菜加工率一般在50％以上，如美国现今达到70％以上。所以，目前山东蔬菜加工的整体规模与同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山东蔬菜加工企业的个体规模大小不一，出现了诸如山东龙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规模比较大的蔬菜加工企业。但从总体上来看，蔬菜加工企业的规模偏小。有统计表明，2005年山东蔬菜加工企业的员工数平均为80人，这样规模根本无法在国际蔬菜市场贸易中与国外大规模的蔬菜公司进行竞争。综合观察，山东蔬菜加工企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实力偏弱，这势必影响加工蔬菜尤其是深加工蔬菜的出口竞争力。

(五)营销策略落后

营销策略是波特的“钻石模型”核心要素之一，即“企业策略以及结构和竞争对手”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山东蔬菜产品出口的营销策略普遍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渠道单一。山东蔬菜出口渠道还比较单一，中间环节多，中间商层层加码把生产者价格压得几乎无利可图。第二，国内生产者和加工出口企业对市场动态的掌握不足。蔬菜生产者和加工出口企业同国外消费者之间几乎没有形成真正的信息沟通渠道，这就直接导致了部分生产者和加工出口企业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在海外蔬菜营销中，由政府牵头在国外设立专事农业市场服务的机构和专职人员，到出口国批发市场、经销大户、产地等一线调查、走访，并搜集、了解各方面资料和信息，编发专题报告及市场供求报告，及时提供信息服务。第三，出口加工企业间无序竞争。由于山东蔬菜加工企业数量众多，没有统一的机构进行协调，造成了众多企业不仅在竞争时多采用价格竞争，企业竞争秩序混乱。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其中(一)、(二)属于初级生产要素因素，(三)属于国外需求条件因素，(四)属于相关性产业因素，(五)属于企业发展战略因素。

二、提升山东蔬菜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建议

(一)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资金是发展蔬菜生产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对于发展品质较高的出口创汇型蔬菜，更需要较大量的资金投入。不论从资金获得的便捷性还是经济性来考虑，广大农户从金融机构借款是目前解决生产资金短缺的较好选择，目前主要的贷款提供者是农村信用社。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蔬菜生产方式，决定了山东菜农基本上可以定位为“温饱型”农户。“温饱型”农户对基本生产资金的需求数量是非常小的，同时比较缺乏获取贷款所需的基本担保抵押。因此，要解决山东菜农生产性资金短缺问题，需要金融机构能推出一种有条件、无需抵押或者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业务。作为惠农政策的重要举措，小额信用贷款业务有效地解决了进行借贷需要抵押和担保的“高门槛条件”问题，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由于小额信贷业务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这项业务的开展还带有浓厚的财政投融资性质，金融机构从事的小额贷款业务在现阶段还不能脱离政府的财政补贴。对此建议：其一，在实行分账核算后，由国家税务部门规定比例，原则上对一切涉农贷款可少交或免交营业税、所得税，其中对农户小额信贷部分免交全部营业税和所得税。其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府债务等途径筹集资金增加对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的经营亏损进行财政贴息。

(二)严格实行蔬菜种植持证上岗制度

针对菜农素质普遍较低的现实，为了进一步提高蔬菜栽培技术和蔬菜的品质，现阶段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强制性地推行蔬菜种植的岗前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具体的设想是，由政府牵头，每年定期开办免费的岗前培训班，对进行蔬菜种植的农户进行岗前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岗前培训以家庭为单位，派代表参加；有资格参加培训的菜农必须要达到一定种植面积，尤其对大棚生产的农户要重点培训。只有参加过培训，并且经过考核合格的菜农，才允许进行较大面积的蔬菜种植，否则其蔬菜的种植面积不允许超标。岗前培训的资金全部由财政拨付，不可以强制摊派。

