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精选(九篇)
第1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一是将使宪法和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自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私有财产就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随着私有财产的普遍化，社会出现了被政治和法律所固化了的私有制。从此以后，我们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私有财产，即使在“一大二公”的年代，私有财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在其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私有财产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今天，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就会无法反映社会的经济实际，就是对经济反映的严重滞后。这次宪法修正案对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就是要使落后于经济实际的宪法制度得以修正，使滞后的宪法规定能够迎头赶上。
二是将使现有的私有财产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我国以前的宪法仅仅是停留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的层面。远比合法收入含义更为广泛的私有财产却被宪法忽略了，使得大量而普遍的私有财产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合法的地位和恰当的身份。这次宪法修正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使已经普遍存在的私有财产获得法律的认可，使现有和未来的私有财产都能更好地得到法律的名正言顺的保护。
三是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并因此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非公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其发展总有些不能理直气壮。如今有了这一修正案，非公有经济将首次获得与公有经济同等的法律地位，实现不同性质的经济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地位平等。我们知道，财产安全是财富增加的前提，如果没有财产的安全，投资者便没有胆量和信心进行投资，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受到影响。而在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投资享有宪法的保障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我国的经济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再作思考，笔者认为，这一宪法修正案也许还有这样的三点意义：
一是将有利于财产性质的明晰，推进廉洁政治的建立。在私有财产没有合法地位的情况下，人们情有可原地怕露富，领导干部们也同样如此，即使是他们的合法财产也不敢对社会公开。这种似乎无可奈何的遮遮掩掩，恰恰使我们无法真正制定和实施阳光法案。而一旦私有财产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所有的领导干部应当说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将自己的私有财产掩藏起来，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们公布私有财产的数额。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政治必将更加廉洁。
第2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论文关键词 财产权 自然权利 宪法保护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标志着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一大进步。为了更好的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权，笔者从西方对财产权的理论研究入手，寻找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法律的规定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普芬道夫的自然财产权理论作为自然法学派的重要理论，在以自然法学派为主流的17世纪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财产权保护的重视。洛克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他的财产权理论是在天赋人权的前提上提出来的，符合我们现在的权利观，即人权天赋，人人生而平等——人们的财产权也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在此以二者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不失代表性和先进性。
一、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西方财产权理论
（一）普芬道夫的自然财产权理论
普芬道夫（samuelpufendorf1632-1694）是17世纪最重要的自然法学家。①他从自然法上论述了私有财产权发展的过程。首先每个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自由的是自己的主人，其次每个人为了生存必然将这种权利扩展到维系生存所必须的物品上，从而产生了私有财产权。普芬道夫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即便没有财产，却仍有某种“不确定的”财产权利。一种“不确定的”权利变成最完全意义上的权利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财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
（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
在洛克学说中，私有财产权主要源于不可剥夺的人身权及其劳动，所以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洛克对财产的论说集中于他的政治思想名著《政府论》。在该书下篇第五章，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起源问题。“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实质上就是天赋人权在财产上的具体体现。洛克认为，人类只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私有的财产供其支配，这是人类的生命权产生的前提。
（三）西方财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
无论是普芬道夫还是洛克的财产权理论都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私有财产权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是人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没有财产就没有物质生活资料，人们的自由意志也无法得到实现，人类社会将无法稳定发展和繁荣起来。因此没有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人们势必会陷入一种不安，即时刻担心自己的财产随时会被人夺走。普芬道夫的财产权理论深刻的展示了在自然状态下，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时候，仍然存在某种“不确定的”财产权利。这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有极大地相似之处，人类只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把共有的东西变成私有的，也就是人类的生命权是私有财产权权产生的逻辑前提。基于这个前提所产生的私有财产权我们没有道理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二、我国法律对财产权的规定之不足
（一）财产权在宪法史上的发展历程
自五四年宪法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②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到2004年宪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可以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保护的范围由有限范围内的合法财产扩展到了只要是合法的私有财产均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
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以及八二宪法在财产权或所有权问题上都出现了极左思想，而且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的经济体制走向了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宪法只规定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几乎没有。
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财产权做出了根本性的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表明了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态度；表明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态度；也表明了私人财产权是一项人权。
（二）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意识淡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任何其他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循宪法的规定，不得违背宪法。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私有财产权虽然被纳入了宪法这样一部根本大法之内，但是却没有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依然很淡薄。
第二，缺少法律监督。私有财产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私有性，这决定了没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很多情况下需要所有者主动的去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它进行监督，这样就会导致法律监督的缺失。使得私有财产权的维护力量薄弱。
第三，司法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落实不够。所有的权利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才能从法律条文变成现实的真正的权利，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我们的法律制定了不只是用来告诉人们我们在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而是要让人们切实的拥有这项权利。
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措施
结合普芬道夫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我们不难得出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光说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将法律的规定付诸于实践，让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在现实的生活中得到切实落实才是有意义的。
（一）完善立法体系
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从法律的位阶上看，在宪法中规定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显然是明智之举，但是是否这样就足够了？显然不是，宪法作为根本法它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缺乏可操作性，只有当具体的实体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它才会被作为原则性的条款加以适用，虽然后来物权法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这样一个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能被纳入物权法合法的物的范围是有限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我们视为私有财产权的权利可能并不是物权法上所规定的物，那么这些权利应该怎么得到保护了，这个需要我们从立法层面上予以解决。首先应该提高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法律的地位，给它一个高位阶的法律进行保护。其次，将散见于各部门法中的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统一起来方便于人们更好的认识和实践。
（二）加强法律监督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加强法律的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监督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于那些违背宪法法律，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予以监督和打击，为我们建立良好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的生活环境，确保每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让每个人生活在有保障的社会之中是我们的职责，法律的监督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实现这一职责。
