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文章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关键词：初中语文；鲁迅作品；价值

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也只有充分认识鲁迅作品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发挥鲁迅

作品的作用，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以下是本人对此问题的几点

认识。

一、鲁迅先生的作品为学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所精选的鲁迅作品，不仅对于学生的学

习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且为丰富学生的思想提供了精神食粮。例如，《风筝》这篇文章主要回忆了兄弟之间的一件往事，体现了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说明了玩具对于发展儿童天性的重要作用，展现了鲁迅对破坏弟弟风筝的悔恨心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通过对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的追忆，表现了鲁迅自己儿童时代对大自然的喜爱与向往，也体现了他对自己童年时代美好生活的留恋；《藤野先生》一文不但讲述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经历，而且体现了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的怀念；《阿长与山海经》这篇作

品，通过对保姆阿长的回忆，描写了这位劳动人民的质朴、热心与善良，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她深切的怀念之情；《雪》这篇文章虽然描写了美丽的江南雪景，但其内涵在于揭示这种美是不长久的，不能久经磨炼的，因此，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是一种张扬与独立的个性与精神；《故乡》一文主要揭示了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之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不仅高度赞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也斥责了那些失去自信的中国人；《孔乙己》这篇文章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运用犀利的言语，讽刺了看客的冷漠，体现了对封建科举制度的不满，反映了对下层知识分子的同情。

二、鲁迅先生的作品从语言和构思上为学生提供了范例

有些人认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从语言与构思角度来讲，没有给

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价值，实则不然，鲁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难以模仿，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独特的个性，存在别人难以企及的高

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难以超越。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要注重引导学生学会从经典的文章中吸取可取之处，让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实际上，鲁迅的文章并不是没有模仿之

处，虽然鲁迅文章的艺术风格无法模仿，其写作技巧是完全可以拿来借鉴的，如：个性的语言表达、传神的人物描写、生动的细节刻画等。以《社戏》为例，文章自然闲适的描写风格我们无法模仿，而其中美丽动人的意境描绘，形象的心理动作描写，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又如《孔乙己》一文中巧妙的构思安排，我们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模仿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

三、鲁迅先生的作品蕴涵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了探寻富国强民的道路，鲁迅曾经逃异地、走异路，直到日本发生的“幻灯片”事件，使得鲁迅最终认识到国民的愚昧，从此鲁迅开始了走上了弃医从文的道路，立志用自己锋利的笔杆，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期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让他放弃与敌人斗争的思想，毅然决然的用笔尖抒发自己对正义力量的呼唤。例如，在《自题小像》中，鲁迅这样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用“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等词语来赞赏“中国的脊梁”，直接体现了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卑不亢的民族精神。鲁迅的人文素养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上，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对人文素养提出这样的看法：“人文素养是在涉猎多种学科之后，进一步认识到任何学科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及目标，也就是对‘人’的关怀。”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都直接反映出了他对国民生存状况的关怀，例如，在《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文章中，通过对这些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我们都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通过

《阿Q正传》《呐喊》等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国民劣根性的裸的揭示，他想通过自己的笔尖，来触动国民的灵魂，达到“治病救国”的目的。

总之，鲁迅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坚定立场与博大视野，不仅洗涤了学生的灵魂，给予学生深刻的启示，而且文中批判、创新、追求自我的精神也深深震撼了学生。

参考文献：

［1］刘清亭.鲁迅作品难于教学的原因解读［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2］汪洁.中学视野下鲁迅作品的教学研究叙事［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3］王笑夫.论鲁迅作品的语言艺术特色［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基教版，2010（7）.

［4］李倩敏.鲁迅作品的教学［J］.广东教育：教研版，2009（3）.

第2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关键词：任访秋；鲁迅研究；京派学术

我青年时接触到任访秋先生的文章，有格外的亲切感。他的文字和那时候的学术表达不同，有晚清文人的气象，而思想又没有老朽气。先生述学文体有一点周作人的味道，连思想也染有类似的脉络。那时候的学者文章，没有文人的感觉，多是八股的调子，他以五四的精神来治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文字里多趣味与学识。那和京派的学术有着一点关联，但轻易不易察觉到。在我的印象里，现代文学界左翼传统占了主导地位，而京派风格殊少，说他是学界的京派的孑遗，也是有道理的。

在研究明代文学的论文里，他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可以说为他后来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的基本点是，从思想史与文本的关系中，寻找知识界心灵发展的规律，以审美的与社会学的方式，介入文学史研究的话题。他青年时代的文章，明显感受到胡适、周作人的影响。一些文章是对自己的师辈思想的呼应。五四那代人给他的最大启示是，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历史的现象，同时也是心灵的现象。以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文学文本，总有些局限。我们看他的文章，基本的逻辑都与五四新理念有关。可以说，对那些学人的治学方法与价值观，他是领略颇深的。

不过，治学不都是自己欣赏的文本的罗列，还要处理与自己经验相左的人与文。这给了他多种挑战，突出的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描述和对鲁迅遗产的解释。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似乎无法面对西学的话题，对左翼的传统也未尝没有隔膜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一段文学历史的瞭望，他有自己的方法论，即从传统文化延伸的逻辑与变异里，梳理历史的脉络。在对鲁迅的认识上，以明清以来的学术承传意识和五四新历史观为之，辟以新径。这就与苏联传来的思想有些距离，所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所留下的文章看，先生在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精神，都是耐人寻味的。

早在1930年，当鲁迅与周作人先后受到围剿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对周氏兄弟的差异有会心的描述。那篇发表在《新晨报》上的《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谈及鲁迅、周作人时，联想起“李杜”“韩柳”，慧眼识珠，可以说是青年学人最早对周氏兄弟进行思考的文本之一。凭着良好的直觉，他看到了五四一代人的超越时代的隐含。那种理解力，以感性的方式证明了他是周氏兄弟思想的知音。

显然，先生的审美判断属于文化批评的那一种，他的前辈学人有许多作品带着这样的思路。他的知识兴趣，不在主流的世界。对他而言，以历史的方法，从学术的流派史里把握文学，比那些从审美到审美来谈作家作品更为重要。任先生觉得，文学史是可以与学术史并行不悖地加以考察的。鲁迅、胡适、周作人的文章，就是跨界思维的产物。他们的文字，介于诗学与哲学之间。而治现代文学史，倘遗漏了学术趣味，则可能把丰富的文学景观窄化了。

