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精选(九篇)

第1篇：泾原兵变范文

作者简介： 付先召（1977），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河南商丘师范学院讲师。

关键词： 唐后期；颍州；方镇

摘要： 唐代后期，颍州先后隶河南、陈郑、淮西、泽潞、泾原、永平、宣武、义成诸方镇。颍州隶属如此多变，因其地处战略交通要冲，为唐朝廷和方镇瞩目并争相控制。颍州位于淮颍（蔡）漕运线，而淮颍漕运是汴河漕运的主要补充。朝廷通过调整颍州的隶属，既能保证财物的南北调运，又能遏制宣武悍镇，确保中原方镇的相对稳定，并对时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均起了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4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6070706

Change of Yingzhou Subjection and Its Effect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Later Period of Tang Dynasty

FU Xianzhao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 later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Yingzhou; Fangzhen

Abstra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Yingzhou belonged to Henan, Chenzhen, Huaixi, Zelu, Jingyuan, Yongping, Xuanwu, Yicheng and so on. Yingzhou’s subjection is so active because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lace in traffic, focus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Tang court and Fangzhen. Yingzhou was located in transport line of Huaicao stream, which wa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Bian River. An that time, through adjusting Yingzhou’s subjection, the Tang court could not only guarantee property was allocated, but also hold back military governorship, thus ensuring relative stabil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that time.

第6期付先召： 唐朝后期颍州隶属变动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唐安史之乱后，凡平乱中立大功的将帅，皆任节度使，凡要冲之处，皆置方镇。方镇存续不稳，辖区变化不定，为当时方镇的显著特点。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先后隶数方镇，后长期交替隶宣武和义成两方镇。颍州为何被朝廷和地方节度使如此重视，应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过研究。王寿南［1］和张国刚［2］对藩镇进行过宏观综合性研究，赖青寿［3］和艾冲［4］对方镇的建置与沿革进行过探讨。陶卫宁［5］对泾原节度和泽潞节度“遥领”颍州进行过分析，认为遥领目的是为保证军费来源。王力平［6］对唐后期贯穿颍州的淮颍（蔡）水路进行考察，认为其为唐后期具有临时性、替代性特点的漕运通道。周宝珠、［7］王力平、［8］于式平、［9］程遂营［10］等对颍州所隶属的宣武镇进行探究，分析了宣武镇在当时的作用和骄横难制的现象。学界对相关问题探讨颇多，但对颍州为何隶属诸方镇的情况尚未有专门论述。本文考辨颍州隶属各方镇情况，分析颍州备受关注的原因，探究颍州在唐朝廷控制中原方镇时所起的作用。

一、颍州所属方镇之考证

自天宝十五载（756），朝廷为平叛安史祸乱，内地遍设方镇。颍州先后隶河南节度使、汴州都防御使、陈郑、淮南西道、泽潞、泾原、永平、宣武、义成军、宣义军等节度使。

1．至德元年（756）至二年（757）隶河南节度使。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朝廷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领郡十三：陈留、睢阳、灵昌、淮阳、汝阴（颍州）、谯、济阴、濮阳、淄川、琅邪、彭城、临淮、东海。［12］1800《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三・肃宗》至德元载（756）正月条同。

2．乾元元年（758）隶汴州都防御使，寻隶淮南西道节度使。

乾元元年（758），废河南节度使，置汴州都防御使，领州十三如故。［12］1800是年，为增强平叛安史乱军的力量，任鲁炅为淮西、襄阳节度使。［11］253淮南西道节度徙治郑州，增领“陈、亳、颍三州”［12］1801。鲁炅兼郑州刺史，充“郑、陈、颍、亳等州节度使”［11］3363。

3．乾元二年（759）至上元元年（760）隶郑陈节度使。

乾元二年（759），“置郑陈节度使，领郑、陈、亳、颍四州。”［12］1802是年四月，以鸿胪卿李抱玉为“郑、陈、颍、亳节度使”［13］7075。《旧唐书・李抱玉传》同。为适应战局形势变化，颍州由淮西转隶郑陈节度。

4．上元二年（761）至上元三年（762）隶淮南西道节度使。

上元二年（761），郑陈所辖为叛军所占，遂废郑陈节度，以“郑、陈、亳、颍四州隶淮西”［12］1803。上元三年（762），以来任“安州刺史，充淮西……节度观察，兼河南陈、豫、许、郑、汴、曹、宋、颍、泗十五州节度观察使。”［11］3366

5．宝应元年（762）至大历三年（768）隶河南节度使。

宝应元年（762年），平定叛乱形势好转，逐步收复河南失地，遂复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领汴、颍等八州。［12］1804

6．大历四年（769）隶泽潞节度，大历五年（770）至大历十三年（778）隶泾原节度使。

大历四年（769），河南节度暂割颍州隶泽潞节度。［12］1806次年四月，泾原节度使马屡诉本镇荒残，表求郑、颍二州以供军，遂诏以兼“郑颍节度使”［13］7214。《全唐文》载：“马……领北庭行军使、泾州刺史，节制泾原，以郑颍二州隶之。”［14］4279《新唐书》卷《方镇一》泾原条载同。

《旧唐书》载，大历十一年（776），拜泾原节度留后段秀实“泾州刺史、泾原郑颍节度使”［11］3586。《资治通鉴》载，大历十二年九月，以“泾原、郑颍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13］7247。两书所载段秀实出任泾原郑颍节度使的时间有异。盖段秀实大历十一年出任副使，十二年为节度使。

7．大历十四年（779）至建中元年（780）隶永平军节度使。

大历十四年（779），永平节度“增领汴、颍二州”［12］1808。建中二年（781）正月，永平领“汴、宋、滑、亳、陈、颍、泗七州，丙子，分宋、亳、颍别为节度使”［13］卷二二六7295。永平节度割出宋、亳、颍三州别置方镇，实为加强该地区力量，以防临近强藩生变。

8．建中二年（781）至元和六年（811）隶宣武军节度使。

建中二年（781），“置宋、亳、颍节度使，治宋州，寻号宣武军节度使。”［12］1809加刘洽“兼御史中丞、亳颍节度等使”［11］3931。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以兵部尚书董晋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亳颍观察使”［11］384。

贞元十五年（799）二月乙酉，陆长源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度支营田、汴宋亳颍观察等使”［11］389。是年，朝廷又以韩弘充“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亳汴颍观察等使”［11］4134。《全唐文》卷五九“加韩弘中书令制”［14］635载同。

9．元和七年（812）至元和十三年（818）隶义成军节度使。

元和七年（812）八月，以薛平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11］443元和十四年三月，以义成军节度使薛平为青州刺史，充平卢节度使。”［11］466《全唐文》除薛平郑滑节度使制载：“右卫将军薛平，可检校……郑滑颍等州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14］6719。 自元和七年至十三年，薛平节制义成军，遥领颍州。

10．元和十四年（819）至长庆元年（821）隶宣武节度使。

元和十四年（819）八月，制“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汴州刺史、韩弘可守司徒、兼中书令。癸丑，以吏部尚书张弘靖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11］469。

11．长庆二年（822）至大和八年（834）隶义成军节度使。

长庆二年（822）七月，汴州军乱，逐节度使李愿，义成军节度使“复领颍州”［12］1817。以郑滑节度使韩充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汴宋亳颍观察等使” ［11］499。八月，以兖海沂密节度使曹华为“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等州观察等使”［11］499。

宝历元年（825）闰七月，以李听为义成军节度使。《全唐文》载：“宝历元祀，（李听）改拜义成军节度使，郑、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兼滑州刺史”［14］6287。

12．大和九年（835）至大中十年（856）隶宣武节度使。

大和九年（835）五月，王智兴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11］4140。《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下》同［11］559。

开成元年（836）六月，李绅任“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11］4499。

大中初，卢钧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亳颍观察等使”［11］4592。大中九年（855）二月，裴休任“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使、汴宋亳颍观察处置等使”。十一月，以河南尹刘任“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处置等使”［11］634。十一年五月，刘转任“河东节度使”［11］4607。刘节制宣武期间，领颍州。

13．大中十一年（857）至光启元年（885）隶义成军节度使。

大中十一年（857）八月，郑涯任“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亳观察等使”［11］639。大中十三年十月，毕诚为“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亳观察等使”［11］650。可知，大中十一年，颍州不再隶宣武节度使。《旧唐书・李福传》载：“大中时，检校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使。”［11］4487可推知，迟至大中十一年，颍州隶义成军节度使。

咸通元年（860），“颍州大水”［12］935。二年二月，郑滑节度使李福奏：“属郡颍州去年夏大雨，……乞蠲租赋。”八月，以中书舍人卫洙“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处置等使”［11］651。六年九月，以吏部侍郎萧仿任“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等使”［11］659。十三年六月，义成军节度使杜奏：“当管颍州僧道百姓举留刺史宗回……。”［11］680颍州仍属义成节度。

乾符三年（876）九月，以太府卿李峄任“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处置等使”［11］697。中和二年（882）正月，以王铎充“诸道行营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13］8262。中和四年十月，诏“徙铎为义昌节度使”［13］卷二五六 8314。《全唐文》载：“诸道行营都统指挥……权知义成军节度、郑滑颍州观察处置等使……王铎，可检校司徒……守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使、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14］904。王铎节制义成期间，领颍州。

14．光启二年（886）至天四年（907）隶宣义军节度使。

光启二年（886），朱全忠为避其父之讳，请改义成军节度使为宣义军节度使。［12］1826天复三年（903）二月己卯，制“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义……等军节度使……郑、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朱全忠可守太尉、中书令、充诸道兵马副元帅。”天四年（907）唐灭亡，颍州当仍隶宣义军节度使。

由上可知，颍州隶属方镇情况有如下特点：

首先，纵向观之，天宝十五载（755）至广德元年（763）安史叛乱期间，因平叛需要，颍州隶属变化较频繁，所隶属方镇较多，但时间大多不长，约一年左右，曾隶河南、淮西、郑陈等节度使和汴州都防御使。大历年间，因军事供给需要，颍州隶泽潞和泾原节度，其中隶泾原节度长达八年。建中二年（781）至光启元年（885），中原方镇相对稳定，颍州主要交替隶宣武节度使和义成节度使，其中隶宣武53年，隶义成46年。光启二年至唐末，颍州主要隶宣义军节度使，长达21年。

其次，横向来看，颍州隶河南节度使、汴州都防御使、陈郑节度使、淮南西道节度使、永平军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期间，各节度使所辖诸州地里相接，形成连在一起的管辖范围。隶泽潞节度使、泾原节度使和义成节度使（宣义节度使）时，颍州与其它各州并不接壤，节帅对其形成空间上的遥领。如泽潞、泾原节度治所及其它各州在黄河以北；义成节度治所和郑、滑两州与颍州之间隔有许、陈、蔡等州，地理上亦不相连接。为何形成上述特点，将在下节进行分析。

二、颍州隶属变化原因分析

颍州所隶属方镇较多，长期交替隶属宣武和义成两方镇，又有被遥领的情况，表明颍州应较为重要。试从以下两方面分析颍州备受重视的原因：

首先，颍州居财物调运的要冲。

唐武德四年（621），讨平王世充，于汝阴县西北十里置信州。武德六年（623），改为颍州。天宝元年（742），改为汝阴郡。乾元元年（758），复为颍州，［11］卷三八1439管汝阴、沈丘、颍上、下蔡四县［15］4670。唐代颍州北与亳州（今安徽亳州市），西北与陈州（今河南淮阳），西与蔡州（今河南汝南），南与光州（今河南潢川），东与寿州（今安徽寿县）交界。境内有淮水、颍水、汝水流经。清人顾祖禹言：“颍州东蔽濠、寿，西出陈、许，不特可以固淮服之藩篱，实恃以通中原之声气。且川泽流通，田亩沃衍，耕屯于此，兵食可以交足也”。［16］1057

颍州境内有便利的水路交通。颍水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全镜，是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源出河南登封县界的少室山，呈东南流向，经项城（今河南省沈丘）、颍州，在颍口（今安徽省寿县西）汇入淮河［17］189190。颍水在项城与蔡水蔡水，即古沙水，隋唐时期，蔡水的上游又叫“琵琶沟水”，可与汴河（即通济渠汴河以东段）贯通，经汴州尉氏县（今河南尉氏）、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在项城与颍水交会，然后与颍水一起在颍口入淮。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汴州条，中华书局，1982年。交会，向北流经陈州（今河南省淮阳）、汴州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可与汴河（即通济渠汴河以东段）贯通［17］177。颍、蔡二水流经汴、宋、陈、蔡，宛如一条纽带，将汴河水系与淮河水系便捷地沟通起来。［6］

