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资料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1.国家课改层面：《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高中语文新课程的这些变化和要求，需要我们在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方面进行改革探索。而以问题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追求卓越的态度，提升学生信息处理能力，促进学生高水平思维发展”为基本目标的项目学习运行模式为我们探索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思路和途径。

2.学科层面：根据《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通过对高中语文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学习，应该在五个方面获得发展，即“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项目学习就是从课标总体的这几个要求出发，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在阅读鉴赏方面，课标提出：“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努力探究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项目学习尤其注重这些能力与品质的培养。

二、项目确立

项目名称：“知人论世”之“走进苏轼”。

项目目标：以“走进苏轼，认识苏轼，指导人生”为任务，以学生自主阅读、梳理、整合、交流、总结、提升为核心，锻炼能力，内化知识，涵养心灵。

项目成果：学生佳作集、相关论文、读书小报、诗词朗读集、话剧表演；学生活动图片、个人感悟、小组活动等相关资料；建成相关微信群，以电子形式形成网络资料。

项目人员：高一语文教师及各班语文课代表。

项目资源：初中阶段――《浣溪沙》《水调歌头》《江城子・密州出猎》《记承天寺夜游》；高中阶段，必修二《赤壁赋》，必修四《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之《游沙湖》《文与可画oY谷偃竹记》。

资源整合：纵向整合――教材内容整合前，虽为经典，但也只是片段，苏轼诗歌分布零散孤立，安排不遵循创作年代，学生无法形成完整系统的认知，如初高中作品分属密州时期及被贬黄州时期。横向整合――同一题材在教材中分属不同模块，联系不紧密，彼此间无法形成互补认知，如《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整合后，内容以专题形式呈现，按照作者生平经历，呈现同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同一地点的作品。辅以苏轼传记及其他资料，资源丰富，脉络清晰。

三、项目指导

驱动问题：解读苏轼及其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指导建议：开展自主学习指导（问题导读、自主批注等）、小组成果交流指导（修改建议、推荐最佳文章），确定评价标准（文章评价标准、交流展示评价标准）。

项目活动具体时间及内容安排：

第一、二周组成项目小组，选定小组长，确立阅读内容、方法及计划。

围绕项目主题查找资料，制订读写计划（时间、内容很重要）。

围绕教师提供的材料，结合个人阅读体验，进行自主读写，了解苏轼的为人、经历、作品及其风格等。保留阅读过程很重要，如批注，如经典导读微信群（以读《坡传》为例），如一书一会等书吧照片。

第三、四周设定预期形成的研究成果。

提交个人对活动或苏轼的感悟小结。提交各种形式的阅读成果，如人物小传、对联、自创诗词、书法、绘画、话剧、诗歌朗诵、海报等。

第五周分期分类汇总成果，形成交流PPT，并确定小组汇报人。

四、自主学习

（一）精读

任务一：诗文回顾，以事知人、以诗知人、以文知人、以名知人，了解苏轼的多彩人生，通过综合以往学过的作品，在头脑中勾勒出较为清晰、完整的苏轼形象。

问题：明确苏轼的人生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促成了他的哪些经典作品。

任务二：解读文本，在翻译、背诵的基础上，通过独立探究和相互交流，理解文字含义，品读作品内涵。

问题：苏轼在作品中表达过哪些深沉的喟叹？

任务三：拓展延伸，把作品放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予以观照，最终实现“读文”和“读人”的统一。

问题：影响苏轼人生的关键事件是什么？贬谪的经历给苏轼带来了哪些方面的转变？

任务四：重读初中的篇目。

问题：读出了什么与以往的不同？

（二）延伸

1.书目及视频。

书目有：《坡传》《苏轼传》《苏轼图传》《康震评说坡》《说苏轼》《东坡拾瓦砾》《苏轼文艺美论》，以及《山居笔记》之《坡突围》，《中国人的心灵》之《缥缈孤鸿》《喜欢坡》。

视频有：《宋之韵》第六、第七集“走进坡”专题，澳门回归大型文艺晚会朗诵和演唱的坡词的片段。

2.问题导读。

阅读林语堂的《坡传》。

第一周任务说明：

单元总述：文学巨匠坡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光。

阅读计划：从序言读到第五章，一周内读完。

共读主题：你觉得坡的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坡的成长有哪些影响？

书面任务：请总结描述苏氏父子游历三峡时见到的美丽景色。

书面任务说明：请用完整通顺的段落碜橹回答这个问题，注意描写细节，语言连贯，层次分明。

第二周任务说明：

单元总述：青年时代的坡及其与时人的交游往来。

阅读计划：从第六章读到第十四章，一周内读完。

共读主题：你觉得坡为什么会被人陷害？试着列出三点理由，看看你和同学们的想法是否一样。

共读方式：请在集中讨论时段参加讨论。

第三周任务说明：

单元总述：坡贬谪黄州的经历及其被贬时的心境。

阅读计划：从第十五章读到第二十三章，一周内读完。

共读主题：贬谪黄州的经历给坡的人生带来了哪些转变？

共读方式：本部分内容可提前手写、绘画后拍照上传至微信群，也可直接在微信中以文字形式发表观点。请在集中讨论时段参加讨论。

第四周任务说明：

单元总述：时代全景，人生命运，坡最后的时光。

阅读计划：从第二十四章读到附录，一周内读完。

共读主题：你觉得坡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喜欢他吗？

共读方式：请在集中讨论时段参加讨论。

3.批注阅读。

大家最熟悉的小说的评点，比如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毛宗岗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都可谓批注式阅读的典范。于阅读间留下点滴心得与思考，灿烂文字仍然闪耀文学史册。

批注阅读小贴士：

（1）慎重做记号。在阅读时不要看到什么都要标记，而要先分析。要分清作者是在讲一个新的概念，还是只是用不同的词语说明同样的概念，只有等读完这一段落或部分后，才能回过头来看出那些重复的内容。这样做不至于抓住那些一眼看上去仿佛很重要的东西。

（2）善于选择。不要在很多文字下画线或草草写上许多文字，这样会使符号失去提示意义，也会使记忆负担过重。要精简做记号，但也不要少得使你在回看时又只好将整页内容通读一遍。

（3）用自己的话概括。不必大段摘录，在页边空白处记下自己的话和自己的概括。

（4）简洁。文字和符号要简洁，笔记简明扼要，标注清晰简明。简洁的东西更容易记忆，也便于复习。

（5）迅速。阅读为主，标记不要占用过多的时间。认真读完，仔细思考后迅速做下记号，然后进行下一部分内容。

（6）整齐。符号和文字要尽量整齐，而不要胡写乱画，整齐的记号可以节省时间，便于迅速回忆当初学习时的情境，能容易而清楚地领悟书中的思想。

五、展示交流

展示交流的形式有读书报告会、诗词朗读、话剧表演、小报、书画、写作等，以下是写作的交流内容：

（一）微写作。

1.写作品读后感。

2推荐苏轼的作品，并陈述推荐理由。

3.为苏轼拟写颁奖词。

4.假如你与苏轼在黄州偶遇，你会对他说什么？请以“苏轼，我想对你说”为题，写一段心里话。

5化用苏轼作品，写一段话，作为人生的共勉。

（二）大作文。

1.文言人物小传。

2。小论文。

3.苏轼话剧剧本。

4.“走近苏轼”解说词。

六、成果结集

（略）

七、评价标准

八、项目总结

第2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哎我老爸有许多优点。首先是他的勤奋敬业，令我佩服，是我学习的榜样。老爸在水利系统工作，平时很忙，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十分辛苦。老爸才三十出头，就有了白发。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单位工作这么辛苦，还经常加班，工资又不高，你为什么不换个单位呢？”老爸微笑着用他那一贯“演说家”的风范说：“我们的工资虽然不高，但你可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如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或出了差错，整个灌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农业生产用水都会出问题，那后果就严重了。我们单位的员工人人都在认真尽职地工作，这样我们很快乐，还会有一种成就感，这些不是用工资高低就可以衡量的，懂吗，丫头？”老爸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我除了佩服还能怎样？“““““““““““““““““““““““

