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的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一九二九年春，我从天津回贵阳，叔祖林圃公以续修于氏家谱之事面嘱，词语恳切，训诲谆谆，使我无时能忘。既归，因从事教学工作，无暇及此，延至一九七六年退休，时间比较充裕，曾不止一次地想着手继续事宜，又因二四日机轰炸贵阳，家中原存族谱被毁，无所依据，不得已搁置起来，每意及此，心实难安，所幸一九九年秋开阳长田族中于世棋等也为重修族谱事来采访有关资料，因而得与世经弟联系，往返之余，得知他们所藏族谱完好，当即借来复印，装订成册，以便珍藏。

通过反复阅读，这本族谱仅叙述至十五世以上，十六世以下多未述及，现在本族中人多数不在贵阳，实难普遍查访。筹思再三，拟从十六世以下就可能有的资料和实际情况开始着手，不知道的暂不记述，并以复印族谱为蓝本，以作日后续修族谱的参考，是为序。

公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七世孙世元谨记

事实汇记

四伯父本枢，字子极，一八七五年十月初八辰时生。自幼勤苦好学，手不释卷。少年时曾从师于罗质安先生，因而精通书画，擅长金石。留学日本，习政治经济。回国后在模范中学教书，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卒于正新街本宅，葬于董其坝后山。伯母张香贻，一八七四年九月十一日寅时生，一九六年十二月三日卒于铁局巷本宅，享年八十四岁(此处误)，葬于董其坝与伯父合冢。生女玉佩，适尚朴公，玉蘅适李保惠。亦伯母胡淑瑶，一九五年二月二日生。女玉华适吴鉴泉，生子栖筠出继玉佩，栖楚出继玉衡，二子筑新，三子念平，女丽适张幼龙。

父亲本敬，字子简，行六，一八八年十月初十日未时生。生活简朴，待人忠厚善良，对同辈宽厚谦和，对晚辈关怀备至。由于处世和平，深受祖父喜爱，故将繁重而琐碎的家务交予管理，以致耽误求学时期，不能从事深造。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石阡县高寨，葬于石阡中学后山，时世元在石阡县中学教书。母亲熊太夫人，一八七九年四月初十日寅时生于车家巷本宅，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卒于正新街本宅，葬于董其坝后山。生二子四女，长女世元，字善甫，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丑时生于正新街本宅，曾在达德中学、石阡中学、贵阳第二十中学教书。媳姚琨，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生于中山西路高家巷本宅，曾在复旦小学教书。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卒于科学路四十号文化局宿舍，葬于白花山。生一子四女。孙传德，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生，在省冶金化工研究所工作，孙媳梁志华，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生，在贵阳食品公司工作。重孙二，长重孙于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生，次重孙于超，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生。长孙女安娜适孙宝才，次孙女安丽适张先炎，三孙女曼丽适朱年庆，四孙女曼珊适汤永力。次子世明，字诚安，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生，云南大学毕业，曾在贵阳高中教书，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媳丁修信，安顺人，生子安琪，女曼琳，率子女居安顺，长女日机轰炸贵阳时遇害，次女琪适徐蕴辉，三女榕适汪兴寿，四女云适吴守铭。

八叔本农，字子勤，一八八五年七月二日寅时生于正新街本宅，曾留学日本，习蚕桑，精通医理及堪舆，信仰佛教，擅长气功，虽未坐堂行医，但经常为亲友中病人治疗，凡就医者无不药到病除，著手成春。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卒于铁局巷本宅，享年六十七岁，葬于董其坝白虎坡。婶陈夫人，一八五月二十八日辰时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午时卒于思南县，享年八十八岁，葬于思南烈士墓旁。生二子四女，长子世沆，字深之，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生于正新街本宅，上海音专毕业，历任贵州省各大专院校音乐教授。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于贵阳工学院宿舍，葬于贵阳烈士墓内。媳陈琬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生于龙泉街本宅，生二子二女，长孙志伟，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生，现任省教育厅书刊总编。长孙媳单良珠，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生。重孙女于娟，一九七年十二月二日生。次孙传实，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生，长重孙女姗姗，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一日生。次孙媳张健和，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生。长孙女祥符，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生，毕业于成都音乐学院，适侯伯文。次孙女梅梅（传声），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生，适王迟，贵州工学院教授。次子世齐，字勋之，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生于正新街本宅，贵大农学院毕业，曾在思南中学教书，媳曾家惠，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生。生一子二女，孙于进，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生，媳在遵义四一二厂工作。长孙女于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在贵阳延安商店工作。次孙女于敏，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生，在思南县招待所工作，适思南县府秘书旷忠仁。长女世楠，适陶俊明，次女景，适张巨伦。三女华适陈大经。四女鸿适查景生。

第2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魏伯阳；参同契；月体纳甲

一、魏伯阳月体纳甲说的创立

传统易学意义上的纳甲说，始创于西汉著名易学家京房。至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在运用《周易》原理探讨道家炼丹之术的过程中，将京房纳甲说与月象有规律的盈虚变化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月体纳甲说。