颍州为唐代中原地区除汴、宋外，又一居交通要冲的重镇。唐安史之乱前，沟通南北的主要是通济渠，又称汴河。汴河自开封西南约二里许与古汴水分而偏向东南流，经陈留、宋州、永城、宿县、灵璧、泗县，至盱眙对岸入淮。谭其骧、史念海等先生对唐代通济渠均有论述。安史乱后，因方镇祸乱，汴河常无法通行。颍州境内的颍水，上接陈州境内的蔡水，最后入汴水抵东都一线，即颍、蔡漕运就成为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试举几例：

大历十一年（776）八月丙寅，因李灵耀据汴州叛，汴河受阻。朝廷命李勉署、李“兼亳州防御使，练达军事，兵备甚肃；又开陈、颍运路，以通漕挽”［11］3655。开颍、蔡运河一线，确保江南财物能运抵京师。

唐建中二年（781），杜佑改凿漕运路线，沟通颍水与蔡河。时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四镇联合抗唐，为求节帅世袭。朝廷诏兵征讨，各路军马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运瘫痪，京师惊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疏通鸡鸣冈，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沿河而下，由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12］ 1369。

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朝廷置负责淮颍水运的机构，以确保南粮北运。“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四千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茭一千五百万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11］458。

综上，拥有颍州便掌控输江南财赋入京师的另一通道。如前引，大历五年（770）四月，泾原节度使马屡诉本镇荒残，军心动摇，朝廷甚为担忧，遂诏“遥管郑、颍二州，以赡泾原军，段秀实为留后，二州甚理。”［11］3586赖青寿认为，泾原节度遥领郑、颍二州，是为了获取两州租税，来弥补军费不足。［3］120陶卫宁亦认为，泾原节度郑、颍州的遥领，是一种单向的经济协助关系。［5］218我认为此举是为获取二州财赋，若仅为财物计，何不增领所邻之州，却舍近求远呢？朝廷的意图应有通过淮（蔡）入汴水一线，确保江南财赋输入京师，控制运输通道方是遥领的深层用意。

其次，调整颍州隶属，实现对中原悍镇的遏制。

安史之乱始，河南道成为叛镇和朝廷争相控制之处，朝廷于该地置数方镇以御敌。平乱中，立功方镇又变得骄横难驭，如淄青平卢、宣武、淮西等。陈寅恪认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18］20朝廷之所以要依赖南方经济，一方面是北方各地多为藩镇所据，另一方面是因北边驻屯的重兵，已就近使用当地的租税。［19］45控制沟通南北运输线为朝廷当务之急。

宣武设立初衷是为遏制新兴的悍镇。张国刚认为，宣武、义成属“中原遏制型”方镇。［2］81大历末年，河南、河北诸藩镇皆拥兵自重。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后有淄、青、郓十五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等七州之地。李宝臣有恒、易等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等六州之地。他们相互结援，对朝廷构成巨大威胁。建中二年（781），德宗命扩大汴州城，就是为讨伐李正己等做准备。时汴州为永平军节度使治所，永平军领汴、宋、滑、亳、陈、泗、颍七州。朝廷为加强该地区的力量，从永平军中分出宋、亳、颍三州，另立宋亳颍节度使，以达牵制淄青之目的。

贞元元年（785），宣武军徙治汴州，领汴、宋、亳、颍四州，其境内辖有汴河与淮颍（蔡）两条连通南北的漕运通道。于式平认为，宣武节度是保证江南财赋运送京都的经济咽喉，又是屏障东都的军事重镇。［9］26宣武地位举足轻重，能震慑邻边强藩。如刘玄佐在宣武，淄青“（李）纳甚惮之”［12］6000。韩弘在宣武也是“镇定一方，居强寇之间，威望甚著”［13］卷二三九 7718，吴少诚、李师古“皆惮之”［13］卷二三六 7609。程遂营认为，宣武韩弘防遏东藩，在维护朝廷权威上起重要作用。［10］140周宝珠认为与其雄厚的兵力和汴河漕运有关。［7］65笔者认为，宣武拥有居颍、蔡漕运要冲的颍州也较为关键。

宣武重镇亦为朝廷控遏的主要对象。宣武实力不断增强，终成腹心之忧。据王寿南［1］和张国刚［2］统计，唐代后期宣武军节度出现八次军乱。控扼汴河、颍蔡漕运的宣武重镇，是关乎朝廷安危的要素。王力平认为，漕运对宣武治乱有深刻的影响。［8］73宣武军发生兵乱或威胁朝廷时，朝廷会割颍州隶义成军节度；若宣武相对稳定，又需宣武重镇遏制其它悍镇时，将会复领颍州。为何颍州割隶义成节度便能节制宣武重镇？

义成节度所领郑、滑、颍三州。滑州是“用武地，东有淄青，北有魏博”［12］4824，为通往永济渠的必经之处；颍州为通淮入江南的要冲。义成节度增领颍州，即可贯通南北，也能屏障东都。朝廷若控制该水路要道，既能确保京师财赋供给，又能牵制宣武重镇。建中二年后，颍州交替隶属宣武和义成两镇，便是朝廷控制宣武重镇的重要举措。试举几例：

贞元十五年（799），汴州军乱，杀节帅陆长源等人。朝廷以韩弘充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亳汴颍观察等使。后因韩弘长期任宣武节度使（799―819），朝廷担忧其形成割据势力，故元和七年（812），割颍州隶义成军节度。增强义成节度，牵制宣武镇，亦能遏制拥有十二州之地且已威胁朝廷的平卢李师道。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卢节度一分为郓、曹、濮；淄、青、齐、登、莱；兖、海、沂、密三道。平卢节度威胁解除后，宣武韩弘又坚辞节帅，颍州方复隶宣武节度。

长庆二年（822）七月，汴州军乱，逐节度使李愿，以郑滑节度使韩充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汴宋亳颍观察等使。朝廷担忧宣武军心不稳，再生兵乱，有意削弱宣武实力，遂诏“割颍州隶滑州”［11］499。长庆二年八月，以兖海沂密节度使曹华为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使、郑滑颍等州观察等使。

咸通六年（865）后，庞勋、王仙芝、黄巢、秦宗权等相继为乱，宣武所辖的汴河为叛军所占。颍州改隶义成节度，南北漕运主要通过颍州，颍、蔡一线成为供给京师、平定叛乱的重要通道。“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而“自寿州淮即入颍、汴路。”［13］ 8137又如龙纪元年（889）十一月，“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自颍上趋淮南，击孙儒。”［13］8391自大中十一年起，颍州主要隶义成节度使。

结语

综上，颍州因位于颍、蔡入汴，渡淮入江的漕运线上，居交通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代宗大历年前，颍州隶河南节度使、汴州都防御使、淮西节度使等，方镇存续不稳，颍州隶属变化频繁，是朝廷为平乱而调整的结果。大历年间，重开颍、蔡漕运一线，颍州地位日益重要。朝廷通过调整颍州隶属，既能保证江南财赋供给京师，又能遏制宣武重镇，确保中原方镇的相对稳定。

唐朝末年，朱全忠建立梁国，与其掌控汴河和淮颍（蔡）两条连通南北的漕运通道有重要关系。北宋时期，颍州也是惠民河流经之地。“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参见脱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漕运条，中华书局，1977年。惠民河“南历陈、颍达寿春（今安徽寿县），以通淮右”［20］7586。陈有忠和陈代光认为，流经颍州的惠民河，是北宋较为重要的经济运输要道。［21］吴海涛也认为颍州在宋代处交通要道，对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贡献。［22］自唐代中后期至北宋，颍州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对当时的局势稳定和经济发展均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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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0］徐松，等.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第2篇：泾原兵变范文

泾河发源于六盘山东边的崆峒山，东南流经甘肃平凉、泾川等地，到陕西省入渭河，全长达450多公里。由于泾河水流湍急，泥沙极多，发水之季，浊水横流，往往“不受其利反得其害”。左宗棠驻节平凉时对治理泾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前人修治泾河，“均慕郑、白故迹，但拟治其委而置来源于不问。以径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盖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但于其委治之，断难望其俯受约束”。他主张“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川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以恢复郑、白二渠的旧观。这些措施，让泾河上游的平、泾、白水、泾川一带塬地，皆成沃壤，泾川以下再能节节导引灌地，则聚之为患者，即足为利，而原田变为水地，靖阳南乡可无涝灾。为此左宗棠委托上海采办转运委员胡光墉在德国买了一套开河机器，并且雇定了几位德国技师；派平凉知府廖溥明设局主持其事。光绪六年冬，左宗棠亲往视察，指示新渠应再拓宽，并应加开数渠，以资容纳，上流宽缓，下流就可没有急溜。但这次水利工程收效不大，主要在于1881年，水上游连降大雨，冲坏渠工，陕甘总督杨昌睿主张停工，以节劳费，德国技师也因渠底多坚石不主张续开。此时，左宗棠已离任，虽多次催促，但工程仍进展缓慢。

由于战乱，宁夏的各条水渠破坏很大，金积堡复收后，左公就酌拨马化隆缴出款项，整理各渠。之后又拨银3000两，修复汉渠。不足之数，他指示了一个筹补的办法：由灌田各户计亩摊捐，不许违背。光绪元年，左宗棠拨银1万两，兴办宁夏垦务，又以半数整治境内渠道。所需虽巨，但可见左公关注水利建设的热忱和决心。

新疆土地肥沃，但雨水稀少，一般多依赖天山雪水或地下水灌溉。左宗棠认为要开荒屯田，首先得修渠掘井，兴修水利。主要采取防营独立，兵民合力，官方贷款，人民自力等三种方式，在新疆哈密修了城子渠，镇西厅之大泉东渠，迪化之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隋来县长渠，奇台各渠等。库尔勒修复旧渠40里，并疏通东西大渠。这些渠，“皆以兵工所修其雇民力者给以工资”。光绪三年，左宗棠曾鼓励部将张曜领兵开往哈密东北石城子渠，引水灌田，但因戈壁渗漏严重，不得不从宁夏、河州、西宁等地设法搜购毛毡铺底，谓之“毡工”。借助这条渠水，张曜在哈密屯田2万多亩。“毡工”耗资甚巨，工程巨大，但足以想见左公对新疆水利建设的重视和求真务实精神。

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公在陕西大力推广凿井灌田，这种凿井灌田“运动”在西北数省十分普遍。凿井可分四种：一种是水车井，一眼可灌地20亩；一种叫辘轳井，一眼可灌5亩；一种叫豁泉井，一眼可灌20亩；还有一种叫秤杆井，一眼可灌六亩。为了动员凿井，左公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由于老百姓不愿“起工”，他写信给陕西督抚谭钟鳞：“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且前之救时荒，异时之永水利，均在于此。计开数成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如经费难筹，弟当独任之。”另一项措施是：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穷者出力，两得其益。由于措施得当，西北地区开井甚多，仅陕西大荔县就有“新开井三千多奇”，吐鲁番一地凿“坎儿井”达185处。这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在治理水旱方面的才干。

在河州，左宗棠援助部将王德榜引抹邦河水溉田工程。据王德榜所立的《龙王庙碑记》中说：这条渠从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动工，到次年五月三十日完工，历时近一年。渠长70里，宽1丈6尺，堤高3丈5尺，宽20多丈。此外，还开了很多支渠。共花钱400多万，火硝硫磺2600万石。“时值雨后，水势颇旺，渠内源源灌注，亦无泛滥之势”，这项工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西宁，同治十一年冬，左宗棠命各厅县详细调查境内荒废渠道，准备夫料，以待来年实施春工兴修。现在可考的：一是修复了西宁府城西的一条约1里的渠道；二是重修碾伯栖鸾堡一带沟渠20余里。这次大规模整修，是对战乱后西宁水利事业的一次恢复和发展。

第3篇：泾原兵变范文

按说那个时候，朕即国家，大家的钱是我的，我的钱还是我的，缺啥从国库里支就得了，但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皇家还是建了个小金库，称为琼林库，后来觉得一个不够，又建了个大盈库。两库一个放绸缎丝线，一个放金银财宝，主要用于皇帝平时的私人赏赐或是自己买点东西。这两个小金库到了李隆基的重孙李适手中后，成了他的最大乐趣。

史书上没过多记载李适最初的攒钱史，不过他继位3年后，发生了一起兵变导致他出逃。当时泾原地区的士兵被抽{来京准备勤王。到了之后他赏人家吃饭，摆出来的只有带壳的米和一点青菜。这种待遇惹怒了士兵，于是围攻皇宫。他跑掉后，哗变的士兵冲进皇宫抢夺两库的财宝，长安市民也参与了抢劫，如此一直抢到天亮，仍只抢走了一小部分。天亮后太尉朱叛变称帝，在长安驻扎了将近一年，这一年当中他用库里的财宝维持新政府，大肆赏赐手下兵将，挥霍无度，但直到仍然没有花完。可见3年里唐德宗攒了多少钱。

