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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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一）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演变历史来考察

“赠地大学”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上。这些高等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3］。在美国建立早期，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学院或大学被看做为培养律师、医师、牧师和教师的场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据也是政治性的。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大学开始重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像德国大学体制一样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开始以认识论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据。到19世纪末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大学里面共同存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知识催生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并驾齐驱，政治论的哲学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被看做是这两种理论并驾齐驱的最早例证。虽然“威斯康辛思想”获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仍然缺乏和谐。政治论哲学以价值影响为核心，而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希望摆脱价值影响。这才是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矛盾的根源所在。综上所述，历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产生与发展的显著特点，认识论和哲学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着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营利性大学，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其哲学基础也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教育市场需求来考察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私立学校，尽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调整的巨大变化，青少年人口的剧增迅速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以非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增长为表征。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获得政府巨额的补助和捐款，使以利润为动机的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平竞争。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学校的营利行为极其罕见，营利性大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被不屑一顾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场化理论、服务产品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领域，伴随着传统非营利性高校的营利行为的出现，营利性大学从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996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公开上市，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开始出现，这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此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教育产业。美国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标准，高校类型被分为三大类，即公立非营利性高校、私立非营利性高校和私立营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营利性教育类别开始定期出现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中“通过对九千所学校的统计，三类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营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营利性高校29％”［4］。从国家政策与制度上，营利性大学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2012搜狐教育行业白皮书》指出，“美国营利性学院每年的入学人数约为300万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导致营利性大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繁荣的根本。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产生了营利性大学，才衍生出经济利益、高等学校的政治影响。“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6］。“营利性教育机构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技术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产生既不是来自于认识论，又不是来自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那么，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二、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大学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人们是持认识论立场，还是持政治论立场看待营利性大学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独特机构，具有知识的理性价值，政治论哲学重视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8］。从两种哲学观看，营利性大学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作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价值无涉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杨红霞把哲学的多元化看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强调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资本论，高等教育就难以脱身于经费的困扰，对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9］。对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来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主导哲学观，其发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一）从大学功能上看

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高深的知识，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机构就是大学，是人们对知识学问进行分析、鉴别、阐述与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现之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代大学又肩负起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营利性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或许服务社会占得比重更大一点。因此，从大学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偏向于政治论。

（二）从国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个学时以上，学校开办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加入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李丽洁，2009）。重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还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获得教育部所需达到的标准，并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从国家政策或制度来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10］。传统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招生的学术性倾向。传统高等教育重视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SAT）和高中学业测评（GPA），这使得很多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无法入学。而营利性大学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向学生提供所需求的学位教育。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满足学生对职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实现高就业率。第二，课程设置的灵活度。传统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导向，而营利性大学的课程设置面向市场需求，课程快速更新以适应市场需求，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自己满意的服务。美国学者詹姆斯（E　James）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存在着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学位数量有限；所谓差异需求指学生和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学校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非营利机构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就有寻利性的资本涌入该领域来填补非营利性高等学校留下的市场空间。James（2010）认为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Ann（2004）认为全球化与通信技术是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动力，美国成人学习的巨大需求与传统大学的高费用，推动了营利性大学的产生。营利性大学灵活的现代市场特征也是影响营利性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1］。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非营利性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这便为营利性大学留下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营利性大学，不仅满足了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从而实现了大学的政治功能。从这一点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四）从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性

特征看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的区别性特征看，利润动机是营利性大学的显著特征（如表1）。“营利性大学，不需要隐藏追求利润的动机，它们对使用财务资源负有责任，对追求利润的动机不需要什么借口。如果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利润可赚，这些机构也不会首先考虑进军这一产业”［12］。利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营利是股东模式企业不可避免的动机。对于营利性大学，利润动机被诠释为一种影响整个机构的要点法则。营利性大学营利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把收费标准定位在能赢利的基础上，同时在学生市场这一水平上又具有竞争性，能够被学生接受。市场经济的存在是营利性教育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利润的吸引也是营利性教育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投资收益与利润动机才是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综述所述，在大学功能、国家政策与制度、满足社会需求及服务社会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是倾向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从营利性大学的办学价值理念与营利行为看，营利性大学倾向于投资收益的经济论哲学。因此，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是政治经济三、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经济要素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在过去，人们往往只是认识到教育的消费功效，而忽略了其投资的功效，认为教育是非生产性的，不会带来物质利益。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其核心思想为，人力资本应纳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于其他形式生产能力之总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构成资本，并产生生产性作用。其主要内容为：（1）人力资本需要投资。（2）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和劳动者数量。（3）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具有成本。（4）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投资教育［13］。贝克尔于1964年发表《人力资本》，其主要贡献是对人力资本的微观分析，其创新点在于家庭生育行为具有经济决策和成本效用，如孩子培养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家庭的时间价值和时间资源配置，教育与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支出与收入的分析等［14］。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对人的投资，教育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累积。从高等教育的特点来看，高等教育属于教育中的中高层次的部分，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进而改善受教育者的福利状况”。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教育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的理念，奠定了教育市场化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F•马克鲁普（F．Machlup）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5］。1971年，库兹涅茨（S．Kuznet）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16］。90年代起，“知识产业”理论逐步完善发展成“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在全球知识产业发展中，教育占主体地位和领头产业的作用［17］。知识经济理论确立了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作为商品，具有投资与消费的价值。服务产品理论为教育成为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背景。按第三产业经济学划分，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消费资料包括实物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服务消费品是指生活消费的服务品，如用于生活消费的教育服务、文娱服务等，亦称服务消费品。教育的产品是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是知识拥有者，可以是学校、机构或者教师等。教育消费者是需求教育的人，可以是学生或者在职从业者等；如果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知识交易关系，营利就这样产生了。

第2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我们的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世界也是不断变化的，但这变化是乱行无定的、抑或还是有定规的呢？这就是决定论问题，一个重大哲学原理。它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然界的变化与发展，对之是否可以预计和控制，而且也牵连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展望与把握，联系着人的自由、创造、道德与责任。从而，历代思想家、哲学家们大都本着各自的立场对决定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获得公认的解决，争论更是广泛和深入。本文先简述决定论问题的古今争论，接而分析现代科学揭示的各种“本质上的偶然性”现象的实质意义，然后论述决定论的确切含义、形成根据以及决定论是否真正存在的问题。

    一、决定论问题的古今争论

    历史表明，关于决定论的思想随着人类对于事物变化发展的因果性与规律性的观察在世界上很早就出现了。我国商、周时代的卜卦活动和关于卜卦的学说《易经》中就已经包含了决定论的思想——只当一切事物之生灭是有定数的方才可以通过占卜来预测(当时的哲人把“太极”作为万物的元始与统制)；春秋战国时代，“天行有常”或“天有常道”之认识的形成又使决定论思想进一步明确化(这基本上是一种规律决定论)。然而，中国古代的决定论也是不完善的，因为一方面相信有能推算“过去未来”可得知“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通慧大师，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有“法力无边”的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这样的神明是不遵守固定法则的至高无上的自由主宰，世界会随它们的意愿而无规变化。