（三）在司法实践中落实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司法是人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保障和底线，司法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其他两种方式，它能使人们更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法律的权威和信仰便能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只要让人们切实体会到法治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才会去遵守法律信仰法律。才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健全。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贯彻宪法法律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其次，要帮助人们牢固树立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信念，从根源上保障人们私有财产权。最后，要让我们的政府在实践中认识到保护人们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不能打着为了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人们的私有财产权。
第3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论文摘要：财产权是公民最终保障自己基本权利的基础，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和实现提供了契机和物质前提。 论文关键词：财产权 经济自由 公私财产 权财产征收征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典型的宪法基本权利之一便是经济自由。所谓经济自由，其实指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具体包括择业自由、营利自由、合同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及财产权等有关自由权利。小林直树指出，这些自由权被认为近代立宪体制的基本价值，并且构成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日本的田中英夫教授曾指出:经济活动自由的确保，可以说是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确立之基础的东西，而构成其核心的，则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 通常意义上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指的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尤其在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一直次于公有财产，国家对两者的保护呈现巨大的差异。 一、我国宪法对公私财产权的保护之差异 建国以来我国历次宪法制定及修改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规范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可是，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2011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从现行宪法第12，13条规定看来，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以抵抗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公私财产权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 其次，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涉及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征用征收制度之完善 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 政府的财产征收征用权构成对私有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而对征用权的宪法上的限制，反过来则是对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上述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相关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 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详细界定，缺乏操作性。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 所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首先就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一是必须要有公共性，而不是只针对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必须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二是必须要有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必须是基于公众利益或社会发展需要的必要性，不是基于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所产生的必要性。应在立法上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补偿立法进行标准细化.我国己制定并实施了《国家赔偿法》，但赔偿与补偿毕竟是不同的概念，适用范围也不同，当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公正补偿缺乏具体可行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可制定一部《国家补偿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以弥补宪法规定的不足，对公正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的标准、补偿的范围以及损失大小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 再次，重视征收征用的正当法律程序。可以在征收征用中实行公民参与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公民权益保障制度，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民通过行使这些程序抗辩权和防卫权，制约和抗衡政府的征收征用权，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产权不受政府的非法侵犯。 最后，还要完善救济制度，实现宪法司法化。我国宪法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宪法条款未经普通法律法规具体化的情况下，公民权利是无法通过法院得到救济的.为了使私有财产权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还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宪法司法化的体制。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能够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直接依据宪法条文提起宪法诉讼，确确实实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第4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论文摘要：财产权是公民最终保障自己基本权利的基础，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和实现提供了契机和物质前提。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典型的宪法基本权利之一便是经济自由。所谓经济自由，其实指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具体包括择业自由、营利自由、合同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及财产权等有关自由权利。小林直树指出，这些自由权被认为近代立宪体制的基本价值，并且构成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日本的田中英夫教授曾指出:经济活动自由的确保，可以说是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确立之基础的东西，而构成其核心的，则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
通常意义上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指的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尤其在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一直次于公有财产，国家对两者的保护呈现巨大的差异。
一、我国宪法对公私财产权的保护之差异
建国以来我国历次宪法制定及修改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规范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可是，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2004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从现行宪法第12,13条规定看来，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以抵抗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公私财产权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
其次，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涉及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征用征收制度之完善
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
政府的财产征收征用权构成对私有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而对征用权的宪法上的限制，反过来则是对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上述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相关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详细界定，缺乏操作性。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
所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首先就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一是必须要有公共性，而不是只针对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必须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二是必须要有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必须是基于公众利益或社会发展需要的必要性，不是基于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所产生的必要性。应在立法上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补偿立法进行标准细化.我国己制定并实施了《国家赔偿法》，但赔偿与补偿毕竟是不同的概念，适用范围也不同，当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公正补偿缺乏具体可行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可制定一部《国家补偿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以弥补宪法规定的不足，对公正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的标准、补偿的范围以及损失大小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
第5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论文摘要：财产权是公民最终保障自己基本权利的基础，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和实现提供了契机和物质前提。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典型的宪法基本权利之一便是经济自由。所谓经济自由，其实指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具体包括择业自由、营利自由、合同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及财产权等有关自由权利。小林直树指出，这些自由权被认为近代立宪体制的基本价值，并且构成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日本的田中英夫教授曾指出:经济活动自由的确保，可以说是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确立之基础的东西，而构成其核心的，则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
