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1、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与配置效率

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经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scarcity），所以要讲求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资源的要素构成是与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在渔猎社会和原始农业社会结束之后，尤其是进入社会后，公认的经济资源包括土地（实质含义为资源）。劳动和资本（也有将管理才能、创业精神纳入的）；到了后工业社会（或者喧嚣甚上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知识（信息）大有成为新的经济资源要素之势。

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下，无论在何种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之下，资本在诸要素中都处于相对占优地位。在市场上，充当交换工具的是资本的原始实物形态——货币，而在其背后起媒介作用的则是根据资本的计量属性抽象出来的概念——价值；在组织（企业）内，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主流的范式，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也留给了资本的提供者。如果把市场和企业都看成是一种定价机制的话，资本就成为定价过程的媒介或者主动者。

资本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典型地具有稀缺性。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是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具体资本表现形式的抽象。相对特定主体而言，从权属上看，资本无外乎自有资本（资本，权益资本）和他人资本（债权资本）之分。资本的表现形式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目前的断面上看，资本的表现形式至少包括：资本的原始实物形态——货币资产；资本的转换实物形态——实物资产；资本的虚拟形态——资产。资本的配置过程，即将不同权属的资本转换为不同资本表现形式的过程。简化、笼统地讲，资本的配置过程分为两个方面：资本的筹措过程，即对不同权属资本的组合过程；资本的投放过程，即不同资本表现形式的组合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除了市场上单纯的资本品交换活动之外，尤其是在组织（企业）之中，资本作为一种要素，其配置过程都是与其他要素的配置过程相耦合的。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从团队生产（teamProduction）和契约联结（nexusofcon－tracts）的角度展开讨论。

根据经济学的宗旨，资本配置必须讲求效率。资本配置的效率从理论上可以借用帕累托（Pareto）效率来阐述，在应用中，则可以分别考察资本的筹措效率（资本成本最小化）和投放效率（资本价值最大化）。必须注意的是，这里考察的是资本配置的效率，而不是全要素配置的效率，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同样的道理，通过全要素意义上的企业价值来考察财务资源的配置效率，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对于这个问题，后文将专门进行讨论。

2、理财科学及其分野

我们不妨把理财理解为对资本要素的配置。这样，理财的动因在于资本要素的稀缺性，理财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这个角度看，凡是与资本要素配置相关的主体，都具有理财的动机乃至行为和观念。理财的主体，包括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和作为“大型”外体）、企业、非营利机构、家庭、个人等。不同的主体在理财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但这并不妨碍将它们整体抽象为资本要素配置。

理财科学就是在探索理财、理财观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或者可以更进一步说，理财科学是研究资本要素配置的一门科学。按照理财主体的不同，理财科学可以划分为：研究总量资本配置的公共理财（publicfinance），其主体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一般称为公共财政学；研究个量资本配置的微观主体理财，其主体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作为“大型”个体包含在内）、家庭和个人等，其中研究企业理财的分支即为企业理财学（或企业财务学）。此外，由于意义上的理财必须借助一定的场所、中介和手段，因而理财学科中还包括研究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的金融学（金融市场学）。

，西方理财学界一般把理财学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市场学，投资学，企业理财。其中投资学是专门资金投放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不同主体理财中共有的一个环节。不提公共理财，则是因为在总量层面的资本配置具有明显区别于个量资本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还涉及国家权力的强制性等诸多因素，使其与微观主体理财区别较大，至少难以适用一些微观学的原理与。不提企业之外其他微观主体的理财，则是基于学科状况和研究的轻重取舍。但这种提法与以上划分并不矛盾，它体现的是理财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和理财学科的研究尚不完善的现状。

理财学科的基础来源于经济学。专门研究理财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经济学分支即为理财经济学（financialeconomics）。理财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不确定性和风险、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资本品估价等方面的。它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在更为晚近时期，引入了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分析和关系分析等新兴的分析模型。

3、企业理财的基本定位与框架

由上可知，企业理财属于微观主体理财的一个分支。企业是指盈利性生产经营组织。根据其组织形态的不同，一般可以区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三种类型。不论何种形态的企业，在创立和生产经营过程中都会产生各种利益关系，并由此形成多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例如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职工、政府等。在理财上，企业本身与其利益相关者都是有区别的。即使是在独资企业中，尽管业主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兼具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但企业的理财与业主个人的理财（生活消费，家庭用度开支，在该企业之外的其他投资活动等）还是有区别的。

企业的理财就是对企业的资本（典型地具有“法人资本”或者“组织资本”的含义）进行配置的过程。尽管这里所谓的企业的资本从来源上看，不外乎属于所有者的权益资本（原始投资、经营积累）和属于债权人的债权资本两类，但是，企业自身资本的配置与所有者和债权人各自资本的配置决不是等同的。对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而言，更是如此。可以说，企业是独立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理财主体。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的理财有别于任何利益相关者的理财。

应该强调的是，理财主体只是一个理财角色定位意义上的主体，它不同于意义上的主体。例如，企业内部有自身相对独立资本的部门，就是一个有别于该企业的理财主体；单个业主制企业与业主分别是独立的理财主体；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和作为“大型”个体，分别属于不同的理财主体。

另一方面，企业的理财与利益相关者的理财又是有联系的。这些联系除了通常所说的直接的财务关系之外，还包括各种间接的关系（例如在理财效率卓著、资本组合价值高的企业工作的职工，更易于获取高额的住房按揭贷款），甚至外部性（例如股份公司因不当投资导致股票价格下跌，殃及股东，甚至与公司有密切业务关系的企业的价值）。更为突出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相关者的理财行为和策略（基于各自资本配置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具体化或者对称），往往会对企业的理财行为产生较大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影响。例如独资企业的理财，受制于业主的理财行为和策略；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下，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的理财行为和策略，直接制约企业的理财行为；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其理财行为依赖于所有者的理财行为和策略；股权高度分散，具备钱德勒式的“经理革命”特色的企业，其理财行为会受到经营者本人理财行为和策略的影响。这些命题都可望获得显著的经验（empirical）支持。

企业理财作为企业自身独立的资本配置活动，研究和其和观念的学科即为企业理财学，或称企业财务学。它包括两个主要的分支：作为理论基础的财务经济学，和作为技术和方法的企业财务管理（管理财务学）。

