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的不论经历精选(九篇)

第1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关键词　自传记忆；父母―孩子自传叙事；情绪；心理理论；早期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04(2009)09-0041-05

父母―孩子自传叙事是指父母和孩子共同回忆并分享孩子过去的生活经历。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临床医学等研究均表明，早期经验对儿童的认知、表达、社会情感、人际交往和情绪管理能力的发展有持久的影响。Nelson和Fivush(2006)指出，父母尤其是母亲与孩子共同回忆并谈论孩子过去的生活经历对儿童认知、社会情感的发展意义深远；父母―孩子的自传叙事是儿童自我、社会情感发展的关键方式，是儿童回忆及叙事能力发展的支架，有利于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便于父母指导和教育孩子，以促进其社会化的发展及情绪的表达与管理，为个体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对有关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从自传记忆功能的视角为早期教育提供借鉴。

一、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的内容

在有关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儿童自传记忆中的情绪性具体事件出发，并从以下两个路径加以分析：(1)当父母和孩子谈论情感性经历时，主要集中于谈论哪类信息。(2)父母和孩子回忆的情感性经历的内容与儿童情绪性自我概念的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Fivush等人(2003)以4岁儿童及其母亲作为研究对象，以害怕、生气、悲伤三个词语为线索，要求母亲与孩子一起回忆三件具体事件。研究发现，母亲在与孩子谈论害怕事件时，详尽性程度及评价性词语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谈论悲伤或生气事件；在谈论悲伤或害怕事件时，更强调情绪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式：母亲会详细描述为社会所认可的情绪，以教育孩子哪些情绪性事件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也有研究集中探讨情绪性事件中的压力性事件和创伤性事件，发现父母在叙事时会涉及更多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解释，使之有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

另有研究发现，父母在和孩子谈论消极事件时，更多地以开放性的问题询问孩子，如：“当时你是什么感受?”当谈论积极事件时，则更多地以封闭性的问题询问孩子，如：“你当时高兴吗?”而且。父母和孩子谈论积极事件时更多地涉及当时的情绪状态，而谈论消极事件时更多地涉及事件原因的解释。相比于非创伤性事件，母亲和孩子更为频繁地谈论创伤性事件。且谈论时回忆的细节较多，连贯性、完整性较好，同时使用更多的心理状态术语。这一差异至少可持续6个月。母亲对创伤性事件表述的稳定性有利于儿童对自传记忆的理解、表征和叙述。

二、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的风格和结构

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的风格和结构对儿童自传记忆的内容和组织方式有重要影响。

父母的叙事风格主要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高详尽型(hight-elaborative)，指的是父母和孩子经常一起回忆，在叙事性的交流中蕴含更多的事件内容和细节；一种是低详尽型(low-elaborative)，指的是父母不经常和孩子一起回忆。极少对孩子提问，且往往只问一些重复、多余的问题。有研究表明，母亲的叙事风格不会随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并且，针对不同的对话情境和内容，母亲会调整自己的叙事详尽性水平，从而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学前期结束时，高详尽型叙事风格的母亲。她的孩子在与她或陌生的成人谈论自己的个人经历时会包含更多的细节，且叙事更为连贯。这时的儿童不止学会了重述自传记忆，并且掌握了叙事技巧，其自传叙事已不限于过去曾与母亲讨论过的事件。还可以延伸至其他未曾讨论过的事件。儿童叙事风格的形成和叙事技巧的获得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其父母的叙事方式。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如，高详尽型叙事风格的父母与高详尽型的孩子交谈，可以相互促进，丰富彼此的交流内容。

父母―孩子自传叙事中，父母对叙事结构的安排和组织对儿童将来的叙事结构有很好的预测作用。有研究表明，母亲在叙事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越好，她的孩子在随后的独立叙事中，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就越好。而且，在母亲一孩子自传叙事中，如果母亲提及更多的方向性信息。并提供该事件是何时何地发生的等相关信息。儿童就可以把这些信息整合在其独立叙事中。如果母亲在叙事中涉及更多的评价性信息如情绪反应、主观判断等，那么，儿童在随后的发展中也会作相应的评价性反应。此外，父母―孩子自传叙事中，假若父母的叙事方式是结果导向(outcome-oriented)的，儿童的叙事会表现得较为简单、概要；假若父母的叙事方式是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儿童的叙事则会更为具体和连贯。

三、性别对父母―孩子自传叙事的影响

有关自传记忆的研究表明，自传记忆的性别差异明显。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自传记忆更为丰富和具体，在叙事中包含更多细节，在内容上涉及更多情感和交往信息，同时使用更多情绪性词语描述过去经历。在回忆任务中，女性可以比男性回忆起更多的积极和消极事件，且情绪反应的敏感性高于男性。自传记忆的性别差异可能源于儿童早期父母的叙事风格以及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孩子在叙事内容上的不同。

Fivush(1989)发现，母亲在与女孩的自传叙事中涉及的积极情绪性事件更多，而在与男孩的交流中涉及的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性事件数量相当。而且，母亲与女孩的交流更多谈及情绪状态本身，而与男孩则主要讨论情绪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被试儿童平均月龄33个月)。另有一项纵向研究结果表明，在与处于幼儿期的孩子交流时，父亲和母亲使用情感术语的数量不存在差异，但他们对男孩和女孩使用情感术语的数量存在显著差异，与女孩交流时经常使用情绪性词语，而与男孩的对话中却使用较少。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为了使观察到的父母与孩子的谈话更为自然，没有对回忆的内容进行限定。Fivush等人(2000)对研究程序进行修改，以40-45个月大的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要求儿童的父母根据高兴、生气、悲伤、惊恐四个线索词分别回忆一件情绪性具体事件，并与孩子进行交流。研究发现，当要求父母和孩子回忆指定的情绪性事件时，母亲的叙述多于父亲，且情感参与程度更高，更容易与孩子交流，更倾向于谈论情绪产生的原因。此外，男孩和女孩在与父母谈话时情绪性方面没有差异，但是父母

与女孩更多地谈及惊恐、悲伤事件，与男孩更多地谈及生气事件。

四、对早期教育的启示

(一)父母―孩子自传叙事可以有力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儿童3-5岁时可以根据他人的愿望、想法和信念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心理理论就是指个体认识到他人和自己的心理状态，并由此对相应的行为作出因果性预测和解释的能力。父母―孩子自传叙事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父母在自传叙事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不仅可以给孩子提供学习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机会，而且可以帮助孩子区别心理状态和具体活动以及自我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之间的差异。桑标等人(2006)通过亲子游戏互动任务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因素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与母亲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显著相关，即母亲与孩子有效地谈论心理状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与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也显著相关。儿童早期出现的信念词有助于他们涉及初步的心理理论，而心理理论的获得进一步使儿童将心理理论任务中涉及的表征问题与信念词所隐含的表征属性相联系。可见，成人尤其是父母在与儿童的自传叙事中心理状态术语的有效使用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二)父母高详尽型的叙事风格为儿童早期自我及情绪理解的发展奠定基础

父母叙事风格的详尽性作为影响儿童自我和情绪理解的中介变量，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表现：其一，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高详尽型叙事风格的母亲的回忆可以帮助儿童建构更为具体和连续的自我意识，促使儿童表现出较高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水平，并促进儿童自我理解、自我同一性以及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其二，关系自我(self-in-relation)。父母―孩子的自传叙事有利于亲子依恋关系的建立，高详尽型的叙事风格可以让儿童感到安全，让他觉得他人值得信赖，进而与他人建立更为复杂的关系，并促进其与他人的交往。其三，自我管理(self-regulafion)。父母和孩子对情绪性事件的叙事交流尤为重要，学前期和学龄期儿童如果情绪理解发展不当，将导致其心理和行为问题发生率的增高。而高详尽型叙事风格的母亲，她的孩子情绪理解发展良好，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如果父母―孩子自传叙事中能涉及更多的对情绪发生原因的解释。则更有利于儿童情绪管理能力的发展。

(三)父母―孩子自传叙事为儿童语言、口语表达、叙事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研究发现，儿童语言、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与父母―孩子的自传叙事相关。高详尽型叙事风格的父母在叙事中多以开放性问题向孩子提问。且涉及更多新鲜词汇，运用更多解释性语言，因此，孩子也学会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并且可以逐渐掌握父母在叙事中所采用的句法结构等。例如，父母如果通过照片、视频等方式记录儿童过去的生活事件，之后以讲故事的方式与儿童交流，并采用高详尽型的叙事方式询问儿童，回答儿童所提出的问题，将有利于儿童语言和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此外，父母在自传叙事中的叙事结构影响儿童叙事能力的发展。有研究者通过虚构故事测验，即提供一幅缺少文字的图片让儿童针对图片的内容虚构一个故事，发现父母的自传叙事结构影响儿童对虚构故事结构的组织。Wenner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母亲在叙事时对who、what、when、where、why、how这些信息表述有所侧重，可以使孩子在随后的虚构故事叙述中对这些信息表述的侧重与母亲保持一致。学前儿童虚构故事叙述的结构多以近期与父母的交谈为参考，而学龄儿童则多以远期与父母的交谈为参考。

(四)父母对自传叙事内容的科学安排有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

由于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尚未完善，我们往往无法及时发现和矫正儿童的内化心理问题，而父母采用科学的叙事方式和孩子交流其情绪性具体事件，可以有效促进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对于压力性事件和创伤性事件，如儿童亲身经历的5・12地震，成人尤其是父母如果更多地对其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进而帮助孩子理解情绪的发生并在其后的叙事中也学着更多地去解释情绪发生的原因。将有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对父母―孩子回忆内容的研究多集中于要求父母和孩子对某一特定的情绪事件进行回忆，这一研究设计相对于日常生活可能有失真实，因为具体的创伤性或压力性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那么常见。也有研究只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回忆尽可能多的事件并进行交流。没有对事件的情绪性质予以限定。结果发现，虽然父母和孩子所回忆的事件以积极事件为主，但消极事件也占很大的比重。这部分消极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回忆这些事件可以为儿童日后处理创伤性事件作预先训练，有利于儿童更好地处理和解决消极事件，促进儿童情感、自我概念的发展和良好性格的形成。

(五)通过父母―孩子自传叙事让儿童学会从过去的生活经历中积累经验

第2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关键词： 小说《本垒》 “还我美国” 旅行 命名

《本垒》是华裔美国作家黄忠雄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主人公兼叙述者雷恩斯福德・陈（Rainsford Chan）幻想与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母亲不断旅行，不断为各个地方命名的这一行为，表现了雷恩斯福德・陈的“还我美国”的强烈愿望。“还我美国”是李贵苍老师首用，在其《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一书中的第三章第二节指出：“‘还我美国’是华裔认同政治学的一部分。”［1］可见“还我美国”中重要一点是对文化身份等认同的探讨。本文虽然不讨论“还我美国”的具体内容，但小说的题目“本垒”却很好地解释了我使用“还我美国”作为文章关键词的原因。“本垒”一词来自美国国球――棒球，是家喻户晓的一项体育运动。熟悉这一运动的人们都知道，“本垒”既可以指出发点，亦可以指回归点，即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小说《本垒》要表达的主题如出一辙，雷恩斯福德・陈认为自己的祖先曾在美国这一土地上生活过、奋斗过、付出过，是其中一分子，然而却在不知不觉中，在精神上越来越远离这一土地，愈来愈不被接受，主人公觉得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怀着满腔热血，雷恩福斯德・陈开始了申诉“还我美国”之路。“还我美国”的出发点在于华裔先辈们曾拥有美国，是其中一分子，这相当于是“本垒”作为出发点的角色。随着时间推移，历史发展华裔美国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无论在身份文化认同，还是在种族认同方面，主人公认为他们在慢慢地远离祖先们所闯荡下来的天下，慢慢地丧失美国，这相当于在棒球运动过程中，棒球被掷了出去，离出发点越来越远。终于，华裔美国人开始醒悟，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反抗”，要求归还属于他们的美国，这相当于棒球回到了终点，也是出发点，也是本垒。

