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传说精选(九篇)

第1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在近代中国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冲撞中，戊戌维新启蒙运动面临的是政治文化的双重危机。在“救国”总目标统摄下，启蒙策略呈现出“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悖论驳杂色彩。其内在悖异性已构成中国第一代启蒙的文化支点和文学现代化起步的立足点。

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变幻莫测的混乱秩序中拉开序幕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互动，传统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逐渐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引发出许许多多无法疏导和化解的激情。尽管当时启蒙的基本诉求非常明显，但传统思维在“救国”总目标的统摄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反传统言论丝毫不影响近代启蒙者对传统资源作深入而广泛的应用，这使得启蒙在中国并不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的革命，而是如何使用传统以应付千年未有之变局。启蒙策略因此显露出“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悖论驳杂色彩。康德曾将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勇敢地去认识，坚信自己的理解成为启蒙的真谛。然而，“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启蒙策略正是理性缺乏的集中表现，其内在悖异性已然构成中国第一代启蒙的文化支点和文学现代化起步的立足点。这其中，运作最成功的就是对文学的“使用”。尽管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作为启蒙工具的有效性已成定论，然而传统文学资源和文学精神是如何被启蒙所用，其内部复杂性又是如何呈现的，还有待于深入剖析，本文便是一种尝试。

一

启蒙作为思想运动，最基本的工具是语言，语言的变化往往渗透出思想的变化。第一代启蒙大师首先选择在语言变革上作文章，开展“白话文运动”。早在1887年，从事外交活动的黄遵宪就曾将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进行比较，提出文字与语言合一的主张。在1895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里，他强调“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要求“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欲令天下之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指责中国两千年来的文言窒息了民族的发展，第一个打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大旗。1899年，陈荣衮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要求报刊行文词汇尽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上述倡导“言文一致”的主张旨在推行“民主”，让更多的平民受教育，因与形势非常契合，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大量白话报刊和作品开始纷纷涌现。

然而，尽管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白话文热潮，启蒙者对在文学层次上引入白话应用，却还有一个渐次的认识过程。梁启超曾于1896年反思过“中国文学，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的原因，指出:“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也。” ① 这时，他看到了言文分离问题的存在，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学语言变革的必要性。1897年，在到湖南时务学堂任职时，订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其中第六条规定:“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这里透露出只有“言文一致”的白话才能做到“辞达”，起到“觉世”作用的信息，言外之意，运用白话能作应用文学，却不可能用来“传世”，或者说白话根本达不到正统诗文所追求的“传世”境界。“言”只是再现表象或内在观念，而“文”则意味着另外一种东西。作为对这一理论的呼应，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大量“觉世之文”，创立了“新文体”。但由于还未完全意识到语言变革的重要性，备受欢迎的“新文体”也还是始终没有摆脱文言高雅、白话低俗的观念。“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精心研究西学，才发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② 也就是说，当暗中把主张俗语革命的欧洲文学史作一映衬时，梁启超才开始将视线投向文学自身，发现语言变革不光“保国保种”，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这里的“文学”也开始接近明治时期在日本得到普及的literature一词的译语，而不再泛指“文章博学”。

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向另一种语言系统的挑战，晚清白话文运动彰显的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新旧消长。当变动不居的现实与用来描绘现实的固定符号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分裂和张力，启蒙现代意识与旧有的语言体系即因无法融合而逐渐发生迸裂，人们不得不抛开自身文化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符号去另辟蹊径。然而，白话文运动作为戊戌维新启蒙的一部分，也是启蒙的结果，其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而不是文学近代转型的主动诉求。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曾呼吁过只有打破禁忌，自铸新辞，“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拘牵，方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他身体力行，辑录研究山歌，并将之与《诗经》并列，成为近代重 视白话审美的第一人。然而，这种吸取民间语言美的做法并未受到近代启蒙者的重视，打动无数士大夫的也只是其“言文一致，方能保国保种”的功利论断。这正说明对白话的开发利用，曾在时局的推动下，一度膨胀为救国愤世的社会共同意识，成为传统“经世致用”思潮的集中反映，可视为“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策略验证。在传统观念中，白话是不配表达精英思想的，采用白话来宣传国家民族观念，启迪民众，无疑是士大夫阶层俯就大众水平的反传统行为，然而，透过反传统外壳呈现出的却又是利用新的语言利器来阐释普及传统思维方式的内理，其目的仍是正统的“治国平天下”意识。这样，近代启蒙者就无法看清日常政治语言与文学审美语言的区别，根本无视语言的艺术特征，直接拿白话来为启蒙所用，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和实质内容的一部分，造成白话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只从政治启蒙立论，忽视作为语言生命性之审美启蒙的先天缺陷。实际上，晚清文坛主导潮流的依然是文言、白话并存不废的现象，用白话翻译与创作都谈不上成功，即使是倡导白话的理论文章也是用浅近一些的文言写成的，并非真正的白话文。同时，白话的浅白又反过来限制了近现代思想的传播和现代意识的表达。这不仅仅是传统遗留或过渡旧痕的问题，而是“使用”策略的内在悖异使然。要想使新的语言系统与新现代思想和审美观并行不悖地融合到一处，自觉达成完全契合，必须等到再一轮思想文化启蒙高潮席卷而来，才彻底完成。

二

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启蒙的先导，终于在深入开展中使近代启蒙者看清了自身不易察觉的文学中心感，这种曾经的文学优越感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更加显现出不合时宜的自大。于是，从相信“文学”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演变而来，以拯世济民为己任，一度在国家政治危机中视诗文为雕虫小技的第一代启蒙者，在从政治舞台上碰壁后，迅速回头转而迫切要求文学的全面革新，并顺理成章地将其推到历史的前台，相继掀起诗界、文界、小说界（包括戏曲）三界革命的高潮。甲午战败后，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曾荟萃北京，在对“新学”的狂热崇拜中，开始创作大量“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 ③ 。而在此前，曾以外交官身份游历西方的黄遵宪也已尝试写作“新派诗”。其时，他的《人境庐诗草》稿本正迅速流传，远比“新诗”更能赢得读者。黄的诗不仅写景抒情，笔触细腻;刻画人物，个性突出;描摹他国风光也是新异瑰玮，对新思想、新名词运用自如，丝毫不显得生硬造作。尤其是《今别离》四首，充分证明旧诗是完全可以表达现代事物的。不过，梁启超当时并不赏识黄遵宪的诗风，直到自己成为戊戌维新的劫余人物，流亡异邦，也有了置身于他者文化的经历后，才慨叹当年“缘法浅薄”，重新将黄遵宪的“新派诗”搬出来，推为“诗界革命”的最佳范本。这使人不能不承认西方文化对中国诗歌近代转型影响的深且巨。1898年，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办，其中特辟诗栏，不断刊登既有新名词又有流俗语入诗的“新体诗”。从此，“自由”、“共和”、“民主”等等日译新词大量入诗，“新诗”和“新派诗”开始向着政治启蒙的方向合流。1899年12月25日，漂泊在东京至夏威夷海途中的梁启超，因受日译英语“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启发，终于在《夏威夷游记》里，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他戏谑旧诗人为“鹦鹉名士”，发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呼吁，认为欲“成其为诗”，必须做到:“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时的他推许黄遵宪为诗王，尽管对其诗“新语句”尚少还颇有遗憾。在分析了近代诗人运用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之后，梁启超倡言“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他看来，西方的政治态度，进化论思想，自然科学知识，爱国精神以及崇高的人格等等，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思想、新意境。利用诗歌推动社会思潮的启蒙意图充分显现。自1902年起，《新民丛报》辟出“诗界潮音集”专栏，其中刊载了蒋智由的《卢骚》，代表着“诗界革命”进入鼎盛阶段。同时，梁启超继续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鼓吹“新体诗”的创作理论，不过，一个微妙的变化引人瞩目，那就是革命纲领被重新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新语句”一项已悄然抹去。黄遵宪再次被抬高为“近世 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由此前对其诗“革命”意义的肯定转移到后来偏重文学成就的褒扬，凸显出此时梁启超对诗歌“旧风格”的无比重视。

从堆积新名词到追寻新思想，再到留恋古风格，这一“诗界革命”前后各有侧重的诗歌创作过程，清晰地折射出“使用”悖论的内在精神线索。当新名词络绎于笔端，不曾提防的是美的境界正渐行渐远，这促使梁启超逐渐淡漠了对新名词的追逐，流露出对古风格的珍爱。他之不决意打破旧形式，努力去创造新风格，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古体诗进入艺术鉴赏博物馆的日子也同时来临了。因为新的现实世界已经无法迁就古老的审美趣味。想用新语造新境，又想不露痕迹，点化自然，这种良苦用心源于“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内心藩篱，说明诗歌创作动机还在为传统思维方式所驱使。不肯为了外部的反传统启蒙而抛弃对中国古诗意境的偏爱，更显示出外来文化冲撞下近代诗歌转型的内在被动。当梁启超主张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入诗，以俗语入诗，提倡诗歌的通俗化，音乐性和史诗式的宏伟规模时，可视之为对旧诗传统用语的新突破。而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口号，更以其浅显和自由观念向着数千年的因袭挑战，这些似乎都在宣扬一个完全可以按照自身意愿写诗时代的到来。然而，匆促、慌乱、因应失据的近代启蒙语境使得使用新语句与制造新意境之间时时捉襟见肘，更与努力保留“旧风格”常相背驰，不得已陷入补偏救弊的革新尴尬。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创作专以堆积新名词取胜的“新学之诗”是使用传统反传统，对诗歌传统形式的突破还未有自觉意识的话，那么，“诗界革命”中“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④ 的反传统姿态，终于在努力实现传统审美趣味面前，将古诗革新的步伐逼到了无法前进的死胡同。这就暗示着“用新意境入旧风格”才是古体诗新生的唯一途径，旧诗是根本不应当被彻底取消或替代的，说明随着近代启蒙者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借用“诗界革命”表现新思想新精神的积极性便大大削弱，诗歌自身的文学价值问题也才因此而浮现出来。然而，传统思维羁绊正如革命决绝态度一样鲜明无比，充分证明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中思想层面可能性与纯文学形式可能性之间的难以协调。

