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我国海关特殊监管经济区域的发展概况

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1990年批准设立第一个海关特殊经济区域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后，又相继在大连、天津、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了14个保税区。2000年，为了便利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业，实现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的紧密结合，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出口加工区，目前共设立了39个出口加工区。2003年底，国家又陆续批准上海、天津等8个地区设立保税物流园区以实现“区港联动”，2004年国家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海关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通过区内的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等功能，重点发展国际物流产业。

特殊经济区域十几年的发展为各地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制约着区域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海关监管制度建设滞后，外汇政策不统一，各特殊经济区域缺少统一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特殊经济区域功能定位存在交叉，缺少统一的整体规划；三是目前特殊经济区域以海关作为监管主体，但由于海关不是国家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职能主要是监管和征收关税，海关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因职能原因受到限制。

未来特殊经济区域的发展方向——保税港区

保税港区是我国充分借鉴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港模式，集航运、物流、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上海、天津、大连等国际航运中心，并陆续批准建立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三个保税港区以及苏州内陆型保税港区。从国家对保税港区的定位看，它是目前我国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区位优势最明显的特殊经济区域。由于是集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功能于一身，并充分吸收借鉴了国外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因此保税港区将成为我国特殊经济区域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全国性的保税港区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保税港区的建设规划主要集中于物流服务规划，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与监管的长远规划与发展策略。

特殊经济区域间及与区域外外汇政策的异同分析

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是根据不同区域功能特点制定的，由《出口加工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保税区外汇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保税物流园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构成法规框架。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收支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逐年加大，区外外汇管理重点、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特殊经济区域功能交叉、趋同，而不同区域间外汇政策存在差别，与区外也有很多不同，特殊经济区域跨境收支监测体系不完善，制约了特殊经济区域的更快发展，给监管工作增加了难度。

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与区外存在差异目前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内企业经常项目账户不设账户限额，但外汇账户开立需外汇局审批；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实行统一账户管理，不区分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项目账户。而区外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开立不需外汇局审批，企业可直接到银行办理，但有限额管理要求。因此，特殊经济区域在经常项目账户开立的管理上较区外更为严格，但在限额管理上则较区外宽松。

出口加工区经常项目下结汇受限，保税物流园区外汇收支具有优势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经常项目账户收入结汇直接在银行办理。出口加工区内机构非贸易项下仅发放职工工资、员工生活消费、水电费等费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要求物流与资金流一一对应，而保税物流园区内，则允许物流与资金流不一致的收付汇。区外经常项目账户收入实行限额管理，贸易项下收结汇按照分类管理、主体监管的原则，对合法经营的企业给予充分便利，对“关注企业”则严格审核其办理收汇和结汇等业务。

特殊经济区域内经常项下购汇较区外限制多特殊经济区域内企业的经常项下对外支付必须首先使用自有外汇，中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方自有外汇不足时允许以人民币注册资本金购汇支付，货物分拨企业允许用境内销售所得的人民币货款购汇。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允许外方投资企业在自有外汇不足时以人民币利润、股息、红利购汇出境，保税物流中心内企业从其他特殊经济区域货物项下取得的人民币收入可以购汇。保税物流园区取得外贸经营权企业以报关单为核心实行“二线凭证购汇”，而在区外各类企业只需凭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即可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支付。

区内进出口基本不需核销，区外实行多种形式逐笔核销区内向境外出口货物或者从境外进口，区内机构不需办理核销手续，但特殊经济区域内非保税业务仍需办理进出口核销手续。区外则实行网上、自动、批次等多种形式的逐笔核销。

区内资本项目管理与区外基本相同，但部分区域购汇还债和对外投资受限区内企业的外债管理基本上与区外一致，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不允许购汇偿还外债。出口加工区内机构不得向境外或区外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其他特殊经济区域则需由外汇局或经授权的外汇指定银行审批。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资本项目收入结汇同区外政策一致。

各外汇系统缺少对特殊经济区域的统计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外汇账户信息系统、进出口核销系统、反洗钱系统等能一定程度地提供特殊经济区域企业外汇收支信息，但存在局限性：一是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反洗钱系统、进出口核销系统等，虽有企业的逐步信息，但却未对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进行分类标识，不能分类汇总和分类监测；二是外汇账户信息系统虽对不同区域的企业进行了分类，但无分类查询功能，且系统数据简单，只有账户存量数据，账户资金的流量及交易性质难区分、难监测。

此外，在外汇登记、外币计价结算、服务贸易等方面，特殊经济区域之间、特殊经济区域与区域外之间也存在差异。随着区外政策限制的大幅放宽，特殊经济区域内原有政策优势已不明显，在经常账户的开立、经常账户收付汇、对外投资、外债管理等政策上还劣于区外。因此，为充分利用特殊经济区域的政策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整合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思路及主要内容

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的路径选择目前，我国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以海关对物流的监管为基础。但是随着

跨国经营和国际物流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形式不断变化，物流与资金流不再严格对应，而且外汇管理不但涉及货物贸易资金，还有投资、外债等资本项目资金，因此，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应摆脱以海关物流监管为主的制约，根据特殊经济区域发展要求和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需要，统一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我们认为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线部分放开，二线部分管住”（一线，指国境线；二线，指特殊经济区域与区外界限）：在现有“货物贸易监管二线，服务贸易、资本项目监管一线”的原则基础上，通过简化操作、拉平放宽（指将现有区内劣于区外的外汇管理政策，同区外政策拉平，以及拉平区间政策差异，并适当放宽区内政策以体现特殊经济区域内的政策优势）、先行先试、强化监测，整合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这种整合实际上是在不改变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的原则下，通过对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法规的梳理，并借鉴区外近年来外汇管理政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形成统一的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

在此种模式下，政策调整不需其他部门的政策配合，涉汇主体同监管部门间在新政策实施后的磨合可以平稳、快速地完成，其最大优点是综合改革的成本较小，但特殊经济区域内外汇管理监管难点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区内拥有外贸权企业的保税和非保税业务难以区分，部分核销模式贸易真实性难以核查，存在监管盲区，操作问题难以解决。二是区域间、区内与区外、区内与境外等贸易方向、贸易方式层次多，操作复杂，资金流动难以监管。三是贸易结算中货物价格的运保费部分，作为服务贸易一线难以管住。四是特殊经济区域先行先试作用难以发挥。

“一线管住，二线放开”：将监管边界前移至国境线，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全部实现“一线管理”。在此原则下拉平区内劣于区外的外汇管理政策，并通过“一线”货物贸易审核“真实性”，“二线”交易必须以人民币计价，并全面放开区内企业同区外企业交易，解决由于物流同资金流不匹配造成的监管困境；同时渐次推进放宽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探索和试验，使资本项目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特殊经济区域优势。

上述整合思路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与区外总体管理架构一致，区外经验可以充分利用，基本解决了贸易经营权企业外汇管理问题、区内企业购汇和区间贸易管理问题，可以充分发挥特殊经济区域的先行先试作用。此种思路需要与海关、国税等部门协调，原因在于一是海关进口备案清单数据尚未实现与外汇管理部门共享，贸易真实性核查缺少相关数据。二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区外出口区内的出口退税问题需要协调。此外，跨境交易的适当放宽因监管边界位于“一线”而增加了有效监管的难度。

“二线管住，一线放开”：将监管边界后移至特殊经济区域边界，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全部实现“二线管理”，将特殊经济区域视同自由贸易港，区间和区内与境外的外汇资金流动不再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而是通过反洗钱等手段进行监控，区内所有金融业务按离岸金融开展和管理。对区内与区外的外汇资金往来进行外汇监管。此种整合思路是对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原则的重大突破，有利于中资银行通过离岸业务逐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银行，有利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积累人民币可兑换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有利于促进保税港区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该整合思路的不足之处是，政策变动较大使过渡阶段的风险较难把握；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离岸金融监管体系和完备的制度框架；涉及到海关等部门需要改变现有管理模式，外汇管理部门协调其他管理部门的难度较大。

从上述方案的实施条件和优缺点综合分析，第一种操作性强但遗留问题较多，对政策探索试验的作用有限，第二种较具操作性，且对政策探索有借鉴作用，第三种实施条件不充分，但对未来管理有借鉴。结合各特殊经济区域功能定位要求，建议对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等特殊经济区域从第一方案入手，向第二方案过渡；对于保税港区直接向第三方案过渡，形成层次推进的格局。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原则区内整合一致、补齐短板原则。目前，我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功能逐步趋同，三者的界限渐趋模糊。特殊经济区域间业务上的趋同必然要求对外汇管理政策进行梳理和整合，因此有必要形成统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汇管理政策。

区内优于区外原则。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领域，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不断推进，区外外汇管理政策尤其是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逐步放开，而区内政策多年没作调整，形成目前部分区外政策优于区内的局面。因此，整合现有政策，有利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与转型，有利于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对外开放示范与带动作用。

在部分地区适当先行先试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可在外汇管理政策上进行先行先试。

间接管理、强化预警原则。为适应外汇管理体制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需要，将多数由外汇局直接审核的业务直接下放到外汇指定银行，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外汇监管成本。同时，通过强化预警，能实现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具体政策实施一个统一、三个拉平。一是统一区内中外资企业外汇登记制度，规范企业信息登记。二是与区外账户管理政策拉平。即区分账户性质，取消账户限额和个数限制，经常账户由银行直接开户。三是与区外结售汇管理政策拉平。通过简化手续和凭证要求，逐步放开经常项目结售汇限制。允许有真实支付需要的外汇资金结汇；自有外汇不足时，经真实性审核可购汇支付；由银行对核心凭证进行真实性审核，并留存备查。四是与区外资本项目管理政策拉平。即允许购汇归还外债、允许对外投资等。

