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 非常规货币政策流动性供给政府债券

一、引言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其本质表现为资产价格破灭引发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虽然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措施以及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联合注资逐渐缓解了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但这种信用危机已经从金融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雷曼兄弟等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的倒闭，各国央行开始发现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无法阻止信贷市场总需求的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央行反应的速度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料的，他们开始采取大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来稳定金融市场，阻止实体经济更严重和更长期的紧缩。这些货币政策有些以前采用过，有些没有，主要旨在随着危机的深化，扩大市场流动性的规模和范围。

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分析

自金融危机不断恶化和加深后，除了常规的短期利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央行还采取了一些比常用工具更有风险的措施。美国在危机初期，美联储采取了如降低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用公开市场操作买卖证券等常规货币政策；但到了危机不断恶化以后，美联储把利率降为接近零时效果仍然不大，美国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常规货币政策无法满足宏观调控的需要。因此，美联储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和一些金融创新措施来遏制危机的蔓延，并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本文从以下方面分析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

1、长期保持低利率

金融危机开始后，一些央行积极地降低政策目标利率到零利率界限附近，但是有些央行的政策立场不一致。当美联储在2007年开始下降联邦基金利率时，其他央行基于防通胀考虑继续维持或增加利率。然而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其他央行才开始大幅降低政策目标利率，由早期通胀关注变为担心紧缩，大部分央行把其政策利率降为零点附近。

美联储给投资者的担保短期利率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而且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市场对即使短期利率设定为零，但货币政策未来发展有不确定性的担心就会减弱，稳定了市场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长期利率会下降，复苏开始后货币刺激不应该立即收回，应该保持通胀的持续下降，阻止实际利率的上升，以此来使需求激增，刺激经济。因此，可以在政策不确定性很高时鼓励长期投资。而且长期保持低利率通常是需要条件的，因为一旦通胀抬头、经济开始恢复，央行有必要提高利率，因此当一般当条件被满足的时候，低利率政策才会改变。

2、提供金融机构流动性

预期的低利率减少了银行的资金成本，也减少了投资者的借贷成本，刺激了经济活动。货币市场在危机开始初期失去了功能，加重了央行的债务。市场参与者面对未预料的不确定性也开始考虑风险问题，流动性需求减少，很多银行开始贮存流动性，市场交易量削减。这样尽管政策利率降低了，但是货币市场的混乱仍然破坏了利率传导渠道。在这种环境下，央行采用措施加强了金融流动性供给。他们的初始反应是大量增加市场流动性规模，紧接着是扩大流动性操作范围和大量放松提供流动性的条件给银行，包括修改已有的工具和引入新的机制、延长贷款操作的到期日、扩大回购操作的抵押品清单等来应对市场高质量抵押品的缺失。这些流动性供给操作可分为以下方面。

（1）扩大合格抵押品清单。央行提供流动性通常需要符合安全信用质量的抵押品以免自己遭受损失。而当金融危机扩张，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的需求加大，合格的抵押品缺失逐渐成为增加流动性供给的障碍。特别当针对传统抵押品清单的货币政策操作有限时，央行需要扩大合格抵押品清单。这样间接支持了部分信贷市场，因为抵押品范围的扩大增加了市场的部分流动性。

（2）扩大央行操作对象清单。货币市场的混乱造成的流动性不能在银行间均衡分配。特别是道德信任的缺失使一些银行不愿意与货币当局交易，也不会从其他银行借钱。央行操作对象的扩大有必要直接囊括大量银行，这样央行不用传统意义上依赖于少量核心金融机构的货币政策操作。

（3）取消流动性供给限制。正常情况下央行只提供有限数量的流动性给货币市场，以使市场利率接近于政策目标利率，银行间流动性分配都由货币市场自身调节。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央行判断货币市场不能保证在银行系统内进行平稳的流动性分配，总流动性开始不能满足预防性流动性需求的额外增加。这种情况下，央行开始放松流动性可得性的限制。

（4）国际间流动性互相合作。相对于显著的美元流动性短缺的现象，货币流通互换协议是与其他国家央行签订，允许非美国央行直接提供美元流动性给其国内银行的操作。美联储与很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主要是为缓解全球短期美元资金市场的流动性压力。通过这一机制美联储应充分发挥全球短期美元资金市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向参与货币互换的国家的央行提供短期美元资金。

（5）引入新的创新机制。对存款机构的信贷流入到国内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限制，一些央行放松进入最后贷款人机制的条件。美联储引入定期拍卖工具（TAF）使用匿名拍卖系统贷资金给存款性金融机构，如果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定期拍卖工具剩余期内达到了一级信贷方案要求的财务良好，都可向美联储投标，投标利率最高的机构可得到资金。引入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给存款机构和银行，支持他们去购买高质量的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引入定期贴现工具（TDWP）向财务良好的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并延长贷款期限从隔夜或几周到最长30天，此后因为部分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缺又延长到90天。

3、直接干预金融市场

除了货币市场以外，金融市场也被危机严重影响，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都出现低交易量的现象，市场缺少流动性。上述的一些措施（如扩大抵押品清单等）通过银行间接影响了更多的市场，然而一些重要的市场仍然没有恢复，央行主要是更明确地支持直接干预金融市场，如直接的资产购买。

央行直接干预的目标是增强市场积极性，增加流动性，提高债券价格，减少其收益率。美联储借款给金融资产的购买者，这样的效果相当于直接购买，因此资产贬值，风险被转嫁至央行和财政部，其他央行也开始决定直接购买私人部门资产。金融市场的干预包含央行对金融市场部分的直接支持，支持放松支持流动性的贸易条件，鼓励市场对商业票据、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也就是说，央行可提供信贷给金融机构或其他投资者，支持他们购买私人部门的证券。

美联储引入证券信贷工具（TALF）支持对消费者和商业提供信贷的主要渠道，美联储提供三年或者五年无追索权的贷款给合格资产支持证券持有者，合格的资产支持证券包括学校、汽车、信用卡、小型企业贷款等支持的证券。

4、直接购买长期政府债券

美联储在2009年3月宣布在未来6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其后的几天美联储再次宣布将购买30年期国债。美联储购买的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证券，相当于美国2007年GDP的2.1%。上述举措均表明，美联储试图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以降低长期国债收益率，降低贷款成本和商业信贷的可得性，并带动各类消费和商业贷款利率走低，从而较快地控制通货紧缩。

为了减少长期的私人贷款利率，这种措施一般在短期政策利率很低而且政策利率保持在零利率的承诺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用。因为长期国债被当作很多私人部门资产的定价基准，央行企图使私人发行的证券和贷款利率随着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而下降。另外，银行也会利用国债收益增加新的信贷。换句话说，即使当准备金没有利率或者低利率时，银行也会选择把这些额外的资金保留在他们央行的准备金账户里，因为他们察觉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和金融背景下贷款收益机会有限，需要获得一些流动资金。私人部门资产份额变化操作导致价格变化，央行增加长期政府债券的直接购买，减少其收益率，刺激经济，正常传导机制被破坏，直接借款给市场参与者，这样刻意减少信贷市场的传导，改进私人信贷市场功能。

三、结论

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使用了大量与以往不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购买政府债券以减少债券收益率，鼓励投资者投资风险大点的资产，这些主要是为了减少长期资金成本，增加银行存款。美联储也建立新的机制去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用直接购买票据或通过货币市场资金互换以及TALF等机制开始加强流动性，激活私人部门的投资，而且突破传统思维，直接提供给贷款者或者投资者信贷，设立专门的信贷资金支持贷款。本文通过分析，把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概括为：降低利率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直至经济开始平稳复苏，提供给金融机构流动性或者直接给市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最后还进行直接的政府债券的购买。这些政策都为今后的金融危机的应对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提供了借鉴意义，也为经济复苏后货币政策的退出提供了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Kotaro Ishi，Mark Stone，and Etienne B.Yehoue. Unconventional Central Bank Measures for Emerging Economies[A].IMF， working paper， October，2009.

[2] Makoto Minegishi and Boris Cournede. Monetary Policy Response to the Crisis and Exit Strategies[A]. working paper， September，2010.

[3] Peter J.Morgan. the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n Economy， April，2010，vol 11.