通常意义上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指的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尤其在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一直次于公有财产，国家对两者的保护呈现巨大的差异。
一、我国宪法对公私财产权的保护之差异
建国以来我国历次宪法制定及修改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规范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可是，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2004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从现行宪法第12,13条规定看来，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以抵抗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公私财产权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
其次，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涉及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征用征收制度之完善
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
政府的财产征收征用权构成对私有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而对征用权的宪法上的限制，反过来则是对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上述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相关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详细界定，缺乏操作性。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
所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首先就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一是必须要有公共性，而不是只针对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必须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二是必须要有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必须是基于公众利益或社会发展需要的必要性，不是基于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所产生的必要性。应在立法上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补偿立法进行标准细化.我国己制定并实施了《国家赔偿法》，但赔偿与补偿毕竟是不同的概念，适用范围也不同，当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公正补偿缺乏具体可行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可制定一部《国家补偿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以弥补宪法规定的不足，对公正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的标准、补偿的范围以及损失大小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
第6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内容提要： 我国现有行政法对公民一方即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存在许多不足，其背后存在着“公共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地位与民法中的地位混同”的认识误区，为此需要公正权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和社会公有财产权益，正确认识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并加强对行政主体特定行政法义务的要求，以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对广大公民社会生活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是“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的确立。这项原则是中国进入“权利的时代”极有实质性内容的标志。行政法作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部门法之一，对实现宪法原则负有重要的使命，没有完善的行政法制度对私有财产权利予以保护，其宪法规定将会是一句空话。然而通过对我国传统行政法相关理念与制度的梳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行理念的反思和制度的重构。
一、现行行政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之不足及认识误区
（一）现有行政法制度对保护私有财产权不足的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完善，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宪法修正案把原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两款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三款，把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分为“不得侵犯、积极保护、征收征用的补偿”三个层面，从而在根本大法中确立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全面保护原则。公民一方在行政法上称为“行政相对人”，公民一方的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也就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私有财产权。但现行行政法制度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与宪法原则的要求是不完全适应的。
1、关于禁止公权力侵犯的制度保障问题。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行政法角度讲这主要是防范行政权这一公权力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由于公权力强制性、单方性的特征，它对私有财产侵犯的可能性比私权利之间的侵犯要大得多。因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更多的是对公权力主体的要求，这是需要健全的行政法制度才能实现的。应该说我国行政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保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公权力侵犯方面已有很大成绩，这主要表现为以《行政处罚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对行政机关滥罚款、滥摊派现象的制约。但是，对禁止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上还有许多制度需要建立，最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行政乱收费现象仍比较严重，而我国仍无统一的《行政收费法》来加以规范；二是行政征收、征用制度很不完善。行政征收、征用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必要的行政行为，“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定过政府的征用权，重要的是征用的法律限制”。 [1]（p156）但行政机关也极易用这种行政行为来侵占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而且强度很大，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私人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无疑来自政府的强制征用。政府征收征用后应给予合理补偿，这是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我国对私人财产征用补偿制度有许多缺陷：财产征收、征用缺乏正当程序，强制拆迁现象屡屡发生，有关征收、征用后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程序更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定。
2、关于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制度问题。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要求行政法对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建立全面有效的保护制度，但现有保护制度是有明显问题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行政主体漠视私有财产的现象严重。行政主体对于私有财产不仅不应以行政权力加以侵害，而且还须履行行政职责加以保护。但现实中，有的行政主体漠视私有财产，如在执法过程中随意损坏，或消极不履行保护职责。第二，行政法制度所保护的财产权范围过于狭小。我国目前的行政法领域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的范围理解过窄，现有的一些制度缩小了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大量与财产利益有密切关系的权益不能通过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明确把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财产权在此通常被理解为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典权等物权，以及债权、继承权、经营自主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使用权等具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经典财产权利，而公民对公务员任职的公平录用权、劳动就业权、参加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权等，都排除在财产权范围之外。事实上这些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对私有财产正当取得的权利，甚至要成为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生活的经济基础，应当归于财产权的范围。这类权利有些尚未被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有些则被排除在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外。（注：由于《国家赔偿法》把行政赔偿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狭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众多由财产权派生的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权利如公平竞争权不被视为财产权，行政相对人便无法按照财产权受侵犯的标准、方式获得行政赔偿救济。）
第三，行政诉讼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还相当有限。行政相对人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司法保护制度的健全。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忽略了对部分公民在特定情况下财产权的保护，如《行政诉讼法》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死亡后，承继其权利而起诉的原告主体只限于死亡公民的近亲属，而剥夺了债权人、受遗赠人及其他与死者之间有财产利害关系的人的承继原告资格，这就极不利于保护部分公民的私有财产。按此规定，当原始原告死亡后，他本人生前被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所处置的财产如果是向债权人所借的债务，他死亡后又无近亲属时，债权人是无权作为承继原告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对死者原合法拥有的债权从此就在无形中消失了。此外，行政诉讼制度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考虑，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采取了轻视、放任其损失的态度。如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了“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的原则，停止执行作为例外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苛刻条件，而不论这种公共利益到底有多大，或是否紧迫，或与要执行且可能形成损害的私有财产利益之间是否有公正合理的比例标准，这往往为行政机关不停止执行错误的行政决定提供了借口，结果通常是带来行政相对人重大的或完全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第四，行政赔偿规定的范围过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条又采用了列举的方式对财产权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时，国家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赔偿只针对直接损失（在有些情况下，连直接损失标准也可能达不到），对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间接损失，国家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再如对于违法罚没、违法征收的，只返还本金，不计利息；财产已经拍卖的，即使拍卖价款明显低于实际价格也只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等。这些规定都十分不利于对受害人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
