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复杂的情感纠葛
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1928年4月,瞿秋白同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恢复了坚强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和枪决父亲者面对面
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第2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 瞿秋白；高尔基；样板化；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4—0100—06
1920年10月，《新青年》8卷2号发表高尔基著、郑振铎译《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该文是世界文学丛书社第一次出版目录序言，论述了文学的思想实质和社会作用，译者称它是“高尔基的思想的结晶”，开启了高尔基文艺思想汉译、向中国传播的大幕。以1927年为分水岭，高尔基文艺思想在中国陡然升温，译介数量多，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远非其他俄苏文论家可比。高尔基文艺作品与思想的译介，贯穿瞿秋白文艺历程、思想演进的主要阶段，所占比重最大，资料搜集最全，涉及面最广，亦非其他俄苏文学家可比。本文回到瞿秋白文学理论的原初场域与文本空间，旨在俄苏资源与中国语境的互动中探讨瞿秋白与高尔基的复杂关系。
一瞿秋白视野中的高尔基
瞿秋白译介、传播高尔基的著述和思想，篇目上涵盖他不同时期作品，类型上融文艺作品与论文于一体，题材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具体而言，瞿秋白眼中的高尔基呈现为如下三幅形象。
（一）无产阶级普罗作家
虽然瞿秋白早期认为，高尔基部分创作脱离民众、带有“智识阶级”色彩，但总体视之，在他看来，高尔基是一位无产阶级普罗作家，创作了大量大众文艺作品，功勋卓著：文学内容上，高尔基的创作“一变文学的风气，从农民生活转入城市农工生活”，题材转变巨大，他常常描写“游民的无产阶级”式主人公，“他的文学是所谓‘出脚汉’的文学”
瞿秋白：《俄国文学史?八九十年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205-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艺术旨趣上，高尔基的作品紧密联系群众斗争，坚持普罗大众阶级的创作立场，视普通群众的劳动生活为艺术创作的主要源泉；价值追求上，高尔基这位“劳动贫民的作家”，具有人民性的理想价值追求，堪称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鼓吹者，值得推崇。
（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
在瞿秋白看来，高尔基的创作实践、文艺主张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一方面，通过区分两种真实，高尔基的文艺创作坚持现实主义能动反映论，具有突出的倾向性、鲜明的革命性，高尔基堪称“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高尔基的书却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
瞿秋白：《高尔基创作选集?后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第3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另一方面，高尔基的文艺创作绝非抽象说教，它遵循艺术的客观规律，人物塑造内涵丰富，艺术形象栩栩如生。高尔基具体描写、生动塑造了俄国式商人形象，《大灾星》形象反映了女对自己小孩的深深母爱，融鲜明主题、丰富内涵、生动形象于一炉。高尔基实践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到倾向性与丰富性、革命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值得肯定。
（三）革命者
瞿秋白认为，高尔基思想观念上支持革命，实际行动上投身革命，追求进步，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高尔基的一生恰逢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背景；“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成为高尔基的自觉追求，他编辑文化杂志、丛书，团结和组织革命同路人工作，政治意义重大，实际参与了革命；高尔基的市侩批判，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倡导集体主义，助益社会革命；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经常描写革命、讴歌进步，对中国革命尤具鼓舞价值，革命意义突出。在瞿秋白眼中，从思想观念、实际行动、文学创作等层面视之，高尔基堪称一位伟大的革命者。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4期样板化与大众化的合一瞿秋白的高尔基崇拜
二瞿秋白推崇高尔基的原因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是对象资源、阐释视界、现实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合适性、影响性、必要性等对接的认知产物。
（一）高尔基自身的主体因素
高尔基集文学家、革命家、评论家于一身，拥有“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二十世纪的但丁”、苏联“各民族文学之父”等光环式称呼，容易引发瞿秋白的推崇。
首先，高尔基投身革命的事实，生成了瞿秋白眼中的革命者形象。高尔基曾多次参加示威游行，起草讨伐沙皇政府的传单，受革命政党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多方筹措起义经费和武器，到国外宣传革命，数次被捕并屡遭流放，写作散文诗《海燕》等“革命的宣言书”，发表大量政论号召革命，参与创立培养革命家和宣传员的学校，这些事实建构了瞿秋白视野中的高尔基革命者形象。
其次，高尔基辛酸的成长史、巨大的创作实绩，生成了瞿秋白无产阶级普罗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的认知建构。高尔基奋起于旧社会底层、深切体验苦难生活、自学成才的传奇故事，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真挚体验，表征一部无产阶级的辛酸拼搏、英勇抗争史，感人至深，催人上进。虽然高尔基一度由广受推崇到被贬低，但他的《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在底层》、《母亲》等作品至今仍收录俄罗斯中学语文课本，《在底层》依然是高尔基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并且常演常新。
