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读《走向海洋》有感

学期将近结束时，班主任发给我们一本书，叫《走向海洋》。它蔚蓝色的外表下，人与动物和平共处　、其乐融融。这本书还让我懂得许多道理。

这本书告诉我——海洋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伙伴！

从太空中，宇航员看到的是一个湛蓝色、晶莹剔透的球体，在地球上，海洋约占3.61亿平方千米，为地球表面积的70.8％。

瞧！那些优美的童话故事、神话故事，有些都和海洋有关。比如：童话故事里的“美人鱼”，神话故事里的海神——“波塞冬”。海洋给予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

在海上，人类发现了丰富的资源，大海慷慨地奉献了一切。我们怎能说大海不是人类的伙伴呢？

这本书告诉我——海洋与人类之间历史悠久！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精卫填海”的故事吧？它寓意了深刻的向海洋进取的精神。

到了秦朝，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徐福出海”。传说，徐福带领3000童男童女渡东海求长生不老药，结果这一去就音信全无。

郑和，他是明代的航海家，他曾七下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2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死士？对，就是死士。死士是职业。

简单说来，石乞是个以死为职业的人。

对许多人来说，石乞是个异常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陌生到让人觉得它不是个名字。石乞本人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他的故事必须借助别人才能完成。尽管这些故事都将和石乞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石乞却连故事的B角都算不上。石乞是个小人物，因此他只能在自己的故事之外打转。

说来话长，故事应该从伍奢讲起。

伍奢是楚平王世子建的太傅，他有两个孩子：伍尚和伍员。伍尚为兄，性情仁慈宽厚；伍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为弟，性情刚烈暴躁。因为谗言所害，世子建备受父亲猜忌，作为太子一党的伍奢自然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并且还把自己的大儿子伍尚也搭了进去。而伍子胥却带着世子建开始了流亡生涯。在郑国，不知轻重的世子建曾答应做晋国的内应以覆灭郑国，事败为郑人所杀。伍子胥继续流亡，和他一同上路的还有世子建的儿子胜。

接下来就是伍子胥大报仇的故事，这是一段传奇，在此略过不提。在这个轰轰烈烈的传奇背后，是被大家忽略了的那个叫胜的世子建之子。

失去了父亲的胜跟随伍子胥来到了吴国，仇恨如同烈火一样时时炙烤着伍子胥敏感的心灵，因此，他顾不上照顾胜。

若干年之后，楚昭王之子楚惠王即位，楚惠王是个有历史责任感的领导人，回顾往事，他知道楚国欠着一个人的债，债主就是胜。如果没有历史的错误，世子建做楚王是理所当然，世子建的儿子胜接任楚王也是理所当然。深受良心谴责的楚惠王决定迎久居他国的胜回归故里。对此，楚国名臣叶公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胜为人好勇斗狠，有病态心理，私下里豢养了众多死士，让他回国恐怕会带来不祥。然而惠王不为所动，郑重其事地召回了胜，并把鄢地特批给了刚回国的胜，胜从此就被称为“白公”。

白公胜显然不是省油的灯，流亡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还有那已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王位……都刺激得他寝食难安。可是，对于生活，对于楚国，白公胜却没有更多的埋怨与愤怒，思前想后，他的愤怒只集中在一个地方――郑国。那个国家的人杀了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是世子。他觉得自己所有的痛苦都和郑国人有关，都和自己的父亲被杀有关。父亲的死是他心中最大的阴影，更是长久以来驱之不去的噩梦，只有灭掉郑国才能了却他的心头大恨，深如海洋的杀父之仇啊！

回来之后，白公胜苦苦等待了五年，终于提出了伐郑的请求，令尹子西慷慨应允，白公胜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梦想着一鼓而平郑国，报杀父之仇。

但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白公胜的军队尚未出境，晋国却抢先一步伐郑。受到他国军事威胁的郑国立即向楚国求援，为防唇亡齿寒，楚国必须出手相救。在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面前，白公胜的家恨显得微不足道。

子西担负使命，驰援郑国。楚国的出手相助，令晋国的军队铩羽而归。一场战役开创了楚、郑两国邦交的新阶段，子西在楚、郑“世代友好、永不再战”的和约上签字之后，洋洋得意地返回。

晋国的这场掺和直接将白公胜的复仇计划打了水漂，白公胜气得七窍生烟。但更令白公胜生气的，却是子西与郑国所签订的停战协议。有这一纸协议在，白公胜的复仇就没有任何合法性，他那伟大的计划就只能是镜花水月。白公胜忽而仰天长啸，忽而大骂不止，他最后的结论是：我的仇恨已和郑国无关，子西老儿正式成为我的敌人。

要说子西和白公胜的关系的确是非同寻常，子西是楚平王的亲弟弟，楚平王是世子建的父亲、白公胜的亲爷爷，因而子西也是白公胜的叔祖。白公胜能够返回祖国其实也是子西一再坚持的结果。可是，此时子西却被白公胜置换成了敌人。

白公胜一不做二不休，每天磨刀霍霍，并且没有丝毫的隐讳，公开扬言要干掉子西。子西不以为意，时常对白公胜轻蔑一笑：和老子玩横的，你还差得远！

请留意，石乞马上就要出场了――

四年之后的残酷现实证明了子西的错误，参与证明的就有石乞。石乞和白公胜手持利刃，所向披靡，手刃子西于朝廷之上。面对惊慌失措的楚惠王，石乞对着白公胜大喊：“杀王，不然不济！”白公胜终不从。

叶公率众救驾，白公胜与石乞自然节节败退。这一退就退到了山中。自感完成了使命的白公胜含笑自杀，石乞最终被俘。

第3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很多很多年前，一位官员奉皇帝之命，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江苏太仓出发，乘船驶向大海，走向深蓝，探索未知的世界，开创了中国古代航海的恢弘篇章，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郑和是我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外交家。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他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此后，自1405年至1433年，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30余国，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是明代国力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500年提出海权论。

然而，曾经风光一时的郑和，奉明成祖之命踏浪西洋，后因浪费国库，朝廷反对之声剧增，又被明成祖下令停止。之后，更有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担心后人步郑和后尘，甚至把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资料付之一炬的说法。这项大明皇帝的形象工程，因此没能留下任何官方文献。直至郑和死去200多年以后，郑和航海的路线才出现在《武备志》中。

《武备志》是明代重要的军事著作，属于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明代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如果没有它的记载，至今郑和的海上航线只存在于想象和传说中。1885年英国学者乔治・菲立浦（George Philips）所著论文《印度和锡兰的海港》中首次将郑和航海图复制，并考证了其中100多个地名。从此《郑和航海图》才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

这张《郑和航海图》在《武备志》中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图前有一个142字的序言，但《武备志》对此图出自何时、何人，是抄本还是改写本等都没有交待。《郑和航海图》绘制了南京以下长江段、我国东海和南海直至印度洋波斯湾的航路以及沿海地形。从图中所列地点来看，该图应该绘制于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麻林地（今肯尼亚蒙巴萨、马林迪）――这也是多数学者赞同郑和远航最远到达东非肯尼亚的主要证据。

这张海图的数学精度很低，但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海图也折射出了古代中国航海科技的光辉，经过后来历代中外学者的研究，终于名噪天下。

第4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这是一个跨国“心”情故事，美国6家电视台的鲜活画面让亿万观众热泪横流。“黄金美”三个字，拨动了中美两国千百个母亲和谐共振的心律。

天降亲人：洋太太跨国拯救“干女儿”

“妈妈，您醒醒啊！”2006年3月19日，8岁的小女孩黄金美跪在母亲的病床前，抓住妈妈的手，呜呜哭泣。黄金美知道，36岁的妈妈是因为女儿的“心”事而喋血村头的。

黄金美出生于广西南宁市良庆镇平乐村一个贫困家庭，父亲黄华飞和母亲郑子桂靠三亩田地种菜为生。黄金美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14岁的姐姐正读初一，哥哥上小学五年级，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黄金美在平乐小学新坛分校读二年级，尽管她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8年来的“心”事却让母亲牵肠挂肚。

黄金美出生40天时，被发现呼吸急促，不均匀，后来一直很容易感冒咳嗽。4岁时一次感冒发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跑步时经常会突然停下来，脸色发青。郑子桂带着女儿到医院检查，顿时蒙了：黄金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上有一个洞，这个洞使她的心脏像漏气的皮球，影响到血液的正常循环。医生说，黄金美必须做手术，否则，最多只能再活5年！

犹如晴天霹雳，郑子桂差点瘫倒在地。昂贵的手术费用对于一贫如洗的郑子桂来说犹如天文数字。

为了攒钱拯救女儿，郑子桂和丈夫没日没夜地拼打。为了节约几块钱交通费用，郑子桂经常挑着上百斤重的青菜、玉米、西瓜、胡萝卜，步行20多公里到南宁市区内的五里亭批发市场销售，汗流浃背的郑子桂连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

“只能活5年”的医学判决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郑子桂喘不过气来。她在卖菜之余又兼职打了三份零工，并悄悄卖血。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郑子桂终于支持不住了，2006年3月19日累昏在村头。

每掀开一页日历，郑子桂就一阵阵揪心。眼看女儿的生命之花一天天枯萎凋零，望着手中攥着的皱巴巴的零钞，郑子桂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卖掉自己，修补女儿的心脏。

2006年4月，郑子桂背着家人来到南宁市区几家大医院，恳请医院买下她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哪个生理器官值钱，我就卖哪个。”医生们一个个瞠目结舌，但没有一家医院敢接下这单“生意”，因为国家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救了吗？”就在郑子桂为女儿的“心”事几近绝望之际，黄金美突然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洋妈妈”。

原来，2006年5月，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女子教育基金会中国负责人徐意伟和美国资助人杰西・杰克来到南宁市良庆镇，希望资助一些贫困家庭的女孩子上学。杰西偶然听到郑子桂卖身救女的故事后非常感动，回到美国后便将黄金美的“心”事告诉了他的朋友雪莉・德沃尔特女士。

雪莉手捧着黄金美的照片，一眼便喜欢上了这个纯朴可爱的中国小女孩。特别是当听说郑子桂愿意刺瞎自己的一只眼睛来换取女儿的心脏后，雪莉流泪了：“中国母亲真了不起，我决定认黄金美做干女儿！”

52岁的雪莉是一个有中国情结的美国女士。她和丈夫生育了4个孩子，又在中国湖南和广西收养了两个女弃婴，并资助16名广西农村的失学女童背上书包。为了照顾两个中国弃婴，她辞掉了大学讲师的工作，专门在家做“全职太太”。

“请转告子桂，天下母亲不分肤色、国界，我愿意以一个美国母亲的名义帮助金美。”雪莉立即给徐意伟发来电子邮件，让郑子桂一家人莫名其妙。

雪莉言出必行，在大洋彼岸迅速展开拯救中国“干女儿”的行动。

令雪莉欣喜的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雪莉通过朋友的帮忙找到了琼斯・埃特德古伊博士和他建立的“心脏资助者”组织。琼斯是佛罗里达大学儿科心脏学方面的专家，“心脏资助者”是他在数年前创办的NGO。这个组织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心脏手术，已经在杰克逊维尔的沃尔夫森儿童医院为6名发展中国家儿童解决了“心”情问题。琼斯对雪莉幽默地说：“你是黄金美的干妈，我乐意做这个中国小女孩的干爸。我们一起努力让干女儿的心情好起来！”雪莉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

“孩子们，有一位美丽可爱的中国小女孩将来到美国，只要你们伸出手来，上帝就会送给她一颗崭新跳动的心！”为了帮助黄金美筹措12000美元的旅行费用，雪莉马不停蹄地到当地小学募捐。于是，杰克逊维尔的7所小学的一千多名小学生走上街头，通过卖饼干等方式赚钱，为黄金美的美国之行铺平道路。

