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一、开发西部的战略原则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

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

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米式?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

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2、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一是根据开发西部地区的实际需要,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应机构,使其作为中央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代表机构。二是率先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建一个规范的投资银行,从事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务。三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一到两个证券交易所,逐步均衡证券市场的地域分布,允许西部各省会城市开办证券交易三级市场。四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特色金融机构,如伊斯兰利润分享银行等,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五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允许外资银行在西部的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业务,并允许率先开办零售业务,以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机构,进行开发投资。最后,引入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批准外资保险机构,尤其是财险公司在西部设立机构,加强西部地区保险业的竞争,开拓适合西部开发的险种。

第2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西部农村；金融工具；金融结构；金融规模

一、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农村金融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农业融资论在80年代前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融资论逐渐被农村金融市场论取代，农村金融市场论是金融深化理论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一）农业融资论

农业融资论有其特殊性，比如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农民收入较低，储蓄规模和储蓄能力偏低等，也正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所以农村融资理论主张政府直接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里，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农业产量提高，农户资金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但是他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过多干预使农村的融资方式和渠道过于单一化，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农户、养殖户，农村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需求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其生产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

农村金融市场论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相对农业融资理论，市场论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市场论更有助于让供求双方达到平衡，农村金融市场论主张对农村提供贷款资金是否采用优惠利率应该有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同时市场论提倡帮助非正规金融发展，多元化农村信贷方式和渠道。完全由市场决定又很难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地区资金倒流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基本没有市场，只能远离农村，进军城市。所以要求农村金融市场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相信市场和政府的沟通互补会对农村金融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主张在金融市场论的基础上，适当发挥政府的作用，将市场和政府有效结合，达到互补的作用。以市场为主导，选择性政府的市场干预也可以提高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效率，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进程，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完善，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一）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西部农村地区比较常见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都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贷款金额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乡镇企业和三农为服务的对象，扎根于农村，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国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已达约88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说明了西部地区农村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地完善，金融机构不在单一化。

（二）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农业保险已经从起初的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实施，西部地区在不断完善现有机构网点建设，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促进农业保险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例如，新疆的多层次农村保险网，在大力推动新疆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上，使得医疗保险、小额信贷保险等发展起来。

（三）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力度

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机构越来越重视西部农村的发展，尤其体现在涉农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农村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服务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陕西省发放订单抵押贷款约1900万，这些贷款中包含陕西养殖户接近70%。甘肃省的三农贷款金额高达约2600亿。像这样的情况在西部农村地区已经开始普及。

（四）西部农村金融需求增加

相对于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三农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我个人认为金融需求增加是个更加令人欣喜和明了的信息，这个信息足以西部农村金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大侧面反映了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的温饱而生产生活。同时西部农村地区人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也为信贷需求的增大奠定了基础，农户可以通过信用贷款扩大再生产，包括农业的和非农业两个层次。

三、西部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农民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阻碍着新农村建设和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西部农村人才和资金外流严重

新农村谁来建设？靠的是政府吗？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起到的是扶持和引导的作用，建设新农村，当代大学生、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及高素质管理者等当是先锋军，但是，现实中，更多的农村大学生选择离开农村去城市里寻求发展，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较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很难吸引外来人才进入。为什么在农村地区很少看到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等，究其原因，最终是银行自身的发展需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堪称农村金融“三巨头”，以扎根于农村，服务三农为宗旨的“三巨头”在商业化进程中也在努力进入城市，有相关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农村每年从信用社流出的资金约1400亿，同样的，占农村金融市场半边天的邮政储蓄银行也在“挪用”大量农村资金去谋求更高的利润和发展空间。邮政储蓄银行大都依托农村而生，却将大量的资金流入城市，导致西部农村资金供需矛盾加剧，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供给缺乏、保险市场开发难度大

1.除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偏少以外，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虽然从整体上看，西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信贷总额都在呈上升的趋势，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都比较落后。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第一产业是支柱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资金严重外流带来的资金供需矛盾又阻碍着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形成与发展，由于服务对象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西部农村信贷资金的风险加大。2.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整体收入水平难以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人们的收入一般要用在消费生活必需品，所以人们的投保积极性有限。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扶持，出台相应的保险法。

（三）西部农村金融贷款比重低

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在中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断拓展新的市场。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数额在不断增加，但是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需求。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全盘皆活。想要改善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必须重视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深入研究分析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努力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能力。贯彻落实农村金融改革方案，正确认识农村金融改革。从广义上来说，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资金流动的引导，农村融资渠道方式的创新和完善，狭义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指对现有的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对西部地区来说，在对其金融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基础上，依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结合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特点，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然后逐渐推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理清农村金融发展格局等都能够有效帮助西部农村金融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理论的概述和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亮点，希望可以通过总结经验，针对问题进一步完善西部农村金融发展体制，促进西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平衡，从而提高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作者:刘碧侠 单位:陕西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参考文献：

[1]赵微薇.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D].广西大学,2015.

