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入技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对于未来,电力线上网技术将面临技术和市场的双重考虑,由于电压变化所带来的干扰影响上网质量,用电高峰时期数率波动大,PLC芯片主要来自欧美,以及国家法律法规不明确等因素,都将严重制约着电力线上网技术的良性发展,其未来之路绝非一帆风顺。
技术还需重大改进。在带宽、传输距离以及信号干扰方面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电力网使用的是非屏蔽线,用它来传输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电磁辐射,影响数据的保密性,因此信息安全性能差。多数电力线接入产品采用带宽共享,导致用户数量增加之后带宽下降,电力线接入时数据需要通过电表传输,带宽在电表处产生衰减,用电高峰期传输数率严重下降等方面还亟待改进。
商业模式不成熟。由于受到有关政策的限制,目前还没有相关业务的支持,而且在商业模式方面也只是处于摸索阶段。此外,中国厂商在产品芯片技术方面的缺乏,最终用户的认可、接受,市场的培育以及与该技术相关的产业链等问题也必须重点考虑。
与其他宽带技术相比,竞争优势并不明显。除了安全性这一众所周知的致命弱点外,PLC在价格方面也暂时处于劣势。“电力猫”目前价格在800元至1200元之间,比ADSL还要贵很多,现有电信运营商的上网资费已经很低,PLC如不能解决设备的成本问题,制定相对低的资费标准,是不具备竞争力的。而与此相关的是PLC的经营成本问题。另外,PLC所宣扬的最大优点是其便利性,无需任何布线,无需挖沟和穿墙打洞,通过遍布各个房间的插座就可上网。而无线局域网(WLAN)与3G无线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已经令PLC的这一优势黯然失色。
在市场接受程度上,据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4.62%的网民表示对这项技术较为熟悉,其他的表示仅了解一点或一无所知。对于电力线上网技术在中国的商用,则有73.26%的网民持谨慎态度,其中有12.21%的人则明确表示不会使用,这反映了大部分用户对直接骑在电老虎背上上网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是直接连在220V的电力线上,要想用户没有顾虑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一边进一步的提高安全系数,一边加大宣传力度和市场推广力度,使用户对PLC有更多深入的了解,从而充分信任和接受PLC。
总之,PLC作为一项有潜力的宽带网络接入技术,相关电力部门如果充分发挥其潜力,并和原来自身的电力通讯网相连接互补,很可能形成四网合一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如果因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市场运作不利、技术等原因也有可能失去进入宽带市场的最佳时间,流于一种辅助的上网手段。
PLC的优点
首先是其无可比拟的网络覆盖优势,居民家里可以没有五类线,可以没有双绞线,也可以没有DDN,但谁都离不开电力线。据了解,我国目前电话用户不到3亿,但用电用户已超过10亿。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特别是那些电话网络不太发达的地区,PLC会更有用武之地。毕竟,电力网规模之大,是其他任何网都不可比拟的。虽然这些地区上网短期需求量并不大,市场发展成熟较慢,但会存在电力线上网先入为主的局面,可以有先行之利,对PLC的长远发展和扩张非常有利。
其次是它可充分利用现有的低压配电网络基础设施,不再需要任何新的线路铺设,随意接入,是一种“NoNewWires”技术,简单方便的安装设备以及使用方式,节约了资源和费用;无需挖沟和穿墙打洞,避免了对建筑物和公用设施的破坏,同时也节省了人力;共享互联网络连接;可以在任何客户进行网络连接;移动计算机至任意位置,简单使用;高通讯速率,可达到14Mbps(将来通过升级设备可达100Mbps),可使用VOD点播;数据加密,提供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能。
高速访问可以为用户提供高速因特网访问服务、话音服务,从而为用户上网和打电话增加了新的选择,有利于其它电信服务商改善服务、降低价格。家居自动化的生力军通过遍布各个房间的墙上插座将智能家电联网,提前享用数字化家庭的舒适和便利。物理安全性强利用电力线的永久在线连接,构建的防火、防盗、防有毒气体泄漏等的保安监控系统,让上班族高枕无忧。构建的医疗急救系统,让有老人、孩子和病人的家庭倍感放心。远程读取方便远程自动读出水、电、气表数据,使公用事业公司节省大量费用,也方便了用户。
无所不在的电力功能,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推动智能化大厦和家庭智能化。这就是电力猫的竞争力。
PLC的缺点
首先,技术瓶颈尚待突破。PLC与电话线上网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区别,都是利用铜线作为传输媒质。而铜线上网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能解决传输带宽的问题,这是电力线上网面临的首道关卡。PLC试验网络接入速度较快,不但远远超过普通拨号和ISDN,也已超过ADSL,上网桌面速率达到2Mpbs。但这个速度只是理想情况下的最高速度,电力线上网就是铜线上网,在铜线上不可能无限制地提升传输数据通讯容量的潜能。其次,电力线上网所产生的辐射问题不易解决。因为电力网使用的大多是非屏蔽线,用它来传输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电磁辐射,从而会对其他无线通信,如公安部门或军事部门的通信造成干扰。再次,电力线上网存在着不稳定的问题。电力线不同于普通的数据通信线路,当作为一种数据传输的媒介时,会遇到许多干扰。电力线上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噪声和干扰源,如吸尘器、电冰箱、洗衣机等;其次,电力线通讯具有时间上不可控、不恒定的特点。与信号洁净、特性恒定的Ethernet电缆相比,电力线上接入了很多电器,这些电器任何时候都可以插入或断开、开机或关闭电源,因而导致电力线的特性不断变化。最后,在网络管理上也有麻烦。PLC并非如一般用户所想象的只要安装PLC调制解调器即可,事实上还是要一个通信骨干网支撑,由骨干网连接到PLC局端设备(MDU),再连接到用户PLC调制解调器。
第2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由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得宽带网络建设也随之得以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近些年，宽带上网与共享互联网中丰富的声音、视频等信息资源逐渐成为人们学习、生活、生活活动及工作的新时尚。然而，在看到宽带上网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互联网发展及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即：为了抢占地盘，很多接入运营商恶搞互联网“圈地”运动，最后导致资金的严重浪费，重复建设，工程维护及建设费用难以收回。还有很多接入商为节省接入费用，通常会在对2M端口租用后，就开始实施运营，由此就形成窄带在外，宽带在内的情况，导致宽带宽不起来，在运用时形同虚设。此外，还有很多接入商直接在接入网中应用以太网中所包含的局域网技术，由此就会有比较高的系统接入成本，需要重新布线才能得以应用，且在用户信息安全及管理方面也有不少问题。
二、有线电视接入网技术发展趋势
（一）融合与统一
从根本上说，融合与统一是有线电视接入网发展的必然趋势。由DOCSIS逐渐升级为DOCSIS3.1，由EPOC+EPON逐渐升级为Epoc，EPOC又和DOCSIS3.1中的PHY不断融合与统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其融合与统一具有促进作用，例如SDR，促使本来极为困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互通与融合——各个技术简单化融合。很多厂商与网络运营商都希望统一与同和，这对成本与风险的降低、市场的扩大极为有利，其成本也包括运维成本与设备成本。然而，以往技术通常难以实现统一化，所以急需一种统一架构。统一架构设想:前端多种技术本身属于一个集成统一平台，而CCAP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基本能够统一光节点中所含的光电转换装置，即：EPOC中继架构与C-DOCSIS2.0中所含PHY架构、C-DOCSIS2.0在OFDM参数与编码调制方式方面具有相近或者一致性，且从设备与芯片生产应用视角来看有完全统一的可能性。
（二）最需要的架构
一般系统速率等级均为下小上大，该系统具体到接入网，始终希望接入网局端设备速率比设备终端大。且各级速率总容量始终为下大上小，将其收敛、汇聚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FCU一方面起到电与光之间相互转换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起到1G-10G相互转换的作用。在已知网络条件下，FCU中各个支路能够频率复用，由此EPOC频谱需求就能够得到完全解决。此外，EPOC局端并未设1G阶段，而无法规模部署10GEPON的重中之重就是ONU光模块有着过高的价格，10GEPOC同样会出现类似性问题，所以10G与1G之间的转换具有必要性。一般由若干个64MHZ的子信道共同组成1GEPOC，这样不仅能够对FBC技术予以采用，同时还能够通过绑定技术实现，而且子信道带宽是终端速率的标准。
