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精选(九篇)

第1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关键词：现代生物技术、猪遗传育种、应用

   

    1猪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

  　猪遗传连锁图谱(1inkagemap)，既是遗传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猪种资源、育种及分子克隆等许多应用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

高分辨遗传连锁图谱的构建，使遗传育种学家对根据图谱定位数量性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亲本和分离群体进行标记分析，所得资料用特定的统计分析处理，计算所有标记多态位点的分离及独立分配比例的卡方检验和重组频率的最大似然估值，则可建立标记之间的连锁图谱。目前常用的定位方法有区间定位、最小二乘和复合区间定位法等。据报道，美国猪基因组研究计划，已在猪的连锁图谱上构建了2400多个标记，其中大多数是微卫星标记。据晏兆莉等(1996)报道，Andersson等根据猪的基因图谱，已经发现猪第4号染色体上存在一个QTL控制生长速度和瘦肉率基因。Brascamp等研究表明，对生长速度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基因分别位于染色体4和13上。决定瘦肉率性状的两个基因接近同一个位置，很可能是同一个基因。

2数量性状主效基因的检测与利用

Geldermann于1975年首先提出数量性状基因·位点(QTL)的概念，Georges和Massey称之为重要经济性状基因位点(ETL)。主效基因是宏效QTL．QTL定位的重要用途是用于标记辅助选择(MAS)。一般认为，主效基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分析数量性状(或阈性状)而判定明显存在常染色体或性染色体的孟德尔基因，二类是一些遗传缺陷基因．

基因往往是一因多效，如猪的氟烷基因，三类是根据连锁图谱与数量性状的连锁分析所确定的主效基因。

猪的氟烷基因(Ha1)是影响猪肉品质的主效基因。如果猪体携带两个阴性突变基因(irl1)就会发生应激综合征，这种隐性遗传病会严重影响猪的存活率和猪肉品质，导致猪的应激死亡和产生劣质肉(PSE肉)。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隐性基因与瘦肉有关，选择瘦肉率会提高它的基因频率。由于利用传统的育种技术(如氟烷测定)，无法在种群中鉴别NN和Nn(杂合子)，也就无法根除这种遗传病。Fujii等利用基因定位技术，证实了应激综合征座位是位于第6号常染色体上的兰尼啶受体基因突变所致。兰尼啶受体结构与功能的改变，导致猪应激时骨骼肌钙离子非正常释放而可能引起应激综合征。用PCR或PCR—RFLP，方法可以清楚地得到3种不同基因型的DNA图谱，这给猪育种中检测出氟烷敏感基因(Nn和111)个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RN基因已经被证明是分布在汉普夏猪体中影响肉质的一个主要基因，控制肌肉酸度，是一个估计腌制火腿加工质量的性状。法国学者LeRoy在汉普夏猪及其杂种猪中分离出这个低pH和影响火腿质量的基因(命名为RN基因)。发现RN基因在肌肉中可增加70％左右的糖原含量和降低火腿质量，是一个不利的显性基因，该效应被称为汉普夏效应。现已将其定位于15号染色体上。

3数量性状的标记辅助选择

在猪的育种选择中，对遗传力较低(如繁殖性状)、度量费用昂贵(如抗病性)，表型值早期难以测定(如瘦肉率)或限性表现(如产奶量)的性状，采用标记辅助选择(MAS)，则可提高选择的有效性和遗传改进量。MAS是通过对遗传标记的选择，间接实现对控制某性状的QTL的选择，从而达到对性状进行选择的目的；或者通过遗传标记来预测个体基因型或育种值。例如，猪产仔数是一个低遗传力(0．1左右)的数量性状，法国用30多年时间来改良这个性状，进展甚微；而丹麦用了50多年时间才将每胎产仔数提高了1．0头0 Rothschild等发现雌激素受体(ESR)是猪产仔数的主效基因之一，该座位在中国梅山猪合成系中可以控制1．5头总产仔数和l头活仔数。也就是说，雌激素受体座位就是猪产仔数的一个QTL，而不仅仅是DNA标记。陈克飞等不但证实了Rothschild等人的研究结果，同时还发现了另一个控制猪产仔数的主效基因座位(FSH)，可控制2．0头总产仔数和1．5头活产仔数。

虽然，MAS可提高选择的有效性和遗传改进量，但MAS的效能亦受性状遗传力、选择强度、被选群体大小、遗传标记与QTL的连锁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提高MAS的效能，必须获得与QTL紧密连锁的遗传标记。可以预见，随着更多与QTL紧密连锁遗传标记的发现，MAS在实际育种工作中将会得到更多、更有效的应用。 

4精子分离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分离精子：一是根据X与Y精子中DNA含量的差异，采用流式细胞装置分离；二是基于性别精子表面膜蛋白的差异，采用涂有单抗吸引能力的颗粒来达到分离目的。精子分离可使繁育体系中多产母猪，少产或不产公猪，这样不仅加快了繁殖速度，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

5人工授精

据生产实践，采用人工授精技术，l头公猪的与配母猪可以超过自然交配的许多倍甚至数百倍。特别是冷冻精液的长期保存和推广应用，可使精液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优秀种公猪配种能力的提高，使之优良遗传基因的遗传显著扩大。大幅度地提高了后代的生产性能，加速了猪品种的改良速度。

6体外受精

体外受精技术，是指充分利用屠宰母猪的卵巢，采集未成熟的卵母细胞使雌、雄配子在体外条件下完成成熟，获能，受精，使之体外培养成熟并经早期培养至可移植阶段。该技术可以充分利用母猪的卵子资源，使胚胎体外生产工厂化。

7胚胎移植

胚胎移植是将良种母猪的早期胚胎，或由体外受精及其他方式获得的优良胚胎移植到生理状态相同的另一母猪体内，使之继续发育成为新个体。实际上是生产胚胎的供体母猪和养育后代的受体母猪分工合作，共同繁殖后代的过程。猪的胚胎移植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结合细胞分割、显微注射等技术对畜牧生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猪育种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

8遗传标记

遗传标记的主要目标是寻找重要经济性状(如高产仔数、瘦肉率、抗病性等)位点(QTL)或与之连锁的DNA标记，以提高选择的有效性及遗传改进量。常用的DNA标记有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扩增的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卫星DNA、小卫星DNA和微卫星DNA等。

第2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药物基因组学是伴随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迅猛发展而开辟的药物遗传学研究的新领域，主要阐明药物代谢、药物转运和药物靶分子的基因多态性及药物作用包括疗效和毒副作用之间关系的学科。

基因多态性是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基础。药物效应基因所编码的酶、受体、离子通道作为药物作用的靶，是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基因多态性可通过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效应动力学改变来影响麻醉药物的作用。

基因多态性对药代动力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相应编码的药物代谢酶及药物转运蛋白等的改变而影响药物的吸收、分布、转运、代谢和生物转化等方面。与麻醉药物代谢有关的酶有很多，其中对细胞色素-P450家族与丁酰胆碱酯酶的研究较多。基因多态性对药效动力学的影响主要是受体蛋白编码基因的多态性使个体对药物敏感性发生差异。

苯二氮卓类药与基因多态性：咪唑安定由CYP3A代谢，不同个体对咪唑安定的清除率可有五倍的差异。地西泮是由CYP2C19和CYP2D6代谢，基因的差异在临床上可表现为用药后镇静时间的延长。

吸入麻醉药与基因多态性：RYR1基因变异与MH密切相关，现在已知至少有23种不同的RYR1基因多态性与MH有关。氟烷性肝炎可能源于机体对在CYP2E1作用下产生的氟烷代谢产物的一种免疫反应。

神经肌肉阻滞药与基因多态性：丁酰胆碱酯酶是水解琥珀酰胆碱和美维库铵的酶，已发现该酶超过40种的基因多态性，其中最常见的是被称为非典型的（A）变异体，与用药后长时间窒息有关。

镇痛药物与基因多态性：μ-阿片受体是阿片类药的主要作用部位，常见的基因多态性是A118G和G2172T。可待因和曲马多通过CYP2D6代谢。此外，美沙酮的代谢还受CYP3A4的作用。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与痛觉的产生有关。

局部麻醉药与基因多态性：罗哌卡因主要由CYP1A2和CYP3A4代谢。CYP1A2的基因多态性主要是C734T和G2964A，可能影响药物代谢速度。

一直以来麻醉科医生较其它专业的医疗人员更能意识到不同个体对药物的反应存在差异。麻醉药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将不仅更加合理的解释药效与不良反应的个体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用药前就可以根据病人的遗传特征选择最有效而副作用最小的药物种类和剂型，达到真正的个体化用药。

能够准确预测病人对麻醉及镇痛药物的反应，一直是广大麻醉科医生追求的目标之一。若能了解药物基因组学的基本原理，掌握用药的个体化原则，就有可能根据病人的不同基因组学特性合理用药，达到提高药效，降低毒性，防止不良反应的目的。本文对药物基因组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麻醉药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 概述

二十世纪60年代对临床麻醉过程中应用琥珀酰胆碱后长时间窒息、硫喷妥钠诱发卟啉症及恶性高热等的研究促进了药物遗传学（Pharmacogenetics）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这门学科最早的研究就是从麻醉学开始的。

药物基因组学(Phamacogenomics)是伴随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的迅猛发展而开辟的药物遗传学研究的新领域，主要阐明药物代谢、药物转运和药物靶分子的基因多态性及药物作用包括疗效和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它是以提高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为目标，研究影响药物吸收、转运、代谢、消除等个体差异的基因特性，以及基因变异所致的不同病人对药物的不同反应，并由此开发新的药物和用药方法的科学。

1959年Vogel提出了“药物遗传学”,1997年Marshall提出“药物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是药物遗传学的延伸和发展，两者的研究方法和范畴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研究基因的遗传变异与药物反应关系的学科。但药物遗传学主要集中于研究单基因变异，特别是药物代谢酶基因变异对药物作用的影响；而药物基因组学除覆盖药物遗传学研究范畴外，还包括与药物反应有关的所有遗传学标志，药物代谢靶受体或疾病发生链上诸多环节，所以研究领域更为广泛[1,2,3]。