第3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摘要：本文试以电影《秋之白华》中共产党员瞿秋白形象为例，从人物形象的他者视点与自我言说、革命精神与偶像元素及后现代语境的审美维度与红色精神的历史维度三个方面来浅论红色电影中反映出的新的时代审美诉求。
关键词：秋之白华；瞿秋白；共产党员
作者简介：关峥，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 2011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3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0-0246-01
在中国，红色电影一直以来都是承担着构建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意识形态重任，红色电影开始出现“红色精神+消费影像”的另类话语表述，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湘江北去》及《秋之白华》等新一批红色电影的出现，集体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下红色革命精神与消费时代娱乐化形象相结合的影像特征。
一、党员形象的重构：他者视点与自我言说
《秋之白华》对瞿秋白形象的塑造，摒弃了红色电影惯用的宏大历史叙事视角，以故事化的方式讲述伟人生平并唤起观众崇敬之情的经典叙事模式。反而采取了后现代式的重构：消解革命英雄的神圣感，将历史生活化，尊重革命者的个体生命价值。
他者视点。电影《秋之白华》以杨之华的他者视点展开，这一带有回忆色彩的视点将宏大的革命历史变得个人化、生活化。影片的前半部分杨之华的视角让观众从侧面认知瞿秋白这一人物形象，感受杨之华与瞿秋白之间的微妙情感变化，体会瞿秋白作为丈夫、作为学者及作为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杨之华的视点可以说是观众对瞿秋白感性认知的窗口，这种他者视点的讲述打破了对革命英雄讲述的话语垄断，使得瞿秋白真正成为观众的移情对象，可以让观众在非瞿秋白的视角中感受瞿秋白的个人特点。
自我言说。影片的后半部分以瞿秋白在狱中的个人回忆录为结构线索，以革命英雄的第一人称视角回忆了与杨之华的美好爱情，入狱后敌人的声声劝降与威逼利诱。瞿秋白略带自传性质的自我言说，向观众传递的是一个共产党人于生活于理想的不悔抉择。在其自我讲述的这部分影像中，充分向观众展示了《秋之白华》这部电影的特点——以爱情写革命，瞿秋白在送予杨之华刻有“秋之白华”字样的印章时说道：“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放而大之，爱情之中有革命，革命之中有爱情。其中之意，自述的是瞿秋白心中的家国情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他者视点与自我言说，打破了对英雄人物的权威性话语表达，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重构了瞿秋白的党员形象。
二、消费的形象符号：革命精神与偶像元素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红色电影戏剧性对峙的二元冲突被明显搁置，转而投向人物的言说表达与形象重构。而共产党员的形象已经是抽离出真实历史，化作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符号，因此革命英雄的形象在消费时代便带有内在革命精神与外在偶像元素相交融的双重符号意义。
精神符号。共产党员理想的定格与永恒。如若说在后现代的观影语境中，党员形象印刻着消费符号的影子，那么这种红色消费最深层的内涵应该是革命英雄的为理想与信念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电影《秋之白华》在短短120多分钟内选取的是瞿秋白一生最富其人格意义的片段进行重组，于波澜不惊的镜像语言中让观者体会瞿秋白誓死坚定革命理想的党员气魄与笑看生死、从容恬淡的文人气质。影片最后，瞿秋白踱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手持雪茄走向刑场，端坐于花香鸟语中微笑着说：此地甚好！尔后慷慨就义。这一段落的处理与影片的整体基调保持了平衡，依然是平静、平淡的影像风格。从容不迫的平静蕴含着瞿秋白内心炽热的革命之心、理想之心，在静与动中重塑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瞿秋白的从容就义是党员理想的定格与永恒，瞿秋白则象征着革命英雄的不灭精神。
偶像符号。消费的形象与情感。消费时代的整体观影语境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特征，影视文化的消费心理也愈来愈浓烈地带有后现代的色彩，观众更加喜欢视觉刺激与情感释放的观影体验。电影《秋之白华》的视觉刺激点就在于董洁“谋女郎”与窦骁“谋男郎”的双重偶像身份，影视偶像模拟革命偶像。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实与历史的间隙被消解了，从而解构了历史的宏大与英雄的崇高。影视偶像作为对革命偶像的二度仿像，成为一种偶像化的符号在影片中存在，观众在消费影视偶像的同时也消费着革命偶像的党员形象
三、历史的仿像：审美维度与历史维度
从哲学的角度说，历史已然消逝，我们无法还原。而至于电影艺术，影像似乎就成为了再现历史的媒介，影像文本毕竟不是历史文本，所以“再现历史”不可能是“还原历史”或“复制历史”。这种“再现”应该是电影影像所呈现出的对历史的现代仿像，对于红色电影中革命党员形象的仿像，既具有消费性、大众化及商业化的时代审美之维，也应该具有革命历史、受众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心理之维。
从审美的维度看，瞿秋白的党员形象中，包含着大众文化“人性”革命者的因素，消费时代偶像拟仿的因素以及情感消费的外显因素，同时存在着红色电影、共产党员形象不可抹杀的理想精神内核。由此使得瞿秋白党员形象的永恒革命精神与时代化的影像表现相结合，在大众审美的层面上，让党员形象找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表述方式。
第4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建构 瞿秋白 自我形象 赤都心史
后，瞿秋白作为特约通讯员被派往莫斯科采访，在俄国将近两年的社会生活里，瞿秋白深入了解了十月革命后的赤都莫斯科新的生机与旧的残羹。他身上带着古美的东方传统文化，穿梭在被西欧文化浸染过的俄罗斯文化中，以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心态审视十月革命后被社会主义救活的赤都社会。《赤都心史》即是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记的见闻轶事，既是对当时莫斯科政治、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在此期间的心路发展历程。
