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布利尼，大卫•格林纳韦.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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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托马斯•谢林.选择与结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1-36，256-299.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121-156，2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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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第2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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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第3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第4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当前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一是调控理念传统化。从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历史情况看，宏观调控理念的基本点就是整治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调控部门一旦发现GDP的增速或CPI的上涨速度超过某一“容忍度”，就出台种种行政禁令以及效果微乎其微的所谓市场化手段，没有将调控的重心集中在对市场机制形成的刺激上。笔者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必须立足于宏观，要从制约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机制着手，不能被几个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表现所左右。近些年来，宏观调控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有所成就，但在促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方面乏善可陈。由此，经济运行必然会一次次陷入调控――反弹――再调控的怪圈中。如果传统的宏观调控理念不转变，如果市场机制改革继续裹足不前，宏观调控必然是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单纯的宏观调控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上转移出来，更多地关注制度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建设。

二是调控缺乏前瞻性。从2007年至今，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密度、深度和广度是空前未有的，我们在感叹政府驾驭市场水平的同时，也感受到调控缺乏前瞻性，调控效果具有缓慢性和受众的麻木性。缺乏前瞻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调控的“超短期化”倾向越来越突出。过去，宏观调控的着眼点侧重于长期，想的是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又怎么样，想的是如何翻两番。后来，宏观调控的着眼点逐步演变为中期，主要想的是三年以后怎么样，五年以后又怎么样。再后来，宏观调控主要侧重于近期，想的是一年以后怎么样，两年以后怎么样；而现在，调控的着眼点则为当期，想的是下个季度怎么样，甚至下个月怎么样。结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短期的调控上面，没有时间抓大事，没有时间抓长远问题，有关决策部门总是在忙于“救火”，总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措施，没有给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调整空间，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

三是调控手段简单化。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手段可以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多样化的手段选择和组合运用，也有财政、税收、利率、汇率、信贷规模、行政命令、计划等调控工具选择使用。但是，由于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思路过于传统。所以，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短期的调控政策遭遇到了空前的体制性困境。比如，货币政策和加息、降息通常是决策当局惯用的手段和工具。但是，这些手段和工具主要是侧重于总量失衡，对于结构性失衡的调控作用不大。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专家开出的药方通常是要求央行加息。但是，加息在抑制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反弹方面效果有限。相反，负面效果却是直接的，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恶化。由此，在经济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决策部门经常动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包括价格管制、严格项目审批、贷款规模控制等行政调控手段经常被反复使用，而且屡试不爽。然而，在宏观调控忽略其战略意义――增加市场机制改革的空间的前提下，即使短期效果明显的行政调控，也经常会陷入“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其效果通常也会被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所抵消。

四是调控时机把握不当。调控时机的把握和选择，对于调控积极效果的取得具有关键意义。就近期宏观调控的情况来看，调控时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调控时机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调控部门之间在调控政策上难以达成一致，争吵扯皮，贻误战机。二是一些部门对外部经济影响的认识不深。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部门忽略了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联，认为中国经济不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可以做到独善其身。所以，在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放松警惕，依然固守传统思路，经济预警能力较低。比如，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危机影响较大的情况下，一些部门依然认为次贷危机是一个独立事件，对我国的影响有限，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即使到了2008年8月，某些决策权威仍然公开宣称抑制通货膨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调控政策上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三是一些调控部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把握不准。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偏执地认为，无论世界经济调整不调整，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长久的通货膨胀。但是，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却认识不到位。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可以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的类型主要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外部输入型、资产泡沫型。就本轮通货膨胀而言，其性质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致力于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一些部门认识不清，将之定位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结果出台的调控措施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五是调控的灵活性不足。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完善调控政策措施，适时适度地进行主动预调和微调，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升宏观调控灵活性。笔者认为，这里的“灵活性”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及时性，更是一个政策组合概念。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调控政策、调控工具的选择与组合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相对于过去，近些年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显著增强。但是，相对于经济金融运行的要求，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我们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是明显不足的。具体表现为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只从有利于本部门、本系统管理的角度来制定调控政策，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尤其是，调控的灵活性要求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一刀切”。事实上，历次调控中的许多调控政策都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一些调控政策如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大多都是“一个口径”，“统一口径”的政策不分地区差异、经济差异、区域差异、企业差异等因素，一刀下去，要么相关产业、企业遭受重创，要么政策在各地的执行中走了样。

