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萧友梅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萧友梅认为,中国应该大力提倡的新型音乐文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乐”,而是一种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相类似的新型专业音乐文化。为了建设这种音乐文化,首先应该“以西为师”,向西方学习,甚至走“西化”的道路。但要注意这种学习只是方法和形式上的,在音乐风格上应该坚持中国的特色。除此之外,我国的传统音乐(即所谓的“国乐”或“旧乐”)也应该利用西方先进的音乐文化和体制形式来改进。萧友梅先生的“新乐”思想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国立音专”的办学上。在国立音专的建院章程上,明确地提出了“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音乐”的办学宗旨,这是对“新乐”思想的直接体现。在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上,国立音专与欧洲音乐院校的体制大致相仿,体现了“以西为师”的思想。另外,国立音专还开设了民乐等专业,规定学习理论作曲和管弦乐主科的学习必须学习一门民乐为副科,这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的“新乐思想”的直接体现。

萧友梅把发展音乐教育当作是提高整个中华音乐文化水平,赶超世界音乐文化先进潮流的必由之路。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论”。萧友梅在《复兴国乐之我见》中阐述了国立音专为“复兴国乐”而拟定和实施的七点计划,其中涉及到了音乐办学的方向和目标以及对各科学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求。另外,他还在《旧乐沿革》中阐述了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六点设想。其中考虑到了专业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育、音乐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是萧友梅对整个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完整构想。萧友梅的这个构想在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中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归国办学到逝世,萧友梅都非常重视蔡元培“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方针。在北京、上海办学期间,他曾先后聘请了陈子敬、刘天华、朱英等优秀的国乐名师在校授课。在音专时期,他还规定所有学习理论作曲和器乐演奏的学生必须选择一门民族乐器作为副科。同时,他还规定学习音乐的学生必须学习英语、法语等外语课,声乐专业的学生还必须学习意大利语和德语等。此外,萧友梅还亲自向学生开设了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的课程。这是当时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作为一门课程纳入教学的最早的尝试。萧友梅的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如下：

1创办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和国立音专

从1902年到1920年,萧友梅一直致力于音乐、教育两个方面,并在创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这些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进行的拓荒实验。在萧友梅创建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虽无音乐学院之名,但却行音乐学院之实。它在事实上为我国创立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做了必要的前期铺垫。不过真正实现萧友梅梦想的是他与蔡元培共同设立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为我国培养了数百名理论、作曲等方面的人才,如贺绿汀、江定仙、冼星海等。他们为我国音乐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编写教材萧友梅将他的声乐创作,特别是学校

歌曲的创作都分别收录在三本教材性的曲集中,以供学生学习。这三本曲集是:1922年出版的《今乐初集》,供高中使用;1923年出版的《新歌初集》,供高等学校使用;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供初级中学使用。这些歌曲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学生的生活进行描述,向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审美情操的教育。

3重视师资队伍培养

在国立音专成立之后,萧友梅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他聘请了查哈罗夫、富华、佘普杰夫、苏石林、阿萨科夫等外籍音乐家来校任教,并先后将留学归来的周淑安、青主、黄自、吴伯超、应尚能等音乐学家网罗到院内开课。更有远见的是他聘请了琵琶名家朱英担任琵琶教师和国乐合奏指导老师,以实践他“兼收并蓄”的教育方针。1929年以后,国立音专主义到了音乐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开设了高中师范和本科师范。

萧友梅是我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毕生为我国专业音乐的未来发展殚精竭虑,奉献出全部心血。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和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在当时,对后来也影响深远。（本文作者：肖英群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