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草地精选(九篇)

第1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七十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这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师四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红军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过草地战友遗体成为悲壮“路标”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

“那草丛间呈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去救，也被拉了进去。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老红军袁美义回忆说。

进入草地两三天，红军的干粮就基本上吃完了。

“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老红军彭永清说，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两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掉队的人太多，每天能收容掉队者上百人。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曾负责过收容掉队战友的老红军袁林说，“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曾经三过草地的刘洪才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二军团四师十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二、六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2000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第2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雨过天晴，我和同学有说有笑地走在大路上，望着这条湿漉漉的大路，想起不久前刚读过的文章《草地夜行》……

这篇文章记叙了老红军战士为了救陷入泥潭里的小红军战士而光荣牺牲的事。我望着、想着……真的，老红军和小红军笑着向“我”走来了，“我”跑过去跟他挥手，可是，一刹间，小红军挣扎着爬出泥潭，老红军却不见了，他已经牺牲了，“我”紧紧地握着小红军的手说：“小同志，到我家坐坐吧！”小红军摆摆手说：“不，要记住革命，再见——”他向我招了招手就迈开大步向前走……我想，如果把这条笔直的大路修在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地方……我永远也忘不了那长眠在草地上的红军战士。

从那以后，人们都说我变了。

一次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数学题，很有趣味，可我想了半天也没做出来，我刚想问老师怎么做，忽然，小红军过草地的情景又再次浮现在我眼前。我想，红军战士克服重重困难，走完大草地，我连一道数学题也做不出来吗？我一定要靠自己完成。我一边看书，一边想，一连想了几个小时才做了出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第3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我们要当红军求解放

1934年初，红军还没有来到我的家乡时，我们那儿就流传着一首民谣：“要过太平年，遍地是朱毛。”那时朱毛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人，参军以后才知道不是这样。红军来到苍溪后，我跑去报名参军，但招兵干部说我太小，当红军有困难。我说我们是穷人，红军是为穷人的嘛，我们家里很苦，没有地种，租点儿地，打点儿粮食，到了年终先得给地主，剩下的根本不够吃，没有生活出路，我们要当红军求解放。招兵干部看看我说：“可你太小啊!”我说不小了，你看我个子长得还是可以的。千说万说，红军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到部队后，我被分配到一个连队当通信员，后又到团剧团做宣传工作。剧团里也没有什么乐器，每人发一个笛子，就成了装备。每到一个驻地就开始写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有时到前线去，不仅做宣传工作，还向敌人喊话，说我们红军怎么怎么样好，你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妻子儿女，他们在家里怎么想念你们。还说你们的军官克扣你们的军饷，我们这边军官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等等。

过草地时鞋子也没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就随部队开始长征。当时部队条件非常艰苦，但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粉碎的阴谋，面对天上的飞机和地上的追兵，我们没有退缩，而是踏上了茫茫草地，与展开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最后一次过草地时，我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把路边一堆堆的青稞洗洗煮着吃了。其实那一堆堆的青稞是前面部队吃下后不消化拉在路边的，被雨水一冲，太阳一晒就成了一堆堆的了。

刚过草地时脚上还有鞋，后来鞋子也没了，就光着脚走，脚上都裂着血口子，再一走，又被泥巴糊住了，脚上都是网状的裂痕。

草地上的天说变就变，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大雨倾盆。随着时间的推移，困难越来越多，尤其是遇到沼泽地，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可能。要想活着走下去，只能踩着前人的脚印，不敢另寻他路。原本几万人踩出来的路，一经大雨冲刷，又重新变成泥泞的沼泽。原本以为草地的尽头就在眼前，但却在浓雾中又走回原点。这期间，我的头发也长长了，没衣服穿，就干脆穿了一件打土豪时捡到的地主婆的花衣服，花花绿绿的衣服，再加上本来就年纪小个子矮，走出草地时，同志们都以为我是个女孩。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来到新的解放区，召开群众大会时要演一些活报剧。《小放牛》是当时川西的一出民间戏曲，讲的是放牛娃戏弄地主的故事。红军就把这出戏改编成现代文明戏，用来鼓动群众反抗地主压迫。然而剧本写好了，又为演员犯愁了。原来，剧中有个小姑娘的角色，而我所在的276团没有一个女兵。团政治处主任最后把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他找出一件打土豪得来的小碎花衣服对我说：“你穿上试试。”我穿上后，在场的官兵都拍手哈哈大笑，大家都说漂亮。

从演小姑娘开始，我登上了红色“舞台”。

长征中拿笛子作武器

当年参加红军到了剧团以后，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乐器。剧团里面是每个人发一个笛子，笛子用一个丝带挂在身上，这就是我们的装备了。当时没有鼓，就是把老百姓平常用的鼓锯开以后，分两半，然后用彩色布子围起来，这样也可以打。当时没有枪，每个人背一个马刀。那时候器材很简单。那个时候驻地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战地宣传，我们就走在部队的前面，上山的时候或者走累的时候，在歇的地方就喊“同志们加油”，给战士们鼓劲，给他们打鼓唱歌，这是临时性的活动。