（二）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不足背后的两个认识误区。
前述所列的不足并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更深层的认识上的误区，这主要体现为：
1、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长期在行政法中占统治地位。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个人利益则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利益。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来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两者还是有相矛盾的情况。对此，有学者在论证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时曾提出“公共利益本位论”，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公共利益。 [2]（p297）传统的行政法学观点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体应该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予以充分尊重和服从，行政行为被赋予了社会个体行为所没有的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个人利益在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由于“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观念在行政法领域普遍存在，行政法领域有大量重公共利益轻行政相对人合法私人利益的规定。宪法修正案现已把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从过去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为重大的宪法权利，由国家根本大法予以认可与保护。结合宪法第12条第1款“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来讲，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是实行了平等保护的原则，换言之，宪法在实际上规定了合法财产一体保护的基本原则。如何正确认识两者关系并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
2、混同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与民法中的不同地位。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不足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这就是对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的认识不正确，将其混同于在民法中的地位，以至于行政主体对自身所负有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的意识很弱。行政法学界几乎未思考过民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与行政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是否有区别，通常都只是在民法意义上来认识私有财产权，因而行政主体很少真正明确自己对其所具有的特定行政法义务。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和民法上有不同的法律属性，民法上公民一方的私有财产权与行政法上行政相对人的私有财产权是有所不同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民法上平等主体双方之间的等价有偿关系。在行政法上行政主体有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利无偿服务的特殊义务，这也是行政机关不可放弃的职责。宪法中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就是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要求。然而行政主体并非都正确认识了自己的这种特定行政法义务，因而发生消极、怠于履行这种法定职责的现象，或者把这种应无偿履行的行政义务变成民事上的等价有偿活动。如对行政相对人财产实施保护时索取一定的费用等。为此，正确认识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地位并明确行政主体的保护义务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二、关于对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公正权衡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的入宪意味着社会个体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一起成为宪法所要保障的重大权益。那么如何权衡社会个体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理论在行政法领域增长期占统治地位，这导致在个人利益在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常常要牺牲个人利益。笔者认为，“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过于强调了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利益。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民主社会，必须正确权衡这两种权利，不能简单的为保护一种权利而牺牲另一种权利。两者之间应加以权衡，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应当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所谓公益也好，私益也罢，它们皆是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法益，在法律的天平上应有同等的分量。” [3]（p426）不同性质的财产都是人类通过辛勤劳动而创造的，不能任意使之灭失、浪费或损害，也不能因是属于私有财产而加以漠视而不保护。其实，“公益概念并非绝对排斥由基本权利所赋予人民的私益，亦即由以往两者系处于对立的立场变为今日之并立立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之国家措施亦可合乎公益要求”。 [4]（p349）第二，两者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应当公正衡量，不能只为保护公有财产权利而牺牲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现代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下，无条件以牺牲人民基本权利，以满足公益之绝对性，已面临考验！” [4]（p349）行政机关实施某种行政行为时，应考量行政相对人受损害的财产利益与社会获得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采取行政措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利益的损害过分大于社会所能获得的利益，则不能为之。第三，即使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而牺牲行政相对人的私有财产权，也要按法治国家的要求，遵守诸项行政法治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必须依法律方得为之。 [4]（p354）“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的确立，表明行政相对人的私人财产权已成为宪法基本权利，对于涉及行政相对人财产权的处理，一般只应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行政立法如果设定处理规范，则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二是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源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最初是指合同双方主体都应当讲究诚实信任，不得任意改变或撤销自己一方的行为，以免对另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基于公法、私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 [5]（p211）诚信原则的精神内涵从私法领域被引入公法领域。其在行政法领域的外在表现就是行政机关要信守承诺，不能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理信赖要给予保护，由此形成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当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的保护方式是十分重要的，它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信赖保护的方式有两种：信赖利益的存续保护和信赖利益的财产补（赔）偿保护。为了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既得利益现状，存续保护应成为其首选方式，即尽可能地存续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改变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既得利益现状；当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行政行为违法不得存续该现状时，便用财产保护的方式，即变更、撤销或废止行政行为而改变现状后，给予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以相应的财产方面的补偿或赔偿。这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指出的：“在原本法律状态对人民有利时，本应采存续保护之方式，但在公益之要求大于人民之信赖利益之保护时，后者不得不退让，为弥补人民利益的损失，此时应采财产保护方式。” [5]（p251）三是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自然公正原则中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即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或团体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 [6]（p151）。对于这些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除另有特殊情况之外，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即使法律中没有程序规定，或者没有作出足够的规定，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受正当程序限制。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早已在宪法中确立。（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上述规定分别适用于联邦政府机关和各州政府机关。）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效力是高于行政法上所规定的程序规则的，行政法上所规定的程序规则，必须符合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标准。 [7]（p382）“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意义上最本质的要求就是防范恣意行使行政权力，要求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一原则对保护私人财产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从程序上防止政府恣意侵犯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
三、正确认识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进入行政法领域便成为行政相对人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笔者认为行政相对人行政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有特殊地位，对其正确认识有利于更好地运用行政法制度来保护它。
（一）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在民法与行政法上的不同属性。
财产权有着广泛的内容，从一般民事权利的意义来理解，财产权是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益，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每一种财产权又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等。这是从民事权利角度静态地说明财产权，特别是仅从权利享有人单方面角度而作的理解。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交互意义上，这些权利需要相应的民事义务来对应，这种义务主要就是作为另一方民事主体的对方有着不得侵害的义务。但在行政法上双方的交互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此时，公民一方作为财产权的享有者，其身份已经转化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其对应方已不是民事主体而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所承担的相应义务，是行政法上特定的义务。这决定了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有所差别：
