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精选(九篇)
第1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老师您是园丁，教诲了祖国的花朵；老师您是蜡烛，照亮了我幼小的心灵；老师您是启明灯，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伍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是您手把手地拉住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画画，教我画这边，画那边。
袁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有一次，我的脚受伤了，被您看见了，你硬要拉住我去搓油，让我的脚快点好起来。
苏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是您经常在班里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经常对我嘘寒问暖，问这、问那。
李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是您对我使用了鼓励式的爱与批评式的爱，两种爱共同交挤在一起，督促我进步，帮助我提高作文水平。
第2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关键词]皇太极；跨越长城；封疆失守；袁崇焕蒙冤；旷世之谜；民族英雄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87 ― 02
袁崇焕之死，曾被认为是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多数著书立说者皆附会，致袁崇焕之死不明不白。
袁氏后裔屡出忠良，黑龙江将军寿山为抗击沙俄殒命，其弟永山战死沙场，袁氏家族满门英烈。黑龙江人崇敬袁氏世代忠良，其中齐齐哈尔的果氏家族十分关注这一历史事件，敢以微言正史，还袁氏之清白。明朝的灭亡和大清的倔起是历史的必然，袁崇焕之死缘于皇太极按历史的脉搏，跨越了长城（入关）。袁崇焕身为封疆大吏，失守封疆，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皇太极跨越长城之日，就是袁崇焕必死之时，与杜撰的“反间计”毫无关系。齐齐哈尔果氏家族，祖籍四川果州。在明代中叶，果氏一支从四川果州迁徙到山东蓬莱。果氏家族见战乱频繁，难以生存，便在天启二年（1622年）投向抗击后金的毛文龙，归于孔有德麾下。
清太宗皇太极知道，他的军队跨越了长城，袁崇焕就是死罪。袁崇焕同室操戈斩杀毛文龙的血还未干，太宗亲率十万大军，十月二日从沈阳出发，十月二十八日从喜峰口等处跨越了长城，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才知警，又过了二十天，袁崇焕到达京师，袁崇焕在京师只住了12天，就被崇祯帝下狱。从皇太极出兵，到袁崇焕下狱仅仅只有59天（十月二日――十二月一日）。皇太极从沈阳出发到京师路上用了48天。皇太极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仅仅11天，他除掉崇焕的目的就实现了。
一、回顾历史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明朝唯一能与后金打一下，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毛文龙的名声相当大。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1〕
天启皇帝对毛文龙的镇江之捷给予很高的评价，八月两次降旨兵部说“朕览文书，见辽东巡抚王化贞本内称，毛文龙收复镇江……克着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员，着即与查明优叙。”认为“镇江之捷，辽东恢复有机”。 〔2〕
来自江南的袁崇焕，在烽火连天的辽东战场，先后在宁远、锦州等地两次击败了后金军的强大攻势，挽回了明在关外的危局。
清太宗皇太极遇到的对手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既叹服，又顾忌莫深。在他身后还有毛文龙扼其背。第一次进兵朝鲜，他以为后顾之忧已解除。然而毛文龙仍据守皮岛及辽东沿海各岛屿，驻军数万人，“牵制金、复、海、盖四卫，时时袭击后金，有所斩获。”
努尔哈赤、皇太极对毛文龙的东江军连续打击八年（1620――1629），而毛文龙的军队越打击数量越多，由当初的一百九十二人发展到四万人，是建军初期的二百倍，连年打击不能消灭毛文龙，便竭力劝降，许愿“将军若来”位在“佟附马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金军缺少船只又不习惯海战，对大将军毛文龙无可奈何。因此，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使太宗皇太极不敢大规模地进兵辽西。他决计除掉这两个人，否则，他的大事不可图。〔3〕
二、袁崇焕计杀毛文龙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召见袁崇焕于平台。崇祯说“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崇焕答：“如果皇上给臣方便，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崇祯高兴地说：“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惜封侯之赏，卿当努力以解天下倒悬！”。
袁崇焕来到辽东，面前摆着三大难题：一是如何抚循士卒，整顾队伍；二是如何安抚西部关系复杂的各部族；三是如何制服此时已尾大不掉的东江毛文龙。这时候明朝灭亡的丧钟已敲响两个信号：一是边军缺饷哗变，二是陕西“盗”起。
袁崇焕已经看到五年复辽，有效地牵制敌人，南路的大将军毛文龙也十分重要。袁崇焕已训练出一支能守善战的队伍，培养一些可以信赖的将领，以他们保关宁的安全可以无大问题，但南部有毛文龙管控广大地区包括四卫、朝鲜、沿海诸岛。如何建立一支足以威胁建州安全的力量，北方蒙古各部族如何抚循，能为我用，不为敌用，都是袁崇焕力所不能及的。五年复辽，谈何容易！他已几次提到杀身以殉，不难想象袁崇焕内心的不安。〔4〕要摆脱上述困境，议款是袁崇焕一条出路。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离京前夕，大学士钱龙锡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咨询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方略。袁崇焕说：“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则处之，易易耳。”就是说袁崇焕到辽东的第一件事就是斩杀毛文龙。袁崇焕在巡抚任上，就与文龙不和，这次上任继续与后金和谈，“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毛文龙反对和议，使袁崇焕大动肝火，袁崇焕给兵部尚书王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袁崇焕效提刀之力”。 〔5〕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于双岛。
三、皇太极调虎离山
毛文龙被杀后，清太宗皇太极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冒险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将其除掉。
袁崇焕杀害毛文龙，好像医生动了大手术，但却留下了后遗症，不是一时可以完全恢复的。这样毛文龙的南线对袁崇焕说来，不是增强了力量，而是削弱了力量；对建州来说，可以大大减少了后顾之忧。太宗皇太极选择袁崇焕全力经营东事、无力西顾的时机，发动了一场动员数十万军队进行西侵的冒险行动 。
崇祯帝倾全国之力支持袁崇焕“五年复辽”袁崇焕唯一的任务就是看着后金军不能跨越长城一步。袁崇焕认为：没有必要知道，皇太极的兵力布署，战略目标，战术意图，目前动向，并对皇太极军队周边不派哨探，而且对皇太极内部不用间。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日十万后金军从沈阳出发，向都尔鼻（彰武）进军，袁崇焕不知道皇太极出兵。皇太极逆西辽河而上，穿过其支流西拉木伦河，二十日军次喀喇沁之青龙城扎营。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不同意深入明境，认为“劳师袭远”，处境危险，要太宗皇太极班师。争论到半夜，还没定下来。太宗很不高兴，对诸贝勒说：“我谋既隳，又何待为？”密谕之曰：“我已定策……”太宗说的“定策”，就是利用这一迂回进攻，除掉袁崇焕。〔6〕
广宁失守后，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均被追究罪责。按《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对此，熊、王二人十分清楚，王化贞上疏说：“本职席蒿待罪”，“罪应万死”。熊廷弼则自责“辜负圣恩，已在不赦之料矣，臣回关之日，拟即槛车赴阙，以候诛戮。”〔7〕这就是说，皇太极跨越长城之时，就是袁崇焕死期到来之日。皇太极的军队跨越了长城，袁崇焕就是死罪，从袁崇焕知警后仅仅过了32天（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就将袁崇焕下狱。二十四日十万后金军到达老哈河，兵分三路过滦河南下分别突袭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迅速突破长城防线。可是，袁崇焕还不知道皇太极军队的动向。
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袁崇焕在皇太极出兵28天之后的十月二十九日，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才得报后金皇太极跨越了长城的信息。袁崇焕首先惊得目瞪口呆，第一感觉是失守封疆大难临头；第二感觉是束手无策。袁崇焕知警后，将收复辽东的部队分散各地。没对后金军进行任何阻截。
皇太极率后金骑兵离开蓟州，接连攻破三河、香河、密云、顺义等地，于十一月十五日抵达北京东郊四十里的通州，在长城内到处是皇太极的后金军，只要后金军跨越了长城，督师袁崇焕就是死罪，从皇太极十万大军杀向北京图可以看到皇太极军队的勃勃生机，袁崇焕惧怕后金军的铁骑，不敢靠近（别说阻截）后金军的狼狈之相。
正在此时，诏旨“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有言“崇焕导建州兵入内地，而崇焕不知也。”十一月二十三日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于平台。崇焕不自安（失误封疆），留中使于营，自青衣元帽而入，请率兵入城如满桂例，不许。十一月二十五日袁崇焕求外城休士如满桂例，亦不许。表示出崇祯帝两种完截然不同的态度。〔8〕
十二月初一日，复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
从袁崇焕再起经略辽东至后金军大举西侵这段时期，袁崇焕与皇太极在争取时间、积极进行军事布置，处处显得滞后被动。袁崇焕为了解敌情，遣喇嘛以吊孝行间，皇太极以间反间，牵制袁崇焕，积极西绥蒙古，南服朝鲜；袁崇焕筑城设防未就，皇太极已完成南北绥服战功；袁崇焕计杀毛文龙之后，正忙于处理善后，实行南路布置的时候，皇太极已完成绥服宁锦以北的蒙古各族，实行声东击西，避开宁锦，由北线进犯京畿的一切准备。这是新兴王朝充满勃勃生机与明王朝日趋衰落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反映。
四、袁崇焕被依律磔
十二月初二日，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关门远来入援，立志杀贼。崇焕却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以致贼擒掠，言之不胜悼恨。今将崇焕革了职拿禁。
五日谕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逛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山东道御史奏疏中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
崇祯帝接到这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随即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9〕
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与文武百官共同商议对崇焕的处决事宜。
崇祯对群臣说：“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对如此重大事件，诸臣都不改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崇祯见大家并无异议，便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五、后事之师
因为袁崇焕失误封疆，所以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狱并处磔刑，这是历史的必然。可是又过了152年，乾隆皇帝为了维护大清的利益，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袁崇焕：“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是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10〕清人有意拔高袁崇焕，当被拔高成为明朝“中流砥柱”的时候，崇祯皇帝斩杀袁崇焕是“主昏政暗”，自毁长城，让人们的感觉是：明朝的气数尽，自取灭亡，而满族入关取代明朝是顺理成章。
崇祯帝将崇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惨遭磔刑。崇祯是自毁长城。袁崇焕是中国古代文武官的楷模，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中国从秦始皇以下，重要历史人物应当以百万计。但是，真正能够震撼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全中国人民的心，袁崇焕是其中一位。
〔参 考 文 献〕
〔1〕金庸.袁崇焕评传〔M〕.807.