第3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资源分布、产业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运行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从理论上说，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格局密切相关。由于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源引导功能，区域金融运行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等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金融差异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区域金融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国外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是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的热点问题。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论断后来也得到了Goldsmith实证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区域信贷差异及其导致的区域金融发展模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

大多数文献以全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标体系，跨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1978—2000年），涵盖中国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立足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批评了中国“高增长、低质量”的数量型发展路径，倡导重建金融功能，选择质量型金融发展路径。也有仅针对单个区域的，如省域、县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马瑞永（2006）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胥嘉国（2006）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三大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西部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宋艳伟、李恒炜（2007）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回归计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并非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在统计上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郑小婧、姜宁（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背景下，回顾梳理1998—2007年间全国及长三角金融政策运用与金融体制调整情况，探究资金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资金密集型特征，且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与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

（二）基于省市层面的研究

部分文献以某省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曹廷求、王希航（2006）对山东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烟台等九地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各地市和山东全省及其东、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谢太峰（2008）对北京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首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北京实际，对北京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13个城市的数据，对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异，其中，苏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要大于苏中以及苏北。中国人民银行乌海市中心支行内蒙古乌海市课题组（2009）基于乌海市进行实证研究，利用C-D函数，选取乌海地区1990—2009年的贷款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作为指标，采取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及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是单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响有限，因此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带动全省金融业发展，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总结与评价

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区域金融差异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金融发展理论及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各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实际问题。由于金融体制与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货币经济学来展开，涉及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资金流动、区域利率差异、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问题。尽管西方学者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等内容纳入其研究范围，但是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内容。中国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者更重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差异形成原因、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区域金协调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西方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观层面，拓展到金融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及其发展态势层面，从而丰富了区域金融研究的内涵，拓宽了金融的区域结构、地区分布、运行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范围，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第4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产业；金融支持；区域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86-06

近年来，中国的旅游产业异军突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力图对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提出一些新见解。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一）金融支持研究现状及理论模型的简述

金融支持是指金融机构运用货币交易手段融通有价物品，向金融活动参与者和顾客提供的共同受益、获得满足的活动。金融支持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支持首先指的是商业性金融支持，而商业性金融支持是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且能利用负债进行信用创造并向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

2. 金融支持指的是金融制度支持。麦金农（1973）提出金融制度理论[1]，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代表的金融中介理论，Gurley和shaw（1960）提出交易成本说[2]，Stiglitz（1981）提出道德风险的问题[3]，Allen提出了参与成本说[4]。

3. 金融支持包括金融结构支持，金融结构理论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创立。后来，金融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对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利的金融结构，然而对哪一种金融结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存在激烈争论。

4. 金融支持包括金融总量支持。金融总量支持是指运用总量指标分析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其中，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资本形成）对一国财富增长的意义；凯恩斯投资乘数建立了投资乘数模型；刘易斯的分析模式主要说明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有效提高；罗斯托的分析模式将资本积累的提高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要素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要素。在国内研究方面，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2010）关于中国省域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分析方法[5]，李志辉，张晓明（2007）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思路等都是值得借鉴的[6]。

5. 金融支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也称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财政投融资支持等。

（二）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国家（地区）简述

就国外发展较好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国家（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英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依靠于政策的推动。第二，美国的旅游产业从一开始就凸显出很高的经济效益，其原因主要是资金支持更多来自于企业捐助。第三，法国发展旅游产业主要围绕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产业展开，金融支持主要依靠政府资金的主导。第四，日本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是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企业共同发展，呈现出整合多方市场资源的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徐丹丹，宋欣，张维昊，2011）[7]。第五，韩国的旅游产业发展，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依旧呈现出依靠多元化金融支持的特点。此外，坎昆旅游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实例也是可以借鉴的。