他声称自己是“东方稚儿”1，“‘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2。作为一个站在时代革命潮流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3，瞿秋白身上浸染了相互激荡的东西方文化。赤都的革命与南国的觉醒、俄国的农家与中国的乡村、俄国的信仰与中国的宗教……他在种种的对话与实践中看到了两国社会生活的差异，窥见了蕴含其中深层的不同的文化结构。他清楚地看见了西方文化里的热烈与激进、东方文化里的古老与中庸。更为甚者，他一针见血地意识到两种文化的病态──西方文化里的“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4和东方文化里死一般的寂静。
“东方稚儿”是他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对跨文化结构中的“自我形象”的首要归属。
而“东方稚儿”虽是一名“无足重轻的小卒”，却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以光复四千年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的重大历史使命，担负着“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瞿秋白清楚地意识到在浩荡文化之中，在复杂社会进程之中，人作为个体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价值。他果断地指出，“我”的意义即是为社会、为民族、为世界。个人的“我”相对于社会来说，犹如民族相比于世界，即个性与集体的对立。在《心灵之感受》中，一位参加过欧战、见证过革命前后社会生活变化的俄国军人在自述战争的苦难时，舒坦地表露在自己最险恶的人生困厄里，使出仅有的力量帮助别人倒能驱逐自己的烦闷。为别人服务，反倒忘了自己的痛苦。瞿秋白即是在与这样的人交流中，点滴构建自己心中的苏俄形象，进而感化“自我形象”。
对瞿秋白影响最大的文人要数俄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访俄期间，瞿秋白参观了托尔斯泰的纪念馆与其故居，在仰望伟人的革命功绩与审读其文学作品中，他深深地受到了托尔斯泰在革命与文学方面的影响。托氏主义，是一种“宗教的真诚”，透露着 “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宽宏、克己、牺牲的精神”5。在拜访托尔斯泰故居时，瞿秋白借助贵族遗裔、苏维埃学校的大学生、俄国农家三个不同阶层的人物视野，展示了托尔斯泰“忏悔贵族”式的革命坚持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秋白对托尔斯泰的社会贡献的敬仰与倾心。也正是在托尔斯泰的高尚智慧的思想灵魂冲击下，在其“忏悔贵族”的绅士意识影响下，秋白更加从容地坚定了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当他在他乡倍受肺病的折磨时，他声嘶力竭地叫喊“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6。异国他乡的梦境中，尽是南国的梦影。
站在刚被革命的血液冲刷过的俄国土地上，秋白想着南方国家里革命动荡的现实，内心对理想的浪漫追求与不可否认的现实的对比：“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他认为自己是“欧华文化的牺牲者”，是“多余的人”7，每每受疾病折磨时，身在异国的他想着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亦不禁痛苦悲鸣，忏悔忧伤。秋白极力强调现实的生活的重要性，“流动者都现实，现实者都流动”8。
回到当时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应该是站在现实的脚步里，做一个积极的奋斗者，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探索出正确的救国道路。这是秋白对“自我形象”的审视中积极的自我归纳，亦是对现实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寄予的希望。
两年的俄国考察，秋白考究的不仅是俄国的社会革命，更深究蕴含其中的文化背景。他不仅在建构笔下的苏俄形象，也是在审视“自我形象”。东西方文化的冲荡，异国革命的热情与南国的社会转型，个体的个性主义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秋白在这种种冲突中不断自我反省、审视，在一次又一次的心灵独白中，“自我形象”在跨文化的构架里得以塑造。自喻是“东方稚儿”，肩负着发挥人类文化光辉的重任，在异国的土地里做一个积极的奋斗儿，以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姿态，致力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革命实践中。
【参考文献】
[1]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韩斌生.文人瞿秋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侯桂新.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第5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第一次知道瞿秋白的名字，是初中历史上提到了八七会议，他的名字出现在了这次会议上，并且成为了领导人。老实说，那时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抽象的代号，毕竟那个时代我们更加熟悉的是改革开放设计师伟人名讳。
后来爱上了鲁迅的作品，陆续读过一些，发现鲁迅竟赠给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不禁暗自惊诧:一个党外的文学家怎么会在那个时代成为曾经的党的领导人的知己的？他是革命家，也是文学家？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再后来有幸拜读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心中的碎片终于连成了完整的画面，终于有了一个立体的瞿秋白。
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也是诗人，是中医，充满着迷人的色彩。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黄埔军校，他的崇拜者从来不缺乏，他的魅力从不衰减。作为他的学生、又是他的敌人的宋希濂，对他的离世耿耿于怀，令人感慨。
他更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了苏区，我不知道他对此事的态度，但我相信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七情六欲，他会有内心的波澜吧？但是，在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依然兢兢业业的办着《红色中华》，用宣传拖住了国民党军一个月的时间。壮哉，书生！伟哉，党员！