〔2〕三朝辽朝实录（卷五）〔M〕.
〔3〕李治亭.清太宗全传〔M〕.215.
〔4〕缪振鹏.崇祯亡国记〔M〕.216.
〔5〕任鸿魁.毛文龙功绩及被杀原因之我见〔C〕//丹东史志〔M〕.89，（01）.
〔6〕魏源.圣武记（卷一）〔M〕.
〔7〕徐凯.泰昌帝 天启帝〔M〕.121.
〔8〕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M〕.
第3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1897年春，胡家芝出生于浙江省桐庐县的书香门弟家庭。她的父亲叫胡传泰，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叔父是一位花鸟画家。胡家芝年幼时就和哥哥们在慈威私塾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桐庐第一女子学校一成立，胡家芝就被父母送去读书，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胡家芝七、八岁时喜欢上了剪纸，那时候，桐庐流行一种地方戏叫芦茨戏。戏里鲜活的人物吸引了幼小的胡家芝，回家后她就拿起剪刀在纸上剪了起来。她聪慧手巧，每逢喜庆佳节，特别是迎神赛会，许多人都来邀请她制作灯彩，剪制各类礼花和喜花。她继承了江南喜花剪纸吉祥如意、祈福迎祥的内容，和玲珑剔透、俊秀优美的风格。
因为孩子多，胡家芝的母亲曾把她送到外婆家生活了好几年。外婆家也在桐庐县城，是个大家族，其中她四舅舅的一个儿子，后来成了著名的国画大师，就是叶浅予。
叶浅予称胡家芝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信中写道：“家芝大表姐，你也许记得，在你跟随你母亲到外婆家看芦茨戏的日子里，你用五彩手工纸剪糊成戏文里的小旦，并用描花小笔给她开脸，我站在你身旁看得入了迷。由于你的启发，喜爱造型的细胞在我身上发了芽……你是我的启蒙老师。”
20岁时，胡家芝出嫁到离家30里的桐庐县窄溪镇珠山村。珠山村溪流清澈，远山凝翠，秀丽的乡间景色为她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更深厚的生活源泉。在珠山生活的36年里，胡家芝成为远近闻名的剪纸能手，乡亲们亲切地称她“福星”。
1950年，因丈夫患肺病转赴上海、杭州治疗，胡家芝也离开故乡桐庐随行护理。丈夫病逝后，她于1952年随大儿子袁振藻迁居南京，一直生活到现在。
在南京，大儿子、大儿媳忙于工作，胡家芝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以剪纸自娱，慢慢地，其精美的剪纸逐渐在当地传开了。
1959年，胡家芝精心设计了作品《祖国万岁》，讴歌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10年，一举成名。剪纸《祖国万岁》上沉甸甸的稻麦穗、水灵灵的瓜果，寄托着老人当年对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从1961年到1963年3年间，胡家芝连续参加了“南京、扬州、南通三市剪刻纸联展”，被吸收为南京市美协会员。
20世纪80年代，胡家芝的剪纸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创作出《万象更新》、《美满人间》、《鸳鸯戏荷》等一批精品，体现出她剪纸的独特风格。剪纸属于装饰艺术。胡家芝的剪纸构思深邃，造型简洁朴实，构图精巧，色彩单纯却热烈。满眼花团锦簇，蕴含着一种朴素深厚的乡土感情，体现着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
胡家芝一直保持着看报纸的习惯，时代的新鲜内容依然激发着她的创作灵感：1995年，她把《丹凤朝阳》献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百岁老人精心构思、三易其稿、历时两月，创作出大型剪纸《普天同庆》。作品中间上方为国旗和区徽，周围是牡丹花、紫荆花、荷花、、梅花等花卉，两侧上方是喜鹊报喜、日月争辉，边饰为和平鸽、鲜花，底边正中是回归的日期，生动反映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99年，她用《国富民强》来祝福共和国50岁生日，用《喜迎回归》来欢庆澳门回归……
1999年10月，当时103岁高龄的胡家芝作为“中华百岁老人健康之星”应邀从南京飞抵北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99国际老年人年文艺晚会”。晚会现场，她身披红绶带，并赠送了两幅剪纸――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国富民强》和庆祝国际老人年的《松龄鹤寿》，引起了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B：剪纸――长寿的秘诀
剪纸也许正是老人长寿的最大秘诀，是它拉长了老人的时间。
胡家芝老人有3儿2女，最大的88岁，最小的也已经70多岁了。1951年老伴儿生病去世后，胡家芝一直跟大儿子、江苏教育学院美术教授袁振藻夫妇一起生活。前几年，袁教授的妻子去世后，家里就剩下113岁的胡家芝和88岁的袁教授母子俩相依为命。
113岁的胡家芝如此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袁教授说，很简单，热爱劳动，生活有规律。其实很容易做到，关键要坚持。多年来，胡家芝老人的生活规律雷打不动。早晨7点准时起床，最近天冷会迟些。早饭后借助放大镜看《参考消息》，看一会儿，她会稍微眯一会儿。大概到10点钟，她就站起来扶着家具慢慢地走到院子里去，抓着院子里的扶手，甩甩脚，甩甩膀子，呼吸新鲜空气。天气好时，袁教授有时也会陪母亲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
活动过后，还要闭目养神。中午12点准时开饭，饭后再稍微休息一会儿，2点多，胡家芝就会醒来，然后再看看报纸，或者其他杂志，这个时候，她就需要人陪伴，一起讨论当天的热点新闻。
下午6点，开始吃晚饭。吃完晚饭，她就开始看电视，耳朵不是特别好，但害怕电视声音开得太大，影响别人家，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儿子袁振藻边看电视，边讲给她听。到了晚上9点半，胡家芝会按时上床睡觉。她从不抽烟、喝酒、打牌，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平静有序。
C：因剪纸成为名人
胡家芝老人一大家有4代40口人。儿孙辈在北京、杭州、苏州、淮安、金华等地都有，还有的在国外，过年要想聚在一起还真是不容易。每年春节，家里的拜年电话就响个不停，有这么多孝顺的儿孙，老人心里乐呵呵的。
目前，胡家芝迎来了她第二个创作高峰期，许多作品在国内外展出、在报刊发表。她的100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等收藏。她的简历载入《中国美术家年鉴》、《中国民间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民间剪纸史》等，誉满中外。
第4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关键词]晚明，清初，救亡，启蒙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4―0011―09
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明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股以追求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晚明的启蒙思潮。晚明启蒙思潮是以李贽、袁宏道、汤显祖、钟惺、冯梦龙等为代表在思想及文学领域中掀起的一股较为广泛的新的社会思想潮流。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抨击禁欲主义思想，追求个性自由，极力为人性张本。以李贽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强烈地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极力宣扬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肯定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认为“好货好色”是人的本性，是合理的，不应予以人为的限制，肯定男女间热烈的感情，极力讴歌世俗生活的享乐。晚明的启蒙思潮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地关注自身的情感欲望、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探索自我并积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展示自我存在的最佳方式。这比历史上以往任何一种思潮都更贴近生活，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一、从王阳明到李贽：
晚明启蒙思潮的滥觞与兴起
晚明启蒙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程朱理学时期，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但是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皇帝的不作为或少作为，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有所松动。商品经济与消费和欲望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程朱理学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教化哲学，因此程朱理学和商品经济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外在的“天理”压制不住商业社会中涌动的欲望，阳明心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调和程朱理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产生的，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就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是天生就有的，只要把人的“良知”开掘出来，便可做到人格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人人皆可为尧舜”。
王阳明主观上是想通过对心性的强调，将外在的天理内化为人的自然情感，从而克服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但是客观上却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霸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对心性的强调必然会给人欲以可乘之机，这就为人欲争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以泰州学派为核心的王学左派正是沿着“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路径，将阳明心学与世俗的吃穿日用联系起来，其创始人王艮就明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并进而指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之后，徐樾、颜山农、罗汝芳、何心隐等更是进一步冲决了儒学的藩篱，他们无一不追求心性的自由和洒脱。泰州学派的传人大都没有正统儒学的严格的道统观念，能够不拘师说，甚至“往往驾师说之上”，超越了阳明学派，发展出许多新的思想：泰州学派更加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承认人的欲望，其“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把高高在上、玄虚的道德观念拉回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道德世俗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受佛家禅宗的影响，泰州学派强调人的心性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我”；从王阳明的“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满街人都是圣人”，泰州学派发展出了“人人皆可成圣”的朴素的平等观念。这几个方面，与其说是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展，不如说是对他的反动。对此，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坛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学案》)跻身禅学，“非名教所能羁络”实际上已经走上“异端”的道路了。但是，泰州学派并没有沿着这条“异端”之路继续走下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遵奉孔子，如王艮不仅在讲学中阐发孔子的学说，而且经常头戴代表封建纲常的纸糊的“五常冠”，手持写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笏板周游四方，传道讲学。
虽然泰州学派依然尊奉孔孟，依然固守儒学的核心价值，但它追求心性的自由和“驾师说之上”的反叛精神为晚明启蒙思潮的兴起作了很好的铺垫，可以说是晚明启蒙思潮的前奏。
李贽正是沿着泰州学派开启的“异端”之路，接过了追求心性自由和反叛精神的接力棒，继续走了下去。他首先擎起了晚明启蒙思潮大旗。
李贽汲取了泰州学派的思想营养，但又超越了泰州学派。李贽首先提出了“童心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童心说》)
通俗地说，“童心”就是未受社会污染，未受道理闻见遮蔽的基于自然的真实的人性，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认知、意志和情感。李贽认为，正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使童心被遮蔽：“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童心说”是李贽整个思想的基础。