突出区内政策优于区外的三个优势。一是资金管理优势，对经常项目账户实行无限额管理；二是结算币种优势，跨境交易以外币计价结算，区内企业间及区外企业间贸易项下交易本外币计价结算可自由选择；三是外汇收支优势，统一放开和规范物流与资金流不匹配的外汇收付汇行为。

第2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海洋强省”；税收政策；海南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海洋的价值逐渐被更多的国家所重视。海洋被称为“二十一世纪资源”。用“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经济发展的未来”这句话概括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为过。我国海域是比较辽阔的，大约有47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将近1.8万公里，这也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2016年我国海洋经济总生产值约70507亿元，是我国GDP的9.5%。党十也有提出关于建立“海洋强国”发展战略，并指明这是我国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的关键时期。在我国大面积的海域中，海南省占据了210万平方公里，占据我国整个海域的44%。可以说海南是我国海域占地面积最大的，这一优势也为海南提供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海南发展独特的海洋经济提供了条件[1]。

一、海南省海洋经济概况

2013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的决定》，提出将“海洋强省”战略正式定为今后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方向。根据海南自身独特的资源，建立特色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规划，实现海南海洋生态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人才为海洋战略发展提供帮助，加强海洋经济的综合管理，加快海洋经济基础设备建设，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有利于的保障，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2015年海南整体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达到1050亿元，占海南省总生产总值的28%。从“十一五”之后，海南已逐渐建立了海洋交通行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油气行业、海洋渔业等经济产业，2011年这四大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396亿元，是整个海南生产总值的64.7%。近几年，海洋经济的发展，海南海洋产业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15%的增长率，比我国GDP增长率还要高，同时海洋经济也为海南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在2013年，海南三大海洋产业比重是23.98∶19.4∶56.7，而且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海南产业结构也逐渐向着合理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海南酒店行业、交通产业、房地产等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沿海经济的发展，在2011年，海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是全省的85%[1]。二、“海洋强省”战略下海南的税收政策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引导从业者理解政策导向，顺应行业发展，向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1、国家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海洋产业涉及到海洋渔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海洋新能源、海水利用、装备制造业、盐业、油气业、化工业、生物医药、等等，涵盖了海洋产业的第一、

二、三产业，主要相关的税种是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

涉及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并没有专门的文件，主要分布在一些文件中，如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循环经济、环保企业发展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中，主要是降低税率、税收减免、税收扣除等优惠政策。我国涉及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对根据规定或是自制生产的本企业使用的设备固定资产，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对于符合规定的资源使用产品根据相应税收政策进行增值税减免。对于合格软件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在销售时需要按照17%税率征收增值税，对于税负超过3%的，减少一定的税率。对于符合规定的加工业、种植和养殖业，可以给予一定的减税优惠。对于合格的生物制品行业普通纳税人，要征收6%增值税减少税率。企业如果使用有关科研和教学的进口设备，可免增值税和税收。对于油气行业在开采中消耗的成品油费用，将全额退还消费税。对于生产成品油行业在生产中消耗掉的所有自产成品油，给予消费税免征。对于合格小微型企业所得税，根据20%的税率减少企业所得税。对于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工艺或是新技术消耗的开资，可以根据实际研发费用的50%抵扣当年应交的所得税，对于符合条线的企业可以享受扣除150%无形资产税收。对于符合规定的高新技术行业可以减少15%的所得税；对于新建立的软件企业实施“两免三减半”税收政策。对于合格的农、林、牧、渔产业实施免除所有税收政策。对于国家重点关注的公共设备和环保产业，在盈利年对企业所得税开始实施“三免三减半”政策。对于我国固有资产企业根据技术进步等因素，实施“缩短折旧或是加速折旧”政策。对于港口码头等地（如：堤岸、栈桥），实施免征土地税政策。[2]2、海南省的海洋税收政策目前，海南省没有专门出台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与海洋经济有关的税收政策分布于各种不同文件中，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主要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关税、增值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优惠政策。海南省海洋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对于开发基础设施、农业、水利等企业，在经营期限15年内，从开始盈利年起，在第1年~第5年免所得税，在第6年~10年所得税减半。对于交通运输业和工业这类企业，经营有10年以上，从获利年开始，第1年~第2年免所得税，第3年~第5年所得税减半；如果是先进技术行业，在第6年~第8年所得税减半。对于农业或是工业这类生产性产业，根据规定满免所得税期后，如果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企业产品产值的70%以上，就根据减少10%的税率进行征收所得税。对于服务性行业，投资总额大于500万~2000万人民币，经营时间超过10年，从火力年开始，第1年免所得税，在第2、3年所得税减半。对于海外投资行业取得的利润，可以从企业外汇款中向境外自由汇款，免缴汇出额所得税。境外投资者在海南企业获得了利润，在进行投资期限不能少于5年。如果投资的是海南农业、基础设施、先进技术、出口产品等企业中，将退还所有投资缴纳的所得税。投资者在海南获得的利润可以自由支配。汇往其他境内的利润，从获利年起到第10年不在缴纳所得税。经过本省高新科技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新办企业，在企业享受免税时期满后，还可以给与予3年所得税减半。企业在研发中支出的费用，可以按照实际纳入成本，年增长10%以上的，根据实际发生额的50%减免所得税。对于一些事业单位、个体商户、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给予新技术研究经费资助，经税务和财政审核后，将其当年所有资助支出全额在所得税中扣除。如果所得税不足，不能结转抵扣。对于企业引进的科学技术、设备、样品等，需要经过省科技部门认可，可向国家申请免征关税。对于码头、渔港、水产品批发市场等基础建设，还有一些水产品加工、海洋科技等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必须要符合国家规定，并减免税收和进口增值税。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开发荒地、荒山、荒滩创办的农业生产基地，自有收入时起，第1年免征农业特产税，第2年减半征收农业特产税，从第3年起全额征收农业特产税[3]。

三、海南省的海洋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从长计议，很多产业具有较大的风险或较强的技术性，需要从政策方面给与大力支持。目前，海南省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没有形成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的发展。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分布于不同的文件中，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企业就能够全面把握政策，合理使用优惠政策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是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而间接的税收优惠很少。直接的税收优惠很难对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企业形成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先造船业、港口建设、油气开采这样的企业；第三，适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优惠政策效应不大。近年来，国务院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各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省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特殊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离岛免税政策，其他方面的政策效应显现比较小，需要争取更多的适合本地区的优惠政策；第四，在吸引高层次人才和鼓励海洋科技创新方面，税收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海南的海洋经济发展需要引进高科技人才，税收政策应予以相应的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也需要政策支持，但海南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还不够，没有形成足够的吸引力；第五，没有充分发挥资源税的征收作用，不利于资源保护。海南所拥有的渔业资源、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很丰富，而目前资源税税率不高，征收范围较窄，优势资源税并未形成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很多资源被浪费。

四、海南“海洋强省”战略下的税收政策分析

与其他省市相比，海南发展海洋经济有其特殊性。很多海洋大省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作为支撑，而这是海南所缺乏的，因此，海南省发展海洋经济必然需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首先应当认识到海南省海洋经济着重发展的产业，才能够根据需要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制定的税收政策也应当相应有所倾斜。其次，应当重视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遭到破坏，尤其是不可逆的破坏，海洋经济也就无从谈起。所以，税收政策也应当发挥调节作用。

1、制定完善的税收优惠体系，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海洋经济建设

首先，重点支持优势产业优先发展。对海南省资源的特殊性，可以重点发展海洋渔业、旅游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开采业。对海洋渔业的税收政策方面，对加工程度不同的农产品按不同税率征收；对旅游业税收政策方面，对新建的大型游乐场、星级酒店等旅游设施应给予税收优惠，对新兴旅游业采取鼓励性税收；对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方面，对建设周期长、投资较大且回收期长的高端海洋产业（如：仓储物流），开发项目（如：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药）以及国家鼓励优先发展的海洋产业领域项目，制定较长时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支持利用海洋经济的特定区域发展。根据海南省建立的离岛免税政策，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离岛免税政策，对发展较好的地区实施放宽政策；根据海洋经济中重点发展的区域，结合经济特区实施的免税扶持政策，根据15%税率减少所得税。

2、支持鼓励海洋经济的相关行业发展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包括港口码头的建设、水利电力设施的建设、企业科研创新的成果转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应当能够覆盖多行业、多角度，从各方面给予相关行业优惠政策，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另外，人才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海洋人才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鼓励人才科研创新，对科研取得的收入实行应纳所得税税额减征政策。

3、实行以间接为主，直接为辅的税收优惠方式

随着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有直接优惠税收到间接优惠政策发展，海洋经济税收政策也应该借鉴一下。根据这样一个收税原则，实现间接收税为主，直接为辅的海洋经济税收优惠政策，这样对建设周期长、风险高且利润低的企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能够刺激各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企业建设的现代化步伐，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通过税前扣除、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延迟纳税、亏损结转等间接优惠政策促进投资不断增长和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4、加快绿色税制建设，促进沿海合理开发

首先，建立有效的限制性税收政策。扩大税收范围，比如对一些排放污水、废物、有毒有害物泄漏较多的企业实施税收等，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或结果进行限制。其次，完善鼓励性税收制度。对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产业实行轻税或减免税，或者是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对环保产业发展及科技推广应用予以支持。再次，加大税收扶持力度，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可以运用降低税率、加速折旧、免税期、亏损弥补等税收优惠措施鼓励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研发与投资。

5、在现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发挥税收对产业的引导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在于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更好地推动生产要素的重组和集聚，促进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壮大。要在现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发挥税收针对给各企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建立减免退税、投资抵税、税前扣除等多种收税政策，促进行业生产要素的发展，同时鼓励企业创新科技的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综合竞争力。税收政策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设计税收政策之前应作充分的调研，分析税收优惠政策的利弊，做到效率与公平并存。制定政策时尤其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只有环境得到了保护，税收政策才得以持续使用。另外，要避免政策被乱用，扰乱正常的税收秩序和税收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促进海洋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庞玉兰、王欣：“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海南海洋产业发展策略[J].改革与战略，2016（9）.

