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7月20日，为期8天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在会程过半时，传出一个备受关注的“好消息”：就此前被视为焦点话题的南海问题，各方对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导方针达成了一致。现场一位亚洲外交官员表示，这一相同意见是个“良好开端”。

不过，话音刚落，从越南河内当即呈现出另一种表情。在21日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的国会会议上，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生雄表示，将尽一切手段保卫、渔民和经贸活动，以及在领海内的油气田勘探等。

“我总体的感觉是，暗流涌动。”一位不愿具名的与会记者如是形容。“当然，可以想象，不能指望一次论坛来解决所有分歧。”他说。

而东盟秘书长素林则更为委婉地解释了各方在南海问题上仍然存在的分歧，以及今后努力的空间。他说：“用杨洁篪外长的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将共同继续开展富有成效的、和平的、积极的努力。”

1南海问题“降温”？

至少，这一立场和论坛通过落实宣言指导方针的成果，得到了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可。

据介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11月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各方在《宣言》中承诺，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可在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探讨或开展合作。

不过由于一直以来未能就后续行动指导方针达成一致，这些合作迟迟不能进展。“指导方针推进了《宣言》的合作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为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像是有两个轮子。以前，我们强调各方不要做哪些事情，对应该合作的内容强调不够。现在，原本势弱的轮子有力地转动起来，会使分歧所占的比重相对少一些。”

因此，相比今年上半年南海问题的热度而言，曲星与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张九恒都认为，这场论坛的成果使南海问题的紧张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

但另一方面，推进合作并不意味着解决南海问题本身。曲星坦言，“要解决问题只有坐下来好好谈”，“并且，谈判要有合适的气氛，合适的大背景，不要导致现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目前，中方已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就务实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倡议。这些建议包括举办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研讨会，成立海洋科研与环保等3个专门技术委员会。中方还重申愿继续承办此前各方已同意的3个合作项目。

2新“方针”只是妥协不是终点

尽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7月22日会见杨洁篪时也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宣言》后续行动指针达成一致给予了积极评价。她表示，美了解南海问题高度复杂，对南海争议不持立场，无意卷入其中，无意使之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美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措施。

但是，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却在此前一天的美国－东盟外长会上声称，菲律宾坚信只有通过和美国合作，各方才能解决南海争端等地区安全问题。据德新社报道，德尔罗萨里奥还在23日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猛烈抨击中国”，他说中国对南海的要求“没有根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中国对菲律宾领土至少“发起了7次侵犯”。

无独有偶，与来自越南国内的“誓言”相似，菲律宾总统阿基诺7月25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就南海问题发表强硬表态，宣称菲律宾准备好使用武力保护该国在南海上的“领土”。

面对菲越所表现出的明显分歧，日本《东京新闻》写道：（后续行动指导方针）不过是一个中国与东盟妥协的产物，但是火种犹在。

另一份日媒《朝日新闻》进一步披露，事实上，在论坛达成后续行动指导方针之前，各方有一段时间僵持不下。这表现在：“东盟致力于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南海问题），而中方坚持举行双边磋商”。不过之后，由于“东盟国家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匪浅，各国都不愿与中国发生决定性冲突”。但最终，“为避免内部出现分裂，东盟国家并没有在指针案文中使用‘多边’一词。”

而在论坛早些时候，已有传言称：东盟外长会议决定“联合对华”卖力演出团结。对此，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何亮亮评价说，其实在东盟十国中，最希望在南海问题上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向中国来施加压力的，主要就是越南、菲律宾，以及印尼。而这些国家本身相互间的矛盾也使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所谓的“反华同盟”。

曲星甚至对菲总统论坛外的言论有些“不屑一顾”：“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他也就是说说而已。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武力作为政治选项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至少，在国际道义上也站不住。”

3“克制”地牵制中国

当然，越南、菲律宾之所以在总基调较为平和的论坛上仍敢咄咄逼人，背后还是美国的支持。

菲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抨击中国侵犯“领土”之时，不忘提醒美国，“如果菲律宾的‘领土’权益能够被（中国宣称南海）这一毫无根据的声明破坏，那么其他国家也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方面面临潜在威胁。”

果然，据美联社报道，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当天的会议上敦促中国和东盟邻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她说，近期南海争议问题的事态发展侵害了该地区的航行自由，并且威胁到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航行自由”，这是美国一直强调的、介入南海问题的理由之一。对此，中国外长杨洁篪在本次论坛会议后接受国内媒体联合采访时，明确回应道：“针对一些国家在会上提及南海问题，我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指出南海的航行是自由的，航道是安全的，南海部分岛礁归属和海域管辖权争议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也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航行自由与南海争议是不同范畴的两个问题。”

在张九恒看来，虽然希拉里于本次论坛曾声明“美国无意介入”、“对有关争议不持立场”。但事实上去年以来，“美国把军舰开进南中国海，举行一次又一次的军演，都是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表现。甚至希拉里日前建议相关各方应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阐述各自的诉求，也是一种介入。当然它的介入，最重要的做法是利用这个地区的分歧，利用某些国家和中国对抗。”张九恒说。

在去年的东盟峰会期间，希拉里曾抛出“南中国海争端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高调并发表“介入南海”的强硬讲话。这令与会的中国外交官愤怒不已，中国外长杨洁篪当场给予了驳斥。

时隔一年之后，曲星认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会上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总结了去年的教训，但是它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什么改变。他说，“希拉里的‘无意卷入’，是说美国不想成为南海问题绳索的一方，也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但美国在南海有着利益需求，是南海问题里的重要存在，不仅不打算退出南海问题，还打算增强在南海的影响力。此外，美方也多次声称，要对它的盟国有所承诺。”

这种承诺以及它自身的战略需求道明了美国介入南海的目的。“美国希望延缓中国的发展，维持自身的战略霸主的地位。”张九恒表示。

4分歧将被带入年底东亚峰会

为中美角力南海“煽风点火”的还有日本和韩国。《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认为，中国在落实《宣言》后续行动指导方针上的“让步”，与东盟国家和美国、日本的强硬立场分不开。日本应与美国和东盟、韩国合作，推进顽强的外交撼动中国。

据日媒分析， 美国提议在南海问题上各国就主张出示法律依据。此举就是在牵制中国，将南海问题纳入今年11月的东亚峰会框架。就此意图，将首次参加东亚峰会的美国另一表现是，美国助理国务卿曾就围绕南海问题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对身边人说：“第一步进行得很好。”

但张九恒认为，中国也在依照清晰的思路试图有效解决南海问题。“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特别是南沙群岛岛礁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这一点我们既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同时也是以联合国《海洋法》和《国际法》为依据的。”

他说，“但南海问题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我们也需要承认争议的存在。尽管如此，南海问题的各方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这一点我想各国的有识之士都赞同的。没有人希望这个地区紧张，希望这个地区会出现战事。”

对这一观点，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展示出了对中国的乐观期待。这篇文章以“亚洲安全秩序需要中国”为主旨写道：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问题上，西方往往使用硬实力和武力政策。和西方不同，中国更倾向于先营造一个友好合作的氛围，再来寻找和平解决纠纷的方法。

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花了不长的时间和俄罗斯、越南等国和平解决了陆地边界纠纷。这样的成就在西方很少出现。也有理由相信，尽管南中国海问题更为复杂，并且有外来力量的不断干预，善于接受教训和学习经验的中国，也必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和平方法。”

5南海“三大框框”的差异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11月签署，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然而，此宣言十年来屡屡被一些国家破坏，实质上等同于一张废纸。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导方针：今年7月20日，中国和东盟国家就此达成一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后续行动指导方针内容简短，基本上是原则性描述。但其为落实《宣言》制定了一个指导方针，暂时缓解了南海紧张局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并没有消灭南海的“火种”。

“南海地区行为准则”：越南和菲律宾正在强力推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机制。当然，他们想约束的更多是中国。

第2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的侵犯，使“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展开，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此外，因尽量发展海军，弱化美国在此区域的军事优势。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展开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3.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领域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陈江会”签署三协议、发表一个共识，宣布将开通两岸定期航班、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致共识，两岸“三通”已经全面实现。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逐渐打破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而且，两岸的友好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应力求与台湾达成共识，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岛驻军，这对于南海相关国家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强全国人民的海权意识，保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减少在非正常时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执行难度。

以上4个政策，当然是不能割裂来实施的，其中经济合作和军事建设将贯穿整个南海问题解决的过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点，造成敌我军民冲突、获取国际舆论同情是外交辅助，排除或减少美日压力是关键，与台湾达成政治和解与合作、唤起民众的海权意识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渊：《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载《学术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论述》，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权益与中国崛起》，载《理论界》，2005年6月

第3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2016年12月7日，“中国南海研究2016年度论坛”在南京举行。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朱文泉应南京大学邀请，撰写了题为《世界大同与解决南海地区热点问题》的特别演讲论文，常务副会长张宝康、副会长兼秘书长仇学富和副会长毋瞩远、杨朝宽、徐红等出席会议。朱文泉会长的特别演讲，提出了系统战略思考，简要归纳为“坚持‘四三制’，下活南海棋”，得到与会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导的赞赏。演讲全文在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编辑出版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1期首篇发表。

坚持“三轨”并行。“三轨”即：一是中国与南海当事国“一对一”直接谈判，防止争端多边化、扩大化，防止域外势力插手干预；二是中国与东盟展开对话和合作。南海争端不是中国与东盟的争端，但中国与东盟有责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要推动东盟协调各国恪守以往的共同承诺，反对域外势力插手干预，促进各国管控分歧避免危机冲突；三是坚决与南海问题的域外“搅局者”作斗争，要公开揭露美国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阴谋与行为，坚决回击日本利用南海问题挑拨离间，提醒有关国家不要受美日挑唆利诱染指南海。

坚持“三路”并进。“三路”为：确保南线。由南海经马六甲海峡通往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我国的海上生命线。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确保南线安全畅通，是中国不可动摇的一贯立场。加快西线。由新疆连通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对南线的重要补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军事意义。目前中国与沿线各国互利合作，使得西线的建设生机勃勃。开辟北线。打通中国东北出海口，经日本海、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沿东北航道通往欧洲，沿西北航道通往美洲，北线具有分担甚至替代南线的前景，将对经济、军事、外交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应抢抓先机、排阵布点，尽早形成和增强使用北线能力。

