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精神卫生保健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追求长寿和没有躯体疾病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老年期的精神健康，期望实现“成功的老龄。老年人群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机体功能逐渐衰退，常常伴有躯体疾患或感知觉缺陷，日常生活能力不断下降，社会接触减少，所以老年期抑郁症状易被混淆和掩盖，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导致抑郁症常未被识别、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抑郁可使机体的生理功能降低，免疫力下降，情绪低落，食欲减退和睡眠障碍。对于患有慢性躯体疾病的老人来说，老年抑郁症还使其卧床时间延长、疾病的致残性增高。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血管性痴呆患病率升高，自杀的倾向及因躯体疾病的死亡增加。同时抑郁明显影响着老年人的舒适感、判断力和对治疗的遵从性，也使得老年人非精神卫生方面的医疗费用增加，从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抑郁症是老年期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 （国内meta分析报告的患病率为3.86%、国外为13.5%[）[1]。抑郁是一种心境障碍或情绪障碍，它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恶劣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据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会成为影响寿命、增加经济负担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老年抑郁症是一种病因复杂的异质性疾病，了解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促进心理健康提供合理的依据。本文从社会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方面对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
一、社会人口学因素
1、性别
在老年中，女性患抑郁症概率高于男性。在世界范围内，男人所患抑郁症占疾病负担的2.8%，而女人则占5.8%。针对这一现象，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不同的解释，但尚没有统一的理论能够完全阐释女性较男性易感的原因。Nolen-Hoeksema认为男性可能更少地报告抑郁症状，如果考虑到男女抑郁症状报告率的差异，那么抑郁的性别差异可能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是未被诊断为抑郁症的男性可能隐瞒了抑郁症状，导致报告的抑郁症状数目达不到诊断标准所需的数目[2]。Bogner等证实，抑郁症患者中女性人数较多是由于报告率高所致，而且也有研究显示老年抑郁的患病率在性别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此外，现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存在性别差异是由于男女的生物学因素（比如内分泌）、社会心理因素（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等）暴露不同所致。
2、 城乡
目前在一项研究中同时涉及城市和农村样本的比较少，老年抑郁症的城乡分布特征也还没有一致的调查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抑郁症患病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龚建兵等人通过对发现儋州市老年抑郁症的流行病情况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患病率（1.6%）显著高于农民（0.48%）；[3]然而Chen对国内的老年抑郁患病率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5.07%-7.13%）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2.6l%-3.08%）。造成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农村老年人与城镇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条件、生活来源、居住方式等不一样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城乡差异。
3、婚姻状况
稳定的婚姻状况是老年抑郁的保护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丧偶的老年人中抑郁症状更多、抑郁症的患病率更高。纵向调查发现丧偶组老年人一年内、两年内和三年内患抑郁症的危险性分别是未经历配偶死亡者的24.3倍、9.0倍、3.1。
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因失去伴侣，缺乏交流，无法及时将心中的郁闷排解出来，因而产生抑郁情绪。
4、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高，是目前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社会经济地位通常由文化程度、收入状况或职业来衡量，不同的作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Cairney等认为一个老年人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应激，并且决定了他们在应对这些应激的时候所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源。徐勇通过对苏州老年人的调查发现，收入高者，抑郁症的发生率要低于收入低者；
同样文化程度高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低于文化程度低的人；农业劳动者轻的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低于农业劳动者重的。根据Areanl的观点，社会经济地位低者因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获得卫生服务少，获得的卫生服务少影响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4]，因为患者和医生接触的机会少，那么抑郁症被识别的机会就更少。即使进行了筛查，经济条件差的病人获得预防和治疗抑郁发作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也很少，所以经济地位低的人群抑郁症患病率更高。
二、社会心理学因素
1、负性生活事件
现有众多研究表明：抑郁的很多社会心理危险因素都被归于生活应激。生活应激源，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一直都备受关注。马岁岁等报道负性生活事件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病有着密切关系，随着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数增加，老年抑郁症发病率增高，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6。Brilman等发现严重的生活事件使老年抑郁发作的危险性增加22倍，中等以上强度的困境使抑郁发作的危险性增加3倍，在所有发作中有21%是归因于严重的生活事件[5]。尽管躯体疾病导致抑郁的生物学机制备受关注，但是躯体疾病作为抑郁的社会心理因素也同样重要。疾病和其他健康相关问题可能导致老年人住院、社会活动减少、残疾增加、社会关系本质发生改变。
2、社会支持
充足的社会支持是老年抑郁症的保护因素。有效的社会支持能提高老年人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能力，降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根据Arean的观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区圈子必然会逐渐的狭窄，这种社会情感选择是人老龄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处于这一阶段的老人倾向于与容易相处的人相处，而尽量避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社会网络化使得老年人社会交际的质量和情感支持增加。一旦社会网络随时间开始缩小，而且情感支持越来越少，那么患抑郁症的危险性增加。
3、人格特征
Steunenberg等通过对随访6年的老年人群追踪调查发现，神经质与精神疾病的发病概率有直接相关的关系，而且这种作用在调整控制了健康相关问题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变量之后依然存在。对这一人群中206名老年抑郁症患者为期9年的随访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尤其是神经质能够预测抑郁的康复，而且神经质人格的作用强于认知功能下降和其他社会心理因素。还有学者发现，在没有高神经质人格特质和存在困境存在的情况下，应激性生活事件并不会增加老年人重症抑郁的危险性，而高神经质的人格特征和存在困境在没有负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同样能够增加老年人患重症抑郁的危险性。
三、小结
尽管流行病学调查存在着样本来源、年龄结构、抽样方法、筛查工具、诊断标准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多方面的差异，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患有抑郁障碍的绝对人数和比例必将相应增长，抑郁障碍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经历其中一个危险因素的老年人很少。这些危险因素对老年人功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因素是否存在，也就是说危险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或者是修饰因子，但目前在老年抑郁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分析。将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相结合、分析各种危险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修饰作用，并且进行干预研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而且只有明确把握各个危险因素的作用机制才有可能有效、及时地发现高危人群，预防老年抑郁的发生，杜绝因此而导致的不良结局，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程韬，苏亮等.老年期抑郁焦虑患者生命质量的研究.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2（6）.
[2]Nolen-Hoeksema S.Sex differenc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Evidence and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7，101（2）.
