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精选(九篇)

第1篇：书斋范文

1、没有书。

2、2005年3月27日，藤间斋生于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歌舞伎名门高丽屋。

3、2007年，藤间斋两岁时，第一次被爷爷领上台公开露面。不仅能机灵地接住爷爷抛的梗，还主动跳起《劝进帐》中弁庆跳的“六方”（歌舞伎中某种表演形式）。4岁的藤间斋成为了四代目松本金太郎（家族艺名承袭）。 [1-2]

4、2018年年初，藤间斋和父亲、祖父三人同时袭名的仪式，吸引了上万日本国民围观。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书斋范文

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搜书、买书、品书、藏书，终至于成为癖好了。文人生活大抵是和这些癖好连在一起的，艺术与生活被这一丝看不见的纽带――文化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有时竟到了痴迷的境地。众所周知，王先生有两大癖好，一为藏书，二是养猫，室名“拥雪斋”，称之为“猫斋”亦不为过。《拥雪斋书影》的诞生，是王树田先生对书痴迷的自然结果，也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该书后记中说在十几年前他便完成了初稿，当时只以上等宣纸印制几部自赏，未想要出版，后经书友要求和藏书大家黄裳先生肯定，才坚定了出版此书的信心，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目睹这样丰硕的成果，诚为爱书人的一件幸事。此书出版过程听王先生大略讲过，其间的辛酸自不必说，而且精装本书壳还出了一些问题，先生于2014年春慷慨地赠我一册精装本，那时他说有一些书壳还在修补当中。一卷在手，书名字体似曾相识，看后方知是滑国璋先生题写的，再仔细摩挲那起伏有致的布面质地，心中不免充满感激，也对文人之间的情谊生出了向往，但另外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也油然而生了。

藏书的目的因人而异，不过为看而藏应该是主流，藏书主观上是为自己阅读玩赏方便，而在客观上则促进了文化的传承。王先生为爱书之人，也是深知阅读趣味之人，他花费大量精力物力在书海中搜求、淘沥、品味，足迹遍布江南塞北。与那种藏书秘而不宣者不同，王先生把自己的线装藏书分门别类，编成书影并自费出版，让爱书者能共享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中国人的读书，向来非常重视私人藏书，尤其是自编目录，对于古籍的流传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因此有很多书才赖以流传下来。1949年以来，个人所藏线装书以书影形式面世者诚为少见，王树田先生以一己之力，填补了塞外读书界的这个空白，殊为不易。