二、基本概念

1．分子生物学基本概念

基因是一个遗传密码单位，由位于一条染色体(即一条长DNA分子和与其相关的蛋白)上特定位置的一段DNA序列组成。等位基因是位于染色体单一基因座位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形式基因中的一种。人类基因或等位基因变异最常见的类型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目前为止，已经鉴定出13 000 000多种SNPs。突变和多态性常可互换使用，但一般来说，突变是指低于1%的群体发生的变异，而多态性是高于1%的群体发生的变异。

2．基因多态性的命名法：

(1)数字前面的字母代表该基因座上最常见的核苷酸(即野生型)，而数字后的字母则代表突变的核苷酸。例如：μ阿片受体基因A118G指的是在118碱基对上的腺嘌呤核苷酸(A)被鸟嘌呤核苷酸(G)取代，也可写成118A/G或118A>G。

(2)对于单个基因密码子导致氨基酸转换的多态性编码也可以用相互转换的氨基酸的来标记。例如：丁酰胆碱酯酶基因多态性Asp70Gly是指此蛋白质中第70个氨基酸－甘氨酸被天冬氨酸取代。

三、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内容

基因多态性是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基础。药物效应基因所编码的酶、受体、离子通道及基因本身作为药物作用的靶，是药物基因组学研究的关键所在。这些基因编码蛋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药物代谢酶、药物作用靶点、药物转运蛋白等。其中研究最为深入的是麻醉药物与药物代谢酶CYP45O酶系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1,2,3]。

基因多态性可通过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效应动力学改变来影响药物作用，对于临床较常用的、治疗剂量范围较窄的、替代药物较少的麻醉药物尤其需引起临床重视。

第3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关键词]铁皮石斛；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反转录酶（RT）；异质性

[收稿日期]2013-07-26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2012C12912，2011C12002）

[通信作者]高燕会，副教授，主要从事植物生物技术和品种选育研究，E-mail：

[作者简介]李聪，硕士研究生，E-mail：

反转录转座子（retrotransposon或retroposon）指通过RNA为中介，反转录成DNA后进行转座的可动元件，包括长末端重复（long terminal repeat，LTR）反转录转座子和非长末端重复（non-long terminal repeat，non-LTR） 反转录转座子两类，而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是LTR反转录转座子的一种，从单细胞的藻类到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都存在[1-2]。转座子广泛分布于整个基因组，导致基因组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有2个：转座作用，即由于反转录转座子在基因组中的复制与转座造成了基因组的多样性；反转录转座子之间或其LTR之间的同源重组[3] 。反转录转座子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植物基因组多样性而且与植物进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可能成为植物种属间进化、分化的证据[4]。例如，仅反转录转座子RIREI就造成了普通水稻Oryza sativa和澳洲野生稻O. australiensis基因组间差异的1/3[5]。玉米与高粱分化之后，玉米基因组内逆转座子的大量积累造成了两者基因组间的显著差异[6]。另外，LTR类反转录转座子的转录活性还受环境条件的调节，许多反转录转座子的转录可以被多种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胁迫所激活[7]。因此，反转录转座子对基因组的类型、结构、表达、调控与进化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已成为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系统进化、遗传连锁图谱建立、基因标签、基因功能分析、生物多样性及系统发育进化研究的重要工具[8-9]。

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是传统名贵珍稀中药材，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研究表明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等独特功效[10]。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铁皮石斛种内和种间形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11-12]。为了探讨铁皮石斛基因组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关系以及对逆境胁迫的反应机制，本研究以铁皮石斛浙江临安野生种质（C15）、云南广南（A39）为材料，克隆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的RT基因片段并分析RT序列的异质性特点，试图为铁皮石斛的基因组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反转录转座子在铁皮石斛对逆境反应机制的研究提供基础。

1材料

供试材料铁皮石斛C15具有较强的抗寒能力，原产于铁皮石斛分布的北缘浙江临安（119°12′E，30°31′N），A39抗寒较差，分布于铁皮石斛分布的南缘云南广南（04°31′E，23°29′N）。经浙江农林大学天然药物研发中心斯金平教授鉴定为铁皮石斛D. officinale，用其茎段在浙江农林大学亚热带森林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组培室组织培养（生长期 240 d，光周期 16 h・d-1，温度 25 ℃）后供DNA提取。

DNA Ex Taq酶，MgCl2，10×buffer，dNTPs和克隆载体pMD18-T Vector均购自TaKaRa公司；克隆用大肠杆菌DH5α为本实验室保存；凝胶回收试剂盒购自XYGEN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2方法

2.1铁皮石斛DNA的提取

铁皮石斛基因组 DNA 提取方法参照赵瑞强等[13]改良CTAB方法，提取的DNA纯度和浓度用紫外分光光度计（NANODROP 2000， Thermo）检测，完整性用1.0%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于-20 ℃冰箱备用。

2.2反转录酶序列的PCR 扩增

根据Kumar等[14]针对Ty1-copia类LTR反转录转座子RT序列设计的简并引物对Ty1-F（5′-ACNGCNTTYYTNCAYGG-3′）和Ty1-R（5′-ARCATRTCRTCNACRTA-3′），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PCR反应体系（20 μL）：包括：10×Buffer；1.5 mmol・L-1 Mg2 +；0.1 mmol・L-1 dNTPs；0.4 μmol・L-1引物（Ty1-F，Ty1-R）；0.5 U Taq酶； DNA模板30 mg・ L-1。PCR扩增反应程序为：94 ℃预变性1 min，35个循环（94 ℃变性1 min，46.5 ℃退火1.45 min，72 ℃延伸1 min），72 ℃延伸5 min。

2.3PCR 产物回收、克隆及测序

用1%琼脂糖凝胶检测扩增产物，并用凝胶回收试剂盒回收并纯化PCR产物，直接将回收产物连接于pMD18-T 载体（TaKaRa公司）上，转化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37 ℃培养12～16 h进行蓝白斑筛选，挑取白色克隆于含有50 mg・L-1氨苄青霉素的LB液体培养基中培养4～6 h后，PCR鉴定阳性克隆的菌液，于上海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

2.4反转录酶序列分析

测序结果通过NCBI中BLAST程序进行同源性比对，采用Clustal X软件进行多重比对，用MEGA 5.0软件邻接法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

3结果与分析

3.1反转录酶（RT）序列PCR 扩增及测序

供试材料C15和A39中都检测到了反转录酶序列，长度均为 260 bp左右（图1），这与在其他植物上的研究报道一致[15-16]，说明供试材料C15和A39都有一致的目的扩增产物，初步证明了RT基因片段在铁皮石斛中广泛存在。

M.Marker；1～3.A39 3个平行；4～6.C15 3个平行。

图1铁皮石斛反转录转座子反转录酶序列的PCR 扩增

Fig.1PCR amplification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sequence from Dendrobium officinale

将2个样品的特征片段回收、克隆并测序，共获得89条序列，经Blast比对和DNAstar分析后，去除重复与过短序列获得43条不同的序列，其中有21条来自C15（C15-1～C15-21），22条来自A39（A39-1～A39-22）。

3.2Ty1-copia类反转录酶的异质性及序列分析

3.2.1Ty1-copia 类反转录酶的核苷酸序列比较将获得的43条序列于NCBI数据库进行序列比对，结果表明它们均与已知植物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的RT序列有很高的相似性，所测得的序列大小均在260～266 bp（表1），这与预期片段大小一致。所有序列均富含碱基AT，利用MEGA5.0 软件计算出所有序列AT/GC比值范围为1.1～1.92（表2）；通过DNAMAN软件计算出核苷酸序列一致性范围为47.1%～97.7%，其中序列A39-8与C15-14，C15-2与A39-16的一致性最高，均为97.7%，序列A39-5与A39-1的一致性最低，仅为47.1%。由此可见，由同一简并引物获得的反转录转座子RT序列并不完全一致，在长度、碱基变化上的多态性折射出铁皮石斛同一类反转录转座子的高度异质性，这是因为类似于病毒的复制，反转录转座子在转座过程中由于缺乏自动校正的机制， 致使RT序列会出现碱基错配、丢失、移码等突变，从而呈现出高度异质性[17]。

表1铁皮石斛Ty1-copia 类反转录酶序列的组成

Table 1The nucleotide composition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of Ty1-copia retrotransposons in Dendrobium officinale

表2铁皮石斛Ty1-copia类反转录酶序列转录因子结合位点与调控元件的数目

Table 2The number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and regulatory elements of Ty1-copia retrotransposons in Dendrobium officinale

Tyl-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是DNA-RNA-DNA的转座元件，转录是其转座活性表达的必要步骤，在其LTRs中存在着转录起始与终止的信号以及与诱导表达相关的调控元件[18]。植物中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的转录活性正常条件下并不表达，但能被多种胁迫条件所激活，这是反转录转座子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模仿寄主基因胁迫表达的结果[7]，因而反转录转座子的转录活性能被各种胁迫条件所激活[19-21]。利用软件plantCARE分析获得的43条序列，发现铁皮石斛Tyl-copia RT序列中存在受低温、热、光、各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等不同胁迫条件作用的调控元件、多个启动子的特征结构TATA box和CAAT box的保守序列及其他一些调控元件（表2）。这可能是长期进化过程中反转录转座子对寄主启动子表达方式不断适应的结果。

