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望不前精选(九篇)

第1篇：观望不前范文

关键词：期望值；术后满意度；影响因素；管理对策

四肢创伤骨折是骨科常见疾病，易伴随患肢肿胀、疼痛、血液循环障碍等，若治疗不当，可能诱发肢体活动障碍、下肢感染等，甚至残疾，直接影响着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有研究表明，四肢创伤骨折受病情较为严重、认知因素、心理因素、术后功能锻炼等影响，可能出现医生和患者术后满意度不一致的现象，易诱发医疗纠纷的。有学者指出，患者术前期望值与术后满意度存在密切关系[1-22]。因此，临床应加强对患者术前期望值管理，提高患者术后满意度，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几率。对此，本文分析了影响四肢创伤骨折患者期望值管理情况及对术后满意度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医院骨科收治的四肢创伤骨折患者70例作为研究对象，入院后均行手术治疗，其中男性41例，女性29例，年龄18岁至60岁，平均（41.16±2.85）岁。38例下肢骨折，32例上肢骨折。致伤原因：30例车祸伤，17例高处坠落伤，8例打击伤，9例摔伤，6例其他。临床症状：均伴随患肢肿胀、皮肤颜色呈暗红色、活动受限及不同程度的疼痛感。经医院伦理协会通过，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数字随机表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性别、致伤原因、临床症状等不具统计学意义（P

1.2 方法 对照组术前不予以期望值管理。观察组术前予以期望值管理，具体方案如下：（1）主动与患者沟通。医院宣传、医疗机构承诺等外部因素是影响患者术前期望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对护理服务、疼痛、手术效果的期望值，并评估期望值的合理性，若患者存在不合理期望值，了解不合理期望值的诱因等，并仔细、耐心向患者解释，引导其摒弃不合理期望值；（2）加强心理护理。目前，医学技术存在局限性，护理人员应告知患者及家属患者的实际病情、医疗局限，充分保证其知情权；进行疾病诊疗期间，告知患者及家属治疗的目的、经济费用、持续时间及局限因素，依据患者手术类型，客观回答麻醉方式、术后疼痛、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分风险等，不轻易许诺，增加患者对诊治方案的了解，再由其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有利于提高患者期望值的合理性。

1.3 观察指标 （1）术前予以期望值管理后，发放《四肢创伤患者期望值调查表》调查四肢创伤患者术前对术后疼痛（8分）、治疗效果（48分）、护理服务（32分）、麻醉管理（12分）4个方面，分值越高提示期望值越高。（2）术后发放《患者满意度调查表》了解四肢创伤骨折对手术效果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手术服务、环境、病房内护理服务、手术效果、治疗费用等，总分为是为100分，85分及以上为满意；70-85分为较满意，70分及以下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分析文中数据，采用%和（X±s）表示，并行X2、t检验，P

2 结果

2.1 术前期望值

观察组管理后术后疼痛、麻醉管理、护理服务、治疗效果术前期望值分别为（4.26±1.19）分、（9.86±1.17）分、（24.71±2.05）分、（36.91±3.15）分均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术后满意度

观察组术后满意度为91.43%较对照组65.71%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四肢创伤骨折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疾病，骨折后患者往往伴随出现活动受限、发热、患肢肿胀、骨摩擦音及不同程度的疼痛感等，甚至休克。手术是临床治疗四肢创伤骨折的常用方式，但受病情严重程度、受伤部位、依从性、医疗技术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患者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残疾，直接影响着预后生活。

患者期望值指患者接受诊疗前对医疗机构寄予期待的程度[3]。然而，受患者自身需求、医疗结构承诺、对疾病认知度不高、医疗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响，术前期望过高，导致其对护理服务、术后治疗效果等的评价与医护人员不符。患者的期望值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即经过各方努力可实现、受诸多因素（如：受医疗水平、医院制度、疾病严重程度）的限制努力后无法实，与医院实际可满足的医疗、服务水平不一致，会降低患者的满意度[4]。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术前期望值不合理是诱发医患纠纷主要原因[5]。因此，临床应加强对手术患者术前期望值引导，提高其期望值的合理性，进而达到提高术后满意的关系。

我院主要从两个方面管理患者的术前期望值：（1）患者入院后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对护理服务、诊疗效果等期望值，若期望值不合理，了解影响值的诱因，并告知患者实际情况，该方式不仅能够降低患者的术前期望值，使其趋于合理，还能够增加患者对自身病情、医疗技术及风险的了解，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降低术前焦虑、抑郁等心理的发生率。（2）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了解其实际需求，尽量多安抚患者。心理护理期间尽量不向患者作任何不切实际的承诺，否则会超过患者的期望值，增加医疗纠纷的发生率。有研究指出，加强对患者期望值的管理，可提高患者对疾病诊疗相关知识的认知度，保障其知情权，有利于建立良好护患关系[6]。

本组研究中，观察组管理后对术后疼痛、麻醉管理、护理服务、治疗效果术前期望值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术前应加强对手术患者期望值的管理，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医疗水平、护理服务等引导患者将期望值控制在合理范围，有利于提高患者对医患服务的感知度，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术后满意度。

参考文献：

[1]王海蓉，陈爱兰.不同调查方式对护理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J].山西医药杂志，2015，44（3）：281-283.

[2]庞玉芳，杨辉，尤剑鹏，等.患者体验和满意监测工具在医院服务质量监管中的应用报告（之二）[J].中国医院管理，2009，13（11）：37-38.