正因为有这样的成果，失去后，李适就特别痛惜，时时想着重新攒回来。流亡期间，日子一度非常艰难，跟随他的士兵因为天气变热，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这时好不容易有南方地方政府的进贡送来，他赶紧把这些东西都堆在走廊里，并在上面挂上一块牌子“琼林大盈库”，声明这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当时的大臣陆贽看到后，觉得不妥，苦心劝谏。李适也觉得自己该低调一些，就把牌子摘掉了，不过财产还是算自己的。

流亡生活结束后，天下暂时太平，朝廷重回长安办公，李适重新开始他的攒钱计划。又攒了3年，钱数估计没有以前攒的那么多，李适比较郁闷，有一次就跟宰相李泌抱怨：“往年各区道进贡都是50万串钱，今年才只有30万串，真是不够花的。”李泌没办法，只好答应以后每年由政府专门拨给他个人100万串钱，同时希望他不要再向各区道要钱。

李适知道这爱好不得人心，就从公开转入了地下。第二年，河南、江南、淮南赋税清查处理官员元友直回京，带回来大量现金、布匹向皇帝交差，李适把它们全部存到了大盈库里。同时又派太监带着圣旨到各地去索取金银财宝，并嘱咐所有接到圣旨的地方官们“千万不要让宰相知道”。这个消息后来还是被李泌知道了，但事已如此，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装不知道了。

第4篇：泾原兵变范文

1938年5月4日，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茅山地区创造根据地，然后分兵一部东进，“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岩寺，向太平县转移。

7日，军部到达太平县，移驻麻村。26日，军部由太平县麻村进驻南陵县土塘村。7月28日，项英离开土塘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新四军军部随即撤离土塘。

军部移驻云岭

云岭新四军军部位于安徽省泾县罗里村。1938年8月2日，叶挺率新四军军部机关进驻云岭地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同驻云岭，项英于10月22日回到云岭。在云岭期间，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代表，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代表中共中央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视察期间，对新四军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与军部领导人共同商定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3月6日，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报告。

新四军在“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反击日伪军的扫荡，创建了皖东、豫皖苏、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新建了第五、第六支队及豫鄂挺进纵队。1940年夏，新四军江南部队一部北渡长江，八路军一部南下，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江苏泰县海安镇成立，23日迁至苏北盐城，叶挺、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掀起第二次高潮。12月下旬，顾祝同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总指挥，秘密调集8万余人，包围皖南新四军部队。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在军部率领下，分三个纵队冒雨北移，在泾县茂林地区遭部队袭击，新四军9000余人除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从1938年8月2日进驻云岭，到1941年1月4日撤离，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两年半时间。军部为了使部队能尽快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从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加强军队建设，努力提高全军，特别是各级指挥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

为了继承和发扬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布置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新四军政治部于1938年6月17日至19日，在南陵县土塘村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会议并作了会议总结报告。会议回顾新四军成立以来的政治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以及为实现基本方针、任务而应采取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军政治工作的开展。1939年2月7日至16日，军政治部于泾县云岭村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袁国平主持并作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项英出席会议并作了《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了新四军建军一年来的政治工作情况，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总结了主要的经验教训，指明了今后政治工作的任务。会议制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

为了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参谋工作的建设，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6月下旬，在南陵县土塘村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军参谋长张云逸主持会议并作《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报告论述了参谋工作的地位与任务，强调司令部建设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并把翻译的《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一书分发给各级领导和参谋人员作为学习材料。项英到会并作重要指示。1939年3月18日至24日，在泾县云岭召开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军长叶挺作《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报告，副军长项英作《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导了新四军的军事建设和敌后抗战。会议期间，袁国平就参谋部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作了报告，参谋处长赖传珠就参谋处各部门工作和有关规章制度作了报告，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就军事工作条例作了报告，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就新四军一年来参谋工作与今后任务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参谋工作条例》和《军事工作条例》。

1939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云岭石头尖村召开。项英在大会上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重要讲话，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报告大纲》的报告，和谭震林作了《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总结报告》。会议回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党的工作，总结新四军成立一年来党的建设的经验，讨论了当前抗战的形势与任务，明确了新四军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坚持和发展华中的抗战。大会号召全军党员接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新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成功。贺电指出：你们要发扬布尔什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就出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大会一致通过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致敬电和对三年游击战争基本总结的决议。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期间，不仅指挥全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澈罂谷沼位鞲据地，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后勤工作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及政治思想工作。新四军每到一地，即在中共地方组织配合下，运用唱歌、演戏、漫画、开大会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揭露日军暴行，讲解抗战必胜的道理。在新四军的宣传和组织下，泾县先后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难民后援会以及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商抗会等抗日民众团体，积极配合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运动，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大海。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期间，编辑出版了多种报纸刊物。1938年5月，军政治部创办了《抗敌报》，发行量达到8000多份。1939年春，军政治部又创办了《抗敌》《抗敌画报》《战士园地》《建军》《理论与实践》等刊物。各支队也先后出版了报纸和刊物，如《战士报》《前哨报》《拂晓报》等30多种。这些报刊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战主张，报道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及国内抗战的胜利消息，交流了各部队的各种经验，形成华中抗战的一条新的文化战线，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影响。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期间，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军部和驻区工作的美国、德国、加拿大、新西兰、朝鲜、日本等国同志和朋友及其他友好人士，他们用舆论和物资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援新四军和华中的抗战。新四军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大量吸收来自上海、南京、杭州、长沙、武汉、镇江等沦陷区和大后方投奔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医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他们参加新四军，对新四军的军政建设和人才培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使新四军的统战工作得到顺利发展。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期间，还努力组织军工、军需生产。1938年4月首先在岩寺建立修械所，军部移驻云岭后，修械所迁到泾县小河口，开始以修理枪械、制作刺刀为主，在自力更生制造出车床、机床、钻床、手摇铣床后，逐渐能制造手榴弹、地雷等武器，人员也由30多人发展到上百人。由于当局克扣军饷、故意拖欠或少发军需，新四军军需供应一直很紧张，为此便自己组织军需品生产，此举既解决机关、部队的急需，又培养了新四军最早的一批军需干部。

新四军军部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从军部成立起，就到处招募医务工作者，从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地请来了一批著名医生，逐步做到军部、支队部有军医处，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在云岭南堡村建立起军部前方医院、在小河口建立起军部后方医院，共有370张床位，可进行一般的化验和较为复杂的手术。药品、医疗器械除部分自购外，有相当部分则依靠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赠。宋庆龄就曾把大批手术器械和药品分三批送给新四军。军医处在军部领导下先后开办了6期卫生训练班和化验技术训练班，自力更生培养出200多名卫生干部，解决了新四军急需的医务干部。

1938年4月，军部于岩寺成立了兵站，后迁到章家渡。随着抗战形势和军事运输的需要，兵站设一个运输大队和6个派出所，主要任务是军需物资转送及接送人员，以及通信联络、传递文书报刊等项工作。

为了大量培养部队发展所急需的军政干部，军部以教导队为基础，逐步扩大组建了教导总队，由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政委，冯达飞任教育长，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军政学校，在皖南三年中，教导总队共培训过4000多名排、连、营、团级的骨干人才，充实了各级机关和部队的干部队伍，对新四军的建设与发展，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都曾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云岭期间，做了大量的军政建设工作，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

第三支队战斗在皖南前线

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临长江，是控制长江中下游航线的重要地段。新四军第三支队主力开赴皖南前线，既可以名正言顺地配合军正面防御作战，又可以策应和掩护第一、第二支队进军苏南敌后，还可以担负江南和江北的交通任务，同时还担负着保卫军部的任务。

1938年11月26日，铜陵县城及大通、顺安等地相继失守，于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新四军第三支队移防铜陵、繁昌等地，以配合军在皖南地区的守备任务。新四军到达铜繁前线后，积极开展民运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并逐步成立了民兵队伍，有力地配合了军队的作战。

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铜陵南陵繁昌地区的抗日活动，特别是政治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对日伪的震动很大。繁昌是长江中下游南岸的突出部，直接威胁日伪长江交通运输线的安全。日军扫荡皖南，首当其冲就是扫荡繁昌，繁昌成为敌我双方都很重视的战略要地。1939年一年中，新四军第三支队进行了5次繁昌保卫战，大小战斗10多次，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宣告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阴谋的破产，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4月下旬，日军为了确保长江运输线的安全，从南京、芜湖、铜陵等地，抽调了共计1万多人的兵力，向皖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占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而改变整个东南战局。当时皖南沿江一线的新四军部队，总数6000多人。第一次皖南反扫荡，历时11天，毙伤敌近千人，保卫了军部，收复了繁昌城，锻炼了部队。第二次反扫荡历时一周，仍以新四军的胜利和日军的失败而告终。

在皖南浴血奋战取得两次反扫荡胜利的新四军，在一个月后即遭到重兵的围歼，酿成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记者从泾县县城乘坐公交车向西，大约半个小时就到达了云岭新四军史料陈列馆（新馆）。新四军史料陈列馆（新馆）位于叶子河南面山地，依山而建，入口设在山北，是一处记载新四军在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丰碑。下车时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回头望向身后被云雾笼罩的高山，心里豁然读懂了叶挺诗中的意境：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

整个陈列馆呈台阶型，它与山体紧密有机结合，既像“梯田”，又像一座巨大丰碑。陈列馆主体布置在两座山丘之间的中轴线上，面向新四军军部旧址方向，外墙没有窗户，全部为实墙，这与新四军军部旧址建筑风格相呼应，反映了当地民居的特色，传达出浓郁的徽派建筑气息。200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刘云山视察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提出“要进一步丰富展示内容，进一步提高展示水平，进一步改进展示手段，进一步增强展示效果，充分发挥革命旧址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的重要指示。经多方面争取和努力，2005年，新四军史料陈列馆项目被列为安徽省“861”重点工程，陈列馆及纪念V场总占地面积108亩，建筑面积8300平方米，东西办公楼4000平方米，设1个序厅、9个展厅、1个环幕影院、1个文物库房及东西办公楼等附属建筑。陈列展览面积达6300平方米，总投资约8600万元。工程于2007年开工建设，2008年竣工。

纪念馆的讲解员吴青笑盈盈地等在门口，她在纪念馆工作多年，对新馆、旧址纪念馆都很熟悉。她带着记者走进序厅，迎面竖立着四位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刘少奇的铜像，头顶一颗巨大的红五星在自然采集的日光下分外鲜艳，描绘新四军十年征战史的玻璃钢浮雕覆盖着整个背景墙，气势恢宏。陈列馆共有四层，利用丰富的文物史料，运用新颖的场景设计、沙盘模型、人物雕像和幻影成像等声光电、多媒体高科技手段，全面、立体、直观地向观众展现新四军从1937年组建到1947年番号撤销，波澜壮阔的十年中，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而做出的突出贡献。

新四军史料陈列馆于2011年1月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遇难7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免费开放。陈列馆开放以来，共接待全国各地观众达36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观众达20万人次，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政治影响。

参观完新馆，我们乘坐纪念馆的车子去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7月同志亲笔题写“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名，1985年9月军部旧址正式对外开放。

新四军军部旧址是全国新四军纪念地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革命旧址群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之一。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现保护的旧址点有：司令部、军部大会堂、修械所、政治部、教导队、战地服务团、中共中央东南局、烈士墓、叶挺桥等十处，现与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靠在一起的旧址有七处。它们分别是：

司令部旧址：位于罗里村内，拥有两座清末建筑的地主庄园，一名“种墨园”，一名“大夫第”，由7l间平房、1栋楼房和1座小花园组成，总建筑面积1381平方米。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以及周子昆、李一氓（军部秘书长）在此办公居住。同时还有参谋处、秘书处、作战科、机要科、通信科、文印、摄影等机构。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到此视察，即住在“N墨园”内。

政治部旧址：位于罗里村西2.5公里的汤村，为一座清末建筑，三间两厢，前后两进，面积255平方米。袁国平、邓子恢等在此办公居住。政治部下设的组织、宣传、民运、敌工、《抗敌报》社等机构也都设在汤村。

军部大礼堂旧址：位于罗里村西1公里处。原为云岭村陈氏宗祠，始建于清康熙时期。该祠规模宏大，分为前、中、后三大厅，建筑总面积2200平方米。前厅的木质舞台，是当年新四军修建的。当时这里是军部召开大会与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1939年二三月间，到云岭时，曾在此给新四军指战员作过报告。

修械所旧址：在大礼堂东300米处。原为关帝殿，始建于明万历时。砖木结构，保存完好。大殿前的花戏楼，造型美观，多饰砖雕木刻，艺术精湛，建筑总面积822平方米。当年此内设修械所，为小河口兵工厂的分支机构，主要任务是修理各种枪炮子弹。党的好儿子吴运铎在此工作过。殿内墙上尚保留多处当年写的标语。

战地服务团俱乐部旧址：位于云岭脚下的新村内，系陈氏新村尚文厅，五间两厢民居，清光绪时建筑，面积414平方米。门前有“佑启人文”石额。1938年冬俱乐部设此，次年9月迁至六甲村。