3.2.2Ty1-copia 类反转录转座子的RT氨基酸序列比较克隆的43条序列中，不具有内含子序列，翻译成氨基酸后大多都包含TAFLHG和下游YVDDM 2个基序（图2），参照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RT基因的氨基酸保守序列，发现有5条序列发生了移码突变，分别是C15-9（第53个氨基酸处），C15-1（第76个氨基酸处），A39-10（第76个氨基酸处），A39-17（第76个氨基酸处）和A39-5（第76个氨基酸处）；有9条序列，即C15-2，C15-3，C15-6，C15-11，A39-1，A39-5，A39-6，A39-9，A39-12，A39-16，发生了终止密码子突变，其中C15-3和A39-5分别发生了多达4个和3个终止密码子的突变，A39-6发生了2个终止密码子突变，其余序列均发生一个终止密码子突变。因此推断，移码突变和终止密码子突变可能是导致铁皮石斛反转录转座子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保守序列“SLYGKQ”[22]（第35～41个氨基酸）发生变异的有39条序列，只有4条序列未发生变异，大多数是“SLYGKQ”中的“S”被“A”所替代（图2），保守序列中存在碱基替代突变是否会影响逆转录酶的功能有待进一步验证，例如，水稻中Ty1-copia类逆转座子Tos17的转座活性受组织培养条件诱导，但其“SLYGKQ”中的“S”被“A”所替代，这种碱基替代突变并未改变Tos17的转录与转座活性[23]。

应用软件Clustal X对序列进行比对，4种不同程度的阴影部分表示序列的保守程度（黑色部分保守性为100%；深灰色部分保守性为75%；浅灰色部分保守性为50%；没有阴形部分保守性为小于50%）；X.终止密码子；・表示优化联配产生的缺口；右边的数字表示序列中氨基酸的数量。

图2铁皮石斛Ty1-copia反转录转座子RT基因氨基酸序列比较

Fig.2The amino sequence alignment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of Ty1-copia retrotransposons in Dendrobium officinale

3.3铁皮石斛Ty1组反转录转座子RT序列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分析

利用MEGA5.0软件邻接法将所得的铁皮石斛43条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RT氨基酸序列构建了相应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3），根据进化树branch 的长度可把这43条反转录酶序列分成了6类。其中Ⅰ类包含了20个序列，Ⅱ类包含了5个序列，Ⅲ类包含了6个序列，Ⅳ类包含了6个序列，Ⅴ类包含了2个序列，Ⅵ类包含了4个序列。其中第Ⅵ类中4条序列含有88个氨基酸，而其他序列均为87个氨基酸。来自C15的C15-1～C15-21序列与A39的A39-1～A39-22序列在聚类图上混在一起，不能明显分开。

经过与木本、草本（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等生物体内的Ty1-copia类反转录酶的氨基酸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铁皮石斛与单子叶植物的小麦和荸荠的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的RT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较高，因反转录转座子在植物界广泛分布，作为基因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纵向传递，而且可以横向传递[24]，由此可以推断，铁皮石斛反转录转座子的进化过程中发生了横向传递作用。

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首次利用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RT的通用简并引物从浙江临安（C15）和云南广南（A39）种质中克隆到铁皮石斛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RT基因序列，序列长度变化范围为260～266 bp，与在其他植物上的报道[15-16]一致，说明该类反转录转座子在铁皮石斛中普遍存在，且序列长度比较相似，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证实采用通用简并引物的方法分离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的方法是可行的。

本研究选用原产铁皮石斛分布北缘的C15和原产铁皮石斛分布南缘A39为材料，考察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反转录酶序列在两者中是否有差异，经相关软件分析后，分别得到21条和22条独立克隆，从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的分析结果来看，2种供试材料无明显的差异，可以推测地域差异可能对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RT序列的影响不大。各反转录酶序列在长度、碱基同源性、碱基变化上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经序列特征分析表明缺失突变、移码突变以及终止密码子突变可能是造成铁皮石斛反转录转座子异质性的重要原因，这与杜晓云等[25]和Woodrow等[26]在其他植物中的研究结果一致。经plantCARE分析铁皮石斛43条序列含有低温、热、光、各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等不同胁迫条件作用相关的调控元件、多个启动子的特征结构TATA box和CAAT box的保守序列及其他一些调控元件，它们功能还有待进一步试验验证。

对43条铁皮石斛Ty1-copia类反转录转座子RT列的系统聚类分析可分为6类（图3），不同类别里含有的反转录酶序列数量不同，反映了不同家族反转录转座子的转录过程存在差异，其存在的历史地位也可能不同[27]，对铁皮石斛基因组进化的作用也可能各异。经与其他植物反转录酶的氨基酸比较分析，铁皮石斛Ty1-copia类反转录酶与小麦、荸荠同源性较高，证明是反转录转座子在物种间横向传递的结果[28]。研究结果为铁皮石斛的基因组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反转录转座子在铁皮石斛对逆境反应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信息。

树枝长度代表以邻接法估算出来的遗传距离。

图3铁皮石斛Ty1-copia反转录转座子反转录酶氨基酸序列进化树

Fig.3Phylogenetic tree of amino sequences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of Ty1-copia retrotransposons in Dendrobium officinal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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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analysis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RT） of Ty1-copia

retrotransposons in Dendrobium officinale

LI Cong， SI Jin-ping， GAO Yan-hui*， ZHU Yu-qiu

（Nurturing Station fo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Silviculture， Zhe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ial Strategic Alliance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Industry of

Dendrobium officinale， Lin′an 311300， China）

[Abstract]Using universal primer Ty1-copia retrotransposon RT，43 Ty1-copia like retrotransposon RT with high heterogeneity， stop codon mutation and frameshift mutation were amplified by PCR from genomic DNA of Zhejiang Lin′an （C15） and Yunnan Guangnan （A39） of Dendrobium officinale. The length of these sequences varied from 260 to 266 bp， and was rich in AT and consistency ranged from 47.1% to 97.7%. Different c/s-acting regulatory elements induced by low temperature， heat， light， all kinds of plant growth regulating substances and the starting transcription signals， corresponding to CAAT box， TATA box conserved sequences and some other regulatory elements. When being translated into amino acids， ten sequences presented stop codon mutation， five sequences presented frameshift mutation， and thirty-seven sequences presented conserved sequence "SLYGKQ" mutation. Six categorie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phylogenic analysis after alignment analyses of their amino acid sequences， and with other plants （eg. Triticum aestivum， Eleocharis quinqueflora） having high homology， which indicated that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of retrotransposon occurred among the plants in the past.

第4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论文关键词：品种鉴定，亲缘关系，芽变，逆转座子分子标记，UPGMA

 

植物基因组40％-60％为逆转座子，其在纵向和横向传递中能产生高度的异质性和拷贝数，且易被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差异激活，成为植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来源。基于逆转座子的分子标记是检测基因组变异的手段之一亲缘关系，尤其是Kalendar等[1]开发的逆转座子间扩增多态性（inter-retrotransposon amplified polymorphism，IRAP）技术，操作简单、多态性丰富、检测效率高，已在种质鉴定[2, 3, 4, 5]、遗传多样性检测和系统发育重建[6]、基因作图以及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标记[7]等方面得到成功应用。

芽变是多年生木本果树植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变异来源，许多主栽柿品种来自芽变[8]。‘磨盘柿’原产我国，分布最广、面积最大，长期的营养繁殖可能已经积累许多变异类型，但早期采用的形态学鉴定由于环境条件和技术人员的主观因素等原因往往影响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常规分子标记一般难以准确鉴定芽变单株[9, 10, 11]。基于逆转座子的分子标记技术可能对变异微小的单株鉴别更为有效[2, 12, 13]。因此亲缘关系，本研究对来自北京市房山区‘磨盘柿’产区的系列变异单株进行IRAP分析，以期为明晰其变异性质提供科学依据。

表1 本研究所用20份试材

Table 1 List of 20 Diospyros spp. used in this study

 

编号

Code

基因型

Genotype

学名

Scientific name

来源地

Origin

样品采集地

Collection location

备注

Note

1

BZDMP

Diospyros kaki Thunb.

China

a

‘磨盘柿’标准品

Standard Damopan

2

DMP2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3

DMP3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4

DMP4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5

DMP5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6

DMP6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7

DMP7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8

DMP8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9

DMP9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10

DMP10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11

DMP11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12

DMP12

D. kaki Thunb.

China

b

‘磨盘柿’芽变

Mutation from Damopan

13

罗田甜柿

Luotian-tianshi

D. kaki Thunb.

China

a

 

 

14

富有

Fuyuu

D. kaki Thunb.

Japan

a

 

 

15

松本早生

Matsumoto-wase

D. kaki Thunb.

Japan

a

‘富有’芽变

Bud sport from Fuyuu

16

上西早生

Uenishi-wase

D. kaki Thunb.

Japan

a

‘松本早生’芽变

Bud sport from Matsumoto-wase

17

次郎

Jirou

D. kaki Thunb.

Japan

a

 

 

18

前川次郎

Maekawa-Jirou

D. kaki Thunb.

Japan

a

‘次郎’芽变

Bud sport from Jirou

19

阳丰

Youhou

D. kaki Thunb.

Japan

a

‘富有’ב次郎’

Offspring of Fuyuu×Jirou

20

君迁子

Date plum

D. lotus L.

China

a

第5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关键词]遗传算法 二进制编码 适应度函数

1 算法理论

遗传算法的基本运算过程如下：

（1）初始化：设置进化代数计数器t=0，设置最大进化代数T，随机生成M个个体作为初始群体P（0）。（2）个体评价：计算群体P（t）中各个个体的适应度。（3）选择运算：将选择算子作用于群体。选择的目的是把优化的个体直接遗传到下一代或通过配对交叉产生新的个体再遗传到下一代。选择操作是建立在群体中个体的适应度评估基础上的。（4）交叉运算：将交叉算子作用于群体。遗传算法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交叉算子。（5）变异运算：将变异算子作用于群体。即是对群体中的个体串的某些基因座上的基因值作变动。群体P（t）经过选择、交叉、变异运算之后得到下一代群体P（t+1）。（6）终止条件判断：若t=T，则以进化过程中所得到的具有最大适应度个体作为最优解输出，终止计算。