然而，就在“洋妈妈”紧锣密鼓地为“干女儿”操“心”时，在中国却发生了两起意想不到的事件。

“心”潮澎湃：中美妈妈的目光穿透胸膛

“洋妈妈”拯救黄金美的喜讯传到南宁之后，让郑子桂全家彻夜失眠，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肯定是个骗局！既不沾亲又不带故，人家美国人凭啥要帮你？”村民们对这个“天方夜谭”议论纷纷。

“千万不能到美国去，骗到美国卖猪崽，后悔就来不及了！”郑子桂的亲友纷纷出面干涉，理由很简单：“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郑子桂心里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一方面，洋妈妈也许是能改变女儿命运的惟一救星；另一方面，自己和女儿从未走出过广西，对那位遥远国度的陌生“洋妈妈”连面都没见过一次，确实让郑子桂放心不下。经过辗转反侧的激烈思想斗争后，郑子桂决定将取舍权交给女儿。

“妈妈，我想到美国去。”黄金美对母亲说，“我预感，那个美国干妈会给我巧克力吃。”

泪水在郑子桂的眼眶里打转。在郑子桂听来，女儿的这番话既表达了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又包含着不愿再看到母亲喋血村头的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瞬间，郑子桂决定豁出去了！

然而，在广州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时，又遇到波折。

原来，郑子桂母女听不懂英语，签证官专门找来翻译进行询问，也没把事情完全问明白。领事馆的官员让郑子桂母女回家等消息，说这件事需要向美国方面进行验证。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领事馆的消息；两个星期过去了，仍然不见动静。郑子桂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此时的雪莉在美国快急疯了，因为手术的设备和医务人员全部到位。当听说“干女儿”在办理签证中遇到“坎儿”，雪莉当天紧急飞到华盛顿，直奔美国国务院，恳求美国外交部门敞开“心”的大门。雪莉在报告中情真意切，打动了国务院外交官的心，立即指示广州领事馆特事特办。

两天后，美国广州领事馆电告郑子桂：“签证通过了！”

飞机降落杰克逊维尔的时候是美国南部佛罗里达2007年1月21日早上4点，雪莉和她的朋友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尽管一路上幻想着“干妈”的模样，但见到雪莉的那一刻，黄金美还是愣住了：只见雪莉身高一米八零左右，皮肤白皙，她手捧鲜花，笑容可鞠，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干女儿，干妈妈欢迎你！”

黄金美等3人被安排入住了沃尔夫森儿童医院附近的“麦当劳叔叔之家”。这里的吃住和所有的消费品全部是免费的。为了照顾黄金美的饮食习惯，雪莉叮嘱特意准备了丰盛的中餐。

第二天，雪莉牵着黄金美的手，到沃尔夫森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2007年1月23日8点，距手术还有半个小时，黄金美突然紧张起来，身体伴随着轻微颤栗。

“乖女儿，别怕，两个妈妈都在你身边。”雪莉轻轻抱起黄金美，让她感受到“干妈”的体温和心跳，然后在她小脸蛋上亲了又亲。“肌肤安慰”让黄金美的情绪渐渐平稳了下来。在走进手术室前，雪莉和郑子桂分别牵着黄金美的两只手，两个妈妈深情温暖的目光穿透了黄金美的胸膛。

4个小时后，黄金美从手术室平安出来。郑子桂迫不及待地问医生：“我的女儿将来可以结婚、生小孩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郑子桂一把抱住雪莉，激动的泪水奔流而出。

万里送牛：两束康乃馨香飘太平洋

“干女儿，跟干妈回家去看看吧！”黄金美出院后，雪莉带着郑子桂母女等3人回到家中“认亲”。这是一幢三层半的花园别墅，非常典雅漂亮。雪莉的女儿送芭比娃娃给黄金美作见面礼，雪莉的儿子送给黄金美一部汽车模型。随后，雪莉驱车载着黄金美等人到海边玩。这是黄金美第一次看到大海，她在沙滩上追逐嘻闹，银铃般的笑声感染着周围游客。

2007年2月17日是中国农历除夕之夜，当地众多家庭聚集在一起，为黄金美过了一个“中国年”。在异国他乡，贴春联，包饺子，鞭炮阵阵。黄金美身着“干妈”给她买的红色旗袍，感受到浓浓的春意扑面而来。就在这一刻，黄金美对“干妈”提出了回报恩情的愿望。雪莉一听，竖起了大拇指。

按照黄金美的愿望，她想对那些卖饼干献爱心的美国小朋友们表达谢意。于是，黄金美到当地7所小学一一拜访。每到一处，她就登台演唱《茉莉花》、《世上只有妈妈好》、《爱的奉献》等中国歌曲。黄金美本来在学校就能歌善舞，又长得漂亮可爱，面对台下一千多名师生，她在舞台上一点都不怯场，“个人演唱会”博得阵阵掌声喝彩，许多美国小“粉丝”们纷纷要求黄金美签名留影。

就在黄金美回报感恩之际，郑子桂也在用她独特的方式感恩：为雪莉家久未打理的花园翻土、除杂草、剪旧枝……这是她最熟练的活儿。郑子桂没想到，做了美国太太家的3天园丁，两个多月后，她赢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奖赏。

在雪莉的悉心照料下，黄金美康复得很快。2007年3月1日，在经过50个小时的辗转之后，黄金美依依难舍地从美国杰克逊维尔市回到了南宁市良庆镇平乐村。郑子桂恍若在梦中，又好像身处在童话故事里。她掐了一下手臂，有轻微疼痛的感觉，家里的小黄狗蹿出门摇着尾巴吠叫迎接，郑子桂才确信刚刚发生的故事都真真切切。

2007年5月8日，郑子桂突然接到通知，说雪莉已飞到北京，次日将带着礼物来看望她和“干女儿”黄金美。郑子桂全家喜出望外，杀鸡斩鸭迎接远方的亲人。5月9日中午12点，当雪莉出现在良庆镇平乐村村口时，郑子桂母女和全村村民都傻了眼！只见雪莉牵着一头健壮的黄牛，老远就叫：“金美、子桂，我看望你们来了！”黄金美第一个反应过来，她手持一束康乃馨鲜花奔跑着迎上前，叫了一声“妈妈”，情不自禁地一头扑在雪莉怀里。雪莉一把抱起她亲吻个不停，黄金美滚烫的泪水滴落在雪莉的额头和脸颊上。

原来，当郑子桂帮雪莉给别墅花园翻土时，雪莉细心地发现这位36岁的中国母亲的双手过早地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雪莉私下向徐意伟一打听，才知道郑子桂干农活由于买不起耕牛，她和老公一起“做牛做马”，用锄头、铁锹挖掘菜地。雪莉暗暗决定，尽快赶到中国，亲自买一头耕牛送给这位勤劳、善良的中国母亲。

面对洋太太万里送黄牛，郑子桂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用最朴素的眼泪表达感激之情。

第5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关键词】妈祖信仰 郑和使团 东南亚 华侨 传播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0-0194-02

中国和海外各国，从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远在公元前2世纪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就记载了我国通往印度的航路。而华侨移居南洋地区应该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七国并开拓岭南地区“置桂林、南海、象郡以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代的徙民政策客观上形成了我国早期的“华侨流”。而恰恰是这些早期的华侨在该地区一直充当着中华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唐代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闽越潮汕籍人士到东南亚从事贸易活动。

南宋时期，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海外贸易繁荣。下南洋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一时期是妈祖信仰外传的重要时期。随着“泉州妈祖庙”的修建完工，妈祖信仰已经突破了本地局限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此，在泉州、闽南一带出现了妈祖信仰的高潮。宋人王国珍曾说：“凡家无贫富贵贱，争像而祀之，惟恐其后。”就是当时人们崇信妈祖的生动再现，这种崇拜热潮使得“妈祖”亦随闽南商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地区。其中有一些闽南商人因某种特殊的原因留居于当地，这样又形成“住番虽十年不归”的现象。据《桂海虞衡志》记载：“闽人附海舶往（占城）者，必厚遇之。因命以官，咨以决事，凡文以诡乱，多自游客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于闽南商人传播妈祖信仰无疑是一次契机。

明初，实行海禁，但是官方的诸多限制不仅没有影响民间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反而在客观上使得许多从事非法贸易的闽南人因担心会被政府通缉，而不得不长期定居东南亚。明代随郑和出海的巩珍就在《西洋番国志》中曾经这样描述爪哇东部的杜坂：“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上述材料充分说明：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最迟不会晚于南宋末年，东南亚地区应该已经存在妈祖信仰，而且这种信仰随着元明两代闽粤籍华侨在南洋地区的繁衍而不断传承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东南亚地区的妈祖信仰其实是一种“先天不足”的信仰。这表现为两个方面：（1）宋以来，妈祖信仰虽然随闽南商人传入南洋地区，但只是零星地分布于华人聚集的村落。传播者数量过少及其活动范围狭窄是造成妈祖信仰在当时东南亚地区难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2）许多华侨通过长期的接触和通婚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华侨改信当地宗教的现象比比皆是。本土宗教对华侨的磨合性是制约妈祖信仰普及的另一不容忽视的问题。不仅如此，明朝初年所实行的“海禁政策”既而促使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作为人们向海外迁徙的影响因素，宽松的出海环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政府的某些政策对其造成的影响也应值得我们关注。就明成祖派郑和出访的初衷来说，并不是要消除海禁。但以郑和下西洋的举动来看，却在客观上达到了宽松海禁的目的。这使明成祖在消除海禁方面变得积极起来。明成祖在其执政中期就曾经多次重申：“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没，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朱棣的这种“转变”可从此后福建人民大规模的海外迁徙当中得到证实。所以，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举措在客观上推动了福建人往海外迁徙的热潮。

东南亚马来半岛历来是郑和船队的必经之地，半岛上的满刺加是郑和船队开展对外贸易的基地。由于郑和帮助满刺加摆脱了暹罗的统治，并扶植其商业发展，进而使之很快变成了一座繁盛的商业城市。繁荣的满刺加吸引了许多外来商贾和移民，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福建人。明代“既以马六甲为对南洋贸易的中心，故中国商船均云集港内，每年初春顺西北季风南来，……其时，马六甲华侨大都来自闽省，男女顶结髻，习俗同中国，……俨然为海外中国的城市。”南洋地区福建籍华侨人数的增多，对于妈祖信仰的传播和普及无疑是一种福音。因为它不仅仅解决了妈祖信仰在信仰与传播方面人数过少的问题，而且增强了妈祖信仰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使“妈祖”这一外来信仰具备了充分的“实力”与本土宗教抗衡，并且有效地抵制了本土宗教长期以来在华侨信仰方面的磨合作用。以上材料充分表明，郑和下西洋确实对妈祖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如果需要探究郑和使团与东南亚地区妈祖信仰之间的关系，应该从使团组成人员的籍贯入手。倘若福建籍海员能够跟随郑和出海甚至留居南洋当地，那么，这将是妈祖信仰在东南亚地区得以传播的又一非常重要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被发现的某些文献资料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些留居者在当时已经构成了除福建侨民以外的另一股传播妈祖信仰的力量。最近出土的大量文献和碑刻都已证实：郑和七下西洋，每一次都在福建逗留。而在其逗留福建期间，当地人民曾为郑和船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仅提供了船队所需的尖底福船，而且有许多福建卫所的官兵也直接参与到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当中。近期在北京西华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明代的《卫所武职选簿》，其中有不少关于福建籍武职官员参加郑和船队立功受爵的记载。在这些参与出海的福建人当中，有不少到了南洋各国之后，就在当地定居了下来。清代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称：“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曾跟随郑和七下西洋的副使福建闽南人王景弘在爪哇三宝垄养病。病愈后留居当地，他的部下也和当地的妇女结婚，此后三宝垄便成为华侨聚集地区。这些留驻人口多是福建人，而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信奉妈祖。这种推测可从有关文献中得到印证：“永乐七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舟师忠武尉名黄参，长乐塘屿乡人，在其举荐下，邑人从之者众，随师远航……”黄参从前以出海为生，他是崇信妈祖的众多渔民当中的一个。福建籍海员不仅为妈祖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因其长期的驻留，促使妈祖信仰在当地得以普及盛行。