叶挺桥：位于罗里村东1里的叶子河上。1938年冬，由叶挺军长主持设计，建造了这座便民过河的木质栏板桥。桥长2丈，宽6尺。栏板上原有叶挺手书“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圆木板。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为纪念叶挺，将其命名为“叶挺桥”。该桥被洪水毁坏，1980年4月修复，桥面改为石结构。

以上这些旧址文物部门征收后，都先后进行了加固、维修，并在其中布置了复原陈列。由文物与图片资料所组合成的展览内容，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新四军艰苦奋斗的光辉业绩，使之成为宣传革命传统的良好场所与珍贵的实物教材。云岭新四军纪念馆新增了云岭碑园、叶挺铜像广场、辅助陈列、专题展览等设施。结合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当年新四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以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悲壮一页。

幸福云岭

坚定“工业强镇”战略。云岭镇境内拥有大量的矿石资源，尤以大理石“泾川白玉”享誉华东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培育了以矿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群，其中碳酸钙产业集群发展速度最快，吸引了众多大型知名企业前来投资。全镇现有碳酸钙相关企业100余家，建立了北贡、南山两个工业园区，全力发展以碳酸钙生产和加工为主导的产业。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镇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带队前往本省铜陵、广德及浙江等地招商。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泾县碳酸钙新材料产业招商局，前往浙江建德市驻点招商。实行企业帮办服务制度，加强项目跟踪，累计落户招商引资项目资金7.5亿元，成功引进了宣城大众碳酸钙加工、工业胶带等重点工业项目。开发区规模企业达7家。

彰显现代农业特色。云岭镇是著名的药材种植基地，有近千种植物类药材，且产量大。其中，丹皮以丹峰含量高而最为各地厂家青睐。充足的原料，便利的交通，加上合理的“公司+农户”发展模式，为云岭建立中药材生产加工基地，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活跃旅游经济。云岭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被国家列入100个重点打造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十二条旅游精品线路之一，也是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云岭境内文化、古迹众多。围绕云岭大景区建设规划，成功申报云岭纪念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建设项目，争取资金2650万元，打造安徽省党员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点，逐步提升景区品位和旅游接待力。荣获“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称号和首批“安徽省红色旅游小镇”称号。深入挖掘利用章渡古镇历史文化优势，成功申报章渡村为中国传统村落，云岭村、中村申报中国传统村落通过省级评审。

第5篇：泾原兵变范文

关键词：金;西夏;边境冲突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94-03

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金和西夏之间在1124年达成和议，这一年是金太宗天会二年，史称“天会议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夏间各种矛盾不断积累，以及西夏对金朝作为宗主国见死不救的报复，在两国后期，双方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严重消耗了双方的国力。在蒙古军队的强势进攻之下，两国又“仓促”结盟，共同抗蒙，但为时已晚，先后被蒙古军队所灭。

一、金夏后期边境冲突的基本状况

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夏襄宗李安全即位后不久，便对金采取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攻打金葭州（今陕西佳县），自此，拉开了西夏攻打金国的序幕，两国关系正式破裂。此后的十余年间，夏对金进行了近乎疯狂的军事进攻，《西夏书事》载：“夏自安全衔失援之憾，构怨于金，遵项继之，平凉巩会间无岁不扰。” 夏对金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了金元光二年（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

金大安三年（夏光定元年，1211年）七月，夏神宗遵顼即位，不久，便遣骑兵万余人包围了位于金夏边界上的金东胜城，金派西南路马军万户纥烈古鹤寿救援，才击退了夏兵的围困。十一月，蒙古军南下攻击金朝中都，趁金军无暇西顾，西夏举兵深入，攻陷了金朝的■州（今陕西彬县）、泾（今甘肃泾川北）。

金崇庆元年（夏光定二年，1212年）三月，金主动册封遵顼为夏国王，以缓解与西夏之间的冲突。但事与愿违，遵顼仍然继续推行附蒙侵金的政策，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金贞■元年（夏光定三年，1213年）六月，夏兵攻占金保安州（今陕西志丹县），围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市）;八月，破金■州;十一月，遵顼乘金朝因金主卫绍王被弑杀，国中大乱，发兵突袭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东北），被金都统徒丹丑儿击败于窄士峡。十二月，遵顼发兵万余，攻陷巩州（今甘肃陇西县）。金贞■二年（夏光定四年，1214年）秋七月，李遵顼遣使携“蜡书”至南宋西和州之岩昌寨，企图与宋会师夹攻金朝，未能得逞。八月，遵顼亲自率兵攻掠庆原、延安诸州。三年正月，攻金环州、积石州，不克。冬十月，西夏攻陷金临洮。但不久又被夺回，斩获城中西夏内应20余人，又派壮士夜袭西夏军营，夏兵大乱，金兵趁机大败西夏军队。

西夏军队又在定羌州等地接连被金军所败，李遵顼复图临巩，攻取长安的战略已不能实现。故在金贞■四年（夏光定六年，1216年）九月，西夏联合蒙古军队进攻金延安、代州等地，接着又进犯潼关。十一月，遵顼趁胜发兵万骑攻金边防要地定西城，被金军所败。十二月，金朝兵分二路发起反攻，但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金兴定元年（夏光定七年，1217年）正月，遵顼率兵三万骑配合蒙古兵自三门、析津北渡黄河进犯金平阳，金尚书右丞胥鼎调兵绛、解、隰、吉、孟五州共同夹攻，蒙古大败，夏兵退至宁州，又遭到庆阳总管庆山奴伏击，大败。西夏附蒙侵金，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随着蒙古的征兵日益繁重和自身作战的消耗，以及金朝对西夏的经济制裁，西夏更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遵顼体验了附蒙攻金的各般滋味，再次向金求和，遭到金的拒绝。而后西夏遣兵万众破金会州，降其守将乌古伦世显，关右大震。金宣宗命陕西行省同西夏议和，遵顼不许，并加快了攻金的步伐，围定西州，破西宁州，侵金巩州，攻绥德州等，金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金兴定五年（夏光定七年，1221年）三月，蒙古将木华黎引军，由东胜州渡过黄河，假道夏国攻金，要求西夏出兵配合。遵顼十分惊慌，派塔哥甘普率军五万随木华黎作战。十月，蒙夏联军在石天应的率领下进攻葭州。木华黎又乘胜追击绥德，攻破马蹄、克戎二寨。这时，木华黎要求西夏增兵，遵顼又派大将迷仆领兵前往。迷仆奉命包围安塞堡，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预谋趁夏人比蒙古军先至之时机，夜袭西夏，“夏兵无备，溃走四十里，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1]2465

金元光元年（夏光定十二年，1222年）二月，西夏破金大通城，建浮桥准备攻掠金■延路。金发起反击，发兵袭浮桥，出镇戎，直趋西凉;命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出环州;令派遣大将夺回大通城，深入夏境与之作战。金军大败西夏，夏兵“几杀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计，余兵焚其桥西遁。”最终在吐蕃僧人的内应下金军夺回了大通城。六月，木华黎再次对金朝陕西各地发起进攻，遣使假道与西夏，遵顼同意其自东胜洲渡河南下。十二月，蒙古相约夏兵由葭州（今陕西佳县）进攻金陕西，在质孤堡遇到金兰州提控唐括■部的阻击，大败。

金元光二年（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正月，遵顼以步骑十万随木华黎围攻金陕西重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见围攻失利，西夏不经蒙古同意，擅自撤兵，引起了蒙古的强烈不满。蒙古派兵包围了其刚刚攻占的积石州，闻金朝出兵抄其后路，才解围退兵。十一月，在金巩州元帅田瑞与通远节度郭虾蟆的率领下，金军夺回了会州。西夏兵民震恐，守军全部出降。

遵顼附蒙侵金政策，引起了西夏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同时，成吉思汗对其亲蒙表现也未能满意，多次遣使令其退位。在这种形势下，遵顼于夏光定十三年（金元光二年，1223年）底，被迫宣布退位，让位于次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自此夏金战争告一段落。

二、金夏后期的边境冲突的特点

在金夏之间的边境冲突中，金的态度经历了从妥协、防御，小规模作战到主动出击的转变。在这期间双方多次放出和谈空气，均未实现。直至金哀宗即位迫于蒙古势力的压力，两国才仓促结盟，为时已晚。因为此时的金夏两国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了。

（一）金朝对西夏的妥协防御

大安二年八月，西夏攻打金之葭州。初期，金朝以防御为主，许多陕西边境的州军城塞连被攻掠。“大安中，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边州”对于西夏的进攻，卫绍王只是减去了原本赐给夏贺金正旦使节的礼物作为惩戒，并没有进行军事回击。当蒙古军队的兵锋指向金朝，金调陕西兵入援中都，夏人趁陕西边防空虚之际，接连攻陷■、泾两地，以五万兵力围击东胜，侵金保安州，包围庆阳府。是时“遵顼乘其败，频侵边境，而金封册使仍至。”[2]379金崇庆元年（夏光定二年，1212年）三月，为表示友好，竭力挽回同西夏的关系，不待西夏遣使请封，金就遣使册封遵顼为夏国王。而西夏在进攻的同时，也虚与委蛇。冬十二月，西夏遣使到金朝谢拜封册。

金朝因对蒙作战不利，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对西夏采取妥协忍让的态度，希望以此换来金夏和平，使自己得以喘息。但西夏并不买账，反而变本加厉，侵金不已。金贞■元年（夏光定三年，1213年）六月，攻保安州。十一月，攻会州。十二月，陷泾州。在频繁侵扰金朝边境的同时，西夏还运用外交手段向金施压。二年八月，金人乔成携夏国书归国，国书中混淆视听，反责金朝侵夏，要求金朝惩处边疆将领。不久，西夏又在遵顼的亲自率领下多次扰边，攻金庆原、延安、积石州等地，宣宗“诏有司移文责问” [3]2872，西夏置之不理。金贞■三年（夏光定五年，1215年）正月，出于报复，金朝边将曾率军攻打夏境，招致了西夏更为频繁的侵扰。为此金宣宗还特意戒饬边将，不许进入夏境。当金一系列的让步仍然不能换取西夏的合作时，金宣宗决定反击。

（二）金朝对西夏开始主动出击

面对西夏无休止的侵扰，金宣宗决意反击。贞■三年（1215）三月，宣宗始议伐夏，但陕西宣抚司上奏说：“往者，夏入侵我环、庆，河、兰、积石以兵应之，悉皆遁去，遽还巢穴，盖为我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刍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宜轻举。” [3]287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奏告虽然是在强调对西夏作战要做好准备和选择时机，但也反映出金朝还不完全具备对西夏主动反击的条件和能力，只能勉强应付。金宣宗采纳了陕西宣抚司的建议，为了改变对夏战争的被动局面，金朝开始积极准备一次大的战略反攻。同年五月，遣大臣镇抚京兆，谋划讨伐西夏的事宜;八月，在陕西设置了行省“置行省于陕西。命令陕西驻军，坚守与西夏临近的”延安、临洮、环、庆、兰、会、保安、绥德、平凉、德顺、镇戎、泾原、郦、坊、■、宁、乾、耀等处要害”[4]311;九月，诏令陕西宣抚司，“凡夏人入寇，有能临阵立功者，五品以下并听迁授”[4]313;十月，在陕西设行尚书省……一面将渭南等地驻移到平凉，诏令陕西宣抚使驻守■州、副宣抚使驻守同州，分别统领军队，并派兵把守渭河沿岸的重要渡口。同时，还诏令陕西行省密切关注西夏与宋的联合动作。经过一年的部署，在西夏的步步紧逼下，金夏冲突在贞■四年全面爆发。四年七月，应陕西行省请求，金朝兵分两路伐夏，相继取得了一些胜利。十二月，宣宗再次与皇太子商议伐夏，但战果不佳。次年正月，宣宗又命胥鼎抽调三万五千部队，由陀满胡土门统率，再次西征。胥鼎认为不可，上奏说：“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 [5]2379金章宗听后，反复考量利弊，并没有坚持此次对夏的进攻，却把矛头指向了南宋，企图通过对南宋发动进攻来弥补在与蒙古作战中的损失。但事与愿违，金对南宋的战争虽有小胜，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力也逐步消减。然因宣宗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击败南宋，减少了对西夏的主动攻击。如兴定五年正月，“议御西夏及征南事”[6]355。但因议和条件并未成熟，此时双方仍冲突不断。金夏交战，直至金哀宗即位，双方议和为止。

（三）金夏两国的艰难议和

在金夏冲突的过程中，双方先后有五次议和倾向。其中发生在金兴定元年（夏光定七年，1217年）、兴定二年（夏光定八年，1218年）的两次是由金朝主动提出的，发生在金兴定三年（夏光定九年，1219年）、金兴定四年（夏光定九年，1220年）的两次是由西夏主动提出的，但均因没有得到另一方的积极回应而未能如愿，只有最后一次仓促完成。这也充分证明了金夏矛盾具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