坚持“三段”并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以归纳为“政治―战争”的“两段论”，但当今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朱文泉会长在《岛屿战争论》中提出了“政治―非武力斗争―战争”的“三段论”思想，非武力斗争由隐而显、由短而长地上升为一个独立的重要阶段。由“两段论”走向“三段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非武力斗争与常态下的政治相比，有时又复杂激烈得多，具有准战争和准备战争的作用。我们要坚持常态下的政治，争取“谈”出一个和平的南海；如不能，则利用非武力斗争阶段，“斗”出一个和平的南海；若对手诉诸武力，我们也要下定决心，“打”出一个和平的南海。

坚持“三举”并重。必须从全球范围和人类发展来认识和解决南海地区热点问题。“三举”一是要以走向大同引领世界。要系统梳理修改国际法，制定大同法，成立以合国为基础的准世界政府，并赋予联合国更多的权力，维护世界秩序，引领世界人民走向大同。二是要以“不战而和人之兵”逐步消灭战争。可以参照欧盟模式，成员国适度让渡一部分权力，这样各盟内外部就会减少战争的机率。三是要以合作共赢促进发展。中国向全世界提出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世界大同是信念，可以孕育未来；消灭战争是信念，可以净化未来；合作共赢是信念，可以创造未来。

第4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居于特殊地位。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理论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其海上安全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南海争端问题上，日本依据它的海上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为依托，矛头直指中国，充分重视并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同时策应争端。

关键词：日本；海洋国家；海上安全政策；南海争端

中图分类号： D81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1105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南北狭长的岛国，南北延伸长达2400千米，四周为海洋环绕。它东临太平洋与美国遥遥相望，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邻。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海上安全也成为日本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对环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事务极为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在日益升温的南海争端中，日本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积极介入其中，大量开展与南海相关的海洋安全实践。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的学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多有阐述，比如新加坡学者蓝平儿《日本与南沙群岛争端：强烈的愿望和局限》（1996）、丹麦学者丽泽洛特・奥德高《南海的威慑与合作》（2001）、美国学者乔舒亚・罗文《美日安全同盟、东盟与南海争端》（2005）、谢尔登・西蒙〖JP2〗《南海的冲突与外交》（2012）、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合作的论文集《从实力出发的合作――美国、中国和南海》（2012）、伊恩・斯托里《日本在东南亚的海事安全利益与南海争端》（2013）、中国学者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郭渊《2011年日本南海政策回顾》等。这些研究成果从历史沿革、政治利益和商贸目的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发展历程和原因。本文认为日本所开展的有关南海的安全实践活动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但从宏观的战略角度看，日本的南海政策受到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的指导。因此，本文回顾了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考察了在其导向之下，日本南海政策的发展变化。

一、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缘起

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是以其“海洋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所谓的“海洋国家”通常是指岛国或濒海国家。而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如一个国家资源贫乏，一旦遭到海上封锁就会马上陷入崩溃，且为了生存，该国迫切追求开放、自由的世界，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日本必当归于此列。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是在近代才逐步确立的。在明治维新之前，由于受到大陆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幕府在海防上的锁国政策，当时日本的视野主要投向与自己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对浩瀚的海洋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直到幕府时代末期遭遇了黑船事件，日本才深刻意识到了海洋中所潜藏的对国家的巨大威胁。于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从地理位置以及安全战略的高度，福泽谕吉、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等人主张要树立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1］所以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海洋安全的思考是相伴而生的。

从理论上看，日本对海洋国家安全的思考直接受到西方海洋论学者思想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日本海洋安全认识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美国著名的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马汉在他的大作《海权论》中谈到：“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2］1受到马汉对于海权界定的启示，早期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过多关注的是以海军扩张为依托对制海权的争夺。比如佐藤铁太郎在日俄战争之后撰写的《帝国国防史论》提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量列强的军备状况，以此为标准，全力践行。”［3］在这样的海洋安全认识的指导下，日本走向了海洋扩张争霸的道路，最后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了迎头痛击。

二战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对海洋国家安全的再思考。而由海权论者马汉、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麦金德、边缘地带论者斯皮克曼等人所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派学者研究推崇的对象。西方的海洋国家论者认为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海洋国家的安全战略必须明确如下三个要点：一是海洋国家面临着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挑战；二是海洋国家应该结成联盟；三是海洋国家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4］由西方多位学者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相比较马汉的海权论来说，在海洋战略方面所兼顾的内容更加系统全面，这无疑对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学者重新定位其海洋安全理论、制定海上安全政策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战后日本海洋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深刻反省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并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战前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美国的民主主义战胜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仅在于美国惩罚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在于美国海军打垮了日本海军，显然按照高坂的意思建立海权和以海洋国家为伍才是日本应该吸取的经验。所以他总结说，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5］从高坂正尧的分析可以看出，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人士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在建立海权的同时要与海上强国结盟的重要性，一改其近代只注重制海权争夺的认识。这一点对之后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确立起到了最为基础的导向作用。

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

以二战后日本学者对以往海洋安全认识的反思为先导，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逐步形成并完善。这一时期日本所面临的新的政治形势是其海洋安全政策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战后初期，日本刚刚经历了近代海洋扩张理论与政策的失败，国土安全包括海洋安全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然而随着美国占领的结束和日本自主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贸易的扩大，日本开始关注海上安全问题，因此逐渐明晰地提出自己的海上安全政策。

1966年，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发表题为《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报告，专门谈到海洋战略问题。1972年，由诸多海上自卫队军官和海洋专家组成的日本海空技术调查会出版了研究专著《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对日本的海上安全问题进行系统全面论述。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则使海上安全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6］282从上述三个文件的内容上看，它们直接承袭了西方学者的海洋国家理论的基本内核，并确立了日本在二战之后海上安全政策的基调，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海洋安全的范围。这一点实际上是日本对近代海洋安全政策的反思与纠正。上文曾提到，受到马汉《海权论》部分内容的影响，近代日本的海洋派把海权片面地理解成为“海洋军力”。而事实上马汉在《海权论》当中曾总结一个海洋国家对海权的掌控不仅表现在强大的海洋军力方面，还表现在出于海运、商贸等目的对于畅通无阻的航海通道的保障方面。［2］18-19正因如此，《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以太平洋战争为戒，提出“作为海洋国家，如果失去了海军和海上通道，其下场是很明显的。”［7］

除了强调海军实力和航道畅通之外，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还日益重视海洋科技开发与海洋安全的关系，将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内容也纳入到海洋安全考察的范围内。比如日本的水产厅、气象厅、科学技术厅、海上保安厅等政府机构积极联合企业，进行海洋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鉴于能源匮乏的情况，日本努力探索海洋能源的利用，以实现“以海洋能源来保护大海安全”的宗旨。［8］从这一点上来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相比于近代而言，其内容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对海洋安全的构想均有突破。

其次，重视与海洋安全相关的结盟或合作。受到海洋国家理论的驱动，日本始终认为自身面临大陆国家的威胁。《日本的安全与防卫》就提到“日本临近大陆，安全容易受到大陆力量的影响”，“只要日本在‘海洋圈’内，即使与大陆为敌也能确保国家安全。”［9］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战后的日本努力构建和推动与海洋国家的结盟与合作。比如《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在承认美国制海权有压倒性优势的同时，强调“专属防卫”应与日美安保合作相结合。当然“日美同盟”的形成并不只是出于海洋安全的考虑，但海洋安全无疑是双方同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都提到为了日本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日本充当辅的角色，向美国海、陆、空三军提供相应的设施与基地。1969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称：“作为跨太平洋的两个大国，日美两国通过其合作可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尼克松总统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希望日本不仅在经济问题上，也在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0］以此为指针，20世纪70年代之后，包括《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与历次修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等安全合作文件不仅明确了双方在海洋安全方面合作的内容，而且一改之前日本保障性的辅助角色，逐步加大其与美军的协同合作能力。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军力迅速膨胀。

继1996年日美签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后，日本与澳大利亚于2007年签订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8年双方又签署了军事防卫合作协定书。这两个重要文件规定了日澳两国在涉及海上安保的活动中舰队支持、情报提供、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合作。2013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在文莱还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各自会谈确认了海洋安全合作的方针。因此，以上的事件足见日本对于海上安全同盟的高度重视。

第三，强调海洋安全保障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 “应根据国力变化增强军事防卫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维护日本的军事、能源、粮食供应等安全。”［6］285在此政策前提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范围不断扩大，其手段也愈加多元。如果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之间涉及海上安全的同盟更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话，日本与东盟在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则体现出多种手段并举的特点。

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合作有着复杂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迫切地需要找到地区性的商品和粮食渠道。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逐渐繁荣，东南亚成为日本工业产品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此外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主要依赖于通过地区战略要地的海运通道的顺畅――如新加坡、马六甲、望加锡海峡和中国南海等。〖JP2〗据统计至2010年，单是能源就有超过90%以上的海外供应通过东盟所处的海域运往日本列岛。这样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最为关注的内容。从外部原因来看，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引发日本的“担忧”。比如冷战时代苏联增强远东兵力，及至冷战结束之后，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都造成日本对周边海域安全的“恐慌”。拉拢东盟势必从边缘包围被日本视为威胁的国家，这是符合它的海上安全政策的。〖JP〗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稳定日美同盟、强化安全外交的同时，积极与东盟接触，并坚持以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维护多样化的海上安全利益。1976年，福田赳夫首相借东盟成立十周年之机，遍访东盟各国，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提出积极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和发展做贡献的口号，进一步推进已经启动的日本与东盟之间的政经合作。［11］双方的这种合作关系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在继续深入。1990年至今，除了三位执政最短的首相外，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出访过东盟国家，并将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亚太外交的重点。以密切的经济联系和频繁的外交为基础，日本加快与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1993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东盟四国，提出了日本对东盟的四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条就是“积极参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对话，建立亚太安全机制。”［12］1997年12月，日本――东盟双边安全对话由部长级提高至定期首脑会议。此后日本与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始了定期的军事交流。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东盟部分国家每年四次定期与日本的大型舰船进行共同训练，演练驱逐海盗行动，不断深化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

三、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日本在环太平洋地区与多国的同盟或合作关系，特别是对东盟的争取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南海争端。众所周知，东盟各国与中国就南海等问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南海作为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日本虽然对南海没有提出诉求，但却极为关注并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