就国内发展较好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北京市坚持旅游与文化的融合；上海市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旅游企业，通过企业现代化的改革来面向市场筹集资金；浙江省着力培训重点旅游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积极推动旅游文化企业上市；湖北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支持一部分有条件的旅游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湖南省不断推进旅游产业的整合，通过政府主导，旅游投资资金的模式来建设旅游文化产业集团等等。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金融支持的理论模型研究主要集中于商业性金融支持、金融制度支持、金融结构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中国的学者对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但对不同省区开展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并没有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沿着资本要素市场的建立、产业的聚集以及支持的途径选择等来进行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

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的设置

从前文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金融体系发达与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产业的发展。当然，更为主要的是，金融系统可以通过调控货币量来实现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的相互平衡，还可以降低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稳定问题，进而达到金融对产业的有效支持。

（一）变量的选择

1.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旅游业发展总量指标的选择，为了恰当地反映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势头，本文需要考虑国内旅游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三个方面，但是，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退而选择旅游企业营业收入（Revenue）（包括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其他旅游企业）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金融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

2. 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业的发展，主要金融支持依旧来自于银行体系给予的信贷资金，所以本文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作为衡量金融对旅游业实现金融支持的重点指标。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深化程度（Fin），即金融相关比率=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发展程度的深化，是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有必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本文选择了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Assets）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Employee）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取对数，这样不会改变数据的原有性质。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各地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意味着对旅游产业的投入在增加，这会有效地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率，促进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

（二）模型的设置

为了比较中国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本文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角度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找到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本文所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另外，本文选择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是2001—2010年的年度数据，其数据来自于2001-2010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年鉴》。

三、模型回归的分析

（一）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对原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是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首先需要进行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对于模型固定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面板模型。一般说，检验结果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当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表示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Hausman检验的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见，对于东部地区的11个省区而言，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31.415 726，相对应的概率是0.000 0，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而对于中部地区的8个省区而言，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3.855 418，相对应的概率是0.003 1，概率值远小于1%，检验结果也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西部的12个省区检验结果中，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127 380，相对应的概率是0.770 5，检验结果接受了原假设，这说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一般来说，固定效应模型只适用于所抽到的截面单位，不适合于样本以外的单位。如果所抽取的截面数据是从全国部分省区中抽取的，则固定影响模型仅适用于所抽到的省区单位，而不适用于样本以外的其他省区单位。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凸显出个体的差异，那么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较为合适。

（二）东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东部地区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2。

表2显示的是模型关于东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影响比较显著，临界值p

另外，从表3中可以看出，虽然东部的11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天津，其次是海南。

（三）中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中部地区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4。

表4显示的是模型关于中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影响不显著；而Assets（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Employee（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临界值p

从表5中可以看出，虽然中部的8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安徽、河南、山西、湖南和江西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黑龙江，其次是吉林。

（四）西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西部地区建立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6。

表6显示的是模型关于西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Assets（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Employee（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临界值分别小于p

从表7中可以看出，虽然西部的12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川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陕西，其次是新疆。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中国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所区别的。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的东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对旅游业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呈现出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化，不是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这个分析结果与原假设1是有所背离的。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来自于指标的选择，本文选择的金融发展程度解释变量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这是一个间接融资指标。而中国西部的12省区多为欠发达地区，旅游产业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依靠强有力的信贷资金持续、稳定地投入，旅游投资是近年来旅游产业化的重要发展道路[8]。间接融资模式的发挥是西部地区旅游产业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其中，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川受到间接融资的金融深化影响较高。而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或中部地区，间接融资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和中部的省区已经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化的企业资本筹措形式，来推动产业内相关企业融资模式和融资结构的优化。从表8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旅游行业知名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及中部地区，例如北京旅游、锦江酒店、宋城股份、黄山旅游和华天酒店，等等。这些公司上市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一般在当地有较强的影响力。从经营状况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除大部分占有丰富的客源优势以外，经营效益也比较好。