20世纪50年代后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是淡化学术精神的，文学与哲学、史学交叉的地段殊少。而任访秋觉得，文学研究不可避免要与其他学科交叉，因为研究的对象，就没有现在的学科意识。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在诸多领域的建树，已经让现在的学科制度下的研究视角显得有些苍白。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鲁迅研究领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任先生研究鲁迅，和唐弢、李何林不同，自然没有在那时候的鲁迅研究的前沿。我有时候想，他的鲁迅研究，是职业需要还是心灵的需要？这可能是理解其思路的关键点。我自己觉得，鲁迅对于他，在信仰的层面是可能的，但给他最大兴趣的不是其精神的共振，而是从其天才的文本里，考察作家何为的问题。即鲁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学术史的基本理念。而这些，对他自己的治学而言，乃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他对鲁迅的研究，没有周扬那代人的调子，思想的痕迹有限。在那样一个时代，跟着潮流者多，保留自己的兴趣个性者少。做到言从心出，思由己见，是大难之事。他谈及鲁迅，用的是学术史的眼光。以晚清的学术史脉络讨论问题。注重鲁迅与严复、章太炎、梁启超、林纾这些前辈学人的关系，看到鲁迅成为鲁迅的学术因由。比如，在讨论晚清的思想运动时，把握住了鲁迅受到前人影响的因素，梳理的恰是哲学观、审美观的逻辑起点。从学术传统去把握一个人的世界与时代文学的特点，他做得比许多人要自觉。

在诸多研究文字里，他特别喜欢对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的描述。《鲁迅与胡适》、《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蔡元培》、《鲁迅论钱玄同》诸文，所言均为学术史的话题，不似一般人的泛道德化的语录，其谈吐自然，都有见识。这很接近五四文化的生态，对不同色调的存在颇多心解。胡适在回忆近代以来的文学时，是自觉运用这样的方式的，后来此套逻辑断裂，而任先生在思想单一的年代独解其妙，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是广增见识的选择。

因为这种交叉的思路的运用，就不是就鲁迅而谈鲁迅，他与环境的关系就复杂了。

就个人性情而言，任访秋与周作人近。比如对野史的感觉，对文学流派的认识，都有相通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周氏是自己的老师，重要的在于，其学术思想在本质上是贴近历史，又有现代性的因素的。在周作人附逆之后，学界不太敢谈他，可任先生依然守住底线。以周氏的思路继续自己研究。他有意无意地运用周氏的学术理念，在多样化的文学形态里穿梭，笔下的文学地图，就有了别人少见的标志。

任先生说，周作人是一个消极的反抗者，这是对的。就学术思想而言，政治的盲点或失误，与学术研究不在一个尺度里可以评价。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学术史的观点与人生观，不是简单的重叠，而有诸多的差异。这个尺度，他掌握得较好。也由于此，他的文风与理路显得不合时宜。当左翼文学史观统治学界的时候，他以厚重的史家感觉，延续了京派的传统。在他的潜意识里，五四后形成的学术精神，有历史的缘由，不可一笔抹煞。

任先生研究鲁迅，看到的是文本背后的存在。他意识到鲁迅文本没有被言说的部分，那个隐含在词语深处的一切，对研究者更为重要。比如谈到《狂人日记》、《祝福》，他能从反理学的层面展开话题，把李贽、戴震、谭嗣同、刘师培的思想与鲁迅的意识交织于一体加以关照，有着自己的气象。当一般的研究把鲁迅作为作家加以关照的时候，他却喜欢将其看为学者进行研究。他眼里一直有一个学术的生态概念。在他看来，鲁迅的出现，与那时候的学术生态有关。因为熟悉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的传统，又能以中正的看法描之，现代文学背后深远的历史情思，便飘然而出。

民国时代的学术地图，在他心里清清楚楚。他谈论五四那代学人，形成了瞭望鲁迅的参照。他看重那些差异，在差异里才能见到真面目，而没有差异，则会使创造性得以遏制。这里，他绕不过去的是对自己的老师的评价。曾经深切影响过他的胡适、周作人，当如何定位，这有他的痛苦。而那时候给他启示的是鲁迅。在鲁迅的参照下审视民国的知识群落，看出的恰是彼此的差异。《鲁迅与胡适》一文，讨论两人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颇得要义，言及胡适的缺陷，则说其改良主义与站在统治者立场说话的选择，限制了其发展，所言恳切，那是与鲁迅对比的缘故。他能够从一种文化生态里看一代人的恩恩怨怨，在这个层面考察鲁迅的独异性，话题就丰富了。新中国后，学界对五四那代人的理解，是日渐简化的，而任先生却注重彼此的不同，看到内在的复杂景观。学术的魅力在于直面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越是难以以日常语言归类的人与事，越有深入考辨的价值。现代文学史在他那里，乃波澜壮阔的世界，许多沉入水面的遗存，可能更有打捞的价值。他于此得有搜寻的快慰。

任先生在鲁迅研究的过程中，不喜欢孤立静止地就文本而谈文本。有时候面对一些话题，以互证的方式为之，参之他人的经验。这与周作人的思路接近，也是民国史学界常用的方法。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常常提到周作人，深知彼此的精神联系，而研究鲁迅，放弃对周作人的打量是有问题的。他在论文《试论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中对周氏兄弟企图在晚清发动的第二次文学运动的考察，有出人意外之笔，所谈深入而得体。先生把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当作一个运动，似乎有意放大了话题，但细想一下，这确绕开了一般学人的思路，不失一家之言。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的文学活动，已经脱离了梁启超的思想，又别于章太炎，那深意在后来日益显现出来。鲁迅自己对此所述甚少，倒是从周作人那里流露颇多。从周作人的资料看鲁迅，印证历史的话题，就把鲁迅的暗功夫与暗背景浮现出来。

周作人给他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读书的趣味。比如喜谈掌故，深味杂学，从今人身上看古人的投影。而文章的写法，都非宏大的叙述，没有八股的元素，多知识与情调的流露。任先生的许多文章都非一本正经的论文，乃学术小品的放大。我们读他们的文章，能够觉出学术的乐趣来。