《周易参同契》说：“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方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依京氏纳甲说，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天干又具方位，甲乙为东，丙丁为南，庚辛为西，壬癸为北，戊己为中。而月亮在一月的时间内，月象在各个不同的方位，又呈现出圆缺盈虚的有规律变化。魏伯阳对此引起了重视，认为不同时间不同方位的月象，恰恰与京房纳甲所说的卦象特别相似，上文所引即是他对此的论述。他认为：初三，月亮微明，出现在西方庚位，震纳庚，而此时月亮正象震卦一阳生于下。月亮本身不发光，而是借太阳之光反射而发光。因此，每月朔日后三日，月方生明，此是指由前一月之晦暗而生明，亦即阴极而阳生。此即其所谓“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至初八日，月象上缺一半，其平如绳，出现在南方丁位。兑纳丁，此时月象如同兑卦之象，阳由震初进至二为兑，故月明之半。此即其所谓“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至十五日，月满圆，出现在东方甲位。乾纳甲，乾三爻均为阳，此时月满圆极明之象，如同乾卦三爻阳极之象。此即其所谓“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即指十五日，十五日月形象乾卦，阳道已尽极，阳极则生阴，此即其所谓“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至十六日，阳道开始消退，而受统制于阴，即阴进阳退，阴始用事。这体现在月象上，则为十六日月亮退现在西方辛位。巽纳辛，此时月象由十五满明出现亏虚，此象如同巽卦一阴初生于下。此即其所谓“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至二十三日月缺下半为下弦，而出现在南方丙位。艮纳丙，此时月象如同艮卦二阴生于一阳之下。此即其所谓“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至三十日，月完全丧明于东方乙位。坤纳乙，此时月丧明之象，如同坤三爻均为阴，阴极之象。此即其所谓“坤乙三十日，东方丧其明。”

魏伯阳将一月三十日分为六节，每节五日，各以一卦主之。自朔旦至第五日为第一节，属震；六日至十日为第二节，属兑；十一日至十五日为第三节，属乾；十六日至二十日为第四节，属巽；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为第五节，属艮；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为第六节，属坤。至三十日，六节既尽，则日月合朔之后，坤阴极(月丧明于乙)则阳生，即晦去朔来，阳受阴之禅，复变为初三之震，震一阳动于下，此即乾初九“潜龙”。月象盈亏之变化，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故称为“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乾纳甲壬，坤纳乙癸，十干始于甲乙，终于壬癸。此即所谓“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蟾蜍”即月之精，“兔魄”即日之光。日明于昼，日出则月没，月出则日没，此即其所谓“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一月分为六节，分属六卦，又月本无光，受日之光而发光。此即其所谓“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

《周易》中最为重要的两卦是乾坤，此无需多论。但自东汉京房提出乾坤为阴阳之根本，坎离为阴阳之性命之后，以至东汉末年，人们对坎离的重要性，似乎比前代尤为关注。这一点在《周易参同契》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应当说，人们对乾坤尤其是坎离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乃是魏氏创造性地提出月体纳甲说的关键理论依据之一。《参同契》说：“乾坤，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郭，运毂正轴。”又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又说：“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则柔相当，土王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此是说，乾天坤地，坎月离日，乾坤定位于上下，而坎离则运行升降于其间。天为上，地为下，日出东，月出西，此即先天八卦方位中的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朱熹《参同契考异》说：“其象如垣郭之形，其升降则中车轴之贯毂，以远轮，一下而一上也。”天地生日月，日月运行而形成四季，从而产生了万物。此说明了在乾坤定位之后，坎离则充分地体现了乾坤之用。就“易”字而言，坎为月，离为日，日月合之则为古之“易”字，故魏伯阳认为“坎离为易”。就纳甲而言，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艮纳丙，兑纳丁，此六卦均有定位。坎纳戊，离纳己，居于中宫。但中宫为土，土主四季，四方四行皆禀受坎离阴阳之气。从这种意义上讲，坎离无定位，这就如同乾坤用九用六无固定爻位一样。

应当说，魏氏月体纳甲说是易学中的纳甲说在炼丹及天文历法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表现。魏伯阳援易入丹道，创立月体纳甲说的目的在于说明其丹道之术合乎《易》道，以及便于炼丹过程中对火候进退的把握。