当然，东部和中部省区的当地政府在不断拓宽旅游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也在积极建立适应旅游企业特征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凭借各种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达到强化营销的基础作用[9]，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表8中也可以看出，虽然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旅游上市公司，但毕竟数量有限，成立时间也比较短，这些地区的旅游产业并没有更多运用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来对旅游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筹措旅游产业开发投资资金的步伐较慢[10]。更为突出的是，西部地区的旅游企业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化方式主要是实体资产的证券化，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证券化只采用股票这种单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从模型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对当地旅游产业产值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省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却可以明显地推动当地旅游企业收入的提高，特别在西部的省区比较突出。这也意味着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旅游产业投入的增加，会有效地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率，促进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可见，这个分析结果与原假设2也是有所背离的。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强化内涵式发展思路，不再单纯地依靠外部投入要素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东部的11个省区已经开始注重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融资质量的提高，正在强化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加旅游深度，加大品牌效应，充分提炼和强化各内涵要素，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省区，外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依旧是旅游产业扩张的主要推手，并没有发展到通过直接融资模式提高竞争力的思路上来，而是依旧停留在外延式的发展道路上。除此之外，中国中部及其西部省区在旅游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结构最优化和融资成本最小化方面都是有所缺陷的，特别是西部省区的旅游业应当在当前政策环境和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各种专业金融机构的大力合作，探索旅游业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探索建立旅游信托基金，发展旅游租赁服务公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11]，加快培育旅游风险投资和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开展项目融资[12]。

五、结论

本文通过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持，但是，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域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效率是有所区别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地改善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金融产品、深化金融改革，很好地保证了旅游产业融资资金的到位，直接融资的资金已经可以对旅游产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是旅游产业的主要投入机制。西部的12个省区正在以旅游产业金融支持为突破口，寻找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条思路。当然，西部地区当地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开展旅游投资信贷业务创新，探讨适合旅游企业的审贷机制。这样，在引入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支持的前提下，旅游产业明显地促进了本地区市场的发展，提高了产业机构内部的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差异，体现了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域发展方式的区别。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更多地注重与物质生产和服务业的融合，在有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与创意附加值的同时，实现了旅游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严重依赖要素的外向型投入，在融资模式方面更多地是间接融资模式起主要作用，一旦外部环境不好，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发挥自然资源、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的优势，将单一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成旅游的产业优势，实现旅游业的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McKinnon，Ronald，1973，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PP12-15.

[2]Gurley，J. G. and Shaw，E. 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7，April，PP42-47.

[3]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A].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51-55.

[4]Allen，F.，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M]. MIT Press，2000.

[5]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基于空间模型的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研究[J].金融研究，2010，（5）：68-82.

[6]李志辉，张晓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开发性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22-26.

[7]徐丹丹，宋欣，张维昊.国外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5）：5-56.

[8]邓爱民.我国旅游投资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学动态，2009，（8）：85-88.

[9]何池康.浅谈云南旅游市场营销创新策略[J].旅游研究，2010，（3）：25-29.

[10]王智勇，赵越.金融支持云南旅游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丽江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07，（7）：113-116.

第5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差异，非对称FC模型，面板数据检验

一、文献综述

中国区域金融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凸显，那么中国区域金融的地区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到底有何影响？国内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有：艾洪德等(2004)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的两者关系则表现出负相关，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1]。尹宗成（2008）用1978-2005年的省级数据检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的差距的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2]。孙林（2011）对1978—2007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东部的金融发展，能助推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带来通货膨胀；西部的金融发展，从长期来看，能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因果关系不成立；同时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较小[3]。

在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时，大多数文章主要考虑的是各经济指标的相互影响作用，没有结合其他影响变量如运输成本，人力资本等，而这些变量在研究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结合空间经济学的非对称FC模型构建实证模型，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区域金融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提出有力的政策建议协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 衡量中国区域金融差异影响的指标选取

（一）空间经济学非对称FC模型的主要结论

空间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FC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之一。FC模型引入了资本的流动，主要分析了资本在区域间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非对称FC模型主要结论[4]如下：在区域的初始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市场规模、技术和开放度等不对称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度若取值在0-1之间，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到某一临界点即突破点，相对强化聚集力而弱化分散力，使资本收益率在份额较大（经济发达）的区域较高，会导致资本要素在经济发达区域集聚。

（二）指标体系选取

通过空间经济学FC模型，可以构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金融资本要素和贸易成本两方面。劳动力要素用就业人员数来表示，金融资本可以用地区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来表示，贸易自由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区际贸易自由度，二是对外贸易自由度。其中区际贸易自由度可以用路网密度来表示，对外贸易自由度可以用外贸依存度（即开放度）来表示。用财政支出来表示一个地区的政府干预能力。用高校教职工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下面本文就所选相关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做一个简要分析，包括地区经济生产总量、地区财政支出、地区进出口总额。

(三)数据的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全部来自200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国研网等。本文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标准来定。

（四）相关经济指标变动趋势

1、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可以表示一个地区金融资本的存量，用这个指标大致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从表1所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严重不平衡，东、中、西部的金融差异十分明显。