[2]崔博：发展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研究[J].天津经济，2013（6）.

[3]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经济特区现行优惠投资政策之一———税收政策[EB/OL].2010-08-11.

[4]王卓：国外海洋经济发展新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观察，2013（4）.

[5]唐双虎、宋增伟：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J].新东方，2014（6）.

[6]程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及战略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2014（3）.

[7]张伟、张杰、张玉洁、朱凌：我国税收政策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3）.

[8]陈尚斌、龙小燕、李晓茯：发达国家绿色税收体系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4（66）.

第3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59-05

一、引言

辽宁沿海经济带由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个沿海市所辖的21个市区和12个沿海县市组成，长约1 400公里，宽30~50公里，土地面积约占辽宁省的1/4，人口约占1/3，地区生产总值占近1/2。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环渤海地区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桥梁和纽带，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可以充分释放东北产业基础雄厚和人力资源成本低的潜在优势，增强对国际国内产业资本吸引力，带动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由此被列入部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财政政策可通过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改善经济空间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带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向辽宁沿海经济带聚集，使经济带能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经济带经济布局，形成面向沿海的发展模式，全面提升经济带的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不仅能提升经济带的产业水平，加快经济带的对外开放，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打造我国北方新的经济开放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还能加快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东北地区经济布局，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全面提升东北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带动东北振兴。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实施现状

财政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途径来实现。2005年，辽宁省政府提出“五点一线”的沿海开发战略，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雏形，并开始从财政资金投入和相关配套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因此，我们以2005年为起点，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角度分析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财政政策效果。

（一）辽宁沿海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是反映财政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和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得到国家和地方财政政策的有效支持，并成为这些地区开发中的主动力。因此，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表1的统计数据发现，固定资产投入是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动力。自2005年以来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入占辽宁省的比重在40%以上，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2009年其比重提高到44.34%。在经济带的六个地市中，大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最大，2005年大连市固定资产投入占辽宁省的比重为24.80%，到2009年该比重缓慢提高到25.33%，虽然大连市的固定资产投入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幅度较小，但其总量较大，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 113.7亿元。除大连外的其他五个地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都在10%以下，其中营口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相对较高，2005年其比重为5.05%，到2009年该比重提高到6.20%；其次是盘锦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所占辽宁省的比重在4%上下波动；2004年，丹东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虽然较低，仅有2.77%，但增长较快，到2009年该比重提高到了4.00%，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92.02亿元；在经济带中锦州和葫芦岛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最少，这两个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都维持在2%的较低水平，其中锦州市的投资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葫芦岛市占全省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较大，达到44.34%，2009年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1.23万亿，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差别极大，大连市投入最多，其他地市投入过小，地区间固定资产投入极其不平衡。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收入情况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投资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因此，深入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以及各地市的财政收入状况，是选择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带建设的基本前提。本部分主要从财政收入（见表2）和财政支出（见表3）两方面分析财政收支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财政收入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物质基础，是财政政策实施的前提。自2005年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收入由304.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36.27亿元，增加1倍多，沿海经济带财政收入占辽宁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46.68%缓慢上升到2009年的47.47%，总体来看沿海经济带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增强。从经济带各地市分析，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分布极不均匀，大连市的财政收入最高，2009年大连市财政收入达到400.23亿元，占经济带总量的近2/3，2005―2009年大连市财政收入占辽宁省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而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基本在40亿元左右，这些地市的财政收入基本差别不大，其占辽宁省的比重也基本维持在3%~4%。总体来看，2005―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提高，但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差别极大。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支出情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其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财政政策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就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支出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形式，经济带的财政支出由2005年的412.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76.0亿元，在这五年期间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上在43%以上，经济带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的比重略低于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从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支出来看，各地市财政支出额极不均匀，2005年大连市的财政支出为218.42亿元，到2009年增长到471.16亿元，其所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1%~23%之间波动；而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在4%左右。2005―2009年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市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略呈现上升趋势，而葫芦岛市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略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2005―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支出数额不断加大，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提高，但经济带中各地市的财政支出差别极大。

（四）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情况

外资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充分利用辽宁省沿海的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对外开放既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带发展的落脚点。经济带的对外开放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源动力，因此深入分析沿海经济带的利用外资情况，是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内容之一。

利用外资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由表4可知，自2000年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基本呈增加态势，由2000年的164 404万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775 123万美元，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额占辽宁省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34.8%上升到2009年的50.19%；从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看，大连市利用外资方面呈现一枝独秀的态势，2005年以来大连市利用外资额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27.89%上升到2009年的38.86%，在沿海经济带的六个城市中占有绝对优势；丹东、锦州和营口利用外资的数额远远低于大连，这三个城市利用外资额占全省的比重在2009年都达到2.5%左右；盘锦和葫芦岛市利用外资水平最低，其利用外资额占辽宁省的比重都在1%以下，是沿海经济带中各城市利用外资水平最低的地市。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区利用外资占辽宁省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但各地市利用外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

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支出、利用外资等方面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投入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力量，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情况差别极大，大连市在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等所占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比重都较小，地区间财政投入极不平衡。因此，平衡区域发展，缩小沿海经济带各地市间的地区发展差距就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

辽宁沿海经济带被确定为国家区域开发战略以来，该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渤海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今后的开放建设中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目标是：缩小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利用辽宁省沿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将辽宁省沿海打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资金来源应该坚持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基本原则，用足多方面的国家政策，争取更多国家相关财政支持政策。按照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成分划分，辽宁省属于沿海省份的地理区位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使得辽宁省在经济成分上同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一起成为“富人俱乐部”，辽宁省在“区域经济”成分划分上也处于尴尬局面。在开发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过程中，福建积极改变其所属“经济成分”，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时，福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福建原中央苏区县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辽宁省应当借鉴福建的经验，积极争取区域经济“成分”的转变，辽宁省置身于老工业基地的特殊区域，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沿海经济带的开发过程中应当力求全部或部分比照中部或东北地区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一）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中央财政政策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争取区域开发建设的中央专项补助、各种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政策，同时充分抓住财税体制试点改革的有利时机，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作为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第一，充分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区域开发建设的中央专项补助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资金来源。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所形成的浦东发展基金是由财政部拨给上海市财政局作为中央投资，专门用于浦东新区重点项目建设；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中央财政也每年给予10亿元的专项补助；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中央也通过转移支付每年多给福建几千万元以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同时适当降低中央投资项目地方投资比例，对海西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专项补助。辽宁沿海经济带要借鉴这些地区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经验，通过适当方式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第二，积极争取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土地转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土地出让收益就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被称为“第二财政”。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要积极争取优惠的土地政策，通过合理方式将土地转让收益转化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第三，积极争取增值税全面转型试点。当前增值税改革是不彻底的，固定资产应该全部纳入抵扣范围，辽宁省应充分发挥作为老工业基地和沿海省份的特殊身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兼顾发展方面急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形成必要的投资洼地，因此，建议将增值税改革试点放在辽宁省以支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

（二）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地方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财税体制和辽宁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现状，地方财政政策应该定位在配合、支持中央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中央财政政策的空缺，在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基础上实现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制定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包括发行地方债为经济带建设融资，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经济带建设等。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上海和深圳利用资本市场，组建各类股份公司，募集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也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借助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还可以建立开发性金融融资担保平台、试行资产证券化等，不断开拓财政融资渠道。第二，通过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包括：所得税、营业税或土地增值税返还）等措施支持经济带建设，发展地方财政功能，延长省财政税收增量返还政策的时限，确保政策的连续性、时效性。第三，大力推行BOT（建设、经营、移交）、PPP（公用事业市场化）经营模式，运用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实现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等问题，在国内外的实践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实现形式，目前营口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采用了BOT的建设模式。在今后的开发建设中探索市场化的运营机制，通过市场力量整合资源，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成为主要模式。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7）：29-41.

［2］郭炳利.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分析与对策［J］.资源与产业，2006，（12）：111-115.

［3］靳春平.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7）：47-58.

［4］.辽宁建设“五点一线”经济带［J］.港口经济，2007，（4）：1-5.