1.1 编码以及初始种群的产生

遗传算法不能直接处理问题空间的参数，必须把它们转换成遗传空间的由基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染色体或个体。这一转换操作就叫做编码，也可以称作（问题的）表示（representation）。二进制编码是目前遗传算法中最常用的编码方法，即由二进制字符集{0，1}产生通常的0，1字符串来表示问题空间的候选解。它具有以下特点：（1）简单易行；（2）符合最小字符集编码原则；（3）便于用模式定理进行分析。本文中，编码采用二进制编码，初始种群采用矩阵的形式，每一行表示一个染色体，每一个染色体由若干个基因位组成。关于染色体的长度（即基因位的个数）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根据要求极值的函数的情况，本文的染色体长度为6，前5个二进制构成该染色体的值（十进制），第6个表示该染色体的适应度值。长度越长，表示解空间搜索范围越大。文后的C代码中函数x即为转换函数。

初始种群结构如下图所示：

该初始种群共有4个染色体，第一列表示各个染色体的编号，第2列表示该染色体值的正负号，0表示正，1表示负。第3列到第7列为二进制编码，第8列表示各个染色体的适应度值。第2列到第7列的0-1值都是随机产生的。

1.2 适应度函数的设计

遗传算法的适应度函数也叫评价函数，是用来判断群体中的个体的优劣程度的指标，它是根据所求问题的目标函数来进行评估的。由于遗传算法在进化搜索中基本不利用外部信息，因此适应度函数的设计要尽量简单且主要满足以下条件：（1）单值、连续、非负、最大化；（2） 合理、一致性；（3）计算量小；（4）通用性强。一般情况下，染色体（也叫个体，或一个解）的适应度函数为目标函数的线性组合。本文直接以目标函数作为适应度函数：f（x）=-x2+5，即每个染色体的适应度值就是它的目标函数值。

1.3 选择算子

初始种群产生后，要从种群中选出若干个体进行交叉、变异，那么如何选择这些个体呢？选择方法就叫做选择算子。一般有赌选择法、锦标赛选择法、排序法等。本文采用排序法来选择，即每次选择都选出适应度最高的两个个体。那么执行一次选择操作后，得到的新种群的一部分为下图所示：

1.4 交叉算子

那么接下来就要对新种群中选出的两个个体进行交叉操作，所谓交叉是指把两个父代个体的部分结构加以替换重组而生成新个体的操作。交叉算子根据交叉率将种群中的两个个体随机地交换某些基因，能够产生新的基因组合，期望将有益基因组合在一起。一般的交叉方法有单点交叉、两点交叉、多点交叉、均匀交叉、融合交叉。方法不同，效果不同。本文采用最简单的单点交叉。交叉点随机产生。但是交叉操作要在一定的概率下进行，这个概率称为交叉率，一般设置为0.5到0.95之间。交叉后产生的新个体组成的新种群如下：

注：黑体字表示子代染色体继承母代个体的基因情况。

1.5 变异

变异就是对染色体的结构进行变异，使其改变原来的结构（值也就改变），达到突变进化的目的。变异操作也要遵从一定的概率来进行，一般设置为0到0.5之间。本文的变异方法直接采取基因位反转变异法，即0变为1，1变为0。要进行变异的基因位的选取也是随机的。

1.6 终止规则

一般常用的终止规则有：若干代后终止，得到的解达到一定目标后终止，计算时间达到一定限度后终止等方法。本文采用迭代数来限制。

2 结论

对于人们构造出的各种各样复杂形式的测试函数：连续函数和离散函数、凸函数和凹函数、低维函数和高维函数、单峰函数和多峰函数等，遗传算法可以方便的得到较好的结果。然而遗传算法通常的效率比其他传统的优化方法低，而且容易过早收敛，另外，遗传算法对算法的精度、可行度、计算复杂性等方面，还没有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第6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关乎文化认同心理的构建。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的背景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成为执政党必须应对的重大的问题。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充分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并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加强文化建设工作势在必行。历史文化名城中一片片历史街区、一条条古老街巷、一座座传统建筑，就像一部部史书，一卷卷档案，贮存着城市的文化信息，见证着城市的历史足迹。因此，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不仅可以在物化的层面立体地展示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增强构成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修复民族集体记忆，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的苏醒，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

意义深远，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经有119座城市（截至2012年3月15日）获得此项认定，从数量上看是蔚为大观，但是经过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之后，能够实至名归仍旧保存丰富珍贵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不在多数，绝大部分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风貌已经荡然无存。从理论意义上来讲，不断地试错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但是落实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试错显现出的沉重代价往往难以支付，“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之后造成的损耗和创伤几乎无法弥补。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有资格完整以“历史城镇”入选的中国古城，仅有平遥和丽江，在完整保护好的平遥和丽江之外，还有大量历史文化名城仅仅保存着部分历史遗存，且这些历史遗存又参差夹杂在现代化建筑之间。从表象上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矛盾重重，事实上，这样的矛盾是人为捆绑在一起的，实践证明，松绑之后，两者之间可以实现互利双赢的平衡。而怎样处理新城与老城的关系，怎样避免建设性破坏，怎样判别“真实性”原则，这些问题的提出，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实践者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由此也正是本文探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走向问题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走向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对物质构成的保护和对文化构成的保护两方面。从物质构成来看，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首先应该包括古城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墙便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定式，《吴越春秋》一书中，便有“筑城以为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城郭之制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特征。鉴于中国古代城市多以政治职能为主，宫殿、衙署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在平遥古城内，县衙仍旧完整坐落于城市西南部，坐北朝南。钟楼鼓楼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来讲也同样不可或缺，暮鼓晨钟，除起到定点报时作用外，还通常作为整座城市地标性的建筑。坛庙、祠堂、文庙武庙、宗教建筑，也是一座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具备的功能性建筑。

文化构成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和灵魂。孟福德先生认为：“城市是地理的织网的工艺品，是经济的组织制度的过程，是社会行为的剧场，集中统一体的美的象征。一方面，它是一般家庭的及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行为和表现人类高度文化的戏剧舞台。城市与培育艺术的同时，本身就是艺术，与建造剧场的同时，本身就是剧场。” 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实践中，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举足轻重。薪火相传的文化火种如何完成代际传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存独立的生存空间，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必须面对的另一个考验。毕竟，城市并非简单的人工建筑物堆砌，也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概念，一座城市的人们共同分享着同样的风俗习惯、民间技艺、故事传说，也分享着同样的价值和想象，这是重要的无形财富和遗产。

必须明晰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城墙、衙署、祠堂、佛寺、风俗、技艺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要素。根据希腊规划家道撒迪亚斯（C.A.Doxiadias）的分析，“为了获得一个平衡的人类世界，我们必须用一个系统地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避免仅仅考虑某几种特定元素或是某个特殊项目的片面观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亦须如此。在将整座古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保护的前提下，该问题将自动裂变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如何理顺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是如何理顺历史文化名城在自身传统内完成有机更新。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国内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经验，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提出六个基本走向：

（一）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

旧城改造是破坏历史文化名城最锐利的武器。旧城区是整座城市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是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范畴，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人员密度等原因，旧城往往又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争夺的黄金地段。在市场经济时代，衰落的文化古城远远不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对手，伴随着“隆隆”的推土机声，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建设性破坏正是在“名城保护”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打着旧城改造的幌子，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从旧城改造到古城保护，不仅仅是称谓上的改变，更是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意识的苏醒。基于对“改造”带来的恶果深刻反思之后，古城的价值和意义得到重新的认识，作为地理概念的“旧城”被具有文化关怀的“古城”替代，“旧城”的功能将不再是为新城发展让出地理空间，而是为新城发展提供历史底蕴和文化滋养，“旧城”也不再是人们要迅速销毁和抛弃的存在，而是成为人们引以为豪的见证。蕴藏在历史中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认同感，将会产生极大的动力和吸引力。

从近年来古都大同由“旧城改造”改为“古城保护”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转变带来的效果和影响。2008年，大同废止了“旧城改造”的提法，代之以古城保护的先进理念。政府通告，勒令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旧城改造项目全部停工，60多个开发改造项目被紧急叫停，古城保护工程全面启动。所谓保护，就是坚持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一切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纲。大同首批启动的保护项目有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寺、法华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帝君庙、代王府、城墙等建筑群体，对这些建筑群保护范围内的破坏性建设全部拆除，一点一滴地扩大和保护城市记忆的特征。经由四年的努力，古城居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逐渐苏醒，修复后的建筑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方式，续接了整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古城的整体文化氛围，也得以重新的凝聚和升华。

（二）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若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不可避免将会割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一处处文化遗产也将沦为“文化孤岛”。城市和人一样，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了生命，越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其文化积淀越是深厚，生命体系越是完整。正如生命体的发展离不开母体遗传信息的传递一样，文化名城的延续也离不开它生存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氛围。建筑是人创造的，人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渗透到建筑中去，建筑承载了灵魂的重量，其经历和沉淀历史的年代越久远，建筑的历史纵深感越强烈。因此，名城保护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一个拥有完整历史风貌的城市，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

可惜的是，并非从一开始人们就能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相关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中针对历史环境整体保护的法则，也是处于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之中。即便在以提纲挈领著称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里，关于城市整体保护，也仅仅模糊地提到“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 ，直到41年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公布的《西安宣言》，才直接将“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定为主题，真正认识到环境对遗产、遗址和地区重要性的贡献。《西安宣言》明确指出，“遗产建筑、遗址和地区的环境，界定为直接的和扩展的环境，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或贡献者）” ，“有关遗产建筑、遗址和地区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准则，应规定在其周围设立保护区域或缓冲地带，以反映和保护其环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全世界第一座整座城市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城市。在布拉格，遵循整体保护的理念，整座城市有着极为严格的“天际线”规则，即老城内的新建大楼必须控制高度，以此保证那些历史悠久的塔尖永远展现在城市的最上空。而城市的新增建筑，也必须与整座城市风格相符。反观当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罕见能有将整座古城视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保护的整体观和大局观，多是将历史遗迹简单围挡与逼仄狭小的空间内，供游客参观，至于古建筑周边氛围营造，则完全无暇顾及。摩天高楼十面埋伏，咄咄逼人，历史遗迹形单影只，苟延残喘，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善待，甚至连起码的生存都成问题。因此，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层次、第一标准、第一境界、第一规范应当是整体保护，包括文化遗产的文态、生态环境，都应得到全面妥善的安排和维护。