2、地区经济生产总量

200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11886.9亿元、86443.3亿元和66973.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8%，23%，18%。东部人均GDP为 40159元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全国人均 GDP为 27746 元），中部为 20499 元，西部区为 18234元，均低于全国人均 GDP 水平。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持续率先发展，不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人均生产总值均超过中西部。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速从数量和幅度上都不同，地区生产总值的绝对值差距较大。不过在2009年增速均放缓，都没超过10%。

3、地区财政支出

我们用地区财政支出来表示一个地区政府干预能力的大小。从相关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各年的财政预算支出总额及占比均领先于其他地区。2009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支出为27600亿元、15800亿元、1760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45.25%、25.9%和28.85%，中部、西部增速加快，对推动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4、地区进出口总额

表3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成为招商引资的热点，其对外贸易与中西部相比占绝对的优势，这种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改变。

三、 中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第6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

经济金融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金融发展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之一。而中国这样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长期存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区域金融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地区间差异，但究竟这种差异是怎么样变化的呢？是趋于收敛还是趋于发散？

一、衡量指标和衡量方法的选择

（一）衡量指标

本文沿用大部分学者的选择，选用著名经济学家戈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存款和贷款又占据着银行的大部分资产，故直接用银行存贷款代替戈氏指标中的金融资产总额来近似计算金融发展状况。用S代表金融机构存款额，L代表金融机构贷款额，GDP代表各地生产总值，FIR代表金融相关比率，则有修正后的金融相关比率为：FIR=(S+L)/GDP

（二）研究空间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分析时沿用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方法，采用行政区域划分法，结合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共12个省市。1978-1998年我国各地区GDP、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统计年度较长，口径一致，故较高；1998年后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经济运行报告》等。

（三）衡量方法

（1）变异系数

金融发展差异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不仅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而且与地区发展基数联系密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方面远没有相对差异更好，因此，本文选用的第一个衡量方法就是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A代表变异系数，为变量的标准离差，N为地区数，代表第m个区域的研究指标，m=1，2，3，…，n，代表的平均值。

（2）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因其可分解的良好特性，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如果把整个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把省级行政区看作基本地域单元，那么就能更加准确地衡量我国金融发展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程度，并能测量区域金融发展总差异中，东、中、西各自的内部差异的贡献度。故本文在变异系数的基础上另外选取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差异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m代表区域层次，m=1，2，3.在本文中为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地区；n代表省际层次，指北京、上海、山东等31个省市自治区；表示第m个区域第n个省的GDP，G为所有省份的GDP之和.即；表示第m

个区域内第n个省份的存贷款之和，S表示我国所有省份的存贷款之和。

泰尔指数表示的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若用代表区域内差异，代表区域间内差异，则总差异即为：

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相关比率的总体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自1978-1991年金融相关比例的省际差距出现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到1991年下降到最低点，随后这种差距出现高速上升，到2000年出现小幅的下降，接着再次上升，到2008年以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金融地区差距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二）以泰尔指数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从图2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衡量的区域金融地区发展差异整体上以1991年为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特别是在1980年区域金融大幅下降，之后的十年间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991年之后区域金融差异在波动中迅速上升，2003年基本上达到最高水平，随后发生小幅回落，金融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现象已非常明显。区域内差异与总差异几乎重合，波动趋势也呈现一致，而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很小。

从图3可以看出以金融相关比例计算的东中西区域内差异相差不大，东部区域内差异稍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差异在2002年之前大于西部地区，从2003年开始西部差异超过中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从单个地区的区域金融发展看，东部地区省际间发展差距较大，在1978年至1992年，差距在波动中下降，1991年后迅速攀升，总体趋势也基本呈现略扁的U型趋势。中部地区1978-1981年出现极度的不平衡，去掉这两个特殊年份，1981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在波动中小幅上升，但之后出现大幅下降，在2002年中部金融发展区域内差距开始小于西部差异，其总体趋势大体呈现在平稳中下降，西部地区各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差异的总体趋势在20世纪呈现水平状，进入21世纪后略微呈上升趋势。

三、结论

通过对金融相关比率的相关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统计分析得到，区域金融发展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1）1978―2008年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以1991年为界大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1991年以前区域差距逐渐下降，1991年后差距开始逐渐上升。

（2）对区域金融发展的总差异进行分解后可以看出，总差异主要来与各地区区域内的差异，区域间差距占比较小，且趋于内差异也呈现U型趋势，但最近几年区域间差异出现小幅上升。

参考文献

[1]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张杰.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金雪军,田霖.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态势:1978-2003年[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24-30.