以学术史的感觉治文学史，连带着的问题是思想史与审美精神的关联。这样的研究是跨语境的尝试。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有此风。后来的学界，把文学史静止在作家文本、思潮上，抹去了文学身边的那些影响作家世界的存在，就只有树木，不见森林了。任先生在面对鲁迅的时候，不是仅仅停在文学感觉里，他特别关注非文学的因素，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史学的角度，从一种历史的视角来切入鲁迅研究的人不是很多。较同时代人来讲，他更自觉从学术史的视角来打量鲁迅。他在看《汉文学史纲要》时，发现鲁迅在梳理中国文学作品时，其概念的使用和当时流行的词语，包括鲁迅自己翻译的理论存在差异性。为什么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自己却以中土的思维为之？这引起了任先生的思考。他从一些话语中，窥见了鲁迅血液里的中国旧式的治学思维。鲁迅翻译了那么多域外文学理论文章，自己的批评文字与述学章句，却有刘勰、太炎遗风。这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重要一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也就把其思想单一化了。鲁迅从域外文学家的言谈里感到，那些作家对母语的内在潜能是有一种召唤力的。屠格涅夫就强调了词语音响的效果，那是民族语言特有的东西。鲁迅虽然摄取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但精神深处的传统精神是浓烈的。我们看屠格涅夫等人的写作经验，鲁迅是深味其中的要义的。

在许多文章里，任先生喜谈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这个话题很难。尤其言及儒学在鲁迅思想里的位置，是有挑战性的。我注意到他对鲁迅和儒学的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对鲁迅和孔子的关系的阐释，是厚道者之言。他注意到鲁迅当时在北平吴承仕所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发表的《儒术》，由此发现了许多隐秘。吴承仕所主编的《文史》杂志很特殊，既有京派人的文章，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作家的文章。彼此都涉及到儒家的传统。鲁迅对此有自己的新解，他在《儒术》里隐含了对京派文人的批评。中国消极反抗的知识群落，是有一个传统的。那些借儒家思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当中，藉此来达到身心的平和的思想，在他看来是值得警觉的。他认为其间隐含了中国读书人的消极堕落的因素。任先生可能是最早对这几篇文章进行研究的学者。研究《儒术》这篇文章，我们会发觉到鲁迅跟京派文学、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间复杂的关系，也涉及到吴承仕从章太炎重要的弟子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缘由，有现代学术史中复杂的学术线索。任先生在打量这篇文章时，其目光之深切，在同代学者中是少见的。而且他对鲁迅与程朱理学的思考很深刻，说明他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深切领会颇深。

而在谈到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时候，他言及到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对谢无量提出了批评，说他的观点比较平庸，其见识未必中正。这里有他的偏激处，但一些地方也不无道理。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不同的知识谱系不同，任先生进入话题的时候，能在复杂的学术形态里面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谢无量没有被其认可，可能与其五四的情结有关。对一个文化形态有独立的理解，且有批评之声，不是人人可以做到，而先生独能，我们看得出他的功底。

理解鲁迅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把握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于此留下的笔墨，我看很是重要，且最有价值。我觉得他对此的心得是新的，有独特的发现。任先生对鲁迅的思维方式的把握，没有用逻辑学和哲学的理论为之，对鲁迅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有细致入微的解析。在《学习鲁迅的治学精神》、《鲁迅评论人物浅谈》、《鲁迅与龚自珍》诸文里，他发现了鲁迅思维和和传统的士大夫是不一样的，和五四以来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路径不同。我一向认为，鲁迅说话从来不说“是”与“不是”，他在探讨问题的时候，在肯定什么的时候也会否定什么，他从不在单一的层面上来把握自己，而是在复杂的环境上把握一个人、一件事。任先生大概是最早有这样体悟的人，他是从主流上辨别邪正，从环境本质上辨别是非善恶，全面的考察，不以偏概全。而且在举例子的时候，最常见的是一些明清学界的典故，没有举30年代以来鲁迅和各种人的论战，这和他的兴趣有关。他在鲁迅的杂文里看到了对六朝乃至晚明文人的态度包含的隐喻，所得颇多。从杂文里读出历史的经纬，恰也证明了鲁迅不凡的价值。

第3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于鲁迅先生，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读过一些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陌生是因为我对鲁迅先生还充满着许多疑问。比如：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认为答案是严肃。因为鲁迅先生的神情是严肃的，文章是严肃的，笑也是严肃的，同时也充满着慈详。从鲁迅先生的“笑”和“文字”中读出一份执着、固执和严谨，每一个文字都含着深刻的含义，耐人琢磨；同他本人一样需要细细品味……

这也就是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起来怪怪的？所以我一直避开这些文章，去读曹文轩、去读《草房子》。可是我发现这些文字蕴含了深刻的道理，而鲁迅先生是不明说的，只有仔细品味，才能有所体会。

我觉得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会比较乏味，因为大多数文章都有着一样的写作风格，我知道是因为当时年代的原因，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有悲凉及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有时读了，让人一筹莫展。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平凡而伟大；严厉而慈详。

六年级:新梦圆

第4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今年，新的人教版语文教材更换了一些课文，其他作家的文章被更换，似乎没有引发多大异议，但鲁迅文章的消失却引发舆论议论纷纷。尽管出版社作出解释，只是七年级上册去掉了鲁迅文章，其他年级的课文中都还有。“鲁迅退出语文教材”其实是个伪话题，但吊诡的是，这个伪话题在当下却是个真话题，网络上也由此展开了“你支持教材删除鲁迅文章吗”的调查，许多人都参与其中，一时间莫衷一是。鲁迅文章究竟应不应该退出中学语文课本，各位又是怎么看的呢？

鲁迅不可以退出语文教材

叶 开

在现代文学史里，作家是有座次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很严格，轻易不能随便调动。

人教版七年级教材中鲁迅文章被替换，这样的事情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不是说原来的教材比新修订的好，而是“排座次”的观念在作祟。教材编写环境如果正常，现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都应该平等地纳入考量。

语文教材体现的是思想教育，文学性考量从来都是退居二线。因此，即便小说已经成了文学中的最大类，可入选教材的作品太多了，如法国儿童文学大师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样不朽的杰作，如老舍的《猫城记》这样的本土名作，随便选入一两章，都是美妙的。但中小学语文教材里却是所谓“记叙文”“议论文”之类的东西占据着最大篇幅。鲁迅过去被选入教材的作品大多不是他的杰出代表作，只是编写者用来体现某个单元的中心思想的道具而已。教材编写者把自己杜撰出来的理解标准用来压制学生的个人阅读感受，人为地把文章弄“深刻”了来吓唬学生。

鲁迅的作品是第一流的，语言也是第一流的。过去我支持减少他的作品数量，但全面退出则让人“惊诧”――那些“篡”了他的位子者，不仅不高明反而很糟糕。除读者熟知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社戏》等文章外，鲁迅杰出的作品集《故事新编》里很多精彩篇目如《眉间尺》等，都可以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里。教材编写者也不必弄块叫做“深刻”的石头来给学生使绊子，而显示自己的高级品位。中小学生完全可以兴致勃勃地读完这个故事，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个故事。教师也不必装出高深的面目来告诉学生非要以某种标准理解鲁迅。