二、月体纳甲说对虞氏易学的影响

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虞翻对道教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极为倾心，他是为《周易参同契》最早作注者，其对魏氏月体纳甲说非常欣赏。月体纳甲说对虞翻易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月体纳甲援入《周易》经文注解之中。魏伯阳将易学援入炼丹之中而创立了月体纳甲说，虞翻则是将魏氏月体纳甲运用到其对《周易》的注解当中。今将虞氏有关此类方面的易例述录如下：《讼》上九：“终朝三之。”注：“乾为甲。”此指乾纳甲；《蛊．彖》：“先甲三日。”注：“乾为甲。”此亦指乾纳甲；《震》六二：“七日得。”注：“震数七。”震纳庚，于数为七；《归妹．彖》：“归妹，人之终始也。”注：“阴终坤癸，则乾始震庚。”坤纳癸，震纳庚；《巽》九五：“先庚三日。”注：“震主庚……乾成于甲，震成于庚”；《既济》六二：“七日得。”注：“泰震为七。”《泰》中互体震纳庚，故为七；《系辞上传》：“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五位为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相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己离相得，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甲乙为东方木，丙丁为南方火，戊己为中央土，庚辛为西方金，壬癸为北方水。此即所谓的纳甲说；《系辞下传》：“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注：“日月周流，终则复始，故‘周流六虚’。谓甲子之旬，辰巳虚，坎戊为月，离己为日，入于中宫，其处空虚，故称‘六虚’”；《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注：“万物成始乾甲，成终坤癸。艮东北，是甲癸之间，故‘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者也”；《坤．彖》：“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注：“阳丧灭坤，坤终复生，谓月三日震相出庚，故‘乃终有庆’……谓阳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坤．文言》：“敬意立而德不孤。”注：“阳见兑丁，西南得朋乃与类行，故‘德不孤’”；《坤．彖》：“西南得朋，乃与类行”。注：“谓阳得其类，月朔至望，从震至乾，与时偕行，故‘乃与类行’”。初一至十五，历经初三震象出庚，至初八兑象见丁，至十五乾象成于东；《蹇》“不利东北”。注：“艮，东北之卦。月消于艮，丧乙灭癸，故‘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彖》文），则东北丧朋也。”月自十六阳始消（即巽），历二十三日为艮，至三十日阳尽灭于坤北；《蹇．彖》：“蹇之时用大矣哉。”注：“谓坎月生西南而终东北。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穷乙，丧灭于癸，终则复始，以生万物，故‘用大矣’”；《归妹．彖》：“归妹，天地之大义也。”注：“乾主壬，坤主癸，日月会北”；《丰．彖》：“月盈则食。”注：“月之行，生震见兑，盛于乾甲”；《系辞上传》：“四象生八卦。”注：“乾坤生春，艮兑生夏，震巽生秋，坎离生东者也。”乾坤甲乙为木于东方为春。艮兑纳丙丁为火南方为夏。震巽纳庚辛为金于西方为秋。魏氏月体纳甲说认为，北方壬癸又为乾坤所纳，但乾坤已主春，故虞氏以中宫坎离主东。其主要原因在于坎于后天八卦方位及四正卦说中，位于北方为水；《说卦》：“水火不相射。”注：“坎戊离己，月三十日，一会于壬”；《说卦》：“震，东方也。”注：“震初不见东，故不称东方卦也”。震象出于庚为西，非见于东，故不称其为东方之卦；《说卦》：“巽，东南也。”注：“巽阳隐初，又不见东南，亦不称东南卦，与震同义。”巽象消于辛为西，不见于东南；《说卦》：“兑，正秋也。”注：“兑象不见西，故不言西方之卦。”兑象见于丁为南，不见于西方；《说卦》：“乾，西北之卦也”。注：“月十五日晨象西北，故‘西北之卦’。”乾纳甲壬，十五日暮月盈于甲位东北。至晨则又象于壬，位西北，月象晨见于西北，故称为西北之卦；《说卦》：“乾为大赤。”注：“太阳为赤，月望出入时也。”月望即十五日，乾象盈于甲之时，日月相望；《说卦》：“坎为弓轮。”注：“坎为月，月在于庚，为弓。在甲，象轮。故‘弓轮’也。初三月微明于庚，月形象弓。十五日象盈于甲，月盈则圆，故象轮；《杂卦》：“未济，男之穷也。”注：“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来夏阴。未济主月晦，乾道消灭，故‘男之穷也’。”《未济》来自《否》五之二。《否》下体坤于月体纳甲，为丧朋于三十日（即晦）。自十六日巽至三十日坤，乾道（阳）始消以至于尽灭。

第3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

欧阳詹《玩月》诗序就认为八月十五“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时候“埃尘不流，太空悠悠，婵娟徘徊，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魂与之清冷”，正是赏月、玩月的最佳时机。他的这一观点当即得到同在华阳赏月的众文人的赞同，于是乃作玩月诗以乐。栖白在《八月十五夜玩月》中也认为八月十五的月亮非同一般：“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胜别夜圆。”唐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勇于实践，赏月之事也不例外，觉得八月十五赏月好，于是就有很多人在八月十五去赏月，最后中秋赏月便定在了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

“清洛半秋悬璧月，彩船当夕泛银河”

赏月、玩月之风始见于魏晋诗歌，谢灵运《怨晓月赋》、谢庄《月赋》、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等诗作均与玩月相关，但是与唐代玩月诗相比，魏晋玩月诗一个是数量少，一个是几乎没有明言吟八月十五中秋月亮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唐人赋予了八月十五以非同寻常的价值和节日意义。