财务学是理财经济学的主干部分，也是理财经济学中进展最长足的部分。它主要借助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资本等措和投放及其配置效率的计量，主要的模块包括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研究，企业（资本组合与资本品）的估价研究，以及作为基本前提、分析模型或度量基础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度量研究、资本市场效率研究。不完全信息和关系模型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MM资本结构定理、有效边界与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等。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财务经济学领域开拓性的研究使得美国的6位教授分别获得了1985（FrancoModigliani）、1990（HarryM．Markowitz,H.Miller,WilliamF.Sharp）和1997（Robert,MyronS.Scholes）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企业财务管理则涉及到理财中的政策和控制问题，包括财务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实际。的研究主要根据资产负债表项目分别展开，包括营运资本管理、资本预算、资本成本、分配政策等，此外还涉及到财务控制问题。企业财务管理典型地属于企业管理的分支，与企业生产与运作管理。企业营销管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相并列。企业财务管理实际上就是企业的理财行为，即为了实现企业资本有效配置而努力的过程。

财务经济学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关系，类同于微观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关系。财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先假设资本市场是有效的，信息是完全和完美的，理财主体是理性的，得出一些理想化的模型；然后逐步放宽和修正假设，不断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资本结构理论中，从MM理论到有税模型、破产成本模型、财务危机模型；资本组合和资本品定价理论中，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到套利定价模型；以及财务经济学研究基点上，从有效市场假说到不完全信息模型和关系模型，遵循的就是这条脉络。此外，财务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例如均衡分析、边际分析、成本效益权衡（trade－off）、不确定性分析等，都是与微观经济学的相应分析方法一脉相承的。最近，经济学界中新兴的、运用混炖理论（Chaostheory）、模拟技术（modelingtechnology）和非线性动力学（nonlineardynamics）解决经济问题的所谓“经济物”（econophysics），也主要针对“财务复杂性”（financialcomplexity）的问题。而企业财务管理虽然以财务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但它实际上还与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基本同步。例如对人的性的关注和人本主义理财的研究、对决策理论的借鉴和财务决策研究?⑷ū渌枷氲脑擞煤筒莆袢嵝裕ú莆袷视π裕琭inancialfiexibility）研究、战略管理的和战略财务管理的兴起等。

4、团队生力、契约联结与企业理财目标替代

企业理财是对企业资本要素的配置过程，而资本要素仅仅是企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为了准确把握这一命题，我们不妨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团队生产”和“契约联结”的理论加以阐释。

所谓团队生产，指的是资本、劳动、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相互耦合，联合完成生产活动。团队生产中对各项要素的投人和产出进行计量、避免偷懒（Shirk）和搭便车（free-ride）的要求，直接诱致了企业这种制度安排[1]。团队生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于诸多生产要素而言，企业是“技术上不可分离的实体”（technologicallynon-separableentity)[2]，而且由于诸多要素在一起合作生产的产出大于各自孤立进行生产的产出之和。从这种意义上讲，就企业生产而言，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当且仅当与其他生产要素耦合在一起进行团队生产时，才谈得上追求配置效率。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要想分清全要素团队生产的效率与其中资本的单要素效率，是不可能或者不经济的。无论这种效率以总产出、经济收益、财务利润或者企业价值体现，这种区分都比较棘手。可供选择的方案是，给其他要素以可以合理计量的报偿，而为资本要素（甚至仅限于权益资本部分）保留剩余索取权，然后对剩余索取权进行估价，以决定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这样，企业实际上成了为其他生产要素定价的制度安排。这类似于最终归集资本提供者（甚至仅限于所有者）在企业所拥有的价值的过程。但这种修正实际上很难彻底剔除全要?匦手衅渌氐谋呒室诚住?nbsp;

另一种解释需要借助于“契约联结”。根据这一理论，只不过是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这其中包括所有者、债权人提供资本的契约（或条款，下同），也包括经营者提供管理才能、职工提供劳动、供应商提供材料、购买者接受产品、政府取得税收的契约。这些契约有的是显性的，有些是隐含的。所有契约的履行推动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实现运转，从而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这种理论相对于新古典学把企业抽象为一组生产函数、视同“黑箱”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正因为契约是连接、交织的，因而作为企业的产出，体现的是所有契约的履行情况。要解析出关于资本提供契约的产出，同样会陷入困境。可选的思路是在理顺不同契约的关系的基础上，确立“资本雇佣其他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这实际上与前述的给资本以剩余索取权的提案如出一辙。

根据上面的，考察企业理财效率，亦即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必须面对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即如何从企业的全要素配置效率中分离出资本要素的边际贡献的。换句话说，就是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中分离出理财效率（或从企业总产出中分离出理财的边际贡献）。这首先需要比较反映效率的各种指标。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总产出、利润等指标都不如企业整体资产组合价值（以下简称企业价值，它实际上等价干企业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的价值之和）指标更接近于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从企业价值中进一步分离非资本配置效率的“提纯”过程，似乎远比前述的改进方案更为困难和不经济。因而，我们只好用企业的价值近似地替代企业资本的配置效率。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理财学者主张的理财目标看起来几乎与企业的目标一样的根源。但由此也可以解释企业价值最大化相对于总产出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优越性。

5、对两个观念问题的评析

此处根据前文的思路和得出的一些结论，试图对近年来我国财务学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两个观念问题，作出相应的评析。

5.l、关于“财务主体分层说”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企业财务主体的不同层次问题，并分别论述了所有者（出资人）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3]。为了使此类更具典型意义，一般的研究者通常选取了公司（corporation）这一企业组织形式，这是因为公司拥有一些突出的特点：自身是一个独立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法人实体，完成了外部性内在化的三次修正[4]，从而使从真正意义上研究“公司”自身而不是其他主体的财务成为可能；具有相对而言最为完备的治理结构，有利于简化前述的优化模型；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有利于一系列可量化的模型和的；受到严格的信息揭示管制，使收集必要的研究素材的成本得以降低。

这些研究对于开拓我国企业财务研究的视野，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企业的理财活动有别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财活动。它们属于不同主体的理财活动，因而站在“分层”的角度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妥。实际上，也有从利益相关者理财的角度进行的研究[5]。

对于特定的企业而言，它是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联结。每一个理性的（rational）利益相关者都有为自己理财的愿望和行动，即根据自己的偏好、要素禀赋和预算约束，合理地进行或干预与企业相关的资本配置，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这样，有关企业的理财活动（企业理财活动十利益相关者各自的理财活动）实际上是一系列互斥的目标函数在一组相同或共线（colinear）的约束条件下的优化问题，如果进而引进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态度、信息分布、讨价还价能力等变量的话，这一模型将更加复杂，以致很难运用既有的方法找到一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的解。