第2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非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资产负债表

一、引言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经济平稳增长都展现出了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强烈愿望，尽管从目前经济状况看低通货膨胀有很多好处，但是很难被预测，经济一旦出现负向冲击，将会使得利率逼近零利率的边界。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中，尽管名义利率接近于零，但实际利息率非常高，从而导致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这将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金融系统的传导机制受到破坏，产生了巨大的损失，影响了流动性及银行和借款者的偿付能力。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尽管美联储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短期名义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但实际利率依然高企。传统货币政策不能修复金融市场的信贷功能，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和蔓延，因此丧失了刺激经济的能力。为此，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相继实施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的方式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进行直接干预。实践表明，这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了金融市场恐慌，减轻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压力，重塑了银行系统的信贷渠道，最终避免实体经济部门陷入衰退。

当前我国央行也面临同样问题：一方面伴随着中国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到最终目标的传导途径越来越复杂、不易辨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必将发生改变，因此央行难以制定理想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率、汇率等）达到预期的政策调控效果。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5年以来央行连续五次降息降准，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也创下十年来的新低，然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为此，系统研究在零利率边界约束下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我国货币政策当局在面临经济负向冲击、通货紧缩及零利率边界的约束下，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

本文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分为三类：货币政策沟通、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力图对每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进行细分和深入研究。

二、货币政策沟通

在现代经济和发达的金融体制下，公众对于利率未来发展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当公众不了解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但又必须对其进行估计时，就无法保证经济将会收敛到理性预期均衡状态上，这是因为公众的学习过程本身影响了经济行为。由于学习对经济的反馈效应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或不确定的结果，与其完全依赖于中央银行做出完全正确的决定，还不如对于经济政策和行为做出解释。中央银行有效的沟通对金融市场和政策预测准确度均有影响，可以帮助央行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一）通货膨胀预期机制

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一个从单目标（充分就业）到多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再到单目标（稳定物价）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稳定物价成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不少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制定了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其理论含义为：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并将此预测与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相比较，然后根据二者之间的差距来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如果通货膨胀预期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可实行收缩性货币政策；如果通货膨胀预期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可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通货膨胀预期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货币政策则可以保持不变。

金融市场参与者通过中央银行沟通行为（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做出相应的判断和投资决策。不同学者分别采用泰勒规则及有关指数等进行了研究，发现美联储公布的货币政策倾向能够增强对于货币政策变动的预测，结果表明，央行的货币政策沟通提高了政策的可预测性（降低了预测误差），即实现了通货膨胀的“锚定”。也有学者通过金融市场工具的提前反应行为研究发现，自从美联储1994年2月开始即时公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后，未被市场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变动的平均幅度降低了。金融市场以及私人部门对于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能力提高了，其预测误差降低了并且更加趋同，金融市场行为与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意图更好地协调同步。而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对于GDP和通货膨胀的预测并没有出现同样变化，究其原因，除了美联储利率变动的渐进特性外，美联储的信息沟通亦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二）长期利率预期机制

在利率方面，Guthrie，G和Wright，J率先提出与公开市场操作相对应的“告示操作”概念，并且通过对新西兰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新西兰“告示操作”对各个期限的利率都有着可观且持续的影响，其效果甚至优于公开市场操作。Jorda，O等考察了美联储的例子，同样发现美联储1994年2月开始公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后，可以用较小规模（相较于公布目标前）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这一目标。Bernanke，B S等采用事件法研究，得出FOMC政策声明对金融市场的未来货币政策预期有重要影响，表明央行可以采用政策沟通影响长期资产价格和利率。

中央银行通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能够直接控制的短期基准利率通常不是经济主体进行决策的依据，真正影响投资和消费等支出决策的是金融市场上的长期利率或其他资产价格。长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而当前的基准利率几乎无关紧要。特别是在基准利率降到零的极端情况下，长期利率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根据标准的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长期利率还受到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值影响，当经济主体预期未来政策利率上升时，长期利率也将上升，在名义价格缓慢调整的条件下，长期实际利率也将上升。企业发现其实际借款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投资支出。家庭同样也面临着实际借款成本上升的问题，由此会减少消费和房屋以及其他耐用品的支出，于是宏观经济结果发生变化。所以，政策利率变动的有效性基本上取决于中央银行对市场关于未来长期利率预期的影响。给定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时滞，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能够促进货币政策意图更快地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决策，加速必要的经济调整。当然，经济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也会影响资产价格、汇率等变量的变化，这些变化传导到实体经济后，同样引起宏观经济的改变。

（三）货币政策可信度机制

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理论认为，在政府干预下，中央银行有违背稳定物价的承诺，实施带有通货膨胀倾向货币政策的动机。为了防止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出现，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诚信保证，约束其履行稳定物价的承诺。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越大，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强，政策效应就越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越小，其政策效应就越差。Eggertsson，G B研究认为，零利率约束下如果央行将长期保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的声明可信，而且事先没有被公众预期到，那么将有效降低长期利率，支撑其他资产价格和刺激总需求，而且短期名义利率长期保持低水平的声明可以阻止通货膨胀下降的预期。

中央银行的信息沟通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中央银行不能完全预料到未来的意外冲击，因此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与事后的实际结果不会完全一致。如果这些情况不能及时全面与公众进行沟通，公众就无法判断调控效果与承诺目标的偏离是由于中央银行的短期行为或控制不当造成的，还是由未预料到的需求与供给冲击造成的，这样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造成损害。如果中央银行采取了有效的信息沟通，使公众对货币政策了解得更加全面、详细与准确，那么公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还可以了解中央银行将通过什么手段与措施去实现其目标，对正在实行的措施和效果与所宣布的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这样便可以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三、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

（一）信号机制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主要通过美联储大规模资产购买（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ISAP）方式实施。每当美联储发表LSAP公告时，都会产生信号效应，即市场参与者就此捕捉到央行对未来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因此，LSAP公告传递了未来政策利率走势的信息，使投资者意识到长期内短期利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信号渠道通过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导致他们投资行为的改变，其对投资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

首先，信号机制可能导致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加。例如，2008年11月25日的LSAP公告及2008年12月6日FOMC将政策利率降低到接近0的水平，预示着它希望超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保持一段时间。2009年3月18日FOMC改变其措辞，预示着它希望延期超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因此，美国中央银行购买计划的宣布让投资者感到经济状况比其预期的更糟糕，或公告加剧了投资者风险规避情绪导致投资者降低其收益率增加对黄金和美国国债等更安全资产的需求。

其次，信号机制导致投资者增加投资和消费支出。ISAP的宣布意味着中央银行向公众传递将保持未来短期无风险利率低水平的信号，进而将降低长期利率，低利率将导致通胀和弱势美元。根据长期利率预期机制，低利率将有助于企业和个人增加投资和消费支出。

（二）流动性机制

LSAP的实施提供了对流动性较低的资产持续的购买需求，因此美联储QE货币政策可以给市场参与者提供保证，即他们可以把资产出售给美联储。在美联储的LSAP持续购买需求下，市场交易者和投资者可能更愿意积极持有美联储购买的债券，流动性和交易量都会由此得到提高。

资产价格和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许多研究均表明过度的流动性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升高。张旭实证检验了市场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的关系，结果发现市场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场流动性增加是资产价格上涨的一个主要根源。Belke，A等对主要OECD国家采用VAR方法进行分析，得出全球流动性扩张导致资产价格上涨速度高于商品价格上涨速度是由于商品的弹性不同。Brana，S等同样也发现流动性增加将提高资产价格。美国QE期间LSAP的实施增加了金融市场中的资产流动性，使得投资者持币的机会成本减小，降低了投资者因为购买资产而在将来更难出售的风险，进而降低了流动性溢价，推高金融资产的价格。根据托宾Q理论，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托宾Q值上升，企业投资扩张，从而国民收入也扩张。

（三）财政效应机制

如果基础货币增加和公开市场操作不会影响未来执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预期，那么财政渠道传导机制存在。财政渠道作用机制如下：私人部门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大量购买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国债不断发行缓解了财政部门的预算约束，通胀预期减轻了政府的债务负担，私人部门预期政府将下调税负，因此消费和支出增加。财政传导机制建立在市场预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执行时间较长，且央行可以忍受一定程度通胀水平的基础上，如果人们在政策执行初期便预期到政策的退出，那么财政渠道传导效果将受到影响。因此，只有当央行具备一定通胀耐受程度的前提下，财政渠道传导机制才能显著地发挥作用。