六是调控政策的自主性不足。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是一项严肃性、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工作，它建立在调控部门审慎独立判断的基础之上。但是，观察近期出台的一些重大调控政策，总是海外机构预测在先，而政府政策出台在后的“有趣”现象。难道是调控部门的智慧不够，相关政策只能依赖于海外机构的判断？还是相关政府部门对自己的智慧没有把握，而借助通过海外机构试探市场反应？笔者无法定论。但是，这个问题揭示出，政府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必须独立自主，不能为任何人、任何机构所左右。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环境

宏观调控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失衡的修正，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且，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在国内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经济运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提升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宏观调控注重设置产品产量等具体指标。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探索，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进一步调整并逐渐完善。1993年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财政、外贸进出口和外汇储备、商品零售、物价、经济效益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经数次调整，1997年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党的十六大以后，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宏观调控目标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同时也说明，未来的宏观调控不仅要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要将改善民生、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二是宏观调控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调整阶段，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发达国家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已基本宣告终结，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可能越来越短，而我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我国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启动内需，将一个主要为外部经济服务的经济体转变为主要为内部经济服务的经济体，建立消费型社会，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因此，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直接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是宏观调控的内涵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结构性调控。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此，未来的调控不能幻想一蹴而就，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世界经济运行的趋势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宏观调控必须既立足于国内市场的运行变化，更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变化，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宏观调控既要注重宏观层面，更要注重微观层面；既要注重经济增长，又要注重增加就业；既要注重总量平衡，又要注重结构调整。四是市场性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提升宏观调控能力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取向应定位于：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淡化行政调控，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规范和稳定各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预测水平，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加强立法，在法律规范下实施宏观调控活动，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法制化、透明化水平，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转变宏观调控理念，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转变宏观调控理念，就是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从传统的紧盯GDP增速和CPI涨幅等指标转变为重点关注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率提高、民生的改善和环境保护；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在制度变革和市场机制形成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有关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和支配权力的分配。宏观调控主要是一种政策导向作用，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同步发生作用并对经济运行因势利导的过程。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就目前的宏观调控而言，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都必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尽快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政府调控部门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为此，宏观调控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政策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忽视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和市场机制建立，把体制和机制效应摆在首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经济金融危机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经济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的快速增长。

转变调控思路，调控重点由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控转变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主要表现为总量调控，调控措施主要落实在总量层次上。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结构问题非常突出，往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出现总量失衡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是导致我国出现经济效率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问题严重、对外贸易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对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的严重威胁。因此，宏观调控不仅要实行总量调控，而且要进行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的结构调控，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就要求宏观调控不搞“一刀切”，而是实行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下，宏观调控要有进有退，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经济增长质量“升”上去。比如，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往往来势猛、见效快，但却容易越权，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比如，用投资手段拉动经济增长，短期效果明显，但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用消费拉动经济，尽管短期会出现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但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提高调控质量

调控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质量和调控能力。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完善调控机制。要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一是要强化预警机制。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进行前瞻性研究的转变，要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宏观分析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灵活运用各种数理模型，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做出科学分析判断，提出预警方案，防止苗头性、局部性问题转变为现实性、系统性问题。二是要强化协调机制。为了解决宏观调控政策操作中反应不快，部门、地方之间不协调的矛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1）通过构建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全面准确并及时畅达；（2）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完善与转换，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3）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注重运用信息手段重塑工作流程，突出协调，形成机制。三是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现行宏观调控体系缺少监督和检查机制，难以迅速地发现并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为此，应着手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超脱的监督检查机构，专司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检查，有助于形成切实有效的制约而不会使监督流于形式。

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完善相关政策协调机制

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组合和协调，是提升调控能力的关键。未来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组合，进一步完善相关调控政策的协调机制。其一，要建立健全规划、财政、货币、贸易、信贷、产业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国民经济规划应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总体要求，这是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保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传导；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二，要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财政部、中央银行、银监会、发改委等宏观调控部门应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从整体利益和经济大局出发，加强调控的协调和配合，杜绝部门利益和争吵扯皮，摒弃部门政策的所谓“独立性”，充分发挥综合政策效应。发改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财政部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调整政策工具运用，提高调控政策效能

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推进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为解决财政部发行短期国债缺少动力、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短期国债作为操作工具的矛盾，短期国债可不列入当年国债发行计划，财政账户出现临时性头寸不足时，财政部可发行短期国债用于周转。

加强宏观调控的法制化建设，确保宏观调控的规范和公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逐步用法律方式稳定和规范宏观调控，通过法律、法规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调控机构的活动，加快宏观调控法制化建设步伐。从现实看，有些调控政策措施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如此，关键问题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宏观调控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要求。宏观调控的法制化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从法律上给予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第5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2008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一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迅速而大幅度的调整：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转向“保增长、扩内需”。