一、穿越历史的旅行

华裔美国人的历史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华人劳工在内的亚裔移民第一次大规模抵达美国，这些移民来到美国，大多以“契约劳工”为名头，主要分布在淘金、修筑铁路、农业、纺织、制衣、餐饮和理发等服务性行业。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历史要追溯到其曾祖父，作为修筑铁路的华工之一，能有机会来到梦寐以求的美国已属非常幸运，之后想要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必须在“天使岛”等候审讯，通过“天使岛”的严格审讯，真正踏上美国国土，那更是“万幸”。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我祖父有一座岛，名为天使岛，那差点成了他永远的归宿”，［2］因为“在加利福尼亚的天使岛是让人等待的地方，也正是这等待摧毁了中国人”。［3］雷恩斯福德・陈深刻地记得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审问室里，开始了一系列难以置信的审问，一个长官拿着有一系列问题的文件，另一个也拿着一个文件，文件上是与问题相关的一些信息，以便他们校对。

问：你的村庄有多大？

答：有五十间房子。

问：你的村庄有多少排房子？

答：十排。

问：你的村庄面朝哪个方向？

答：朝东。

……

看似荒诞的问题，却是如此真实地发生着。华裔美国人的祖先们在美国的惨痛经历让人目瞪口呆，但却是他们在那生活过的铁证。黄忠雄认为，历史、现状、未来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认同的确立。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认同和离散》一文中说：“具有这种主张的人相信，拥有共同历史、同宗同祖的人们……由于有共同的、统一的文化，因此有一种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故可以据此界定他们的‘文化认同’。”［4］

至此，宏观上来说，主人公穿越了历史的旅行。“黄忠雄所指的‘历史’仅局限于华裔美国人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他们早期的苦难史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刻和事件”。［5］不管是“排华法案”，“天使岛”的审问，还是步履维艰的美国生活，这些都是华裔美国先辈们的整体写照，可以说是整个华裔美国人历史之“根”，也体现了“还我美国”的历史维度。

微观上来说，历史的旅行开始于雷恩斯福德・陈的曾祖父，“曾祖父是修筑铁路的华工之一，当铁路完工后，他们几乎就失业了，他们被赶到了位于旧金山的中国城，否则就难以保全性命”。［6］生活的艰辛令人潸然泪下，然而这都是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活，是历史的一幕。而祖父赖以生存的职业更是匪夷所思――“拾骨人”，那是一项让死去的中国人回归故土的职业。

雷恩福斯德・陈一而再、再而三地联想祖先们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尽管祖先们的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他们还是坚强地走了过来，体现了他们的男子气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说明通过回想，他找到了能与祖父们沟通的桥梁，发现他自己与祖父们是一体的。尽管前后有150年左右的历史，但自始至终四代人都是同根相连的，至此，雷恩福斯德・陈找到了自己“根”的所在。

尽管霍尔对宏观层面上历史的重要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问道，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它（认同）的（最初）形成呢？”［7］但我认为这个重要性同样体现在微观层面，黄忠雄也是同样认为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用了不少笔墨书写雷恩福斯德・陈的曾祖父等第一批华人在美国生活经历的原因所在。

二、穿越地理的旅行

读者也许会陶醉在美好的旅行之中，然而作者的写作目的远非如此。细细阅读，我们发现在旅行过程中，主人公是一路旅行，一路命名。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命名与认同问题不能割裂开来研究。”［8］作者在一开始就似乎在暗示读者，名字在《本垒》中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主人公的姓是加利福尼亚的缩写，主人公的名是其曾祖父家乡的名字”，［9］这一特殊命名法在小说一开始就设下了悬念。吉斯林（Ghiselin）在《创作过程》一书中指出：“名称使认同更合规范并且能使个人在家庭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0］依据吉斯林说所，雷恩福斯德・陈这个名字体现了其本人与美国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渊源。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语言符号的本质》（Nature of the Linguistic Sign）中指出：“语言符号由两部分组成，即概念和声音形象，概念对应的是所指，声音形象对应的是能指，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11］然而在小说《本垒》中，主人公却赋予名字新的内涵，在小说即将结尾之处，在祖父的“陪伴”下，雷恩福斯德・陈罗列了一系列美国火车站和城镇的名字。而这些被命名的地方，正是祖先们曾生活过、工作过的地方，主人公试图来说明他们（华裔美国人）曾出现在美国的各个角落，他们拥有美国，美国属于他们。

小说的最后章节，主人公似乎在申诉：华裔美国人应该而且必须被真正承认，“美国必须在精神上赋予我一种归属感。带着神话色彩，尾随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意愿，我将这土地的峡谷，河流，山脉一一命名”。［12］主人公通过对地域的命名，来告诉大家华裔美国人曾经在那生活过，而且现在仍生活着。强烈的语气似乎在邀请大家、命令大家去那些地方参观，去看看华裔美国人的祖先们留下的足迹。雷恩福斯德・陈时刻与先辈们在一起，时刻能感觉到先辈们的呼吸。瑞诺、维尔第、埃塞克斯、布朗克……他细说着这些地名，耳边发出一个声音，告诉他这不是个传奇，他们的的确确到过那里。

坐着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车站，雷恩福斯德・陈深刻记着它们，每一站都是那么与众不同，每一站都印象深刻。最后，终于确定他们是属于美国的，美国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已经长大，能够像印第安人的鬼魂那样徘徊在这片土地上。老印第安人躺下休息了，他的躯干就是地平线。看，这是我父亲的峡谷。他的头低垂着！那座山峰就是他的鼻子，那块峭壁就是他的下额，那边的山峰就是他盘在胸前的双臂”。［13］“我想将我度过的每一秒，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给予他一个名字，然后将他们分门别类，为的是可以理顺我的思绪，能够找到生命的脉搏。将我的生命扎根于地名”。［14］此时，地理上的美国与历史中的华裔美国终于能够融为一体。

三、穿越四代人的旅行

《本垒》中的叙述者“我”作为第四代华裔美国人，在旅途中却同时化身为母亲、父亲、祖父、曾祖父，试图以他们各自的口吻讲述几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经历。

旅行是该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作者理所当然给予了大量笔墨。雷恩福斯德・陈在回忆与母亲的相处过程中，快乐时光历历在目：“在父亲去逝后，周末，母亲只带我去卡梅尔玩，我一边玩耍着，母亲一边沿着海边走着，然而她却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因为我明白这让母亲想起了一家三口在关岛的快乐时光。”［15］在关岛，尽管只有主人公和母亲的足迹，但作者试图用关岛的记忆来说明他们曾经到过那，有着那的记忆，那有着他们的印痕。

与母亲的相处不仅让雷恩福斯德・陈拥有了美好的回忆，而且深深影响着他的秉性。母亲自身富有的竞争力和远大抱负深深影响着主人公的人格，即男性魅力。看到母亲的脸，母亲的行动，仿佛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可以说母亲对儿子的影响已深入骨髓。而父亲的过早去逝，让雷恩福斯德・陈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面对父亲的离世，母亲并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心，母亲的坚强启发了他。“她反其道而行之，不愿让我出现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她不想让我成为众人眼中的可怜物，她不想让我的童年蒙上丧父的阴影”。［16］然而母亲的去世终究让雷恩福斯德・陈成为了“孤儿”。“我拥有了神奇的力量，如同情节剧中描述的那样，拥有英雄般的自大，我能够照顾好自己，然而母亲的去逝反而加剧了这种力量”。［17］作为孤儿的雷恩福斯德・陈，并没有成为人们眼中的可怜物，而是奋发图强，斗志昂扬，一直探索先辈们走过的路，因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而“孤儿”这一特殊身份恰恰是单身汉的另一种写照。看似无意的一笔，黄忠雄融合了第四代华裔美国人与当年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华工，四代人是同根同源的。

此时性别之分在主人公眼中是多余的，尽管跟母亲在性别上存在着差异，但母亲的气质已附在主人公身上，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雷恩福斯德・陈的男子气概，雷恩福斯德・陈的不轻易服输，均来自于母亲的教育。与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在性别上融为一体，而与母亲的结合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

与母亲的旅行在《本垒》中可以说是黄忠雄小试牛刀，但与父亲的旅行却是惊鸿一瞥。父亲从不在家与雷恩福斯德・陈谈论旅行的事，他只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18］父亲这一举动，这一简短的回答却足以证明他们曾在那出现过，他们曾观赏过那的一切，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已刻印在脑海中，无需任何修饰，无需任何人的承诺。这正是作者要透露的信息：不管你们，美国人是否承认，我们，华裔美国人，确确实实生活在美国土地上。

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雷恩福斯德・陈下定决心要过像父亲一样的生活，给母亲力量。主人公化身为了他的父亲，充当母亲的爱人，以此来安慰母亲，给予母亲力量。与父亲的合二为一不仅仅体现在对母亲的爱，更多时候，主人公化身为父亲，体验父亲当年在美国这土地上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到处旅行的男人，为了追随父亲，雷恩福斯德・陈游历了父亲所到之处。

在父亲的旅行中，主人公身体力行，体会父亲当年所感所想。主人公回忆父亲所到之处，回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是想告诉别人，美国的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故事和记忆。对雷恩福斯德・陈而言，故事记忆都应当发生在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地方――家。“父亲告诉我，身份认同是一个与家密切相关的词。认同是一个只能轻声嘀咕的词。这样说似乎并不是很准确。它要能够对自己说，‘永远永远是你的’”。［19］“家”不仅是在地理上让人拥有定位，而且是在精神上让人拥有归属感。

雷恩福斯德・陈与祖父、曾祖父融为一体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当失去父母时，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孤儿这词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我的曾祖父们曾经以‘孤儿’的身份踏上这土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是那些无父无母移民的嫡亲后代。现在在第一代和第四代移民中间终于有了直接联系”。［20］主人公似乎一点不在乎自己可怜的身世，而将这一独特身份看作是与祖先们的最直接的联系，其根的所在。

主人公找到了他自身的根基，尽管先辈们是华工，自己是华裔美国人，但自己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单身汉”的他们与作为“孤儿”的自己，实际上是一样的。让主人公找到根基不是作者最终目的，让华裔美国人这个群体找到在美国的“根”才是。主人公的根深深扎在其先辈们身上，而先辈们的根扎在美国这土地上，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足以说明这点。

“当我在思索自己的人生时，发现只有追寻到父母亲的生活，祖父的生活，曾祖父的生活时，自己的人生才有意义，否则毫无价值可言”。［21］主人公在先辈们身上找到了根，让其人生驻扎的地方。主人公将自己的人生与父母亲、祖父、曾祖父的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在告诉他们：那些美国人，我们，华裔美国人，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这土地上了。

四、结语

主人公在旅行中寻找先辈们的足迹时，时而以当事人的身份感同深受，时而以旁观者的身份细细倾听，这种叙事视角的相互切换，不仅丰富了文章解构，而且与小说的主体相吻合，“这种将人物关系与视角转移进行有机结合的做法，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呈现出一种立体互动感，同时使得小说形式与内容形成了融合”。［22］这种立体互动感使得作品充满张力，“正是两种相反力量的对决，才产生严重的冲突，正是这种严重的冲突，才让小说具有了一种运动的幅度与流动的美感”，［23］体现了真实性，提高了可信度。主人公排除万难，证实他们是属于美国的，但美国人并不会轻易接受，“如今在美国仍无一席之地，四代人的奋斗，换来的却是被美国人称为外国人的骄傲。至多，也只是站在美国的边境”。［24］然而让主人公欣慰的是，他拥有“她”。虽然困难重重，但主人公用活生生的经历，生活体验告诉世界，他们是属于美国的。雷恩福斯德・陈的申诉之路并不只为自己，作者黄忠雄的写作目的也并不只为自己，而是华裔美国人。相信《本垒》会激励华裔美国人更好地去争取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

参考文献：

［1］［5］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8，160.