[3]陈婷，林雪峰.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患者人格特征与治疗满意度的相关性研究[J].实用口腔医学杂志，2010，26（6）：799-804.

[4]樊爱玲，王雪花，黄志洁等.护理本科生工作期望值与实际满意度差异的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8，24（7）：1-3

[5]雷敬，张漫.正畸治疗能否达到儿童患者期望值的调查[J].临床口腔医学杂志，2008，24（10）：624-626

第2篇：观望不前范文

17世纪初的一天，荷兰小镇的一家眼镜店的主人利伯希（HansLippershey），为检查磨制出来的透镜质量，把一块凸透镜和一块凹透镜排成一条线，通过透镜看过去，发现远处的教堂塔尖好像变大，拉近了，于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望远镜的秘密.1608年他为自己制作的望远镜申请了专利，并遵从当局的要求，造了一个双筒望远镜.据说小镇好几十个眼镜匠都声称发明了望远镜，不过一般都认为利伯希是望远镜的发明者.望远镜发明的消息很快在欧洲各国流传开了，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自制了一个.1609年，伽利略首先将望远镜应用于观察天空.60年后，英国科学家牛顿以反射面镜（牛顿式望远镜）取代易产生色差的透镜式望远镜.之后，许多伟大的天文学家利用精心研究、改进设计的光学望远镜，不断地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星空新发现，也掀起一阵阵观测与科研的热潮.这些，大大地开拓了人类对自然景观视野，更带领人类走出文明黑暗的时代.

望远镜由物镜和目镜组成，接近景物的凸形透镜或凹形反射镜叫做物镜，靠近眼睛那块叫做目镜.远处景物的光源视作平行光，根据光学原理，平行光经过透镜或球面凹形反射镜便会聚焦在一点上，这就是焦点.焦点与物镜距离就是焦距.物镜把来自远处景物的光线在它的后面会聚成倒立缩小了的实像，相当于把远处景物一下子移近到成像的地方，而这景物的像又恰好落在目镜的前焦点处，这样对着目镜望去就好像拿放大镜看东西一样，可以看到一个放大了许多倍的虚像，这样很远很远的景物在望远镜里看来就仿佛近在眼前一样，看得特别清楚.

望远镜根据光学原理可分成折射式天文望远镜、反射式天文望远镜两大类.折射式望远镜分为两种类型：由凹透镜作目镜的称为伽利略望远镜；由凸透镜作目镜的称为开普勒望远镜.折射式望远镜常见的有棱镜双筒望远镜，因为它镜筒短、视野大，携带方便，常用于军事和野外考察；反射式望远镜是用凹面镜作物镜用凸透镜作目镜的望远镜，可分为牛顿望远镜、卡塞格林望远镜、格雷果里望远镜、折轴望远镜几种类型，主要用于天文台观察天体，目前最大的反射镜口径已达6m，整个望远镜竟有十层楼房那么高！用它观察天体可达100亿光年（约94600亿千米）之外，可以看见的星星数目有几十亿颗之多！如今在太空轨道运行的哈勃望远镜是有史以来最大、最精确的天文望远镜，它上面的广角行星相机可拍摄到几十到上百个恒星照片，其清晰度是地面天文望远镜的10倍以上，其观察能力等于从华盛顿看到1.6×107m外的悉尼的一只萤火虫.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也在积极筹划研制中.

大家都知道，在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上，找到像痢疾菌、伤寒菌、爱滋病病毒、非典病毒等样本是找到抑制或杀死这些细菌或病毒的关键，可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它们的，这就需要一副神奇的眼睛来看清微观世界！显微镜的发明就是给了人类这副神奇的眼睛.

显微镜是一种使微小物体成放大虚像的透镜系统，是人类认识物质微观世界的重要工具，是现代科学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仪器之一.最简单的显微镜为单显微镜，俗称放大镜.通常我们所说的显微镜是复显微镜的简称，用以观察极微小的物体.显微镜的工作原理为：将物体置于物镜焦点稍外，得到倒立、放大的实像在目镜的焦点稍内处，再经过目镜折射产生放大虚像在人眼的明视距离处，如上图所示.

第3篇：观望不前范文

2、你需要考虑一些主要事项：视野：挑选视野辽阔，能看见阴影靠近及离开的地点。

3、舒适度：是否有洗手间、便餐、遮荫处等。

4、交通便利性：是否容易到达、停车及四处走动等。

5、熟悉度：那里是否会吸引一辆辆公车载着大量游客前来。如果那里方便公车进入及停放，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你或许可以另觅其它鲜为人知、不会人满为患的地方。要是你认识的人在日月食区内开农场、牧场或安静的开放性建筑，不妨询问他们是否介意你到那儿看日月食。

6、注意几种错误的观日食（或太阳）方法，并告诉其他人，以保障他们的安全。绝对不可以透过双筒望眼镜、单筒望远镜、任何类型的眼镜、墨镜、烟色玻璃、太空毯、CD、偏振滤光镜或已曝光的彩色胶片看日食。它们不能保护眼睛。虽然它们能阻挡肉眼可见的光波长，但伤害眼睛的是肉眼看不到的光。紫外线和红外线仍会穿过这些物体，造成与可见光同样大的伤害。