［5］连家明.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财政政策研讨会综述［J］.地方财政研究，2009，（12）：4-8.

［6］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R］.2007.

［7］马树来，赵焱.国内相关地区沿海经济开发中央及地方财税支持政策概览［J］.地方财政研究，2009，（12）：14-18.

［8］王振宇，王晓哲.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09，（12）：19-21.

［9］韦宁，卫韦瑞，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8，（6）：19-23.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stal Economic Belt in Liaoning Province

Han Jiabin1, Xi Chunyou2, Wang Cunhua3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Project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

prehensive Office, Liaoning Project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

3.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第4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保税港区；洋浦；港航物流；出口加工

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兼有环北部湾地区和国际航运主航道的双重区位优势，已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的提出，航运物流业成为海南的支撑产业，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港航物流中心以及出口加工基地成为新时代的任务。

一、海南港航物流面临的问题

在海南经济发展中，港航物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较小的经济腹地、货源不足以及相关设施和政策不到位，与周边港口相比，海南港仍然表现出发展速度过慢、竞争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

（一）第二产业与外资规模较小

2014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3500.7亿元，在全国的排名靠后。外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同时第二产业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原料和产品规模都较小，导致了海南进出岛货源较少，缺少了“物”，自然就不能“流”起来。

（二）与周边港口竞争激烈

广东的湛江以及广西的防城、钦州、北海等港口，都处于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便捷的出海口，也是东南亚各国产品货物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站。这些地理位置相近、功能趋同的港口都为了中国大西南航运中心的建设而形成激烈的竞争。同时，海南港航定位和规划不明晰，缺少合理布局和功能划分，省内各港口间也存在着恶性竞争。

（三）港航基础设施较差

海南港口专业化泊位严重不足，大吨位的国际远洋运输船舶偏少，港口航道等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长期滞后，同时集装箱消毒等乱收费现象在海南频频发生。在海南，大型物流企业进驻较少，多数物流企业不具备现代物流企业的能力，无法提供综合性的物流服务，配送体系不尽完善，竞争力不强。

（四）港航物流软环境落后

与港航物流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同时海南人才匮乏，致使港航物流行业内效率低下，尤其是与港航物流金融业人才匮乏，导致企业借贷困难。这些软环境的劣势严重影响了海南港航物流业的发展。

二、洋浦保税港区政策

继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之后，2007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洋浦保税港区，成为国内第四个保税港区。保税港区是我国继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之后，开放层次最高、运作模式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办法》（暂行）规定，保税港区可以开展10 个方面的业务，包括全面发展港口作业、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展示、研发、加工制造以及经海关批准的其它业务，叠加了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以及港口码头作业的所有政策功能。

保税港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主要目的是为保税加工和保税物流服务。对于洋浦保税港区内进行保税仓储、配送、分拨和加工的货物，只要是保税港区与境外进出的货物，都备案管理，区内货物利用电子报备，对在保税港区内从事保税加工业务的企业，不实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海关对区内货物以查代核，实时管理和动态服务。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港区企业的通关成本，同时加快资金流转，提高通关效率。

三、依托政策优势发展海南港物流和出口加工的措施

（一）提高洋浦保税区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区域和国际的竞争力不够强，需要仅仅抓住国际物流网络形成的契机，促使部分主要港口成为国际物流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而对于洋浦保税港区港口来说，想要提高保税港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充分发挥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还必须具备通过换装、分拨配送、加工、联运等一系列物流服务以准确安全、经济迅速的方式将货物送达下一级配送中心或用户手中的能力，有效发挥物流运输节点的作用。

（二）加大政府对港航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

为了促进海南港航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加大政府对港航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全面改善港口的服务环境，加快临港产业发展的步伐，提高区域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保税港区的特殊政策优势，在税收、土地、财政、通关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对进驻海南的相关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贯彻“大企业进入，大项目拉动”政策，吸引国内外大型物流和能源企业，利用其引导和带动效应，加速聚集航运和物流产业，主导来自东南亚的煤炭、矿石中转储运中心和石油战略储备基地的建设和运行。

（三）提升海南港航物流的知名度和服务质量

积极扩大海南在东南亚国家的知名度，将我国与东南亚的能源交易活动引入电子商务平台，实现能源的网上订购、供应与转运，保证安全便捷和高质量的交易服务。同时注重海南港航物流人才的培养，吸引相关行业的高质量人才来海南创业工作，还可以在海南的有关高校开设港航物流等专业，培养港航人才。

四、结语

利用洋浦保税港区政策优势，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将极大地拓展海南对外开放的空间，有利于构建海南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依靠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不仅能够推进海南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还可以在环北部湾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发展制高点和对外开放平台，促进海南与环北部湾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从而有效地带动海南的港航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实现区域内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促进海南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记者 孙乐明通讯员 毛华茂.洋浦保税港区政策诱人[N].海南日报，2007-10-12002

[2]本报评论员.把洋浦建成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N].海南日报，2008-05-28001

[3]许邦山.洋浦港物流发展策略研究[J].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57-59

[4]黄飞舟，魏明，李鲁宁，夏曦.变挑战为机遇，化边缘为枢纽――海南港航物流发展思考[J].中国港口，2010，10：45-47

[5]本报评论员.推进洋浦航运枢纽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基地建设的重要一步[N].海南日报，2010-10-01A01

第5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一、上海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的基本经验

1.政府通过制定相关规划政策，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近年来，上海市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对口援建的目标定位，即：以长远发展为目的，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产业为中心、市场为导向、利益为纽带，以互动互补、互惠互利为动力的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在这一目标下，政府近年来无论从政府导向、到平台载体，越来越尊重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越来越注重激发企业家的内在动力，这些无疑对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起到了很好引导和推动作用。

2.充分发挥工商联等组织的枢纽作用，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服务全国。区域经济学理论表明，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量。民营经济为自筹资金、自由组合的经济实体，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比较明确，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因此，在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中，更注重平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应和长期效益，一方面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直接对当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完善了区域投资宏观环境，对解决当地就业、提高当地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和规范政府职能等起到了促进作用。

3.利用上海的产业结构优势，打造“中间在外，两头在沪”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既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企业理性思考后的选择。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合作必须建立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从“输血”到“造血”，关键在于对口合作产业市场定位与合作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把上海的产业优势和对口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互补，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4.输血与造血相融合，通过人、财、物的专业配套提升当地发展软实力。无论是上海民营企业在各地的项目运行，还是上海市工商联系统组织开展的各类培训项目，都非常重视对当地管理人员的培养。如上海月星集团有限公司“月星喀什城”项目中的管理人员属地化程度已经达到90%。从民营企业的绩效角度来讲，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中的“属地化”管理是企业追求的既定目标和发展规律，不仅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也节约了人力成本。企业的自发行为从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就业率，并培养出一大批管理人才。

二、发展趋势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上海将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在持续推进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发展的形势下，上海将形成以服务经济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体系。“十二五”期间，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口支援工作的新要求。2013年9月，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分析新疆工作形势，研究部署就业、教育、人才等援疆重点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上海将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工作长效机制，研究探索“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增强对口地区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

——国内合作交流的新趋势。“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作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而言，应结合自身的产业规划，制定区域经济合作交流的新要求和任务。

——企业发展布局的新目标。为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海的诸多民营企业面临“二次转移”或“三次转移”。如何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目标，把企业的转型发展同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服务全国的同时，优化上海“生产加工在外，研发、销售在沪”的总部经济格局。

三、当前问题

1.政府在民营企业参与中的引导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操作细则和推进规划。从现状分析，上海市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建设中政府公共财政依然是绝对的主力，市场参与和社会参与明显不足。虽然，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建设是以“地方政府间合作互助”为主要模式的，但是，区域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还在于企业，只有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对口支援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

2.政府各部门职能存在差异，大合作格局较难形成。民营企业由于基数大、行业广，项目建设周期不确定，往往处于分散、单兵作战的状态，政府扶持难以有效覆盖到这些企业。具体而言，由于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条线分割，和区域政府间的管理边界，不同区域政府、政府不同部门间的政策无法形成体系，在政策宣传、协调推进、服务指导、评估奖励等方面也缺乏统一平台，使得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较难得到有效的政策支持。

3.上海鼓励民营企业服务全国的激励性措施亟待完善，后续管理缺乏有效载体和平台。根据《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资助企业投资项目实施细则（沪府合办发〔2011〕12号）》，上海的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主体一样，都可以申报投资补助，这无疑对上海民营企业服务全国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然而，既有规定的补助方式采取的是“事前投资、事后补助”的方式，减少了政府面临的企业行为的不确定性，但对企业的后续激励作用明显削弱，公共财政的杠杆作用受到影响。

4.外省市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不到位，后续服务缺乏持续性。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地区经济建设，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和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目前外省市政府部门在招商期间往往重前期招商而轻稳商服务，后续管理和服务有限，民营企业往往难以取得有效的信息、资金、政策等支持。随着企业赴外省市投资数量增多，“一窝蜂”现象也使得民营企业在劳动用工、投资收益等方面缺乏保障。

5.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还缺乏长远规划，项目发展后劲不足。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善于捕捉商机，但从企业自身来讲，决策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在投资项目的过程中存在行业分散、建设周期不确定、抗风险能力低等问题，产业合作的随机性和短期行为时有发生。一旦发生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流通不畅，当地经营理念和文化差异妨碍公司正常运营发展等情况，企业容易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处在被动地位。