当时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经济增长有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为消除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和存在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2007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8年的宏观调控任务：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正是着眼于“双防”的目标，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年初南方地区出现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加深，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GDP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7.9%。这表明“防过热”已见效，但物价涨幅较高仍未得到有效控制。7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世界金融危机，保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2009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启动内需的十政，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增长、促发展”成为当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

去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还有不确定性，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

然而，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进，中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房地产市场泡沫泛起，住房价格非理性走高；资本市场炒作投机严重，风险凸显；农副产品市场历史上罕见地也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特别是去年7月份后，通胀率不断攀升，物价持续走高，中低收入者生活负担和压力明显增加。面对热钱、流动性过剩、货币泛滥和通胀、投机炒作等，许多专家都在呼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迅速转向。

201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正式转向稳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步入常态管理，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困境之后，整个经济增长又进入逐渐上行通道，通过货币政策转向既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能为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寻求动力。

综上，2008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转变幅度之大，十分少见，但是其经验和教训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今后的调控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经济环境的前提不足。

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其前提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 与绝大多数其他市场经济体情况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创建, 而不是通过市场自身的演化发育成熟而形成的。因而我国市场仍然缺乏弹性，即IS曲线和LM曲线过于陡峭，私人投资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弹性不敏感，使乘数效应达不到宏观调控的初始设计的水平。同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制度，法律和法规还不够健全；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变，更多的扮演服务型政府角色而不是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来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干涉。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性、时滞性，导致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经常是短期政策，并且通常变化比较剧烈，由于政策实施具有时滞性，因此，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它的影响力一般是由弱渐强，往往越往后效果越明显，而对当期的影响并不显著，各项经济指标可能在短期内不降反升，导致政府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后短期效果并不显著。

（三）忽视微观规制的宏观调控，以宏观调控来代替市场的调节作用。

比如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生产多少”无论是大多数经济理论还是大部分经济历史都证明市场机制对此有很好的调节能力，如果产能在市场机制的正常调节下基本是不会过剩的。相反，“产能过剩”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经常被提及，这其中就与我们忽视了微观规制的宏观调控有关。以钢铁行业为例，产品的价格是按照市场定价的水平来销售，但是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矿产资源、能源、信贷资金、劳动力等就得受到政府的控制，特别是正常的自然资源税、环境税、能源税等没有开征，形成了高利润以及对未来收益的高预期，加上各级政府对GDP增长政绩观的推波助澜，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的现象。

（四）“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增大。

从近年宏观环境看，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极度繁荣，尤其是股市疯狂上涨，创造流动凸显，同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储增幅高达43.3%，货币投放迅速扩大，流动性泛滥。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都采取了共同对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连续5次降息，同时将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2009年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我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M2增速高达27.7%，创15年来新高，比近年来平均增速多10个百分点，但物价出现了负增长悖论。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明朗，金融危机抑制的需求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刺激需求，下半年物价普遍上涨，CPI节节攀高。“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军”，再从“糖高宗”到“油你涨”。这些物价热门字眼相继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五）经济结构存在问题突出。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间不协调。我国这几年经济之所以在如此困难的经济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较高、较快的发展，其中投资，特别是这几年固定资产的投资贡献率就非常高，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的影响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经济增长还是靠投资，处于投资导向阶段，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投资的贡献率是54.8%，出口的贡献率是7.9%。它们分别拉动GDP增长3.9、5.6和0.8个百分点。而在2009年，消费、投资、出口各拉动GDP增长4.6、8、和3.9个百分点。此次危机中我国外贸受到的冲击很大,经济内外需求失衡，使实体经济发展受到重创，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刺激内需，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显得十分重要。

三、对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一）逐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和分散决策的大环境。

宏观调控政策的正常实行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大致上都是利己的，都是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而宏观调控政策大多时候还是体现了“精英决策”，不可能达成广泛的共识。因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不是经济活动主体的服从，而是公平竞争；不是经济活动管理部门的代替，而是公平竞争；不是经济活动集中统一决策，而是经济活动主体分散决策。充分发挥市场的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二）完善宏观调控指导性计划的科学性，提高其预测的准确性，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由于存在政策效应的时滞，而事前和事中的宏观调控显然比事后调控更有效率，尽量避免事后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早期的宏观调控往往是事后的调节，随着宏观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政府干预经济的经验积累，目前通过事中的调控技巧在提高。根据经济周期的某些规律性和观测宏观经济波动的先期指标变动情况，较早地调整和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进行微调。这种事中的调控如果是成功的，会使经济周期的波幅缩小，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失。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事前和事中的宏观调控水平，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三）加强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的密切配合。