三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近代文学各种文类转型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与“诗界革命”难舍旧格律、古风格相辉映的是近代散文文体的大解放。我们看到，梁启超始创的“新文体”，无论语言体例，结构修辞，还是表情艺术，甚至标点符号等等，都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此前，尽管近代散文也在潜变，但主要还是八股文控制社会，桐城派笼罩文坛。随着近代启蒙运动催生出新的公共领域，政论散文在报刊中执舆论界之牛耳，成为宣传维新思想最合用的工具。“新文体”应运而生，并因多发表于《时务报》、《新民丛报》，而又被称作“报章体”、“时务文体”和“新民体”。1899年12月29日，在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三天后的《夏威夷游记》里，梁启超又提出“文界革命”，称赞日本新闻主笔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等著作“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断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并始终在自己主持的报刊上不懈地进行文体改革实践。

中国古代向来政论文发达，散文被用作输导、传播启蒙思想的得力工具似乎天经地义，也是传统载道文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古代散文面临的是迟滞的现实和单一的思想，而在变法维新运动中产生的近代散文，却运载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内容和崭新的反传统精神。从戊戌时期的鼓吹变法，批判守旧，到流亡日本期间偏重“新民”之说，介绍西方文化，近代散文传达出的可谓是振聋发聩，“以笔端搅动社会”的破坏之论。而梁启超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革命起点，足以说明西学东渐是促使“新文体”产生的直接文化因素。“新文体”在创作中融入了若干日本文体的硬性成分，自模仿后进一步醇化，逐渐打破了传统义法，冲决着传统古文“文”与“道”、“义”与“法”的桎梏。多种文化的交叉影响造成了“新文体”独特的表征，这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总结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随着近代散文容量不可遏止地迅猛扩大，被内容决定的形式迫切要求变 幻多姿。比诗歌转型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新文体”最大限度地挣破了古旧的形式，对传统古文体式，外国词汇语法，民间俚语俗语，一概兼收并蓄，使之在与古代散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能尽情挥洒、酣畅流泻下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可谓使用传统文类“激民气之暗潮”，实现“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反传统目的。当读者从“新文体”中读到庄子风格的联想比喻，《左传》笔法的委曲详尽，《史记》语汇的生动流畅时，心中激起的已不再是传统温柔敦厚的审美情感而是渴望在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迅跑的激情。因而，和“新体诗”比较起来，“新文体”既有感情与理智，现实与历史的和谐统一，更有着思想和文体的双重自由。

“新文体”之突破传统规范，被老辈痛恨不已，诋之为反传统的野狐禅，然而，它开了一代新风，推动着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的政论散文如《瓜分危言》、《亡羊录》、《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等，行文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句式骈散杂糅，舒卷自如;气势纵横驰骋，深沉激越，极具说服力和煽动性。他的传记体散文，如《谭嗣同传》、《罗兰夫人传》等，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表现人物栩栩传神。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对当时渴望新思想、新知识的读书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浅近的文辞不但打破了士大夫垄断读者受众的局面，更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乐于接受，广受启迪。黄遵宪曾赞扬新文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⑤ 严复赞之曰“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⑥ 梁启超自己也说，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⑦ 。然而，正是这“魔力”，又使人不禁心生疑窦。比之僵死的古体散文，“新文体”确实有着饱满充沛的感情，一往无前的锐气，和铺张扬厉的作派，不过，它的以煽情见长，华丽铺张，往往使说理成分深深匿藏于激情迸发的外壳，洗尽铅华之后不免失之空泛。读者会一时被情感的波涛裹挟而去，无法进行冷静的理性反思，这就在鼓荡民气，启发蒙昧之时，偏于造势，无形中再度助长了不利于启蒙的传统思维习惯，而新的精神权威和偶像很可能就蕴含在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中。“新文体”引发的所谓“若受电然”，“举国趋之，如引狂泉”的盛况除了表明国人对西学的盲目崇拜和空洞的爱国情绪外，西方真正的理性精神并没有被我们所吸收。作为反传统实绩出现的“新文体”，无形中暗合和普及的还是传统文化心理。

四

如果说，在诗歌散文的变革中，中国传统精英文学的内质并没有因启蒙而发生根本变化，从而还看不出多少矛盾冲突的话，“小说界革命”则最明显地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迎合启蒙策略的悖论特点。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长篇专论。他们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理论引入小说研究，认为小说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反映了“崇拜英雄”、“系情男女”这些人类之“公性情”，即普通人性。因为“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初，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打算“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康有为早先编撰，1897年由大同译书局刊印的《日本书目志》，专设“小说门”，在该书“识语”中，康有为对“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的事实十分重视，从而萌发以小说进行启蒙教育的想法:“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然而，第一代启蒙大师在借小说启蒙的过程中迅速忘却了其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反映了普遍人性这一最初发现小说价值的出发点。他们无暇顾及作为纯粹文学样式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直接要求其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透露出“使用”本意。这一思想在“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由帝王之师变成亡命者，由在朝的“智囊团”沦为流亡的清议派后空前突出。彼时，启蒙者在启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赖皇帝变法转为“新民决定论”。对于如何造就“新民”，梁启超在1902年于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用那篇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道出了小说应有的启蒙角色: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 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并不是有意抬高小说地位，而是找到了启蒙与彼时大众文化样态的联结点，无意中打开了重建文学格局的突破口。要知道，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文坛曾一度出现过“文学无用论”思潮，梁启超即认为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谁耽于吟咏，谁就是“玩物丧志”，词章危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 ⑧ 。这里所讲的“文学”甚至还不包括小说，也就是说，连弄文学都已是玩物丧志，那么，“壮夫不为”的“小技”更不在话下。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却一下子把小说家抬到可以“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的地位，宣称小说对于广大群众，“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避，不可屏之物”，小说的社会作用受到空前重视。这前前后后看似贬低诗文抬高小说的言论，既充分体现了各种文体样式在启蒙家眼中曾经的位置，又可清晰辨出启蒙天平向大众的再度倾斜。自此，小说不但顺理成章地与诗文同列于“文学”这一神圣的名称之下，并且远离“小道”称谓，真正成为可以“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的大学问” ⑨ 。实际上，正是小说的娱乐性使其艺术活力远远大于诗文，成为其独立性的重要标识。从启蒙应直接诉诸广大国民而不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一角度出发，小说可在寓教于乐中使启蒙思想更迅速地植入人心。梁启超深谙此点，为了配合启蒙思想宣传，他无情解构了传统文论对小说的既成定位，第一个喊出了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响亮口号。他总结出多种旧小说叙述模式，并将之与国民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其“鱼烂”于才子佳人，绿林侠义，官场公案，妖巫狐鬼等等诲淫诲盗的叙述思想之中，直接把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当古小说中蕴藏着的旧意识形态无法再催生出新的变革社会的思想，梁启超强烈的批判精神便为“新小说”的孕育开辟了航道，而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与当时社会改革关系更为直接的政治小说。他在《清议报》上翻译连载了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佳人奇遇》，在国内轰动一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对小说开欧洲文明风气之功无比神往:“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他不无乐观地规划和憧憬着“新小说”中的新人物、新理想和新的时代精神，并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以借书中之人物，抒发一己之政见，期望借助小说的“熏、浸、刺、提”不可思议之力渐渍深入于国民脑质。西方小说译本的大量出现开始帮助中国小说逐渐改变传统意识和程序化格式。而“政治小说”引进中国，最终“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建立全新的小说观念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小说界革命”真正的革命意义 ⑩ 。

尽管如此，启蒙者外在的决绝姿态并不代表内在思想观念的断乳。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小说，也有其传统根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还重申了其师康有为的观点:一则“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因而才需要用小说加以“教之”、“谕之”、“治之”;二则小说“终不可禁”，因此不如“从而导之”。显然，康梁眼中真正“美”的文学还是“六经”，小说不过是适合“愚人”的下等文学。为了迎合大众，近代启蒙者不得不拓展文学载道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借用小说的通俗性宣传精英思想。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使其具备了载道资格，“道”便被化约为近代国家民族思想。因而，“新小说”观念中的传统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加重了，其理论精神依然是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传统实用理性的反映。要求小说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重任的反传统姿态，传达出的仍是传统文学关乎世道人心之核心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乃国民之魂”与小说的第一特征在于“俚语”这两种观念之间划出了鸿沟。随着小说地位由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想像中的读者对象也不自觉地从普通大众逐渐倾斜回爱国精英。当看到很多翻译作品的译文完全是用典频繁的文言，而不是适宜于启发蒙昧的读物时，就更充分地证明此点。回顾小说的发展史，《汉书·艺文志》曾确立了小说乃“史”的附属品这一共通观念，随着白话章回小说的兴盛，又出现了 小说可供一时娱乐之用的看法。其实，这正是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从“史”中独立，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而“小说界革命”使启蒙性成为小说娱乐性的免罪符，无形中再度确认了其从属性。可以说，近代启蒙者不顾忌小说在传统文类中的卑下地位，不探讨其内部发展规律，一上来就从政治上肯定其对改造国民和社会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早期启蒙文学思想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以及“使用”策略的所有矛盾复杂性，这也正是近代小说发展中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外来影响诸种因素互相纠缠、冲突的特质。“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对此即有着非常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新中国未来记》具有先导意义，很多艺术逐新尝试使其成为别开生面之作。例如，效法西欧、日本小说，直接状写社会变革潮流，把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推上一个新阶段;结构采用倒叙法，为近代小说打破平铺直叙的僵局树立了楷模;叙事引入演说体，在不同政见人物的往复诘难，批驳辩论中刻画人物形象，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本在新意簇拥的外表包裹下，仍有着传统滞后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支配作者写作技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与传统相比并没有多少新突破。就拿作品采用“幻梦倒影之法”来说，开场还是先抖出了一个传统叙事模式中的“大团圆”结局，只不过这个“大团圆”已自个人命运膨胀至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为了这个传统“善”的文学观念支配下的“大团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煞费苦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景，做了种种预设。很显然，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创作主体自觉吸纳了未来决定论，然而，这种在当时颇先进的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却在倒叙手法的引导下，悄然转化为古老轮回循环论的变相。“中国在小说中被设计成一个世界超级强国，使人不禁怀疑这不过只是当时欧洲列强模式的翻版。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来，1962年的新中国的这个‘未来’，将只不过实现了1902年欧洲‘曾发生过’的事情。”11 为了让骨子里仍遵循“士志于道”传统的新知者实现启蒙伟业的“大团圆”，作者不惜把维新和革命思想转换形式硬塞入到叙事中，结果不可避免地流于解释，成为羁绊，文本因而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吊诡、彼此削弱的情状，使读者不期然读到一个用艺术创造忌讳的模式化理性讲述出的与启蒙精神相背离的非理性故事。