（四）进一步推进上海市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的建议

1.顺应上海民营企业“三个服务”的热情与需求，加强对民营企业对口支援工作的规划和引导。

在未来的“十三五”规划中，上海应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 与上海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相适应，促进有利于本地区未来发展的产业转移。在积极支持上海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同时，上海的“总部经济”功能可得到进一步强化，利用市场和政府双重资源配置优势，形成各方合作共赢的局面。

2.发挥工商联的组织优势和社会优势，打造“三大平台”为服务民营企业提供有效载体。

第一，信息平台。依托工商联建立统一的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工作平台，提供政策、数据统计、公共服务等综合功能，整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信息、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的最新成果、及时宣传推广有效经验。

第二，组织平台。在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项目上要做好适时沟通，定期调研，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和项目进展情况。利用工商联的组织优势，以上规模企业为龙头，联合上下游配套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以行业带动区域发展。

第三，异地商会平台。对口支援地区的政府服务企业的能力相对较弱，工商联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发挥自身服务企业的优势，通过延伸和整合自身的组织网络和协作平台为企业服务。

3.优化完善合作交流专项资金使用机制，鼓励上海民营企业“服务全国”。

税收政策一般分为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直接扶持政策和以税收优惠为主的间接扶持政策。目前《上海市国内合作交流专项资金》在投入使用机制上采取直接财政投入形式，对企业的激励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相对滞后，政策引导绩效并未充分体现。从国际经验看，间接扶持政策对企业自组织经营的引导作用更强，效率应优于直接扶持政策。因此，上海可从战略角度出发，考虑在合适时机，逐步调整当前合作交流专项资金使用政策，从直接财政投入向间接税收优惠方向转型。

第6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海南岛 社会变迁 国际旅游岛

海南岛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和内容

研究视角。长期以来，由于海南岛特殊的孤悬于海的岛屿位置，其社会变迁也表现出相对封闭、缓慢的岛屿特性。因此，本文从海岛、特区等不同角度进行海南岛社会变迁的历程分析，以影响建国以来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按照两个阶段（1950~1987、1988至今）对海南岛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通过不同阶段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的梳理、归纳，揭示其承接关系、演进进程和特点，以再现海南岛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为未来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提供借鉴。

研究内容。社会变迁主要包括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等。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经济变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建国后海南岛社会变迁时空演进历程分析

解放后至建省前（1950~1987年）。一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设立行政区和黎族苗族自治区，在计划体制及其指令性计划驱动之下，海南岛迅速进入战后重建和全面发展时期。但由于孤悬于海的区位条件和从属于广东的历史传承，海南一直作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域，纳入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南岛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自主性、开放性。198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在表明国家层面战略重视的同时，也形成了加快海南岛社会变迁的高层驱动。1984年海南行政区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全岛区域开发和社会变迁。本阶段，由于身处海防前线的国防地位以及从属于广东省的行政建制，海南岛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跟随性。同时，由于孤悬南海，社会变迁又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迟滞性。

二是经济变迁。解放初期，海南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始终是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格局。改革开放前，海南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对封闭的政策，虽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地处海岛，交通闭塞，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海南岛经济始终处于欠发达状态。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历史条件，海南岛作为国防前哨，国家对海南投入的资金和人力很少，经济发展缓慢，并创立了一种亦城亦乡、亦农亦工、亦政亦企的特殊经济体制――海南农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海南迎来了加快开发建设的历史机遇，逐步进入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但由于人口、资源分布不均，全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形成了南北两极、东西两线的空间格局，经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本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和海南国家一级行政区建置，赋予了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特征。

三是人口变迁。解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南岛人口总数继续稳定增长，人口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人口地区分布仍不平衡。人口稠密地区多为开发较早的海岛北部地区，东部沿海及南部、中部地区开发较晚，人口稀少。解放后，为了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政府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使人口呈现快速增长。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海南人口变化呈明显的高一低一高增长类型。②本阶段海南岛人口变迁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人口变迁具有和经济开发的同步性，人口增长的几次高潮基本是和几次经济开发热潮同步。此外，民族地区分布也不均衡，其中汉族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黎族主要居住在山区，苗族则居深山密林。

本阶段由于从属广东的行政建制和孤悬南海的地理位置，海南岛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被动跟随性、不平衡性、封闭性和迟滞性。同时，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发建设海南，推动了海南岛社会积极变迁，而且社会变迁与区域经济开发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关联性。

建省后至今（1988年至今）。一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办特区，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最大的海洋省份，大大提升了海南岛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地位，拉开了海南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自主发展经济的序幕。特区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海南在对外开放的各个环节享受了许多独有的优惠政策，如落地签证、26国免签证、航权开放、离境退税等，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海南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此外，海南省为精简机构，还率先实施了省管县（市）的地方管理体制。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拉开了国家层面全面推动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的序幕，海南岛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区。

二是经济变迁。海南建省和办特区，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加之实行特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海南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1993年以来，海南明确提出了三次产业发展的方向，初步形成了以新兴工业、热带高效农业、热带海岛旅游业为支柱的新的产业发展格局。1996年海南提出逐步建设“一省两地”，即中国沿海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南方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本阶段海南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岛屿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产业结构逐渐优化，旅游业日益成为全省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整体经济地位和人们生活水平和国内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省内东、中、西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广大中西部县市经济水平还较落后。

三是人口变迁。社会经济发展也从各个侧面影响到海南人口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建省后海南人口呈有序稳定增长态势，自然增长速度不断减缓，总人口上升幅度渐趋合理。这与建省后全岛经济逐步繁荣，人们“多子多福”等传统思想观念得到更新，以及人口素质提高、文化教育条件改善等因素紧密相关；城市数量明显增加，非农业人口总数及其比重逐年稳定上升，人口分布不均衡；海岛北部、东部地区人口密集，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口也较少；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人口构成更加广泛；海南建省办特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和民工涌入琼岛，极大地改变了海南人口结构，并带来不同地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人口性别比偏高，老龄化趋势明显。历史上海南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传统观念有重男轻女思想，加上历代开拓边疆、移民等均以男性为主，所以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突出。此外，海南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2005年，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为70.73万人，占8.56%。

本阶段海南岛社会变迁既延续了第一阶段的不平衡性，同时又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此外，海南岛特殊的岛屿环境和资源禀赋，决定了海南岛不同于内地的特色经济结构，必须重点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约发展新型工业，升级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纵观两个阶段海南岛总的社会变迁特征和规律，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海南岛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长。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国家在政策上也逐渐向海南重点倾斜，海南岛社会变迁逐渐步入良性发展阶段，但由于岛屿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闭塞性，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海南岛总体仍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岛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政治体制逐渐理顺，人口数量和素质也逐渐提高，海南岛社会变迁开始进入积极变迁阶段。

建国以来，在不同阶段海南岛社会变迁的内容和特点各有不同。纵观两个阶段，可以看出，海南岛每次社会重大变迁，都是伴随着国家政策的重点倾斜。建省办特区，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良性社会变迁；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掀起了新时期海南岛社会积极变迁与岛域全面开发共轭演进的新一轮热潮，这表明了国家层面对海南岛战略地位的重视，对推动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和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前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南岛必须大胆探索创新，创建独特的海岛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和积极的社会变迁模式，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真正把海南岛建成一个富强文明的和谐岛、生态岛、文明岛和旅游岛。（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副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40961005和09YJC840008）