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和介入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冷战期间，日本海上安全基本遵守的是“专属防卫”原则，安全战略的范围主要在其近海，对南海争端几乎没有关注。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日本虽然重视中国南海在其海洋运输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但似乎并未有意介入到南海争端中。这种情况反映在日本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报告中，即从1996年开始发表的《东亚战略评论》和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东亚战略评论》主要分析的是朝鲜、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对日本的威胁，以及巩固日美战略纽带。在9・11随后的十年间，《东亚战略评论》和防卫白皮书关注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伊拉克、阿富汗的冲突。当然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是始终被关注的主题。而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只在1996-1997年、2002年、2006-2008年的报告中用几笔带过。［13］144

日本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是在2010年，当年9月由于问题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危机。当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日本的分析家开始强调要高度重视南海的局势。如日本国防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南海紧张局势的加剧会使中国在南海部署更大的兵力，中国的固执行为将导致部分东盟成员增加防卫预算，并提升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以此来适应不断加深的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14］。这样的形势对于日本是相当有利的，日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密切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从而维护日本的海上安全利益。2011年11月，在第十四次东盟――日本峰会上，双方发表了《巴厘宣言》，旨在提升东盟――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该宣言当中东盟与日本共同承诺：“在海事问题上进行更牢固的合作，特别是确保航行自由、航海安全和贸易的不受阻碍，并依据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巴厘宣言》透露出两个讯息，其一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的实现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关系，其二日本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事务中要与东盟彼此呼应。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都是直言不讳的。2012年12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发表了富有争议的谈话，欢迎重新武装的日本作为制衡中国的力量。而作为回应，日本表达了支持菲律宾在2013年1月向联合国提交有关领海的法律文件。日本对其东盟伙伴的声援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实际上日本强调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中与东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跟中日之间的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本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海和争端中所持的政策或多或少是一致的。201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到，中国对于其他诉求者的战略会削弱他们对于所声称的或占领的岛屿的有效控制，而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的使用将会加强其自身的领海管辖的要求。［13］146所以在中菲的黄岩岛事件之后，日本的防卫大臣曾明确表达了东海与南海争端之间的联系：“日本非常关注此事，此事态将对东海形势产生影响。”

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除了极力鼓动东盟与中国对抗之外，日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也是它倚重的力量。日本描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存在对于和平和稳定是不可取代的，并欢迎奥巴马政府“重返”或“再平衡”该地区。介入南海问题美国响应日本的号召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航海自由的担心。其二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企业利益的保护。美国前驻亚洲的外交官哈维・菲尔德曼就曾表示，如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中国，南海就变成“中国的湖”。届时任何出入南海的船只都必须得到中国的允许，东南亚地区的航海自由将陷于瘫痪。［15］此外，由于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矿藏，美国有多家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开采，所以南海争端的加剧势必影响到美国人的经济利益。本着以上的原因，美国对于南海的争端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态度：第一，相关国家和平解决该争端，促进地区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第二，强烈反对使用威胁或武力达到对于南海的领土要求；第三，对争端各方的观点不持意见；第四，保证该地区的对话渠道，拒绝任何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事诉求。［16］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关于南海争端问题与美国持有几乎一致的意见：没有领土要求，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胁迫。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逐渐达成默契，为了避免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两国加强了对东盟相关国家海洋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并展开相应动作。2012年美日两国分别向菲律宾部队和海岸警卫队转让武器装备，二者还向菲同时提供武装和民用海事方面的训练。2013年12月15日，日本与越南会谈磋商达成一致，准备向越南提供巡逻船以加强该国沿海警备力量。而就在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克里访越，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新的资金援助，并利用新增加的援助款项为越南海警部队购买五艘巡逻快艇。

结合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介入的情况来看，日本在二战之后所逐步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明确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的矛头是直指中国的；第二，与掌握海洋主导权的美国结盟，在关键性问题上协调一致，共同遏制所谓的安全威胁；第三，以与东盟的密切外交为基础，形成从日本海至西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海上安全环境，也牵制自己在东亚地区最强劲的对手中国。从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实践可以看出，日本海上安全政策是为其扩大对外政治安全影响服务的，同时也为日本的战略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铺就了道路。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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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Dispu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お

SUN Xiaoguang,ZHANG He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3165, China)

お

第5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菲律宾打外交战

中国一贯主张南海问题以双边、协商的方式解决，但是，菲律宾政府却充耳不闻，在黄岩岛问题上不仅拉拢外部势力介入，还不断发出挑衅言论，力图使争端多边化、复杂化。

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在8月14日的发言中提到，菲律宾外交部一直坚持通过政治、法律和外交这三种手段来处理争端问题。所谓政治手段，就是利用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机构来进行调解，主要是要寻求东盟和联合国的支持；法律手段就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来划定解决争议的机制；外交手段就是与中国展开双边关系谈判。事实证明，三条手段中菲律宾对前两条更为倾心，不论从美国在南海“搅浑水”还是菲意图“绑架”东盟都能看出。而2011年中国要求就南海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却遭到菲方拒绝。

对此，有评论认为，菲律宾如此做法并非正确的外交策略。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旅客来源，对菲还有单独投资，政治上的挑衅只会令菲律宾陷入贸易困境。而既想在中国收获大量商业合同，又试图不在南海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越南印度秀肌肉

而在南海问题上一向与菲律宾共进退的越南就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了，它正着手打造更有威慑力的海军。俄新社称，本月越南向俄罗斯订购的6艘“基洛”级636型潜艇中的第一艘将下水进行海试，今年内可交付使用。除此之外，越南还于此前向俄罗斯订购了2艘“猎豹”级护卫舰，并计划自行组装2艘同型舰。

越南对空军的投入也丝毫没有放松。2010年开始，越南与俄罗斯谈判继续交付12架苏－30系列重型战斗机的合同，部署在越南中部的藩朗基地，主要面向南海的西沙和南沙方向。与中国同型号的战机相比，由于它购买较晚，装备更加先进。

印度也向越南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包括P28型隐形护卫舰改进型和“布拉莫斯”超声速反舰导弹，并且凭自身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跃跃欲试。虽然印度海军司令维尔马近日强调，印度海军的着眼点仍是印度洋，而非“日益军事化的”南海，但其在南海周边的行为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商业标准报》称，印度海军未来几年添置的新式战舰将主要部署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这里扼守着西亚到南海所必经的马六甲海峡，而中国从非洲和中东进口的原油中大部分需要经此运送。更重要的是，印度的海洋战斗群在此处集结，会为其东进南海打造强力的战略支撑点。

美国阴影不散

第6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南海问题；遏制；海权；利益；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42-02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以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强调《日美安全条约》、《日美共通防御援助协定》和南海航行自由，增加并调整在亚太地区的驻军，派遣将近60%的军舰到亚太地区，同时，又拉拢印度等局域外大国参与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趋于国际化；另一方面，以“美菲共同防御”和美菲海上军演为先导，借助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大国平衡”心理，加强同东盟的关系，在南海布置了许多的侦测船只，勘探南海能源，窃取中国情报，另外，美国公司伙同某些东盟国家在南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行为又使南海问题更趋复杂化。凡此种种，对美国的意义是什么呢？美国为什么要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呢？

一、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

自“二战”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是对其国家利益服务的，都是为了维护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二战”正酣之际，罗斯福就设想通过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来确立战后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自己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把日本，西欧等国家拉入了自己的范围体系，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的解体，两级体系土崩瓦解，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多极体系。在欧洲失去了强有力的对手之后，美国的战略重点逐渐从欧洲向中东和西太平洋地区转移，这就导致了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一方面，南海及其周边有着四个美国认为必须控制的战略通道，即巴士海峡、望加锡海峡、巽它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不仅仅是美国及其盟友重要的航海通道，而且是西太平洋彼岸正在崛起的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和海军的“战略要塞”——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南海有着丰富的能源与资源，卷入南海争端的六国七方都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其中不乏美国的朋友），南海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美国所构建的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紧密相连。因此，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有关国家争夺的加剧和中国所处的优势，在美国看来无疑威胁到本国的利益，影响了美国的亚洲战略目标，因而其介入南海问题就自然而然了。

二、战略遏制

遏制，其中文意为“阻止、控制”，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付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冷战结束后，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海上力量的发展，除原有的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冲绳岛，经我国的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外，美国又精心布置了所谓的第二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经小笠原群岛、硫黄群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哈马黑拉马等岛群），同时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组成复合岛链，来围堵、遏制中国。一方面，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南海地区是中国西南的屏障，是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必经之地，对中国海洋战略和发展远洋海军意义莫大，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始，中国改善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大力发展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与贸易等领域合作，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大增，仅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因此，美国选择重返亚太，恢复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合作的关系，在泰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建立军事基地，与南海周边国家频繁军演，插手南海问题，其目的显而易见：一则通过制造事端与矛盾，向中国施压，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影响中国的发展；二则卡住咽喉，通过围堵、封锁，压缩其战略空间，阻止中国的发展；三则通过军事基地与雷达阵地的建立，窃取中国军事情报，以便必要时为其军事手段作准备。

三、争夺海权

海权，是霸权时代的产物，其英文意为“sea power”，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即“sea power+interests”，马汉在其《海权论》中明确提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就南海而言，谁控制了它，谁就控制了世界海上交通的“大动脉”，掌握了博弈的主动权。一方面，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印度洋和连接亚洲、大洋洲的海上要道，是仅次于地中海的世界第二大海上航道，对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在内的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39条航运线路中有21条经过南海，80%以上的进口石油须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航线回国；世界上每年有40000以上的大型船只、一半以上的超级油轮通过南海。另一方面，“西太平洋——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是美国海军的重要海上航线，美国在东南亚、印度洋和波斯湾基地之间的军事调动与装备、物资运送都离不开南海航道，假如南海爆发冲突或一旦成为中国的“内海”，对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利益有着巨大的威胁。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待来访的菲律宾外长时表示，“我们担心，最近发生在南中国海的事件可能会破会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①，2011年7月以来，美国官员多次公开声称“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是美国国家利益”，2012年8月美国联合多国举行环太平洋军演，唯独没邀中国参加，如此种种，都表明美国炒热“中国”，借反恐为名重返亚太，强调南海航行自由，涉足南海，就是为了控制亚洲的制海权，维护亚洲的军事霸权和其所谓的亚洲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及在亚洲的领导权，以增强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增加其博弈的筹码。