金夏的第五次议和，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议和是在金哀宗正大元年（夏德旺乾定元年，1224年），此次议和双方都有强烈的议和意愿。金哀宗曾先遣使议和，而后李德旺再次提出议和请求，金随即表示同意，双方议和正式达成。规定双方交往用国书，夏以兄事金，金致西夏国书称“兄大金皇帝致书于弟大夏皇帝阙下”[7]399，各用本国国号，双方互相援助。

金夏双方对于此次议和的达成都是相当满意且十分有诚意的。金哀宗对群臣说：“夏国从来臣事我朝，今称弟以和，吾不以为辱者，冀得通好，以息吾民耳。”[7]398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自身力量衰弱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与蒙古、西夏两面作战，哀宗甘愿放弃宗主国身份的心态变化。而对于西夏，在减轻了对外战争压力的同时，与金议和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从中获得金的经济支持。曾企图依照宋例的岁赐，向金邀求财货。虽并未实现，但金哀宗重新开放了边界榷场贸易作为回应。金正大三年（夏乾定三年，1226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国遣使来贺。恢复了中断了十二年的西夏贺金贺正旦使。同时，金朝也提高了夏使的接见规格。

但这种转变已为时过晚。此时的金夏蒙三角格局中，蒙古占有绝对的优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后盾;金虽在军事上尚有一些实力，但也已兵虚财尽，只能勉强支撑;而西夏则明显处于劣势，非但不能与蒙古抗衡，而且与金缔结盟的举动无非是与虎谋皮，加快了成吉思汗消灭西夏的进程。

由此可见，金夏的边境冲突不仅深刻影响着金夏两国各自的命运走向，也时刻制约着13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的发展，如蒙夏、蒙金以及与金宋、夏宋的关系。因笔者才疏学浅，本文的研究仍然还停留在阶段性的简单描述，希望能以此引起学术界对该领域相关问题的重视，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元]脱脱.金史：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清]吴广成，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十[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3][元]脱脱.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元]脱脱.金史：卷一十四（宣宗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元]脱脱.金史：卷一百八（胥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6篇：泾原兵变范文

当兵打仗：“上级给的任务必须完成”

1910年，仵德厚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一个商人家庭，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父亲在一个名为“怡丰汇”的商号里做学徒工。因军阀混战，刚刚考入三原师范学校的仵德厚被迫停学。1926年，冯玉祥部队在陕招募学生兵，仵德厚投笔从戎。

仵德厚回忆说，军校期间，他的军装左肩章上缀有盾形“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符号，胸前缀有白布红字的“我们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的胸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当时训练别具一格：把中国自“尼布楚条约”以来，历年与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都印出来，要求士兵一一背诵，牢记国耻。

军校毕业后，仵德厚历任见习少尉、少尉排长、中尉连长、上尉营长，作战勇敢。1930年中原大战，年仅20岁的仵德厚任连长，随部队与的中央军刺刀见红，拼死血战；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解体，所在部队并入国军第三十军，期间仵德厚又参加对江西共产党苏区的围剿作战。在那个时代，这就许多军人的命运，服从命令，上司让打谁就打谁。

“我这一生糊里糊涂，不知咋的就升了官了。我只知道一条，不管在哪儿，上级给你的任务必须完成。”仵德厚反复强调了两次。

8年抗战，仵德厚再上战场，开始了被他称为“一生最难忘的一段”。作为军人，此次他是抵御外侮，为国家民族跟侵略者打仗，最光荣最值得也打得最凶悍。这位27岁的上尉营长，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历经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因功勋卓越，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和“宝鼎二等勋章”，并擢升为少将副师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仵德厚率部守卫某高地，激战十余日，全营600余官兵，仅剩100余人，他左手被子弹击穿，险些截掉但誓死坚守阵地；1938年3月28日台儿庄战役，敌人占领了西北城区，时任国军30师88旅176团3营营长的仵德厚奉命增援，亲任敢死队队长，带领40名战士冲入城内，与日寇逐屋争夺，取得关键胜利，出城时“敢死队”仅剩三人……

提到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仵德厚泣不成声：“几千人跟着，跟着我送了命，我怎么能不难过……一吃饭就想起来了，都是同在一块儿的弟兄，受伤三四次，回来仍然战斗……我说中国人民有这样的好儿女，中国亡不了。”

娶妻成家：35年在一起不超过700天

24岁那年，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仵德厚和家乡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成亲。可婚后不到10天，部队便开往江西，妻子回到三原。夫妻再次相见已是6年之后的1940年。不幸的是，妻子腿上长了骨瘤，不治身亡。

历经数次大战，战功赫赫的仵德厚被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相中”。孙连仲给仵德厚当起了“红娘”，将自己的同乡好友、河北省名门望族苏伯言之女苏志敬介绍给他。

1941年5月25日，在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孙连仲和夫人为仵德厚操办了婚事。婚礼次日，仵德厚便去黄埔受训，直到1949年战事平息，两人只有在打仗间隙、部队整休时才能小聚，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孙连仲做主给仵德厚和大家闺秀苏志敬安排了这场婚姻，可是他肯定想不到命运会怎样地捉弄他这个忠勇的部下和好友的女儿。

接下来又是打仗，悍然发动内战，国共两党再次搏杀。1949年4月，39岁的仵德厚时任国军二十七师师长，太原城破，他被俘并被判10年徒刑。接下来的17年，仵德厚又在太原一家砖厂接受“监督改造”，每年虽可以回家一次，但那时经常闹运动，仵德厚轻易不敢回家，3个孩子均由妻子苏志敬在娘家河北雄县抚养长大。后因生活艰难，苏志敬带孩子被迫回到丈夫的祖籍地――陕西省泾阳县龙泉公社（今龙泉镇）雒仵村，这里有仵德厚的一个弟弟可以投靠。

1975年，苏志敬死于子宫癌，就埋在这个距离自己家乡千里之外的小山村。而此时，仵德厚还在“改造”。

从1941年两人结婚到1975年苏志敬去世，整整35年间，这对可怜的夫妻聚少离多，在一起总共不超过700天；尤其是后27年，坐牢改造加上“”，夫妻见面“最多不超过5回”。

被俘成囚：“我毕竟拿枪杆子跟共产党打了，认罪服刑”

1949年，对于仵德厚来说是铭刻此生的一年。那年，他从一个将军变成了战俘，再由战俘变成囚犯。

1948年7月，数十万对山西太原守军发起进攻。据记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二十七师少将副师长的仵德厚率部驻守太原，并配合二十七师师长戴柄南瓦解了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向起义投诚的计划。黄樵松遇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与其谈判投诚的人民8纵参谋处长晋夫等两名干部。仵德厚因此旋即升任二十七师师长。

起义被瓦解使得太原解放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最残酷的几场攻坚仗之一。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间，防守太原的国军伤亡六万余人，进攻的伤亡亦达四万五千余人。最终太原城被攻破，仵德厚被俘。

1949年8月，仵德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押送山西太原市第一监狱改造。

一夜之间由一名将军变成了囚犯，巨大的落差，仵德厚并没有怨言，他说：“我毕竟是拿着枪杆子跟共产党打了！认罪服刑。啥也不想，只想好好改造，争取减刑。”那些日子，仵德厚才真正惦念起了多年未见的父母、兄妹、妻儿。

1959年，10年刑满。仵德厚第一次去河北雄县探亲。那时，他才见到两个已十几岁的儿子。年仅12岁的仵秀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这次刑满，仵德厚仅有一个月的假期，收假后他还要回到太原开始无期限的“劳动改造”。没想到，这次竟是和妻子的永别。

三年困难时期，灾难没有绕过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苏志敬带着3个孩子在河北实在过不下去了――“在外爷家，我们一直靠变卖家当维持生活，后来没什么可卖的了，就天天吃野菜。母亲说，如果把我们这几个娃饿死，就没法给姓仵的交代，因此她决定带孩子回老家保命。”仵秀回忆说。就这样，这位坚强的女性带着3个孩子回到陕西泾阳县龙泉乡雒仵村。

释放回乡：“凡事靠自己，大丈夫绝不受人怜”

1975年，签署“凡在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的命令，自此仵德厚完全获得了自由。

仵德厚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踏上了回乡的列车。包里，装着一个收音机、转业证和政府发的100元钱。马上要和妻儿团聚，仵德厚感到特别轻松。从三原县火车站出来，看见两个接站的儿子脚上的白鞋，仵德厚的心里还没来得及涌出来的喜悦又退了回去――妻子苏志敬去世了。

在父亲和妻子的坟前，仵德厚失声痛哭。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士兵、一个将军，而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作为前者，仵德厚自视男儿有泪不轻弹，而作为后者，压抑了半个世纪的父子情、夫妻情如洪水般涌出来。

“我当时伤心得不得了，父亲不在了，我不知道……女人不在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娶了两个妻子，却没有在一起过一个年；我给人家当父亲呢，但人是怎么生出来的，我不知道，孩子在哪里生的我也不知道，弟兄俩到十几岁的时候我才见第一面……”

刚回家的第一年他在生产队劳动，后来被安排在村里的砖厂当技术员――这是仵德厚在劳动改造期间学到的一技之长。

“在砖厂干了9年，我没有睡过懒觉。烧窑的人6点起床，我就5点起床；人家晚上11点交班，我就12点再睡。领导后来非常相信我，让我当厂长，厂子很快盈利了。”

“我这一生，不求升官赚钱，只求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凡事靠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不怕死，不爱钱，大丈夫绝不受人怜。”仵德厚说。他引用的是张学良将军晚年所作的一首自勉诗，后两句是“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从1976年至1986年，仵德厚靠每月砖厂发的38块钱过活；后来，他被安排为泾阳县政协委员，每月可领300多元补助，后来增加到800多元。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仵德厚非常知足。

壮士暮年：“自己能干的事不干，是耻辱”

“十五离家六五还，在外流落五十年。儿女养育全未管，父逝妻亡未得见。抗日战争整八年，每战都在第一线。以死卫国意志坚，收复台庄保武汉。半生戎马半生监，两袖清风还农田。感谢党的好政策，我得温饱度晚年。”

仵德厚家里，挂着一条幅，这是他在年近九旬回忆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写的一首诗。

97岁高龄的仵德厚和他的儿子、孙子、重孙生活在那个寂静的雒仵村。虽已是暮年，但他的生活依然“忙碌”而有规律。村里的很多人都记得，30多年来，老汉每天坚持“出操”，从家里跑到村西头的大路上，围着村前一大片麦田跑上一圈，然后从村东头再跑回来。

仵德厚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好心人的捐助下，仵家盖起了全村最漂亮的房子，还装了村里并不多见的暖气和空调。

仵德厚的卧室内，摆着一张书桌，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笔筒、水杯、笔记本、一副眼镜、一只放大镜，还有一瓶大宝SOD面霜。书桌的另一端放着几份《参考消息》和一本旧得掉了皮的《新华字典》。仵德厚当年学的都是繁体字，后来他通过查字典学会了简化汉字。每天读书看报写日记成了习惯，不认识的字，就自己查字典。十几年前，老人学会了日记的格式，他每天坚持写日记。“元月初二，周二，阴天。6点起床，整顿衣铺，洗漱完后看电视已六点四十五了。等着水开后冲喝点油茶……”

第7篇：泾原兵变范文

本文所指的西北民族地区，分布在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及宁夏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北宋时大体属于陕西路，具体而言，包括在今甘肃境内的有北宋的秦（天水市）、泾（泾川县）、原（镇原县）、河（临夏市）、洮（临潭县）、岷（岷县）、叠（迭部县）、宕（宕昌县）、阶（武都县）、成（成县）、文（文县）环（环县）、庆（庆阳市）等州及通远军（陇西县）、德顺军（静宁县，）包括在今陕西境内的有北宋的凤（凤县）、富（富县）、延（延安市）、麟（神木县北）、石（离石县）、陇（陇县）、府（府谷县）、丰（府谷县北）等州，包括在今青海境内的有鄯（西宁市）、廊（尖扎县）、湟（乐都县）等州及积石军（贵德县），包括在今宁夏境内的有灵（吴忠县）州、镇戎军（固原县）。这些地区，北宋时“诸羌杂处”，大量分布着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

一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半月型游牧经济文化圈上，自古以来，她不仅以丰美的水草、寒冷的气候为我国提供了大量优质的畜牧产品，更以广阔的草原、茂盛的林木调节着当地及全国的气候环境和自然生态平衡。九世纪中叶，河陇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的惨状，经唐末五代的恢复发展，加之唐末五代这里为“王命不及”的“政治真空”地带，没有中原王朝的强行屯垦及对森林的大肆砍伐，因而到北宋时，西北民族地区植被较为完好，林木苍劲浩瀚，草场覆盖率相当高，农、林、牧相得益彰，和谐发展。这可从有关史料及西北民族地区发达兴盛的畜牧业、“耕牧自足”的生活状况窥见一斑。