[3]龚建兵，何忠言，李德芬等.海南省儋州市老年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2，2（5）：304
第2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性格与情感性精神障碍结局的关系 孙静，侯钢，张心保，翟书涛
氯氮平合并碳酸锂对急性躁狂症的治疗 刘铁榜，高欢，沈其杰
儿童拔毛癖1例报告 薛文敏，赵影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研究 李国旺，费立鹏，张培琰，吉中孚
自知力教育配合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 张喆，白常林，梁淑华，刘永正，孔令生，徐喜云
帕金森病伴发的抑郁 侯强，于长本
糖皮质激素致智能损害1例报告 冯农喜，许冬梅
迷宫图测试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 戴尊孝，师建国，范全盛，龚亚娟
适当安排人员,搞好鉴定工作 郑瞻培
司法鉴定的组织
安排专人负责,保证鉴定质量 霍克钧
司法鉴定人员应有选定标准 方明昭，李从培
具备条件和资格,才能从事鉴定工作 陈弘道
鉴定人员应由专职与兼职相结合 刘安求
迟发性运动障碍研究进展 谢帆，江开达
利培酮合并碳酸锂治疗躁狂症2例报告 金卫东，赵汉清
焦虑和抑郁障碍共病的治疗 袁勇贵，吴爱琴，张心保
阿托品预防氯氮平引起流涎的临床观察 汪磊萍，孙长友，肖宝
酒精依赖的药物治疗 尚兰，孙仕友
精神分裂症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死亡1例报告 张溪，李丽梅
如何在Internet网上查找医学文献 房聪侠，薛良义
关于"癔症"的几点思考 郑志峰
精神疾病患者血清睾酮和雌二醇水平研究 李沛英，Li Peiying
精神病院中谵妄病人的临床分析 潘大津，肖世富，Pan Dajin，Xiao Shifu
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弓形虫感染 李秋英，蒋兴海，罗小年
思瑞康与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 王美娟，刘敏，卢玲，胡君，傅秀芹
利培酮与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 金卫东，施建安，赵汉清，张理义
多发性脑梗死性痴呆的精神症状及治疗 王达平，沐楠，马崔，Wang Daping，Mu Nan，Ma Cui
抗精神病药引起肠梗阻回顾研究 余常红，杨海晨，胡赤怡，Yu Changhong，Yang Haicheng，Hu Chiyi
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需求调查 李文杰，孙君，宋立升，陈美娟
氟哌酸所致精神障碍2例报告 尹燕
舍曲林与阿米替林治疗老年抑郁症对照研究 张玉琦，李桂林，廉恩勇，姬玉平
癫痫伴揭甲癖1例报告 张怀寅，李艳
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危害及致残率研究 崔承英，谷广臣，胡佰文，张国平，刘广敬，张春英，秦金兰
门诊精神药物使用情况调查 项银荣
伴有焦虑症状的抑郁症临床分析 孙菊水，卢胜利，Sun Jushui，Lu Shengli
帕罗西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状态36例临床观察 耿德勤，许东升，庄柏翔
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依从性分析 谭常赞，利国权，林海程，刘珍妮，全东明，郭光全，王蔚，王华，郑爱群
精神科门诊误诊原因分析 钱朝庆，Qian Chaoqing
采伐工人饮酒行为调查 吴超全，卢凯华，刘文亮，姚万国，王志文，王丽杰
抑郁性神经症与抑郁症的比较 林良栋，许维森
精神科住院医师苯二氮( )类药物医嘱调查 凌云熹，朱剑云
改良丁丙诺啡法戒毒临床观察 陶林，余常红，梁伟德，周欣萍，黄尚珍
男性精神分裂症凶杀者MMPI特征分析 李雪晶
儿童少年期起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调查 梁立桂，张学芳
海洛因依赖与饮酒的临床相容性 郭新宇
跨省联姻女性精神障碍76例对比观察 姚明荣，唐建良，金枝，罗继明，李身录
利培酮与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照观察 肖晓梅，宋学纯，蒋华英
赔偿问题的处理原则 郑瞻培
从两方面考虑问题 方明昭，李从培
必需从多方面考虑问题 刘求安
精神损伤的评定与赔偿 王耀华
根据不同情况给予适当赔偿 钱玉林
精神伤害的赔偿 亢明
按病因考虑赔偿问题 陈微
是补贴而不是赔偿 陈弘道
血管性痴呆的诊断和分类 盛建华，高之旭
SSRI合用其他5羟色胺能药物 汪卫华，王焕林
白细胞介素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祝卓宏，刘协和
关于动机论的几个问题 罗小年，肖卫东，程自立，臧德馨
利培酮治疗气功所致精神障碍临床观察 江永华，张彤玲
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时间与认知功能 曹延筠，孙洪强
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的性别差异 张俊，周朝当
癫疒间性分裂样精神病36例临床分析 周锦泉
以抑郁为首发症状的Parkinson病2例 李均林，刘开成
慢性疼痛的抗抑郁治疗 梁立桂
氟西汀和氯米帕明治疗强迫症对照研究 谷瑞连，高贵林，刘绍梅
嘉峪关市自杀案例调查 何源，李文，何明玉，周哲
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18例临床分析 戴福强
153例海洛因依赖者尿液检查 余慧仙，何瑞清
躁狂症与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人格比较 汪云光，王鸿霜
精神分裂症男女患者的发病年龄研究 吴树跃，刘长琳，朱列和，蔡琳，王飙
不同时期少数民族精神疾病住院情况比较 秦红，农卫霞，田建华，倪红，侯伟
孤独症儿童行为矫正及干预策略 韩玉荣
森田疗法结合认知治疗少年强迫症1例 陈强
儿童少年期抑郁症36例临床分析 王树阳，孙太起
弓形虫感染与儿童脑功能损害 陈一心，林节，张菊芬，罗硕军，虞琳，陈建芳
儿童自杀案例分析 刘克礼
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下) 翟书涛
多巴胺受体与前额叶皮层的认知功能 李敏，黎海蒂，沈政
痴呆的行为和精神症状的治疗 周新芳，苗国栋，冯培玲
精神医学知识有奖征答(10)参考答案
"三动论"与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构想 赵振光
第3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老年患者；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护理干预
世界医学性难题之一糖尿病，现无明确根治方案。疾病长期困扰老年患者心理使其产生抑郁症状，促使老年糖尿病患者体内出现应激反应提高胰高血糖素或胰岛素敏感度降低，造成患者体内胰岛素抵抗，血糖浓度控制力减弱[1]。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健康问题成为医学各阶层关注焦点。本研究选择我院内科收治该病老年患者进行分组对照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内科2012年3月～2015年3月收治患糖尿病合并抑郁老年患者62例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根据患者护理模式类型不同将62例患者分为一般组和特殊组各31例。一般组老年患者男性31例，年龄（67.2±3.5）岁，糖尿病史（6.3±1.7）年；特殊组老年男性患者31例，年龄（68.2±3.6）岁，糖尿病史（7.1±1.9）年。所有患者均无交流障碍且年龄、性别、病情、住院时间、并发症等数据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两组间存在可比性。
1.2方法 一般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如每日分时间段进行血糖测量及给予胰岛素药物注射、口服降血糖药，对于抑郁严重患者给予专科药物治疗。活动受限者定时翻身防止压疮等。特殊组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抑郁情况进行护理干预模式：①对初次患病患者给予糖尿病基础知识讲解，告知该病危害以及治疗原则（饮食为关键，药物为手段，运动为辅助，心理为统帅，自我监测为基础）。②心理干预：因患者抑郁症状需主动与其交流，听取并讲解患者内心疑问和倾诉，帮助减缓内心负担并避免抑郁情绪传播，建立良好自信心理鼓励患者自我表达。③教育护理：告知患者如何预防并发症产生以及服用药物注意事项、药理作用、不良反应以及药物起效时间。④胰岛素注射指导，帮助患者掌握胰岛素注射时间、剂量、剂型以及注射位置掌握，以便其更好进行治疗。
1.3 评定标准 ①依从性评价：有专职护理人员制定依从性调查表并依次询问患者（调查内容包括饮食、运动、服用、心理交流、自我监测等）。评分为10分制，>8分为依从，5～8分为部分依从，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并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处理及分析，数据计数资料应用"%"显示，一般组与特殊组组间比较应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取均数（x±s）标准差表示且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依从性 特殊组依从性总统计率为93.55%，一般组依从性总统计率为77.42%，且P
2.2 SAS、SDS评分 组间护理后SAS、SDS情况，特殊组SAS、SDS评分明显低于一般组，上述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现如今医学界尚未给出糖尿病与抑郁症之间相关性的明确结论，但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患糖尿病老年患者并发抑郁症的机率为正常人的3倍以上[2]。多数抑郁症现象出现多以老年患者糖尿病导致各项器官损伤或机体神经系统内分泌失调所致抑郁原因[3]；再者由于糖尿病属于身心疾病，既危害患者身体健康使其活动受限、肢体发麻等，又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长此以往导致老年糖尿病患者出现抑郁症状；再或者患者自身保护意识以及担心疾病危害都可导致抑郁发生。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较非抑郁的糖尿病患者血糖值增高各项器官损害面积较大，并且阻碍患者自身对治疗依从性。临床现出现护理干预帮助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治疗效果显著。护理干预主要表现在疏导患者内心困扰，帮助其自我表达并重获自信，再者指导患者家属与其交流辅导，增加交流度等，尽量避免患者与患者之间抑郁传播。国内相关研究发现[4]，综合性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情况以及其依从性具有一定影响力，可帮助其治疗。
本研究选择我院62例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临床资料，结果显示采用护理干预特殊组依从率为93.55%，常规护理一般组依从率为77.42%，SAS、SDS调查殊组优于一般组，以上数据经统计学计算均存在意义P
参考文献：
[1]包敏.心理护理对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观察[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3，05：673-675.