与此同理，晚清无论是政治小说还是谴责小说，大都或是用“旧小说之体裁”载运“新意境”，或是用新的艺术手段承担传统载道之义，古典小说的内蕴都或深或浅地存在着。也许是对旧制度的暴露攻击、诅咒批判构成了与古代回目形式完全矛盾的新内容，也许是完全崭新的艺术动姿摇曳出传统观念之剪影，所不同的仅限于所载之道是今道而非古道而已。同样，戏曲改良亦可作如是观。当时的所谓“说部”、“稗史”，既指小说，也指戏曲和弹词。戏曲有着和小说同样的遭遇，被认为是文苑之“附庸”，因而“小说界革命”本身也就包括戏曲。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小说丛话》中经常论及戏曲改良问题，并于1902年11月，在《新小说》的《本报之内容》上，明确宣告“欲继索士比亚、福录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宣称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打破了鄙视戏曲的偏见。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劫余灰传奇》和《新罗马传奇》，标志着传奇杂剧已从供少数人玩赏的贵族艺术，转变为面向现实和民众，旨在“振国民精神”的启蒙教育工具。《新罗马》还成为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起着扭转风气的关键作用。它的词藻不为音律所拘，开辟了传奇杂剧创作的新途径。与“新小说”同步，戏曲改良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体制，使剧本可以较为自由地抒写，打开了改良传奇的新格局，同时又在过分追逐改变人心风俗，振奋国民精神上难脱载道旧徽记，再次证明了传统思维模式始终在控制着中西交融的近代文学语境。

综上所述，表面上看来新旧杂糅的近代诗文、小说（戏曲），内里映衬出的实际是激烈的文化冲突景象。近代启蒙主体的身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焦虑，有挣扎，有迎合，但更多的还是过分自信地拾起传统文学样式激烈地去回应。近代文学的转型也就不可能主动地在思想艺术双方面进行充分的孕育和准备。众所周知，贯穿晚清文学三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流亡。当远离了个体曾经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后，流亡中的启蒙者更加明确地要求选择东西方文明各自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经过冲突而达于调和，以期造出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就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可是，他又断言“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 也。”12 将西方文化比作女子，嫁于我东方文化，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比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文化自大意识。表明彼时启蒙者的目力所及还只是西方文明现成的思想成果和具体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运转的思维方式并未逸出传统框架，骨子里仍然坚信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中国文学经过“革命”洗礼必将再现辉煌。所以说，近代文学在中西对抗过程中嬗变的复杂性并不像“挣脱传统又回归传统”描述的那样清晰可辨，而将其说成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更是将问题作简单化处理。实际上，在近代，当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开始失范，新的文化精神并没有如期而至。在使用传统文类反抗传统思想，和使用反传统精神实现传统规范方面，晚清文学改良无处不显露出急于求成中的慌乱和尴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在发展的可能性中孕育着阻碍发展的可能性。所有矛盾的焦点均集中在传统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根本就没在启蒙运动中转换，从而导致各方面的革新总在有意无意之间与传统旧梦重温。这一切只有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才能够大踏步解决。

注释

①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载《时务报》第4册（1896年）。

②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7号（1903年）。

③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

⑤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

⑥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⑧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时务报》第18册（1897年）。

⑩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第2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刘少奇；新闻宣传思想

刘少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宣传家。1922年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时，他就注意到应该争取社会舆论的力量，使罢工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同情。他指导工人俱乐部除了与《中国工人》、《工人周刊》、长沙《大公报》等报刊建立联系，以揭露工人的悲惨处境外，第二年还创办《安源旬刊》，作为工人说话的阵地。1928年他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领导工作，在那里他立即着手编印了一个党内刊物《出路》。瓦窑堡会议不久他回天津领导华北党的工作，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他充分利用了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机关刊物《火线》，同时还组织人员创办《华北烽火》和《华北评论》等半公开刊物。1939年他担任中原局书记，刚到任即马上筹备创办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不久他将之改名《江淮日报》，自己亲任社长。

解放战争后期开始，他先后与新闻界进行过三次谈话：第一次是1948年10月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第二次是1956年的5、6月间，他先后与新华社主要领导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就新华社的性质、任务、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第三次是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对《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谈话，主要分析了《人民日报》在期间的宣传偏差。刘少奇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以后，对宣传工作十分关注，也参与了中共整个宣传工作的领导。他说：“我们党最重要的宣传工作是同志做的，我也做一些。《人民日报》很多社论稿我们都亲自看。”（1）毋庸置疑，刘少奇新闻宣传思想中有许多是他本人对新闻宣传规律的阐述。

一、新闻宣传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并为之服务

在1951年5月的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刘少奇集中阐明了他这个观点。他说：“我门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而完成的。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2）刘少奇指出，共产党所领导的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都具有政治意义，因此在开展这些工作时，必须向群众宣传这一项政治意义，讲明为什么要做、怎样做、结果会怎样、不做行不行。同时还要打消群众的疑问顾虑和各种错误想法，澄清反革命分子的谣言诽谤。他要求党委书记在抓实际工作、中心工作时，应当注意宣传工作，动员一切宣传工具去保障这些工作的完成，不能埋头于中心工作而忽视宣传。

除了要求新闻宣传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实际工作之外，刘少奇还谈到了展开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宣传的必要性。他指出，基本理论宣传虽然不能马上见效，但效果在后边，在将来，是“百年树人”。他强调，基本理论宣传与中心工作宣传要密切配合，不能偏废。

二、办报是为了联系群众

刘少奇非常重视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他说：“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这一项。”（3）从这个角度，刘少奇将新闻宣传工作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上。他说：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4）

“桥梁”比喻阐明了报纸与群众的全面联系：一方面，它及时地将“党的政策”传达到群众当中，另一方面，它又能及时地将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中央”、“”。刘少奇的“桥梁”论是颇有特点的，一是它包含新闻宣传中群众意见反馈的内容，与的说法：“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相比，更为全面；二是刘少奇提出这个观点时是从联系群众着眼的，他高度重视报纸考察、反映群众意见的作用，并将之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这就使报纸之于民主执政的意义凸现出来了。

三、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四个条件

在1948年《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刘少奇还谈到，要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是态度要正确，要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首先是新闻宣传要考虑对象，即按照不同地区读者的需要来选择和组织报道，照顾他们不同的兴趣；其次是报道要真实，真实地反映群众意见，考察党的政策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做如实反映。再次是要全面、深刻。全面，就是要充分掌握材料，并做好总结、分析。深刻，就是不能看现象、皮毛。

第二是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必须不断提高经验上、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必须独立地、系统地、深入地去做研究工作，去看、问、读，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放映情况，独立地去做判断、分析和思考。

第三是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作为党报记者，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用马列主义理论看问题。刘少奇要求记者尤其要掌握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

第四是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必须经常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必须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

刘少奇在谈“四个条件”的时候，有些观点是十分符合新闻传播的本来特点的，如他所讲的报道要全面、真实、深刻，要考虑读者兴趣等。至于他所说的记者有权利考察的党的政策的观点，则无疑是对共产党新闻宣传理论的一个创新。

四、对新闻宣传失误的纠正和反思

由于报纸密切配合现实工作进行宣传的传统，当共产党的政策有时出现偏差时，报纸的新闻宣传也难免不犯错误。1950、60年代，共产党现实工作中的失误不可避免地燃烧到了新闻宣传领域，如1958年时期的浮夸宣传，以及紧接着在反右运动中报纸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等。刘少奇对这些错误决策很多是持反对态度的，同时他也对这一期间新闻宣传的失误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在自己能够影响的范围内对之加以调整和节制。

第一，新闻宣传要“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1961年，针对浮夸宣传和报纸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宣传，刘少奇提出：“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5）

第二，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地做调查研究。五、六十年代新闻宣传中的失误，部分原因就是新闻工作者缺乏这种精神造成的：“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些不确切的东西，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6）对此，刘少奇强调了深入调查的必要性。

第三，新闻媒体在处理与党委的关系上要将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针对中的宣传偏差，刘少奇也体谅报纸的难处，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主张：“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7）

第四，新闻工作者要坚持真理。1956年，刘少奇就报纸批评问题指出：“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包袱，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他问道：“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8）1961年他对《人民日报》的领导说：“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9）

五、面向社会办报的思想

随着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刘少奇也系统地思考了党的新闻媒体由偏重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转换的问题。

首先是媒介面目的转换。刘少奇说：“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所谓‘独立的’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是不变的。问题是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10）他认为，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以相对独立的身份去做新闻和评论，可以更灵活地发挥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能够更好地保证新闻评论客观、真实、公正和全面，从而使媒体赢得社会乃至世界的威信。反之，他认为如果报道只强调立场而不敢讲客观和真实，则会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实际上对媒体自身、对人民都是不利的，就不能成为世界性的通讯社。

其次是写作视角的转换。必须增强读者意识，满足读者需要。1948年刘少奇提出：“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11）1956年他再次指出：“要很好地研究报纸的需要……适合报纸，自然最后是适合读者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12）

再次是意见呈现的转换。应当呈现社会的不同意见。他说：“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报纸上应该有很多问题，对没有做结论的问题应该有争议，一有几种不同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白家争鸣’，这样，才能把报纸办得活泼些”。（13）

为了搞好面向社会的新闻宣传工作，刘少奇多次讲到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借鉴资产阶级的东西。1948年他就如何改进新闻宣传工作说：“你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看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14）1956年他听取新华社汇报时，再次谈到了要学习资产阶级的经验：“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曾经说过，对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受下来，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受下来”，“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报道技巧。”（15）

注释：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5）见《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7）《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谈话》，北京新闻学会1980年编印，第26页。

（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5、360页。

（9）《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谈话》，北京新闻学会1980年编印，第26页。

（1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7-368、379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6、401-402页。

（1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380、376页。

（13）《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382页。

（1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页。

第3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口语 传播价值

新闻传播是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播音员、主持人是新闻传播的最后实现者， 其播音质量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播音员和主持人作为媒介与受众最直接联系起来的中介， 他们既可以发挥人际传播的情感及心理优势， 又能借助大众媒介广泛地收集信息， 迅速增值和快捷扩散的长处， 使自己成为信息告知的第一人。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信息告知的媒体角色长期以来都是以播音员和主持人来担纲， 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他们是媒体立场、风格和态度的体现者、代表者。”[1]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态势下，为使新闻传播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播音员主持人可依据内容在真实准确传递新闻过程中，恰当融入个人情感因素，巧用口语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一、自然朴实说新闻