1、作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设定或确认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则是由行政法设定或确认的权利。行政法以规定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调整行政活动范围的社会关系，因此，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都应当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它在性质上不同于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但又有联系。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单纯由行政法规定的权利。这一类权利仅由行政法来加以规定，其他部门法不宜也不应做出规定。如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获取社会福利保障金的权利等。二是既由民法规定、又由行政法确认的权利。这一类权利民法已做出规定，而行政法又予以规定和认可。如国有企业法人的经营权等本是由民事法律来规定的，但同时又被行政法专门规定为经营自主权并进而派生出拒绝摊派权。三是民法规定了权利后，行政法为保护这类权利的实现而配套规定的从属性权利。在这里，民法规定的权利纯属公民等一方“私人”的私权利，它是主要的权利；而行政法在此基础上派生规定的权利，是为保障前者得以实现的权利，是从属性的权利。没有前者，后者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但没有后者，前者则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如公民一方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属于民事法律规定的权利，而公民、法人对该使用权的归属和范围向行政机关请求确认的权利则属于行政法规定的权利，后一类权利是服务于前一类权利的，是公民一方作为行政相对人专门对行政主体的权利。
2、作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只是在民事活动中行使和享有的权利，而行政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则属于在国家行政活动范围中行使和享有的权利。不同法律属性的财产权虽同为私人权利，但从权利的行使范围看，前者主要是基于商品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等量社会劳动交换的民事活动，后者则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前者发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是民事主体对民事主体的权利，后者发生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因而各有侧重，其内容有一定的变化。由于行使的领域不同，民事权利与行政相对人权利可能互相发生性质的转换。公民一方的有些财产权，在行政活动中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在民事活动发生性质转换时成为民事权利；或者在民事活动中是民事权利，在行政活动中性质又发生变化，成为只针对行政主体、并由行政主体履行特定义务时才能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前者如公民因对国家有重大贡献而获得政府授予荣誉的权利，在行政活动中是行政相对人的荣誉获得权，在民事活动中则成为民事主体的荣誉享有权；后者如企业法人的经营权，在民事活动中是民事主体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权，在行政活动中则转变成针对行政主体、并要求行政主体履行特定义务的经营自主权。
3、作为民事权利的财产权发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是一民事主体对另一民事主体的权利，而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财产权发生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分别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他们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彼此相互负一定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正是行政相对人依法对行政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它只针对行政主体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二）行政相对人财产权要求行政主体履行特定的行政法义务。
由于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的财产权在法律属性上成为了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其在行政法中就有了特殊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突出表现就是，要求行政主体必须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履行特定化的行政法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其他民事主体所不具有的、也难以履行的。
1、行政主体不得以行政权力加以侵害。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的特征，它是一柄“双刃剑”，行使好了可以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并增进社会利益，行使不好就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现实中行政权对私有财产侵犯的可能性比私权利之间侵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后果也更严重。因此行政相对人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特指行政主体不得违法以行政权加以侵害。
2、行政主体必须履行行政职责加以保护。在行政活动中，行政相对人有受行政主体保护的权利，它要求行政主体履行无偿保护的法定职责（义务）。这是行政主体特有的义务，并且是应当无偿履行的，这就不同于民法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对此，有些行政主体在观念上是模糊不清的，它们将行政相对人权利当作一般民事主体权利，将自己作为行政主体的法定行政职责却视为类似民事主体的义务，于是将自己应无偿履行的行政职责变成了等价有偿收费，甚至还有行政主体将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助职责，混淆成为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的劳务关系，如广东雷州市的海难事件就是令人震惊的案例。（注：1996年7月11日，10多位渔民出海后遇险，渔民及亲属向雷州市某渔政站紧急求救，该站竟要求先收钱才能开船营救。最后由于渔政站收钱的延误，使渔船和12个渔民全被风浪所吞没。引自《真实的言说——透过南方周末看中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因此正确认识行政主体在行政法上的法定保护义务，有利于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中牢固树立自己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具有特殊行政义务的观念，严禁他们在行政活动中出现身份的错位。
3、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确认、授予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并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政府行政职能及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不再是仅仅进行秩序管理，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服务行政是转变政府角色的立足点，政府要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这要求强化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义务。就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而言，行政主体就具有应当依法确认、授予行政相对人财产权并保障行政相对人这些权利实现的重要义务。它们包括：行政主体有义务确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有义务提供物质和其他条件保障城市居民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保障特定群体福利优待，保障劳动就业；有义务对符合条件的对象予以行政物质奖励和涉及财产权的行政许可，对从事某种生产经营活动者提供资金等财产性的政策优待，按行政合同履行财产性给付条款等。总之，行政服务职能和理念的转变必须通过强化和明确行政主体的特定义务才能实现，这要求行政法加强对行政主体义务全面性、特殊性和严格性的规定，从而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
注释：
[1][美]路易斯·亨金。宪政与权利[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5]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C].台北：三民书局，1997.
[6]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87.
第7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在中国宪法中现在还没有私有财产这个概念。我们国家把财产分为几等：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合资财产、独资财产、个人财产。群众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肯定的，是法律所确认的。而对其它类型的常常的保护就 降低了等次。依当今许多法学家的观点，私有财产财产权是对物之所有权。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面向全球；而加入WTO中国与世界联系更紧密。经济领域中，国有的、集体的成分不断减少，而相对来说，私有的成分在增长，而且是大幅度增长！故我们需要从法律上确立私有财产这个概念，从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否则，势必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不妨想一下，在一个国家进行交易之后，所得到的财产没有法律保护，即是说在受到国家或他人的侵犯以后无得到法律保护的可能，那么你能够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去发展你的事业吗？你在这样的国家中生活难道能够说是没有顾虑的吗？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是和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这样的是和人权的保护以及实现宪政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1999年9月8日，侯瑞昌权利纠纷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第一次开庭。此案原告是公民侯瑞昌，被告是北京市民政局。
据原告侯瑞昌向法庭陈述：1988年2月侯瑞昌与黄小群等人自愿投资3.7万元，组建合作经营组织市政施工经济实体，并已承包工程。1988年3月，原告方与北京民政局建设处达成横向联合协议：与民政局共建一联合体，由民政局负责将联合体注册成立市政工程公司，原告方负责联合体的经营，原告方每年交给民政局10万元人民币，每年递增10%—50%的利费。政治确保上交国家税费和民政局的利费以后，其余资产归原告方所有。在双方合办的市政工程公司注册成立以前，由民政局负责暂借民政局建安公司的公章和执照，为该联合体的经营代交税费事项。此后，从1988年4 月至1995年8 月，该联合体共完成市政工程产值8000多万元，上交国家税费460余万元，交民政局利费213万元。联合体资产发展到1400余万。1995年7月，原告方向朝阳区工商管理局申报成立“北京市民建市政建筑工程公司”，工商局已经受理，1995年8月，民政局建设处新任领导对原告宣布，该联合体的资产为国有财产，查封帐号，将观众、权力交给民政局的工作委员会接管。
而被告方民政局反诉说，侯瑞昌本人是国家正式干部，所从事的工作是正常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存在个人投资、个人经营的性质，不承认侯瑞昌与民政局建设出达成的“联合”协议。从1997年8 月到1999年4月，侯瑞昌先后5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立案申请，前4次44皆被驳回，第5次申请终于被法院受理。
1999年12月29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侯瑞昌诉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处侵占其财产权案第五次开庭，经过原告、被告的相互质证，合议庭休庭合议，审判长宣布裁定结果：此案应该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处理，不归法院审理，不服可以上诉。*（案例可参见《北京经济报》，“非公经济周刊”2001年1月10日头版报道）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侯瑞昌的权益是明显受到了侵害，这种侵害是明显与国际2个人权公约、世界普遍认同的对人权保护的观点相违背的。而在这个时候他却找不到可用的法律来保护，找不到确定的不妙来要求自己的权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法制是如此的不健全，我们还怎么说什么法治、民主呢？更如何来谈及实现宪政呢？
