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医学进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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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1细胞色素氧化酶450(CYP450)
在机体中，大量酶参与了药物代谢,其中最关键的是CYP450。为了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不断通过基因突变来改造药物代谢酶类基因，以产生相应的代谢酶对付复杂的外来化合物，同时，这种突变可通过遗传传递给后代，由此产生了药物代谢酶基因的多态性，这种多态性可使参与药物代谢的酶活性发生很大改变。通常将酶活性表型分为：慢代谢型(poormetabolizer,PM)、中间代谢型（intermediatemetabolizer,IM)、快代谢型（extensivemetabolizer，EM)、超快代谢型（ultrarapidmetabolizer,UM)4类。另外,CYP450中的部分亚型能够被其它药物、食物等诱导或抑制，导致酶活性的改变，进而通过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导致治疗失败或不良反应发生。在临床实践中，几乎所有抗抑郁剂均经CYP450代谢，主要是CYP2D6、CYP2C19亚型，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1.1CYP2D6
CYP2D6基因定位于22q13.1,由9个外显子和8个内含子构成,长度约7kb,由497个氨基酸组成1。CYP2D6尽管只占肝脏组织P450系统的2%,却占P450系统所代谢药物总量的25%2,其参与了抗抑郁剂、心血管药物等多种重要药物的代谢。目前，已发现CYP2D6存在100多种遗传变异,其中有许多突变导致酶活性缺失或下降。然而这种酶活性的改变存在明显种族差异性，在白种人中PM占7%~10%,然而亚种人中却只有1%~2%H;另外,基因型的分布也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例如，CYP2D6*17主要表现为酶活性降低，其主要见于黑种人，而CYP2D6*10同样表现酶活性下降，却主要见于东南亚人群。
有研究发现CYP2D6基因型影响米氮平、帕罗西汀、文拉法辛、舍曲林的血药浓度，抗抑郁剂及其代谢产物在PM患者或服用CYP2D6抑制剂的患者中血药浓度更高，此外，很多研究65-7发现,CYP2D6的表型和抗抑郁药剂血药浓度存在相关性,Mihara等08不但发现CYP2D6Ch/wt基因型可影响抗抑郁剂血药浓度，并和抗抑郁剂疗效相关。由于CYP2D6基因和三环类抗抑郁剂的血药浓度存在明显相关，主流观点认为测定CYP2D6基因型对预测三环类抗抑郁剂的不良反应是有益的;但对第2代抗抑郁剂来说，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剂量效应关系和中毒剂量的报道。GrasmaderCYP2D6基因尽管能显著影响第2代抗抑郁剂的血药浓度，但不能预测抗抑郁剂的治疗效应；Shams等011同样发现CYP2D6基因与新型抗抑郁剂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没有相关性;此外,一项大型STAR*D研究012也报道了CYP2D6和抗抑郁剂治疗反应和耐受性没有相关性。尽管根据CYP2D6基因型来调整药物剂量的方案已经提出M,但仍需前瞻性、随机、双盲的大型试验验证该结论。
1.2.CYP2C19
CYP2C19基因位于10q24.1~q24.3,包含9个外显子和8个内含子，其长约55kb。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发现了多种CYP2C19等位基因变异，CYP2C19在种族间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白种人中PM的发生率为3%~6%,在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中仅为2%~4%,然而，在亚洲人中却高达13%~23%014。CYP2C19参与了多种抗抑郁剂的代谢M,很多研究证实了携带CYP2C19的PMs患者血药浓度更高E6-17],Yin等018发现CYP2C19基因多态性能影响西酞普兰抗抑郁疗效和不良反应,Mrazek等19]同样发现CYP2C19基因多态性和西酞普兰的缓解率及耐受性有关联；Steimer等020发现，联合CYP2D6和CYP2C19的基因型能够部分预测阿米替林的不良反应。然而，也有很多研究得到阴性结果，Serretti等021发现CYP2C19和抗抑郁剂的有效率和缓解率无明显相关性，STAR*D研究M中同样没有发现CYP2C19与西酞普兰的治疗反应或耐受性相关，仍需要更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证实CYP2C19与抗抑郁剂的效应关系。
2P糖蛋白（P^lycoprotein,P^p)
P~gp是ATP结合盒（ATP-bindingcassette)转运载体蛋白的家族成员之一，它主要由7q2上的ABCB1基因多约耐约基因1(MDR-1)编码，主要功能是在水解消耗ATP的情况下，逆浓度梯度转运药物或内源性物质，使得细胞内的浓度下降022。P-gp底物种类繁多，很多精神药物也是其底物的一部分。在抗抑郁剂方面，主要包括阿米替林、去甲替林、西酞普兰、文法拉辛、舍曲林等23-24。很多科学研究25-26均发现阿米替林、去甲替林等抗抑郁剂在脑内的浓度受其活性的调节。
众多研究探讨了ABCB1基因的多态性与药物代谢的相关性,主要集中在C3435T、C1236和G2677T,前两者为同义突变，后者为非同义突变，它们将导致ABCB1基因功能活性发生改变，尤其是后者，也改变了P~gp的特异性,从而导致其底物的浓度发生改变029。同时，众多的研究探讨了ABCB1基因与抗抑郁剂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关系，Kato等030和Nikisch等031发现rs2032582与抗抑郁剂的疗效有关；Lin等032不但发现rs1922242及rs1202184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相关，也发现rs1882478-rs2235048-rs2235047-rs1045642-rs6949448单倍型（T-T-T-C-C)(具体基因型）与抗抑郁剂治疗抑郁症的缓解率显著相关。Gex-Fabry等033发现61A>G与抗抑郁剂帕罗西汀的血药浓度无关，但和其抗抑郁疗效相关。一项来自MunichAntidepressantResponseSignature(MARS)的综合性研究034中，招募了443个抑郁症患者,调查了74个常见单核音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发现了它们仅仅能预测其底物（西酞普兰、阿米替林、帕罗西汀和文法拉辛）的抗抑郁治疗反应，与非其底物药物如米氮平等缺乏相关性。该结果同样在Sarginson等35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验证。Roberts等报道了rs1045642和去甲替林所导致的性低血压相关。然而,在众多的关于ABCB1基因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多阴性结果,均提示未发现ABCB1基因多态性与抗抑郁剂的疗效或耐受性相关，来自大样本的STAR*D研究012在治疗反应和耐受性方面也得出阴性的结果。
3总结
第2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关键词 绿豆；育种；分子遗传学；展望
中图分类号 S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0-0039-02
Abstract Vigna radiata L.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crop used in medical and food industry.Breeding methods on Vigna radiata L. and genetic research progress were described.New ways and thoughts for reference were in prospect in this paper，including exploring of Vigna radiata L.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ning of the Vigna radiata L. genetic studies. It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Vigna radiata L. breeding and genetic research，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omestic Vigna radiata L. breeding and genetic research.