“哎其次，老爸很会教导我。一次，我在背诵《但愿人长久》这首宋词。老爸问我：“苏轼这个人你了解吗？”我摇摇头。老爸露出了一副好像看到恐龙一样的神情（我知道这是故作吃惊、“鄙夷”的意思）说：“听我慢慢道来。苏轼老鼻子可厉害了！是宋代的大文学家，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唐宋家’他家父子三人就占了三席，世称‘三苏’……”他还说苏轼有一个妹妹名叫苏小妹，才情不逊于他，兄妹间经常诗词唱和。苏小妹长得很清秀，就是有点“奔头”，女孩子哪个不爱美，所以苏小妹对此耿耿于怀。苏轼有一次就专门写了一首诗讽刺她的“奔头”：“未出闺阁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次拭泪深无底，流水汪汪两道泉。”苏小妹看后又气又乐，心想：你这个老哥真不像话，再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形象！略一沉吟，笔走龙蛇，和诗一首：“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口嘴几寻无觅处，芳草萋萋掩洞天。”写罢，觉得不过瘾，便又加上一句：“一张长脸，满腮胡须！”原来苏轼是大长脸、大胡子。苏轼看罢，哈哈大笑，拱手认输……老爸的故事引起了我对苏轼的浓厚兴趣，我查阅了大量关于苏轼的资料，对他的生平、作品做了很多了解。由此又引发了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想来我对语文的偏好、对读书的痴迷，老爸真是功不可没呢！“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老爸的缺点嘛，那就是脾气太大，大得有时候让人“很受伤”，希望老爸改一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嘻嘻，我的老爸很不错吧！“哎“哎“哎“哎“哎“哎“

教师点评

第3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元丰四年秋九月，苏轼在《与王定国》中曰：“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迂拙之学，聊以遣日。子由亦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1]1519时，马（默）处厚赴广南西路转运使任，路过黄州，苏轼请马处厚顺道致书王巩（定国）[3]1280。据此，我们可以断定，约元丰四年九月，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已着手《书传》之作。不过，此书已作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绍圣元年，苏轼以“讥谤先朝”被贬，四年七月至海南，直至元符三年六月始渡海北返；贬居海南的生活约三年。北返时，苏轼写书《与郑靖老》，其中有语：“《志林》竟未成，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1]1675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贬居海南期间，苏轼基本完成了《书传》之作。总计苏轼《书传》之作的时间，从元丰四年九月着手至元符三年六月基本完成，约十九年。时间虽长，但《书传》之作恐断断续续，直至贬居海南期间，苏轼才真正地集中精力去作。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曰“：最后居海南，作《书传》。”[4]1127当指主要作于贬居海南时言。《宋史》沿袭此说而有“后居海南，作《书传》”[5]10817。又，从上述《与郑靖老》中所言“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看，苏轼当时作《书传》可参考的材料有限。时，其子苏过侍左右，在《借书》一诗中，苏过曾描述当时书籍缺乏问题“：海南寡书籍，蠹简仅编缀。《诗》亡不见《雅》，《易》脱空余《系》。借书如假田，主以岁月计。”[6]114材料缺乏限制了《书传》之作的丰富性，朱熹“苏氏伤于简”[2]4717的评语也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此书主要作于书籍材料缺乏的海南贬居期间。《书传》之流传更晚。苏轼曾记“：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所撰《书》、《易》、《论语》皆已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7]1此文明记元符三年七月，时，《书传》“世未有别本”，仅有苏轼草本。次年，即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五日，苏轼去世。前一月，即建国靖国元年六月，苏轼托付后事于友人钱济明，其中语云：“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8]85。三十年后，时已至南宋绍兴年间，欲取而观之，而藏箧之钥已失匙，足可见如何冷落。究之时势，此语当不为过。北宋经建国靖国短暂过渡，徽宗再次推崇熙宁政治，相应地，王安石新学再次抬头并占统治地位，尤其是，“自蔡京擅权，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9]401。直至北宋末年，随着金人入侵，政局危机，蔡京受到指责，王氏学受到冲击，其他学术的复苏才有了转机，但随之而来的战乱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发展的机会。

二、从《书传》看苏轼的社会政治思想

1.王道之世的理想。首先，王霸观。苏轼在《书论》中云：“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虑始而可乐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1]54极为赞美商鞅“勇而有决”的举动与成就，并得出“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的结论。至于商鞅之法，苏轼归结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1]55，即完全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与“三代之治柔懦不决”的作法相异，“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也”[1]55。苏轼进而又言：“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也，则又反覆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1]55对民反复劝谕以最终使民心悦诚服是三代之君的作法。苏轼把这种方法归结为“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1]54。通过这种方法，得到“其民亲而爱之”的效果。这也是王霸之所为不同的地方。总之，就苏轼来看，他认为霸道固然可以达到目的，但由于不择手段而失去了民心，从而显得急功近利；王道从民的角度出发，固然显得“柔懦不决”，但得到了民心，从而达于长治久安。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王道选择与重民思想。其次，尧舜之世。苏轼推崇王道之世，向往尧舜三代，但在尧舜时代与三代之间，他并没有等同看待。他释《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曰：“圣人不以官之众寡论治乱者，以为治乱在德，而不在官之众寡也。”[1]172-173释《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又曰：“圣人一之于礼”[1]167。德礼是圣人治人治世的基本手段，而尧舜就是以德礼治天下的，“尧舜以德礼治天下”[10]458。在苏轼看来，尧舜非仅以德礼治世值得称道，而且君臣关系也相当融洽，“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然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喏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辨以求曲直之际，当亦无足怪者”[1]54。对尧舜之世赞美的同时，苏轼指出了三代不如尧舜时代之处，尤其在刑罚问题上。刑罚作为治人治世的手段，苏轼并不认同，他曰：“孥戮非圣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启与汤，知德之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闻真孥戮人也。”[10]538虽然苏轼为启汤加以辩白，但仍指出了其时的“德之衰”。在其《论武王》一文中他更明确指出：“武王，非圣人也。”[1]137由上述可见，苏轼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并以尧舜三代作为王道之世，相对而言，他从德礼与刑罚的运用角度更倾向于以尧舜之世为理想社会。

2“.变而不失其常”的社会发展观。苏轼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10]76“君子为国有革弊去恶之政如毒药瞑眩，非所畏也。”[10]51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他又指出变革不可盲目，而应以审慎的态度来推行，“谋之不审，虑之不周，以败国事，如跣不视地以伤足，乃所当畏也”[10]1。具体而言，苏轼主张“变而不失其常”，如他释《太甲》“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说：“《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圣人亦然。以一为内，以变为外。或曰：圣人固多变也与？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变。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新与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请言其辨。物之无心者必一，水与鑑是也。水、鑑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物之有心者必二，目与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齐人为夹谷之会，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齐犹如杀犬豕。此岂有二道哉，一于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嗜杀人者。’愚故曰圣人一于仁。”[1]168不管自然界中的天地日月，还是社会中的圣人，一而不变[10]31是固有的，变也是经常存在的，但总体而言，在自然与社会中，“变而不失其常”却是必然的，不变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变与不变本是相反的，对于如何实现二者“变而不失其常”的关系，苏轼给出的答案是“无心”，“无心，故应万物之变”，“有心”“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苏轼的“无心”实际上取消了人为的因素，而主张顺其自然的变化，不管自然界还是社会都是如此。这样，苏轼名义上承认变革，而实际上有取消社会变革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不能缺少人的因素，“无心”只能是一种理想。根据他的“变而不失其常”的理论，苏轼作出了有限变革的姿态，如他曰：“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1]173根据具体的形势变化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作出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只能是“因旧守成而润色之，不当复有所建立”[10]128。这就决定了他的变的思想无非是改良主义的，而终始不可变者是封建的根基。