（三）逆向思维的EPOC
就现阶段来说，实现EPOC的关键与难点是可变速率和固定频谱的同轴怎样与固定速率光纤相匹配。逆向思维：与固定速率条件相满足，通过可变频谱同轴，同时和同轴信道相适应所导致的速率与调制效率的改变。无线通信与模拟通信是固定频谱信道主要来源，对无线电的感知，势必需要与可变频谱相适应。同轴本身属于一种处于封闭状态的本地信道，能够对频谱进行充分挖掘与灵活配置。数字化，尤其是在进一步深入光纤后，以太网中的同轴信道能且应换一种思路，确保以太网频谱、速率具有可变性，而TDO则在可变频谱更为适用。所有FCU均与一个调制简表相对应：统一对下行进行调制，下行调制后保证速率固定，且匹配于10GEPON速率，根据该FCU应用场景最差的情况对频谱进行配置。如果宽带有多余，可作他用，例如：低等级、非实时的应用。由此光纤段与同轴段相同，均为固定码率，而频谱宽带与调制指数两者可有所不同。在准动态或者静态对上下行宽带进行配置的情况下，FDO和TDD也无根本性差别。基于FTTB(光纤到楼)，除一些频段高端损耗比较大或者有干扰外，设计SNR的指标可超过45dB，能够为调制率最高要求提供有利保障。就算是有太大损耗的频谱，若未受到干扰，那么其信噪比是相对较为平稳的，只是无法上升至调制率要求最高值，然而，基本上调制率处于稳定状态。所以，频谱需求一般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对OLT进行进一步扩展：其中一部分与10GEPON相对应，其速率从头到尾处于固定状态；另一部分则对可变速率技术予以绑定且扩展，像HPAV或者HiNoc。在调制后具有不恒定速率的条件下，同轴段由信道频谱中将(10GEPON)速率通道划分出来，此为固定通道，其余为可变通道。由此能够与EOC演进相适应，同时与前后代技术两者具有兼容性与共存性。一般由OAM统一调度频谱资源。
（四）高度分散与高度集中
由于存储容量、计算能力及传输宽带的不断增大，控制、调度及业务平台逐渐向云端集中，且应用处理与选择也逐渐向终端分散，其中间逐渐简约化，层次也逐渐变少，仅仅剩透明管道。此为有线电视接入网技术高度分散与高度集中的必然发展趋势。首先，接入网部分会出现高度集成，即：功能下降大约2个数量级，基层度上升大约2个数量级，其成本同样会相应下降。某企业在CCBN领域所展出CCAP板卡容量为64(频点)×50(IPQAM)+32(频点)×50Mbit/s×8(DOCSIS3.0端口)=16Gbit/s。如果根据户均静态宽带计算，那么一块板卡就能够支持1301户。如果一个机架有80块板卡的容量，那么一个机架就能够支持大约10万户。就算是静态宽带箱100Mbit/s升级，一个机架也能够支持1万户，这样计算得出，一个10m2的计算机房间能够支持大约10万户。若根据20%的静态宽带渗透率计算，如果一个机架能够为5万户地区服务，那么一个面积为10m2左右的机房就能够为50万户地区服务。由于以太网高度集中带来业务平台与技术平台的不断统一与融合、高度分散所引发的终端融合具有其发展必然性。
三、有线电视接入网技术发展目标
第3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引言
我国的外商投资开始于70年代末期，在整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较少，90年代初期FDI数额急剧增长。近年来，随着众多大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加强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对于外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主流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有正影响；也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有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P. Romer &R. Lucas等人为代表提出的新增长理论明确指出了FDI技术进步效应在加速先进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中，Caves（1974）最早实证研究了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发展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1992]年的论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发展，一国的科技进步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而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一定会受到外国在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的挟制。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影响和负影响，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存在U型的影响关系。
二、U型理论分析
（一）FDI基数较小时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各国都致力于技术创新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发展速度有较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大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级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逐步增加，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技术落后，技术创新仍处于初始阶段，远落后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此时，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落后技术与设备，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拥有国外落后技术与设备，已经大幅度提高了本国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安于现状，完全接纳吸收发达国家淘汰的技术和设备，减少科研投入经费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市场，但很大一部分本国自身技术创新并没有显著提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直接引进外国技术导致的。而相对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长期外商直接投资历史积累，本国大部分资本用于科研投入，反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科研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二）FDI基数较大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强会阻碍自主创新，但随着初始FDI力度的提升，FDI抑制技术创新的“专属效应”存在边际递增性。随着FDI的增加，国外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引进，国内产业对这些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达到饱和程度，在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没有自己的创新优势，此时，内部市场竞争逐渐增加，减少了企业所获得的利润。企业面对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和不断减少的利润，被迫寻找新的途径来谋求发展。此时，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获得更多利润。同时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自身的技术出口，拓宽了企业获得额外利润的途径，推动企业的发展。
（三）对U型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王华[2011]的实证检验模型基础上，加入FDI二次项以检验U型假说，检验方程如下：
研究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采取了1996年到2008年全球共42个国家的宏观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国FDI净流入量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研发投入（RD）用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衡量；科研人员投入（RE）由每万人中研发人员来反映；进口（IM）采用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进口占总进口价值的比重来反映；市场规模（MS）则用最终产品消费占GDP比重来反映；基础设施状况（INF）采用每百人中网络使用人数来反映；金融支持力度（FIN）则采用各国年均累计金融贷款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一个国家创新程度（IC）的宏观变量我们选择了每百万人口的专利申请数。