[2]王凤兰，姜菏艳，刘海萍.心理干预对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SDS、SAS评分及CRP、Hcy水平的影响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1，09：1789-1790.
[3]李敬蕊.个体化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J].中国全科医学，2005，13：1086-1087.
第4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全球疾病负担报告(GBD)200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精神疾病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4％，约1/3成人疾病由神经精神异常引起，中低收入国家占全球神经精神疾病负担的3/4。
在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神经精神疾病引起的疾病负担远大于感染、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等，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元凶”。
抑郁症是严重危害人类心身健康的常见精神疾病。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压力舒缓之道缺乏，抑郁症离我们越来越近。
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球抑郁症患病人口达1.2亿，抑郁症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四大疾病。
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病率为3％～5％，目前已有约3000万人患病，每年带给中国的经济负担达621.91亿元。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患。
现状＆数字
抗抑郁药处方量 屡创新高
由美国医疗保健研究和质量署开展的联邦医疗支出专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1996～2005年，虽然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数量持续减少，但是抗抑郁药的用量却增长了近2倍。
哥伦比亚大学Mark 01fson等的分析包括近5万例年龄≥6岁、至少服用一种抗抑郁药的儿童和成人，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涉及的精神科药物主要包括抗抑郁药、抗焦虑药、情绪稳定剂、情绪兴奋剂或抗精神病药。
结果显示，1996年，有1330万美国人服用抗抑郁药，占美国人口的5.84％，而2005年该数字分别高达2700万和10.12％，其中6～17岁儿童接受抗抑郁药治疗的比例上升78％。校正地域差异、收入、保险水平和自诉精神健康状况后，美国10年间抗抑郁药的处方量增长仍高达68％。而且，联用抗抑郁药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者也显著增加。
然而，10年间抑郁症患者的服药率变化不大(1996年26.25％；2005年26.85％)，绝大多数服药者并非患抑郁症，主要被用于缓解适应障碍、背痛、神经痛、焦虑等不适。此外，伴随抗抑郁药用量增加的是接受心理治疗者比例的大幅减少，即从1996年的31.5％跌至2005年的19.8％。
抗抑郁药处方量的增加步伐日益加快，并且呈全球蔓延趋势。美国抗抑郁药处方呈阶梯样增加，主要由精神科医生、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和内科专科医生开具(美国抗抑郁药处方量分布，见图1)。
在西班牙，女性公民中服用抗抑郁药的比例高达24％。英国的抗抑郁药用量也创历史最高，2006年英国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处方超过3100万张，比2005年增加6％，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用量1年内增长10％(美国抗抑郁药处方量，见图2)。
早在2004年，就有英国媒体惊呼，英国已成为“百忧解国度”!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成年妇女服用抗抑郁药。生育子女、照顾双亲、离婚等压力都成为触发女性抑郁症的因素。为了克服考试引发的焦虑，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服用抗抑郁药。2003年，就有14万张抗抑郁药处方开给了16～18岁的学生。
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发病率为3％～5％，目前约有3000万人患病，每年带给中国的经济负担达621.91亿元。
北京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社区15岁以上人群，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牢为6.87％，调查时点患病率为3.31％，以此推算，北京地区抑郁症的现忠人数约达30万。然而，市民对抑郁症的知晓率较低，6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仅不足10％的患者接受相关药物治疗。
相应医疗负担 越发沉重
近日，美国医疗保健研究和质量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996～2006年，美国有关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医疗支出增长近2倍，其中治疗费川从3500万美元增至5800万美元，涨幅接近2/3，从而精神疾病继心脏痫、癌症、创伤相关疾病和哮喘后，“荣登”疾病医疗支出排行榜第5。
2006年，仅抗抑郁药一项，就让英国国民健康保险体系支出2，915亿英镑。专家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由抑郁症导致的直接经济负担(如医疗费用)约为141亿人民币，间接经济损失(劳动力丧失等)约为481亿人民币，总经济负担高达622亿人民币。
《2009～2012年抗抑郁药行业竞争格局与投资战略研究咨询报告》提到，未来5年间，全球市场上的精神类药物中将有43个药物专利期满，市场份额高达850亿美元，其中抗抑郁药占了22.41％的份额。2006年，我国抗抑郁药物的市场规模已达12.58亿元。
态度＆思考
处方量增加 是喜还是忧?
OHSON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关于抗抑郁药处方行为的热议，作者强调，抗抑郁药处方量增加在常理之中，但其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惊诧。他认为造成抗抑郁药用量倍增有多种原因(见表1)。
另一项调查也证实，1998～2006年，某些精神疾病患者的服药意愿明显提高，例如愿意接受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比例从41％增至49％，即对于精神疾病的药物治疗越来越为美国人所认可和接受。
总之，抗抑郁治疗已为广大美国人认可和接受，但仅限于药物治疗，这种重药物治疗而轻心理干预的趋势值得我们深思和担忧，得了抑郁症就一定需要服药吗?抗抑郁药真的能使患者长期获益吗?
抗抑郁药 真的不可或缺?
抗抑郁药已成为改善抑郁症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治疗手段。然而，一切并非一帆风顺!2003～2004年公布的几项研究发现，服用抗抑郁药反可增加患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自杀倾向和自杀率。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先后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3次提出警告和强制措施，要求在抗抑郁药包装上附加黑色警告标签――抗抑郁药可能增加自杀倾向。
2006年新年伊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两项大型独立研究均表明，服用抗抑郁药不仅不会增加成年人的自杀倾向，而且能有效治疗抑郁症。基于此，一些精神病学家呼吁FDA重新评估其对抗抑郁药的警告。
2008年，英国赫尔大学教授Irv―ing Kirsch等报告，临床常用抗抑郁药(氟西汀、帕罗西汀、文拉法辛和奈法唑酮)的疗效被夸大，除对部分重度抑郁症患者有效外，多数情况下未能改善抑郁症状，不过是精神“安慰”，这意味着抑郁症患者完全可通过非药物方案获益。
英国著名精神卫生慈善机构“精神”指出，程度较轻的抑郁症成年患者不应服用抗抑郁药，而应接受心理咨询和认知行为疗法或在医生指导下加强锻炼。
有医学专家指出，在空气清新的环
境里经常锻炼也可减轻患者症状，但许多医生和患者为了达到快速治疗的目的，大多还是会选择服药。
法国医疗产品安全局称，患者在服用抗抑郁药之前，最好先了解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是轻度抑郁或是临时性症状，心理咨询会更为有效；如果是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才有必要通过抗抑郁药进行治疗。
所以，目前抗抑郁药并非不能用，但对于抑郁症患者是否使用抗抑郁药有几个原则。在治疗开始后第1周或剂量更改(增加或减少)时，应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自杀倾向；治疗开始后如病人症状恶化持续存在或出现自杀倾向，应考虑停药或更换药物；应告诫病人或医务人员监测病情是否恶化，是否出现自杀或自残的想法或行为，一经发现应立即就医。
问题＆对策
关键词：责任
抗抑郁药处方量增加到底是归因于患者的治疗需求增长，还是过度医疗之累?有学者提出质疑，作为明确的精神疾病，临床重度抑郁症患者接受抗抑郁药治疗无可厚非，然而当人生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出现情绪低落，或感到难过、茫然，也必须有赖药物治疗吗?