(三)努力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根据农业部蔬菜质检中心专家指出，当前蔬菜质量安全问题主要是食源性污染问题。特别是农药残留过高，是影响蔬菜产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由各级政府牵头，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严格检疫检测。一方面，积极推广自检技术；另一方面，加强出口环节的检测。第二，大力推广以现代生物技术为主体的生物有机肥，以及低毒低残留农药产品。第三，加强标准化工作，鼓励企业获得第三方质量认证。国家质量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比较完备、统一的农产品质量的技术标准，以指导实际的蔬菜产品的生产、加工。同时，为了维护和提升山东“诚信蔬菜”的声誉，鼓励蔬菜出口加工企业获得第三方的认证，如在蔬菜加工企业推行的GMP(良好食品生产规范)，HACCP认证以及IS09000认证等符合国际标准的体系认证，以及今后在世界各地使用的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总之，只有蔬菜质量的不断提高，才是有效遏制所谓“绿色贸易壁垒”的真正制胜的法宝。

(四)大力发展对东南亚国家蔬菜出口

目前，山东蔬菜出口流向过于集中于日本、韩国等一两个国家。近年来山东蔬菜出口屡屡遭受来自日本、韩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打击，存在一定的风险。鉴于此，山东蔬菜出口应该考虑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蔬菜贸易往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有发展潜力的应该是东南亚国家。主要是因为，其一，亚洲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比较相似；其二，东南亚国家基本属于发展中国家，居民收人和消费水平比较低，对蔬菜制品的要求层次相对比较低，山东蔬菜生产加工的技术水平基本符合条件。因此，山东应大力发展对东南亚国家的蔬菜出口贸易，改变出口过于集中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现状，进而降低出口的门槛。

第7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 不可约多项式；因式分解；存在性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 引言

一元多项式理论是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它在整个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课程中是一个相对独立且自成体系的一部分，却为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课程的基本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一元多项式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定理和方法，在进一步学习其它数学理论以及解决实际问题时也经常要用到。

如求矩阵的Jordan标准形时，需要先求出其特征矩阵的全部初等因子。此时，需要用到的是一元多项式理论中的互素理论：

设，，若多项式，都与，互素，则矩阵与等价（见文献[1]第262页引理8.3.5）。

一元多项式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基本理论：包括数域上一元多项式的基本概念、运算、导数及其基本性质；②整除理论：包括整除、最大公因式、互素等的概念与性质；③因式分解理论：包括不可约多项式、因式分解与唯一性定理、重因式、实数域、复数域上多项式的因式分解、有理系数域上多项式不可约的判定等；④根理论：包括多项式函数、多项式的根、代数学基本定理、本原多项式、有理数域上多项式的有理根求法等。虽然一元多项式理论内容丰富，但重点是整除理论和因式分解的理论，主要定理是带余除法、最大公因式存在性表示定理、因式分解唯一性定理。在教学过程中，若能把握住两大重点和三大基本定理，就能够避免一元多项式理论由于“概念术语多且抽象、证明思路难入手”所带来的麻烦，进而从整体上掌握一元多项式理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就因式分解与唯一性定理的教学而言，目前国内主要教材（见文[1-4]）采用的是：首先给出不可约多项式的概念、列举出不可约多项式的3条性质，最后讲因式分解与唯一性定理并证明之。老师没有用更多时间强调不可约多项式的定义、让学生充分理解不可约多项式的概念。另一方面，因式分解存在性的证明采用的是中学不怎么讲的数学第二归纳法。虽然唯一性定理的证明采用的是数学第一归纳法，但仍有很多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结合笔者在因式分解与唯一性定理的教学实际，我们首先用给出数域一元多项式不可约的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以让学习充分理解这一数学概念；然后用反证法证明因式分解与唯一性定理的存在性，以期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这一重要的基本定理。