第4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红军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不小的庭院，老红军们崇尚田园养生，用自己的双手在庭院里翻土栽花、种草、种菜、培植果木，将庭院营建成充满浓浓乡情的绿色田园。在田园养生中陶冶了情操，增添了情趣，身体得到了锻炼。年高德劭的前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老将军迷恋田园养生，他与家人一起把田园莳弄成了一个初见规模的植物园。在他家的田园中间，有一个高大的棚架，上面有长势茂密的苦瓜、丝瓜、葫芦等，各种金黄色的小花密密匝匝，藤蔓上结满青翠碧绿的瓜果。棚枷下面是老将军种植的各种蔬菜，多达十几种，还有众多赏心悦目的花卉，老将军一年四季从事“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曾老体会到，经常在田园里松土、浇水、剪枝、施肥等适当劳作，肢体得到了锻炼和运动，血液循环得到了改善，有助于预防冠心病和其它心血管疾病。如今，年届96岁的曾老将军精神矍铄、龙行虎步，身体十分健康。

97岁的贺健老将军离休后爱好田园养生，在他的劳作下，田园里花草果木长势茂盛，春有花，夏有阴，秋有果，冬有青。步入贺老的田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长的高大拱门，上面爬满金银花，拱门两侧是一株株可食可药的各种花卉和瓜果，有滋补奇效的人参，健身祛病的五色椒，镇咳润肺的百合，舒筋活血的仙人掌等。此外，还有争奇斗艳的各种花草及果木。老将军经常饭前饭后在田园中散步和赏花，丰富多彩的田园养生使得老寿星延年益寿，身体强健，被红军村的人称为“老壮丁”。

德高望重的莱玲老人是全国全军极少数走完长征路，尚健在的女红军，也是红军村唯一的一名女红军。她把田园养生当作最好的健身之道，一年到头她在迷人的田园里忙忙碌碌，忙出了情趣，忙出了健康。莱老酷爱种花种草，只是在戎马倥惚年代里无暇摆弄花草。她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时间宽裕了，天天与花草和瓜木打交道，院内一年四季花团锦簇、蜂飞蝶舞，令人心旷神怡。每天清晨，莱老置身于百花园中做健身操，呼吸清新空气。老人还在田园里种植不少瓜果蔬菜，她在田园养生中增强了抗御疾病的能力，各种疾病与她不搭界，延缓了衰老。有位记者采访莱老的长寿秘诀时，老人乐呵呵地说：“我的长寿来自田园养生，栽花种草种菜，与花草瓜果打交道既是一种精神上的调节，又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有助于我的健康。”

第5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我要去长征！

马瑞福出生于1946年，是唐山市开平区的一个普通农民。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向往能成为一名军人，但命运的安排使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中年以后，马瑞福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曾有几次，他产生过重走长征路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成行。2006年3月份，马瑞福得知中央电视台要组织一个“重走长征路”的大型活动，他的心立刻沸腾了，“那一整天都处在高度兴奋中，我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了！”马瑞福回忆说。

马瑞福立刻兴冲冲地跑到北京报名，可是他没想到，全国来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有5600多人，他很快就在选拔中被淘汰了。失望至极的他回到家中，重走长征路的念头却更加难以遏止，接连几天的失眠后，他做出了最后决定：哪怕是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危险，也要去走长征路！

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马瑞福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他花了大量时间，根据《长征行》、《中央红军长征纪实》等史料制定了准确详细的行走路线，置备了帐篷、衣物等一些简单的行李，又自己做了一面印有“弘扬长征精神”字样的红旗，就准备上路了。

老人的壮举感动了许多人，上路那天，乡亲们敲锣打鼓为他壮行，区里一些单位给他送来了手机、相机等装备，老人向送行的人们鞠躬致谢后，就毅然转身走上了漫漫旅程。

一路的艰辛与感动

2006年4月29日，马瑞福坐火车来到了瑞金，来到了当年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于都河畔。从那天起，他就背着20多公斤的行李，开始每天80-100华里的徒步行军。

在马瑞福9个多月的行程中，都在野外宿营。他曾睡在过田埂上，睡在过河畔上，睡在过山路上……“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马瑞福笑着回忆道。其实他的家，就是顶简易帐篷，一路上，他严格遵照“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天亮了就走，天黑了就支起帐篷“安家”。

虽然人在帐篷里，但外面不时传来风声雨声，在深山里，还会经常传来各种动物的鸣叫。这时，马瑞福也往往感到紧张和惶恐，他就用“比当年红军好多了，总没有敌人拿着枪炮来追我”来安定自己。每天临睡前，马瑞福还有一些必做的“功课”，首先是写日记，全程下来，他的日记本已经写了一大摞。然后是按摩腿脚，一天上百里路走下来，他的脚都会有些浮肿，必须按摩上一阵，第二天才能正常前进。最后，为避免南方山林里毒蛇可能的侵袭，马瑞福还要按老乡的嘱咐，把捣碎的大蒜涂抹在身上、衣服上、帐篷缝上，才敢睡下。

对当年红军长征精神的巨大敬意，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每到一地，马瑞福会首先来到当地烈士陵园祭拜先烈，在烈士们的墓碑前，献上在路上采摘的野花。每每这时，他都激动得不能自已。他相信，先烈们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他的敬意。

5月30日，马瑞福走到了广西兴安县，在这里，他走进了长征路上最大的一座烈士陵园：湘江烈士陵园。当年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一役，战斗激烈，损失惨重，近3万名战士血染湘江。十分熟悉这段历史的马瑞福来到这里，当他面对着丛林一样的烈士墓碑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起来。“烈士们，我来看你们来了。”马瑞福对着滔滔的江水大喊。