美国Emory大学临床神经医学中心主任、精神病学家Douglas Bremner承认，抗抑郁药的疗效虽说并不令人满意，但总好过没有，因此过度使用现象确实存在。英国医学专家认为Kirsch等的研究成果“尤其重要”，这有助于引导抑郁症患者不再依赖药物，转移到其他的治疗方案上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Bloomberg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也指出，尽管抗抑郁药处方量增加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为精神科医生提出新的挑战和责任，即教育、指导公众和医务工作者正确识别能从药物获益的临床情况，以及鉴别无需药物治疗、可自行缓解的自限性应激状况。因此，医务界应以完善公众对抗精神病药物正确使用为己任，积极开展多种形式且更具针对性的公众运动。
关键词：缺口
与传统的三环类抗抑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相比，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不仅能减少患者的自杀死亡，而且副作用少，无需频繁随诊，因此成为初级保健医生的心仪之选，但是我们不得不为诊疗措施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担忧。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约3000万，但仅不足10％的患者得到专业治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张明园教授就曾指出，我们最大的担忧是，由于缺乏精神科临床经验，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患者服用药物的指征难以把握，反而造成更糟的结果。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的匮乏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精神科医师总数约为1.7万，平均每10万人才配备1位精神科医生，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每1万人中就配有1名精神科医生。如果以中国人口为基数来算，国内的精神科医生的缺口达11.3万。
专家呼吁，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精神疾病治疗从业人员资格及机构的管理和认证，让更多的抑郁症患者有机会接受专业治疗。
专家连线
目前，临床医生也逐渐认识到，精神心理疾病离他们并不遥远，而且联系越发紧密。
虽然抑郁症患者的人数没有明显增加，但是抗抑郁药的处方量却在急剧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这与医疗保障力度加大、全民心理健康意识增强、就诊途径多样化等因素不无关系。
现阶段，有八九成的抗抑郁药由综合医院的临床医生处方，因为绝大多数的单纯心理疾病或心理疾病合并躯体疾病患者在综合医院就诊，广泛分布于各科室，直到病情十分严重或出现明显精神病性症状时才会自行或经综合医院转诊至精神病专科医院。
再有，很多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偏见不愿到专科医院就诊，以及我国精神病专科医生严重紧缺，因此保留综合医院这块阵地具有现实意义，也是现阶段提高精神疾病就诊率和治疗率的有效措施。
因而综合医院的临床医生应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知识，经过相应培训，对心理障碍能做到初步识别、简单处理，对于不能处理的患者建议转诊。
再有，抗抑郁药处方量增加并非就是滥用，也与焦虑障碍患者主要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且疗程相对较长有关。当然我们还应加强心理干预，例如对轻症患者、尚未达到疾病状态或偶然事件下诱发抑郁情绪的人群，通过心理调适、心理干预就能得到改善，此时就不一定需要药物治疗。
(北京回龙观医院 杨甫德)
要闻速递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 30％基层医疗机构先行试点
本刊讯(记者 胡睿)在新医改方案公布4个月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于8月18日正式启动。
当日通告显示，除《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最重要的一项事宜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年版》)。
据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另一部分为其他医疗机构使用部分，而其他医疗机构部分将随着公立医院改革方案一并。
本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年版》)共有307种药品，包括205种西药，102种中药。
针对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的实施日期，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司长郑宏表示，“不迟于12月份，中国各省区市将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制度推行时间，见表)
第5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肝硬化在临床上较为常见，目前尚无根治方法，需定期复查，规范治疗，伴随着病程的延长，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为此，笔者对部分老年肝硬化后抑郁情况进行了临床调查与指导，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本报告为2007年1月至2013年6月在本院确诊的老年肝硬化患者，共103例，男57例，女46；年龄60岁―73岁，平均（68.2±5.1）岁；发病时间为（6.5±10.3）年；其中单纯肝硬化51例，合并上消化道出血24例，合并肝硬化腹水26例，合并肝性脑病2例，患肝硬化前均无精神障碍及阳性家族史，性格开朗，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无其它慢性疾病史。
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 （SDS）及老年抑郁量表（GDS）测试。SDS标准分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70分为重度抑郁。GDS评分11～20分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1]。
统计学处理采用X2检验，P
2 结果
抑郁组为SDS评分≥50分或GDS评分≥11分，表明有抑郁症状，共41例，其余62例为非抑郁组。老年肝硬化后抑郁发生率为39.8%，其中轻度抑郁14例，中度抑郁18例，重度抑郁9例。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之间比较，其性别、年龄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经X2检验，老年肝硬化后抑郁的发生与其疾病本身无显著相关性（P>0.05）而与其并发症有显著关系。
3 讨论
肝硬化是一种以肝组织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和再生结节形成为特点的慢性肝病， 是所有慢性肝脏损伤的最终病理阶段。肝硬化对身体危害较大，尤其伴有并发症的患者更为严重，它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会给病人带来沉重的心理及经济负担，严重者可导致死亡[2]。老年肝硬化后抑郁症状频为常见。本结果表明其抑郁的发生与其并发症有着显著关系，可能由于出现并发症后，患者自觉病情加重，致使情绪低沉，同时，由于心脑功能减退所伴有的倦怠、疲乏、睡眠障碍等症状，也使患者对自身病情过度焦虑、担忧、悲观，进而加重对情感的压抑。此外，患肝硬化后长期饮食受限、定期检测，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社会地位减退，子女大多不在身边而照顾不周等亦可能加重了患者的抑郁情绪。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区老年人将是肝硬化的主要危险人群。因此，建议医院及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对他们进行耐心合理的健康教育和自我护理教育，尽可能免予并发症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要用可靠而有效的测试方法和干预措施来有助于抑郁症状的早期诊断，降低其发生率，对于抑郁症状较重的患者可考虑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
在规范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以适当的家庭康复综合干预模式治疗。其主要内容应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患者对肝硬化的认识，什么是肝硬化，其临床病状、体征和预后，它对于家庭和社会不良影响，坚持规范化治疗及定期检查的意义。第二部分了解治疗肝硬化的常用药物，药物间的的相互作用和负作用及药物剂量，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就诊，和增加就诊次数，如何与医生保持联系。第三部分内容帮助病人做好日常保健，适当的运动训练，身体状况的变化观察，并提出自我感受，提高疾病心理方面的知识。第四部分重点为肝硬化发生并发症的常见高危因素和预防，对并存的危险因素积极关注并及时治疗，可能会取得更佳的防治效果[3]。.
参考文献：
[1] 沈渔.精神病学. 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M]， 2004：201―202.