四、能源与经济利益

南海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波斯湾”之称。据中国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南海石油储藏量高达418亿吨，天然气储藏量约为7.5亿立方米，另外，已探明南海海底可燃冰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1000年。如此丰富的资源不仅使南海周边国家陷入了争夺的漩涡，就是局域外大国也不例外。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出面开采南海油气，但对本国公司的鼓励和支持从20世纪70年代始从未停息，这正好弥补了争议区东盟国家的不足（他们缺乏技术与资金），因此，美国石油公司几乎与南海区域的所有争议方（六国七方）都签署了石油开采协议，并且从中获利。仅2007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访问美国期间，越美两国签署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方企业还签订了价值5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越南电力集团和油气集团与美国雪佛龙集团在所谓的“越南海域”（即我南海海域）开采天然气，合同金额高达40亿美元。此后，许多美国石油公司也开始跟进，并就石油勘探开采等与越南国家石油集团开展合作。据有关资料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由此可见，美国每年可从南海油气开采中获取高额利润，这也是其介入南海问题的原因之一。

五、平衡战略

平衡（balance），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一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相关的几个方面在数量或质量上均等或大致均等；二是几股互相抵消的力作用于一个物体上，使物体保持相对的静止状态。就南海问题而言，有所争议的六国七方以及东南亚国家中，不论是技术与资金，还是综合实力，中国都具有相对优势，这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平衡，影响到了其南海地区的利益。1998年在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议上，美国首次改变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南海政策，插手南海事务。2009年7月，美国政府与东盟国家外长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一个侧面看，美国的介入，无疑是为了平衡这一地区的力量，抵消和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增加其影响，实现其利益。从另一个侧面看，这正好回应了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双方一拍即合，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多边化。

面对美国的介入，中国政府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和决心从未改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新旧世纪之交，面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圈岛占礁，中国政府基于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积极奔走，通过外交斡旋，与2002年11月和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9年新一轮“南海风暴”来临后，中国进一步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强南海的海洋行政管理和执法，尤其是2012年8月三沙市的成立及驻军的派遣，是我国解决南海问题又一大新举措。然要彻底解决南海问题，还需要机会和过程，在此，笔者仅提供几点思考：一是坚持，强化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加大海洋执法力度；二是建立中美南海合作机制，增强互信，尤其加强是在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三是推动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联动与协作机制的发展，在与民族利益方面达成共识，毫不退缩；四是坚持多元外交和双边协商的方针，在经济与能源领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争议区外边缘坚持共同开发，共管共赢，创新开发与管理模式；五是加强海军力量，提升海军现代化水平，在南海地区打造一到两处海军基地和几处海军补给站，根据需要建造大型舰艇，提高远洋投送能力。

只有首先明确我们身处何地，将去向何方，才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1]“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和领土完整的捍卫最得终依靠实力。

参考资料：

[1][美]阿伦·弗里德伯格《中美亚洲大博弈》序言[M].洪曼，张琳，王宇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2]安应民.南海安全战略与强化海洋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3]陆俊元.中国地缘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

[4]吴士存，朱华友.聚焦南海——地缘政治·资源·航道[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5]卢芳华.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J].国际资料信息，2009，（11）.

第7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但是，就海丝路的名称、定义，包括范围、发展进程等一连串的基本概念，仍照着传来的通说，各持己见，陈陈相因，尚未定论。其中，包括范围问题是理解其他概念的核心。海丝路的概念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结果，因此，首先要略述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其扩大过程，然后试图探讨有关海丝路通说的几个问题。

关于通说问题，想谈两点：其一是把人类文明交流通路之一的海丝路，只限于欧亚旧大陆的地域性海路的问题；其二是认定中国东南海岸作为海丝路的东端，而将其以东的韩半岛置之度外的问题。

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与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对人类文明交流通路的泛称，这条路本身是与人类文明并进向前，发挥固有机能的客观实体，但人类认知其实体，却不过始自130年以前而已。在这期间，随着学界的深入研究，逐步地认清包括范围和机能等，这就是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不仅表现在通路的单线延长，而且也表现在复线乃至网状的扩张。

至今，丝绸之路的概念，经几个阶段而得到扩大。第一阶段是中国—印度路阶段。德国地质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China，5卷，1877）第一卷后半部中，根据在中国中原—中亚河间地（Transoxiana）—印度西北地区发现中国古代丝绸遗物，把这个路最初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Silk Road），从此，逐渐形成丝绸之路概念。第二阶段是中国—叙利亚阶段。1910年，德国东洋学者赫曼（A.Hermann）根据第一阶段中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又在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发现的中国汉锦遗物，将这条路延伸到帕尔米拉，再次阐明其为“丝绸之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所拓展的丝绸之路，是主要连接沙漠中点散的绿洲，因此，别称“绿洲路”（The Oasis Road）。从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上看，第二阶段仅是第一阶段的单线性延长。

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第三阶段，是三大干线路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界在既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仅将丝绸之路的东、西端，各自延长至中国东南海岸和罗马，而且将丝绸之路的包括范围也大大扩张，即将贯通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路和从地中海至中国东南海岸的南海路，都包括在内，以此，其概念扩大至东西横断欧亚的三大干线。加之，纵贯南北欧亚的五大支线，{1}这样丝绸之路就变成了名实相符的网状性通路。从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上看，已脱出丝绸之路的单线性概念，竟然获致复线性及网状性概念。尽管这样，丝绸之路还是限于旧大陆（欧亚大陆），这乃是迄至今天的通说，似乎多半学界对此安常处顺。

依照从前三个阶段所形成的概念，丝绸之路（包括海丝路）仍然脱不了旧大陆的范围，以致使新大陆被冷落在人类文明的交流圈之外。可是，迟至15世纪，靠海路的文明交流通路，的确已由旧大陆延伸到新大陆，从而出现围绕全球的环地球性海路，这就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第四阶段。

这样通过海丝路而将文明交流的通路延长至新大陆，是有充分根据的。此根据首先是连接新大陆的海路已见开拓，自从1492年哥伦布（C.Colombus）到达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以来，至1519～1522年期间，麦哲伦（F.Magellan）一行完成西班牙—拉美南端—菲律宾—印度洋—非洲南端—西班牙的世界周航，通往新大陆的海路终于开通了。另一根据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文物交流。自从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将中国的丝绸和陶瓷等旧大陆文物运到中南美，而将那里的白银输出到亚洲及欧洲，以致新、旧大陆之间，开始航经“太平洋丝绸之路”和“白银之路”的“大帆船贸易”。通过这样的贸易，甘蔗、玉米、花生豆、烟草、向日葵等新大陆特有的农作物，搬到亚洲和欧洲各地。按史籍记录，自从元末至清代，流入中国的拉美农作物，除上述诸种外，还有南瓜、番薯、小粒型花生、大粒型花生、辣椒、番茄、菜豆、菠萝、番木瓜、陆地棉等14种。{2}

总之，海丝路的概念，是丝绸之路概念扩大的结果，因此，海丝路绝不像过时的通说，是一个地域性的海路，而是泛地球性的海路。但迄今传来的通说，尚未克服，应加以纠正。

注 释

南北五大支线是由漠北的鄂尔浑河经和林（蒙古）和幽州（北京）至泉州或者广州的马易路、由准噶尔盆地经拉萨（）至印度恒河入口的啰嘛路、由东印度佛教诞生地经白沙瓦（巴基斯坦）至中亚的佛陀路、由米索不达米亚经帖必力思（伊朗）至黑海的米索不达米亚路、由北欧的波罗的海经基辅（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至埃及的琥珀路。五大支线的名称是笔者暂定起名的。参阅拙著《丝绸之路学》（韩文），《创作与批评》，2001年，第78～80页。

（元末明初）《饮食须知》，（明）《花草谱》，（清）《植物名实图考》，《国外传入农作物一览表》，《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说及其克服

作为文明交流通路之一的海丝路，就包括范围和长度来说，是丝绸之路三大干线中最广泛和最长的。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人们开始部分地利用这个海路，到公元前后文明交流的黎明期，便出现分段的航行，以至中世纪，承“大航海时代”的开幕之机，才变成了泛世界性的文明交流通路。随着这个海路的拓展，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易，欣欣向荣，促使欧洲近代化，并借此出现世界“一体化”的概念。由中世纪新、旧大陆间的大宗交易品，而获名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白银之路”等，均是对这个海路的限时性别称。

这样具有全球流通路的海丝路，凡在所经过的海岸，都建立稠密的海上网路（maine network），以此，逐渐地增加其机能。海丝路在机能和利用度方面比起绿洲路和草原路，显然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其特点，首先是包括新、旧大陆的泛地球性；第二是跟随造船术和航海术的发达及交易的增进，显示不断变化的可变性；第三是永不灭亡并继续发挥机能的恒久性。

如上所述，海丝路为包括新、旧大陆的泛地球流通路，是不可否认的史实，但因传来的通说之弊，其实体仍在烟雾中，混淆不清。正如在有关国家所制的丝绸之路地图上所看到的，多半仍把海丝路的西端与东端设在罗马与中国东南海岸，这样使海丝路的包括范围缩小到一个地域性海路。另外，还有一种倾向是缩短其航程，限定为“由东南亚经印度洋而至红海的海上路”。{3}

此外，还有些误解，不得不指出。其一，是不将海丝路看作丝绸之路的三大干线之一，认为是普通的“海路”（sea routes，maritime routes），或者陆路的“补助”{4}乃至“延长”{5}。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人宣称由中国东南海岸经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到地中海的海路为“南海路”，并谈及这一海路上的交流和交易，可是，不把“南海路”包括在海丝路的范围内。当然，在交流和交易方面，海丝路与陆路（绿洲路和草原路）形成一种网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海丝路实为陆路的补助手段或是

注 释

﹝日﹞叁彬隆敏：《海のシしクロードた调らべる事典》，芙蓉书房2006年版，第15页。

﹝英﹞The Silk Roud，Wikipedia：“The land routes were supplemented by sea routes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Red Sea to East Africa，India，and Southeast Asia”（“陆路就是有红海伸长到东非和印度、中国、东南亚的海路所补完的路”）。显然在这个文章中，著者把海路看作是陆路的补助路，并规定丝绸之路为许多交易路交叉的网路（a network of interlinking trade routesacross），而未见海丝路的概念。

维基百科，（中文）“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

其延长。与此相反，各自有独立的机能，不能混为一谈。“补助论”或“延长论”只不过是一种语不成句的误解。

其二，是海丝路的始末论。中国海丝路研究的理论奠基人陈炎教授在1991年发表的《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6}一文中，只从中国丝绸的单方“外传”的观点出发，将海丝路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唐代以前的形成期，唐、宋代的发展期，元、明、清代的极盛期。他还提起最早的“外传”，是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并“教其民田蚕织作”，这样暗含着这一年似为海丝路的始年。那么，清代极盛期以后的海丝路命运，究竟如何，是否走向凋落，不免要提问。