1 不可约多项式的充分必要条件

关于不可约多项式的定义，国内教材基本都采用如下形式：

定义[1] 设为数域上一元多项式，且的次数。如果不能表示为数域上两个次数比低的多项式的乘积，则称为上的不可约多项式。否则，称为上的可约多项式。

下面，我们给出不可约多项式的两个充分必要条件。

定理 设为数域上一元多项式，且的次数。则下列命题等价：

⑴ 为上的不可约多项式；

⑵ 若，是满足的任意多项式，则或者，或者；

⑶ 若，是满足的任意多项式，则或者，或者是非零的常数。

证明 ⑴⑵：见[1，第9页性质1.3.3]。

⑵⑶：假设。则由⑵知，或者，或者。从而有，或者。（*）

另一方面，由假设可知：

。 （#）

欲使（*）式和（#）式都成立，除非 ，或者 。因此，或者，或者是非零的常数。

⑶⑴：设为的任一因式，即有，。由⑶知，要么，要么，其中且。若，则为上的不可约多项式。若，则， 。从而，仍为上的不可约多项式。

2 因式分解与唯一性定理的新证明

定理[1] 设为数域上一元多项式，且。则可唯一性地分解成数域上一元不可约多项式的乘积。唯一性指的是，如果有两个分解式

其中和均为数域上不可约多项式，，，则必有，而且适当排列不可约因式的次序后，有，，其中为数域上非零的常数。

证明 唯一性：同文[1-4]中相应证明。下面，我们给出存在性定理的一个新的、更为学生所能理解的简捷方法。

存在性：记

不能表示成一些不可约多项式的乘积，。

故需证明。我们用反证法证明之。假设。令

。

从而。记中的最小元为，相应的一元多项式为。故不能表示成一些不可约多项式的乘积，且自身也不是一个不可约多项式。从而，存在数域上一元多项式，，使得，其中，两者中至少有一个不能表示成一些不可约多项式的乘积。不妨设不能表示成一些不可约多项式的乘积，从而。故，

。

因此，。这与为中的最小元相矛盾。故。

参考文献：

[1].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孟道骥.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上册）[M]. 第二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 陈志杰.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 王心介.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第8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关键词：C-D生产函数；耕地；集约度；粗放度；时空变异；保定市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9-2438-06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建设用地不断地占用大量耕地，人地关系将更加紧张，粮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耕地集约利用已成为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途径。近年来，中国有不少学者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是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中被广泛运用的一种方法，是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的定量描述。此方法指标选取较为全面，然而，确定各指标权重时，人为因素比较明显，对测评结果影响很大。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土地集约利用最原始的涵义，借助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提出耕地的集约度是由耕地投入要素效率提高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并建立了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的耕地集约度测算模型，是对耕地集约利用研究方法所做的一次有益尝试。

生产函数理论已趋于成熟，在较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国内学者应用生产函数模型理论来解决土地资源方面的问题，成果颇丰。刘冬娟借助C-D生产函数和灰色生产函数理论推导集约度测度公式，对武汉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王珩利用C-D生产函数构建预测模型，对陕西省榆林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预测研究。林坚等以国家级开发区典型企业为例，通过生产函数模型来计算土地等别对经济产出的边际贡献，并根据级差地租原理来测算土地的要素价格。本研究借鉴前人基于生产函数理论对建设用地集约水平的研究方法，尝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研究。

1 耕地集约度与粗放度内涵的界定

传统意义上土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单位面积土地上投放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面积土地上投放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越多，则土地利用的集约度越高：反之，就越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主要由土地的投入产出效果来体现，生产函数可以代表一定区域内一种作物的生产过程，在宏观经济模型中，也可以代表一定区域内所有作物的生产过程，因此可以求解出整个农业经济的生产函数。对耕地的利用可以看作是对其投入若干要素组合，来达到一定产出的生产过程，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就是研究各种投入要素和产出的比例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集约度最原始的内涵，借鉴经济学生产函数理论，提出耕地集约度与粗放度的内涵。耕地的集约度是指耕地利用过程中，由于利用效率的提高引起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加所占的比重，即其对促进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率。也称作耕地效率集约度：耕地的粗放度是指由于耕地投入量的增加引起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增加所占的比重，即其对促进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率，也可称作耕地的投入集约度。耕地集约化的实质就是投入要素利用率的提高，集约化水平的高低最终必然在效率的提高上表现出来，这样就可以用生产效率的变化来反映集约化水平的高低。

2 C-D生产函数模型的理论与方法

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政治、经济、自然、社会和技术条件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C-D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Y=AKαLβ （1）