李贽还鲜明地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论断。李贽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如好色、好货，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并认为人们孜孜以求的这一切根本无须别人教导，自然而然就会去做，而考察历史的结果又使他得出“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啕倦±)的结论。对此，他只能有一个解释：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人人都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李贽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从而确认吃饭穿衣种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世间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礼是
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人人认同，顺其自然的。很显然，李贽的目的是想改造两千年来压制人性、抑制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人欲在伦理道德领域争取合法的一席之地；在李贽的思想里，自我意识已是呼之欲出。
在“童心说”的基础上，李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自从西汉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也因此登上了意识形态的神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千百年来，孔子的学说成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成为评判一切是非的标准，统治者更是以此为“定本”而行赏罚。在李贽以前，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儒学，公开挑战孔子的权威。即使是提出“满街人都是圣人”的王阳明和主张的“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也都以孔子为旗帜。但是，李贽却以“与千万人为敌”的勇气，向儒家学说发起了猛烈攻击。李贽首先致力于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认识论思想，他说：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非尝有是非耳……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替，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虫口何非是也? 李贽认为是非标准不是固定的，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实际上就是没有是非标准，从而造成了“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局面。
对于孔子之后的孟子、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李贽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李贽批评孟子排斥其他学说是“执定说以骋己见，而欲以死语活人也”。李贽还说：
若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而却印行以通天下后世，是执一也。执一便是害道……不执一说，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
在这里，李贽明确地提出了“执一便是害道”的观点，就是说以既定的、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是非善恶是对真理的毒害。 对于被尊为经典的“六经”、《论语》和《孟子》，李贽也同样持怀疑甚至是彻底否定的态度。他在《童心说》中指出：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在这里，李贽不但公开否认“六经”、《论语》和《孟子》的权威性，还指出由于道学家们动辄便“冒引圣言”以欺世盗名，《六经》《论语》和《孟子》遂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蔽也”。进而李贽又将矛头指向了宋明理学以及道学家。孔子虽然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但他并没有否定“利”，只不过强调“取之有道”，要符合“义”；董仲舒则将孔子的道德优先原则推向极端，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更是变本加厉，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人性由此被彻底地否定，人的物质追求和创造活力也因此被扼杀。但是，人性被彻底否定的结果就是道德玄虚化，就是产生了一大批“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假道学。李贽斥责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认为，董仲舒是“章句之儒”，虽然迂腐，但不奸诈，而今日的道学家“则为穿窬之盗”。他们之所以喜欢讲道学，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
李贽还批判了道学家“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的观念，指出“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颦，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正是因为道学家们这种“笑颦学步”的“贱态”，使其成为一堆无用的“腐物”。由于宋明理学强调“天理人欲之辨”，把社会功利看作“人欲之私”加以排斥，于是便造成了士大夫只知道空谈道学以谋取高官，却无治国用兵的真才实学的局面。他们只会“冒引圣言”以掩盖其无能，如果“不许称引古语，则其道学之术穷矣”。面对这种情形，李贽悲愤地写道：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
李贽的这一段论述，形象地刻画出了道学家的丑态。李贽还由此得出了儒者“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的论断。
李贽还对儒家的道统论进行了批判。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道统论滥觞于孟子，唐朝时韩愈正式提出，宋明理学家则大倡道统说。孟子为了争取儒家的独尊地位，一方面极力贬斥杨朱、墨子等其他各家学说，另一方面尽力把儒家学说与上古时代的统治者联系起来，建构了一个“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的儒学传承谱系；韩愈继承了孟子的学说，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正式创立“道统说”，其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宋代朱熹大力倡导“道统说”，但将韩愈排除在道统外，而将程颢和程颐作为孟子的继承者。道统说的目的在于抵制佛、道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巩固和强化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霸权。李贽主张学术平等，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圣圣相传的谱系，道学家所说的孟子而后大道中绝是谬论。李贽说：
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而谓水有不流，道有不传可乎?……彼谓轲之死不得其传者，真大谬也。
李贽进一步追问道：如果说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直到宋代赖程朱理学才得以恢复，那么为什么宋朝“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李贽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道统，道统说只不过是理学家们用以压制其他学说的手段罢了。李贽反对独尊儒术，认为百家“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这实际上是对儒家正统地位的否定。
李贽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深刻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所表现出的反权威、反传统和反教条精神在当时甚至在今天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打破儒家学说的垄断地位，启迪人们从孔孟和程朱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其“童心说”和“人必有私”的论断更是具有个性解放的启蒙价值。
二、李贽启蒙思想的影响
如果一种思想得不到广泛的传播，便很难形成一股思潮。李贽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很快传播开来。一大批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者为其深深吸引，李贽的弟子汪本钶评价李贽的著作说：“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袁宏道与汪本钶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读了《焚书》后说：“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以至他在读李贽的著作时“目力倦而神不肯休”。袁宏道还说：“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袁氏兄弟三人还多次专程到龙湖拜访李贽，他们都以李贽为师。陶望龄对李贽也是评价甚高，他说：“望龄在京师时，从焦弱侯游，得闻卓吾先生之风，继得其书毕习之，未尝不心开目明，尝恨不能操巾拂其侧。”马经纶更是称李贽是圣人，他说：“李先生，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他还指出，李贽之所以不为世人、不为道学家所理解，是因为李贽的思想“超出千万劫之世人”，“超出千万劫之道人”。明末请初的著名学者钱谦益也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李贽的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震撼，他说：“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盱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间。”㈣(闰集)从汪本钶、袁宏道、陶望龄和钱谦益等士人对李贽著作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识到了李贽思想振聋发聩的启蒙价值。
李贽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学者和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而且在民间也产生了轰动效应。
万历年间的内阁首府朱国桢说：“(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他指责李贽的思想是歪理邪说，认为“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朱国桢虽然是在批判李贽的思想，但却反映了李贽思想的巨大影响力。沈瓒在《近事丛残》中批判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的反传统思想时，也谈到了李贽思想在民间的轰动效应：“儒释从之者几千万。其学以解脱直接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世，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1598年，当李贽在焦的陪同下到达南京时，士人都纷纷前来拜访，李贽“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1601年春，马经纶将李贽延请至通州的家中，“焚香执弟子礼”。听说李贽来到通州后，“燕冀人士都望风礼拜”。
李贽死后，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与李贽素不相识的人)纷纷自发地用手中的笔表达了对李贽的哀悼和对专制统治的愤慨。
好友方沆在听到李贽死于狱中的消息后，作《纪事十绝》寄给马经纶，其中写道：“豺狼当道凭谁问，妒杀江湖老秃翁。” 周汝登作《悼卓吾先生》： 半成伶俐半糊涂，惑乱乾坤胆气粗。 惹得世人争欲杀，眉毛狼藉在囹圄。 天下闻名李卓吾，死余白骨暴皇都。 行人莫向街头认，面目繇来此老无。 乌程和尚真程作《吊卓吾先生墓》(二首)： 其一
鸦鸣犬吠荒村里，木落草枯寒月边。
三拜孤坟无一语，只应拍手哭苍天。
其二
踏破百年生死窟，倒翻千古是非窠。
区区肉眼谁能识，肉眼于今世几多。
汤显祖作《叹卓老》：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
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诸如此类的诗仅流传下来的就有十多首，所有这些诗都由衷地赞美李贽思想的启蒙价值，无情地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
李贽最知心的朋友焦还撰写了《荐李卓吾疏》，一方面悼念亡灵并阐述其思想的启蒙价值，另一方面也是谴责暴政：“卓吾先生秉千秋之独见，悟一性之孤明。其书满架，非师心而实以通古；传之纸贵，未破俗而先以惊愚……虽有志者不忘在沟壑之念，而杀人者宁不干阴阳之和!”