牺牲的最后时刻，他从容的用俄语唱《国际歌》，唱《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他用献血和生命证明他为之奋斗的信仰是真实的、伟大的。这是革命家的最高阐释。
但我更喜欢作为一个真诚纯实的瞿秋白,一颗拥有赤子之心的瞿秋白。他与第二任妻子杨之华的故事，坦荡而浪漫，惊艳了几多世人。
而在他被捕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由于自己的信仰因而无法逃避被杀害的宿命时，他依旧精心的生活，平静的待人，耐心的著述。他的《多余的话》，由于敌人的故意歪曲而给他带来了长期的污名。这在他生前已经预感到了，但他仍然写了出来，委托他的对手从监狱中带了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党员，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表达和剖析。
第6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斯大林1927年7月9日在致莫洛托夫信中写道：“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党务顾问……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斯大林的信，把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说得太清楚了。
鲍罗廷、罗易等走了，罗明那兹、牛曼等来了。罗明那兹少不更事，盛气凌人，莫斯科派他来华任全权代表，与他“素以左倾著称”不无关系。
先是，瞿秋白随鲍罗廷到庐山，俩人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早已知晓斯大林诿过于人意图的鲍罗廷，明知中共一切行动皆遵奉莫斯科旨意，但为维护莫斯科的威信，只能由中共中央即陈独秀承担责任。瞿秋白对此显然未表示异议。7月21日，瞿、鲍返回武汉。23日罗明那兹、牛曼到达汉口。当晚，罗找瞿秋白、等谈话，宣称中共中央违产国际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当谈到南昌暴动时，罗却茫然无计，声称要请示莫斯科。26日，罗召集会议，决定南昌暴动和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南昌暴动是临时中央已决之事，鲍、瞿在庐山表示同意。中央紧急会议，罗安排瞿秋白、张太雷、李和他一起着手筹备。《告全党党员书》，是罗在瞿秋白提供大量具体情况后，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草拟的。八七紧急会议在罗、瞿主持下召开，结束了右倾妥协退让政策，确定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恢复行将溃散的党组织，挽救濒于崩坍的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同时，过分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一味鼓吹“进攻”，普遍发动暴动，制造“烧、烧、烧”、“杀、杀、杀”的“红色恐怖”等冒险行动，进而在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政治上的盲动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错误。全国总暴动，至广州暴动达到高峰。广州暴动后，牛曼力主坚守广州，招致失败结局。瞿秋白等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暴动。192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下令制止全国各地左倾盲动错误。
张秋实书中认为，瞿秋白的盲动之所以发生，其一是在革命急剧转折关头，需要判断形势，确定政策，任务异常艰巨。瞿秋白的书生型的领导素质，难以应对历史巨大变局。他的带有经院色彩的理论研究，以及他所缺乏的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运动才能获得的实践经验，使得他在担负非常时期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显得力不从心。何况，对他发号施令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其二，当时弥漫于党内的复仇情绪，受莫斯科“左倾”路线影响的罗明那兹的冒险主张，都直接感染着瞿秋白。瞿秋白内心潜藏的向反动派讨还血债的斗争愿望，迎合了盲目冒险的罗明那兹。其三，瞿秋白的“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与罗明那兹来源于莫斯科的“无间断革命论”，形成理论共鸣。曾经具有清醒头脑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瞿秋白，这时似乎变成了罗明那兹的盲从者。他在《布尔什维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宣传罗的“无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等等错误理论和策略。直到中共六大，瞿秋白仍然为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辩护。瞿秋白与罗明那兹，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瞿秋白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代表，虽然失望和不满，却是服从的，从而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瞿秋白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达到能以抵制和纠正罗明那兹错误的程度。中共此时的整体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思考和自主地对待莫斯科的领导的程度，而只能听命于莫斯科。