Key words Vigna radiata L.；breeding；molecular genetics；prospect
绿豆（Vigna radiata L.）属于豆科，别名青小豆，因其颜色青绿而得名。绿豆在中国主要产区集中在黄河、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区[1]，生产经历了高―低―高的发展历程。绿豆营养丰富，可药食兼用，又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有“食中佳品，济世长谷”之称[2]。
1 绿豆育种研究进展
1.1 绿豆种质资源的收集与评价
种质资源是农业生产、新品种选育、遗传研究及生理生化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全球收集和保存的绿豆种质资源共有3万余份，世界上最大的收集和保存机构为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亚洲区域中心[3]。1978年起，中国绿豆种质资源的搜集、农艺性状鉴定和整理、保存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组织各省、市、区的有关科研单位开展了绿豆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保存和利用，从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共收集绿豆资源6 000余份，完成了逾5 600份品种农艺性状的鉴定，并列入《中国食用豆类品种资源目录》[4-5]。种质资源的收集是育种及资源深入研究的基础。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亚洲区域中心对收集的绿豆种质资源的进行分析与鉴定后，筛选出一批抗虫、抗逆、农艺性状较好的优质资源[3]。中国对2 200余份资源进行了抗病虫、抗逆性鉴定及品质分析[6]，建立了资源评价数据库，为绿豆品种选育时亲本的选择提供了参考[7-8]。
1.2 绿豆育种研究概况
G豆新品种的选育主要采用系统选育、引种、杂交及诱变等常规方法。通过对地方绿豆品种资源的评价与鉴定，保留适合品种，并大面积推广，这些鉴定的新品系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绿豆育种及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如印度的抗病品系和高蛋白品系。引进的品种可直接鉴定后进行种植，如从AVRDC引进的中绿1号、中绿2号等，对中国绿豆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引种还可丰富杂交亲本的遗传基础，提高品种的综合品质，许多育成的新品种都是由引进品种和地方品种杂交而来，如韩国裂叶品种Samgang、小粒品种Soseon[9-10]，巴基斯坦高产品种Ramzan[11]，中国品种豫绿2号、豫绿4号、冀绿9239、冀绿2号、潍绿1号等品种[12-14]，这些育成的新品种已成为当地的主栽品种。绿豆属于自花授粉作物，人工杂交成功率较低，诱变育种是继系统选育和杂交育种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1996年，中国学者对绿豆进行了空间诱变研究，获得了一批稳定的绿豆变异品系[15]，科研人员利用γ射线诱变培育的晋绿豆2号适应性广且产量高[16]，Khan等[17]利用SA（叠氮化钠）诱变出的绿豆生育期显著缩短，后代群体产生了广泛的变异。
2 绿豆分子遗传学研究
2.1 绿豆分子标记及遗传图谱的研究
分子标记方面，由于前期绿豆分子遗传学研究比较落后，RAPD、AFLP 等常用标记方法应用比较频繁，但RAPD技术不稳定，且RAPD和AFLP技术繁琐且费用昂贵。因此，随着技术的开发，基于PCR技术的标记技术应用越来越多，如SSR分子标记技术。Kumar等[18]利用锚定PCR技术开发的SSR引物在绿豆基因组及绿豆近缘种中都能扩增出特异性条带，故这些开发的引物也可用于亲缘关系分析及近缘种间的比较作图研究。孙 蕾等[19]为了找到与抗豆象基因连锁的分子标记，利用63个RAPD标记和113个SSR/STS标记分析群体，共找到了22个与抗性基因连锁的分子标记。绿豆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及目标基因的定位将有效缩短育种周期，为基因精细定位、基因克隆及分子定向修饰育种等奠定基础。如Lambrides等[20]利用抗豆象野生种ACC41及栽培种Berkern后代群体构建了2个绿豆遗传连锁图谱。
2.2 绿豆相关基因克隆研究进展
目前，绿豆基因克隆及研究工作已起步，但对绿豆转基因的研究还不成熟。缪建锟等[21]利用绿豆叶片扩增出362 bp的绿豆防御素基因，对其进行序列比对后将其构建到植物表达载体中进行遗传转化分析。Chen等[22]分离了绿豆Hsc70的cDNA，并在转录和翻译水平检查了其表达水平，该基因属于组成型表达基因，主要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起作用。
3 展望
绿豆已成为我国种植结构调整及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经济作物，国家已把绿豆列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绿豆的育种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近年来新品种选育情况来看，资源利用率还比较低，一些潜在的优异资源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应继续加强绿豆种质资源挖掘力度，继续搜集和鉴定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为绿豆育种提供特征明确的优良种质[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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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关键词】白癜风；遗传
【中图分类号】R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4-00124-02
1 白癜风遗传流行病学研究和遗传模式
白癜风在不同的地区和种族的流行率为：埃及1%，瑞士0.39%，俄罗斯0.14%，伦敦0.24%，美国1%，中国0.12%-2.7%[23]。许多研究表明白癜风具有家族聚集性[1]。高加索人群约15-20%的白癜风患者有至少一个患病的一级亲属[2]。中国约15.7%的白癜风患者有家族史，其中1.8%的患者有至少一个一级亲属患白癜风。在一级和二级亲属中白癜风的遗传率分别为59.6% 和55.2%[5]。相对风险度递减提示距离先证者亲缘关系越近，患白癜风的可能性越大。同胞对的研究为白癜风病因学中的遗传因素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先证者同胞患病率为6.1%，是总人口患病率的18倍，这提示遗传起着重要的作用[1]。白癜风患者其他一级亲属患病风险在不同国家也非常相近：高加索人群7.1%，印度巴基斯坦人群6.1%，西班牙裔4.8%，中国1.8%[1]。孪生子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的同病率为23%[1]。此外散发高加索人群平均发病年龄是24.2岁[1]；而有家族史患者为21.5岁[15]。虽然白癜风具有家族聚集性，但仅少部分以常染色体显性或者隐性方式遗传，而大部分的病例是无家族史的散发病例[10]。同卵双胞胎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但其白癜风的同病率却有限。这些研究提示：遗传学和非遗传学的成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基因多因素遗传以及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导致了黑素细胞自我破坏，从而导致白癜风皮损色素脱失[2，5，15]。
2 白癜风与HLA