综上所述，在郑和使团的带动下，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不仅掀起了迁徙南洋的热潮，促使妈祖信仰在东南亚得以发展，而且也为妈祖信仰在南洋地区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长沙：岳麓书社，2001：65～90

[2]李少圆.论宋元时期妈祖信仰的传播[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5）：26～34

[3]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25～237

[4]杨士奇.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第6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郑和下西洋；深层原因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6日

古往今来的研究者，谈到郑和下西洋大都呈现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为当时中国拥有如此强大的航海能力而骄傲自豪，进而宣扬中国自古以来的和平外交理念；另一方面又为郑和下西洋竟然戛然而止，把地理大发现拱手让给西方人而扼腕叹息。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术界普遍存在几种看法：一是寻建文帝踪迹，去成祖心病，巩固帝位；二是耀兵异域，宣扬国威，使万国来朝；三是威慑外邦，发展双方贸易，互通有无；四是打击海商，招抚海外流民，垄断海上贸易。不管目的如何多样，结果却是一样。很多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的偶然让中国从此逐渐淡出世界舞台的中心，从而走向衰落。但这仅仅只是偶然吗？吕思勉先生曾在他的《中国简史》中写道：“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其实，任何历史的偶然无不是风化的必然，郑和28年间七下西洋却没有发现新大陆而建立海上帝国，反而转过身去背对海洋，其举动并非匪夷所思，而是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影响使然。

一、面还是里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关系的国家，凡事都讲究个“名正言顺”和“顺应天意”。于是，作为一个篡位者，违背儒家纲常的明成祖朱棣深知必须有所作为来服众。为了取得民心，树立个人权威，他派遣郑和下西洋来“施恩布德”，通过朝贡贸易换取“四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建立煊赫的文治武功，建立自己“真命天子”的地位。其实，以霸道夺天下，然后以王道治天下而企图安抚民心的方式几乎是历代帝王如出一辙所选择的国家治理模式。于是，“敕谕”中有此内容：“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由这份“敕谕”可见，明成祖对郑和等人西洋之行的具体要求是：一是使海外诸国“恪遵朕言”、“勿得违越”；二是使海外诸国派遣使团入明朝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以其为政治核心的天下秩序。虽然郑和下西洋主观上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就了历史上倍加赞誉的“和平之旅”。

根据传统儒家经书的描述，“真命天子”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规范，通常吸引了“外夷”的归附。因此，人们认为：外国派遣使节前来中国朝贡，应是中国天子有“德”的表现。《国语》中就曾说：“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礼记》中也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德”在此就表现为“怀柔远人”，即招抚外夷。如何“怀柔远人”？通常的办法是“厚往薄来”。郑和下西洋的重大成果之一便是吸引了许多邦国来华朝贡。对朝贡者，中国政府历来十分慷慨大方，甚至国家府藏虚空也在所不惜。明太祖曾指示礼部：“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明成祖继续实行怀柔政策，并且更加大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郑和下西洋期间“四夷君长，执日尽献琛，顶踵相望，赐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阕庭，叹未曾有；译之馆，充轫旁皇，奕然壮观矣。然而往来使送接伴赏赉，费亦不赀。”只要表示对明王朝倾慕尊崇之意，不在乎带多少贡品，就可受盛情款待，得到赏赐、还可兼做买卖获利。这对贡使而言，何乐而不为？由是“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

然而，看似太平盛世的背后，其巨大的经济负担却是以百姓的加倍辛劳为代价的。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壮观，花费的银子更为壮观，且朝贡者往往是携木而来，携玉而去。虽然宝船也带回了“明月之珠，鸦鹘之石，龙速之香，孔雀之奇”等珍稀物品，但很显然那只是供达官贵人享用的奢侈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只是加重了本来就沉重的生活负担。所以，郑和下西洋被指责为“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也不是空穴来风。貌似轰轰烈烈的航海外交，既没有推动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也没有开拓疆土，甚至对邻国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因为各方的遣使纳贡多出于经济目的，以图攫取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并非真心归服。因此，这样的关系是没有坚实基础的，是不可能长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曾认为中国对外关系框架——朝贡制度不过是满足中国统治者好大喜功的虚骄心理而已。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似乎都喜爱营造“万国来朝”的太平盛世，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政绩。500多年前，历史无奈地叫停了郑和下西洋的脚步，只因里子的腐朽已无法承载面子的虚荣。这种“重面而不重里”的做法是无法让国家获得持续发展动力的，被淘汰出世界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到底如何“行德”？如何“里外”兼顾？恐怕在今天仍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本还是末

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稳固发展使中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并进一步促使农业的发展，成为立国之“本”。相比之下，商业的发展则被视作“末”而受到诸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封建专制君主害怕放开商业则无法控制民众的心理。因为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而发展工商业则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尤其进行海外贸易的话，必然加剧对封建国家管理和控制的威胁。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而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是受骨子里的“重义轻利”思想影响的结果。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向来是羞谈金钱的，认为那是一种不道德不义气的表现。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是以朝贡和象征性的贸易为目的，而并不期望利用航海技术打开商贸大门，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只有“厚往薄来”才是君子的待客之道；另一方面也恐怕商业的发达动摇封建专制的根基。相比之下，哥伦布的航海则没有严苛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这就使得他可以抛却政治的束缚，在经济和资本力量的驱动下冒险探索，从而无意中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建立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开始疯狂地进行海外扩张，积累原始资本，东西方平衡格局被打破，世界开始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体系之中。

诚然，无论是商鞅变法的奖励耕战，还是汉文帝的重农措施，在一定时期的确起到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作用。但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本末”意识让中国错失了多次发展的机遇。其实早在宋朝我国最早的货币——交子的出现就预示着商业发展的萌芽，我们可以通过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一窥端倪。然而，当民间经济开始发展，社会面临转型时，高度集权的政治却加大了控制力度，极大地遏制了经济的发展。在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握有明显的优势和主动权。当时西欧正经历着“文艺复兴”，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他们要致力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尚无暇更无力向海外扩张。拜占庭帝国已衰朽不堪，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俄罗斯还臣属于蒙古的金帐汗国，其领土尚局限于东欧一隅，直到1480年才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伊斯兰教的突厥帖木儿帝国于14世纪后半叶在欧亚大陆曾盛极一时，但也仅是昙花一现。而在15世纪之前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及扩张，由于航海技术等限制，仅局限在欧亚及非洲部分大陆进行，其他地区尤其是辽阔的海洋尚是待开拓的未开化或半开化之地。中国几乎处于没有竞争对手的状态，却因为害怕“舍本逐末”，害怕背负“见利忘义”罪名，不想也不敢向海洋经济迈进，这不仅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了一桩十分亏本的买卖而被迫中止，从而结束了中国最辉煌的海洋开拓经历；也使得统治者进一步采用海禁措施来闭关锁国，从而亲手把自己一步步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得益于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置于“末”位的经济大力解放，实现了中国跨越式发展。但“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腐败严重、信任危机、道德沦落问题。如何平衡“本末”关系，如何建立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堵还是疏

汉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拓主要是陆路拓展，尤其是西域方向。两宋时期，陆路发展受阻，海洋事业逐步开展。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不仅招诱藩使来华贸易，也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中国商品成为东亚和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海商网络逐步形成，东南亚大规模建立华人社区。若假以时日，中国海外开拓事业必将获得长足发展。然而，为了防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明朝的统治，明初朱元璋便颁布了“片板不得入海”的法令，严厉管制海外贸易。到永乐时期，明成祖更加大了打击力度，他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禁止民间建造出洋海舶和将现有海舶改为不能出远洋的平头船，是对中国海商的致命打击。严厉的海禁令导致东南沿海人们无以为生，很多人只好犯禁出洋或者暗地交易，他们或聚集海岛，或移居外国，成为海外一方势力。而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便是招抚海外流民和打击海外华商集团。这一点可以从陈祖义事件中看出。“祖义，亦广东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五年，郑和自西洋还，遣人招谕之。”但陈祖义拒绝了招抚，欲与郑和军队一争高下，结果“和率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命悉斩之。”通过对陈祖义的镇压，明朝震慑了海外诸国，强化了朝贡贸易体系在海外的地位。事实上，这些漂泊海外的“非匪即盗”，也是明太祖海禁的受害者，他们为生计所迫，或经营走私，或沦为海盗。对于可能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的现象，统治者贯来是宁愿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而不采用顺应疏导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而在“堵”的背后实际上是封建君主深刻的保守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无论是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清末的文字狱，几乎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试图以王权和礼教束缚人的思想，防止人民造反。而面对海上贸易的兴盛，西方文明的传入，统治者惶恐地进行打击之后，干脆关起门来，掩耳盗铃地陶醉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而这一堵，则堵塞了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使中国日益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而面对鸦片战争的侵袭，“中国像木乃伊，密闭在棺材中，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立即腐烂。” （马克思语）中国的大好江山似乎一夜之间崩塌，却是长期以来的风化结果（其中政府腐败是严重的风化，此文不展开讨论）。

反观17世纪农奴制盛行的俄国，当时各方面落后于清朝政府。而彼得一世执政后，竟然隐姓埋名，以一个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在荷兰和英国学过造船，在普鲁士学过射击。尽最大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及行政管理方法。他引进国外新式武器和战略技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经济方面，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批准外国人在俄国开办工厂。为了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他把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带入俄国，还派遣许多年轻的俄国人到东欧去学习。彼得一世的改革让“俄罗斯腾空而起”（普希金语），推进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这种对外界事物保持开放的姿态，才是真正能治疗国家弊病的良方。很多时候我们所害怕的东西恰恰是可以推动我们前进的潜在动力，只要我们用开放的胸怀去看待，去疏通，它们并不会成为洪水猛兽，反而会推进国家的前行。

历史就是过去和现在无止境的对话。而对话的目的是借鉴历史，看清现在，指引未来。郑和没有完成地理大发现的惊世伟业，没有能推动中国的跨越前行，是国人的遗憾，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如果是以剥夺他人财富和自由来完成自己帝国的梦想，满足一己私欲的话，这种做法也未必可取。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场以掠夺和殖民为主的血腥史。历史有时很可笑，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往往是欲望，是恶。如果不是因为对金钱的极度渴求，哥伦布也许无法发现美洲大陆，从而开启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今天的全球化。可是，如果只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文明，最终也只会使人类再次失去精神家园，退化成野兽，甚至走向毁灭。

主要参考文献：

[1]《郑和家谱》，载于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齐鲁出版社1989年版，851.