    西方人的决定论思想也产生得很早，西方哲学史上有西方人决定论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这也是一个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反复争论的历史过程。在古希腊时代，首先出现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决定论：一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所代表的自然决定论，他们相信规必然律和因果关系的普遍存在，主张世界“古往、现在与未来的一切都是有定数的”。二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代表的观念决定论，他们也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但说这种秩序是来自“数”或“理念”或神；柏拉图又将这种观念决定论发展为目的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神的目的所决定的。后来的宗教神学继承了这种决定论，认为一切都是由全知全能的上帝决定的(但对于上帝决定论又分为一次决定论和不断决定论两种理解)。

    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早期的决定论受到两种思想的动摇。一是斯多葛派的自由意志论(他们在自然观上主张必然性，但在社会伦理领域主张自由意志论)，二是伊壁鸠鲁的“原子自动偏斜说”的提出把本质意义的偶然性带入了自然界。从此，自由意志和偶然性就成了反对决定论的两大理由和支持非决定论的两大根据。决定论问题的论战由此而在西方哲学史上拉开了帷幕。再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怀疑主义学派反对因果性而宣扬不可知论，摈弃一切确定的论断，成为极端非决定论的早期代表。

    欧洲中世纪是宗教神学的一统天下，上帝决定论统治了这个漫长的黑暗时代，人民大众在严格的宿命论观念中忍受着教会的压迫剥削。

    文艺复兴运动给近代西方带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技术发展，上帝决定论也逐渐为新的哲学所抛弃；科学研究对自然规律和因果关系的不断揭示使自然决定论的观念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坚定的自然决定论者，斯宾诺莎、霍尔巴赫和拉普拉斯是其中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先后提出了三个自然决定论的典型表述。

    斯宾诺莎是一个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确信因果关系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作为世界本原的“实体”通过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链网必然地决定着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之运动和发展。他在其名著《伦理学》中写道：“每个个体事物或者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事物，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而且这一个原因也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如此类推，以至无穷。”[1]25－26]同时，“每一个意愿只有为另一个原因所决定，才可以存在，可以动作，而此另一个原因又复为另一个原因所决定，如此类推以至无穷。”[1]29再者，作为世界本原的“实体”虽然不再为他物所决定而是自己决定自己的“第一原因”，但它也没有自由意志而只能依其本性必然地行动，除了产生现已存在的自然状态和秩序之外，不能再产生别的替代样式[1]29－30。这样，斯宾诺莎就把世界描述成了一个因果必然性的决定论系统，这里没有偶然性，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超自然的目的论，一切皆由“实体”的本性因果必然地惟一决定了，人应该平静而理智地面对所遇到的一切有幸和不幸，这是自然的法则。

    霍尔巴赫是另一位杰出而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也坚信因果关系普遍而必然地存在于世界的一切事物之中，并以物质的必然因果法则对偶然性观点和自由意志论作了严密而系统的批判，由此而提出了他的决定论：“宇宙本身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的锁链，这些原因和结果，不断地这一些从那一些中产生出来。只要我们稍加思索，我们就会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或不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以及超乎我们视觉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按照一定的法则而活动”[2]51。以至狂风巨浪中的一粒沙、一滴水的运动迹线都是严格地决定了的，在激烈政治动乱中人们的每一言一行也是由因果关系必然地安排了的[2]51－52。总之，一切都在因果必然性的秩序之中，霍尔巴赫的决定论是绝对严格的，不允许有丝毫的偶然性；并认为一个极微小的原因也会决定未来的一个巨大结果[2]52，但世界上决没有找不到原因的东西(如果一时找不到的话也不能承认它没有原因)，哪怕混乱的状态其实也是有严格原因的必然现象。

    以上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决定论都是以严格必然的因果关系链维系的因果决定论，但这二者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斯宾诺莎的决定论是以“实体”为基点——第一原 因——发出一束无限伸展的“射线式”因果关系链，可称为射线决定论。霍尔巴赫则认为不能存在“第一原因”，主张宇宙因果关系链是无限循环的圆圈——自然事物“是更替地作着原因和结果；它们就是这样地形成一个生与灭、配合与解体的巨大的圆圈，这个圆圈既不能有开端，也没有终结。”[2]33从因果关系的性质上看，霍尔巴赫的圆圈体系更合理些。

    拉普拉斯是一位近代自然科学家，他在普遍成立于宏观世界的经典力学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形式的决定论：“我们应该把宇宙的现在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结果，随后状态的原因。暂时设想有一位有超人的智力的神灵，它能够知道某一瞬间施加于自然界的所有作用力以及自然界所有组成物各自的位置，它并且能够广泛地分析这些数据，那么它就可以把宇宙中最重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均纳入同一公式之中。对于它，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一样，均呈现在它的眼前。”[3]36(这个决定论后来密尔在其《逻辑体系》中作了重述)显而易见，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表述有其鲜明的特点：第一，它不仅是一种存在论的哲学论断，而且是以科学定律的形式试对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定量计算，原则上要给出一切时刻的精确的宇宙物理图像，因而也是一个认识论意义的且有科学性质的物理决定论。第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决定论的理论基础或立论根据是定性的因果关系或因果必然性，拉普拉斯的决定论的立论根据则不仅是因果关系，而主要是定量的经典力学规律。因此，拉普拉斯决定论可以称为规律决定论，或因果律决定论(经典力学规律是因果律)；相应斯宾诺莎决定论则可称为因果决定论或因果性决定论。由于后来统计规律的产生以及发现经典力学规律对微观领域不适用，故而拉普拉斯的经典力学规律决定论就被贬称为“机械决定论”，在当今成了批判的对象(但由于一切统计规律都不与动力学因果律真正矛盾，故而当今论者的批判意见并不真正有效，拉氏决定论表述的主要缺陷乃在于它没有处理无限问题，参见后面分析)。

    另一方面，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也有许多持自由意志论的哲学家，像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詹姆士、柏格森、萨特等人，都是著名的自由意志论者。由于认为自由意志不遵守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那么上述哲学家原则上都是不支持决定论的。笛卡尔主张人是凭自由意志而自由行动的：“我们也当认为自己不止是机器，而还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在接受真理时，并非出于必然，而是自由的。”[4]14萨特也认为，自由之为自由，仅仅是由于自由的选择永远是无条件、无根据的，所以，人的选择和行动并不遵循什么规律，而是绝对偶然的[5]24。这样，即便自然事物具有必然性，但由于人的自由行动的干预，世界在总体上就不能是决定论的。因此，詹姆士说：“自由意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世界有新事物，在其最深刻的本质方面和表面现象上，人们有权希望将来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过去或模仿过去。”[6]62也就是说，自由意志论是希望将来不重复过去，一切是可变的，世间不断出现不能预定的新东西—这就是非决定论的本质意义。此外，罗素主张因果关系的概然性，认为一切规律皆有例外，所以他也不赞成严格的决定论；尚在发展中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学派向近代传统挑战，他们反对基础论(否定世界有本原)和本质论(否定现象—本质关系)，主张非确定性，从而也反对一切决定论。