作者简介：

第7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创新 科技创新 耦合度 灰色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024-04

党的十以后，我国经济步入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1}在全国上下着力提升创新驱动力的大环境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山西省委、省政府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的大力支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关系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意在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的现状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评判，以便对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一、问题的提出

科技创新是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需要对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个方面进行改革。历史表明，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发展的范式是受到普遍认同的。{2}关于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发展，国内外已有部分研究。1912年，熊彼特{3}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他指出，是科学技术进步，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对银行信用的需求。这是人类首次提出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相互作用问题。Perez{4}分析了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在时序上的互动关系，在每次经历技术革命时，金融资本都会大量介入，而在技术成熟时则会从科技企业退出，转而投向别处。在我国，从科技金融概念提出之后，赵昌文{5}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了其内涵和运行模式，并提出了一些保障机制。辜胜阻等认为，创新的层次性和企业所具有的不同规模和生命周期决定了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融资支持的资本市场必然是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黄国平{6}认为，政府应当针对科技创新建立专门的金融支持制度，以拓宽融资渠道，弥补筹资缺口，化解和规避创新风险。

山西省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转换发展动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煤炭经济转型的关键举措。目前，山西省正在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和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加大产学研转化还是建设科技创新平台，都需要金融创新的大力支持。研究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之间目前耦合的状态以及互动和耦合的方式，对于山西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通过构建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指标体系，计算邓氏关联度，并以此计算耦合度等指标以进行分析。

（一）耦合度概念以及标准确定

如果我们要从数量上判断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子系统的耦合作用，就要选择一个可以有效衡量耦合性的指标。耦合度是借鉴了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而得出的，它的大小反映了两个子系统在一个时间段上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以很好地用来测量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作用。

系统耦合一般可以分为低水平耦合、拮抗耦合、磨合耦合和高水平耦合等四个层次，{7}这是根据耦合状态和深度的不同，从低到高的分类。根据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比较，同时结合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系统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本文根据对耦合度的具体数值所在的区间，对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耦合l展的不同阶段做出如下标准界定：

1.0

2.0.4

3.0.6

4.0.8

特别地，当C=0或者C=1时，分别为无耦合或者完全耦合状态。这种情况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孤立系统或者完全开放系统是根本不存在的，并且从理论上来说也不会计算这样的结果。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讨论这两种极端情况。

（二）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模型的构建

灰色系统理论是由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并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基于数学理论的系统工程学科。在灰色系统理论中，“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鉴于用于衡量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指标很少，但是衡量科技与金融的指标部分存在并确定，所以对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度量符合灰色系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的基本理论如下：

我们假设

x0={x0（k），k=1，2，3，…，n}为被比较序列，而

xi={xi（k），k=1，2，3，…，n}为被比较序列，其中i=1，2，…，m；

那么x0i（k）=x0（k）-xi（k），xi（k）=xi（k）-xi（k-1），且

2xi（k）=xi（k）-xi（k-1）

x0i（k）：x0与xi在点k处的位移差；

xi（k）：xi在点k处的一阶斜率；

2xi（k）：xi在点k处的二阶斜率。

那么，x0i（k）越小，则表明这两个不同序列的曲线在k处距离最短；xi（k）-x0（k）越小，则说明这两个不同序列的曲线在k处的变化速度很接近。2xi（k）-2x0（k）越小，则说明了这两列不同的曲线在k处速度变化的快慢很接近。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邓氏关联度”就由此而来，意在对两不同序列的关联程度进行准确量化，计算公式如（1）所示。

其中，ρ=0.5，ri就是著名的邓式关联度，ρ=0.5，是分辨系数。

基于邓氏关联度构建衡量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发展的耦合模型，首先，设样本数据为Xij，用极差的标准化方法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如（2）所示。

根据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确定两个基本数列。假设参考序列为：ZiX=（ZiX（1），ZiX（2），…，ZiX（m）），i=1，2，…m；比较数列为：ZiY=（ZiY（1），ZiY（2），…，ZiY（n））i=1，2，…n。那么，根据式（1），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在t时刻的关联系数ζ（j，t）就应如式（3）计算。

当计算出在t时刻的关联系数ζ（j，t）就应如式（3）计算。

ζ时，按样本数k求平均值后即可得到一个关联度矩阵γ，如式（4）所示，反映的是子系统之间耦合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比较各个关联度γi，j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中哪些因素关联度大，而哪些因素之间则关联度不强。同样地，γi，j的取值范围也是0到1，其评判标准为，当0