当然，这一时期以为代表的包括其他地方在内的中共党人，已经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为寻找革命新路开始最初的探索。例如，他强调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强调以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他从发动城市暴动的失误中，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观念，进而逐渐向建立“农民割据”转变。主张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农民革命军，防止暴动专意攻城而忽略了乡村土地革命工作的策略。192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给并致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要求他们设法与在井冈山的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发动群众以武力创造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由于中央的这一指示，才有朱毛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诞生。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南省委指示信中，要求在中心城市周围农村“切实造成各区农民割据的局面”，对中心城市作“威胁与包围”。中共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有同样的意见。显然，这一斗争策略包含着某种农村根据地包围中心城市的设想。它对于全国各地起义武装走上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全党最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盲动政策刚刚结束，从莫斯科传来同意中共在苏联召开六大的决定。瞿秋白5月抵达莫斯科，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并在会议中作长篇政治报告。他在会上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表现了党的领导人应有的民主精神。他在政治报告讨论后的结论中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以攻击，大家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攻击。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以前所没有的。”“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攻击”，就是指开展同志式的严肃的批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负责人布哈林在九个小时的报告中，十分难得的承认莫斯科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帮助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结果，俄国无产阶级制造的子弹射击了中国工农的头颅。这个不无幽默的表示，足以证明斯大林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恰恰应该戴在他自己头上。
中共六大结果，莫斯科以提拔工人干部，改变党领导层小资产阶级成分为由，选择了工人出身、又在斯大林面前极尽讨巧之能事的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的全面冲突开始了，他的悲剧噩运也由此铸就。
莫斯科风霜雨雪中
从1928年夏到1930年初秋，瞿秋白和妻杨之华、女独伊，一起在莫斯科生活两年。这看似悠闲宁静的异域生活，却涌动着滚滚波涛。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继反托季联盟又发动反布哈林集团的大清洗运动。瞿秋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共六大刚结束，瞿秋白紧接着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与会代表共32人，8人作了14次发言，瞿一人就发言5次。瞿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并与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成为政治书记处成员。从中共领导层步入共产国际领导层，地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固有的独立思考的性格。他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正是这种性格的体现。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政治报告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所处时代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认为第一时期（从大战到1923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无产阶级直接起来发动革命时期；第二时期（1924到1927年），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无产阶级处于防御斗争时期；第三时期（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将取得最后胜利。共产党人在整个战线上向进攻，要向“左”转。“第三时期”理论，并非布哈林的思想，而是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的思想。此时，被斯大林誉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对富农政策上发生重大分歧和对立。布哈林为共产国际六大起草的《论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内中并无“第三时期”理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新的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但他的提纲被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否定，以塞进了“第三时期”理论的新提纲所代替。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会议上，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认为“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而布哈林报告中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影响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种下了后来与米夫、王明一伙的争论。而由于围绕中国留苏学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争论更具政治性和复杂性，导致瞿秋白和米夫、王明一伙关系的恶化。