（三）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致使在求保护还是求发展的问题上人们形成激烈的对峙。矛盾的凸显是片面强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鸿沟之后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上在抛弃简单片面的二元对立模式之后我们可以寻找到更为稳妥圆融的解决路径。在以往处理此类问题上是教训多于经验，一面是为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另一面是为发展划定建控地带，二者之间寸土必争的博弈之后，企图获得一个可被双方满意和接受的限度。正是在对峙和斗争之中，现代建筑极尽气力以大体量取胜，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被肢解，厚重的历史文化气场被击碎，现代建筑亦得不到相应环境和氛围的帮衬，突兀并且扎眼地横亘于拥挤的空间内。

历史文化名城中古城区的面积通常并不广阔。根据数据显示：平遥古城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丽江古城面积约3.8平方公里，阆中古城面积约1.78平方公里，大同古城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对传统的保护和对现代城市化的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早在5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可惜“梁陈方案”并没有在北京得到实施，导致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憾。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应当在城市发展中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因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现代建筑的足迹。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很容易把城市规划者引入歧途。作为一个消逝的时代留下的真实的凭证和纪念，历史传统建筑遗存珍贵稀缺并且不可复制再生，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正是由于受此源源不竭的灌溉和滋养。蛮横地将今天的记忆塞进狭小的古城，直至完全将古城挤压碎裂，周而复始重新建设，这种淡漠历史记忆随时准备推倒重来的狭隘视野，往前追究是数典忘祖，往后追究是愧对子孙。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空间尺度是处理古城保护必须具备的眼界和胸怀，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古城是纯粹的古城，新区是纯粹的新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古、一个新，两者产生强烈的对比，对比形成强烈的冲突，冲突产生强大的文化张力，张力形成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将会给予参观者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空间。

在埃及开罗的名城保护过程中，已经蕴含着两全其美路径。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开罗，一个是中世纪的开罗，风格古典，位于市中心的狭长地带，一个是现代化的开罗，摩登时尚，位于尼罗河沿岸。在古都大同，类似的实践是以御河为分界，2008年初，大同开始采用“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梁思成先生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大同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大同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严格意义上遵循“梁陈方案”保护古城的城市。

（四）从文化造假走向修旧如旧

时近60余年，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正确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应当看到，在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建筑多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建筑则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一旦残破不堪便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建筑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建筑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绵延连续的空间背景，完全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故宫群体、晋商大院、平遥古城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大规模的修复工程难免触动禁止复建的底线，影响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蒙受“文化造假”的责难。事实上中国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在范仲淹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中，记载的就是庆历四年春（1044年）对岳阳楼重修的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现存之岳阳楼为清代重新修复之后的建筑，如果没有及时的修复工作，贮存在岳阳楼中一千多年的历史信息就会消失。

罗哲文先生曾经提出，现存的古建筑90%以上都是经过维修加固，或重大修缮，或重修复建的。如果没有历代的修缮、复建，就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可不可以进行修复，而在于将“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区分开来。不能把文物“修旧如旧”正宗传统方法，不加辨析，笼而统之斥为“文化造假”。

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四个基本方法：一是考证充分。在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收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的依据和隐藏在历史中传承的信息，坚持设计和开工必须在充分的历史依据和专家论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二是遗产本位。文化遗产修缮和复建必须严格遵循遗产所属朝代的营造法式，不能张冠李戴。三是“四原”保存。在历史建筑的修缮、重修、复建工程中，务必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原来的建筑结构、原来的建筑材料、原来的工艺技术。“四原”是鉴别文化造假与修旧如旧的试金石，“四原”中又以原来的建筑材料为核心。中国有史以来的传统建筑大都为砖木构架，砖木结构的原材料和传统做法即为修旧如旧，钢筋水泥的材料和现代制造即为文化造假。四是浑然一体。基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和审美要求，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异于《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中“可识别性原则”的“修旧如旧”，梁思成先生提出：“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 ，“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桐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根据梁思成先生的分析，修补部分最好要与原貌相协调，新旧浑然一体。中国的古城修复必须遵循这个贯穿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修复的规则，坚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持中国传统建筑整体性的完美，真实地传承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

（五）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

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正确认识，是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的基础。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破旧立新”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种观点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立刻根除。这种观点认为：低矮破旧的、苟延残喘的老院落，饱经沧桑、满脸褶皱的老房屋，功能缺失、狭窄弯曲的老巷陌，都是城市文明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沉重的历史包袱，与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格格不入，花钱保护的成本又极其昂贵，需要支付的代价也十分巨大，整个保护工作实在是得不偿失。在利益的比较与权衡中，规划者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挥起了屠刀，希望能在一个毫无阻碍的空间中，雄心勃勃地开始伟大崭新的规划和梦想。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无力续接传统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无力思考如何在遵循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完成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种观点甚至缺乏对历史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尊重和善意。任何试图抹去历史印记重新设计的野心都应让位于绵延厚重的历史传统，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馈赠，但更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礼物。

另一种认识的误区存在于：在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的丰厚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科学价值等多重价值之后，决心尊重和善待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其于博物馆中“藏于深闺”或者就地慎重修复保存而后不管不顾。如果文化遗产因其珍贵性被束之高阁，与城市公众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和互动，那么这一类的收藏和传承与封建王朝中王孙贵人收藏传家古董的癖好并无不同。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给予整座城市、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财富，子孙后代可以并且应该从它身上不断汲取更多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和文明的情愫，借此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者和政府应当在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源的转换中做出积极的引导和努力，而并非走向两个极端。文化遗产可以并且应该得到合理的利用，可持续性的使用是其保存的最好方式。世界上不乏以文化遗产转化文化资源而成功的城市，例如日本的京都、奈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是依靠着珍贵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旅游名城。大同也在名城古都的保护中，孕育着一个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战略，“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 四位一体。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经由这样的良性循环，历史文化名城才能在自身传统中完成有机更新，持续不断地发展，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

（六）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每一座城市应该明确它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能够在与外部的对照和比较中，认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体验，应该能够给当地居民强烈的身份归属感。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几乎将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迅速卷入同样的模式和面貌中，导致了严重的“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城市化进程陷入如此境地，已经并非经济发展所能治愈和解决的问题，剥开城市特色消失的表象，藏匿其中的是文化多样性受到的威胁，因此还应从文化上寻找解决的路径。

城市学家杰布·布鲁格曼认为，“文化是城市战略中最微妙的一个方面” 。这样的论点不难推理，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文化特色既是城市景观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又是构成城市形象的关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多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这是城市中高贵的价值所在。从古老城墙、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到壁画造像、民居街巷，从传统技能、风俗习惯到民间工艺、戏剧表演，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夜以继日地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和变迁，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城市中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特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诚哉斯言，文化擦亮城市面孔，特色打造城市品牌，思想决定城市战略，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将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真正的魅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保护的程度取决于视野的高度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城市面对的状况千差万别，即便是对于同一座城市来讲，也是有千头万绪的问题和挑战。是重新织补被现代建筑切碎的城市肌理以强化城市的独特价值，还是抽象地提取传统建筑符号融入新增建筑中以求得整体风格的一致，是通过材料与色彩的延续来显示城市的风格还是通过材料与色彩的对比，什么样的设计是“合理的、巧妙的设计使之既满足现代化生活需要，又能延续历史特色”，在本文探讨的六个基本走向之下，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操作，还存在于价值层面的判断，这些问题被学界反复地探讨和梳理，力图寻找一个完美解决方案。

即便在全世界第一座以整座城市被认定为世界遗产城市的布拉格，也曾经出现过如下的报道：“总理周二在一次登山之后在小吃店喝啤酒时曾经表示，捷克可以自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事情的起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布拉格潘格拉茨城区高楼大厦的建筑计划，敦促捷克政府考虑该计划对布拉格造成的后果。捷克政府新闻部门迅速否定了总理曾有过要退出的说法，捷克新闻社的评论说，“只有那些热衷于摩天大厦的设计师和房地产商有时的确会把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视为自己的绊脚石，但却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敢于发表类似的意见。”

虚惊一场，但是却绝非空穴来风，这一事件引申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各方立场，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要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来看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把这个基本的问题梳理清楚，我们才能进一步计算出愿意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和精力。

第7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一、项目概述

（一）缘起

陕西省境内的唐代十八座帝陵，坐落于渭河以北的北山山系南沿的山腰塬地，东西绵亘300余公里，是唐文化杰出的成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留存至今的集中典范。虽屡遭劫难，但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些旧时的风貌。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勘察、试掘、发掘和保护等工作，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就目前陕西省帝陵遗址的保存现状来看，人们只能通过对遗址上遗存物，遥想历史的辉煌，不能直观地了解到古时陵区建成时的基本规制、规模以及建筑群等。“项目型课程”是影视动画系课程组（知识型课程、技术型课程、课题型课程、项目型课程）中的一类，它利用影视动画各专业与社会联系紧、活动广、层面深、委托多等特点，结合教学规律与学生专业进展，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与教学意义的项目，带入课程教学，设计一些主题鲜明、有针对性、目标明确的课程内容。能促进学生以具体的实践项目为目标，提高自身分析问题、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本课程项目就是尽最大可能将帝陵――传统的象征之物，用影像实践的方式进行当代的艺术呈现，并实现部分虚拟再现。培养学生关心传统、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综合能力。本项目也是美术院校探索课程教学改革的试点项目。

（二）工作目标

本项目型课程以唐帝王陵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现代数字影像手段，遵循田野调查的手段，拍摄并整理地上所有遗存物的影像资料，以艺术创作的心态，去深入遗址及周边的现场，利用学生专业能力，在规定任务范围内完成具有创造水平的艺术性训练。使项目融于课程，教学带动研究，成果支撑项目。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社会调研和田野考古的能力，引导对传统文化深切关注，并以此培养其艺术创作的创新意识。