唐人爱月，同时也在诗歌中赋予了“月”意象多重意义和价值。在唐人眼中，月之变化不胜枚举，有凉月、暑月、松月、素月、清水月、关山月等。借助这些“月”之意象，诗人们有的发闲适幽情，有的抒不遇惆怅，有的发怀古之叹，有的抒相思缱绻，当然还有的抒发对团圆的渴盼。正是在这样的大量的赏月实践中，唐人发现中秋满月最适宜“玩”。中唐以后，在中秋满月之时，玩月之风渐盛。

“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

第4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 ]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 ]；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 ]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 ]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 ]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 ]。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 ]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 ] 扬雄：《法言君子篇》。

[ ]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 ]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 ]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 ]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 ] 《续汉书律历志中》。

[ ]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5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 ]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滔拔寰??在?荡笠澹?晃?戮洌?芪恼拢?群霉叛В??恿蹯А⒀镄郾嫖鲆梢臁? ]；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 ]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 ]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饔氤捣?洌??莒奔疵埽?嬖兑媸琛＝癖奔??旄莒保???怂尬??鞣??孕嵌榷忍欤?戏酱蔚匦羌涞笔?丁＝窠幻埽?我玻俊?br>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 ]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A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A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A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 ]。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 ]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 ] 扬雄：《法言•君子篇》。

[ ]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 ]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 ]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 ]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 ] 《续汉书•律历志中》。

[ ]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6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六朝；水灾；救助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而江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导致水灾频繁发生，又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研究六朝时期水灾发生状况及其规律，总结救助水灾的经验，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水灾的状况

六朝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是发生水灾的重要原因，平坦的地势，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使河流常常泛滥成灾。从东吴建国到陈朝灭亡的360余年间，六朝地域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在战胜水灾的基础上实现的。

孙吴的50余年间，大的水灾有6次，其中3次是孙权时发生的。赤乌八年（245年）夏，“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余家”。茶陵县位于湘江上游地区，洪水在冲毁民居时，对下游的洞庭湖也构成威胁。因为长江流经洞庭湖，地势低凹，水流不畅，所以经常发生水灾。长江下游的水灾危害同样令人触目惊心。赤乌十三年（250年）八月，“丹杨、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1]（《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丹阳、句容、故鄣、宁国都在丹阳郡内，特别是丹阳、句容紧临都城建业，农历八月江南丰沛的雨水导致山体崩塌和洪水，引起孙权的高度重视。沿海地区江海涌溢造成的水灾危害更大。太元元年（251年）八月，“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2]（《晋书·五行志下》）大风引起长江、东海的水上涌使地面水深八尺，并毁掉了孙坚陵墓上的二千余株树木。五凤元年（254年）夏，孙吴全境大水。永安四年五月和次年八月，因大雨，“水泉涌溢”。[1]（《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宝鼎二年，华?上书指出：“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沉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1]（《三国志·吴书·华?传》）这是江南地区遭受水灾后的真实写照。水灾冲毁了农作物，官员又不体恤民众，结果地势高亢处的居民滥砍树木，导致一遇水旱之灾，则农业无所收获。

东晋偏安江南的百余年间，大的水灾有41次，平均2.5年一次。史书记载的水灾有三种类型。其一，是波及全境的水灾，史书常以“大水”记述。如晋成帝咸和元年、二年、七年的五月，晋穆帝永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和升平二年、四年、五年的五月，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五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的五六月份，晋安帝的隆安五年、义熙元年、三年、六年、九年、十年、十一年都先后发生全境范围的水灾，只是史书没有记述其危害。其二，是局部地区发生的水灾，且有明显危害程度的记载。晋元帝太兴三年六月和次年七月，江南地区连续两次洪水为灾。郭璞在永昌元年（322年）上书说：“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2]（《晋书·郭璞传》）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农作物减产绝收。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五月，“丹杨、宣城、吴兴、寿春大水”。[2]（《晋书·五行志上》）这4郡是长江流域和太湖沿岸最为富庶的地区，水灾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到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七月，“会稽、吴兴、宣城、丹杨大水”。咸和六年以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2]（《晋书·食货志》）咸康元年（335年）八月，“荆州之长沙攸、醴陵，武陵之龙阳，三县雨水”，造成“浮漂屋室，杀人，损秋稼”等方面的损失。[2]（《晋书·五行志上》）晋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丹杨、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使农作物严重受损，“稻稼荡没，黎庶饥馑”。[2]（《晋书·五行志上》）晋孝武帝时，局部地区水灾发生的频率依然较高。太元八年（383年）三月和太元十八年六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这3个郡自上而下位于赣江流域，在春夏季节连续暴发洪水。长江也是水警不断。太元六年六月十五日，“扬、荆、江三州大水”。太元十九年、二十年的六七月份，“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造成“连岁水旱，三方动，众人饥”[2]（《晋书·天文志下》）的惨象。水灾对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其三，是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和濒海地区的水灾，以冲毁城市和淹死民众为特征。晋穆帝永和七年七月“涛水入石头，溺死者数百人”。[2]（《晋书·五行志上》）太和六年（371年）六月，“京师大水，平地数尺，浸及太庙”，并引起“朱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同年即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十二月，也发生“涛水入石头”之事，但未见损失记载。[2]（《晋书·五行志上》）晋孝武帝时江水冲入石头城的危害较为明显。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杀人”。太元十七年六月，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而在扬州永嘉郡（今温州市），因濒海“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者”，[2]（《晋书·孝武帝纪》）与之同时，京口（今镇江市）西浦“亦涛入杀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晋安帝隆安三年（404年）五月长江“涛水入石头，漂杀人户”事件。[2]（《晋书·安帝纪》）史称“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相望。江左虽频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2]（《晋书·五行志上》）足见此次损失之大。是后，义熙元年、二年、四年都曾有“涛水入石头”现象。沿江海地区因水上涌损毁城镇、淹死居民是这一地区水灾的特殊表现形式。