对上面的方程进行时间序列的固定效应回归，从结果来看，FDI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且都在百分之五程度上显著。同时，540个样本数据关于U型曲线的中轴对称分布。这无疑为FDI对科技创新影响的U型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
（四）结论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有必要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来提高一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初始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一国技术创新。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各国传统技术产业或部门正面临激烈的规模竞争，产品利润微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被日趋压缩。长期来看，只有依赖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低增长率陷阱。而随着各国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相应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将提高。因此，不断完善与技术相关的制度安排仍是保持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将来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下，本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扩展与完善： 首先是对未来FDI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的探究，并对其门槛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如何从微观层面刻画企业面临的外商直接投资时的研发决定，是有待理论和实证深入考察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4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技术进步,逆向技术溢出,国内研发,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金融危机下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剧增，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一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仅依靠国内研发，还依靠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通过吸引外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技术引进等渠道溢出国外研发资本。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了母国技术水平，比如Chang和Kogut（1991年）通过研究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得出日本对美国投资是技术导向型的，发现日本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一般采取合资的形式，证实了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Braconeer（2002）研究证明瑞典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对瑞典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瑞典本国的研发支出。Motta和Fosfuri运用古诺竞争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无特定优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拉近与技术先进国家企业的距离，可以在技术外溢中获益。Branstetter(2006)利用专利数证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外溢效应。
以上文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逆向技术溢出，但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尚不可知。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变量选取片面，集中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国内研发投入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处理方法不正确，相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OFDI总数不能代表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OFDI包含资源导向型、市场寻求型等。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我国企业正积极尝试着“走出去”战略，收购国外知名企业以深入国外技术密集地吸取先进技术，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能否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及我国的技术水平？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还是鼓励跨国并购？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以上问题。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得：Y=AKLS
其中Y表示某国在t时间的产出，A表示某国在t时间的技术水平，K、L、S分别代表某国在t时间的资本、劳动投入和知识资本，a、b、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知识资本的产出弹性。Y/KL为FTP（全要素生产率），FTP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a+b=1。
推导得出：L（Y/L）=LA+aL(K/L)+c
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a、b值，带入全要素生产率即可得到FTP。
知识资本一方面由本国研发投入决定，另一方面由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决定，溢出国外研发资本的渠道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外资、技术引进，据此我们假设S=（S）（S）
把知识资本和TFP带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然后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TFP=p+jLR+jLFDI+jLOFDI+jLT+c
其中TFP表示技术进步水平，R代表t时期国内研发投入存量，FDI、OFDI、T分别代表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引进而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j、j、jj分别代表国内研发投入、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大小，p为截距项，c为尾数项。
建立模型来测算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R=∑(R/GDP)*FDI其中R代表i国研发投入，GDP代表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FDI代表外商对我国的投资额。
通过对外投资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为：R=∑(R/GDP)*OFDI其中R代表i国研发投入，GDP代表i国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OFDI代表我国对i国的直接投资额。
2、数据说明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Y由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基期折算而来，劳动力数量来自统计年鉴，资本存量使用以下公式推导得出：K=G/I+（1-v）*K其中G表示某一年内固定资本流量，I表示价格指数，V代表资本折旧率，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折旧率值为5%，K代表t-1期固定资本存量，K表示固定资本总额。选取1987~2009年的数据，用eviews6.0对此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