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经常是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样，甚至下半年和上半年的都不一样，调控政策的方向经常是变化的，因而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相机抉择”“逆经济方向行事”的宏观调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及其秩序进行维护，对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确立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制约，这也就是微观规制。“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离开了一定的微观规制所确立的制度环境和微观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主要行为反应方式，这些宏观政策的效果就会成为零、为负或者高度不确定。”

（四）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防止并化解流动性过剩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危机。

当前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成为宏观经济的重点，针对流动性过剩所表现出的通胀，今年也提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为了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从货币政策这方面着手，发行央行票据对冲过剩流动性，加强财政债券和央行票据联合干预，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同时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银行信贷规模缩小货币乘数；实施公开市场业务，从根本上直接减少货币供应量；加息应慎重，因为从外部性的影响来看，加息或对加息预期定会吸引大量热钱流入，加剧流动性；加大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道义劝告。从财政政策来说，减少投资的规模，特别是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必须适当加以控制，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不是长久之计，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未来长时期内，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刺激内需。

历年宏观调控过程中，我国财政投资虽然取得积极效果，但也会加剧“流动性过剩”，同时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效果不佳，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依然庞大（如下图所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不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因而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内需，这才是经济发展稳定发展的长久之策。

（六）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重点关注热点问题。

首先关于房价关于房价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了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是每调控一次，大多数时候房价就上涨一次。国家出台相关调控政策的初衷毋庸置疑，只不过效果有点让我们普通民众失望。笔者认为调控不应该调控正常的需求，而应该调控投机性的需求。事与愿违，我们的有些调控措施恰恰抑制了正常的消费需求而又没有对那些投机性的需求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经济很热，需要调控，但恰恰又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困难，调控效果并不理想。这个问题有待解决。对于当下比较热议的“限购令”，截止2011年3月4日，全国已有31个城市相继实施了限购令。从调控手段分析，限购属于行政命令，在投资投机者大量购房的现实条件下，暂停购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城市的房价也趋于稳定，部分城市楼市甚至“急剧降温”。以上海为例，中房信数据显示，上海一手商品住宅的2月份成交量为17.2万平方米，而去年12月的高峰期成交量为140万平方米；成交均价也从去年12月的2.508万元/平方米的高位，回落到2月的2.0946万元/平方米，跌幅达16.5%。据中原地产统计，2月上海一手住宅成交1635套，合17.78万平方米，环比分别下跌81.15％、82.80％。“限购令”毕竟是特定的经济环境下的产物，从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就，加快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重点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这才是长久之计。

其次关于就业比如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虽然国务院已经连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社会各界合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报道，2011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约为750万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用工荒，这个时候国家就应该拿出魄力和决心来解决，比如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就业，通过税收优惠、社保补贴来鼓励企业更多地吸纳就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实行“校企合作”，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等。

第6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这一做法也反映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和国际组织对传统“货币”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新政策框架的热切期待。但是，理论基础和实践检验的匮乏，决定了这个指标或将在很长时期内只能作为“监测目标”，而非真正意义的中间目标。

所有宏观经济模型都是错的

此次全球危机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尖锐地指出，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都是错的，基于其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既不能察觉危机前经济、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更无法阻止危机的爆发。

现有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遵循凯恩斯主义，其中，刻画金融部门（实际上是银行部门）行为的是货币供求均衡方程。这是最根本的错误所在，因为它仅仅描述了银行部门（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负债方――货币（现金和各种存款）的变化。

虽然对这一方程也有改进的努力，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经从银行部门的资产方、即信贷的角度来阐释金融部门的行为，但是，这都没有反映这样一个事实：随着金融结构的演化，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传统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地位显著下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发生了四大深刻变化：

第一，“直接金融”的兴起，主要包括公开发行的各种形式的债券和股票；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重要的“信用创造者”，这些机构超越了传统的证券承销和做市业务，通过自身的资产和负债活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重要的外部融资；第三，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和信用联系日趋加强，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越拉越长；第四，资金的跨境流动愈发频繁，规模愈来愈大。

金融部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创造“信用”，这构成了实体经济部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外部资金来源。上述四大变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部门创造的信用（其资产方的信贷）在整个金融部门的比重直线下降。例如，在1980年，美国银行部门持有的信用市场工具（主要是贷款）相当于全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含证券化）的近1.6倍，到2007年则下降到43％左右。这意味着，与银行部门资产相对应的银行部门负债（各种存款），只能反映整个金融部门的部分活动。

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不断地修改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货币总量指标，包括对狭义货币量M1的修订以及不断地增加新的口径更大的货币总量指标（M2、M3等）。直至1993年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最终舍弃了任何货币总量指标，转而盯住联邦基金利率。