南朝水灾仍然以长江下游地区为甚。宋文帝在位30年，除元嘉五年（428年）六月京师大水外，其余是在元嘉十一年之后，共10次，平均2年一次。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师居民需乘船而行。[3]（《宋书·文帝纪》）因“民人饥馑”，引起粮价上涨，“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唐，升米三百”。[3]（《宋书·沈演之传》）因而又有“东土潦浸，民命棘矣”之说。[3]（《宋书·沈昙庆传》）《宋书·五行志四》云：“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中华书局校勘记云：“按东诸郡，谓会稽、东阳、临海、新安等郡。”并因水灾引起了“民大饥”。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八月，“会稽大水，平地八尺”。大明元年（457年）五月，“吴兴、义兴大水”。四年“南徐、南兖州大水”。[3]（《宋书·五行志四》）?N明三年四月，“吴郡桐庐县暴风雷电，扬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3]（《宋书·五行志一》）南齐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灾状况，《南齐书·五行志》云：“建元二年，吴、吴兴、义兴三郡大水。二年夏，丹阳、吴二郡大水。四年，大水。永明五年夏，吴兴、义兴水雨伤稼。六年，吴兴、义兴二郡大水。建武二年冬，吴、晋陵二郡水雨伤稼。”这里对南齐遭受水灾的记述很全面，共有6次，平均3年一次。如建元四年（482年）五月因“顷水雨频降，潮流荐满，二岸居民，多所淹渍”。永明五年六月，“霖雨过度，水潦??溢，京师居民，多离其弊”。

长江中游地区水灾是长江支流的洪水引起的。元嘉十八年五月，长江支流“沔水泛溢”。[3]（《宋书·文帝纪》）大明二年九月，“襄阳大水”。四年八月，“雍州大水”。[3]（《宋书·孝武帝纪》）元徽末，“襄阳大水，平地数丈，百姓资财皆漂没，襄阳虚耗”。[4]（《南齐书·张敬儿传》）顺帝?N明元年（477年）七月，“雍州大水，甚于关羽樊城时”。只是这些水灾的危害史书记载甚少。

京城建康因濒临长江也是水灾不断。见诸记载的有元嘉五年六月、十一年五月，十九年五月闰月、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年五月，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五年七月、八年八月，宋明帝太始二年六月，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和梁武帝天监六年八月、七年五月、十二年四月及中大通五年五月等年份的洪水灾害。有时水灾的危害还相当大，如南齐永元元年七月的洪水，“涛入石头，漂杀缘淮居民”。中大通五年（533年）五月的洪水使建康城内“御道通船”。洪水已经威胁到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居民的安全。

综观六朝水灾状况，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其一，水灾发生的时间，大多集中在每年的五至八月份长江流域的多雨季节，因天降暴雨，河流排水不畅，导致洪涝灾害。其二，水灾发生的地区以长江中下游和濒海地区为主。因地势平坦，河网密布而水流减缓，引发洪水，最为严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沉稼，田家徒苦，防遏无方。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3]（《宋书·二凶传》）充分道出了水灾的原因。其三，水灾危害大，洪水或冲毁民居，或卷走庄稼，甚而造成人员伤亡，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其四，水灾发生的频率呈现出前后低，中间密的现象。孙吴的50年间共发生洪水6次，平均8年一次；东晋是2.5年一次；宋和南齐平均3年一次，梁是平均6年一次。

二、灾后救助

水灾给六朝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失，统治阶级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解除水灾的危害，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种。