5.2、关于“财务管理中心论”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企业管理应该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问题。这种提法，对于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对财务管理定位过高、造成企业理财目标“超载”的所谓“期望沟距”。

前文关于理财目标替代的讨论，实际上部分是为了强调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至于财务管理中心论是否是企业理财目标替代误导的结果，笔者不敢妄断。但在此应该强调的是，理财解决的只是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它在全要素配置效率中，只是一个组成因子。至于资本要素在诸要素中可能具备相对占代地位的原因，前面已经专门过，在此不再重复。

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在“资本雇佣其他生产要素”的制度范式下，在资本要素的稀缺性相对而言更加突出的背景下，强调理财的重要性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是，不可将“财务管理中心论”教条化，否则可能贻害无穷。下面提几点理由：

第一，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的企业、乃至同一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管理应当树立权变的观念，适时调整管理的侧重点。

第二，随着技术的，由于知识联网所带来的“联结经济”（economicsofnexus）效应，远远超过了经济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效应和“范围经济“（economicsofscope）效应。有人预言，知识将取代资本作为新的主导性生产要素。这是否会动摇固有的企业制度范式，从而动摇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尚须拭目以待。

第三，过分强调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客观上助长了重资本经营，尤其是虚拟资本经营轻生产经营的苗头，可能会导致“泡沫经济”的滋生和蔓延。

1、Alchian,A.andH．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Cost,andEconomicOrganiz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2；Dec：62

2、Williamson,O.EconomicInstitutionofCapitalism,NewYork:TheFreePress.

3、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兼论企业财务分层管理架构．，1997；5

谢志华．出资者财务论．会计研究，19975

王斌．现金流转说：财务经理的财务观点．会计研究，1997；5

第2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一、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起点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公共事务，就没有公共管理。所以，研究公共管理，首先要明确公共事务的内涵、性质与范围问题。

在西方，公共事务是与私人事务相对的概念，是指提供关涉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从根本上讲，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契约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在组成国家的过程中，个人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就是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当然也就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这种看法片面强调了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相关性，没有揭示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出国家是为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在保护和实现谁的利益。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事务，是指该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把社会控制在“秩序”范围内，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与要求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二是公益性。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不能只为供给方单独享有，而是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此，从形式上看，公共事务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三是多样性。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千差万别，而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同时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四是层次性。公共事务所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成员范围有大有小，由此，公共事务可分为全球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共事务和地方性公共事务等不同层次。其中，阶级性与公益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所谓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政治性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但同样具有公益性，比如，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仅对统治阶级有利，也对被统治阶级有益。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性公共事务同样具有阶级性，都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在阶级社会，国家承担着管理两类公共事务的职责，对政治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则称为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职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其活动方向、总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把我国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片面理解为以社会职能代替政治职能，强化社会职能必然要以弱化政治职能为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国家职能的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强化社会职能只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国家政治职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及公共管理的产生

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人类社会就出现厂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活动。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主体、客体和手段方面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方面的差异，可以把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成长阶段，从公共事务管理产生之初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作两个阶段：门）在原始社会中，仅存在简单的社会性公共事务，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管理；门）在国家产生之后，政治性公共事务产生并日益突出，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主要运用的是经验式的管理手段。

第二阶段是公共行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政治性公共事务还是社会性公共事务，其内容和范围都迅速扩大，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管理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政府最终成为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有序规范。

第三阶段是公共管理阶段，从周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社会性公共事务的内容和范围更为扩大，复杂性大大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浪潮，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另外，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许多管理方法被引入公共管理之中，公共管理手段趋于多样化。

可见，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或者是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了政府参与或不需要政府参与，或者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拒斥了社会参与，一直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条件，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当然也不会产生单独的公共管理学科。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指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公共管理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在互动合作过程中，采取一定方式。方法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活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在国家消亡之后，国家权力复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将完全依靠社会自身力量来完成，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会结束其使命。

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开始了行政管理改革。其根本的动因来自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观念。方法。体制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背景和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开启了公共管理的进程，这一进程与国际上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样需要我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和方法等问题。

三、公共管理的主体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公共事务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事务本身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

在我国，依据管理主体与公共权力中心的距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广义的政府），也可称为权力组织；第二类是执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类是政治团体，它们与国家权力不具有正式的。直接的。法律程序上的联系，但是也与国家权力相关，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如各类事业单位等；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间组织，一般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将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主体。可见，随着与公共权力直接联系的紧密程度由强至弱，不同主体所处理的公共事务的性质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政治性趋于减弱，而社会性趋于增强。总之，公共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式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公共管理的主体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开展活动，组织松散，派系斗争激烈，充满权力倾轧，因此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当然，党在公共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要作为一个权力组织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因为党拥有权力，而是因为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所以，党要依靠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来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一切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都要把党的领导原则贯穿始终。当然，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全社会实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

其次是关于政治团体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妇女组织等社会团体，基本上是互益性质的，主要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服务，代表和维护这个人群的利益。在这一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社团承担。参与和影响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我国的政治团体，也称人民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社会团体，特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团体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既体现党的政治性的要求，又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发挥组织、参政、监督和教育等功能。因而，人民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即寻找党和政府需求与其所代表的群众需求的结合点，这与西方国家社团只谋求其内部成员的整体利益有着严格区别。

最后，自治组织也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但在西方，自治组织一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自主管理和活动。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企业单位中的职代会，这些自治组织在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任务。这些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的发展，行为的规范，以及效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能否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指导。尤其是目前基层自治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还需要大力培育。健全和发展，只有其自身力量得到充分提高，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才能协助、补充和延伸党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四、公共管理的基本方式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作为～种社会活动，管理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这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管理方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依据管理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我国同样处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时期，对于这些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吸收，使之为我所用。

在实质方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和方法。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木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略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立足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管理活动为基本对象，主要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管理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管理学不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积极发展。我们主张积极借鉴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成果，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个学科基础。由于目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所以极容易出现纯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公共管理看作是管理学，而切断它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公共管理学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对象来说，公共管理学不再像传统公共行政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研究上，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方面。从研究焦点来说，公共管理学从以往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环境。战略与绩效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公共管理学要改变以往以规范研究为主的做法，重视量化方法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分析方法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学科发展平台。就我国而言，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要容许国内多种意见和看法的争鸣，从而把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建立在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服务。