    但是，也不是一切自由意志论者都主张非决定论。首先，莱布尼茨虽然主张心灵活动不遵循自然规律，但他又认为心灵和物体的运动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世界万物都处于一种“前定的和谐”之中，这也是一种决定论的景图，属于上帝决定论。其次，康德的自由意志论主张人的自在本体是自由的，但在现象世界上，人的行动又是可有因果关系的，且符合自然规律。于是，在康德的哲学中，现象世界可以是决定论的。再者，黑格尔主张自由与必然相统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那么他的哲学实质上也不真正反对决定论。

    由以上所述，我们已看到，不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或近现代，一直都存在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两种相反观点的对立，在决定论方面也有理论根据上的差别和分歧。到了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的发展在微观领域和复杂系统中又揭示出了许多新的随机事件或不确定性现象，又加剧了人们对决定论问题的争议。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现象，首先是量子力学理论(波函数)对微观事件(之观测结果)的统计性(几率)描述和关于微观粒子的测不准关系(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其位置和动量等值)。其次，系统科学的发展也揭示出复杂大系统中具有非线性因果关系、涨落现象、“分叉点”问题和“对初值敏感性”效应等不确定性现象，它们似都不遵循原因与结果的确定对应关系。于是许多论者把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现象称为“本质上的偶然性”事件，并认为它们已否定了因果确定性、摧毁了严格的决定论。随之，国内外也相应提出了名目繁多的新理论，如西方的“非因果决定论”和“不完全决定论”；国内的“辩证决定论”、“哲学决定论”和“多元决定论”等[7]。这些新理论尽管名称不同，但都是一种兼容了非线性因果关系、各种统计规律和“本质上的偶然性”的新式决定论，在严格的机械决定论和极端的非决定论之间开劈中间道路。它们都建立在一个新的共识之上——即认为现代科学揭示出来的各种新的随机事件与偶然性现象否定了因果律(因果确定性或必然性)的普遍存在。这些论者们步科学新发现而动，并以不同的方式与风格来着手批判或摧毁建立在因果律之上的旧式决定论，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否定严格决定论的浪潮。但由于各种新的随机现象仍然服从统计规律，不是绝无章法的混乱现象，又使这些论者们不得赞同极端的非决定论。因此，建立一种介于严格决定论与极端非决定论之间而又能概括科学新进展的新式决定论就成了自然趋势。至于如何具体建构这种新理论，不同的论者基于各自的立场与学识而各取方案：有人通过修改旧决定论的概念含义而沿用其名称来表述新的决定论；有人维持近代概念的原有含义而修改其名称；还有人则采用部分修改 部分否定的折衷方案。于是就出现了上述内容类同而表述方式和名称各异的各种新式决定论，其实都是某种折衷理论，它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主要乃是概念定义方式上的争论。当然，坚持严格决定论和极端非决定论的人现在仍有存在，因为对于现代科学的新发现还是可以有进行多种解释之余地的。

    总之，从古至今，决定论问题经过了人类两三千年的研究和争论，现在仍未真正达成共识，在概念与实质两方面还需继续研究。

    二、“本质上的偶然性”之实质分析

    现代科学揭示出的上述“本质上的偶然性”现象或随机事件已被广泛谈论，并已成为许多论者否定因果确定性和严格决定论的基本根据。但这也不是一致公认的结论，已有一些深入一步的研究分析表明，它们仍只是一些现象问题，是对科学实验结果的表观理解，而缺乏实质性分析。下面我们试作一些实质分析(我们已经在《因果关系研究》一书中对于各种不确定性现象的实质意义作了系统的研究分析，这里将其要点简述如下)。

    1.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现象之实质分析

    

    即量子力学波函数对微观物质的原本运动状态的描述是有因果确定性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只发生在上述第二个环节中，这个环节属于测量环节。因为微观物质(或粒子)的原本状态是不可见的隐态存在，从单个量子(微观粒子)到其在宏观仪器上的表现，是一个微观客体与宏观仪器组成的整体现象，人们看见一观测到的“微观粒子”实际乃是微观粒子本身与测量设备—显示介质(乳胶、云室、屏幕、照相板等)以及各种背景和操作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是一个“波包缩编”过程，一个从微观隐态到宏观可见态的层次过渡。但由于现有的量子力学理论不是关于测量的理论，量子力学波函数并不描述微观测量过程之波包缩编的物理机制，即它未能完备描述测量过程对微观物质运动状态的各种影响作用，因而它就不能对微观粒子的可见态给出精确的描述，只能给出一个发现的几率。

    由上分析明示，量子力学不是测量理论，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和波函数乃是描述微观物质原本状态(隐态)的数学模式，此描述是有因果确定性的。量子力学的统计性(几率)描述乃是发生在以波函数之模平方预言微观过程之观测结果P的测量环节上。波函数对这个环节的原因描述是不完备的，正如玻姆所言：“它依靠的是对人们尚不知道的过程的一种平均作用”[9]。海森伯也认为，量子力学的几率描述代表着进行测量时的实验状况，这里的统计性描述的出现是与知识不完备有关的，对一个系统的不完备的认识一定是量子论的每一个表述的本质部分。因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认为，～P关系乃是一种并不必然违反个体因果律的系统的统计分布。这也就是说，微观过程本身原是具有因果确定性的，这里的“不确定性”乃发生于不适合量子力学波函数描述的测量环节上，它是由未计量因素的未知作用所造成，属于原因作用的未确定而非因果对应的不确定。所以，量子力学的统计性描述并不真的否定微观过程具有因果确定性，它也不是真正的“本质上的偶然性”。

    其次，量子力学还有一个著名的“测不准关系”，这是海森伯公式X·P≥h/4π的物理意义：在一次测量中，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其他诸如时间与能量或频率之间也有这种测不准关系。这就意味着人们永远无法准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存在状态，它们将常在不确定之中。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测不准关系乃是人们采用经典力学描述宏观物体的概念和术语(如粒子、位置、动量、时间、频率等)去描述微观物质状态所导致的问题，它只表明，对于微观对象用经典力学物理量来测量—描述时，将不能同时得到精确的全部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物质没有自己的确定状态(上面已述，波函数对于微观物质不可见的原本状态的描述是有因果确定性的)。量子物理学家玻姆已经指出，微观过程是“一种真实的、具体的和确定性的物理过程——即一种能够以精确数学细节加以描述的过程——而测量行为则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正在加以测量的东西。”[9]因此，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只是表明人们难以准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一些物理量，而不是说它们本身也不能确定地存在，即只是“测不准”而已。当人们不对这些粒子进行观测时，它们原是带着各种确定的物理量而存在和运动的(对微观过程进行“回溯性测量”可以证明这一点，海森伯也这样认为的[10])。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实质性分析，我们已看到，量子力学并未真正发现微观领域存在“本质上的偶然性”，人们谈论中的微观过程的不确定性，实乃是由于量子力学涉及测量问题和相应的不完备描述所导致的未知原因作用引起的；关于原子核衰变事件的随机性实际也是由于量子力学对其衰变过程的非机制性统计描述所造成[11]。量子理论并没有清晰明确地给出关于微观过程的实在图像，它们至今仍是不确知的暗箱事件，故“知识不完备”问题定然难免，这正是其不确定性现象的基本原因。