式中，A是既定技术水平的常量，0

本研究借鉴陈庆吉等的研究成果，基于C-D生产函数的集约度与粗放度的测度公式，进行保定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根据集约度的定义，所用模型的产出指标为单位总产值，投入指标为单位耕地面积资金投入和单位耕地面积劳动投入，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来确定各项指标。由于各指标统计数据的不连续性，因而采用差分测度公式进行耕地集约度测算。

单项（资金、劳动等投入）集约度差分测度公式：

式中，VPi为第i种要素生产率增长率；VXi为第i种要素投入增长率；vY为产出量增长率；IDi为第i种要素投入的单项集约度；EDi为第i种要素投入的单项粗放度；ID为综合集约度；ED为综合粗放度；i=1，2，…，n；bi为第i种要素投入产出弹性。

利用趋势分析方法确定各项投入产出弹性系数bi，对C-D生产函数中的资金投入量K和劳动投入量L引入表示它们发挥效能程度的系数，即势效系数r1和r2，就可以得到改进后的生产函数：

式中，p1=Y/K为报告期资金产出率；p2=Y/L为报告期劳动生产率；p01和p02分别为基期的资金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上一年为基期）。

为满足α>0，β>0，且α+β=1，引入参数S、T，式（9）满足α>0，β>0，且α+β=1，但不能满足条件r1αr2β=1，故将公式（9）作进一步修改，变形得：

式中的α*和β*是满足最基本要求的弹性系数。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综合集约度与综合粗放度的和为1，且相互对应的单项集约度与单项粗放度的和也等于1。于是，集约度、粗放度差分测度公式就有了如下简洁的表示形式：

由式（12）～式（14）可知，在计算集约度、粗放度时，只需计算集约度与粗放度两参数中的一个，即可求出另一个参数的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保定市隶属河北省，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截至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1135.14万人，总面积22185km2：保定年均气温12℃，年降水量550mm，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保定市作为河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是河北省小麦、玉米主产区，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农用地的开发利用程度也比较高，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和农业区位优势。2012年全年粮食播种面积92.15万hm2，粮食总产量604.5万t。其中，夏粮总产量258.8万t：秋粮总产量345.6万t，粮食单产6555kg/hm2。

3.2 基础数据来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及测度公式，所用到的数据包括历年农业总产值（当年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数据的难剥离性，该数据取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农业劳动力人数和耕地面积四项，数据来自2003-2013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保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参考保定市政府网站相关数据（表1）。

3.3 集约利用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从市域和县域两个尺度分别计算并分析保定市耕地集约评价结果，分别得到保定市整个区域综合集约度分值（图1）及保定市各县（市）综合集约度、资金集约度、劳动集约度的变化分值（图2～图4）。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保定市具体情况。将保定市22个县（市）耕地集约度分成4个等级：（1）Ⅰ级：集约度≥1，粗放度≤0，耕地属于集约发展模式：（2）Ⅱ级：0，5≤集约度≤1，0≤粗放度≤0，5，耕地属于集约优势发展模式：（3）Ⅲ级：0≤集约度≤0，5，0，5≤粗放度≤1，耕地属于粗放优势发展模式；（4）Ⅳ级：集约度≤0，粗放度≥1，耕地属于粗放发展模式。

3.4 保定市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异分析

3.4.1 保定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年度变化分析从保定市耕地集约度变化分值（图1）来看，保定市耕地集约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分值为0.86，总体上耕地属于集约优势发展模式。2003-2012年集约度分值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趋势，但波动幅度不大，2003年与2012年分值基本持平，集约利用潜力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综合集约度处于资金投入集约度和劳动投入集约度的中间位置。具体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分析。

1）资金投入集约度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资金投入集约度分值变化趋势同总分值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03-2012年地均资金投入水平持续上升，资金产出率先下降后上升，2003-2006年资金产出率波动明显，资金投入集约度处于下降趋势：2007-2012年资金产出率增长32.87%，平均年增长5.48%，资金投入集约度先上升后趋于平稳。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先进农业技术得到不断推广，农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资金产出率不断增加。