明白了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照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客体与方法等三个基本范畴，建构起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概略地说，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主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组织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党政关系理论；政社关系理论；政事关系理论；政企关系理论；社会中介组织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二是客体篇，主要内容包括：公共事务的基础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维护；新兴公共胜社会问题；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外部关系协调等。

第3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11月3日上午，第四届第四次全国桉树论坛暨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会在漳州开幕。来自海内外桉树专业领域的林业科研、教学、生产单位52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提高桉树抗性，引导科学发展，促进生态文明”主题，共同探讨我国桉树人工林发展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展示新技术新产品。

本次论坛围绕桉树科研和桉树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交流研讨。论坛上，APP(中国)林务总部副总经理黄文丁博士从金融危机、社会环境、政策、病虫害危害日益严重等方面，剖析困扰当前我国桉树产业发展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桉树已经成为我国极有前途的优良纸板原料。但是由于目前社会信贷危机，银行紧缩贷款的因素，以桉树为原料的企业正面临着资金短缺、购买力下降、木材及下游产品价格下降的困境。2008年近4个月来，广西、广东和海南三省的桉树木材价格都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广西10月份板材下降100-300元/立方米。黄文丁博士认为，政府应该从桉树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争议和问题中解脱出来，从政策予以支持。

由于桉树适于开展规模化、专业化和工业化大生产，成为各大纸板企业原料林建设的首选树种。由桉树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争议也接踵而来，观念冲突、认识冲突、行业利益冲突、政策和法规滞后、管理和监管滞后以及日益凸显的缺乏人工林科学发展规划等种种问题悬而未解，影响到社会各界对桉树的客观评价，形成多种压力，最终影响到桉树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低下的桉树生产力问题也在影响着桉树产业的发展。我国可发展桉树的面积不多，除江西、云南、湖南、福建等部分省市南部和广西、广东、海南三省外，其他区域并不适应桉树生长。除去一些争议的地方，桉树可发展的面积已经不多。

第4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事实上，研究公共利益时有两个关键问题不容回避。第一，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虚幻的）还是现实的（具体的）？第二，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一致吗？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在区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概念差别的基础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进而力图阐明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3.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2.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第三，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可见，政府的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核心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其他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在这里，其他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利他性、自愿性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虽然也参与其中，但其营利性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上升为公共管理主体。由此可以认为，公共管理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开放主体体系。这也是与国外公共管理仅仅聚焦于公共部门相区别的一个标志。这种制度化的途径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

第5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商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其他中间业务的盈利性金融企业。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中介、创造存款货币、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研究银行自身资产负债配置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为对象，以资产负债管理、计划和决策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的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学科。风险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贯穿于“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的全过程。

信贷资金是商业银行以信用方式筹集和分配的资金。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种存款、金融债券发行、借入资金和自身积累资金。信贷资金运用主要是对各部门、各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之间借贷关系的管理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的学问。虽然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信贷管理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范畴，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的对象是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而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居民的信贷关系，重在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切入点是企业、居民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相比具有独立性，两者虽有相联系的一面，更有重要的区别，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仍然是两个独立的领域。

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信贷作为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上有三种互相联系而范围宽窄不同的定义，一是把信贷定义为信用，亦即借贷行为，属于宽范围；二是定义为银行信用，亦即银行存贷款等信用业务活动的总称，为中宽范围；三是定义为银行贷款，专指以银行为主体的货币资金贷放行为。三种定义的相互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银行信贷管理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可以划分为宏观层次的信贷管理和微观层次的信贷管理。信贷宏观管理研究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调控与商业银行信贷调节的关系，信贷微观管理研究商业银行与经济部门企业居民之间的融资关系，共同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过程。宏观信贷管理与微观信贷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二、中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多样化，基金投资工具和市场的迅速增加与扩大，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功能的改变，出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萎缩和竞争力下降，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社会融资功能迅猛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以微观金融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研究居民、企业利用金融工具，从事经营决策，寻找规避风险、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技术的金融功能观理论应运而生，博迪和默顿在《金融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由于证券设计的日益发展和完善，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21世纪金融将从不透明的机构向透明的市场发展，中介正在向市场过渡，标准化的金融市场最终将取代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功能将衰退。极端观点甚至宣称商业银行将是21世纪的“恐龙”。基金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存款，证券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网络将取代机构。照此推断下去，作为商业银行基本金融工具的信贷，自然也将为市场的基金和证券所取替。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史说明，中介和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动态互补、互动的螺旋式向上发展过程。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发达的经济中，市场和中介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在市场中运作要求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中介有助于获得更广泛的参与，并使个人和企业享受市场的好处。这是中介可能造就市场途径的唯一例子，反过来，市场对金融机构也有价值，因为市场允许中介对在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风险进行套利。因此市场使中介更容易的生存”。金融中介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交易量和创造标准化的市场推动市场的发展，中介是金融商品的供给者。市场在中介不断创新商品和扩大交易量的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潜在收益并反作用于中介，为中介创新活动提供需求，中介和市场是相伴而生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交易以几何级数递增，包括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融资顺序仍然是贷款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而不是颠倒过来，是为实证。

从最极端的纯理论推理，基金取代银行存款，证券取代银行贷款，网络取代机构，至少需要具备：（1）基金能够取代货币发挥所有职能；（2）所有企业和居民都能够进入市场筹资和融资；（3）全社会的储蓄都是资本储蓄，不再存在货币储蓄；（4）一切基金都是开放式基金；（5）网络覆盖社会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否则，市场取代中介是不可能的。这些条件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金融功能理论”的产生地美国都不具备，更何况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遥远的理想了！

“由于市场和中介两者都不像理论所说的精确方式那样运作，因此，在提出有关改革金融系统政策时，小心谨慎会做得更好”。由此可见，银行信贷管理仍然是金融理论和金融管理的重要课题。

三、信贷资金运动与银行信贷管理战略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是对信贷资金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规范交易双方信贷行为，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达到交易双方追求的各自利益目标。因此，银行信贷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选择信贷制度、管理体制和交易机制，这是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信贷优化资金配置杠杆作用的根本所在。