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半条棉被的故事”。那是在1934年11月初，红军大部队到达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境内。文明乡位于汝城县西部，距县城近100里。当时红军总卫生部就驻扎沙洲村。邓颖超、蔡畅等三位女红军住在沙洲村徐解秀家。邓颖超看到徐家一贫如洗，连床棉被都没有，于是将自己的棉被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家御寒。要走的时候，天快黑了，山路不好走，她丈夫朱兰芳便去送三位女红军过山。但此后，朱兰芳一直也没有回来。

10月30日，马瑞福到达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一路未停的脚步停了下来――他想找到这个故事的当事人。经过半天的寻访，他终于找到了徐解秀的孙子。徐解秀的孙子对马瑞福说，他们的爷爷为红军当向导走了，奶奶也想当红军，但有一岁的孩子，没走了。徐解秀一直珍藏着这半条棉被，目前已成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了。前些年徐解秀去世了，她合眼前曾经说：“一定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分一半给你的好人。”

当马瑞福听到徐解秀的后代讲述这段历史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达古雪山上的“遗书”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我十分想念你们，多么想再见到你们，亲爱的藏民朋友，如果来年夏天您从这里经过，请将我的资料和照片转交当地政府，寄回唐山我的家中，行李中的200多元钱，谨作酬劳……”

爬雪山，是马瑞福长征路上的最大考验。当年红军主力先后翻越了五座大雪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对于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危险更是不言而喻的。2006年12月初，经过长途跋涉的马瑞福来到雪山面前的时候，已是隆冬季节，山上堆了厚厚的积雪。当地政府和牧民都劝他来年春天再翻山，被老马拒绝了。他毅然向雪山走去，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他先后把一座座雪山甩在了身后，其中虽历经艰险，但一切尚算顺利，直到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达古山时，马瑞福与死神迎面相遇了。

12月26日，马瑞福来到达古雪山下，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进山的路上他就走了一整天，直到晚上，他才真正来到了山脚下。

露营一晚后，马瑞福向山顶发起冲击。大山的无数垭口面前让他无所适从，只能随意选择了方向。从上山路起，就比其他几座山艰难了许多，“上山的路在山的阳面，尽管雪比较浅，也有齐腰深，只偶尔有岩石出来，加上大风，走得太难了，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喘几口大气。”从天亮爬到午后，马瑞福终于登上了垭口，但当他打量垭口另一面下山的路时，一阵恐惧压住了他：垭口选错了！那一面是陡峭的悬崖，根本不能下山。在他那个位置望出去，大山呈环形围绕着他，无数的垭口里到底哪一个能够下山根本无法判断。而他在前天晚上出发的时候，为了保证体力，已经把几乎所有的干粮都吃了，现在身上的干粮根本不能支持他在这大山顶上搜索游走。

在恐惧和紧张中，马瑞福找着下山的路，但直到天黑下来，依然没有结果，寒冷的风吹动着雪片，头顶上仿佛伸手可触的星星像冰凉的鬼火在闪烁。马瑞福绝望了，其他困难暂且不说，晚上在雪山上宿营，严寒就已直接威胁到生命。马瑞福强自镇定自己，忍着饥饿搭起了帐篷，吃了几口雪，开始写遗书。遗书是他流着泪水写完的，写了整整9页。后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度，马瑞福几次感觉自己就要被冻昏过去了，“不能死，还没到最后关头，坚持，再坚持！一岁的孙女还在等着我，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还没有见过面，我不能死！”马瑞福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与寒冷作着坚决的抵抗，他知道，一但昏过去或睡过去，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当年许多红军战士就是这样在雪山上牺牲了。

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天亮后，马瑞福决定用生命赌一次，他沿着山体走向另一个垭口，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走到，在那里，他高兴的发现自己选对了垭口，可以下山。晚上，尽管寒冷依旧，肚子更饿，但毕竟有了生的希望，在顽强的求生意志支撑下，他在山上再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马瑞福急忙下山，又发现了新的困难。下山的路上积雪有两米多深，探路的竹竿在雪面上全插下去还探不到底。马瑞福本想躺在雪面上滑下去，忽想起上山前藏民曾警告过他：“那样下山你会被摔的粉碎！”小心翼翼地试探了半天，马瑞福决定坐在雪上，用两根竹竿雪里，同时两脚也伸进雪里，靠这样“刹车”，他慢慢滑下了山。

12月29日上午，在雪山上被困两天两夜的马瑞福终于奇迹般地翻过了达古山，把死神甩在了身后。

草地里的四天四夜

离开达古山雪山后，又经过几天跋涉，在2007年1月2日，马瑞福又再次面临长征路上又一严峻的考验：过草地。在达古雪山上的几日几夜，已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从来没闹过病”的他一下雪山就患上了急性肺炎，当地群众都劝他住院治好病再走，但他拒绝了，只带了些药品，就向一直神往的草地进发了。

离开草原乡政府所在地，马瑞福就正式进入了草地，这片茫茫的无人区。尽管对草地的情况已经有过太多的了解，但身临其境，草地的景象还是给马瑞福很大的震撼。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随处可见沼泽散布，因为是冬季，当年给红军战士带来巨大牺牲的沼泽已经封冻（因为气候变化，目前草地中的沼泽水量比当年已大为缩减），这给他解除了很大一个危险。草地里到处凸起着一个个草包，他知道，那是长期以来兔子做窝留下的痕迹。除此以外，好象再无生命的迹象。但马瑞福知道，草地里依然存在着危险，进草地前，当地百姓告诉他，草地里有狼和野狗出没，要他小心。为此，马瑞福特地买了两把菜刀防身。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让他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刚出帐篷，两条野狗分从左右扑了上来，马瑞福急忙把身体靠在帐篷上，抽出菜刀挥舞起来，并乘机用竹竿击中了其中一条，两条野狗落荒而逃。