7、使用太阳滤镜。如果你选择直接观测太阳，而不是把太阳投射到其它物体，那就得在眼睛前放置太阳滤镜。虽然在全食过程中，你或许可以直接观测日全食，不需要任何防护措施，不过，只有经验丰富的观测者，才能准确判断什么时候适合用肉眼看，以及在太阳重新出现前，什么时候必须立刻将太阳滤镜挡在眼前。大部分日食现象为日偏食，大部分观测者都是新手，最好只透过太阳滤镜观看，这样比较安全。被阳光闪到一下，也会损坏视力，所以即使99.9%的太阳被遮着了，也是很危险的。市面上有售卖各种观测设备（摄像机、双筒和单筒望眼镜）的太阳滤镜。选择单筒或双筒望眼镜的太阳滤镜时，一定要购买有关型号和品牌专用的滤镜。买到不合适的滤镜，或使用不当，可能会对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

8、制作日食投影装置或小孔仪。它们很容易做，而且是观测日食最简单及安全的方法，除了买几张海报纸，几乎不需要花钱。它的缺点是太阳的投影像非常小，但适合享受小孔仪制作及使用过程的小孩和青少年。

9、用投射设备观测日食。透过双筒或单筒望远镜投射日食像，也是另一种间接观测日食的安全做法。不过，只能用望远镜投射，而不是直接观察日食，才算安全。千万不要直接透过正在投射太阳的望远镜看日食。

第4篇：观望不前范文

关键词：设计性物理实验 分光计 双棱镜

中图分类号：O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96-01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践动手能力强，善于思考、富有创新意识的大学毕业生受到社会的青睐。因此，目前，高校非常重视实验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实验也从验证性实验进入到综合性及设计性实验。具有开放性、选择性、设计性的实验课程，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个性化的培养，使学生在实验中得到启发、提高和创新。

双棱镜的锐角及折射率测量是很多高校大学物理实验的一个设计性实验项目[1-2]。该文结合课堂教学实践，从光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寻觅和判断，光学仪器的调节和检验等方面，探析如何通过设计性实验，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提高实践动手能力。

1 双棱镜各面反射光所成像分析

如图1所示，当望远镜对着双棱镜AB面时，由于双棱镜前表面AB对光的反射及光经AB面折射、后表面AC、BC反射，在望远镜中可观察到小十字丝有三个反射像，根据光路分析知前表面AB及后表面AC、BC反射光所成像位置依次为中、右、左；同样，当望远镜对着双棱镜ACB面时，在望远镜中可观察到小十字丝有四个反射像，其中左、右两边像是由前表面AC、BC反射光所成，中间左、右像为光经BC、AC面折射、AB面反射所成。

从课堂教学的实践看，学生的设计实验方案均能正确的画出双棱镜各面反射光所成像光路示意图，并对各反射像产生的原因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但是，如果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左右缓慢转动分光计载物台，从望远镜中观察双棱镜前、后表面的小十字丝的反射像，会观察到什么现象？同学们的结论则不尽相同，大部分同学仅观察到小十字像在望远镜目镜视场中左右移动、直至消失的直观现象。而少部分同学则观察到，随着分光计载物台的缓慢转动，双棱镜前、后表面的小十字丝的反射像的间距变化的重要现象。可以看出，面对同一实验现象，会得到不同的观测结果，大部分同学对实验现象的敏感性和洞察力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得以提高。随后，让同学们思考造成十字丝的反射像的间距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从课堂实践看，注意到实验现象后，同学们均能正确的分析出随着载物台的转动，双棱镜的各面对望远镜中小十字丝的入射光的反射角度变化导致了望远镜目镜目镜视场十字丝的反射像的间距变化。

2 自准直法测量双棱镜锐角

自准直法测量双棱镜锐角的关键是正确的选择目标像，排除干扰像。如图2所示，使望远镜光轴与双棱镜AB面垂直，要选择三个反射像中间的那个与叉丝重合，记下此时分光计角游标1、2的读数和。逆时针转动望远镜使其光轴与双棱镜AC面垂直，选择四个反射像最左边的反射像与叉丝重合，这时，记录下分光计角游标1、2读数和，则双棱镜锐角：

。

从课堂实验的操作看，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在对双棱镜各反射像产生的原因和光路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基础上，同学们均能排除干扰像，正确的选择目标像进行双棱镜双锐角的测量。

3 自准直法测量双棱镜折射率

如图3所示，测量双棱镜的折射率时，由，只要测出入射角，利用已经测出的，就可以求出折射率。使望远镜光轴与双棱镜AB面垂直，这时在望远镜中观察到小十字丝中间的反射像与叉丝重合，记下此时分光计角游标1、2的读数和，转动望远镜使最左边的反射像与叉丝重合，记录下此时分光计角游标1、2读数和，则入射角：

但课堂教学发现，部分同学的测量双棱镜的折射率n的设计方案为：

他们的光路图为图4。

分析图4的光路原理，它表示的是当望远镜对着双棱镜AB面，望远镜目镜视场中有三个反射像，当中间的那个与叉丝重合，即望远镜光轴与双棱镜AB面垂直时，AC面的反射光路。在此状态下，的确。但是，部分同学还是没有深刻理解分光计自准直法测量的物理原理。前面已经讨论过，双棱镜的各面对望远镜中小十字丝的入射光的反射角度变化会导致十字丝的反射像的间距变化。当转动望远镜使最左边的反射像与叉丝重合时，左边的反射像与中间像的夹角已经和中间的反射像与叉丝重合时的夹角不同，已经变到图3所示的自准直状态，即。