信贷资金是参与借贷交易的资金，从价值运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运动形态。信贷资金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信贷资金“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付者手中。”（《资本论》第三卷384页）“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说是贷或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同上书390页）并指出信贷资金“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同上书384页）由此可见，信贷资金运动是一个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贷款发放由银行支付给企业或居民，这是第一重支付，借款者使用贷款进行投资或消费（实业投资或证券投资），发挥资金的职能，这是第二重支付。信贷资金在完成投资或消费职能之后，投资者收回投资，消费者取得预期收入这是第一重归流，然后借款者按照借款合约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这是第二重归流。从第一重支付到第二重归流是信贷资金的循环，信贷资金循环的持续运动构成周转过程。所谓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就是实现这种不间断的运动。信贷资金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具有显著的特点和要求，一是，以偿还为条件，以收取利息为要求的价值运动；二是，以履行资金职能，实现价值增殖为基础的价值运动；三是，诚信为本的价值运动，信任、信誉、信实是资金交易秩序的基石。要求加强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健全各类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

信贷资金运动在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中充满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在第一重支付阶段客观上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发生逆向选择行为；在第二重归流阶段更存在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克服信贷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防范信贷资金使用方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构成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所以提高银行信贷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实行“两个轮子”并行的管理制度建设战略，一是建立以发展为中心，优化增量，获取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贷款营销制度”，二是建立以处理不良贷款为重点，盘活存量，化解存量风险，提高竞争力的“风险处置制度”。

四、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演进的评价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是国家经济金融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经济金融制度决定着相适应的信贷管理制度，经济金融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信贷制度的重新安排，以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9年）——计划商品经济体制（1979—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1992——现在）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银行信贷管理也发生了从计划信贷的“资金供给制”模式向市场信贷的“资金交易制”模式的渐变过程

1949——1979三十年间，按照苏联银行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制度，是一种国家完全垄断、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单一的国家银行。人民银行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出纳和货币发行中心；信用集中于银行，取消商业信用，银行是唯一的融资中介；银行信贷与货币发行合一于一身，银行发放贷款不受存款约束，具有无限扩张贷款的能力。这种金融制度是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工业包产、商业包销、物资统配、财务统管体制的支柱，否则，计划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顺利运转。在国家垄断信用的银行制度下，银行信贷管理实行按照国家计划的“实物贷款”办法，对工业企业按产值计划贷款，商业批发企业按进货计划贷款，商业零售企业按库存计划贷款，农副产品收购按实际需要发放贷款，物资供销企业按物资调拨计划贷款，银行信贷管理是典型的“资金供给制”。市场、交易、价格、利润等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成为异已力量，计划、分配机制代替市场、交易机制，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既不反映成本，也不能调节供求，更不能发挥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应，中国金融制度也以渐进方式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艰苦曲折的努力，金融制度已经实现了银行体制的三次制度性分离和金融市场体系框架的建立，初步形成间接调控体系、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和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制度架构。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从制度上实现了信贷和发行职能的分离，为建立商业银行“以存定贷”的内在经营约束机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1994年组建政策性银行，实行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分离，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市场金融的微观基础，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1999年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优良金融资产与不良金融资产分离，构建信用证券化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竞争力，迈出了重要步伐。1991年以来建立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

银行信贷管理在金融制度变革过程中，按照资金交易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在十个方面实现了突破①，从制度上构建了按商业信贷原则管理信贷的初步框架。试列如下：

——信贷管理思想：从重贷轻存转向存款立行；从重物资保证忽视周转向注重资金周转转变；从重保证资金供应转向重视资金使用效益。

——信贷管理目标：从“守计划把口子”转向按市场供求决定，实现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

——信贷管理原则：从传统的计划性、物资保证性、偿还性传统“三性”原则，转向“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新“三性”管理原则。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统存统贷”的指标管理转向“以存定贷”，再向“差额控制”，最终实行“实存实贷”的资金管理。

——信贷范围逐步扩大：从超定额流动资金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的技术改造；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从公有制经济扩大到多种所有制经济。

——信贷对象：从单一的实物经济扩大到票据和证券经济。

——信贷种类：从按贷款标的物的资金性质划分贷款种类，转向按期限划分短期贷款、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

——信贷管理机制：从计划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更多利用利率杠杆作用。

——信贷方式：从单一的信用贷款走向包括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在内的多种贷款方式；从行政管理走向依法管理；从分配贷款转向营销贷款。

——信贷风险控制标准：从“一逾两呆”转向国际接轨的“五级”分类标准。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银行信贷管理上表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是传统“资金供给制”的运行机制在弱化，市场经济的“资金借贷制”运行机制在成长，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矛盾和磨擦又无时不在碰撞，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戏剧性的体制回归，进两步退一步近似一种常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与运行机制转变滞后于体制变革，引起新体制和旧机制的矛盾相联系，这是重机构分合轻机制转变，形式先于内容的改革思维形成的不能不付出的成本。

五、经济后转轨时期的银行信贷管理创新问题

21世纪的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体制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后转轨阶段。在后转轨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集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骄健。随着全方位深层次的市场开放，我国在WTO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真实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变革与挑战共存，开放与发展共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与现行金融机制的矛盾，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滞后，服务意识缺乏，产品创新不足，体制机制约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进一步显现。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经营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的转变，不良贷款的处理，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金融体制进入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管理面对全新的经营环境，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竞争者既有国际的大银行，又有国内众多的大、中、小银行和证券、保险机构，监管者的国际化监管规则和全程风险监管。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市场定位、贷款结构、产品创新、贷款营销、人本服务、技术安全、扁平化管理等等问题，既是银行信贷管理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也是研究银行信贷管理理论和方法必须解决的问题。

银行信贷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都是依一定的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做出的选择，两者必须相互适应，达到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永远都处于变化状态，因此，银行信贷制度、体制、机制和支持技术的效率，总是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递减，这种现象在制度经济学称之为“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发展和调整的永恒性。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决策者，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对不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重新安排，使之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保持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要力求从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把握十条原则：

1.信贷管理的对象：信贷管理在于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为达到信贷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经营管理目标，研究信贷管理制度和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的理论、原则、方法与技术。

2.信贷管理涉及的对象：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涉及企业、居民部门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构成银行与企业、居民的融资关系；同时，又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相联系，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体系。信贷管理研究的单一性与涉及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银行信贷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3.信贷资金交易费用（成本）与资金需求和供给：存款和贷款是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获得收益。因此，合理的资金交易费用（成本）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经济总产出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市场化的信贷定价机制，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资金盈余的企业和居民才会把钱存入银行，资金短缺的企业和居民才会向银行贷款，形成有效的信贷需求机制，促进信贷发展和经济增长，反之，必然引起信贷萎缩，经济发展受阻。