本次考察对象主要是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蒲城、富平、三原、泾阳、礼泉、乾县六县的十八座唐帝王陵，分别是献陵（高祖）、昭陵（太宗）、乾陵（高宗、则天大帝）、定陵（中宗）、桥陵（睿宗）、泰陵（玄宗）、建陵（肃宗）、元陵（代宗）、崇陵（熹宗）、丰陵（顺宗）、景陵（宪宗）、光陵（穆宗）、庄陵（敬宗）、章陵（文宗）、端陵（武宗）、贞陵（宣宗）、简陵（懿宗）、靖陵（僖宗）。

（三）基本思路

项目按照“策划―考察―收集―整理―研究―展示”流程展开， 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唐十八座帝陵遗址，深入地调研遗址及周边的生活生产。结合专家意见，合理设置适于项目需求的教学方案和研究重点，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任务并展开教学。同时，强调学习过程就是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就是工作过程，工作过程就是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复锤炼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四）项目研究与实践活动

项目组自2009年成立起，考古专家张建林多次前往陵区，认真研究陵区现状，尤其对近年来乾陵、崇陵、建陵遗址区的考古现场进行探访，布置了工作计划与目标。2009年10月、2010年4月和10月、2011年4月四个考察时间段，影视专业、摄影专业的2007、2008、2009级6个班，以及动画专业2008、2009级4个班，对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六县的唐帝陵，进行了14次深入考察，从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两方面，对现在地上所有石刻、碑表、建筑遗址、地貌等进行了详尽的、专业性的拍摄与绘制，并细加整理。每次考察前，系里根据不同专业的班级与年级，按照整体的工作进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安排，对考察对象进行大量的学术准备。每个专业班级按照对象任务进行分工，成立一个个行动小组，对整体项目中完成的任务各有侧重。

摄影专业3个班，按照分工分为六批次，对唐帝陵进行地毯式的考察。对陵墓遗址周边的村落的人文与生产生活进行详细的调研，拍摄近2000G、万余幅照片。影视专业3个班，分为四批次，对乾陵、崇陵、桥陵与建陵的地面遗存进行拍摄，为纪录片制作与动画模拟生成提供基本素材，拍摄500G800余分钟的素材。动画专业4个班，分四批次对乾陵、崇陵、桥陵进行考察，完成大量的写生。相关成果在教学汇报展和2012届的毕业创作展中均有所展示，影视专业有两组学生选择将唐陵作为其创作的题材，本项目组与系里也将给予学术与技术支持。

开展田野调研和影像实践的思路，是以“地理”与“图像”为两大构成部分。其中，“地理”部分以历史、人文为主，“图像”部分是学生根据田野调研而创作的影像作品。

第一大部分――“地理”，分为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部分。

1.历史地理完成的内容

（1）帝王陵形制。包括唐十八座帝王陵墓的整体概况、形制、布局、风水、地形特征等，分类比较了“因山为陵”与“覆土为陵”的陵园分布结构，绘制考察线路。同时，对唐帝陵的每一座陵墓都进行单独绘制，对现有遗存物按照现布局顺列进行图像呈现，并选择乾陵、崇陵、建陵等初唐、中唐、晚唐的代表陵制，展开动画虚拟展示，并以青山绿水作为动画美术的基本风格，还原陵区的地面建筑。

（2）石刻艺术。图文并茂地对田野采集的图像资料进行归纳，绘制南门石刻总图以及部分北门、东门、西门等石刻，对有代表性的唐陵石刻进行位置复原和特点展现，尤其对石刻遗存现状较好、艺术水准高的乾陵、桥陵、崇陵、泰陵、贞陵做重点分析。汇总比较了石狮、翼马、鸵鸟、翁仲、华表、仗马等，结合现场测量和考古数据，通过其特征、佩饰、体量等分析早、盛、中、晚唐的特征变化。尤其石刻的体量，从初唐到盛唐，逐渐变大变壮，手法更加丰富，中唐之后，体量逐渐缩小，工艺也变得粗糙起来，数量也逐渐变少，这种变化清晰地对应着唐代的国势沉浮。

2.人文地理方面，以“人与经济”为主题，对遗址周边乡村进行调研，完成大量的调研考察表，收集生活、生产、家庭构成的情况，以及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等。一共完成600余份调查表，采编了现场访谈等影像资料，并完成一批拍摄笔记。

（1）“人”的主题。涵盖遗址留守者、遗址保护者、遗址闯入者等；

（2）“经济”的主题。涵盖唐陵周边生态环境与经济状况，包括唐陵周边传统农业发展现状、遗址区周边破坏性的工业，尤其是丰陵、光陵、泰陵、崇陵附近的采石场，有些已经侵入到大遗址保护区的内部，的山体、被切断的山梁，现场使人触目惊心，对陵区原有自然山体形制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毁坏。同时，还调研了唐陵附近新农村建设，主要考察了袁家村，这是一座以“农家乐”和新民俗生产结合，以旅游来支撑产业发展的乡村建设模式。

第二大部分――“图像”，主要是学生考察期间创作的影像作品，其中2008级摄影专业拍摄的《家庭》系列，以家庭为单元，关注周边村落的人员流失与固守的现状，每位学生都创作了一批作品。我们举办的教学汇报《“地理与图像”――唐十八帝陵影像展》涵盖了影视、图片、动画3个专业的考察成果，按照以上“地理与图像”两个大框架，通过图文展板、摄影作品和录像短片等形式，集中展示了田野考察和影像实践的成果。艺术影像作品与田野考察素材的并置，形成一个既有扎实学术基础，又有创造力、对传统的再认知的场域。展览由项目组规划，由学生担当执行工作，这锻炼了他们的组织、策划和执行能力。

通过田野考察，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其去质疑、调查、分析、研究、总结，使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指导下的，既有共同目标又兼顾个性眼光的发现、解决问题过程，使教学和研究相互促进。在本阶段的研究和实践中，还注重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将前期采集的信息进行集成，着手建立唐帝陵影像数据库，树立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图像呈现的实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与创作奠定基础。

二、对项目实践的思考

本次项目实践，不仅留存了2009至2011年这个历史阶段唐帝陵的最完整的田野调查与影像资料，而且积累了一批摄影、影视、动画等专业的一手教学文件（大纲、讲义、计划）、教学笔记、考察报告等，对于今后开展此类课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期间，邀请了考古专家张建林举办《唐代帝王陵考古》讲座，多媒体艺术家赵小涛举办《解读动画电影〈迷雾〉》《〈萨迦〉动画电影的制作》等讲座，大大丰富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与艺术想象。以帝王陵为重点的传统文化考察课程，已经作为影视动画系本科教学环节的必修课程进入到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得以完善。学生通过参与项目，对本地域以汉唐文化传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粹有了深刻的认识，引入跨学科的多媒体手段，通过数字化的艺术表现来呈现当代、遥想并复原历史，使得学生建立一种与历史对话并进行艺术再创作的文化意识，为今后自身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并且提高了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能力。通过田野考察，引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帝陵的考察中，考古与保护、传统与当代、遗址地保护与区域发展、工业与新农村、留守老人与儿童等社会问题，都引起了学生的重视，考察过程成为富有个性、饱含人文关怀的过程。学生独立的精神，不断被激发出的创造力，催生了一大批感人的艺术作品。由普通的课堂技术训练，转为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磨砺的过程，这对于数字艺术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于课程改革的启发

本研究选择重大历史文化为课题，探索教学实践与重大文化课题的结合，以重大的社会、文化主题为教学实践，对推进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发挥新兴专业的优势，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选择一些具有鲜明社会意义与传承文化责任的项目进入教学，具有独创的教学价值，是一次积极的尝试。陕西省作为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地区，天然地具备了艺术创作的优势。学院“借古开今”的院训，将“辉煌的周秦汉唐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学院的“四大传统”之首，本次选题立项，就是引导此方面的创新，树立了利用传统资源开展艺术再创作的文化意识。艺术创造，往往是创新的文化意识与传统对话的过程。影视动画等新兴专业，从个人的创造意识出发，立足当下、关注历史。王林曾说，“在转换传统中创造传统，在超越时代中揭示时代。”

项目型课程是学院近年来教学改革一个新的生发点，也是影视动画系的课程改革重点。充分发挥影视动画系在教改中的探索、示范、辐射作用，形成项目融入课程、教学带动研究、成果支撑项目的良性循环的局面，拓展专业美术学院教学改革的新路子。这也是践行影视动画系“创新为先、贯通内外、浸透人文”教学理念的一次积极尝试，同时，实践意味强、主张创造力的教学环节，强调学习过程就是发现、解决问题过程，发现、解决问题过程就是研究过程， 研究过程就是工作过程，工作过程就是学习过程的学习态度，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全方位的锻炼，也为学院的课程改革拓展新路子。

（二）对唐陵田野调研后的反思

通过两年持续的调研，我们也不断呼吁对以唐陵遗址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遗迹进行切实关注。唐陵遗址作为陕西文化遗产的代表，经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遗址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只有旅游开发才能促进保护与管理。目前，只有乾陵和桥陵有较为完整的保护区，其他多数还处于开放式的状态。传统农业及其依赖的乡土社会不可挽回地凋敝着，破坏性工业蚕食着大片遗址保护区，造成陵区地貌的重大变化，不计后果地毁坏生态环境，牺牲的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应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项目建立了一种持续对遗址的监控机制，留存每个时间段的历史影像，我们坚信，予以关注就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文化艺术创作中，我们也深深认识到，那些“对传统的创新”等口号，任重道远。但那些具象的生活，给人以无限的温暖，永远成为艺术创新的源泉，而且，传统应在艺术家个人切肤的记忆中才能被激活，在转换传统中创造传统。

影视动画系根据专家意见，总结项目实践中已取得的成果，将“汉唐帝陵考察”设为固定的课程，一方面不断关注历史遗存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长期的教学内容，也是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必须学习的课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要了解不同工作环节的专业知识、技术指标、专业规程，这给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发挥拓展能力的空间。美术学院学生缺乏考古知识以及相关学术训练，但艺术创作是他们的长项，用艺术与考古结合的方式去扬长补短，持续关注历史遗存的变化。同时，多方聘请专家学者，为学生开设讲座与课程，丰富学生对陕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关注与考古相关知识的认识。

第8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1984年,法国建筑师夏邦杰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他形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像鲜花盛开一样”,虽然不发达,却充满活力。从此,这位法国人爱上了这个经济正在腾飞的国家,他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到访中国各地。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出身艺术家、同时也是商人的夏邦杰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于是,他索性每个月都到中国停留一个星期,将夏邦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的业务拓展到中国各大城市。

如今,夏邦杰已成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法国建筑师代表。他的合伙人兼设计总监安东尼(Antonio Frausto)也加入到中国建筑变革的巨大浪潮中。因继承和延续了夏邦杰建筑思想的精髓,安东尼对二十一世纪城市的遗产保护和建筑发展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二十几年前初到中国的夏邦杰一样,安东尼惊讶于中国既拥有灿烂的古老文化,同时又具有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

城市记忆的纽带

热道:夏邦杰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世界各地的城市遗产保护,您眼中的城市遗产是怎样的概念?城市遗产保护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和您的团队在具体的项目操作中,遵循怎样的思路?

