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世界已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公正与效率已开始成为现代文明世界各国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正确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杜绝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如何准确认定刑事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可采和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法则，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的审查和认定犯罪，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审查过程中，如何准确有效的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是实际办案中的难点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些案件承办人在审查证据时，往往只注重审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和客观性，而忽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如此审查能够作到正确地处理案件，但这却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从近些年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来看，大多都是由于承办人过于相信了侦查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以致在带有虚假成分或不全面的证据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冤错案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因此，要想准确地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就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真正树立错案意识，并改进工作方法，对侦查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严格把关，以从根本上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关键词】非法证据；认定；刑事诉讼；规则

世界已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公正与效率已开始成为现代文明世界各国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正确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杜绝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如何准确认定刑事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可采和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法则，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的审查和认定犯罪，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结合办案实践，谨谈点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仁。

一、“非法证据”的认定

何为“非法证据”？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对刑事证据均做有明确的规定。其中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该规定揭示了证据的本质属性，表明了证据的内容；第42条第2款规定了具有法定效力的七种证据表现形式；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第98条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的法定人数、讯问的场所、手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限制、讯问笔录的制作、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等，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诉讼程序作了明确规定。第109条至第118条规定在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等，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171条第2款、第37条对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方法有明确规定：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2、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是提供证据的主体。3、辩护律师在一定条件下有权收集证据，是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刑事诉讼法第48条还对证人条件作了明确规定，限制了作证的主体，等等。由此，要对非法证据做出准确界定，必须紧密依据以上规定，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认真甄别，严格把关。在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等诸方面，任何一项不合法，均应视为非法证据。

在审查过程中，如何准确有效的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是实际办案中的难点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些案件承办人在审查证据时，往往只注重审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和客观性，而忽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如此审查能够作到正确地处理案件，但这却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从近些年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来看，大多都是由于承办人过于相信了侦查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以致在带有虚假成分或不全面的证据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冤错案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因此，要想准确地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就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真正树立错案意识，并改进工作方法，对侦查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严格把关，以从根本上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在具体工作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眼：1、重视听取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以及被害人意见，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取证的问题。一旦有证据证明，应坚决予以纠正或排除。2、从办案反常现象中发现问题。如笔者在办理的某故意伤害案中，对此有一定感触。该案原由公安某派出所人员承办。在派出所人员取证后，交由公安分局刑警队移送审查。在该案中，被害人受重伤，呈植物人状态一年后，因医治无效死亡。而犯罪嫌疑人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未予关押。在当事人双方身体接触情节上，原卷宗证人证言显然前后矛盾，并最终均证实，被害人在先实施暴力行为后，仍处于一种侵害状态，犯罪嫌疑人打击被害人是出于防卫目的。而在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之前，当事人双方是否有身体接触，不知是侦查人员有意不记，还是无意疏忽，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均简单的说二人发生争执。而且在鉴定结论方面，无论是活体检验鉴定，还是尸体检验鉴定，均只针对头部致死处予以鉴定，除头部致死处以外，鉴定书显示被害人身体其他部位无外伤。而对头部除致死处外有无其他损伤只字未提。从种种反常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该案也因此几乎成为疑案。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从证据合法性角度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重大刑事案件由派出所人员承办是不合适的，且鉴定人鉴定程序和方法可能不当。鉴于本案特殊情况，经主管检察长决定，承办人自行取证，首先从医院调出了被害人病历，从中找出了被害人开颅前的头部CT片。经医院检验人员诊断，被害人头颅显示除致死处以外，头部还有多处已呈弥漫性皮下血肿。由此，可以初步断定，该案侦查人员取证不全面，鉴定人员的鉴定程序和方法存在问题。该案原证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后本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刑警队侦查人员全面取证并要求鉴定人补充鉴定或对被害人头部伤情做出分析。最终，补充的证人证言证实案发开始当事人双方有互殴情节，被害人伤情分析显示被害人头部曾遭受两次以上打击，就此基本排除了原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所证明的正当防卫情节。本院由此下定了决心。后该案被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3、从证据体系中发现非法证据。在案件证据材料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一犯罪事实已经被证据充分证实，且证据和证据之间已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但是，仍有其他证据显然与已形成的证据体系格格不入，甚至否定证据体系证明的事实。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就简单地认为形成证据体系的证据一定是合法与客观的，其他证据一定是非法和虚假的，应对全案证据进行认真地审查和判断，以期从中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和非法取得的口供。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保证司法公正，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的威克斯案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而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和保证司法公正。

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的行为亦持基本否定态度。如我国宪法第37条、38条和40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刑法还对实施刑讯逼供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定罪量刑作了规定。此外，我国批准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在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规定适当的惩罚。可见，我国对非法取证的行为在立法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我国对于非法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态度却不甚明确。只有我国参加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明确规定，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但没有包括违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刑诉法中也无此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定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与公约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效力亦未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审查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可见，检察机关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也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又规定，可以依法重新取证。与法院、检察机关相比，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亦规定了公安机关应依法取证，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或欺骗或是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由此可见，公、检、法三机关在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根据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应坚决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依法重新取证。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如何处理，以上规定是不明确的。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是不限制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的，只要有违法搜查、扣押行为，由此而得的证据就予以排除。但笔者认为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及视听资料的实物证据毕竟不同于言词证据。应当考虑到违法取证行为是否有可能改变实物证据的性状，是否严重侵犯人权。因此，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对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进行必要的限制。日本判例主张违法搜查、扣押行为构成重大违法时，由此所获证据才予以排除，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应对重大违法有个判断的标准。笔者认为，重大违法应当为：1、违法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达到应受行政记过以上处分的行为；2、违法行为达到犯罪的行为；3、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例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者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毅著《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2、张满月著《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3、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第2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蕴含着两个重要的理论点，一个是“非法证据”，另一个则是“排除”。

1、“非法证据”的含义

对非法证据概念的定义应从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出发，不合法并不等于非法，我们可以理解为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有益补充，但从范围上非法证据应严格限制在那些通过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而收集并获取的案件证据材料上。非法证据的最根本属性，即取证的非法性不宜与证据形成的合法性相混淆。因为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论述、建议等，都是从违法取证、侵害公民权利角度出发的。证据不合法仍然应予排除，但不是“非法证据”排除所讨论的范围。个人认为，非法证据应指在诉讼中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或其他第三人的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事实证据材料。

2、关于“排除”的含义

“排除”即指证据的排除。广义上所讲的证据的排除是与证据的可采性相对的概念，即那些证据是法院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是不可采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可采性规则一直是证据规则中处核心地位的原则。正如国外学者指出：“有两个关于证据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回答的。首先，什么事实和什么材料应该准许作为证据让陪审团审议？其次，陪审团可以把这些被裁定能够采用的事实和材料用作何用？几乎所有的证据规则都是与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有关。这就是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的问题—可采性问题。”[4]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应一概排除还是部分予以保留，或是排除的时间点应在审前还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可以，这是在实践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中国目前只在专门法律中阐明非法证据不得用作定案的根据或指控的证据，但涉及到排除的时间范围还是对证据排除的范围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不得不说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中国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美国为启示，法院在审前就证据的资格性作出判断以避免那些不适格的证据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影响陪审团对事实的看法，并且对于证据的审查有专门的审前法官或助理法官来处理，实际审判法官是不参与此项活动以防止影响到审判法官的心证从而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评价。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构想

我国在现有法律法规中最早出现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描述是在 1995 年最高法院对河北高院作出的法律批复，即“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与传统刑事诉讼“国家之于被告人”的司法模式不同，民事诉讼“平等个体—原告对被告”的司法模式更强调发挥民事主体在诉讼活动中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争点”的整理即对己方有力证据的收集上。这种制度上“一刀切”的做法加上长期以来法律赋予个体取证方法手段的匮乏不仅造成个人通过合法取证异常困难，而且也给侦查和审判人员带来很大困惑，造成“同案不同判”，当事人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转而寻求“上访”等体制外的途径寻求解决。在历经数年后的 2002 年，我国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在《民事诉讼法》中第 68 条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予以确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6]按照这一规定，只要录音资料的取得不侵害被取证人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证据是可以被使用的。这一法律条文的出台大大增加了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旨在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侵害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特别针对的是司法机关人员利用职务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刑讯逼供，以暴力的手段取得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随着近年来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收集证据能力的弱化，当事人私力收集证据能力的大大增强后并不会出现像刑事诉讼中对私权利严重侵害的现实紧迫性，如果对所有非法证据采用完全排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发现真实”与“追求程序公正”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普遍追求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诉讼法最终的归宿就是无限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并实现实质公正。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处于中立的地位，不宜对双方当事人有失偏颇，最大限度保证其平等的诉讼权利下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以期达到“定纷止争”。比如在《法复》中对未征求被取证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法律却让取证人承担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法律后果是明显不合理的，特别是在当前法律一方面强化当事人靠私力取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却没对其取证的方法和手段给予制度性的保障，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合法并有效的取得有利的证据十分艰难。在实践中，一方当事人为获取证据而采取谈话录音的方式指明被取证人谈话的内容有可能成为其呈上法庭的证据材料时，怎么期望对方说出涉及案件事实真相的内容？特别是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下当事人唯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取得利于自己的证据时法律岂不等于直接让取证人承担败诉的风险。更进一步说，在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当事人申请法院取证的规定仅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所涉及，即“因国家有关部门保存，涉及国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以及当事人及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除此以外并未见对当事人取证方法手段给予更好的制度保障，而且这还为法院依职权取证导致可能控制诉辩交易以及为某些公职人员徇私枉法打开了制度的缺口。当然更进一层面的说这也是中国目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烙印。比如在中国律师法中对于律师取证的规定是必须经被取证单位或个人的同意才可为之。也就是说，如果被取证单位或个人不同意或是不配合，对于取证人来说这扇“合法取证”的大门就关闭了，由此产生的私录、私拍等非法取证的手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破解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认定非法证据的理论与现实间矛盾的途径——手段的违法性与证据的合法性分离

经过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8 条的思考，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方法？第二，哪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取证方法？第三，收集证据手段的违法性就一定导致其获得证据的不合法吗？值得肯定的是法律认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并予证据审查时排除。但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将之前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材料作为一种诉讼攻击或防御的手段提出，似乎法律并未置可否。本文旨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制度设计，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对非法证据采取原则排除