有研究表明患有自身免疫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成年糖尿病、恶性贫血和SLE等更易患白癜风[1]。白癜风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密切联系引发了关于HLA与白癜风之间关系的研究。 HLA位点与6号染色体上其他的主要组织相容区域紧密连锁。白癜风与HLA等位基因的相关研究在不同人群的结果并不一致。但其中一些MHC多态性在不同人群中被明确证实跟白癜风有关，HLA-A1，A2，A3，A10，A*2501，A30，A31，B13，B15，B21，B27，B46，Cw4，Cw6，Cw*0602，DR1，DR3，DR4，DR6，DR7，DR12，DR53，DQ3，DRB1*0701，DRB1*0303，DRB1*04，DRB1*07，DRB4*0101，DQA1*0302，DQA1*0601，DQB1*0201，DQB1*0303，DQB1*0503，DBP1*1601等。但这些研究中大都未发现在特定的HLA等位基因和白癜风一致的关联[23]。也有一些研究明确了与白癜风有关的位点，如A2，DR4，DR7，DRB4和DQB1*0303。在高加索人群，MHCII单倍型HLA-DRB1A*04-（DQA1*0302）-DQB1*0301不仅跟白癜风高发病风险相关，也与其相对发病年龄较早相关[6]；而单倍型HLA-A25-Cw*0602-DQA1*0302则与中国汉族人群白癜风有关[18]。在患有与白癜风相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个体及家族中，MHC等位基因与白癜风的相关性高于仅患白癜风的个体和家族。也有学者发现，这些自身免疫病本身也与MHC区域内等位基因相关。
3 白癜风与功能候选基因
候选基因策略用来研究白癜风与其他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的相关性。主要有功能候选法和定位克隆法。功能候选法主要研究与白癜风发病相关的基因，如表达参与免疫和黑色细胞功能障碍的基因。1）MHC I 类和II类等位基因位于HLA位点上，这个高度多态性的区域包含参与免疫系统中抗原呈递和表达的基因，如TAP1基因，该基因与一些自身免疫病相关，如幼年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和多部位硬化。同时也与高加索人早发白癜风有关[7]。2）PTPN22基因编码淋巴样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是淋巴细胞特异性的细胞磷酸酶。有研究发现PTPN22基因多态性（R620W，1858C/T）可能与I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和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但一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研究发现其与R620W不相关[16]。此外，其他候选基因如GCH1，CAT，ACE，ESR1，COMT，VDR，MBL2[20]等被发现与白癜风有关。但是上述基因还未在不同群体中得到验证。3）CTLA-4基因编码T细胞受体，参与控制T细胞增殖，调节T细胞凋亡以及反向调节T细胞活性。在局限性白癜风患者中未发现关联，但在同时患其他自身免疫病的患者中发现了较强的关联[6]。也有学者通过META分析研究发现CTLA-4与白癜风的相关性很弱，而与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白癜风患者的相关性更强[6]。
4 白癜风与基因连锁分析
基因组连锁扫描致力于复杂疾病易感基因搜寻，包括扫描全基因组，以发现可能包含易感基因的染色体区域。跟候选基因策略不同，此方法不依赖于任何先前已有的基因研究结果来规划研究途径。近年来基因组连锁分析方法发现了许多白癜风的易感位点。SLEV1：2001年Nath等对16个患SLE的欧美家系进行研究，这些家系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同时患有白癜风。他们在17p13上发现了一个重要连锁，此连锁的隔离行为提示这16个家系中有均等的遗传效应。这些结果证实了一个假说：SLE和白癜风可能有共同的遗传效应[19]。在这个区域他们进一步发现了NALP1基因上的遗传变异，这个变异跟家族白癜风、自身免疫病以及散发白癜风患者病情发展有联系[14]。AIS1：Spritz等人研究了一个大的高加索家系，家系中许多成员同时患白癜风和桥本式甲状腺炎。全基因组扫描发现在1p31.3-p32.2（AIS1）上的显著的寡基因自身免疫病易感位点。随后他们对另外70个高加索家系进行了全基因组连锁分析，结果证实了此发现，还在1，7，8，11，19，22号染色体上发现了关联证据[9]。Alkhateeb等在这个区域发现了在FOXD3启动区域的FOXD3-639G>T的变异，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的白癜风有关，在功能分析中证实了这些结果[3]。然而白癜风与1p染色体上FOXD3区域的连锁迄今为止仅在这一个家系中发现，未被在其他人群中证实。AIS2与AIS3：2004年Spritz等人对102个患有白癜风的高加索家系进行了连锁分析，证实了位点17p13和发现了两个新的易感位点7q22（AIS2）和8p12（AIS3）[24]。AIS4：2005年张等对106个中国汉族人群家系进行了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发现4q13-q21含有白癜风易感基因（肯定连锁）。同时其他的位点也可能包含白癜风的易感基因，包括1p36，6p21-p22，6q24-q25，14q12-q13（支持连锁）[8]。6p21-p22和22q12：在2007年，张的研究组针对先前这些中国汉族人群可能存在的易感位点设计了后续的连锁分析，加入了37个中国白癜风的家系。最终精细定位：在6p21-p22和22q12的连锁信号达到了显著连锁的阈值[17]。接下来又对22q12区域进行研究，此区域中XBP1基因编码一个转录因子，其对于白癜风的病情发展有着影响[22]。此外先前在高加索人群中发现的AIS1，2，3的强连锁证据，在中国人群中均未被证实。这提示白癜风有着很强的遗传异质性；同时提示在不同的种族中可能包含不同的基因风险因素。
5 白癜风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GWAS是目前研究复杂疾病遗传易感基因最热门的方法。此研究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发现步骤，成千上万的位于全基因组的SNP被测试其与性状的关联，其中显示出与表型相关联的最高水平的SNP被用来做后续研究；第二步是在新的人群中，再次验证这些SNP与性状的关联，比较理想的是相同的规模和设计。两阶段的关联分析结果再进行meta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是对全基因组范围的SNP进行总体分析，这样更容易发现与疾病发生有关联的基因。在欧洲和中国有两个研究组应用了GWAS的研究方法。1）2010年Spritz等首先对孤立的罗马尼亚人群中的32个白癜风病例和50个对照采用GWAS研究，发现白癜风与远端染色体6q27显著相关，同时发现在SMOC附近与Ⅰ型糖尿病和类风湿关节炎有连锁和关联信号[4]。随后他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GWAS发现白癜风与已发现的一些与自身免疫病相关的基因有显著关联性。这些基因包括：基因编码MHCⅠ、Ⅱ类分子，PTPN22，LPP，IL2RA，UBASH3A，C1QTNF6以及两个跟免疫相关的位点：RERE和GZMB，以及酪氨酸酶基因（TYR）[12]。更深层的高加索人群GWAS研究数据发现了与其他候选基因TSLP，XBP1，FOXP3，FOXP1也有关联，以及在6q27上CCR6的变异。在6p21.33上的MHC内部，与TAP1-PSMB8的关联似乎源于在MHC一类和二类区域的连锁不平衡[5]。 在2012年此研究组进行了后续的GWAS和一项独立的验证试验。同时他们还完成了包含3187个病例和6723个对照的meta分析，并发现13个跟白癜风有关的位点，包括OCA2-HERC2，MC1R，TYR附近的一个区域，IFIH1，CD80，CLNK，BACH2，SLA，CASP7，CD44，IKZF4，SH2B3和TOB2[11]。2）另一项重要的白癜风GWAS研究是源自中国汉族人群的。张等人主持了一项中国人群白癜风GWAS，发现位于MHC区域的两个独立的强关联信号：rs11966200和rs9468925。其中rs11966200反映了与HLA-A*3001，HLA-B*1302，HLA-C*0602，HLA-DRB1*0701等位基因的关联，而rs9468925代表了一个先前未知的HLA易感等位基因。同时他们还发现先前的研究中未描述过的位点位于6q27区域，包含三个基因RNASET2，FGFR1OP和CCR6[21]。2012年唐等进行了一项关联分析研究，发现了3个白癜风易感位点： 12q13.2的rs10876864，11q23.3的rs638893和10q22.1的rs1417210。同时证实了3个先前已经报道的位点3q28，10p15.1和22q12.3。其中12q13.2和 11q23.3还被证实与其他自身免疫病如Ⅰ型糖尿病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这些结果为白癜风发病机制提供了新视野，同时也强调了在基因水平上中国人群与高加索人群的相同与不同[25]。Spritz的研究组报道了一个以发病年龄为研究点的白癜风GWAS，发现位于MHC2类区域的数量性状基因座与发病年龄相关，邻近c6orf10-BTNL2（另一个与泛发型白癜风易感性相关的区域）。相反在其他与白癜风易感性相关的MHC或非MHC位点，均未发现与发病年龄相关。这些研究强调了基因在参与白癜风易感性与发病年龄方面扮演的不同的角色[13]。GWAS方法已经发现许多参与白癜风发病的基因，特别是6p21.3上MHC区域内，在高加索人群中Ⅰ类区域中的HLA-A*02和Ⅱ类区域中的HLA-DRB1*04[12]最为显著，但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与之相关联的信号位于Ⅲ类区域 [21]。