[2][明]何乔远《名山藏》，载于《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873.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

第7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compare the decl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vigation that was represented by zhenghe’s navigation, which i call the zhenghe puzzle, with the famous needham paradox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trying to contribute a new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 these two phenomenons are comparable becaus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vigation shared som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y both lacked of profound social impetus,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ones, because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germination of the capitalism didn’t develop smoothly in ancient china; second, they were both characteristic of official enterprise, which induced freakish development and caused great hidden trouble to their progress in the long run, which in turn became a key factor in the happening of zhenghe puzzle and the needham paradox; third, they displayed certain feature of fogyism and occlusion and convergence, which caused the former one to have been lacking of gumption and the later one to have lost the ability of absorbing outside elites,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self-transcendence or qualitative change. while i describe the soil they rooted together, i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domestic and in europe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inevitable occurrence of zhenghe puzzle and needham paradox with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light of this comparative study, i present some historical apocalypse as epilogue.

key words：郑和 李约瑟难题 比较

问题的提出

约600年前的这个时节，我国明朝航海家郑和正率领着他那庞大的船队劈波斩浪于印度洋之上。这是他那个时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海活动，为人类绚丽多彩的征服海洋的画卷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在1405-1433年间的28年中，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洲和非洲的三十余个国家，每每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茫茫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1】。

在郑和结束其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的59年后，即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福•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也开始了其直至1504年的前后14年的远航活动；葡萄牙人费尔南多·麦哲伦1519年9月从西班牙出发，执行其绕过美洲前往东南亚香料群岛的计划；葡萄牙的华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出发寻找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此期间欧洲还分别有葡萄牙的迪亚士（bartolomeu dias）、亨利亲王等相继进行了海洋探险和远航活动，史称这一段时期为西方的“大航海时代”。

可见在15—16世纪期间，中西都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它们都是各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所不同的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这块大陆的新纪元，更对世界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哲伦终于完成了环行地球的壮举，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为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达·伽马则发现了饶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为这次远征费用的60倍，并且葡萄牙籍此逐渐控制了印度洋，为其掠取财富和侵略中国等东亚国家奠定了基础。反观中国，郑和航行终因耗费巨大等原因而被突然停罢，没有能够产生出超过或可比之于欧洲大航海活动的更积极的历史意义，并且在这之后便更是不绝的“禁海”令，终令中国几近完全丧失了海洋权益和导致了有海无防的尴尬境地，不能不说与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凡是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士，都不难注意到当时东西方航海船队的实力对比悬殊：欧洲大航海较之郑和航海不仅在时间上晚了几十到上百年不等，而且在上述著名航海活动中，无论其航域航程、船舶数量及吨位等，都远不及郑和船队。然而更令人疑念丛生的是，正是这两支对比悬殊的航海力量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却产生了完全倒置的影响。无论热爱中华文化的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自己，无不深感惋惜。从梁启超起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规模宏大的郑和航海突然中衰？为什么是麦哲伦和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完成了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大陆？【2】为叙述方便，以下我将称上述郑和研究中的难题为郑和迷题。的确，按照现今了解到的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航海技术，他完全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发现，显然问题不是来自国力或技术等硬件方面，而只能从思想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角度去观察。

然而，在我们为此扼腕叹息之余，稍稍把目光放开去，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令人心痛的历史画卷。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起源之一，很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循着自己独立的体系结构，在宋元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明朝前、中期也还保持着这种水平，并且伴有相当数量的新突破。在这一段时期中，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世界的最高峰。然而到了明末清初，我国的科技开始徘徊并趋于落后，而西方科学技术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加速发展，特别是通过其间科学革命这一关键性的事件的助推，很快就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于到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倍受列强欺凌，也造成了国人长时间以来的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希腊的风气。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对这个戏剧性的强对比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在他的影响下，西方学界很多人士也对中国文明及其衰落产生了浓厚兴趣。盖因李约瑟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所以后来便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 paradox）。然而无论李氏本人还是众多中外学者、名士，终究都没有能够就此给出一个可以被共同接受的解释，并且也许这种探讨会一直进行下去。

对比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我们不难注意到它们所反映的现象的一个共同表面特征，那就是，一度的高度发展和遥遥领先并没有保持下去，并没有产生更积极的历史后果，而是走向了衰落（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衰落以1433年下西洋活动被停罢为标志，中国传统科技衰落通常公认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而且这种衰落都发生得比较快，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两件如此相象的事情？在深层上，这两个事件具有可比性吗？它们的性质和背后的原因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本文正是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郑和谜题和李约瑟难题的维度

首先应当对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本身的内涵和维度有个分析。所谓李约瑟难题是问：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李约瑟把它作为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文明所要尝试回答的三大问题之一。李约瑟在长期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是一度居于世界最先进行列的【3】，然而后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就自然使他大惑不解。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他完整地构建和反思中国科技发展史和是非常重要的。

前一段时间，上海同济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等一些学者均表述了一个观点，认为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由是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科学，那又何谈中国科学在近代的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和西方科学（无论是古代形态的还是近代科学）二者本质不同，何谈比较？他们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科学观的角度——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上看问题才产生出来的一种徉谬。但是，这个看法只是否定了就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进行中西比较的可能性，而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说法是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所以只要我们自觉转换视角，也就是说屏弃西方的科学观，而认为任何一套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形态的科学，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以一种“后现代”的形态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西方，science也有此种用法。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这差不多是半个李约瑟问题了。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4】那么，如果中国古代有科学，而现实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传统中断了，被迫接受了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并且在此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有个寻求解释的工作了。这样，即便我们因为科学有着不同定义而产生出了科学体系间的比较能否成立的问题而避开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不用“为何落后”的提法，而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脱离的其自我发展的轨道而在近代为西方科学所“颠覆”，这样李约瑟问题就仍然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也与李约瑟表达该“问题”的时候用的文字是非常相近的，而并非对其之变通：李约瑟说的是“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就是说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的断裂是如何出现的，而没有说中国传统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也就是说他的原话中并没有使用比较的概念。而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不过是对该问题的一种通俗表达而已，是不严密的。上述的围绕李约瑟问题产生的争论的问题在于太狭义地理解了李约瑟问题并纠缠于文字、概念之中，而没有注意到李约瑟问题真正的价值在于提示了一种现象，启发我们去考虑其中的原由。这就是坚持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所在。就李约瑟问题的“真伪”提出的质疑还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是说李约瑟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中国古代领先的是技术，而非科学，且不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三是个别技术领域的领先不等于整体领先，在中西方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古代，李约瑟难题式的整体横向比较没有意义。这两个观点，在澄清了前述的问题后就不攻自破了。

对“郑和迷题”可以有这样几种问法，一个是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这里以发现美洲大陆为例，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是麦哲伦而不是郑和实现环球航行？）？这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问法，是在西方视角下的哥伦布等人航海“成就”的“启发”下提出的问题，多少有点形而上学的意味。这种提问意义并不大，而且实际在内涵上是指向下面要给出的第二种问法的。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呢？其实可以问一句，郑和航海为什么一定要发现美洲？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西方对于哥伦布人的活动及后其果的观点，认为他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是一个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为什么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发现了美洲这个地域，而是想问：为什么郑和航海活动没有对中国或地区的文明、历史进程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这就是郑和迷题的第二种问法。这个积极当然是指为什么没有带动中国和所影响区域较欧洲更早走向近代化和富强和过程，就象哥伦布航海对欧洲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影响一样。这也应当说是比较突显郑和迷题的真正内涵的问法，由此才可以与李约瑟难题产生比较的问题。

历史地比较

（一）

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就是在强势的封建秩序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航海事业均缺乏新兴社会力量的带来的创新活力，缺乏深刻的社会动力，特别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动力。

中国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向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自发过渡的种种迹象【5】，但是商品经济的萌动终于还是被封建的重压熄灭了。在明代时我国封建统治的势力正当顶峰，为了稳固其封建统治基础，必然要强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封建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商业的平等、互利、自主、对等等特点与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是互相冲突的，商品生产和其流通范围的扩大，将导致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的崩溃，所以封建统治者必定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视为一种威胁。

活跃的航海贸易自然会带来商品交换的活跃，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和商业意识以及商业传统的积累；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在下番物品采办等方面又“刺激了国内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活跃发展”【6】，走向了其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反面。这些都是为封建统制秩序所忌讳的，因而开海派和禁海派的斗争在持续地曲折发展。

但是，完全断绝海洋活动又是做不到的，因为明庭要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要达到获取香药、胡椒、奢侈品、奇珍异宝等必需物品、执行外交战略、维持宗番关系以满足明帝“御领万方”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和虚荣心、廓清海道和孤立平息反叛势力等等目的，均还是不得不通过海道与外国发生一定联系，另一方面，朝廷又深恐发展民间航海贸易动摇封建统治基础，大力禁止民间航海活动，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滋生出了朝贡贸易这种明代特有的官方垄断航海行为，郑和下西洋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执行“朝贡贸易”。 虽然，郑和航海和朝贡贸易不可否认多少有少量贸易的内容，但其主要着眼不在于贸易，而更多地着眼于政治、军事、外交和统治者的个人欲念等一些方面。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比如：就成祖登基而昭告天下，并平“靖难之役”上台之信任和政权危机；秉承中土大国的思想，“耀兵异域”， 推行朝贡贸易，希望“统御万方”，“教化四夷”，满足一种权力和尊崇的愿望；“宣德化而柔远人”，起到笼络海外各国并孤立沿海反叛势力的目的；“廓清海道”以通贡使；为采买国内缺乏的香料、药材等物品以及为朝廷搜罗珍异；以及“踪迹惠帝”说、“ 联印抗蒙”说等等。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秉承传统的封建大一统思想，通过海上活动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其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7】，而贸易活动和经济意义是附属于前述这些目的的【8】。故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远航，就决定了在主观上，其初衷不可能是由于强烈的内在经济目的驱动而发展大规模的航海贸易，而徒具其船队之宏大规模。尽管我们可以从史料的记载上看到这种朝贡贸易进行得热闹非凡的景象，也不能否认其于国于民带来的诸多经济利益【9】，但是因为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是贸易，并且朝贡贸易中发生的交换和交易行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因此其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实际作为和成效只能被视为是非主观的和次要的。朝贡贸易过程中包含了大量无偿赏赐，交易也主要以实物互易的方式进行的【10】；而且或少纳多赐或高买低卖，付出远大于收入；采购也集中于香药和奢侈品，更多是单方面的消费【11】，而非相互贸易，并没有使中国方面获利多少。其结果是朝贡贸易耗费巨大，以明朝当时强盛的国力亦感觉到了维继之难，“岁时颁赐，库藏为虚”【12】，也因此才使得以刘大夏为代表的禁海派得以引此为据而焚毁了郑和航海官方档案。在推行朝贡贸易的同时，明庭又厉行海禁，强行中断民间航海贸易的正常发展。然在宋元时期，那时航海贸易总体是官民并举、有来有往的，而且其发展受到官方的鼓励，因此是一种活跃和积极的贸易景象，这样才对宋元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宋代可以说是我国的重商主义时期，国内外贸易都发展到了当时世界上的高度水平”【13】。在明代，曾获利甚丰的市舶制度也一度（洪武、永乐年间）蜕变成为执行朝贡贸易和防止民间航海贸易的工具【14】，“这与宋元两代讲究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15】

同时，由于郑和航海是官方性质的航行，个人经济动机在其中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最多在特许的情况下从事一些小规模的商品互易。“由于郑和船队官兵，有很大一部分原系各卫所的漕军，他们在押解漕粮时，常常附带私物沿途货卖谋利，所以随郑和出国后，也当然不会忘记利用这个谋取私利的机会。在郑和船队“贸采琛异……充舶而归”的过程中，自然也包含着部分属于个人的贸易活动【16】。同时，朝廷也将这种特许私人贸易作为对出海将士的一种慰劳和鼓励政策，比如宣德五年五月一份下给郑和的敕书，令郑和“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唯尔心腹知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 【17】。但是，这样的贸易活动和利益驱动在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中起的作用自然是微不足道的。

凡此种种均表明，郑和下西洋一举是缺乏深刻的经济动力的，因而也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故“一旦海洋事业的发展给中国封建社会肌体内部带来积极活跃的经济因素，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正在加强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冲击，封建统制者只有采取“禁海”，限制和扼杀经略海洋产生的积极因素，维护它超稳定的封建经济基础，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顿成绝唱的所在，也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厉行海禁，对利润丰厚的民间航贸也三令五申加以禁止，以至把海上活动限制在封建经济补充范围的社会原因。【18】”总体上看，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明前、中叶的主要航海图景是一种没有蓬勃的、顽强的内在力量的航海，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根本上是缺乏生命力的，因而很容易为外力所阻，表现为突然终止，并且部分地由于其惯性与遗毒【19】，使得中国航海事业没有后劲，加之欧洲人开始挟其强劲的航海能力和日盛的国力来到东方，对中国形成制约和威胁，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终于未能再振，而是走向了下坡路，错失了发展海洋事业的机遇。