对《规定》中提出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取得的“非法证据”一定要全盘否定吗？鉴于目前中国只在司法解释中谨慎地确立了个别证据能力规则，且我国审判过程中没有采用陪审团制度，法官的心证对案件事实的裁判占据主导地位。采取绝对的排除标准可能对构建证据法体系不利，且在实践中可能造成司法成本的浪费。由此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即侵害的他人合法权益与希望被保护的权益之间的价值衡量。也就是说，在决定非法证据是否采纳及如何使用时，法律应该衡量采纳该证据的多种后果或影响，包括对人权的侵犯、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违法的严重程度、打击犯罪的需要等。对于那些违反宪法、人权以及违法性严重的并且已经得到确实证明的证据，特别是那些将对判决产生实质影响的证据应该予以排除，否则司法的公正性将受到严重的挑战。需要强调的是，“毒树之果”这一美国生根发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仍然有适用的必要性，对于这些严重违法获取的非法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也应一并排除，否则将给非法证据排除留下制度的缺口。

2、手段的违法性与证据合法性的分离

第3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证据；证据法；传统证据；分类

ABSTRACT

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era,people’slifeisbecomingmoreandmoredigital.Theelectronicevidencehasbroughtmanychallengesuptothetraditionallegalsystemofevidences.Theelectronicevidencehasmanyspecialcharacteristic,suchasdependency,vulnerability,diversity,truthfulnessandofhigh-technology.Howtoclassifytheelectronicevidenceisacontroversialissue,somescholarsmaintainthattheelectronicevidenceshouldbecategorizeintooneorseveraltraditionalevidence,butthispaperinsiststhattheelectronicevidenceshouldbetreatedasanewcategoryofevidences.Thedevelopedwesterncountriesmadesomeregulationsontheelectronicevidence;especiallysomecountriesinoceaniclegalsystemhavelessenedthedemands,fromthetraditionalruleofbestevidence,ontheelectronicevidence.ThelawsabouttheelectronicevidencehavemanyflawsinChina,soitisurgenttodrawontheexperienceofwesterncountriestoimproveChina’slegalsystemoftheelectronicevidence.

KeyWords:Theelectronicevidence;Thelawsofevidence;Thetraditionalevidences;Classfication.

1绪论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信息化、数字化，但是信息化和数字化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现有的法律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例如，电子证据就对各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现有的证据制度。我国近年来经济告诉发展，电脑、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相关数字信息也给作为“呈堂证供”进入诉讼程序。这些“数字信息”的认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难题，因而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对电子证据展开一些研究，以期对推动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和完善证据制度产生一些良好的效果。

2电子证据概述

2.1电子证据的概念

当代世界各国已经融入了信息化的潮流。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随着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新纪元。

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人们的商务纠纷、法律纠纷也往往涉及电子技术的内容，电子技术由于其本身的特点给这些纠纷的解决带来了很多难题。此外，一些传统犯罪和新型犯罪均把电子技术作为工具，如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盗窃银行帐户等。由于这些犯罪行为和电子技术结合在一起，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带了了很多困难。因此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

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笔者认为应该如下定义：电子证据是产生于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的电子记录系统，是人为输入计算机系统或者类似设备，或者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或者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借助电子、光学、磁或者其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存储，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2.2电子证据的特征

电子证据和当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具有密切关系，因而与传统证据相比有着很多不同的特点。综合来看，电子证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依赖性、易受破坏性、外在形式多样性、客观真实性以及高科技性五个方面。下面分别论述电子证据的这五个特征。

2.2.1依赖性

电子证据的依赖性是指电子证据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设备才能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等等。而传统证据则不然，以传统的书证、物证来说，这些证据形式依靠一定的自然或者人工的材料得以存在，可以直接读取其中包含的内容。但是电子证据的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则不能直接进行，必须依赖于某种中介设备。以Email为例，如果一封Email包含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则必须通过电脑上网收取这封Email，才能通过电脑获知其中包含的信息。如果没有一定的硬件设备，人们是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的，因此电子证据和传统证据相比，具有依赖性。

2.2.2易受破坏性

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据特有的生成、储存和传递方式导致了其特有的隐蔽性，但同时也意味着电子证据容易被删改且不留痕迹。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不同。传统的视听资料如录音、录像资料，由于是依靠模拟信号的连续性形成的，所以当原件发生变化后，可以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查明。在当今网络高速普及的时代，网络的高覆盖率和开放结构常常使电子证据会被不着痕迹地删改。删改者既可能是形成电子证据的计算机的使用者，也可能是穿越防火墙的黑客，还可能是来自无法意料的计算机病毒。另外，电子证据储存方便、体积小，持有人往往只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就可以变更电子证据的内容，甚至销毁证据。电子证据的易破坏性使得它有不稳定的一面，因此有许多人把电子证据易受破坏的这个特性称为“脆弱性”。

2.2.3外在形式多样性

电子数据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在形式是简单电磁形式的，但其外在表现输出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输出在计算机屏幕上成为图像、动画等视频形式，输出在打印纸上成为传统纸介文件，输出在音箱中成为音频信息，输出在缩微胶卷上成为视听资料，计算机程序的执行操作更是以不同的动作指令为表现形式，这都显示了它的外在形式多样性。多媒体技术的出现，更使电子证据综合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这种以多媒体形式存在的电子证据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证据类型。使得证据外在形式复杂多样。

2.2.4客观真实性

前面谈到电子证据的易受破坏性，但是如果排除了来自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则电子证据比一般传统证据更能表达客观真实性。通常情况下，电子证据能准确地储存并反映有关案件的情况，正是以计算机这种高技术为依托，使它很少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精确性决定了电子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电子证据不会像物证一样会因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的某种属性，不会像书证一样容易损毁和出现笔误，也不像证人证言一样容易被误传、误导、误记或带有主观性。电子证据一经形成便始终保持最初、最原始的状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2.2.5高科技性

电子证据由于前述的几种特征决定了它较强的高科技性。不管是电子证据的复制、存储还是读取，都需要相关操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电子技术操作技巧，否则很有可能造成证据资料的毁损、灭失，给取证过程带来很多不便。电子证据的产生、储存和传输，都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等，离不开高科技的技术设备。因而，应该意识到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乃至尖端科技，并将伴随科技的发展进程不断更新、变化，较之传统的证据形式更难把握。

3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研究

法律对不同形式的证据有着不同的规定，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究竟应该归入现有证据类型中的哪一类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电子证据就是书证，也有的认为电子证据就是物证，还有的观点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也有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等。此外，电子证据是否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的观点也经常被法学界热议。本文在本部分论述中重点探讨电子证据的定位问题，通过研究电子证据与其他传统类型证据的关系来研究如何给予电子证据正确、科学的法律定位。

3.1电子证据与书证

持书证说的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就是书证，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理由主要有：

（1）书证是将某一内容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表达的思想或记载的内容对案件起证明作用的文件或其它书面材料，电子证据也是以其所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来反映案件情况的，两者具有相同功能。

（2）电子证据通常以其代表的内容来证明案件某一问题，必需输出打印在纸上形成计算机打印材料之类的书面材料后，才能为人们所感知与运用，因而具有书证的特征。

但是这种学说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书证和电子证据的特征悬殊太大，书证并不具备电子证据拥有的易受破坏性、高科技性、外在形式多样性等特点，此外，电子证据也不一定要借助于纸张成为书面材料才能被人读取，如视频材料和音频材料就可以进行当庭播放，根本无需打印。显然，把电子证据归入书证是非常牵强的。

3.2电子证据与物证

目前很少有学者认为电子证据是物证。物证是以物品的存在、形状、质量和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电子证据的诸多属性显然不符合物证的特征，两者不能归为一类。电子证据主要的存在方式是一定的数字信息分布于某种介质上，并且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才能读取这些信息。而物证就直接表现为现实世界中的某种物或者物品上一定的痕迹。显然这属于两种不同的证据类型。

一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亦会因某种原因而被法庭扣押，有时还需要对电子证据进行鉴别真伪，因而电子证据属于物证。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些原因而把电子证据归入物证，至少上述把电子证据归入物证范畴的观点是很不充分的。

3.3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

大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如电子证据里面的视频资料可以播放出视频信息，电子证据里面的音频信息可以播放出音频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就非常相像。另外把电子证据当作视听资料的理论与我国的立法实践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国1979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视听资料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但是后来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以视听资料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为了回应现实的变化，首次规定了视听资料，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七项也把视听资料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也就是说，视听资料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是得到立法认可的。

笔者认为，电子证据中有一定的视听资料内容，如前述的视频资料、音频资料等等。但是除了视频资料和音频资料之外，电子证据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还是以Email为例，一封Email到底是否属于视听资料呢？笔者认为Email不是视听资料，因为通过硬件设备读取Email所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播放视频资料获得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将电子证据中文字的“可视”和视听资料中的“可视”混在一起没有充分的理由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不利于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

3.4电子证据与鉴定结论

将电子证据归为鉴定结论，这是极少数学者的看法。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法院或诉讼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的可信性有怀疑，可以由法院指定专家进行鉴定，辨明其真伪，然后由法院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法院制定专家多电子证据的真伪作出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属于证据分类学上所说的鉴定结论，但是鉴定过程并不改变电子证据本身的性质，电子证据自身的性质不会因为鉴定而发生改变。因此，电子证据不能为归入鉴定结论，两者的属性相差太大。

3.5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说

持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这一说法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这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证据，应当把电子证据分为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四种证据。也有的学者把电子证据分别归入现有的七种证据类型中。

笔者认为，把电子证据视为混合证据的观点注意到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形式相似的特性，但却忽略了电子证据自有的特点。另外，虽然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在某些形式上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电子证据本身的特性又将其与传统证据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此，将电子证据分类归入传统证据中，可能会对现有的证据类型划分造成干扰，不利于构建科学和谐的证据分类体系。

3.6本文作者对电子证据定位的观点

在研究电子证据究竟如何定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证据分类的依据。笔者认为，证据分类的依据不是证据的外在形式，因而把电子证据归入现有七种证据中的某种或者几种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一封书信反映了案件真实情况，显然书信可以作为证据材料。那么此时的书信究竟属于书证还是物证呢？显然还难以定论。因为如果是需要获取书信里面所描述的信息来确定案件真相的时候，书信是书证；如果需要鉴定书信的笔迹来确定该书信究竟为何人所写，以此来获取和案件有关的信息的话，那么书信是物证。

从中可以看出，同样是一封书信，有时候作为书证来处理，有时候作为物证来处理，也就是说证据的外在形式并不能作为证据分类的依据。同样地，我们不能因为电子证据在形式方面与传统七种证据类型存在某种相似而把电子证据分别归入现有七种证据中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