姜德明在《鲁迅书话》序言中写到，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要按这样的定义来说，《拥雪斋书影》可谓是严格的书话了。读此书，更能品味读书藏书的甘苦。书影共收书264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列，其中经部26种，史部48种，子部63种，集部127种，所选之书，大多或刻印早、或抚印精、或版本稀见、或内容独特、或抄校稿本、或套印、木活字、或名家旧藏等等，总之，每书都各具特点。翻开书页，左面一整页为内页书影，右面写题记，一图一文，相得益彰，偶有一些与所收书籍相关的信息也影印在一起，看起来可谓赏心悦目。这些题记（或者说是跋语）不拘一格，或交待作者姓名字号，或记载版刻情况，或考评藏书者姓名，或记载购书所费、获书过程及书友交往乃至生活琐事，有时兴之所至，不免流露获书的喜悦，或者失书的遗憾。字数少则几十字，多则五六百字不等，与那些高头讲章不同，读来大多亲切可感。作者自谦“驳杂散漫，非谨严之学术文章”，但这些简短文字背后的艰辛我想爱书之人应该体会得来。如《群经质二卷・题记》中对于木活字本的知识，就鲜为人知。“据载，清代活字本除家谱外，流传至今者约两千余种，可考者七百余种。活字印本一般只印数十部，至多不过百余部，即使光绪木活字本，今亦稀见。”这些均需涉猎广博，否则即使踏破铁鞋，也未必能寻觅到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此道中人更会茫然以至不知所云。有这样一册在手，明清版刻可览其大概。除版本知识而外，题跋、藏印之来历，都有较为细致的考证，某印为某人藏印，某号为某人斋名，若非经年积累，断做不到有理有据，要言不繁。偶尔未考者亦交待得清清楚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是为学的态度。至于考评过程中的轶事，钞本趣闻都极有价值，有时往往寥寥数语，却精当有趣，读来兴味盎然。如《钞本海蠡阁书目・题记》中对海蠡阁主王常师的考证说，“王常师字道新又字小松……荫补刑部主事，未进京任职。辛亥革命后，闭门读书，可在床上仰面书写蝇头小楷。”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必然会心一笑，一个鲜活的读书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物，毋庸置疑，线装书收藏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像《书影》这样传之后世的举动应会不绝如缕的。现在常有人提到文化断裂的问题，却不去探究为什么会断裂，又是怎样断裂的，我看现在精制却滥造的印刷品即是罪魁之一吧，花费巨资出版一些低劣出版物真是一种罪过。出版活动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如果像《拥雪斋书影》这样深具文化含量的图书多出版一些，对提升阅读品味，树立一个地区的文化风气也是有益的。读《拥雪斋书影》也可体会一个藏书人在书海中畅游沉浮的种种辛酸，如果再结合他写的书话集《聚书琐记》来看，更能感受书在聚散离合的过程中与人的际遇。《书影》中所选之书大都传承有序，若是遇到传承不明的书，我倒很想探究一下它在刊刻流传背后的故事，也是一件趣事，不知其中是否蕴涵着文化断裂的蛛丝马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闲暇时间能够阅读已属不易，普通读者能够读懂线装书者总是寥寥，这样的书实在有曲高和寡的嫌疑，所以我很赞赏诗人张天男为王树田《聚书琐记》写过的56字跋语，读来令人感慨唏嘘，特录如下：

当时万卷无人问，就地一槌四海惊。

岂忍猴王升鲁殿，那堪华夏毁秦坑。

楼藏绝代人间忌，剑走偏锋掌上功。

第3篇：书斋范文

“唐宋家”之一的苏轼早年聪慧过人，颇有骄傲之心，自题一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世间书。”后一老翁捧书请教，苏轼满目生字，不禁冷汗直流，回书房后，修改对联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世间书”。从此，虚心求学，终成一代大家。

宋代诗人陆游最喜读书，在目睹国家破败、历经人世沧桑后，晚年在书斋自拟一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一“消”一“送”，废寝忘食，不觉光阴消逝。

明代书画家徐文长在“青藤书屋”写联道：“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仅仅十四个字，让坦言高谈、恃才张扬的“狂士”形象跃然纸上。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学识渊博，高风亮节，绝不与清廷合作，晚年在杭州“湘西草堂”题联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上联写欲破孔孟经书旧传统，拓展经学新局面；下联表露其在亡国破家之际，愿以身殉志。传说王夫之当时不管晴天雨天，穿木屐，撑雨伞，以示耻见青天、耻踏黄土的“乞活埋”之志。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书斋联是：“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一个“咬”字，把刻苦读书的精神写得活灵活现；一个“直”字，写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不屈品节。

蒲松龄的励志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与袁枚、赵翼并称为“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他的书斋联是：“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于教子；寡智乃能习静，寡营乃可养生。”把读书和育人为人生第一乐事要事。

书画大师刘海粟在画室内悬挂一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第4篇：书斋范文

是赵孟頫的书法作品。

松雪斋文集，即《松雪斋集》，松雪斋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书斋名，赵孟頫又号松雪道人。清德堂版《松雪斋集》，一函四册。成书时间不详，应当是清前期，国图列为古籍善本。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清德堂版《松雪斋集》还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书斋范文