安东尼:所谓遗产首先是跟一个地区地域里所有的文化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地区的遗产都是这个地区的代表,是每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追求的一种载体。与此同时,遗产的保护在一座城市的任何发展阶段都不应成为城市的包袱。任何地区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遗产政策的制定都不应该是死板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应体现出灵活性,有一定的尺度。

当我们到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地区参观的时候,所有的遗产都会告诉我们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当一个地区的遗产保存完好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到这个地区的历史,跟今天新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产生对比,才能让人知道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过去,今天,以及未来将会往哪里走。所以,遗产是联系一座城市记忆的纽带。我们在成都非常欣喜地看到了诸如宽窄巷子这样的项目,它们重新激活了那些原本古旧的文物遗产,让后者有现代生命力,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除了宽窄巷子这样的名宅遗产,城市里还有很多工业遗产,比如我们在上海正在做一个国棉厂的改造项目,纺织集团想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国际时尚中心,以后上海的时装周都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再生产纺织布料了,但我们将工厂原址重新设计规划,而建成后的新项目又体现的是上海的现代产业――时装业,这样的改造项目实现了产业转变,同时依然体现了这个地方文化命脉的延续。

热道:欧洲人如何看待一座城市的遗产?在城市遗产保护方面,欧洲城市有哪些值得学习的经验?

安东尼:在欧洲,因为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所以欧洲人对历史传承对遗产保护如此重视,跟战争曾经带来的毁灭有关。尤其是一座城市被战争摧毁后,人们会特别想要把战争夺去的历史找回来,所以欧洲人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那些被战争毁掉的东西重新建起来。这个话题因此显得特别沉重,欧洲人对历史的东西如此热爱,他们拥有一种集体的怀旧心理。

另一个层面是,虽然整个欧洲在大的文化维度上是一致的,但每个国家因语言、习俗等不同,又有各自的文化特征。每个国家为了体现出和别国的差异性,就必须把各自的历史留住。另外,欧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老城区,住到了郊外。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又发现,市中心被忽略了。于是人们又开始重新集中到市中心,市中心密度重新加大,需要对市中心原有的建筑设施进行改造,让其重新适应现代社会的运转功能。

中国人的神奇双手

热道:夏邦杰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少数几个不同建筑风格可以共存的国家。您如何看待这句话?对比欧洲,中国城市及其建筑业的发展态势有着怎样的特征?

安东尼:首先我完全同意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确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地方。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度,同时中国人又在不停地追逐新事物,这种追求永远不会停止,因为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永远不会满足。在中国,不但有不同风格的建筑存在,而且有不同尺度的建筑共存。而且很多城市,不同区域的密集度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的生活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段,生活节奏很快,但稍微往外走,就会发现一些非常安静、闲适的地方。

在欧洲,很多设计师都会抱怨,政策制定者对于新建筑理念不够开放,不够开明,总是延续过去。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很多人都说像博物馆一样,一切都已经完美无瑕,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再加进去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因为每一件东西都是珍品。所以设计师会感觉到无事可做。而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设计师想做一件事情,立马就可以实现。这个速度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一座城市变样,在欧洲,则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小小的变化。

热道:我们知道,美国是融合文化最成功的代表,目前,文化融合的趋势已经深入到建筑领域,在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方面,中国元素和西方元素如何才能完美结合而显得不突兀?

安东尼:美国这个国家原来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历史非常短暂的国家,在殖民者入侵后,印第安土著逐渐被边缘化,因此,它的国家文化是完全建立在融合的基础上的。到后来,人们开始共同去寻找一种构建新生活的价值观,于是有了民主、自由、奋进等等,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所以,美国的建筑文化自然也体现了这样的融合理念。

具体到建筑行业,要做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建筑,就要让人感受到既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又要是一座绝对现代的建筑。同时又要能够吸引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要是一座世界性的建筑。因此,首先要深刻感知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并不是说一座房子的外在形质是中国风的,它就会受到认可。

热道:作为一名对中国建筑颇有研究的建筑师,您眼中的中国建筑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建筑令你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

安东尼: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国建筑一些最基本的特征,比如尺度、外观和设计理念都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许多中国建筑的外观看上去都很威严,而里面往往是另一个世界。当人们来到一座中国建筑的大门口时,很难想象建筑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进去后,才会发现是另外一个天地。这是我发现的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

中国建筑的这种特征,其中有很多奥秘,包含了很高的技术含量。中国的传统技工拥有很独特的技能,往往能在修房子的时候想到一些很奇妙的解决方案。建筑设计要与工匠的技能联系在一起,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在修建的过程中,会不停的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要不断地想出一些方案来解决它。这些方案不仅要实用,还必须要有创造性,要足够美观。

中国人可以用他们的双手创作出许多东西,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手工业只能做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其它大部分东西都要用机器才能做出来,因为欧洲人觉得手工做的东西都是不坚固的,是容易坏掉的。但是中国人可以用双手做出那些看上去非常坚固的建筑雕塑,这就是中国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建一座可以将中国人手工价值最大化的建筑。

历史与当下无缝连接

热道:以旧变新是城市遗产保护的核心命题,对比中国和西方,如何在不改变古老建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达到创新的效果?

安东尼:要更新一个旧的建筑,首先要对其非常了解,它用的什么材质,使用的什么系统,手工方面是如何完成的,等等。我们通常发现,在古建筑里,会使用一些天然的材料,这些天然的材料在西方被认为是贵族化的东西。在欧洲,通常是用大的石材,在中国,通常是用木材。在更新的过程中,这些过去的材质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同时要将满足现代化生活舒适度的功能性元素融合进去,比如加入隔热系统、净化系统、更好的卫生条件、音响效果等等。同时,还要在变新的过程中与城市本身进行无缝连接。

热道:成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中国的古建筑与周边建筑看上去很不协调,而国外尤其是欧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成都在古街区改造上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安东尼:虽然我只在成都待了两天,但我感觉成都是一个很亲切的地方,这种亲切感来自于它合理的城市规划布局,虽然这座城市街道很严密,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绿化,让人觉得是一个能够透气的地方。

成都的宽窄巷子,我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一块区域与外面的现代化生活形成一个过渡和延展,让整个城市有一个连续性,而不仅仅是圈一块地,弄一个仿古街区,外面停满了汽车,大家蜂拥而至,到这里来消闲,像迪士尼乐园似的。应该让这里成为城市很自然的一部分。

第9篇：转座子的遗传学效应范文

亚历山大建立了大约20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他的远征在客观上使得古希腊文明得到传播。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成为后来的军事领导者的楷模，全球军校迄今仍在传授他的军事策略。然而，这个大帝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死亡之谜

长期以来，古今学者们对亚历山大的死因争论不休。有史料说，随亚历山大征战波斯的希腊预言家加南鲁斯（于公元前323年在古波斯城市苏萨自焚身亡）曾对亚历山大说：“我们将在巴比伦重逢。”而他说这话时亚历山大还无前往巴比伦的打算。还有史料说，公元前344年2月，亚历山大命令他的军队向巴比伦进发。他的军队在跨越底格里斯河后与迦勒底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沼泽地的民族，曾短暂统治巴比伦）遭遇。后者警告他说：不要进入巴比伦城，否则他将面朝落日。“面朝落日”显然是衰落的征兆。在亚历山大病逝于巴比伦后，人们把他的死亡与这些传言联系了起来，认为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将死在巴比伦的“预言”。当然，这些纯属巧合或人们的牵强附会。

关于亚历山大之死，古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鲁斯记叙说，亚历山大为了祭神，喝下一大碗未经稀释的白酒，之后便发病，并在经历了一阵剧烈的痛苦后死亡。另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记叙略有不同。他说，亚历山大在死前大约14天，连续两天与其部将饮酒作乐，之后便开始发烧。他的病情持续恶化，以致他无法开口说话。在他病情危重时，他身边的士兵被允许列队经过他的病榻，他则向他们缓缓挥手。

现代学者对亚历山大的死因各说不一。有研究将亚历山大之死归咎于酒精性肝硬化和番木鳖碱中毒，但这两种说法被认为缺乏证据。1998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报告说，根据“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很可能死于在古巴比伦很常见的伤寒症或疟疾—— 他在死前一周出现发冷、盗汗、虚脱、高烧症状，严重的腹痛还导致他痛苦喊叫，这些都是传染性疾病如伤寒症或疟疾的典型症状。还有研究认为，亚历山大是在死前两周乘船视察沼泽地洪水防御工程期间感染疟疾的。不过，这些“史料”的真实性都遭到质疑。

除生病之说，亚历山大之死还有多个谋杀版本。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杀人不少（其中包括误杀和错杀），树敌甚多。事实上，在马其顿王朝，谋杀的确也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杀人手段。其中一个版本说，暗杀亚历山大的主谋是被他革职的马其顿总督安提帕特，后者在被亚历山大召到巴比伦受死之前，安排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倒酒师毒杀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恩师亚里士多德可能也参与了这场谋杀。还有一个版本说，亚历山大是被他的同父异母私生兄弟托勒密·索特一世用砒霜毒死的。被怀疑为谋杀亚历山大的凶手的人还有亚历山大的妃嫔、他的将军、他的御用历史学家和顾问，以及王室侍女等。不过，下毒版本的始作俑者是《亚历山大死亡证明》一书，但此书被认为是在大约公元前317年编撰的。