3.君主论。钱穆先生曾说：“朔党、蜀党则主尊王，仅就汉、唐以下历史事态立说，偏于现实而为守旧，又近似于法家也。”[11]594就尊王而言，钱先生确实道出了真谛，但具体言，苏轼的君主论有着其独特的特点。首先，天人感应说。苏轼认为：“天人之不相远。凡灾异，可以推知其所自。”[10]98承认天人感应学说。其根本目的则为企图以天加强对君主的限制，如他释《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典祀无丰于昵”曰：“人君于天下无所畏，惟天可以警之，今乃曰天灾不可以象类求，我自视无过则已矣。为国之害莫大于此，予不可以不论。”[10]58苏轼的天人感应思想与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说并无不同，但与其父苏洵《洪范论》的观点则相反对，是其父子思想的相异处。其次，无为与有为。苏轼释《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曰：“人主欲常有为则事繁而民乱，欲常无为则政荒而国削。自古及今，兵强国治而民安者，无有也。”[10]477君主常有为则有害于人民安宁，君主常无为则有害于国家兵强国治，二者相互矛盾而不可协调，“兵强国治而民安者，无有也”。在此，苏轼给出了二者只能取一的选择，即选择兵强国治，还是选择民安，而对目标的不同选择就决定了君主的有为或无为。对此问题的解决，苏轼的主张是君主应该无为。之所以如此说，可以从与其君主论相关的其他思想推知。如苏轼相信天人感应，以此为基础，主张君主应顺天行事，他释《太甲下》“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曰：“天无言无作而四时行百物生，王亦如是。”[10]29主张君主“无言无作”实际上是把君主置于无为的地位。又，如前所述，苏轼强调德礼在治世中的作用，而他释《舜典》“难壬人”曰：“佞人必好功名，不务德而勤远略也。”[10]456把“勤远略”视为佞人“好功名”之举，而“勤远略”之为明显为兵强而民不安的一种表现。又，苏轼释《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曰：“安汝止者，自处于至静也；防患于微曰几，几则思虑周；无心于物曰康，康则视听审。思虑周而视听审则辅汝者莫不尽其直也。反而求之，无意于防患则思虑浅，有心于求物则视听乱；思虑浅而视听乱，则辅汝者皆谄而已。……汝能安居几康而观利害之实，是惟无动；动则凡徯志者皆应矣。夫岂独人应之，天必与之。”[10]483-484“安汝止，惟几惟康”本为禹谏舜之语，是臣对君的进谏。经苏轼解释，“安汝止”、“几”、“康”对君主有重要作用，“防患于微”、“无心于物”则臣下以直事君，反之，臣下以谄事君，治乱截然不同。前者体现为君主“无动”“、至静”，后者则相反且会导致天人的相应反应。显然，苏轼选择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总之，苏轼一方面为君主设置了一个有关有为与无为的二难推理式的命题，另一方面又以他天人感应说、对德礼治世的重视及对社会治乱的要求出发，为君主作出了应当无为的选择。固然，在封建社会里，君权至高无上，苏轼企图以天人感应学说对君主加以限制，而他的君主无为的主张又企图进一步引导君主放弃对权力的控制。虽然如此，君主无为并不会造成权力真空，如前引关于《益稷》的材料中提到的君无为则“辅汝者莫不尽其直也”，臣下以直事君，执行权力。在苏轼看来，臣执行权力并不意味着篡夺权力，他曰：“上执其要，下治其详，所谓岁月日时无易也。”[1]169最终的权力仍归君主。王安石主张君主无为在其特定条件下不免有揽权之嫌[12]。但君主无为也是士大夫行道的一个前提，不同人发出的君主无为的共同呼声说明在当时的宋代社会中学士大夫对行道的渴望。这也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之一。再次，“厚于仁”。苏轼释《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曰：“仁义之性，人所咸有，故言天降也；顺其有常之性；其无常者，喜怒哀乐之变，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10]16能安于仁义之性为君主的必要条件；而喜怒哀乐之变是无常的，不可依赖的。苏轼又在《汤誓》“天乃赐王勇智”下说：“凡圣人之德仁义孝弟忠信礼乐之类皆可以学至，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后能，非天予而欲以学求之，则智勇皆凶敌国也。……短于智勇而厚于仁，不害其为令德之主也。”[10]14君主未必皆如圣人而完具仁义孝悌忠信礼乐智勇等素质，“厚于仁”即可为令德之主的充分条件。如此，在苏轼看来，仁实为令德之主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前已引，苏轼曾说：“圣人一于仁。”[1]168在苏轼看来，令德之主与圣人本为异名同实的，即二者本为一。苏轼又在《咸有一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下释曰：“一者，不变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也，不几桀乎？曰：非此之谓也。中有主之谓中，有主则物至而应，物至而应则日新矣。中无主则物为宰，凡喜怒哀乐皆物也。故伊尹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予尝有言，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无歝。此伏羲以来所传要道也。”[10]31“中无主者，虽为善，皆伪也。”[10]31如前所言，圣人（君主）都是“一于仁”的，仁也本为君主性分中事。在苏轼看来，君主能一切行事以仁为标准，则可达到“物至而应”，以致于“日新”的境地。反之，行事没有一定标准，应物而役于物，直致混乱状态。总之，仁是令德之主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君主行事的基本标准。由上述可知，苏轼强调君主无为，但又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切行事以仁为主，以此达于“物至而应”。实际上，苏轼的这种君主范式表现为被动地承受事物，而非主动地追求事物，君主的主动权交给了臣下，由臣去执行权力。这是一种安静型的理想君主范式。

4.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首先，君臣关系。如前所言，苏轼主张君主无为，而把权力的执行交给臣下，这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君臣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苏轼认为：“臣常执刚以正君，君当体柔以纳臣也。”[10]84其中，执刚与体柔的突出事例如苏轼所举的从谏例：“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圣人无几者，特以从谏而已。说以为此一言可以圣也，故首进之。以太宗观之，知从谏之可使狂作圣也。”[10]51从谏之事一方面说明臣执刚“责难于君”，正君；另一方面又说明君体柔纳谏于臣。同时，君之“体柔”也一方面说明君以仁处事的体现，另一方面说明君对臣应有尊敬之意，前者已如上述，后者也为苏轼所强调，“士之所求者，爵禄，而爵禄我有也。挟是心以轻士，此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为民上者，非为爵禄也，为民屈也。知此则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后天位安”[10]32。君主不能有垂爵禄以鬻臣的念头，这是对臣的重视，而应从为民谋利的角度待臣，敬臣。这也是宋代士大夫重民观念的表现，是他们的道高于一切的观念的表现。苏轼正是以此为基点才提出了君应敬臣的观点。总之，苏轼承认君臣等级，但对此又作了修正，要求君主敬臣纳谏。这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提高的表现。其次，君民关系。苏轼指出：“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无险于民者矣。”[10]134借用唐太宗的话，苏轼表达了他对民的重视，但“物无险于民者矣”的观念又暗含着对民的重视之极的憎恨，显示了其阶级偏见。苏轼释《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下的说词更能表明此点：“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誉，天且以为聪明，而况人君乎？”[10]467“民至愚而不可欺”突出地表明了苏轼即重视民又卑视民的心态。在苏轼看来，民之所以应被重视，是由于：“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难出其力以食诸侯，以养天子者，岂独以逸豫之哉？将使济己也。此所以为天道也。”[10]52民“食诸侯”“养天子”与天子诸侯“济民”是相互的。而“物无险于民”的认识又使苏轼主张对民采取号令赏罚措施：“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为号令赏罚者也。日月不自为风雨寒暑，因星而为节；君不自为号令赏罚，因民而为节。”[1]169并视号令赏罚为当然，只不过作些“因民而为节”的变化而已。重民又主张治民也是其重民又卑民的逻辑必然。

第4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关键词】道家思想;苏轼;外儒内道;洒脱超然

中国唐宋时期，是佛家、儒家、道家思想同时发展、融合并达到一定高度的特殊时期，而由于皇室一脉对道教的极力推崇，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随之达到了极盛。而苏轼正是这一复杂时期的特别代表人物。后世有很多学者研究认为，苏轼的思维特点是“三家合一”，即佛儒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体现；也有学者认为，苏轼的思想应该是“外儒内道”，禅宗思想对于他的影响并不很大。

虽然对于苏轼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说法不一，但是如果仔细去品味苏轼的人生经历和诗词表达，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三家思想中，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各方面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1.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

虽说北宋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流派非常复杂，但是，儒家思想应该还是这个时期的主流思想。也正是因为北宋统治阶层“重文轻武”和“不杀士大夫”的政策，让这一时期的文人和政治家得以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出仕而能有一番作为，是那个时期所有读书人的一个终极目标。

当然，苏轼也不例外，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受其父苏洵勤奋品德的熏陶和家庭环境的良好教育，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同时，儒家思想也在小苏轼的思维中慢慢扎下根基。苏轼二十五岁开始步入仕途，虽然在政治上几经沉浮，却始终表现出了十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他一向敢作敢为，正是应了儒家的“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的基本思想。这也是苏轼贯彻一生从未背弃过的人生主导思想之一。无论是人生的高点，还是低谷，他都始终保持了“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命于天，不能尽改”的处世态度。

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苏轼的儒家思维，就会发现，道家思想在苏轼的一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和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不过，和前者却是存在了很大的差异。

虽说封建时期的入仕主流是孔孟思想为主的儒家一脉，但是，道家思想对于古时大多数的文人墨客都有着极深的影响。特别是庄子，他的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了不止一位文人的创作思维。

苏轼好读《庄子》，他曾经感叹此书“昔昔有见，口不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轼在其一生中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也颇为深远，不但涉及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更加影响了苏轼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主要思路和方式。正如他在《自评文》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道家思想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顺应自然和任情适性。能够自由而不受约束的发展人生，达到思维和生活上的最大解放是道家思想的主要目标之一。而苏轼在其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处世哲学的指引上，更是极大的贯彻了这一中心思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下，不但独占鳌头，他的这种态度和思想更加流芳百世，深远的影响了后来人。

2.沉浮中的自我调控

但不得不说的是，苏轼的道家思维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清静无为”，他并没有一味的去贯彻道家思维，随性而发。而是在结合了儒家“经世务实”思想的前提下，接受了道家的思想，认为二者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即重视道家思维中洒脱超然的一面，有坚持儒家出仕的思想，于是他把道家随性洒脱的自我调节运用到了仕途和生活中之上，从而让自己在政治、生活以及创作中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凡事都能够豁达不羁，应对自如。