综上，白癜风的遗传学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种易感基因的发现为白癜风发病机制的阐明奠定了基础，也为白癜风的预防和治疗指引了方向。然而上述的途径只是发现一些白癜风的易感基因，仍需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和途径来进一步发现更多的基因及探寻其与白癜风发病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Alkhateeb A等.高加索人群白癜风和相关自身免疫疾病的流行病学[J].色素细胞研究，2003；16：208-14
[2] Alkhateeb A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p31.3-p32.2[J].坎摩尔遗传学，2002；11：661-7
[3] Alkhateeb A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白癜风在FOXD3黑色素母细胞发育调控基因候选功能启动子变异[J].皮肤病研究，2005；125，388-391
[4] Birlea SA等.孤立的欧洲人群白癜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IDDM8附近的SMOC2[J].皮肤病研究，2010；130：798-803
[5] Birlea SA等.寻常型白癜风候选基因综合关联分析发现XBP1，FOXP3和TSLP[J].皮肤病研究，2011；131：371-381
[6] Birlea SA等.CTLA4和寻常型白癜风：两个遗传关联研究和meta分析[J].色素细胞与黑色素瘤研究，2009；22：230-234
[7] Casp CB等.LMP/TAP基因群与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白癜风相关[J].基因免疫，2003；4：492-9
[8] Chen JJ等.中国人群全基因组基因连锁分析在4q13-q21区域发现白癜风易感基因[J].美国人类遗传学，2005；76：1057-1065
[9] Fain PR等.寻常型白癜风全基因组扫描：证实1p31上的AIS1同时发现其他易感基因[J]. 美国人类遗传学，2003；72：1560-4
第4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第5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关键词：IT实训；大学科技园；IT外包；学生就业
作者简介：金海燕（1973-），女，满族，上海人，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工程师。（北京?102206）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2-0129-02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我国各级政府、各类机构、各类企业都在积极想办法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旨在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出谋划策。
结合国际IT外包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模式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型期的总体战略，对中国发展IT外包产业的机会及优势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提出应发挥大学科技园的资源优势，在高等院校中开展IT实训项目的观点。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不容乐观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有559万人，2003～2007年，教育部直属和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人数从30.08万人增长到39万人，地方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52.46万人增长到352.1万人，民办高校毕业生人数从5.21万人增长到56.69万人。可以看出，地方高校毕业生是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困难日趋显现，企业裁员减薪已经不再是新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6月公布数据认为，我国高校毕业生签约率达到45%，有275万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就业总量与去年持平，但签约率比去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来自民间调查机构麦可思与某网站共同策划推出的“2009大学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则显示截至5月底本科的签约率为38%。
暂且不去探讨官方机构的统计数据与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差异。但从数据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不容乐观。
二、中国对外经济模式的转型期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50年前发生并持续至今，跨国性的大企业纷纷在低薪资国家建立制造性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蓝领转移”。中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这种“蓝领转移”的受益者，获得“世界工厂”的美名。MADE IN CHINA伴随着中国的商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商场、家庭之中。
然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优惠政策等优势之上的“中国制造”，不但出口的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一直处于低端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面临美国、欧洲与我国贸易摩擦增多、能源价格上涨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未消等形势；国内能源原料短缺、环境状况恶化及“民工荒”等诸多压力逐步显现出来。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
三、中国发展IT外包产业的机会
1.国际IT服务外包产业状况
IT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得生产在不同的环节上细分，很多企业纷纷将非核心服务活动交给其他企业进行，由此产生了国际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IT服务外包产业也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信息技术外包（ITO）和商业流程外包（BPO）的主要发包市场都在美国。ITO项目美国占全球40%的市场，BPO项目美国占全球49%的市场，年增长率达10.2%，如图1所示。
2.IT外包产业的业务模式以及发展趋势
IT外包业务是通过承接发包单位的IT服务订单来获得收益的业务模式，这种业务实际就是以应用IT来实现的服务业务模式。从事IT外包服务的员工是新经济环境下的高级蓝领工人。