那么，证据类型划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证据类型划分的依据乃是证据材料自身的不同属性以及立法对于不同属性之证据材料的不同需要。换句话说，证据类型的划分标准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客观方面在于证据材料自身所拥有的属性，主观方面在于立法者对于不同属性的证据材料有不同的要求。还是以上述书信为例，当该书信的内容在证明过程中毫无价值，但是该书信的笔迹却可能为证明过程提供某种可靠信息的时候，该书信应当是物证，而非书证。一旦该书信被归入物证，则该书信必须遵从有关物证的特殊规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证据自身的属性有特殊性，与传统的证据类型大相径庭，同时立法者对于电子证据也有着特殊的需求。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电子证据在电子商务等人类活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出来。如，我国2005年4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就承认了数据电文中的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应该遵从特殊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现有证据立法所没有提供的。因而有必要把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

4不同国家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西方发到国家信息技术发达，甚至“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也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因此，通过比较法的视角去研究国外的电子证据法律制度，会对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电子证据的认识有所裨益。本文在本部分中重点考察西方国家在电子证据方面的做法，以期对我国相关研究能产生一些有意的启示。

4.1大陆法系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比较单一，这些国家规定，只要和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均有可能作为证据材料进入司法程序。事实上，我国也承袭了大陆法系的这一做法。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是开放的，因而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并没有排斥电子证据，电子证据也有可能作为诉讼证据。也就是说，在大陆法系国家，电子证据天然就具有证据资格。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就属于这一类型

4.2英美法系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程序的重视，如“正当程序”之类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美法系。总体上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繁多，非专业人士很难掌握。英美法系证据法内容比较复杂、具体，而且证据规则数量多，与证据法相关的判例也很多，这些判例是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和电子商务也迅速发展，它们对传统证据制度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在这几年内进行证据法的相关修正、解释，或者做新的立法，而其中又以美国最为典型。

美国1965年的判例就承认电子邮件可以代替口头通讯，与口头通讯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美国的最佳证据规则显然对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产生了很多障碍。但是由于美国独特的司法制度，法官在很多案件中巧妙、适当地避开了最佳证据规则对电子证据的限制。如，在1992年的Doev.UnitedStates案件中，原告美国政府管辖的军事医院在给他输血的过程中，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使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份证据是从陆军航空队电子数据库打印出来的文书记录。原告认为这份证据有违最佳证据规则和传闻规则。法官向政府提出证实打印文书真实性的要求，随后政府补交了程序性证明资料，被法官采纳，并据此认定该文书是计算机数据的准确打印物。法官认为，“这虽与典型的最佳证据规则不相符，但是也不构成对该规则的违反。”

由于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美国的成文法也对电子证据作出了回应。如1995年美国犹他州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数字签名法典——《犹他州数字签名法》（UtahDigitalSignatureAct），推动了世界电子商务立法的发展。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也对电子证据放开了限制，使电子证据摆脱了最佳证据规则的限制。

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对电子证据也都是认可的，并且修改原有法律，制定新的法律，完善和电子证据有关的法律，使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且遵从某些特殊的规则。

4.3这些规定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对于电子证据的态度是积极的，即认识到了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质，并且承认了原有证据制度可能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进而对相关法律作了修改，或者对相关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法律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近年来对于电子证据的热烈讨论反映了我国法学界已经深入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国证据立法则明显显得滞后，我国尚不存在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的一些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体系相当不和谐，不利于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放开思想上的局限，适当扩充证据法律体系，可以学习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于传统的证据规则作适当的变更，使电子证据不再被排斥于法庭之外。

5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

结束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关电子证据立法的考察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反观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且分析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于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立法进行一些有益的思索。

5.1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现状

严格来讲，“电子证据”这一用语早已见诸报端，但是它还不是我国法律体系正式的法律用语，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找不到“电子证据”这个词语的。电子证据立法上的缺失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但是我国并非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和电子证据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该法于2006年4月1日生效，迄今已经生效2年。《电子签名法》是我国首部对数据电文有确切描述的法律，它是一部针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立法。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的发展，不断涌现出和和电子证据有关的法律案件。如人们普遍使用手机短信进行相互联系，对于手机短信能否作为证据产生了很多争议，一些法院已经根据电子签名法认定了手机短信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并且作出了相关判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电子签名法毕竟不是专门的证据立法，其对证据制度的作用有限，电子签名法不能作为证据法的替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该法条的规定，前者承认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性，肯定了在我国民商法体系中电子证据满足书面形式的要求。《合同法》第33条还规定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订立合同可以“要求签定确认书”。另外，《合同法》的第16条、第26条、第34条规定了电子合同要约的生效时间、承诺的生效时间、及合同成立地点。这些条文都涉及电子合同生效的要件，可以说是对电子合同效力的一种探索。但是这样的规定也只能是局限在民商事领域，承认了法律列举的电子证据形式可以适用书证的效力。

（3）三大诉讼法对于视听资料的规定。前文谈到，电子证据不能划入视听资料的范畴，但是视听资料应该被归入电子证据。由于三大诉讼法制定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视听资料被作为单独的证据类型，但是从原理上说，视听资料应当是电子证据的一个分支，因而三大诉讼法对于视听资料的规定也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现有法律对电子证据的一些不成熟的规定。

（4）某些司法解释。如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视听资料作了扩大化解释，把电子证据涵盖其中，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立法空白。

（5）其他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我国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对电子证据有所规定，如交通部于1997年5月4日并实施了《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管理办法》，该规章第23条规定：“符合规范要求的电子报文具有与书面单证同等的效力。”当然，这些规定的效力有限，不会对我国证据法律体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5.2我国目前电子证据立法的评价

从上述对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现状的描述来看，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发现了电子证据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尝试性地对电子证据作了一些规定。但是总体上看，这些规定相当零散，也难以自成体系，对于电子证据的规范很不到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显然这样的立法状况很难满足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立法仅仅是和电子证据有关，但是不是正式的电子证据立法，这些立法对于电子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力等均没有规定。这些都造成了我国在电子证据立法方面的严重滞后性，因此有必要以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的证据立法。

5.3本文对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建议

（1）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作出法律界定。我国法律应该尽快吸纳电子证据的概念，并且对它作出法律界定，以避免实践中出现的概念模糊的问题。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作出法律界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统一人们的认识，使人们明确电子证据的内涵，便利于人们进行民商事活动，也便利于人们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电子证据。

（2）明确电子证据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应该会出台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届时可以考虑在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中专设电子证据篇，对电子证据的适用原则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电子证据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使用程度越来越广泛，甚至超越了对传统证据的使用程度，因而有必要详细规定之。

（3）完善与电子证据有关的详细规则。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应该对电子证据的定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即电子证据是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不要把电子证据归入现有的证据类型。此外，还要详尽规定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条款或者可采性条款，即电子证据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用作证据，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被排除等等。最后，应该对电子证据的特殊的运用规则作出规定，如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做法，在最佳证据规则方面对电子证据适当放松要求，使之具备更强的证明能力，以便法官采纳。

结论

本文在对电子证据基本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把电子证据和传统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等作了详细的比较，认为电子证据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而不应该被归入现有的证据类型。在比较、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电子证据法律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电子证据的立法现状，认为我国应该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尽快出立的证据法典，并且对电子证据制度作出专门的规定，以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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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呈现如火如荼之势，深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之中，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网络侵权、计算机犯罪、电子商务纠纷等等也频繁发生。如何在司法工作中运用、审查和确认电子证据，成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基础研究，但远远没有达成统一。本文就电子证据的有关基础性问题作一综合评述和论证，以期抛砖引玉，促使电子证据规范地采纳和运用。

一、电子证据是一种新型证据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没有电子证据的概念。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使用，通过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而产生、储存的电子信息逐渐向社会生产生活渗透。法律作为调整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也逐渐接受和使用了电子证据这一新型证据。特别是在电子技术相对成熟和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证据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证据系列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电子证据的定义，目前有两个应用得较为普遍。其一是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者电子记录。其二是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

在这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据此定义，以电子化（模拟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料及其载体均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在其存在的形式和适用的范围上，不仅仅包括计算机设备中的电子资料，也包括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资料；不仅包括了电子记录，即电子产品所产生、储存的电子数据，而且还包括产生、储存这些电子数据的设备和储存介质；不仅包括模拟信号的电子信息，也还包括数字信息。第二个定义则将电子证据仅仅局限于计算机（个体）和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之中。对比这两个定义，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定义完全可以包涵第二个定义，将第二个定义称为计算机证据更为妥帖。

对于电子证据的特点，有人认为其具有双重性、多媒性、隐蔽性[2]；有人认为其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复合性、易破坏性[3]；也有人认为其具有内在实质上的无形性、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客观真实性、易破坏性[4]；还有人认为其具有技术含量高、易被伪造和篡改、复合性、间接性[5]。此外还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等特点。

归纳以上各方观点，电子证据的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技术性。电子证据的技术性表现在电子证据依赖于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而存在。它是电子技术的产物。磁带的发明、应用，产生了音、视频电子证据；磁盘、光盘的应用，产生了多媒体电子证据。这些证据的产生，都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储存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电子证据就无法存在，也无法再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传递、加工以及显示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此外，电子证据的调取与再现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借助一定的设备、借助于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实现。

2、复合性。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在表现形式上，视听资料大多表现为单一的媒体形式，而计算机资料则不仅可以为单一媒体形式，更多的表现为多媒体形式。所谓多媒体，是指集合了文本、影像、图片、声音、图画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媒体。因而电子证据在表现的形式上具有较强的复合性。

3、无形性。电子证据是以声、光、电、磁等形式存在于媒体介质之上的，它的实体是电磁波和二进位数据编码。这些信号和编码是肉眼无法直接观看的无形体，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技术才能显示为肉眼可见的有形内容。

4、脆弱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由于它是保存在可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外来的破坏，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坏。比如在播放录音时误按录音键、在查看电子邮件时误按删除键等等。除了误操作导致的破坏，人为破坏也十分容易，产生它的人或其他接触它的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对其进行编辑、修改，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不留任何痕迹地予以删除，使其消失。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难度，也成为部分学者和立法机构将其作为间接证据的一大动因。

二、电子证据具有独立法律地位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即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学界的认识是统一的，司法实践也是认可的。但它在我国证据体系中的定性、定位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未完全明确。目前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属视听资料，这是我国法理和证据学普遍认可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书证。这种意见认为，书证的特征在于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电子证据虽有种种外在表现形式，但其中的计算机证据无一例外地是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符合书证的特征[6]。此外，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是将电子证据作为书证的例证。