此外，市场对ISAP的反应不仅仅依赖其政策本身，而且还依赖于投资者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的判断及解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可能导致的结果不尽相同。美联储早期实施的ISAP是在金融危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和经济状况不确定的时期实施的，因此美联储的LSAP的实施可能传递其认为经济状况比预期差的信号，投资者感觉经济状况比预期的更糟或增加了风险，从而调低收益率，增加对国债和黄金的需求。而之后美国经济转好，金融危机减轻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加快时期，ISAP降低了市场风险，增强了人们对经济好转的信心，投资者对国债和黄金需求则会下降，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支出。

四、调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

（一）资产供给数量机制

货币和债券的本质区别为货币的利率是由法律和传统外生决定的，而债券的回报率是由市场决定内生的。如果货币与债券这两种资产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发生转换，那么改变他们的供给将会产生经济影响，这就是货币的特殊性质，这一性质对任何其他固定利率的资产同样适用。当一种资产的供给增加，那么这种资产及其他资产的利率结构必须改变，以吸引公众持有新的供给。如果不存在金融市场摩擦，那么改变美国国内资产的相对供给数量不太可能对其溢价及整体收益率产生影响。因此，试图对长期债券收益率采取最高限价的措施，只有在目标收益率与投资者预期未来政策收益率一致时才可能有效。如果投资者怀疑利率不可能保持低利率，按照这种观点预测，中央银行将买入全部或绝大部分债券。进一步讲，即使是大规模购买债券，比如购买长期国债可以影响其收益率。那么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将与其余国债和私人部门的债期限结构分离，因此降低了该政策的经济影响。因此通过大规模的调整某种资产，只能导致其自身利率上升或下降。

然而资产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已被大量研究所证明。因为货币资产的利率是外生固定的，那么用其去交换其他资产时则必须通过整体调整降低其他资产利率或提高其他资产价格。美联储通过在公开市场买人和卖出不同期限和其他性质的证券，可以实质上影响这些证券的相对供给。在存在交易成本和金融资产不完全替代条件下，美联储的购买行动能够影响期限、风险和流动l生溢价，以及总的收益率。因此，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改变债券市场结构的方式影响资产价格和收益率。此外，狭义的资产结构调整要求央行卖出的债券数量等于买入的目标债券数量，而如果资产购买计划改变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那么其也包含量化宽松的因素。中央银行通过资产购买计划可以有效影响长期债券利率，而盯住长期利率的承诺可能也有助于公众相信中央银行有意将长期保持短期利率低水平，因此这样的政策也包含预期管理的成分。

（二）资产组合平衡机制

美联储调整国债的货币政策影响依赖于公众持有债务的组成形式，而不依赖于政府债券的初始发行的构成形式。作为资产的管理者，人们决定如何分布其所有的资产和负债以及净值。基于对未来预期、风险估计和对风险的态度等原因，公众、银行和其他部门的投资组合偏好即资产需求函数可能发生改变。美国大规模LASP的实施，增加了投资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真实回报率的组成部分，是影响投资组合的重要构成因素。投资者通过变动包含黄金、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组合，降低总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资产组合渠道也存在信号机制，这是由于央行资产购买行为不仅改变了其资产组合，而且令公众强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保持实施的预期，因为如果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关资产价格下行会给央行自身资产安全带来损失。因此，资产组合效应不仅能对相关资产提供价格支撑，缓解相应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收缩，而且可以增强公众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可信度。

五、结论

本文重点梳理了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文献，得出以下结论：

1.伴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发展以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张，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到最终目标的传导途径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难以制定理想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率、汇率等）达到预期的政策调控效果。同时，央行长期实施低利率、低通胀的货币政策使得经济一旦面临负面冲击，名义利率零下限困境会约束常规货币政策的作用，即中央银行无法再通过进一步降息来实现经济刺激，因此需要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

第3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美联储；沟通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降至0～0.25%。在政策利率处于“零利率下限”的背景下，美联储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通过改变政策利率以影响未来政策行动预期的空间非常有限，而这些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要求其对于新的数据和变化的预测做出不同于正常时期的反应。在此情形下，美联储不仅需要通过语言来引导预期，而且需要告知公众央行的反应函数以特定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Yellen（2012）[1]运用“革命”一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的“从不解释”转向“对透明度的高度重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沟通出现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2011年，美联储主席开始每个季度举行新闻会；2012年，首次《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正式确立了2%的量化通货膨胀目标；2012年1月，第一次“点图”，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位参与者对未来合适货币政策路径的预测；2014年秋，开始“点图”的中间值等，这些沟通工具的采用使得美联储的透明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面临的挑战使得清晰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在“零利率下限”的背景下，“中央银行沟通”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和使用频率得以强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与策略”的沟通2012年1月，美联储首次了“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StatementonLonger-RunGoalsandMonetaryPolicyStrate⁃gy）”[2]（以下简称“声明”），阐述了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在管理公众未来政策路径预期、降低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锁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联储通常被认为赋予的是“双重目标”——价格稳定和最大化就业。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其并未对“双重目标”的具体含义作出明确的表述。在这份声明中，美联储第一次给出了其物价稳定目标的量化值，认为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年增长率衡量的2%通货膨胀率，长期来看是与其法定目标最为一致的。同时指出，“通货膨胀持续高于或低于这一目标，都会引起美联储的担忧”，希望通过沟通这一具有对称性的通货膨胀目标，以更好地锁定公众的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但美联储并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量化就业目标。美联储认为，与通货膨胀长期内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不同，最大化就业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变化的非货币因素决定，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变化，也很难直接量化。尽管美联储未量化的就业目标，但却对最大化就业水平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也会随着经济前景的变化而调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7名参与者对长期正常失业率的预测，会在每个季度的《经济预测概览》中。比如，在2016年12月的预测中，参与者对长期正常失业率预测的中间值是4.8%。美联储指出，“最大化就业”与“物价稳定”两个目标通常是相互补充的。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力图降低通货膨胀与其长期目标值的偏离，以及就业水平与委员会最大就业水平预测值的偏离。当两个目标出现冲突时，会充分考虑目标偏离的程度以及回归目标水平所需要的时间跨度，采用平衡的方式来促进双重目标的实现。

美联储“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沟通

长期利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预期，而非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为了更好地引导公众未来政策路径预期与央行期望的路径保持一致，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需要提供某种形式的“前瞻性指导”。

（一）正常情形下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导”

美联储过去一直保持着“隐秘性”的传统。直到1994年2月，美联储才开始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发生变化时，通过“会后声明”告知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发生改变；在此之前，公众需要根据市场状况去推测货币政策决定。1999年5月，美联储尝试在“会后声明”中使用“政策偏倚”来传递其货币政策态势信号，但这些措辞的时间跨度比较短，仅仅只是针对下一次政策决定的可能变动。“政策偏倚”的实践只有几个月，美联储并不满意金融市场对“政策偏倚”的反应。经济正常时期，美联储“前瞻性指导”的重点应该是货币政策决定的理由，而非特定的未来政策路径。通过“指导”，有利于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将如何对经济状况变化作出反应，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者应对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反应方式，以更有效地引导和管理公众预期。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前瞻性指导”