4 结语

以学生为主体，个性化的设计性实验，需要同学们深刻领悟实验原理，在此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分析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得到启发和创新，提高实践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第5篇：观望不前范文

拥有仰望，在仰望中前行。上个世纪40年代，17岁的梁思礼在美国留学时，他仰望的是完成学业，于是与家里失去联系的他开始自食其力。因为他拥有仰望，不忘前行，即使装罐头、端盘子也动摇不了他的信念，终于学有所成。学成后，虽有美国优厚的待遇，但此时的他，仰望已变成了为国效力、投身国家建设，于是他放弃了“光明前途”，毅然回国。67年航天生涯，他始终拥有仰望，不断前行，为祖国创造出辉煌，把事业做到顶峰。

拥有仰望，在仰望中前行。我们这些00后，生在一样的时代，坐在同样的教室里，接受同等的教育，拥有各自的梦想，我们都在仰望着星空。不同的是，有的人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而有的人只是不断仰望，心怀幻想，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拥有仰望，于是拥有前进的目标，拥有开始的动力，步步前行，为的是此时的仰望到彼时已成为现实的拥有，到那时，我们已有了更远的仰望，站在“一览众山小”的地方。

拥有仰望，在仰望中前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一味地羡慕别人的功成名就、辉煌事业，不如开始行动，创造一个更为璀璨的未来。只要开始行动，再远大的梦想都有实现的可能。

总理年少时曾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来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那不是年少轻狂，而是少年强则国强；主席有诗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后来他用自己的成就证明，那不是夸夸其谈，而是青年梦想；联合国残联副主席杨佳说：“一个人应该有梦想、有追求、有实力，而实力得靠自己一点一滴做起。”人生辉煌自幼而始，杨佳却在中途失明，但她未曾放弃，未曾认命。于是，她用努力证明：盲人的仰望，也可以成为现实的辉煌。拥有仰望是生活的动力，开始前行是人生的价值。

拥有仰望，在仰望中前行，成就精彩人生。生活不只是苟且，你努力，目光里就是远方。

【评点】

第6篇：观望不前范文

故事结构：三角形原理

故事结构是对人物生活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在故事设计中，情节就是作者对事件的选择以及事件在时间中的设计。从组合或设计这一意义上而言，所有的故事都是有情节的。尽管事件的设计变化无穷，但它们并非没有限度，通过考察所有银幕故事的结构，我们可以归结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三角形。

在三角形的顶端是经典设计(即大情节)的构成原理：围绕一个主动主人公而构建的故事，这个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经过一段连续的时间，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联的虚构现实中，与主要来自外界的对抗力量进行抗争，直到以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而结束的闭合式结局。在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分别是小情节和反情节，小情节是大情节结构的浓缩和变形，反情节(包括非情节、无情节)是对大情节结构的否认和反转。所有银幕故事的结构都可以在这个三角形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情节、小情节和反情节的具体形态，《故事》又探讨了闭合式结局，开放式结局、外在冲突／内在冲突、单一主人公／多重主人公、主动主人公／被动主人公、线性时间／非线性时间、因果驱动／巧合驱动、连贯现实／非连贯现实这七对形式差异，并举例来说明，《火车大劫案》、《桂河大桥》、《欲望号街车》、《阿甘正传》等影片是典型的大情节结构，《野草莓》、《红色沙漠》、《德州巴黎》等影片是小情节结构，而《一条安达鲁狗》、《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八又二分之一》等影片则是反情节结构。

《故事》提出独创性的三角结构，并不是为了对所有的银幕故事进行分类，而是为了揭示一个秘密：随着故事设计从大情节开始向下滑行到三角底边角落的小情节、反情节和非情节，观众的数目将会不断缩减。商业电影一般会采用大情节结构，而艺术电影则大多采用小情节和反情节结构。《故事》还告诫各位编剧，要精通故事设计的三种结构，首先应该精通的是经典设计即大情节结构，因为另外两种结构是从经典设计中衍生出来的，经典设计反映的是人类普遍的思维模式。

故事要素：背景、人物、情节和价值

创作故事，首先要构建一个真实可信、具有内在或然性法则的故事背景。为此，我们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调查研究，以勾勒出一个生动具体的虚拟世界。为了更容易实现目标，我们往往选择一个较小的故事背景，因为更多的了解会带来更多的创作选择。

在人物设计上，为了获得最多的观众认同，我们应该选择个具有意志力和自觉欲望、有能力并且有机会实现其欲望的一个或多个人物作为主人公，同时，我们还应该挖掘出这个主人公应有的一些不自觉欲望。人物本性只有在人物处于压力之下做出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刻。优秀的故事不但揭示人物本性，而且还在讲述过程中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即人物弧光。

人类已经创造了无数个故事，所以故事的类似性简直不可避免，无论我们创作出什么故事，都会被划归到某个类型常规中去。因此，在情节设计方面，为了把握观众的预期，我们必须精通故事的类型和常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作出超越观众预期的新颖故事。故事是生活的比喻，生活的真相就是置身于连绵不断的冲突之中。所以，冲突是生活的本质、故事的灵魂、情节发展的动力，冲突法则是情节设计的基本法则。这里所说的冲突，既不等于毫无意义、荒诞不经的暴力冲突，也不等于自然平庸、如实表现的琐碎争执，而是存在于人物内心、人物之间、人物和外界(社会机构和自然界)之间这三个层面里的所有真实矛盾的总和。悉德菲尔德在《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一书中提出了建置、对抗、结局的三幕式剧作法，就是冲突法则在电影剧作中的典型应用。