此外，海丝路的中国“起点论”，也值得探讨。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泉州“东方起点论”{7}和明州“出发点论”。不可否认，公元前后时期，以中国丝绸运往罗马帝国的事实为据，出现了“丝绸之路”的新造语以来，丝绸之路成为象征文明交流通路的一个雅称，一直被惯用。虽然如此，中国丝绸的罗马“外传”，不可能意味着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出发点”{8}，因为这样的通路，比起中国丝绸之“外传”，很早以前（大约公元前10世纪）已经存在，并起着文明交流通路的作用。

事实上，以丝绸的交易当作根据，来谈论海丝路的始末，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臆断。公元前5世纪，丝绸以“希尔斯”（seres）之名，传闻到西洋以后，到了公元前后时期，中国丝绸通过月氏和匈奴，大量流入罗马帝国，变成与黄金等价的贵重品和奢侈品，引起很大的关注。但是，到了6世纪中叶，因养蚕术传到拜占庭，西方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逐渐减少。其后，在唐、宋代和元、明、清代，虽

注 释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5页。本论文荣获北京大学“第一回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和荣誉证书，并收录在《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集》第2集。

李光斌：《伊本白图泰中国纪行考》，海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对此，董贻安先生在其《从〈飘海录〉到“千年海外寻珍”：宁波与韩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诠释》，《浙东文化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一文中，说海丝路是古代各国人民通过海洋，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平的交易通路和文明对话的路”，并且指出明州只不过是东亚海丝路的一个“主要的港口”而已。

然为满足少数上层社会的需要，中国丝绸经过海路，输出到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乃至西欧，但是，始终未能成为海上交易品的大宗。而丝绸在交易中的比重是极为微薄的。反而，陶瓷和香料成为南海路交易品的大宗。

海上丝绸之路的韩半岛延长

关于海丝路的另一个通说，是把所谓“周边地域”置之度外，无视其与海丝路的连接。据此，韩半岛与日本{9}均被排除在海丝路上。{10}事实上，这样的通说，不但是跟主张中国丝绸之“外传”为据，设定海丝路的中国学界的见解{11}相矛盾，而且也与韩半岛和西域之间早已存在过海上交易和人力来往的史实相冲。

最近，我国学界陆续发掘各种有关韩半岛与西域间交流的文献和遗物，并据此从各方面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延长至韩半岛的问题。至于海丝路，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研究在中国

注 释

本来日本也与韩半岛一样，按照通说被疏外在海丝路上，可是，日本学界的努力结果，就把海丝路由中国宁波延伸至自国的奈良和京都。参阅1982年新时代社出刊的《 シルクロード歷史地图》。

丁毓玲先生在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和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共同主持的《古代东亚海路》题下的国际学术大会（2009年）上，《泉州宋元时期海上交通与伊斯兰网路》，主张中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所造成的贸易网路终点是中国，因此，他们再也不赴高丽和日本。此外，迄今东西洋制作的多半丝绸之路地图，是排除韩半岛于丝绸之路（包括海丝路）上的。

陈炎教授在前述的《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以中国丝绸“外传”为准，分海丝路的发展过程为形成期、发展期、极盛期三个时期。他在每时期中，首屈一指的是韩、中间的丝绸交易。这就说明韩半岛早已在海丝路的东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南海岸停止的海丝路延伸至韩半岛的韩、中海路问题，另一个是考究通过南海路（由东南亚至地中海）进行的交流实况。

关于韩、中海路问题，最近两国学界都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具体查明连接两国海岸的沿岸迂回路和横断直航路，以至都认为海丝路延长至韩半岛，是理所当然，不会有异议。所以，这里用注{12}所介绍的有关典籍和论著来代替论及，不再重言。{12}

古代海丝路的韩半岛延长，不仅被韩、中间的几条航路所得到证明，而且在与南方海路（由东南亚至地中海，海丝路的一段）沿岸地区进行交流的事实中，也能找到可靠的线索。这样的遗物，正在陆续发现。如下例：

史前时代的遗物中，有南方巨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的支石墓（dolmen，石棚墓）。巨石文化是古代南方的所谓“阳石文化”（Heliolithic Culture）的核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英国兴起的曼彻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曾提出“阳石文化分布说”（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eliolithic Culture）和“古代文明移动说”（Theory of the Migration of Archaic Civilization），指出阳石文化为南方海洋文化的代表性文化。根据他们的主张，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埃及出现了崇拜太阳和巨石建构的阳石复合性文化，这一文化随着南方海路东传。结果在沿岸地域产生阳石文化，并将其传播路程命名为“文化移动南方路”。

韩半岛全域大约有4万座支石墓，其中约2万座聚集在南海岸的全罗南道。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几个地区的支石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韩国被称为“支石墓之国”。此外，集中在韩半岛南部荣山江流域的瓮棺，也是南方海洋文化的遗物。在以东南亚为首的海洋性降雨量多的地区，为了预防祖先的尸体水腐，早在史前时代以瓮棺代替木棺，这是一种祖先崇拜意识的表现。

古代韩半岛与南方海洋文化的相关性问题

注 释

有关韩、中海路的主要典籍，有徐福（巿）渡韩的《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汉水军到渤海的《史记》、《朝鲜传》，孔子到东夷的《汉书》卷26《地理志》，马韩利用南方横断路的《晋书·四夷传》“马韩”条，伽倻利用南方横断路的《南齐书》卷58《东夷传》，魏代韩半岛西南海岸路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由登州至庆州海路的贾耽所作《皇华四达记》（《道里记》）、《登州航行入高丽渤海道》，日僧圆仁利用黄海横断路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北宋徐兢的南方横断路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方横断路的《宋史》、《高丽传》等；有关韩、中海路的主要论著，有林士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宁波》（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全海宗的《论丽宋交流》（《浙东文化》，2001年），孙光圻的《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1997年），董贻安的《从〈飘海录〉到“千年海外寻珍”：宁波与韩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诠释》（《浙东文化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金荣济的《丽宋交易的航路与船舶》（《历史学》，第204集），郑守一的《海路的东段——古代韩、中海路》（《文明交流史研究》，四季节出版社2002年版），郑守一的《东北亚海路考》（《文明交流研究》，2011年，第2号）等。

方面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稻子的起源和传播问题。1997年和2001年，两次在忠清北道清元郡玉山面小鲁里旧石器遗迹的土炭层，共发掘59粒稻种，经年代测定可推算到约1.3万年前。{13}有关研究结果，先后在的几个有权威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14}据通说，7000～8000年前，稻种起源于印度和东南亚及中国一带，至今所知道的最早稻种是长江流域玉蟾岩出土的稻糠和米糠（约1万年前），比之小鲁里稻种（暂称Sororica）早几千年。附带要说的是，最近与小鲁里邻接的万水里，出土了54～56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石器三片，这一发现增加了小鲁里稻种的凭信。

查阅历史，韩半岛与南方海路沿岸地区间的交流痕迹，接连触目。首先，有趣的是韩语与南印度泰米尔语{15}的相关性。百年前，美国传教士豪莫·赫尔波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置若罔闻，幸好最近才引起关注。2011年初，我们研究所（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对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进行现场探访，现在研究所内组织“泰米尔文化研究班”，开设泰米尔语讲

注 释

美国Geochon和韩国首尔大学AMS实验室的测定结果，年代为12300～14620bp，即大约1.3万年以前。

稻种长达7.17毫米，宽达3.08毫米，大部分是短粒型糯米种（Japonica），一部分是长粒型粳米种（Indica和Javanica）。研究结果先后在第四次遗传学国际会议（1999年，菲律宾）、第一次小鲁里稻种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韩国）、第五次世界考古学大会（2003年，华盛顿）等国际会议上发表。现在补充研究仍然在进行中。

泰米尔语是泰米尔人的语言，印度宪法承认的语言之一。属达罗毗茶语系南部语族，是本语族四大语中最重要的语言。分布于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使用人口约4600万。此外，也使用于斯里兰卡北部地区（使用人口约250万）和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东非、南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也有少数人使用。泰米尔语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00年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语言，并采取了南婆罗米文字，现代泰米尔文即由此发展而来。

座。据初步研究成果，发现韩语与泰米尔语共有发音和意思相通的500余词汇，语序真是不差累黍，母音与子音结合方式也相当相似。

其次，几个遗迹出土了东南亚产玻璃珠。在6世纪前半筑造的公州百济武宁王陵发掘的东南亚及印度产苏打—石灰玻璃珠（成分中少calcium，多aluminium），也有公元2世纪以后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泰国流行的金箔珠（gold-foil glass bead），还在全罗南道海南郡郡谷里贝冢和庆尚南道昌塬市三东洞瓮棺墓中发现不少源于印度的穆提沙拉珠（mutisalah beads）。{16}毫无疑问，这些遗物证明公元2世纪前后，通过海丝路所进行的韩半岛与印度大陆及东南亚各地之间文明交流的史实。

与此同时，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佛教南来说），也算是一个证据。伽倻国创建者金首露王与王妃许黄玉的佛行和行迹，虽有一些传说性因素，但以此可推测佛教的南来。许黄玉原是印度阿逾陀国的公主，她奉父王的命令，乘船东渡，公元48年抵伽倻国南岸的别蒲（现舟蒲），与首露王结婚，生下来的七位王子，都入山成佛。{17}此外，还有些有关佛行的记录，例如，刻在金海金首露王陵正门上的印度风双鱼纹，和长游和尚（许黄玉的哥哥）的佛行关联记录（金海佛母山长游寺所藏）。有关伽倻佛教的这些传说和遗迹、遗物，说明韩国佛教经

海路传来，要比陆路传来早200～300年。{18}

最后，要提及通过海路进行的新罗与阿拉伯—伊斯兰间的一系列交流。中世纪阿拉伯文献所记载的有关新罗的记述，虽然是零星的，但是，包括着新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等多方面多内容，留下来最初新罗关联记录的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扈尔达芝巴（Ibn Khurdazibah）在其名著《诸道路及诸王国志》（864）里，依次言及当

时中国东南海岸的四大国际贸易海港，接着介绍阿拉伯人从新罗输入的11种物品，那就是丝绸、剑、kimikau、麝香、沈香、马鞍、貂皮、陶器、帆布、肉桂、kuranjan。{19}还有多件有关新罗的史籍记录。综观其内容，归纳如下：第一，早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朝）和伊斯兰帝国（阿巴斯朝）时期，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及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地域的穆斯林或者异邦人，经海路抵达中国以东的新罗；第二，他们不但暂时来往新罗，而且也长期逗留在那里；第三，他们进出并定居的原因，是清爽的空气、清新的水、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包括黄金）。