他的这种想法，让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积极的结合在了一起，让他可以在北宋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学会了自我精神调节和情感控制。使之胜则不急躁，高调为仕，低调做人。充分适应了北宋封建社会的“经世务实”思想。他同时又认可道家的阴阳之道，以辩证的方法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比如，在政治上，他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却又在地方主张“因法以便民”；后来司马光废除新法，他也不完全认同，提出了“参用所长”的想法。而在《前赤壁赋》中，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更是得到了完美体现。

而当自己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苏轼也不会轻易气馁，虽然也会有苦闷和忧郁，也会感叹人生不得志。但是，他与其他士大夫阶层最大的区别在于，苏轼学会了用道家的思想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解脱。苏轼一生起伏不定，前后屡次遭贬，特别在是“乌台诗案”中深陷囹圄，险些丢了性命，可他每次遭贬后，都会自然的放情山水，寄情创作之中，从而很快的使自我调整过来，走出阴霾。

正如他自己所言，“是处青山可埋骨”！苏轼的确就是这么豁达，这么乐观。“乐知天命，故不忧，安土敦平人，故能爱。”不愧是豪放派词作的开山人物和代表词人。

3. “技、道合一”的巅峰创作

另外，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苏轼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寄情山水之中，放浪形骸于自然。不但扩大了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精神境界，更完全展现出了自我人生境界的高度，通过作品总结出了无数条对后世影响甚深的人生哲学。

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所写的两篇《赤壁赋》和一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他人生乐观豁达思想的完美体现，更成为了苏轼一生中的经典代表作。其中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更是震烁古今，气势至今未曾减少半分；苏轼的书法也是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还有苏轼自画的《赤壁赋》、《竹石图》等，都被后人高度的评价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些作品正好向我们展现了苏轼在道家思想的熏陶下，所表现出的拥抱自然、寄情万物的创作思维。他的创作思维就好像一直天空中翱翔的飞鸟一般，“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第5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论文摘要：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杜似司马迁；以史证诗；以忠义解杜诗；杜诗用事载人。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论说杜诗的主要方向。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当仁不让：“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师友谈记》)。当然苏轼有他自负的资本，不惟在诗词文几方面他都是北宋乃至有宋一朝的翘楚，赵翼所谓“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云云，即是其谓；而且也可以说北宋的文学批评亦是在他手里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而集其大成。他曾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他自己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苏轼自己对杜诗的批评并不如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说上，但宋人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几端，大抵亦发源于他；而他的批评杜诗“诗史”品格，其实亦大多是他的诗作自况，日为夫子自道未尝不可。分说如下：

一　老杜似司马迁

《东坡志林》卷十一有一条资料，与《东坡诗话·荔枝似江瑶柱》重：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日：“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日：“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日：“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这是宋人后来以迁史论说杜诗的嚆矢。以老杜比之司马迁，固然是出于辨正“诗中有子美，犹史中有子长”的目的，强调杜诗是集诗大成的极至典范，类于《史》之为史家的极则，可以范仪后世；但其中关于“诗”“史”的会通意识却也可以感觉得到。后来的诗话家每以杜少陵似司马说事，其实并不是如苏轼一样着眼在“诗”“史”的殊途同归的意义上，而是肢解了苏轼的这一创论，各以一隅之见一孔之得以求附和，或笔力，或史法，不一而足。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可为其诠释。“使人自得”之语，其实也就是王夫之后来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诗绎》)的意思。苏轼提出“杜甫似司马迁”固然是他作为读者而从杜诗中“自得”之处；苏轼以后之人发挥、附会这一论题却又是作为苏轼的读者而“自得”，如叶梦得、李朴、陈长方以杜诗“穷极笔力”而似太史公，而陆时雍径谓杜诗“记事”而人“子长笔”、刘埙《隐居通义》云“少陵诗似《史记》”，要皆如是；至释居简诗《大雅堂》谓：“少陵何人斯?日似司马迁”，则显然步苏轼后尘。

二　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孟子“知人论世”说其实隐然有了“以史证诗”的意识，李善注《文选》多征引史实则已赫然是此法之用；但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子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询问；而对诗本事的重视正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的本事里才能体现出来。苏轼既然有心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子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正表明了他对于“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蓐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蓐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0”《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当然，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需要广阔的视界和深厚的知识基础，只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服光才能发他人不到之处。宋人之注重“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费衮《梁溪漫志》)，虽然似有偷袭杜甫的嫌疑(杜诗《丹青引曹霸》即有“开生面”之语)，但宋人却以“别开生面”为号召，以为对唐人的反动，不仅标志他们的咏史诗乃至整个诗歌创作的魄力和主旨，甚至严格意义上说，也标志了他们迫于唐诗登峰造极的成就而于创作道路和诗境拓展的无奈，“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杨万里《送彭元忠》)，自然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上的别开生面。姜夔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白石道人诗说》)，着眼点其实也就在此。如果可以说唐诗成就在阔大和宏观的剪裁，那么宋诗则成就在细密和微观的针脚。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而这大抵也就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虽然《东坡诗话》其实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但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还是可以窥探得到的。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是证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即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的杜诗批评，与晚唐以来孟柴李肇开创的“以诗证史”一样，为后人杜诗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两种方法的相同处是都是建立在着重对“诗”“史”品质互通和汇流的基础上对杜诗“诗史”品格的发掘。其不同处则在一以“证史”为依归而一以“证诗”为目的；以史证诗，着眼自然还在文学形态的诗，其实对诗本事的关注很容易造成流弊，有牵强附会之嫌疑；而以诗证史着眼则在对史事的过分追寻和探究，以致把诗当成纯粹的生硬的材料而消解其新鲜的艺术个性。

三　以“忠义”解“杜诗”

苏轼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最大贡献是以“忠义”解读杜诗。虽然远在欧阳修即已经有以“忠义”解读杜诗的意思，这其实还是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发挥；但苏轼的过人处在他以诗人的个性品质来连通诗人作品的品格，所以其论多少有点“文(诗)如其人”的味道。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轼之以“忠义”解读、批评杜诗，实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自况，正如他晚年醉心于陶渊明的诗作而至不惜压低李杜一样，所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因此他对于“诗史”的批评，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至少他自认为自己的诗作实际上也具备杜诗中那种所谓“忠义之气”；而“忠义之气”的得到，在方法论上其实很简单，即继承骚雅传统。所以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

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不过宋人论杜诗而标“骚雅”，宋初王禹已经如此。王《自贺》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虽然多在自任，客观上却有标榜杜诗“风骚”之意。但把骚雅传统与“忠义”进行整合，骚雅其外、忠义其里，则不谓不自苏轼始；而这种整合，也反映了苏轼的诗美追求。他的《次子由祥相庆》诗更是宣称要继承屈骚和孔子作《春秋》的“有为而作”：“《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但与其说这是苏轼的诗歌美学追求，毋宁说是他的诗歌道德价值追求；或者说，是由诗歌的经验审美转向道德审美。

实际上苏轼以诗骚传统的继承进而以诗骚传统标示的“忠义”品格来批评杜诗，源于苏轼对作为“诗史”的杜诗诗作对诗骚传统的继承的认同；正因为有共同的品格．所以批评才可能找到更好的契合点。这也就是只有到以诗骚精神自任的苏轼才能发掘杜诗“诗史”的“忠义”品格的原因。

苏轼以宋人惯有的“通感”思维赋予杜诗“诗史”以实际上属于个人人格品性范畴的“忠义”品格，揭开了后人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的序幕。其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即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自是承苏轼之说；又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之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陈俊卿《巩溪诗话序》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李杜”条引云：“《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而同时诗话作者以“忠义”解诗者不一而足，如《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说“忠义之气，感然而发”、元刘履《风雅冀》卷十二“忧国伤时”等。至于袁枚《随园诗话》，则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卷十四)是在“忠君”之外，又发掘了杜诗“诗史”的“孝”、“悌”、“信”、“义”、“仁”等人伦道德价值。对杜诗“诗史”的这一发挥直到当代仍然不绝如缕；但当代人的发挥不仅仅在以上诸种人伦道德价值，而更多在其所谓“人民性”、“现实性”等阶级性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或者审美意蕴。

四　用事载人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是苏轼在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之外，又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然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路径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至审美习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书子美“自平”诗》中说：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官。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

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所有的载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

不管怎样，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示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于此可见其端。正因注重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当然，最重要的是对“理”的关注，并把“理”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中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虽是限于词论，但未尝不可移于诗论；王夫之更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过火，却是一针见血。

苏轼开“以学为诗”而“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如凤台王彦辅《诗话》：

第6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苏轼（公元1037－1101）：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赤壁赋》的作者，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家之一；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位列宋四家；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无论穷达，不忘兼济天下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一个年仅六周岁、刚刚进入乡校读书的童子，从老师那里窥见一首《庆历圣德诗》，过目即成诵，令老师啧啧称奇，更可奇者，是他向老师询问诗中所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迹。这些人都是当世的贤臣名士，老师以为不过是孩童的好奇心使然，便漫不经心地回他说：“童子何用知之？”不料这童子反问：“此天人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老师大惊，从此对这孩童刮目相看，着意栽培。