2）劳动投入集约度分析。2003-2012年劳动力数量呈现递减趋势，由于10年间耕地面积数量也在减少，故地均劳动力数量虽在降低。但下降度不是很明显，而劳动生产率却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劳动投入集约度呈现“W”型波动式发展，且2003年与2012年分值基本持平。2006年以后，劳动力投入集约度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

3）综合集约度分析。耕地的综合集约利用水平波动很大。2003-2007年间耕地集约度处于下降趋势，其中2003-2004年耕地集约度较大，生产效率较高。耕地处于集约发展模式：2007-2012年耕地集约度先大幅上升后小幅震荡，耕地处于粗放优势发展模式向集约优势发展模式的转变中，耕地生产效率出现平稳增长。保定市2003-2012年耕地投入产出变化过程：2003-2012年保定市地均劳动投入呈下降趋势。地均资金投入增长率呈上升趋势，而同期地均农业产值却逐年递增，地均产值的增加不能确定是由地均资金投入的拉动引起的，还是由资金的投入和劳动的利用效率引起，所以耕地集约度波动很大：2003-2007年，保定市地均劳动力虽然依然减少，但因为地均资本投入的拉动，地均农业产值保持平稳增长，显然产出的增加是由于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引起的，故资金的集约度很高，但耕地综合集约度下降，由集约模式转为粗放模式。2007-2012年间由于劳动力人数下降明显，而地均资本投入却保持平稳增长，故耕地集约度呈上升趋势。

3.4.2 保定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变化分析由图2可以看出，保定市各县（市）耕地集约度基本上处于中等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除几个县外），但又体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性。2003-2012年属于集约利用Ⅱ、Ⅲ级区县（市）的数量偏多，二者之和占到了总数的69.70%，高级别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和中南部平原地区，而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较低。

由图3、图4可以看出。各县（市）的资金集约度偏低，劳动集约度偏高。其中，清苑、曲阳、望都、安新等县市资金集约度、劳动集约度波动均较大。其余18个县（市）两者均围绕一定中间值波动，且波动幅度较小。

2003-2012年间Ⅰ级区数量变化较大（图5）。由2003年的9个减少到2007年的4个，而2012年Ⅰ级区数量与2007年持平，而高碑店、涿州、定兴等县市集约度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Ⅱ级区则由2003年的9个增加到2012年的16个，且地区性变化明显。Ⅰ级、Ⅱ级区主要分布在保定的东部和中南部平原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耕作条件。特色产业较突出，涿州、高碑店、定州等县市处于环京津经济圉，满城、清苑、望都等县市紧邻保定，均是发展投资的重点区域：容城县以及东部其他县（市）则积极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2003-2012年间Ⅲ级、Ⅳ级区数量较少，基本上均集中于西部低山丘陵区（图5），Ⅳ级区即耕地粗放发展模式不明显，分布在涞源、阜平、曲阳等山区地带，这些县耕地集约度平均分值仅为0.24。其中以曲阳县分值最低。仅为0.04，属于耕地粗放发展模式。涞源、涞水、阜平等县均被列为环京津贫困地区，加之自身自然条件的限制，生态环境恶劣。水资源短缺。导致大量土地粗放经营。大面积土地集约利用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近些年政府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力度，鼓励发展特色产业，经济快速发展，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整体来看，2003-2012年耕地集约水平空间自相关性明显，尤其在2003年最为显著。高水平区集中在东部地区，低水平区多集中于西部低山丘陵地带，而保定中南部耕地集约水平处于中等水平。2007年除Ⅳ级区较集中外（西部低山丘陵区），Ⅰ级、Ⅱ级、Ⅲ级区表现为镶嵌式分布，空间自相关性不太明显。2012年大部分县（市）处于Ⅱ级区，属于耕地集约优势发展模式，空间自相关性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定义了耕地的集约度与粗放度的内涵，将引起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加（或降低）的投入要素和生产效率进行分离，提出耕地的集约度是由投入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对耕地产出的贡献。基于C-D生产函数测度模型，测度2003-2012年保定市耕地集约利用情况，并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了耕地集约度变化。研究表明，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建立的耕地集约度测算模型所得到的测算结果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对现阶段农业生产和耕地集约化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9篇：分式的约分范文