在（4）的基础上，进一步构造出来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关联的耦合度模型，如式（5）所示。

其中，C（t）为耦合度，m和n分别为衡量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指标的数量。

三、实证分析

（一）关键指标确定与数据来源

根据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两个系统中不同的特性，同时结合寻找数据的现实条件，我们确定了金融创新的8个变量与科技创新的8个变量，并进行了分类和标记，时间序列为2004―2014年。具体如表1和表2所示。

本次建模所用数据全部是从《中国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山西科技年鉴》、《山西省金融运行报告》、《山西省科学技术统计年鉴》以及科技部、央行货币政策司、山西省科技厅等政府网站上直接获得，或者通过上下年数据和增减比率推得。

（二）基于耦合模型结果的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性分析

确定了指标体系后，根据上节确定的耦合模型，把原始数据代入即可得到计算结果。

1.耦合模型结果。表3是根据计算结果整理并分类而得到的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关联表。该表深刻地反映了近11年来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错综复杂的耦合关系。

2004年到2014年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度如图1所示。该图定量地反映了山西省近11年来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发展的变化程度。

2.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性分析。

（1）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的时序变动分析。由图1可以得出，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在2004―2014年的耦合度总体上看大致呈“U”型，经历了由强变弱，再由弱变强的阶段。具体来说，2004年、2005年和2014年的耦合度都比较高，均为0.75，而2006―2013年的耦合度均在0.7以下；如果逐个分析每年的耦合度变化，会发现这些年的耦合度处于有规律的波动阶段，2006年到2014年之间波动周期大约为3年，这说明了山西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在交互耦合方面非常紧密，同时也说明在山西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山西整体面临着不同的背景和任务，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强度、重点与协调程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根据前文确定的评判标准，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山西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处于拮抗耦合阶段；而2004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中山西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处于磨合耦合阶段，其中2004年、2005年和2014年耦合度较高，接近了0.8的高水平耦合阶段。计算得到2004年到2014年平均耦合度为0.655，说明这11年山西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发展整体处于初级磨合耦合阶段。

我们把这11年分为3个发展进程来看待。

首先，2004年到2008年为第一阶段，我们把它理解为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的“要素流入期”。2004年和2005年，山西省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发展的总量和基数都非常小，但是经过前阶段的互相耦合，已经接近达到了高度耦合的阶段。2005年，国家出台了《煤炭产业政策》，煤炭价格开始逐步放开，并且迅速飙升，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山西，资金流动加快；2006年，山西股票市场上，大同煤业（601001.SH）、大秦铁路（601006.SH）和潞安环能（601699.SH）三家公司同时上市，使山西省当年证券交易总额直接从721.9亿元跃升到1738亿元，金融创新规模急剧扩大；同时，2006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ι轿魇】萍即葱碌姆⒄挂泊来了极大的机遇。随着煤炭市场的强势运转和由此带来的煤炭生产安全、环保的方面问题，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旺盛需求，山西以煤炭利用方面为主科技创新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同时，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互动也逐步发展起来，2006年到2008年呈稳定上升阶段。

其次，2008年到2011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把它理解为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的“阻滞期”。这一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山西，但是煤炭市场仍然供不应求，山西市场经济上出现了一些乱象，金融资本大量流入能源领域，民间借贷活跃，煤炭市场的票据结算占了很大比重，各种形式与方式的金融产品开始出现，与金融创新相比，科技创新领域则显得步伐落后，在这个阶段在科研方面的投入没有得到重视，2008年到2011年财政拨款科技比重分别为2%、1.5%、1%、1%，基本处于逐年下跌的状态。2008年到2009年全省规模的煤矿兼并重组，为山西省能源行业长远发展打好了基础，但是在短期内则对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发展造成了阻滞。这一阶段，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基本处于拮抗耦合期，发生了互相抑制甚至各自为战的现象。这种情况直到2010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11年山西省的综改之路正式开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得到了空前重视，耦合度在一年内迅速提高。