第6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摘 要】 目的：探讨综合性医院抑郁障碍的临 床特点及治疗。方法：将各科以躯体不适就诊但经多方查治无效而转 来心理门诊的患者，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测评，HAMD≥18分者入组共70例，分别给 每日氟西汀20mg治疗6周，治疗前后查HAMD，并进行疗效评定。结果：70例 中，轻度、中度抑郁占85.7%，重度抑郁占14.3%。有71.49%的初诊患者的第一主诉是睡 眠 障碍和躯体不适。经服用抗抑郁剂氟西汀治疗六周后，HAMD评分结果明显下降(P＜0.01)， 痊愈率68.9%，显效率27.8%，进步1.64%，无效1.64%。治疗前后HAMD量表的五项因子评 分均有明显下降，具有显著意义(P＜0.01)。结论：综合医院抑郁障 碍患者及时识别、诊断，适当应用抗抑郁剂可有效缓解抑郁症状和躯体症状，减少不必要的 检查和治疗，利于患者疾病的康复。
Depression,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and Outcome in General Hos pita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depression, corresponding treatm ent and outcome in general hospital. Method: All patients referr ed to clinic of psychological co unsel were screened by HAMD, 70 of them scored higher than 18 were included. An t itdepressant (Flucidine 20 mg per day) was given for 6 weeks. Results: Among 70 p atients with depression, 71.5% consulted their physician with chief complaint of sleep disorder or somatic discomfort first. 14.3% of them had serious depressio n. After 6 weeks treatment of antidepressant, 68.9% were cured, 27.8% improved d ramatically, 1.64% improved, the other 1.64% made no improvement. (paired t-test , p＜0.01) Conclusion: Antidepressant can improve depression of patients in general hospital, so that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over-examinati on and inappropriate medical therapy.
【Key Words】depression antidepressant general hospital
抑郁障碍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综合性医院遇到的抑郁障 碍病人比精神专科更为普遍(1，2)，WHO报告的中国疾病负担分布情况也显示，抑郁 症已成为引起我国疾病负担最大的第二号疾病(3)，应该引起临床各科的足够重视。 本文对70名门诊抑郁障碍患者进行了临床评估和药物治疗，以探讨综合医院抑郁障碍的临床 特点以及治疗和转归情况。
对象与方法
对象 1998年在综合医院各科以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就诊，但经多方查治效果不佳而转心理 门 诊的病人。经HAMD21项量表评分≥18，除外器质性疾病造成的抑郁障碍者入组。既往未经过 系统抗抑郁治疗者共70例为研究对象，并符合躯体形式障碍诊断标准。
方法 选用美国礼来公司生产的氟西汀胶囊(百优解)口服，每日20mg。用HAMD量表在治疗前 、治疗六周时进行两次评分。睡眠欠佳者睡前加服小剂量安定类药，或中药安神补心胶囊6 粒。
结 果
一、一般资料：70例中男性28例，女性42例，男女比例1∶1.5。患者年龄16—75岁， 平均45.5岁。经HAMD量表评定，18—24分为轻、中度抑郁，共有51人；25分以上为重度抑 郁，共19例，其中9例患者因抑郁严重而转院治疗，未能完成六周治疗而脱落。
二、临床特点：在入组的70例患者中以睡眠障碍为第一主诉化有20例，慢性疼痛主诉的有10 例，心血管系统症状有12例，消化道症状有10例，而以心境恶劣为第一主诉的18例，说明74 .3%的患者就诊的不适主诉是睡眠障碍和躯体不适，而不是抑郁症状。
三、HAMD治疗前后评分及临床疗效
治疗前HAMD评均分为23.7±5.1，治疗后为4.7±2.8。表明经氟西汀治疗后患者的HAMD 评分明显下降，具有极显著差异(t=5.4，P＜0.01)。
从表1的结果也可以看出，HAMD量表五项因子评分治疗前后均有显著减低，详见表1。
表1 HAMD量表五项因子评分比较(±SD)
焦虑/躯体化体重减轻认知障碍抑郁/阻滞睡眠障碍
治疗前5.57±
1.621.09±
0.803.311±
1.80 6±
1.534.2±
1.32
治疗后0.52±
0.760.03±
0.250.04±
0.211.67±
1.371.24±
1.06
t1.05.11.26.31.8
p＜0.01＜0.01＜0.01＜0.01＜0.01
从临床疗效分析，本组治疗后，痊愈率(减分率＞75%)为68.9%，显效率(减分率50～75%)为 27.8%，进步(减分率25～50%)1.64%，无效(减分率＜25%)1.64%。9例患者脱落，疗效不 能确定。
四、副作用：
有3例出现一过性胃肠道症状，未加处理，自行缓解。除9例重度抑郁转专科治疗外，61例全 部完成6周治疗。讨 论
5-羟色胺(5-HT)是机体内重要的神经介质之一，它与精神活动特别是情感活动关系密切。多 数抑郁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涉及几种神经介质，其中脑组织中5-HT含量少和/或功能降低， 与抑郁发病有关(4)。氟西汀作为新一代抗抑郁药，是选择性5-HT回收抑制剂，能特 异地作用于5-HT再摄取泵，提高脑内5-HT浓度，有效治疗抑郁及伴随症状。本文对综合医院 中抑郁障碍的患者予氟西汀进行了6周系统的抗抑郁治疗，治疗前后HAMD量表评分有明显的 差异(P＜0.01)，各项因子评分有明显差异(P＜0.01)，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结 果显示，氟西汀治疗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严重程度的抑郁患者，具有较好的临床疗 效。这一结果与以往国内外报告一致。
氟西汀疗效肯定(与TCA相当)，安全系数高［5］，不良反应少，本文结果支持此结论 。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74.3%的患者以睡眠障碍和躯体不适为主要临床表现，抑郁症状不十分 典型，因而给临床各科医生对抑郁障碍的识别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本文有36例病史超过2 年，大多数是反复就诊于临床各科室，其症状表现与相应的体格和实验室检查不符，对症治 疗效果不明显。患者感到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工作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据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其它一些机构调查，综合医院的绝大多数抑郁症病人没有得到 识别、诊断和治疗。Bridges等对综合医院的500名初诊病人调查发现，当病人以慢性躯体疾 病为主诉时，抑郁的漏诊率达48%。1994年WHO调查了世界15个基层单位，结果是上海地区抑 郁症识别率为6.2%，治疗率为3.5%［6］。本文对此类以躯体形式障碍为表现的抑 郁障碍患者服用抗抑郁剂氟西汀治疗，获得较好疗效，提示综合医院各科医生在治疗躯体疾 病时，对疗效不佳者要考虑是否存在抑郁障碍，注意对抑郁症的识别、诊断，了解躯体疾病 背景下的抑郁以及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适当应用抗抑郁剂，会有利于躯体疾病的康复 ，必要时转诊到精神科或心理咨询门诊，以便于对抑郁症做出明确诊断，及时系统地治疗， 更好地解决现代临床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Richelson E，Treatment of acute depression.Psychiatry Clin North Am.1 993;16:461-478
2，张震.躯体疾病背景下的抑郁.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4)：167
3，萧世富等.世界卫生组织初级保健病人心理障碍合作研究的上海样本结果.中华精神科杂 志，1997；30(2)：90-94
4，蔡焯基等.抑郁症基础与临床，科学出版社 1997，176。
第7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艾滋病患者；抑郁；心理问题；生活质量；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 R512.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8（b）-023－02
当今社会，艾滋病仍是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艾滋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更是有待研究。本文对艾滋病患者的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评述，以期得到改善。
1 国际、国内艾滋病状况
1981年，世界上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从此，AIDS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与蔓延，已从公共卫生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更多的人在提到AIDS都是谈虎色变。 依照2007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的数据，全球约有3 3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其中：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为70万，占全人群感染率的0.05%，并且感染AIDS的患者除外的高危人群，一般人群的比例正逐年增加[2]。应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延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也使艾滋病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演变为慢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目前很少有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且社会对此病的认知还不够，所以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疾病本身所带来的困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容易发生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据近期一则科学研究报告显示，抑郁会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将会不同程度的影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命质量[3]。