IT外包项目在发包、接包过程中不受地域的限制。因此，发展IT外包产业要面临来自于国内、国际同行的竞争。同质性企业之间为了获得订单相互压价是IT外包业务未来所要面对的局面。在竞争的环境下，单一性的、低知识含量的IT外包业务的利润必然降低。
纵观国际IT外包产业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在全球的普及，以及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普及，以信息技术外包（ITO）为主要业务内容的外包服务模式正在逐步的被以商业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的外包服务模式所取代。能够接包从事ITO项目的公司越来越多，ITO项目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狭小。而如果承接BPO项目、KPO项目则需要熟悉或掌握发包企业的运作流程，以及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支持。软件开发业务中不同层次的设计工作如图2所示.
3.印度IT外包产业对于我国的启示
印度控制了44%的全球离岸外包业务，产值达到172亿美元，雇用105万名程序员和其他人员。
印度的IT外包业务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美国企业IT投资剧减，外包成为印度企业降低成本的必选手段。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印度的IT人员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从2003年开始，印度的IT外包公司开始承接百万美元级的全方位外包业务。BPO发展迅速，只用了3年时间，即达到年收入30亿美元，呼叫中心仍占印度BPO业务的最大份额。
印度IT外包产业的瓶颈：印度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供应、商务旅行服务等）已经不足以支撑外包行业的快速发展。印度的大学教育体系资源有限，合格人力开始出现短缺，成本迅速攀升。大部分外包业务只是简单重复原有商务流程，低端业务（呼叫服务、简单交易处理）占收入主要部分，缺乏创新。劳动力短缺造成员工跳槽频繁，质量难以保证。
第6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摘要】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大门由法国学者开启。从20世纪20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在庆阳发现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到21世纪最近几年法国学者博伊达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参与龙骨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学者参与了庆阳、水洞沟、萨拉乌苏、泥河湾、龙骨坡等一批重要遗址的相关工作。本文主要梳理法国学者与上述遗址的关系，并概述这些遗址新近的研究进展。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20世纪初，中国还未报道过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甚至当时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国存在过石器时代。直到1920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和55公里处的辛家沟的黄土层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人工打击的石核和两件石片，才使这一境况得以打破。纵观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在庆阳发现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到21世纪最近几年法国学者博伊达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参与龙骨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学者参与了庆阳、水洞沟、萨拉乌苏、泥河湾、龙骨坡等一批重要遗址的相关工作。可以说，法国学者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旨在梳理法国学者参与的中国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工作，并概述这些遗址新近的研究进展。
一、 桑志华与甘肃庆阳旧石器的发现
中国旧石器的发现，首先是从甘肃庆阳开始的；而甘肃庆阳旧石器的发现，又离不开一位名叫桑志华的法国神甫。作为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探险考察的西方人，桑志华不仅是一位称职的天主教神甫，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博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具有崇高科学开拓精神的探险家。他是法国科学院院士，曾获得法国政府十字勋章。
桑志华在中国探险考察25年，行程大约5万公里，历经千辛万苦，认真科学探索。早在1912年，他就萌发了到中国考察的心愿。1914年3月，他毅然离开法国巴黎，横穿欧亚大陆，途经西伯利亚辗转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落脚于天津天主教耶稣会崇德堂；随后即前往献县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并得到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他考察的地区主要在黄河和白河流域。他在华北地区以传教网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广泛收集动物和植物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搜集到的材料，堆放在崇德堂，这就是现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北疆（黄河—白河）博物院（Muse Hong Ho Pei Ho）的雏形。1919年6月，桑志华到甘肃省庆阳一带调查发掘，同时通过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神甫提供的线索，在鄂尔多斯收集到许多动物化石。1920 年，桑志华终于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他于6月4日在辛家沟黄土层中发现1件石核，8月10日在赵家岔又发现2件石片。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批有记录的旧石器。
1920年庆阳旧石器的发现，可谓意义重大。首先，从此结束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使中国历史的渊源从数千年前推远至数万年前；其次，也使得学者们相信亚洲在人类起源、扩散、体质演化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后来一系列旧石器遗址发现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庆阳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材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十分可观，年代从旧石器早期延续到旧石器晚期。这些遗址主要有泾川大岭上、巨家塬、楼房子、寺沟口、刘家岔、姜家湾和黑土梁等。庆阳地处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等遗址都不远，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华北古文化东西向和南北向交流的相互关系。
二、水洞沟