但是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而是可以取代视听资料而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理由如下：

1，电子证据与书证在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等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以形态、结构和以内容来证明事物和事实是证明的两个方面。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但民诉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从载体上看，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此外，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纸张、布匹、塑料、泥土等都可以成其载体，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主要是磁性介质和塑料，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从两者的特性来看，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易被删改、易被复制，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而且难以恢复；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脆弱性，证明力相对较弱，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2，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在内涵和外延上错位。从传播媒体来看，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如照片），也有复合媒体形式（如影视节目），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也可以是声音的，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从这点来看，视听资料实际上不仅不能包含电子证据，反而被电子证据所包含，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3，电子证据的独立性及独立意义。民诉法第63条将证据分为七类，将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等证据并列，明确并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地位。由于立法时计算机证据尚属新生事物，对其各方面的认识尚不到位，因而将计算机证据归类于视听资料，是建立在电子证据新起、事物本质未清的基础上的权宜之计，随着对电子证据的深入认识，这种归类已经到了做出修改的时候。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它在证据体系中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证据的特点，理应有其独立的位置。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以电子证据取代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并列，作为一种独立证据系列，以恢复和加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促进电子证据的科学、规范使用，适应时展和现代法学的需要。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相对低下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所具有的效力。证据的证明力决定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内在联系。对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就大，有“一证定案”之效。而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弱，需要有其他相关证据做辅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目前对于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也有两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是直接证据，而另一种则认为是间接证据。到底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呢？笔者认为，电子证据的特性决定着它的证明力是低下的。具体分析如下：

1、从电子证据的原件属性看。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原件是针对书证而言的，似乎与电子证据无关，但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以书面形式来表现的。比如网页页面，就可以打印成书面形式。所谓原件，是指信息首次固定于其上的介质。对于计算机证据来说，其产生于计算机并以数字方式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之上，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其内容的，它只有通过转换、复制而显示在显示屏或者打印到其它介质上才能被肉眼所见，因而，计算机证据不是没有原件，而是这个原件不能为肉眼所见，当它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时，已经失去了原件的属性，只能作为复制品对待。在复制传播过程中，由于其所依据的技术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兼容性各有不同，显示的技术手段、方法不同，电子证据显示出来的外在形式和内容有时候与其本来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符，会出现失真、变形、丢失等现象，比如在800×600分辨率与1024×768分辨率下，所见得网页页面会有所不同，在是否启用了Java、flash等技术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以打印方式显示的，因打印功能的限制，也不能完全反映页面的真实情况。如网页动画在打印件上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些都将影响到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因此，从电子证据的应用角度来说，电子证据没有原件，其证明效力也会因此而打折扣。

2、从电子证据的原始证据属性来看。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是以证据的来源方式为标准确定的。凡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案件有关事实，没有经过中间环节传递的第一手资料，即为原始证据。电子证据中的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复制内容上的统一性和数量上的众多性。对于视听资料，其原始拷贝、母版是直接来源于原始事实并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是原始证据，而其众多的复制品则为传来证据；对于计算机证据，则应以复制平台的硬盘信息为原始证据，其它的均为传来证据。在实践中，制作、产生电子信息的计算机与储存并提供复制平台的计算机往往并不是一致的，在某台计算机上制作、产生的电子信息虽然可以而且也存在自己提供复制平台向公众提供复制服务的现象，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另外一台专门服务器的复制平台提供服务的，而且服务器储存并提供复制的电子信息与制作、产生它的计算机中的信息多数时候也不是同步的，这台服务器实际上是电子证据的源头，是原始证据，其他计算机通过复制虽然获得了与原始信息相同的电子信息，但只能作为复制品、作为传来证据对待。由于电子证据中原始拷贝、母版和服务器相对于复制品来说显得极少，案件当事人提交的绝大多数只能是复制品，是传来证据，这也影响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3、从电子证据的直接属性来看。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是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来划分的。能够单独和直接对案件主要事实作出肯定与否定结论的证据为直接证据，反之则为间接证据。由于电子证据的脆弱性，民诉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就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间接性。分析电子证据，我们会发现电子证据的无形性、脆弱性对其所证明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其无形，因为其脆弱，其安全性和真实性极易遭到外界的破坏，甚至有时其所反映的事实并不是本质的真实，而仅仅是表象的真实。如拍摄下来的经过化装、伪装的影像；经过模仿的声音录音；链接标题与链接网址、内容的不符；虚拟网名与真实身份的不符；经过“黑客”篡改的网页；伪造的电子信件等等，如果这些证据没有第三方证据来进行印证，极有可能出现误断。虽然电子证据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其直接、间接证据属性的标准，但它的性质却直接妨碍了其独立证明事物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首先，电子证据的技术性、无形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电子证据不能直接为人的视觉所感知，必须经过特有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再现，而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因为设备、技术的原因，会导致原始信息失真、丢失，必须经过多个样本相互比较，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其次，电子证据的脆弱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我国的证据制度采取的是本质真实原则，要求证明必须客观真实。对于一个容易遭受破坏且破坏后仍显得天衣无缝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轻易地予以认定，很有可能侵害到它方的合法权益。在不确定因素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有必要由举证责任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印证事实，证明其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子证据属于间接证据。显而易见，相对于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来说，电子证据的弱点显得十分突出，十分致命，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间接证据。

毫无疑问，将电子证据定位于间接证据，将会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的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遍使用，工作网络化、贸易网络化、贸易无纸化、传播网络化、通讯网络化等等基于网络、赖于网络的网络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大量的工作、贸易、交流全部依赖于网络，数据直接在网络上产生、储存、传递、使用。这些产生、运用于网络上的证据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显然不利于网络的发展，不利于网络使用者的利益，但由于电子证据所固有的特性，在目前技术水平尚未出现合适的可准确监控、记录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的条件下，只能按照其性质来确定其间接证据的地位，并寄希望于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其脆弱性的特质，提高其自身的证明力。

四、结论

为了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科学、规范地使用电子证据，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予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是十分必要的。电子证据的引入，是现代科学技术影响法律实践的结果。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法律的滞后是难免的。但为了尽量缩短期间的差距，在研究和立法上采取前瞻与务实相结合的态度无疑是科学和明智的。笔者认为，通过以上论证，可以明确电子证据以下几个问题：

1、电子证据的概念与分类。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视听资料是指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和其它设备所呈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

2、电子证据的特点。与其它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复合性、无形性和脆弱性等主要特点。另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一般特点。

3、电子证据的地位。电子证据是独立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之外并与该六类证据地位平等的证据类型。视听资料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应被电子证据所取代。

4、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电子证据因为没有适当的原件形式，以复制品形式大量存在，原始证据属性较弱，且缺乏直接证据的性质要求，属于典型的间接证据，因而证明效力较为低下。

参考资料：

[1]、[2]、张西安：论计算机证据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7日

[3]、吴晓玲：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互联网世界》，1999年第七期

[4]、韩鹰：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第5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笔者认为，按举证责任的形式来划分,可将举证时效划分为主张人举证时效、反驳人举证时效和对应人举证时效三种。这三种举证时效在法律后果上所产生的效力明显不同:主张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不能在举证时效届满举证,或不能提供证据线索供法院调查取证的,其主张法院将不予支持,主张人将承担不利于己或可能败诉的后果；反驳人在对他人的主张提出否定时,要在一定期间提出足以推翻他方主张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反驳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反驳人如果能够提出足以推翻他方全部或部分主张的证据而不按期提出证据的视为其放弃权利,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保存对他方有利证据的对应人,在接到法院通知后的有效期间内,应及时把有关证据提交法院，如逾期不交，则认定主张人所主张的某项事实不存在,并由对应人直接承担或同义务人连带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于社会成员间确实客观地存在着先天条件和后天环境的差别,确实存在着弱者和强者的差别,故在举证责任期限上不宜搞“一刀切”,当事人及其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举证责任是否能够被真正落实。基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的法律意识有较大差别、法官在分配举证责任和限定举证责任期限上,应首先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差异大等“本土”特点,将两种庭审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承办法官应注意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使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尽可能地得到发挥，力求使诉辩双方的攻击与防御能力大致均衡。为更好地体现设立举证责任时效制度的优越性,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不失时机地对当事人的举证进行指导,行使好释明权，视案件的具体情况限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并向其讲明有能力在限定期限内举证而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不能自行举证而又提供证据线索向法院申请查证的，法院也应本着认定负责的精神，依法审查判断是否属应予准许情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对经依职权进行调查后仍无法查证的,仍由当事人承担法律后果。四、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人权利保障机制1、我国民诉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就决定了证人的客观性，在人身上的不可替代性,证人不能指定、更换和代替,该规定只原则性地规定了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既为法定义务,违反此义务应受何种惩罚并无具体规定。实践中,明知案件真相而拒不作证的现象较为普遍,直接阻碍了司法审判公正的实现。为此,宜在立法上增设拘传条款,对经正当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拘传到庭;被拘传到庭仍然拒绝作证的,对有意作伪证,隐匿、毁灭重要证据或隐匿罪证的,或者对司法工作人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伤害、报复陷害的,可以妨害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适用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于立法中规定“藐视法庭”罪,予以刑事处罚。同时立法上应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有前述行为的从重处罚,并由主管机关酌情予以行政处分。2、建立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需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和费用,还会影响证人的工作或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补偿,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客观上会大大影响证人作证的自觉性,从而影响案件裁决的质量,所以有必要建立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住宿费等应比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补偿。补偿费用宜在诉讼费用中列支,由败诉方负担。《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审判实践中，宜由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住宿费等予以审查，组织当事人各方进行质证并最终确定费用的合理数额，责令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并最终根据争讼案件的裁判结果确定当事人各方承担的费用数额。3、严格对证人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措施。实践中,为阻挠证人向法院提供证词,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如对证人进行威胁、侮辱、诽谤、殴打、损坏财产等,使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从而掩盖其行为违法的目的。对此类行为,无论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前,还是诉讼中或诉讼行为结束后,都应依法予以严惩。我国现行刑法第307条、308条分别对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以及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作出了刑罚规定。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民事诉讼中,因伪证而致重大损失的亦应比照刑法作出 相应规定,给伪证人以刑事处罚。4、规范证人参与诉讼的程序,建立证人具结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应建立证人立保证书及宣誓制度。证人宣誓在西方各国是早已确立的一项制度,实践证明,这一手段可以有效地约束证人本身的行为,保证其作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同时也能够体现法律的权威和法庭的庄严。5、明确证人的权利义务。法律应明确规定证人的义务有:(l)接到司法机关通知后,应当按时到场或到庭作证;(2)依法作证,除有特殊情况的以外,都应当出庭作证;(3)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意作伪证或隐匿毁灭证据;应当客观陈述亲身感知的事实，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不得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证言；(4)在法庭上应当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询问和质证;(5)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伤害司法工作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6)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证人的权利包括:(1)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2)除与系争事实有关的问题外,不接受询问；(3)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记录有误的,可以请求更改、补正;(4)因出庭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权要求补偿;(5)得到保护,不受不相关的、不适当的或侮辱性的提问和暴力或侮辱性行为的侵害；(6)对他的留待时间不得超过案件审理利益所需要的期限；(7)证人的答复可能使其被判有罪和遭受刑罚的,有权不予回答,但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8)证人的人格名誉不受侵犯,证人的答复可能损害其名誉的有权不予回答,除非其名誉正是系争事实或者是可以推断出系争事实的事实。综上,笔者对民商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改革或完善的建议,应当说时下理论与实务界对民商证据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对中国证据法的启蒙与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使用。笔者建议我国在证据法的立法上,应少走弯路,在总结中国本土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国外证据制度立法上的一些先进成份和丰富经验,洋为中用,尤其是汲取判例所确定的证据规则的营养,使我国的民商证据制度建设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法律动力。注释:① 陈敏：《中国民商证据规则草案(讨论稿)1998.9.1》，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4期,第32页② 叶自强：《举证责任及其分配标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七卷,第168页③ 陈刚：《证明责任法的意义》，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99页④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⑤庄淑珍、向俊：《浅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新举措》，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69页⑥同②第209页⑦同①第34页