再反观航海事业在同时期稍后的欧洲又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该时期欧洲的航海行为整体而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行为【20】。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哥伦布等人的航海发现一经传回国内，就会引发大航海、大贸易、大移民的热潮和为什么那个时代欧洲航海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因为他们的社会对此是处于“有准备”的状态。当时，欧洲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由于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奇缺，严重地制约了资本的积累。当时欧洲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金币，黄金又是重要的装饰品，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人们对它的欲望是无穷的，而欧洲每年的黄金开采量却非常有限，而且由于此前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贸易，也导致了金银的大量外流。这一切导致了人们狂热地寻找黄金。哥伦布曾经说过：“黄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做到一切。有了黄金，可以把灵魂送上天堂”。这就是当时欧洲人的心理写照。恩格斯也曾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各国都怀着目的去找寻新的未知世界，有些君主想藉找寻新世界去扩张领土。大部份的君主、探险家都希望能找到金、银、香料和一些特别同有价值的东西。一些银行家、商人则希望能找出新的贸易航线，这是一个何等蠢蠢欲动的世界呀！由于两条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都分别为土耳其帝国和阿拉伯人所阻，所以急切的欧洲人不得不努力探寻新的航路。同样与郑和航海不同的是，航海家个人的经济利益等功利性的动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中有极为清晰的呈现：哥氏可投资全部西航经费的八分之一，而以新殖民地所获利益的八分之一作为报酬；新土地的任何经济利益，哥伦布均可以征收十分之一作为税金【21】。

如前面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主义是完全互斥的，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平等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同小农经济这个封建体制的根基也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要反对封建主义，除了政治斗争外，还需要以科学技术来作为思想武器和物质手段来冲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追求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取得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所以说资本主义对于科技的需要根本上和最主要地来自经济目的。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就迫切需要依靠科学提供更强有力的生产工具，如机器；需要凭借科技提供新的工艺和技术以不断降低成本、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增加竞争力；需要依靠科技发展交通和运输工具，以在最大范围内使得原料和商品进行流通等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在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的同时，它也就有了最终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力量。

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明末清初所扎根的土壤和郑和航海是相仿的，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始终奉行“重本抑末”的思想，商品经济一直受到压制，并且在那个时期封建制度尚处于非常强盛的状态，故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压力的，其与科学的交相促进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所以可以比附于西方的，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的内在要求就是很微弱的，从而使得我国的科技发展没有能够走到突破口，脱离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终于没有能及时实现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尽管循着惯性，明代科技保持了相当高度，并且在不少领域还继续有新的突破和杰出的科技人物出现，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传统科技便开始显出疲态，走向了下坡路。后来中国又开始长期陷于列强的侵略之中，传统科技已经势微到完全不可能实现质的突破了，并且西方科学技术开始由一批批传教士传入，此时中国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科技并不是在明末清初时就陷于停顿或者退步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西方科技迅猛发展映衬下的一种思维陷阱而已。有学者称，这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说是中国停顿，而是西方的迅速发展，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中国传统科技没有进化为现代形式和在当代的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在西欧，中世纪时小国林立，形成多层次的封建结构，王权不彰，封建势力相对薄弱，因而出现了王权、贵族、教会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多元化权利结构。至中世纪末期西欧王权提高，民族国家形成，新兴君主往往联合城市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贵族，目的在于加强自己的政治与财政力量”。【22】也即西欧的封建势力是远远薄弱于其在东方的“伙伴”的，加之文艺复兴深深地赋予了欧洲人平等、民主、自由的观念和对人的价值的高度崇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与中国萌动的时间是大致一样的，但其自萌芽伊始就处于远较中国有利的多的社会条件之中，使其终于得以成长壮大起来。马克思正是在敏锐地观察到了欧洲资本主义和科学交相促进发展的图景之后说“资本主义生产首次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世纪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23】。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明白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二）

中国传统的航海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模式都具有鲜明的官办特色。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是有益于这两项事业的发展的，因为可以凭借国家权力集中人财物的力量，使得它们有目的、有保障、有组织地获得一定发展，可以做些零散科学活动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大规模大地测量，并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成就，比如最系统和完整的天文观测数据和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但是这种特点同时又给他们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造成畸形发展，终成为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后不久，下西洋作为一种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航海实践即被宣告停罢，由是，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嘎然而止，终于没有再在历史意义上向前迈进一步，以后也再没有堪与之比拟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出现。对于郑和下西洋之动因和停罢的原因的看法甚多，但不管哪一个或哪几个成立，郑和航海无疑都是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和国家的直接组织之下展开的一种国家行为。这样，我们不难看出，郑和航海之所以突然停罢，其后果对封建秩序造成冲击、人财物消耗巨大等等是客观原因，朝丞反对，斥为弊政，是直接原因，但根本还在于郑和航海是一种没有广泛社会基础、深刻经济动机或者个人功利目的纯然官方行为，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意志和长官意志的产物，并且不符合最基本的经济意识，是一种畸形的航海和贸易行为。因此一旦政治环境或者统治者的兴趣和需要一变，或者为郑和下西洋提供物质保障的强盛国力开始衰落，那其突然停罢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也即其所以存在和所以不存在都缺乏深刻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本身虽然表现为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顶峰，在航海科技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实际上又不是倘若能正常发展的民间和国家航海事业的代表，而是在官方的组织下表现为一枝独秀，背后是民间航海的委顿。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大航海活动尽管有官方的参与，却没有纯然官办和官方垄断的特点。从哥伦布和麦哲伦两位大航海时代的“英雄”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不但不是官方组织的，反倒是个人的探险、发财的欲望在个人能力和实力不足时而主动寻求官方支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而且是以契约形式保证的（中国民间不是没有同样的热情与能力，只是被外力给压制住了，所以没有表现出来）。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推销自己的计划，但是遭到冷遇和拒绝，1485年，他又游说西班牙，西班牙王室倒有兴趣，但是直到1492年才批准这项耗资巨大的计划，并与他签定了《圣大菲协定》，以期分享此项探险活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当时西班牙经济拮据，西班牙王后伊莎贝拉为了支持哥伦布的远航甚至卖掉了自己的钻石首饰。麦哲伦本是葡萄牙破落贵族，曾为葡萄牙王室效力，1513年他一再请求国王允许他组织船队进行环球探险，然而国王却不理睬他，绝望的麦哲伦只好在1517年离开祖国，投奔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要塞司令。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的计划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批准，与他签署了远洋探航协定。按照协定，麦哲伦被任命为探险队的首领，所率船队的船只由国家提供，航海费用由国家负担。探险过程发现的任何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麦哲伦充任总督，新发现的土地的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归麦哲伦所有。在这些历史上的大航海家扬帆的同时，欧洲的港口出现的是一种千帆尽发的景象，比如哥伦布的“发现”虽然没有马上给西班牙带来明显的收益，但是随后接踵而至的冒险者如科尔特斯、皮萨罗等却从美洲攫取了无数金银财宝。

不难看出，西方大航海时代缤纷壮阔的航海活动，是建立在历史性的需要的基础上的，国家和个人互相借助、双方得其利的航海活动，其发生和发展是有内在逻辑的，有比较有势力的社会基础的，故而我们可以设想，其并不是容易被突然终止的，而且即便遭受暂时的挫败，也有深厚的动力和韧性重新发展起来，正所谓大势所趋。

类似地，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浓厚的官办的味道。“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象对盐、铁、铜、矿山、外贸等大都实行官办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也大都是官办的”【24】，例如制订历法、编写医书、组织大规模地理调查、长期系统观测、记录天象等等。朝廷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具体事务，比如专司观测记录天象的钦天监，官方科学活动拥有一套完整的体制，科学家往往又兼具封建官僚的身份。封建的官办事业，可以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因此对科技发展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官办的科技也有很大弊端：它以满足封建统治者需要为目的，只注重关乎统治需要的方面，比如农业是封建中国的立国根本，所以农学发达，关乎农时的天文历法也随之发达，而科技的其他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致使科技发展多少表现出一些畸形；这种特点也使得民间科技基础和传统相对薄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对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科技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技经历危机时期和面临变革的机遇的时候；这种风气也部分导致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实用性很强但缺乏理性主义精神，这对于其向近代科学形态的转变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封建社会的官办科技事业中，领衔的多是大官僚，本身又多数不懂得科技，却班门弄斧，或以此为例行公事，而科技人员（多数人同时也是封建官僚）也多是把？视为敷衍官差，探索自然奥秘和发明新技术的职责被受禄任事的封建官僚体制所冲淡”【25】，扼杀了探索的动机。而在欧洲发生科学革命促使其古代形态的科学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人们刚刚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走出来，感同身受着思想的大解放，又伴随着希腊科学的被发现和重新解读，于是学者们急切地把探询的目光从上帝转向了自然和人本身，因此，充满热情、自由探索的风气正是那个时代的科学交响曲的主旋律，并且涌现了一批学贯古今、文理兼备的科学家、思想家。因此，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官办特征的种种弊端使得随着封建秩序走向没落，依附其上的传统科学技术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随之走向衰落。中国传统科技一旦失去官方动力，内在自发力量便自然不足了。凡此种种，中国古代科技又何以能够自发地取得现代形式呢？

纵观西方科学的历程，其在科学革命以前的发展过程中也从来过没有官办的特性。追溯到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时期，那时的学者大都依靠公开演讲和论辩，力图击败对方并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声望，以求吸引更多学生到自己的门下，籍此来养活自己，然后从事追求智慧的活动。到了中世纪时，希腊科学传统出现断裂，科学探索陷于停顿。但是在论证神的存在与特性的自由探索中，西方人的逻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理性精神得以发展。而到了中世纪后期，神学家和僧侣们转向尝试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进行神学研究，却使得他们的研究带有了一定的科学研究的意义。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文明再度被“惊喜地发现”，这股“清新的空气”伴随着宗教改革激发的思想解放，欧洲人的学术热情迸发，一派活跃、开放的汲取古典知识和探索自然和人本身的风气。不可否认，在西方科学史上，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古代，均不乏科学从业者本来就是贵族或高级神职人员的例子，也不乏依附于王公贵族或朝廷的例子，比如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波义耳等。但是和中国古代的负有官方使命的官僚学者完全不同的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在解决生计之余得以探索自然、追求智慧。在西方精神生活中始终就有“爱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他们的学术具有独立、自由、理性的禀赋，也使得其知识的来源广泛的多、传播和交流比较充分，探索无拘无束。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即设有专门机构，比如钦天监，拥有一套完整的体制，而且科学家往往又兼具官僚身份，是完全不同的。

（三）

郑和下西洋和中国传统科技都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性、封闭性、保守性，正是这种特性即使得郑和航海仅仅被赋予迎合皇帝的虚荣心理和假海道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的任务，而缺乏开拓进取的心态，也使得中国传统科技无法及时地吸纳外来的先进成分，甚至自我超越，发生质的突破。