水洞沟遗址（106°19′E，38°21′N）是我国最早进行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遗址之一。最早于1923年由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并进行了系统发掘的是现在的水洞沟第1地点。该次发掘面积80多平方米，发现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和混合着碎骨、碳屑的痕迹，以及13种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此外，他们还在第1地点的南岸发现了第2地点，虽然遗物没有第1地点丰富，但却将混合着人工大致遗物的堆积延伸至100米远。这些收获于1928年由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撰写发表在考古报告《Le palolithique
de la Chine》里。正是这篇报告，终结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判断。
水洞沟遗址自发现以来，先后经历了六次较大规模、有系统的发掘工作，分别是：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主持的第一次发掘，出土标本大部分被运到国外；1960年中国与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的第二次发掘；1963年裴文中先生领导的第三次发掘，这次发掘首次揭示出水洞沟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只有底砾层下部才是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即水洞沟文化层；1980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主持的第四次发掘，本次发掘的成果已形成专著发表[6]；2003和2007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的第五、第六次正式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的成果目前还在整理中。
第7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准备阶段：
考雅思托福送机票 拒签还可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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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阶段：
外币机票酒店一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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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阶段：
一张附属卡掌握海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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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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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增值：
第8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1.1病名
我国古代医学中并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一名称，但根据发病机理、症状、体征等特点，常可归为“肺胀”范畴。《灵枢?胀论》篇曰：“肺胀者，虚满而喘咳。”《灵枢·经脉》篇中.又日：“肺手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
1.2病因病机
本病的发生，多因久病肺虚，痰浊潴留，而致肺不敛降，每因再感外邪诱使病情发作或加剧。《诸病源候论·咳逆短气候》中记载“肺虚为微寒所伤则咳嗽，嗽则气还于肺间则肺胀，肺胀则气逆，而肺本虚，气为不足，复为邪所乘，壅否不能宣畅，故咳逆，短乏气也。”指出肺虚久病，卫外不固，复感外邪，导致肺气宣收集整理降不利，上逆而为咳，升降失常则为喘。本病以肺脾肾虚为本，痰瘀阻肺、气道壅塞为标，多属标实本虚。
1.3辨证分型的研究
copd属于中医学上“咳嗽”、“喘病”、“肺胀”范畴，至今尚无统一的辨证分型标准。刘小虹等［1］对126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以痰热壅肺肺及痰浊郁肺两种证型最多见。唐仕欢等［2］通过对150例copd患者建立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例数据库，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其研究结果显示:在慢性支气管炎阶段，主要是肺脾同病和肺肝同病为主，当发展到慢性支气管炎并发肺气肿阶段，累及心脾肾脏时，出现肺脾同病、肺脾心同病、肺脾肝肾同病。
根据临床证型分布研究，大致可分为痰热壅肺、痰浊阻肺、肺脾气虚、肺肾气虚、气阴两虚、阳虚水泛等辨证类型。
1.4辨证论治的研究进展
1.4.1急性加重期
⑴清热化痰蔡敏等［3,5］对309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进行分组治疗，结果发现定掌汤在改善急性发作期患者主要症状、体征、肺功能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等方面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吕英［4,5］等应用化痰清肺汤对50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证属痰热郁肺者治疗，结果发现:化痰清肺汤在改善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方面，疗效显著。
⑵温肺化饮久延痰从寒化成饮，而又外感风寒，则表寒引动内饮，则可成为外寒内饮之证。张霞等［6］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麻黄、白芍复方中药治疗后，通过纠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细胞因子紊乱，从而可能阻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气道重塑的病理进程。杨荣源［7］等应用小青龙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结果发现有效率为88.46%，小青龙汤在改善患者咳嗽、咯痰、气喘症状方面疗效显著。
⑶活血祛瘀中医认为“久病必瘀，久病必虚”，瘀血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重要病机之一，故采用活血化瘀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高靖［8］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血瘀型，结果发现在改善患者胸闷、喘气等方面疗效显著。
⑷通腑泻下《素灵微蕴》曰：“肺与大肠表里同气，肺气化精，滋灌大肠，则肠滑便易”；故采用通腑平喘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患者，韦蓉等［9］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通腑煎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患者，结果发现患者咳嗽、咯痰、胸闷等主要症状及体征、血气分析和肺功能均有显著改善。
1.4.2缓解期
⑴补脾益肺若肺病及脾，子盗母气，脾失健运，则可导致肺脾两虚。王胜［10］等以益肺健脾方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结果显示对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咳嗽、咳痰、气短等方面疗效显著，同时还可改善慢阻肺患者的营养状况。刘小虹［11］运用子病补母法，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采用培土生金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结果发现培土生金法配合西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临床疗效优于西药组，同时有效地减少本病的急性发作次数。
第9篇：急救医学进展范文