进了草地，除了偶而能见到放牧人留下的十分模糊的小路，没有辨别方向的任何标记，马瑞福只有按照指北针的指引前行。他发现，在草地上走路并不比在山地上轻松，因为不时要跳跃那些草包，“感觉自己象个兔子”，十分消耗体力。

进了草地，就没有了食物的补充来源，因此马瑞福进草地前为自己准备了“充足”的食物：三斤饼干，二斤花生。喝水则在草地里就地解决。在穿过草地的四天四夜里，他就是靠节省而均匀地分配这些食物坚持了下来。

我胜利了！

1月6日，马瑞福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从而把雪山、草地这两大险阻甩在了身后，前方的路要好走多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公路已经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的心情也一下子放宽了许多，他知道，自己的长征之路已经进入尾声了，1月16日，马瑞福到达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地――会宁。“当看到红军会师的牌子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终于胜利了！”离开会宁，1月25日，马瑞福到达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吴起镇(今吴旗镇)。

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二进遵义，9个月的征途中，马瑞福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2007年1月25日胜利完成了重走长征之旅。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老人乘车去了革命圣地延安，2月1日，在经过9个月的跋山涉水，走过中国 10个省，行程两万五千多里，成功完成独自重走长征路的目标后，61岁的马瑞福老人回到了家乡唐山市开平区。当地政府和家乡父老敲锣打鼓，将这位今日的老英雄隆重接回了家。

第6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血战湘江

长征初期，担任全军后卫，在湘江战役中由于负责掩护全军渡江，而被敌人截断在湘江以东的红三十四师，是中央红军成立的第三个红三十四师。这个红三十四师，是1933年春在闽西土地上，由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八、九、十这四个师改编而成的。全师共辖三个团，每个团约1600多人，全师共5000多人，大部分都是闽西子弟。能征善战的红三十四师，曾被《红色中华》报誉为“钢铁之师”。

由于长征一开始是“大搬家”式的转移，队伍臃肿庞大，仅挑夫，就有上千人之多，一天只能走10至20公里，最慢时，一天只走了五公里。作为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不仅每天出发的最晚，也是最晚到达宿营地的。为了防止部队被敌人“黏住”，红三十四师只能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后撤。部队天天都要构筑好几遍阻击工事，天天都要与追击之敌打上好几仗。边打边退、边退边打，行军、打仗、住宿都毫无规律与主动权。即使到了宿营地，也要先构筑警戒阵地与防御阵地，防止追击之敌的夜间偷袭。加上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征不到粮（早被前边的部队征光了），战士十分疲劳。别的部队，是人越走越少―掉队了，红三十四师是人越走越多―如果在红三十四师再掉队，就成为敌人的俘虏了。因此，再走不动的人，到了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后，无论如何也不敢掉队了。

由于仓促转移，没有在队伍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和教育，红军指战员对战略转移的原因、目的、计划全然不知，天天都在打窝囊仗（总是不断地阻击、撤退和被动挨打），加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走了十多天后，领导层中就有些消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导致几次差点儿贻误战机。参谋长袁良惠找到曾任红十五军政委，正高职低配，担任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我父亲商量。我父亲就说：“这个情况不允许呀，这样下去非出乱子不可。我们开个党委会吧。”党委会后，军团决定由我父亲程翠林的政委职务。

1934年11月，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不仅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而且抢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利用湘江天险布下“天罗地网”，组成第四道封锁线，以40万人马，加上飞机大炮，欲将红军和党中央全歼于此。

11月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亲自到蒋家岭，召集红三十四师师团干部，部署掩护全军渡江的后卫阻击任务。临走时，两人与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代政委朱良才和与会干部一一握手告别，还特别嘱咐：“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掩护抢渡湘江的任务，又要做好万一被敌人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这副担子很

重啊！”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

按照军团的部署，陈树湘师长和我父亲率领红三十四师，迅速抢占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构筑防御阵地，阻击和迟滞从东向西追击而来之敌，掩护党中央和大部队渡江。

战斗越打越激烈。红三十四师在蒋家岭地域完成运动阻击后，又于11月28日，在水车地区开始采取坚守防御。水车成为中央红军的总后卫战场，也是湘江战役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四个主战场之一。面对铺天盖地、蜂拥而至的敌人，在师长陈树湘、代政委朱良才的指挥下，红三十四师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尽管敌人占绝对优势，红三十四师却像钉子一样，两天两夜，牢牢地守卫在水车阻击阵地上，寸步不退。

11月30日，正在和师长陈树湘共同指挥战斗的我父亲，腰部化了脓的旧伤突然发作，血流不止。经简单包扎后，我父亲还是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陈树湘师长立即将此情况直接向军团做了汇报，接到报告的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命令陈树湘立即送我父亲过江，直接送到军委总医院救治。同时，任命程翠林接任政委。于是，我父亲被连夜送过了湘江。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日，敌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切断了湘江上红军仅有的几个渡口，还未来得及过江的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被南北对进的敌军割断在湘江的东岸，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全部覆灭。红三十四师，成为整个红军史中唯一被敌军整建制歼灭的师。师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惠牺牲，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自己拽断肠子