在海洋发展事业上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由于古人地理视野的狭小和中原文化长时间发展得较四邻为高，因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形成了中国是居于大地之中的“天朝上邦”，而其他国家皆“蛮夷之地”的观念。这种心态，再加上封建制度固有的内敛性和四平八稳的自给自足、不假外求的小农经济，一直持续到晚近。其次，与把中原作为世界中心的思想观念相适应的、中国自古就有的地平大地观也使得郑和不可能去想一直向西航行还可以绕行地球而回到出发点，这就限制了他的思考和行动，导致了郑和航海中的某种观念性制约。再次，中国虽然也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高度发展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然后再向周边扩散，这个文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异己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能力很强，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文明总体上还是一种大陆文明模式，海洋文化只能成为融于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始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大地上主导的文化。这样，中国文明自然就具备了大陆、大河文明所具有的内向性。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加上明朝中叶确实享有的国力的强盛和传统科技的发达，就决定了中国的统治者的自负和自我中心意识，对开拓疆土、探索异域、发展贸易缺乏兴趣，在海外活动中相应表现出一种内敛性和封闭性。明太祖朱元璋就说过：“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26】。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不是学习、获取和探索，而是为了满足明帝君临天下的愿望，制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使更多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于中国。于是乎，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竟出现了16国1200名使节入华朝贡的盛况。可见，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执行的“朝贡贸易”、昭告天下明成祖的登基、扶助满刺加国、剿灭海盗陈祖义、锡兰山战役等带有一定进攻性、进取性特点的活动，均是在上述主要目的之下进行的，无不是为了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和达到“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27】的目的，以显示天朝大国的威仪，而并非真正的征战、扶植傀儡政权和开拓航海贸易的行为。这样，郑和航海的整体上表现出了一种保守、自闭的历史局限性。当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达到了通过海道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满足了明帝的虚荣心后，下西洋的活动似乎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办下去了，于是中国自愿地退出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自愿地放弃了对经济、海权、文化霸权等诸多海洋权力的追逐和分享，而此时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航海先行者，正在摸索着向印度洋驶来。当然，这种不思开拓的心态也是部分地同上文谈及的缺乏深刻的社会、经济动机和官办特色是直接相关的，但它作为一个明显的特征，这里还是有必要单独提出来讨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能奢望郑和能放眼全球，去发现美洲或实现环球航行？事实上，下面还将讨论到，即便郑和发现了美洲或实现了环球航行，我们也可以设想历史的进程不会有什么大的改观，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中衰还是不可避免的。

郑和下西洋28年间，基本是没有使用武力的，仅有的几次武装冲突也是有理有节的，均出自剿灭海盗或者自卫的目的。这个事实一直被称颂为和平外交的典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优良的传统。但这也确实表现了封建统治者不思开拓，自满于天朝大国的幻景之中的一面。其实国家的品格是人的性格的反映，是人的品格所赋予的，因此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不是这样的封闭内敛，不是这样的自满自足，那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很可能要对促进地区的文明进程而言更积极。我们说战争、杀戮和殖民是邪恶的，是反文明的，可是不可否认这些现象是人类文明既发展而又不够发展的状态下不可避免的，也是文明向前运动的形式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也可以写成一部战争史。

由前面所述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活动恰恰是表现出了扩张、开拓、冒险的精神。它们有的是地圆地球观、发财致富的梦想、探索的动机和航海传统，没有的是泱泱大国的历史和心理包袱和强势的封建传统。而且因为不是“奉旨下番”的航海活动，而是为着个人发财、探险、出名这样的动机而扬帆出航的，所以航行的执行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自然是不一样的，表现为胆识、进取精神、决策方式等都是不一样的，不是仅仅完成预定目标就返航，而会努力把事情推向极致，尽可能地探索各种可能性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美洲及新航路的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使其眼光由狭小的欧洲放大至全球，自此开始向海外进行征服和殖民的大扩张。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海洋航行不仅没有改变中国人惟我独尊的世界观，反而更加深了天朝观念及自我中心思想【28】。

再看中国的传统科技。第一，其一直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自成体系，并且籍此体系发展到了世界古代科技的顶峰。这是无疑是一个令国人自豪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和优点是相对而言的，随着视角的转换，我们看到这种特点也曾成为一种阻力。因为“中国传统科技的自成体系一经产生，就形成一个无形的壁垒，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的问题”，【29】也就是说外来的知识自然与之产生一种“不兼容”的现象。并且，随着该体系本身的充实与发展，这个问题也俞益突出，它使得与该体系相左的科学成果、科学思想的出现，成为很困难的事，即要突破原有体系的框架，很不容易，同时表现出对外来知识是比较排斥和高度选择吸收的。比如“数学方面笔算的方法早随佛教而传入，但由于筹算法的高度发展，没有为人所重视；三角函数表早在唐代亦已传入，但由于代数法的高度发展，也被湮没在浩瀚的史籍中。”【30】第二，中国传统科技，特别是传统技术长时间居于世界前列，因此不可避免产生出一种自大的情绪，认为向邻邦外国学习似乎有损尊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当西方近代科技已经有较大进步之后，西方列强对东方大肆扩张的时候，这种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思想，显得尤为突出，形成了学习先进科技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同时，它又是清代曾奉行的长达百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的思想基础。这一政策使得中西方科技交流陷于中断，人们对欧洲科技的新进展，异己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新潮流、新手段茫然无知，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31】第三，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近代科学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其注定不可能自发地转化成为诞生于欧洲并已经抢先取得了绝对话语权的近代科学模式，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体系的封闭性。西方近代科学的特征被总结为观察、实验加数学，也就是实证知识加逻辑体系，这和中国的科学传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不少学者都曾指出，缺乏古希腊式的逻辑体系是中国科学没能向现代形式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它所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段、零星而不系统的，科学的抽象也只能是经验性的，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用于实验与观测的设备又是十分贫乏与简陋的，所以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很大限制”。【32】所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要取得突破，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上取得突破，通过实验的方法来促进经验知识的加速积累和主动的获取。最后，再加上前面谈到过的官办科技的特点，外来科技即便可以多少融入中国传统科技，但也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而只在官僚科学家内部存在，或同化或消亡了，而无法产生更积极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无法与更广泛更宏大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故而无法实现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高度互动，而这正是近代科学在欧洲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上述这些具有保守性、封闭性和排它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科技没有能够在获得了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甚至可能由于科技发展内在的逻辑和自我运动而要求一种突破的时候，并且在接触到西方的古典近代科技知识的时候，没有获得关键性的自我超越，终未能在现实中实现这种向现代形式的质变，只能是徒然错失机遇。

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上述第三点所言的体系的封闭性是个伪问题。这是可能的，但也仅仅是可能，因为如果假设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可能实现自我突破，则这是个伪问题，因为：近代科学肇始于欧洲，并且抢先发展成为拥有唯一话语权的科学形态，所以中国传统科学体系只能在其映衬下表现为一种封闭性，而不是相反。但如果假设其不能实现自我突破，则其封闭性就是存在的，故而是真问题。当我们用体系的封闭性指对外来知识的吸收—也就是上述第一点时，这个封闭性的成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自明的假设。因此，上述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的论断总体上是成立的。

上面已经论述了西方科学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秉性，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哥白尼突破了日心说的束缚；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打破了古希腊盖伦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体系是统治西方几千年的物理学体系，但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接力似的工作下终于瓦解。可以说，欧洲科学革命就是在不断否定古代科学成果的工作中发生着。有人曾说，近代物理学的进步是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体系逐一质疑和否定而发生的。欧洲科学也有其体系和传统，但他们更继承了独立、自由探讨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传统，恰恰是这个传统帮助他们突破了具体的知识传统。

一点讨论

（一）

上面给出的导致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出现的三个共同原因是相互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并且都与封建藩篱（包括制度的和思想的）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之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正常发展，因而一方面是不能产生出对科技和航海事业的强烈的内在要求，特别是没有源于经济目的之强大动力，再者是缺乏社会动力的科技和航海事业就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拘泥和保守的倾向，同时没有社会基础的航海业和科技事业就无法摆脱官办的弊端，一旦遭外力所阻，就会陷于无可挽回的衰退中，而没有突破障碍、重新生长的强韧性格。后面两个因素虽然同第一个因素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又各有其鲜明特点和其产生的子因素，因而是有必要提出来单独讨论的，而不能笼统地归结为封建主义藩篱的制约作用。此外，官办特点对于这两项事业的保守内敛性是有一定的导致作用的。

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人们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诸多理论，有关的研究和争论一直在持续之中。它们均是非常复杂的“大”问题，尤其后者。以上所进行的讨论，是远远不足以完备地解释这两个问题的，更不敢奢求对这两个现象的产生给出一个基于历史的、逻辑的、社会的广阔背景的统一理论，这里只是想拮取其中三、两个有共同点的方面加以讨论，以求暴露某些内在的共同特征，并贡献一种新的视角。

（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先生认为，即便郑和绕过好望角，到达了欧洲，世界格局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总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顶多对中国等东方国度的殖民化和美洲的发现和印第安文明的覆灭起到一些加速或阻滞的作用【33】。这种假设是有道理的，基于上面对郑和航海的特点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设想的是：郑和仍然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赏赐、封分，互易一些珍奇物品和采购些胡椒、香药等国内缺乏物品，或者再带个别使者回国朝贡。我们甚至可以把宋正海教授的假想再外推一点，即便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甚或实现了环球航行，对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并不会产生什么刺激作用，他可能的发现在国内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澜，当时中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平稳和高度内敛能够轻易地吸收外来的微扰而归于平静，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覆灭依旧无可挽回！而西方倒可能借此更早走向世界，进行全球掠夺与殖民。这实乃中外航海不同的动因、目的、心态、形态所致。

近来还有英国的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提出，郑和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过美洲，也在麦哲伦之前就实现了环球航行，如果这种观点被证明成立，那更说明郑和迷题的客观存在，因为，如果在这种条件下郑和下西洋都没有能够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什么作用，没有能够对中国历史与文明进程发挥更积极的影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在当时中国的种种条件下，郑和迷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呢？并且，宋正海教授的假想也就不再是假想，而是事实了！

历史的启示

郑和航海600周年将至，各界都在筹办各种形式的纪念和研讨活动。中国传统的航海事业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史，历秦皇汉武的积极开拓，经唐宋时期的繁荣，初展经略海洋的气象，及至郑和下西洋的颠峰，再到其后中国在海洋面前的迷失，既沧桑壮美，又发人深思。当我们再次面临海洋发展的新机遇时，瞻前顾后，以史为鉴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对郑和航海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中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历史的启示，特别是注意到它们与现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不说其中有着很深刻的思想观念上的传承关系。

首先，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防止长官意志和先入之见，否则难以避免因其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等条件的变化、决策者的更替或者其兴趣的改变而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性，也难以避免决策失误和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国家在于引导和调控而不在于包办。

其次，尊重和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尊重和引导个人的动机与利益来服务于社会的目标，解放和调动民间和全社会的积极性。

再次，应当有全球战略，外向眼光，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改革开放已经长足地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但是长期的习惯思维的影响使得闭关自守的倾向仍比较突出，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就以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第四，注意到思想、文化传统中对社会发展的阻滞的力量，注意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相辅相成。

最后，充分重视海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增强国人的海洋意识，研究和培养海洋文化。不鼓吹“蓝色文明”、全盘西化，也绝不妄自菲薄，但也要确实注意到国人海洋意识的薄弱。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陆上资源的枯竭和空间的日益狭小、特别是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生物医药科技的发展，使得充分利用海洋成为可能，人类也许不可避免地将转向更完全意义上的海洋时代！中国不能再一次错过走向海洋的机会！

结语

费马大定理被德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称为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因为在这个问题产生后的近400年间，在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产生出了许许多多宝贵的数学分支、数学方法、数学成果，也就是说对费马大定理的研究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数学学科的发展，以至后来数学家们都不愿意看到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被“杀掉”。

对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探讨，特别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这样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这两个恼人的问题将引导我们把目光放开去，钻下去，通过日益深入的探讨，不仅在学术上、学理上知其然，而且帮助我们借古鉴今，指导现实的活动。希望这篇文章中粗浅的尝试能够引出更多的探讨和更深刻的见解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见于福建常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所刻“天妃灵应之记”，1432年

【2】参见：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原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

【3】学界近来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对此我是不完全赞同的，见紧接一段的讨论。

【4】荣格《纪念卫礼贤》，通山译《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p143；转引自：田松，鸡与鸭与李约瑟─对李约瑟问题的语境分析，原载于上海交大科学史系的“sch频道”网站（ /shcp/article/jyy.htm）