李贽死后，万历皇帝亲自批示要禁毁其著作：“其书籍己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容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并治罪。”1625年(天启五年)，朝廷再次下昭：“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禁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但是，朝廷的禁毁令非但没有阻断李贽思想的传播，反而使李贽的著作更加风行天下，甚至出现了很多托名李贽的赝作。1611年，《续藏书》出版，焦、李维桢在《续藏书序》中就分别指出：“宏甫殇，遗书四出，学者争传诵之。其实真赝相错，非尽出其手也。”“李卓吾殁，而其遗书盛传。”1614年，在冯梦龙等人的协助下，李贽的弟子杨定见珍藏的《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在吴县出版。1618年，《续焚书》出版。汪本钶在《续刻李氏序》中说李贽“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以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咸并其伪者而亦读矣”，“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日卓吾先生”。张鼐在《读卓吾老子书述》中也谈到李贽著作的流传以及赝书的情况，他说：“卓吾死而其书重，卓吾之书重，而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1625年(天启五年)9月，统治者再次下令禁毁李贽的著作，但李贽的著作依然风行天下，终明之世，“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见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从时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在晚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李贽的著作为各大书坊竞相刊刻，仅从目前能见到的李贽的著作和各种书目文献看，晚明刊刻的李贽或托名李贽的著作就达百余种。
三、晚明启蒙思潮的涌动
受李贽思想的影响，晚明社会涌荡着一股以个性解放为诉求的启蒙思潮，而站在潮头浪尖上的除李贽外，还有以公安三袁为主要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以及汤显祖、陈继儒、冯梦龙等一大批文人。
袁宏道是公安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受李贽的影响最直接，他提出了“性灵说”，主张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还认为，人的个性各不相同，不能强求一致，“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因此文学要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嗜好”，“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袁宏道和袁宗道、袁中道兄弟高扬“性灵说”的旗帜，对当时的文坛震动很大，在他们的影响下，晚明的许多文人加入到性灵文学的创作，这些文学作品摈弃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独抒性灵，洋溢着人文主义的火花。公安派的启蒙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上，也表现在社会思想层面，他们大都尊重个体的欲望，勇于追求感官的享乐，如袁宏道就提出了“积财以防老，积快活防死”的处世哲学，他认为人生有五大乐：“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
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叫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直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然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主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并宣称”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也”。袁宏道之弟袁小修也认为“人生贵适意”。
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虽然对公安派之余续末流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在文学与心性的关系上基本秉承了“公安派”的思想，仍然高举“性灵说”的旗帜。与“公安派”一样，“竟陵派”也摈弃了“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强调文学要表达自然的情感，如钟惺说：“夫诗，道性情者也。”谭元春说：“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昕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
汤显祖是明末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他与李贽一样，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世间只有情难诉”，他的许多作品都以“情”字贯穿始终。汤显祖也是强烈反对当时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认为“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式之间”，而在于独抒己见，他批评前后七子的文章抄袭剽窃“汉史唐诗”，说他们并不懂得做文章的道理。
陈继儒是晚明文坛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人。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陈继儒都追求心性的愉悦。陈继儒虽然才华出众，但在举业上并不得志，然而他没有像归有光等很多明代士人那样久困场屋，而是在三次科举考试落败后毅然选择了惬意而恬淡的山人生活。在文学创作上，陈继儒主张：“诗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绵密周致。密则神气拘迫，疏则天真烂漫。”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继儒创作和编纂了大量的小品文，他还热衷于出版业，进一步推动了晚明小品文的创作。晚明的小品文大都清新雅丽，自由灵动，实际上是文学脱离了“文以载道”的束缚后向心性的回归。
冯梦龙是明末著名的文学家，尤以通俗小说和戏曲、民谣见长，创作和编纂了大量通俗文化作品。冯梦龙也为“情”大唱赞歌，他把情看作维系天地万物的线索，他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他还提出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应当表现真性情。
对于晚明文学思潮的启蒙价值，近现代的周作人、林语堂、胡适之、刘大杰等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如周作人将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活动称为“新文学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他评价公安派说：“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周作人还认为胡适之的启蒙思想就来源于公安派，他说：“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减去他所受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林语堂认为晚明的性灵派文学“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近现代学者的这些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晚明文学的启蒙价值。
由于晚明商业出版发达，不仅李贽的思想因此而得以广泛传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汤显祖、陈继儒、冯梦龙等人也成为颇受出版商和文人士大夫青睐的启蒙作家，晚明的启蒙思想因此得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一股不可遏制的启蒙思潮。姚希孟在其文集中说：“迩求著述，中有恢奇可喜若李氏《焚书》，徐文长、袁中郎诸集，汤临川诸传奇，后先行世，皆足以荡才士之心胸!而抒其笔胆，求之举业无与并其妙也。然而醉读之醒，病读之疗，喜读之忽变为觑欷，悲读之忽起而跳舞，极性情之所至，而惚倪莫测!”笔者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统计，明代刊刻的署名汤显祖撰或点评的著作70种左右，其中且绝大多数都是书坊所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中辑录的都是国内各图书馆藏的善本书，且不是特别全面，仅此数目再加上海外图书馆所藏，估计在百种以上。汤显祖的《牡丹亭》刊刻后，“家传户诵”，各大书坊争相刊刻，很快就出现了至少9种刻本。与李贽、袁宏道和汤显祖相比，冯梦龙的作品更通俗，其在晚明的畅销程度绝不亚于李贽和袁宏道，他编纂的“三言”用“洛阳纸贵”来形容绝不为过，他选编的民歌集《挂枝儿》“海内盛传”，“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冯梦龙还亲自参与了商业出版活动，他实际上也是一个书商，主要从事选题发掘和编纂工作，对书坊来说，他是内容的提供商。他和苏州的书坊主叶昆池、袁无涯都有交往。冯梦龙亲自参与商业出版活动无疑更有利于启蒙思潮的传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由于商业出版的发达，晚明启蒙思潮的影响不仅止于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而且波及普通市民大众，即使是强烈反对李贽思想的传统士大夫也不得不倾服李贽等的人文主义思潮的震撼力，如朱国桢虽然极力批评李贽思想“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但他却又不得不承认李贽思想的启蒙力量，因此又说：“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没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无忌惮。”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晚明的启蒙思潮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这个维度以李贽为代表；在批判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李贽尊重个体的欲望，发展到“公安派”和“竟陵派”，更是开始关注心性的自由，崇尚个性解放，个体意识开始觉醒，这是晚明启蒙思潮的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则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晚明的启蒙思潮开始关注尘世中的个人，在“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说中，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欲望成为主题，作家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审美情趣，这种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促进了文化的下移，更加促进了启蒙思潮的传播。
四、“救亡”挤压下启蒙思潮
的隐退和中断
明末，大明王朝已经趋于颓势，“明宫三案”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矿监税使和三饷加派则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东北满族势力的兴起更是成为明王朝的心腹之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思想和学术上反思明朝衰败的原
因，其中有些知识分子开始将明朝的衰败归罪于王学左派，由此出现了回归程朱理学的趋势，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东林党和复社成员身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宗程朱而诋陆王，对所谓的“王学末流”更是大加挞伐。这种反思和回归实际上是救亡思想的开始。虽然如此，但整个晚明启蒙思潮之火一直在燃烧，它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文化、新兴的市民文化形成了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其中，市民文化打破了数千年来精英文化的垄断地位，促进了知识的下移和传播，这种下移实际上也是对大众的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属于启蒙思潮的一个支流。