鲁迅的全面退出，是教材编写者的怯懦和无品，也寓示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混乱仍需漫长的沉淀才能形成新的价值。

鲁迅文章被删，你急什么？

彭 健

今年新使用的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风筝》被删了，而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则代替了这一亲情主题的文章。这一变动经媒体曝光后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甚至有人开始怀念鲁迅。

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恐怕远不是“作家”二字所能概括的。有人喜欢鲁迅，因为他够革命、敢批判，一针见血，“一个都不宽恕”。有人不爱鲁迅爱胡适，因为在他们看来，今日之中国更需要改良、宽容和温厚。而面对靡靡之音泛滥、批判之声式微的现实，亦有人担心鲁迅的退出是一个不妙的信号。

语文教材在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的同时，更会通过精选的课文塑造孩子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课文的难易除了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外，还应具有精准的价值指向，人们乐于从其微妙的变化中窥探社会乃至国家变化之微妙，也就可想而知。

仔细读了读鲁迅的《风筝》和史铁生《秋天的怀念》，感触很不一样。我不想给出文章孰优孰劣的判断，但却愿意分享一下“意外的收获”。在搜索《风筝》一文时，看到了这样一段教案内容：善于解剖自己的鲁迅先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抨击了旧中国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而在《秋天的怀念》一文后面，则有以下关于史铁生的文字：史铁生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这种勇气和执著，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前面的文字让人感觉熟悉无比却浑身不自在，后面的文字则让人有了更多想象和期待。

谈及鲁迅的文章被删一事，有一种观点认为，让孩子过早地接触鲁迅，不如让他们接触宫崎骏、自然科学以及课外活动。初中生的阅读，不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要多停留在知识、孩子气等浅表层面，什么年龄进行什么的阅读。对于这种看法，我不反对前半部分，也不赞同后半部分。中国的语文课本内容，有些确实刻板无趣，不够鲜活新颖，但即使是中学生，也不一定只适合停留在“知识、孩子气等浅表层面”。

譬如美国的语文教材就很难，课本内容包括“论公民的不服从”“葛底斯堡演说”“不满、觉醒与反抗”等，推荐的书目则多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十二怒汉》《独自和解》一类。回到我们自己语文课本内容的设置上，或许某一位作家的入选和退出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入选的文章能够饱含更多指向公民权利、批判精神、人情人性的元素，和关切现实、合乎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一些人之所以为鲁迅的《风筝》被删着急，大概也与此有关。

为何对鲁迅文章的去留念念不忘

时言平

最近，关于鲁迅文章在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被删减的议论异常火热。事实上，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伴随着教材的变化而循环反复地发生。

投枪般凶猛的文字，匕首般犀利的思想。某种意义上而言，鲁迅是几代国人批判精神的启蒙者。尽管教材中，曾有《过秦论》《六国论》《阿房宫赋》这些史上的政论经典，但对于民众而言，这些文绉绉的话语，不如鲁迅的白话文批判来得淋漓痛快。

人，总是要有点批判精神的，此所谓有态度的人生。当然，这种态度并不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喜恶、对生活的抱怨、在蜚短流长的是非议论之中，这种态度是基于价值观和信仰以话语批判参与公共事务。鲁迅的文章从具有强大启蒙功效的教科书中删除，难免令人忧虑：这种批判的精神是否会随着鲁迅文章的删除而遗失。

这种担忧，折射的是特定环境下某种圆滑的本质。他们希望通过教科书的传承，借鲁迅这个榜样，留下批判的种子，让后辈去完成未竟的愿望。带着镣铐的舞者，不想着去挣脱枷锁寻求自由，反而幻想着通过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夙愿，这种遗愿式的期待，散发出某种懦弱的气息。如果每一代人的批判精神都寄存在教科书的鲁迅文章里，那对于社会的改变会有多大的意义？

公民态度的激活，从来都不是靠一个勇于批判的人物和一些批判的文章来完成的。在为教学大纲限制的“中心思想”的引导下，鲁迅的批判精神指向的永远是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在鲁迅批判的勇气和精神下血脉贲张，在现实中却永远找不到或刻意回避批判的目标，那无异于精神上的自渎。任何时代，总不会少了批判的意愿，缺少的是用嘶哑喉咙歌唱的行动。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人的灵魂和思想有了告别蒙昧的环境。随着常识的普及和信息的爆炸，公民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不是不再需要鲁迅文章里的批判精神，而是这种符号化的东西早已深入人心，这种深入人心的东西便是公民意识。无论是网络的虚拟世界还是现实的公共参与，越来越多的公民站出来，用自己的方式促进社会的改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关于公民启蒙和批判精神的激活，再也不是传承的问题，而是已经贯彻到公共生活的始终，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生活。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的编纂和修订应该远离意识形态的纠葛，走向教育专业化的道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该学些什么、该养成什么习惯，教育本身应该从“中心思想”和“标准答案”的藩篱中走出来，走向更加开阔的境地。

第5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一、学习议论文的一般知识

由于鲁迅杂文的本质属于论述类文本的范畴，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首先应该考虑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如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在鲁迅杂文中是如何体现的。在教《拿来主义》时要明确，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对外来文化我们“应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即“拿来主义”。本文的论据主要有事实论据与事理论据，如论述“送去主义”列举学艺上送古董到巴黎展览、送古画新画去欧洲等；论述“送来主义”举出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各种小东西等；事理论据主要有尼采自诩为太阳等。本文的论证思路是“驳立式”，即先批驳错误的观点“送去主义”和“送来主义”，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拿来主义”，并且是有选择地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的杂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说理清晰。从心理学上讲，高中生正处于理性思维发展阶段，抓住鲁迅杂文中的议论文知识，引导学生感受鲁迅先生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学习鲁迅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和对外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分析等思维方法，这对其拓展他们的理性思维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内容。

二、感受鲁迅思想的光辉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光辉在其杂文中熠熠闪光，这是鲁迅杂文之所以能够长久立足于中学教材的重要原因。学习鲁迅杂文当然要学习鲁迅先生深刻独到的思想。杂文在鲁迅先生一生中是其创作最多、也是先生最偏爱的文本样式。他把杂文当作“投枪”和“匕首”，认为杂文最大的功能是“批判”，他的杂文集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部不断批判、斗争、攻击的思想文化斗争史。贯穿在这部“史书”式的杂文系列中的核心思想是对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揭露以及人民对这种不平等态度的表现，对统治者愚昧和控制国民思想的批判，对人民渴望的平等和解放思想的表达等等。[1]《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当时对待外来文化的错误态度而写的，它既反对无原则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盲目排斥和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倾向，主张要有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教学中，教师要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理解文本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引导学生联系现实，运用鲁迅先生的观点和看问题的方法，对当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新“国粹主义”和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新“媚外主义”各种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让学生切身感受到鲁迅思想光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对鲁迅杂文重要性的认识。