第6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1）处理单据的时间要求；

（2）独立审单责任；

（3）拒受通知的内容；

（4）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

[关键词]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单据不符拒受单据拒受通知众所周知，信用证已成为国际经贸中最主要的一种结算支付方式。而信用证业务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纯粹的单据业务，即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也就是说，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要求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或承兑的责任。受益人与有关银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单据买卖关系。根据已被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银行普遍接受并在信用证条款中采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这种单据买卖中的单据提交、传递、审查和因单据与信用证不符而产生的银行拒绝付款“买单”行为都应严格遵守相应的规则。因此，《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有关信用证单据处理的这些规则将成为解决信用证纠纷和判定相关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本文将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则和规定入手，结合国际上最新的典型司法判例，对信用证单据处理中以下四个方面的规则和责任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银行处理单据的时间要求《UCP400》对开证行处理信用证项下单据的时间作了两项规定：第16条c款规定，开证行应在合理时间内审核单据并决定接受或拒受单据；第16条d款又规定，如果开证行决定拒受单据，它必须不得延迟地通知寄单行或受益人（着重号为本文所加）。另外，《UCP400》第16条e款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开证行违反以上c、d这两款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则无论单证是否相符，它都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而拒受单据。如何理解上述“合理时间”和“不得延迟”呢？对此，克里斯托弗。斯托顿法官在“SeaconsarFarEastLtd诉BankMarkaziJomhouriIslamiIran”一案的二审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第16条d款中不得延迟地通知义务与第16条c款中合理时间内的审单义务是两种不同的义务。因为审核单据所需的时间不易十分明确，这一时间的长短将视信用证规定的单据的多少、详略程度以及是否清晰等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一旦审单完毕并作出了拒受单据的决定，那么下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便是通知受益人或寄单行。由于已经给了银行合理的时间审查单据并作出决定，所以银行在履行随后的通知义务时便没有理由再拥有一段时间。按照《UCP400》规定，履行这两种义务的时间期限是前后连贯和接续的。也就是说，开证行首先依第16条c款在合理时间内审查单据并决定是否接受；如果它决定拒受单据，那么就开始了第二个时间，即依第16条d款不得延迟地通知受益人或寄单行。

《UCP500》则将原《UCP400》第16条c款中合理时间内的审单义务规定在了现在的第13条b款中，而原《UCP400》第16条d款中不得延迟的通知义务现规定在《UCP500》第14条d款（i）项中。虽然《UCP500》将履行审单义务和履行拒受通知义务的总计时间规定为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七个银行工作日，但对这两种义务的各自履行期限仍有不同的要求。从《UCP500》第13条b款来看，其中的“合理时间”仍未明确量化。该“合理时间”包括了审查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单据并作出是否接受决定所占用的时间。而第14条d款（i）项中的“不得延迟”则是对作出拒受决定后紧接着的下一个程序的时间要求。因此，英国上诉法院在“Seaconsar案”中关于上述两种义务及各自履行期限的解释和区别，仍对《UCP500》的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UCP500》的整体条文结构分析，也可看出对这两种义务的区别规定。《UCP500》第14条e款规定，如果开证行或保兑行违反了第14条各款项规定，则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但《UCP500》对违反第13条b款没有规定明确的救济方法。《UCP400》则明确规定，违反上述两种义务的任何一个都将使开证行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这一点与《UCP500》有着明显的不同。

总之，按照《UCP500》的规定，在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七个银行工作日的前提下，如果银行在审单和决定拒受方面超出了合理时间，但却毫不延迟地发送了拒受通知，则不能援引第14条e款剥夺它宣称单证不符的权利；相反，如果银行在合理时间内完成了审单并作出了拒受决定，但却拖延了发送拒受通知的时间，则依第14条e款，它将无权宣称单证不符。例如，某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审单合理时间本应为三个银行工作日。假设甲银行用了六个工作日完成了该信用证单据的审单并决定拒受，且在第六日当天发出了拒受通知。那么可以认定甲银行违反了第13条b款中“合理时间”的要求，但却未违反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的规定，故不能适用第14条e款剥夺甲银行宣称单证不符的权利。相反，假设乙银行仅花费了两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对该信用证单据的审查并决定拒受，但乙银行却在时隔两个工作日之后的第四天发出了拒受通知。那么，虽然乙银行未违反第13条b款中“合理时间”的要求，而且乙银行处理单据的总计时间仅为4个工作日，比甲银行总计6日的时间还要短，但乙银行却因违反了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的规定，其后果将导致乙银行按照第14条e款丧失宣称单证不符的权利。当然，上述关于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的分析和理解不能绝对化，因为银行确会因内部业务程序需要或主管人员病休、出差等客观原因，在发出拒受通知的过程中花费必要的时间，但只要总计未超出七个工作日，而且银行无主观过错的情况下，不宜仅以作出拒受决定与发出拒受通知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来判定银行违反了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地通知义务。

无论如何，上述规定和分析已明确表明，当排除了可以抗辩的客观原因时，一旦银行决定拒受单据，那么允许它将此决定予以通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应该越快越好。

二、银行的独立审单责任《UCP500》第14条第b款规定，开证行……必须仅以单据为依据，确定单据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如果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上述银行可拒受单据（refusethedocuments）。《UCP400》第16条b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确立了银行（指开证行或保兑行或代表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在审单中不可替代和独立的主体责任（non-delegableandindependentduty）。这一责任的法律含义首先在于确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是否相符的主体是银行而非其他任何人（例如开证申请人或受益人等）；其次，银行应对单证是否相符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而不是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开证申请人协商决定或共同决定，更不能只让其他人单独决定。

虽然按照《UCP500》第14条c款规定，银行可以联系开证申请人，请其撤除不符点。但这种联系的前提条件是银行已自主确定了单证不符，而且是否进行联系本身也由银行自行决定。有学者指出，就第14条c款的法理含义而言，只有当开证行充当独立的和可信赖的付款人，而不是开证申请人拒付的又一方便渠道时，开证行与申请人之间的联系才是公正合法的。因此，如果将该条款理解为允许开证行与申请人联系是为了就单据不符作出一项共同的决定，那么开证行与申请人的这种联系就是非法的。支付还是拒付的最终决定权还在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的联系仅限于在开证行决定拒绝接受不符单据的情况下，获取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这种联系的目的决不是让银行与开证申请人共同对单据继续进行挑剔或共谋拒付的理由。

在英国法院审理的“BayerischeVereinsbankAktiengesellschaft诉NationalBankofPakistan”一案中，开证行在同一信用证项下收到议付行递交的两单套据后，没有独立地进行审查，而是将单据转递给了开证申请人。由于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市场价格下跌，申请人用了四天的时间寻找了一切可能的单证不符点，最后向开证行发信指示拒绝接受单据。开证行则将申请人拒受单据的信，连同两套单据中的一套又转发给了递交单据的议付行。开证行在转发该信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拒绝接受单据，而只是指出：“进口方（即申请人）未接受所附单据，单据中包含下列不符点，具体参见进口方信函。”曼斯法官在本案的判决中指出，无论如何，开证行在决定是否接受单据方面的作用是首位的，也是独立于开证申请人的。本案中开证行的行为是错误的，它只不过充当了一个“邮政信箱”的角色，而未履行独立的审单责任。银行的这一错误行为应被视为违反了《UCP500》第14条b款而不是d款。对违反第14条b款的法律后果，在《UCP500》第14条e款中已作了明确规定，即开证行无权宣称单据不符合信用证条款。所以曼斯法官进一步认为，本案原告关于被告开证行违反第14条b款的主张和理由将导致开证行无权宣称单证不符。