第三，2011年到2014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把它理解为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协同发展期”。2011年山西综改区开始建设，2012年十召开，之后煤炭市场开始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而进入疲软状态，山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穷则思变，经济下行给了我们很多冷静思考的时间，无论从高层领导还是从普通民众都已经意识到，过去的老路已经不能走，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的产业并不能走得很远，山西的科技创新长期以来是一块短板，比较被动，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2014年，新一届山西省委班子形成，在新一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制定了很多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2014年开始筹备科技创新城建设，与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同步推进。山西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开始主动、有序、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开始互相促进。在这一阶段，无论是金融创新还是科技创新都空前地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互动增多，发展步伐更加协调，二者处于协同发展阶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系统论与协同学的基本原理上分析来看，耦合度的下降并不是一件坏事，它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现有要素的大量流出，二是外来要素的大量流入。系统的耦合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在系统发展中，无论是新要素涌入还是旧要素退出，对于系统本身的各要素乃至子系统来讲，都是一个发生新情况、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与新系统重新进行耦合的过程。而波动性的耦合度变化正是表明了我们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双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表明了随着时展和山西省本身发展的特点，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中不适应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些因素在逐步退出，而新的生产力、新的积极因素在逐步进入，新的生产关系在不断重构。这一点从量上就可看出，因为回望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各指标，它们随着时间增长几乎都是在不断增长的，这说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山西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一直是在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

（2）山西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约束的基本面分析。由表3横向取均值，可得到山西金融创新的各序参量对科技创新总体的关联度，如表4所示。

首先，由表中可见，在已有8个金融创新指标中，与科技创新关联度最高的是“保险业总资产/GDP”、“银行业总资产/GDP”、“金融机构贷款/GDP”，分别为0.734、0.673和0.668。从类别划分，与科技创新关联最大的是保险业，证券业与银行业不相上下，居于其次。

从结果看，一方面反映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密切相关，即科技创新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与科技创新发展最密切的是资本投入与风险控制。2006年6月，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为科技创新提供风险保障。根据童藤的观点，科技企业在各发展阶段（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饱和期）有不同的融资方式，其中通过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融资是企业在成熟期的时候才大量使用的。这样的结果表明了山西的科技企业很多都已达到了成熟期。

总的来说，上述结果表明山西省的科技创新最需要的风险防护与融资贷款，山西的科技企业大部分已经成熟，但是还没有做大、做成规模，应该运用各种保险等手段，保障科技企业渡过难关。金融创新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帮助山西科技企业能够更加定型、更加完善、更加稳健，是新时期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3.山西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约束的基本面分析。由表4横向取均值，可得到山西科技创新的各序参量对金融创新总体的关联度，如表5所示。

首先，从如上结果分析，指标基本一致，变化幅度不大，可见山西科技创新发展是比较均衡的，未有短板所在。在山西省科技创新各指标中，与金融创新关联度最高的是财政科技拨款比重，第二高的是专利申请量。这是由山西省本身既有格局决定的。在山西省科技创新的各单位中，主要是事业单位、高校、国企，享受财政支持的占大部分。并且，在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中，国有单位往往能够轻易地获得融资、贷款等金融支持，从而直接地影响了金融创新；专利申请量也与金融创新关联度很高，说明无论是天使投资、还是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主体，它们更看重的是由国家认可的科技成果，看重成果的独创性。

从大类分，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与金融创新关联度基本相同，科技创新产出略胜一筹。这说明金融服务更希望投向的是已经获得的科技成果，而非日常性科研活动。

总的来说，山西省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机制主要还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并且在市场化的金融服务面前，定型的成果比仍在研究的科研项目更加受到关注；应当加大金融的普惠性支持力度，对一些有潜力的项目要加大前期研发力度支持；同时也要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使科技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金融行业。

四、结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山西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协同发展主要靠的是政府主导；金融创新主要服务于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阶段；山西科技企业大部分已经成熟，但是没有形成规模，在抵御市场风险上尚显不足；最需要的仍是金融有效支持与科技保险托底相配套的政策。

（本文源自2014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山西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机制与对策研究》。）

注释：

{1}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15-20

{2}童藤.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3

{3}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y Development [M].Cambridge，MA University Press 1912

{4}Perez，Carlota.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M]. London：Edward Elgar Pub，2002

{5}赵昌文等.科技金融[M].科学出版社，2009

{6}黄国平，孔欣欣.金融促进科技创新政策和制度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2）：28-37

{7}何海林，涂建军，孙祥龙，等.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耦合的关联分析[J].西南大W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5（10）

（作者单位：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研究院 山西太原 030002）

第8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1、姜爱萍,武晓斐.金融企业集群：金融地域运动的新动向[J].西部金融,2008(6).

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3、隋庶.金融倾斜与区域金融中心定位分析[J].新西部,2007(2).

4、左科华,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开发[J].贵州商专学报,2001(9).

第9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金融学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