第7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一、案例简介

近年来,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连年亏损,并申请破产。今年年初,优尼科挂牌出售。优尼科挂牌后,中海油有意对优尼科进行收购。同时对此表示出浓厚兴趣28的还包括壳牌、戴文能源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在内的国际石油巨头。2005年3月份,中海油开始与优尼科高层接触,并向优尼科提交了“无约束力报价”,而优尼科当时的市值还不到百亿美元,但很快,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优尼科股价迅速上涨,中海油内部对这一收购看法出现分歧。在中海油意见还没有统一之时,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同年4月宣布以160亿美元加股票的形式收购优尼科,收购计划包括25%的现金(44亿美元)、75%的股票交换,以及接收优尼科的16亿美元债务。2005年6月10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雪佛龙的收购计划,此时,中海油失去了第一次竞购机会。但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该交易还需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只有在批准之后优尼科董事会才能向股东正式发函,在此后30天由全体股东表决。这说明中海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即在优尼科董事会发函之前提出新的收购方案,若被优尼科董事会认可,就有收购成功的可能。6月23日,中海油宣布向优尼科公司发出要约———以185亿美元的价格现金方式并购优尼科。6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审查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案。7月19日,雪佛龙公司将收购价格提高至171亿美元。7月20日,优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并推荐给股东大会。对此,中海油深表遗憾,同时认为185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仍然具有竞争力,优于雪佛龙现金加股票的出价,并表示:为了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无意提高原报价。8月2日,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中海油宣布退出收购优尼科竞争。中海油宣布退出竞争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海油股票价格飙升3.82美元,雪佛龙股票上扬88美分,优尼科股票下降5美分。[4]显然,优尼科的董事会做出接受雪佛龙公司方案的决定,并非出于经济收益的角度考虑。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的几个范式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理论又称为经济现实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国家主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家主义者主要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讨论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利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3](P.188)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彼得·卡扎斯坦、史蒂芬·克拉斯纳和罗伯特·吉尔平,他们分别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原材料的投资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角度对国家主义进行论述。[3](P.195)(一)彼得·卡扎斯坦的观点彼得·卡扎斯坦认为:国内政治结构是“决定和补充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组织的核心”;“国内政治结构既包括统治联盟也包括政策网络,统治联盟既包括国家官僚机构和政治党派(通常被成为“政治团体”),也包括有组织的社会力量(通常被称为“利益集团”);政策网络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要素结合起来。统治联盟的职责是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政策网络决定政策的实行。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统治联盟中的国家官僚、政治团体和社会力量都努力在政策网络中寻求其制度代言人,这种制度在实施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系起来。”[3](P.221)卡扎斯坦主张:研究一国对外经济政策时,“必须对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和区别在不同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3](P.220)在他看来,“英、美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自由的国际经济,它们大体上依赖几种有限的政策手段来影响整个经济,而不是依靠影响个别部门和个别厂商的那些政策,商业和国家的联盟对国家官员相对不利,联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政策网络相对来说不完整”。[3](P.222)同时,卡扎斯坦还认为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受国内和国际力量相互制约”,[3](P.223)“从19世纪中期开始国内外因素就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纠缠着。国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英、德、美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变化。而这些国家又发现它们所处的国际背景反过来又影响着其国内结构,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它们所采取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今天……国内力量对制定对外经济策略的相对重要性29就提高了。在过去的10年中,被关注的问题逐渐由军事安全转移到了经济问题,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结构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受国际政治经济明显影响的国内利益的数量在各国都要远多于其以前在国家安全政策时期里的数量。”[3](P.226-227)(二)史蒂芬·克拉斯纳的观点史蒂芬·克拉斯纳在分析美国原料投资政策时指出:“国家主义的方法一定要从定义核心决策者所追求的目标开始,这些目标可以被称作为国家利益”。[3](P.223)王正毅教授将克拉斯纳的观点归纳为:“在国家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国家一方面受制于社会,代表社会共同的、持久的喜好;另一方面,国家又必须克服社会的压力,特别时那些特殊阶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3](P.235)(三)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是一个有等级结构的体系,即国际体系存在着核心或中心区与边缘区之分,而核心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边缘区处于从属地位;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核心只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在他看来符合现在核心区标准的国家只有美国),核心区和边缘区是一种功能的关系;国际经济体系的活动存在世界经济增长分布的极化和世界经济扩散两个过程,由于这两个过程对核心区和边缘区都有利,所以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并且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规则。[3](P.207-210)吉尔平指出:“对外投资不仅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对外投资的‘政治化’尤为明显。”[3](P.208)他认为:为了防止自身经济的下降,核心区国家将鼓励发展新的技术、新的工业以及资本流向那些核心区经济以往被忽视的公共产业,鼓励贸易而不是投资;当边缘区脱离核心区依附并且使得投资条件变得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将采取保护战略或建立某种有益于本国经济的体系。

三、中海油并购案的实证分析

(一)中美两国能源需求和供应的比较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同中国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能源生产总量高于能源消费总量,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199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而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1914万吨扩大到19000万吨;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0年的14331万吨,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9026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992.4%和53.6%。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0年的-15147万吨标准煤。[5](P.1)随着中国能源进口加大的同时,中国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但国内产量又在不断下降,供需矛盾上升。“从1980年到2000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从23.8%下降到21.4%,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3.6%”,“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5](P.2)而根据IEA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将达到每日1000万桶,满足中国需求的80%以上。[6]因此,从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对以石油为主的海外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就是保障石油的供应。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1990—2000年的10年间,美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1.4%,石油产量年均下降3.1%。石油对外依存度由1990年的46%上升到2000年的56%,……目前美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的24.5%依赖进口,其中石油占89%。……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能源政策,到202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将减少到510万桶/日,而石油需求量将增加到2580万桶/日,进口石油在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到64%以上。[7]30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资料,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占世界贸易量的6.31%,美国进口原油占世界贸易量的26.9%,日本进口原油占世界贸易量的11.3%,中国原油进口量是美国的23%,日本的56%。[8]因此,中国海外石油进口和开发并不对美国的能源供应构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美两国战略石油储备差异的影响。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才刚刚开始起步且暂定储备数额偏小,[9]而美国的战略石油计划启动时间早,准备充分,储备充足,运转机制良好,[10]考虑到战略石油储备从建立到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未来20年内海外石油供应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要大于对美国的影响。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中美两国之间在能源问题上既存在着共同开发可替代能源的合作又存在着争夺有限能源供应的冲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冲突大于合作,因为即使开发出一种方便实用的可替代能源,也还存在着一个技术垄断的问题,何况这也并非短时间内能见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方面要进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开发替代能源,降低能源消耗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比值;另一方面也更为现实的是扩大可开采的能源储备,而近年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采取走出国门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战略就已经引发了美方的密切关注。2005年,国际原油市场价格飙升,中海油此时收购优尼科无疑触动了中美两国间敏感的“能源”神经,尽管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一方面不会影响美国的能源供应和国际收支,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二)中海油并购案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在能源供应上的结构性矛盾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优尼科公司背后的地缘战略因素。优尼科网站上公布的2004年年报表明:截至到2004年12月31日,该公司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为18亿桶当量,其中26%在美国,6%在加拿大,56%在亚洲,其他地区占12%,该公司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的33%来自美国,7%来自加拿大,54%来自亚洲,其他地区占6%;2004年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和阿塞拜疆是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增长点。[11]可以说,优尼科公司的优质资产都在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地区。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谋求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后美国对中亚的控制又进一步加深。东南亚地区一直是美国的关注重点,从越南战争到印度洋海啸,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并同该地区的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反恐战争打响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重要影响,加上几起针对西方人士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东南亚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重点地区之一,各种演习和交流频繁,而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希望将美国力量重新引入该地区以抗衡所谓中国的潜在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各种双边协议的方式,构筑了一条从日本到东南亚到中亚针对中国的环形地带,以防范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就在去年9月21日佐利克发表演讲希望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和美国一起参与世界管理时,他也依然不忘提及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12]这充分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中国发展的防备。中国在中亚地区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密切的经贸往来都被美国视为建立地区性霸权试图改变本地区国际格局的标志。这样,中海油一旦并购优尼科公司成功,从地缘政治的观点出发,美国认为这势必加大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影响,同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相冲突。(三)美国国内政治团体的制约2005年6月23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麦克莱伦在答记者问时,对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首次对新闻界表态:“这件事你们应该去问财政部。”[13]6月27日在答记者问时,麦克莱伦态度发生了变化,说如果中海油并购案通过,相应的针对与外国公司交易的审查程序将会启动,“以处理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14]美国财政部长斯诺6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将从国家安全角度,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案进行审查,同时他表示,美国政府是否批准并购案取决与并购协议具体条款以及并购案所涉及公司状况。[15]同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企31业间正常的商业活动,不应受到政治的干扰。[16]7月5日,针对中国方面的声明,麦克莱伦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当外国企业特别时外国国有企业试图获得美国公司时,一系列的行政和法律程序将会启动。”[17]去年7月21日,麦克莱伦在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中海油继续竞购优尼科,美国总统希望处理此类问题的相应程序能够启动。[18]7月25日,麦克莱伦再次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希望相应程序能够审查中海油并购案。[19]为跨国公司的并购,美国官方作出如此密集的表态是在罕见。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做法,中海油于2005年8月2日声明撤回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并表示对美国政府刻意阻挠的做法表示不满,其声明中说:“中海油知道竞购交易将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按埃克松—弗洛里修正案(Exon—Florio)的要求,中海油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主动承诺对优尼科在美国的资产采取措施,从而满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要求。中海油曾经积极考虑进一步提高收购要约中的条件。如果不是由于美国的政治环境,应已付诸实施。我们竞购交易宣布后,在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甚至要取消或更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程序,这实在令人遗憾,也有失公道。———这种非常遗憾的政治环境使我们很难准确评估成功的机率,对我们完成交易形成了很高的不确定性和无法接受的风险。尽管我们不情愿,但不得不撤回我们的报价,这对优尼科的股东及员工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第8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海南；城镇贫困；贫困测度；益贫性；Shapley分解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9-0008-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9.02

与东部其他省份相比，海南省的贫困广度和深度较大，贫困问题是制约海南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在全面小康建设攻坚阶段，海南省对贫困减缓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2013年2月21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印发《省委、省政府2013年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将“强力推进扶贫开发，实现6万人脱贫”作为“十大事项”之首。但从既往减贫历程来看，海南省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减贫成果对政策性扶贫、转移支付的倚重较大。同时，海南省贫困问题往往集中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海南的贫困问题不仅关系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关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基于保证人最基本权利的构建性目标，还是基于现实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海南的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寻找和实施更有效的减贫政策措施，实现海南全面彻底脱贫。

一、贫困测度方法说明

（一）贫困的理论判定

1.贫困概念的判定。贫困的内涵判定是贫困测度的基础，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可比性的要求，本文使用消费贫困概念对海南城市贫困进行测度，相对精确的衡量贫困人口的福利问题，兼顾贫困测度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中出现的贫困相关概念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1]。如果某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低于某一预设的固定标准，即可将其判定为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某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低于全社会的某一普遍认可的平均标准，即可将其判定为相对贫困人口。