中国禁书之史，其来久远，历代文网张布，至清禁书狂潮达于顶峰。在我国古代，图书典籍发展之盛莫过于清，而政府对典籍损毁之烈也莫过于清代。清初顺、康、雍、乾四朝150余年间，文字狱、笔祸、禁书之事连绵不断，至清中晚期亦时有所闻，成为清代文治政策之一大特点。禁书对象除少数为寻常百姓所理解的历代皆禁的淫词小说外，主要还是有碍清廷皇权的史籍与诗文集。满人入主中原，为维护其形象和统治，对一些禁忌字眼考察之精细，堪称前无古人。陈垣先生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中所列清人忌字多达十余种，即“忌虏第一，忌戎第二，忌胡第三，忌夷狄第四，忌犬戎第五，忌酋第六，忌伪忌贼第七，忌犯第八，忌汉第九，杂忌第十”，以此看来，可禁之书自然太多矣。清代借修《四库全书》，实施乾隆帝的“寓禁于征”政策，假借求书之名，利用全毁、抽毁、改篡等手段，行其禁书、改书、毁书之实，在“违碍”“悖逆”的名义下，将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销毁甚至毁版。据记载，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四十七年间，就销毁图书13000余卷，书版68000余片，其他未焚而抽毁及改窜者不计其数。从民间征集的大量图书，仅有一半收入《四库全书》，另一半均被销毁，许多书籍竟因之亡佚，实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场浩劫。

笔者藏书《叩钵斋纂行厨集》即为清代禁书，见列于《四库禁毁书从刊补编》第38、39册，是书开本24.8×14.6厘米，半框18.5×13.7厘米，半页9行，行20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刻“叩钵斋纂”及卷数、页码，版心下端刻书名“行厨集”。是书为李静渊、汪贡五两先生辑，经徐浩轩太史鉴定，清畏堂乾隆甲子（乾隆九年，1744年）秋梓行。全书共18卷，24册，分装两函，保存完好。书之封面钤“清畏堂”花边方印，卷端镌“读书种子不断”方印。卷首有汪建封康熙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题于叩钵斋“行厨集叙”字样。

《叩钵斋纂行厨集》是一部类书，其内容有祭寿文、大小启、杂著、尺牍、广舆时令纂、姓氏人事摘联、家礼、联、人物称谓、官制通考、带方、仕宦等。所辑内容取之以典坟，求之以丘索，参之以因革，文至精至当，有“晋魏风流，苏黄气格”。因笔者手头资料所限，辑者生平、堂号及刻书坊均无据可考。《叩钵斋纂行厨集》被清代列为禁书，大概是因其内容中有清廷禁忌的字眼，也可能是史籍与诗文及礼仪有“违碍”“悖逆”的缘故吧。

第6篇：书斋范文

陈潮又是一位书法家，尤以篆书著称，时人称其小篆“质朴古雅，上埒阳冰(唐代篆书家李阳冰)”。有句云：“荔棠小令东之篆，云伯先生七家诗”，此“东之篆”就是指陈潮的篆书。有清一代，小学昌盛，再加上江左遗风，学者多习篆籀文字。然而到了陈潮所处的时代，碑学大盛，当时的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大力提倡碑学，陈潮的家乡泰州地区便是碑学中心。而陈潮学书却静对时风，独研篆法。他精研六书，不但钻研了许慎《说文》，对徐铉、徐锴以及钱大昕、段玉裁诸家异同详加考核，探究原委。书法上他直接取法钟鼎文字，从古人书法中吸取营养。每日晨起必作篆字三百，寒暑不辍。他的篆书富有古法而求新意，其铁线篆苍秀圆劲，具有《峄山碑》的神韵；玉筋篆圆润婉通，气韵流宕。后人对其篆书评价很高，如康有为认为他的篆书“思之颇奇”。朱东润说：“东之先生作篆高者，上比上蔡(李斯)，下犹不失阳冰(李阳冰)。”曾熙说：“东之先生与道州(何绍基)为同年友，道州篆法多取东之，天不与年，流传亦少，殆亦命耶!”马宗霍说：东之篆书驰骋有势，而神颇能闲。惜其早卒，不能充其所至。”但由于其英年早逝，作品流传较少，不为世人所知。现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篆书立轴，从中可看出他的艺术成就。