[中图分类号] R65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2-400-02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是临床常见的急重症，常伴有明显的全身炎症反应及并发多器官损伤，其病死率可达10-20%[1]。目前其发病机制倾向于“胰腺胰酶自身消化”、“胰腺血循环障碍”、“白细胞过度激活”，三者相互影响，其中白细胞过度激活被认为是引起胰腺病情加重、多器官衰竭以致死亡的重要原因[2]。随着分子生物学进展，80年代后期Rind ornecht首先提出SAP发病机制的新见解，认为在SAP起始阶段，单核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释放各种细胞因子、化学因子和白三烯等，导致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是SAP的主要特点[3]。
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早期，胰酶的活化、炎症介质细胞因子和氧自由基的诱生以及机体高凝状态引发的机体超强的炎症反应即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是造成人体器官损害和死亡的第一个“高峰”。而来自肠道细菌的严重感染和内毒素血症对细胞因子的诱生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形成导致了后期病理生理的恶性循环，形成了死亡的第二个“高峰”[4]。近年来，国内外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时内毒素血症的发生机理，肠道细菌易位的机制以及对其的治疗手段方面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重症胰腺炎(SAP)比轻型胰腺炎更易发生胰腺内分泌功能损伤，主要表现为继发糖尿病和糖耐量异常。近来研究表明胰腺内外分泌系统之间有很强的功能联系[5]胰腺内外分泌系统为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Virji等[6]认为AP的主要病理改变在腺泡，胰岛的破坏可能继发于外分泌系统的变化。Sheverdin[7]亦研究发现，急性胰腺炎时胰腺组织结构被破坏，胰腺内分泌细胞功能受到影响，早期血清胰岛素和胰高糖素升高4-5倍。由此证实，急性胰腺炎尤其重症急性胰腺炎胰岛内分泌细胞受到破坏。Zalewski等[8]测定4O例急性胰腺炎病人血中胰岛素、C肽水平，评估B细胞功能。结果表明，胰腺炎常常导致胰岛B细胞功能受损。与Kasperska-Czyzyk等[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本文就重症急性胰腺炎时促炎因子、内毒素易位、C肽、胰高血糖素的研究现状及进展综述如下。
1 促炎因子
1.1 细胞因子 是一组低分子量蛋白质,用于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被大多数细胞包括单核和巨噬细胞合成和释放。每一种细胞因子拥有特殊的氨基酸序列结构和高亲和性细胞表面受体[10]。目前已经明确的促炎症细胞因子主要有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血小板活化因子(PAF)、白介素IL-1β、IL-6、IL-8、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P物质及补体成分C5a等[11-12]。
1.2 TNF 是一种多肽，分子量为17KD，该物质生物活性作用广泛，除有抗肿瘤抑制癌基因表达外，近年研究发现它是一种传递急性时相反应信号的重要介质，能与体内多种细胞的特异性受体结合，造成多器官系统功能损害和细胞代谢障碍。其主要作用包括：激活白细胞，刺激它们粘附于内皮细胞；增加白细胞吞噬能力；刺激内皮细胞分泌促凝物质，减少内皮细胞血栓调理素的表达，从而诱发败血症休克时的凝血。
1.3 血小板活化因子(PAF) 是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内源性炎症介质，分子量为1100，当机体受外界刺激时,磷脂酶A2水解细胞膜生成PAF前体,经乙酰化产生PAF。PAF是一种强力的炎症介质,也是一种具有生物呼吸功能的低分子磷脂,可引起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积聚、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肠道细菌移位、消化道出血以及肺组织损伤。
1.4 IL-1分子量为15-17KD,根据其分子结构和等电点的差异可分为α和β两种类型 IL-1β主要作用是诱发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和内皮细胞白细胞粘附分子-1(ELAM-1)的产生,激活中性粒细胞,使之粘附并脱颗粒,释放出氧自由基和蛋白水解酶。
1.5 IL-6是一种分子量为21-26KD,由212个氨基酸组成的多功能糖蛋白 它是一种多功能的细胞因子，在体内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IL-6通过促进肝脏释放抗炎症介质作用的保护性蛋白，诱发急性期反应。IL-6协调IL-1，促进B细胞分化和抗体产生，促进急性期反应[13]。
1.6 白介素-8(IL-8)主要来源于单核细胞、组织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软骨细胞等[14] IL-8是一种能激活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性细胞因子，是一种具有内源性白细胞趋化性和活化性作用的碱基-肝素结合性蛋白质。IL-8对中性粒细胞有激活作用，可以诱导其变形、趋化、脱颗粒、胞浆内钙短暂上升、合成生物活性脂类、整合素上调、以及呼吸爆发等[15]。
1.7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促炎因子的变化 SAP时，由于机体处于应激和休克状态，肠道作为机体应激的中心器官之一，肠粘膜缺血缺氧及其随后发生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各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释放造成肠粘膜缺血、损伤、萎缩，肠道屏障严重受损，肠道通透性增加。过高的细胞因子直接或激发链式反应产生更多的细胞因子、炎性介质破坏肠粘膜上皮细胞，加重肠粘膜微循环的障碍，导致肠粘膜缺血、萎缩、绒毛坏死脱落，肠道屏障受损，通透性增加，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移位，经淋巴、血液循环，引起肠源性感染的发生[16]。继发感染后，胰腺炎症组织中业已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在受到移位的内毒素和细菌的“攻击”后，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炎性介质、蛋白酶类和氧自由基等细胞“毒性因子”。一方面加重肠粘膜屏障本身的炎性损伤，促进细菌和内毒素的移位，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细胞因子进入血液循环，产生持续性炎症反应，并不断自我增强，构成“第二次攻击”，促进SIRS和MODS的发生[17]。
2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内毒素血症的研究