正常情形下，央行可以通过政策行动的变化传递未来货币政策走势的某种信息，将会对公众未来政策路径预期产生相应的影响；但在政策利率接近零时，央行难以通过政策行动的变化来影响公众预期，需要更多地依赖“语言”来引导公众预期。美联储的沟通——仅仅只是的文字声明，第一次作为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追溯到2003年8月。当时，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已降至1%，被认为已经接近下限。委员会担心市场参与者基于之前的反应模式会预期政策利率将遵循一个比较陡峭的上升路径，进而引起长期利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下降，带来严重的通缩风险和长期高失业。因此，宣布将“以可测量的步伐取消宽松货币政策”，希望市场认识到委员会对合适货币政策的看法是“非常平坦的利率上升路径”。2008年12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下调至0～0.25%，第一次面临接近零而无法再降的情形。面对疲弱的经济状况，委员会又一次认为有必要提醒经济主体“利率会长时间保持在低水平”，持续的时间会长于某些市场参与者基于从深度衰退中快速复苏的历史模式所预测的时间。美联储最开始使用的“指导”措辞比较模糊，即“经济状况可能需要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极低水平一段时间”（2008年12月），随后调整为“更长的一段时间”（2009年3月）。2011年8月，委员会认为其模糊的“指导”并没有被市场所理解，市场预期利率上升的时间要早于委员会认为的合适时间。为了有效沟通政策意向，传递委员会希望通过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更好增长的意图，委员会开始采用“基于时间的前瞻性指导”，指出“极低的联邦基金利率将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后又调整为“2014年底”（2012年1月），“2015年中”（2012年9月）。但是，这一形式很难传递“指导”所面临的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可能会限制必要的政策灵活性。2012年12月开始，美联储将“基于时间的指导”转为更多“基于经济状况的指导”，将“指导”与其经济目标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宣布维持低利率的三个条件：失业率高于6.5％、未来1-2年的通货预期不高于2.5％以及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稳定。这一转变，不仅有利于更明确地表明委员会的反应函数，而且使得市场价格能够反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对第一次可能加息时间的影响。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提升25个基点至0.25～0.50%。这是自2006年6月以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同时标志着已延续7年的“零利率政策”结束。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会后新闻会上指出，“美联储后续加息步伐将视新的经济数据而定，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将是谨慎和渐进的，但并不一定以机械、均匀的速度推进”。她认为，美联储已经尽全力与市场进行了充分沟通，以避免加息的“溢出”效应给市场带来意料之外的波动。不同经济环境下，“前瞻性指导”的角色不尽相同。在正常经济环境下，“前瞻性指导”扮演的更多是“沟通工具”的角色；而在金融危机时期，在面临“零利率约束”的背景下，“前瞻性指导”成为了一项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

美联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的沟通

在联邦基金利率已接近零的背景下，美联储认为，仅仅依靠“前瞻性利率指导”还不足以达到刺激经济所需要的货币宽松程度，开始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arge-ScaleAssetPur⁃chase,LSAP），也常常被称为“量化宽松”。Yellen（2013）[3]指出，资产购买计划的有效性也取决于预期。资产购买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公众对美联储计划购买证券总规模的预期，也取决于对美联储计划持有这些证券时间的预期。BorioandZabai（2016）将“资产负债表的前瞻性指导”单独作为一类“资产负债表政策”。

（一）LSAP的实施方式

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实施的具体方式不尽相同，其对沟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前两轮的量化宽松，事先宣布了固定的购买规模，而且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完成资产购买。固定的购买规模和时间段，使得美联储的沟通相对直接和容易，但却难以对经济前景的变化以及所需要的政策宽松做出相应的调整。2012年9月，美联储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宣布不再事先确定购买总规模，而是按照每个月400亿美元的节奏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将购买规模与委员会的经济目标联系在一起，指出“资产购买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在价格稳定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前景出现显著改善”。2012年12月，在“期限延展计划”结束后，美联储宣布每个月将额外增加购买450亿美元长期国债，自此每个月的资产购买规模达到850亿美元，指出“在决定资产购买的规模、节奏和类型时，将会充分考虑资产购买的成本和收益”。

（二）LSAP的作用机制

“大规模资产购买”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期限溢价”来影响长期利率，而“前瞻性指导”则是通过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的预期来影响长期利率。Bernanke（2013）[4]认为，尽管上述两项非常规政策工具都可以支持经济复苏，但是这两项工具并非完全等同。相比“前瞻性指导”，美联储针对“期限溢价”的大规模资产购买实践非常有限，不仅对于资产购买节奏以及资产负债表资产存量变化对金融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而且对于期限溢价的决定因素也不是很明确。Stein（2012）[5]指出，相比未来政策利率路径预期的下降，同样幅度的期限溢价下降提供的货币刺激对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小。随着期限溢价的大幅下降，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发行成本较低的长期债券以买回成本更高的短期债券，而非将发行长期债券筹集的资金用于投资，意味着更低的长期利率会导致融资行为的改变而不会影响投资行为。

（三）LSAP的退出策略

2014年9月，美联储公布了新的退出原则[6]——先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随后才会考虑停止将所持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的政策，再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经过三轮量化宽松，到2014年10月停止大规模购债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扩张到4.5万亿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附近。2017年4月初的3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收缩其资产负债表。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庞大，如何缩减以及缩减到什么规模是市场十分关注的问题。“立即停止再投资”易于沟通，并能快速实现资产负债表的缩减，而“逐步退出再投资”则对金融市场影响较小，却加大了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难度。从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纪要来看，通过退出本金再投资，以渐进的和可预测的方式缩表是美联储内部的共识，在缩表前将会就美联储所期望在更长期实现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和规模与公众沟通。

启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非同寻常的经济金融环境，美联储通过强化与公众的沟通，阐明非常规货币政策行动的合理性、实施计划以及退出原则，凸显了特定经济金融环境下沟通的特殊工具价值。回顾美联储强化沟通的相关实践，对我国央行沟通的制度化建设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目标和策略的透明度

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沟通已成为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基本要素。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和策略”，阐述实施货币政策的系统性方式，帮助公众理解央行的“反应函数”，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公众的政策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为币值稳定设置明确的量化目标。为了更好地锁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我国央行可以考虑为币值稳定设置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或目标区间，并适时货币政策策略。

（二）积极探索加强预期管理的有效沟通形式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先后采用了三种形式的“前瞻性利率指导”，并强化了资产购买计划的实施方式、作用机制及退出策略的沟通，在特定阶段有效引导了市场的政策预期。2017年3月，在启动加息近一年半后，美联储正式开始考虑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缩减资产负债表最终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取决于缩表的方式和规模。在缩表的过程中，美联储需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并评估市场对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预期，建立一种逐步缩表的策略，并以可预见的方式实施。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越来越注重发挥沟通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在我国央行完善沟通策略的过程中，可考虑在货币政策报告中增加量化经济预测信息，适时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定期举行新闻会等，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决策的背景和理由，引导公众熟悉央行应对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反应方式，更有效发挥沟通的预期管理作用。

（三）协调好中央银行沟通与政策行动的关系

第4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笔者针对外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剖析，同时对金融危机影响之下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新研究理论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发现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极为有效的，然而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货币供应量以及信贷规模的变化对产出的变化起到作用，通货膨胀率及货币供应量增长之间拥有很强的关联，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大于产出效应。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大于扩张效应，所以其必然具备非对称性特征。

关键词：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概述

作为一种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稳定繁荣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影响。2008年末，我国的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增速大幅下降的现象，为此政府提出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倒退。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后一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及银行信贷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同年货币供应量达到了60万亿元，比去年同比上涨27%，人民币新增贷款将近10万亿，同比增长了一倍之多。我国经济于2009年实现了真正的反弹，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上升、增速大幅度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像通货膨胀率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等一系列不良状况，市场流动性遭到了严重影响。不久之后，我国的经济逐渐回升，GDP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突显出来。中央政府为了主动、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控制通胀预期等的关系，逐步开始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开始由“适度宽松”向“稳健”的方向转变，也就意味着央行将会继续收紧银根。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货币供应量及新增信贷数额、规模等增幅降低。尽管中国宏观经济之后一直保持着平稳增长的势头，然而更加紧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更加严重，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状态。中国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货币措施是不是有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作用及效果等均成为了国内专家探讨的热门话题。

二、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的理论研究

我们一般通过对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程度、货币当局是否可以借助货币政策指导经济的运行以完成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分析和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性措施，其有效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一）货币内生及外生理论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否可以借助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令其满足货币的需求，进而调控宏观经济活动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前提。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论什么时候，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了交易量，因此货币具有内生性。其后，有专家人士从其他角度对货币内生性进行了实证，也就是央行必须迁就市场的需求而令货币量增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当中提出货币供给是通过货币当局充分把控的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对整个经济活动起到关键的作用，而货币供应量本身并不受到经济活动的束缚。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专家认为，货币供应量一般是由经济体系外的货币当局控制的，因此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是外生变量。货币当局能够凭借货币发行、规定存款与储备比率等形式来操控货币供应量。国内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某国的货币供应量在特定时期也许是具有外生性的，而在其他时期则属于内生性。虽然主流经济理论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形式及具体效果有着不同判断，但是在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货币供给，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可以有效作用于实际的经济运行这一观点上却有着一致的结论。