［2］［3］［6］［9］［12］［13］［14］［15］［16］［17］［18］［19］［20］［21］［24］Wong，Shawn.Homebase.New York:Plume，1991:81，81，14，1，95，98，23，33，32，33，36，27，10，9，66.

［4］［7］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sapora.”Colonial Discours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Longman，1998：393，395.

［8］Selinger，Bernard.Le Guin and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Fiction.Ann Arbor:UMI Research Press，1998.

［10］Ghiselin，Brewster.The Creative Proces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erary，1952：56.

［11］Saussure，Ferdinand de:“Nature of the Linguistics Sign.”in:Charles Bally & Albert Sechehaye.Ed.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cGraw Hill Education.1916.

第3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关键词：家庭背景；高三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父母期望

中图分类号：G40-0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2-0081-07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Background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Choices：

Based on the Survey in Five Senior High Schools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Yunnan

ZHANG Jian-xin， WANG Xiao-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Family income， parental expectations， parents’ occupations and their formal schooling background are som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family background which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a family’s education choices for its children. Based on the research sample of 890 grade-three students of senior high schools（SHSs） from 5 high schools of 5 area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shows， the mainstream of the choices for the grade-three students of the SHSs is still going to college， and family income level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choices of higher education（HE） for the students of SHSs； by means of social support， the students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HE expenses， but they choose to give up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dmission （the NUAE） worrying that the university is a risky investment of “high cost” and “high risk of unemployment；”the parental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higher educatio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children； as far as vocational and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re concerned， the father has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children than that of the mother. The fact that “the needy students can also go to college” implies that unreasonable education split-flowing leads to unreasonabl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act that “unwilling to go to college even if they can pay for it” implies that the social mobility function of HE is null and void. The equal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make the “diploma” function of the low-income groups work. Parents need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guide their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reach their goals.

Keywords：family backgrou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oice of higher education； parents’ expectation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参加高考是每一位高三学生独一无二的选择。但2009年“84万考生弃考”[1]，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透露的消息第一次震惊了公众。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参加高考的人数相对减少属于正常情况，但84万应届毕业生放弃高考，而且，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高中毕业生弃考、分流，却并非正常，也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教育问题。应届高中毕业生上不上大学？什么因素影响他们做出上大学的决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无疑是高三学生分流时的一个重要考量。

一、问题聚焦

云南是中国的贫困大省，“老、少、边、穷”是其最基本的特点。2006年云南省录取的10万大学新生中，贫困生比例高达30%，其困生占1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同年一项研究显示，平均每个大学生1年的费用为11800元，而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如此悬殊的支出和收入，“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这是一直以来社会学家和教育学者们普遍发出的声音。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贫困还在困扰着学生“大学梦”的实现吗？为什么 84万考生弃考？家庭背景因素是否让高三学生从被动选择变为主动放弃？父母亲对高三学生选择的影响状况到底如何呢？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在云南省地州市高三学生中开展了相关问卷调查，并对30位管理者、师生进行深度访谈。问卷主要问题聚焦如下：高三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是否影响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不同经济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差异如何？如果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再是阻碍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那么高考“弃考一族”不为钱困，又是为何？高三学生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是否影响孩子的高等教育选择？父母职业是否影响高三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若影响，不同的父母职业是否引起孩子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差异？家长受教育程度是否影响高三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若影响，不同家长受教育程度是否引起孩子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差异？

二、理论基础

为解释家庭背景对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教育学及社会学提供了很多研究结果。家庭背景是社会资本范畴中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父母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家庭所在地、种族、民族等重要内容。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户籍和家庭出身等也曾是判断家庭背景的重要依据，甚至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朋友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可以视为家庭背景的一部分。家庭背景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Lauer（2003）在对德国和法国子女上大学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中发现，父母职业类别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上大学均有显著影响；加拿大学者Croak、Lippsand Zhao（2004）分析了加拿大十几年来父母收入对子女大学教育影响程度的变化[3]；在《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分层》专著中张建新等中国学者曾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差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做了深刻分析[4]；谢作栩、王伟宜等曾从社会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角度上分析了两者的关系[5]；文东茅、陈成文也就家庭背景与子女在就业方面的关系做过论述[6]。这些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家庭背景与子女高等教育选择的关系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智商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个人发展会出现千差万别这一现象的原因。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投资教育都是期望获得较高经济回报，高等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对比高等教育成本和预期收益， 个人做出相对理性的投资决策。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带来的可能收益不低于需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个人选择投资高等教育。由此可推出，高等教育投资收益越大，个人越倾向于投资教育；反之，高等教育成本越大，需求相应会越弱。因此，学生及其家庭在高等教育选择时也会权衡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并结合自身家庭收入经济条件，综合考虑做出理性决策[7]。

如上所述，家庭背景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仅选取家庭背景中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父母职业、父母学历及父母期望这四个重要因素，分析家庭背景对子女受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及由这些因素引起的不同类型家庭高三学生的选择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高三学生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根据云南省2010-2011两年各地州人均GDP排名，将16个地州划分为高水平发展地区、中度水平发展地区及低水平发展地区，发现玉溪市连续两年人均GDP排名均为全省第三，大理州排名第8，普洱市排名第14。故选取三个地州为代表。与此同时，考虑到云南省有25个边境县，贫困县较多且有2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分别选取省级贫困县腾冲县及三个民族共同自治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为代表。考虑到学生总量及学生来源的广泛性，选取5个地方的第一中学作为代表，即玉溪市一中、玉溪市元江县一中、大理一中、普洱一中、保山市腾冲县一中。我们对这5所高中的1000名高三学生2012年3-5月做了问卷调查。此问卷以及访谈的效度完全满足了研究者想要研究的内容。

1000份问卷发出后，回收问卷920份，回收率为92%；将回收的920份问卷剔除答题不完整、单选题一题多选、从头至尾选择同一选项等无法进行数据录入或答题明显自相矛盾的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890份，问卷有效率达967%。研究中有效地控制了时间、环境以及高三学生当时的情绪影响，随机误差在可控范围内。

我们设计了“云南省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研究调查问卷”，并前后进行了两次共100人的样本试测。问卷包含31个问题，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第1～5题）是高三学生“理想的”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第二部分（第6～19题）是高三学生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包括高三学生的家庭情况、学校情况和自身的学业成绩、对教育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未来上大学及就业影响因素的认识等；第三部分（第20～24题）则是高三学生“现实的”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此部分与第一部分题目一一对应，均包括对职业、就业地、教育程度、大学等内容的提问；第四部分（第25-31题）是有关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在校大学生的性别、民族、家庭所在地、应往届情况、所在学校类型、学校地理位置以及班级类型等自变量。

家庭背景这一自变量通过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这4个维度来反映。研究主要采用SPSS200进行相关分析，对家庭背景的某一个维度对高三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做卡方检验，并对关联度较大的因素进行差异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6种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学生间的高等教育选择存在差异

从总体上看，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高三学生高等教育选择影响较小。但是，6种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根据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对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描述，本研究将高三学生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6个层次，各层次包含家庭数为低收入水平家庭138个，中等偏下水平家庭207个，中等收入水平家庭245个，中等偏上水平家庭163个，高收入家庭65个，富裕家庭72个。学生间的高等教育选择存在差异。

1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学生的分流意向存在差异，但差异较小。“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的影响”，见图1所示：有钱没钱，都要上大学。上大学是云南省高三学生的主流分流意向，不管是何种经济收入水平家庭，80%以上的学生都将上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出国留学对于贫困大省云南而言是“奢侈品”：就整个云南省而言，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较少，且出国留学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呈现较大的关联性；高收入及富裕家庭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比例高于其他群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中等以下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学生更倾向于高中毕业后就业：选择就业人数比例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即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越低，选择高中毕业后就业的人数比例越高，而富裕家庭学生无人选择就业。

2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存在差异，但差异较小。“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图”见图2所示：重点本科是学生最主要的选择。不管家庭经济收入处于何种水平，超过50%的学生都将重点本科作为自己的选择，其中富裕家庭学生达65%；一般本科是所有学生仅次于重点本科的共同选择。即在考虑到自己的学习成绩不足于支撑自己考上重点本科时，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学生近35%都将一般本科作为自己的选择，而富裕家庭做出这一选择的占25%；贫困家庭学习成绩不佳学生更倾向于用低成本保证能够上大学。就高等职业专科院校而言，低收入家庭学生选择公办或民办高等职业专科作为自己高中毕业后的高等教育选择的人数比例相对较大，因为职业学校学费相对低且录取分数线较低。

3上学费用无忧，但读书无用使家庭经济收入对高等教育选择影响较小。上大学是不同经济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共同选择。 “没钱”也能上大学？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时的选择见图3所示：通过社会资助完成学业是75%的学生面临经济困难时的共同选择；通过父母借钱解决经济困难是学生的次要选择。

虽然没钱的学生通过社会资助能上大学，但很多学生认为读书无用，所以有钱或可获得资助仍选择不上大学。对自己未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因素的判别，见图4所示：69%的学生都认为个人能力是影响自己工作和收入的重要因素；相应地，仅有174%的学生将受教育程度判别为非常重要程度。

研究访谈发现：“读书无用论”是高考弃考学生及家长的共识。他们认为读书无用论，首先表现为上大学的“高成本”；其次为毕业后的 “高就业风险”；最后则是 “欠债受教育”必定得不偿失（见图4所示）。

（二）父母职业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存在差异

“父母职业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卡方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母亲职业不是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父亲职业是影响高三学生分流意向的重要因素。