这个童子便是苏轼。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他生活的六十多年，正是北宋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的时段。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小人当政，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投身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为梁山上的英雄好汉。

不过在苏轼的童年时代，北宋的贫弱之象尚未显现，苏轼的故乡眉州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民生富庶，素有好学雄辩之风。他的祖父苏序虽不识字，却有着豁达的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叔父早早考中做官，父亲苏洵早年虽不甚读书，但天资聪颖，得了长子苏轼之后，发奋读书，终能文名大噪，与两个出色的儿子并称“三苏”，同登唐宋家之列。他的母亲出身世家望族，知书达理。苏洵赴京赶考、出门游历的时候，她在家中教育孩子。有一天，她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问：“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她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过人的天赋、良好的教育，以及日复一日的发奋努力，使苏轼很快具备了应试出仕的资质。

宋仁宗嘉元年（1056）秋天，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的陪同下赴京应试，兄弟二人均以优等得中。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考官欧阳修十分赏识，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不过这里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误会，苏轼这篇文章原本列于卷首，主考官欧阳修审核时，由于是匿名，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刻意改为第二。嘉二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岁的苏轼高中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中几乎名列榜首，从此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名扬天下。

此后，苏轼又应制科考试，二十五篇策论“霆轰风飞，震伏天下”，以致仁宗授官后回去对皇后说：“今天我给子孙选了两个太平宰相。”

初入仕途的十年，是苏轼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十年。这期间他曾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大理寺丞、殿中寺除直使馆等职。直到宋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变法。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做法，请求外调，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低回。

他先任杭州通判，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前后历七年。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何正臣等专从苏轼诗中寻章摘句，罗织罪证，以“指斥乘舆”“讪谤朝廷”罪将苏轼下狱。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历时四年，元丰七年（1084）又改贬汝州。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苏轼作为旧党，起用为登州太守，旋即被诏回朝，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连升三级，一时风光无限。但他对司马光等不问利害全盘废除新法的做法不能苟同，尖锐地提出反对意见。在朝四年，深为旧党腐朽官僚所忌恨。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人事矛盾加剧，苏轼早年政治斗争中多次横遭构陷，请求外放。元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元六年出知颍州，半年后又改知定州，“团团如磨牛”。

不过这还不是真正的人生谷底，元八年（1093），哲宗亲政，大肆改弦更张，再次起用新派进行变法。政治投机分子如章、吕惠卿、曾布、蔡京等人，以所谓新党面目出现，恣意报复元旧臣。苏轼本来屡受元旧党的疑忌和排挤，此时又被作为旧党要员加以打击，连连被贬，由惠州而琼州，直至海南荒蛮之地儋耳。

然而无论穷达显隐，苏轼从未忘记少年时即树立的兼济天下的志向。每到一处，他都深入下层，了解民情，征询疾苦，因法便民。对朝廷则直言正议，指陈得失。在杭州任上，他亲自检查湖州堤岸，巡视富阳、新城、于潜等县。知密州，他一入境便发现官吏隐瞒蝗旱灾情，请求朝廷减免赋税，组织百姓生产救灾，自己带头以杞菊为粮，自救度荒。知徐州遇黄河决堤，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冒雨抢修堤坝，鏖战七十余日，保住徐州。第二次外任杭州，他组织以工代赈，开浚西湖，建筑长堤，清除淤泥，植柳种荷，成就了闻名天下的西湖美景。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无怪乎林语堂总结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走遍人间，却依旧躬耕

人们喜欢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吏，而是因为他始终将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而又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充满火一样的热情。

在凤翔，遇天旱无雨，他为求雨而虔诚祈祷。在密州，他修造盖公堂，作《盖公堂记》，以医药比喻治国之道，提倡与民休息，为政宽仁。苏轼坎坷仕途的开端，始于反对王安石新法。反对新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是他看到了激进的新法对民生的危害。王安石身居相位推行新法时，三十二岁的苏轼任职史馆，官卑职小，却连上两次奏折，雄辩滔滔，直言无隐，告诫皇上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他高呼：“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他质问：“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他警告皇帝：“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在这洋洋万言的上书中，我们看到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传承，看到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激怒当权派，一再被罢黜、被贬谪的坎坷路途中，苏轼始终保有他的质朴与仁心。他看到佛寺中的祷告文句“咒诅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大叫荒唐，提笔改为“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不忘关心农民的食粮：“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他甚至亲自躬耕于田，津津乐道种稻之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他细细品尝自种的五谷的馨香：“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他感念农夫的教导：“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他已然化身为地地道道的农夫，他的关心不再有半点居高临下之意。

林语堂说苏轼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因为他一生都精力旺盛，他的气质，他的生活，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的温暖。

快意自适，一蓑烟雨任平生

屈原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坚持“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以“自沉汨罗”表达了他的忠诚与殷切；坡则于宦海沉浮中，在保持赤子之心的同时，借助庄子的智慧和自身的悟性，学会了自我开解。因此林语堂说：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这种个性影响了不少后世在中遭遇不测的人，他们很少选择像屈原一样决绝地离去，转而模仿坡，他们不可能像坡那样凭借绝世的才华在不同的境遇中都能淡定欣然，也多多少少在不幸和坎坷中学会了“转移视线”。

坡不能吉人天相逢凶化吉，却总能在荆棘丛中蹑迹披求绝处逢生。你看他的《记承天寺夜游》，看他的前后《赤壁赋》，包括那首人尽皆知的“大江东去”，他在有限中发现无限，在“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中解脱，在“清风明月”中把握住永恒。相反，在众人看似沉重的地方，他又能巧妙化解，将“宏大”化为“渺小”，他的案头和心头不乏这样的名句：

譬如《战国策》：“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

譬如前朝诗人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所以，他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需要指出的是，坡的自我开解是建立在勤恳务实为民请命的基础上的，不是清谈；坡的豁达自适是建立在数不清的诗文基础上的，是历经痛苦后的天才分泌，不是傻呵呵的所谓“乐天派”。简单地说，命运放逐了他，他最大的本领是“黄连树下弹琴”，他在一点一滴的政务工作和日常生活包括写作中，发现和创造了生活的意义。当别人长吁短叹感慨时运不济时，哪怕是最庸常的饮食中，他也能发现快乐。譬如以他名字命名的“东坡肉”――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再放上酱油。

他做鱼的方法亦为笔者所推崇和效仿：先选一条鲤鱼，清水洗净，抹上点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料酒。快熟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这样就没有了鱼腥气而有橘子的清香。

一个处江湖之远的诗人还心存魏阙，表明他志趣高尚，但成天心忧黎民而面容憔悴，不如在一粥一饭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这是坡给后人众多启示中很重要的一条。

林语堂说，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融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颇感兴趣。

至于饮酒，那更是生活的常态：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人家醉酒撒泼，他醒复醉回家时，家童沉沉睡去，敲门不应，这是连贾宝玉也要生气踹人的事，坡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连这样的生活细节也不放过：那就拄着拐杖听一会浩荡的江声吧。在绵绵不绝的江水声浪中，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第7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关键词：苏轼 黄州 诗歌 情志

情志是诗人思想与情感的有机结合，是构成并决定诗人诗歌风格的核心要素。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随后数年的贬居生活，对苏轼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贬居黄州期间，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和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贬谪心态共存，使他此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志特征和艺术风貌。本文拟从追求平和超脱的从容心态和抒发幽怨婉曲的自哀之情两个方面，分析苏轼诗歌创作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志特征的具体表现方式。

一

乌台诗案的政治遭遇和贬谪黄州的人生打击使苏轼意识到，在当时激烈的党争环境下，自己过往的性格、言行及处事方式很容易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因此他努力改变熙宁年间在诗文创作中动辄就直抒胸臆、议论时弊的轻率做法，努力追求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处事心态，一方面真的是为了修补自己性格中过于奔放外露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荣辱不惊的稳重与超脱。为此，他修习佛、道，调整心态，努力使自己做到超然物外、乐观旷达、平和从容。但是这种追求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

比如在作于元丰三年的《初到黄州》一诗中，苏轼曾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显然是要表现作者能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命运的不公和现实生活的艰难。但是“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一句，在貌似旷达的表象之下，实则涌动着强烈的不平之气，尤其是对自己遭遇贬谪的命运感到不公。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更是在貌似谦卑恭敬的表象之下透露着明显的抱怨之情。

元丰四年，苏轼又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此诗的心态已然比《初到黄州》显得更加平和。虽然“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一句还是显示出诗人对“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的遭遇无法真正完全释怀，但是已经不再有前诗那种掩抑不住的抱怨与不平。