（二）货币中性及非中性理论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理论研究通常是针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实物经济变量是否产生作用这一话题所展开的研究。货币供给外生理论与货币非中性都是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是影响绝对价格水平，对于相对价格体系则没有任何影响，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当局不可以借助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手段来作用产出及就业等一系列实际经济变量。国外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出，当货币政策的改革对经济需求扩张产生作用、转变产出、就业就实际经济变量的前提下，便能够得到货币非中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阐述了货币数量论，重点提出货币及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认为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而美联储前理事弗雷德里克则采取计量分析的手段，通过论证得出了由于预期及未预期到的货币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货币具有非中性。反观中国，国内专家张晓晶依照近年来国内货币与产出的相关性得出货币非中性的结论，其对产出具有根本上的作用，货币总量控制依旧是十分奏效的宏观调控形式。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发生就业短缺的状况时，货币便不再保持中性了，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变量。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分析

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是央行利用货币工具作用于中介指标，进一步实现预期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关乎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效果的最主要内容。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从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构建起宏观经济框架以来，各经济学派从多种角度出发，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外学家依照货币及其他资产间的可替代性，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成了两种，也就是货币传导途径及信贷传导途径。一部分专家认为货币政策是借助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来反映市场利率，进而作用于消费及投资水平，紧接着作用于产出。货币传导途径理论是国外占据主流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提到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及有效需求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传导机制理论。另一部分专家认为，货币政策是依靠银行信誉来影响局部投资水平，进一步作用于产出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流程并不依赖利率途径而是经由影响信贷市场上的信贷来发挥自身的效用。

（二）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国自从构建起央行体制后开始推行货币政策。之后由于商业银行体制的创新，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信贷调控为主逐渐转变为价格及数量兼顾。自从公开市场操作业务恢复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一直在持续进步和完善。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由改革开放前的完全信贷现金指令性计划，慢慢向准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演变，在窗口指导、指令性信贷计划以及利率市场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对宏观经济实行着全面的控制。首先，货币传导的具体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依照货币政策实行的需求，及时采取相应的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及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进一步影响资金供求，目的是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预期目的。现阶段国内采取的可以通过货币渠道进行传导对的策工具通常包括：央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以及再贴现等。国内专家高铁梅依据信贷渠道及货币渠道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总结出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渠道传导中最关键要素的结论。不管是利率、汇率或者财富效应途径，它们的主要传导渠道均为货币供应量及利率间的反向变动。一旦缺少了该环节，就不容易把传导链条维持下去。国内专家学者依据我国近些年来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国内利率并没有全部市场化，存贷款利率依旧严格控制，较大的利差不但干扰了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同时也阻滞了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链条，降低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在此期间，国内的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受到阻滞，信贷渠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信贷传导途径。信贷渠道理论重点是突出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关键性影响。如果对我国上世纪末期的货币政策传导问题进行探究，我们能够总结出以下结论：国内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通过了货币传导机制及信贷传导机制，然而信贷传导机制依然被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常用机制。银行信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和社会经济拥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信贷市场对GDP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拥有区别于常规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据有关人士分析，央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依旧实行“窗口指导”，宏观经济政策同样起到导向性的作用，商业银行信贷根本上依然受到货币当局以及国家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广义上的货币供应量拥有非常明显的内生性，不容易作用于连接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重要变量，也就是利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波及我国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分析

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均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负面因素的影响程度，对于减弱宏观经济风险拥有更有效的作用，然而货币政策的不作为导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经济陷入更加紧缩的状态，国家必须使用更为主动、有效的货币政策。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有效与否，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一）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产出的关联性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变动间的联系是货币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强烈争议的关键环节，国外学者及经济学家得出的实证结论也各种各样。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托宾借助实例论证的方式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短期产出会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其他经济学者及工作人员通过对几十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长期产出不会造成任何程度的影响。最近，我国专家人士对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和产出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对产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在短时期内是具有非中性特征的，然而影响的时长通常比较短，一般为11个季度以内，所以从长期看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产出不会形成永久性的作用，如果是长期，那么货币则是中性的。通过对我国过去20年的有关经济数据可以总结出：国内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和GDP的变化呈正相关性，短时期内国内的货币具备非中性的特点。围绕货币渠道及信贷渠道，并对特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从对物价及产出最终目的的作用效果来讲，贷款的影响最为明显。

（二）货币供应量及信贷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关联性即便各种各样的实证分析关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产出是否具有影响这一话题意见各异，然而关于货币供应量变动及物价变动间的联系结论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管是短期或者长期都会影响物价的变动。国外经济学家韦伯通过研究得出，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将会最终造成相同程度通胀率的上升。这一点恰好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将通过物价的变化进行反映。我国的专家人士也对通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分析。刘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及物价的变动两者间的关联性十分密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将会通过物价的变化进行反映。有人利用实例论证的检验手段分析了上世纪末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十分有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CPI的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也有人通过近些年来的经济金融数据展开了实证检查，其结果证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于物价水平的作用非常显著，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明显，货币供应量的产出效应远远小于价格效应。

（三）货币政策需要具有非对称性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实践说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当时的经济增长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西方学者逐渐开始重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问题。科沃尔把货币的冲击作用分成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序列。经由对美国二战后经济数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向冲击对产出的上升基本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反向冲击对产出具有强烈的减少作用，正向货币冲击及反向货币冲击对不同效果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对称。国内学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得出如下结论：经济膨胀期间，在抑制物价的方面，货币政策的强制性及财政政策的弱效应。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的经济恢复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性及货币政策的弱效性。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影响远远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加速作用。自从出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拥有非对称性也是国内专家人士探讨的热点话题。有关人士分析表明，通货紧缩时期的脉冲响应值显然小于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紧缩效应远远大于扩张效应。在通货紧缩阶段选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及稳定物价的效用远不如在通胀期选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关专家结合全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及物价两个方面，分别检验了金融危机出现前后我国紧缩性及适度宽松两种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管控的真实作用。实证检验的结论显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真实地存在于我国，也就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平抑经济的效应，显然大于经济衰退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四）货币政策的效应需要出现时滞货币政策时滞指的是政策由制定到公开核心的或者全部的效果需要经历的一段时期。所谓时滞就是作用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西方经济学家在充分认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前提下，采取计量经济手段对货币政策时滞进行了大量剖析。例如，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由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到名义收入的变化过程通常需要半年到九个月，对物价的影响则要延后半年到九个月的时间。国内学者运用时差相关系数法，取特定时期内的样本数据计算出国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时滞大约为5个季度，而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时滞约为4到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为3到6个月。结束语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第一，面对金融危机时，我国所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奏效的，对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货币供应量及信贷规模的变动对产出起到了关键影响。然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其次，金融危机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恢复及增长作用较弱，然而经济过热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通胀的效果较为明显，货币政策必须具备非对称性的特征；另外，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中，信贷传导机制拥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较低、货币供应量及利率间的传导缺失，是导致货币渠道传导不顺畅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李洪成,张霖.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探究——基于1998.1-2010.6月度数据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01)

[2]尹建海.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J].山东社会科学,2011(02)

第5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制度；工具优化；策略制定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优化及策略制定

收录日期：2012年5月27日

一、中国货币政策制度

货币政策制度是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因此分析货币政策制度是探索宏观调控体系的发展方向和货币政策运用的起点。我国实行中央银行制度，但中国人民银行并非一开始就执行中央银行功能，而是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完善起来的。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才真正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中国人民银行除了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为中心的功能外，还有金融监管和技术服务两大功能，形成三大功能模块。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是行长办公会和货币政策委员会。行长办公会对货币政策进行讨论和表决，是政策决策的核心，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货币政策的咨询机构。

为适应和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建立了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体系，这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提供了中介。

二、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优化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工具时，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贴现、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如何进行分工协调使用，这成为中央银行进行调控的前提和基础。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获得储户存款，必须将一定数额的存款存入中央银行，以保证储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存款准备金制度在微观上有保证金融机构对存款者及时支付的能力，在宏观上有利于控制社会信用创造，因此存款准备金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货币政策工具，也是社会信用创造的基础。此外，存款准备金制度不仅具有货币控制和铸币收入的作用，而且具有利率缓冲、流动性管理等作用。