故事讲述是对真理的创造性论证，故事本身就是某个思想的生动证据，是将思想转换为情节和动作的典型实体。在《故事》

书中，主控思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主题、故事的意义，而主控思想的建构，主要通过价值设计来实现。在主人公不断努力去接近其欲望对象的曲折过程中，总是呈现出或接近或偏离的起伏状态，把这些状态点连接起

来，就形成了整个求索轨迹，而这些状态点，就是所谓的“价值”，价值实际上是用来度量主人公境遇变化的“端值”。价值设计一般遵循“抑扬法则”和“递增法则”，而故事最后一幕的价值设计，直接决定了主控思想的性质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还是反讽主义的。

鸿沟：故事的材质和能量

故事的本质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生活过程，而是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只有出乎意料的变化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引发观众的思考。在故事中，观众的注意力往往只会集中在人物采取行动的那一瞬间，期望得到一个预期的反应，但人物行动的效果却是引发出各种对抗力量，反应要么与期望大相径庭，要么比期望的反应更为强烈，这就是故事和生活的最大区别。期望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即《故事》所谓的“鸿沟”。真正的故事就产生于主人公和欲望对象之间的巨大鸿沟，产生于主观领域和客观领域的相交之处。

在故事中，为了追寻自己的欲望对象，主^公首先会采取一个最小的、保守的行动。按照预期，这个行动将会引发更加接近乃至实现其欲望对象的结果，然而客观世界却会回馈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使主人公的欲望受阻，甚至使得主人公更加远离其欲望对象。一旦现实中裂开这一鸿沟，主人公便会意识到自己的最小行动无法实现目标，因此一个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承载更大风险的行动就是必然的了。伴随着主人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新的鸿沟将会不断裂开，直到主人公或实现或未能实现其欲望对象的故事结尾。

因此，故事的材质是鸿沟，是期望和结果之间、主人公和欲望对象之间的断层。观众对世界的期望基本上等同于人物对世界的期望，当鸿沟在人物面前裂开时，也同样在观众面前裂开，出人意料的结果正是故事吸引观众的根源，所以故事的能量也来自于鸿沟。生活的火花就在自我和现实之间的这道鸿沟两岸来回跳跃，而我们正是利用生活的火花来发动故事的引擎，从而打动观众的心。

优秀的剧作强调动作的反应，重视鸿沟的营造，然而出人意料的反应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编造，而是来自于反应人物内心深处

或者背景世界内在或然性的一种选择。因此，《故事》强调由内到外的创作方法，挖掘人物的内心独白，探究背景世界的内在或然性，是鸿沟创造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另外，根据鸿沟原理，我们在每一个场景的设计上，都要尽可能地写出故事价值的变化。确定冲突，标注开篇价值，将场景分解为节拍(动作／反应)，标注结尾价值并比较开篇价值，概述节拍并确定转折点的位置即是场景设计的科学步骤。

求索：故事的基本形式

不同于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一般戏剧式结构，也不同于包括建置、对抗、结局的三幕式剧作法，《故事》认为，一个故事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激励事件、进展纠葛、危机、高潮和结局。其中激励事件是一切后续情节的首要导因，是整个故事的“导火线”。激励事件会彻底打破主人公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平衡，并迫使主人公作出反应，激发主人公产生一个强烈的自觉欲望，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相矛盾的不自觉欲望，因此可以说，主人公随后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建立在激励事件基础之上的。

纵观所有的故事结构和故事类型，如果我们全部按照激励事件的结构观念去把握，那么所有的故事都表现为一个求索的形式：一个事件打破了一个人物生活的平衡，使之变好或变坏，在他内心激发起一个自觉(和不自觉)的欲望，于是这一事件把他送上了一条追寻欲望对象的求索之路，一路上他必须与各种(内心的、个人的、外界的)对抗力量相抗衡，最后他也许能也许不能实现欲望，这就是故事的基本形式。

用好莱坞的行话来说，主情节的激励事件就是一个“大钩子”，用以钩住观众的兴趣。它可以是蓄谋已久的，也可以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必须在银幕上予以展现，因为这是一个激发和捕捉观众好奇心的事件，是引发整个故事核心冲突的“导火线”。主情节的激励事件应该尽快引入，但务必等到时机成熟。如果出现过早，观众会感到迷惑，如果来得太迟，观众就会感到厌倦。一般来说，主情节的激励事件应该在影片的前30分钟内出现，最好的安排也许是10到15分钟之间。在主情节的激励事件出现之前，编剧们应该用次情节的跌宕起伏来抓住观众们的注意力。

进展纠葛是故事的主体，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对抗力量和越来越多的冲突，主人公走上了一条求索的不归之路。进展纠葛一般按照鸿沟原理和冲突递增法则来设计，主人公应该采取性质和力度越来越强的行动来跨越层出不穷的鸿沟，而为了防止“第二幕泥沼”的单调乏味，我们务须重视次情节的设计。危机是真正的两难之境，主人公置身于最大的压力之下，即将与最强大、最集中的对抗力量进行决斗时，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取舍选择，为赢得自己的欲望对象做出最后的努力。高潮通常伴随着最激烈的冲突，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重大逆转，一次前所未有的价值剧变，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能够最大程度地震撼观众的心灵。故事结局的关键就是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不是通过他们所期望的方式给予。