也许有人会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放在未来的《物权法》中，而不必用《宪法》来保护。可是我认为，私有财产全应该被当作公民必需的固有的权利放在宪法中确立起来！私有财产是指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那么就必然是应该受保护的、不可动摇的。更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对于公民的其它权利的实现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政治中，弱者的权利往往是得不到保护的，而私有财产可以使弱者转变为强者，至少说为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而且众的弱者联合在一起，因他们的私有财产加总以后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部分，所以也可以使他们的权利得到必要的保护！因此说在宪法中将私有财产确立起来，对于其它的权利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保障因素！如果将私有财产权仅仅放在《物权法》中去确认的话，就很难体现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而且是否能够不被其它一些权利所以侵犯，我们就很难说了！当然，《物权法》中必须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一项。
由于目前我国宪法中连私有财产这个概念也没有，所以对于如何在宪法中确立此权利应该还是一个问题。就我国宪法来说，其中还有许多不足，而在一个国家如果根改其根本的宪法也许就是意味着政权形式的改变。所以说在我国
根改宪法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通过宪法解释来确立此权利也是不合适的，毕竟私有财产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呀！最后，我们能够用的方法应该只有修宪了。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许多努力，才能够使修宪以后不会出现众多的问题呀！
在修宪之前，我们应该先确立在宪法中如何来描述这权利，以及和这权利相关的一些东西有哪些？对于这些又应该如何规定呢？我们应该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学习他们的经验，排除他们的不足。然后我们还要立足我们实际，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对宪法进行修改！
在私有财产被宪法确立以后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利用法律来保护这一权利。如何使此权利存在于人之心中，使私有财产权能够真正实现其重要性！
斗争是发的生命！只要斗争，法才能够实现其真正作用。故想要私有财产全得到保护，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能够真正能够被用起来，就需要私有财产者的不断斗争，特别是在自身私有财产全受到不法侵害的伤害，不要后退，而应通过自己的饿斗争使法律把公正应用，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全部保护！当然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公共责任视而不见，更不能够去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完全的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因为公共责任与权利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大家履行公共责任，才能够使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当然，实现了权利也有利于公民对公共责任的重视！
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我认为，我们应该运用《物权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宪法应该是司法救济的最后手段，宪法在最后才被直接应用，当然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宪法都以最高法形式存在！她起的是一个监督作用。
以上是本人对私有财产权的陋识，恳请各位法律界同仁给予指教，各位法律前辈对吾之浅薄给予教导。同时，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私有财产权能够在中国的宪法中把确立，以期我国进入法治社会，实现宪政！
参考资料：
1，《宪政与理性》，宪政译丛，三联书店
2，《论宪政与私有财产权保护》，李曙光，《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一期
3，《理论周刊》，2002年3月18日，B1版
第8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关键词：婚姻财产权；个人财产；共同生活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7—0053—06
现代婚姻法重视关怀个体利益，彰显个体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强调个人财产保护，将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贷款所购不动产的权属归于产权登记一方，确认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为单方赠与，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归于个人，这些规定尽可能地拓宽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导致夫妻财产共有制的刚性弱化。①该规定所秉持的弘扬个人至上、自主平等、个体独立的文化价值理念，被解读为“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移、“夫妻一体主义”向“夫妻别体主义”的转变。婚姻作为人类构造的一种神圣的亲密关系的生活模式，其最基本的价值是责任、共同、感性和一体化，则维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婚姻财产权是否侵犯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笔者试论述之。
一、结婚是婚姻财产权的取得方式
婚姻是当事人以永久地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关系，男女双方因结婚而创设夫妻关系这种特殊的身份关系。结婚导致婚姻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相结合。为了永久共同生活，婚姻主体之间的结合程度紧密，不仅存在身份关系，而且存在财产关系，其财产关系从属于人身关系，随着人身关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身关系的存续、终止而存在、消灭。为了适应身份上的共同生活，维护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夫妻双方不仅在精神上结为一体，而且在经济上结成同盟，其经济生活与身份生活保持一致。②只有男女因结婚而发生身份上的共同生活，夫妻在经济上亦合二为一，才能形成名副其实的婚姻生活。因此，夫妻应摒弃个人的多种经济利益和各自财产独立的机能而组成财产统筹支配的单一财团，俾能同甘苦、共患难而产生符合婚姻道义的理想生活。③夫妻生活是人类总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方式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补充性条件。当事人作出结婚决定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一生与对方的结合在一起。自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之时起，夫妻共同生活即开始。夫妻共同生活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夫妻财产是家庭共同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夫妻共同关系是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基础和根据。婚姻的机能除维持人类自身生产的正常进行外，最重要的还是维持实体的夫妻生活。夫妻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照顾是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或个人所无法做到的，这是婚姻形式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
婚姻财产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双方以共有人身份共同处理为婚姻生活所必需的财产的权利。婚姻财产权不是夫妻财产制。近代以来，夫妻财产制的主要类型有嫁资制、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等，这些财产制解决夫妻双方婚前及婚后财产的管理权、用益权和处分权问题，而婚姻财产权是因结婚而产生的配偶权，涉及婚姻生活运行所必需的财产权利。婚姻财产权因此也不同于剩余共同财产制，后者更多关注事后救济，只有在离婚而分割财产时夫妻一方才享有对另一方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在正常的婚姻生活中，如何保障婚姻存续中的财产权利更为重要，婚姻财产权因此产生。婚姻财产权也不同于日常家事权。日常家事权是指夫妻因日常家庭事务而与第三人交往时所为的法律行为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配偶他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在夫妻关系中，配偶双方通常存在一致的利益，一方实施的日常行为一般也符合另一方的意思和利益，由此产生具有婚姻效力的日常家事权。婚姻生活是配偶双方的一种交换，它要求大量的、持久的人力资源和财产交换，婚姻与复杂的财产交换相伴或相当。男女双方通过结婚这一行为而产生婚姻的财产效力，结婚可以作为一种继受取得财产的法律行为而使夫或妻取得婚姻财产权。婚姻财产权作为一个概念，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各项财产权利的一种抽象概括，是一个集合概念、一种综合性财产权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按照共有原则共享婚姻财产权利、共担义务。从某种程度上讲，日常家事权就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行使婚姻财产权的体现。
婚姻财产权的主体是婚姻当事人，其主要体现为婚姻当事人对共同生活的要求，目的在于实现婚姻的各种机能——生育、扶养和赡养、消费等。结婚导致夫妻的经济生活和身份生活趋于一致，通过结婚，当事人协商一致地创设一种地位或状态而共同生活。婚姻明确反映了当事人的社会或法律地位，当事人双方自动获得了法定权利——扶养和共享一方在婚姻期间取得的财产、继承遗产等权利，配偶所享有的这些权利优先于他们的父母和其他亲属。④因结婚而取得的婚姻财产权能有效实现婚姻的价值和功能，符合婚姻的伦理机能和本质目的，体现了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结果的追求。
二、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以夫妻共同关系为基础
婚姻的直接效力体现为身份上的效力和财产上的效力。结婚首先产生亲密的人身关系（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结合的身份关系），进而由夫妻人身关系派生出夫妻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是无法脱离婚姻这一特殊的共同体的。婚姻作为具有重要人身、感情和经济约束力的关系，其实质在于组织共同生活。夫妻双方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形成相互依赖的生活共同体，共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是婚姻的内容，而夫妻财产是婚姻共同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基于婚姻关系的存续，配偶一方在获得财产利益时，另一方在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和情感支持等方面提供帮助。婚姻作为一种共同生活体，其成员共同分享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家庭福利和婚姻生活的幸福都要求婚姻当事人双方在财产利益上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共享性，婚姻共同生活本身要求一定财产的利益共享机制，夫妻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在共享规则设置上必须考虑到日常生活的方便，以使夫妻双方利用这些财产谋取共同利益或者服务于共同生活。
但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双方直接谋取物质财富的机会和情况存在差异。婚姻财产权以夫妻共同关系为基础，承认家事劳动的价值，肯定夫妻协力，形成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共有性。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是狭义的共同共有，指合有，即各共有人根据法律或合同的效力共同结合在一起，不分份额地共同所有某项不动产或者动产。⑤夫妻共同共有开始于婚姻成立之时，婚姻的合法缔结是婚姻财产权共有性形成的标志。婚姻当事人通过行使婚姻财产权而共同负担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行，支付共同生活费用。我国婚姻法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规定夫妻双方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其实质在于谋求夫妻经济生活与身份生活的一致，既符合婚姻共同生活的本质目的，又有助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夫妻平等。从夫妻财产制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共同财产制是最具现代意义的财产制度。⑥即使在分别财产制下，婚姻的成立也不改变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但分别财产制并不否认夫妻因配偶身份而带来的伦理变化，婚姻共同生活所生费用仍然由夫妻共同分担。因此，婚姻当事人拥有的财产即使不属于夫妻共同所有，也不能排除其为夫妻共享。我国台湾地区2002年修正的《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夫或妻之财产分为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证明为婚前或婚后财产者，推定为婚后财产；不能证明为夫或妻所有之财产者，推定为夫妻共有。夫或妻婚前财产于婚姻关系存续中所生之孳息，视为婚后财产。”可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共同生活体的存在必然涉及共同生活费用的支付，夫妻所得即使归各自所有，对因婚姻共同生活而使夫妻权属不明的财产，也应推定为夫妻共有，以保障共同生活的维系。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其财产各自所有只是婚姻内部的财产分配规则和关系，对于外部社会而言，婚姻共同体的共性并不因此而改变。⑦因此，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为了共同生活需要，也存在共同的婚姻财产权。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是婚姻效力的体现，是婚姻共同生活的实质所在。