西方国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些心理问题的（主要以抑郁为主），而国内这方面研究才刚刚起步，在我国人口压力巨大的现实面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尽管全球在这场与艾滋病毒抗争的浩大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情况还不能让人乐观，主要原因有：一是感染者呈低龄化趋势，资料显示， 15～24岁年龄段的就有1 000万，15岁以下有250万；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仍是重灾区，在全球3 320万感染者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当地的卫生医疗条件却远远达不到有效抑制艾滋病毒的效果。2007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占全球67%，艾滋病死亡人数占全球72%；三是艾滋病防治资金依然不足，2007年全球艾滋病防治资金还有80亿美元的缺口；四是全球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仍缺乏力度。而徘徊在全球上空的艾滋病的幽灵，不仅对西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也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害， 进而对我国人口安全构成威胁[4]。ADIS不但会破坏感染者的生理功能，降低其劳动能力；同时，对此病认知不够的民众会对AIDS患者的人际交往造成很大压力，并且使患者在正常的社会活动中遭受诸多困难；对于大多数AIDS患者来说，他们在社会心理方面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身体上的痛苦。而这除了影响AIDS人群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外，更重要的是也影响社会的稳定，容易出现报复性事件[5]。
2 抑郁
2.1 抑郁的定义
抑郁是人类最常见的心理疾患，是影响到思想、感触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一种严重的心理症状。抑郁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在美国，几乎10%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约1 900万人在忍受抑郁的折磨。基于权威调查，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5%~20%。由于艾滋病的高自杀率、感染和传播途径的特殊性，AIDS患者极易产生各种负性心理表现，使抑郁症状加重并且更具有破坏性。由于对治疗的绝望、经济方面的困难、职业发展的影响、社会对其的歧视、甚至包括体貌影响、合并精神病或物质滥用等诸多原因，使得艾滋患者自杀率增加，为正常人的的7.4倍。总而言之，抑郁症是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共病症。AIDS患者普遍存在心理抑郁。
2.2 国内外抑郁患者状况
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人群抑郁患病率为6.87%[6]。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抑郁患病率为20%~79%。美国艾滋病感染抑郁患病率为36.0%。我国著名艾滋病研究员金华等人对国内2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研究发现，抑郁患病率为79%，况伟宏等人对四川省某县疾病控制中心在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调查发现，抑郁患病率为35.2%[7]。以上结果均不同程度反映艾滋病感染者抑郁患病率的增加。
2.3 抑郁影响因素
抑郁症是脑功能异常的结果。抑郁症的原因是目前迫切研究的问题。遗传易感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生活的历史似乎决定一个人的风险水平。抑郁症的发作可能是由压力引起的同时受生活困难、药物副作用或对大脑艾滋病毒的影响。不管它的起源，抑郁会限制健康，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加速艾滋病病毒发展为AIDS[8]。
2.4 抑郁调查量表
国内外采用的调查量表有社会支持程度量表（SSRS），SSRS采用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笔者采用的是CES-D抑郁自评量表，量表共有20项，反映了抑郁症状的六个侧面：抑郁心情、罪恶感和无价值感、无助和无望感、精神运动性迟滞、食欲丧失以及睡眠障碍。评分按过去一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分为0～3分4级，0级：没有或几乎没有，持续不足1 d；1级：少有，持续1～2 d；2级：常有，持续3～4 d；3级：几乎一直有，持续5～7 d。评分标准，①以过去1周来计算；②每项不足1 d的为“0”分；有1～2 d的为“1”分；有3～4 d的为“2”分；有5～7 d为“3”分。③将20项得分相加，＜15分为无抑郁症状；10～15分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以上肯定有抑郁症状，建议看心理医生。
3 艾滋病抑郁的影响因素
3.1 感染途径
我国金华等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研究发现，75%的首次抑郁发生是在得知HIV感染后的6个月[9]。国外学者等对10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抑郁的对照研究进行Meta分析（对照组均为同性恋或吸毒人群），发现感染HIV是抑郁的危险因素（OR=2.0，95% CI 1.3~3.0）。然而，在吸毒或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感染者比其他人群患病率没有提高。
3.2 缺乏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艾滋病患者抑郁的负面因素。经过调查，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受众面小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抑郁的危险因素[10]。研究结果显示，艾滋病患者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弱，患抑郁的概率越大[11]。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男性艾滋病患者与朋友住在一起的更不容易出现抑郁。前瞻性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等）与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抑郁发病有关。社会支持满意度高的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在感染HIV 1年后产生抑郁的可能性较小。
4 国内研究状况总结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的心理状况与HIV感染、艾滋病病情、社会支持、负性生活事件等因素有关，并导致患者产生抑郁。研究者认为AIDS病情进展增加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抑郁风险；吸毒和同性恋患者具有更高的抑郁概率。在这些特殊的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抑郁影响因素，在我国相对西方国家较传统的文化背景下，研究更加复杂。 由于文化背景与研究方式的不同，国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抑郁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我国还需研究。我国艾滋病疫情目前已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展，因此，今后除了在吸毒、同性恋等特殊艾滋病患者中开展对抑郁的研究之外，在一般艾滋病患者开展抑郁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将会为我国对艾滋病患者的精神疾病评估和干预工作提供实证依据。
总而言之，为了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抑郁状况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Unaids.2007 AIDS epidemic update[R].Geneva,2007,30(5):99-101.
[2]卫生部.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R].2007.
[3]Kemppain J K. Predi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in AIDS patients[J].J Assoc AIDS Care,2001,12(1):61-70.
[4]中国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OL].省略/publicforum/content/free/1/1673136.shtml.
[5]向德平,陈琦.艾滋病患者的社区支持[J].学术论坛,2004,27(3):141-144．
[6]马辛,李淑然,向应强,等.北京市抑郁症的患病率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7,40(2):100-103.
[7]况伟宏,李进,马渝根,等.HIV感染者/AIDS病人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调查[J].四川大学学报,2005,36(1):97-100.
[8]Page-Shafer K, Delorenze GN, Satariano W, et orbidity and survival in HIV-infected men in the San Francisco Men's Health Survey[J]. Annals of Epidemiology,1996,6(5):420-30.
[9]Ciesla J A,Roberts J E .Meta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V Infection and risk for depressive disorders[J].Am J Psychiatry,2001,158(5):725-730.
[10]Michael S Y,Joseph M M,Wade T J,et al. Religion,spirituality,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HIV/AIDS[J]. J Gen Intern Med,2006,21(suppl 5):21-27.