    2.系统科学中的不确定性现象之实质分析

    与量子力学互应，现代系统科学也在复杂大系统中揭示出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现象，主要有非线性因果关系问题、涨落现象、“分叉点”问题和“对初值敏感性”效应等几种，它们也被一些人视为是“本质上的偶然性”现象。下面我们也对其实质意义进行简要分析。

    (1)非线性因果关系分析。复杂大系统中的因果关系也相应复杂化了，出现了一些“非线性”特征，表现为：系统中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不能简单地相加，总体运动状态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各局部运动状态的加和；一个原因可能引出多种结果，一个结果也可能有多种原因；结果有时会反作用于原因。这看似破坏了因果之间的单向对应关系，否定了因果确定性。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非线性因果关系”仍是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原因仍然有其确定的结果。

    一方面，复杂系统中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不能简单相加的问题，这表明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复杂化和层次化了。正如数学上的非线性关系是由于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乘作用引起的一样，系统中的非线性因果关系也是由于其内各种因素或局部运动之间存在着横向的交互 联系和相互作用。正是这种横向的交互关系的存在，而使得系统的总体状态不能是其各元素各部分的原因作用之简单相加的结果，它也不能够简单地还原为各元素各部分的存在和运动，也即线性关系失效了。然而，系统内部的交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存在也只是把系统结合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人们难以在其中分离出独立的二体因果链，但此系统的前一总体状态仍然对其后一总体状态有着严格的因果规定性。由于因果确定性(原因对结果的严格规定性)本来也只是对完全原因或封闭系统之总体状态而言的，故这种非线性关系就并不破坏严格意义的因果确定性了，它也不是一种“本质上的偶然性”。

    另一方面，关于“一因多果、多因一果”之说，实乃一种不严格的表述。研究表明，关于“一个原因可能引出多种结果”的现象，实际乃是由于把一种变化根据当作原因而让它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例如说一个火种放在油中能燃烧而放入水中则生烟)，或是让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或是将一个结果的不同部分当做了不同的结果。这里的问题乃在于没有从完全原因和完全结果上讲关系，其所言的“原因”实乃部分原因，因为“不同的条件”也是原因成分(为外因，上例中，火种与油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原因，火种与水的相互作用则是另一种原因)；或其结果只是部分结果。再说，宏观随机事件，由于其中存在着试验操作因素的未知作用，故它们不是真正的“一因多果”事件；微观随机事件中也存在着测量条件的多种未知作用，故两个看来同样的微观实验之不同的观测结果，也不是真正的“同因异果”。因果确定性本来只是对完全的原因和结果而言的，部分原因与部分结果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并不破坏因果确定性的本义。同样，关于“多因一果”现象，也是由于把表面类同的不同东西当成了“相同结果”所致的近似判断，这种“相同结果”之间其实存在着许多的内部差异，从而对应着不同的原因。例如，手摇打字机和电脑所打印出的“相同文件”，二者在打印时间与字迹形色细节上仍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结果；木棒和铁棒所敲响的锣声(之音色)也不一样；不同初始条件所致的“热平衡状态”其内部分子的运动迹线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故这也不破坏严格的因果对应性。

    总的说，世界上或系统中的事物是普遍地互相联系的，任何一个因素作用都会引发一连串相关结果，一个结果也必定由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确定对应的严格因果关系只对孤立或封闭系统的前后总体状态而有效。其他各种“二体”因果关系(包括上述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关系)皆是忽略了大量次要因素的近似因果关系，才引出了一些因果不确定对应的假象，曲解了因果关系的本来意义。再则，自控系统中的反馈作用问题，也并不是“结果对原因的反作用”，而实际是多个因果过程的接续：前一原因引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状态转而又作为一个新的原因再作用于原来曾是原因的东西而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结果(构成一个转圈式因果链)，如此多次循环构成一个自动控制过程。这里我们不应把时间上多个不同的因果过程混淆成为一个因果过程。三体问题和多体问题也都应从系统角度来看待，因果关系才能理顺。总之，所谓“非线性因果关系”的各种现象，实际都不构成因果确定对应关系的反例，它们也不是“本质上的偶然性”。

    (2)涨落现象分析。“涨落”也称“起伏”，指热力学系统中表征系统之某种性质的物理量(密度、压强等)在统计平均值附近不断地作无规则的微小变化。它是由系统中大量物质微粒的热运动造成的。由于涨落现象大量存在而又难以预计和控制，故而也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偶然性现象。深入一步的分析表明，由于涨落现象是系统内部微粒的热运动所造成，对于气体和液体系统来说，其涨落现象的原因则是大量内部分子的热运动。物理学已知，分子的运动是遵循动力学规律的，具有因果确定性；那么大量分子热运动的集合体(系统)也就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因果关系网，而由它们表现出来的涨落现象也就存在于严格的因果关系中，并且原则上是可以通过对每个分子运动迹线的计算来预计它的，只是由于这种计算极其复杂而人力难以进行而已。照此道理，由分子以上的物质微粒构成的系统的涨落现象，都应是因果关系网中的确定性事件，而非“本质上的偶然性”。关于微观领域的“量子涨落”问题，也即微观粒子的“波动性”，在上面我们已经论证微观粒子的波动过程(不可见的原本运动状态)是有因果确定性的，因而，量子涨落现象也不会违反因果确定性。总之，涨落现象只是一种人力难以掌控的复杂事件，是一种可作因果解释的偶然现象。

    (3)“分叉点”问题分析。“分叉点”是耗散结构理论中的一个著名问题，其内容是说，当一个系统向远离平衡态演化时，会出现一种通向不同状态的“分叉点”，一个无限小的扰动就可以促成一个特定的演化方向。鉴于“一个无限小的扰动”是一难以捉摸的偶然现象，故而有人认为系统在“分叉点”处就失去了因果确定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此问题呢？通过对一些相关事例的具体考查而看到：某些系统产生“分又点”时，就是进入了一个即将发生变化的“临界状态”，一个微小的扰动就会导致一个变化迅速发生，就像一丝小风就会使一个立椎倒向一方一样。这实是一个小原因引发一个大结果的事件。然而，尽管这个“微小扰动”不易掌控和计量，但毕竟还是一个实在的原因作用，它引起的特定变化也是一个合规律而发生的因果事件，这里并没有因果确定性的真正破坏。分叉理论的提出者普里戈金也认为：“小的原因可能产生大的效果，但这个世界并非是任意而为的。……涨落逃脱控制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找出涨落放大所引起的不稳定性的原因来。”[12]“分叉点”处的相变事件是有其确定原因的，不是神秘莫测之事。