【5】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彭德清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p279-280

【6】杨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p30

【7】【20】【21】【22】【28】熊建成（台湾），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比较研究，《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p172； p168；p169 ；p174；p174

【8】【9】也有文章认为在经济上的获利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和维持继之道，比如《郑和下西洋的动因、终止与历史回顾》（李金明，《走向海洋的中国人》，p285）和《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于所获财富的估计》（田陪栋，《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p168）、《气势恢弘的世界蓝色文明的探索与实践——郑和下西洋》（辛元欧，《郑和与海洋》，p128，四：郑和兴海思想的精粹—开海开放）。也不能否认郑和下西洋对于国家和平民的诸多经济利益，如“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传），再如通过香料的折俸，朝廷节省了大量费用。有关史料和论述还可以见于《论郑和下西洋》的248-249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8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但是总体而言，持此说的人很少，多数研究还是倾向于认为郑和航海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也兼顾到因为禁止民间航海和限制贡舶来贡而导致的香药等物品的匮乏，以及部分商品的变卖可以获得的收入等经济目的。而且，认识到航海贸易之利，与主动追求这种利益也不是同一概念。明成祖凭借当时国力之强盛而发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以“耀兵示富”，“安抚四夷”，获得“贡使相望于道”的封建大一统的满足感，以及达到其他重要的政治、外交目的，而不计消耗，是完全可能的。郑和下西洋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的活动，其目的一定是多重的，而且因为航海贸易和市舶之利也不可能完全不被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幕僚注意到，因此，下西洋过程中附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目的始终只是附带的，而不成为主要动机，特别是，这种经济上的行为和获利还往往不是自觉的行为及其结果！在下西洋过程中因为赏赐、不等价交换、犒赏慰劳参与人员、调集下番货物等等开支都导致下西洋耗费巨大，以至府库空虚，并终于成为下西洋活动被停罢的口实，是不争的事实，从而可以判断郑和下西洋主要不是为经济上赢利的目的去的，因为这笔帐是很容易算的。

【10】【14】【17】【27】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p244；p286；p260-261；p261

【11】《郑和研究活动简讯》，第3期，p10：“‘采买珍宝’不同于贸易，是单方面的消费”

【12】《明史》卷332• 坤城传

【13】【15】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p53；p63

【16】鹿世明，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对外贸易，《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p37

【19】请参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辑，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p35；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p242

【2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年-1863年），人民出版社，1978年，p206-208

【18】于正江，我国海洋事业的思考，《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p84

【24】【25】【29】【30】【31】【32】《中国科技史稿》，科学出版社，p333；p333；p334-335；p335；p334；p312

第8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也曾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海洋大国，如何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文明转型为基础，增强海洋大国意识，突破长期以来的海洋困境，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强国，是摆在国人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并不落后】

中国以龙自诩，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称，龙的固有属性与海洋分不开。从自然地理条件看，中国是海陆复合体国家，既有海洋性又有大陆性。

海洋文明成就了唐宋时代的辉煌，唐、宋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唐、宋时期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远洋商船云集，商人富甲一方，同时贡献了巨额赋税。宋代同海外的联系比前代和之后的明清更广，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一是宋代人对海外的地理概念比前人更清晰；二是宋代贸易港口更多，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细；三是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达410种以上；四是海外贸易的规模更大，经营者身份更复杂；五是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了推进海洋文明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海洋文明意味着商工文明，宋朝很大程度上是以商立国。

 

法国汉学家孔博说：“郑和开创了地理发现时代，使得中国的海权、海上贸易、航海技术、舰队规模和实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约27000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这样的航海规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咂舌，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了近半个世纪。《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所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

 

毫无疑问，明代海禁之前，海洋文明盛行的西方国家，其成就和影响并不如兼具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中国。

【国人海洋大国意识丧失在海禁中】

遗憾的是，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语），继之而起的是连续300年的明清海禁。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中国原有的辉煌的航海文明基因遭到了陆权文化的粗暴摧残而中道夭折，与此同时，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绑缚住中华巨龙，使之陷入搁浅的困境，主动把广阔的海洋让予西方列强。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郑和却被召回，兵部将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得到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航海资料销毁，舰船在海港中腐烂掉，同时下令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郑和舰队本来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等的一系列挑战，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然而，地缘战略思想特别是海权意识的缺乏，使中国将到手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自动放弃海外利益，否则当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郑和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就在东方的中华巨龙开始搁浅之时，西方世界却借助海洋迅速崛起。特别是麦哲伦的全球航行贡献最大，他开辟了新航道，其航行的意义在于证明地球是圆的，海洋不再是人类相互隔绝的障碍，而成为最便利的通道。人们开始利用海洋到达其他各个大洲，全球化进程由此开启。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借助海洋、发挥海权效应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西方海洋文明不断扩张、最终统治世界的历史。从西方航海大发现开始，靠着一艘艘满载金银、香料的帆船，葡萄牙、西班牙一度称雄世界。继之而起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凭借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经济军事复合体，以海洋为舞台，以“商舰”即武装的商船为载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50%，把17世纪整个变成了“荷兰世纪”。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凭借其世界第一的海军实力，海外贸易到哪里，海军就到哪里，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长达两个世纪。美国是全球最具海洋意识的国家，凭借集海洋新思维于大成的海权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超级海洋霸主。东邻日本则在近代摆脱海禁的枷锁后，依赖海洋快速崛起。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御笔书》，宣称要以武力“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制定了优先发展海军的战略。1872年设立海军节，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击败中国北洋水师，1904年击败俄国海军，终以海洋之利跻身西方列强之列。而中国甲午之败，则是大陆文明败于海洋文明、农耕文明败于商工文明。

 

1404年（明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将民间海船都改为平头船。平头船无法飘洋过海，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断绝了民间的海外联系。在世界开启全球化进程之际，明清统治者告别海洋文明，固守单一的大陆文明，无异于与历史发展的潮流分道扬镳。海禁政策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一次文明的转型，由兼具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国家，变为单一的大陆文明国家。中国的落后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而是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期开始。为什么明清两朝拒绝海洋文明，固守海禁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和重农抑商的思想，他们认为农业是天下之本，而无商不奸。

第9篇：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

[关键词]长乐显应宫 妈祖 民间信仰 华侨华人 郑和下西洋 明代

郑和下西洋凡7次，历时近30年，涉沧溟10万余里，往还于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先后到达30余国。他乞求保护的主要神祗是海神天妃，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百年之后，竟然也成了沿海居民，尤其是迁徙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顶礼膜拜的尊贵守护神。本文拟以1992年在长乐樟港镇仙岐村发现的显应宫遗址及数十个泥塑为线索，探讨郑和信仰的形成及其与妈祖信仰的关系，以及郑和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传播与影响。

一、妈祖信仰的起源与郑和对妈祖的景仰

妈祖又称天妃，姓林，名默，莆田人，相传雍熙四年(987)九月她升天为神。北宋天圣年间，在她的故乡莆田湄洲首先建祠敬奉妈祖。庆元二年(1196)，在当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建立天妃宫。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市舶司也建有顺济圣妃庙祀奉天妃。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之神，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青岛、烟台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都陆续建天妃宫。仅台湾全岛就有天后宫900余座，信众1400万余人。据统计，迄今全世界妈祖信众多达2亿人。明末至清代甚至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河北及京津地区，也出现了35处的天后宫。[1]不仅沿海有，内地也有天妃宫，如南平、光泽、浦城、崇安、江西景德镇、贵州镇远等均有。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也亦如是。早在明中叶澎湖马公即建造妈祖宫，是为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2]

明初郑和被明成祖委以重任，七次往返各大洋之间。在每次下西洋行前，沿途均要祭祀天妃，平安归来后亦需酬谢天妃。郑和出使古里、满刺加返还，以为沿途风暴中妈祖神灵多次感应，奏请朝廷于永乐五年(1407)新建南京龙江天妃庙，当年庙成，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内官尹璋出访榜葛剌国，祷神求诸显应。明成祖遂遣郑和与太常寺少卿朱焯传旨湄洲致祭，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对天妃保佑“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加以褒扬。此碑仍立于南京天妃宫内。永乐十七年(1419)九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后，重修天妃宫于南京凤仪门外。宣德五年(1430)郑和复使西洋，舟师泊于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祠下，因缅怀天妃“数次皆仗神明护助之功”，遂再次重修天妃宫，并勒《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昭示永久，植西域海棠以志纪念。福建长乐是郑和下西洋抛锚的据点和活动基地，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奉使西洋，途经福建时，奉旨到湄山致祭天妃。永乐间，如《长乐县志》载“中贵人三保者下西洋，为建庙宇海上，大获征应。宣德六年郑和等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并府县官员诣湄屿买办木石，修整庙宇”。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 在长乐天妃宫立《天妃灵应之记》碑，碑高133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座高29厘米，碑额篆文《天妃灵应之记》，有祥云捧日图案装饰，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碑文楷书共计1177字，记述了下西洋的目的、意义，前六次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务，以及在长乐修建宫、寺、殿和刻碑、铸钟的情况，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明朝对外关系史的珍贵文献碑刻史料。正如碑文所说：“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后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充分表达了郑和对天妃的感激之情。[3]郑和船队曾数次停泊长乐，据道光《福建通志》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后自福建五虎门扬帆。”永乐七年(1409)“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泊，十二月福建五虎开洋”。永乐十年(1413)“自福建福州长乐县五虎门开船”，宣德六年(1431) “驻泊兹港(长乐)等候，伺风开洋”。另据明弘治年间由闽人黄仲昭撰写的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卷四“地理志”记长乐县“太平港在县西隅。吴王夫差尝于此造战舰，即古吴航头也。国朝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通西洋，泊舟于此，奏改今名。东有十洋街。古谶云：十洋城市状元来”。[4]今樟港镇十洋古街犹存。

二、明代对妈祖的封赐与妈祖信仰的兴盛多与郑和等航海活动有关

有明一代朝廷及地方官员曾多次对天妃妈祖进行封赐和祭拜，这就从官方的高度上更加推动了妈祖信仰的兴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以为神功显灵，敕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以神屡有护、助大功，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都城外，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六年(1431)，以出使诸番得庇，俱遣太监并京官及本府、县官员诣湄屿致祭，修整庙宇。明毅宗崇祯十三年(1640)，加封天妃妈祖为“碧霞元君”。

从历朝皇帝的御祭享文也可以看出多与郑和海事活动有关，而且妈祖的身份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钦差太监郑和前往西洋，水途适遇狂飙，祷神求庇遂得安归。郑和特将此事奏上，乃奉旨差官致祭，赏其族孙宝钞各五百贯。本年度明成祖又遣内官张悦、贺庆护送勃泥国王回国，“舟中危急，祷神无恙。归奏，奉旨差官致祭”。同年复差内官尹璋出使东南亚之榜葛刺国，“因水道多虞，祝祷各有显应。回朝具奏，圣上以神功浩大，重裨国家，遣太监郑和、太常寺卿朱焯驰传诣湄山致祭”。永乐十三年(1415)，钦差内官甘泉送榜葛刺国王，海中危急，祷祝获安，诣庙致祭。同年，复遣钦差内官前往榜葛刺国；由于往来危惧，祈祷屡助显应，奉旨诣庙致祭；十一月又委内官张源到庙御祭一坛。永乐十五年(1417)，钦差内官王贵通、莫信、周福率领千户彭佑、百户韩翊并道士诣庙，修设开洋清醮。永乐十六年(1418)，又“差内官张谦到庙御祭，着本府官员陪祭”。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钦差太监杨洪等出使诸外国；神功加佑，风波无虞，特遣官祭告”。宣德六年(1431)，明宣宗又“钦差正使太监郑和领兴平二卫千百户，并府县官员，买办木石修整庙宇，并御祭一坛。”并制曰：“兹遣郑和等道涉江海，往返诸番，惟遣有灵，默加佑助，俾风波无虞、人船利涉，浮达之际，咸赖底绥。特以牲醴祭告，神其飨诸！”[5]连篇累牍的御制祭文将妈祖信仰推向更高的巅峰。