第8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男性；抑郁症；性激素；临床症状；相关性
Levels of serum sex hormone in mal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YAN Ci1， YUAN Jie2， YAN Hongqi3. 1.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of Psychology Institut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 063000， Hebei， China； 2.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000， Hebei， China； 3.Harbin First Specialist Hospital， Harbin 15000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erum sex hormone levels in mal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and clinical symptoms. Methods： 30 mal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and 30 normal male were chosen as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The level of serum prolactin （PRL）， luteinizing hormone （L H），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testosterone （T） and estradiol （E2） were measured by radioimmunoassay method， and the total score and all factor scores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HAMD24） were assessed by exper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male， the levels of serum T and E2 in male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P
【Key words】Male； Depression； Sex Hormone； Clinical Symptoms； Correlation
【中图分类号】R749.4+1【文献标志码】A
抑郁症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精神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下降是其主要临床症状之一。遗憾的是，近30年抑郁症与性激素的关系才开始被研究，且结果尚不一致。本研究主要是探讨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 1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首次就诊于我院并住院的男性首发抑郁症患者及健康志愿者。
入组标准： （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 DSM-IV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2）年龄18～45周岁；（3）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患者；（2）既往有过其他精神疾病患者；（3）酒或其他物质依赖或滥用者；（4）入院2周前服用过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锂盐、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者；（5）有严重器质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肾病综合征、肾功能衰竭、肝病等躯体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糖原累积症等。
正常对照组： （1） 本院健康志愿者；（2） 年龄18～45 周岁；（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本（HAMD24）总分
1.2研究方法
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了入组人群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病程、HAMD24总分。
精神科评定量表：研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本。HAMD24总分
激素测定：所有入组人员均于入院次日清晨空腹取肘静脉血5mL，4℃ 3000 r/min 离心15 min，分离血清。并采用放射免疫法对所有入组血清进行泌乳素（PRL）、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睾酮（T）和雌二醇（E2）水平的检测。
1.3统计学处理
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对所统计的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计量资料两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t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P
2结果
2.1入组人群情况的调查
入组对象一共{入了60例，其中包括30例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平均年龄（39.70±5.15）岁；30例健康男性对照人群，平均年龄（38.27±5.43）岁。两组的年龄比较并没有明显差异（P>0.05）。入组的抑郁症患者HAMD24量表平均值为（30.60±3.69）分，由此可见，住院的抑郁症患者多数病情较重。而病程差异较大，从1～120个月不等，我们可以推测，至今为止，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并没有在人群中普及，或者是由于得病的病耻感使病人不愿就医，从而延误了就医时间，这提示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要加强对患者以及健康人群的宣教。见表1。
2.2首发男性抑郁症与健康男性对照组两组间性激素的比较
首发男性抑郁症组患者的LH、T和E2水平均低于与正常对照组，但只有T和E2的水平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2。
2.3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T和E2水平与不同临床症状的关系
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T水平与认知及睡眠障碍呈负相关（r=-0.548，P
3讨论
抑郁症如今已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其发病率在全世界位列第四位[1]。然而抑郁症病因复杂，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在较为关注的发病机制中，神经内分泌学说占据一席之地，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但近年才被关注。在临床工作中，精神科医师常常可以见到男性抑郁症患者存在障碍的问题，这也成为在抑郁症治疗过程中医师应该关注的普遍问题。刘联琦等[2]在评定了89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后发现，抑郁症患者中障碍发生率为 62.9%。与此同时，邹庆波等[3]在评定了120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后发现，在男性抑郁症患者中有65%的人有不同程度的障碍。抑郁症患者障碍发生率之高也使得抑郁症的病程呈现出迁延和易复发的趋势。现已发现在大脑的边缘系统中存在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受体[4]。这更进一步提示我们，抑郁症与性激素的关系值得探讨。
PRL由垂体分泌，应激可以使体内PRL水平升高。杨剑虹等[5]在检测了40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和30例健康男性对照人群的PRL后发现，男性抑郁症患者PRL水平与健康男性相比有所上升，但这种变化却没有统计学意义。欧阳爱桂[6]在检测了90 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及70 例健康男性对照者的PRL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和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男性抑郁症患者PRL水平的变化可能提示我们，抑郁症患者在发病前可能受到过一定程度应激原的刺激，但是这种应激并不是引起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因素。
LH和FSH也是由垂体所分泌，两者相互协同共同刺激睾酮的分泌。方泽忠[7]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上报告了他所研究的30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和30例健康男性对照人群的性激素的水平，研究显示男性抑郁症患者的FSH水平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稍高，LH水平与健康男性对照组相比稍低，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那万秋等[8]在老年抑郁人群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本研究结果与方泽忠、那万秋的研究结果一致。
T是男性最主要的性激素，而E2主要由T转化而来。临床上发现抑郁症患者通常存在下降的情况。张迎黎[9]和林涌超等[10]为了探讨抑郁症患者性激素水平，分别测定了30例男性抑郁症患者和30例健康男性血清中的T和E2水平，发现抑郁症患者的T和E2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人群。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的T和E2的水平均较健康男性有明显下降。这与林涌超、张迎黎等的研究一致。研究发现，T可以通过抑制5-羟色胺（5-HT）再摄取、激活酪氨酸羟化酶、增加γ-氨基丁酸（GABA）转运等，增加人体5-HT、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和GABA的水平，进而维持机体的稳态，当T减少时，以上神经递质水平便会下降，导致抑郁的发生[11-13]。E2在抑郁症的发病中也至关重要。研究发现E2可以减少5-HT在突触间隙被重吸收、还可以抑制单胺氧化酶（MAO）的活性，从而提高突触间隙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E2减少会使5-HT、DA和NE等递质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14-16]，从而发生抑郁。除此之外，DA和NE在人体有性唤起和性维持的功能，抑郁症患者DA和NE等递质的表达水平下降，这也进一步解释了抑郁症患者减退的现象[17]。
由于首发男性抑郁症患者存在血清T和E2水平的下降，故而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激素与男性抑郁症患者临床表现的相关性。结果发现，随着抑郁组血清T水平的下降，认知功能和睡眠障碍也变得越差；伴随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E2水平的下降，患者的HAMD24总分随之增高病情加重，睡眠障碍也越严重。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针对有性激素下降的患者适宜的给予性激素补充治疗可能会更好地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某些临床症状[18，19]。
综上，抑郁症的发生机制复杂，本研究认为可能与T和E2水平下降有关。同时抑郁症患者T和E2的水平可能也会影响其临床症状。但遗憾的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研究所纳入的研究对象例数相对较少；并且在病例的选择上也较单一，病例人群都是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没有门诊病人；此外考虑到女性激素随生理周期波动的情况，并没有对女性抑郁症人群进行研究。因此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克服上述设计的不足，更深入的研究抑郁症和性激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Hirschfeld RM. Depression epidemiology and its treatment evolution.Clin Psychiatry，2012，73（10）：29.
[2]刘联琦，周平，郝军锋，等.男性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前后情况调查.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3，40（2）：65-68.
[3]邹庆波，潘长景.男性抑郁症患者状况调查分析.中国性科学，2014，23（9）：25-27.
[4]李玲，谢华，戴剑峰.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与抑郁症相关性的研究进展.医学综述，2014，20（21）：3872-3874.
[5]杨剑虹，沈鑫华，兰光华.帕罗西汀抗抑郁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变化.医药导报，2013，32（10）：1303-1306.
[6]欧阳爱桂，方惠玉，刘满芬.男性抑郁症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和性激素水平以及两者间的相关性观察.吉林医学，2012，33（14）：2925-2926.
[7]方泽忠，吴梁安.男性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那万秋，兰光华.首发老年男性抑郁症性激素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研究. 苏州：苏州大学，2014.
[9]张迎黎，贾福军.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及临床特征的关系.上海精神医学，2003，15（4）：222-223.
[10]林涌超，王高，陈彬，等.男性抑郁症患者度洛西汀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海峡药学，2012，24（12）：83-85.
[11]关承斌.睾酮对男性抑郁症患者情绪及认知症状影响的对照研究.中国医药指南，2010，36（8）：19-21.