然而，这种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假设：金融市场是完美的，存在着有效、稳定的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在这样的假设下，美联储就可以通过操纵短期的联邦基金利率来“舞动”各种期限和各种风险水平的利率，而所有这些利率――资金的价格最终会对资金的总量、配置乃至整个实体经济产生“意想之中”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假设下，上述宏观模型中的货币供求方程就变成了英国经济学界和美联储广泛采用的所谓“泰勒规则”，即利率与物价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方程。

但是，正如此次危机的警示，金融市场完美的假设是有条件的。事实上，早在危机爆发前，上述金融结构的演化已在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视野之外酝酿着深刻的金融不稳定因素。

例如，随着证券化市场的发展，美国银行发放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按揭贷款，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在不断下降，负债率在不断上升；随着金融机构内部融资活动的加强，单个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交易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机构”――所有这些正是当前热议的“宏观审慎管理”的中心话题。

政策探索缺乏理论支撑

观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演变的历史，我们大体可以发现，经济政策的变化，尤其是经济政策体制性的变化通常源于新的经济理论的诞生。

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颠覆使得政府干预成为“二战”后的主流，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让各国政府放弃了用货币政策来应对石油危机后“滞胀”的尝试，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则再次恢复了古典经济学所崇尚的自由放任理念。然而，目前对宏观政策改进的探索却是在支持其的宏观理论尚未诞生的情况下展开的。

危机之后关于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讨论主要发生在各国央行和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内部，其中，尤以英格兰银行的讨论最为热烈。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包括两个：其一，在传统货币政策所关注的宏观经济稳定之外，引入宏观金融稳定的目标，即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例如，防止金融部门的信用供给（贷款、债券等）出现大的周期性波动；其二，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区别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来建立的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因此，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可能构成未来“三位一体”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

不过，如同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经历的两大理论考验一样，宏观审慎管理也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政策的目标是明确和适当的吗？就宏观审慎管理的第一个目标而言，用哪个指标来表示“信用供给”？保持信用供给的稳定就是最优的吗？后一个问题类似于宏观经济理论中经常阐述的一个基本道理：如果经济的波动就如同大海的潮涨潮落那样自然，那么，试图消除这样的涨落就是违反规律的。就第二个目标而言，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显然是关键，而对此，理论界才刚刚展开研究。

第二，拥有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吗？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大问题。例如，对于实现稳定的信用供给而言，央行或许可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如何控制债券、基金乃至股票的发行？如果采用行政手段的话，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否意味着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大回归？在转轨经济国家，是否又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停滞？

实际上，上述两个问题也恰恰反映了理论界的困惑。上世纪30年代，宏观金融理论曾经出现两个发展脉络：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罗宾逊的可贷资金理论。前者关注银行部门的负债（贷币），后者则关注整个金融部门的信用创造。

学术乃至政策的演化最终是朝向了前者，其中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如何在不破坏市场运行机制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信用创造目标并有效地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是可贷资金理论迄今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7年出版的《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反复提出宏观金融理论要回到可贷资金理论的路线上去，但他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做法。

“控制”还是“监测”社会融资？

作为全球宏观金融政策改进的一部分，央行近期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并希冀在未来能够代替货币总量成为宏观政策的中间目标。

从计算公式看，这个指标大体是非金融部门（不含中央政府）当年获得的全部形式的新增融资（含股票发行），对应着金融部门资产方的变动（不含金融部门内部融资）。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结构也正在发生上述的四大变化。因此，及时调整宏观金融政策，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大的金融波动甚至危机，正当其时。

然而，如同国外正在尝试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一样，基于“社会融资总量”的政策改进同样缺乏有效实施的理论基础。同时，这个指标本身目前也难达到宏观政策中间目标所要求的“三性”。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即刻将之采纳为中间目标，值得商榷。

作为宏观金融政策的中间目标，其“三性”包括：

第一，“可测性”，即这个指标应该完整、有效，并能够及时获得。“社会融资总量”还不完整，因为它忽略了中央政府的融资活动（国债）和外部资金的输入。

国债已经是非金融部门最大的融资品种，其发行显然会通过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活动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在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为协调货币和财政，都要考虑国债的发行和交易，在新的“口径”更大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中却将其忽略，令人难以理解。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部资金的输入同样也不能忽略。可以看到，近些年我国的“双顺差”正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推手。

第二，“相关性”，即这个指标与希望调控的最终目标之间有着良好、稳定的关系。表现在统计上，即该指标与最终目标之间在长期趋势上存在稳定关系；同时，两者在短期波动中存在因果关系，即某时期该指标的变化会导致下一时期最终目标的变化。