2015年10月，央视《新闻联播》推出了一带一路专题报道《数说命运共同体》。此报道聚焦“一带一路”这一重塑世界格局的重大国家主张，紧扣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主旨，用全新的大数据新闻生产手段，从多个领域入手，挖掘沿线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的数据新闻故事。担任专题报道的主播是欧阳夏丹，此次夏丹呈现出自然朴实说新闻的风格，将宏大的国家政策说得真实生动，具有很强的贴近性，在国家重大战略与海内外受众之间构建起有效的沟通桥梁，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你可知道，2015年平均每天有多少人往返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吗？答案是87000人，这种现在可以坐400人空客A340飞机，这87000人可以装满217架。这么多的人，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儿去呢？往来最频繁的区域就是这里了――东南亚国家。因为从中国出发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客运量排在前十位的除了俄罗斯和阿联酋之外，其余的8个都是东南亚国家。而在排名第一的泰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每四个游客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 [2]这是第六集《丝路，走起》中的一段串词，欧阳夏丹用朴实的口语短句自然设问，配以准确的副语言从具体数据和细节故事入手介绍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答案是87000人”、“每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 这种表述通俗而又生动地将一些冰冷的数据变得鲜活，为受众传递出“一带一路”政策的民生关切；“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 夏丹以说新闻方式深入浅出对 “一带一路”政策进行朴实的解读、硬题材的软化，增强报道的贴近性，易于受众产生共鸣，引导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主旨。

自然朴实说新闻是一种贴近受众的新闻传播方式，它是以一种平等、轻松，接近日常口语的表达形式取代居高临下、正襟危坐的播音方式，语体结构松散、对语境依赖性强，表达上更加自然亲切，基调平和，交流感强。这种语言既不同与我们日常生活语言，也不像正统新闻播音，是一种在字正腔圆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美化、提高了的口语语体风格，它摒弃生活中口语的随意性，没有流利的废话，在自然朴实的交流中传递出大量有效信息，拓宽受众视野，使新闻表达有温度、有深度，进而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二、真情真话讲新闻

对于新闻节目主持人来说， 情感因素不仅直接影响说话效果， 也会影响受众对新闻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新闻节目主持人对生命的歌颂、对公平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呼唤，都蕴藏着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审美追求，从而引领受众深入关注、理解新闻本质。不同的新闻事实具有不同的感情基调，新闻节目主持人应正确把握新闻的感情基调，恰当地用真情真话讲述新闻。

以央视新闻频道2017年1月7日播出的《新闻周刊》为例，其中《视点》栏目做了一个题为“简‘证’放权”的深度报道。主要讲述内蒙一位农民王力军因收购玉米没证被传唤，判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此案再审，并肯定收购玉米的社会有益性。就在王力军等候再审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取消收购玉米持证上岗的规定，粮食收购许可证被废止，这就意味着王力军再审有可能无罪。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白岩松这样讲述这条新闻：“当学生的时候都会常常说一句顺口溜，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是呀，不考试老师拿什么管理和测评学生啊？那么，套用这个顺口溜也有人说：证证政府的权力所在啊。这个证、那个证，大多得去政府那儿办，这其中有很多是必须的，也可能有很多是必须拿下的。这几年国务院里头最多的声音之一就是“简政放权”，也因此有人解读这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就是减掉一些不该办的证，这就等于放了权了。这一年又一年的简政放权证还多吗？还真不少。看这几天的新闻，在内蒙，一位收购玉米的农民突然被骰剑然后还被判了一年刑，当然，一脸懵的他被判刑的时候才知道收购玉米是要办证的，而没证就是要判刑的，但是他自己也委屈啊......可是，他被判了，这合理吗？” [3]白岩松以学生考试的经历进行类比引出简政放权的概念，并客观解释“简‘证’放权”的含义。用真情真话讲述新闻事件，结构严密，易于接受。结尾处“可是”将话锋一转，指出这则新闻的关注点，巧妙铺陈增强受众的收视期待。

在报道结尾评论部分白岩松说了这样一句话：“......本周三正好开了今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依然是简政放权，这是本届中央政府连续五年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可以了吗？够了吗？点赞的同时咱可不能说可以，更不能说够了，一切才刚刚上路，加油！”略带个人感彩的话语增强新闻报道的生动性，既通俗易懂又贴近民生。结尾处“一切才刚刚上路，加油”含义深刻，既体现“简‘证’放权”任重道远，又体现强烈的民生愿望，引人深思。

语言反映着社会、反映着生活， 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思想倾向， 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行为。白岩松在这段新闻报道的串联中，以真情真话讲新闻的方式提出问题，并深刻地分析问题，让人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语言精炼，节奏鲜明，说理性强，引导受众客观理解新闻本质，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三、巧言巧语话新闻

如今，在“互联网+传统媒体”的新型传播格局下，信息传播由单向转为双向互动，主持人语言应向平等、贴近、互动的方向转变。央视新闻频道主播朱广权在春节期间播报新闻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热传，他对观众问主持人春节放不放假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你换台就是淡季。” 朱广权认为新闻可以“高”，但不能“冷”，这种夸张的表述方式增强了新闻节目的趣味性，增加了新闻的温度，许多网友直呼太接地气儿了。而“旺季”与“淡季”的对比呈现出媒体对受众的尊重。

2017年1月27日央视新闻频道《一年又一年》新闻直播节目中，朱广权再爆金句，就连搭档文静也被他影响，两人配合默契地说起三句半：“消防部门作用大，尽职尽责作用大。安全不能没有他，实话”、“烟花爆竹价格贵，环卫工人也特别累，污染空气添累赘，浪费，所以，过年了，希望大家少放鞭炮，多看新闻频道。” [4]这种诙谐的方式既表现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消防、环卫工人的理解与尊重，又巧妙为频道做了自宣。少了居高临下，多了亲切平和，少了宣教味儿，多了人情味儿，巧言巧语轻松话新闻。

通俗的语言词汇、朴实的语体风格、鲜活的语言样式是播音T主持人人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不同与以往的播报样式，这种流行于网络的语言形态经新闻主播的口中说出，增加了新闻节目的生动性，营造出轻松幽默的语言氛围，拉进新闻节目与受众的距离，展现节目与受众沟通互动的真诚态度，强化受众的收视期待。所以，新闻节目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新闻内容选取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于贴近民生的话题和新闻，这种轻松的交流方式更易被受众接受，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视角各有不同。在大众传播过程中， 无论是传者还是受者， 都是平等的个体。所以， 传者在进行传播活动时， 特别是新闻传播过程中， 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更好地为受众服务。当今社会，广播电视是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播音员、主持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处于广播电视传播的最前沿，是电视传播的“最后一棒”。所以，新闻节目主持人巧用口语可以提高信息价值和播出质量，增强新闻节目的受众期待，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注释：

[1]汪 红：“新闻播音中的人文意识”，《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10期

[2]《数说命运共同体》第六集“丝路，走起”，央视新闻，央视网，2015年10月8日

[3]本周视点：“简‘证’放权”，《新闻周刊》，央视网，2017年1月7日

[4]《一年又一年》，新闻直播间，央视网，2017年1月27日

参考文献：

[1]鲁景超：《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第4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宣传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256-01

一、新闻的定义、特征及功能

（一）据考证，“新闻”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唐朝初年出版的《新唐书》中。书中载有“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孙处玄语）。这里的“新闻”指的是民间新闻的轶事。关于新闻的定义，目前，国内较能为人们接受的是1943年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的说法：“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可谓言简意赅，是一个比较科学准确的定义。（二）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将新闻的特征概括为一下几个方面：（1）真实性。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因此事实性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事实是新闻赖以生存的基础。马克思也曾把“事实的变动”视为新闻的本源。1859年，他以《纽约每日论坛报》柏林通讯员的身份，向报纸编辑部说明一段时间没有寄稿的原因时写道：“德国有一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敌自己的权力’。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规律的支配，本报通讯员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2）时效性。新闻如果失去了时效性，就没有了生命力，就不能称其为新闻，而改叫旧闻了。有学者提出，新闻报道必须从“TT”即今天（today）的事情今天（today）报道转变到“NN”即“现在（now）事情现在（now）报道”，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从中可见新闻时效性的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新闻活动中也在实践着新闻的时效性。马克思对报纸的特点从时效性方面做了规定：“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切关心。”恩格斯就时效性问题对记者和编辑也提出过要求。在写作方面，他要求：“必须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写作，就是说，写的快，手头有什么材料就写什么。”而编辑,“重要的是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3）时新性。曾经有人说新闻“姓新”，说报纸是“新闻纸”。可见新闻的“时新性”也是新闻的内在特征之一。（4）公开性。新闻的最终目的是拿给人看的，是要公开的，如果写了的新闻不公开给受众看，那谈何新闻？因此，公开性也是新闻的特征之一。

（三）新闻的功能主要有（1）信息功能。新闻传递信息，这是新闻的最基本的功能。（2）教育功能。新闻媒介通过报道和评论，引导社会舆论，使广大民众受到教育和影响。有关新闻提供信息、教育大众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专门论述。（3）宣传功能。新闻具有明显的宣传功能。列宁对此有过经典论述：“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4）服务功能。新闻事业具有服务于社会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新闻服务大众的功能有过精彩阐述。

二、新闻与宣传的区别与联系

（一）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新闻与宣传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与传播的本质特征不同。新闻是传播关于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信息的一种手段。它重信息，而信息又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新闻具有客观性。宣传是传播思想观念的一种手段。它重外在的形式符号，某种仪式、某种标志往往被赋予较强烈的意义。

2、新闻与宣传的出发点不同。新闻的出发点是出于受众的需要。宣传的出发点是出于宣传自身的需要，把一定的观念传播出去，让受众了解、理解、接受，从而争取受众的信任和支持。

（二）新闻与宣传的联系。关于新闻与宣传的相互关系，目前有三种看法：

1、包容说。认为新闻和宣传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新闻是宣传的一部分。新闻与宣传是两个有种属关系的概念，新闻是种，宣传是属，一切新闻都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新闻。新闻是一种手段，宣传只是这种手段的目的。

2、交叉说。宣传与新闻是互相独立、相互联系的关系。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他们之间不是并列的、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甚至相互渗透的。

3、无差别说。认为新闻就是宣传，宣传就是新闻。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第5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关键词】“改造说书”运动；“新说书”；韩起祥；社会功效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1―0123―06