“父亲职业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影响”，见图5所示：上大学是高三学生的主流分流意向。父亲职业为白领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学生选择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较高，达90%以上；父亲为个体经营者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比例最大，其次为公务员及公司白领；父亲职业为农民，学生选择就业的人数比例最大，其次为工人；父亲职业为其他的学生对自己分流意向不明确者较多。

（三）父母学历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存在差异

“父母学历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卡方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母亲学历不是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父亲学历是影响高三学生分流意向的主要因素。

“父亲学历对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影响”表明：父亲学历为本科的学生选择上大学的人数比例最大，达90%以上，其次是初中、高中；父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超过其总人数的20%；父亲学历越高，选择就业的学生人数比例越小，父亲学历仅为小学及以下的选择就业的人数最多。

（四）父母对子女的学历期望是影响高三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对其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影响的卡方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是影响其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的主要因素。 由父母学历差异引起的高三学生分流意向及高等教育选择差异在统计学上达到了非常显著意义水平，见图5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一）没钱也要上且能上大学，教育分流不合理让社会分工失灵

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对云南省高三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较小。不管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如何，上大学是云南省高三学生的主流选择，且不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选择上公立重点本科。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人们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而学校则必须为社会上各种类型、各个阶层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训练。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分工的手段，承担着将人们筛选分配到特定职业岗位上的责任。但由于个人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能力等的不同，教育要挑选适当的人从事适当的工作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现代社会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教育分流机制，即针对学生个体能力和需要所进行的分配，而家庭经济状况无疑是进行分配时的重要指标。但当所有高三学生的选择无一例外的是上大学尤为重点本科院校时，那么，谁来上高等职业专科院校，未来谁到技术工作岗位上效力呢？显然，技术工人尤其是高难度技术操作工短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无门的现状已为我们敲响了“教育分流欠合理化”的警钟。

（二）能上大学也不上，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无处发挥

“高考弃考”一族并非“为学费所困”，而是担心高等教育这一投资的“高成本”“高就业风险”。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HTurner）提出的赞和竞争性流动理论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8]。社会流动具有未来取向和社会指引的作用，它鼓励社会成员树立抱负，努力成为社会的精英。其目的是把高地位给予那些赢得它的人，强调经过努力获得最后的成功。学校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学生在教育分流时选择接受何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在职业生涯中所处的地位和获得的待遇。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正是通过教育对社会成员的培养与选择，使他们在社会的不同职业岗位之间转换来实现的。而当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知转化为“无用”的投资且不再接受高等教育时，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无处发挥将不可避免。所以，“读书无用论”的泛滥必须被及时制止。

（三）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需要政府的政策保障，让低收入群体的文凭发挥功效

本研究发现，即使没有钱也能上大学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同样的大学文凭对不同收入群体未来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很大区别”已成为包括家长和高三学生在内的较多社会成员的共识。出国留学等高消费教育方式更为富裕家庭所接受，低收入群体则无缘做出此项选择。低收入家庭的现实可选择性限制了其对子女的高等教育的投资，而高等学校收费水平的不断上涨以及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城乡差别、收入不公等问题很可能会拉大贫富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这都暗示着低收入群体有可能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一不利地位则集中体现在“就业难”中。本研究访谈的诸多坚持“读书无用论”的学生就认为读书是否有用关键还在于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即家庭背景是文凭这块敲门砖是否能发挥功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解决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自动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及收益的公平性的[9]。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适当实行倾斜政策，以确保那些有学历又有能力的人不会因家庭经济地位的低下而丧失发展机遇。

（四）父亲职业及学历是影响孩子分流意向的重要因素

由于父亲在家中往往以权威的形象出现，其学历及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关系到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还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因为崇拜父亲而乐于听从父亲的建议或是从事与父亲职业相同或类似的职业，进而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正是本研究得出父亲从事较看重学历作用的职业如白领，孩子则更倾向于选择上大学的原因。另外，父亲的职业及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经济状况，而家庭经济收入高低为孩子提供选择的余地有所区别，这正是父亲从事高收入职业孩子更倾向于选择出国留学，父亲从事低收入职业孩子更倾向于选择就业的原因。

（五）父母期望领跑孩子选择，高期望还得妙招指导孩子才能成才

研究发现孩子能力的发展、学业成就高低与父母的期望值成正比，父母对子女期望较高，则子女的成就动机较高；反之，则较低[10]。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水平高低与选择高中毕业后上大学的学生人数成正比；在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为专科及以上水平时，父母对子女学历期望越高，学生选择高中毕业上重点本科院校的可能性越大。父母对子女要求或期望较高、同时在子女成功时给予鼓励，失败时给予引导，则子女的成就动机较高。

参考文献：

[1]吴晶，蔡玉高.全国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N].中国教育报，2009-06-04（10）.

[2]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云南省教育厅，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关于开展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的通知[Z].云青联（2006）17号.

[3]WASTON DAVIDANG TELLEGEN AUKE. Towarda Consensual Structure of Mood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2）： 219-235.

[4]RICHINS MARSHAL. Measuring Emotion in the Consumptions Experience[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7，24（2）： 127-146.

[5]张建新.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一项基于多民族边疆省份高校的实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0-122.

[6]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J].民办教育研究，2005（4）：27.

[7]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9.

[8]吴二持.传统文化、文化沟通与高等教育新的选择，吉林教育科学[J].高教研究，1996（2）：54.

第4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关键词：创伤；家庭；忽视；责任

在心理学领域，人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创伤会影响他的一生。童年创伤的形成有多种情况。除了肉体上的虐待，或言语上的辱骂等，很多创伤的形成是慢性的、长期的，在一些看似寻常的环境下，创伤的形成更为隐秘和复杂。这种创伤形成的最典型环境就是家庭。家庭是一个人在成长期接受启蒙教育的最基本单位，孩子的性格、价值观的形成大多取决于家庭背景。在莱辛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压抑而敏感的孩子和危机重重的家庭，她对孩子的内心探析有着异于常人的细致，通过还原自身经历和后期的深入思考，展现了家庭创伤的形成。由于莱辛个人的成长经历，在她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情感忽视和责任缺失产生的创伤。

一、情感忽视

情感忽视是造成家庭创伤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对孩子爱与归属等需求的忽视。相较于打骂体罚属于身体上的虐待，这种行为可归属于情感上的虐待。日常普通琐碎的家庭生活，使很多父母疏于表达亲情，生活的压力使他们无视子女的情感需求，创伤在他们不经意的日常中默默形成。

家庭作为人类在孩童时期接触到的最小的权力单位，不仅仅是给予孩子庇护和抚养的地方，更是一个使孩子受到规训和束缚的场域。成年的父母作为家庭之主，掌有绝大部分的控制权，从各个方面对子女施加影响。在精神分析领域，家庭中角色的完整性是家庭稳固的保障。父亲、母亲、孩子三者缺一不可。父亲，是权威的代表，他能够更好的启发和训导孩子，通过男性化视角引导孩子看待世界、用理性引导孩子的思维。因此，父亲是原始家庭三角架构中重要的一角，父亲角色的缺席容易造成孩子在成长中的心理失衡。

拉康曾提出“父亲是一种隐喻”的思想，他所指的父H是一种象征符号，代表着秩序、法规，而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真实存在着的父亲。因此，即便是真实的生理意义上的父亲离世了，具有象征性的父亲依然能够存在，可以通过他人的话语或者某些事物等展现父亲的象征力量，发挥着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反之，即便是生理上的父亲还在世，也有可能没有发挥出上述的力量和作用。这种情况下，缺乏父亲力量支撑的家庭关系依然是不健康、不完善的。

在莱辛看来，她的父亲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战争夺走了父亲的魂魄、夺走了父亲几乎所有的生命力，使他余生都无法正常扮演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在莱辛的成长中，父亲总是沉浸在对战中的回忆和诉说中，战争后遗症使他成为一个不断生病，需要被别人照顾的人。他游走于自己的世界，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更无法参与到莱辛的成长中。从小到大，莱辛对父亲的认知是，脆弱、冷漠。在《玛莎・奎斯特》中，玛莎绝望的对母亲抱怨自己的父亲：“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我们了……”玛莎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颤抖、眼泪止不住下掉，说明她的内心充满了压抑的愤怒和委屈。对家庭关系维护的冷漠、对子女缺乏沟通和引导、常年的生理和心理疾病都在弱化着父亲的地位和力量，莱辛认为，在她的成长历程中，父亲是缺席的、不存在的，她的亲生父亲没有发挥出父亲在家庭中该有的作用，也导致了她性格中阴郁的一面。

父亲的缺席，使孩童无法通过父亲对外界进行观察、产生兴趣，他们只能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家庭内部。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占据上风，甚至母亲会无意识的试图充当父亲的角色，但很难成功取代孩子在情感上对父亲的需求。母亲与孩子的冲突变得集中，又缺乏父亲从中的协调作用，使得家庭生活氛围变得压抑和病态。莱辛在成长期对母亲充满了反抗的情绪，不论是在自传中还是在采访中，莱辛从不避讳自己与母亲的矛盾。她笔下几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对自己的母亲心怀不满，孩子则都具有冷漠叛逆的特征。不论是《野草在歌唱》的玛丽，还是《暴力的孩子们》中的玛莎，作为女儿对母亲无不充满了憎恨。《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简甚至对于母亲的死无动于衷。莱辛曾自己承认《玛莎・奎斯特》实际是一部自传，里面的叛逆少女玛莎・奎斯特是莱辛15到18岁成长期的化身。玛莎的母亲奎斯特夫人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妇女，她独立强势，控制欲极强，以英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玛莎，并要求女儿远离那些她看不上的朋友，对女儿的成长过分的干预，忽略了玛莎成长期的各种敏感情绪。这种情感上的粗暴专断从某方面来说导致了女儿的反叛。青春期的玛莎充满了叛逆和敏感，她与母亲之间的亲子冲突成为人们研究儿童教育心理的一个范本。现实中的莱辛从小就继承了母亲独立强势的性格，因此在家缺乏发言权、主张得不到实现等问题给莱辛造成的苦闷尤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玛莎・奎斯特》属于莱辛早期的作品，那时候她缺乏足够的阅历与自我反思，而母亲还试图插手她的恋爱和婚姻，因此当时年轻的莱辛对母亲更多的是不满的情绪。事实上，莱辛一生都在对过往的经理进行回忆，在后期的作品中更是具有了反思的意味，展示出她对父母更加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得知年迈的母亲为了照顾她和孩子，主动学习打字要来做她的秘书，70岁的莱辛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痛苦心情：“这是令人没有办法回避的、超现实、心碎的成分。”

二、责任缺失

莱辛本人先后经历过两段婚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她育有三个孩子，使她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失败的婚姻和孩子的抚育成为萦绕在她创作中的难以回避的话题。莱辛继承了母亲独立强势的性格，她标榜自由女性，崇尚和追求女性的自主和独立，但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必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复杂的现实环境使莱辛深深感受到了这点，自由和责任之间的取舍权衡一直充斥在莱辛的作品中，而由此给下一代造成的伤害和遗憾也被莱辛诉诸笔端。