三、品味鲁迅作品特殊的语言风格

鲁迅先生的杂文语言是其创作思想、感情、心理的整体表现，有发人深省、启人思路、动人心魄、撼人灵魂的魔力，蕴涵着幽默讽刺的高超艺术，简直可以把它比作原子核：高度浓缩、体积小，而含量大，比重也大，能够进行核裂变，产生连锁反应，具有爆炸力、穿透力。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善于运用比喻来进行讽刺，这要比抽象的说理生动、鲜明和深刻。鲁迅善于捕捉对象的内含继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形成简练、含蓄、多变的特色，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以选择比喻手法作为教学内容，如《拿来主义》中“大宅子”、“鸦片”、“鱼翅”等。鲁迅先生好用反语，隐约其辞，声东击西。鲁迅曾经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拿来主义》中作者故意贬词褒用、褒词贬用，写到“拿来主义”时，用“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这篇文章多处运用反语，可以作为语文学习的重点。鲁迅的杂文经常使用对比的手法来造成鲜明而强烈的表达效果。这种手法的根本点是以事实为根据，利用对比双方的特征，构成鲜明的比照，在比照中凸显讽刺对象的卑鄙可笑。如在《拿来主义》中将“送去主义”、“闭关主义”与“拿来主义”进行对比，先破再立，提出自己的观点。

（镇江市“十二五”课题“新课程背景下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第6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阅报，得知新近有一种“去革命化”的鲁迅宣传理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特定宣传理论影响下成长；直至年近古稀之龄，仍然无法逃避各种“宣传理论”的观念渗透。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借用的“宣传理论”一词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包含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

如实地说，我在未从事鲁迅研究之前，就受过一本书的深刻影响，或曰接受过一本书的“宣传”，这就是“周氏家族”重要成员、鲁迅夫人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在当时，这本书不仅对我，而且对无数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虽然受当时写作环境和作者记忆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讹，然而这本书的基本价值恐怕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但我并不是从“宣传”的意义上阅读这本书的，而是从了解史实的角度接受这本书的。尽管许广平先生跟鲁迅没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作为这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相濡以沫、甘苦相知的伴侣，她所提供的历史见证无疑是值得重视而为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书中有若干我至今难忘的章节，比如：《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我想，如果许广平先生活到今天，她至多也只会修正文中的个别提法，仍然确认她当年在白纸黑字上提供的那些重要史实。由于写这篇序言，我把这本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又重新翻阅了一遍。书中提到了苏联作家协会曾多次邀请鲁迅访苏而鲁迅也为此进行了准备，提到瞿秋白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并跟鲁迅在文化战线并肩战斗，提到鲁迅跟李大钊、陈延年的交往，跟陈赓的会晤，帮成仿吾接关系，以及参加党领导下的三个组织，等等。这些史实，业已为鲁研界公认并写进了鲁迅的年谱和传记。要抹掉或淡化对鲁迅的这些红色记忆，重塑另一个模样的鲁迅，至少对于像我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是一件不容易轻易接受的事情。

这就迫使我进一步思考史实与阐释之间的关系。据我的粗浅理解，一部鲁迅研究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的阐释史。由于鲁迅生活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复杂性，鲁迅的文章具有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者基于价值准则、利益诉求、生活体验和知识素养的不同，对鲁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尊重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历史毕竟有它的客观性和“本相”，文本毕竟有其总体倾向和基本内核，所以阐释又必须得到文本和史实的支撑，必须与鲁迅的本体逼近或大体契合，而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对鲁迅的历史理解和文本的理解固然不易，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把握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由于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极为丰富并且不断消长起伏着的精神复合体，因此无视不同精神侧面的交叉互补而仅仅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取舍，就很容易从一种独断而趋于另一种独断。比如，鲁迅既重视个体尊严，更重视民族尊严；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群体生命；既主张大胆择取，又主张挑选辨别；既强调独立思考，又勇于服膺真理；既反对邪恶的施暴，又认同正义的抗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顾此失彼，抑扬欠妥，就难于描绘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介绍了鲁迅跟60余位共产党人的交往。这是鲁迅博物馆社教部几位同仁合作的学术成果。作者并非鲁研界的知名人士，而只是一群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奉献给鲁迅宣传普及工作的中、青年人。他们决定通力合作撰写这本读物绝不是为了趋时应景，而纯粹是为了回答观众的疑问，并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工作水平。我完全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和写作。当我知道此事时，全书已经定稿。作者们处于对一位老同事的尊重，要我在卷首写几句感言，而我两天后就要出差，实在无法细读全文，贡献意见，只是感到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完全以如实介绍鲁迅跟共产党人的交往过程以及这些共产党人的生平史迹为写作目标。研究鲁迅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一定会有高明的研究者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得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最后还想就“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谈一点感想。毋庸讳言，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都跟政治与时代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既反对将意识形态泛化，也不苟同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记得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讲过：中国的革命文学者有一种病根，就是把“革命”与“文学”当成两只靠近的船，革命高扬的时候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俨然是一个革命者；而当革命遇到暂时曲折或受难的时候，又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粹然成为文学家了。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鲁迅的工作中，也应该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摇摆，真正以“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出版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第7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也是一名成绩卓著的编辑出版家。他一生创办了7个出版社，编辑过9种刊物，其中，专门刊载翻译文章的月刊《译文》，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热情关注的刊物。

《译文》1934年9月创刊于上海，23开本，每月1期，6期为1卷，最初3期由鲁迅编译，第四期由青年译者黄源编辑，出至第13期，一度停刊，后又复刊，至1937年6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停刊。在现代期刊研究领域里，《译文》是一份值得注意的期刊，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发起创刊、亲自主编、又是他晚年最关心爱护的刊物，最重要的是通过围绕译文所展开的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编辑出版活动，可以看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作为编辑家的鲁迅在该刊创立、发展、停刊、复刊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编辑思想、编辑方法和编辑风格。