延安时期，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新文艺运动，对诸如秧歌、民歌、说书、道情等陕北民间文艺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研究和改造，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推动了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其中，“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它既是陕北说书史上的重大变革，又是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成功范例。本文重点考察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对“新书词”内容的分析，深入总结“新说书”所产生的宣传与社会功效以及历史启示，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关注。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935年至1949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延安为中心，在解放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发展历程，是为延安文艺运动。边区“改造说书”运动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和发展的。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是极富陕北地方特色的传统曲艺。传统的陕北说书由盲艺人手执三弦或琵琶，左膝系檀板按节拍，独自坐场说唱，其历史悠久，现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康熙十二年重修的《延绥镇志》卷六《艺文志》：“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1]563据此可知，陕北说书在清初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陕北说书流传久远且独具特色，可以说是陕北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誉为“陕北农村的民间叙事诗”[2]。就其书词内容而言，表现主题大都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开朗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在近代陕北农民与恶劣自然环境和兵祸灾荒的斗争中形成的；就其表演形式而言，盲书匠“一人管三事”，自弹自唱，多采用方言俚语，形式灵活，语言风趣。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陕北说书虽然秉持了通俗活泼的文化形式，但其自身又“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3]203。首先，与封建迷信的结合是其基本特点之一。说书艺人一般都身兼算命先生的双重身份，“过去的陕北说书，多以单人串乡说书为主，他们除过说平安书、口愿书外，为了糊口，还要进行一些其他附带的活动。如保锁娃娃、扣娃娃、算卦、揣骨等。”[4]140其次，传统说书的题材内容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传统的陕北说书“绝大多数还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那一套，有意无意地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的思想，或多或少总是含着对群众有害的毒素。”[2]这与延安时期提倡的社会新风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说书具有必然性、急迫性。

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就已认识到改造旧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是我们制造抗战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同时也是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进而指出：“利用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利用一切新的旧的形式，使一切优良的民族遗产，变成我们今天的一部分血和肉”。[5]1940年1月召开的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达成了“大量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6]815的共识。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普及化、大众化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积累素材。在党的民族化、大众化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群众，掀起了向陕北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并对传统文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创新。改造说书就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展开的。

1945 年4 月，边区文协正式成立了说书组，负责人为林山，安波、陈明、高敏夫、王宗元、程士荣等也先后参加了这一工作。说书组的任务不仅是发展民间曲艺，更重要的是联系、团结、教育和改造说书艺人。这些旧艺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7]115由于乡村说书艺人的分散性，对说书艺人改造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具体帮扶，个别改造。其中，韩起祥的转变是边区文艺工作者改造民间艺人的典范。说书组对韩起祥的改造是分了三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记录旧书目，了解说书人，同时对其进行教育，启发他在原有书目的基础上，去掉糟粕，并添加有关边区生活的新内容。第二步，向说书艺人灌输新思想，提高其思想境界，并由知识分子和说书艺人共同创作新的说书作品。正是在林山等人的引导下，韩起祥明确了自己“文化娱乐我承当”[8]11、“一段一段宣传人”[2] 的社会责任感。第三步，在说书组的安排下，由“进步了”的韩起祥现身说教，以期改造更多的说书艺人。在韩起祥的影响下，一些边区艺人开始了“新说书”创作：杨生福、高永章、冯明山等先后创作或改编了《狼牙山上五神兵》、《劳动英雄李兰英》、《血泪仇》等新曲目。

改造说书人的运动无疑是成功的，韩起祥被誉为“多产作家”、中国“荷马”、“红色宣传员”，他一个人的表演“俨然是一小队乐手的合奏”[9]。韩起祥由“过去的穷瞎汉成了先生”[10]118，昭示着陕北说书从旧民间艺术到新文艺的转变。

（二）“改造说书”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林山等知识分子与韩起祥等说书艺人的努力创作与配合下，“改造说书”运动在边区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

改造说书，编写新书词是重点。为了能使说书为政治宣传、工农兵群众服务，在知识分子和说书艺人的共同努力下，众多优秀的“新说书”作品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如：韩起祥和说书组的同志们共同创作的《刘巧团圆》、《张家庄祈雨》、《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宜川大胜利》、《时事传》、《血泪仇》、《红鞋女妖精》、《四岔捎书》、《阎锡山要款》、《王丕勤走南路》等二十余部作品，杨生福、高永章的《狼牙山上五神兵》、《红军打清涧的故事》、《劳动英雄李兰英》，常栓、刘子有和石雄俊等人创作的《捉活鬼》、《刘志丹打延长》、《赶走何绍南》、《打日本》、《自由结婚》、《皖南事变》等作品，冯明山改编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反内战》。这一时期优秀作品涌现，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对说书的改造并没有停留在书词内容的改革上，也创新了书词的形式和曲调。首先，新书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七字或十字的字数，而是采取更加自由的、只是略带韵律的三四字至十字组成的诗歌，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认为这“发展了久具雏形的中国诗歌传统”[11]。其次，韩起祥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甩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生动。

报刊杂志的频频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5年8月5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林山的《改造说书》一文，介绍了解放区改造说书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指出了改造说书的重要性。该报同时刊登了傅克撰写的《记说书人韩起祥》，高度评价了韩起祥改造旧书说新书的事迹。这也是《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第一次用全版的篇幅来介绍陕北的民间说唱艺术。两天之后，《张家庄祈雨》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林山在《附记》中写道：“他（韩起祥）有很强的创造力，自己改编、创作了许多新书，在农村演唱很受欢迎。”[12]为了彰显韩起祥编说新书的事迹，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的短短一年之内，《解放日报》17次刊登了韩起祥的作品和从艺活动。[13]195 这一系列拔高韩起祥的宣传攻势，提高了说书在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1947年8月中旬，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给说新书。夸奖他新书说得好，群众语言很丰富，将来要推广到全国去。8月25日、26日，在枣园连听了两天韩起祥的说书，鼓励他多编新书，学讲普通国语，将来去更多的地方说书。韩起祥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巩固了陕北说书在新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说书组举办了“说书训练班”，在成功改造韩起祥的经验基础上，更多的旧艺人接受了改造。据统计，“全陕北有盲艺人483人，参加训练班改为说新书的有273 人。”[14]4边区新说书从此蔚然成风，“至1946年，到处都有新说书，陕北说书已成为新文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4]143“改造说书”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典范。

二、“新说书”的社会功效

说书的主要艺术手段是“说”和“唱”，它运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出的生动形象的、说唱化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状物写景、描绘人物、抒发感情，合乎大众的欣赏习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作为有效的宣传手段，说书历来为政治家、教育家所重视。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很重视利用说书来教化民众、讲经劝善。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开展平民识字运动的时候，也曾组织了五十多位说书艺人向民众宣传识字的重要性。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在不同时期陕北说书所宣扬的内容是不同的，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社会功效。延安时期的“新说书”是解放区新气象的反映，其宣传功效是积极的、强大的。

（一）开启民智，教化民众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甚至几乎不需要文字的社会。这一特点在落后、闭塞的陕北体现得相当明显。近代的陕北社会，真正对农民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并不是学校教育，而是诸如说书、道情以及民歌等民间口头叙事。可以说，陕北说书于开启民智、教化民众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新说书”在传播新思想方面更是居功至伟。

首先，较之传统说书，“新说书”更加贴近时事、通俗易懂。旧书词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历史演义类、公案传奇类以及爱情故事类，如：《杨家将》、《清官断》、《玉簪记》等。听旧书，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加之众多说书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历史人名、地名被混淆、讲错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听者如坠云雾之中，不知其所言。而“新说书”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和革命战争，广大群众耳熟能详，更加通俗易懂，更易被接受。

其次，“新说书”中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启蒙了落后、愚昧的陕北民众。（1）“新说书”宣传了自由、民主思想。在新书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民主”、“婚姻自由”、“思想”、“为人民”、“选举”等等。新说书作品《黑白分明》介绍了乡村选举会上的风波，宣传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边区新气象。结尾所讲的“边区事事讲民主，检查政府能批评”[15]，反映了这一时期乡村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巨大成绩。（2）“新说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与封建迷信思想的结合是传统陕北说书的主要特点之一。经过改造，说书成了反对迷信的重要工具。李寄的《卜掌村演义》分六回：“骗百姓编造神鬼”、“揭鬼计英雄学医”、“露马脚神官丢脸”、“讲真情阴阳求救”、“破迷信斗争十年”、“讲卫生人财两旺”，[16]254-273批判了“不会治病，就会骗钱”的阴阳巫神，提倡讲科学，讲卫生。（3）“新说书”提倡教育，反对愚昧。近代的陕北一直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是文盲[17]1 。《四岔捎书》讲述了在外经商的文盲王氏父子找人家信，结果错把“忙”写成了“亡”、把“雇”写成了“故”，令人啼笑皆非。该书的结尾讲道：“没有文化的苦处说不完，新社会的年轻人……学好文化为人民。”[18]95说书对学习文化知识重要性的生动宣传，使扫盲运动更加深入人心，正是“学习文化脑袋新，不信鬼来不信神”。（4）“新说书”提倡新生活，主张革除陋习。近代陕北，鸦片盛行，土匪、娼妓、巫神等二流子众多。针对这一现象，边区政府发起了“禁烟”、“改造二流子”、“讲卫生”等运动。“新说书”极大地宣传、推进了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吃洋烟二流子转变》、《卜掌村演义》、《老蔓菁偷麦》等新说书作品对吸食鸦片、游手好闲、偏信巫医、不讲卫生等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5）“新说书”促进了女性的解放。旧的传统的陕北婚姻习俗为包办、买卖婚姻，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新说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鞭挞。《刘巧团圆》热情地颂扬了勇于抗争买卖婚姻的刘巧、赵柱等形象，嘲讽、批判了热衷于婚姻买卖的二流子刘彦贵、刘媒婆、王寿昌。《刘巧团圆》以其生动的表现主题和丰富的地方色彩风靡解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民众转变思想观念。新说书作品《大翻身记》中所描写的妇女生活“我母亲苦撑苦熬往前过，每日里眼泪洗脸过光阴”[19]3 ，也唤起了民众对妇女的同情。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更是直接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们送来了民主的光辉。

（二）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

说书是延安时期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也是“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1946年9月7日、8日、9日，《解放日报》全文连载了王宗元、韩起祥合编的《时事传》。随即，林山发表了评论：《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读〈时事传〉后几点意见》，认为只要把宣传时事的新说书作品，如《时事传》、《刘善本飞延安》、《李敷仁走延安》等，教给各地的说书人，就能达到很好的时事宣传效果。另外，他针对如何通过说书人宣传时事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首先，发动文艺界和民间艺人经常地编写所谓的《时事说书》；其次，出版机关迅速编印，并下发各地；最后由各县宣传机关负责把收到的《时事新书》传教给当地说书人。这个宣传时事的新办法颇有成效。据孙犁回忆，当时“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的方式不外：报纸、黑板报、讲报、广播。但想起来，哪一种方式也没有说书这种方式好，因为说书人的创作，和他的技艺，这是活的时事教育。”[20]255