如上所述，韩半岛不仅仅是早在海丝路的黎明期，通过韩、中海路与中国进行交流和来往，而且在展开期初叶，也与东南亚和西域进行不断的交流和来往。以此，韩半岛作为海丝路东段主角之一，始终忠于履行所负的使命和机能。

注 释

李仁淑：《韩国的古代玻璃》，创文，1993年，第79～81页。

《三国遗事》卷2《驾洛国记》，金善臣撰，《金海金氏世谱》。

注 释

第8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 南海问题 两岸关系 历史分析 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4-0001-13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同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均声称拥有南海,对南海问题采取 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主张。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两岸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合作都曾表现出积极 态度,但由于“”势力的发展、台海形势的变化,这一合作并未成为现实。重新 执政后,两岸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转向积极,两岸南海 合作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两岸南海政策的历史回顾

在南海问题发生发展的不同时期,两岸根据国际形势、南海地区局势以及各自政治、经济、 军事实力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策。

1.祖国大陆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演变

中国政府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宣示和外交斗争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 南海的宣示,坚定重申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是 中国的领土”,使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的在国际法上具有了连续的、充足的法理依据。 1959年,中国政府于西沙永兴岛设置“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开始行使南海。由于海 军力量不足,在20世纪70年代前,人民只进驻了西沙群岛中的宣德群岛,未能对西沙 、特别是南沙所有岛礁实施有效控制。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宣示与有限自卫相结合。针对越南不断侵占我南海岛 礁的严重形势,中国政府一方面以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越方谬论,宣示对南海岛礁的固 有。另一方面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先后进行了两次有限的自卫还击作战(即1974年 对南越西贡政权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对越南的“3•14”海战),收复了全部西沙群岛 ,进驻了部分南沙岛礁,显示了维护国家的决心与力量。中国政府于1984年设立海南行 政区,1988年又改设海南省,将西、南、中沙群岛及附近海域纳入其管辖范围,以行政管辖 的方式突出了对南海诸岛的权利。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着眼大局,灵活处置。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面临的国际国 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89”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种种手段孤立 中国,我外交回旋空间遭到压缩;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东南亚国家自主性增强,摆脱西方 大国支配的意愿明显,东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快速崛起。为此,中国通过主动积极与周边国 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很快实现了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但我在南海 问题上则不得不付出较大代价:东南亚国家利用我主动要求改善关系的机会,加紧对南沙岛 礁的入侵和资源掠夺;中国则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低调、淡化的策略。 杨勇主编.发展与战略――当代形势政策分析.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165.166 为稳定周边安全形势,中国政府采取原则问题上坚持既定立场而在实际问题上灵活应对的方 略,在“属我”的前提下,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1992年2月,全国 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立法形式再次确认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 权权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强化力度,斗而不破。90年代中期之后,南沙岛礁争夺受制于多种 因素暂时停止,南海海域划界问题日益突出。周边国家无视和搁置我“共同开发”的提议, 开始大规模开采南海油气资源,部分区外大国,如美、日、印等国,介入南海争端的意图则 越来越明显。中国一方面通过公布部分领海基线、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法》, 国家海洋局政策法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6月2 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海洋法规选编-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01:11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强化对南海权利的宣示,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海上争端交涉 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则在原有海关、海事、渔政等执法力量外,又陆续组建了海警、海 监队伍,逐渐实现了对管辖海域全天候、不间断的维权巡航,加大了对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护 力度。同时,本着“以对话促互信,以合作求安全”的精神,完成了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并 着手进行“海上问题”协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开始推动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与菲律宾及越南达成《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 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进一步落实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使南海地区基本保持 了较为稳定的局面,为国家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2-台湾当局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演变

尽管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但台湾仍作为特殊的“一方”实际参与了南海事务。受两岸关系 以及台湾与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岛内“统”“独”意识形态的影响,几十年来 ,台湾的南海政策历经反复。

“两蒋”时代:坚持立场毫不含糊。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当局虽奉行“拒 和”的强硬立场,但在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却与祖国大陆立场一致,坚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土,海峡两岸甚至一度形成了守卫南海的默契。

政权于1946年派遣海军收复了西沙、南沙群岛,并派兵驻守。1947年,政府正 式公布了南海四个群岛及其每一附属岛屿的名称,印刷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并在图 上南海诸岛周围标绘了一条“断续国界线”,这为中华民族争取南海及海洋权益确立了 极为重要的历史与法理基础。1950年,人民解放海南岛,将除东沙以外的其他 守岛部队先后撤往台湾。1956年3月“克洛马事件” 1956年3月,菲律宾海军学校校长克洛马带领一个探险队窜至南沙,宣布其“发现 与占领”南沙群岛,并致函菲外交部,声言他对所占岛屿的所有权。克洛马还将其探险队所 占据的岛屿命名为“自由邦”,更改了50个岛屿与暗礁的名称。对此,海峡两岸均表示了严 正抗议。台湾军舰驶往南沙群岛后,6月6日,菲律宾令克洛马勿引起国际纠纷。台湾军队进 驻南沙群岛后,菲律宾决定调查克洛马探险队未经当局许可非法出境一事,改变了 “袖手 旁观”的态度。参见:张春英.海峡两岸对南沙和西沙群岛的共同维护.军事历史,2003( 5):24.26后,6月1日,台湾海军组建“立威”舰 队巡弋南沙,29日又组织“威远”特遣支队,护送南沙守备队重驻太平岛。此后太平岛一直 由台海军陆战队驻守,直至2000年被新成立的“海巡署”接防,成为台湾当局维护南海 的重要象征。我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和“3•14”海战时,台湾当局对大陆维护南海诸岛 的行动给予了肯定和某些特殊的支持,并一再重申,南海诸岛属中国所有,不容外人侵犯。

李登辉执政时期:从积极进取到消极蜕变。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台湾政坛步入了李登辉 时代。李登辉上台之初,由于立足未稳,台湾当局在维护南海“”问题上态度曾经相当 积极,这一时期是台湾南海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台湾当局现行《南海政策纲领》及南海问 题决策、执行组织机构大部分建立于这一时期。但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其“”面目日见 显露,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也开始向消极转变。

1990年前后,台湾当局在东沙群岛树立“南海屏障”的“国碑”,在太平岛树立“南海锁钥 ”的“国碑”,以体现拥有“”。1992年,台“国防部”公告南沙(太平岛)地区和东 沙地区的海空域限制区,规定“周边海域非‘中华民国’国籍船舶和其他运输工具或人员, 不得出入本海域限制区”。台澎金马海空限制区公告.[台]联合报,1992.10.1 4:11994年4月,台以护渔、打击走私与海盗为目的,派出“警政署 ”“保七总队”两艘巡护船赴南沙巡弋。1995年3月25日,台守军炮轰了闯入太平岛附近水 域的越南货轮。 海总证实太平岛守军曾驱离不明国籍渔船.[台]中国时报,1995.04.07:1,3

为“因应由于南海群岛资源开发而引起之军事、经济及外交之相关问题”,“维护中国南海 诸岛、南海水域之权益及和平开发、管理”,台“行政院”于1992年8月5日核定成立“南海 小组”。 林正义,宋燕辉.南海情势与中国应有的外交国防战略(POD版).[台]“行政院”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6:1271993年4月13日,台湾制定了《南海政策纲领》,并依此作为其南海政策体系的最 高指导原则。该《纲领》的前言明确指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东沙群岛, 无论就历史、地理、国际法及事实,向为中国固有领土之一部分,其属于中国。南海历 史性水域界线内之海域为中国管辖之海域,中国拥有一切权益。中国政府愿在和平理性的基 础上,及维护中国原则下,开发此一海域,并愿依国际法及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 ”1993年9月,台湾举办“南海问题讨论会”,共有近二百位岛内学者专家与机关代表参 加,就五大主题19项子题进行讨论交流,1994年台“行政院”根据该会议结论整理汇总了47 项工作,分别交由各相关部门办理。1995年“保七事件” 1995年3月,台“内政部警政署”的“保七总队”决定派遣巡护船前往南沙群岛宣 示,但由于事前泄密,引发越、菲抗议及军事威胁,于行抵东沙后中途折返。此事引起 岛内强烈反应,指责有关单位,尤其是“南海小组”处理不当。发生后,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重要性,同时考虑“南海小组”级别较低,无法及时有效处理紧急突发事件,台湾当局于 5月22日决议设立“南海突发事件紧急处理小组”,“处理南海突发事件,以有效进行紧急 协调并研拟适当肆应措施”。 林正义,宋燕辉.南海情势与中国应有的外交国防战略(POD版).[台]“行政院”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6:129至此,台湾当局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南海问题决策运作机 制。

李登辉在台湾的统治地位逐渐巩固之后,开始追逐其念念不忘的“”之梦,台湾当局在 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思潮影响下日渐倒退。1993年,台湾当局开始推行“南向政 策”,“以经促政”,试图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推动政治关系的突破。1994 年,李登辉利用“度假外交”“出访”东南亚国家。为换取东南亚国家对其“独立”的支持 ,台湾开始频频向东盟各国示好。“保七”事件后,李登辉表示“护渔不必跑那么远嘛”, 面对南海争端时也不再强调对南沙的。台湾当局原本一直主张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为其 “历史性水域”,但在1998年1月台“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时, 却删除了原草案中有关“历史性水域”的条文。 台“内政部”在报请的《“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草案第六条规定:“‘中 华民国’之历史性水域及其范围,由行政院公告之。”在此条文的说明中则指出:“‘历史 性水域’系指经由历史证据显示,为中国最早发现与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管辖与行 使之固有水域,例如中国南海,兹为确保中国南海诸岛及四周海域权利,爰将历史 性水域及其范围,明定由‘行政院’公告之。”参见:林正义,宋燕辉.南海情势与中国应 有的外交国防战略(POD版).[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6:125台湾当局甚至还终止了“警政署”巡护船 赴南沙的巡弋。2000年1月15日,台“立法院”通过“海岸巡防法”,将驻守南沙、东沙的 人员由军队改换成了“海巡署”的警察,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终于发生了令人瞩目 的转变。