中国留俄接受革命教育的学生，最早进入1921年正式成立的东方大学，后来旅欧部分中国学生转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建立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政府又设立中山大学，吸纳大批中国青年。学生人数增多，来自国共两党，甚至来自、冯玉祥等军阀派系的子弟，思想倾向各有差异，矛盾不可避免。随着苏联政治气候的变化，政治斗争起伏，再加上俄国人的介入，中国留苏学生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先是，中山大学旅欧转俄学生与中国国内来苏学生之间，对于旅莫支部委员会人员安排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演化为以国内来苏学生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与由欧转俄学生任卓宣等之间冲突的两派。继之，由“中大”联共（布）总支委员会（支部派）与教务处（教务派）干部之间的争斗，卷入学生干部之间的争斗。1927年，“中大”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支部派与教务派的争斗，以及分别支持两派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动“四一二”后，中国学生思想更加混乱。意气纠葛、派别倾向与思想分歧搅在一起，迅速引发以支部派学生干部傅钟、李俊哲、、沈泽民为一方，教务派学生干部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为一方互相攻击的派别斗争。接着，一批在不久前“失意的”学生干部，又结为“第三派”，先联支部派，后联教务派，左右开弓，斗得更厉。此时，王明陪同访华的“中大”副校长米夫返莫，立即加入“第三派”反对上届党总支部。联共区委宣布撤销总支书记等俄国人职务，傅钟、、沈泽民等人问题交下届总支处理。王明向米夫建议掌握“第三派”，联合支部派，打垮教务派。米夫否决处分、沈泽民，从此王明与张、沈等人结盟，共同对付俞、周、董等。米夫不久升任“中大”校长，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在“中大”地位日益提升。
与此同时，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发生类似矛盾的斗争。学生批评支部是“旅莫支部残余”，反对支部对学生乱扣政治帽子。“东大”当局庇护支部，压制学生。学生愤而到共产国际驻地游行请愿。“东大”当局认为学生聚众捣乱，准备开除部分学生。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事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予筹备中共六大。来苏之前，中央组织部长李委托他对中国留俄学生进行考察。向在调查“中大”、“东大”以及各军校时，有人报告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又名“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向对米夫透露此事，米夫应向请求，开始收集学生动态，密检学生通信，并通知克格勃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
其实，所谓“同乡会”或“储金会”，只是同学之间在经济生活方面餐饮小聚的友谊互助，或闲话谈天的感情联络，绝非派别团体的秘密活动。然而，米夫根据克格勃人员私拆学生通信中的只言片语，便在1928年2月公开宣布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江浙同乡会”，立案调查。动员学生互相检举，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王明推波助澜，到处找人动员揭发。他利用给向忠发做翻译机会，扮演参谋角色。同时，在墙报撰文诬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准备脱党另寻出路的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与第三党保持秘密联系。米夫也在全校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大”是“同乡会”大本营，无疑是反革命的。向忠发也在“中大”全体学生大会上，声称已基本查清“同乡会”是反革命秘密小组织，上有中央下有支部，与、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此事不容怀疑，谁怀疑就是反革命。此后，“同乡会”的黑名单上升到130人。4月到6月间，王明、向忠发连续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加快处理“同乡会”，以组织和法律手段予以整肃。6月26日，正在中共六大开会期间，米夫突然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解决，“中大”不是它的大本营，要求学生们停止揭发检举，改善相互关系。但是，向忠发刚当选中共总书记第三天，就召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咬定“同乡会”的存在和查处决心。王明作系统发言，并在会后形成《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成为新中央解决此事的依据。向忠发返国，“同乡会”问题摆在中共代表团面前。
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依据被冤学生们上告材料，召集联席会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参予其事。8月下旬，提出调查报告大纲，根本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认定“同乡会”只是各校中国学生试图组织物质上的互助团体，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张在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参加联席会议的，没有接受这个决议，坚持中共中央实际是向忠发的意见，但也感到前此定案的证据难以确立。因而作出妥协，放弃对众多学生的指控，只将“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并把对“同乡会”的存在及其性质的怀疑，作为中国内部问题处理。显然，此举与维护新中央的威信有关。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央监委意见，但未公开宣布为“同乡会”。王明、秦邦宪、李竹声、盛忠亮等继续为错案辩护，阻挠和围攻要求的学生。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中，没有参予实际行动。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早已把他指为“同乡会”的“后台”。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同乡会”的人则一定会同他发生关系。