标志着苏轼的心态真正变得平和超脱的诗作是作于元丰五年的《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一诗。在这首诗中，苏轼说：“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此诗已然展现出苏轼对自身遭遇的释然心态，从容超脱。可见苏轼对世事变迁、对人生起伏有一个心态逐渐淡然的转变过程。到元丰六年，苏轼再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一诗时，依然脱胎换骨，与乌台诗案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诗中说：“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此诗作于苏轼在得知朝廷人事变化以及自己有被重新任用的可能之后。这对被贬多年的苏轼来说，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像当年的李白那样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是用非常含蓄的语言和非常平和的心态娓娓道来。诗中所谓“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一句，只说自己习惯于田园隐居的生活并打算于此终老，不说此种艰辛的生活实属被朝臣排挤陷害的结果，同时还用极为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对朝廷气象一新、欲有新作为的欣喜。但这种欣喜是如此之淡然，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对自己可能重新被朝廷任用的好消息，他也只是在诗题中用“复出东门”及“暗香先返玉梅魂”的诗句加以巧妙暗示。全诗温雅含蓄，从容淡然，能够充分反映出苏轼对个人荣辱和人生起伏所具有的平和心态。

通过对这几首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态在谪黄之后确实有一个逐渐平和、渐趋超脱的过程。至于《定风波》“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醉白堂记》“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中所反映的旷达、超然与自适，落实到贬谪黄州期间的现实生活里，就是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自谓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则自喜渐不为人识”，其间的从容、超脱、旷达、淡泊，标志着乌台诗案及贬谪黄州后，苏轼新的人生境界已经逐渐形成。

二

虽然苏轼在谪黄期间努力追求平和超脱的从容心态，并逐渐达到旷达、淡泊的人生境界，但在此期间，在他的诗作中还存在着另一个苏轼，一个抒发幽怨婉曲、自哀自怜之情的苏轼。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郑景望在《蒙斋笔谈》中说：“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鞒出入阡陌，多携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子瞻在黄州与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这三则资料均反映出，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的内心深处有抑郁消沉的一面。表面上刻意的欢愉和热闹，只是他抑制或掩盖隐藏在心底的那种孤独、凄婉和愤懑的手段。

这种心态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在谪黄期间写下了《梅花二首》《定惠院海棠》《寒食雨二首》《和秦太虚梅花》等一系列感情细腻、深沉的诗作。通过这些诗作，苏轼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幽怨哀婉、自哀自怜的内在情感世界，这与他绝大多数诗歌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甚至嬉笑怒骂、雄快健爽的风格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梅花二首》中，诗人写道：“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沦落幽谷草棘之间的梅花，被狂风吹落，引起了苏轼的怜惜之情。因此他说：“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其实，这是苏轼借哀叹梅花被狂风摧残的命运诉说自己的命运。虽然诗尾有“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自我开解，但全诗中的幽怨之情早已浓重到无法通过这看似轻松的语句就能够化解的程度。苏轼一生咏梅诗词42首，但基本上都创作于乌台诗案之后，并且主要是创作于仕途坎坷之际。可见咏梅与他的人生际遇有极大的关系。在《定惠院海棠》中，苏轼又用“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自喻，发出“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的香草美人之叹。末句“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的感慨，又为海棠花和观花人共同预设了无可回避的悲剧结局，哀婉自怜之情溢于言表。在另一首著名的诗作《寒食雨》中，苏轼则更是以“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写诗人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力；用“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的凶险与困顿写自己遭遇乌台诗案后的贬谪生活；面对“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境况，诗人深感自己进退失据，仿佛飘荡于水云之间的孤舟，没有未来，也没有前进的方向。至于诗末“也拟哭穷途，死回吹不起”的哀叹，又是何等沉痛与绝望！在《和秦太虚梅花》一诗中，苏轼则更是悲痛地说：“东坡先生心已灰”“今年对花还草草”，甚至还在诗的结尾发出了“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的绝望之叹。

这些诗句，向我们展示了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真是百转千肠，欲哭无泪，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凄深哀婉，从这个角度看苏轼，就能理解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中向朋友悲叹“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的心态了。

三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风的复杂性，源于诗人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心态的复杂性。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贬谪黄州的艰苦生活使苏轼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在他看似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之下，掩藏着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贬谪心态。这说明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的人生打击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在他努力追求新的人生境界和精神面貌的过程中，从容、超脱、旷达、淡泊的心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幽怨婉曲、自哀自怜的贬谪心态也难以被完全纾解，并在诗歌创作中或明或暗地传递出来。

（本文为北京市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PHR201108315。）

参考文献：

[1]杨小燕.试论苏轼的人生态度[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8）.

[2]胡秋宏.试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J].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1）.

第8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关键词：欧苏手简；吉本；欧阳修

《欧苏手简》四卷，包括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尺牍各二卷，书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杰所作的序。此书国内不传，而在韩国、日本则有刊本多种。据我所知，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首先介绍了此书的存在，嗣后祝尚书先生撰《（欧苏手简>考》，对版本、编者和编刻时期加以考证。祝先生把序言作者杜仁杰认作此书的编者，通过对杜氏生平事迹的梳理，来推测此书编刻于元灭南宋之后。对于这四卷尺牍的内容，祝先生评价不高，认为其“所收为欧阳修、苏轼书信，单从内容论，无甚特别处，盖从欧、苏二集选录”。不过，他没有详说这“欧、苏二集”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集子。

祝先生所见的《欧苏手简》，乃日本天明元年（1781）刊本，而此书实有更早的正保二年（1645）刊本，藏在东京的内阁文库，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于第20辑影印了这个正保本。如果祝先生有条件拿正保本与天明本对比一下，就肯定不会作出以上的判断。天明本是按正保本重刊的，但在重刊时，将书中所收的欧、苏尺牍与通行的欧、苏别集认真比对了一番，并依据别集，将正保本的“错误”统统“校正”了。这样一来，天明本虽然留下了校记，但其正文内容却与欧、苏别集一致，确实“无甚特别处”了。可是，回过头来看正保本，却实有其特别之处，至少它保存着那些被天明本“校正”的“错误”，也就是它跟欧、苏别集的不同之处。下文我将考明，这些“错误”晗恰就是它的文献价值所在。

关于苏轼的传世尺牍，我曾发表过《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一文，其中对《欧苏手简》所收的两卷苏轼尺牍也有所考辨，兹将结论简叙于下，以为下文考辨欧阳修尺牍提供基础。

明刊东坡七集之《东坡续集》12卷，其卷四至卷七为“书简”，约800首。与现存其它有关资料比对，可知这是两份资料拼接而成的，以卷四第165首《谢吕龙图》为界，前一份资料与《永乐大典》卷11368“简”字下所抄《坡集·书简》近同，以受书人为序编集，这里简称为A；后一份资料则与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63至81“小简”基本相同，按尺牍写作时地为序排列。当然，《续集》在拼接时要删除两份资料中重复的作品，其操作方法是：优先录A，而从后一份资料中删去重复。这样，A的面貌显得相对完整。仔细考察A的受书人排列顺序，可以发现它与《欧苏手简》的两卷苏轼尺牍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关系，如：

A的开头部分为：李方叔——陈公密——徐仲车——吴秀才——彦正判官——毛泽民推官——陈辅之——司马温公——鲁直——陈传道。

《手简》卷三的开头部分为：司马温公——李方叔——程公密——徐仲车——毛泽民推官——陈辅之——黄鲁直——陈传道。

A的中间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朱行中——李之仪——冯祖仁——黄师是——广西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手简》卷四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李之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A的结束部分为：陈怀立——孙叔静——刘贡父——曾子宣——李公择——姜唐佐秀才——傅维岩秘校——林天和长官——张朝请——汉卿。

《手简》卷四的开头部分为：程怀立——刘贡父——曾子宣——姜唐佐秀才——罗岩秘校——林天和——张朝请。

从这三个部分来看，除了将“司马温公”提到首位外，《手简》的名单似乎是从A中选录出来的。若再仔细核对相同人物名下所收的尺牍，则可发现，A所录数量往往远多于《手简》，且《手简》所录者基本上以同样的先后顺序被包含在A中。所以，就以上重合部分来说，可以肯定《手简》是从A中选出的。但是，除了这三个重合的部分外，两者毕竟还有不相同的部分，而且A总共才收录41个受书人，而《手简》多至83人，其范围远广于A。那么，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我以为，这应当是残本与选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有一共同之祖本，A是其残本，而《手简》是其选本。A虽是残本，但所存部分犹为全貌，故能包含《手简》的相关内容；《手简》有取有舍，却是从全本中选出，故大量内容逸出A之外。《手简》有杜仁杰序言，表明其文本于金元之际已存在，由此推论，祖本很可能是宋本。