莱辛曾为了自己的自由离开了自己的一双儿女，这段经历被她写入《良缘》中，女主玛莎与第一任丈夫草草结婚，意外怀孕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却声称为了自己以及孩子的自由而离开了女儿和丈夫。因此作品出版后引发了许多评论家对莱辛的谴责。他们借此联想到莱辛本人将自己的第一对子女遗弃在南罗德西亚的行为，指出这是莱辛冷酷无情的证明。事实上，这件事成为莱辛一生的伤痛。在作品中也不断展现出她内心的遗憾。作品中对遗弃之事较高还原度的描述，恰恰是莱辛对此行为的一种愧疚心情的抒发。现实中的莱辛在离开子女后多次回南罗德西亚偷偷看望过他们，作品中的玛莎则完全展现出无情决绝的一面。这是莱辛的深意所在，也展现了莱辛对责任缺失问题背后的反思。“良”又可翻译为“合适的婚姻”，具有非常强烈的反讽意味，玛莎与丈夫道格拉斯看似门当户对，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但可以看出，玛莎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结合，这种结合始于心血来潮，书中包括玛莎的父母、亲戚朋友，没有人思考婚姻的责任和接下来的后果。在作品中，大部分年轻人视婚姻和生子为儿戏，这种责任感普遍的缺失给下一代带来的是一生的伤痛。

遗弃问题一直使莱辛难以释怀，这导致她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展现被遗弃的孩子的不幸经历。在《第五个孩子》中，她特意描写了一个异于常人而被家人遗弃的孩子的遭遇。因为天生的粗蛮和智力迟钝，本遭到全家人的抵制，不到三岁就在祖父母和父亲的谋划下被送到了一家所谓的疗养院。被接回来后，母亲为了让他配合甚至拿这段经历威胁他，本立刻退到角落用手做出防备的姿态。当看到身穿白色制服的护士，本会惊恐异常充满敌意。这些都表明失去父母的庇护、在疗养院的可怕经历造成了他最早期的记忆创伤。长大后的本被父母二次抛弃，开始了他渴望理解和温情却不断被骗被伤害的流浪之路。通过对本的描写，莱辛谴责了那些表面上充满爱的父母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也揭露了很多披着慈善外衣的社会机构的残酷冷漠。这种描写同样出现在《又来了，爱情》、《浮世畸零人》中的男主和女主身上。

草率的结婚生子，给下一代带来的是不幸的婚姻示范。父母之间不正常的互动甚至冲突更会给孩子的内心蒙上阴影。家庭角色的不稳定性如父亲的暴怒、母亲的哭诉都会让孩子不知所措，长期下来，会给孩子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野草在歌唱》中玛丽成长于父母的争吵打斗和母亲的哭诉中，《最甜的梦》中保罗目睹了家庭破碎、父亲被捕的悲剧。这些场景最终成为他们一生中摆脱不掉的阴影。

三、结语

家庭问题的背后展现出来的通常是社会问题。家庭是社会的总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它代表和展现的是一个更加广大的机构，即社会乃至民族群体。不幸的家庭、创伤的童年大量出现，究其根本，是由社会、民族的不幸所衍生的。反过来，家庭是准备和培养社会生活的地方，个人趋向于根据自己的过去来参照和领会未来，家庭生成的创伤个体将以同样的参照生存于社会，创伤持续产生，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巨大的悲剧。莱辛描述家庭创伤，一方面是对她过去经历的一种梳理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展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英]多丽丝・莱辛.郑冉然译.玛莎・奎斯特[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英]多丽丝・莱辛.何颖怡译.第五个孩子[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5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在一起长大的玩伴中，我是“记事”最晚的一个。5岁那年，我患流行性脑膜炎住进了传染病房，就在做骨髓穿刺的瞬间，巨大的疼痛感触动了自己童年记忆的开关。

至今“穿刺事件”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传染病住院区高高的红砖墙(是防止传染病患者逃走吗?)、病床-上白色的床单(满是消毒水的味道)．父亲和护士重重地按住我扑打的双手和双腿。我因为恐惧和疼痛大声地哭骂……

不过，我一直对这些记忆的细节心存着怀疑。比如那个传染病区，后来年龄更大一些时，我曾经几次经过；而父亲和护士按住手脚，我哭骂医生的细节，母亲曾经向我说起过多次，每次讲完这件事，母亲都会庆幸地感慨：“能治好就是万幸，我真怕你变成傻子。”那个年代，脑膜炎造成智障的并不少见，我小学同学中就有一个，记得他小学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就是在骨髓穿刺的瞬间开始“记事”的，但目前在我脑海中关于这件事的完整记忆，其中大部分细节则来自后来母亲的讲述和自己对传染病房的再次观察。还有，十几岁前我一直把穿刺当成治疗手术，仿佛自己的脑膜炎能够痊愈就是这次穿刺“治疗”的结果．后来看过一本医书才明白，骨髓穿刺只是一种检查手段，目的是抽取脊髓进行化验来确诊是否患了脑膜炎。就是这些五岁时零星的直接记忆，母亲的多次讲述、后来对家乡住院病房的再次观察以及医学书上的描述，甚至包括后来若干次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共同编缀成开启自己成长历程的“处女记忆”。

我非常羡慕一些朋友，他们甚至告诉我，自己记得一岁多时的事情。而我从出生到五岁之间这段成长的过程，除了几张黑白照片和父母的回忆外，完全是一片空白。二十多岁时，我还是无法将黑白照片上那个一两岁的孩子，父母故事般的讲述和长大后的自己联系起来。

直到我的孩子出生，在目睹了他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从呀呀学语到熟练地给人打电话的过程后――也就是从对他长大过程的观察中，我才间接获取了关于自己从出生到记事前这5年的一些“感性认识”，那黑白照片上婴幼儿时期的我、以及父母关于我的回忆，才一点点鲜活起来。

养育孩子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段经历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为人父。为人母的不易．也使我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反省我和我的父母的关系。年轻时代的叛逆感荡然无存，唯一的愿望是在假期中有更多的时间回到父母的家看看。

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从出生到他(她)记事，这段时间无论长短都是记忆的断层；而且，幼儿从开始记一点事到拥有完整的记忆，也需要一个过程。从我这样一个记事特别晚的人的经历看，这段成长过程中的记忆空白期越长，对人与自己的父母．人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影响越大。就像我对自己童年的记忆，除了“穿刺事件”中父亲和母亲是主角外，其他更多的场景和主角是我的祖父和祖母，我5岁之后，更多的时间是他们陪伴我长大的；以我的经验，如果“记忆空白区”越长、如果父母养育自己最辛苦的经历被“记忆空白区”吞噬掉的越多，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就越低――孩子年龄越小的时候，自然需要父母付出的最多。

说到“记忆空白区”对人和自己的孩子关系的影口向，更多是指经验层面。如果一个人记事的年龄越小，关于自己幼年的感性认识越丰富，这些感性认识自然而然就会转化为自己养育下一代的经验．也就是说，幼年时你的父母如何对你，你也会自然地采用相似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记事太晚，感性认识缺失，直接的经验也就无从谈起，那就需要借助专门的《育儿手册》从专家的间接经验中学习相关技能了(在过去的非独生子女年代．孩子可以从父母养育弟妹的感性认识中获得直接经验，但是这种方法在独生子女年代失效了)。

第6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父亲”的过去

在“父亲三部曲”中，导演对于作为主角的父亲过去介绍虽然都是浅尝辄止的，但它却是整个故事得以展开和矛盾产生的重要基础。纵观三部电影，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在其中三位父亲过去的相似之处，即他们曾都是赫赫之人，有着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并在某个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功。在《推手》中，父亲朱老先生曾是著名的太极拳大师；《喜宴》中的父亲更是曾经统领军队与日本作战的师长；而在《饮食男女》中，我们通过电影开始时镜头所掠过的那些照片，可以知道作为大厨的父亲曾经交往的不是元首就是社会名流。三位父亲的辉煌过去作为一个既远又近的背景而始终出现在如今的故事中。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往昔存在，使得当下的变化在与其对比中变得更加浓墨重彩，由此产生的矛盾和情感碰撞也必然会更加的强烈。

电影中总是存在着两个并行而最终必将交汇的时间和空间模式，一个是父亲的过去世界，另一个则是如今的儿子世界。正是这两对模式造成了电影的核心矛盾张力。来自父亲过去的力量随着父亲对于子女生活的介入而出现。在《推手》中，朱老先生被儿子从内地接到美国，和他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与美国儿媳妇共同分享的空间里，导演通过电影开始时的一个阶段告诉观众，这一空间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力量运作，而朱老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在《喜宴》中，父亲几乎更是以一种“闯入”的方式进入儿子的生活。他们在给儿子打完电话后就直接从台湾飞到美国。而在《饮食男女》中，女儿们都想逃离完全由父亲所掌握的家。在这一点上，儿子对其的拒绝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儿子的家庭，在父亲看来，就是他的家庭。父亲来临所暗示的便是他的过去的进入，而由此对于儿子此刻生活和世界的干涉与变动便催生着故事高潮的到来，也即这两对模式的最终碰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反观父亲带着自己的过去来到儿子世界这一系列隐喻指涉的真相，即传统中国文化在进入一个“他者”的世界后，所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父亲诞生于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并且对这一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修养：《推手》中父亲对太极拳的了解和精通；《喜宴》中父亲字画功夫了得；《饮食男女》中的父亲则是最后一个掌握中国各菜系的大厨。他们通过对自己职业或爱好的一辈子研习而获得了对于中国文化精髓的理解。这一点在《推手》中的朱老先生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把在太极拳中总结出的几个主要修炼阶段的跨越应用到生活和人生之上，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人生观和世界观。而这些都带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

在“父亲三部曲”中的父亲都是这样传统文化孕育之人，因此他最终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必将遭遇的状况。三位父亲身上所承载的同样还有近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所遗留下的痕迹。就像白先勇先生的小说集《台北人》中的那些角色，他们曾经是历史的一部分，见证着历史，并最终成为历史。父亲的过去，是这些绵延了千年的传统文化，即使只在他一人身上，却依旧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他所隐喻的那庞大历史境况。而随着曾经包含和寄托着这些文化精髓的主要典章制度的崩溃，这些文化也便――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变成了无处寄托的“游魂”。在“父亲三部曲”中，父亲面对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崩溃，即他们离开了孕育自己的文化世界，而开始自愿或不得不地进入一个陌生和完全与之不同的“他者”文化世界。这就是父亲的此刻，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面临的则是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况。

“父亲”的此刻

对于“此刻”的不适应最主要出现在《推手》中，因为儿子每天上班，房子里就只剩下朱老先生和美国儿媳妇，朱老先生的时时刻刻都要面对来自儿媳妇对自己的不满和厌烦。虽然朱老先生自始至终自顾自地生活在这栋房子里，保持着自己的作息和生活习惯，但这样的状态始终是不稳定的，这一点在儿子回来后的饭桌上便直接表现出来。而在《喜宴》中，父亲最终感觉到不自在是在发现儿子和西蒙之间的恋人关系后。就像西蒙在与伟同争吵时所说：“I can say whatever theI want in my own fucking house.”父亲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于这一房子的认识是错误和被误导的，房子不是自己儿子的，而是他和自己同性恋人一起的。因此他可能在这时才集中且强烈地意识到，就连自己此刻所在的国家也不是自己的。高伯伯在对儿子伟同说自己当年为避婚而逃家从军的时候，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家乡有人逃出来，爷爷托信告诉我，老家全完了，叫我在海外生根立足，延续高家香火”。在这里，这句话暗示着父亲的世界已经彻底失去，他的过去依旧还在，但却成了无根之木。中国自古讲究“根”，而老人对于自己晚年的叶落归根更是十分重视。但在这里，“归根”已经不可能了，即父亲成长的世界已消亡，而唯一能寄托的便是这段话的后半句――在海外生根立足，目的明确，是为了延续香火。