在理解和分析银行的独立审单责任方面，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该案中的开证行向位于另一国家的受益人开出了一份即期可议付的信用证，该信用证注明受《UCP500》约束。受益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提交了单据并由当地一家银行进行了议付。议付行则从位于美国的偿付行得到了偿付。开证行收到单据后，因发现两处不符点而决定拒绝接受单据。议付行对开证行指出的不符点无异议。不符点也按银行业务的普遍作法提示给了开证申请人。随后开证行收到申请人要求放弃不符点的指示。此时开证行则未遵照申请人的指示，而是依第14条d款（ⅲ）项向议付行索还已给予该银行的全部偿付款项及利息。该议付行对开证行的索还要求予以拒绝，其理由是：第一，申请人已签字表示放弃不符点，且议付行也已拿到了申请人这项签字文件；第二，受益人不愿退还已收的议付款项，原因在于其货物经查已被申请人的关联公司用银行保函提走。所以，即使受益人退款后收回了提单，它已无法凭提单控制和拥有货物。此案纠纷发生后，开证行提请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ICCBankingCommission）发表咨询意见。该委员会答复指出，虽然开证行可自行决定联系申请人放弃不符点，但即使申请人放弃了所有的不符点，这种放弃也不当然约束开证行去接受单据和付款。另外，就受益人因申请人通过向船公司出具银行保函提走货物而不愿退款这一情节，该委员会认为也与开证行无关。因为此时包括提单在内的单据仍由开证行掌管，而在任何情况下，开证行处理的只是单据，而不是与该单据有关的货物及／或受益人、申请人是否同意的行为.三、银行拒受通知的内容按照《UCP500》第14条规定，银行（指开证行或保兑行或代表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审查单据后如果决定拒绝接受，则应向递单行或受益人发出拒受通知。该通知除了发出的时间和方式有明确的要求外，其内容也必须符合第14条的规定。那么仅从内容角度而言，何谓有效的拒受通知呢？从《UCP500》的规定和已有司法判例的解释来看，拒受通知必须同时明确地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第一，明确告知本银行已决定拒受单据；第二，叙明本银行凭以拒受单据的所有不符点；第三，说明本银行对已收到的所有信用证规定的单据是否留存听候处理，或已将单据退还交单人。由于这三项内容都已包含在了第14条的条文之中，故依第14条e款的规定，如果银行拒受通知的内容产生缺陷，无疑将使银行丧失主张单证不符和拒付的权利。这一法律后果对银行也是极为不利的。

在“BankersTrustCo诉StateBankofIndia”一案中，开证行审单后向通知行电传告知单证不符并决定拒绝接受单据；该电传同时指出，单据的具体不符点容后另告。时隔两天，开证行又电传告知了具体的单据不符之处。但后一份电传已超过了本案的合理审单期限。显然，本案开证行在有效期限内发给递单行的只有第一份电传。该电传的内容虽然说明了单证不符并决定拒受，但未具体列明各项不符点，因而不符合关于“叙明凭以拒受单据的所有不符点”这一要求，属内容无效的拒受通知。前面提到的“Bayerische案”，也涉及到拒受通知的内容问题。该案开证行收到了议付行递交的两套单据，但在随后的拒受通知中只附上了两套单据中的一套，对另一套单据存放何处或是否退还，该通知函中只字未提。曼斯法官将这一疏漏视为违反了第14条d款（ⅱ）项，他认为这一疏忽也应使开证行无权宣告单证不符。《UCP500》第14条d款（ⅱ）项规定，拒受通知必须说明单据已留银行保管听候处理，或已将单据退还交单人。这一规定的目的除说明被拒绝接受的单据仍归属递单人支配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了不能轻视任何单据所代表或包含的价值。如果将这一规定理解为只适用于某些单据而非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全部单据，那么上述款项的意图是无法实现的。本案开证行拒受通知恰恰没有说明全部单据是否留候处理或已退还，而只退还了其中某些单据，这正是该通知内容上的错误之处。

中国银行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麻烦。在美国法院2000年审理的“Voest-AlpineTradingUSACorp.诉BankofChina”案中，开证行通知交单人单据不符。开证行在该通知中指出了有关的不符点并告知正在与申请人联系，促请放弃不符点。就在适用于本案信用证的《UCP500》第14条规定的七个银行工作日过后，开证行又发出了一份拒绝接受单据的通知。法院认为，只有第一次的通知是在有效期限内发出的，但该通知没有指出或说明开证行是否已决定拒受单据。法院据此判决指出，因开证行未能发出有效的拒受通知，依照《UCP500》第14条e款，本案开证行已无权主张单据与信用证的条款和条件不符。

四、银行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UCP500》第14条不仅规定了银行决定拒绝接受单据的通知的内容、时限，而且还限定了该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第14条d款（ⅰ）项要求银行对拒绝接受单据的决定，“必须……以电讯方式，如不可能，则以其它快捷方式通知此事”。《UCP400》第16条d款对此作了相同规定。上述规定明确表明，银行必须使用电讯方式传递拒受通知；而只有当银行与递单人之间无法进行电讯联络时，才能采用其它传递方式。即使在采用其它传递方式时，如果存在多种其它传递方式的，则银行还应从中选择更为快捷的方式。例如，开证行与递单人（寄单行或受益人）之间的通讯联系存在有效的传真或电传方式，同时还存在特快专递、航空信函、普通邮件方式，那么，《UCP500》或《UCP400》则要求拒受通知只能采用传真或电传这两种电讯方式，而不能采用后三种方式。只有当前两种方式不存在或因意外原因中断，才可在后三种方式中选择最为快捷的方式。

《UCP290》第8条e款的规定有所不同，它采用了“必须以电报或其它快捷方式”的规定。总之，国际商会限定传递方式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拒受通知的传递时间减少，使受益人能尽快改正不符点或尽快对拒受单据下的货物进行处理，以免延误时间后因市场波动造成单据持有人经济损失。但随着电传和传真通讯方式的快速发展，到了修订《UCP400》和《UCP500》时，电传和传真已成为比电报更加方便的最快捷的通讯方式（当时电脑网络通讯尚不发达），所以将“电报”（cable）改为了“电讯方式”（telecommunication）。而且为了推进先进电讯方式的普及，也为了避免对传递方式的选择性规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将“其它快捷方式”的采用严格限定在无法使用电讯方式的前提条件之下。

在“Seaconsar案”中，信用证项下单据是由受益人公司的销售经理阿彼诺先生（Mr.Appiano）在伦敦当面交给了开证行的信用证部经理曼苏瑞先生（Mr.Mansouri）。连同单据一起提交的还有一封用受益人Seaconsar公司文头纸打印好的信函，该文头纸上印有该公司的地址、电话及在香港的电传号码。信函的内容是“你们的电传须发给我公司在意大利的办事处，其电传号为”212085，SEAR.M“。曼苏瑞曾当场指出了所交单据有七处与信用证不符。后阿彼诺修改纠正了四处不符点，仍有三处不符点。随后曼苏瑞当面通知阿彼诺，单据已被拒绝接受并留存开证行听候受益人处理。受益人在本案诉讼中提出，开证行的上述口头拒受通知违反了本案适用的《UCP400》第16条d款，因此按该条e款规定，银行无权拒受单据。被告开证行抗辩指出：第16条d款只是为了确保”不得延迟地“发出通知；在双方经办人会面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方式比口头通知更快了。而且当时交单的人是阿彼诺先生，他本人就在伦敦，如果电传到香港或意大利都会出现延迟。这一抗辩理由曾得到一审法院支持，但二审上诉法院未予采纳。上诉法院认为，在适用第16条d款时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使用电讯方式通知拒受一事是否可能；如不可能，方可选择其它快捷方式。另外，”不得延误“是对发出通知时的时间要求，它与该通知本身传递方式方面的要求是两种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无论使用电讯方式还是其它传递方式，银行都必须在通知的发出时做到”不得延误“，至于按规定的传递方式发出以后的传递过程的快慢则与银行无关。法院还认为，银行的义务是通知信用证的受益人Seaconsar公司，而非阿彼诺先生本人。但上诉法院最后指出，尽管本案使用电讯方式通知是可能的，但如果单据是在受益人（或寄单行）的高级职员在场情况下递交的，并且该高级职员本人亲自去银行联络，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口头通知他本人，而不需要传递给外地的另一个人。上诉法院的最后判决实际上认可了在双方经办人会晤的特殊条件下，银行可以在口头或当面递交方式与电讯方式之间作出选择。也有人在评析该案时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即一旦银行与递单人的合法代表发生面对面的接触时，彼此间显然已无法当面进行电讯联络。也就是说，此时以电讯方式通知已成为”不可能“，故可以选择口头或当面递交这种”其它快捷方式“进行通知。所以该观点认为本案开证行口头方式的拒受通知符合《UCP400》第16条d款和《UCP500》第14条d款（ⅰ）项的规定。