    (4)“对初值敏感性”效应分析。“对初值敏感性”乃是混沌系统之随机现象的特征效应，系统初始条件的 微小差别将会导致后续状态的巨大变化，并且这种“微小差别”是生自系统内部的，故此效应又称为“内在随机性”。这里以“奇异吸引子”现象为例来作考查：吸引子是漩涡中心一类东西，混沌系统的“奇异吸引子”的特征在于，它在整体上是一种稳定的无穷层次自相似套嵌结构，但从局部看，它又是不稳定的，其内部套嵌的小吸引子之间互相竞争着，相邻的运动轨线互相排斥而迅速分离。研究表明，奇异吸引子乃是分形几何中的一种分形结构，相邻内部小吸引子之间的边界也是无穷细节的分形——存在着许多微小的差别；正是这些微小的差别致使边界上的质点归属不同的吸引子。这也就是说，两个竞争的吸引子之间的质点终究归属哪一个吸引子，是由边界上的微小差别决定的；这种微小的差别(作为原因)将使这些质点以后的去向巨大不同(相邻轨线按指数分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初值敏感性”效应。其他还有“倍周期分岔现象”和“蝴蝶效应”等，也皆是因微小的初始差别或变化导致后续的巨大变化的事例。

    上述事例以其微小难辨的差别促成巨大变化的奇特现象使人难以捉摸和不可思议，确实是一种无从把握的随机事件，人力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准确计量和预控。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对初值敏感性”效应也不是绝无原因的乱象，它们每一巨大的变化皆由一种“微小的差别”所引起，这是一种难以把握但又是真实确定的“原因”；加之混沌系统乃是“确定性系统”，故而又保证了此“小原因”对大结果的规定是有确定性的。所以有些科学家称此为“混沌决定系统的伪随机性”[13]。这样一来，“对初值敏感性”效应也应归属于认识上的不确定性现象，它们的出现虽不是源于人的无知，但却是由于人的能力有限所然，也不能算是“本质上的偶然性”；就像人们虽然写不出圆周率π的确切数值(而无法精确计算圆的周长)，但每个圆皆有其确定的周长一样。

    3.事理分析

    以上我们对于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揭示出来的微观过程与复杂系统中的一些不确定性现象之实质意义作了简要分析，已经看到它们都不真是破坏因果确定对应性的“本质上的偶然性”现象。其不确定性皆由于原因的不能确定计量所引起，而非因果对应性的否定。再从事理上分析，当今谈论的“本质上的偶然性”现象，乃是原因对结果的不完全规定的事件(而非完全无规的乱象)；但这“不完全规定”之性征，是介于“完全规定性”与“完全无规性”之间的，应是两种对立作用的中和效应——具体应是遵因果性与反因果性两种对立性质一同作用所造成。于是这就意味着相关原因事物同时具有着遵循因果关系和违反因果关系两种性质。然而，要让一事物既遵循因果关系而同时又不遵循因果关系，或让一性质对一物态既规定而又不规定，乃是明显违反逻辑的矛盾之事，定然不能真实存在。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原因中一些因素遵因果性而另一些因素反因果性呢？若是如此，世界上就得存在一类遵因果性的东西和一类反因果性的东西；而人类科学实际上只是发现有前者，而从未发现有完全反因果性的东西(无因之果或无果之因)存在；故此设想也不能成立。一物要么严格遵循因果关系，要么完全不遵循因果关系，“半遵半不遵”乃是悖理之言，而全无因果性之物又不见存在。所以，那种“不完全规定”的“本质上的偶然性”从事理逻辑上也是不能存在的。另外，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能作直线和斜线两种运动之学说，乃是未经证实的思辨猜想，也不能支持有“本质上的偶然性”存在。数千年的人类实践知识已确认了“自然齐一性”原理，现代科学也证实了“基本粒子全同性”规律，那么当科学已表明因果关系大量存在而一些疑难的不确定性随机现象也都能作出合理的因果解释的情况下(即并未发现有因果关系真正失效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得出：“相同的物质具有相同的属性，相同的原因皆有相同的结果”的结论，因果关系对于一切事物都严格成立，“本质上的偶然性”当不存在。之所以有许多的人都倾向于认可微观过程和复杂系统的随机事件对于因果确定性的挑战，本是出于对科学的诚信与尊重，但他们在尊重科学新发现的同时，只是直接援引科学新事实来作出理论判断，缺乏对它们的实质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流于事情的表观理解之中，故其判断难免偏颇或失当。我们上面通过对于这些不确定性随机现象的实质分析已经表明，这些不确定性现象实是原因不详之事，而非真的违反了因果确定性。争论还会继续，关键在于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的结论有其成立的严格条件，不可随意扩大其有效范围。

    三、决定论的含义与真假问题

    上面第一节中我们已简述了古今人们对于决定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由之看到了“决定论”的概念一直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其确切含义至今尚未统一界定；它的真假问题——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更是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至今也尚无定论。下面我们根据有关研究来对这两个问题试作分析，希能有助于它们获得解决。

    1.决定论的含义分析

    在至今以来关于“决定论”的众多定义中，有许多是把它述为一种关于世界上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普遍存在的学说或理论。但有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这类定义并不确切：因为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的普遍存在只是意味着变化发展有客观必然性，但对于一个开放系统而言，这并不能导致根据初始条件对其未来发展状况有决定性和预言性(因为时刻有外部干扰作用进来破坏其决定性)从概念逻辑上讲，所谓“决定论”，其本义在于“决定”二字，在于对未来的已经“决定”了，而不仅只是说未来的发展有不随意志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若一个世界或系统之未来发展不能决定或预言，它就不能是“决定论”的。通过领会古今各种决定论的意旨，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一种基本思想，构成一切决定论的本质意义，它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物之存在与变化皆在定数之中”(“定数”即已安排好了之义)，简言之，“一 切皆有定数”。若偏离或舍弃了这个基本思想，它就不能成为一种决定论，至少已不是严格意义的决定论了。但是，这一基本思想只是指示“有定数”，而并未指示这种定数是由何而来或谁给出的；后者乃是各种决定论所要具体论究的重要问题，并明确体现在它的决定论定义之中。

    由第一节所述已知道，古代的决定论有三种，一是因果决定论，以因果关系普遍而必然地存在为根据，由它决定世界的古往今来之定数；另一种是神灵决定论，它的定数由上帝、真主或佛祖的法力来安排；再一种是目的论，它由某种超自然的目的性规定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定数。实际上，目的论也可以归入神灵决定论。