1.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有助于加强婚姻内部的凝聚力，建立、巩固和发展婚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社会公众对婚姻伦理的认知是，夫妻之所以为夫妻，就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和物质上都是共同体，财产上的不分彼此更能促进夫妻感情交流，更能稳固小家庭。“同居共财”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伦理基础，体现了包括房产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人性的精神层面对夫妻感情需求的满足。同时，婚姻财产的共有性最能适应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家庭共同生活的正常进行有赖于双方财产共同享有，可以使婚姻共同体成员间的差异消减到最小程度。⑧
2.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有助于满足婚姻生活共同体的日常生活需求。婚姻承担扶养责任，承担着两个血缘集团相互之间给予物质支持和精神帮助如养老育幼的责任。扶养责任的承担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⑨婚姻财产既然承担着维持共同生活、养育后代的职责，婚姻财产立法就应强调重责任和义务而轻权利和利己。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正是基于充分考虑到婚姻家庭所担负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无论夫妻财产制的种类如何，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都能够满足婚姻家庭的共同生活需要。
3.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有助于强化夫妻财产的对外责任。基于婚姻而组成的家庭不仅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夫妻共同财产负担着给付家庭生活费用和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重任，因此，应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强调婚姻财产由夫妻共同管理，其所生债务当然属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婚姻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4.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有助于建构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对于共有物的管理，原则上应当由共有人共同为之。我国《物权法》第96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婚姻财产权是建立在共同关系基础上的，为了维护共同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共有人不能请求分割共有财产。但如果共同关系解除，共同共有因失去基础而消灭，共有财产就将被清算和分割。⑩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保障和维持着婚姻共同生活的正常运行。
三、彰显私人财产神圣化是对婚姻价值的漠视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婚姻共同体强调主体之间一定程度的人身和财产浑然同构。共同生活需要家庭成员间同财共居，情感、信任和血缘维系着婚姻家庭共同体，夫妻扶助、未成年人监护和老年人赡养都受到婚姻共同体内在运行的制约。婚姻家庭的团体性需要成员之间信任合作、奉献互助，排斥适用市场经济下处理陌生人关系的契约规范。即使夫妻财产约定以夫妻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为前提，夫妻财产关系也仍派生于夫妻身份关系、以夫妻特定身份关系为前提，夫妻财产契约在性质上是附随于夫妻身份的。婚姻是夫妻共同生活、互惠共享的共同体，对夫妻婚后所得财产归属的规制应谋求夫妻经济生活与身份生活趋于一致。婚姻财产规则不是单纯的财产价值判断，而是婚姻价值的判断。夫妻协力是婚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确定还是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分割，都应充分体现夫妻协力的价值。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强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所得财产凝聚了对方的协力，是基于婚姻的身份而产生的、维持家庭成员生存的基本条件。从经济学角度看，婚姻具有人力资本合成的团队特征，婚姻财产是婚姻这一团队生产的“集体产品”，是其团队成员——夫妻双方共同利用其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和经营的成果，其无法按个体作原子化区分，自然应由夫妻共同享有。B11
但是，从1950年《婚姻法》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经历了一个夫妻个人财产范围不断扩大、共同财产范围不断缩小的历程。从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婚姻财产“一般共同制”到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从1993年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和婚前财产转化的共同财产”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婚前财产不因婚姻关系延续而转化为共同财产”，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孳息和自然增值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都逐步强化了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更是确立了个人财产权优先的理念，大大削弱了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该司法解释迎合当今时代个体权利意识高涨的趋势，强调婚姻主体的独立人格地位，拓宽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婚姻家庭“同居共财”的传统土崩瓦解。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规定婚前首付、婚后还贷的按揭房产归房权登记方所有，该规定虽然在法理上符合物权取得的原理和不动产公示的原则，但其忽视了婚姻关系的身份性和特殊性。婚姻住房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场所，其不仅满足婚姻当事人最基本的生活居住需求，而且承载着婚姻当事人对婚姻家庭的情感寄托，该条款使非产权登记方陷入不安全的境地。同时，从价值形态来看，作为个人财产的部分首付并不是取得物权的全部对价，尤其是当首付只占标的不动产物权取得对价的小部分时，物权归属于个人而不是共同所有，明显有失公平。非产权方用婚后共同财产偿还婚前按揭房的贷款，会使夫妻共同财产的总量受到影响，其并有可能因此失去购置婚后共同房产的机会，因此，非产权方应有权获得因婚姻共享而产生的利益。婚前首付、婚后还贷的按揭房产实质上是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共同财产的混合体。婚姻法司法解释不仅是裁判的依据，而且发挥着正确引导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的作用，彰显个人财产制容易为婚姻家庭的不和谐留下隐患。
1.夫妻个人财产制的推进，不利于弱势方权益的保护。在现实的婚姻生活中，夫妻对家庭的付出与收益并非绝对平衡，婚姻家庭立法应以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为己任。男女实质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总体而言，没有生存能力或生存能力较低的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适度保护弱者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各国立法趋势。婚姻法应从性别角度，通过确认妇女有权分享其配偶的财产而避免在法律规定上因形式上的平等而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处理婚姻关系中财产的分配时，忽略性别意识和夫妻身份的特殊性而将婚姻家庭生活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归类为单纯的物权或者债权债务关系，将瓦解不计个人得失和乐于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婚姻价值观，不利于婚姻的稳定与和谐。
2.《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不动产产权的界定使婚姻家庭义务有可能转化为功利化的契约，割裂了财产与情感的关系，容易引发房产证署名之争，降低家庭认同感，淡化家庭观念，影响夫妻间的相互忠诚和信任。婚姻财产关系是基于主体的身份性和伦理性，以配偶身份关系为基础建立的。传统社会分工模式仍普遍存在于婚姻生活之中，妇女仍是家事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若仅强调有形劳动的贡献而忽视非财务性的贡献，就不利于保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付出，会降低妇女从婚姻中的获利程度、弱化妇女对婚姻的持续投入，容易引发婚姻稳定危机。
3.强化夫妻个人财产归属将弱化婚姻财产共有性，降低经济强势方的离婚成本和离婚代价，容易引发夫妻忠诚义务危机，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婚姻家庭的基本功能除实现人口再生产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来保障家庭成员的抚育。婚姻是子女健康成长和人类自我延续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其最有效地分配着男人、女人和孩子共享的资源，具有高度系统性和组织性。只有夫妻的物质利益和人身关系结合在一起，实质上保障婚姻共同体的运行，才能充分实现婚姻的稳固。婚姻的稳定影响家庭的稳定，而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不能在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权的口号下忽略婚姻家庭的特殊性及家庭成员对婚姻利益的期待，使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婚姻家庭处于动摇的地位。
四、婚姻财产共有性与私人财产保护的衡平
婚姻是人类构造的一种基于亲密关系的神圣的生活模式，婚姻的最基本价值是保障和促进夫妻间互爱互助、互相扶持的精神，确保夫妻对财产的安全感，这是婚姻制度的宗旨或婚姻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婚姻财产关系法律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二：一是保障婚姻主体的个人权益；二是发挥婚姻家庭特有的社会功能。此二者应兼顾、并重，而不能顾此失彼、有所偏废。B12婚姻法应处理好个人本位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衡平夫妻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当夫妻共同体不能保障个人利益时，对个人财产诉求的尊重不应高于共同财产的维护。婚姻家庭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组织。家庭本位的家庭伦理对于维系传统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婚姻法应当维护婚姻家庭的基本利益，实现家庭的基本保障，将婚姻家庭所必需的婚姻财产权放在优先保护的地位。
私人财产权的“私”不仅表现在权利主体是“私人”上，而且表现在权利内容上。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核心在于使私有财产权摆脱权力的肆意侵犯。在婚姻关系中设立个人财产制，其实质是使当事人不至于因结婚而丧失与其个人身份紧密相关的一些财产权利，因此，在婚姻关系中引入“私权”观念意味着任何人没有占有对方利益的天然权利。但在婚姻关系中，因夫妻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从强调财产权的绝对性转变为强调财产权的婚姻义务、维护婚姻共同体的基本利益、保障婚姻生活的正常运行。我国法文化认为，夫妻一体是人们一直普遍认同的婚姻价值观。婚姻家庭共同体需要夫妻之间相互扶助，要求主体具有一种无私、奉献、牺牲自我的某些现实利益的精神，要求主体之间一定程度的人身、财产混同。因此，维持婚姻家庭的最主要功能及其运行，就要维护家庭的亲养责任和消费共同体，保障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