2.贫困线的判定。贫困线是贫困测度的必要条件，客观的贫困线设定能够更为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从而进行贫困测度。除了官方设定的贫困线之外，现有研究也对贫困线的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主要体现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个方面。为了规避贫困线标准调整对贫困测度的扰动，本文在绝对贫困线的设定上采用联合国给出的标准，即人均每天1.25美元，以2000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年均3778元。相对贫困线的设定方法是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海南省历年的城镇贫困线见表2。

（二）贫困测度的方法说明

基于Sen提出的贫困测度公理要求[2]，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Foster，Greer以及Thorbecke构建的FGT贫困指数[3]，其优点在于能够包含贫困发生率、贫困距等单项贫困测度指标，能够对深度贫困人群灵活赋予权重，并且易于将贫困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和收入分配的调整效应。FGT指数被定义为：p=fxdx，α≥0。其中，x表示家庭的收入或者消费支出；fx是收入的分布密度；z表示贫困线；α是一个非负参数，代表对深度贫困或者对贫困者收入分配的敏感程度，α越大表示在贫困测度中对深度贫困人口赋予更大的权重，在价值判断上体现对贫困者收入不平等的更强烈厌恶。当α=0，1，2时，FGT指数分别代表贫困发生率指数（H），贫困距指数（PG）和平方贫困距指数（SPG）。贫困发生率主要度量贫困的广度，贫困距指数主要用于测度贫困的深度，平方贫困距则可以对不同收入水平贫困者的贫困距赋予不同权重，从而体现贫困者内部收入差异扩大对贫困状态的影响。

FGT贫困测度另外一个优点是可以测度减贫的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可以方便的将减贫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Datt和Ravallion对贫困变动的分解进行了详细分析[4]，在实际应用中，该贫困分解方法（D-R）会导致残差项的存在。为了规避残差，本文使用Shapley分解方法[5]对D-R分解进行了修正。其贫困分解公式为：

P=μz，π-Pμz，π

=0.5P（μz，π）-P（μz，π）+P（μz，π）-P（μz，π）

+0.5P（μz，π）-P（μz，π）+P（μz，π）-P（μz，π）

（1）

其中，μ表示平均消费。（1）式的第二行为总体增长效应，两个中括号的内容分别对应将时点0作为参照组的增长效应和时点1作为参照组的增长效应，总体增长效应为两者的算数平均值。第三行为总体分配效应，中括号内容分别对应时点0和时点1作为参照组的分配效应。利用Shapley分解的原理贫困变动率可以分解为：

1nPμ/z，π-1nP（μ/z，π）=η+η（2）

η=0.51nP（μ/z，π）-1nP（μ/z，π）+1nP（μ/z，π）-1nP（μ/z，π）

（3）

η=0.51nPμ/z，π-1nPμ/z，π+1nPμ/z，π-1nPμ/z，π

（4）

其中，η和 η分别代表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由此可以进一步构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如果η/（η+ η）>1，则经济增长是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如果η/（η+ η）

二、数据来源与典型事实

本文从生活性消费支出的角度来衡量贫困状况，相较于其他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数据来源的研究，从消费的视角看待贫困更能够相对准确的衡量家庭的福利状况。消费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海南省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本文所有货币单位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表1整理了各年份各收入组的实际消费情况，并利用变异系数、最高与最低收入组的消费比、基尼系数等指标显示了各收入组的相对消费情况。

从各收入分组的消费变动来看，中等偏上户及其他更高收入组的增速快于其他收入水平较低的分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各收入群体的影响并非是均质的，而是更有利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最低收入户的消费增速在低收入的五个分组中相对更高，表明现有减贫政策对这一群体的转移支付效应具有一定效果。海南省各收入组的组间消费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态势，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显著高于中低收入人群。2006年之前海南省的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有益于高收入群体的特征，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2006年之后随着国家层面政策的逐渐转向，开始更加全面的统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各收入组的消费差异开始步入收敛的轨道。从各指标变动的阶段性可以看出海南省的组间差异存在较为明显的政策敏感性，政策冲击的瞬时效应较大。因此，如何提升低收入分组，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能力是新世纪海南省依然需要应对的严峻问题。

三、海南省城镇贫困动态演化

本文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方面对FGT贫困指数进行了测度，贫困测度过程中，不仅计算了贫困发生率，而且体现了FGT贫困指数中的贫困厌恶系数，对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也进行了测度（见表2）。

（一）海南省城镇绝对贫困

从贫困发生率来看，2000—2011年海南省城镇绝对贫困呈持续下降态势，从2000年的47.2%，下降至2011年的2.81%，年均减贫速度22.6%。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变动结果也表明，海南省城镇贫困状况明显缓解。并且随着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年均贫困减缓速度有所增加，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年均减贫速度分别为33.2%和42.8%。这表明，随着海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贫困线以下人口显著减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离贫困线的距离逐渐缩小，贫困人口的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贫困人口和其他收入群体的消费状况均显著改善，并且贫困深度最深群体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比其他贫困群体更大。结合海南省整体基尼系数的变动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海南省基尼系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这表明海南省虽然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但相对于整体情况而言，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扩大态势，这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了很好佐证。并且在接下来对城镇居民相对贫困的测度中也得到了体现。城镇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有所改善的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持续扩张。而海南省城市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吸纳不足，导致了贫困人口收入和高收入群体消费差距的日益扩大。在绝对贫困线设定下，海南省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已经实现了显著脱贫，后续深度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将是未来海南省减贫实践的重点和难点，选择盯住深度贫困人口的减贫政策将是提升减贫效率的关键。

（二）海南省城镇相对贫困

海南省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变动与绝对贫困指标有很大差异，海南省相对贫困的贫困发生率显著增加，从2000年的20.48%上升至2011年的30.46%，年均增长3.7%，并且贫困发生率体现出较强的阶段性和外部敏感性。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南的收入分配导致各收入分组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但随着本地经济对政策植入经济的涵化，以及政策层面对收入分配调节的重新审视，收入差距保持相对稳定。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海南省外部植入经济体面临外需放缓的约束，已经充分融入本地产业结构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放缓，从而相对贫困指标有所降低。以上分析表明，海南的经济增长并非对所有群体都具有“水涨船高”的均质影响，经济增长伴生的是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各收入阶层的显著分化，这将对海南城镇贫困减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海南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谋求收入分配调节，实现相对贫困的实质性减缓是未来海南贫困减缓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四、海南省贫困分解与益贫性分析

通过对海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演化过程的分析，2000—2011年海南的城市贫困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在某些时间段上，其贫困减缓成效并不显著。并且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和基尼系数存在高度相关性，这表明海南的贫困减缓与总体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是单向关系，即经济增长并非先天有益于贫困减缓。在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着另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起放大或者抑制作用。综合现有研究以及海南减贫的实际情况，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转化为贫困者收入，进而影响贫困减缓的关键节点。接下来，本文将主要分析海南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对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判定。

对经济增长的益贫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经济的总量增长是否带来了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绝对增加；第二，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的消费改善是否超过平均水平的消费改善。在相对贫困概念的引导下，现有研究倾向于从而第二个方面来界定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与上述不同，本文将利用减贫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来对海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减贫的方向和变动态势进行大致判定，然后对贫困减缓进行分解，利用数值模拟法，识别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减贫的强度问题，并基于减贫的数值分解，构建海南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对海南经济增长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进行最终判定。

（一）减贫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弹性

减贫弹性反映了贫困变动对减贫影响因素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本文利用减贫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来反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方向。减贫的经济增长弹性被定义为：在收入分配格局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变动所导致的贫困状况变动程度，即减贫的增长弹性是贫困变动率与经济增长变动率的比值[6]。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是贫困变动率与基尼系数变动率的比值。减贫弹性的数值模拟结果见表3所示，为了规避2009年经济波动对减贫弹性的扰动，在分析过程中本文重点分析2000—2008年减贫弹性的变动。

从减贫弹性的符号来看，各项绝对贫困指标的减贫增长弹性为负值，减贫分配弹性为正值。该结论与上文一致，即经济增长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影响，而收入分配的恶化则不利于贫困减缓。从减贫弹性随时间的变动来看，贫困指数增长弹性的绝对值长期保持稳定，而分配弹性则逐步增加，表明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越来越成为制约海南贫困减缓的障碍因素。从横向比较来看，在任一年份，分配弹性均随着贫困厌恶系数的增加而上升，这表明海南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对贫困深度更深的贫困人口更为不利。因此根据海南减贫增长弹性和减贫弹性的分析可以对海南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做如下初步判定：海南的经济增长本身对城镇贫困人口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经济增长同时伴生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这对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减缓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制约，并且收入分配状况对城镇深度贫困人口的减贫抑制更强。经济增长对城镇贫困的总体影响取决于增长和分配两者的合力，虽然目前单就减贫弹性无法识别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对海南城镇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趋于下降。