    由于神灵决定论和目的论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逐渐为历史所抛弃，只有因果决定论长期流传下来，并且在内容上不断充实，成为了近代决定论的主流。又则，近代社会、特别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揭示出了许多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以数学形式表述，具有精确定量的特点，能够把事物存在与变化的各种定数具体地计算出来，比定性的因果推理关系大大前进了一步。于是，规律又进入了决定论的定义和根据之中，补充和发展着因果决定论，并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例如，拉普拉斯决定论就是在因果决定论的基础上补充了力学规律的内容，使它成为了一种有操作意义的规律决定论。进而，如今还有一些论者已完全用规律来定义决定论，或只承认规律决定性。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界定决定论的确切含义呢？或者说，决定论与因果性、规律性以及必然性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三者中何者才是决定论的真正基础与根据呢？显然，要判定这些问题，只能以决定论的基本思想——一切皆有定数——为准则。由这一准则来审视，可认为决定论与规律的关系最直接。因为决定论的“定数”是指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变化而言的，它既指一切因果性变化过程有定数，也指一切非因果性变化过程有定数，还指事物的空间结构与分布状态有定数。但是，因果关系只是使因果性过程有定数，必然性也只是使一切变化过程有定数，这二者都不直接规定事物之空间结构与分布上的定数，而空间定数也是决定论的基本内容，这一内容又只能由结构规律来规定。因此，只有普遍的规律性才完全符合决定论的要求，它可以构成决定论的直接基础。若是把因果关系或必然性作为决定论的基础的话，则总有一些定数难以直接说明。例如，因果关系的普遍存在只意味着现在的空间状态是由过去的空间状态规定的，但初始状态的空间结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因果关系本身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性同样也不能回答它，只能求助于事物的结构规律。不过，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或系统而言，它的初始条件已经确定了，这时只要因果关系普遍而严格地存在，此世界或系统(封闭系统)就是决定论的了；即在这种情况下，普遍而严格的因果关系可以成为决定论的基础或根据。

    然而，用规律性作为决定论的基础或根据也有其特定的问题，这就是统计规律问题。我们知道，动力学规律能给出对象的确定数据，它直接体现着决定论的意义；但统计规律只有系集的大数确定性，对于个别事件，它只能给出一个几率描述，规定一个大致的答案范围，而并无确切的定数。那么，只有统计规律性的事物还属于决定论的范畴吗？这乃是当今论者正在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导致了决定论意义的变化，有些论者提出严格决定论与趋势决定论之分，后者又被赋予哲学决定论、辩证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等新名称。但实际上，趋势决定论乃是在严格决定论与极端非决定论之间的折衷方案，是既要屈从科学新发现而又欲坚持决定论原则的不得已之为；若敢于放弃决定论原则的话，统计规律也可以划归非决定论范畴。不过，我们已在上一节中较系统地论证了统计规律并不与因果确定性真正对立，它的不确定性乃是由于相关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的能力限度等原因造成的，故而统计规律并未真正否定严格的决定论，它也不能成为另一种非严格决定论的存在根据。因此，统计规律的存在不会破坏以普遍的规律性作为决定论之基础的结论。

    由以上分析我们已看到，“决定论”概念的含义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本义，即认为世界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物之存在与变化皆在定数之中，绝无例外；二是基础或根据，世界之所以一切皆有定数，是因为世界有因果性与规律性，普遍而严格存在的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已把世界古往今来的一切皆安排成严格的秩序，规为定数。由是，“决定论”概念的确切含义已经清楚，我们现在可以给出它的定义：

    “决定论”宣示：世界上普遍而严格的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物均在确定的秩序之中，导致宇宙万象的存在与变化皆有定数。

    上面的表述是决定论的完整定义。至于其“定数”是否可以计算的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世界之巨大与复杂已限制了人力计算天地人生等大值定数的可能，但人们可以按照科学定律推算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变化结果之(一定精度的)数值。同时，决定论的存在也为宇宙的全息结构及其相关的各种预兆提供了可能或依据，反之，一些预兆或预言的实现也可引为对于决定论的支持，非决定论的世界是没有预言性的。

    上述定义也表明，决定论作为一大哲学原理，也是一种存在论意义的宇宙观，它宣示了世界之存在与演化的必然性；同时也指示了事物之变化发展的可预计性，又具有认识论意义。换个角度看，决定论既是关于世界总体发展的必然性原理，也是关于具体事物存在与变化的确定性法则，它兼有世界决定论和事物决定论二义。再从决定论拒斥自由意志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关于人类活动的物质决定论；鉴于决定论否定“本质上的偶然性”，它又是一种关于事物演化的时空决定论。

    2.决定论的真假分析

    上面我们已界定了决定论的概念含义，它是一种关于由普遍的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导致严格的世界秩序的哲学原理或宇宙观。当然，这只是从概念逻辑上界定了它的内涵，至于它是否具有相应的外延，即是否真正存在的问题，则还需另行研究分析而定，因为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各种反对决定论的观点。我们先来分析这些反对观点的理由。

    回顾古今各种非决定论，其反对决定论的基本理由或根据，在古代主要有两种：一是主张人有自由 意志，二是认为物质运动有偶然性(如伊壁鸠鲁的原子自动偏斜说)。在近代和当今，自由意志论依然相当广泛地存在，但微观过程和复杂系统中的随机事件或不确定性现象已成为反对(严格)决定论的主要根据。由于随机事件也属于偶然性范畴，所以，总计古今反对决定论的基本理由或根据，也就只有两种：即认为世界上存在自由意志和偶然性。关于偶然性，我们已在上面第二节中，对于微观过程和复杂系统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偶然现象作了专题分析批判，论证了它们都不是真正违反严格的因果性与规律性的“本质上的偶然性”。至于各种经典统计学中的相对偶然性事件，则更是些可作因果解释的复杂现象，它们不会破坏决定论的存在。再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经过近百年来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现代心脑科学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种心理意志过程都具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是大脑神经活动(以及有关的身体结构)引起和支持着一切心理意志活动的进行；而大脑神经(和身体组织)的活动乃是物质性生理活动，它们只能遵照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来进行。因此，一切超越神经生理活动而违反客观因果规律的自由意志是不能存在的，人类科学也否定了有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但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学习了许多知识与技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去实现自己的意愿和目的，这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意志活动。但这种意义的“自由意志”活动是基于神经生理活动且符合因果规律而进行的(因为知识与技能是依规律而习得和起作用的)，属于与必然相统一的自由行为，它们并不破坏世界的因果关系链[14]。总之，自由意志问题也不能构成对于因果性、规律性和决定论的反例。这样，上述两种对于决定论的反对理由就都已化解否弃了。那么，决定论就真的存在无疑了吗？待我们进一步分析之。

    我们认为，除了自由意志和偶然性之外，还有一个干扰决定论严格存在的自然因素，这就是世界的无限性。因为决定论的基本含义乃是普遍的因果规律使得世界的一切皆有定数，这意味着可以依照因果规律由世界的先前状态规定其后续状态，有一种因果确定对应关系。然而，世界或宇宙的无限性会破坏因果之间的长程对应性，从而也破坏了决定论的严格存在。道理如下：