三、“郑和信仰”的形成、扩散及其与妈祖信仰的关系

福建省长乐市漳港镇仙岐村村民郑康?d于1992年6月21日挖房基时，发现了2尊泥塑像。同年8月11日，由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实验室、福州市考古队和长乐市文化馆文物干部开始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挖掘出土曾湮埋地下100多年的庙宇，当地人称之为显应宫、大王宫、妈祖庙。该庙宇南北走向，长26.4米，宽13.2米，四周土墙，两进结构，均4扇3开，进深5柱。南墙基本保留，大门框部分尚高2.41米、有侧角。一进入大门就是前座，其次间是放置塑像的龛位。庙中设有5个神台，前殿2个，后殿3个，每个神台上供奉一组神态姿势各不相同，面目栩栩如生的彩绘泥塑神像。其中前殿西侧神台上的一组神像，当地群众称之为“巡海大臣（神）”。这座沙山下埋藏的宫庙，直至1992年福州修建长乐国际机场才偶然出土。当时由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与福州市文物考古队联合发掘，发表了《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6]早在几年前，有人通过对泥塑神像和长乐历史的研究，推测这座庙宇可能就是郑和在长乐修建过的第三座妈祖庙，“巡海大神（臣）”可能就是后人塑造的郑和。这将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被神化了的郑和彩绘塑像。消息传出，迅速引起海内外的关注。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福建师大历史系的几位历史、文物专家专程来长乐考察，从塑像形成时间、雕塑手法、人物特征、服饰特征，以及当地历史、庙内供奉诸神的特点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考证，一致认为，这尊塑像大约形成于明万历年间，头戴嵌金三山帽，身着簇新蟒龙袍，腰系玲珑白玉带，脚穿文武皂朝靴，完全是明代宦官特有服饰，确实就是统率庞大舟师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显应宫（又称大王宫），于清光绪年间因海啸而沙埋于地下。长乐显应宫地宫特指出土遗址部分共有5座神台，供奉着大王及夫人、临水夫人、马将军、天妃和巡海大臣（神）5组、计有50多尊彩泥塑像。其中位于前殿左侧神台上的，是根据民间传说定名为“巡海大臣（神）”的一组彩塑，共有10尊，与前殿右侧的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完全对等地位，颇为引人注目。要了解巡海大臣（神）彩塑到底为何方神明，关键是对为首的塑像进行认定。这组彩塑居中是一男性，高130厘米，坐姿，显然是这组神像中的主体塑像。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坐姿优雅端庄，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扶在腰间所束带上，脚下是一双皂色靴子。有专家认为此人身份特殊。

据《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称，出土的泥塑目前可计算的有44尊。女性塑像14尊，男性塑像30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no.01，女性立像，怀抱幼子，发髻梳在头的后顶部，身着对襟宽袖长袍，袍内再穿拖地百折裙，人体曲线处理为腹部挺出的弓形。此神像当为保佑生育的临水夫人。no.03，女性坐像，高93公分，正如报告所说，该像是这组塑像的主体，头戴金冠，身著圆领对襟宽袖长袍，穿护肩并披巾，手为作揖状，腰佩玉带衣着，以贴金、红、黑为主，间有少量绿色。原无脸部，后补塑。这个塑像与湄洲岛上明代所塑的妈祖整体形象极其相似，可以确认为妈祖神像无疑。no.13女性坐像，高126公分，面部表情既高贵又显得专注，耳垂较长，面部也很丰满，是整个遗址中大王的夫人。头戴金冠身著长袍，内穿百折裙，腰配玉带，斜口领，衣着以红、绿和贴金为主，衣纹的皱折和袖的地方最为流畅。no.14是男性坐像，高130公分，方脸大耳垂，目光显得深邃和蔼，头戴帽，黑色，镶嵌金边，身穿圆领长袍，腰佩玉带，脚穿船形鞋，是该宫2个大王中主要的一位，右手扶于腰带，左手自然放在左膝上，衣饰中以贴金和红色为主，间有绿色装饰。此人应当就是郑和。再如no.38, 女性立像，高100公分，面部表情较为随和，外穿对襟长袍，内穿拖地裙，衣纹的塑造非常流畅，衣饰以贴金为主贴金以作出绣衣的效果，双手抱印一方。此女性当系妈祖的掌印官。余下40个塑像多与各地天后宫中塑像相似。

福建长乐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亦为其迈出国门第一步的地方。庞大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可以说下西洋与长乐有着密切关系。郑和对长乐具有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在长乐，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树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长乐人对郑和极为崇拜，在二刘村，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地名晦翁岩被命名为“三宝岩”。显应宫所在的仙歧，滨海生态环境使当地居民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将郑和塑像供奉在寺庙中，与天妃并列，是长乐民间信仰、崇拜和纪念郑和历史功绩的产物。长乐人对郑和极为崇拜，在二刘村，晦翁岩被命名为“三宝岩”，而福建地方祠祀群集、广供神?，在长乐仙歧出现对郑和的供奉，应该说是不奇怪的，也是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雕塑艺术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国家，民间流传的许多古代彩塑遗产，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显应宫彩塑不仅具有雕塑的立体感，而且加上色彩，使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郑和的风采。“巡海大臣（神）”彩塑组群与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对等地位，说明延至明万历年间，虽然不过150年左右，坊间已经将郑和神格化，并提高到与天妃并列的高度。

另据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编《泉州市区寺庙录》，在市区7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2个农场、1个乡约60万人口中，有636个民间信仰神庙，共祀182个主神(截至1996年6月统计数字)，其中就有郑和神灵崇拜。这也说明长乐显应宫的郑和信仰崇拜并非孤证。[7]

四、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各国的“郑和信仰”

处在明代初期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处于我国东南经济发达且人口增长迅速的江浙闽粤一带，人们素来就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则进一步推动了闽粤人民向南洋地区的迁徙。郑和船队下西洋使海道畅通，到南洋一带去的移民更多了。当时中国移民在南洋地区约有几十万人，他们在当地奉公守法，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各项实业。比如爪哇的新村、苏鲁马益、吕宋的马尼拉都有成千上万从闽粤去的商人经商贸易。旧港也有很多华侨。华侨主要的经商地点有：吕宋、占城、真腊、暹罗、爪哇、旧港、满剌加、锡兰、苏门答腊等处。他们中有的是商界的垄断者；有的拥有巨大的船队；有的被一些王国委任为港务官员参与海外贸易的管理，或作为海外贸易使节，指导王室海外贸易事务。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海上交通越发畅达，国际贸易频繁，江、浙、闽、粤等地有大批民众移居海外。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成千乃至上万的华侨。明查继佐《罪惟录》记载“其地曰涧内者，中国人贾以数万名压冬，间有削发长子孙者”。张燮《东西洋考》“吕宋”条解释“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曰压冬。”侨居各国的闽粤移民比明代之前成倍增长。如爪哇“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轫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8]“升斗之法，截竹为升，为一姑剌，该中国官升一升八合。每番斗一斗为一捺黎，该中国官斗一斗四升四合”。[9]闽粤移民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文明带到南洋各地，他们辛勤劳动，和当地人民开发那里的资源，对南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当地官员十分重视郑和船队的到来，“凡中国宝船到彼(指满剌加)，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返。”[10]华人所建村落散布于东南亚各国，据明慎懋赏《海国广记》载：在爪哇“有村曰杜板，仅千家，二头目主之，人多闽广流寓者。鸡、羊、鱼、菜甚贱。又东行半日入北马头曰?P村，中国人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居民环接，编茭樟叶覆屋，铺店连村，各处番舶，至此互市金宝番货”。[11]类似记述比比皆是。如明人罗曰?《咸宾录》载：“番舶幅凑，多广东漳泉人。土沃宜稼穑。谚云:一季种谷，三季生金。言米谷盛而为金也。市用钱布并烧炼五色珠。”[12]明代闽粤沿海居民在东南亚各国定居，此即明证。

另据明费信《星槎胜览》“龙涎屿”载：“其龙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之气，久则成就大泥；或大鱼腹中剖出，若斗大圆珠，亦觉鱼腥，间焚之，其发清香可爱。货于苏门之市，价亦非轻，官秤一两，用彼国金银十二个；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四万九千文，尤其贵也。”[13]许多华商利之所趋，纷纷跨海越洋来到当地采购并贩回国内，以牟取暴利。明查继佐《罪惟录》传三十六“暹罗国”记载该国民俗“剪发穿耳，跣足而缭腰及?前后，珍宝之国也。有西塔始造时，值郑和至，削其合尖，后屡合之，不能尖也。王所居宫，用黄金涂。帽金帽，若自抹首，?周于身。以受明封。平时腰束嵌丝??，独不剪发。出跨象。或乘肩舆，张盖茭?叶为之。臣民望见王，合掌伛偻，扪王足三，乃自扪首三，谓之顶上恩。” [14]这一段文字记述了郑和下西洋曾到访该国，代表明朝皇帝对之进行赐封，并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正是基于这个深沉的历史积淀，东南亚许多地方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各种传说，当地人民将郑和奉若神明，为之建庙奉祀，600年香火旺盛，相续不衰。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有关于郑和的寺庙，多供奉有郑和塑像。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三保庙，活动中最隆重的是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三保大人出巡日（有人称是三保生辰）。每年这一天，人们抬着三保大人塑像游行，象征三保大人走出石洞巡视。据载，1704年三保洞遭受暴风雨塌陷，原塑像毁坏。现塑像是直接从中国运去的，高80厘米，身穿明朝官服。但海外供奉的郑和塑像一般似乎时间较晚。中国是一个具有雕塑艺术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国家，民间流传的许多古代彩塑遗产，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显应宫彩塑不仅具有雕塑的立体感，而且加上色彩，使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郑和的风采。“巡海大臣（神）”彩塑组群与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对等地位，说明民间已将郑和神化，并提高到与天妃并列的高度。再比如马来西亚称郑和为“三宝大神”；爪哇有三宝洞、三宝墩、三宝庙、三保井；苏门答刺有三宝庙；暹罗有三宝庙、三宝寺、三宝港；真腊有三保公庙；满刺加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这都反映了郑和七下西洋在各国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东南亚人民对郑和的崇敬。郑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航海家，他是在海上中西交通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郑和下西洋开始，中国通向南洋各国以及中亚乃至东非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开通，并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向海外移民的新高潮。这些早期的华人华侨与所在国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帮助，推动了所在国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鉴于郑和在交通各国及传授航海经验方面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自明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将其尊从为神，也是符合人类学的一般原理的，长乐樟港镇仙岐村发现的显应宫遗址与妈祖、郑和等泥塑群像即为明证。

注释：

[1]尹国蔚：《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134-138页。

[2]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地理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78页。

[3]郑志明：《台湾的宗教与秘密教派》，第190页，台原出版社1989年5月版。

[4]转引台湾海洋大学客座教授苏明阳：《郑和下西洋的总述》/73466085680087040

[5]详见《天上圣母@民间信仰区》.tw/board/topic.cgiforum=84&topic=53&show

[6]详见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4年第2期，第56页-67页。

[7]详见徐心希：《闽台地区汉民族民间信仰的源流、现状与特点探讨》，《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第54页-61页。

[8][9]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转引自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607页。

[10]马欢：《瀛涯胜览》“苏门答剌国”，转引自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同上书第584页。

[11]慎懋赏：《海国广记》“占城至爪哇国路程”，同上书第610页。

[12]罗曰?：《咸宾录》卷六《三佛齐》，同上书第596页。

[13]马欢：《星槎胜览》前集《龙涎屿》，同上书第603页。

[14]查继佐：《罪惟录》传三十六“暹罗国”，同上书第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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