明清易代的大变局，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这时候的汉族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朝代更迭的亡国之痛，而且还面临着“以夷变夏”的灭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就成为时代的主题，启蒙思潮开始逐渐隐退。
清初三大思想家虽然都受到了李贽等的思想的影响，但在人性的启蒙这一点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退缩了。 在天理和人欲的关系上，三大思想家都受到了李贽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承认私欲的合理性。如王夫之在批判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上，提出了“饮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的论断，认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饮食男女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种自然欲望，作为统治者必须满足这种欲望。这和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必有私”的论断一脉相承。黄宗羲还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的论断，实际上这也是对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暗合，而非自觉地继承。实际上，在对人性的张扬和自我的关注这一点上，三大思想家不仅没有沿着李贽的思想继续前进，反而自觉地往回收缩：他们虽然都承认人欲的合理性，但是他们最后的落脚点并不是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我的欲望，而是“公欲”，是“天理”。如王夫之提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顾炎武的思想更是以程朱理学为宗，他探讨理欲问题的落脚点依然是在“理”与“公”上，主张“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黄宗羲不仅反对君主的“一己之私”，也反对其他个体的“一人之私”，并再次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说：“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他还提出了君子与小人之辨，认为“君子之交际，一切是义之流行”，黄宗羲进一步论述说：“义之所在，事无大小，止有枉直，为寻为尺，皆是计较之私。一落计较，便成小人。”由此可见，在黄宗羲的思想深处，小人有私欲，君子无私欲。
正是因为李贽思想的落脚点是自我，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思想的落脚点是“公”，是“天理”，他们与李贽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此他们对李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李贽是晚明社会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
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对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还提出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如黄宗羲就提出了“民主君客”论、“公其是非于学校”等政治主张。他们仍在进行着李贽开创的启蒙事业，但是这种启蒙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层面；在人性层面的启蒙却几乎中断了。这种中断源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武力征服和高压政策。在“以夷变夏”、“天崩地解”的时代，反对民族压迫的“救亡”运动压倒了“启蒙”，三大思想家不仅不可能将着眼点放在人性的解放上，反而将亡国灭种的罪责归咎于王阳明的心学及其承继者。王夫之、顾炎武都批评王学援禅人儒，空言心性，导致学风和世风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有“狂禅”之称、极力张扬人性和自我的“异端”思想家李贽自然尤为他们痛恨。黄宗羲虽然是王学的传人，而且反对将王学的流弊加到阳明头上，但他同样反对佛学。
清朝统一全国后，更是很快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并以极端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为之保驾护航。清初的理学大家如张履祥、陆陇其、李光地等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程朱学派。乾嘉时期，在文字狱的震慑下，一大批学者更是沉迷于故纸堆，钻进了考据学的死胡同，放弃了思想的权利和自由。明末，文人结社十分盛行，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有了一定的言说权力和操控舆论的力量，但是清朝的文人却在高压政策下噤若寒蝉，彻底失去了思想和言说的权利，由李贽开启的启蒙思潮至此完全中断。
五、结论
1 晚明至清初启蒙思潮发展的路径
明中期兴起的阳明心学虽然主观上是为了调和程朱理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重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但是客观上却使两千年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出现了裂缝，为人欲争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阳明心学是启蒙思潮的滥觞。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将阳明心学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泰州学派还强调心性的自由和洒脱。所有这些都成为启蒙思潮直接的思想资源。
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和“人必有私”的论断，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其“异端”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启蒙思潮开始兴起。其后的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汤显祖、冯梦龙等一大批文人推波助澜，整个社会涌动着人性的解放和个体意识觉醒的潮流。
明清易代，满族以极端残酷的武力征服入主中原，在亡国灭种之际，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沿着晚明启蒙思潮的路径继续走下去，反而将亡国灭种的罪责归于晚明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批判“王学末流”，并开始回归程朱，救亡因此压倒了启蒙。清朝统一全国后，采取极端的文化高压政策，程朱理学再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启蒙由此中断。
2 晚明的启蒙思潮主要是内生性的
明末的启蒙思潮主要是内生性的。启蒙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这种转型无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思想来源来说，都是内生性的。明末，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像徐光启、李之藻等学者也开始致力于汇通中西的努力；但对启蒙思潮来说，受西学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其思想来源主要是内生性，而非外源性的。
第5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全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强迫他一定做皇帝呢?还一直在防着他做皇帝呢,当他篡夺了总统之位后,很多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袁世凯在一步步地谋划当皇帝了。可是为了造成一种被逼无奈的“事实”,袁世凯必须伪造民意,民意。其中一招就是软硬兼施,让“六君子”――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严复是被连蒙带骗弄进去的),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成立所谓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帝制,认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法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裸地开历史倒车,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绝不骑墙的梁启超
此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想拉拢梁启超入伙,帮闲鼓吹帝制,梁启超不同意,但担心袁世凯对自己下毒手,遂携家人出走天津。其实,早在的时候,他就主张君主立宪。然而,失败,继之,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满清贵族并无多大诚意,接着革命爆发,共和到来,君主立宪不了了之。此时,梁启超看到共和也同样能够带来立体,已由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回归民国转而拥护共和。
对袁世凯的做法,梁启超不但不支持,还有过真诚的提醒。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省亲,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曾拉了袁世凯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事实上,在做华盛顿还是做拿破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并不是没有过辗转反侧的思量,只是袁世凯私心太重,权欲太强,加上亲信投其所好,同时好让自己从中捞个开国元勋的便宜,以及袁克定为了将来能做太子,都极力鼓动,便对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
筹安会成立后,就改变国体发出荒唐谬论,梁启超看了非常气愤,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万言文,决定投给报章发表,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驳,公开反对改变国体,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携十万元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要求梁不要发表该文章,以免造成舆论影响,拆自己的台。梁启超不听,而且还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火冒三丈,派人威胁恐吓,梁启超仍然不为所动。
但这阻止不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他加紧、操纵民意,造成全国请愿、选举国民代表搞国体投票,推戴自己为皇帝的“大好形势”。其中有一个细节,即杨度等人策划组织北京的乞丐和胡同的到新华门外(袁世凯住中南海)去跪呈劝进表,恳请袁世凯顺应民意,赶快当皇帝,说什么“等虽持皮肉生涯,也算商标性质。若援捐躯报国之条,自惭形秽;准诸以身发财之义,敢外生成。合亟披沥下枕劝进”。劝进成为时人的一大笑话,有人开玩笑说:“袁民意尚嫌不足,又。”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对袁世凯一步甚于一步的丑陋表演,梁启超无法保持沉默,又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批袁世凯:“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则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软硬不吃的严复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之后,举国震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反袁的战斗号角。袁世凯为了挽回影响,派人请严复捉刀,驳斥梁启超,并送去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被严复拒绝。
严复于1877年留学英国,学贯中西,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著,呼吁救国图存,影响几代人,声望非常高。所以袁世凯不仅拉他入伙,而且感觉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位主张君主立宪,当时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才能“镇”得住同样声望极高的梁启超,不想吃了闭门羹。