L（Y/L）=-1.28457+0.501021L(K/L)
（-26.2564）（9.3564）
R=0.987425SE=0.01932F=2010.541DW=1.58712
此模型拟合优度接近1说明构建的模型合理，T和F值都通过了检验，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结果有效。所以a=0.501，b=0.499，从而算出我国历年TFP，具体数据见下表：
全要素生产率和各解释变量数值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研发投入（亿美元）
FDI溢出的研发资本（亿美元）
技术引进（亿美元）
OFDI溢出的研发研发（亿美元）
1987
0.27914
17.30
6.24617
7.14
0.86941
1988
0.29842
17.48
8.64834
7.06
1.13241
1989
0.30248
22.16
8.79416
7.59
1.03416
1990
0.29476
15.92
7.89106
8.64
1.06421
1991
0.30684
17.01
10.38162
10.18
1.36825
1992
0.34512
19.28
27.18621
12.95
1.64592
1993
0.36415
20.13
67.84625
15.84
1.82483
1994
0.39548
13.53
84.23116
28.62
1.84571
1995
0.42581
13.52
94.85743
34.18
2.07613
1996
0.42876
14.54
105.46213
32.64
2.41682
1997
0.45127
17.61
110.51034
26.43
2.62834
1998
0.46318
19.32
108.4525
25.95
2.69472
1999
0.47815
24.35
102.6428
25.16
3.18726
2000
0.49156
31.58
100.6258
30.25
3.41867
2001
0.51073
36.59
115.6204
30.43
18.5694
2002
0.51754
45.61
124.8576
48.92
21.76154
2003
0.54107
53.94
121.7684
50.41
24.31675
2004
0.56042
66.29
128.4041
46.82
28.41308
2005
0.57105
81.86
117.5106
34.28
32.34160
2006
0.58420
101.8
110.3415
38.54
34.45812
2007
0.60134
120.4
120.8431
42.85
40.28764
2008
0.75126
139.2
128.7541
50.61
71.98562
2009
0.83401
154.1
131.5783
51.42
86.57426
计算公式为：R=RD/（+v）其中R表示截止t年经过折算以后的研发投入总和，RD表示t年我国研发投入额，f表示1987~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的平均增长率，f取11.2%，v表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根据专利保护法和技术的使用周期，我国技术的使用周期为15年左右，所以v为6.6%。
三、实证分析
本文用eviews6.0软件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结果表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值明显高于5%的临界值，说明有单位根，需要对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变为平稳时间序列，可以推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变量
ADF检验
临界值
结论
国内研发
-0.584
-1.5381
非平稳
吸引外资
-1.8042
-2.5484
非平稳
对外投资
0.2857
-2.5871
非平稳
技术引进
-0.976
-1.8546
非平稳
全要素生产率
-0.79574
-2.5847
非平稳
D L R
-2.3765
-1.8723*
平稳
DL FDI
-3.8671
-3.5814***
平稳
DL OFDI
-4.6894
-3.9164*
平稳
D L T
-3.6577
-3.1542
平稳
DL TFP
-2.9364
第5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标准；高职；专业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7-0169-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要求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生产协作越来越广泛，必须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来规范各生产部门的活动，在技术上保持高度的统一和协调。职业技术学院作为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其主要任务是为企业生产一线输送优秀的技术工人。因此，在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学中，依据行业特点，针对社会需求，进行教学研究和探索，适时融入产品技术标准，指导学生结合产品去学习、领会、把握，并熟练使用本行业的先进技术及相关标准，为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奠定基础。
为此，在《电子产品制造工艺》这门课教学中，结合企业产品实际规划课程内容，适时地将新技术、新标准引入课堂，并在实习实训课程中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从而顺利推进专业课程与企业技术的深度融合，为专业理论和企业技术准确对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深入企业一线，搜集挖掘产品生产技术和
标准，保证教学内容与技术标准准确对接
紧密结合教学内容，深入企业一线，挖掘相关的产品生产技术和标准，将《电子产品制造工艺》课程中和产品生产相关的环节与企业相应的技术标准衔接。通过企业实践，确定与本课程相关的企业技术标准文件如下：
设计标准文件 IPC-2220 SERIES反映了基于几何图形精细程度、元器件制造工艺步骤多少的产品复杂性级别（A、B、C级）的设计要求。IPC-7351，IPC-CM-770辅助印制板裸板设计和组装的元器件组装工艺指南，裸板制造工艺主要关注表面安装元器件焊盘图形以及组装工艺，主要关注表面安装元器件和通孔插装元器件要素时，通常在设计和形成文件过程中就需考虑采用该指南。
成品标准文件 IPC-D-325反映了印制板、印制板组装及附图的文件要求。描述符合客户或最终产品组装要求的成品板具体指标的印制板光板制作的文件的要求。细节可参考也可不参考行业规范或工艺标准，以及客户选择的或内部的标准要求。J-STD-001 生产、焊接和组装中的电子和电气组件的要求、方法和检验标准。焊接电子和电气组件的要求，描述了最终产品的最低可接受条件、评定方法（测试方法）、测试频度以及对过程控制要求的适用能力。
产品外观及检验相关的标准文件 IPC-A-610反映了有关印制板和电子组件在相对理想条件下的各种高于最终产品性能标准所描述的最低可接受条件的特征，以及反映各种不受控（制程警示或缺陷）情形，以帮助生产现场管理人员定夺采取纠正行动的需要的图片说明性文件。
返工及返修相关标准 IPC-7711/7721 提供进行敷形涂覆层和元器件的拆除及更换，阻焊膜维修，层压板材料、导线和镀覆孔的修改与维修的操作程序文件。
从制定教学计划入手，分解专业课教学
内容，将“技术标准”教学纳入课程规划
在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时，按照现有的先进技术和标准对专业课内容和授课计划进行改进，融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标准、工艺、设施设备及生产管理等内容。将技术理论的学习和产品技术及标准的学习融为一体，充实到课堂教学中。
在“电子产品生产线设计及环境要求”的授课内容中，加入现代电子装联工作场地的静电防护技术——电子组件可接受标准IPC-A-610E。结合技术标准，详细介绍：（1）EOS/ESD的预防：电气过载（EOS）、静电释放（ESD）、警告标识、防护材料等技术要求；（2）EOS/ESD安全工作台/EPA。
在“电子产品生产物料”的授课内容中，加入了以下内容：（1）通孔工艺部分：引入元器件引线、接线头、接线柱及导线可焊性控制技术——“元器件引线、接线头、接线柱及导线可焊性”标准：IPC/J-STD-002；（2）辅助材料的管理过程控制标准：“钎料”IPC-J-STD-006，“助焊剂”J-STD-004，“焊膏”J-STD-005，“贴片胶的技术要求标准”ANSI/IPC-SM-817等；（3）IPC-7351，IPC-CM-770辅助印制板裸板设计和组装的元器件组装工艺指南，裸板制造工艺主要关注表面安装元器件焊盘图形以及组装工艺，主要关注表面安装元器件和通孔插装元器件要素时，通常在设计和形成文件过程中就需考虑采用该指南。
在“电子产品的生产工艺”授课内容中，加入了以下内容：（1）通孔插装技术的可接受标准，详细介绍了元器件的安装放置标准、元器件的固定标准、散热器的安装放置标准等。（2）表面贴装组件的可接受标准。详细介绍了片式元件—仅有底部端子的安装标准，片式元件—矩形或方形端子元件—1、3或5面端子的安装标准，圆柱形或帽形端子的安装标准，扁平带式L型或翼形引脚的安装标准，J型引脚的安装标准等内容。