牺牲。

干部休养连

我父亲被送过湘江后，住进了红军总医院。治伤中，他看到由于接连打大仗、恶仗，伤员人数急剧增加，有限的医护人员根本就照顾不过来。再加上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部队越打越少，红军的前途也越来越渺茫，发牢骚的、讲怪话的、闹情绪的越来越多。于是，他就主动帮助医护人员做起伤病员的思想工

作来。

正忙得焦头烂额的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见此情况，找到总司令，要求将我父亲留下来。于是，伤势刚有些好转的我父亲，就当上了军委总卫生部政委，兼任总医院政委和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

湘江战役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为照顾重伤员、老同志和女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亲自运筹，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做出决定：将原来的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和妇女工作队合并组建成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

干部休养连是长征路上的一个特殊的连队，连、、他们在路上碰到干部休养连的同志，都会停下来，下马打招呼。这个连队的成员中有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各部部长。像董必武，就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谢觉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他是怀里揣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走完长征路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有成为国家代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部长、的军兵种司令员……所以，在向休养连连长何长工交代任务时说：“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干部休养连全连约有300余人，分成五个班：一班为老同志班，除了48岁的董必武、54岁的谢觉哉、48岁的林伯渠、57岁的徐特立“苏区四老”外，还有陆定一、成仿吾、钱之光、罗明（李）等随队行军的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二班为伤员班，人员是在战斗中负伤的团级以上干部；三班为女同志班，贺子珍（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邓颖超（夫人）、刘英（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萧月华（李德夫人）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一共24名女红军；四班为机要班，人员是一些负伤和生病的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五班为流动班，人员不固定。工作人员分编在医务室和警卫、饲养、担架、运输四个排。干部休养连第一任连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兼任，后由红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继任。第一任指导员由原红三军团卫生部政委黄应龙担任。

干部休养连名为休养，实际上还要担负宣传、扩红、征粮、社会调查、访贫问苦等工作和任务，平时还要训练。就连57岁的徐特立，都主动要求参加刺杀和格斗训练。我父亲就和连长侯政，及休养连党支部副书记董必武、组织委员徐特立、宣传委员谢觉哉密切合作，精心工作，尽心尽力地保护他们渡过了重重

难关。

我父亲不仅亲自部署、安排休养连的老同志、女同志和干部的各项事宜，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为他们服务。

那时安置伤员工作很艰难，医院的几百名伤病员大都是重病号，如果留在老百姓家，常常遭到敌人的搜捕、残害。而很多伤员，只要在担架上休养几天，就能好起来，但抬着走，不仅缺少担架，更缺抬担架的人。于是，我父亲就带头参加抬担架。一看政委都参加抬担架了，总卫生部和医院机关的同志，也都纷纷加入抬担架的队伍。我父亲抬的第一个人，是他在红十四师时的老搭档、时任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只抬了几天，张宗逊就能骑在马上走了。又过了几天，张宗逊就重新回到部队。30多年后，当我父亲病重时，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亲自命令301医院全力抢救，并让副部长张汝光到301医院坐镇指挥。

遵义会议后，部队继续转移。按规定，走不了路的重伤员，一律安排到老乡家去养伤。原红五师政委，时任红十二师政委，打娄山关立下大功，负伤锯掉一条腿的钟赤兵是走是留成了难题。情况汇报到担任军委总卫生部政委的我父亲那后，我父亲坚决主张钟赤兵无论如何一定要跟部队走，并亲自找钟赤兵谈话。

20多年后的一天，钟赤兵去看我父亲，道出了真情：“你组织人来抬我上路时，我被子下面是藏着手枪的。当时我已做好了准备，只要你说往老乡家抬，我就先打了你再自杀。没想到，你一张嘴就说‘你放心，我给你四个人，两头牲口，怎么也要把你抬走。’当时我就笑了。后来，你还命令他们四个人‘必须保证钟政委的绝对安全’。朱政委啊，没有你那句话，我这个一条腿的人，又怎么能走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呀！”

1935年3月，正在行军中，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了。为了掩护因无法行走而躺在路中央担架上的重伤员，已经隐蔽到路边树林中的贺子珍，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奋不顾身地冲了出去，扑在伤员的身上……

敌机飞走了，透过还没有完全消散的硝烟，我父亲发现趴在伤员身上一动不动的人是贺子珍时，立即带头冲了上去……

冲到身边才发现：贺子珍身上数十处中弹，血流满身……

一见冲上来的是我父亲，贺子珍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把抓住了我父亲的胳膊，急切地说：“朱政委，我……我……”

我父亲和贺子珍是当年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我父亲和谭政分别是、的第一任秘书，和贺子珍朝夕相处，成为她最信任的战友。见此情景，我父亲一边组织医护人员紧急抢救贺子珍并为她包扎伤口，一边坚定地说：“放心，子珍同志，不会把你安排到老乡家的。就是抬，我们也要把你抬走。”

很快，得到通知的，也骑马赶了

过来……

之后，我父亲安排人专门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护送贺子珍……

两年半后的1937年底，贺子珍路经兰州去苏联治病时，特意和根据中央的指令，以兰州办事处“吴秘书长”的秘密身份负责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我父亲合影留念。这也是贺子珍30年代离开中国，与井冈山战友的最后一张合影。