其一，物资救助。对遭受水灾严重的地方政府给予物资救助，使灾民度过灾荒。众所周知，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其很难抵御自然灾害，一遇水旱灾害，往往造成人员伤亡或背井离乡。因而，政府救助对于小农经济摆脱灾害威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派员给予灾民粮食，史书中常以“赈赡”、“振给”来表述。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等地遭受水灾后，孙权“诏原逋责，给贷种食”。[1]（《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免除旧债，并给种子和粮食，使灾民度过荒年发展生产。元嘉五年六月，建康水灾后，朝廷“遣使检行赈赡”。[3]（《宋书·文帝纪》）大明二年正月，诏曰：“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己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通过贷给粮种使百姓发展经济。次年六月，因京师雨水成灾，“遣殿中将军检行赐恤”。九月，因襄阳大水，“遣使巡行赈赡”。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大水之后，“遣军部赈给”。泰豫元年（472年）六月，因京师雨水成灾，“诏赈恤二县贫民”。元徽元年六月，寿阳大水，“遣殿中将军赈恤慰劳”。建元四年五月和永明五年六月、十一年六月及永元三年六月京师被淹后，朝廷先后“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赈恤”。[4]（《南齐书·武帝纪》、《南齐书·东昏侯纪》）梁天监七年，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及沮水暴长，颇败民田，秀以谷二万斛赡之”。[5]（《梁书·太祖五王·安成王秀传》）这里提到了“殿中将军”、“使”、“军部”、“中书舍人”及刺史、县长等，可知赈济百姓的人员大多是临时派员，其中地方官的责任重大。

其次，派遣人员调查灾情，发放救济物资。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六月，宋文帝得知“霖雨弥日，水潦为患，百姓积俭，易致乏匮”的情况后。诏令“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米，必使周悉”。[3]（《宋书·文帝纪》）他先令官员调查灾情，然后给予受灾百姓以柴米。大明元年正月，建康雨水成灾，宋孝武帝“遣使检行，赐以樵米”。通过派遣人员检查灾情，给予百姓以粮食。五年秋七月针对“雨水猥降，街衢泛溢”的现象，孝武帝“遣使巡行”，并对“穷弊之家，赐以薪粟”。[3]（《宋书·孝武帝纪》）元徽三年三月，京师大水，“遣尚书郎官长检行赈赐”。[3]（《宋书·后废帝纪》）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齐东昏侯“诏赐死者材器，并赈恤”。[4]（《南齐书·东昏侯纪》）

再次，调集其他地区的物资救灾。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郡等地遭受水灾，朝廷“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3]（《宋书·文帝纪》）从附近4个州郡调集粮食来救济遭水5郡的灾民，对稳定灾民情绪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直接开仓赈济百姓。元嘉十二年灾后，宋文帝派沈演之“巡行拯恤，许以便宜从事”，沈演之“乃开仓廪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3]（《宋书·沈演之传》）次年,沿海地区水灾后，宋文帝再次“开仓廪以振之”。[3]（《宋书·沈昙庆传》）大明元年五月，吴兴等地大水后，宋孝武帝也“遣使开仓赈恤”。齐武帝永明八年八月，诏“吴兴，义兴水潦，被水之乡，赐痼疾笃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五斗”。十月，诏“吴兴水淹过度，开所在仓赈赐”。[4]（《南齐书·武帝纪》）

其二，减免赋税。宁康二年（374年）四月，面对“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晋孝武帝的皇太后下诏“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振贷者即以赐之”。这是对遭受水灾者予以不同的减免赋税。太元四年正月，孝武帝又令“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2]（《晋书·孝武帝纪》）元嘉十二年八月宋文帝令“原遭水郡诸逋负”。[3]（《宋书·文帝纪》）即减免受水灾郡的赋税。大明四年, 南徐、兖二州因水灾歉收，民多困窘。次年四月，孝武帝下诏“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3]（《宋书·孝武帝纪》）可以缓缴租税。?N明元年七月，雍州大水，八月，宋顺帝“遣使赈恤，蠲除税调”。次年二月，又“蠲雍州缘沔居民前被水灾者租布三年”。[3]（《宋书·顺帝纪》）多次减免赋税可能是因为遭灾严重。南齐此类减免诏书也颇多。因“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建元元年九月，诏“减今年田租”。次年六月，又因“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宥”。[4]（《南齐书·高帝纪下》）对于京畿地区的郡县关照有加。建元四年六月，齐武帝即位后，也因“水潦为患”，对“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永明五年八月，因夏季多雨，吴兴、义兴二郡农民受损严重，“详蠲租调”。七年正月，诏曰：“雍州频岁戎役，兼水旱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永明十一年秋七月，因“水旱为灾，实伤农稼。江淮之间，仓廪既虚”，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齐武帝乃下诏“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郡，三调众逋宿债，并同原除”。[4]（《南齐书·武帝纪》）东昏侯永元元年八月“蠲京邑遇水资财漂荡者今年调税”。[4]（《南齐书·东昏侯纪》）

其三，平抑物价。宋文帝时，三吴被水淹，谷贵民饥，沈亮建议“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并转运淮河流域的粮食供给三吴，“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被朝廷接受并施行。沈亮还针对三吴地区遭受水灾的状况，认为“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餐饵所资，尤宜禁断，以息游费”。[3]（《宋书·自序·田子子亮传》）提出了禁酒建议。永明十一年五月，“水旱成灾，谷稼伤弊”的现象非常严重，齐武帝诏“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4]（《南齐书·武帝纪》）