在实验实训课中，通过“企业课堂”
教学模式，指导学生学习使用标准
课堂理论学习只是对标准的一个技术认识，要真正做到应用标准，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准确执行标准远没有那么容易。因此，学校利用实训校区电子企业的便利条件，为学生创立“企业课堂”的教学模式。在企业生产现场，对照真实的产品，讲解技术标准的选用依据和执行过程。下面是在实训校区企业“天域电子科技公司”的一次企业课堂的授课示例。
本次课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电子组件的可接受标准IPC-A-610E（主要是外观可接受性质量标准）。对照企业产品（某型号微波炉温控电路板，见图1），讲解标准中第五部分焊接相关标准。
“企业课堂”实例之一
（一）焊接的可接受性要求（举例说明）
锡铅悍料和锡银铜焊料为企业生产中常用焊料。图2a~h显示的是不同焊料对应的标准焊点。
（二）指导学生结合产品实际评判焊点质量
以下为常见的焊点问题，通过对此问题的讲解，可以使学生掌握哪些是可接受的焊点，哪些是焊接异常的焊点，并能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
（1） 暴露金属基材
（2） 针孔/吹孔
（3） 焊膏回流不完全
（4） 不湿润
（5） 锡球/锡溅
（6） 桥连
（7） 锡尖
通过专业课理论教学中“技术标准”的学习和“企业课堂”的实践指导，使学生对技术标准的理解更加深刻，掌握更加牢固。尤其是使学生掌握了在企业生产实践中如何针对不断升级换代的新产品积极主动地去学习、领会并准确把握和熟练使用技术标准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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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6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是技术哲学理论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变化相结合的一次理论成长和理论自觉，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有内外合力的推进，在各种变化因素的影响下，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第一是高新技术对社会各种价值规范的影响。新兴技术产生了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例如，网络友谊、网上购物、网络通信等，由此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对于新技术带来的平等、隐私、安全、保障、可持续等问题，除了原有的道德价值之外，还应当从文化的整体层面来思考其他相应的社会价值，如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等。技术中包括一切价值，应能区分不同价值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各种价值关系的衡量。面对高新技术对社会的道德、生态、环境、资源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技术哲学应建立文化分析框架，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实现“技术—社会”系统的价值和谐。第二是技术批判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业文明时代技术的功利性得到极大的彰显，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是技术工具中心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工业社会里“单向度”的人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受到不断质疑，有识之士对技术异化现象不再熟视无睹，技术批判主义油然而生，它既有对制度体系的文化诘难，也表达着人类对自身生存危机的文化焦虑。技术的批判本质上是文化的批判，其出路也在于文化的重建。当前，最迫切的是，工业社会兴起的消费文化被提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文化所取代，技术哲学分析需要建立文化新坐标。第三是科学哲学文化转向对技术哲学的影响。以库恩“范式理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标志着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当代社会的科技一体化使得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产生联系与互动，从而，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为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提供了研究范例，将技术置于社会历史生活情境下考量其文化价值，注重对技术活动的社会建构，凸显生活世界的人的现实生存问题，形成对技术的人文价值追寻，可见，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推动了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第四是社会结构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影响。技术实践的发展演进中，技术制品在人—世界关系里表现了替代功能，功能又被引进入主体的关系的维系中，技术制品不仅仅是主体功能的延伸，它的社会广泛使用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对资源、环境以及人性、信仰等诸多负面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一般性的社会管理已很难奏效，它需要通过文化的导向作用，从社会系统的价值层面发出引导信号，传递给社会系统的执行层面，最终给出问题的解答方案。
2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研究进路探寻
无论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是正在“进行中”还是已经发生，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可以采取两种进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语境描述和对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进行规范界定，并且，在二者交替分析中将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趋势逐渐明晰。语境描述的进路是技术哲学从经验转向到文化转向转变的必要环节，在经验转向的范式中，技术哲学研究需要深入到技术实践的细节中，这些技术细节是蕴含在技术所发生的文化背景里，并构成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的语境。语境描述需要聚焦三方面：（1）技术与文化价值的联结。技术是为人所用的，技术从其诞生就承载着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2）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贝尔纳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分析，实际上包括了技术的社会影响（比如科学在生产、矿业、电力生产、工程、化学工业、运输、通讯等领域的作用），同时社会也对技术产生作用，这构成影响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技术发展的制约条件。（3）技术、经济、生态三者角色的权重分配。在技术实践中，应当考量各自所应占有的价值比例，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性价值系统环境。以上这三方面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研究的“语境”。规范最重要的功能是“转承”，它受文化价值观的指引，承接社会系统的核心——价值层次，同时又将核心价值理念转移、传递到社会系统的行动层次。界定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人的理性选择行为，规范界定聚焦技术活动的人文价值，理性看待技术活动的各种价值并优选出与技术、资源、环境相匹配的最佳方案，消除技术与人文两者间的断层和差异，并在技术实践中达到知行统一。“语境描述”和“规范界定”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研究的两条进路，它们同时也可以作为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方法。语境描述和经验转向与技术细节描述方法一脉相承，但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到技术的文化背景，将技术与文化连接起来。通过语境描述的方法，技术应用的社会问题客观呈现，与技术有关的各种联系逐渐明了，这些“联系集”的因果关系及其本质特征显现出来。如果说，技术哲学的语境描述方法是一种对技术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方法，那么，规范界定方法是一种实践方法，是对技术的社会问题的“纠错”方法。规范界定首先从源头上确立了技术“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一旦技术问题发生，规范界定又能判断技术问题“为什么出现”和“怎样改正”，因而这两种方法是“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