4.信贷营销与市场定位：在金融组织机构多元化的信贷市场上，有众多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形成复杂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企业规模的大、中、小差别，资金需求的性质和数量各异，个人财务收支水平不同，高端客户和一般客户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而且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形成资金的需求结构又各不相同。信贷市场的层次结构和空间结构差别，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营销必须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根据需求对象的特点，设计产品，创新营销方式和手段，才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高经营效益。

5.信贷服务与管理结构创新：随着银行信贷管理理念的转变，经营范围的扩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银行信贷管理必将发生从单一业务平台管理向综合业务平台管理、网点经营向网络经营、同质向品牌、标准件服务向个性化服务、无偿服务向收费服务方向嬗变。研究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观念。只有慎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不断提高制度、体制、机制的贡献率。

6.信贷管理与货币政策传导：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是通过商业银行信用量的伸缩来实现的，商业银行信贷是信用货币创造的闸门。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机构的设置和经营权限的划分，直接影响信贷资金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信贷管理体制又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载体。因此，建立合理的与经济金融运行需求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制，不仅是银行信贷提高效率的题中之义，也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必然要求。

7.贷款风险控制与创新和发展：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贷款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信贷管理创新的功能，又在于发现市场潜在收益，规避风险，推动发展，创新又是贷款风险防范的内在动力。由于贷款风险的客观性，不能消灭只能防范和控制，消灭贷款风险等于放弃效益、效率和发展机会。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必须建立在创新发展机制之上，才能提高信贷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

8.银行信贷管理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信用环境的净化，社会信用缺失是银行信贷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与防范，必须与企业信用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和各类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建设协调配合，夯实银行信贷管理与风险防范的社会信用基础，创造实施银行信贷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条件，提高银行信贷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9.银行信贷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信贷制度由人来进行管理操作，管理者的素质、能力、积极性不同，管理制度管理体制的实施效果大不一样，优秀的管理者具有发挥制度的效益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能力。银行信贷管理必须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建立激励与约束；权力与责任，利益与贡献对称的管理机制，这是银行信贷管理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也是管理决策者必须掌握的一门艺术。

10.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和“防火墙”：资金的同质性和金融市场的无界性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有内在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两个市场之间资金的相互流动是客观规律。由于信贷市场资金的短期性质和资本市场资金的长期性质的差别，信贷资金又不能无限制的盲目流向资本市场，信贷资金过度进入资本市场必然造成银行信贷收支的不平衡，加大流动性风险。因此，按照两个市场资金的客观规律，建立有效防范银行信贷风险的“防火墙”，特别是在商业银行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发展，提高流动性和效益性，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条件下，两个市场之间的“防火墙，”是银行信贷管理不能回避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第6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本论文是管理学论文。旨在阐明地理交通问题对成本控制的意义及其内在关系。文中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地理和交通因素始终与成本控制问题纠结在一起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交通问题的重要性本质上在于运输成本，它不但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大的区域内经济的聚集与分布，也决定一个微观组织的体系架构与利润实现。为此，任何时代的成本控制，都可能表现为基于一定环境条件的具有宏观和微观双重意义的综合体系。 成本控制：地理、交通问题 成本控制既是一个微观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的制度结构决定与规划问题。通常关于成本控制的研究总是较多地集中在微观组织（特别是企业）内部，从生产经营角度进行观察。这是一种颇为狭隘的观念。成本的最终决定，客观上受着许多处于组织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成本控制也不只是唯有企业或其他微观组织才要考虑的问题。在资源有限或稀缺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人类组织的生存与活动，都必然要面对成本控制问题。这种控制除了要求许多具体细致的努力之外，还必须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进行。本文研究地理交通问题的成本控制意义，即是从一个广阔的角度来进行有关成本问题的考察，从中可以就制度及组织结构设计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地理之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来有着重要意义。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各个重要阶段的变化，无不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而交通的意义，更表现在极为广阔的领域。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延续中稳定的结构体系，很大程度上与东临大海、西据崇山、北被辽原，中原腹地物产丰富且交通给便的环境条件有着莫大关系。地中海沿岸地区温润的气候与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但孕育了古代希腊和罗马两大文明，而且直接促成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复兴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十五世纪海上通路的开辟打通了通往整个世界的通道，也敲开了美洲、澳洲、乃至亚洲千百年沉寂的大门，也因此而有了澳洲与南美的开发，北美的崛起。随着19世纪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的建设与交通的长足进步，整个世界的格局一步步发生了巨大改变。进入20世纪之后，其影响更是一步步融入到企业组织结构之中，直接左右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选择。跨国公司组织配置的核心，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成本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来进行供、产、销及科学研究、融投资等多种活动及资源的系统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和跨国经营的成本与战略优势。这种配置反过来影响各有关国家的内外政策，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关系。二十世纪晚期网络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道．R.汉森（DonR.Hansen）和M.M.莫温（M.M.Mowen）在《成本管理：会计和控制》一书中谈到，“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巨大改进为许多制造及服务企业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市场”。（DonR.Hansen，MaryanneM.Mowen，2003）实际上，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市场一个方面。其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层次上成本安排及成本控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地理及交通因素始终与成本控制纠结在一起，是成本控制问题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从《尚书•禹贡》的资料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国家管理体系建设及宏观控制中的交通（包括信息沟通）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国家体制的建立及贡赋的可行基础。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内部交通网络体系也是十分庞大的。其铺石路面积达200万平方英里，比同一时期中国汉朝的铺石路面积（150万平方英里）还要大。便利的交通网是它实施庞大帝国的内部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随后之所以分裂成众多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封建庄园，使欧洲社会经济在封建时代处于极度低潮，除了政治及社会原因之外，交通的破坏也是一项重要诱因。中世纪末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得益于陆上通路的开辟及海路的开通。威尼斯曾被描述为历史上著名的、具有经营能力和有效行动的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威尼斯商业重要意义的最大奥妙及其成为东西方商品交流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通往中欧的最近海港，德国商人在此最先到达海口，地中海东部各国商人把货物运到这里也比运到其他市场为近。（詹姆斯．W.汤普逊，1992）在世界历史中，海上冒险家们探求海上通路的行为之所以被给予极高评价，主要因为商道的开通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蒸汽机车及铁道的影响，则为大机器生产准备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条件。没有便利的铁道运输，就不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将大批产品从产地