央行曾指出，“社会融资总量”与主要经济变量（如CPI、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好于货币总量。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经济、金融变量都不是平稳变量，并且，较高的相关系数也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无论如何，“社会融资总量”在统计上都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

第三，“可控性”，即政策当局能够方便地控制这个指标。这恐怕是“社会融资总量”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依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因此，要有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运转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甚至是建立一个架构于之上的超级部门。

此外，在合理统计“社会融资总量”之后，部门协调还需要包括管理国债发行的财政部以及管理对外贸易和FDI的商务部。这显然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程。

除了上述“三性”，“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间目标尚存两大缺陷：其一，我国居民和企业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而事实证明，居民和企业自发的资产组合调整（如存款的“活期化”）会对物价和经济产生关键影响。对此，作为反映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规模的指标，“社会融资总量”显然无能为力；其二，如果未来的宏观金融政策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则“社会融资总量”因不包含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而无法担此重任。

更为关键的是，与传统的基于银行部门负债方统计的货币总量指标不同，“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对象是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方，这意味着支撑以往货币政策的宏观金融理论并不适用于后者。

换言之，即使“社会融资总量”的“三性”能够改善，由于缺乏宏观理论的支持，我们也无法就此轻松地构建一个新的宏观金融政策框架。

第7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近期的宏观政策微调节奏加快。财政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改革措施，短期内的影响不大，但方向是降低税负，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试点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降低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流动性风险；将铁道债列为“政府支持债券”，可以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进行；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改革，有利于激发服务性企业的自我成长能力和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虽然媒体上时有房地产价格微跌甚至大跌的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地产的宏观政策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房地产调控处于关键时期，政府近期释放的一些信息也确认了这一点。至于限购政策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是作一些改变，还要看调控的效果的演变。而近期房地产政策的一些新提法并不改变调控的基调和力度。

货币政策也在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微调。需要关注的是银行表外业务的回表导致信贷“虚增”，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导致外汇占款增加，高估了境内人民币流动性投放。从银行间市场利率来看，当前流动性仍然偏紧，未来央行可能通过逆回购和在二级市场购买央票等方式积极地投放流动性。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不排除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但首先应该会从调整差别准备金率入手。总体来看，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进行全面放松的可能性很小。

接下来几年中国的通胀率水平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指标是政策对于通胀的容忍度的高低，后者取决于整体的就业形势。因为目前就业形势整体良好，政府虽然为防止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出台了相关微调政策，但宏观政策稳健的大的方向没有变化。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未来面临较大的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未来可能放缓，导致潜在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预计“十二五”期间，甚至可能在未来三年内，中国的GDP增长就将回归到8%-9%的潜在增长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GDP增长必须高于8%才能提供充足就业机会的论断很可能不再成立。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比例目前为120%左右，这一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控制通胀的能力较强，效果处于乐观区间。但在这样人口结构下的一个供给相对充分的经济，货币条件相对于控制CPI通胀可能适中，但相对于资产价格可能过于宽松。也就是说，即使货币条件处于可以控制消费价格通胀的水平，仍可能对资产价格有过大的刺激作用。这意味着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导致的房地产泡沫才是长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房地产调控在内从紧的宏观政策有延续的必要。

第8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 周期波动 宏观经济调控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房地产周期波动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相应地，房地产经济周期则是指房地产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是一个上升与下降、扩张和收缩不断往复运动的过程。在一个周期中，房地产经济可分为上升（扩张）阶段和下降（收缩）阶段两个阶段，从谷底到峰顶是上升阶段、从峰顶到谷底是下降阶段。从谷底到谷底或从峰顶到峰顶，是房地产经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成为一个周期。

房地产周期内经济出现上升与下降、扩张和收缩的波动，周期间相互联接使得波动周期往复。房地产的波动包含了房地产经济的各个层面，包括房地产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 社会 生产总值等宏观经济变量中房地产部门中的总产出水平的波动），房地产消费水平、房地产业就业水平、房地产价格（物价）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动。

（二）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总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房地产经济景气与宏观经济景气的相关程度逐渐提高。

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展开过程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张阶段，虽然晚于宏观经济周期进入扩张阶段，但因其复苏速度快，故早于宏观周期进入复苏阶段；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房地产周期可能已经进入衰退阶段，并且在收缩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要长于宏观周期。