    第一，因果确定性或严格因果关系的普遍存在只能在一个孤立或封闭系统中才导致严格的决定论，对于一个开放系统则不然。因为一个开放系统会不断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以它的初始条件或先前状态为原因依照因果规律决定不了它的后续发展过程、虽然外来因素也是依照因果规律确定地起作用的。由此，我们看到了决定论与因果关系和规律性的区别：决定论是指世界或系统的初始状态对其以后全部演化过程的规定性，为一种长时程的预言法则；因果规律严格说只有瞬时的规定性——由前一状态严格规定后一瞬间的存在状态而不能保证对再后的状态有严格的规定(外来因素会干扰其原先的作用效果)，它们只是一种关于事物变化机制的法则。

    第二，如果世界是有限宇宙的话，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孤立或封闭系统来看待，普遍的因果性和规律性将导致它的决定论；但如果世界是无限大的话，它就不再是一个系统了，因为“无限大”没有止境，是不可想象、不可描述、不可总括的，故而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了，而系统则是一个可以总括的整体。从而，无限大的世界也就没有了一个可描述的总体“初始状态”来作为因果关系和规律的推演起点，决定论因而也无从安立。另一方面，当世界是无限大的时，那么其中的任何一个有限系统—不论如何巨大—其外都将存在着一个无限大的环境，从而将避免不了来自无限环境的外部影响因素，且时间越长，影响因素也越多。再则，无限世界的每一事物也将受到来自无限过去之无限远处的无限因素的无限影响，这种无限影响也是无从计量的。同时，不论未来科学如何发达，人力所及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尽管数学上有表示量无限的极限方法，但可以断言，科学绝不可能发展出描述无限物质世界和总括无限环境影响的实用方法来，“无限远处”永远是未知之谜。因此，无限世界中的任何一个有限系统和事物都将无法确定它所遇到的全部影响因素，从而也就无法确定它们的未来状态，故其决定论也无从形成。即从全体和部分两方面分析，无限世界都不能是决定论的。

    第三，或许有人会说，上述道理只是一种认识论的非决定论，而不是实在意义的非决定论，普遍而严格的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必然会使无限世界的现在状态决定它的未来状态。其实，这种辩解并不成理，关键仍在于“无限世界”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看待，这并不仅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造成的，而是本来就不可能有“无限大的整体”或“无限大的系统”这种违反逻辑的东西存在(因为“无限大”是永远不能完成其综合的，故不能当作一种已完成的东西来看待)。再说，各种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也只能成立于已综合的事物之中，而无从以“不能综合的无限状态”为初始条件(未完成综合者不能起确定的原因作用，故因果关系和规律皆无从生效)；即不能将因果规律用于无限情形。所以，决定论对于无限世界及其一切部分和事物皆不成立的结论，不仅是认识论的，也是存在论的。

    综上所述，虽然自由意志和偶然性问题不足以否定决定论的严格存在，但世界的无限性问题则可以左右它的真假：如果世界是有限宇宙，则决定论为真；若世界是无限大的，则决定论对于世界及其一切有限部分(系统和事物)都不能成立。但是，在近似意义上，无限宇宙中的某些近似孤立的系统在有限时段内还是可以存在一定精度的决定论的(罗素的“因果线”就属于这种情形)，因果规律可以在这些系统中作一定精度的运用。具体对于我们的地球世界而言，如果宇宙是有限的，则地球世界是决定论的；如果宇宙无限大，地球世界原则上应是非决定论的，但在一定期限内它也可以有近似意义的决定论。

    另一方面，上述分析结论还使我们看到了拉普拉斯决定论表述的缺陷所在。实际上，拉氏决定论表述的主要缺陷并不在于它的严格因果性和力学规律性(因为它并不排斥纳入其他规律共同起作用)，而在于它尚未确知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的情况下就把宇宙作为一个可 总括的整体来描述了，并认为这个“整体”的力学数据可以(通过神灵)计算出来。然而，如上所述，如果世界是无限大的话，这个“整体”就并不存在、更不可能计算了。当然，如果世界是有限宇宙的话。则拉氏决定论的表述原则上是正确的；其缺陷乃在于并未确定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的情况下就按有限宇宙来表述了。

    那么，世界究竟是无限还是有限的呢？这个问题乃是哲学和科学中的难题，需要另作专题研究。但从逻辑角度来看，无限空间和世界起点乃是两个最不可理解且难以想象的东西；“无限大”意味着永无止境、永未完成之状，不当为已经“是”的存在物之空间；而“世界起点”则意味着毫无凭依的突然创造，永远不可解释者！反之，如若世界是有限无边的闭合宇宙的话，则可有合理的逻辑意义。因此，有限宇宙和决定论世界至少也是可能存在的情形。并且，严格决定论的世界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因为一方面，世界之巨大和复杂已使世界和人生的未来绝不可详知，人们还是永远面临着未知的命运，前程总是新景；另一方面，在因果规律的决定论世界中，人的思想行为也是事物因果链条的构成环节(即人的心理意愿会通过其神经生理机制参与决定下一步的事物发展)，从而人生的理想和奋斗仍有意义和必要，未来仍然需要自己去争取(即人生是组成决定论的构元而参与未来的决定，而不是决定论世界的外在等待者)，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14]。所以，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世界是不是决定论的并无实际的不同，前程仍然常新，成功仍需奋斗。

第3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第4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林崇德：创新人才培养不能怀有功利心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在就高校与高中合作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小学阶段是学生探索内心世界、自我发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学术创造性工作有直接联系，但却是个体创新素质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没有基础教育阶段创新素质的奠基，任何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都是一句空话。但基础教育阶段不宜提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的是创新精神的培养。

创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质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人格即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尤为重要。实现创造性人格培养目标，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在高校与高中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合作中，创造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育人环境，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培养措施；既要重视学校教育，还要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知识教学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东西方教育方式、模式相结合。总之，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成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不能以是否培养的每一名学生都实现教育者的设想而判断探索是否成功。推动者不能怀有功利心理，应避免跟风，因材施教。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2年6月30日）

韩潮：中学语文课堂应承担一定量的哲学教育功能

每个高中生都会在高中政治课上接受一些基础的哲学教育，但

第5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第6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一、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与基础理论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34篇，主要涉及音乐审美、音乐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尹爱青《解放、创造、发展・生命质量提升的本质意义――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一文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径，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方式寻求人的审美发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任恺《基于“相册”的动力学习范式与艺术学习中元认知的形成》探求了艺术学习中“学习主体――‘相册’――学习客体”的新学习范式。该专题的论文还有杨立梅《以大艺术教育观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郭玮《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BennettReimer与David J.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张媛《浅谈音乐教育与青少年EQ的培养――从青少年心理问题看音乐教学》、郑斌《激发初中生音乐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实验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小学音乐综合课的启示》、黄丽《试论我国推进创造性主题音乐教育的几个维度》等。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长春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第7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赵贞吉诗文，整理，版本，论文

 