残酷混乱的创办背景

1934年，上海的文化环境异常残酷。当时“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会”在上海设立了“书报检查处”，查禁进步书刊，逮捕进步作家，制造文化恐怖气氛。整个上海的文艺界面临着一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而《译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当时的出版界，一方面，那些专以盈利为目的的书坊，不愿意接受赚钱较少的翻译稿（像名著《铁流》就多次被拒绝出版)；文艺刊物也不欢迎翻译稿件，一是因为当时社会舆论认为翻译比创作低一等，二是害怕发表有进步思想的译品受邮局刁难，发行困难，刊物受牵连。另一方面，当翻译作品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之后，一些投机者又浑水摸鱼，不负责任地胡译、乱译、瞎译、赶译，导致各种错误的翻译理论也乘机泛滥，甚至梁实秋也以“误译胜于死译“的谬论反对硬译，这些有害的论调使一些青年翻译工作者受到影响，误入歧途。

鲁迅一向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他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鲁迅希望借助外国文艺来救治中国人的痼疾，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为了大量介绍外国的先进文艺，批驳有碍于翻译的种种谬论，建设革命的翻译理论，培养青年作家，组织无产阶级自己的翻译队伍，鲁迅决定创办一个专登翻译稿件的刊物。

艰难曲折的创办过程

《译文》从1934年9月16日创刊到1936年3月16日复刊，再到1937年6月16日停刊，经历了一番复杂的过程。

1934年5月10日左右，《申报》副刊《自由谈》由张梓生接办，原负责人黎烈文被反动派压迫下台。《申报》是历史悠久、发行国内外的左倾报纸，鲁迅、茅盾、胡愈之、郁达夫和“左联”及许多进步作家都曾登上《自由谈》这个阵地，发表许多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对于黎烈文的被迫下台，鲁迅先生是很不甘心的，要黎烈文继续战斗下去。6月9日，鲁迅、茅盾和黎烈文共同商议，黎烈文为《译文》创办人，鲁迅为主编，徐伯昕(当时主持生活书店)负责出版，《译文》版权页上署译文社，并请在文学社任事的黄源来帮忙编辑。8月5日，徐伯昕提出，版权页上编辑人署名译文社恐怕通不过的审查，需用一个名字以示负责。鲁迅和黄源都不便出面，黎烈文不愿担任，最后编辑人员就印上黄源的名字，实际工作则由鲁迅来做。9月16日，《译文》创刊号正式出版，编辑者署名黄源，发行人署名徐伯昕。创刊号里有鲁迅翻译的多篇文章，如署名许遐的《鼻子》(果戈里著)，署名邓当世的《果戈里私观》(立野信之著)，署名茹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格罗斯著)。创刊号出版后，一个月内又再版，3版、4版、5版连续印刷。初期的《译文》，从翻译到编辑，到选刊图片，全由鲁迅精心计划，就连与出版者签订合同，都由鲁迅做，3期以后，黄源接编。出至第13期，因为与原先的出版商生活书店对于人员任用的不同意见，一度停刊，后又经鲁迅、茅盾、黄源的多方努力，改由上海杂志出版社出版，于1936年3月16日复刊，出特大号，名新1卷1期，其间终刊号的《前记》、复刊号的《复刊词》都由鲁迅亲自执笔，至1937年6月16日新三卷4期，因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而停刊。

《译文》的宗旨，“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该刊所载译文，各国的作品都有，但以苏联和俄国的作品所占篇幅较多，其他国家的主要也是现实主义作品，同时还发表进步的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鲁迅创办《译文》，首先是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建立一个新阵地，打击敌人和攻击旧思想。其次是翻译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同时翻制些外国的绘画，特别是木刻，作为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借鉴，最后，还要团结进步作家，培养革命文学青年。《译文》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中，体现出了诸多鲜明的特色。

明确的办刊宗旨。《译文》的宗旨，就是刊载翻译文章，用文章来唤醒民众，启发民智。鲁迅一向非常重视翻译工作，是主张拿来主义的，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家要不断得到提高，必须借鉴古代和外国的文艺，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要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鲁迅是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从“别国盗火”，选编、翻译外国作家、美术家作品的。如《描写自己》、《述说自己的纪德》、《山民牧歌序》、《饥饿》、《俄罗斯童话》、《渔夫和金鱼》、《婚事》、《凯绥・珂勒惠之版画》、《死魂灵》等，涉及俄国、苏联、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捷克等国家的几十位作家的作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革命理论、艺术作品和美术画册。这些作品针对现实，见识有力，富有战斗性，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作者、读者的视野，对培育新文学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也“给起义了的奴隶运送军火”。

鲜明的刊物个性。鲁迅做编辑工作，不仅要求书刊的思想内容必须健康，而且强调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刊物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作家作品、封面设计、文章插图，甚至题头尾花，样样都应该有鲜明的个性。《译文》以发表外国作品的译文为主，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以苏俄为重点，重视苏联、俄国和弱小民族的作品，并注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宣传进步文化，介绍外国艺术。鲁迅编《译文》的时候，刊登了许多木刻版画，这些版画有的是原文的作者肖像，有的是原文作者的绘画作品，还有的是能配合人物或情节的插图，创刊号里就配有果戈里凝神沉思的木刻像，梅里美肖像及梅里美所绘的英雄骑马射猎的钢笔画。在正文内容的编排上，鲁迅主张字号要大一点，一般的文章开头空五六行的位置，有时在文章的空处加一小点的图案花样，美化刊物。编末的《后记》也别具匠心，请各篇译者自己写一二百字的原作者简介，然后编在一起供读者参考，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后记》，不仅在后来《译文》各期中一直沿用下去，而且为后来的许多刊物所因袭，甚至在今天一些刊物上凡重要作品或青年处女作之后均附百字左右的作者简介，也是受到《译文》《后记》的启示。

实事求是的书刊广告。鲁迅为了使更多的进步青年能够阅读到《译文》，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上刊登推介《译文》的广告，同时《译文》经常刊登与出版行业密切的广告，他多次亲手撰写真实可信的广告，言约而意丰，吸引读者。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世界名人传记《爱迪生传》、《邓肯自传》，知名刊物《大众教育》、《新生》等都曾多次出现在《译文》的版面上。在《译文》第2卷第3期刊物上，用了整整26个版面详尽介绍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不但有世界文库发刊缘起、编例、作家群和第1集的目录、价格、邮寄方法，甚至还附有一张湖蓝色的订单，这些广告真诚实在，有效信息量大，作者和读者都能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译文》还刊登过《便利读者订阅本刊办法三项》，分为甲、乙、丙三种方案，对读者的初订、续订和退订进行分类广告，向读者提供书刊信息，宣传和推广书刊，帮助读者了解书刊内容和特点，激发读者求知的兴趣和欲望。《译文》的广告具有商业效应，同时又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具有文化引导的作用。