换句话说，曾经存在一个宋本的苏轼尺牍集，其全貌并未流传下来，只有一个残本，就是A；而《欧苏手简》的编者，却有机会获得这个完整的宋本，从中选出了两卷苏轼的尺牍。那么，如果我们由此确定《手简》的性质乃是选本，则另两卷欧阳修的尺牍，也不妨假设为编者从某个欧集选出。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个欧集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南宋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

周必大编欧集，最后的部分为《书简》十卷，以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与《欧苏手简》比对，可以发现《手简》所录欧公尺牍全部见于欧集《书简》，但排列顺序大不相同，详见表1。

除了顺序不同，和少量文字上的错讹（如《书简》“吴正献公”在《手简》中误为“吕正宪公”）外，两者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是标题（即对受书人的称谓）多不一致。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书简》卷十的末尾有一段编者的附言：“右《书简》十卷，命题以各人所至之官，故于称谓不必相应。”也就是说，周必大的编校班子，按照受书人的最高官职重新拟定了尺牍的标题，故与尺牍中原有的称谓多不一致。那么，《手简》中与《书简》不一致的标题，莫非是这些作品未经周氏等处理之前的更原始的标题？除非我们断定这些不一致的标题是《手简》编者捉空而造，否则只能如此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尺牍内容上的差异，主要有三处：

第一，《书简》卷四《与吴给事（名中复）》共3首，在《手简》中被分在三人名下。第一首即《手简》卷二《与仲大傅》，“大傅”应是“太博”之讹（《手简》的目录就作“仲太博”），但“仲太博”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书简》本文的末尾有“某再拜仲庶太博执事”一句，这“仲庶”是吴中复的字，所谓“仲太博”也许是误读此句而来。第二首即《手简》卷一《与吴谏院》，“谏院”与“给事”的称谓差异，应是周必大等人处理的结果，鉴于文末有“某顿首谏院舍人执事”一句，可以相信“谏院”的称谓是更原始的，现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也收录了此文，标题亦作《与吴谏院帖》。第三首即《手简》卷一《与吴龙图》，看起来这也是称谓问题，《手简》的编者尚未判定“吴龙图”即吴中复。这个情形让我们仿佛窥见周必大等人的编校工作之一斑，反过来也说明，《手简》反映出了未经周氏班子处理之前的欧公尺牍之面貌。

第二，《手简》卷二有《与苏监丞》1首、《与苏主簿》3首相连，而《书简》卷七也有《与苏编礼（洵，字明允）》5首、《与费县苏殿丞》2首相连，两者的关系很明显：“监丞”可能是“殿丞”之讹，“主簿”与“编礼”是对苏洵的不同称谓而已。但是，《手简》中《与苏主簿》3首的第二首，在《书简》中被编为《与费县苏殿丞》的第二首，受书人不同了。这一首尺牍究竟是写给谁的，现在还难以判明。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手简》知道，《书简》列在某人名下的尺牍，有些是编者判断的结果，不是本来如此。

第三，《手简》卷二有《与苏子容》4首，其第一、二首在《书简》卷二《与苏丞相》中，这只是对苏颂的不同称谓问题；但其第三、四首，则在《书简》卷五《与刘侍读》中，而且题下皆有小字注：“此帖，绵、吉本误作《与苏子容》。”这两条校记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周必大之前流行的所谓绵、吉本欧集，也已经包含尺牍，而且与《手简》一样，把这两篇写给刘敞的尺牍“误作《与苏子容》”。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手简》的“误”乃是承绵、吉本而来。进一步还可以猜想：《手简》反映出来的所有比《书简》显得更原始的面貌，其来源就在于绵、吉本，或者类似的早于周必大编校本的欧集。

换一个角度来表述以上考订结果，就是《手简》的编者从某个早于周必大编校本的宋本欧集（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选出了两卷欧公尺牍，与他从宋本东坡尺牍集选出苏轼尺牍的情形正好相同。由于上述《手简》与周必大本《书简》的差异或“错误”，在《手简》的天明重刊本中被“校正”，致使祝尚书先生未能看到《手简》内容的“特别处”，但正保本却保存了这些“特别处”，而且这些“特别处”恰恰可与周必大等人留下的校记互相印证。

第9篇：关于苏轼的资料范文

摘要：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整理关注较少。对于此词的结句，因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目前，《苏词接受史研究》虽有对此问题进行考辨，但并未十分深入。因此，有必要从词的结句的文本着手，追溯异文的源流，同时考察词集的版本、参考其他的文献资料。并且将词的创作地点、词的语意、语境等方面纳入其中，加以综合分析，以文史互证之法进行讨论，以期对《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究竟是“寂寞沙洲冷”抑或是“枫落吴江冷”的问题有所深入。

关键词 ：卜算子 寂寞沙洲冷 主旨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问题缘起

笔者在阅读《苏轼词编年校注》的过程中，发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下注“‘寂寞沙洲冷’，原作‘枫落吴江冷’，据傅本改”。此词末句由于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苏轼词编年校注》以明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三卷为底本。而南宋人傅斡《注坡词》中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明末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此外今人整理本多是以各自所据版本为依据，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并未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而关于此词末句文本问题，仲冬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苏词接受史研究》中对此做出分析，认为“枫落”句神韵超然，但不如“寂寞”句浑成。文中引用《词苑萃编》所载宋人陈鹄《耆旧续文》中的观点：“余倾于郑公实处，见东坡真迹书卜算子词。断句乃云‘寂寞沙汀冷’。刊本做‘枫落吴江冷’，词义全不相属也。”作者认为词义全不相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黄州属楚江，与“吴江”无涉，二是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无需特别提出一种树木，并且枫树与鸿雁并无任何之关系。其中，只是从词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并没有展开。

目前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关注较少。《苏词接受史研究》虽对此进行考辨，但并未深入，本文试从文本人手、以文史互证之法对此问题再作探讨。

二、关于“枫落吴江冷”

“寂寞沙洲冷”，宋以前无记载，其出现应在宋代。而“枫落吴江冷”则是唐代崔信明的诗句，且为人称道，崔信明也仅因此名句而为人知。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列传《郑世翼传》中记载：“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日：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日：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其中明确记载“枫落吴江冷”为崔信明诗句，并且在世翼看来，崔信明的其他诗作与此句差距甚大，不能相提并论。

宋《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中《崔李诗语同意异》载：“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枫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语同而意异。”可见吴曾对崔信明此句较为称许，已可与李白诗句相提并论。

宋《北山诗话》：“谢宣城云‘澄江静如练’，康乐‘云池塘生春草’，吴武陵云‘枫落吴江冷’，薛元衡云‘空梁落燕泥’，此皆名世之语。方知古人不难到，但勉之而已。”此记载中将“枫落吴江冷”的作者记为吴氏，显然失考。

“枫落吴江冷”为唐崔信明的名句，为当时人所熟知、称赞，但是随着时展，到了宋代，世人对此句虽肯定，但对此句的作者，出处的记载已出现混淆，不十分准确。

三、异文辨析

笔者以为与“枫落吴江冷”句相比，“寂寞沙洲冷”为苏词原句的可能性更大，主要依据有以下方面：

（一）从版本角度看

北宋时期，词集多为单行本，不与诗文集合刊。苏轼词集也为单行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东坡词》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轼词》一卷。现存较早的按调编次的苏轼词集是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由南宋曾慥辑的《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现存最早的笺注体苏词为傅斡《注坡词》十二卷，傅斡在词序中说在编纂过程中，他曾进行过辨伪与辑佚。元延祐七年庚申(1320)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刊刻《东坡乐府》二卷，是今存东坡词集的最早刻本，即元本。

可知，傅本与曾本是现今苏轼词集流传较早的版本。关于傅本与曾本的产生年代，据刘尚荣先生考证，傅本的“刊行时间当早于曾慥辑《东坡长短句》。因此，《注坡词》才是今知最早的苏轼词集，也是最早的苏词注本”。且“傅本与曾本、元本调名先后次序虽有不同，同调之内各首词的排比顺序则基本一样。特别是傅本误收苏辙词一首，黄庭坚词一首，又有他集互见待考者若干首，均被曾本、元本承袭照录。这都可以反证以上三个本子有某种源流关系”。元本显然比傅本、曾本晚出，并且以两本为校正参照。因此今所传苏轼词集版本的母本不外乎有两种：傅斡的《注坡词》和曾慥的《东坡长短句》。

今所传傅斡的《注坡词》已由刘尚荣校证，整理为《傅干注坡词》。傅斡本此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校勘记载“吴讷抄本、《二妙集》本、茅维《苏集》本、《东坡外集》均无词题”。可知，傅斡在为苏词作注时，《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异文已出现。傅本虽倾向于“寂寞沙洲冷”，但并没有彻底否定“枫落吴江冷”，以注标明。并且，此词或无词题，但题下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是与词文同在的。