[12]Rizvi SJ，Kennedy SH，Ravindran LN，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stosterone and sexual function in depressed and healthymen.J Sex Med，2010，7（2）：816-825.
[13]Anawalt BD，Hotaling JM，Walsh TJ，et al.Performance of total testosterone measurement to predict free testosterone for the biochemical evaluation of male hypogonadism.J Urol，2012，187（4）： 1369-1373.
[14]李伟，唐晓伟，林圣彬，等.雌激素受体α在抑郁症模型大鼠海马中的分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33（1）：61.
[15]刘春林，阮克锋，高君伟，等.抑郁症的多机制发病.生理科学进展，2013，44（4）： 253-258.
[16]Weinstock M. Intrauterine factors as determinants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sr J Psychiatry Relat Sci，2010，47（1）：36-45.
[17]高作惠，严峻.男性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前后变化的临床研究.中国性科学，2014，23 （10）：20-22.
第9篇：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妇产科；心理状况；症状自评量表；孕妇；焦虑；抑郁
A Study of Anxious and Depressed States on Pregnant Women at Pre-childbirth in Shenyang Area. Dong Yuzhen, Zheng Liyan, Liu Jinsong, et al.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the 202nd Hospital of PLA, Shenyang 110035,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nxious and depressed state of pregnant women in order to acquire the basis for psychology tutorship and aid for spirit deliver. Methods 220 pregnant women in Shenyang area were tested with SAS and SDS questionnaires in symptom check list 90, and take 216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back. The table means were tested by the T test,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data of the countrywide common people. Results There a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S of whole pregnant women with the countrywide common people model, but the SDS was less than the countrywide common model(P
【Key words】 Gynecological and obstetrics; Psychology state; SCL-90; Pregnant women; Anxiety; Depression
在正常人群中孕妇是个特殊的群体，作为准妈妈，她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和顾虑。特别是我国实行独生政策以后，绝大多数的女性都是只生一个孩子。由于没有生产经验，在产前会产生对分娩的恐惧和担忧的心理，而且会随着分娩期的临近而越来越强烈。这些情绪会直接影响孕妇的分娩过程和胎儿的发育，对孕妇进行心理辅导，缓解这些不良情绪，使产妇顺利分娩是妇产科工作的重要一环，而进行这项工作的基础是掌握孕妇产前的心理状况。由于孕妇的性格个人不同，所以其不良情绪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人表现为焦虑，也有人表现为抑郁等。了解和掌握孕妇产前的心理状态，针对其特点进行心理辅导，是当前我国产科学界急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我们按照国际心理检验的标准[1]，对我院的孕妇产前焦虑和抑郁状态进行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6年上半年来我院就诊的孕35周以上的产前孕妇随机抽取220名进行测试，将216名有效问卷为研究对象，其中妊娠36周以下者(包括36周)72人(33.33%)，37周者18人(8.33%)，38周者42人(19.44%)，39周者46人(21.30%)，40周以上者38人(17.59%)；年龄25～42岁，平均年龄28.75±3.04岁；城市户口者180人(83.33%)，农村36人(16.67%)；独生子女100人(46.63%)，非独生子女116(53.70%)；妊娠1次以下者(包括1次)126人(58.33%)，2次者66人(30.56%)，3次以上者24(11.11%)；分娩0次者140人(64.82%%)，1次者68人(31.48%)，2次以上者8人(3.70%)；有职业者154人(71.30%)，无职业者(包括个体业者)62人(8.70%)；ABO血型为A型者46人(21.30%)，B型者72人(33.33%)，O型者74人(34.30%)，AB型者24人(11.11%)。在216名被测者中，78人希望剖腹产(36.11%)，138人希望自然分娩(63.89%)，所有被检者均已通过精神疾病筛查，排除精神障碍。
1.2 方法 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1,2]对产妇进行产前问卷调查。将调查问卷输入惠诚心理测验软件系统5.0，统计粗分和标准分。焦虑自评量表(SAS)：标准分＜50分为非焦虑，≥50分为轻度焦虑，≥60分为中重度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DS)：标准分≤50分为无抑郁，50～59分为轻度抑郁，60～69分为中度抑郁，≥70分为重度抑郁。
1.3 统计方法 各项结果均以±s表示。显著性水准：α=0.05，采用SPSS 1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2 结果及讨论
2.1 孕妇产前焦虑和抑郁症状出现情况 在调查的孕妇中出现焦虑症状者为48人(22.22%)，其中轻度焦虑症状的44例(20.37%)，中度和重度焦虑症状者各为2例(分别占0.93%)。出现抑郁症状者共为84人(39.0%)，其中轻度抑郁症状者和中度抑郁症状者均为42例(各占总数的19.44%)，没有重度抑郁者。同时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产妇共有34人，虽然只占产妇总数的16.0%，但焦虑患者的70.83%同时出现抑郁，而抑郁患者的40.48%会同时出现焦虑症状，可见患有焦虑的产妇一般都同时出现抑郁症状，而有抑郁症状的产妇有4成伴有焦虑症状。Kitamura等[3]报道，孕期产生焦虑抑郁症16.5%。国内韩蓁等[4]报道，产前抑郁症25.5%。本研究显示，产前出现焦虑症状者48人，占22.22%，出现抑郁症状者84人，占39%，两种症状的出现率都明显高于国外和国内其他学者的报道，这可能与来我院就诊的产妇多为文化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以及妊娠反应症状较重的病例有关。
2.2 孕妇产前SAS和SDS测试结果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产前孕妇群体的SAS和SDS总粗分及标准粗分明显高于全国常模，见表1。
2.3 不同群体间焦虑和抑郁症状出现情况的比较 产前孕妇的不同年龄、不同出身、是否独生子女、有无职业、文化程度、妊娠周数、妊娠次数、分娩次数、以及不同ABO血型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见表2～5。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较高(大专以上)的产前孕妇焦虑出现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这可能是随着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孕妇思考的问题相对较多，对妊娠及分娩的担心也相对较多，从而出现焦虑症状。同时，妊娠次数2次以上的产前孕妇焦虑出现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这可能是由于第一次妊娠时孕妇比较兴奋和幸福，对妊娠和分娩时的痛苦没有体会，而第二次妊娠后，由于经历了第一次妊娠和分娩的痛苦，对妊娠分娩的情况有了比较深的体会，所以临产前容易出现焦虑症状。上述各因素的比较结果还显示，没有固定职业的产妇抑郁症状的出现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同时，农村户口的产妇抑郁症状略高于城市户口者，可能是由于对分娩后经济状况的担心或其他因素所致。其他因素如产妇的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妊娠周数、分娩次数和血型等对产妇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出现没有明确影响，这说明妊娠和分娩这一人类生殖繁衍的正常生理现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地对待它，一般的因素不会对其产生明显影响，特别是几乎没有什么因素能够使女性因为怀孕而出现较严重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所以在对产妇进行产前指导时，只要指导她们相信科学、顺其自然，不要将妊娠和分娩考虑的过于复杂，在正常进行产前检查的前提下，不要有过多的担心，保持乐观情绪，做好产前和产后的心理和经济上的准备，就可以顺利完成妊娠分娩的神圣使命。
3 参考文献
［1］张明圆.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35-42
［2］Kashani JH, Orvaschel H. Anxiety disorders in mid-adolescence: a community sample. Am J Psychiatry，1988,145(8):960-964
［3］Kitamura T, Shima S, Sugawara M, et 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rrelates of the onset of affective disorders among pregnant women. Psychol Med, 1993,23:967-975
［4］韩蓁,李芬,崔丽侠,等.孕期抑郁症的调查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0(增刊):6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