第7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服务市场出现了新的格局。医院经济活动日益广泛开展，各项业务收入显著增加．医院资金使用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医院财务和会计制度，是把医院作为主体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单位，促使医院更加科学合理地遵循医院启身财务活动的客观规律，借鉴企业财务管理改革的经验和做法，按照统一的医院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医疗服务市场的需要，规范医院的财务管理，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1、医院财务管理研究逻辑起点

医院管理是全面系统的管理，在医院的医疗服务活动中，必然要进行医疗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护理管理等多方面的管理，且这些工作是相互联系而且又是互相支持的，但是却都有各自的特点。其中，医院的财务管理是处理关于资金的财务活动和由资金引起的财务关系的管理活动，它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综合性强医院的管理工作是有分工的专业管理。2．涉及面广如上述财务管理论文，医院中一切涉及到资金收支的经营活动都与财务管理有关。医院的各部门资金的使用是由财务部门供应。

2、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2.1财务管理的观念陈旧，影响医院经济效益

医院管理者经营意识不强，管理观念滞后，方法落伍，知识陈旧，缺乏创新精神与能力。在经营中，医院普遍存在着对财务重预算轻管理的问题，单纯的套用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增加经营风险与资金成本。长此下去，这种陈旧的财务管理管观念不能让全体人员自觉主动的参与到医院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导致医院人员、资金运行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

2.2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造成财务监督失控

目前医疗卫生单位没有建立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未覆盖所有的部门与人员，致使各部门之间的岗位与权责不分明，与其他部门的工作衔接不明确。同时，由于医院会计操作混乱、核算不实等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管理制度缺位造成各部门之间缺乏相互约束与牵制。医院负责人的内部控制意识淡薄造成制度的执行不力。上述种种现象和问题在医院中都普遍存在。

3、医院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3．1更新财务管理观念，提高医院经济效益

随着医疗改革制度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已经渗透到医院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医院应从重财务预算, 轻管理转变为以核算为基础, 重管理的观念。同时，还应优化创新医院的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将各项财务活动“人格化”，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

3．2提升财务人员素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当前医院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医院财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医院的发展。针对财会人员存在的问题，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是关键。首先，要加强财务人员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会计制度的学习，让财务人员熟悉和学习国家各行业各项相关的财经法规和政策，提高专业素质与职业技能，以适应现代医院科学管理规范化的发展。

3.3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财务监督力度

科学合理的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不仅能使医院高效运转财务管理论文，而且能堵塞管理上的漏洞，防止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医院领导应充分重视医院财务管理，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明确医院内部各职能部门财务管理的职责和权限，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医院财务管理制度，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使医院的财务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定期检查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同时，应严格分离互不相容的职务，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制衡机制，使不同部门和岗位之间权责分明，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减少制度漏洞，保证医院工作的机构及职责职权的合理划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关键是加强财务内部控制。医院要重视内部审计和内部考核，明确考核部门和考核责任人，授予考核人员奖惩权，使监督以及制约机制等能得到切实加强，提高财务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詹祥.医院卫生经济管理的探讨[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09,(05) .

[2]许晓南.医院财务内部控制若干问题刍议[J]. 现代商业, 2009,(36) .

第8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对策

一、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成因的分析

(一)自卑与自尊的心理冲突

自卑是人的一种不良自我意识，是一种自己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惭愧、羞怯、畏缩，甚至心灰意冷的情绪。自卑是贫困生最典型的心理特征，也是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其它方面的心理问题都是从自卑开始的。自卑感强的学生往往自我认识不足，过低估计自己，只看到自己的短处和劣势，而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在与别人比较时，总拿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样就形成了消极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有的贫困生自尊心又极强，他们宁愿贷款、勤工俭学，也不愿接受社会、个人的资助，不愿欠人情债。

(二)焦虑与抑郁心理的困扰

焦虑是由心理冲突或挫折引起的复杂情绪反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因预感到困难将要到来或有祸事降临，感到没有把握、无能为力而又无法有效地加以预防和解决，从而产生的一种担心、紧张的情绪。贫困生不仅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还要担心父母由于多年辛苦积劳成疾的身体，同时害怕因学业差而对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所有这些，使得贫困生精神压力大，形成紧张、不安、忧虑、恐惧的情绪状态，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等现象，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抑郁是一种感受到自己无力应付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常伴有厌恶、痛苦、羞愧和自卑等多种情绪体验。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优异的成绩，为自己的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而，他们又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使他们感到痛苦万分。

(三)渴望人际交往与自我封闭的冲突

孤独是指个体因主观上感到受人排斥和否定而产生的情感，是个体违背主观愿望，被动地独立于群体之外而产生的离群的心理体验。贫困大学生虽然渴望人际交往，渴望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多数贫困学生因经济拮据而吃穿俭约，使得他们自惭形秽，不敢轻易和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在一起，更不敢轻易和他们说话。由于害怕遭受挫折和伤害而羞于交际，把自己包裹起来，不愿轻易袒露心迹，渐渐地给人一种难以接近、不合群的感觉。

(四)虚荣与依赖心理较强

大部分贫困生能正视贫困，注重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然而也有一部分贫困生，受虚荣心驱使，为了让别人瞧得起，维护自己所谓的面子，求得心理平衡，不惜花重金包装自己，盲目与人攀比；部分贫困生面对父母到学校探望，竟然向同学谎称是自己的老乡，惟恐给自己丢人。虚荣心使他们对金钱的渴望与日俱增，部分贫困生为了经商赚钱而本末倒置，把学习搁在一边，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五)妒忌、敏感与攻击心理较重

部分贫困生不愿提及经济上的窘迫，也最怕同学怜悯或瞧不起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贫困学生的内心极为敏感、多疑，其他同学无心的说笑，在他们听来就可能是嘲笑；与自己本来无关的事情，他们也会认为同学是在背后议论自己，于是在内心深处重重设防；还有些贫困生心胸狭窄，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和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内心产生对他人的不满、不服气，进而又心生憎恨、妒忌。贫困生的这种消极、冷漠、厌世，在思想上很容易走向极端，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少数学生会产生行为。

二、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

1.对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从新生入校开始，学校就要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和掌握学生家庭的状况，建立贫困生综合档案，包括个人资料、家庭背景、品行说明、学习成绩、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等。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思想政治工作者、学生干部等都要高度重视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从不同侧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