从有关史料可见，当时西北民族地区森林广阔茂密。秦州“多巨木”，其辖境内的夕阳镇（今天水县西北新阳镇）“连山谷多大木”，其“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高防知秦州时，在此用“戍卒三百人”，就可“岁获大木万本”，大、小洛门（今甘肃甘谷县北永宁寨一带）“皆巨材所产”。宋初，陇山森林一片翠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于“陇州西山、湖山、浇水等处，置木务以备边用。”而“熙、河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瀚”，以致“可以取即今合用之数”。“洮、岷、叠、宕连青唐玛尔巴山，林木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洮、岷州山林深险，粮道难继。”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的畜牧产品不光种类多，有马、牛、羊、犬、猪、骆驼等，而且质量优、数量多。先以马匹而言，吐蕃诸部频繁的进贡中，以马匹为主要贡品，在宋人眼中，洮、河蕃部“以养马为业”，“西凉与近西小蕃惟恃卖马获利”，吕颐浩云：“今秦州接连熙州及青唐界，乃自古良马产地，宋朝以茶易马于秦州，置提举茶马司，凡中国战马，皆自此路得之。”另外，以北宋市马、招马地点愈来愈集中于西北民族地区，也可看出其畜牧业之发达，产马之丰良。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市马外，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陕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不久，宋廷据各市马场的收益，又进一步调整，“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制场”。招马之处主要是“秦、渭、阶、文之吐蕃、回鹘，麟、府之党项，丰州之藏擦勒族，环州之巴特玛家、保家、密什克族，泾、仪、延、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熙河开边以后，由于“熙河产马最多”，“青唐之马最良”，宋在新建的熙河路置“买马场六”，将马匹贸易完全转移到宋王朝控制的吐蕃地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宋廷“岁买马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其次，牛、羊的数量也非常多。文彦博见秦凤、泾原“禾稼、牛羊满野。”开宝元年（968年）七月，董遵诲率兵击走通远军入寇蕃部，“获羊马数万”。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渭州鄂克、延家等族“率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款塞内附。”而熙河一路数州更是“牛马富盛少比”。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李宪至兰州汝遮谷（在今兰州东35公里处），见“牛羊驼畜充满山谷”。熙宁六年（1073）九月，岷州吐蕃献“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同年十月，王韶收复熙河州，“获牛、羊、马以数万计。”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韶破踏白、诃诺等城，“获牛、羊八万余”。（30）

由以上繁荣兴旺的畜牧业，可以想见当时供养、承载如此众多的畜产品的水草之丰美、草场之广阔。那么，受林、牧业之惠，在北宋势力介入以前，西北民族地区的农业又如何呢？

北宋西北少数民族因受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及本民族传统经济的影响，以牧业经济为主，但又因地制宜，在沿河川原地区经营农业，虽面积较少，但因水土、气候适宜而产量较高。如北宋前期，文颜博见“秦凤、泾原沿边蕃部比诸路最多，秋成以来，庄稼、牛羊满野。”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言：“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耕牧自足”。青唐城“仓储初以百万计”，又据赵挺之《崇宁边略》载：王赡于元符年间（1098——1100年）进攻青唐城时，青唐主辖正尝语人曰：“吾畜积甚多，若汉兵至，可支一万人十年之储。”熙宁六年，王韶率军入岷州，辖乌察和木琳沁归附，“两人各献大麦万石”。由此可见，北宋对西北民族地区大规模经制之前，这些地区森林草地覆盖广阔，森林茂密，畜牧发达，农业兴盛，呈现出一派郁郁苍苍、繁荣兴旺的景象。正如李远《青唐录》所载：“（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同时，正因植被较为完好，因而雨量充沛，水土流失得以控制，河水流量大，可通漕运，水利事业较发达。如北宋在渭河南岸的马鬃寨（今武山县南）、大、小洛门、夕阳镇、陇山等临河处均置采木务，用木筏顺渭河大批运输木材。北宋收复熙、河、湟、鄯等州后，利用洮水、湟水、宗河等河流，“置船筏”以运送士卒军需，又在熙州南关堡（临洮县南）以南到北关堡开凿大渠，引洮水灌溉，或辟稻田。政和五年（1115年）知宁州赵隆“引宗河水灌溉本州城东至青石峡一带地数百顷”。

二

北宋西北民族地区农、林、牧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随着北宋王朝对这些地区森林的大肆毁坏、对草场大面积开垦而惨遭破坏，从而使农、林、牧三者一损俱损，生态严重失调，自然灾害频仍。

在我国这一非常完整而独特的地域范围内，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域为：东起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向西经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南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南岭诸山系及海南岛。北宋承五代之格局，北失燕云，西北部大量分布着党项、吐番、回鹘等少数民族，西南部为诸少数民族及大理政权所居地。而北宋与辽、西夏的鼎峙，使其无法从今东北三省、河北、内蒙、陕西北部、甘肃环县至敦煌一线北以获取林木资源，西南部的木材则或为宋人眼中“刚夷恶獠”、“人物犷犭旱，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法教绳之”的少数民族及大理政权所居有，或因道路险远而难以输出。这样，北宋所需大量木材只能从“族种分散”、势力相对弱小而交通又相对便捷的吐蕃等西北民族地区获取。

建宋伊始，北宋就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采取恩威并施的措施，开始了对西北民族地区林木资源的大力采伐。所谓“威”即首先在控扼之地设立堡寨，建采造务，屯兵戍守以弹压、威慑蕃部使其畏服或献地内属，或筑堡砦、壕栅以阻隔，然后用武力强行采伐。如建隆二年（961年），高防知秦州时，于夕阳镇“议建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于要地”然后驱逐蕃部于渭水之北，“募卒三百，岁获大木万章以给京师。”又如《宋史·温仲舒传》载：大、小洛门的木材为“两马家、尕藏、枭波等部”所据有，北宋“岁调卒采伐给京师”，温仲舒雍熙二年（985年）知秦州后，“部兵历按诸，谕其酋以威信，诸部献地内属”、“既而徙其部于渭北，立堡砦以限之”，然后他亲率军士采伐木材，开拓山林，直至淳化四年（993年）调任。但因这些盛产林木地带，长期以来是这些以牧业为主的吐蕃、党项等民族生息据有之地，宋廷对这些木材的强取豪夺必然引起这些蕃部奋起反抗，流血冲突时有发生。针对此况，北宋为了既安抚、稳定这些蕃部以保持边疆安宁，又能获取巨木之利，在采取“威”的手段的同时，亦对蕃部施以经济、政治上的赏赐，并调换原任负责官员来减缓因此引起的民族冲突，或使其献地内属。如高防知秦州时，因尽占渭南蕃土，调军士轮番采木，致使“尚波于等率诸族千余人，涉渭夺木筏，杀役兵。防出与战，俘四十七人以献。”“太祖虑扰边”，命吴廷代高防知秦州，“赦尚巴约等罪，所系戎俘并释遣之，赐以锦袍银带，遂罢采造务。”这样，是年九月，“尚巴约献优美地”。其次，用钱帛交换或用高价收买木材的办法，引诱蕃部“献木”。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杨忠知秦州时，请于大、小洛门“开疆百余里”采木，但宋廷为尽量减少与蕃部的冲突，改用“取路采木，所经族帐，赉以缗帛”的方式。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宋廷下诏：“镇洮军献木及运木蕃部并优与价钱，使及有所献并酬其值。”“献木”是指由蕃部自伐自售或官方收买其林地。为了确保木材的采伐，宋廷还采用增加士卒以“防援”的方式。如大中祥符三年（1016年），签枢密院事马知节言：“‘前知秦州，按视得蕃界大、小洛门皆巨材所产，已于逐处缘路置军士憩泊营宇。望遣使谕诸族，令防援军士同力采取。’从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又“遣内供奉官王怀信、侍禁李宴诣秦州小洛门置寨采木，令秦州以骑兵百人，步兵五百人防从。” 转贴于

以后随着宋夏矛盾的兴起与发展，北宋在西北沿边开始大规模的筑堡寨。这样，西北民族地区的林木不仅上供京师，而且开始大量开采“以备边用”。北宋王朝在与西夏140多年旷日持久的相持争战中，为慑服、抚驭沿边蕃部，更为威慑、攻御西夏势力，在西北边区构筑了近五百个城、关、堡、寨，因此所耗木材数量必然很大。因筑寨时的版筑、城寨的设施如敌楼、战楼、楼橹（望楼）、篱笆、门桥、寨栅及弓矢、畚插等防守器具都需用大量的木材。如曹玮知秦州时，所筑沟栅（即壕沟两岸上的密密的木桩）竟达“三百八千里”。

北宋后期，随着北筑横山、西开河湟战略的展开，再次兴起了对熙河湟鄯地区森林资源的大肆的砍伐破坏。面对“久在羌中”、“最为浩瀚”的“巨材”，凡北宋势力所及地区，无不调遣厢军、汉、蕃弓箭手加紧采伐，而且鉴于此区木材“可以取足即令合用之数”，宋廷下诏“专差都大经制熙河边防财用事李宪兼专切提举本路采买木植”，将熙河地区采木场全部收归公有，由政府派专人统一管理，除了大量上供京师及新开拓边区又一轮兴筑浪潮之需外，因西部新收复地区“据贼（西夏）上游，水陆皆可过讨”，又有洮水、湟水、宗河等流量大、可通漕运的河流，于是开始动员大量采木制造船筏，“或漕军食，或载战士，或备火攻。”此外，熙河湟鄯地区大多“林翳荟交道，狭阻不可行”，“山林深险，粮道难继，因而伴随着宋廷对这些地区血与火的收复过程，北宋在此大片开山毁林，或为垦殖，或为修筑道路以赶运兵士粮草材木，或为剿灭窜伏山林川间的蕃民。如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王）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四年（1105年），宋军两次攻占湟、鄯、廓三州后，大肆烧杀，“焚荡族帐，广数百里，烟尘亘天。”不仅如此，北宋在经制西北少数民族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冲突中，大面积的森林草地毁于火攻。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秦州都巡检使田仁朗袭杀蕃部千余口，焚族帐二千余所。”蒋偕知州时，曾“焚荡蕃部八千余帐”。咸平五年（1002年）“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城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所。”元祜二年（1087年），鬼章率兵围河州南川寨，“焚庐舍二万五千区”。另外，《宋史》卷175《食货志》漕运条载：治平二年（1065年），“由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称计一百万。”当时的陕西主要是指西北缘边秦凤、泾原、环庆、鹿阝延四路。因而当时西北民族地区作为北宋薪炭的主要供给地之一而使当地相当一部分林木用于加工薪炭。

北宋立国，北失军事天险长城，西北部随着李继迁的叛宋自立及宋夏矛盾的发展，战略地位日显重要。咸平初，李继迁乘机恢复故土后，虽对宋表面纳贡称臣，但实际上却寇抄不绝。到李德明时，党项已领有银（陕西横山县东）、夏（陕西横山县西）、绥（陕西横山县）、宥（陕西靖县）、静（宁夏银川市南）、灵（宁夏灵武县）、盐（陕西定边县）、会（甘肃靖远县）等州，不仅使宋失去了西北部历代中原王朝所持的长城天险及盐、灵等战略要地，而且使大量吐蕃、党项居住的泾原、环庆、秦凤、鹿阝延一带成为北宋的国防前线，而这一线东西长二千余里，漫长曲折虽无山峻海深之险，而又处处是险，宋廷只能在众多的控扼要冲之地构筑无数的城关堡寨，来作为抗击西夏的基地、据点。随着堡寨的不断构筑，北宋云集于西北的驻军也越来越多，到仁宗庆历初年，宋夏边界已驻正规军三十万，乡兵十四、五万。而北宋正规军以招募为主，一切费用都需国家负担，加上组建乡兵及蕃兵的费用，每年需军费最高时达一千五百万，如此浩大的军需成为北宋财政上沉重的负担，也势必加重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西北地区劳动人民的负担，“今自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之储蓄，十室九空，”“天下被其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关辅为之百条”、“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于西边”。即便如此，各种军需，尤其是粮草的供应成为以积贫著称的宋廷最为重大烦难的课题。对此，宋廷绞尽脑汁，机关算尽，采用多种办法，虽解决了部分兵饷问题，但赵宋统治者认为这些都非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采取“屯田实边”这一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不衰的治边措施。赵宋统治者以为“实边以策，惟屯田为利”，屯田既可以巩固边防“减冗费，为持久宽民计”，又可以“宽飞挽之劳”，部分解决兵饷粮运问题。于是，为“纾西顾之忧”，宋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开展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屯田营田。随之，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林木草地植被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北宋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屯田、营田、持续时间长，从太宗至道二年（99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分布地址广泛，几乎遍及北宋的陕西路。屯垦面积大，动辄成万公顷。如熙宁七年（1074年）“以（郑）民宪根括熙河、岷州地万二百六顷。”熙宁五年（1072年），赵知延州，鉴于“时陕西旷土多未耕”，两次上疏请求括地，“遂包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徽宗政和（1111——1118年）年间，北宋在西宁、湟州、廊州一带修复汉唐故渠，引水灌溉，“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那么，宋政府是如何获得这些屯垦土地的呢？