当宏观经济复苏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也随之上升，但因物业开发的时滞效应，使得房地产复苏稍晚于宏观经济的复苏。在房地产经济开始复苏后，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房地产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刚性，加上在保值增值心理 影响 下，于是导致房地产价格全面上升；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开发商资产相应快速膨胀，在银行提供大量按揭的情况下，经过投资乘数等作用，结果导致房地产经济周期比宏观周期更快进入繁荣阶段。由于房地产周期的繁荣期更早来临，加之没有宏观经济那种各行业之间相互消长的综合影响，因而房地产业通常比宏观经济先期进入衰退现象。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后，房地产经济出现更为猛烈的下降过程，房地产价格大副下降，房地产交易也大大降低，房地产商品空置率明显提高。经过明显的产业紧缩之后，房地产经济进入相对持续时间较长的萧条阶段，直到宏观经济缓慢复苏，才慢慢走出萧条期，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本文关于房地产周期和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仅是一种原则性的 理论 描述。由于研究 方法 不同，指标选择各异，使得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甚至在不同时段内，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表现的较为复杂。

河北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

为了能同我国的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本文采用相同的比率对河北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即用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增长率作为指示指标，对河北省房地产波动周期进行研究，采用GDP增长率波动为宏观经济波动周期。还考虑了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重点分析了投资、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与房地产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

（一）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地区生产总值是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的总和，因此用地区生产总值 计算 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已包含了房地产业。因此，经济增长率不但反映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在总体上反映出房地产业在这一时期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增长率作为河北省房地产的基准周期，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周期。 从河北省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情况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1998年，河北房地产周期波动和地区国民经济周期波动呈逆反现象；1999—2005年二者波动较为吻合。房地产的总体波动幅度大于GDP增长速度的波动幅度。当1995—1998年，国民经济下滑时，房地产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持续往上升，在1998年达到峰值，这主要因为住宅需求旺盛，还有政府政策因素存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河北省房地产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的指导，但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成熟，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房地产经济的波动将主要取决于市场力量。 从1995—2005年间河北省GDP增长波动周期和房地产业波动周期比较可以得出，河北省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敏感度非常强，房地产业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河北省政府高度重视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严格实施有效的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业同国民经济之间呈良性的互动作用。

（二）消费水平与房地产周期波动 从河北省1995—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项目构成来看，消费结构变化非常明显，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显著下降，用于文化 教育 、 交通 通信和医疗保健等服务项目的支出显著上升。城市中住房比例要高于食品和衣着的比例，其中在1996年达到峰值，在1998年降到谷底后回升，一直维持在15%左右，但是三者总的变化趋势一样。 （三）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关系

（四）就业与房地产周期波动 不同行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与 经济 增长率的相关性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河北省而言，全部就业人口的增长率与地区GDP增长率的相关性不明显（0.4808），农业就业人口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0.7174）。而房地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率、建筑业就业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性强，相关系数分别为0.5457和0.5013。这说明房地产业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紧密，房地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与经济波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通货膨胀周期与房地产周期波动

长期以来，房地产都被认为是一种抵抗通货膨胀风险的冲销工具，有实际的通货膨胀，预期的通货膨胀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之分（wurtzebach，Mueller，machi，1991）。实际的通货膨胀由一般价格水平来衡量，最常用的指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在1995—2001年，通货膨胀周期与房地产周期呈相反方向变动。主要是因为“九五”期间，河北省加大了住房制度改革力度， 采取措施优化投资结构，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开发，实行房地产投资向普通住宅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有效倾斜。房地产开发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开发土地减少，施工面积增加，使房地产 发展 迅速。但是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突出，整个国民经济形式不乐观，并且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因而两个周期几乎反向波动。在2001年以后，二者周期呈同向波动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河北省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有关。

推动河北省房地产业稳定增长的建议

（一） 影响 河北省房地产业稳定增长的宏观调控要素

研究 河北省房地产业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河北房地产业的波动幅度非常大，近期接近于 历史 峰值，因此根据经验，可判断出河北房地产业将进入回落状态。由于房地产业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关系，房地产业的回落将影响河北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宏观调控，积极推动河北省房地产业稳定增长。

河北省房地产业要稳定增长，需要从三个维面来考虑。这三个维面就是“时间—政策”、“时间—力度”、“政策—力度”。这三个维面组成一个稳定的三锥体，为河北省房地产业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1.“时间—政策”维面。这个维面主要解决的 问题 是何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实施调控，何时取消调控政策。由于政策准备制定、实施以及产生效果都需要时间，而且由于市场资料、管理水平等的欠缺，政策从研究到产生效果都要滞后。而即使在准确的时间开始研究政策，还有一个合理选择政策的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 法律 手段、计划指导以及政府的经济监督。同时各个政策里又有很多手段可以选择。在准确的时间里选择合理有效的政策对宏观调控至关重要。因而政府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解决这个维面的问题。