2.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选修课和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帮助大学生了解心理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心理健康对学习、生活、就业等的重要性，教育贫困大学生以健康的心态和人格面对贫困，增强自我调节的能力。

3.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咨询引导贫困大学生建立积极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提高自身心理素质。通过个别辅导和行为指导等步骤，分析学生无助、困惑、自卑心理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帮助学生直面环境和压力，进行自我接纳和自我欣赏，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习生活。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手段，设立网络心理辅导，在虚拟的空间内完成对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救助。

4.加强心理咨询宣传。要营造心理咨询的良好氛围，使大学生从观念上普遍认同和主动接受心理咨询，主动到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

(二)帮助贫困大学生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塑造独立健全的人格

1.宣传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消除贫困大学生的思想疑虑和不满情绪。使贫困大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校招生并轨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深对国家经济状况及贫困现象产生的原因、国家对于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政策和学校对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等方面的理解，督促学生正视困难，引导他们正确处理解决经济困难与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的关系。

2.引导和帮助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困难观。教育贫困大学生理性地对待贫穷，摒弃“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树立起自强自立的精神，正确看待生活中的不幸，正确看待贫富和义利，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经济贫困的现象。教育贫困大学生懂得只有摆正心态，奋发图强，德才兼备，自我完善，才能报效祖国，才能最终彻底摆脱贫困的道理。可以定期邀请校友或校外的、一些在生活经历或创业经历上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成功人士来学校进行现身说法，通过他们自身成长过程和不断追求事业的成功经验，教育和引导贫困大学生调整心态。

3.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就是使贫困大学生树立感恩的思想观念，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从而使大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和谐思想的人。进行感恩教育，最基本的是对父母感恩的教育。学校和社会要将感恩教育与学习实践“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逐渐使贫困大学生学会知荣明耻、知恩图报，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常怀感激之心和致谢之情。要教育贫困大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培养其珍惜岗位、忠于职守、团结协作、精益求精、具有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的敬业精神，塑造其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的诚信品质，用实际行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将来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4.树立贫困大学生中成人成才的楷模。要让典型引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栏、座谈会、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对优秀贫困大学生的感人事迹和顽强、豁达、吃苦耐劳、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良好精神风范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引导贫困大学生树立信心，摆脱困境。

(三)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优化育人环境

1.对贫困大学生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要努力营造对贫困大学生理解、尊重和关怀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全体学生中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风尚；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反对过度消费、高消费、超前消费，排除虚荣心理的干扰。同时，教育家庭富裕学生，要真诚、主动地和贫困学生交往，热心而讲究策略地帮助他们，言谈举止注意分寸，尊重贫困大学生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其隐私，充分考虑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尽力避免使他们产生被施舍的感觉。

2.开展适合贫困学生特点的集体活动，实现心理良性互动。根据贫困生的特点、爱好和专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开展一些深入实际、适应竞争、有利于发展能力的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通过建立贫困生自己的社团组织，定期召开贫困学生座谈会、联谊会等，让贫困生敞开心扉，彼此充分交流内心的困惑和感受。还要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使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实现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良性心理互动，达到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使贫困生获得理解、启发和帮助，并借此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心理危机感。

(四)关心贫困大学生的物质需求，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

1.完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高校要成立专门的助学机构，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国家、省和学校的相关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免”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从家庭收入、个人消费和同学评议三方面综合考虑，深入细致地做好贫困生经济贫困的等级(特困、贫困、一般贫困)界定工作，并定期对界定结果进行复核，实行动态管理，在进行各种资助时，要确保重点、补到实处、补出士气。

2.发挥舆论作用，支持贫困大学生帮扶工作。主动与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联络，宣传贫困生帮扶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呼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对贫困大学生献出一片爱心，使贫困大学生充分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3.拓宽助学渠道，提供就业支持。面对贫困大学生生活窘迫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应侧重于能力培养和就业信息提供两个方面。政府、学校、民间团体和社会经济主体等部门和单位，应设多种对贫困大学生资助的专项基金，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参考文献：

第9篇：问题管理论文范文

内容论文摘要：企业改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之一，文章通过对企业改制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提出了我国企业改制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对策，即更新观念，提高对人力资源重要性的认知；重视企业改制后员工情绪的问题；重视员工的社会化培训以及完善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机制。 论文关键词：企业改制 人力资源 企业产权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国有企业逐步走向以法人治理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对企业一包到底的现象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任务。按照决议，对那些长期亏损、无市场前景、无竞争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兼并、出售、破产等形式逐步改制。 目前，我国企业改制的核心主要是企业产权制度方面，即理清企业产权关系，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企业改制后，尽管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企业产权结构初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但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或改制后，没有树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观念，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而影响到企业改制的深化，如企业中富余人员安置问题、员工的再社会化问题以及企业经营者的配置问题等。 企业改制后的人力资源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观念落后 勿庸置疑，人力资源是企业各种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200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现代企业实践也证明，企业最终所产出的价值归结到底是由企业的人才发挥作用。尽管我国企业改制走过了风风雨雨，但不少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观念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呈现滞后现象。 在我国国有企业中，人力资源观念滞后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人事管理被视为一种单纯的事务性管理活动，通过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等手段，实现人和事的相互协调，从而发挥员工的潜能。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企业改制后的人事制度改革不到位，企业经营者没有完全从人事管理转变到现代人力资源的管理上来，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处于割裂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大多数企业普遍忽视人力资源的资本性，不承认人才是企业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员工看为被动的生产要素和用来达到利润目标的手段而加以控制，没有对员工进行开发和利用。企业改制后，缺乏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岗位分析，常因人设岗、因人设事，结果造成员工职责不清、工作推诿、绩效考核缺乏量化的指标体系等现象。 富余人员问题 据统计，我国国有企业职工近8300万人，而企业冗员大约是1100万－1500万人，每年用于这部分人的支出高达550亿－570亿元，高于1998年490亿元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尽管1996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下岗减员政策，国有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裁员，但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裁员仍然步履维艰。作为裁员既是企业改制中一项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现代组织变革的重要环节。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用传统人事管理的方法和模式实施裁员，稍有不慎，就可能给社会稳定和企业改革带来负面的影响。在我国目前企业改制的形式下，企业员工的安置是各种形式改制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我国企业改制的背景下，如何真正做到减员增效，在裁员过程中既实现组织形态的最优化，提高竞争的灵活性，又不挫伤留岗者的组织承诺，增强工作团队的凝聚力，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亟待探讨的问题之一。 员工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在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