再贴现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已经贴现的合格票据再次进行贴现的票据业务，票据到期，中央银行与贴现银行进行清算。因此，再贴现是票据的买卖行为，而非真正的票据贴现。与其他货币政策相比，再贴现不仅可以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而且具有选择性的信贷政策效果，引导信贷资金向关键领域、重点行业、地区倾斜，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优化升级。

再贷款是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它通过向金融机构投入货币量，起到扩大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增加货币总量的作用。在运用再贷款政策时，应处理好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再贷款作为最终贷款人的调控手段，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通过市场渠道获得资金。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公开买卖债券或外汇的行为，狭义概念仅指公开买卖债券的行为。公开市场操作中，债券交易的数量和方向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可以规定债券回购的最低或最高利率，充分体现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动性。中央银行按照货币政策的要求确定债券回购的数量和期限，体现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此外，公开市场操作滞后期较短，有较强的时效性。

政策性金融债是指政策性银行向金融部门定向发行以融通政策性资金的债券。政策性金融债不是货币政策工具，但它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融通，同时有利于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

中央银行债券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具有固定面额和期限、到期由中央银行还本付息的记名式有价证券。发行中央银行债券可以调节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以中央银行债券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迅速、主动地实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但也会带来中央银行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中央银行票据可以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备份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存在多种形式，中央银行要根据本国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当前经济形势，选择适合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货币工具组合，以使得货币政策的目的得以实现。

三、中国货币政策策略制定

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要求，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调控与被调控之间存在间接的关系，其中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还有一系列技术问题。制定货币政策时要特别注意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注重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1、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供应有重要影响。一是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扬使得货币的流动性增强，M0增长相对较快；二是储蓄机会成本加大，货币与资产之间产生替代效应，M2增长回落；三是资产价格的上扬使得资金需求大量从生产领域进入非生产领域，导致虚拟资本膨胀。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均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切实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一方面财政政策的松紧要与货币政策的松紧一致，财政政策还要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如，国债的发行和财政预算要配合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机制。国债市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联络点，在发行过债时要考虑公开市场操作，并使操作的市场达到一定容量；从国债的结构来看，不仅要发行长期国债吸收社会游资，同时要适应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管理的要求，适当安排发行短期国债；国债的发行要考虑货币流通的基本规律，应尽可能安排在社会流动性较多，资金宽松的季节。

3、本币政策与外汇政策。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对内、对外政策的协调。我国连年贸易顺差，加上外商投资，每年有大量的外汇流入我国，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经济的健康运行，被迫购入外汇，被动地扩大了基础货币投放，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为抑制通胀，人民银行就必须采取对冲措施，减少货币供应量，具体选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有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票等。利用外资政策，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资源弥补国内资源、技术的不足，特别注重外资引进的结构。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要有日常性和灵活性，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统一。

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性、乘数效应、波及效应和累计效应，因此中央银行应实行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建立全面、及时的金融统计制度，规范和完善货币市场环境，科学管理基础货币，灵活运用经常性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最终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第6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所采取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主要调节市场中货币供给和利率，而货币供给尤其是信贷供需和利率的调整决定着民间融资的发展和走向。为了保证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必须考虑民间信贷在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处理好货币政策和信贷市场中非正规金融的关系，引导我国民间借贷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对于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首先，实施货币政策调整的利率是在市场上受监管的利率，当市场利率变高，更多资金需求者会选择民间借贷，导致民间借贷规模上升。而民间借贷的利率会因为需求的增加而升高，民间借贷风险随之增加，政府监管之外的资金流动增多，影响了其稳定性。当市场利率变低，民间借贷的资金会进入规范化的市场，信贷市场发展更加平稳和安全。

其次，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信贷行为更加积极，民间借贷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应降低，这会促进借贷规模和金额的增加。若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信贷行为将逐渐淡出规范市场监管的视野，转向非正规金融规范市场，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和监管的缺失，非正规金融信贷市场规模与风险同时增加。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间，因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紧缩信贷规模，部分企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金短缺问题。民间融资借此契机得以迅速发展，民间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9月至2010年期间，货币政策波动较大，但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线，国家存贷基本利率经过了6次调整，减幅累计达到0.418%。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三次以0.25%上调，从而抑制了贷款需求。一些企业在经营困难急需资金时，却遭遇到了银根收紧的难题。货币政策呈现“紧”、“松”、“紧”的频繁变化，而信贷规模又是计划管理，这种国家宏观政策上的不可预测性，使多数私营企业难以适应，给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冲击。

我国货币政策一般是“逆经济方向行事”，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信贷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降低贷款成本，非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也随之增加。但经济在宽松的政策中仍处于低迷状态，借贷资本一般会流向实体经济这些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部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货币供给，借贷利息上升，正规金融信贷成本上升，更多借贷需求者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此时经济处于高涨状态，因此借贷资本更多会流向房地产等那些收益高、风险大的非实体经济部门。

二、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评价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通常通过统计数据指标来反应，如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存贷款流量、利率变化等。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响了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正确评价。

一是对利率的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由国家确定，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非正规金融信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而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卖方市场，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水平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单凭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也造成相当大的阻力。

二是对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影响。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预测或在估算其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本来正确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一些非存款金融机构也具有了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使得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设计的货币控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中，大多数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的现金交易势必会导致统计过程中的现金漏损率的增加，从而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测算。非正规金融的现金交易并未被纳入到官方统计范畴内，也很难被准确计量，这都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通量控制难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与综合评价。

三是对融资总量与投资方向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间的闲置资金和正规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的沉淀资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规金融中去，从而导致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这些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资金与民间资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隐形融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活动未被纳入国家统计和监管范畴，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总量被隐性放大，国家对全社会资金供给结构和总量无法准确把握，从而影响国家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正确判断。

三、非正规金融对金融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规金融市场，而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非正规”不等同于“非法”，但对其监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国家在资金上进行宏观控制，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以高息揽存、非法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钱庄，都以数倍于国家合法利率的高利率吸纳资金，并高息放贷；个别担保机构、典当行、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办理垫资还款、短期资金拆借等金融业务，极易诱发偿付危机。非正规金融体系的组织制度缺乏规范化，业务管理混乱，抗风险能力较弱且风险意识淡薄，对投放的信贷资金用途几乎没有约束，尤其是当正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收缩时，大量的资金通过非正规金融体系流入到投机性的交易活动中，如股市、楼市的投机性买卖。这些都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和调控措施，非正规金融体系内在的金融风险一旦释放出来，很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影响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思考与建议

第7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一）研究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一体化不断加深，各国在享受着这一潮流带来的丰厚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越来越频发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汇率作为一国和其他国家沟通的桥梁，也是各国货币交换不可或缺的纽带，牙买加体系成立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频发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流动，各国汇率的剧烈波动已成为常态，因此各国也需要动用各种和调整金融政策来应对金融震荡，由此可见，汇率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紧密的相互关系。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来遏制经济的衰退，美国四次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和欧洲银行也采取过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各种非常规货币政策相继出现，各国通过这些政策来平稳国内超额的流动性。我国也不例外，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和2012年的公开市场的两期逆回购等操作也说明了这一点。

各国在采用这种扩大货币供应的方式也带来了巨大的副总用，我国的救市计划造成了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钱荒”的现象，同时实体经济出现了内需不足，CPI和PPI同时显示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资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空转。这种货币政策的走向和实体经济之间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背离。

（二）研究目的。引发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偏离的影响因素尚不明确，本文从今年汇率波动角度定量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导致货币政策偏离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完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实现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首先从传统量化宽松的货币传导机制理论上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其次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下影响人民币汇率对实体经济的变动机制，利用马歇尔K值分析出当前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偏离状况。应用GARCH的方法，分别计算分析出汇率波动的变动测度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测度，通过设计SVAR模型计量货币政策偏离对于汇率变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反应程度，并使用脉冲图形确定其影响的大小。

GARCH模型是专门针对金融数据所量身定做的回归模型，特别适用于波动性分析和预测，这样的分析对投资者的决策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

1、主要创新点。（1）本文突出使用汇率波动和国际间热钱流动等渠道来影响实体经济产生的后果，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汇率波动和货币政策偏离的相互关系，弥补了相关理论分析缺少定量分析的不足。（2）本文的切入点在于汇率的波动幅度，丰富了分析视角，相比单一的使用数据对于政策的影响分析，本文使用经过对波动的大小进行测度分析，提高了对于结论对策的说服力。这就说明影响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是货币波动幅度。