这幅篆书立轴纵107厘米，横40厘米，纸本，文日：“世事让三分，天地宽阔，心留存一点，子孙种耕。”结体端庄严整，宽博开阔，运笔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型，古厚之气浓烈。古厚是陈潮篆书的一大特点，所谓“古”就是遵守传统笔法，即中锋用笔；除垂直笔外，仍坚持每画两头圆的笔法，历史上的篆书大家如李斯、李阳冰、邓石如等莫不如此。所谓“厚”，就是笔画充实，真力弥满，不薄不弱不飘。此幅是陈潮篆书作品的代表，充分反映了其落笔稳健、斩钉截铁的风格。落款为“东之陈潮书”，下钤“陈潮私印”白文印、“字东之”朱文印。

立轴右有收藏者题跋，字体亦隶亦行，笔力苍劲，独具一格。其文日：“陈潮，字东之，江苏泰兴人，清道光举人，生平肆力于学，工小篆，精专六书、音韵之学，尤锐志于学术。”落款为“无所住斋主人识”，下钤“李一氓”白文方印。由此可证，此轴曾为李一氓收藏，“无所住斋主人”就是李一氓本人。李一氓(1903～1990年)，四川彭县人，是一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和版本目录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中顾委常委、中纪委副书记等职。抗战期间，李一氓任中共准海区委副书记兼淮海行署主任等重要职务。据《李一氓回忆录》记载。李一氓的书画收藏始于1945年。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解放淮阴城，同年11月1日，以李一氓为主席的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城建立，与此同时，中共华中局也迁入准安(今楚州区)，李一氓同时担任华中局宣传部长、苏北党委书记职务。淮阴和华中局所在地准安是富于文化传统的城市，李一氓发现部队宿营时一些战士把字画屏幅铺在地上睡觉，部队转移后便无人收拾，于是就命令警卫员一幅一幅地卷起来，让当地群众认领，无人认领的就暂时收藏起来。他还向指挥员们打招呼，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最好都集中交给他。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戎马倥偬之余，他收集了一批字画，随他转战南北。

第7篇：书斋范文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其百科全书式的构想，让她拥有全世界各地的不同艺术品。

在大都会博物馆二楼的亚洲艺术馆，跨过一个圆圆的月亮门（图3），一座苏州园林迎面而来，观众仿佛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这里阳光明媚，绿树青草，虽无明月松间照，但见清泉石上流。园中曲径通幽，靠墙处一亭翼然，旁边是如精工雕琢般的太湖石，还有曲折的回廊和山墙，起伏的屋檐灰色的砖瓦。小巧的窗户，映着外面摇曳的竹影。

由于大都会博物馆董事、纽约著名慈善家布鲁克·阿斯特夫人的慷慨捐赠和热心推动，大都会博物馆在中国苏州园林局的协助下，在该馆的亚洲艺术馆中心地带建造了一座室内的苏州园林，旁边还有一座明代风格的书房。

园林当中的亭子、假山、树石，迂回曲折的走廊，以金丝楠木的柱子撑起的曲折屋檐，花园周围各种风格图案的窗口，透露出浓厚的中国风情。

在这座花园的四周，8个展厅所有的展品拥有一个共同的展览主题——“中国花园：亭阁、书斋、退隐之地”。

进入“中国花园”特展的第一展厅，左边满墙就是一件巨型12屏相连的作品——清代画家袁江的《九成宫图》（图4）。

熟悉书法的朋友知道，《九成宫醴泉铭》原为魏徵撰文，欧阳询书，记述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后欧阳询所书《九成宫醴泉铭》被称为天下第一楷书。