其四，对于防水不尽职的官员予以降职或撤免职务。晋孝武帝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虽然他在任上勤俭有加，体恤百姓遭受水旱之灾的痛苦，但因长江上游水量大增，出川以后，“漂浮江陵数千家”。朝廷乃“以堤防不严，复降为宁远将军”。[2]（《晋书·殷仲堪传》）晋安帝隆安年间，“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反而被桓玄趁机袭杀。[2]（《晋书·桓玄传》）

其五，修建水利设施，以便排水。元嘉十三年，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在余杭大堤崩溃，洪流冲毁民居之时，“道锡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获全”,因此受到宋文帝的嘉奖。[3]（《宋书·刘怀肃传附怀敬子真道传》）元嘉二十二年，吴兴人姚峤“从武康?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虽曾实施，但没有成功。[3]（《宋书·二凶传》）此后，“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昭明太子上书反对，“高祖优诏以喻焉”。[5]（《梁书·昭明太子传》）继续施工，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

综上可知，六朝时期水灾后的救助以物资救助为主，政府通过这一形式首先使民众解除生存危机，减免赋税也是这种形式的表现之一。平抑物价只是临时性的措施。追究治水不力的官员是为了引起官僚群体对治水的重视。最为主要的是修建排水工程，从根本上解除水灾的威胁。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7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2、春 节（农历正月初一）起源：古代的春节，是指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时节，南北朝以后才将春节改在一年岁末，并泛指整个春季，这时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人们便把它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改农历为公历[阳历]后，便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才正式把正月初一的新年定为“春节”，因而至今仍有许多人将过春节叫过年。

3、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来源：这是春节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相传，汉文帝（前179—前157年）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并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4、清明节（4月5日前后）来源：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5、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来源：它是为纪念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而产生的。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是战国时期楚国人，他因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又无力挽救楚国的灭亡，当秦国灭楚后，五月初五抱石投汩罗江自沉；江边群众得知，便纷纷驾舟打捞屈原尸体。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后人把这天定为端午节。

6、七夕节（农历七月初七）来源：阴历七月七日的晚上称“七夕”。我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此夜在天河鹊桥相会。

7、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来源：南朝梁人吴均之《续齐谐记》记载东汉时，汝南县里有一个叫桓景的人，他所住的地方突然发生大瘟疫，桓景的父母也因此病死，所以他到东南山拜师学艺，仙人费长房给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桓景早起晚睡，披星戴月，勤学苦练。一日，费长房说：“九月九日，瘟魔又要来，你可以回去除害。”并且给了他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他家乡父老登高避祸。九月九那天，他领着妻子儿女、乡亲父老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分给大家随身带上，瘟魔则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避免染瘟疫。他和瘟魔搏斗，最后杀死了瘟魔。 汝河两岸的百姓，就把九月九登高避祸、桓景剑刺瘟魔故事一直传到现在。从那时起，人们就过起重阳节来，有了重九登高的风俗。

8、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来源：盐城民间传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古代帝王习惯在春季二月十五早晨祭太阳，秋季八月十五晚上祭月亮，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祭日祭月不宜迟，仲春仲秋刚适时。”古时把农历每季的三个月分别称为孟、仲、季。农历八月十五刚好在秋季的正中， 所以，人们除称八月十五为 “中秋” 外， 还称“仲秋”。帝王春天祭日，秋天祭月，达官文士也跟着效仿，此俗逐渐传入盐城民间。于是在盐城每逢中秋就有了祭月、拜月、赏月的风俗。这就是中秋节。

第8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中秋节的时候，人们也会有一些庆祝活动，而在中秋节必吃的食物就是月饼了，那么中秋节为何要吃月饼呢?中秋节是为了纪念谁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吃月饼的原因，欢迎参阅。

中秋节为何要吃月饼月饼有许多昵称。在许多地方，月饼也被称为小饼，团圆饼，月团，宫饼，胡饼等。它们主要是在中秋节用来祭拜月亮神的。后来，慢慢传播到现在，有在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因为中秋节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天空中的月亮将是圆的，大而明亮。因此，从古至今，人们都把自己的相思寄托在中秋节的月亮上，期待着亲人朋友们聚在一起的美好祝愿。

因为月饼的形状是圆形的，它象征着团圆，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食物。据说中秋节吃月饼的起源是从元末流传下来的。元朝时，由于中原人民被蒙古人残酷统治，他们纷纷起义，在朱元璋的控制下反抗蒙古军队。因为在古送信息很不方便，有些人害怕被搜查。因此，在刘伯温的建议下，用一种饼子用作传递信息的工具，8月15日起义的字条被藏在饼里，信息通过月饼传递给叛军。

为了纪念推翻元朝的八月十五日起义的成就，吃月饼的习俗开始在中秋节期间流传下来。无论月饼起源于何时，它都被视为团聚的神圣对象，被用来怀念亲人或家乡。期待更好的生活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