第7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电子证据的收集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论文关键词：电子证据 收集 认知误区“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要围绕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展开。”①既然没有证据的支持可以导致诉讼主张的不成立，那么收集到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是诉讼胜诉的根本保证。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有理的官司打输了，没理的官司却打赢了”的情形，固然有审判不公、当事人主张不利、诉讼人失误等诸多原因，但是不容否认，没有收集到适格的证据是丧失诉讼主动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地说，传统的证据类型在证据法中的收集规则比较完善，这是多年的证据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检验的结果。然而，“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电子证据的收集也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一、 循传统论有观点认为，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而法律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只要遵循传统法律的精神即可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看法只能勉强应对网络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的状况。加拿大法律教授大卫·约翰斯顿早在1968年的《计算机与法律》中就已做了法律这个老瓶装技术这个新酒的尝试。在1995年，他与桑尼（安大略的律师）在第一次合作出书时，已经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商业给法治带来的种种难题，其中很多难题是传统法律所无法解释的。②在我国法律目前可接受的证据清单中，并没有电子证据的一席之地；但是电子证据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早已体现出与传统证据不同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电子证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传统的证据收集方法总是差强人意，甚至完全不能套用。为了说明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局限性，需要对原有的搜集方法进行分析：就书证、物证、视听材料等证据而言，可以通过固定、提取原件、原物等形式收集，确有困难时可以通过复制、抄录、拍照等手段来收集，这使得司法机关通过勘验、搜查、调查、扣押等途径搜集传统证据时的技术难度并不太大。电子证据则有所不同，它是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数据。复合性、高科技性和无形性塑造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事情还不止于此，电子证据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磁性介质，具有易改动、易出差错、易泄露等特征；这也使得电子证据的收集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保障。鉴于电子证据使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存储以及信息呈现形式多样化，导致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电子证据的存储地点亦不易察觉，它可能存在于某台计算机或存储设备之中，也可能在网络上的某台或数台服务器中，数据可以被隐藏或加密，这就造成了电子证据提取方面的困难；③即便发现电子证据，也不能贸然对数据进行Copy和导出，电子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往往成为大费脑筋的事。硬件损坏、误操作乃至病毒和黑客的袭扰甚至会造成电子证据的毁损灭失。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势。正因为如此，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电脑罪案组侦缉总督察陈国雄出席一项研讨会时表示，电子商贸在香港正逐步发展，而搜集电子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时的确存在问题及危机。④因此警方及廉政公署正与科技大学合作，以确立搜集电子证据的标准程序。既然司法机关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上遇到如此的困难，当事人更是不能幸免。由于证据的取得要遵循合法、自愿、真实的原则，当事人不能利用公力手段“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获取电子证据，同时对他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是否为原初状态亦难提出有力之抗辩。即便获取相应的电子证据，也必须借助于具有一定软硬件配置的计算机来呈现；打印成书面形式往往备受争议，因为传统的书证审查方法无法断定该份证据的真伪。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 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在证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即便把电子证据暂时归入书证或视听材料来处理，也不能忽视其收集方式的特殊性。为避免证据学研究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陷入“马太效应”，惟有突破传统的局限，抢占制高点，注重与高新技术的“联姻”，才能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制定出电子证据的有效收集规则。二、唯公证论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虽然可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但是也使得电子证据究竟如何收集面临诸多责难。为了确保电子证据具备无可指责的法律效力，致使当前的司法实践不得不更多的依托于公证的帮助。其实公证活动早在古罗马奴隶制时代就开始了，无论是“诺达里”还是“达比伦”，都为公证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以来，公证的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公证本身具有使法律行为生效的效力、具有作为证据的效力、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合同、收养、继承、委托、身份等关系往往借助于公证形式获得法律强有力的保障。⑤公证要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毋庸讳言，由于电子证据不易保存和提取，对电子证据办理保全公证无疑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本人仍要对“唯公证论”表达如下看法：首先，电子证据是高科技的产物，它产生于计算机及其网络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采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⑥在一定意义上说，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才能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传统的公证手段还不能在技术层面拥有如此神通。也就是说，公证人员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对电子证据进行保全公证，就有可能让人质疑公证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否真的相符。其次，“唯公证论”与法理不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如果承认公证是电子证据收集的唯一选择，是否意味着免除了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作证义务？如果将当事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简单地以未公证为由否认其效力，就会让人有理由相信对电子证据采用的是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歧视性标准。既然电子证据的收集可以用公证的方式进行，那么律师见证、证人证言（包括中转存证机构提交的相关电子数据、ICP的证言）甚至司法机关主动收集等方式也是值得采纳的。以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且难留变动痕迹为由就对其收集进行歧视性规定有欠妥当。再次，从成本角度来考量，公证方式并不经济，反而有些“贵族化”； 就收集电子证据而言，采用公证的方式往往比采用其他方式付出更高的举证代价。⑦将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子信息资源获取与相对高成本、低效率的公证行为相结合，作为电子证据取得的唯一有效途径，不仅让电子证据走上神坛，还可能对对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构成实质性伤害。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作出法律规定时，“我们绝不能无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三、 自由收集论“自由收集论”主张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应进行过多的限制，完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事实上，将电子证据无论归入传统证据类型，还是作为全新证据类型看待，都不能抹杀电子证据在固定和提取过程中的特殊性。由于电子证据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原件，其源代码往往令非专业人士无法识别，普通人只能看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当电子证据以其直观、生动、完整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时候，往往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疑问，这也是当前法院为何在乏范状态下不敢对其轻易采信的重要原因。如果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那么这种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首先，电子证据收集的技术因素对“自由收集”构成障碍，电子证据的存放地点与众不同，它在计算机的硬盘或者存储设备，乃至网络服务器中是以电子数据的面目出现的；且不论硬件损坏或误操作，单是数据的加密、隐藏以及计算机病毒、黑客的袭扰就可能使电子证据的固定和提取变得非常困难。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和识别，整个收集过程将变得难以操作。电子证据的易改动性给证据采信带来较高的风险，因此数据签名、身份验证、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 入侵等安全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量因素。“自由收集”尽管成本较低，却因为在安全机制上存疑，仍然难以给诉讼以有力支持。其次，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传统的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等也是要受到证据提取规则的限制，电子证据的收集也要遵循证据提取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不能因为电子证据方面的法律出现真空，就对电子证据的收集采用随意的态度，人为增加电子证据被采用的难度。在乏范状态下，仍应对合法性原则予以必要的尊重；至于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为电子证据这种新型证据的有效收集提供了总体的判明标准。例如，从事电子商务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如果能将约定传输的计算机数据资料交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中转存证无疑方便了电子证据的收集，而且使电子证据更容易被各方接受。当然，这里的第三方并不应该仅限于传统的公证机构。结语我们应该看到，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大行其道，并不只是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交易平台，甚至影响到人类的日常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的方式。因此，并不仅仅是电子商务纠纷，即便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只要当事人需要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相关数据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也会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收集问题。换个角度来理解，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学科综合趋势已经扩展到人类生活实践当中，至少我们可以承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与证据法律的应用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础建设还很薄弱，法律、管理以及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才促使我们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就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而言，乏范状态是暂时的。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第8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一、引人瞩目的案件报载：2000年3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中国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诉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广告歌曲侵权一案。 原告诉称，其企业形像歌曲《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早已在广东省版权局登记注册且长期使用，多年来已为广大公众所熟知和喜爱，与太阳神企业已经融为一体，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而被告为宣传其“雪碧”产品，推出了广告歌曲《日出》，该歌曲在音乐主题、核心歌词和主要旋律等方面均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有许多雷同之处，这是凭借“太阳神”以往所做的努力、利用公众对太阳神企业形像歌曲的熟悉和喜爱，不正当地推销“雪碧”饮料，淡化“太阳神”，误导消费者，属不正当竞争行为，且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并损害了其企业形像。被告辩称：一、两首歌曲并不雷同；二、《日出》是由台湾丰华唱片有限公司制作的，可口可乐公司和它早有约定，即便有纠纷，也应由该唱片公司或广告公司负责。本案涉及到广告歌曲 的性质、权属和法律保护问题，在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尚属新颖类型，也有许多法律问题上的难点，并且，由于双方当事人都是其国内乃至在世界上都颇为著名的大公司，生产的产品也都有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 的优质饮料，所以，该案影响颇大。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该案是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如果判决后有当事人上诉，官司将打到共和国最高法院，所以，此案难免牵动人心，惹人关注。本案可能将首先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和一个事实问题。① 一、有关广告歌曲的纠纷，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二、《日出》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两首广告歌曲是否存在雷同（或相似、类同；或更甚之，仿写、摹仿；等等）？或换言之，歌曲《日出》是否具有独创性？② 三、如果存在雷同、类同、相似（或是仿写、摹仿），是否就是著作权法第45条第（四）项所称的“歪曲、篡改”、或是第46条第（一）项所称的“剽窃、抄袭”行为？上述第二点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是解决本案的基础与核心，此问题不解决，案件就没法处理。③ 笔者无意（也不可能）评说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那是做为社会公众之所倚重者的裁判机关的权能。本文仅试图从法律角度探讨由案件第二个问题所引出的一个证据法学上的观点，即专家意见应当成为我国诉讼（无论是哪一种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类别，希冀能够抛砖引玉，以求指正。二、专家意见应当被确立为证据类别之一专家，是指经过专业训练或实际经验，对某种工作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人 ；或是指具有特别技能或知识、表明其掌握某一特定学科的人。 在诉讼实务中，英美法院曾以多种形式对“专家”一词进行界定。其中有一种常见的定义是：所谓专家，是指或是凭借实际经验或是通过认真学习能够就某一门科学、艺术或是行业的某一具体事项有资格提出明确意见的人，而那些没有经过具体训练或是特别学习的人，不能胜任提出准确的意见或是得出正确的结论。专家意见（expert opinion），或称专家证词（expert testimony）、专家证据（expert evidence），顾名思义，即是指上述专家应当事人或法院的要求，针对诉讼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性问题所提出的能够用来作为证据材料的个人看法、观点或论断。《牛津法律大辞典》将“专家证据”定义为“具有专门技能的以及在某些职业或技术领域里有经验的人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他根据自己的知识所得出的结论是来自向他通报的或者是他通过检验、测量等类似手段所发现的事实。这种证据的提供者通常是医生、精神病学者、药剂师、设计师、指纹专家等等。” 专家意见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证据材料一样，可以被拒绝采纳，不能成为据以裁决案件的诉讼证据。（一）专家意见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别1.专家意见不同于证人证言。我国诉讼法上的证人，是指了解案件真实情况而被通知到案作证的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人。 而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节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在英美法中，“证人”是一个广义概念，凡是了解案件事实情况的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提供证言。证人除了与案件无涉的第三者普通人（大陆法系、中国等所称的“证人”）、提供意见证词的专家证人以外，还包括被告人自己④、同案人员、被害方证人、警方证人等。可见，普通证人（common witness）和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都是同 属于“证人”这个大类别的。在诉讼地位方面，两种证言被接纳的机会在法庭面前是平等的；虽然证词的说服力（weight of evidence；或称证明力）会有程度上的不同。普通证人一般不能提供意见证词。如普通证人以意见或推理形式提供证言，仅限于以下两种情形：（1）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2）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词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 简单说，普通证人只能就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等情况作陈述，而不能作判断。这就是意见证词排除规则（或称意见规则），是英美法中几个著名的证据规则之一。⑤ 然而，专家证人却可以提供意见证词，可以得出自己的推论或者判断。这在法律上被称为“意见证词排除规则的例外”。这就是专家意见与证人证言的最大区别之所在。为什么普通证人不能提供意见证言而专家证人可以呢？其原因可溯源于两个重要的审判原则：即“让事实真相说话”原则和陪审员独立裁决原则。普通证人只能就自己所真实感觉到的事实作证，如果提出自己的推断意见，则要么违反了事实真相原则、要么侵犯了陪审员自己独立就有关事实作出判断的审判职责。而专家证人由于他们对案件中的某些特殊问题具有经验或受过教育（而这些专门知识恰恰是普通陪审员所缺乏的），所以他们基于相关事实材料所做的推断能够“帮助”陪审员们正确地裁决案件。总之，专家意见往往以推断、判定、作结论的形式被运用于审判中，其目的在于解决某些具有特殊难度、不能为普通人所正确判断的专业性事实问题，它根本有别于仅能作直接感知事实陈述的普通证人证言。然而，我国诉讼法却并不区分这两种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在司法实务中，当事人提供了有专家意见性质的法律文件，法院一般会将它视为普通证人证言，作为判定案件的一种参考。2.专家意见不同于鉴定结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和科学手段，根据送检的鉴定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测试、鉴别、分析后作出的一种结论。 有人认为，专家证人是“英美法系国家诉讼中的鉴定人”，将英美法中的“专家证人”等同于大陆法中的“鉴定人”，这是不准确的。第一，大陆法系（以及中国法等⑥）的鉴定人，其资格有非常严格的标准，通常有国家法定管理机构颁发相关的资质证书，才可作出鉴定结论。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而在英美法只要具有相关的经验、知识，即可作专家证人，无论是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毒物学教授，还是普通的汽车修理工、电视修理工，甚至是砖瓦工、木工、电工等等，只要其熟悉并胜任自己的工作，都应被称作是其各自领域的真正专家。 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2000年3月初播出的美国优秀喜剧式电影《我的堂兄文尼》，是对这一问题的形像诠释。⑦ 第二，大陆法系的鉴定人，通常都在某一被批准、认可的所谓权威或专门鉴定机构工作（或被聘请），鉴定结论是以该机构的名义出具的（虽然鉴定人要署名）。英美法则否，专家是以个人名义提交证词的。第三，大陆法系诉讼中的鉴定人，往往同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勘验人等一样，有回避事由的限制。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五章“由技术人员执行的预审措施”、第234条规定，“对技术人员，得依申请法官回避之相同理由，申请回避；如所涉及的是法人，申请回避既可针对法人本身提出，也可针对法官认可的自然人或诸自然人提出。”