这是父亲的“香火”，也是父亲过去的“香火”。而这样的延续一方面是对于后代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自身文化传承的焦虑，而这两点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并且也只有当这两点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时，才能最终达到来自父亲的那一理想与渴望，即对于过去的重建，也就是说，对于承载着传统文化世界的重建。在《推手》中，朱老先生对于孙子教育的关注所体现的便是这一对于延续香火的焦虑。在其中颇为有意思的一幕中――我们可以和《喜宴》中的一幕共同看――即朱老先生要看小孙子的“小宝贝”，并说“咱们家传宗接代就靠你这小宝贝了”。美国儿媳妇对此十分不满，儿子向她解释说：“中国老人总是想确定自己家族不会断了后代。”这一场景在《喜宴》中通过伟同和威威去机场接父母时，父亲对母亲说：“好啊，能生能养。”对于子孙后代得以延续的焦虑自始至终都是中国人的重中之重，但当父亲意识到自己过去成长世界的失去和此刻自己所在的是其他国家和文化中时，这一焦虑就会变得更加紧迫和强烈。

《推手》中十分有意思的场景是小孙子需要同时学习两种文化，前一段时间妈妈教授美国文化，后一段时间则是“Chinese time”。朱老先生教小孙子中文和一些传统文化。父亲所感到的危机集中体现在子孙后代身上，在电影中既表现在儿子身上，更表现在小孙子身上，集中在后者身上，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这一问题。朱老先生对于美国儿媳妇教育孩子的那一套十分看不上，并且通过对美国动画片中怪力乱神和暴力的批评直接指责美国文化。在电影中，美国儿媳妇立即对此做出反驳，指责朱老先生自己是武术大师，本身就已经十分暴力了。在这里，导演通过这一简单的情节，表现出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于彼此的误会。美国儿媳妇显然不明白朱老先生的太极拳精神，所以她才会认为朱老先生作为武术大师肯定是暴力的，对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对朱老先生过去的了解就可以否定。而当朱老先生和儿子下围棋时，则对于美国在教育孩子时“不把孩子当孩子”这一点表现出赞赏。

在这一段三方参与的简单闲聊中，我们发现了对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参与的三方我们可以分别看作：一、朱老先生，他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孕育下的人；二、美国儿媳妇，在美国文化中成长；三、儿子，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对于中西方都很了解。这样的三方模式同样存在于《喜宴》中。这里，我们主要以《推手》中的三方模式进行分析。

晚清之后，西方在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出现在中国面前，由此引起的百年历史动荡，在文化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学习。对于西方文化的积极学习和引用，并以此来改造传统中国文化和现状，这一潮流始终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抵触和有条件性的态度，这一点在朱老先生身上也有体现。

在这三方模式中，代表着西方的形象最终总是以强势态度压制父亲，并最终在融合中西的儿子帮助下，使得父亲退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下在《推手》和《喜宴》这两部电影中，父亲母亲们对于强大西方文化的抵抗甚至是改造型接受。在《推手》中，无所事事的老人们组建着自己的活动中心，并由此来恢复过去的生活模式。在这里，当他们处于这些建筑中时，那些如今已消失的过去恍惚再次归来，而他乡在此时也就被误认作故乡。而另一种无能为力或透露着无奈的戏谑则主要体现在《喜宴》的那场婚礼上。其中一个人指出，这样的喜宴是“中西合璧”，但在这里，传统中式的婚礼因素始终占据着主要位置，从而在这一系列强势的符号和隐喻上制造出一种获得主置的幻觉。在酒精和意乱情迷中，薇薇对伟同说：“我要解放你。”这样的革命话语出现在这里，所指的便是对于始终压制和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反抗。性成为反抗的一个手段。但无论是一种对于过去的虚拟构建，还是这些戏谑的改造型接受，它最终所制造的都是一种虚幻的印象，而在盛宴散后、酒醒之时，就会彻底失去作用。

“家”的崩溃

“家”的崩溃主要体现在《饮食男女》中，一直想逃离由父亲权力掌控的女儿们，在最后发现，不仅仅只是她们，就连她们一直以为希望维系现状――即家的完整――的父亲其实也早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家在这里崩溃所象征的就如上文所提及的，是父亲过去成长世界的消失，那些曾经承载着“道”、传统文化“精神”的典章制度与“器物”的崩溃。在《推手》和《喜宴》中，家的崩溃更是以一种父亲难以抗拒的趋势汹涌而来，并最终导致传统父亲这一形象的退场。

在《推手》中的朱老先生在内地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惨遭折磨，并由此失去了妻子，为此自责一辈子，如今被儿子接到美国，安享晚年；但事与愿违，最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流落街头，靠给餐馆洗碗活下去。在曾经的观念中，因为大家族的始终存在，而使得“儿子家即是我家”只能发生在传统的中国，而不会发生在美国。当美国以一种具体的力量――即美国儿媳妇和伴侣――出现在这个家里时，这样的传统更是难以维持。因为在这里，家的观念已经改变，并且是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干预和主导下进行。对于这一改变，即使是儿子也难以阻止，并且很多时候就会像朱老先生的儿子或是陈太太的女儿那样，完全倾向西方文化这一边，而“赶走”父母，即剥夺了父母的传统权力。

在这里，我所谓的“家的观念已经改变”指的是像朱老先生这样的父亲所理解的那些家的观念已经不存在了。它的消失是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式的家庭观念，即成年子女和父母的异地而居。无论是朱老先生的儿子还是陈太太的女儿，在一开始他们都还秉承着传统的中式家族的观念，把父母千里迢迢接来一起住，为尽孝心。但他们最终发现，当这样的传统进入西方社会和文化体系中，便再也行不通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朱老先生的儿子和陈太太的女儿秘密联合起来，准备把老人们送出去住。父亲最终将会意识到，儿子的家不再是自己的家，而自己的家又已经消失，结果他们最终的结局便会是像《推手》的最后，站在陌生国家的路边，不知该何去何从。

电影中父亲所遭遇的局面我们可以从中国近百年历史中的几次文化运动中找到端倪，对于传统大家族的反抗和破坏也是近代文学创作者们的中心主题。家，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政治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在这样的“家”中，父H的角色始终处于主要位置，是权力和文化的中心。家族的延续就是文化的延续，也是整个国家得以安定的保证。从东汉末年形成的豪门大族在其后的发展中最终完成了家族对于传统文化保存和发扬的职责，从而使得它们成为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一特点，使得其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面前首当其冲，遭到破坏。

父亲的权威系于家族，家族也通过自己在历史和文化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来保障父亲权力的安全和无障碍的运作，并通过子孙后代的香火延续，来实现这一父系权力的巩固和自我复制，以最终达到代代相传。在《饮食男女》中，二女儿始终对父亲不让自己继承其大厨手艺而耿耿于怀。本来父亲送其去读书是想她学些“有用的知识”，但二女儿却不领这个情。在这里，父亲不让自己女儿做厨师，既有其传统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一种对于自己这些手艺即将没落的无奈和痛苦作祟。父亲似乎感到了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并且极有可能不会再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由“他者”，即西方文化所引起的变化，成了父亲必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父亲”的退场

当过去已成往事，此刻不再属于自己，并且渴望重新建立的家已经不再可能时，父亲该何去何从就成了电影最终必须解决的问题。纵观“父亲三部曲”，我们最终发现，父亲传统形象的退场则成了注定之事。

传统子孙对于父亲过去的继承即是对其成长世界和其文化的承认与保存，由此而使得这一传统和文化不会断绝。但无论是在《推手》还是《喜宴》中，我们都发现作为继承这些的儿子早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就如上文我们所指出的，儿子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当这两种文化产生冲突和矛盾时，儿子往往总是会偏向强势的西方一边。这里存在着一个二者的比较，对于自己传统文化所感到的羞耻和那难以开口的感情，主要是由中国近代历史所造成的。

面ξ鞣降那渴拼橙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往往会发现正是自己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如今国家孱弱挨打的局面。在这样的对比之下，难堪和羞愧隐匿在知识分子心中。在《推手》中，儿子最后面对父亲的忏悔，所流露的便是一种对于过去一切的逃离，努力在美国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儿子这一代已经难以完全继承和承担起父亲所留下的那一笔沉重传统和遗产，对此的无奈父亲最后也彻底明白。在《喜宴》中，当伟同意识到自己一次又一次欺骗父母，填写他们寄来的寻找女友的资料很“可悲”时，他对于自己接受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无能为力――既有反抗，也有顺从――而不能像西蒙那样，直接打电话告诉父亲自己是同性恋。

儿子最终自愿或被迫选择站在西方文化一边。《推手》中儿子最后听了美国妻子的建议，把父亲送走；《喜宴》中，伟同只能对母亲如实相告，而即使当父亲已经知道这一切后也依旧希望西蒙能为其保密。父亲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说的：“如果不让他们骗我，我怎么能抱上孙子呢？”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改变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传统中赋予他权力的家族已经崩溃，而且因为西方文化观念的强势进入，催生着一种新的、已经在儿子身上落叶生根的生活方式。新的“家”在这里已经诞生了，但不是属于父亲的。为了缓解这样的冲突和矛盾，《推手》中的朱老先生和陈太太从儿女的房子里搬出来，独自生活；而《喜宴》中的父亲只能在最后举手投降。

儿子的“软弱”最后使得《喜宴》中父亲那“在海外生根立足，延续高家香火”的愿望落空。就像《推手》中儿子对朱老先生说的那样，能在美国找到个教中文的地方已经很不错了。小孙子最终将成为西方人，对于爷爷所继承的那些传统中国文化即使能知道一些，也是皮毛，不可能再像爷爷那样有深刻的理解了。在这里，失去的并非一姓之政权，亦非传统之器物，而是那些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和精髓。

今非昔比，曾经身份赫赫的父亲如今处境困难，失魂落魄，自身的尊严也遭到戏弄和侮辱。朱老先生告诉儿子，自己不愿意再去教太极拳了，因为那些学生总是让他表演，“很讨厌”。陈太太最后哭着对朱老先生说：“咱们干嘛这么为老不尊？一大把年纪，让两个孩子摆布。”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力和威严，尊严也在被冒犯。对于这一点，当我们提起所谓的“百年屈辱史”时，这些情感便会纷至沓来。

“父亲三部曲”的出现在内地“改革开放”和台湾“解严”之后，那个时间段里，曾经一段时间内被隔绝的西方再次出现了。而那些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传统和众多观念也再次面临被冲击和破坏。从晚清到二十世纪晚期，我们依旧难以走出西方这个“他者”的强大阴影。

李安导演把传统的父亲形象放置在西方面前，通过在这些家庭生活中的观念碰撞和矛盾诞生来折射中国近代百年史。传统父亲形象的退场一方面可能引起的不安，便是电影中父亲们所担心的“后继无人”。在这里，我们应该更多的把它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传承；而另一方面，父亲的退场也预示着一种新的关系的诞生，融合着西方文化观念的进场。

第7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教我们坚强、教我们自立、教我们树雄心立大志的是父亲;父亲是勇气和力量的源泉，是希望和信心的化身。共同阅读感恩父亲演讲稿三分钟最新，请您阅读!