银幕法则：展示，不要告诉

第7篇：观望不前范文

关键词： 学前教育 本科毕业生 就业期望

所谓就业期望是指毕业生在择业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就业市场对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就业岗位、就业地区及薪水、福利、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工作特征预先设定的最低期望标准，反映的是就业对自己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如果低于此标准就不会接受这一工作[1]。本研究旨在发现我国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的就业期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理性思辨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从而进一步丰富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期望的结构理论和研究成果，同时对高校进一步加强就业指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价值观教育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调查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衡水学院2010级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和2012级学前教育专接本毕业生。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总发放问卷99份，回收有效问卷88份，有效回收率为88.9%，符合统计学要求。运用此问卷对衡水学院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就业期望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可以直接收集毕业生就业期望的现实数据，为撰写论文提供真实可靠的研究基础。

二、调查结果

调查问卷共涉及就业目标期望、就业行业期望、就业单位期望和就业职位期望四个维度。

1.就业目标期望。

调查发现，普本和专接本毕业生中选择“先就业后择业”一项的人数最多，占66.00%左右。这表明，多数大学生面对就业压力，在就业目标的选择上比较现实。与此同时，16.25%的毕业生选择“一次性就业”和15.00% 的毕业生选择“先择业后就业”。这表明，部分大学生在就业目标的选择上依然受到所谓“铁饭碗”的影响。此外，有极少数的专接本毕业生选择“不想就业”，可以看出他们还没有做好就业准备，态度略显消极。没有大学生选择“直接创业”，反映出大学生的就业思想和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缺乏自主创业的勇气和魄力。

2.就业行业期望。

多数普本和专接本大学生毕业后最想从事的行业是事业单位，占总人数的80.00%左右，选择其他行业的人数则相对较少，可以看出多数毕业生的选择还是比较保守，选择范围狭小，就业面窄。通过访谈了解到，他们之所以会选择事业单位作为自己理想的就业行业，主要是因为事业单位工作相对稳定，没有太大压力，竞争力较小，薪水、福利和工作环境较好。因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以女生为主，男生很少，所以他们在就业行业的选择上呈现出“非风险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就业过程中，一般都想找一个工作相对稳定、待遇较好的行业。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面对社会压力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素质低，缺乏创新意识，缺少竞争激情。

3.就业单位期望。

首先，在就业去向方面有52.50%的毕业生首选去公立幼儿园，而由于部分专接本毕业生接本之前所学并非学前教育专业，因此他们的就业去向与普本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略有不同：前者选择去中小学当老师和改行的人数比普本学生多。此外，有部分学生不知道毕业后的去向，比较迷茫，对自己的就业还没有进行规划，态度消极。其次，有77.50%和73.75%的毕业生选择“每周工作5天”和“每天工作4―8小时”。由此可见，多数当代大学毕业生比较倾向于8小时工作日，并要求每周有两天休息日，可以劳逸结合，反映出他们对个人自由和时间的要求，不希望有额外的工作负担。此外，对薪水的期望状况方面，多数专接本毕业生选择初始月薪在“1000―2000元”，这表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严峻就业形势下他们对初始月薪的期望值还是比较理性和务实的；而普本毕业生对初始月薪的期望值为2000―3000元则稍稍偏高。工作一段时间后，近一半的专接本毕业生期望薪水能达到“2000―4000”元，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而普本毕业生中选择“4000―6000元”的人数占63.33%，他们对工作一段时间后薪水的期望值偏高，与目前的现实状况不太相符。最后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毕业生选择的比重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市，没有人选择去农村。

4.就业职位期望。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去幼儿园后，63.33%的普本毕业生选择一线教师的职位，而专接本毕业生中则有58.00%的人选择管理者的职位。不管是普本还是专接本的学生，都没有人选择保育员的职位，从中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生对未来就业的期许向往和壮志豪情，但对于管理者有如此高的职位期望，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三、对策与建议

根据衡水学院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就业期望的调查结果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者认为应从个人、学校和政府三个方面进行干预，促使毕业生确立合理的就业期望。

1.正确认识自我，树立科学就业观。

毕业生自身内在的因素，是解决其就业期望问题的关键。在目前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应当树立科学合理的择业观，不能只考虑用人单位能提供什么条件，还要权衡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正确认识自己，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气质、能力特长等个性因素，确立合理的就业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避免盲目自信或过于自卑等就业心态问题的产生，造成就业期望偏高或偏低。此外，大学毕业生应树立“从基层做起”的观念，适当放低自身的期望值，做好从基层干起的心理准备。最后，平时要多关注国家的就业政策，更新就业信息，了解就业形势，做好职业规划。

2.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增加实践机会。

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是引导大学生合理定位自身的基础和关键。从大一课程开始，学校就应该不定期地邀请一些相关学者和幼儿园一线教师、园长结合实际给学生做本专业的职业规划讲座。临近毕业学年，除开设固定的就业指导课程外，还要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宣传工作，及时向毕业生提供最新的就业信息，使毕业生切实了解就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准确、合理地定位自己的就业期望。除此之外，高校应尽可能地与用人单位建立积极联系，提前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招聘会，积累就业经验。

3.改革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政府应提高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改革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首先，把学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其成为其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当做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其次，应积极规范和扶持地方私立幼教机构，提高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稳定幼儿教师队伍。最后，应在政策上扶持农村学前教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并为其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物质保障。此外，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并为其提供免费指导和相应资金援助。