2.1 内毒素的基本结构及生物学效应 内毒素(endotoxin)是革兰氏阴性(G－)菌细胞壁的结构成分，这些成分在细菌存活时不分泌至体外,仅在细菌自溶或人工裂解后才释放出来。内毒素的主要成分是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经细胞壁合成后被转运到细胞表面构成细胞壁外膜的组成成分，在细菌死亡溶馈后从细胞结构中释放出来，通常LPS以完整的形式存在于细菌外膜上，当其从菌体上游离下来成为可溶性的游离LPS时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其活性是细胞壁上内毒素的50-100倍。国内外研究均证实内毒素的生物活性有以下几个方面:1)作为外源性致热源作用于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等使之产生内源性致热源,引起发热。2)激活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使末梢血管扩张,通透性升高,静脉回流减少,心脏输出量减少,导致低血压并发生休克。3)因组织供血不足缺氧导致代谢性酸中毒。4)活化凝血因子Ⅻ,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发生。5)引起施瓦兹曼现象(Shwartzman phenomenon)[18]。内毒素的生物学活性尤其在体内表现错综复杂，有时临床表现为数种活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2.2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内毒素血症的发生机制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内毒素首先来源于肠道，即内毒素血症是肠源性的，其发生的机制可能为:1)重症急性胰腺炎时由于应激反应，腹腔神经丛受刺激和炎症渗液直接作用于肠管，导致不同程度的肠运动功能减弱，严重时出现肠麻痹，促使组织胺，5－羟色胺等物质释放，影响肠壁血管的通透性，使内毒素吸收增加。同时肠内容物的停滞和细菌发酵产气增加了肠内压力，导致粘膜血流减少和粘膜破损，从而出现内毒素血症[19]。2)重症急性胰腺炎时肠道运动障碍引起肠内容物的停滞，细菌过渡生长，菌群失调和细菌易位，并有利于细菌黏附在肠上皮细胞表面，进而穿透上皮进入体内。3)血中的内毒素又可以激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由此产生各种炎性细胞，炎症介质介导的炎症反应可进一步加重肠粘膜的损伤，并使肠上皮细胞增殖停止，修复延迟，内毒素和细菌易侵入体内，促进内毒素血症的发生。
2.3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肠道内素素易位的治疗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肠道内素素易位的治疗包括抗生素治疗、促进肠蠕动药物的应用、降低肠道有害细菌数量，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应用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受体拮抗剂、某些生长因子如表皮生长因子(E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等。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若不早期进行积极治疗，常引起肠道内内毒素/细菌易位，进而引起发热、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一系列严重的临床并发症。目前对内毒素血症的治疗并不理想，一些抗体的制备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血液透析和血浆置换技术要求的技术条件较高，一般医院很难普及推广。因此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早期就减少肠道内有害细菌及内毒素向肠腔外易位是治疗的关键。
3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C肽、胰高血糖素的研究
3.1 SAP时因胰岛功能受损,极易引起并发症的发生 近年来研究显示胰腺内外分泌系统之间有很强的功能联系[20]，且在病理情况下相互影响。胰腺组织包括内分泌系统和外分泌系统，二者在细胞起源、显微结构和微循环方面表现为统一的整体，形成胰岛-泡轴，在生理及病理状态下，二者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既往研究及治疗主要都集中于胰腺外分泌系统的功能受损，对内分泌系统功能受损的研究较少，故过去对急性胰腺炎监测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血、尿淀粉酶，然而，淀粉酶的高低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病情的轻重，更无法测知胰岛内分泌功能受损情况。AP源于外分泌系统，胰蛋白酶原异常激活引起胰腺腺泡细胞破坏，通过胰岛-腺泡轴影响胰岛内分泌细胞，使胰岛细胞分泌的C肽(connecting peptide，CP)、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glucagon，GG)等发生变化，临床表现为血糖波动。胰岛素和GG的比值影响血糖高低，同时血糖受多种因素调节，其高低仅间接反映胰岛内分泌细胞功能，而CP、胰岛素和GG分别由胰岛B细胞和A细胞分泌，其高低可直接反映内分泌细胞的功能变化。
3.2 C肽和胰高血糖素 正常情况下，人胰岛细胞主要分泌产生并释放到血液中的是胰岛素，在产生胰岛素的一系列的过程中，胰岛细胞首先合成胰岛素原。胰岛素原是一条很长的蛋白质链，胰岛素原在酶的作用下被分解为三段，前后两段又重新联接，成为有A链和B链组成的胰岛素，中间一段独立出来，称为C肽。C肽与胰岛素以等分子数共存于分泌颗粒并同时释放至毛细血管循环中，且C肽不被肝脏破坏，半寿期较胰岛素明显为长，故测定血循环中c肽水平能反映β细胞合成与释放胰岛素功能。
C肽(connecting peptide，CP)是含31个氨基酸的多肽，由胰岛素原裂解产生，1分子胰岛素原合成1分子C肽与1分子的A、B链，后二者合成胰岛素。C肽可用于判断B细胞功能。在外源性胰岛素使用的情况下，测定C肽含量能客观反映胰腺β细胞分泌活性。Buscher等发现坏死性胰腺炎患者糖代谢异常，C肽值降低，说明胰岛B细胞功能丧失。宋丹红等对AP患者血糖、血清胰岛素、C肽进行探讨，结果发现病人起病时血清胰岛素、C肽均升高，且病情越重，血清胰岛素、C肽水平越高，起病1天后轻型急性胰腺炎(MAP)组血清胰岛素和C肽迅速降至正常，而重型急性胰腺炎(SAPI)组迅速降至正常对照组水平以下，SAPⅡ组较SAPI组下降更为明显，至发病2周时SAP组血清胰岛素和C肽仍未恢复正常水平。C肽可用于排除外源性胰岛素和胰岛素抵抗的因素，从而反映胰腺胰岛功能、判断胰腺损伤的情况。在急性重症胰腺炎发病后1-2周内应结合血中C肽含量水平及血糖水平的变化，应补充外源性胰岛素，以弥补内源性胰岛素分泌不足，适应机体在应激状态下对能源物质的需求，有利于患者安全度过重症急性胰腺炎危险期。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发展与胰高糖素(glucagon，GG)水平相关，胰高糖素通过抑制胰酶的合成，而降低胰腺外分泌液的量和浓度。胰高糖素还抑制胃液分泌、抑制胃肠蠕动，这些作用有利于AP的好转。胰高糖素分泌高峰与胰腺出现坏死的时间相吻合，表明胰高糖素不能有效抑制胰腺外分泌系统是胰腺炎加重的因素之一。由于许多实验及临床观察均发现AP时胰高糖素升高。GG可以抑制胰腺外分泌功能，有研究认为GG升高，可能是机体对AP各种致病因素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能阻止AP由轻型向重型发展。将GG用于AP治疗已获得初步疗效。研究表明，CP能准确、及时地反映胰岛B细胞受损程度。GG水平可以反映胰岛A细胞功能，重型急性胰腺炎时B细胞受损可能比A细胞更早、更重。
综上所述，随着对SAP发病机制认识的逐步深入，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细胞因子拮抗剂等免疫干预治疗SAP还处于实验阶段，其原因关键在于SAP时细胞因子网络和免疫状态的复杂变化尚未完全阐明，在SAP不同的病理阶段都有不同的细胞因子起主导作用，而且各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所以今后应着重探索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减轻细胞因子网络的瀑布效应，探索如何保护肠粘膜屏障从而减轻细胞因子的瀑布效应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若不早期进行积极治疗，常引起肠道内内毒素/细菌易位，进而引起发热、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一系列严重的临床并发症。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早期就减少肠道内有害细菌及内毒素向肠腔外易位是治疗的关键。
重症急性胰腺炎时在胰腺组织外分泌系统损伤的同时，对内分泌系统也可造成继发损伤。如何较及时准确的了解胰岛功能情况及指导治疗成为了临床重要的研究方向。测定C肽不受胰岛素抵抗及外源性胰岛素应用的影响，能更准确、更及时地反映胰岛B细胞受损程度；SAP时A细胞可能比B细胞更易于受到破坏，GG水平可以反映胰岛A细胞功能。通过研究SAP时血清C肽和胰高血糖素的水平及其与疾病发展的相关联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胰岛功能的恢复情况，为临床急性胰腺炎恢复期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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