通过说书表演宣传时事，虽难免有主观色彩，但在当时新闻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亦属不错的选择。也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主观色彩，赋予了说书评议新闻事件的功能。说书对新闻事件的评价一是体现在书词，一是体现在艺人。在书词方面，写到时为“一轮红日照乾坤”、“是人民大救星”，而“口似砂糖眼似刀，心似老虎一般狠”、“心中藏刀暗伤人，疯狗一弯要咬人”[21]，善恶是非，一语道明。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评判，也体现在艺人的表演中。艺人韩起祥说唱《时事传》时，唱到民主运动胜利，时局好转之时脸上的阴云消逝了，喜上眉梢；当唱到破坏和平的时候，他的脸上又乌云密布。民间艺人正是用这种舞台表演的情感流露，使时事宣传更加深入民心。

（三）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

战争年代，人民大众急于了解当下的战争信息，对新闻媒介的依赖更加强烈。为了满足民众对战争信息的需求，在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努力创作下，“新说书”在战争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媒介作用。1947年3月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地区，各党政机关、团体被迫迁移。许多群众不明真相，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韩起祥毅然留在延安，并坚持在农村搞宣传工作，到情况紧急之时，甚至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去村子里说书。这一时期，艺人们经常表演的新说书作品有：《三大胜利》，反映的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首次胜利；《时事传》，写在三次谈判中的丑态；《西北时事传》反映了在沙家店等战役中的胜利。1948年春，在解放宜川战役中，西北人民歼灭敌军4个整编旅，正所谓“胡匪军，没路逃，个个举手把枪缴。”[22]128 韩起祥根据这一事迹，编成《宜川大胜利》。“延安光复后，韩起祥率先第一批进入延安，当天下午就在新市场沟口说《宜川大胜利》……深受群众欢迎。”[4]143-144这个时期坚持在延安农村的“新说书”活动，作为唯一的宣传工具，及时地告知了群众有关新闻和战争信息，起到了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影响下，对旧的说唱艺术的改造在各解放区兴起。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说唱艺人李国春致力于编写新鼓词，为宣传服务。他所在的文工团跟随主力部队，四处编演新鼓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勇气。据《冀中导报》1946年10月26日报道：在扫除新城据点的战役行动中，文工团的“李国春同志在拿岗楼的时候说大鼓，一个小段未完，前方又传来胜利消息，于是又赶到前面去说。”[23] 1947年6月12日，我军在攻打永清城的战斗中歼灭了国军第三保安纵队。李国春根据这一讯息，立即编成《鏖战永清城》的鼓词，在军民中广泛演唱，起到了很好的战争动员作用。

（四）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24]36“改造说书”运动兴起于1945年，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内战阴云密布。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难免人心不稳，各种舆论四起。“新说书”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和传播媒介，发挥了较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首先，新书词体现了民众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控诉，歌颂了边区新气象，引发大众对新生活的向往。正如韩起祥在《翻身记》里所唱的：“我说书把舌头磨成锤尖尖，指头磨成了光片片，每天累的喉咙疼，还是半饥半饱度营生。风天跑，雪地奔，赚的钱都被官府勒索清。每月捐税三元整，欠了捐税了不成……想红军，盼红军，我弹上三弦唱红军。横山县无法无天难存身，四年，我夜走延安找红军。延安、横山隔架山，两下里天地不一般。解放区人民生活好，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不愁吃来不愁穿，学习生产都起劲。”[19]12-13其中对国统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述，唤起了大众的同情，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号召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的反动统治，翻身做主人。

其次，新书词凸显了我军战士的英勇，鼓舞了士气，宣传了军民团结。1948年春，艺人韩起祥赴前线慰军，受到战士和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其说书次数高达19次，听众约八千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期间所说的多为描写战争时事的《宜川大胜利》、《慰问词》等新说书作品。其中多有对战士们的不吝赞誉：“，是英雄，勇敢作战保人民，二月打仗到十月，仗仗得胜仗仗赢。”[22]118也有对良好军民关系的描述：“水担满，院扫净”、“又规矩，又亲近”、“一路走，一路行，到处的百姓都欢迎。”[25]121勾勒出了一幅军民和谐的新画卷，与国统区军队欺压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新书词讽刺了敌人的丑态，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心。与对我军战士的赞扬相对，新书词中充斥着对敌军丑态的嘲讽。“延安的敌人着了个慌，一个驴滚倒缩跑出了延安”[26]275 ，――艺人用诙谐、通俗的语言描绘了国军逃离延安的狼狈情形，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念。又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时事传》中说，“口似砂糖眼似刀，心似老虎一般狠”、“心中藏刀暗伤人，疯狗一弯要咬人”，[21]一个妖魔化的形象跃然纸上，唤起了民众对反动统治的憎恶，增强了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新说书”对社会、战争的描述和评价，较好地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这些有利于战争进程的舆论，配合了军事威力，鼓舞了军心民心，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功效。

三、“改造说书”运动的启示

“新说书”从兴起到完成历史使命，经历了一个从旧说书到新文艺的发展历程，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功效，也极大地促进了说书艺术自身的发展。这些都对当前说书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说书艺人的培养

说书艺人的培养和自身艺术创作对于艺术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改造说书”运动中，对艺人的培养可谓不遗余力。首先，给予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如韩起祥被誉为“红色宣传员”、“三弦战士”。其次，物质方面的奖励也很可观，如编写新书词所获稿费八成都由说书艺人获得，参与编书的知识分子仅获两成。[25]160 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韩起祥曾用稿费购买316个芝麻饼劳军。[10]146再次，加强对艺人创作的鼓励和引导。“改造说书”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式，即知识水平、文艺素养较高的专家和民间艺人亲密合作。

（二）关注社会题材，重视大众需要

说书作为一门群众艺术，必须大众化。要做到这一点，说书艺人必须深入群众，感悟生活。在“改造说书”运动中，文艺工作者深入体验群众生活，积极向民间艺人学习。在作品的选材上，通常针对陕北农村特殊的环境和需求，将一些现实和容易理解的事件展现给群众。比如在宣传改造生活陋习时，他们选择的大多是关于破除迷信、讲卫生、禁烟等题材；在宣传战争事件时，则更侧重于解放区武装斗争方面的题材。

（三）发挥说书的批判功能

“改造说书”运动中，艺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说书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批判，赋予新说书作品以强烈的斗争性，对“二流子”、封建迷信、军队的反动统治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达到了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的目的。这也是增强说书艺术自身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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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韩起祥.宜川大胜利[G]∥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说唱文学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23]钟惦.重视文艺为兵服务的诱导过程[N].冀中导报，1946-10-26.

[24]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第6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一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V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

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LL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

2010年9月，宽东教授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

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三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资料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

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

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 ① 。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

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五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传》、（2）《古押衙传奇》、（3）《太平广记（谚解）》、（4）《太原志》、（5）《吴越春秋》、（6）《梅妃传》、（7）《汉成帝赵飞燕合德传》、（8）《唐高宗武后传》。

明代：

（9）《红梅记》、（10）《薛仁贵传》、（11）《水浒传》、（12）《三国志演义》、（13）《残唐五代演义》、（14）《大明英烈传》、（15）《武穆王贞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6）《西游记》、（17）《列国志》、（18）《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翻译）、（19）《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0）《西汉演义》、（21）《东汉演义》、（22）《平妖记》（三遂平妖传）、（23）《禅真逸史》、（24）《隋炀帝艳史》、（25）《隋史遗文》、（26）《东度记》、（27）《开辟演义》、（28）《孙庞演义》、（29）《唐晋[秦]演义》（大唐秦王词话）、（30）《南宋演义》（南宋志传）、（31）《北宋演义》（大字足本北宋杨家将）、（32）《南溪演谈》、（33）《剪灯新话》、（34）《聘聘传》（娉娉传・剪灯余话卷5类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观》、（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浒传》、（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书）、（40）《玉娇梨传》、（41）《乐田演义》、（42）《锦香亭记》（锦香亭）、（43）《醒风流》、（44）《玉支玑》（双英记）、（45）《画图缘》（花天荷传）、（46）《好逑传》（侠义风月传）、（47）《快心编》（醒世奇观）、（48）《隋唐演义》、（49）《女仙外史》（新大奇书）、（50）《双美缘》（驻春园小史，翻案）、（51）《麟凤韶》（引凤箫）、（52）《红楼梦》、（53）《雪月梅传》、（54）《后红楼梦》、（55）《粉妆楼》、（56）《合锦回文传》、（57）《续红楼梦》、（58）《瑶华传》、（59）《红楼复梦》、（60）《白圭志》、（61）《补红楼梦》、（62）《镜花缘》（第一奇谚）、（63）《红楼梦补》、（64）《绿牡丹》、（65）《忠烈侠义传》、（66）《忠烈小五义传》、（67）《闲谈消夏录》、（68）《十二峰记》。

弹词与鼓词：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缘传》（绣像绘图再生缘）、（71）《梁山伯传》、（72）《千里驹》。①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然已经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1）《列女传》、（2）《新序》、（3）《说苑》、（4）《博物志》、（5）《世说新语》、（6）《酉阳杂俎》、（7）《训世评话》、（8）《太平广记》、（9）《娇红记》、（10）《剪灯新话句解》、（11）《剪灯余话》、（12）《文苑楂橘》、（13）《三国志演义》、（14）《水浒传》、（15）《西游记》、（16）《楚汉传》、（17）《薛仁贵传》、（18）《钟离葫芦》、（19）《花影集》、（20）《效颦集》、（21）《玉壶冰》、（22）《皇明世说新语》、（23）《两山墨谈》、（24）《锦香亭记》。①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清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2.《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7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影响利顿・斯特拉奇“新传记”的两面

“新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在英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被誉为是英国传记继詹姆斯・鲍斯威尔之后的第二座高峰。20世纪20年代斯特拉奇的传记开创了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传记截然不同的风格。“新传记”注重“揭露”、“艺术”与“心理分析”的特点对西方传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将斯特拉奇的传记称之为“新传记”。在她的论述中,“新传记”以追求完整的历史本真为目的,因此刻画传主的性格成为“新传记”的写作重心。为达此目的,“新传记”主张运用“揭露”手法,既展示传主的亮点,也揭示传主的暗处。在传记艺术的层面上,“新传记”博采科学与艺术之长,将实证主义思想融入传记写作,主张缩短传记篇幅,以人物反映时代;将心理分析引入传记写作,透过传主外在成就的表面,挖掘其内在的心理动机。围绕传记写作的目的与重心,“新传记”强调在写作艺术上调用各类艺术手段,例如戏剧冲突法、小说白描法、绘画的光影法等等。简言之,“新传记”是容思想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集反叛性与实验性于一身的传记。