严复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之后,种种“恶意”便接踵而来,他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都是要他“非属此文不可”。严复软硬不吃。袁世凯“知其不可夺,驳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这个孙毓筠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特别感激杨度。杨度成了袁世凯的得力亲信之后,要为其做皇帝提供“理论支撑”,就把孙毓筠拉进筹安会,因为孙毓筠在任参政院参政时曾组织“研究会”,也致力于研究。这时,被视为最有名望的学者严复不肯出手相帮,袁世凯只好让孙毓筠滥竽充数。
这一次关于君主立宪的笔仗应该说袁世凯输定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袁世凯也顾不得梁启超的冷嘲热讽了,重要的是把帝位搞到手再说。为了让自己登基更显合法性,他又使出“左手持金钱”的办法,收买名家撰写劝奉他赶紧称帝的“劝进电”,此时,知识界颇有名望的王运进入了他的视线。
骨酥笔软的王运
王运是晚清很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且王运敢为直言,颇有古之狂士的品性,被认为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奉为一代宗师。民国二年,王运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袁世凯对他的敬重可见一斑。就在袁世凯忙着为当皇帝做最后冲刺之前,王运已辞去国史馆馆长之职回老家湖南养老。袁世凯就嘱托自己的心腹、被袁世凯安排为湖南巡按使、后来又加封“靖武将军”的汤芗铭,拿三十万元去“请”王运写一封劝进电,借王运的声望为自己脸上贴金。
于是王运的劝进电就新鲜出笼了:“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不啻万余人。窃读汉语记(当为《后汉书》)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袁世凯老家河南项城)即楚古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此,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运幸甚!天下幸甚! ”
一封不到一百五十字劝进电,穿凿附会、鬼话连篇、肉麻吹谀之文,值三十万元,王运赚这个钱真是太轻松容易!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脊梁也折断了,自视甚高的一代宗师终究不过是一个泥胎粉金的学僚。
其实,在袁世凯想做“真命天子”的一系列闹剧中,他还贿买过很多人的文章,知名的、不知名的都有,以上三人,是晚清硕学之士,非常著名的人物,因此值得特别一说。
在袁世凯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的攻势下,王运投其所好,不惜承命作拍马舔沟之文获赏;也有梁启超这样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坚守立场,绝不骑墙者;严复虽然被“拉”进了筹安会,但不为袁世凯写一个字,就是用金钱贿买也不给袁一个字,让“大总统”为此灰头土脸,三个名家在权势面前的态度各有特点。
现在看来,王运所为为其一生清誉落下了污点,梁启超与严复所为为自己脸上增了光彩。也许,我们很难用“骨气”这样的道德方式来评判他们,须知,王运也有对袁世凯知遇报恩的成分,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况,怎么选择是一个人的自由,袁世凯又是那样的显赫一时,也有情非得已的情况。只是作为一代名流,想来他们都是爱惜羽毛的人,尤其王运,为人很是狂狷,应该懂得什么叫保持晚节。
不过,很显然的一点是,在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趋势判断上,严复要高于王运,而梁启超又高出严复,因为严复誓守老观念,而梁启超不再固守陈观,与时俱进,因此两人之高下可立判。梁在给严的一封信中说,“地学家言土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岗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为君权”。
第6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关键词】返璞归真；探索；感悟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5月22日至24日，我省第十四届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观摩活动在无锡市蓓蕾影院举行。我有幸参加了此次小语界的盛会，领略了来自省内各大城市的14位老师精湛的教学基本功、精彩的教学策略和精妙的育人魅力，真是获益匪浅。
感悟一：让儿童更像儿童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儿童对活动的需要甚至比实物的需要更为需要。”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儿童，教学中就要抓住孩子的身心特点，尊重儿童特点，关注孩子的学，学生的发展，运用多种形式言语实践得到提升。这次活动14堂课，不约而同地都在“运用”“综合性”、“实践性”上下了功夫。
用特级教师陈小平院长的话说：将最有价值的教学内容设计成言语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一个一个言语实践中实践运用，不断深化不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比如，汪晓梅老师执教二年级的《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一文，出示诗句 “我想变透明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
师：小朋友快看，这透明的雨滴像什么？
生：像珍珠一样圆润。
生：像玻璃球一样透明。
师：如果你就是这一颗透明的雨滴，你是怎么睡在这绿叶上的。比划比划做动作。（学生趴在桌上睡）
师：这位小朋友头枕着睡着了。你是不是做一个甜甜的梦啊。
师：这时候一阵风吹来，左一摇右一摇，你睡在哪里啊？（学生随着老师的话在座位上左摇右摆）
生：摇床上了。
师：睡得可香了。
这个言语实践活动辅以肌体语言，富于童趣，不同年龄段的言语活动肯定是不一样的，让六年级的小朋友趴在课桌睡肯定笑场了，语文课必须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来设计。再如，无锡张丽敏老师执教的《夹竹桃》一课时，紧紧扣住“质朴而不失典雅、率真而不失睿智”通过品词酌句、体会写法，感悟季老先生的语言风格，然后反复朗读、品味，感受语言魅力。接着，设计了写话训练，仿照这样的句式来写，我幻想它……。
交流中，学生有用课文语言改编的，也有用前面学习到的语言来写的。张老师抓住高年级学生的特点将教学演绎得相当精彩，学生的言语得到发展。非吾之拙笔所能表达一二。
感悟二：让语文成为语文
十四位教师不仅关注“教什么？还关注“怎么教？整个教学把听说读写贯注始终，十分重视孩子语文基本素养的提高。教者关注了学生言语实践活动，课堂上有了丰富的安排。袁浩先生说：“孩子的语文素养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必须要经历过程。教学要以人为本，以孩子的发展为本，学是孩子主动的学，要创设情景，关注课堂上的生成，引导孩子主动地学。”教师们也都切切实实地这样做了。
随后，特级教师陈小平院长、南京市教育硕士徐艳等就课堂教学环节进行了整体点评。陈院长口直心快，点评是一针见血的，似乎不近人情。反思：我们课堂目标要求为什么难以落实？其原因是――
1.我们的语文课堂只关注了朗读，缺少了教师实实在在的指导，缺少了有效的朗读指导过程，因此学生的朗读只停留在学生个体原因的基础，对于不同的文本，应该选择不同的朗读指导策略。如《日月潭的传说》要训练学生讲故事。《孔子游春》教者缺少对学生语言训练，应关注文中美的词。《古诗两首》要读出诗的节奏、韵味。
2.各年级语文教学一定要落实新课标要求，更多地、艺术性地为学生提供书写实践机会，必须保证随堂10分钟的书写训练，包括片段练习和生字书写在内。尤其是低年级段的语文教学，应该坚持以“识字写字”为教学重点，教者不应该一味热衷于讲解与分析文本。
3.所有的拓展训练都应该以原文为基础，以帮助解决原文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前提，是围绕原文本的教学给予学生的语言实践机会，拓展延伸要恰到好处。例如，《石灰吟》的课堂上，学生品读了古诗，感受诗人于谦托物言志之后，教者通过播放电影片段，让学生了解无锡有位壶王，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本侵略者刚正不阿、不屈不挠，就如于谦一样“要留清白在人间”。此教学片段专家评议时指出，此电影片段与本课的教学联系不大，不应该浪费课堂宝贵时间，更多地指导学生品读古诗，读出诗意，品味诗境。
4.关于写话训练（随文练笔）要把握好写的时间、方式、时机，写话不能冲淡阅读，更不能代替阅读。阅读如何与写作紧密结合？这也是我们日后语文教学中应该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感悟三：让启蒙回归启蒙
小学语文要致力于点燃热爱，夯实基础，养成习惯。强调了汉字与词语教学的重要性，要探究每一个汉字，探究每一个关键词语。不要将汉字教学当作阅读教学的附庸。在14节课中，汉字教学词语教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视，而且做到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科学规律。这次观摩活动，让我感受到词语不仅仅是符号，更是一幅画，一份情。
第7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清光绪24年（1898年）6月15日，迫于慈禧太后压力，翁同接到光绪诏书：“协办大学士翁同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当日夜里，光绪孤身一人哭了整半夜，紫绡灯下，那凄凄楚楚的呜咽，在寂静如死的深宫大殿里绵延不绝。一边哭，一边读着师傅的奏章，字字句句和着清泪残梦：“……臣已老迈体弱，每念时艰，感慨有愧，有生之日苦短，报国之心益坚。康有为辅国之才胜臣百倍，皇上英迈卓识自当信托之……”就在那天晚上，光绪命书房太监给翁同送来一匹葛纱和一顶围帽，作为端午节的礼物。正在屋中发怔的翁同不敢受领，那太监却说：“奉皇上旨意赏给，师傅不必推辞。有什么话，奴才可以转达。”
翁同老泪纵横，想想20余年的师生情谊一朝断绝，这也由不得自己，也由不得皇上。自己决意南归，也许反倒成全了皇帝的事业。想到这里，他心里平静了，慢慢地说：“请转呈皇上，臣已买舟不日南下。臣在一天，暗箭乱发，猜疑不绝；臣走了，皇帝自可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走自己的路！”说罢，翁同已泣不成声了。
太监离开后，翁同很快地作出了一个打算，把老仆人李贵唤到面前，低声吩咐道：“你跟随我也有多年了。此番开缺，也是早晚的结局。皇帝保全老臣的一番心意，我心领了。我猜想，逼我走，定是西边的旨意，西边每每用皇帝之名降旨，先拟好旨意，再交皇帝亲笔朱书，掩盖指使的痕迹。这也是西边长袖善舞巧作伪人的惯用手法。这也提醒我，凡事也该有激流勇退的打算。如今变法刚刚开始，成败利钝尚未定局，我先期回常熟老家，有什么变动，我自会写信托京中同僚照应你们的……”当下吩咐停当，翁同决定早早离京，以免不测。
5月17日一大早，翁同带着夫人陆星芝，雇了一辆长档轿车，随身带了几箱紧要的物件，来到马家堡火车站。马家堡站是北京至天津的铁路起点站，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联合开办。这天，得知翁同离开北京的消息，前来送行的有不少人。大臣开缺回籍，在一班宦海中浮沉过来的官僚来看，只是面子上的难堪，并非是多么重的处罚。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都开缺过，还不是醉吟田园清闲一阵子后，摇摇摆摆又官复原职了。及至后来的袁世凯开缺了三年，反而官升三级更加飞黄腾达了。
站上，除了同乡亲戚簇拥着送行寒喧外，门生故旧也来了不少。康有为、梁启超、陈炽、文廷式、孙家鼐等都来了，红顶子万丝帽，官服便服，乘舆官轿，济济一堂。一列火车喘着气，轰隆隆地驶进站台，翁同正要上前，回头瞥见杨崇伊也在送行，脸色先有点不自在了。那杨崇伊是写弹劾翁同奏摺的执笔人，今天却也不知趣，竞毫无愧色地跟着众人走进了包厢，假惺惺地上前一揖，说：“老师，此番告老回家，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翁同立直身子，随手摇动白竹纸的洒金扇，也不答理他，只是转脸对康有为说：“先生，老夫此番离京归里，远城市而入山林，自是天赐福份。你在这里，可得近君子远小人啊！”话语尖峭坦直。
康有为心领神会，连连说："翁师傅放心去吧，鱼龙混杂，不可不防！"
翁同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话音，把那冷凝如冰的目光，斜射在杨崇伊身上。任是杨崇伊枭雄般奸刁的人物，见了这目光也不禁一凉。
火车东去，当晚到了天津。翁同和夫人当夜住在重庆道北马路轮船招商局买办许楚卿的一所私宅内。入夜，门外一个军尉模样打扮的人在喊：“……天津新军统领袁老爷派我给翁大人送礼！”
“袁慰亭？”翁同听得来人之言，不觉沉吟：袁慰亭何故这么热忱有礼？这袁慰亭（袁世凯）是甲午状元张謇的门生，曾托张謇求取朝中大员的推荐，恰巧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建议，要在小站练兵，翁同铄听说此人在朝鲜治军有方，就举荐了他。但从未见过他的模样。听张謇说，强学会开办时，捐银最多的是袁慰亭，故翁同铄与他虽无深交，但印象不错，认为是个人才。
那个军尉见到翁同，恭恭敬敬地递上一份信函。
展开一看，翁同有点失望，信函中具有一张上海汇丰银行3000两纹银的汇票，其它片纸皆无。他扫了来人一眼，问：“袁将军没有什么话吗？”
那军尉并不粗鲁，斯文地说：“回翁老爷，袁将军适才知道老爷下榻于此，今晚不便惊扰，明天他自当亲送老爷上船。”