深刻广远的启示意义

鲁迅编辑《译文》，完全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为了《译文》，他可以在炎热的夏季连夜编辑创刊号；为了《译文》，他不惜与出版商周旋；为了《译文》，他在病重的状况下依然创作，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对《译文》念念不忘。鲁迅在编辑《译文》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尚的职业道德，对我们新时代的编辑出版人有许多的启示。

强烈的编刊责任感。鲁迅的编辑活动，就是为了读者。为方便读者与编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译文》有译后记，介绍作者和作品，增广读者的见识，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为组织编辑优秀稿件，鲁迅还注意团结进步作家，发现优秀作者。1935年年底，《译文》出版第2卷第3期时，稿源不足，黄源向鲁迅告荒，可是当鲁迅赶出译稿，黄源却又定好了其他稿件，鲁迅毫无怨言地同意他把自己的译稿延后发表，并以培植新人为乐事。对共事的同志，也是团结、尊重和保护。生活书店曾想换掉黄源的编辑职务，鲁迅坚决不同意，宁可使全心创办的《译文》停刊，也不随意妥协迁就，使自己共事的同志无故受辱。

勤奋的实干精神。从1934年9月到1935年10月，鲁迅就在《译文》发稿27篇，加上在《文学》、《太白》、《世界文库》发表的译作，共有48篇和1部长篇《死魂灵》，单是1935年，发表的文章多至47篇。查8月14日至9月20日之间的《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及有关杂志，在不足40天的时间里，他著译小说、散文27篇，接待来访者31人次，来往信函、转寄书稿105次，为孩子就医7次，《译文》1卷2期就是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按时编定交稿的。

严谨的工作作风。鲁迅对待翻译出版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为了保证译文准确无误，鲁迅刊译稿一定找原著来对照修改。比方是英文译稿，除了英文原作之外，再有其他国家译本可以参考，他都要一一对照，对于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找人弄懂。例如，在《译文》第2卷第1期的《表》里，鲁迅把“Gannoue”译作“怪物”，后来觉得不妥，在单行本里，便据日本译本改作“头儿”。隔了半年，才知道都不对。有一个朋友给他查出，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意思就是“偷儿”，或者译为上海话“贼骨头”。为了这一个词，他特地在《译文》终刊号上去信改正。

鲁迅不但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还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伟大的出版家。鲁迅就是这样为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7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像指路的明灯一样，照耀和督促着我们不断前行。

注 释：

①②《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l.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宋应离：《中国期刊发展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永江：《鲁迅与编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倪墨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5.黄源：《忆念鲁迅先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8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事实上，在教科书之外的鲁迅，是非常有趣的，除了写出《中国小说史略》这样不朽的学术著作，还是精通日语、德语的翻译家，对美术也有独到的认识，并善于设计书刊封面。想还原鲁迅的形象，继承鲁迅的文化遗产，就首先要把教科书带来的鲁迅形象抛开。

鲁迅并不是每天都眉头紧锁，是个非常生动的人

初高中课本里，鲁迅的文章不少，有选自《朝花夕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也有选自《呐喊》的《故乡》《社戏》。以上多是他对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回忆文章，与很多五四前后大家的抒情散文并无本质区别。

而真正塑造鲁迅革命者形象的课文，应该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杂文和《药》《阿Q正传》等小说，鲁迅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形象，因为后面这些文章中的愤怒和批判而被烘托出来。

在很多学生眼里，鲁迅先生每天都在忧国忧民、唉声叹气，“横眉冷对千夫指”。而课文里一些他当时写作时未必多加在意的句子，则被拿来做文章，如《秋夜》里，鲁迅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按照现代语法，这句话应当算是病句。但这句话却曾经在语文试卷中以阅读理解的方式被反复考察，要求学生们研究鲁迅为什么这么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以至于最后得出作者自己当年都未必想得到的答案。因为这些教科书的机械解读，鲁迅的形象被不断异化，“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才会成为广为流传的段子。”

其实，鲁迅的形象绝非几篇课文能体现。以2013年重新修订的《鲁迅全集》来看，鲁迅著作有小说、杂文、学术著作共计10卷，书信4卷，日记3卷，索引1卷，总共18卷，总字数约700万字。这还不算鲁迅早年用其他笔名，星散在一些报刊上有待学者统筹整理的文字。有学者认为鲁迅全部的作品大约有1000万字之多。相对这么大规模的著作，入选教材的几篇课文显然是太单薄，并不能撑起鲁迅立体的形象，加上刻板的应试教育，就难免让鲁迅的形象无趣、片面。

在革命、批判等严肃的标签之外，鲁迅还是一个有趣、幽默甚至孩子气的学者。对于学术界来说，认识到这一点不是问题，但教科书里对鲁迅丰富立体生动的形象，却鲜有介绍。

在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中，她是这样写鲁迅的：“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这样的鲁迅绝对不是整日在书房里“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写作”的只会忧国忧民的文学家形象。

通信集《两地书》是鲁迅与爱人许广平之间的通信，因为其私密性，更能显示出鲁迅的真我。在两人的通信中，鲁迅不时露出有趣、外向和诙谐、叛逆的一面。在调侃关系不错的孙伏园酒后上船大吐时，鲁迅说他“晕船活该”，类似关系好的大学舍友打嘴仗。一次偶然受了小伤，鲁迅只能在屋里的盆里小便，因白天倒尿盆不方便，他就“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些活泼到有些过分的形象，与教科书里那个深沉、愤怒的形象，有很大差别。只有不同的侧面拼接在一起，才能够让人了解到一个全面真实的鲁迅。

翻译家鲁迅，比当下大多数知识分子还要与国际接轨

虽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和胡适一样倡导了全新的白话文写作，但是教科书中却对鲁迅本人的学识介绍不多。以至于大家都知道胡适是知名学者，却不知道鲁迅在文学创作之外的成就。实际上，在文学家之外，鲁迅还是出色的学者和不俗的翻译家。

根据某自媒体公布的“鲁迅文学大数据”显示，近年来鲁迅最受关注的作品竟然是《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被誉为中国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第一本中国小说通史。在鲁迅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国学者以小说题材作为主线，整体性研究其发展进程。并且，中国历代的正史编者们，向来鄙视小说，特别拒绝著录任何明清章回小说，很难设想他们再去专门编写什么小说史。而鲁迅作为学者，这种眼光难能可贵。