3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理论价值技术哲学家的经典论述蕴含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分析的思想。工程主义学派技术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聚焦于技术发明的逻辑结构、工程设计方法程序、技术的后果与社会责任等，不难看出，涉及的问题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技术的伦理和价值只能从文化维度来理解。人文主义学派技术哲学家众多。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或对技术问题进行文化批判，或进行技术与文化互动分析。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操作关系，技术实践优先于科学理论，提出以实践取向取论取向，从海德格尔出发的现象学家都比较重视社会历史因素及其作用。哲学人类学传统的刘易斯•芒福德在《艺术与技术》中也认为对技术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他批判了将技术发明作为第一需求、忽视审美表达的功利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从经典技术哲学研究汲取理论素养，建立一种全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扩展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和视野。传承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实用主义转向和伦理转向中的文化传统，明确提出更彻底、更明了的文化转向模式，为新世纪技术哲学提供新的理论发展平台。与技术哲学文化转向最接近的是“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这两个转向曾为技术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经验转向”深入至技术活动内部，通过分析和评估工程实践和技术产品来打开技术的“黑箱”；“伦理转向”使伦理规范进入工程师职业责任领域。伦理准则是技术哲学家和工程师在评估技术项目时必须遵守的法则，无论是项目预研还是后果评估，都应该评估新技术的人文伦理与环境伦理及社会公众反响。这两大转向有诸多优势但亦存在局限，“经验转向”虽然更为密切地联系技术实践，但是远离了技术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伦理转向”仅是从伦理理论、框架、准则入手，既脱离技术本身，也脱离了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弥补这两大转向的不足，所采用的“技术—文化”的研究范式将技术置于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分析。（2）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具有实践意义首先是提升了技术哲学解决技术实践问题的能力，实现“形上”与“形下”的统一。应该说，技术哲学不直接解决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但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无论是产品生产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还是产品使用中产生的环境污染，抑或是产品使用后的丢弃，都可以从文化方面找到原因。任何一个技术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文化上的原由，任何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文化上分析。
第7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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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一、引言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本积累和提升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在以自身所蕴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人力资本以及充裕资金等资源对东道国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常常被视为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且被积极选择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资就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外资流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相关联效应的作用，[1]实现不断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背景下，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获得蕴含其中的国外先进技术。自1993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已突破5 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于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外资引进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资流入为河北省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此同时，也为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引进外资的规模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巨大差距（见表1）。例如，从2003年以来，江苏省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200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GDP贡献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我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结论[3]。本文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实践考察并结合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是积极影响还是抑制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外资流入规模得以扩大、流入速度持续提升，然而东道国是否能够获得外资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并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外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从而导致针对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张海洋（2005）[4]对于外资技术扩散和外资溢出效应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外资技术溢出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Mac Dougall（1960）[5]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学术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系统性的技术外溢效应。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观点。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据不同层面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外文献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国内学者中，蒋殿春等（2006）[7]从行业特征?c外资技术溢出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中那些学习吸收能力强，自身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吴静芳（2011）[8]研究结果表明，在限定了区域性特征以及专利类型后，外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活动领域。姚洋（1998）[9]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针对特定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认为，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显著。