草地会师后，我父亲调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任政治部任主任，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手我父亲兼任干部休养连指导员，一直到1935年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干部休养连才被撤销。

雪山草地

过雪山草地，我父亲到底救了多少战友，他也记不清了。

爬雪山时，红军穿的都是单衣单裤，为了翻过大雪山，就用草编成坎肩来御寒。开国少将郑效峰，过雪山前负了重伤，我父亲怕他伤重“不经冻”，特意批给了他一张羊皮。郑效峰将羊皮做成了一个简易坎肩，靠着这个简易坎肩，翻过了千年冰封的雪山，走过了阴冷潮湿、雨雪不断的草地。

开国上将、总政副主任傅钟，过草地时，病得起不来，找不到担架，我父亲就组织人砍树干、树枝做成简易担架，将傅钟抬出了草地。

海军副参谋长范朝福，在一次演习中走到我父亲跟前，敬了个礼，说：“朱政委，还认识我吗？”我父亲说：“想不起来了。”范朝福说：“朱政委，当年，是你在草地中救了我的命呀！”原来，当年还是个红小鬼的范朝福，在过草地时，由于几天没东西吃，饿得半死，躺在草墩儿上，再也走不动了，只能睁着两只大眼看着部队从眼前慢慢走过。当我父亲看到他时，停了下来，蹲下身子，一句话也没说，就从自己的干粮袋中，将仅剩的小半袋炒面，倒了两碗给他，使他重新站了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我父亲病重抢救时，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亲自在301医院的手术室盯了整整一夜。一直到我父亲脱离危险后，他才离开手术室。我父亲好转后，去感谢他，他说：“朱政委，是应该我感谢你呀！要不是你，我早就死在草地中了！”原来，过草地时，当医生的张汝光，光顾着抢救别人了，自己则连饿带冻，昏死在草地中。恰巧，我父亲组织战士们打了一条野狗，切成碎块，熬了一大锅狗肉汤。正喝着，我父亲发现张汝光没来，四处去找，发现张汝光因为连饿带冻带累，昏倒在草地上了。我父亲赶紧盛了一大碗狗肉汤，将张汝光扶了起来，亲手将那碗滚烫的狗肉汤慢慢灌进他的嘴里，将他救过来。

不怕杀头

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会师后，亲自挑选出30多名久经考验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曾任红一方面军十五军政委的我父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任政治部主任。工作没多长时间，善于团结同志和工作成绩显著的我父亲，就得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表扬。为此，总司令还特意悄悄跟我父亲说：“咱们从一方面军过来的干部，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受到四方面军表扬的。好好干，一定要给一方面军的干部争光。”

在三过草地的前夕，我父亲在给干部做动员时，为了鼓舞已经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将有关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还渡河东征歼灭阎锡山一万五千多人，建立了陕甘根据地等消息作为实例，拿出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知道后说我父亲“吹捧一方面军，贬低四方面军，斗争后，就地解决（枪毙）”。

后来，总指挥与总司令、总政委商定，将我父亲先暂时降到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藏”起来。这样，我父亲的命，才算保了下来。这是1936年2月的事。

多少年后，当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谈起这件事，对我父亲开玩笑说：“都那个时候了，你老朱的嘴还是那么硬！就不怕真的毙了你？”

我父亲十分认真地回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没有错，干吗让我认错？就是真的毙了我，也不是我的错！”

千里寻党

1936年10月，我父亲又随西路军踏上了西征之路。虽经半年多的浴血奋战，西路军仍然悲壮地失败了。1937年3月13日晚，石窝会议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宣布：李先念负责带领左支队向西去新疆，王树声与朱良才负责带领右支队向东去陕北。可没走上几天，队伍就被打散了。

河西走廊的3月，寒风刺骨，祁连山上，更是冰天雪地。我父亲只身一人，向着东方，徒步去找党、找红军。

躲过西北地区马匪的追捕，靠着坚定的信念和勇敢机智，我父亲战胜了数十次险情，终于来到兰州黄河大桥的边上。

隐蔽在远处观察了半天的我父亲，发现黄河大桥上，敌人的封锁与戒备非常严密，仅仅一两个小时，就查出并逮捕了好几个西路军的红军战士。怎么办？怎么也不能在即将胜利的前夕功亏一篑呀！

我父亲一边琢磨，一边走到黄河边上，不慌不忙地将自己从上到下洗干净，又整了整衣服。正在这时，忽然发现一个军官带着两个勤务兵，沿着大路向黄河大桥走去。

眼睛一亮的我父亲，当机立断，迅速跟了上去。到了桥头，哨兵敬礼，军官还礼，我父亲也就跟在后边大摇大摆地混了过去。

绕过兰州后，为了摸清情况和补充食物，我父亲还主动混进了一队被马匪抓住、正向西安押送的我西路军“俘虏”队伍。由于我父亲在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和军政干校、教导团、机关都任过职，大部分红军战士都认识他。他就一路走，一路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趁敌人松懈之机，我父亲又脱离了“俘虏”队伍，自己上了路。

又走了好几天，一直到第36天，已经徒步走了1000来公里的我父亲，终于在离甘肃镇原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发现驻地红军。

我父亲径直找到了有红军站岗的一座小楼的院门外，张口就对哨兵说：“我是西路军的红军，找你们领导。”