学界认为斯特拉奇在英国传记史上首次成功将心理分析运用于传记之中,其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有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其中,研究弗洛伊德影响因素的大大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因素,尤其是那些从宏观语境出发的研究文献。《传记深思录》一书断定,弗洛伊德的影响、弥漫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幻灭感以及由此带来的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现代主义特有的怀疑主义,给予斯特拉奇为首的“新传记”打下了明显的印迹。美国历史学家葛拉提从传记艺术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小说化传记的生动性、新科学的客观性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坦率性重创了维多利亚时代“传记与历史”、“生平与时代”中的死气沉沉、谀美浮华与盲目愚忠之气,这些“为斯特拉奇和传记实验与成长的时代搭建起一个舞台”。葛拉运用后现代身份理论在斯特拉奇的传记文本中分析出作者的四重面孔:不可知论者、自由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布鲁斯伯里人。这种观点认为,正是斯特拉奇的弗洛伊德的一面让他选中护士先驱南丁格尔做《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传主之一。理由是,这位家喻户晓的南丁格尔,传说她“很圣洁,富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对人“无微不至”。而事实上,这些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家户户都能看到的虚伪品质表象。评家们的研究如此,斯特拉奇的传记作品本身也给人一种错觉,诱惑我们做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自始至终影响了斯特拉奇的判断。斯特拉奇最后一部传记《伊莉莎白与埃塞克斯》的确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而他的早期传记作品似乎也让人看到弗洛伊德的踪影。比如斯特拉奇很重视传主的童年经历,在斯特拉奇建构的历史画面中,童年时期的南丁格尔给撕碎的布娃娃缝补断腿;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在意识深处流动一系列女王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往事情景。

美国学者马丁・凯力奇引用翔实的史料详细论述了斯特拉奇传记中心理分析手法的来源:其《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伊莉莎白与埃塞克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随后的研究成果使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支持。

以写实为本的传记如何从以虚构为宗的小说那里学习心理分析?保罗・利维为新版斯特拉奇著《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所写的前言和彼德・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1900-1930》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事实上,人们早就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大氛围之间的关系。1917年,美国的《日冕》杂志上刊载文章《无处不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门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况,形容英国人盼望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英译连载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当年等待小说家狄更斯和萨克雷出新书。1910年,随着莫里斯・巴林《俄国文学的里程碑》的出版,英国开始了俄国文学热。19世纪下半叶陀氏小说虽有英译本,但质量低下,所以斯特拉奇在朋友推荐下先读了法文版,“《群魔》的后半部简直把我迷倒了”。1912年斯特拉奇开始写作《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初始传主不只四位,但一战改变了他的写作计划,使他看到名人的真实面孔与被神化的名人形象之间的差距,最终使《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成为试图以揭示传主真相、还原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真实为主的合传。从1912年开始写作,到1917年底出版,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写作期间,斯特拉奇大量接触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年斯特拉奇发表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英译本《卡拉玛佐夫兄弟》,指出陀氏小说的心理分析具有非凡穿透力,以无意识欲望中的地下世界取代了英式小说中的安详、理智和常识。斯特拉奇看到,“尽管陀氏热衷描写怪诞与离奇,他本人却是个完全健康的人性化作家”。1914年斯特拉奇发表英译本《群魔》的书评《一位俄国幽默大师》,盛赞陀氏幽默,将其称之为“黑暗中摇曳的火炬之光”,认为正是幽默使得陀氏荒诞离奇甚至令人压抑的想象与现实生活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其小说没有落入巴尔扎克式的平庸情节剧中,而是变成发人深省的深度剖析人心的悲剧。

在彼德・凯看来,要了解陀氏在英国的影响,必须将其作品“置于英国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之下”。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20世纪初,在英国现代主义对人的心理高度关注、对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兴趣、急于解开人心最深不可测、最暗无天日的意识深处之迷的关头,陀思妥耶夫斯基适时地出现了。彼德・凯通过细读七位英国现代派作家追溯了陀氏对英国现代主义的影响。他总结现代主义的特点是:对过去的道义、理想和艺术传统持怀疑主义态度;蔑视中产阶级及其风俗习惯;一心求变;对感知、意识以及伍尔夫所称的“心理学中的黑暗区域”感兴趣;深刻的异化感――这常常使艺术家离群索居,与家庭、群体、或受众产生隔阂;重视技巧,以形式实验为乐;相信当代与以往的时代完全不同。在本质上看,斯特拉奇的“新传记”就是现代主义传记。所以,上述现代主义特点自然也在斯氏传记中有明显的标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正从美学意义上点评、研究陀氏小说的人并不多,斯特拉奇却是极少数真正理解陀氏小说艺术的学者之一,斯特拉奇“从欧洲文学传统的高度旁征博引,准确地评价了陀氏小说”,换句话说,斯特拉奇洞悉陀氏小说的美学技巧,准确地把握了陀氏小说的艺术之脉,他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学来的技巧在传记写作中发挥到极致。

保罗・利维的前言是一部斯特拉奇小传。他以时间为序,以斯特拉奇的作品为纲,涉及到了斯特拉奇各个主要时期的生活与作品。因为以“传”的面貌出现,利维依据的主要原材料来自迈克尔・霍尔洛伊德的《斯特拉奇评传》。对于事先读过大传的人,或是对斯特拉奇有所了解的人,利维前言中的许多信息过于老生常谈。他再次引用斯特拉奇“埋在土里的金子”的名言,证明斯特拉奇强调艺术地阐释事实的重要性;他也提到时任英国首相的阿斯奎斯在演讲中对《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大加赞扬;以及斯特拉奇对基督教既反对又同情的人生观。利维所说的“斯特拉奇给后放了一个传记实验的许可证”,来自迈克尔・霍尔洛伊德的论文《在新与旧的边界上》。此外关于伏尔泰是斯特拉奇的影响源之一、斯特拉奇的传记永远改变了西方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西方传记从此改变了模样等观点也是常见的评价。

第8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事实上，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也经历了与个体命运相似的车辙：从1957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高压给刚刚起步的新闻学带来了长达20年的停滞与倒退。而张允若从1958年被错划成“”而贬谪内地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政治名誉、转入新闻教育岗位的际遇，也恰恰印证了国内新闻传播学在历经坎坷后的恢复与重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老人饱经风霜的眼神里始终流露着言语也诉说不尽的感喟。访谈那天，我静静地与他对坐在书房的一角，感受着这位鹤发学者命运中流淌的点滴起落。他的语速和缓低沉，说到激动时也会偶尔拍打沙发的扶手，但最令人动容的，却是他几次突然间的停顿，眼眶里飘闪过的红润和惆怅，静默了那段不可往复的时空。

“苦难就是人生的学校”

张允若老师将他的人生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成长期，从1935年出生到1957年夏天；二是挫折期，从1958年被划为“”到1978年底；三是新生期，从1979年拨乱反正到2003年；四是反思期，从2003年离开教学岗位直到今天的安享晚年。他说：“我的人生，饱经沧桑和坎坷，但正因为此，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张允若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户农家，祖父生前务农，父亲早年就读于师范学堂，后在家乡行医，被人们敬称为“张先生”。“他们这一辈生活的年代，正值农耕经济开始解体、近代的工业经济开始兴起之时。尽管乡间多数人家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但是我的父辈却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开始摆脱乡土的局限，开展多种经营，或是到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在20世纪前期，这种动向在我的家乡算是比较新潮的，它使我的父辈在经济上有了某些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有限的、极不稳定的。”1948年，年少聪颖的张允若通过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举办的贫困生考试，被号称为“民主堡垒”的教会学校——上海市麦伦中学录取，并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的种种活动。一年半后，受时局影响，张允若转学至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就读，1950年夏天，他又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当时还不满15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少年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良好，政治积极上进，被选为系、校学生会干部。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国家出资培养的，1953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全国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我在提前修完了专业课程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转到中共上海市委。”

1957年是张允若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他，认真响应号召，“积极鸣放”“向党交心”，在党的会议上如实汇报了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对“反右”做法的质疑，不料却被视为“的一丘之貉”，在“反右”补课中被凑数上报，当了“反面教员”。“先是批判、斗争，后来就扣上了帽子，被发配到市委下面的农场劳动，过了几年说是改造得不错，给我摘帽，继而又下放到江西从教。我先是在抚州地区的一个中学教书，后来调到了南昌。在南昌一开始也是教中学，‘’被粉碎后，上海市委来人说要为我改正历史问题，认为我这是大材小用，于是把我调到了江西财经学院教英语。到了1984年，当地的江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准备分出来设立新闻系，很需要人，于是我又调到了江西大学。”张允若继续说道，“我当时认为既然是错划，现在要改正，按情理就应该让我回归上海，毕竟我是江浙人，父母亲和岳父母都在上海，可是上海当时有几十万知青等着回城，户口很紧张，我就被卡住了。直至1987年底，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要扩展成新闻系，我才从江西调到了杭州。”

张允若坦言：“这场‘反右’运动对我人生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它葬送了我的全部青春，毁了我的大半个人生。不过，被毁的不只是我一个，而是一整代人，而且被毁的不只是我们这种打入另册的人，即使侥幸免于大难的朋友，那些年华基本上也被糟蹋了。所以当我‘重回人民队伍’的时候，发现我和幸免于大难的朋友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些朋友甚至主动告诉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果然，后来经过一番努力，我还是赶了上来。”

回首这段过往，张允若有着一番自己的解读：“苦难从来就是人生的学校。在此期间，我逆境中求生的毅力和耐力大有长进；而且告别了官僚机构，来到了社会底层，得以直接体察民间疾苦，从教之余也有了较多时间读书进修，这些都是挫折中的前进、压抑中的成长，倒也聊可。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我个人的人生苦难，再加上我所看到听到的亿万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对世事‘洞明’了不少。记得那位至死未获自由的大人物说过，经历了‘’的劫难，让人有了‘大彻大悟’。我对此颇有同感。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彻悟’，在我看来实在有点悲哀，我倒要为之叹息。”

“终于回归了新闻专业”