执政时期:忽软忽硬、政策混乱。当政八年中,台湾当局对南海问题表现出思 想上模糊、政策上混乱的特征,自始至终缺乏对南海政策的统一规定。

内部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历来不统一。顽固“”势力声称,南海问题涉及周边国家 争议,应交由国际社会解决,以国际合作的模式展开南海开发计划;务实派则主张在太 平岛兴建机场,增派部队驻守,同时将“南海小组”层级提升至“总统府”主导;汪曙申.两岸应思考合作共同保卫南海.世界知识,2009(12):53而担任 过主席的姚嘉文曾撰写《南海十国春秋》一书,提出“理解南海情势、预防南海危机 、运用南海形势”的三层南海战略,一方面呼吁强化南海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必要时攻击 大陆南海“动脉”姚嘉文.南海十国春秋.[台]大村文化出版公司,1995:127,1 31.133。

2000年,上台伊始的视察东沙岛,对外宣示其南海政策以“和平共享”为最高目标。 但不久之后,其对南海的立场变为消极,不再推动执政时制定的《南海政策纲领 》,对于越、菲等国家侵占南海诸岛的行为,也很少表态反对。可是,2003年,台“内政部 长”余政宪又南巡南沙,重启业已停止动作达四年之久的“南海小组”,重新拟定南海行动 方案。2005年9月,又首次登上太平岛。这年10月,开始在太平岛修建115 0米长的机场跑道。 台湾在南沙赶建机场,考验海峡两岸共守南海默契.国际先驱导报,2006.01.06 2008年2月,乘坐运输机降落太平岛并发表《南沙倡议》,强调 台湾被排除在南海区域安全对话与共同开发合作之外是“不公平”的,呼吁南海周边国家依 据《联合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表示台湾愿意在“”平 等的基础上,接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希望参与正在研拟中的《南海行为准则》。

当局南海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复杂多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南海毕竟关乎 台湾的“”,政治人物退缩余地不大,为了迎合选民的需要,他们更是频频亮相南海岛 礁出演“”秀。二是“反中”思维作祟,只要他国与大陆有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事 件,当局乐见双方争端,因此在许多南海纠纷中采取置身度外的态度。三是企图拓展 “国际空间”。台湾多年“南向政策”的结果,只见经济投入,不见政治收获,而台湾在南 海问题上则越来越边缘化。为此,试图在南海问题上转向强势作为,增强在该问题上 的影响力和筹码,进而寻机参与南海问题的多边对话与谈判,以凸显所谓的“地位 ”。

上台后:重申,推动合作。台湾当局现任领导人自1975年起研究海洋法相 关问题,其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问题,对维护海洋权益有独特的见解。2008年2月19日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公布“海洋政策” 行政院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编.海洋政策白皮书.台北市: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 会,民国九五.。

上任后,其南海政策总体上回归到《南海政策纲领》上来,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态 度也开始积极起来。2009年3月,菲律宾公然将黄岩岛和南沙部分岛礁列为菲国领海基点, 台“外交部”约见菲律宾驻台代表白熙礼提出了严重抗议,针锋相对地重申这些岛屿属 于“中华民国”,任何国家无权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占据。针对马来西亚总理艾哈 迈德•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宣示所谓“”,台湾当局发表声明指出,无论就统 治历史、地理和国际法而言,南海诸岛及其周边水域均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 属于“中国民国”不容置疑。王建民.南海风云中的台北.环球财经,2009(5): 54.55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正式并再次重申南 海“”,表明对南海争端的基本态度,这是多年以来最为全面而清晰的一次。与此相适 应,对两岸南海开发合作的态度也趋于积极。2008年5月26日,上任刚满一周 ,即指示“国安会”对两岸油气开发合作相关议题进行研究。6月6日,台“国安会”、“经 济部”能源局、中油探勘处将会商结果提交给陆委会作为第一次“江陈会谈”的协商内容。 12月,台湾的中油与中国大陆的中海油签署“合作意愿书”、“台潮石油合约延长探勘期限 修改协议”等多项合作协议,从而打破了两岸长期“有意愿,无突破”状态,向两岸合作迈 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从两岸南海政策看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基础

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完整阐述南海政策的正式文件,但根据前述那些主张、策略的发展脉 络以及历次外交文件、声明的内容,可将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主要政策归纳为四个方面,即 :维护权益的坚定立场,和平解决争端的真诚愿望,推动共同开发的务实主张,反对外 来干涉的坚决态度。而依据台湾《南海政策纲领》,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则相对清晰,即五 大目标:坚定维护南海;加强南海开发管理;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维护南海生态环境。从总体上看,两岸的南海政策有着较高的相似性。

海峡两岸在“南海岛礁归属中国”这一点上立场完全相同,即认为南海东沙、西沙、中 沙、南沙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南海海域划分的问题上,尽管两岸对南 海“九条断续线”的性质以及线内水域法律地位的理解略有差别,但大陆方面始终坚持在相 关水域的“历史性权利” 如1998年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规定:“ 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台湾方面则明确主张线内为中国的“历史性水域”。在维权执 法等实际操作中,双方实质上把“断续线”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分界。两岸对南海主 权的一致主张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双方对此所秉持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看,大陆方面所列举的 法理依据往往与台湾方面有着某种历史联系,相当部分的珍贵法律文件和原始材料保存在台 湾的档案馆中;而台湾方面说到“自古”、“固有”,首先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 实。这使得在未来的南海法理斗争中,两岸都对对方有较大的倚重,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 的南海,基础较为扎实。

在坚持中国的前提下,两岸都支持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都主张有关争端 各方合作开发这一海域。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 张,即对于领土争议,在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为避免矛盾激化而把争议暂时搁置起 来、对某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了解,为最终解决归属问 题创造条件。台湾地区领导人则先后提出过“以共同开发资源的方式,设法消除南海潜在冲 突因素”[台]联合报,1992.04.01:3和“撇开问题,以合作方式 ,由各相关国家共同出资组成一个公司形态的组 织,共同来开发,创造共同的利益”[台]经济日报,1994.11.09:2等 主张。也表示:“以目前的情况,我们赞成 国际共同开发,只要‘’在我,共同开发,资源分享,这是我们的政策。” 美国之音中文网.两岸对于 “共同开发”的态度增强了两岸合作的现实性:既然与在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其他国家都 可以进行合作,那么两岸兄弟之间的合作就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动两岸南海合作虽然一直没有成为两岸正式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 实际上都进行过一些尝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一直以各种方式呼吁两岸在南海问题上 进行合作,如农业部水产司曾提议与台湾渔业界合作,共同在南沙群岛修建避风渔港和渔用 航标,海南省曾表示可向南沙太平岛的驻军提供补给,以及联手处理南沙问题如联合考察、 联合防卫等。特别是1995年1月30日,主席针对两岸关系提出了八点主张,其中指出 ,“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 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和领土完整”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人民日报,1995.01.31:1 。在当时的南海形势下,这一表述 被普遍认为表达了海峡两岸可在南海问题上共同承担义务,一道为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海域 的合法权益做出努力的意愿。

台湾当局也曾考虑过两岸南海合作问题,如1993年,台“国防部长”孙震接受《简氏防卫周 刊》采访时表示,“不会阻止也不会排除与中共交换意见,探讨和平发展与管理南沙群岛的 可能性”Jane's Defence Weekly- July 17, 1993:32。1994年,台湾学 者傅?成受“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撰写了《两岸就南海诸 岛事务进行对等合作可行性之研究》的研究报告。同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南海学术研 讨会上,台“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提出,两岸应早日划定一致的南沙群岛水域并加以管 制,以显示对该地区的行使。11月,台“行政院”核准“南海问题讨论会议结论”,在 该“结论”五大主题17项子题中,有6项涉及两岸合作。如,在加强南海问题研究上,提出 “奖助民间团体或学术机构办理台海两岸与港澳之南海研讨会”;在国际法研究上,提出“ ‘政府’相关单位应积极推动以民间会议、学术研究和资料交换等方式,就南沙群岛问题与 大陆方面作沟通和交流,寻求双方进行南海合作之方案”;在南海争端解决上,提出“ ‘政府’得视两岸发展情形,委托民间机构,就有关南海合作之事务性事项,与大陆方面进 行商谈”;以及南海海洋科学研究、资源勘探和环境保护等合作事项,等等。 林正义,宋燕辉.南海情势与中国应有的外交国防战略(POD版).[台]“行政院”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6:303.307但随着“台 独”势力的发展,台湾当局内部对两岸合作的意见出现了分歧。“统”派人士认为,与大陆 讨论南海资源合作开发,“可强化中国人的主张,同时改善台北与北京之间的互信”, 在南海问题上主张台湾应采取“中立但较倾向中共的立场”。持“”或维持台海现状意 见的人则反对在南海问题上与大陆联手,认为此举将损害台湾与东南亚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关 系并削弱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而“务实派”则认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间任何的 联合行动,都将被大陆视为叛离中华民族利益而招致麻烦,因而主张在大陆与其他争端国之 间保有游刃回旋的空间,在南海问题上应采取“较模糊且更等距的立场”。 林正义,宋燕辉.南海情势与中国应有的外交国防战略(POD版).[台]“行政院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6:252

从南海政策来看,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展开合作的基础原本很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几乎 已经呼之欲出,但由于“”势力发展、突变、岛内政权更迭而痛失良机,两岸 嫌隙反而给周边国家造成了可乘之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在南海面临越来越不利的局面 。随着当局南海政策的回归,以及两岸关系的迅速改善,两岸南海合作正迎来一个难 得的历史性机遇。

两岸南海合作的历史性机遇

台湾当局对“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回归使两岸找到了对话合作的基础,而随着南海 在两岸发展战略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以及两岸经贸联系的加强,两岸南海合作的现实性也 在不断加强。

1992年11月,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 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会随即成功地举行了汪辜会谈 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商谈,对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裂势力视之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歪曲和篡改。民进 党执政期间,更是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公然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对话 长期中断,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困难重重,南海合作更是无从谈起。

一直承认与坚持“九二共识”。2005年4月,总书记与主席连战在北京 举行正式会谈,共同“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其中指出,“两党共同体认到: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 ,是两党的共同主张”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中国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 报.人民日报,2005.04.30:1,这一共识连同其他愿景,后来被正式写入政 纲。将“九二共识”定性为“两岸双方为寻求共通点与建立互信的基础”,并认为“ 没有‘九二共识’,两岸不可能展开互动”陈斌华.:不能否认“九二 共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2.23:3。2008年6月12―14日,重新执 政不到一个月,两会即在北京恢复了中断9年的商谈并签署了有关协议,正是“九二共识” 的回归与重建使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了基本保障。