翁同点点头，这袁慰亭办事倒也极有心机，识得官场进退奥妙，就试探着问：“袁将军常去北京吗？”这话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打听一下袁世凯在京中结交些什么人物，二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政治态度。
“袁将军有什么事总派亲信下官去办，非紧要大事，轻易不出门。再说，袁将军公务在身，忙于练兵，也无暇顾及其它琐事。”
“噢……”翁同隐隐明白了，袁世凯此人不能得罪，也许此人会忠心于皇帝，将来可备大用。
“请你转告袁将军，无功受禄，受之有愧，本来我不想收下他的厚礼，只是将军向来支持皇帝变法，权当这是支持皇上变法的一番盛意吧。”
送别来人，翁同高兴地对夫人说：“皇帝能得到执掌兵权者的支持，真是大幸了。可惜天津小站离开京师太远，不然的话，驻跸京师，不怕荣禄猖狂了。”
陆星芝披着一件墨绿色的纱衫，走近说：“你也不要一厢情愿，如此圆滑周到的人，不可轻信。”
第二天上午过了辰时，“丰升号”轮船升火启碇，仍不见袁世凯的踪影，翁同偕夫人正要从甲板往二等舱去时，却见岸上一驾官车飞驰而来，跳出个武将打扮的人，这正是袁世凯。他手里拿着根手杖，高声朝甲板上停立的翁同大声喊道：“翁师傅，学生来迟了。”话音刚落，他弯腰长长一揖。
翁同带着笑容作揖回礼，身子俯出船栏，清健地说：“袁将军，后会有期……”
在当夜的日记上，翁同信笔写下几行：“……袁慰亭送银三千两。此人不即不离，不疏不亲，开展有余，欠诚信……”
海上行程八日，至上海耽搁一日，转乘官船二日，翁同于农历小暑之日回到了故乡常熟。第一个在常熟迎接翁同一行的是他的外甥俞金门。翁同位居一品，年俸虽高，大都用于购买书画和官场应酬，从未在常熟添置田地房产。回到故里，无屋可居，只好暂时借住于之园内。二姐翁寿玉在之园内为翁同接风，望着满面风尘的弟弟，翁寿玉悲喜交集地说：“回来就好，叶落归根。住在姐姐这里，什么也不用操心……”
翁同心中不觉起了无限的惆怅，心头阵阵发颤，亲情暖语，熨贴着他枯井般冷漠的心。凄然说道：“我这次开缺回籍，本无颜面见诸位族人，幸蒙姐姐真心接待……”说着说着，竟掩面而泣。
以后的许多天，翁同的心情一直处在焦急傍徨之中。他希望聆听到京师皇帝的消息，但明知军机处的邸报要半个月才传送一次，所以忧愁的思绪一直纠缠于心底。
忽一日，一个门人从前园跑过来，告诉道：“南通张季直在花厅里等着老爷，说有要紧事请见。”
翁同听说是张謇到来，料想有什么重要的讯息带来了，自己也正想见见他，便连忙走向花厅。
师生相见，彼此寒暄一番。张謇今天很精神，一身茧绸白绉衫，一顶天青色瓜皮小帽，一双麻筋双梁布鞋，手里摇着把杭州朱记的头号洒金黑骨折扇，潇潇洒洒，倒底比翁同年轻20多岁，风采依然当年状元公模样。
张謇说：“老师，刚才我来到府上投帖，抬头见到门楣上高贴一张白纸，吓了我一大跳，以为是官府贴的什么告示，再仔细瞧瞧，原来是老师自订的五不规约！”
“季直，没想到罢官归里，仍是应接不暇，门前送礼的，请托的，写荐信的，络绎不绝。所以脆自书规约挡驾，免得惹事生非，也落得个身子清静。”
张謇是个极聪明的人，明白老师内心的苦衷。他转过话锋：“前几天两江总督刘坤一给我看了几件宫廷邸报，皇上近来一月中，整饬朝纲，革除了怀塔布、许应骏等六堂官的职位，并且任命了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赏以四品卿衔。皇上还亲自召见了康有为，促膝密谈。”张謇很兴奋，声音急速。
“噢？看来局势倒有利于皇上。”翁同顷刻间一展愁眉。
“季直，我所担忧的是荣禄把握兵权，一旦他与太后联合，皇帝势单力薄，还是难以抗衡啊。董军，甘军和和袁世凯新军近来可有变动？”
张謇脸色深沉地说：“老师，这正是关键的一着棋，前半个月，皇帝秘密召见了袁慰亭，授予侍郎衔，这也算破格提携了，袁慰亭也拍胸表示要为皇帝尽忠，只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
“预感什么？”翁同瞪大眼睛问。
“此人贪色渔利，有奶便是娘，皇帝恐怕太轻信他了。”张謇说出自己的担忧。
“怎么，他的才干不是博得许多人佩服吗？”翁同疑惑地说。
“人心隔肚皮，不经烈火，难识真金。你记得吗？袁世凯当初随吴长庆部驻扎朝鲜的十二年，吴长庆把他从一个文案提到营管带之职，而他过河拆桥，从朝鲜回国后吴长庆被贬到金州。吴抑郁困顿而死，他却不愿援手相助。我为此不平，写了一封信痛骂了他一顿，从此与他十年不通音讯。”
翁同朝张謇相视默然，然后说：“变法只能缓变，不能急变，急则容易生乱。目前变法诏书已下，好比摇撼将塌之旧墙，需要恒心毅力，莽撞行事反会被塌墙所压倒。皇上的权力慢慢地收回了，身边的人才逐渐聚拢了，总有一天，皇上登高一呼，天下臣民齐声响应，大业就成功了。当务之急，先要稳住阵脚，断不可有冒险的举动。”翁同这一番话，是他连月来焦虑积思的结果，一旦说了出来，心里反倒轻松了许多。
八月廿五夜里，从江宁府转道而来的一骑怒马，湿汗淋漓，冲进常熟南门。那坐骑上的黑衣侍卫手擎600里加急公文，策马直奔城中县衙公堂。公文递到崔知县手中，他急忙打开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地喃喃念道：“……查翁同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滥报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所陈奏要，大诸忤朕，间有驳诘，翁同辄拂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命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儆大臣居心狡诈。钦此。”
半夜里，翁同跌跌撞撞来到县衙公堂听旨。回到之园，他坐听更声苦思到天明。从开缺回籍到永不叙用，这对老人来说，不仅是个极大的污辱，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最后终结。他默默猜度着京中的消息，这突然催发的廷寄谕旨，一定显示着京中惨祸已经发生了。为了避免牵连姐姐一家，他决定搬往离城15里的瓶庐祠堂去居住。瓶庐祠堂还是翁同当年扶柩回乡时所修缮，离父翁心存墓约有半里地，似瓶形，内院四进三开间，有空敞的庭园。
翁同举家搬进了瓶庐，开始清静寂寞的生活。没多久，北京就传来了确切的消息：慈禧再度训政，光绪帝被囚瀛台，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昔日的同僚好友张荫桓、徐致靖、陈宝箴等充军的充军、削职的削职，皇帝的变法计划在顽固的恶势力摧毁下夭折了。
伴着昏灯孤影，翁同闭目躺卧在床上，泪水在奔泻。床前堆着一摊纸灰，他烧毁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信件，其中有已经逃到上海租界隐姓埋名的陈炽和张元济写来的密信。
老人的精神支柱垮了。窗外，江南淫霏的黄梅雨冲洗着十里虞山，风声雨声在呐喊，在呼叫，如同一道道凶讯撕裂着老人的心。
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进食了。俞金门送来的新鲜的雪莲瓜和糯米方糕，也被冷落在桌上。翁同的眼内，充满了无望的恐惧。悲苦的面庞，呆望着祠堂供桌上忽跳不定的烛光，皇上那白晰聪慧的影子惨笑着向他走来……这虚幻的一闪，顿使翁同觉得万箭穿心般难受，身前身后已是一片空虚，惟剩这残破的瓶庐，将作为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心中的冷膜像结了霜一般，稍顷，他扶着床栏，赤着脚挣扎着下床，踩着潮湿的砖地走向庭院。借着雨中一道道空灵的闪电，他看到了祖茔的墓碑，其中一块是新近请石匠镌刻的，上面是他自题的碑文“削藉大学士翁同之墓”
第8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今年年初，被成都友好城市――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称为“英语奇才”的袁帅，收到美国耶鲁、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四所海外名校发出的留学邀请，并成为有“总统摇篮”之称的耶鲁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耶鲁大学因培养出威廉・霍华德・塔夫托、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和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等5位美国总统，故享有“总统摇篮”之美誉。究竟是什么原因和方法使袁帅成长为出类拔萃的奇才？今年7月，在袁帅赴美留学前，笔者采访了他的父亲袁光明，从这位教子有方的父亲那里找到了基本答案――
儿子生性散淡父亲巧施“激将法”
袁光明是成都邛崃市国税局一个普通公务员，妻子帅玉星在一家税务事务所上班。1993年8月，在成都某县属师范学校当老师的袁光明，在社会公考中以高分考入邛崃市国税局。在国税部门工作这些年，家庭出身贫寒的袁光明牢记“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原本仅有中专学历的他通过自学，一步步获取了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
1989年11月，儿子袁帅出生了，袁光明对妻子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资源有限，我们决不能浪费人力资源，一定要把儿子培养好。”看着丈夫幽默而认真的神情，妻子点点头：“那我们就做个分工吧，也好各司其职。”最后两人决定，当妈妈的重点负责儿子的生活起居，而袁光明则负责儿子的思想和学业。
袁帅上幼儿园了，袁光明发现儿子人挺聪明，但个性散淡，做什么事都有些漫不经心。“六一”节，袁帅所在的幼儿园大班表演节目，小朋友都争先恐后报名，生怕老师不选自己登台，而袁帅则无所谓，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袁光明批评儿子：“小朋友都很卖力地表演，就你在台上敷衍了事。”袁帅哼哼说：“他们想表现自己，可我不稀罕！”这让袁光明陷入了沉思。
曾经从事师范教育的袁光明分析，儿子的性格偏于沉静软弱，缺乏向上的心气。他决定对袁帅进行“激将教育”，以此激发儿子不甘平庸的性格。
周末的一天，袁光明带小袁帅上街，临过马路时他问儿子：“你说汽车是开过去的多，还是开过来的多？”儿子不假思索地答道：“这有什么好问的，当然是开过来的多了。”袁光明跟儿子打赌：“肯定是开过去的多。不信，我看着手表，你来细数5分钟内来往汽车的数量。你赢了，我给你买小人书。”儿子细细一数，还真是开过去的汽车多。他要求再来一次，袁光明摇摇头：“今天的机会就这一次，怪你自己不珍惜。”虽然小人书没得到手，但袁帅心里却有了某种触动。
袁帅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周末，袁光明带着儿子和几个过去的老同学去餐馆吃饭。饭间，袁光明有心锻炼儿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对儿子说：“今天爸爸请叔叔吃饭，叔叔喜欢喝啤酒，可爸爸把饭钱付以后，只有10元钱了，啤酒1元钱一瓶，你觉得爸爸可以给叔叔买几瓶？”袁帅不假思索地回道：“好简单的问题，买10瓶呗！”喝完10瓶啤酒，袁光明装出为难的样子：“唉，叔叔还没喝够，还想要两瓶，怎么办？”袁帅不想回答了，摇摇头：“没钱就别喝了呗，没办法！”
看到儿子懒于动脑的样子，袁光明来了个现场激将：“不动脑筋的人永远都是没办法，我就有办法。你看，卖啤酒的柜台上写着，回收啤酒瓶每个两毛。我把这10个酒瓶卖了，不就又有两瓶啤酒了？”一起吃饭的叔叔听了都笑起来。
一番话“激”得袁帅直摇头：“咳，这种算术题，我肯定会算嘛。”见儿子有所触动，袁光明当着叔叔的面开导儿子：“其实比这更难的你都会算，但你没用心去思考。”晚上回到家，袁光明对妻子讲了今天这件事，妻子表扬了丈夫，袁光明感慨地说：“其实每个孩子虽然性格上各有差异，但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关键是家长怎样把它充分调动起来。另外我觉得，采用什么样的激将方式，以及用到什么程度都必须灵活，要照顾孩子的自尊和心理承受能力。”
渐渐地，袁帅在父亲经常的“激将教育”下，养成了凡事开动脑筋、努力争胜的习惯。
培养多方才能一“激”之下万事敢为
袁帅读小学五年级开始，老师把他列为班上有实力进入前三的学生。一次家长会结束，班主任专门请袁光明留下来，神色凝重地对他说：“袁帅这孩子很聪明，有实力进入班上前三，可他现在的考试成绩在班上常常进不了前八。我认为，家长在这方面还督促得不够。”袁光明笑笑：“老师请放心，我会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袁光明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不想让儿子只知读死书，更在意培养儿子广泛的课外爱好。袁光明是成都市国税系统篮球队主力，一到周末，他就带着儿子进行篮球训练。天性散淡的袁帅一开始对打球没兴趣，他对爸爸说：“一个破球那么多人争抢，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如听周杰伦的歌舒服呢。”为了提高儿子的兴趣，袁光明买了玩具篮框挂在家中墙上，没事就和儿子比谁投得准，输了罚做俯卧撑，赢了，爸爸当场给予经济奖励。妻子说，你这样做，小心会助长儿子的物质欲望！袁光明说：“你别把物质欲望看成洪水猛兽，我还怕儿子没这份欲望呢。现代人，就是要通过经济激励调动进取心，说大话鼓劲是老皇历了。”父亲的激将教育，让袁帅对打篮球培养了兴趣，技术迅速提高。小学六年级时，袁帅就作为校队主力参加中学生篮球联赛。同时，他还学会了吹长号、萨克斯，是校管乐队的骨干。
2001年，袁帅以不错的成绩和多方面的艺体特长，考入成都外国语学校。这是一个以外语教学水平高、高考升学率高而著称的“双高”学校，也是成都市名列前茅的重点中学。袁帅入读该校后，袁光明又开始了家教方面的“新战略”：更注重对儿子综合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培养，鼓励儿子积极参加众多社会活动。为此，他不顾亲戚数落他纵容儿子“不务正业，耽误了太多学习时间”。在和亲戚的观点PK中，袁光明坚持认为，当今社会，智商固然重要，但善于和人打交道的情商也重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正是提高“情商”的有效路径。