西北民族地区，地广人稀，秦汉以前，基本属纯牧业地区，以后随着历代中原王朝的不断移民屯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草场相应逐渐缩小。但唐末五代，在以牧业为主的吐蕃、党项等民族的自由发展下，这些地区植被恢复较为完好，因而这些大面积的川原山谷草场，入宋后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传统的宋统治者眼中的“闲田”、“隐地”、“弃地”、“荒地”而被大规模垦殖。如张守约在秦凤境内“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哲宗元礻右八年（1093年）刘昌祚知渭州时，括陇山闲田一万九百九十顷，招募弓箭手五千二百六十人进行屯田。熙宁三年（1073年）蔡挺始知渭州，在他担任渭州知州期间，“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又筑成定戎军为熙宁寨，开地二千弼，募率三千人耕守之。”共垦田一万一千八百顷。徵宗政和末年，王思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有时甚至发生因强行括地而引起少数民族反抗的事件，如仁宗时范祥在秦州“括熟户田，诸先斫之，相率叛。”

其次，北宋利用吐蕃等民族“贱土贵货”的价值观念及其政治、经济上对中原王朝的强烈依赖性，或用钱物交换蕃部土地，如元礻右六年（1086年）七月，秦凤经略司为贫不能自给的秦州缘边弓箭手“乞许市属户按汉界土田以资瞻”。北宋后期，随着熙河鄯之地的收复，这种方式更为盛行。“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疆土虽广而利悉归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后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宋政府令秦凤路沿边安抚司“支官钱收买镇洮军蕃部田土”。或以政治、经济上恩惠来诱使蕃部献田。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陇山外笼竿川熟户蕃部以闲田输官。”元丰三年（1079年）三月，“阶州汉蕃户献纳并根据田地五百二十顷。”治平三年（1066年），郭逵经营渭州时，因捺吴川、青鸡川“二川形胜相恃，新附降羌万余帐，地数百里，”因而先“置酒召诸酋犒燕”，酒酣语之曰：“诸羌利牧养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为荒莱，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闲田献。”于是“得良田千余顷”。

再次，北宋以相对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拘收反叛蕃部的土地以作屯种。如英宗治平（1064年——1067年）初年，知秦州李参平定了吐蕃药家族作乱后，“得良田五百顷，招募弓箭手屯种。”徵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宋“收复鄯、廓等州，拓疆幅员万余里”，将“廓州管下东西川及结罗城、来川等处”，“因与官抗敌杀逐心黑之人所营田土，并元糸西蕃王子董毡、瞎毡、温溪沁等田土，“尽行拘收入官。”北宋后期，宋廷一方面为解决“遣将用兵，无岁无之”所带来的巨大军需，一方面为改变新疆内“官吏禄仰给县官”的状况，在新收复土地上大规模包占良田，划定公田、官地、官员职田以作屯垦土地。如崇宁（1102——1106年）中，钱即知庆时，“筑安边城、归德堡，包地万顷，纵耕其中，岁得粟数十万斛”。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宋廷诏令“陕西、河东诸路，自绍圣开拓边疆以来，及西宁、湟、廓、洮洲、积石等处新边，各有包占良田，并各招置弓箭手，以为边防篱落。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要求“收熙、河、岷州、通远军官员职田以募弓箭手。”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六年（1073年）十月，宋廷相继下诏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以官地招弓箭手”。

由以上可见，北宋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制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当地森林资源的大肆掠夺、毁坏的过程，是长期的、大面积的毁草开荒、以农废牧的过程。森林生态系统作为保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核心，其很强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的功能为农牧业的生产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环境条件。北宋这种对森林资源的大规模破坏，必然造成生态系统的恶化，气温升高，雨量减少，不仅严重影响农牧业的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造成气候失调，生产力大幅度下降，风、旱、水灾频频出现。而北宋以各种方式对民族地区草场的大面积开垦，一方面使西北民族地区日益失去牧业基地，以致北宋市马、招马之处不得不逐渐西移，乃至马源越来越少，国防力量相应逐渐削弱，最终败于金人的铁蹄之下。另一方面，这种盲目的、短视的做法，虽在短期内能得到少量粮食，但必然带来农牧两败、一损俱损的恶果。因西北民族地区处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三者的接壤交汇之外，大部分地区山高地寒，并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只有较耐干旱、寒冷的草原生态系统才能适应这种环境，并对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使之不易过分干燥，土壤风蚀、沙化不致太严重。况军事性的屯田、营田以其落后性、浪费性，只是为了一时利益而向自然索取，而非建设性的，从而在当时不仅常常出现“岁入无几”、乃至“入不偿费”的情况，而且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消耗土地肥力的作法，只能导致越广种越薄收、越薄收越广种，水土流失和干旱越来越严重、地力越来越下降的恶性循环。

下面仅就《宋史》及汤开建、刘建丽辑校《宋代吐蕃史料集》（一）中西北民族地区从北宋开始到南宋中期的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统计如下：

乾德二年（964年）六月，秦州等关西诸州蝗。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秦州大水。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七月，延州，鹿阝州大水。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七月，关、陕诸州大水。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分阝 州蝗。

淳化二年（991年），庆州旱。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五月，陕西诸州旱。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秦州、凤州大水。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陕西诸州饥。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陕西诸州饥。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六月，保安军大雨，以致黄河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陕西诸州饥。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延州蕃部饥。

天禧元年（1017年），陕西诸州蝗，民饥，镇戎军风暴害稼。

天禧二年（1018年），陕西诸州旱。

天圣三年（1025年）八月，陕西诸州军旱蝗。

天圣五年（1027年）七月，秦州大水。

皇礻右 四年（1052年），鹿阝 州大水。

治平四年（1067年），陕西诸州旱。

熙宁三年（1070年），陕西诸州旱饥。

熙宁七年（1074年），陕西沿边秦凤、熙河、泾原、环庆诸州皆旱。

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洮西缘边因去岁旱而饿死者甚众。鹿阝、延、环庆路饥。

崇宁元年（1102年），熙河诸州旱。

大观元年（1107年），秦凤诸州旱。

大观三年（1121年），诸路蝗。

宣和五年（1123年）秦凤诸州旱。

绍兴三十年（1159年），阶、成、凤、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旱。

正降（金）五年（1160年），镇戎、德顺军大风。

淳熙元年（1174年），阶、成、岷、凤州大旱。

淳熙五年（1178年），阶州大水。

淳熙十一年（1184年），西和州旱。

淳熙十四年（1187年），阶、成、凤、西和州旱。

绍熙二年（1191年），阶、成、凤、西和州大旱。

第8篇：泾原兵变范文

1862年3月4日（同治元年二月初四），安庆。

一大早，曾国藩就出了城，先到李鸿章的大营里晃悠了一圈，之后，他又查访了韩正国、程学启、李济元、滕嗣林四名将领的军营，直到下午才回到城内的两江总督衙门。督办四省军务、身负剿灭太平军重任，曾国藩此举当然不能看成是一次简单的领导视察，而是对一支新军的检阅。验收的结果是喜人的，几天后他在奏折中汇报：李鸿章新招来的淮勇，已“募练成军”。

从平定苏南到消灭捻军，从抗法保台到甲午战败，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淮军在晚清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支曾经的劲旅之所以能在150年前诞生，其实还是它第一个对手太平军逼出来的。

上海士绅安庆求援湘军

1853年3月，太平军定都天京。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就跟踪而至，在孝陵卫安营扎寨，这就是江南大营。4月，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也进军扬州，建立江北大营。虽说未能撼动天京分毫，但江南江北大营防止了太平军向天京下游的蔓延。

太平军曾在1856年击破过江南江北大营，但是由于内讧，这一战果没能保存，两大营复建。好景不长，1858年，太平军再破江北大营，1860年，江南大营溃败，忠王李秀成长驱直下，两个月的时间里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诸城，进逼上海。一时间清廷财赋重地、江南诸军的饷源尽入太平军之手。

当时的上海，其对外贸易额已占全国的64%，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江浙一带富裕的士绅大都涌向上海。

面对李秀成的军事压力，“不差钱”的各级政府大肆扩军：江苏巡抚薛焕连调集带招募，让上海附近的官军达到三万之众；上海县令刘郇膏办有民团；江海关出钱养着以美国人华尔为首的洋枪队⋯⋯然而，除了洋枪队还顶点用外，其他的部队屡屡为太平军所败，而几千人的洋枪队又不可能支撑整个上海防务。绅商们决定高薪聘请外援。

环顾天下，能和太平军做对手的只有湘军。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重镇安庆。上海的士绅们要求薛焕到安庆去请援军。薛焕老大不愿意，湘军要是来了自己这个江苏巡抚往哪搁？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迫于众议，11月，薛焕派出了户部主事钱鼎铭和候补知县厉，分别代表士绅和官方，乘火轮前往安庆乞师。

曾国荃要抢头功，看不上上海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在两江总督的基础上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声望举国无两，曾国藩开始认真考虑援沪问题，在与自己身边的头号谋士李鸿章商议了几天之后，于11月24日下定了出兵东下的决心。

1861年11月26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让后者带兵去上海，与此同时，他已经命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按照曾国藩的设想，上海僻在一隅，只是饷源，而镇江才是形胜之地，应该李鸿章和曾国荃一起带兵东下，李鸿章以江苏巡抚驻镇江，曾国荃以江苏布政使驻上海，二者谁主谁次一目了然。曾国荃不愿去上海，有希望攻打天京建立首功的原因，此外，他写信告诉哥哥自己不愿“归他人调遣”，这个“他人”就是曾国藩已经向朝廷举荐的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

从湘军挖来安徽悍将程学启

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七年（1857年），李鸿章就一直在安徽办团练，这几年他有胜有败，有人夸他既是文翰林又是“武翰林”，也有人骂他“翰林变作绿林”，不管怎样，这都为他出任淮军统帅积累了经验和人脉。

合肥附近现成的团练有很多，首领们和李鸿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李现在背靠有权有钱的大树曾国藩，团练首领也乐得投靠，李鸿章招兵根本用不着回合肥。他一封信叫来了曾经的门生潘鼎新部，又通过门生刘秉璋罗致来了吴长庆部，他父亲的旧部张树声本就在安庆，除了带来自己的人马又向李鸿章推荐了刘铭传。1862年初，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四部在安庆集结，“树、铭、鼎、庆”四营也成为淮军最核心的力量。此外，张遇春的“春字营”本就是李鸿章办团练时的老部下，现在重回淮军序列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让淮军具备一定的战斗力，曾国藩还从湘军中调拨部队，作为“奉嫁之资”，先是把自己的两营亲兵拨给李鸿章，又从湘军中拨“林字营”两营，“熊字营”、“垣字营”各一营。而“嫁妆”中最具含金量的是“开字营”两营，他们的统领是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早年加入太平军，是安庆的一员守将。湘军围攻安庆时，程学启受命守卫安庆北门石垒。桐城人孙云锦劝程学启投向湘军，此事被安庆主将叶芸来察知，命八名精壮士卒持令箭招程学启入城。程学启急中生智，拿着令箭带手下精锐82人投奔曾国藩弟曾贞干营，曾贞干来不及穿鞋光脚打开营门纳降，这82人中就有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曾国荃却对这个降将不信任，他让程学启守在护营壕外侧，首当敌冲，并且把炮口对准程学启军营。为了获取曾的信任，程学启是白天有硬仗抢着上，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胡林翼和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信，让他小心提防降将，曾九帅嫌麻烦，准备一刀屠了程学启，以绝后患。在孙云锦的苦苦辩白之下，曾国荃才作罢。时时刻刻危在旦夕，命也就不值钱了。程学启亲率部卒由炮眼攻入安庆北门外三垒，断绝了守城太平军的陆路粮道，又率先攻入安庆城中。曾国荃这才又拨给他一营指挥，加上原来的一营，合为“开字营”。

湘军门户之见颇深，而曾国荃更是“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安徽人程学启自然郁郁不得志。李鸿章见他作战勇猛，又是同乡，起了招揽之心，一方面向曾国藩、曾国荃索借，一方面派人私下拉拢。程学启最初还不敢表态，示无二心，等曾国藩批准后始真情流露，对李鸿章的说客言：“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

这话说到了李的心坎上，他在湘军营中湖南人的气也没少受。有一次彭玉麟拿他的作息习惯进行地域攻击：“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李鸿章抓住彭玉麟父亲曾在安徽当官反唇相讥：“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彭对李“遂用老拳”，李对彭“亦施毒手”，两人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反正，李鸿章和程学启在“安徽人要自立”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深得湘军真髓，学扎营绝技