另有一些学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与Robinson（2004）等[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春法（2004）[12]与董书礼（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潘文卿（2003）[14]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之外，因而外资的作用发挥的不显著。何洁（2000） 通过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外资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16]则从我国本土现有吸收机制不健全、缺乏较强的吸收能力方面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使得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学者们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能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争议；相关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较为狭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国内学者较少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差异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下面笔者将通过选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特征等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和特征。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定
（一）模型的设定、数据来源与说明
笔者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模思想，将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新知识产出，构建了与新知识产出相关的具体生产函数。在大多数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以及物质资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们利用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f（L，K，A）
其中，Y作为技术创新产出量；L作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技术人员数量，通常表示为人力资本投入；K作为科技研发活动中科研经费投入量，通常表示为科技资金投入；A表示为其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
在确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目标后，笔者借鉴了已有计量模型设计思路（何洁，2000；冼国明等，2005；叶娇等，2014），构建了如下具体经济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项。PANi，t代表技术创新产出，Ki，t代表科研经费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员数量，FDIi，t代表实际利用外资额。Xt×FDIi，t中的X显示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这些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交乘综合反映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通过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释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各种差异性表现[17]。由此，（1）式通过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式进而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条件的联合效应状况下的变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个地市的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河北科技年鉴》《河北省知识产权年报》，部分数据为笔者根据数据库公开数据计算获得。通过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数据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通过EXCEL以及STATA进行整理汇总，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使解释变量的系数直接表示为弹性便于比较研究[18]。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过程中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技术，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增大样本量及自由度，还能够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前期计量检验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在系数估计结果上有一些差异，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健，但是截面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问题还会存在。
本文选取数据具有截面较大而时间序列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虑序列相关性条件下，采用stata.12软件的“xtscc.fe”命令作为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
（二）相关指标定义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产出。在建立技术创新指?耸保?已有文献中的选取方式有：采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数量来体现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专利申请量更多地代表国家创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所以选择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是比较合理的。
核心解释变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人员，其数量和水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2）科技资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学事业经费支出衡量科技资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参与水平，将外资利用额以美元统计的原始数据，通过各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统计量来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越好，这也能说明在示范―模仿效应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较快更好地进行技术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经济结构模式。在我国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作为代表经济结构模式的重要指标。