感恩父亲演讲稿三分钟1每一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母亲节。

说真话，不太喜爱过洋节。可是这一传统节日，无论是泊来品，還是土特产品，都值得一过。针对爸爸，心里非常多的感叹，都深深地掩埋于心间。很多年至今，爸爸帮我的觉得是默然、低沉，或许也有小男子汉的粗狂、恬淡，或许也有男生的自豪、豪放……殊不知，爸爸的“身影”，最能打动我，最耐人寻味。

多年以前，拜读朱自清的《背影》时，心里的觉得并并不是十分刻骨铭心，殊不知，几日前又追忆《背影》时，心里的觉得却出现异常细致，深厚，伤感……泪，就在不知不觉滑掉脸孔。这眼泪茫然间，好像看到了一位茫茫乏力的爸爸那凄凉的身影，也好像看到了自身爸爸脸部那日趋苍桑的岁月痕迹……确实，父爱是一种不能用片言只语便能随便包揽的低沉而杰出的情感。

童年，爸爸的怀里能够发嗲的地区，爸爸的怀里是最溫暖的地区，爸爸的語言是最具震撼力的……童年，爸爸就是我凝望的的阶石，就是我喧闹的游乐园，就是我病中的宽慰……而现如今，我已经为人妇为人母，又或者是时光的磨炼，我更明白如何去做一个闺女，也愈发感受到爸爸的不容易。爸爸是全家人的主心骨，是家中的一片天，是一座无坚不摧的巍巍的高山!是多少生活，爸爸以便大家这一家，勤快着，勤奋着，拼搏着……有多少苦，爸爸承受;有多少累，爸爸承担;有多少难，爸爸顶住了;走过来了;以便家，以便儿女，也许爸爸经历憋屈，也许爸爸经历无可奈何，可是爸爸责重，他都挺过来了，原先，千难万苦都压不跨爸爸那正气凛然的铮铮铁骨!常常见到爸爸因长辈劳碌，常常见到爸爸因儿女奔忙，常常见到爸爸因工作中蹙眉，做儿女怎么会不心痛?

你也许经历消沉，无奈，千万不要忘掉爸爸一直默默地的立在你的背后;你也许经历难过，失落，也一定别忘记爸爸那深遂的溫暖而仁慈的眼光;你也许也有太累了想休息的情况下，你要一定记牢，爸爸的爱是最清静的海港，你能将疲倦的心悄悄地停靠在，爸爸会用自身厚道牢固的肩部给你抵御一切，爸爸的关怀关爱会让我们扛起一把风雨兼程的大雨伞，一帆迎风破浪的人生道路之舟!

感恩父亲节，善待自己的爸爸!使我们做儿女的喜欢在爸爸的心头流荡，轻轻地的，静静地，浅浅的，如一缕轻拂轻风，驱走他心里的愁云，如一抹滋润保湿霜，冲淡他眉宇间时光的印痕，如一曲老歌曲，产生久违了的回味无穷，舒适和开心……

感恩父亲演讲稿三分钟2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父亲，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是无私的。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父亲对我对我学业的关心，记得有一次因为家里穷没有钱读书，我七岁才上的幼儿园，在我们这里只有先去幼儿园玩3年，才能上小学一年级，通过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家慢慢的赋予起来了。因为我的父亲很勤快。

一转眼我已经15周岁，现在上初中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好，我没有让我的父亲知道，到了其中考试，我的成绩很差，可以说在我们班里是四十多名次吧，考完试以后我就动起了逃学的念头，在星期一的时候我让我的同学给我请了个一病假，过了两天半我的语文老师给我的家理打了电话。问我的病好了没，我的父亲说他不是上学的去了吗?没有啊!到了中午我回到家理后，我的爸爸开始给我上政治课了，我的父亲也没有动手打我，只是跟我讲道理而以，他们也知道我在学校里考试的成绩了，这是他跟我讲我父亲小时候的事情，他小时是靠什么长大的，小时候吃的是什么。

自从我逃学的那天起，我从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逃学?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学习呢?到了明天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学，虽然我知道这离期末考试的时间也不长了，考个好成绩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的理想，我知道我学习不好的话会让我的父亲伤心的，我不想让我的父亲伤心，因为他给过我无数的呵护和温暖，使我感到快乐，

我的父亲干活非常的累，那都是因为我，如果他不干活的话，那就不能养家糊口了，虽然家里有几个工人，可是他们干不多，只有我的父亲带头干，他们才干的带劲儿，我记得我的父亲对我的母亲曾说过这一句话：我真的都不想让天亮了....!为什么?如果天亮着的话那我又要干活了。真是累啊....

而又的孩子的父亲，他们是没有上过学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教育孩子，他们只知道用它们的宝来解决对孩子的一切问题，他们这么做可疑称作是家庭暴力。他们的父亲而是想让他们有出息，将来有伟大的成就。

个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虽然表面上并不是很亲，其实他们善是不于表达这份爱，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感恩父亲演讲稿三分钟3父亲节马上就到了，这是我们表达对父亲爱意的节日，不过这个节日，确实我一直在回避的节日，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人群中，我开始逃避这个节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静静怀念、默默流泪。耳畔萦绕着那首流行于八十年代的张行的歌：你曾经牵着我的手，走过草地，踏过山坡，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流水它不会停留。哦，爸爸，为何你走得匆匆，来不及告诉我，你就走。为何在我最需要您的时候，牵不到你的手……

有一幕景象始终在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不召自来。

那是在父亲昏迷后，年逾九旬的奶奶老泪纵痕的在病榻前呼唤：儿啊，你什么时候可以醒来，什么时候会再喊我一声妈......那份凄凉让你不得不相信：我们人是有一个大限在等着我们的。无论你多么年轻、无论科技怎样发达、无论你怎样气壮山河、无论你有多少爱与被爱，死亡都是存在的，没有人能够抗拒。

那时候常常在心底许着为父母尽孝的宏愿，却不知道命运从来都是这么充满着偶然。总以为自己还年轻，以为来日方长，以为可以等到一切都水到渠成时再从容尽孝，却不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拥有父亲的时候，从不曾给陪他过父亲节;没有了父亲，才知道原来一个普普通通的节日也会带给你无限的伤痛——没有了父亲的父亲节，想打个电话问候，电话那端永远不再能传来那慈爱的声音;想买束鲜花祝福，却只能静静地放在墓碑旁。纵有千言万语，也中能一个人默默地呢喃：

您走了尘世中，再没有那株给我遮风挡雨的老树您走了静夜里，想起您的时候，我会有一丝孤独您走了旅途上，再没有您坚强的扶助您走了但您会看到，风雨中一棵小树在披风沐雨、抽枝吐叶、坚强生长您走了但您会看到，我已学会给自己的孤独疗伤您走了但您会看到，以后的路上，我会走得更加坚强您静静地远走了呵风雨过后、尘烟散尽

我的父亲，虽然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不过我知道，你给我的爱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而我一定会勇敢的走向未来的。

感恩父亲演讲稿三分钟4有一种爱，叫父爱如山;有一颗心，叫父子连心;有一个节日，叫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对于参加"塑爸爸、晒幸福"活动的萧报小记者来说是一个充满感恩而又有教育意义的节日。

那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从头到尾沉浸在感恩父亲的浓浓氛围中。陶淘乐陶艺教育培训中心的陈老师首先以PPT形式与所有小记者来了一堂感恩父亲的互动课堂。爸爸在你心中是怎样一个人?你最想对爸爸涚什么?通过一系列问题的提问与回答，让所有的小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爸爸您辛苦了，我爱您!

随后正式开始手工陶土制作了，小记者要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塑造出心中的爸爸。脸型、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发型等，每位小记者都在认真地细细地回忆着爸爸肖像的每个部位，希望自己塑造出最美最好的爸爸。那天刚好是爸爸陪伴我参加小记者活动，所以我来了个现场面对面的塑造。我用专注的眼光凝望着爸爸，突然间我发现爸爸的两鬓又多了些白发，额头上又多了几道深深的皱纹。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仔细地观察爸爸，一瞬间日常生活中、学习上的历历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突然我觉得我是一颗小草，爸爸就是春天里的雨露，滋润着我快速地长大;我是雨中的行人，爸爸就是那个撑伞的人，为我遮雨挡风;我是一艘轮船，那爸爸就是撑方向盘的人，朝着正确的方向行驶;我是一盏灯塔，爸爸就是那盏明灯，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

带着种种思绪，经过多次的修正，爸爸的肖像塑造完成了，站在一旁的爸爸竖起大拇指夸我真能干。此时每位小记者都成功塑造好了自己的爸爸，严厉的、和蔼的、风趣的、慈祥的，纷纷晒出了幸福。

回家的路上，爸爸车里的电台正播放的《父亲》的歌曲：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如今是爸爸牵着我的手，教育我做人做事，总是把最好的给我;将来等我长大了爸爸老了，那时候是我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走向我们的幸福人生。

感恩父亲节，感谢有你!

感恩父亲演讲稿三分钟5“总是向你索取去,不曾谢谢你，总是等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每听到筷子兄弟的《父亲》,总会想到我的老爸。

老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岁月无情，他的脸上布满了沧桑，手上也分布着一道一道裂痕。虽然他没有多高的文凭，但是他也如其他同学的父亲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上学，跳出农门，不再像他那样辛苦。

然而，孩提时，我却不懂他的心。一次次的叛逆，换来一次比一次次严厉的责骂。每次挨完批，我心里总会想：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待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向其他人一样自由自在?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充斥着不满!