2、理论不足之处。（1）开放型的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且缜密的大系统，影响实体经济偏离预期的因素有很多，单一的汇率波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由于考虑单一国际因素导致研究结果不全面。（2）汇率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渠道有很多，本文在分析经济波动的同时忽略了对与理论渠道的具体分析，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检验与补充。（3）本文在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及货币政策的选择时，忽略了中国的汇率制度金融体制的特殊性对与汇率波动的减缓作用，需要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一）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20世纪5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的运用机制一直是各国主要研究和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琐的过程。

凯恩斯学派的“相机决策”和弗里德曼学派“单一抉择”央行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金的流动性，因此政策的原因造成了经济的通货膨胀，对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Taylor（1993）准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来调整的准则，如果通胀率高于目标值，那么中央银行将提高名义利率，如果失业率高于目标值那么中央银行将降低名义利率。并指出中央银行将以短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核心的操作工具。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的偏离效应。当正常的经济体受到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后，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金融系统的压力骤增，此时市场处于流动性紧缩状态，央行一般采用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降息以增加市场的货币流动性，当遇到2007-2009年的经济与金融的双重危机时，仅仅通过常规的手段，并不能支撑市场反弹，当进入流动性陷阱后，非常规政策便成为救助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

（1）承诺效应。（2）数量宽松。（3）性质宽松。（4）特别贷款。（5）外汇宽松。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在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一般情况下，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总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两者应该是同时进行的，而在当今社会，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跟不上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生了背离。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与经济体系的传导机制

1、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来源和政策反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来源在于早期来源于各种物价水平存在差异，国内外利率差异。

20世纪80年代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是汇率波动来源的主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实际需求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汇率波动。

2、汇率波动与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汇率波动可以通过国际收支，直接投资以及资产价格等渠道对一国的经济体产生冲击。

三、货币政策偏离的作用与机理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偏离的表现。现实情况下高货币化与实际经济分离，导致货币空转，从CPI和PPI数据分析经济放缓的特征与现实，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分离，提出M2对实体经济存在溢出效应。

（二）马歇尔的K值分析。马歇尔K值分析，强调社会的货币化程度，全社会的货币量和总财富的比值。K=M2/GDP。K值越大，表示的投入产出率越小，货币的产出率越低，货币化程度越高，背离程度越高。

（三）结论与分析。通过偏离的图形分析我国2013年高货币化问题十分严重，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在虚拟经济空转，没有对实际经济产生推动性作用。

四、基于汇率波动幅度对货币政策偏离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货币政策偏离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分析影响货币政策偏离的因素包括：汇率波动的测度（VER）；贸易渠道（CA）；长期资本流入（直接投资FDI）；短期资本流入（HM）。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因变量：货币政策偏离值（MGAP）――的第一种测量方式：K值（因变量），由于K值增大，市场中的货币量增大，货币政策偏离越大表明由于汇率等波动因素越多导致货币政策的偏离效应越大，当前为了保持我国汇率的波动幅度降低，我国大量买进外汇，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自变量：汇率波动的测度：（VER）――IMF的数据库经过GARCH计算波动幅度投资星国际资本（HM）――外汇储备增量=FDI+贸易顺差

（三）关于货币政策的偏离对于汇率波动的测度的响应。用Eviews7.2设计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麦科勒姆规则建立货币政策偏离值，各种研究模型证实，我国货币政策偏离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幅度引起的，而国际性投资资本和外汇储备量的波动幅度影响较小。

五、总结、对策与建议

（一）总结。我国的货币政策偏离主要是由于汇率的波动变化引起的，热钱流入对于货币政策偏离的效果其次。主要是由于我国为了维持币值稳定，避免汇率大幅度变动而增加货币的供给量，不断买进大量外汇，使得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种种原因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减弱。

（二）对策与建议。结论表明，必须紧密结合开放环境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差异特征来科学的设计和制定货币政策。确保国内需求，通货膨胀，进出口等多种存在冲突的且都不能兼顾的情况下，确保调控目标的层次性和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郭梅军.汇率是否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J].财经科学，2013，（5）.

[2] 扬帆.论人民币跨世纪稳点的基础[J].金融研究，2012，（10）.

第8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非对称性 惰性区域

一、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简析

规则性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外公开的承诺机制，这一机制促使货币政策规则需要综合考虑当下的经济状态以及预期影响。若经济运行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此时货币政策就会根据其规则对经济运行状态展开系统性且持续性的调整。在这种承诺机制下，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进而通过调整实现经济稳定运行的目的。泰勒规则提出之后，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泰勒规则并未将货币政策的非线性调整特征以及非对称特征考虑在内，就导致利率调整机制不能被完全体现出来。事实上，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下，可允许通货膨胀率在目标通货膨胀的适当范围之内发生波动，若超出这一许可范围，就需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可见，货币政策具有一个反应惰性区域，若在较小的惰性区域内，通货膨胀发生波动，政府就无须采取调控措施；若通货膨胀波动超出了惰性区域范围，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此外，过低或过高的通货膨胀，都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还具有促进作用。进行通货膨胀调控的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特征的概率非常大。也就是在目标通货膨胀低于通胀时，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比目标通货膨胀高于通胀时的反应更加明显。由此可看出，货币政策即使在其操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规则性，但实施规则性时，仍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的目标变量的波动范围联系紧密。

二、构建具有双边约束条件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

这一双边约束条件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是以非线性损失指数函数为基础，以总供给以及总需求为约束条件，将总供给函数视作凸函数，并在线性指数偏好的前提下，增加两项指数参数：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可对货币政策的惰以及非线性特征进行同时捕捉。若将t视作时期，T视作样本观测数量，那么t=1，2，3，……T；在t时期中，设其目标通胀率为P*，通货膨胀率为Pt，货币政策偏好为Lt，则通胀缺口为（Pt-P*）。同样设产出缺口为yt，均衡利率为：，it为名义利率，并设在利率上施加的相对权重为：，产出缺口上施加的相对权重为：，yt与（Pt-P*）的指数项参数分别为整数参数：βy与βp，分别决定着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非对称与惰性属性；此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非对称幅度与斜率分别由变量即αy与变量即αp的指数决定。那么政策偏好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描述为下式（Ⅰ）：

在对参数施加相应约束的基础上，（Ⅰ）式中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可退化成如下较为简单的损失函数形式：

（1）当βy与βp皆为1时，则退化成非对称线性指数损失函数；

（2）当βy与βp皆为1，且αy与αp0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则是一个二次损失函数。无惰性区域、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对称是该二次损失函数的特点；

（3）当参数βy或者参数βp取整数且大于1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具有惰性属性。由于产出与通胀在此惰性区域范围内的边际损失是0，所以当产出或者通胀在该惰性范围内时，政府无需采取对产出或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

（4）当βy或者βp取偶数且大于1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对产出以及通胀的反应为对称的；

（5）当βy或者βp取奇数且大于1时，（Ⅰ）式中损失函数对产出以及通胀的反应为非对称的。

此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对通货膨胀与产出所反应出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参数情况下，其相应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属性不尽相同：当参数αp0且βp取1时，损失函数表现出对称性且无惰性区域；当βp取1时，则呈现出非对称性，也无惰性区域；当βp取2时，呈现出对称性且存在惰性区域；当βp取3时，呈现出非对称性，也存在着惰性区域。

若设预期算子为1，实际利率的反应系数为γ，独立同分布的需求冲击为 ，在给定信息的条件下，t期对（t+1）期的预期产出表示为：Etyt+1，那么，总需求函数则可表示为（Ⅱ）式：

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EtPt+1，测度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分别为：，独立同分布的总供给冲击为，以新凯恩斯总供给函数的形式表示总供给函数为（Ⅲ）式：

若假设在每一时期的利率初选择时，货币当局没有将货币冲击考虑在内，那么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约束条件下，货币当局在名义利率的选择时，则会采用最小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方式进行，表示为（Ⅳ）式：，其中，表示为贴现因子，对（Ⅳ）求解，可得出最优利率为，表示为（Ⅴ）式：

将上式视作货币政策规则，为产出缺口的权重，为通胀缺口的权重，且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两者的权重接呈现出实变的特性，则有：