1 明确目标、把握全局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对此，我首先认真钻研考试大纲，从中把握考试内容、要求、重点、难点，试卷结构，明确了文史财经类：一、试卷内容比例：代数约55%，三角约15%、平面解析几何约20%，概率与统计约10%。二、题型比例：选择题约占比重55%，17题×5=85分。填空题约占比重10%，4题×4=16分。计算题约占比重35%。3题×12+1题×13=49分。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客观题约占67%，总共101分，主观题约占33%，总共49分。三、试题难易比例：对于基础知识的考察，只要求掌握简单的定义或是进行比较简单的运算就可以得出答案的，这样的难度系数比较低的较容易题约占60%，90分左右。也是对于基础知识的考察，但是，是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利用公式计算才能得出结果的，这样中等难度题约占23%，在35分左右。对于综合知识的考察，也就是说两个以上知识点的综合计算，这样的较难题约占17%，25分左右。

通过对历年真题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可以全面性的对成考数学有所把握，掌握好试题的难度、题型、所占分数比例，从而可以在复习的时候有重点的进行，达到复习效果的最优化。

2 把握考点，具体把握各章节内容的试题形式及深浅程度

笔者通过对2000年度-2011年度对于成考数学的全面分析，得出了考点的分布以及分值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为教职人员和成考生提供参考和复习依据，从而更加有针对性的进行复习。

集合：约占5分，以选择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并集、交集概念的区别和掌握。简易逻辑题：约占5分，以选择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两种命题关系的推导。不等式题，约占5分，以选择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两个公式的具体掌握。函数知识题：约占32分，以选择题、填空题、计算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值域、定义域、单调性、奇偶（性）数等基本知识的掌握，掌握好二次函数、对数函数、指数函数的求解，并结合圆锥曲线、三角函数、导数进行考察。向量；约占5分，以选择题、填空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微（向）量概念的计算，数列：约占17分，以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等比、等差数列的计算。导数：约占17分，以选择题、填空题出现，（应用题）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导数意义、如何求知的计算和应用。三角函数：约占30分，以选择题、填空题出现，主要考察三角函数的相关概念、常用公式的应用等。直线：约占5分，以选择题出现，主要结合圆、圆锥、函数、导数进行考察，求直线方程、斜率、点到直线距离、位置关系等。圆锥曲线：约占20分，以选择题、计算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抛物线、双曲线、椭圆基本知识的掌握。排列组合：约占5分，以选择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基本概念的掌握。概率：约占5分。以选择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概率知识的了解。统计初步：约占4分，以填空题出现，主要考察学生们对于平方差概念、公式的掌握。

通过对历年成考真题的分析，可以掌握各章节内容的试题形式及深浅程度，明确好复习的总方向，做到“心中有数”，可以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复习，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提高复习效果。

3 夯实基础知识。取得高分

总的来说，注重基础知识讲授，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基本能力的培养。最后在2009～2011年成考学校各科各班评比中，笔者的班级数学达标率达85%，居全校第一。

针对成考补习中内容多，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对易懂、易会的知识，如集合、不等式部分，采取精讲、多练的方法。对于重要相对学生理解较难的知识，如对数、函数、数列导数部分，则精心设计练习，让学生能分层次地、逐步地达到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如对数部分，就先复习指数知识，让学生熟悉1到20的平方，又熟悉把一些数写成某数的平方；再讲对数的概念，练习指数式与对数式的改写；再练习指数式的求值与化简，等等。又如导数的应用，先练习求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到多项式的导数；又练习求曲线的斜率，曲线的方程；再练习曲线单调性和单调区间和极值与最值。对于学生难懂的考试内容不多，而教学内容相对较多的则采取介绍公式，突出重点，讲演例题、做部分练习的方式，达到全面复习的目的。如解三角形重点介绍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的适用条件与应用；统计初步教会学生会求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