“九二共识”的回归与重建使两岸南海合作具备了政治前提。“九二共识”的核心在于两岸 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在于,在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双方在事 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具体含义,从而创造性地搁置了政治争议,为两岸协商谈判打 开了大门。南海问题在法理上是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到底谁才是南海的代表者,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现阶段两岸无法达成共识,但双方完全可以认同南海 属于那个“建立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体现共同文化基因与传统印记的‘一个中国’概 念”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0(1):69,从而在各种事务性议题上展开充分的合作。

南海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南海权益遭受严重挑战的反差对两岸南海合作提出了紧迫战略需 求。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包括两岸在内的中国还 只是一个海洋大国,远没有达到海洋强国的标准。两岸对进一步开发海洋的重要性均有深刻 认识。大陆方面,连续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等推动海洋事业发展的重 要战略决策,确立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编.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海洋出版 社,2009:39.41台湾资源匮乏、四面环海,视海洋为其“ 永续发展”的依托,同样宣誓要进行“蓝色革命”,实行“海洋立国”。

南海海域面积广阔,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开发和利用南海资源已成为推动两岸经济 增长的重要一环。南海堪称为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渔场之一。在1981年的一次海洋生物考察中 ,仅在南沙海域收集的鱼类标本就多达2597种。Bob Catley and Makmur Keliat. S pratlys: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reat Britain, Biddle Limited, 1997 :47.48有调查显示,整个南中国海渔业产量每年达3000万吨。南海海底的岩层中蕴 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据中国地质部门调查:“据南海生聚油气的地质环境,整个南海 至少有250个油气田,其中12个可能成为大型油气田。”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 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51.52目前,大陆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用油国,超 过一半的原油需要进口,台湾进口能源占总能源比例2001年为97.1%,南海作为能源接替区 对支撑两岸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南海海底还有锰结核矿和海底液态矿 ,其中海底锰结核矿含有铝、铜、钴、锰、锌等33种元素,总储量较为丰富。EiF.Durkee, Oily Claim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30, 1995:4为此, 大陆方面提出了开发利用南海的战略口号,而则要求台“经济部”成立新的“南海小 组”,加强对相关海域的经济维护。

南海战略通道关乎两岸的经济安全。据中国海关统计,20世纪90年代,通过南海的外贸进出 口额每年为数百亿美元,占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75%左右。 高子川等编著.蓝色警示:21世纪初的海洋争夺与展望.海潮出版社,2004:97如今,中国与欧洲已是第一 大 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量成倍增长。南海是中欧贸易的必经之地。在能源运输安全方面,中国 现阶段能源进口的88%必须经过该海域(中东48%、亚太22%、非洲18%)。台湾是典型的海岛 外贸加工型经济,其原材料和98%的能源进口以及绝大部分产品出口同样极度依赖海上航线 特别是南海航线,南海航线是其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然而,海峡两岸在南海权益问题上遭受的侵犯和挑战日益严峻。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周 边国家已经在南海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年产石 油超过1亿吨、天然气超过1000亿立方米。与此鲜明对照的是,两岸至今在南沙、 西沙没有一口油井 ,每年都要从南海周边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石油。两岸渔民在中国传统海域捕鱼,经常遭受周 边邻国的非法扣押,有时甚至还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同时,南海海域海盗事件的频繁发生 ,以及周边国家愈演愈烈的海空军备竞赛,也使两岸南海战略通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种 严峻的形势将使双方在南海政策的调整方向上更趋积极,也要求双方转变观念、放下成见, 进一步加快两岸南海合作的步伐。

两岸交流交往的日益密切为两岸南海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自2005年以来,两岸以党际交流 为发端,交流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开创出和平发展新局面。到2009年7月为止,两党领导人 会晤已进行了7次,讨论了多项攸关两岸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共经贸文化论坛进行了5次 ,共达成35项共同建议。两会协商于2008年重开,4次“陈江会谈”已达成12项协议和1项共 识,被形容为“一年超过六十年”。一系列沟通交流机制的确立与多样化,并由官方参与推 动,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步入直接、双向、 全面发展的轨道,并从单纯的产业交流互动,发展到在产业法规、技术与标准等方面进行合 作,使得两岸经济社会融合进一步加深,以致周边邻国惊呼“CHAIWAN”时代的降临。2008 年12月15日,中断60年之久的海峡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和通商全面启动,两岸直接“三通” 基本实现。两岸直航的便捷,两岸人员往来的增多,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目 前,两岸已在200多个领域展开了广泛交流,这些交流与合作不仅为两岸南海合作营造了良 好氛围,也为两岸南海合作做了预先铺垫。例如,“两会”签署的《海峡两岸海运协议》只 要稍作扩展即可运用到南海方向,两岸各种协商平台机制化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也将对两岸南 海合作起到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可以说,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推动两岸南海合作的 条件已经初步具备,抓住机遇趁势而上,适时启动这一进程应当成为双方决策者认真对待的 课题。

1991年5月26―30日,香港岭南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主办了“亚太区海洋经济合作、南 中国海的现状与展望”学术会议,两岸学者在南海问题上首次以研讨会的方式进行接触,从 那时起两岸四地的学者就南海问题先后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和研讨,即使在台海关系紧张的 阶段,有关研究机构依然坚持几乎每年在台北与海口轮流主办“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 ,并使此一系列研讨会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海峡两岸南海问题研究民间学术论坛”。参加 会议的不仅有许多智库级专家,还有来自大陆外交部、国台办、海洋局以及台湾“行政院” 、“陆委会”的官方人士,因而对双方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影响。在近年来的多次研讨 会上,两岸学者在南海地区形势、南海考古、海洋环保、渔业资源、海洋法及海上执法、海 事合作等相关议题上取得了广泛成果,对双方可能合作的领域和项目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 ,为推动两岸南海合作共识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2008年以前,由于南海问题比较敏 感,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台湾学者的保护,有关研究一直保持 了低调,鲜有对两岸南海合作的公开讨论。

第9篇：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摘 要】最为著名的黎族本土音乐学者的代表王文华先生，为了黎族本土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以王文华的求学之路为切入点，通过介绍其坎坷的音乐学习经历，分析当前黎族本土音乐学者培养的断层问题，并给出一些培养建议。 【关键词】王文华；求学之路；黎族；本土音乐；学者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203-01一、王文华求学之路（一）王文华简介。王文华，1944年出生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介村，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音乐家。王文华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同时兼任海南省音乐家协会理事。王文华先生深入研究了黎族音乐典型特征，对海南黎族本土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文华著有《黎族音乐史》《黎族乐器集锦》等书籍，先后发表了《黎族竹管乐器――利咧》《黎族民歌特征》等大量的关于黎族本土音乐的论文，其先进事迹被《中国人物志》等文献所收录，并于1994年被评为海南省先进文化工作者，此后一直在琼州大学音乐系做兼职教师。（二）王文华求学之路。王文华先生求学之路充满坎坷，无论是孩提时代的学习，还是后来在歌舞剧团的实践学习过程，以及中年时代的大学教育，王文华先生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学习之路。王文华先生6岁时，跟随王亚华（当地的音乐教师）学习黎族本土乐器演奏，13岁时考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歌舞剧团，又师从潘家修以及韩应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乐理知识，通过不断的实践锻炼，年少的王文华还学习了其他地区的黎族方言，并于1957年至1962年这几年中，先后在莫斯科、越南以及赫尔辛基进行演出并屡次获奖。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音乐素养，王文华先生先后于1959年到广州音乐学院进行学习，1961年到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学习（师从著名三弦演奏家李乙）。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王文华先生的音乐素养逐步的提升，尤其是在1985年，年过40岁的王文华仍然参加了85届中国函授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学习，同时，王文华又于1990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进修班学习并结业。二、黎族本土音乐学者培养断层危机分析上文通过简述王文华先生的黎族本土音乐学习经历，分析当前黎族本土音乐学者培养断层危机，主要在语言问题以及传承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黎族本土音乐学者培养语言问题。首先语言问题是黎族本土音乐学者培养过程中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一方面，本土的音乐学者，需要具备海南黎族方言能力，而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仅仅有发音，另外海南黎族聚集地的五大方言区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本土的音乐者培养过程中，语言障碍往往成了其进行交流沟通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黎族本土学者还需掌握汉语普通话的交流能力，积极吸取其他民族的音乐优势，不断完善和发展黎族本土音乐，这是黎族音乐发展的需求。（二）黎族本土音乐学者传统继承问题。除了语言问题，对于本土音乐学者音乐传统继承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上文中王文华的学习经历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对于黎族本土音乐的学习，不仅仅是需要热情，还需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不断的积累过程，这是一种对待黎族文化的兴趣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浮躁、金钱、青春、地位等都是巨大的诱惑力，这对于黎族本土音乐学者都是巨大的挑战。对于黎族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不仅仅需要传承人的培养、还需要社会的关心以及政府的重视。三、加强黎族本土音乐学者培养的建议结合海南省黎族的实际情况，本文建议可以加强与本省高校的合作，开设黎族音乐特色民族专业，并提供一定的岗位支持，全面提升本土音乐学者培养，努力形成人才供应链条，将黎族本土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结合黎族本土音乐特点，有针对性地展开语言方面、黎族文化、文化传承方面的教育，使其能够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推动本土音乐学者的培养。另外，对于一些海南省黎族分布区域的民间艺人，应做好积极的引导工作，通过政府、社会提供一定的平台，一方面加强其知识结构与音乐素养的培养，使得具备更为专业的音乐素养，在不失民间艺术特点的基础上，加强其音乐能力，另一方面提升文化效应，提供民间艺人生存的空间。最后，应大力宣扬王文华先生为代表的黎族本土音乐人，有效地利用网络平台、电视平台等媒体，将其对于本民族音乐的热爱以及坚韧不拔的学习毅力大力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黎族人能够喜爱民族音乐。参考文献：[1]张睿，徐敦广.管窥海南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中的困境及解决方案――以海南黎族民歌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54-57.[2]伊乐.试论海南本土音乐在海南高校教学中的应用[J].当代音乐，2015，（13）：108-109+115.[3]张艳军.黎族音乐学者王文华生平研究[J].黄河之声，2013，（11）：90-91.作者简介：张艳军（1973-），男，毕业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博士，现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艺术学院（海南省三亚市）工作，主要从事海南黎苗族音乐研究、音乐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