则，。

从上式可看出，最优利率对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的调整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当参数取值不同时，利率在进行通胀缺口的调整时，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具体如下：

1）当参数βp取1时，表现为非对称特性；2）当参数βp取2时，存在着惰性区域，且是对称特的；3）当参数βp取3时，存在着惰性区域，但表现为非对称性。

进行货币政策的估计时，可选取（βy，βp）的不同的整数值进行组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Ⅴ）式中只有两个变量，却存在着四个未知的参数，不能对参数进行有效地识别，因此，本文选择用来对利率平滑调整的过程进行描述。其中，利率平滑参数为p。在给定信息条件下，vy与vp分别为货币当局在（t-1）期的预测误差，复合误差为vt，同时也是vyt与vpt的线性组合，则有：

相较于泰勒规则而言，构建的货币政策模型，是以添加指数项参数于损失函数中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之中的方式，进而获取利率规则，也即是货币政策规则。运用这一规则，既能够对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惰以及非对称反应等进行识别与检验。

三、货币政策非线性与惰性区域检验及结果

（一）货币政策非线性与惰性区域检验

在完成货币政策反应模型的构建之后，要对其进行估计，其首要步骤即是利率变量（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优选，从而对产出缺口以及通胀缺口进行测度。第一，利率变量的选择。就利率市场化国家而言，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主要采取设置短期名义利率的方式加以调控。经研究表明，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不仅具有较高的交易比例，同时还具有平稳的利率的走势，此外，资金的真实价格还能够通过拆借利率体现出来，因此，本文将名义利率的变量设定为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第二，目标通胀率与通胀缺口的选取。GDP平减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通胀的主要指标。其中，消费价格指数的实践性较强，是与居民关系最为紧密的综合指数，因此，本文将通胀的变量设定为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缺口通过季度通胀率与目标通胀率相减而得到。第三，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选取。本文在进行潜在产出的估计时，选用H-P滤波方法，且运用实际产出数据与H-P滤波方法，得出产出缺口。

（二）结果

本文在对货币政策反应模型进行估计时，主要选用（βy，βp）进行不同整数值组合方式加以估计，其中βy与βp都分别取值1，2，3，从而形成9个反应模型。这9个模型分别对货币政策在产出与通胀缺口调整过程的非对称性、以及包含惰性区域的调整过程的非对称与对称性的组合情况进行反应。并将工具变量设定为：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中，一阶与二阶的滞后值、拆借利率。最后通过广义矩法得到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选用βy=1且βp=2时的货币政策方程中，具有最小的回归标准差，能够实现利率规则的最优刻画。由前文可知，βy取1时，若αy 0，此时αy取0.370，所得出的显著性概率为0.775，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测验，可见利率调整产出缺口的过程呈现出线性特征；而βp取2时，利率在进行通胀缺口调整时，具有惰性区域。当通胀缺口1%时，此时则开始调整利率，而且利率对通胀的反应随着通胀缺口的增大而越显强烈，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较为显著。

参考文献：

[1]张小宇，刘金全.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与惰性区域的识别和检验[J].管理科学，2012，（02）：98-104.

[2]张小宇.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2013.

第9篇：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大关，位居世界首位。目前对于外汇储备的很多看法并未触及本质，甚至还存在不少误解，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的本质以及外汇储备的管理体制与模式。

央行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

所谓“国家外汇储备”，通常应该是指国家财政出资购买和管理的外汇资产。但在中国，目前是指央行以人民币购买的，并由央行统一存储、支配和管理的外汇。严格来讲，由央行购买、存储并管理外汇，是央行投放货币的一种渠道，由此形成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发行储备物，是流通中货币的抵押物或担保物。其买卖主要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平抑货币币值，避免发生超过预期的重大波动。

尽管号称“国家外汇储备”，但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本质与国家财政资金完全不同。对财政资金，国家(政府)可在规定的范围内直接支配使用，而对于央行的外汇储备，严格地讲，政府无权直接支配使用。因此，2003年底政府从外汇储备中拿出450亿美元直接投资成立“中央汇金公司”，用于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不合理的；而之后由财政部发行专项国债，从外汇储备中购买外汇，然后投资到“中国投资公司”的做法才是合理的。

作为发行货币的储备物，央行的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越多，相应投放的货币就越多，容易引发通胀和严重的货币贬值，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幸的是，目前央行的外汇储备已经严重超量。到今年2月末，央行外汇占款余额，亦即央行购买外汇累计投放的人民币已达23.296万亿元。尽管只占同期广义货币(M2)余额的31.65%，但由于这部分货币是直接投放到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手中，属于基础货币投放，并基本表现为银行的一般性存款，银行可用于发放贷款，增加新的货币投放。因此，考虑到贷款的货币乘数效应，这部分外汇占款真正形成的货币投放总量可能远远超过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的数字。这也成为目前中国货币超发、通胀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央行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冻结全部金融机构资金超过13万亿元；另一方面，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资金，目前金额大约在4万亿左右。两者合计回笼资金约在17万亿元以上。但是，这些做法主要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只是控制了银行的流动性及其扩大贷款的能力，而并没有直接冻结因购买外汇而投放的货币，因此其作用难免大打折扣。

那么，为什么央行一方面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相应投放人民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取措施回笼货币呢？原因在于，国家要求控制人民币汇率的过快上涨，进而保证出口乃至经济和就业不出现重大波动，而这已经属于宏观政策范畴，超出了央行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储备物的本质要求和应有的作用范围。这种局面又使央行货币政策陷入困境。一方面，货币过多，面对通胀压力，理应较大幅度提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正因为存在升息预期和对外升值压力，如果较大幅度提高利率，可能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流入中国并带来新的问题。这迫使央行在最常用的利率工具面前，不得不慎之又慎，甚至踯躅不前。

应合理分流外汇储备

很多专家积极探讨控制和压缩外汇储备的途径，却难有实效。比如强调严格控制“热钱”流入，但由于“热钱”本身很难清晰界定，很多混杂于贸易和投资项下，国家如不改变“逢汇必买”的策略，很难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又如主张推动“藏汇于民”，但在人民币呈现升值态势，且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的背景下，企业和个人并不愿意持有外汇，而是倾向于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国家外汇储备才会不断增长，而整个社会的外汇存款却停步不前或增长甚微。再如建议将一部分外汇储备拿出来分给全体国民，这更体现出对外汇储备本质的误解，会产生严重的社会误导。

关键在于回归央行外汇储备的本质属性，将多余部分分流出去，并收回相应的人民币。从目前央行回笼资金超过17万亿元的情况看，可以把约2万亿美元转出，剩下约1万亿美元作为央行外汇储备，即真正的货币储备物。当然，考虑到基础货币投放后的乘数效应，以及可操作性，也可以先将1万亿美元分流出去，并观察其结果。

那么，应如何分流呢？由于国家“逢汇必买”主要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并防止出口乃至经济和就业出现重大波动，故不应纳入货币储备物的范畴，而应纳入宏观政策。因此，最合理的选择就是由国家财政用财政收入或发行专项国债予以购买，形成国家专项外汇基金。实施这种分流之后，为避免再产生误解，建议将“国家外汇储备”更名为“央行外汇储备”或“货币外汇储备”。

回归外汇储备本质，解决纠结经济问题

由于外汇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急需而又非常紧缺的资源，因此，中国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并由央行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央行保持和管理的外汇结余，即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模式。

一旦回归“央行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储备物的本质属性，现有“国家外汇储备”模式下掩盖的诸多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很多纠结的问题就有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央行超出合理的需要不断扩大外汇储备，相应扩大货币投放，尽管表面没有违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实质上却以隐性方式向社会提供了贷款。回归央行外汇储备本质，合理分流其他外汇储备，有利于规范央行职责，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主动性，有效控制社会货币供应量和币值剧烈波动。

――尽管中国长期提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货币政策一直是更加积极的。由于没有将超出必要货币储备的外汇合理分流到财政，不仅超额发行的货币难以有效回收，而且造成了以央行负债(央行票据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代替国家财政负债的结果，掩盖了政府负债的真实水平，掩盖了中国储蓄率的真实水平。明确央行只负责用于货币政策的外汇储备，而将为控制汇率变动、保护出口和就业等需要的外汇分流到财政，有利于正确划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职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