曾憷的《东坡长短句》赖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以传，而其又分为天一阁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和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两者结句均为“枫落吴江冷”。但宋·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余顷於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蹟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其中的《补注东坡长短句》所进行补注的本子应该就是曾慥的《东坡长短句》，即曾本。此段文字以作者亲眼所见的东坡亲书为证，将曾本中此词的末句“枫落吴江冷”予以反驳，认为《卜算子》末句应为“寂寞沙汀冷”（“汀”当为“洲”之误）。

可见，从版本流传来看，虽无直接证据，但对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末句来说，“寂寞沙洲冷”的可能性大于“枫落吴江冷”。

（二）文献资料方面

1.《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六载《跋东坡乐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惊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交往甚密，二人时常集会，酬唱赠答多达百余篇。苏轼对其的品德和文学成就都给予极高评价。黄庭坚对苏轼这首词评价极高，其中所载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词文是可信的。从中可以推断此词的尾句为“寂寞沙洲冷”。

除此之外，南宋著名诗人、书法名家王之望（1102-1170）《跋鲁直书东坡（卜算子）词》：“东坡此词出《高唐》《洛神》《登徒》诸赋之右，以出三界人，游戏三界中，故其笔力蕴藉，超脱如此。山谷屡书之，且谓非食烟火语，可谓妙于立言矣。盖东坡词如《国风》，山谷跋如小序，字画之公，亦不足言也。”王之望见黄庭坚所书的东坡词，为之作跋，其中所提的《卜算子》词，当是被黄鲁直评为不食人间烟火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从记载中可知黄鲁直对苏轼的这首词欣赏不已，所以屡屡书之。作为苏轼的弟子、好友，黄庭坚与苏轼有较多的直接交往，并且他对这首《卜算子》很是赞赏。因此，他所书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更为接近苏轼原作。

2．《古今词统》卷四载苏轼《孤鸿》：“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下注云“末句作‘枫落吴江冷’者非”@。卓人月十分肯定地认为《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应为“寂寞沙洲冷”，但让其做出判断的依据并没有记载流传下来。《四库全书考证》在考证苏轼的孤雁词《卜算子》时，依据卓人月《词选》判断刊本“寂寞沙洲”讹为“枫落吴江”。

（三）此词所作地点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调下有相当于题序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点明了词所作的地点，即黄州。

在黄州曾居住达七年的张耒（1054-1114），在《杂言》中说：“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苏轼在黄州的贬谪期为元丰三年(1080)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这时的黄州地理环境应与张耒所说接近。苏轼寓居定慧院时期，黄州四处环水，并且小块被水包围的陆地应是较为常见的。甚至黄州的今址，水资源也比较丰富，河湖港汉交错，河流、大小湖泊约20个。而鸿雁“常栖息于旷野、河川、湖泊、沼泽，特别是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有时也活动在山区、平原和海湾等处。性好结群，虽在繁殖季节，亦见数只结群觅食在江河、湖泊中”。并且“它们大多数于夜间觅食，白天在水中或岸边休息和游荡。傍晚飞至觅食场，晨曦复返江河、湖泊中”。可知，鸿雁喜欢在水边或者沙滩上栖息，从黄州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讲，水源丰富，有河流、湖泊和湿地，它具备鸿雁、鸥鹭等鸟类栖居生活的自然条件。

因此苏轼寓居黄州时期，黄州的地理环境事实是完全可以向苏轼提供了这种词中意象的。反之，“寂寞沙洲冷”中的“沙洲”也与当时黄州的自然环境相契合。

“枫落吴江冷”中涉及到的“吴江”，其河流即今江苏南部、上海市境太湖尾阊吴淞江。宋时的吴江县也在今江苏省境内。它与苏轼寓居的黄州相隔甚远。在词中，上片写缺月、疏桐、漏壶、幽人、孤鸿，这些都是眼前之景。下片“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并没有展现回忆过去或展望未来等跳跃性思维，所呈现的词境转换也较为和缓，并没有很大的跨度。此词结尾句应该以黄州之景或是定慧院附近之景结尾，而不会突然出现距离黄州定惠院较远的吴江。因此，“寂寞沙洲冷”与词的创作地点黄州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枫落吴江冷”句则与之不对应。

（四）“拣尽寒枝不肯栖”语意方面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三十九载：“‘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楱宿树枝，唯在田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泳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泳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有人认为鸿雁不栖于木，“拣尽寒枝”是与其习性相悖的，是存在语病的，胡仔则认为文章妙处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针对“拣尽寒枝不肯栖”为语病的问题，《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认为正因为鸿雁的不栖于木，所以才会“拣尽寒枝不肯栖”，这恰是符合情理的。

其实，如果结尾句是“寂寞沙洲冷”，这种质疑“拣尽寒枝不肯栖”是否有语病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寂寞沙洲冷”强调的是沙洲。从鸿雁的习性来说，它确实不栖宿在树上，但却经常出现在河流、湖泊及其附近的沙滩之上，也就是诗中的“沙洲”。不肯栖宿于树枝，宁肯停留在寂寞寒冷的沙洲之上，这是符合鸿雁的习性，符合诗人的表达逻辑的。

相对来说，“枫落吴江冷”则有诸多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说，鸿雁不栖于木。而以“枫落吴江冷”为结，则又是回归到了鸿雁栖于枫树的事实，与前文造成矛盾。其次，既然鸿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又与之有何关系？鸿雁又何必去担心“枫落”之后的“吴江冷”呢？此外，下片中“拣尽寒枝不肯栖”，主语是惊鸿，“寂寞沙洲冷”承接上文，续写感受。而如果下句是“枫落吴江冷”，则主语已不自觉地转换，意思与前文不符。

因此，无论是从词意来说，还是从词中所描写的鸿雁习性角度来说，“枫落吴江冷”不如“寂寞沙洲冷”与其相符。

四、《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旨

关于这首词的主旨问题，历来有多种看法，在邹同庆、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已将其进行了归纳。为叙述方便，笔者略加陈述：

一种是认为这是苏轼为一位女子所写。《能改斋漫录》记此词是为王氏女子所作。“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此外，《东园丛说》《野客丛书》也有类似说法，分别认为是为邻家豪右之女、温都监女所作。

一种认为这是刺时之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载：“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俞文豹《吹剑录》中也逐句阐释了词中的影射之意，认为这是刺时之作。

一种认为此词所写的是苏轼在黄州的寂寞。如《蓼园词选》中载“按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赌棋山庄词话》卷二：“咏物词虽不可作也，别有寄托如东坡之《泳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泳蟋蟀》，斯最善矣。”

关于此词的主旨，今人多认为是抒发了作者漂泊之感，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内心孤独寂寞的展现。笔者拟从文学创作意象这一角度对此词的词旨进行分析。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最突出的物象就是孤鸿，有的词选甚至直接将此词题目直接改作《泳雁词》。而鸿的意象在苏轼诗词中多次出现，详情见下表：

理查兹认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意象的功用在于它是感觉的“遗存”与“重现”，是特殊心理情景中诗人的特殊感受的呈现。在苏轼的作品中“鸿”这一意象随着苏轼的际遇、情感有着一个演变过程，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倾注的感情也逐渐加深。在《与子由游寒溪西山》诗中，苏轼用没有长期栖息地的鸿雁自比，将谪居黄州时期自己的漂泊之感展露无遗。之后，这鸿雁逐渐变成了孤鸿。在这年秋天，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苏轼独自往来，成为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创作背景。他用性喜群居但却离群的孤鸿来表现内心的孤独理所当然。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俭》中作者写在平山堂上烟雨朦胧，埋没了孤鸿。当时苏轼已被贬黄州达三年之久。虽无明确指出，这“孤鸿”中已有苏轼的影子与情感。苏轼在《与杜几先》中提及“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屦，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可知，词中的平山堂对于苏轼来说，也曾是他想起身世、际遇甚至生死的地点。“孤鸿”应是承载着苏轼这种特殊情感的。

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苏轼再次明确将自身与孤鸿同比。在元祐六年(1091)苏轼初知杭州，三月被召人京，八月再次遭受洛党攻击，出知颍州。《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中苏轼再次关注到了孤鸿这一物象。此时，苏轼被贬官在惠州。“孤鸿方避弋”援引“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的典故，用孤鸿远飞以避免猎人的捕捉来展现自身躲避祸患的想法。

“一个‘意象’可以被一词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给人以深刻印象，经常可见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转变成其后期作品中的象征。”在苏轼的作品中，从鸿雁到“孤鸿”被多次重复，一直在与苏轼的人生际遇转变相连，是伴随着苏轼命运起伏而存在的，是苏轼对自身前途思考忧虑的产物。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正是“孤鸿”内含被升华的一个起点，作者用“孤鸿”这一物象来比喻当时自己的处境，表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孤独、寂寞以及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