（3）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体系完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并且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文献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电总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汽车客运总数、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来表示。（4）人力资本存量。已有文献中表明了评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人力资本存量这一影响因素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坚实后盾，是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的基础。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叶娇（2014）[19]采用了当地高校数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李筱乐（2014）[20]认为选取教育经费支出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程度较为适宜；也有以在校中学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来表示[21]。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5）本地企业类型。企业类型在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同时它也影响着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状况。一般来说，这种状况的程度与内资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的分布情况有关。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地区企业类型的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要考虑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软件的相关命令进行综合处理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对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检验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本地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说明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虽然整体不高，但是这样的拟合值对于面板数据模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给出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对科技人员、科研投入水平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第一个模型中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确实存在正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河北省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促进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相比较其他因素的贡献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数与结果中的科技资金投入系数为0.47、人力投入系数为0.59相比较，结论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低，表1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非常低，没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贡献度较小。
2. 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之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为0.01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从结果上看，联合效应的系数值虽然降低了，但也能够说明无论本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22]。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虽然处于中国东部地区，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发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对外资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没有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技术条件。
3. 模型中引入经济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后，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两者的交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值显示为0.038，数值明显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经济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并没有提供更强的贡献度。笔者认为，由于在模型设定中经济结构的指标选取是采用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产业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正向促进方面贡献度较小。由此，经济结构在外商投资技术创新中的促进作用的贡献度较小。另外，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的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且结果并不显著。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没有?Ю唇衔?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较高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水平下，本土企业技术更新缓慢、自身缺乏较强的吸收创新能力导致了外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叶娇等（2014）[23]利用江苏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4. 通过对“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6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显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应非常显著，但贡献度偏小。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效应系数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以上因素导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没有形成吸引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外商投资的优势条件，也没有提高外溢效应的质量和规模。
5. 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检验，结论显示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产生了正向效应。但交互系数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这说明河北省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发挥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强大后盾。这一点模型结果给出了说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仅提高0.059%。
五、结论与建议
第9篇：接入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转贴于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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