[12] 因而鉴定人若与当事人涉及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未予回避的，构成重大程序不当，将导致案件重审。而英美法系则没有关于专家证人回避的问题。第四，大陆法系诉讼中所使用的鉴定结论，往往只有某一权威鉴定机构出具的唯一一份材料，而且法官裁判案件往往就直接以它为准，非为特殊原因（比如鉴定人徇私舞弊、或有回避事由等）不得推翻；⑧而在英美法，诉讼中往往会有多份专家意见，当事人可能各自提出自己的专家证人，法院有时也会指定，而陪审团（或无陪审团审判中的法官）判案则需对这些专家意见作综合判定，衡量其各自的证明力。3.专家意见具有独立证据类别的特征。首先，专家意见作为对专门性问题的一种判断，是解决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有时还必须对依事实材料所提出的假设性问题作出回答（如果...,那么...）。[13][14] 其次，专家意见对于证明、确认某一案情有帮助，有时 甚至是认定事实的关键，审判官能够精通法律，但他/她（们）却不可能掌握所有其他专业知识或技术性问题，一方面出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的法谚，一方面审判官不能仅凭个人主观臆断来决定自己不懂的事实问题，有鉴于此，专家意见就必须被作为证据材料引入到诉讼中来了。最后，专家意见不能为其他证据类型所取代。前已述及，与专家意见最为相近的是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类别，但它与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诉讼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有的诉讼案件因其性质不可能使用证人证言或鉴定结论，而必须采用专家意见来裁决案件。本位所述案情即为一例。（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3条采完全列举式，规定证据种类共有七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这似未涵括完整，在实践中无法满足裁决案件的需要。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案例，非采用专家意见不可。关于对《日出》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两首歌曲是否存在雷同这一事实问题的认定，恰恰就需要音乐界专家凭借其对音乐的深厚理解、良好感悟和精深造诣对此提出自己的专门意见。而且当事人双方均有机会提出各自的专家证人来说明其意见和充足理由。此案是不可能采用“鉴定结论”这一证据类型的。若如此，则必将涉及到一系列困难问题，诸如：涉及音乐欣赏和体验的问题是否属于具有可鉴定性的问题？谁是“法定”和“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由谁充任？鉴定人是否有法律授权允许的证书以表明其鉴定资格？如此等等，无法理清，即使勉强为之，也难以令人信服。就本案而言，鉴于现行法律对“专家意见”未予规定，法院或许将用其他类似方法（比如视为“证人证言”）来处理。之所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来受理，恐怕这方面的难度也是原因之一。且拭目以待聪明的法官们怎样裁决：在现行法律对专家意见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巧妙、妥善地解决好该案难题。注释：①本案实际上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和法律问题及争议点，绝对不止于此。这里列举的是与本文论题最为相关的三个。②作为行政规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须注意，“独创性”是指独立完成作品的创作过程，仅仅因为不同作者的最终成果有若干近似，不能必然否认其各自的独创性。如果相同点太多，或难以出于公允地令人置信，则发生争议时各自应当负“独创性”的举证责任，由法院裁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不能排除会有人同时独立地创作出相似的作品。最典型的范例，莫如科学史上著名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同时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一例（这故事或许不属于著作权范畴，但可以说明问题）。当然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概率是很低的。③之所以说第二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理由是：其一，第一、第三两个问题都是法律问题，可依现行法律有关规定而得出合理结论。其二，相对而言，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更稍微困难一些。但依笔者愚见，如果全部原样照搬（或稍轻些，绝大部分相同），才算“剽窃、抄袭”、“歪曲、篡改”的话，那么著作权法就将形同虚设；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傻到一字不变地原样复制别人的作品，然后大大咧咧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并公开使用之。④当然他/ 她可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不出庭作证；如果选择作为证人，就应当接受对方律师的交叉盘问，在这样的过程中，陪审团能逐渐了解案情的事实状况。⑤其他还有如传闻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言特免权规则等。⑥中国由于晚近承袭德、日、苏俄法律，而一般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的法制传统。⑦影片主要情节如下：两个外出跨州旅游的年轻人，因恰好驾车路过现场，阴差阳错，无辜被当作商店抢劫杀人犯而被起诉。其中一人的堂兄文尼出庭辩护。文尼的未婚妻凭借自己以前数年的修车厂工作经验和对汽车发动机、轮胎等方面知识的熟知，成功地作为专家证人指出案发现场的车胎刹车印（左、右擦痕的倾斜度、擦痕深度、不对称性等）不可能是被告二人的车胎所留下的，从而提供了关键证词，最后陪审团裁决二被告人无罪。⑧中国法学界对鉴定结论的性质尚有争论。有人认为，由于鉴定结论的权威性，有时甚至是关键证据、定案唯一依据，应当对它保留司法复审权（行政诉讼），有人则不同意，认为它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0.4.11-3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辞海[Z]·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0年，1847.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10d),[美]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1996年，409.America Jurisprudence(2d),vol.31A,Expert and Opinion Evidence — Extradition,George L.Bounds,J.D.,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1991年，19.[美]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322.邹瑜，顾明（总主编）·法学大辞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803.陈光中（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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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证据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经初步体系化。文章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作了一个简明的阐述，从宏观上表达了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宏观发展方向的一些见解。 论文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现状 一、证据规则的一般界定 任何证明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不能保证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司法证明活动作为严格的国家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更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作为证据规则发展最为深远的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的证据规则重在指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即那些在庭审中或审理中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起支配作用的规则。其中，关联性证据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前提，而证据排除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例外。在我国则不同，鉴于我国的诉讼程序立法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证据规则的概念才在我国流行起来。故我国一般将证据规则界定为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和准则。具体概括为，关于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 证据规则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设置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诉讼过程中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和准则。第三，证据规则并非某一个或几个证据规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 二、证据规则的法律属性 证据规则是程序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证据规则的许多内容规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规范。但是，作为程序法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证据规则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证据规则具有以下法律属性： 一是具有强制的效力，即约束力。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只要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行为就将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无效。 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为证据规则是具体的操作规程，执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从证据规则中得出自己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证据规则总体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是程序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实体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证据规则是执行实体法的手段之一。其着眼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过程，主要任务是为实体法提供必要的事实要件。另一方面，实体法规范是形成和确定证据规则的根据之一，在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实体法的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证据规则甚至规定在实体法中。 但是，总的来说，证据规则本质上是程序法，是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竞赛”的规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证据规则的立法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我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的历史不长，基本上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为主干的一切有关证据法律规范的多层次证据法律体系。它共分为四个层次，而证据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紧密依附于现行证据法律体系之中：第一层面是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层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则》、《刑法》等实体法。第三层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证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规则》等等，他们是最具操作 性的法律规范。第四层面是我国缔结的一些证据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等等。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基本确立的证据规则有： (1)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所谓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是指开庭审理前由法院组织当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出示给对方，并由对方发表认可或不认可等意见的活动。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但是没有将庭前证据交换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对该规则予以具体的阐述。 (2)最佳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物证原物、书证原件的一项证据资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见，我国的这个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 (3)自认规则。所谓自认规则是指法院可将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作为证据予以采纳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规则作了很基本的规定，之所以说它规定得比较基本，是因为对其的规定不够全面、详尽。 (4)关联性规则。所谓关联性规则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在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虽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这方面享有足够的司法裁量权。 (5)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证据法上的可采性规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通常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可采性规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O条、《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意见》第98条的规定。该规则的设置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官就证据采用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有利于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弊端。 (6)交叉询问规则。即由当事人或律师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询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交叉询问的做法，只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实质上与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和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不无关系。 (7)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来确定案情和作为裁判的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可见，这比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要广泛一些。 (8)推定规则。所谓推定规则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现存的事实，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假设。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尚无关于推定的规定，但1998年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和《民事证 据若干规定》第75条均作出了对“妨碍举证”的推定。 (9)司法认知规则。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某种特定的待证事实，不待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即确认为真实并作为判决依据的一种证明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的相关规定。 (10)盖然性规则。指由于受到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谈判之后而形成的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对高度盖然 性的证明标准作了初步规定，只是不够具体。 (11)补强证据规则。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保证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有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现存的证据规则可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创建的历史不长，许多内容还处在调整过程中，因此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证据规则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他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相互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 其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因为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多数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这种规定法律效力等级较低，难以在司法实践中确保统一的贯彻执行。 再次，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大部分规则是从正面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受限制的情形作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采性或原则性规范。 最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体系上缺乏协调性、完整性。一般程序性规则泛滥，而没有许多实用性的规则。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大的立法趋势上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立法重心必须做一个调整。民事诉讼的立法重心应该实现由偏重于程序性规则转向偏重于实体性规则，由偏重于证明力规则转向于偏重于证据能力规则。 第二，具体证据规则必须切实有效。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呈现“立法司法两张皮”的现象。因为这些证据规则大都是孤立的，没有搞好配套性保障规则的建立。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必须实行扎实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上必须重视规则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确保体系完整。因此，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应该以证明活动的环节为基础，以诉讼进程的阶段为依据。诉讼中的证明活动由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环节或阶段组成。与此相应，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和认证规则。 具体来说，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人询问规则、鉴定规则、证据保全规则、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以及律师、当事人、法官调查取证规则，等等。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庭前证据交换规则、举证时限规则、举证程序规则、特别是证人强制出庭作证规则、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规则和证人保护规则，等等。在质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质证的程序性规则、质证的方式规则、质证的保障性规则，如交叉询问规则，等等。在认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认证的方式规则，如当庭认证规则以及证据的各种采纳和采信规则。 五、结语 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经初呈体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人们逐步认识到诉讼程序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向西方学习，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初创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当然，其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笔者结合当前的立法现状谈了一下自己的浅见，只求我国的法制之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