看着拄着一根打狗棍，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胡子邋遢，又黑又瘦又脏，全然是一个叫花子老头的我父亲，哨兵根本就不相信他是红军。正在争执中，二楼的一扇窗户被推开，一个领导样子的人大声问道：“吵什么呢？”

我父亲抬头一看，脱口就叫了出来：“陈坊仁，是我！”

楼上的那个红军领导一听到这如此熟悉的声音，顾不得细想，几步就跑到楼下，冲到跟前，拉着已经不成人样的我父亲的胳膊，只看了一眼，就禁不住大声叫道：“朱政委，朱良才政委！”

欣慰的我父亲刚一张口，一口鲜血就从嘴中喷了出来，双腿一软，就倒在中央苏区时自己的老部下――陈坊仁（开国少将，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的怀中……

很快，中央就来电指令我父亲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吴秘书长的秘密身份，专门负责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收容、解救、甄别工作。这期间，我父亲与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兰办主任彭加伦，采取公开的、秘密的各种方式方法，成功地营救了大批西路军失散和被俘

人员。

1938年2月，完成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收容、解救、甄别工作任务后，奉命来到延安的我父亲，一面在中央党校学习，一面系统地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有关事项。听完汇报后，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我父亲：“真是军之良才。”（编辑 杨 琳）

第7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当时大约是在1946年左右，国共两党在金乡县展开拉锯战，当时金乡县县城里驻扎有大量军队，而在不少村庄里则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面既有游击队，也有正规部队，我们老百姓也分不清楚，统统称他们“八路军”。当时八路军没有被服厂，穿的军装都是八路军把白布分到各个村里，由村长组织村里的老百姓给染上颜色，再按照裁剪好的衣服式样给缝制出来的。当时的老百姓穿的衣服，绝大多数都是黑色、蓝色的，颜色大都是在染坊里用染料染成的，当时八路军里的不同队伍为了有所区别，穿的军装颜色也不太一样，活跃在我们村庄的八路军穿的军装，有的是灰色的，还有的是土褐色的，而当地的染坊里却没有灰色和土褐色的颜料，为了给军装染上颜色，乡亲们就想出了土办法。

给白布染色时，村民们把一匹匹的白布摊开，铺在打麦场的土地上。如果想染灰布，使用的染料是草木灰，当时老百姓家里做饭大都烧豆秸、麦秸等农作物的秸秆，每家都有很多草木灰，村长就让人到村民家里搜集来草木灰，均匀地撒在白布上，然后在白布上泼上水，用脚踩踏，接着用给粮食脱粒的石磙在上面来回碾轧。记得当时我已10多岁了，也和小朋友们跟着大人们去打麦场上去看热闹，我们赤着脚在白布上来回跑，用脚踩撒在上面的草木灰。经过这样碾轧之后，白布上就染上了灰糊糊的颜色。

要在白布上染上土褐色的颜色，就有些麻烦了。离我们村七八十里路有个羊山，以后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曾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羊山战役。羊山上有大量的红土，村里就组织人去羊山上挖出红土，用独轮车运回来，把白布摊开铺在打麦场上，在上面撒上红土，然后泼上水用石磙在上面来回碾轧。红土沾上水后变成了红色的泥浆汤，再经过一遍遍碾轧后，红泥汤就渗透到了白布里。

接着，再把沾满草木灰或红泥汤的白布放到水塘里一遍遍地涮洗，涮洗掉上面的草木灰或红泥汤，洗干净后再铺开晒干，原先白色的布料，如今就变成了灰不溜秋的颜色或者土褐色。缝制衣服所用的线，也都是把白线泡到草木灰汤或红泥汤里染成的。这样染出来的布，颜色很不均匀，经常是上面深一块浅一块的，而且每次洗衣服时都会掉色，可毕竟上面有了些颜色，看起来不像白布那么刺眼。

接着，村长就找来会裁剪服装的村民裁剪军装，当时会做针线活的基本上都是大姑娘小媳妇，让她们按照军装的样式，统一裁剪出裤子、上衣的样式，然后根据各家能做针线活的妇女人数，把军装按照套数分到各家各户家，让各户分头缝制。当时做军装，各个村上的分工不同，经常是这个村上分的是做裤子，那个村上分的是做鞋子，另外一个村上分的是做上衣。村民们把分到家里的军装做好后交给村长，村长检查验收合格后再统一交给八路军，村长还经常到村民家里去查看，发现哪家军装做的不合格，就让返工重做。

第8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马背上的小红军》一文记叙了在长征路上，一位小红军战士牺牲在马背上的故事。课文既没有波澜壮阔的长征场面，也没有刻画叱咤风云的人物形象，只是通过小红军“骗”陈赓这一事例，从侧面反映了长征的艰险，以及上下两代人对革命的忠贞不渝的精神。在教学中我紧扣“骗”字设计课堂教学，指导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全文，从中去体会课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找出“骗”的原因1．从全文入手，让学生细读全文后思考：课文写谁“骗”谁？一共“骗”了几次？