中秋节主要是纪念谁为了纪念嫦娥

传说嫦娥本是后羿之妻，后羿射下9个太阳后西王母赐其不老仙药，但后羿不舍得吃下，就交于嫦娥保管。后羿门徒觊觎仙药，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无奈情急之下吞下仙药，便向天上飞去。

当日正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亮，因不舍后羿，嫦娥就停在了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从此长居广寒宫。后羿回家后心痛不止，于是每年八月十五便摆下宴席对着月亮与嫦娥团聚。

中秋节简介中秋节，为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按照中国的农历，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因此民间称为中秋。又称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月节，又因为这一天月亮满圆，象征团圆，又称为团圆节。民间中秋节有吃月饼、赏月、赏桂花、猜灯谜等多种习俗。

中秋节起源于中国，是东亚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为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不单单是华人的节庆，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地的传统节日。

按照中国的农历，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因此民间称为中秋，又称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月节，又因为这一天月亮满圆，象征团圆，又称为团圆节。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第9篇：八月十五的作文范文

数字本身有深刻的美的内容。数字和一些美好事物联系在一起,会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十个数字:一元复始,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二度梅开;三阳开泰、三思而行;四通八通、四海为家;五世其昌、五官端正;六根清净、六艺、六韬、六合、六极;七情六欲、七曜、七略;八面玲珑、八面威风、八仙、八卦;九霄云外、九转金丹;十全十美。

中国古代的诗词中更不乏数字美的佳句。如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公认的长江漂流的名篇,展示了一幅轻快飘逸的画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也是借助数字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夸张。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同样脍炙人口,数字深化了时空意境。

还有一些状似打油诗之作,也含有一定的哲理。如唐诗《题百鸟归巢图》:“一只一只复一只,五六七八九十只,凤凰何少鸟何多?食尽人间千万石。”传说郑板桥见人赏雪吟诗,戏作:“一片二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读来妙题横生。

再如,以数字入诗的唐诗“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三山半落青天外”(李白)、“四边伐鼓雪海涌”(岑参)、“五湖烟水独忘机”(温庭筠)、“六年西顾空吟哦”(韩愈)、“七月七日长生殿”(白居易)、“八骏日行三万里”(李商隐)、“九重谁省谏书函”(李商隐)、“十鼓只戴数骆驼”(韩愈)、“百年都是几多时”(元稹)、“万古云霄一羽毛”(杜甫)等等,数字和文学语言的结合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引人入胜。

广为传颂的《秀才进京赶考》与《文君复书》,把数字用活,体现了数字别具一格的神韵美。《秀才进京赶考》,是说明朝时有一位穷书生,历尽千辛万苦赶往京城应试,由于交通不便,赶到京城时,试期已过。经他苦苦哀求,主考官让他先从一到十,再从十到一作一对联。穷书生想起自己的身世,当即一气呵成:

一叶孤舟,坐着二三个骚客,启用四桨五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十年寒窗,进了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二次,今天一定要中。

几十载的人生之路,通过十个数字形象深刻地表现出来了。主考官一看,拍案叫绝,并把他排在榜首。

而《文君复书》说的是司马相如赴长安赶考,对送行的妻子卓文君发誓:“不高车驷马,不笔此过。”多情的卓文君听说后却深为忧虑,就叮嘱他:“男儿功名固然很重要,但也切勿为功名所缠,作茧自缚。”说完,司马相如便上路了。他到了长安,由于在家勤奋读书,终于官拜中郎将。从此,他沉湎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觉得卓文君配不上他了,于是就处心积虑想休妻,另娶名门千金。

一转眼五年时间过去了。一天卓文君暗自垂泪,忽然京城来了一名差官,交给她一封信,说司马相如大人吩咐,立等回书。卓文君接过信又惊又喜,拆开信一看,寥寥数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卓文君一下子明白了,当了新贵的丈夫,已有弃她之意。于是她回信写道:

一别以后,二地相悬,只说三四个月,又谁知五年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又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思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火红偏遭阵阵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读后十分羞愧、内疚,良心受到了谴责,他越想越对不起这位才华出众、多情多义的妻子。后来他终于用高车驷马,亲自登门接走“糟糠”之妻卓文君,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还有一些数字,往往要通过计算。通过不同数字的组合,才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奇妙的排列,令人看后叫绝,回味无穷。

1×9+2=11

12×9+3=111

123×9+4=1111

1234×9+5=11111

12345×9+6=111111

123456×9+7=1111111

1234567×9+8=11111111

12345678×9+9=111111111

123456789×9+10=1111111111

9×9+7=88

98×9+6=888

987×9+5=8888

9876×9+4=88888

98765×9+3=888888

987654×9+2=888888

9876543×9+1=8888888

98765432×9+0=88888888

1×1=1

11×11=121

111×111=12321

1111×1111=1234321

11111×11111=123454321

111111×111111=12345654321

1111111×1111111=1234567654321

11111111×11111111=123456787654321

111111111×111111111=12345678987654321

9×9=81

99×99=9801

999×999=998001

9999×9999=99980001

99999×99999=9999800001

999999×999999=999998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