中国历代许多画家曾对九成富有过描写，包括唐代李思训、南宋赵伯驹、明代仇英，清代袁江、袁耀等。

大都会博物馆此次展出的袁江《九成宫图》，很可能是现存“九成宫”图之中规模最大的一套。该作品为绢本，设色，分为12屏，全图纵207厘米，横579.1厘米。

图中两座奇峰巍然屹立，青绿色的大殿、亭台楼阁点缀其间，隐约可见楼宇之内的人们。左面山峰之下，石拱桥上，一队人马持着旗幅，似乎在迎接皇帝的大驾光临。

据大都会博物馆1987年出版的书籍“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Asia”（《大都会博物馆：亚洲》）介绍，画家袁江可能在1723年之后被选为宫廷画家，不过据中国的艺术史家考证，袁江留下的记录不多，目前找不到袁江被选入宫中作画的确切证据。他的画风工整细致，设色艳丽。袁江在成年后活跃于家乡扬州画坛，为当地的富商绘制园林建筑画。

此图创作于1691年，而两年之前的1689年，康熙皇帝曾南巡至扬州。作为扬州人的袁江，很可能借助隋唐时期皇家园林“九成宫”，衬托当时扬州的繁荣昌盛。

北京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介绍，故宫现藏袁耀《九成宫图》轴，绢本，设色，纵189.7厘米，横230.7厘米。故宫网站除了有图片，还附有介绍文字：“以对角构图为主，建筑在画面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作者有意将建筑物安排在观者的视觉中心，使其在山重水复的背景中颇为醒目”。

袁江以及儿子袁耀，为清代绘制山水界画之佼佼者，被后人合称“二袁”。

袁江的《九成宫图》，所绘可以说是整个展览之中最大型的一座中国式花园，需要骑马才能尽览沿途的景色。

据大都会博物馆介绍，该画于1982年入藏，为迪伦基金赠送品（The　Dillon　Fund　Gift）。

元代钱选的《王羲之观鹅图》（图5），在此次展览中被选为宣传册的封面图片。内容为王羲之站在竹木掩映的临河亭子中间手扶栏杆，凝神观察着河中的两只白鹅。王羲之身后伴着书童。亭子侧面、后面是茂盛的竹木。顺着王羲之目光往前瞭望，右上角是碧绿的远山，远山前面的河畔，一片树林掩映着房舍。中间一大片留白，是白鹅戏水的宁静河流。

《王羲之观鹅图》于1973年入藏大都会博物馆，原为王己千家族收藏，迪伦基金购买后赠送给大都会博物馆。

钱选《归去来图》（图6）与《王羲之观鹅图》构图类似，左边为林中茅舍，茅舍前面，两名稚子张望欢迎。右上角是若隐若现的远山，中间大片留白是河流。河中一船，船头是归来的陶渊明，船尾是摇橹的艄公。钱选两图画心左边均有其题款。

两幅画的题款也有相似之处。在大都会博物馆与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方闻著作《形象之外——中国书画，8至14世纪》（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一书中，包括顾氏藏品在内的近40件藏品，其中《归去来图》被认为是钱选的作品。但据策展人介绍，后来大都会博物馆认为《归去来图》为仿作。

《归去来图》1913年入藏大都会博物馆，美国人福开森先生（John　C.Ferguson）捐赠，福开森长期在中国生活，是金陵大学第一任校长。

2004年11月21日，乾隆宫廷画家徐扬《南巡纪道图》在北京翰海秋拍中以1980万元成交，徐扬这个名字也被大众所熟悉了。1751年，徐扬作为宫廷画家跟从乾隆帝首次南巡，其后画出了气势撼人的12卷长卷《乾隆南巡图》。如今这些长卷已经散佚到世界各地，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其中的一卷（纵68.8厘米，横1994厘米），是该馆珍藏的两件“南巡图”之一，另一件是王晕的《康熙南巡图》。

此次展览展出了徐扬的一件小型扇面作品《仙山楼阁图》（图7），青绿山水画就的远山和近石，势如雄狮猛虎，而亭台楼阁、苍松奇石，点缀其间，更有云雾缭绕，流水潺潺。尺幅虽小，却气象万千，仿佛使人看到了袁江笔下巨幅作品《九成宫图》的那种气魄。