认为亚历山大并非死于谋杀的根据有：亚历山大的健康在多年酗酒和多处受重伤后每况愈下；亚历山大的爱将赫费斯提翁之死加剧了亚历山大的健康恶化；亚历山大过量服用包含藜芦的药物，而大剂量的藜芦是致命的。对暗杀之说的最强有力的反驳是，从亚历山大发病到他死亡之间有12天，如此长效的毒药在当时应该还没有出现。不过，2010年的一项新理论指出，亚历山大的症状与卡里奇霉素中毒相符，而这种由细菌产生的致命毒素存在于亚历山大的饮水来源——斯提克斯河。

有流行病学家提出，亚历山大可能死于西尼罗病毒。但也有流行病学家认为，西尼罗病毒感染人类不可能早于公元8世纪。科学家对亚历山大的死因还提出了其他猜测，包括由酗酒和过度肥腻饮食诱发的急性胰腺炎、急性心内膜炎、血吸虫病、卟啉症和白血病等。有人将亚历山大死前症状输入“全球传染病流行病学网络”，结果在收集到的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流感”获得了最高概率——41.2%。不过，也有科学家指出，亚历山大的症状和发病时间与流感并不吻合，与疟疾、血吸虫病和中毒更不匹配。

亚历山大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埋葬之谜

关于亚历山大之死，还有一个未解之谜，这就是：他死后被葬在了什么地方？有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在死前把自己的一个戒指交给一个名叫佩蒂卡卡斯的将军，并任命其为摄政王，替他管理国家，直到他的王后罗克珊产下他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四世。但是，亚历山大四世很可能只是短暂地继承了王位——他和母亲都被人暗杀。

由于安葬去世国王被视为王室的特权，在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中，拥有亚历山大的遗体被视为权力合法的象征。那么，亚历山大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据信，佩蒂卡卡斯决定把亚历山大的木乃伊送往马其顿的都城埃垓安葬。一份古籍记载说，设计和建造亚历山大的灵车花了两年时间，之后他的遗体被灵车运离巴比伦。至于在这两年中亚历山大的遗体是怎样被保存的，考古学家并不清楚。据1889年的一份史料，亚历山大的遗体当初有可能被浸没在一大罐蜂蜜中。另有史料记载，亚历山大的遗体被放在一口充满蜂蜜的人形金棺里，金棺被放在一只金匣子里，金匣子则与亚历山大的全套盔甲一起放在一辆金马车上。

据说，运送亚历山大遗体的灵车队在叙利亚遭到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私生兄弟、后来的马其顿统治者托勒密·索特一世的军队的袭击。托勒密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名将军，也被怀疑是暗杀亚历山大的主谋。预言家加南鲁斯曾预言说，亚历山大的安葬地将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而托勒密作为当时埃及事实上的控制者，自然希望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葬在埃及。公元前322年年末或公元前321年年初，托勒密下令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转运到埃及，埋葬在孟斐斯（古埃及城市，废墟在今开罗之南），这里因此成为亚历山大的最初埋葬地。这一过程在史料中有详尽记载。

公元前4世纪末期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遗体由托勒密一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从孟斐斯转往亚历山大城隆重安葬。在公元3世纪或4世纪居住于亚历山大城的史学家塔提尔斯称，亚历山大墓位于当时亚历山大城中心的陵墓区。普卢塔克则记述说：“国王（亚历山大）的遗体在棺椁里躺了6天，在此期间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从葬礼转向了如何组成一个政府。当亚历山大的朋友们最终有时间照料他的遗体时，进入安放棺椁的帐篷里的人们看见遗体没有丝毫腐烂迹象，甚至也没有变色。”其他多位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也都提到过这个陵墓区。在这里，亚历山大的遗体被放在一座宏伟建筑内部的一具金棺里。许多考古学家相信，托勒密家族的成员也葬在这里。后来，托勒密四世又把亚历山大的遗体放入亚历山大城的集体陵墓。他还用一具玻璃棺材替换了亚历山大的金棺，目的是用金棺铸造金币。

在埃及艳后克娄帕特拉死后不久，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大帝的外甥、养子、继承人，原名屋大维）造访了亚历山大墓，据说他奉献了鲜花，还在亚历山大的头上放置了一顶金王冠。但他在亲吻亚历山大的鼻子时，不小心将其碰掉。恺撒大帝也造访过亚历山大墓。大约在公元200年，罗马皇帝塞维鲁斯关闭了亚历山大墓，理由是担忧游客太多造成损坏。而有人说他把一些秘籍放进了墓中，他不想他人看到这些秘籍。据史料，最后一次有记录的亚历山大墓的造访者是卡拉卡拉皇帝（塞维鲁斯之子），时间是在公元3世纪。卡拉卡拉自诩是亚历山大的化身。当时他向亚历山大遗体供奉了自己的多件宝物。

在此之后，关于亚历山大墓的记录就变得模糊了。到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墓已经下落不明。虽然后来有学者称看见过这座墓，但却未说明具体地址。根据一种传说，亚历山大的遗体被埋在一座基督教堂的地下墓室里。

根据种种历史文献，包括文献作者自己对亚历山大墓的造访，很多考古学家相信，亚历山大城是亚历山大的最终埋葬地。需要指出的是，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劫掠，加之瘟疫、地震等多种灾难，几被毁灭。例如，公元4世纪的一场强地震导致王宫大面积被毁，其中包括著名的法罗斯灯塔和托勒密宫殿，王室墓地可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阿拉伯征服战之后，亚历山大城失去了重要性。到15世纪，该市人口大量消减，土耳其人几乎终结了这座古城。亚历山大墓逐渐被历史长河所湮没。

陵墓今何在

数百年来，人们对亚历山大墓的寻找从未停止。例如，1737年，一名荷兰船长造访亚历山大城寻找亚历山大墓未果。1768年，英国人布鲁斯寻找亚历山大墓，无功而返。18世纪，意大利人赛斯特里尼为寻找亚历山大墓而造访了亚历山大城，当时有人对他说亚历山大墓在阿特里纳清真寺。1803年，来自俄罗斯的一名高级教士在寻找亚历山大墓未果后说：“虽然直到15世纪还可能知道亚历山大墓的位置，但现在已无从知道了。”事实上，在15世纪以前很久，亚历山大墓的确切地址就已遗失。

有研究认为，早期的埃及导游为了回答游客的询问，编造了亚历山大墓的原址是阿特里纳清真寺之说。不过，这也并非空穴来风。早期游客知道的是，在这座清真寺里有一具表面雕刻着象形文字的花岗岩石棺，石棺后被拿破仑的士兵在1801年撤离埃及时带走了。但英国士兵后来却在埃及的一家医院发现了它，并将它送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那里，经过解读上面的象形文字，石棺被证明是一具法老石棺，最初是装内克塔内布二世法老木乃伊的，后被用来装他人的木乃伊。有考古学家根据阿特里纳清真寺庭院里的古代石柱推测，这里的确可能是亚历山大墓的所在地。

根据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墓位于亚历山大城的中心。亚历山大城的形状像西洋跳棋棋盘，由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两条主要的大街构成，这两条大街的交汇处靠近城中心，因此也就靠近亚历山大墓原址。不幸的是，托勒密时代和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城地形早已未知。

1865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下令著名天文学家和工程师法拉基绘制了一张亚历山大古城地图。这张地图引发了一种理论：亚历山大墓位于距离纳比·丹尼尔清真寺不远的城中心。法拉基造访了这座清真寺并报告称，自己进入一间有着用石头修筑的地下通道的大房子，高品质的建筑石块让他坚信：这些地下通道必定通往亚历山大墓。

对亚历山大墓的探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在此期间，德国商人兼考古爱好者施利曼获准在纳比·丹尼尔清真寺发掘亚历山大墓，但没能成功。此后又有不少人在埃及的疑似亚历山大墓遗址进行发掘，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后来，埃及政府禁止进行类似发掘。

1960年，波兰考古队获准在纳比·丹尼尔清真寺附近进行非破坏性发掘。波兰人虽然未能找到亚历山大墓，但发现了罗马半圆形剧场、罗马浴室和水池、罗马居民区等遗迹，还发现了亚历山大石雕头像，其年代被测定在公元2世纪。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考古学家亚德里亚尼对亚历山大墓展开了调查，但他在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前过世。根据亚德里亚尼的调查，亚历山大墓原址在古亚历山大城东北部，距离王室居住区很近。1964年，他在那里的一座古墓里发现了用雪花石膏建造的墓室，他认为这就是亚历山大墓。然而，这一说法遭到埃及考古学家的否认。

现在，又有考古学家提出，应该在亚历山大城的地中海沿岸波涛汹涌的海面下去寻找答案，毕竟那里的海底躺着许多古迹，例如已经发现的克娄帕特拉的塑像。或许强大的自然力量已将亚历山大墓掩埋在海底。

2013年8月底，国际媒体传出一条引起不小轰动的科学新闻：发现于希腊古安菲波利斯遗址附近的一座墓葬，可能正是久已失落的亚历山大墓。这座宏伟墓葬的墓墙长达500米，高达3米，考古学家相信墓主即便不是一位国王，至少也是马其顿王朝的一名要员。目前这座墓的发掘仍在进行之中。

亚历山大墓的四种“下落”

亚洲 有两个亚洲国家—— 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都声称是亚历山大墓的所在地，大部分原因是它们都曾是亚历山大的广大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考古学家普遍否定上述声称，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

马其顿 有些人相信亚历山大可能被埋葬在马其顿帝国的都城埃垓，这里也是他的祖先们的安葬地。但也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仅有一些古代文献表明他的灵车队可能曾在某个时刻朝着埃垓的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