队伍是暂时拉起来了，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以便指挥，这个不用李鸿章发愁，曾国藩带湘军的这些年已经摸索出一套成法，淮军照猫画虎套用即可。淮军以营为单位，每营前后左右四哨，每哨两个抬枪队、两个鸟枪队、四个刀矛队，此外还有个亲兵哨，由三个刀矛队、2个劈山炮队、一个鸟枪队组成，一营大概505人。劈山炮是用于杀伤步兵的轻型小炮，乾隆朝主持金川战事的张广泗曾说劈山炮“仅能对敌于行阵之前，无益于催坚之用”。炮身系模制而成，炮子系所谓群子，每子如葡萄大，为生铁或熟铁铸成圆滑颗粒，先装火药于炮膛，再加群子百余颗入炮膛，点火线轰发。曾国藩所谓“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 淮军还吸取了湘军的长夫制度，每营配长夫180人。长夫有点类似于现代战争中的工程兵，负责各种工事的修建。曾国藩创立长夫制度，算是中国工兵的先声。而湘军作战之“硬寨”之所以能扎得住，也和有一支专门的建筑大军有关。

“树、铭、鼎、庆”四营都是团练，说白了算是乌合之众，李鸿章亲自对他们进行了训练，也是按照老师曾国藩的成法：要能上得一丈高之屋，跳过一丈宽之沟，以便能踹破敌营；要能手抛火球到二十丈外；要能腿绑沙袋日行百里。

而淮军从湘军学到的最为宝贵的战术，是扎营绝技。湘军无论攻城或野战，必先扎营，无论风雨寒暑，不厌其烦，营没扎好不准休息、也不准去搦战。湘军基本一营一垒，而淮军有时一营两垒。湘淮军把营垒叫“墙子”，还有一套站墙子法，虽说为其独门秘籍，实际上是个勤能补拙的笨办法――士兵站在主墙后的子墙上守望四方，时时警戒，以备偷袭。相比较其他部队巡营和岗哨不同的是，湘淮军站墙子的士兵很多，白天十分之三、晚上十分之一，这显然增大了快速发现来敌的概率，也加大了部队的反应强度，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李鸿章自诩为曾国藩“门生长”，以曾氏嫡传自居，确不算自吹自擂，淮军也深得湘军真髓。1862年年底打福山时，刘铭传要猛扑敌营，潘鼎新担心对手援军截杀，祭出翻墙子大法，先筑一营稳守，再向前筑一营，移后营之兵于前营，再调兵守后营，环环相扣，营垒连绵，直向敌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简直如同湘军附体。

“叫花子军”到上海

李鸿章不紧不慢地练兵，上海的绅商们则像热锅上的蚂蚁，1962年初，李秀成发起第二次进攻上海的战役，薛焕部再次一触即溃，靠英法联军和华尔的洋枪队才免于被赶下黄浦江。但是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加压，虽有火力优势却数量有限，洋兵也开始左支右绌，太平军军锋一度达宝山、高桥、闸北，对上海形成合围之势。在此情况下，上海士绅对淮军翘首以盼，他们原计划雇洋人的轮船顺江而上接淮军，无奈洋人狮子大开口，要25.5千两白银才肯干，价格一直谈不下来。曾国藩都准备让曾国荃一路攻城，李鸿章绕城而过走陆路，1862年3月31日启程。3月28日，钱鼎铭坐船到安庆――价格谈妥了，淮军13营6500名士兵加2340名长夫再加上李鸿章的营务处大约9000人，每人20两白银，共18万两。4月5日，程学启、韩正国带领首批淮军登舟东下，3天后，李鸿章率2000淮军抵达上海。

刚到上海滩的淮军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腿上是肥大的裤子，足蹬草鞋，被洋人们讥笑为“叫花子军”，李鸿章给属下打气：“军贵能战，非徒饰美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4月25日，清廷终于把薛焕挪走，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反客为主，控制了上海这个饷源。

5月1日，英法联军和洋枪队攻打嘉定，李鸿章作壁上观，回来赞不绝口：“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此时他已下了要引入西洋火器的决心，令属下将官注意观摩洋人“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

5月16日，李秀成率主力精锐万人在太仓聚歼上海知府李庆琛部5000人，趁胜围攻嘉定、宝山，到5月29日，太平军占领泗泾，旋东进占领七宝、虹桥、漕河泾一线，距上海县城仅20里，同时连营30余座，四面合围青浦县城。李鸿章命程学启赶赴虹桥，迎击太平军。针尖对麦芒，淮军是骡子是马终于到了拉出来遛遛的时刻。

虹桥督战，李鸿章跃马而出

1862年6月2日黎明，程学启行至漕河泾，迎面遇上太平军数千人，摇旗呐喊、声势逼人。此时，程学启营的火器还是以鸟枪、抬枪、劈山炮为主，适合平原野战，特别是劈山炮，对步兵杀伤力巨大。程学启将火器集中起来齐放，形成更为密集的杀伤力，又手持洋枪放倒太平军骑马的一名头目，张遇春此时率队赶到，前后包抄。太平军退却。事后李鸿章承认这场遭遇战是“无意中小胜仗”。

此后淮军和李秀成部在泗泾、新桥一带形成拉锯，6月7日，程学启、韩正国率领军进攻泗泾，李鸿章亲督滕嗣武、张遇春、张树声、吴长庆各营于当夜增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深沟高垒，连营三四十里。李鸿章听见太平军营被吹号呐喊，先派张遇春攻泗泾，引诱太平军迎战。太平军果然派出大队迎战，淮军诈败后退，伏兵以劈山炮、抬枪射击，双方相持半日各自收兵。

淮军是边作战边开始洋枪化的，武器装备的西化则是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前湘淮军用的鸟枪和抬枪都是火绳枪，发射前先从前膛装药装弹，再用通条捣实弹丸和发射药，然后点燃火绳固定在击锤上，扣动扳机，火绳落下点燃发射药。射速慢，精度差、射程近，而且风大时药粉会被吹散，雨天时火绳会被浸湿。而此时的洋枪虽然还要前膛装弹，但已经是击发枪，也叫铜帽枪。原理是将含有雷汞的引爆药装入铜帽内，并将其套在与枪膛相连、并且有传火孔的击砧上，扣动扳机，击锤落下，对震动、撞击极其敏感的雷汞爆炸，通过传火孔引燃发射药。洋枪性能及使用环境上比火绳枪优越一大截。6月17日，程学启就带着百人的洋枪队诱敌。

19日，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率太平军大举进攻，分二十小队，直扑程学启驻扎的虹桥，攻占了法华、徐家汇、九里桥，把开字营团团包围。太平军用土石填平了开字营的外濠，猛扑营墙。开字营枪炮齐发，有时来不及点火干脆扔瓦石，太平军前队死，后队踏着尸体上，即将登上营墙时，程学启点燃劈山炮，开门冲杀。太平军稍退，不久又连续发动了七八次攻势，程学启险象环生。

李鸿章知道，开字营要是被踏破，恐怕淮军的大好前程就要打水漂。急派张遇春、滕嗣武部支援，自己亲率郭松林坐镇殿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后来自夸“鸿章跃马而出，不作生还之想”，倒不算吹得太悬。可是太平军势大，张遇春几个回合就撑不住跑了回来。李鸿章对左右说，去，找把刀来把他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回去拼死冲杀，用排炮轰散太平军，冲至营边，程学启出门夹击，终于打退了太平军。此战淮军杀太平军千余人，活捉200俘虏，是淮军在上海的首个重要战果。李鸿章得意洋洋：“此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

劈山炮加洋枪的火力优势

1862年5月31日，曾国荃率兵进驻天京城下，洪秀全派专使一天三次催促李秀成回援。李秀成被迫率兵回苏州，召集手下诸王商议救援大事。而淮军也开始分批次装备洋枪并改编营制，首先以旧换新的是韩正国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改编后，以前的刀矛队、鸟枪队、抬枪队全部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洋枪队和劈山炮队。以前每营只有鸟枪、抬枪124杆，外加两队劈山炮，现在每营有洋枪400杆，劈山炮10队，火力自不可同日而语。1862年8月26日的七宝街之战，劈山炮掩护洋枪的火力优势首次展现。

此战淮军的对手是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战前，由于程学启熟悉火器特性，临阵沉稳坚忍，李鸿章命各营听程学启调度。程学启与十营营官会商，南北各横排五营。谭绍光率两万士兵层层包围，淮军壁立不动，等对手到了射程之内，劈山炮加洋枪齐放，太平军三次冲锋都遭到重创，只有退却。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说：“韩正国的亲兵营，枪炮为上海诸军之冠，太平军先打此营，难怪大败，老师您知道了，应该也会莞尔一笑。”而程学启则凭借此战奠定了自己淮军头号名将的地位。

在攻打青浦城的时候，华尔的洋枪队用大炮轰塌城墙，淮军一哄而入，青浦陷落。近距离目睹了洋炮的威力，让淮军很是“羡慕嫉妒恨”。淮军拥有的劈山炮只能用于野战群杀，而没有摧城拔寨的能力。这在1862年11月的四江口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淮军利用劈山炮轰散太平军的阵型，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亡，但是缺乏重火器，不能乘胜攻破太平军的营垒，只能眼看着太平军退回昆山等要塞。不过，此战之后，太平军再未进入上海，淮军得以攻略太平天国的苏福省。12月3日清廷实授李鸿章江苏巡抚。

第9篇：泾原兵变范文

――题记

久居闹市，不堪忍受人喧车嘈的纷扰，便想突出重围，寻一僻静去处，呼吸山野的清新空气，找回一种纯粹的自然情调和本真的人文情怀。

查济村隐没在泾县城西60千米处的山坳里。车到查济，正是深秋的午后。我踏着古旧的青石路面，悠闲地观赏散落在山环水绕中的百十处明清古建筑。我发现淳朴睿智的查济先人依山造屋，傍水结庐，巧妙运用古典园林借景、对景、衬景的艺术手法，构建了“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格局。岑溪、许溪、石溪三水汇一的查济河迤逦穿村而过，房舍间有街巷相通，小溪绕农户潺爰，清澈的河水因天然的落差珠瀑飞溅，鸣泉般流淌，沿河错落有致地架起一座座小桥，将两岸民居牵连。藤萝缠绕在饱经沧桑的石桥上，犹如碧玉横架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有村姑在溪边石埠上捣衣浣洗，有艺术院校的学子在古街屋檐下采景写生。环顾四野，三五家或隐或现的农舍散布在山腰、溪畔，近水远山相衬，上村下村相连，曲折萦回，古意盎然，炊烟袅袅中飘散出草木灰的气息，活脱脱写出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天然画意。远望秋山上的杂树闲花野草，在现代阳光的映照下，又显现出一种纯真幽雅的静穆之美。

查济像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村姑，静若处子，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游查济不能走马观花，要慢慢地看，细细地品，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是“皖南最大的古民居村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桂冕，我更看重它的细节。譬如德公厅、诵清堂、爱日堂、二甲祠、宝公祠这类古建，多为四柱三层牌坊式门楼，雕梁画栋，翘角飞檐，彰显出徽派建筑古朴典雅雄浑大方的风韵。门窗扇格的木雕，厅堂柱础的石雕，门楼门汇的砖雕，皆繁刻精镂，玲珑剔透，或花鸟，或禽兽，或人物，无不栩栩如生。房屋是一色的青砖黑瓦，或三进，或四进，进间有“四水归堂”式天井，廊廓置有“美人靠”；传统的双披屋顶半掩半露，躲在重重叠叠的山墙后面，与青山白云映衬，蕴含了一种天然之趣，清纯之美。

这是一个无月的夜晚，我躺在“文德阁”的床榻上无法入眠。山村很静，静得只能听到窗下小溪淙淙的水声。周遭一片黢黑，古民居酣眠在远古的梦里。我在反刍午后的见闻，琢磨查济的文脉：那座元顺帝十年敕封“永德公”为“明羲官”的德公厅屋竟然是千年的幸存！而且，据说查济村原有108座桥、108座庙、108座祠堂；竟然有钟秀、平岭、石门、巴山四道村门和如松、青山、巴山3座古塔，可惜历经古代的兵燹和“”的浩劫所存无多；明、清两代竟然出过进士、举人、翰林、大夫、将军、总兵等文臣武将86人。莫非古时的查济人崇儒重商文风极盛，端的是地灵人杰，独得山水之神韵？

这是一个阴霾的黎明，我轻揉无眠的睡眼，拖着疲惫的身骨徜徉于千年屐痕的石板路上。山岚氤氲在民居、溪流和群峰之间，朦朦胧胧，扑朔迷离，我只能看清近处古祠和老屋的残垣断壁，我把它叫做“查济的圆明园”。太阳尚未出山，有鸡犬之声相闻，而废墟、枯朽、残缺所营造的悲剧美，或许更能引发人们的叩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