雅集，历来是中国文人们热衷记述的题材，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记录了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谢安等人的一场雅集盛事。据介绍，李公麟、文徵明、傅抱石等许多画家都曾经以此为题材作画，明代钱谷的《兰亭修禊图》就是其中之一。曲水流觞的良辰美景在画家的笔下既浪漫而又富有诗意。此图为王己千旧藏，迪伦基金购买后赠送给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著名的雅集图，是传为明代谢环的《杏园雅集图》（图8），该图描绘了明正统二年（1437年）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等10人在杨荣的杏园聚会之情景。另绘童子9人、仆人5人、共计24人，其中有画家本人的自画像。

此件作品大都会博物馆著录为“传”，也就是未确定作者就是明代谢环。

资料介绍，江苏镇江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杏园雅集图》，纵37厘米，横401厘米。与之相比，大都会的《杏园雅集图》，纵37.5厘米，横1278.3厘米，也就是尺寸相对大了许多。本国于1989年入藏大都会博物馆，由迪伦基金购买赠送。

文人雅集，山中聚会，正是“花园”题材的另一种独特体现。

该展览策展人何慕文先生（Maxwell　Hearn）（图9）指出，传为北宋屈鼎《夏山图》与郭熙的《树色平远图》两图均为大都会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将两者并置展览，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对照，机会十分难得。

《夏山图》绘画风格类似于收藏的《溪山行旅图》，画中树木葱郁，高山雄奇，很能体现山水的秀丽。本图为王己千旧藏，也是由迪伦基金购买后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的。

郭熙的《树色平远图》却是另外一种风格。构图不再讲究饱满丰富，整个画面构图简练，近景的石头树木较为突出。本图由顾洛阜先生捐赠。

“中国花园”特展的每个展厅的主题都不相同，第一厅的主题是“皇家园林”，可以欣赏“九成宫”：第二展厅是“亭台和楼阁”，展品包括《吕洞宾过岳阳楼》、唐棣的《滕王阁图》、徐扬的《仙山楼阁图》；第三展厅为“郊外的寺庙”，展品包括《夏山图》，倪瓒的《秋林野兴图》等；第四展厅为“文人雅集”，展品如《杏园雅集图》等；第五展厅为“文人雅集和文人的书房”，展品包括《王羲之观鹅图》《归去来国》、文徵明的《拙政园图册》（图10）、王原祁的《辋川图》等；第六展厅为“花园的花鸟”，展品如宋徽宗的《竹禽图》等；第七展厅为“四季”，只有一套作品，即谢时臣的《四时皆兴》图；第八展厅为“岁寒三友”等，展出如荷花、梅花、竹子等题材的作品。

策展人的计划是用近百件藏品呈现中国传统的亭阁、书斋、退隐之地，探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寄情于山水之中，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性情。无论是《九成宫图》或《杏园雅集图》，都深深地印证了这一中国传统思想。每当仕途受阻，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就退隐到乡野之间，享受山水田园的乐趣。陶渊明就是最著名的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得意还是失意，他们都可以享受着诗意一般的生活。

第8篇：书斋范文

熊培云却笑说：『不自由，仍可活『。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是熊培云年少时最喜欢的两句诗。每天他很早就醒了，然后“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从来不知赖床滋味”。

这样的早晨，坐在电脑前，坐在春天里，他通常身着一件普通的褐色外套，普通的墨绿色的毛衣，戴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细看，右额上还藏着几根白发，他说这都是去年添的。他一天的生活很规律，也很简单―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五六点起床。然后便是读书，写东西，给南开的学生上课，隔三岔五回北京参加一些朋友聚会，偶尔回乡下老家，或者出门旅行。