初二那年，袁帅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相继当选为成都外国语学校的校电视台台长、校刊主编和校学生会主席。刚当校电视台台长兼校刊主编时，袁帅干得很起劲。但那次，学校小记者采写的稿件因为他的审稿粗疏而出现一个新闻要素错误，事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都觉得是他的责任。听着这些闲话，袁帅很委屈：我学业那么紧张，利用业余时间来编刊办台，出了一点小毛病就得听这么多闲话，我图个什么！何况，那没有一点报酬的官又不是我想当，是大家非要选我当嘛！
回到家，袁帅把心事对爸爸说了，并表示明天就向老师递交辞呈，什么主席、台长、主编，统统不当了，以后一心只扑在学习上。当晚，袁光明和儿子谈了很久，他对儿子说：“你想尽量拿高分，我很赞同。但我觉得担任社会职务和完成学业并不矛盾，关键看你怎么处理。爸爸不是官迷，也不是唯分数论者，但爸爸希望看到一个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男子汉。继续干好这些社会工作，你有没有底气？”面对爸爸激励的目光，袁帅使劲点了点头。
2005年10月，袁光明的一位同事从新加坡旅游回来，带回几份英文版的《联合早报》，说：“这是在该国影响很大的报纸，上面有校园版，还留有电子邮箱。让你家的英语高手看看。”袁光明拿着这份英文报纸对袁帅说：“你这校报主编经常给国内报纸投稿，我现在推荐一家国外大报，你敢不敢让稿件走出国门？”
袁帅一看报纸，心里打起退堂鼓：“这可是用英文写作啊，再说，人家老外未必认我这无名小卒。”袁光明哈哈一笑，开始激将：“我一直以为你这主编有好大能耐呢，搞了半天也只是窝里横。”父亲的激将让袁帅脱口道：“你怎么断定我是窝里横呢？”袁光明手一挥：“好，如果你能在《联合早报》发文章，我赞助你去九寨沟旅游。”
连续投稿的结果，袁帅的文章都成了“泥牛入海”，这让他不免沮丧。那天，袁光明问起投稿的事，袁帅无精打采地回答：“没戏。看来稿子想留洋没那么容易！”面对儿子的泄气，袁光明给袁帅讲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故事：马克・吐温成名前，曾给美国一家最具影响的大报投稿无数，但始终没能刊登。有人劝他转投别的报纸，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马克・吐温回答：我就是要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投出一个无名作者的影响。终于，马克・吐温的稿子成了这家大报的必用稿，而且开了专栏。这家报纸采访马克・吐温，问及写作成功的感受，马克・吐温笑道：感受就是一个作品等身的人终于得到了你们的赏识！记者提出要看马克・吐温的等身作品，他翻出了在这家报纸足有一人高的退稿！
讲完这故事，袁光明对儿子说：“只要你坚持向《联合早报》投稿三年，刊登与否，我都赞助你去九寨沟旅游一次。”父亲的激励让袁帅颇受启发，他消沉的心气被激活了，开始更加勤奋地写作投稿，并悉心研究报纸风格。半年后，袁帅终于敲开了《联合早报》的门，他的文章不但连续在《联合早报》刊登，还应报社之邀做客该报。
参与各项大赛“激”出来个“获奖专业户”
袁帅读初二时，首次代表学校参加四川省“新华杯”中学生电视英语大赛，并夺得冠军。赛后，他对父亲说：“我原来一直羡慕本校那个英语主持人，看到她和来校参观的外国友人对话那么自如，我常常想，这辈子能达到她的水平就够了。但比赛使我有决心超越她。”儿子的话让袁光明有了触动。他对儿子说：“人都有获得成功的欲望，而成功最能刺激人不断攀高的兴趣，即或失利，也有助于竞争意识的提升。从这个角度上，我支持你参加各种知识竞赛。”在爸爸的支持下，袁帅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各种知识竞赛。
袁帅读初三下学期时，别的学生都开始准备中考，袁光明仍“怂恿”儿子参加央视主办的“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这项大赛是一项“顶级英语赛事”，有演讲、辩论、角色扮演、才艺表演等多方面角逐，要求选手具有高超的英语表达能力。大赛面向全国分若干赛区进行海选，耗时较多。袁帅在初三和高一阶段，两度以四川赛区冠军的身份杀进央视总决赛的前六，老师和同学都赞不绝口，可袁光明却说：“这不是你的真实水平，你完全有问鼎的能力。”父亲的话给了袁帅不小的激励，他对英语的学习更刻苦了，自我要求更严格了，同时，学习方法也更多了。一年后，他就上了新台阶：在世界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获中国赛区冠军；紧接着，在央视“三星智力快车”中学生总决赛中获亚军。至于省、市一级的英语比赛，更成了袁帅的天下，他因此在学校有了“获奖专业户”的绰号。
2006年10月下旬，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办2006年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这是一项为世界各国大学生组织的检验学生智力和综合能力的活动，由大学生扮演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以联合国大会的形式，用英语进行观点阐述、政策辩论、施政纲领和决策思路的演讲，在联合国的运作模式下展现全面的才能。
成都外国语学校作为全国几所特邀的参赛中学之一，袁帅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大会活动中，17岁的他代表非洲小国津巴布韦，他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还别出心裁地给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打去电话，请使馆提供了津巴布韦大量的相关材料。赛事第二天，外交部长李肇星来到现场观看，一些选手看到外交部长出现，心中忐忑，发挥失常。而袁帅在父亲多年的激将培养下，养成了越有外界激发越来劲的性格。李肇星部长的光临对他而言，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将。最终，袁帅发挥出色的交际能力，以“小小联手，以小胜大”的外交谋略――即亲近、联合其他小国代表，使他们认同自己的方案，并辅以富有说服力的论辩和施政提案，夺得大会唯一的个人奖――未来领袖奖，成为该奖项全球最年轻的获奖者！赛会负责人赞叹说，没想到高手如林、才子如云的比赛中，一个17岁的中学生居然拔得头筹。
在获奖后的第一时间，袁帅兴奋地给远在家乡的父亲发去短信：“我又成功了。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激励，我会用更多的成功来回报你和妈妈！”看了儿子发来的短信，听着儿子在电话中的感慨，袁光明的眼睛湿润了，那一刻，多少家教的经历和往事，都如电影蒙太奇一样叠现在他的眼前。
第9篇：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范文
每个生命都有着言说的欲望，倾诉的需求。潘新和先生说：“人的言语表现的需要――言语生命欲求，是潜伏在人的生命中的最本真、最活跃、最积极的动机。”教师在作文课上，不能无视这些，而要善于激发学生原本具有的言说欲望和倾诉需求。
趣味是作文的原动力，基于这一观点，作文课也应该考虑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趣味。但是，现状并非如此。笔者曾观摩过不少作文公开课、展示课，发现或多或少存在一个共性问题：无趣。具体表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教师讲些基本不能派上用场的写作知识，讲完后让学生当场练习，学生表情冷淡地按指令一步步完成着教师的要求;二是教师上课前精心准备，课上声光电色全部上场，学生也很配合，时有精彩发言，课堂气氛很活跃，但是，冷静思考后会发现，课上的“亮点”与作文基本无关，学生的精彩也与教师的指导基本无关，换言之，学生在这类课上并没有获得作文的有效训练与真正提升。要让学生保持持久的兴趣，就得让他们在课上有真正的收获，因此表面的热闹掩饰不了课堂深处的无趣。公开课、展示课仅仅是作文课的一种形态，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反思。
一、作文课缺失趣味的原因
1.教学内容不能激发学生趣味。
一位教师执教《学会景物描写》，以教材上梁衡的《夏》一文为例，将课文重嚼了一遍，总结出比喻、拟人、衬托、融情于景等表现手法，接着要求学生运用这四种手法来描写冬天。学生认识了四种写景手法是否就能立刻“搬运”到自己的作文中，这姑且不论。笔者在课上发现学生表情冷淡，兴趣全无，这与教师这节课的内容安排有关――现在的学生与梁衡《夏》中所描写的景物有距离感，且一下子由夏入冬，缺少写作内驱力。
2.教师缺少学生立场。
王蒙在“中华杯”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颁奖会上说：“传统的作文教学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特征，把学生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创造性劳动降格为：教师控制下的单调呆板的知识技能的迁移训练，每次习作都源于教师的讲授，起于教师的命题，终止于教师的批改，根本没有学生选择的余地和创造的机会。”王蒙先生虽然说的是传统的作文教学，但又何尝不是当前作文教学的写照呢？教师在课堂上的控制力越强，学生的创造力就越弱。
3.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单一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枯燥乏味。曾听一位教师上《人物的外貌描写》一课，该教师课前做了精心准备。课上先出示学生写的一个片段，找出不足后，教师出示了自己修改的语段。依此类推，教师出示第二个学生片段，讨论，再出示教师的改后语段。第三，第四……PPT一直播放了十组语段。播放完了，课也结束了。且不说学生的写作能否仅通过认知性活动得以提高，单是这种重复单调的教学方式，就很容易让课堂变得沉闷无趣。
二、如何让作文课富有趣味
1.教学内容应贴近学生。
很多教师上作文课喜欢将名家美文、经典语段拿来做示例，这就如同请跳水世界冠军给跳水爱好者作示范一样，虽然示范动作很漂亮，但对初学者的意义并不大。当然，记住美文美段中的语言范式，对写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如果换成略高于学生写作水平的示例，就容易激发学生“跳一跳”的积极性。
除了出示的材料贴近学生外，讨论的话题、写作的对象等也应该贴近学生，以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袁源老师借班上《人物的外貌描写》一课，课上先让学生推选一位学生作为感动班级的人物，在大家一致推选王腾飞后，袁老师并不急于认识王腾飞，而是让学生们描述王腾飞的外貌，帮助袁老师认出他。陌生的教师已令学生平添一份好奇心，教师想认识写作对象王腾飞的求助又无形间增强了学生的表达欲，加上王腾飞恰是大家喜爱和钦佩的人，所以课堂上几乎人人都有强烈的表达愿望，都在主动、热情而认真地描述王腾飞的模样。
2.营造有意义的写作情境。
情境的营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但不能为情境而情境，不能为求趣味而营造情境。徐飞老师上《如何写好人物心理》一课，设计了“明天，放假了”的写作情境，让学生写出放假前一天的心理。这一心理情境为学生所熟悉，且有丰富的内容可以挖掘，所以课堂上呈现出学生争相发言的场景。据徐老师讲，他为创设这一情境，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其间，想过的情境有：试卷发下后、考试作弊、与父母发生冲突、一个人在家、做错了事想隐瞒、上学快迟到了、被好友冤枉、课上的紧张……但这些情境又被一一否决，因为有的情境不具有普适性，有的情境诱发的情绪较为灰暗，等等。营造有意义的写作情境，是课堂成功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对语文教师的重要考验。
3.将课堂总目标进行有效分解。
趣味，不仅来自于内容、方式等有趣好玩的事物，还来自于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一个人对一件事物产生浓厚的趣味，往往是因为他在其中体验到自我实现的快乐。
以郑桂华老师《描写的奥妙》一课为例。
投影“双鸭戏水图”，要求学生用一两句话进行描写。在学生作品的基础上总结出描写应具备的三条基本要求：有什么、怎么样和像什么。
参照这三条标准，学生修改自己的作品。在交流时借助学生作品，明确还要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描写。
投影黄昏湖边的风车的画面，要求学生进行描写。在交流时借助学生作品，明确描写复杂的场景应注意层次和重点。
郑老师将描写的总目标分解成三个小目标：“有什么、怎么样和像什么”“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描写”和“描写复杂的场景应注意层次和重点”。这样就化难为易，且能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写作体验，发现并总结这些描写规律。
4.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获得提升。
写作是一种实践能力，而实践能力需要在实践活动中训练、提升。教师在准备写作课时，应善于将写作课的教学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写作训练活动。王尚文先生指出：“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学好语言，这是关于语言学习的客观规律。非生活化的写作教学是为学习语言而使用语言，把这一客观规律完全颠倒过来了！而生活化的写作教学却是在真格儿的生活中真格儿地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真格儿的思想情感，满足真格儿的生活需要，自然能真格儿地学好语言。”
向浩老师在执教《如何写好喻体》一课时，设计了丰富有效的写作活动，使学生始终保持趣味盎然的写作状态。学生在阶梯式的活动中，不断提升写作能力。请看他的课堂活动设计：
让学生说说老师的外貌特点，然后选肚子、脖子、眼睛中的一处，写一句比喻句。
以《围城》中的一句比喻句为示例，出示垂柳图，要求学生选择比较陌生的喻体来写。
仍以《围城》中的一句比喻句为示例，以垂柳图为对象，要求补上喻体的性质特点或运动状态，写生动形象。
仍以垂柳图为对象，调动不同感官，多角度来写，写丰富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