2．小红军为什么要“骗”陈赓呢？（先因为陈赓两次要他骑马；接着是因为陈赓要与他同行；然后是因为陈赓要给他“一小包青稞面。”）

3．文中对小红军的外貌描写以及对环境的描写说明了什么？（引导学生从分析中了解到：小红军“黄黄的小脸”说明他十分瘦弱，“一双大眼睛”告诉我们小红军十分机灵，所以他才能想出方法来“骗”陈赓，“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写出了小红军不但忍饥挨饿，而且受到深秋寒冷的威胁。而“太阳偏西”、“荒无人烟”等环境描写则交代了时近傍晚，小红军在这样寒冷的、没有人烟的草地上行走很危险。）从以上分析中，学生会深深感到长征的艰险和小红军这时正需要陈赓的帮助。

二、分析“骗”的方法小红军用神态来骗陈赓。当时陈赓让小红军“上马骑一会儿吧”时，小红军表现出怎样的神态？为什么要表现出这样的神态呢？（小红军用“满不在乎”、“微微一笑”的神态来表明自己并不疲劳，很有体力，不需要骑马。）

小红军用语言骗陈赓。陈赓两次让小红军骑马，小红军说了哪些话？这些话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小红军要让陈赓相信他身体很强壮，很有体力），当陈赓要求与他一块儿走时，小红军又说了什么话？是真的有同伴吗？（没有，小红军只不过让陈赓不必为他担心而已，为的是不拖累陈赓。）当陈赓要给他青稞面时，他又怎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说？

小红军还用动作“骗”陈赓。指导学生自己读课文，画出有关语句，标出有关动词，思考每一动作写出了小红军什么心理。例如“把腰一挺”（小红军想以此表明他很有体力。）他“把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为什么他不重重地拍了拍？（这样陈赓就会发现里面不是干粮了）

三、抓装骗”的破绽细读课文最后几节，问：从哪句话看出陈赓知道自己受骗了？

如果你是陈赓，你从小红军的言行中会发现什么破绽？（引导学生从小红军的言行之中分析：草地荒无人烟，艰险难走，连骑马的陈赓都十分疲惫，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脸黄黄的，身体又很虚弱，一双小脚冻得“又青又红”，怎么受得了？进入草地走了很长路程，战士们都“忍饥挨饿”，小红军的干粮袋怎么会“鼓鼓”的呢？）

陈赓发现自己受骗之后，他是怎么做的？他找到小红军之后，他发现了什么？课文中“陈赓全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小红军既没有同伴，也没有干粮；已经疲惫不堪了，为了不拖累别人，才编出种种理由来“骗”他。）

第9篇：红军过草地范文

汽车依然在奔驰。

草浪汹涌着，澎湃着，呐喊着，喧嚣着，连绵不断地向车窗扑来，溅我一身草绿、草香。我有点惊惶，却又难以躲闪。眼前的风景一卷卷铺过来，铺开来，铺成一曲敕勒歌，铺成一首古乐府的意境，铺成汉唐边塞诗人一行行壮美凄怆的诗句。

车轮追逐日轮，日轮在远处山梁上喘息。车轮眼看就要追上，日轮却又调皮的跳到更远的一道山梁上。我们毕竟比夸父聪明，于是干脆停下来，徒步走向一个小山包，用目光追逐落日。

随着巨大日轮的缓缓滚动，天空的色彩也益发浓郁，红、黄、紫，成团、成块、成卷。这些色彩的军团，忽然不宣而战，刹那间，鼓角齐鸣，旌旗翻滚，万马奔腾，雄雄烈烈。红色军团，犹如一代天骄的铁骑，汹涌地、所向披靡地向黄色军团扑来，冲杀，呐喊，嘶叫，纠缠在一起；而紫色军团也不甘寂寞，跃马扬戈，从云隙间杀将出来，犹如异军突起，和红色，黄色军团扭结在一起。顿时，刀枪剑戟，铿锵声，撞击声，叹息声，响成一片——让人忆起在遥远的古代，草原上各个部落鏖战的场面。这是历史在天空的反照吗？然而，只要你精心观察，便可发现这些色彩都浸润着野性的蛮荒和雄性的彪悍。莫不是，大草原把它的秉性和情感也赋予了天上的光和色吗？

在这浩瀚旷博的草原上空，色彩依然演奏着方兴未艾的狂飙曲。随着日轮的转动，红色军团越来越庞大，越战越猛，犹如火山爆发，江河倒悬，天空变成了一片火的海洋，红浪翻滚，殷红万里，而那黄和紫则被吞噬，被淹没，被驱赶到更遥远的天边。

色彩在天空鏖战的同时，大草原却一反白昼的粗犷、荒凉和落寞，变得及其温柔和恬静。那光与色极富层次感和质感，液态的光流，浓浓稠稠、轻轻淡淡的涂抹在草原上。草梢、草叶、野花都失去了原色，像饱饮了醇酒，醉醺醺地涨溢着一种情愫，展示出蓬勃的富丽、辉煌。这里、那里，从渊薮中、海子边、山坳和牧人的包帐里升起薄烟，淡淡的，若梦若幻，似情人飘逸的眼波。让人真想躺在这绿被金褥的眠床上，打滚翻腾，或“嗷嗷”一阵，宣泄胸中成吨的情感。然而冷静之后，发觉置身于着巨大的时空里，又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像一只昆虫、一瓣野花，甚至会激起离恨万缕、乡愁无限！

当太阳接近遥远的地平线时，天地间悬起一帘肃穆、凝重。草原失去醉酒后的浪漫，红颜渐褪，渐呈灰黯。我目睹着太阳蹒跚的脚步，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步步走向灵魂的栖息地。我心里突然涨起一股酸楚、一股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