乡土

他从小不是一个乖孩子，但也不是坏孩子。父母是农民，对他的管束严厉到苛刻，只希望他能“洗去脚上的泥巴”。他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勤劳、宽厚、本分、节制、承认自己的平凡，等等。他热爱阳光与泥土，喜欢到乡间看万物生长，即使后来大家都喜欢把他叫做“思想领袖”，仍然对乡间的事物保持着一种朴素的情怀。“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是他的理想状态。

在城里生活久了，他似乎更喜欢乡间简单的生活，他喜欢卢安克和梭罗。他希望自己像个农民一样早睡，可是一直没做到。他只能做到像农民一样早起。他认为自己晚睡早起的习惯带点悲剧色彩，“睡得比城里人晚，起得比乡下人早。”他的觉总是睡得很破碎，但他似乎很少犯困。大多数人也许更乐意这么解读，这是因为熊培云的脑子长期处于高速的运转之中。对此，熊培云颇不以为然。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生活习惯，犯不着用什么词汇来定义它。

写作

准确地说，真正面对公众的写作，是从他大学毕业进报社不久后开始的。那时，他在报纸上开专栏。实际上，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开端归于一年后自费接通互联网后。他说，他很享受当时无拘无束的感觉。那是1996年。

他至今把自己对文字的热爱以及深藏于心的济世情怀，视为一种天性。他将自由思想与写作视若生命，并乐意借着手中的笔对时代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在微博上这样写：“当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万富翁会被灭门，而你握不住手里的笔……这样的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幸运，只有谁比谁更不幸。”

对于目前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熊培云时常也会感觉无力。但他并不因此懊恼或者索性停下来。他承认自己无比平凡，却坚信在此基础上做点滴的努力，总会有见着回报的一天。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这个社会有一个可期的未来。

态度

“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这是熊培云抱持的态度―不为你不能改变的事情忧虑，改变你所能改变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坚持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并非用来思考，而是用来生活，思考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问他，社会现实让你感觉沉重吗？他笑了。没空伤春悲秋，也没空对现实悲观失望。他说自己没那么矫情。“人生未满百，哪来那么多忧愁。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还来不及。”什么是他喜欢做的呢？读书，写作，旅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记者：公众给你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是不是有点沉。

熊培云：无所谓名誉吧，我只是将它视为一种鞭策或者要求。这和我的追求并不矛盾，我当然希望自己的言说有“公共”性，有“知识”，而且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

记者：从记者到学者的身份转变，两个角色，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思考？

熊培云：做记者让我更贴近现实，更关注时代的变化。长期的采访让我善于倾听与交流，能够接触并接纳不同的声音。这种平等交流与开放的精神，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些学者做学问，越做越脆弱，越做越孤独，受不了批评。我想这与他们长期隔离社会，把那点学问做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分不开的。其实，完全可以想开点。我们只是不断接近真相，如果他者的批评能增进你的求知，你应该感谢生活，感谢批评你的人，而不是憎恨。

记者：你热爱行走，与你追求自由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熊培云：至于我自己，行走与思想当然也与对自由的求取有关。我的理想状态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这也是思想与行走的关系吧，二者互相扶持，同时丰富我人生，坚实我信念。

记者：你试图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来改变、或者说实现些什么呢？

熊培云：首先我不是为了改变，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有这样的思维的乐趣，生命的激情，我需要表达我的所见所思。这是我的自然状态。与此同时，在我的天性里也有济世的情怀，而且通过关心社会，我会获得乐趣，获得内心的安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写什么，只代表自己，不为了给谁代言，不为得谁夸赞，也无惧于他人的损毁，只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热情与才情，只为了保持自己自由的趣味和独立的人格，只为了让自己真实的思考呈现出来。

第9篇：书斋范文

白石床无尘，青松树有鳞。一莺啼带雨，两树合从春。

荒榭苔胶砌，幽丛果堕榛。偶来疏或数，当暑夕胜晨。

露滴星河水，巢重草木薪。终南同往意，赵北独游身。

渡叶司天漏，惊蛩远地人。机清公干族，也莫卧漳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