第8篇：观望不前范文

时间： 2003-2-21  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 and optimism,the encyclopedia of phylosophy,new 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 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第9篇：观望不前范文

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研究分为实际天文观测与理论分析探讨两大类。由于台湾岛内缺少独立建造大型天文望远镜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以及当地岛屿环境导致温湿潮热多云的的地理气候条件不适宜开展天文观测，因此除在嘉义鹿林山上建有4座口径仅50厘米的小型天文望远镜和一具1米口径的中型天文望远镜外，其余观测设备都是通过在外国与其他天文台或天文国际组织合作建造的方式来取得，包括位于美国夏威夷冒纳基山的次毫米波阵列射电望远镜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阵列射电望远镜，以及位于格陵兰的12米射电望远镜和目前正在建造中的位于智利阿塔卡玛沙漠的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阵列射电望远镜，台湾都只是众多参与者之一，仅拥有这些天文观测设施的部分使用权力。

鹿林天文台位于嘉义县阿里山乡及南投县信义乡交界处，地处玉山公园之内，海拔2，862米，位于逆温层之上，光害和尘害较小。由于纬度低，接近赤道，可以观测到较宽广的范围，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观测不到的南半球天体。尤其是沿着夏威夷的大天文台，向西到台湾，中间没有任何观测站，因此鹿林天文台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观测点之一。

该天文台由台湾“中央”大学在1999年设立，目前由该校天文研究所管理。从2003年迄今，研究人员发表了约80余篇被SCI收录的科学论文，发现小行星数量近400颗，其中有7颗取得正式编号，拥有命名权，当中已命名的三颗小行星分别叫“鹿林”、“中大”和“嘉义”，且在2007年首次由岛内的望远镜发现第一颗彗星“鹿林彗星”，创造台湾首度发现彗星的纪录。近年台湾鹿林天文台还与大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开展合作交流，双方研究人员轮流在对方天文台从事观测研究。

台湾“中央”大学天文研究所是台湾最早成立的天文研究与教学单位，有工作人员约20人，现任所长黄崇源。该所天文教育与研究工作并重，并与美、德、英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泛星计划，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瞩目。目前该所正在筹划建造新的2米天文望远镜，作为该校“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成东亚最大的天文光学望远镜之一。

除“中央”大学外，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成功大学等高校也在开展有关天文及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教学及研究，但主要侧重基础理论方面。

岛内最主要的天文研究机构无疑要数台湾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天文所）。该所自1993年开始筹建，直到2010年6月才正式宣告成立，所址位于台湾大学校区内（天文数学馆大楼内），另在美国夏威夷设有办事处。首任所长为贺曾朴，现有31位研究人员，包括特聘研究员4人，研究员5人，副研究员11人，助研究员11人，每年还有100多名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海外科学家来所内从事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河外天文学、恒星形成、星际与拱星介质（也称原行星盘）、天文尘粒物理、高能天文物理、理论及观测宇宙学、太阳系及系外行星系统、天文仪器安装与测试等，每年均200余篇。

2004年，该所设立高等理论天文物理研究中心，最初位于新竹市清华大学校园内，2013年迁至台湾大学，目的是将天文物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将研究成果整合融入岛内大学生及研究生的教育课程之中，培养下一代天文学家。自成立以来，该中心积极开展有关宇宙中恒星、行星、致密天体、星系等起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包括流体动力学、磁流体动力学、天文化学、辐射转移等数值模拟，每年均举办一期冬季/夏季短期课程、2到4次学术研讨会或各种规模的主题式课程，同时积极邀约外国访问学者造访该所，举办学术研讨会与短期培训课程。

重点发展射电天文学

在天文及天体物理领域，台湾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集中发展射电天文学及研发可见光与红外线天文观测仪器，努力打造一个射电天文仪器专业团队，参加外国的一些天文观测计划，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利用各种射电观测数据绘制出超巨星猎户的图像；利用毫米波阵列研究恒星形成的各个阶段，包括形成前的分子云状态、无星体致密核的早期塌缩阶段、中心密度极高的原恒星及大质量恒星的形成；探索无星体致密核，发现无星体高密度气体云图像与正在塌缩的含原恒星气体凝聚物类似，但大小比正在塌缩的含原恒星气体凝聚物大数十倍；利用日本野边山毫米波阵列对邻近恒星形成区域的原恒星壳层进行观测，取得位于金牛座及蛇夫星座17个原恒星的高解析度资料，并发现其中11个星源中有塌缩运动；利用美国加州伯克利-伊利诺-马里兰三校联盟毫米望远镜BIMA阵列，观测原恒星系统NGC1333IRAS4，藉氢氰酸谱线追踪分子喷流，发现在1个以上完整的循环后，喷流呈现周期性扭动型态；通过探测新恒星离子化气体发出的毫米波发射线，研究处于生命阶段早期的高质量恒星─超致密HⅡ区，以辨认年轻的高质量恒星形成区；观测大麦哲伦星系内的N113及小麦哲伦星系内的LIRS36分子云；进行共振激发机制在星系盘中作用、星系核心盘、碟形系统的粒子动力学、星系电磁场、星系盘扭曲及星系中央气体盘补充问题研究等。