小学五年级时，我的成绩不算太好，还十分调皮，总是和男同学打架，每每都是我受伤，他伤透了脑筋。有一次，我和同村的孩子闹别扭，我们俩扭打起来，当父亲闻讯赶来时，我正准备拿石头砸那个人，父亲将我手里的石头夺走，并在那里恶狠狠地批评了我。当时我的眼泪便汩汩地流了出来，父亲拽着我回家。我咽不下这口气，死活不肯走，父亲打了我一巴掌，强行把我架走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心里感觉好憋屈。

回到家后，我扭头就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嚎啕大哭起来，然而父亲并没有进来安慰我，甚至连一点安慰的意思也没有。我不禁有点恨他了，从此，很少主动和他说话。

渐渐地，我长成了大姑娘，乖巧多了，成绩也上来了，父亲却老了，也变了。特别是读了初中之后，他经常“偷偷”给老师打电话，询问我的学习、生活;周末在家，他总是让妈妈做些好吃的，给我补充营养，饭后问这、问那，唠叨个没完;什么家务也不让我做，除了学习休息还是学习休息。而我还是翻不过那道坎儿。

事情总是出乎意料。今年春节，和姐姐聊天，她告诉我：“其实，咱爸是刀子嘴，豆腐心，最疼你了;压岁钱、零花钱给你最多;他把咱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没上成学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那一刻，眼泪又汩汩的流了出来。我明白了父亲在我闯祸后那忧郁的眼神，或许他为女儿费了很多心，我却一直没有读懂他。

第8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关键词：传统孝文化;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115-02

传统孝文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改变，孝道观念淡漠，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在当今农村“孝文化危机”的情况下，传统孝文化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仍然有着积极的功效。

一、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嬗变

对于“孝”这一观念产生于何时，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大体上存在着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孝是父系氏族时代的产物。二种认为，孝起源于殷代。三种认为孝正式形成于周初，这一观点被大多数的学者肯定。三种观点虽不统一，但孝大兴于西周，并且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却是毋庸置疑的。孝在西周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以维系宗法制。为适应历史形势，西周实行地域分封制，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统治集团内部权力趋于分散。为维护统治，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宗法制，在血缘的基础上，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加强团结，使周天子以及奴隶主贵族的家庭财产不致分散，地位不致下降。孝的内容也由善事父母扩展到敬奉祖先，祭祀先祖便意味着“小宗”孝于“大宗”，诸侯孝于宗室。这样，“孝”便走出了家庭伦理的范围，使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扩大成为“小宗”对“大宗”的义务，父子关系便扩大为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以“孝”为中介形成了家族与国家、伦理与政治的统一，即“家国同构”。

到春秋时期，井田制开始瓦解，西周分封制受到破坏，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的宗法制受到严重的冲击，“孝道”也被动摇，即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以儒家为主要代表，思想家们开始对传统孝文化进行新的改造。孔子在西周孝亲的基础上将孝和仁、悌相结合，提出：孝亲不仅是养亲，更为重要的是敬亲与爱亲。如何敬亲爱亲，孟子说：“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孝文化经儒家改后，随着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孝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至汉朝，统治者提倡“孝治天下”，以孝作为制国安邦的主要手段，孝被纲常化、神秘化，使孝不仅具有人伦特色，也具有政治特色。经过宋明理学家的进一步宣传与改造，孝道向极端化、绝对化发展，最后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欺骗、愚弄民众的工具，从而使孝道成为精华与糟粕杂糅的复合体。

纵观孝文化历史流转发展，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浓烈的孝亲情怀，这种发自血缘本能的孝亲意识经过历代思想家的理论升华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宣扬，使“孝”从家庭伦理范围推演出来，逐渐转变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传统孝文化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中成为文化的根基。

二、传统孝文化的内涵

传统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内涵深厚丰富，但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主要内涵，即《孝经・开宗明义》所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事亲”基本要求为养亲、敬亲。所谓养亲即是赡养父母，这是孝的最基本要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天还高，因此赡养父母乃是子女义不容辞的义务、责任。如何养亲，传统孝文化中多有论述，如《吕氏春秋》中的五养：“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除养亲之外，“事亲”还要求敬亲。所谓敬亲，即子女发自内心尊敬父母。赡养父母是孝的首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比养更为重要的是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何敬亲，关键为“无违”。所谓“无违”即顺，要求子女对父母顺从，有三层含义：首先是顺礼，即子女严格奉行礼节侍奉父母;其次要顺志，即子女要把父母的志愿作为自己的志愿，帮父母完成心中所想;三是谏亲，当父母犯错时，子女应向父母谏言，父母如不采纳，子女仍然要顺从父母。

“事君”即为忠君。由于我国传统社会有着特殊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国”是“家”的推衍，因此，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孝亲与忠君是相通的，忠君是孝亲的泛化，故“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君具体要求：其一，臣对君应绝对忠诚，做到“事君不贰”，对君不欺、不叛，没有二心;其二，臣事君要尽心竭力，奉献自己的一切，必要时可以牺牲生命，“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其三，事君不应出于私心，应持利君、利国、利社稷的公心。

所谓“立身”即是承志立身，光宗耀祖。如何承志立身，光宗耀祖？首先要承志，《中庸》指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尽孝不仅在父母生前侍奉顺从，若父母去世，子女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功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继承父母遗志，替父亲达成未竟的心愿，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容忽视之“孝”。其次要光耀门楣，曾子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曾子所说的“不辱”即是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也就是“荣亲”。子女如果能在社会上扬名并且成就一番事业，从而备受尊敬，这样可以使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都感到荣耀，继而使父母和家族的名声得到彰显，这不仅是子女自身价值的实现，也是对孝的最高要求，即“立身行道，扬名传后世，孝之终也。”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对子孙后代德行的培养，从而使他们报效祖国，建功立业，这是父辈对子女最高期许，也是子女所努力达到的孝的最高目标。

三、传统孝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大国，农业在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把中国农业文明史与中国的文明史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因此，农村社会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与发展载体。而传统农村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为基础构筑的社会关系，因此，亲情、乡情、友情是中国人不可缺乏的心理依托。因此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传统的孝文化起着特殊的纽带作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农村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孝文化作为农村文化的根基，其发展遇到前所未有挑战。

（一）现阶段农村孝文化的现状

1.孝观念淡化。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从过去的小农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使得家庭结构由传统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家庭成员的独立意识日趋增强，过去农村家庭以父子关系为中心逐渐向夫妻关系偏移，因此，农村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些传统的观念已不适合当今农村社会的发展，例如传宗接代，父母在不远游、养儿防老等观念与现代农村人产生分歧。同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涌出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使得一部分农村青年的伦理道德意识不强，传统孝道推崇的尊老养老观念在当代农村青年中日渐淡化。因此，在婚后小家庭经济独立发展情况下，使年青一代在情感上与父母日渐疏远，而更多关注他们自己和下一代。

2.孝文化教育缺失。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孝的历史价值缺乏公正客观的认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将孝文化排除在外，甚至很长时间将孝作为批判、抨击的对象，因此，在现代教育的范围内，忽视了对孝文化的教育培养。同时，现代农村家庭也忽视孝的教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当今社会父母对子女最大的希望，农村父母概莫能外，因此，现代农村父母也非常重视对子女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以及父辈所经历的动荡与不安，让今天的农村父母对子女无比地关爱，无私地奉献一切。久而久之，养成子女自私的性格，对父母要求变为：父母能给予我们一切，也必须给予我们想要的一切。子辈人只懂索取，不懂付出，更没有感恩之情。

3.孝文化实践弱化。随着城镇经济发展，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几个月、半年甚至一两年才回家探望父母，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父母自己单独生活，得不到或很少得到子女的照顾。相反，不少老年父母还要替外出务工的子女照料孙辈。同时，农村孝亲也缺乏精神上的孝敬慰藉。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拉大，父辈与子辈的情感交流变得更加困难。部分子女除提供物质供养外，对父母缺乏基本的体贴关爱。甚至，少部分子女拒绝赡养老人，认为年老的父母是自己致富路上的绊脚石，使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生活无着落。

综上所述，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状况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使建设农村新型孝文化刻不容缓。

（二）传统孝文化的重要性

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从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考察可知，孝文化在对农村社会和家庭关系的维系与稳定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维系着农村社会亲情和乡情的伦理秩序，从而也维系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孝的这种功能与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农村家庭和谐离不开传统孝文化。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为广大的农村提供高标准的物质生产与生活保障，因此，农村养老仍然依靠家庭。家庭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追求目标，发挥传统孝文化中“善事父母”合理内核，有利于调整农村代际伦理，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实践途径来论，可以社区文基础单位，以丰富的形式宣传传统孝文化的内涵，彰显传统孝文化的伦理价值与意义，积极倡导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农村形成浓厚的尊老敬老氛围，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其次，传统孝文化有助于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不仅能掌握一定劳动经验、生产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市场竞争能力，具有接收信息以及反馈信息的能力，同时还具有与现阶段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这种新型农民是建设新农村必须依靠的高素质人才。传统孝文化通过“孝”社会伦理及政治伦理功能，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与赡养推广出去，形成“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意识，从而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即传统孝文化所说的“仁爱之心”。这种仁爱之心，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现念，对培养新型农民、塑造高素质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若想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社会功能，还需要通过现念对传统孝文化加以新诠释与改造，赋予传统孝文化以现代意义，从而避免传统孝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的不良影响，为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观念引导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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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2014-10-26

第9篇：和父亲的不论经历范文

父亲是过房给祖父的。祖父来到依兰后靠面案手艺在饭店吃劳金，吃劳金是那个时代的语言即今天的打工。待父亲到了学龄，虽家境窘困，祖父还是非让父亲读书不可。就这样，读了初小读高小，以至于考入伪满洲国三江省国立高等学校。毕业后父亲又与祖父以及祖父的弟弟（父亲生父）一家从依兰来到通河。

父亲被伪满县营林署录用为雇员。就是这段经历让他吃了一辈子的苦。

东北光复后，还是青年人的他进入县百货公司工作，由于在“三反”“五反”等建国初期的一系列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提拔为百货公司工会主席。其后升任县商业系统工会主席。这是他一生中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其后，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那段经历就成为扼制他的污点，反右时还险些成为右派。严厉的政治清理使他的职务一降再降，从商业系统的工会主席降为百货一商店的经理再到冰棍厂的厂长，最后贬到疏菜公司卖菜籽。文革后期总算落实了政策，但已疾病缠身，无可做为了。

父亲的人生悲剧除了他那段历史的酿造外，也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他生性耿直，不善迎合，更不会走门路。当然，胸怀也确实不够宽广。加之家境窘迫，他能不抑郁？结果有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此去干校锻炼，他能扛得住吗？我甚感忧虑。不幸的是；五年后我的忧虑成了现实，一九七六年他因心梗离开了他所眷爱的亲人和就要来到的改革开放——好日子！

父爱如山，父爱支撑着家庭佑护着儿女，父爱是无条件的给予，父爱是儿女心灵的依靠！父亲已故多年。但他那伟岸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的留在我的心中。每每想起父亲爱儿女于无形之中的往事，我便潸然泪下，啊！我再也没有父亲和父爱了！

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大概是二年级吧。极其顽劣的我，并不像如今那些小男生们那样会怜香惜玉，小小年纪就手拉着手旁若无人的我我卿卿。当然，不光是我，所有那时的男生们都对女生排斥，那是一个连孩童都要以硬汉为荣的时代！正因如此我惹了祸；一次，刚刚下课。男生女生都分别聚在一起闹哄。一个女生根本也没招惹我，我那无端的硬汉之心又起，拿起老师的教鞭并跳上桌子，虽没用力但确实把人家打了。那位女生蒙此羞侮当即大哭并哭背了气。老师把父亲传到了学校，我则逃之夭夭。

俗话说；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学校可以逃，但家是不能不回的，这一顿打是得挨了！但父亲没有简单的一打或一骂了之，他教育我的方式是背会“弟子规”。如果说我其后的奋斗是儒家文化的陶冶，那么“弟子规”就是启蒙。它教会我怎么作人。

其后，工作还在上升期的父亲无论怎么忙也不忘把书拿回家来。那时，父亲工作的县总工会是有图书馆的。就这样，我就看哪看哪，从历史看到现代；从中国看到外国；从小说看到科普；书陪伴了我整个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