（二）海南城镇贫困Shapley分解和益贫性测度

本文根据Shapley分解方法将海南城镇绝对贫困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见表4），并根据贫困分解计算了海南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见表5）。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对贫困指数具有显著负效应，经济增长能够有效带动减贫。而收入分配对贫困指数的影响则主要以正效应为主，即收入分配的变动不利于海南贫困减缓。如果收入分配保持2000年的初始状况，海南的经济增长将导致贫困发生率下降49.38个百分数。如果经济总量保持基期水平，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将导致海南城镇绝对贫困发生率上升4.99个百分数。如果在计算贫困指数时，将贫困人口消费支出离贫困线的距离考虑在内，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不利作用更为显著。如果海南经济发展保持在2000年的初始状态，2000—2011年分配结构的变动将导致海南的贫困距上升0.462个百分数，占总效应（1.4个百分数）的33%。因此，收入分配对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随着贫困厌恶系数的增加而增大，经济增长对贫困深度较深人群的减贫总效应趋于下降。

表5也给出了益贫性指数的两年平滑值，该指数以收入和消费变动作为益贫性判定标准，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水平有所下降，表明经济增长将恶化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此时益贫性指数小于0。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增加且增速高于非贫困人口，则表明经济增长是益贫的，此时益贫性指数大于1。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增加，但增速低于非贫困人口，则表明虽然贫困人口获得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但与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消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贫困指标趋于恶化，此时益贫性指数介于0到1之间。

海南省历年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指数均大于0，且大多数年份的益贫性指数显著大于1，表明多数年份海南城镇贫困人口的消费增长速度高于非贫困人口，其消费水平体现出与平均水平的趋同。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海南城镇贫困人口的确从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中获益，二是由于贫困人口的初始消费水平较低，其边际消费率高于非贫困群体，从产生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绝对收敛。同时，益贫性指数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尤其是2006年之后益贫性指数趋于下降，且小于1。这意味着随着外部政策红利的消化和消费水平的自然收敛，海南城镇贫困人口的消费提升面临新的困难。虽然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依然有所增加，但增速水平开始低于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消费差距开始呈扩大态势，这将会导致海南城镇相对贫困状况的恶化。

基于以上对于分析，我们可以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益贫性做如下判定：第一，海南的经济增长对城镇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扩散效应，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会抑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第二，收入分配对海南城镇贫困减缓的抑制作用趋于增强，收入分配恶化尤其不利于贫困深度更深的贫困人口；第三，2006年以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和贫困人口初始消费的低水平，海南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益贫性，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与非贫困人口表现出趋同态势；第四，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足，海南经济增长益贫性趋于减弱，并且2006年之后益贫性指数开始步入小于1的区间，城市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低于非贫困人口，消费差距开始扩大，相对贫困状况趋于加重。

五、结语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FGT贫困测度指数，测度了海南城镇消费贫困状况；并利用Shapley分解方法，对贫困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了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1.海南省城镇绝对贫困呈持续下降态势，但受基尼系数扩大的影响，城镇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城镇相对贫困成为海南未来必须面对的贫困问题。

2.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扩张具有显著的贫困减缓作用，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形成了抑制，并且收入分配对贫困深度更深人口的抑制作用高于其他非贫困人口。

3.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2006年之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有所减弱，并且受外部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

政策启示：

1.随着海南省贫困线附近城镇贫困人口的有效脱贫，离贫困线较远的贫困人口尤其是深度贫困人口将是未来实现贫困减缓的重点和难点，海南省城镇减贫开始真正步入攻坚阶段。

2.海南省城市的相对贫困呈上升态势，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在海南开始凸显，相对贫困的理念应纳入到未来减贫政策的理念中。以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度量的相对贫困也呈现明显的恶化，这表明海南不仅在总体经济增长方面体现了不均等，在贫困人口内部的分配也存在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如何在制定和实施同质性减贫政策的同时凸显贫困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是未来海南城镇减贫的关注方向之一[7]。

3.海南省城镇减贫受国家战略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显著，体现出较强的外部冲击敏感性，海南省外部植入和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内生演化的结果，其拼接和移植的痕迹较为浓厚，导致针对海南的外部政策冲击往往更有利于资本所有者。未来海南如何构建本地市场、本地要素与外部植入经济的融合发展，形成有效的本地要素吸纳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未来海南减贫努力的根本[8]。

参考文献：

[1]邹薇，方迎风.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6）.

[2]Sen A.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J].Econometrica，1976（44）：219-231.

[3]Foster， J.， Greer J.，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J].Econometrica，1984（52）.

[4]Datt， G.， Ravallion， M. Has India’s post-reform economic growth left the poor behind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

[5]罗楚亮.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J].经济研究，2012（2）.

[6]单德朋.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的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6）.

第9篇：海口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延迟退休政策；珠海市；回归模型

中国老龄化程度严重，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中国有望于2017年正式出台实行延迟退休方案，为落实好延迟退休政策。珠海市作为经济特区，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人才优势、经济优势明显，探讨珠海市作为试点城市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研究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资料，雷勇和蒲勇健发表的《基于给付确定制的最优退休年龄经济模型分析》为员工选择最优退休时机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2年，张文学和任彦霏发表题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构建与应用――以陕西省为例》，探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O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到2013年，李含伟和汪泓基发表《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该论文考虑了个人获得的物质享受与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价值。

2.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探究最优退休年龄文献较早，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有： 1984年Gary・ S・ Fields运用劳动力供给模型，对国民收入结构、养老保障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其会影响退休行为；2008年，Jonathan・Barry ・Forman探讨退休年龄与人口统计学的关系，初步拟出养老金法案，为公共政策制定参考依据。2009年，Michael Tucker和Juan A.Lacomba两位学者定量分析分别给出在正常市场和消极市场下最优退休年龄应该在62q，且法定退休年龄也受到政治与经济因素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争论已久，但与国外成熟国家的退休年龄相比，中国学者研究最优退休年龄着重考察个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验证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侧重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珠海市延迟退休的可行性。

二、珠海延迟退休可行性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孙永勇等学者认为最佳退休年龄与参加工作年龄、退休年龄、死亡年龄、名义利率、退休前死亡概率、个人效用之间可建立数据模型，根据历史数据测算得出城镇就业人员最有退休年龄达64.14岁。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明将制定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城镇就业人口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有望达到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

1.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评价体系

为探究珠海市就业人口退休年龄，充分利用评价模型和预测模型，定性分析4个关键因素：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求关系、市民受教育程度，得出“延迟退休”科学可行的制度设计。

假设：

（1）4个国情指标对于延迟退休影响等值。

（2）假设研究延迟退休对某一指标的影响，其他指标值忽略不计。

（3）影响珠海市与影响中国退休年龄的因素基本一致。

根据珠海市统计局数据可知，第一，随着珠海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珠海市的人口老龄化呈增长趋势，2010年珠海全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0.2岁，而珠海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珠海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2.5岁，居广东省之首；第二，退休年龄与受教育年限延长不相适应，受教育程度与受教育年限成正比，维持原来的退休年龄规定，劳动力可能处于人力资本高峰期退休，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第三，退休年龄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相适应，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珠海市同样具有可行性。

2.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调查者愿意频率来反映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否可行的概率。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在实际问题中，是否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确定延迟与不延迟两个变量。

设因变量y是0-1型，自变量为j x （j=1，2，3）。设y=1时的概率为p，则Logistic回归方程为

根据职业类型的划分，从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体力劳动者三个角度对P值进行计算。P1代表事业单位中愿意退休的频率，P2代表企业单位中愿意退休的频率，P3代表体力劳动者中愿意退休的频率。

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写为：

综上，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显示出中国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退休年龄有显著影响，人均GDP的增加有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

三、研究结论和建议

1.将珠海市作为延迟退休试点城市具有可行性

本文对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评价体系，得出延迟退休政策χ楹J芯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优化、教育可持续发展和珠海整体战略布局这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结合中国与珠海的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法，得出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的t统计量都高度显著相关，且所有系数都具有正确的符号，表明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这两个变量共同对愿意延迟退休有显著的影响，延迟退休方案在珠海市实施具有可行性。

2.建议推行弹性退休制，完善养老金给付机制

实行弹性退休制，意味着城镇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工作意愿在55岁到65岁之间选择合适的时间来办理退休手续。养老金与退休年龄相挂钩，可提高参保人员的缴费积极性、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还可有效避免富有劳动力人员提前退休。能够积极引导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退休决策中的作用，使得个人在退休决策时选择的方案可以达到最优化。

政府应当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制度设计与利益激励相符，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实行弹性退休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动态监管，避免养老金缺口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将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与退休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根据不同的退休时间调节养老金的给付，从而体现养老金收缴及发放的公平与效率结合。

四、结语

珠海市作为经济特区，具有经济创新创优的政策优势；地处珠江口西岸，与香港隔海相望，与澳门陆地相连，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以“蓝色珠海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具有人才优势；建设发展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有益成果基础上，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开拓“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建设新局面，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有作为退休政策试点城市的优势。

紧随国家改革，发挥优势，通过试点城市效用带动作用，将对珠海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探究，契合社会需求，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延迟退休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学者研究最优退休年龄着重考察个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验证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基础上，侧重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延迟退休政策的合理性，得出珠海市作为延迟退休政策试点城市的可行性，并提出推行弹性退休制，完善养老金给付机制的建议。日后，研究会继续数据收集、社会调查工作，在模型中增加要素研究，持续关注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及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甜.我国最佳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分析与数学建模[D].江西理工大学，2012.

[2] 汪海菊，高广阔，张腾化.中国最优退休年龄测度方法研究综述[J].改革与开放，2015，（7）.

[3] 李含伟，汪泓. 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