2.“政策—力度”维面。这个维面引进了“力度”的概念。它包含两个意思，既是指政策实施程度，同时又因为力是有方向的，因而它也指政策的实施方向。比如在房地产周期波动复苏阶段，可以采取降息、减税、增加土地供应、减少管制等手段，同波动方向相同，加速经济增长，在房地产周期波动衰退、萧条阶段采取同样的措施则是同波动方向相反，减缓了经济衰退；在房地产周期波动扩张阶段采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增加税负等手段，同波动方向相反，以防止房地产泡沫，促使其稳定增长。

3.“时间—力度”维面。“时间”和“力度”其实都是针对政策而言的。政府在考虑实施政策时要考虑什么时候，对哪些房地产产品，程度要多大。供需调控力度大小与作为调控手段的变量变化大小相关。在决定房地产市场供需调控的力度时，要考虑如下因素：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幅度；调控手段从使用到产生效应的滞后时间；调控效应惯性大小；调控时间。

（二）对河北省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建议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时间上，可以根据周期预警系统的先行景气指标，及时实施调控，以免来不及或急刹车带来巨大的 社会 震荡。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上，要按市场经济机制的要求，同时与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革相协调，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制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强化政府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机制。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上，要恰当合理，避免力度过大或力度不足造成大幅波动或恶性发展。要依据产业发展现状，实施反周期反向调控操作，适度紧缩与适度扩张交替推行，紧缩型与扩张型调控手段混合运用。

参考 文献 ： 2.曲波.房地产经济波动 理论 与实证 分析 .北京： 中国 大地出版社

第9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认为2017年经济工作将围绕五大方向展开，一是经济政策的重心将更注重防风险；二是在稳中向好的基本面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是防风险背景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中性偏紧；四是更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五是对于经济与民生均影响颇大的房地产领域，调控注重“稳”，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重心由

“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

从近年政策目标看，“防风险”是2016年首次提出的。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虽然“防风险”位列最后，但我们认为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出台中，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心，已经由近十年的“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

“保增长”一直是金融危机以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稳增长”则是2012年以来政策调控的第一目标。而从“双防”到“四万亿”强刺激，从强刺激到定向调控，从微刺激再到供给侧改革，无不体现了宏观政策对于“稳增长”的倚重。

2016年政策重心开始向“防风险”转变，上半年宏观调控明显体现了“稳增长”的主基调，下半年在政府主导力量带动经济企稳的同时，系统性风险有所扩大，债务风险的凸显，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股市市盈率经历2015年股灾后有所回调但依然在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6月，国新办专门针对债务问题举行了“债务吹风会”；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除了明确五大重点工作方向，尤其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9月以来至国庆期间，全国二十个城市集中出台对地产限购和限贷的政策；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10月28日召开的全年第三次政治局会议尤其强调了“货币政策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防止金融风险”。

近期，银监会明确将表外理财资产纳入MPA广义信贷监测，严禁银行理财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证监会管理下的交易所大幅提高了地产债的发行标准甚至传出暂停发行的消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2017年，一方面，抑制资产泡沫将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杠杆率高企的背景下，控制总体杠杆率的同时，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注重股权融资的功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上年“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改为“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更是明确了对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之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在

“稳中求进”中坚定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我们认为，稳既是推动改革的环境，也是经济工作的目标，同时也是改革推动的准则和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将政策目标中重新加上了“促改革”，也凸显了管理层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的背景下，2017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坚定推进。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实际情况来看，“三去一降一补”有实质性的推进，虽然不同过剩行业去产能进程不一，但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去产能均有所推动。以煤炭、钢铁行业为例，去年上半年二者去产能推进节奏缓慢，1-6月仅完成全年目标的30%左右，但下半年进度明显加快，12月份中上旬已经完成钢铁4500万吨、煤炭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任务。虽然随之而来的是煤炭、钢铁价格的快速反弹，尤其是动力煤的期货价格，已经反弹至近三年的新高。作为基础类产品的煤炭、钢铁价格反弹也为进一步去产能是否能持续推进增加了阻力和疑问，但是从供需来看，行业产能过剩的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2017年仍是去产能的关键时期，在宏观经济持续筑底中，去产能仍将延续。

稳健的货币增长趋向中性偏紧

对于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从上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转变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我们认为，在当前以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防范资产泡沫与去杠杆持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相对有所收紧。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在国内资产价格上涨，PPI和CPI超预期，通胀压力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加息的启动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掣肘。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带来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调整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