1996年，当时尚处于筹建中的台湾中研院天文所加入美国史密森天文台的次毫米波阵列（SMA）计划，在4000米高的夏威夷冒纳基（（Mauna Kea）山上建造8座6米射电天线，其中两座由台湾出资建造。该设施是全世界第一个次毫米波干涉阵列射电天文望远镜，于2003年11月建成启用，有4个观测波段，其基线可到达509米，具备各种光谱仪器，特别适合观测冷星际物质，可分析紧临年轻或老年恒星的低温云气、形成恒星或行星的吸积盘，以及外星系中的恒星剧增区。自启用以来，台湾科学家已先后发表关于探测冥王星的卫星卡戎、分析恒星周围喷流、勘测恒星形成区域的磁场、研究邻近星系的星系核，以及探测仅见于次毫米波段观测的极高红移星系等方面的论文。

2000年，台湾中研院天文所与台湾大学物理系及电机系合作，执行“宇宙学与粒子天文物理学研究”计划，由台湾中研院与教育和科技主管部门共同资助，在夏威夷冒纳洛峰（MaunaLoa）3，400米处建造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阵列射电望远镜（英文简称AMiBA，也称“李远哲宇宙背景辐射阵列”，见图5），参加该计划的还有澳大利亚国家天文台以及其他外国大学。

这是第一座由台湾主导、参与设计并兴建的世界级天文观测设施，由7个口径0.6米的反射镜组成，其建造工程包括设计制造及测试经完全整合的单晶微波调谐混频器、各种W频段的低噪音放大器及具有17GHz频宽的砷化镓放大器、混波讯号源组及中频讯号处理器，以及新型的六脚追踪架、6米碳纤平台、碳纤反射镜、可开合的外罩等。台湾磁震公司及中山科学院航空研究所等也参与了兴建工程。

2006年10月，该观测设备建成并正式启用，利用电波望远镜中的干涉仪技术，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95GHz的SZ（Sunyaev-Zel'dovich）效应和极化。藉以探测宇宙大爆炸后残余微波背景辐射（CMB）的分布，研究早期宇宙的结构，如一般物质、暗物质、与暗能量等的相对比例，也能藉由CMB光子的逆康普顿散射，探测并描绘遥远的星系团。2007年至2008年间，该设施成功探测并描绘6个遥远的星系团，并发现所侦测到的辐射转弱特征与预测中星系团内暗物质的分布情形相符。

2009年，该设施完成从7座0.6米镜面升级为13座1.2米镜面的升级扩建工程，使其观测灵敏度改善了约60倍。目前已完成8个遥远高红移星系团的初步观测，显示其具有在波长3毫米处辐射较弱的特征，且与星系的距离无关。

为支持AMiBA探测到的高红移星系团的后续观测，台湾科学家参与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CFHT）上的广角红外相机（WIRCam）的研发建造计划。该部相机有4组2048×2048像素窄禁带半导体碲镉汞探测器阵列，达到20×20角分的大广角视野，可以进行大尺度的近红外光成像普查，研究恒星形成、星系结构与演化、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台湾参了与相机设计的各个阶段，着重于探测器的读出电子装置、探测器的测试、控制软件以及分析用的数据处理系统，台湾中华电信研究所及玉晶光电公司共同进行低温下感光元件的特性测试。

参加广角红外线相机研制计划，为台湾天文学家提供了许多使用加-法-夏3.6米望远镜的机会，也是台湾首次获得世界级大型天文光学望远镜的使用权。自2005年底成功地将广角红外线相机运送至加-法-夏望远镜之后，台湾科学家继续与CFHT机构合作研制下一代先进自适应光学仪器。此设备可补偿大气的模糊效应，为望远镜提供更锐利的图像。台湾方面负责研发新的CCD（电荷耦合元件）波前感应器。目前，台湾科学家正继续与加-法-夏望远镜机构合作研制下一代仪器――极化光谱仪（SPIROU），由台湾方面负责研发新的图像稳定控制系统与导星相机系统，并合作研发科学相机，2015年开始启用。

天文观测成果

在可见光观测方面，2002年台湾中研院天文所、“中央”大学天文所与美国哈佛史密森天文物理中心及韩国延世大学合作开展“掩星观测计划”（TAOS），在鹿林天文台使用4具口径0.5米的小型光学望远镜，配有2048×2048像素的CCD相机，每晚在其3平方度的广角视野内，以每秒5次（2013年起改为每秒10次）的频率监测约1，000颗恒星，自动搜寻柯伊伯带（台湾称古柏带）天体对远处背景恒星造成的掩星现象。全部4台望远镜在2006年底全面建成并运行，迄今已获得上亿个光度测定数据，测量了柯伊伯带、黄道离散天体及奥尔特云天体尺寸的分布。7年多的观测结果对太阳系中直径大于700米的柯伊伯带天体数量设下了非常严格的上限，这与行星如何藉这些物体碰撞而形成的理论有很重要的关联。

受限于这些小型光学望远镜的性能、鹿林山不佳的天候及大气环境，因此台湾中研院天文所决定进行掩星观测的后续计划――“海王星外自动掩星普查计划”（TAOS-Ⅱ）不再在岛内进行，而是选定隶属于墨西哥国家天文台、海拔2，800米的圣多白禄天文台作为新的台址，目前正在兴建3个口径1.3米的新型光学望远镜，加上速度更快的相机，可以观测到更多的掩星事件，比前一代在探测速率强100倍，能够将太阳系可观测的极限从100天文单位范围推展至1，000天文单位范围，以估计不同大小的海王星外天体的密度，这将有助于揭开太阳系如何形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