张允若老师的新闻教育生涯是从1984年进入江西大学新闻系开始的。“我盼望着到新闻专业来，这是我的回归，回归我的专业。”张允若谈到这里，言语间充满了欣慰。

“回归到这个岗位以后，我主要承担了三门课程，一门是新闻理论，一门是传播学，还有一门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是老课程，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感兴趣。当时正值新闻理论界在对过去的理论体系和观念进行反思，我也参与其中，做过一些讨论和研究，写过一些文章。比如说在大众传播理论的背景下重新构建新闻理论体系；对新闻做出新的定义，并对与新闻相关的概念（新闻的延伸概念、与新闻相关的并立概念）做出辨析和澄清；对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行科学的阐述，对新闻和宣传、新闻和舆论、新闻和广告的区别和关联做了辨析；对一些热点问题，如人民性、党性、商品性等问题做了探析；对新闻自由问题做过系统的阐述和论辩。许多问题人家国外早就解决了，我们固步自封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说到这里，张允若继续如数家珍：“第二块是传播学。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5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老师介绍过这一信息，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直至80年代，国门打开后它才真正被介绍了进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先生的倡议下，1978年7月出版了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季刊），1980年3月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翻译介绍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传播学的一些信息。这些刊物取材于当时已经开始订阅的某些外国报刊和开始少量进口的港台和外国书籍。译者有郑北渭、舒宗侨老师，还有最早几位新闻学研究生，如居延安、俞旭、俞璟璐等人，如今他们都在国外。后来复旦大学出版了正式刊物《新闻大学》，取代了早先的内部刊物；人民大学出版了《国际新闻界》，两家都有对国外信息和传播学理论的译介。在传播学方面除了上述教师外，早期还有张隆栋、陈韵昭等人的文章。直至80年代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施拉姆等人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以及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年），许多人才得以直接接触原著，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传播学，各校新闻系也开始设立传播学讲座或课程。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牵头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后连续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1986年在北京、1993年在厦门、1995年在成都、1997年在杭州、1999年在上海、2001年在南京……”

张允若回归新闻教育岗位的时候，正值传播学在国内的起步与发展之际，而他也恰好成为国内较早一批参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是1985年开始讲授传播学的，在我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着重辨析和澄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传播、信息、讯息、媒介、渠道等；努力构建了便于教和学的传播学教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同时，我还对西方传播媒介的四种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论作了系统评析；对新兴的网络媒介的性质、定位、功能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允若继续饶有兴致地说：“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我花费的时间是最多的。这门课程也是‘’结束以后才开设的。国门打开后，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除了在上面说到的刊物上陆续译介外国新闻事业的材料之外，又开始购进港台和国外有关的书籍。我当时还在江西，大陆的学校没有这等条件，便去复旦和人大查阅，并且一批一批地进行复印。当时复旦大学的舒宗侨先生开设了外国新闻事业史，人大的张隆栋、傅显明老师开设了外国报刊史，他们是这门课程的先驱和开拓者。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教材，课堂上总是老师讲、学生记。1984年《国际新闻界》连载了‘外国报刊史讲授提纲’，这是当时全国最早正式刊发的外新史讲授提纲。1985年全国新闻教育学会牵头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教学研讨会’，有14个学校的主讲老师参加，由张隆栋老师主持。会议经过讨论，对课程的名称、地位、教学目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达成了重要共识，并推举由我来执笔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我从1984年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以后编写了多本教材，直至2006年彻底退出为止。”

综观张允若的学术生涯，他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成就的确是最多的。从自学考试大纲，到自学考试统编教材，从普通高校新闻专业适用的部级教材，到供学生自学考试使用的题库、练习册，张允若虽然自称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但作为早期课程建设的参与者，他是功不可没的。而对于此，张允若还有着殷切的期待：“我希望年轻的后来人，能够把国外可资借鉴的东西研究得更充分一些，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闻事业与政治权力、新闻事业和经济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互动关系。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通过研究历史，更好地揭示新闻事业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规律。我已经力不从心了，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年轻的后人一定会做出比我们更加辉煌的成绩来。”

“我们面临着保守思想的阻力”

实际上，无论是新闻理论、传播学，还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每一步的前进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阻力，经历了许多斗争。这些阻力主要来自‘极左’的保守势力，来自僵化的保守思想。特别是传播学，有人总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加以歧视甚至批判。至于外国新闻史的开设，尽管阻力没有传播学那么大，但也并非没有，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系的负责人不重视，认为业务课才是真本事，重业务、轻史论。二是教学思想仍然受到‘极左’观念的干扰，讲西方总是批判当头，对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一味膜拜。所以，在教材编写和讲授过程中，思想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经常碰到干扰或者是抵制，说这些研究不符合思想，那些不符合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关于此，张允若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

“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牵头搞了一个传播学研讨会，并且请了一些外国专家过来，结果开完会后，与会的我国学者被要求留下来集体‘消毒’，要对外国专家的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批判，肃清影响、肃清流毒。当时传播学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成果，不是真正科学的东西，直到后来才慢慢地摆正了它的学科位置。”

“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没有开设这门课程，我们除了长期讲解苏联的新闻事业和党报理论之外，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介绍几乎是没有的。”张允若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涉及苏联，我们的总结也是远远不够的。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他们的学者对自己的历史已经研究得比较深了，连俄共中央书记都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意识垄断带来的后果。可是我们有人还在为苏联的解体惋惜，却不去深入研究苏联体制的教训，包括新闻事业方面的教训。”

不仅如此，张允若还略带激动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参与的我国新闻理论界的几场重大论争。“1998年，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发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的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陈力丹（笔名李位三）、孙旭培、刘建明和我等人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对喻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表示异议。这场论争涉及了新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商品属性、党性和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等，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遭到外来干预，没有能够充分展开。《新闻大学》在发表了5位学者的质疑文章和喻权域的强词辩解后就被迫中止了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这一段历史，张允若的话显得意味深长：“近代以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始终存在着民主和极权、自由和控制之争，20世纪40年代以前，新闻自由的口号是很响亮的，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以来，新闻自由之说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打入了冷宫。其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将其视为异端，不愿或不让别人谈论；有些人为保生存，避而远之，不敢谈论；有些人心里明白，但觉得无力回天，说也白说；当然，也有些人不事张扬，默默地为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努力着，并且做出了许多牺牲。说到底，新闻理论界的许多命题是与社会责任息息相关的，比如新闻自由，只有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会有对它的真正渴求；只有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着眼，才会有对它的勇敢追求。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都是在破除重重阻力的过程中前进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这种阻力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存在，甚至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

尽管如此，张允若老师还是不无欣慰地谈到，“现在看来，这几门课程在30年间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首先，它们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传播学已和新闻学一起被列为一级学科，许多学校都设立了传播学的硕士点或博士点。外新史也被公认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和基础课，它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的肯定。其次，传播学已由引进、吸收、消化而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人们正在为创建中国自己的传播学而努力。同时，外新史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这两门课程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教材，还有了一定规模的师资队伍，其中有些人直接在国外学习过、考察过，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不过，张允若语重心长地指出：“我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讲授和研究这几门课程都不能脱离现实，都必须为推进和改革我们当今的新闻事业服务。我认为，传播学研究要反对从概念到概念，甚至故弄玄虚、捣弄概念的学风，要反对钻进象牙之塔、满足于创建新名词、炫耀新花样、发明种种并无实际价值的‘新理论’。传播学研究也不能满足于那种只研究传播策略和手段以便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商业需要服务的做法，这是雇佣文人的实用主义研究。要加强对传播体制、传播思想的研究，要研究传播怎样免遭权势的控制、怎样有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和良性运行。外新史研究，更要重视总结和探讨新闻事业发展的内部规律、新闻事业和政治经济的互动规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推动现实的新闻改革和政治改革。”

“对未来新闻传播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我总的希望是要加强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不管是论、是史，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不应该脱离现实去做纯理论的研究，去做无聊的概念游戏。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大众传播领域和新闻事业领域，有许多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破解。我们要增强社会责任心，以天下为己任，让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切实推动现实的变革和进步，为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中国梦，切实贡献力量。”

“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同时代的学者对新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贡献时，张允若略微停顿了一下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代，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同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从而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一般来说，这代知识分子都受过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都受到过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多数人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多数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操守，执着地追求真理，愿为国家和人民尽责效力。我们以无比的热情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在受尽折磨历经坎坷之后，又认真地帮助党和国家总结教训，拨乱反正，寻求正确的前进道路。几十年间，新闻教学和研究领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先是全盘苏化，照搬苏联党校的全部理论和资料；后来是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展到全部下厂下乡，正常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全部中断。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这一代新闻人破除了‘极左’思潮的桎梏，破除了‘新闻无学’‘新闻就是政治’等谬论流毒，认真探索，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所以，我国当代的新闻学基本上是拨乱反正后起步的，而我们这代新闻人，实际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我本人有幸成为这代新闻人中的一员，参与了重建我国新闻学和新闻教学体系的工作，在继往开来、共同探索的过程中，在互相交流探索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绵薄之力。”

张允若曾经在他的文集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我自问体内还有点中国进步文化的基因，血管里还流淌着中国正直文人的血液，哪怕再苦再难，也要做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做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以回报养育了自己的社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历经苦难的老人在回忆自己人生轨迹时依旧无悔的独白，也是他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后，始终执着坚守的寄托。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人经历了苦难便获得了话语权”。这其中的分量，沉甸得令人敬畏。

张允若告诉我，退休以后，他在好几个网站上开设了专栏或博客，并且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移到了历史和时政问题上。

“是因为历史问题不研究好，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吗？”我问。

“对，不反思历史，就无法推动现实向正确的道路前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莫思思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第9篇：新年的传说范文

头天一些媒体报道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0年1月1日起禁播名人医疗广告”,次日媒体又说:“此消息为误传。名人代言医疗广告不会被禁播。只是名人不能作证明式医疗广告。”

不久前几乎所有媒体都登出消息说,电价改革拟规定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用电每户87千瓦时,超额将提价。过了几天,媒体又说这是误传,基本生活用电因各地气候条件、生活习惯不同,不能做全国统一规定。

2009年12月13日,许多媒体报道,深圳学童绑架案未公布案情遭质疑,深圳警方新闻发言人回应质疑说,不公布这类案件细节是遵循国际惯例。两天后媒体又称,警方原话不是“国际惯例”,而是“绑架案件的发案信息不宜向社会公布,这也是国内外同行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作法”。

2009年12月初,一些媒体传出,赵本山花2亿元购买了一架个人专用客机。过后很快又有媒体说,“个人专用”是误传,“这架飞机并非赵老师的专机,而是我们跟中意航空公司联合买的,我们买起来主要是搞经营”。

还有,深圳龙岗公安某副局长有家产2亿元是误传,福建民工沉尸葬母只因贫困缺钱是误传,毛新宇晋升少将也是误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