一、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一）、子弟与门人对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最早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的是赵贞吉之子鼎柱、景柱与门人龚懋贤、邓林材等。他们在赵贞吉逝世八年以后，终于缀遗稿为诗抄、文抄、讲章凡二十三卷，名《赵文肃公全集》，于万历十二年刻，有高启愚序、陈文烛序、姜宝序、许孚远序、王藩臣跋、詹尔选跋、肖如松跋、陈谨策序。出版了《赵文肃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闵刻本《赵文肃公文集》，后有南京、内江翻刻本《赵文肃公全集》。

（二）、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的整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将《赵文肃公全集》列入重点整理书目。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先后编印了《赵贞吉研究初集》和《赵贞吉研究资料集》。

（三）、官长驰编撰《赵贞吉诗文集注》

内江师范学院官长驰先生，积十余年辛劳对赵贞吉诗文进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列入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荐重点书目》。这对于研究赵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贞吉诗文集》原名《赵文肃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个注释本。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的空白。

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做了开创性努力。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赵贞吉诗文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官长驰1998年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后记说明[1]：

本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人文历史论文，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为予注明。

（四）、《内江风物咏丛》辑录笺注赵贞吉吟咏内江风物诗赋四十七篇

（五）、笺注研究论文

1、罗宁、武丽霞的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勘补《赵贞吉诗文集注》初阅前六卷之诗词及7卷九至卷十四讲章部分，获益良多，赞叹之余，偶见其失漏之处。

2、陈世英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商议 从《赵文肃公文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的讹误脱漏之处一一进行正误补脱。本部分还对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赵文肃公文集》未收录的和官长驰的《赵贞吉诗文集注》漏辑的赵贞吉的作品进行辑佚。

3、邓国军博士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注释商兑》对《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点校、注释、系年之误漏作出举正。

二、赵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针对《明史?赵贞吉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并将其为官情况制成《仕途履历表》。

《年谱》；《内江县志》卷十一收录（邓林材撰《赵文肃公先生年谱序》）按赵大洲自著《赵文肃年谱》，邓石阳万历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为该谱作序。在此基础上，曾孔恕、黄世杰编《赵贞吉年谱》，是赵贞吉生平研究重要资料。

三、赵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军事思想研究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政治品格

赵贞吉的政治思想丰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守业方面；无论是在处理君臣关系，还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赵贞吉的政治品格是两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优点，也有“好刚使气”、“动与物迕”的缺陷，这也是其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赵贞吉在“庚戌之变”时的主战和“隆庆和议”时的主和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同时介绍了赵贞吉重视防务、主张恢复明初分府分兵的旧制和重视赏罚分明在军事中的作用等军事思想。

四、赵贞吉的学术思想研究。

韩国学者李庆龙《赵大洲二教参究和经世思想》，论文认为：赵大洲等泰州学派的学者们，起初学习王阳明良知教，最后转出于儒教；赵大洲之子赵台鼎承继家学参究佛道二教修炼，对“本体即工夫”有独到的解释；赵大洲对阳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对“良知”在儒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他有出世经世、体用一源的与从前儒家不同的特点。

陈若愚教授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赵贞吉的思想与贡献

指出：本文以《赵贞吉诗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为评述对象,对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赵贞吉的学术思想、政治建树、道德境界、文章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学术思想

论述赵贞吉的学术思想存在一个渊源辨别的问题，黄宗羲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本文主张不在其学派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人文历史论文，而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赵贞吉的“出世入世说”、对“心学”的发挥、禅学观、儒佛道一家等学术思想，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博采众长的特色。

梁明玉的论文《论赵贞吉的人才观》探讨了赵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赵贞吉的文学、禅学成就研究。

明清人对赵贞吉的诗文的评语，并对赵贞吉的诗文选材和诗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选材有反映为国为民的诗文，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有送别赠别诗，有应和之诗，有游历诗，有祝寿诗等。其诗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语、善用典故、文辞气势雄伟和以古论今，阐发道理。

释智常、铁波罗论文《赵贞吉的资中情结和他的寓教于禅》、

孟光全《赵贞吉笔下的明代内江佛寺》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赵贞吉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论文《略谈赵贞吉诗的用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贞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曾良教授论文：《佛学对赵贞吉诗歌的影》阐述了赵贞吉信禅的主观愿望是沟通儒佛之辨,使出世为入世服务,但客观上佛学对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等产生了复杂影响,使诗歌增强了表现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艺术情趣。

张文进、段庸生提交的论文《论赵贞吉的诗风》从比较的角度对赵贞吉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索。

王发国教授论文《赵贞吉(杂咏六首>官注漫议》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诗歌的注释提出商榷。

六、内江师范学院召开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邓国军博士撰写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除以上例出相关文章外，研究员钱明提交了论文《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为赵贞吉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哲学文化背景资源。

吴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赵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学者研究赵贞吉的特殊视角展现在与会者面前。

本次研讨会除了论文丰富多彩外，热烈的讨论也是一大亮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卓越认为：李贽是弘扬赵贞吉思想的功臣，赵贞吉有三大贡献：政治功绩、哲学思想、诗文成就。邹作圣先生认为赵贞吉的疏奏价值极高，并对赵氏“性命为根、经世为用、文章为枝叶、人世为根本”进行了阐释。

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智海认为赵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学”，并联系高校培养人才的实际对赵贞吉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罗宁博士、四川大学周斌教授、内江师范学院邓国军博士等人对部分文献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

此次研讨会对促进明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四川文化名人、推进四川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赵贞吉诗文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赵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张；他是一位哲学家，“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对人生、物我、性命之学没每有沉思妙悟；他还是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诗文家”之一。

赵贞吉是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王艮学派传人。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通过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批判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宣扬其对敌斗争非凡的胆识，配合历史知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前的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文历史论文，建设文化内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贞吉诗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长驰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一个注释本。填补了古籍整理的空白。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该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读者读起来还有障碍，要使其通俗易懂，还需要做大量的笺注。

所以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官长驰赵贞吉诗文集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2]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从书影印本 济南：奇鲁书社 1997

[3]内江政协文史委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M] 内新出内（2005）002号

[4]洪若内江风物咏丛[M] 内新出内（2006）008号

第8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封面

硕士学位论文封面、书脊要求如下：

(1)论文题目：不超过26个字，可分两行排列，中英文对照。

(2)指导教师：论文作者本人导师。未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遴选且在研究生处备案的合作指导教师，不得在学位论文上署名;署名的合作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2人。

(3)学科门类：专业所属的学科门类，如哲学、经济学、法学、理学、管理学等。

(4)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应严格按照专业目录和培养方案填写。

(5)日期：学位论文完成时间。

(6) 论文封面颜色由专业点自定，各专业可选择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别。

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附于学位论文摘要之前，需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本人签字。

中文摘要

硕士论文摘要一般为500-1000字。内容包括研究工作目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和结论，应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语言精炼。摘要应当具有独立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论文所能提供的主要信息。

英文摘要

与中文摘要对应。

目录

一般列至二级标题，必须与正文标题一致。

第9篇：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现代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论施蒂纳哲学及其重要价值 毕业论文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