有学者指出，侧重于保护家庭共同体的利益有可能侵犯私人财产权；而侧重于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免表现为在婚姻家庭领域贯彻私人产权神圣原则而导致家庭成员间权益失衡，这同样存在不公平；二者实质上体现了私人利益与家庭共同利益的博弈。B13笔者认为，夫妻关系的缔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一定条件下人们基于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婚姻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共同体，共同的经济联系是其基础，其财产关系与伦理关系并存，这是夫妻财产关系得以规制的基础。婚姻法应维系生活共同体。“同财共居”和“夫妻一体”强调婚姻一体性，但夫妻一体化不是将人格吸收为一体，而是将夫妻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格独立与财产独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婚姻家庭领域，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是对婚姻价值和功能的弱化，将私人财产权神圣化与婚姻共同利益的实质是格格不入的。婚姻财产权在尊重夫妻个人的某些特殊经济需要的前提下，保障婚姻共同体的和谐运行。婚姻法应立基于此，从以下四个方面衡平婚姻财产共有性与私人财产保护的关系。
1.明确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确立共同财产推定规则，保障婚姻共同生活的正常运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强化个人财产的优先保护，从我国广大民众的财产习惯分析，该立法价值的确立还为时过早。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仍以同居共财为常态，应维护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性，以婚姻家庭财产的完整来切实保障婚姻共同体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婚姻财产权的共有是共同共有，其以夫妻共同生活关系为基础，目的是稳固夫妻共同生活关系，因此，共同所有在共同目的存续期间只是潜在的权利，只有在共同目的终了时才开始成为现实的权利，共有人才可以分割共有物。B14婚姻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单位，忽视婚姻关系中身份的特殊性而对个人财产的保护重于婚姻财产权的保护，将不利于婚姻家庭形态的存续与运行。在婚姻关系中，夫妻既为共同生活体，又各具独立的主体资格，因此，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通常交织在一起。但是，婚姻家庭的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婚姻财产权这一物质纽带，重视婚姻共同体的维系已成为当今夫妻财产立法的趋势，对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归属存在争议时，各国立法通常实行夫妻共同财产推定。例如，《美国统一婚姻财产法》第四节（b）款规定“配偶间的一切财产均可推定为婚姻财产”。《法国民法典》第1401条也规定：“共同财产的资产组成是，夫妻在婚姻期间因来自各自的技艺以及他们的自有财产的果实、孳息与收入的节余而共同取得或分别取得的财产。”B15“孳息随原物”本是物权法中的规则，其出现在该法条中意在强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协力的作用，明确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之婚后利益的产生离不开对方的贡献和协力，该利益仍应为共同财产。
2.合理分配婚姻家庭利益，实现夫妻双方利益的平衡。为保护付出无形贡献一方的权利，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应将家事劳动等无形资产考虑在内，不能简单地以不动产登记、房屋权属状况作为房屋产权界定的唯一参照标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会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而作出较多牺牲，其失去了获得社会工作的机会成本，这些足以影响其婚后的财产收入。同时，家事劳动也是劳动力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手段，家事劳动的价值也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体现，其对婚姻的贡献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婚姻是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生活共同体，应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家庭中的牺牲作为人力资本予以量化，保障这些付出和牺牲得到合理的预期利益回报。简单地依据物权公示规则和交易安全原则而否认非产权登记方的利益保护，此乃表面上维护和贯彻民法的公平原则，实质上维护事实上的不公平。“家事劳动亦可喻为合伙的劳务出资，而与婚姻生活费用分担具有对价关系。而由夫妻之劳务出资或金钱出资所构成、取得之财产，若无特别之情事，推定为夫妻之共有财产。”B16因此，法律应承认家事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保障从事家事劳动的一方拥有婚姻财产共有权。
3.明确夫妻个人财产的构成，为维护婚姻共同生活而适度限制个人财产权的权能。财产是自由的保障，关怀个体利益彰显了法律的人本精神。个人财产权是夫妻人格独立的一个重要保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充分保障婚姻财产权共有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必要的个人财产权保护。婚姻法应明确婚前财产归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不因结婚而改变其所有权归属，也不会因婚姻存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应明确婚姻存续期间所得中与人身密不可分的财产归属于个人，从而排除夫妻一方行使个人财产权利时他方的非法干预。同时，婚姻法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婚姻财产的归属有约定的从约定，以保护婚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的构成。夫妻对个人财产本应具有完全的所有权，但夫妻是具有特定身份利益的共同体，夫妻一方在利己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另一方的财产利益，协调好夫妻个人利益与夫妻共同利益的关系。夫妻一方有权占有和使用个人财产，但为了维护婚姻生活共同体，对于虽属个人财产的婚姻住宅和家庭用品，亦不能排除非所有权的另一方同样有权占有和使用之。对于与婚姻共同生活相关的个人财产，未经另一方同意，夫妻一方不能擅自处分，以保障婚姻共同生活的正常运行。
4.保护婚姻财产权中的婚姻住宅权利。婚姻住宅是夫妻一方或双方提供的用以家庭居住的房屋，是夫妻双方及其子女的基本生活场所，它不仅满足婚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承载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情感寄托。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婚姻住宅与人的生存、安全有关，作为家庭居所的房产是家的载体，其价值和意义永远超过该房屋作为一般不动产的物质价值，与其他财产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B17因此，在婚姻住宅归属一方所有的情况下，应对产权方的财产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区分婚姻住宅与其他用途的住宅，保障婚姻住宅非产权方的居住权，限制产权方对婚姻住宅的自由处分。产权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处置婚姻住宅的，应经过非产权方配偶的同意，以实现婚姻财产权对婚姻共同生活体的保障功能。《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633条就规定：婚姻家庭住宅是夫妻共同选定的家庭处所，未经他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不过，居住权以为其利益设定此权利的人及其家庭成员满足居住需要为限，应以此来适度限制产权方个人财产权的行使。
注释
①李冬青：《〈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研讨会综述》，《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②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
③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台湾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230页。
④胡苷用：《婚姻合伙视野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9页。
⑤杨立新：《共有权理论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⑥蒋月、何丽新：《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⑦蒋月：《婚姻家庭法前沿导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⑧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38—140页。
⑨王歌雅：《扶养与监护纠纷的法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⑩裴桦：《夫妻共同财产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B11滕蔓：《夫妻财产共有与分割的经济学分析》，《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B12杨大文：《略论婚姻财产关系法律调整的价值取向——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起的社会反响谈起》，《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B13雷春红：《婚姻家庭法的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B14[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
B15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131页。
第9篇：私有财产权范文
孔先生在美国的农场主大伯父撒手西去，立下遗嘱把在爱荷华州的三百亩地传给孔先生继承。
这三百亩农场土地平坦肥沃，用水方便。农场上还有一处房子，里面居家设施齐全。他把这三百亩地出租给别人耕种，自己按时收租金，过上了真正农场主的日子。靠着出租田地的收入，孔先生在唐人街购置了房产和生意，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度过。只是有件事让孔先生放心不下。原来，孔先生虽然把农田租出去，却保留了农场上的房子供自己偶尔居住。一到冬季，农场上的房子便经常闹贼。孔先生虽然几番报警，但此地离城镇较远，警察不可能天天来此巡逻。
孔先生决定自己动手，教训一下这些无法无天的贼人。在回到芝加哥以前，孔先生在农场的房子设好机关。他在房门内侧上方架上一根碗口粗的木头，只要门一开木头便会落下来。但这只是一个警告。如果贼人不听这个警告，进入卧室，则有猎枪伺候，猎枪的扳机则与卧室门用铁丝相连。只要卧室门一开，猎枪便会发射。
孔先生回到芝加哥两个星期后，收到一封来自爱荷华州的挂号信，打开一看，是法院的传票。原告是一位叫格林的人，他告孔先生伤害致重伤，并索赔十万美元。孔先生想来想去，除了格林童话以外，记不得自己曾经听说过任何叫格林的人。但孔先生对法庭的传票不敢怠慢，赶紧找律师调查事情的缘由。原来，这起官司正是起于孔先生在爱荷华农场的杰作。
这位格林先生本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一年到头，云游四方。晴天打零工，阴天做乞讨，下雨天则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孔先生架设机关后的第三天，正好碰上阴雨绵绵，格林先生来到农场。虽然地上立着一块“私人土地，不得侵占”的牌子，但看到土地荒芜，房屋破败，格林先生便料定没有人居住，三下两下就打开了门锁。推门进屋尚未立定，便被头上落下的滚木砸了个跟头。格林惊魂初定，本来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转念一想，设下这个机关正好说明农场主人不在。
当格林先生打开卧室门时，启动了猎枪的机关。砰然一声，格林应声倒下，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的裤子已经被散弹打成了蜂窝状，血从弹孔里渗出来，好不恐怖。格林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虽然最终没有截肢，走路却不再像以前那么利索。于是，格林出院后找律师把孔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猎枪陷阱给他造成的损失。
孔先生一听事情的缘由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想，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何不对，而且格林本是侵入别人的土地，在上面中了猎枪陷阱自是活该。但最终法庭的判决却出乎孔先生的意料。法庭判孔先生赔偿格林枪伤造成的损失8万美元。法庭认为，孔先生有权保护自己的财产，但使用的手段必须适当。架设猎枪陷阱以期对入侵者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显然是不适当的手段。而且，孔先生并没有在农场的显著位置警告入侵者，房子里面有致命危险。如果孔先生在房子外面设立一块牌子，上面写上 “私有财产，不得侵入，否则有猎枪伺候”，可能判决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在美国的法律中，尊重生命和人身安全是一项最高原则。虽然美国的宪法以及汗牛充栋的联邦法和各州法律均保护私有财产权，但私有财产权并不像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法庭在判案的时候经常遵循生命和人身安全高于财产权的原则。在此原则之下，法律并不允许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以严重伤害入侵者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当然，如果私有财产所有者的生命和人身安全在受到威胁时，则另当别论。比如说，孔先生正在农场的房子里架设机关时，格林破门而入，被孔先生一枪击中，孔先生的举动便可能属于自卫了。
[法律要点]
正当防卫是侵权行为的合理辩护之一，分为对人身的防卫和对财产的防卫。防卫的原则是，防卫的手段要与侵权行为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