除此之外，鲁迅的翻译家地位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日语外，鲁迅还熟练掌握德语，兼有俄语译著传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就曾经表示：“只有和鲁迅译介的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我们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对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来源也可以领略一二。可惜长期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漠视了此点。”

鲁迅的译著题材丰富，除小说（包括童话、科幻作品）、随笔之外还有美术史著作和美学专著，甚至剧本。鲁迅对西方思想的融会贯通，是当下多数学者无法企及的，可以说鲁迅与国际的接轨程度，是超越当下一般大学教授的。

而在目前学校教材中，被学习最多的却是鲁迅思想和学术遗产中体量最小的部分，以《朝花夕拾》、《呐喊》里的文字为最，甚至颇具思想性的《故事新编》都较少涉及。这固然考虑到适龄学子的理解力，但是对于整体上完善对鲁迅这个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语出韩国文学评论家金良守）的文化巨子，是有失公允的。

“一口咬住问题”的鲁迅，有丰富的业余爱好

鲁迅在治学、作文之外，还有丰富的业余爱好，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他的美术观点和对版画、拓本的收藏。

鲁迅自幼对美术很有兴趣，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儿时“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他在很多文章中，涉及美术问题，影响后人，并亲自编译了许多涉及艺术问题的西方著作，例如《近代美术史潮论》。

画家陈丹青就多次盛赞，鲁迅对于美术的观点每每给他一些启迪：“依我看，（鲁迅）却比民国年代顶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超前、更有品质、更富草根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鲁迅先生可能是其中顶喜欢绘画、顶热心美术的一位”，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总“一口咬住问题”。

不仅仅止于研究，鲁迅对美术的热爱一直延伸到收藏。他喜欢古画像石和碑帖的拓本，也热衷于以收藏的形式资助木刻和版画艺术家，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懂行的收藏家。仅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就保留了数千枚鲁迅收藏的墓志拓本。鲁迅居住在上海期间，也曾经进出日本人或西洋人开设的书店，购买大量的西洋画册。

此外，鲁迅还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思想的书刊设计师。在早期更亲自对自己和别人的书刊进行设计。例如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呐喊》，就由他亲自设计，“呐喊”二字张扬四溢，仿佛是在呐喊，鲁迅用书法线条转化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是中国图书设计史上的精彩一笔。

除此之外，他在编辑和设计《奔流》《译文》等杂志时，还加入了大量的插图。鲁迅设计封面有自己的风格，一方面现代、简洁，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图案和纹饰，实行“拿来主义”，运用得极其娴熟、恰切。

第9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范文

【关键词】中学；鲁迅作品；突破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某著名学者谈到鲁迅作品教学时，说了一个顺口溜：“中学生学语文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周树人，三怕文言文。”学生如此，老师又如何呢？前不久我曾和一位市语文教研员闲谈鲁迅，她直言不讳地说不喜欢读鲁迅的文章。问其原因，一说拗口，又说不喜欢鲁迅好斗的性格。两种原因都很有代表性。

熟悉中国语文教材编写史的老师都清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迅作品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头戏，最多时达到二十余篇。即便到了新时期，有些人曾呼吁应把鲁迅当普通作家看待，鲁迅作品仍在教材中享有其他作品无法享有的殊荣：数量之大，仍无人超越。短时间内希望删减鲁迅作品来解决矛盾是不现实的。解决矛盾只能从改进鲁迅作品教学入手，如何改进鲁迅作品教学呢？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兴趣突破

鲁迅作品中像《孔乙己》、《立论》等，这样趣味横生的作品不多，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深刻，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渲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和独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快餐文化和众多媒体吸住眼球的诱惑下，鲁迅作品的魅力难逃“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厄运，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间，达到像鲁迅这样思想上异常深刻和艺术上光芒四射的大师，无疑是十分罕见的”，鲁迅作品语言的典范性，数遍现当代作家，恐无人能与之比肩，鉴于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材编撰者无论潮起潮落，自始自终把鲁迅作品当作重头戏，实在是明智之举。不过由于受政治因素或其他因素影响，一些脍炙人口、颇受中学生欢迎的作品，如《“友邦惊诧”论》、《文学和出汗》和《一件小事》，悄悄从课本中淡出，实在有点遗憾。教师应从思想上摆正观念，学习语言不能一味媚俗，从行动上克服个人嗜好的不足，自觉去阅读一些鲁迅的作品，提高自己的“鲁迅品位”。通过阅读鲁迅传记（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走近鲁迅，了解鲁迅性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原因：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婚姻的不幸，兄弟反目、友人断交和学生背叛。通过了解这些，你会理解鲁迅，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鲁迅“敏感多疑而不失光明磊落、激烈尖刻而内含博爱胸襟、审慎多虑而一旦认准便锲而不舍”的性格。另外，教师的阅读不同于其他人的消遣性阅读，其他人的阅读仅仅是为了愉悦自己，我们的阅读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担，应把阅读的快乐分享给学生，应把阅读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以我的阅读经历来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读一些名家对鲁迅褒扬的文章以及对鲁迅作品赏析的文章会大大激发阅读的兴趣。鲁迅作品的赏析文章不少，精品不多。即便不是精品，由于赏析者是当代人，说话口吻、用语习惯和我们的阅读习惯相近，他们的赏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在讲授《孔乙己》一课时，笔者便引用刘再复的话：“《孔乙己》产生之后，直接间接分析这篇作品的数量已经超过《孔乙己》作品本身的字数几十倍了，但是，今天，我们读《孔乙己》仍然可以咀嚼出新的意味”， “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只有高度浓缩的真正优秀的短篇，才经得住这么多人分析、研究、推敲”，学生听后阅读兴趣大增。学《阿Q正传》道一句：“《中华读书报》评选20世纪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评为第一。”学生的精神便会为之一震。

二、语言突破

鲁迅作品博大精深，使鲁迅研究者兀兀穷年，皓首穷经，对此，走红作家王朔以“小人”之心度“鲁迅”之腹，大加挞伐，“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此语一出，无异于文坛地震，鲁迅研究者纷纷操笔上阵，檄文如潮水般铺天盖地而来，王朔纵有千口、口有百舌，也只有招架之功，无还口之力。吓得王朔在出《无知者无畏》一书时抽掉了《我看鲁迅》这篇重量级文章。笔者无意去探讨谁对谁错，只是觉得对中学生而言，学习鲁迅作品，以“语言学得促进语言习得”显得更为重要。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笔者想回避“人文性”，更不是想为王朔呐喊助威是学生如何运用语言工具的问题，而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能力就成了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