这一时期，除“第三时期”理论外，瞿秋白与米夫在富农问题上也发生严重分歧。瞿秋白认为，中国土地革命中不但不能反对富农，有时还要联络富农。米夫最初与瞿观点相同，但当斯大林推行全面集体化，斥责布哈林保护富农，开展反右倾斗争时，米夫摇身一变严斥瞿秋白的“富农观点”。1929年下半年起，联共（布）在全国掀起“”运动。在此之前，一大批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来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对“中大”的管理以及由王明等人控制的“中大”党支部的不正之风表示不满，得到多数学生支持。王明等人把他们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等。工人出身的学生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得到瞿秋白支持，王明、米夫等更加忌恨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9月新学期开始，“中大”部署“”，人人过关，手段粗暴。王明一伙视为清除异己的良机，瞿秋白成为他们诬陷的主要目标。在米夫支持下，他们掌握了“中大”权力，使“中大”这个为中国革命培育人才的摇篮变成滋生教条宗派，进而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基地。王明虽然返回中国，但他的教条宗派已形成势力。在“”大会上，他们抛出事先收集和捏造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瞿秋白和托派连在一起，说他参加“中大”派别活动。“中大”“”委员会无权处置中共代表团成员，却对他们的亲人横加迫害。在“中大”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受到严厉审查。陆定一的夫人唐仪员，被开除团籍。瞿秋白胞弟景白，对“”的粗暴做法不满，在一次大会上将自己的党证退给联共区委以示抗议，当晚就神秘“失踪”。类似景白遭遇，至今生死不明的人，为数甚多。
瞿秋白在种种压力下，依然关注“中大”教育的改革，连续给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大”前任领导人米夫和王明教条宗派对“中大”的错误影响，要求对“中大”进行迅速的根本改造。瞿秋白的公正批评，无疑更使米夫一伙恼怒。瞿秋白又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查明“中大”“”中，王明一伙对中共代表及其成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和他本人的诬陷。而代表团另一成员却在此时倒向米夫、王明一边，反诬瞿秋白等站在右倾立场，支持与富农结盟，支持李剑如小集团反对支部局，等等。这使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腹背受敌。1930年6月28日，米夫等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宣布决议，“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部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进行必要的更新”。结果，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瞿秋白虽然屈辱地受制于米夫，却以其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杰出的才华，继续博得共产国际不少同事的关切和同情。东方部长库西宁，就是其中一位。他在瞿秋白离苏前夕，对瞿表示：深信他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后必然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同情和信任，当李立三冒险错误在中国泛滥时，瞿秋白和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米夫、王明宗派的迫害
发生在1930年上半年的李立三冒险行动，预计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在武汉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将迁都北京；冀鲁豫暴动将；东北和华南暴动，将引发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李立三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当这套计划送达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疯了。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但就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大体一致，一脉相承。故而，共产国际制止立三路线的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政权道路以及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无根本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有部分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是不争的事实；仍然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8月，共产国际又作决议，否定远东局代表状告中共中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又一次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七月决议和八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处理李立三错误的指导方针。9月下旬，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完全照此办理。李立三承认错误，停止了冒险行动。可是，两个月过去，共产国际突然来信，说立三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政治路线错误，指责按照七月决议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完全接受国际新指示。
事情没有就此完结。瞿秋白因中山大学纠纷而遭诬陷打击之后，又被重新启用回国主事，说明瞿秋白此时还没有完全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这使米夫、王明一伙更为忌恨。国际新指示，恰好给他们一个彻底扳倒瞿秋白的机会。新指示送达中共中央之前，王明已先从由苏返国的沈泽民、李竹声处获知指示内容。他迅速按照新指示修改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并与秦邦宪联名向中央政治局写信，强调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要求改变中央领导。遭受立三压制的何孟雄等也哄闹改变中央领导层。1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和“审判”，“被告”名为在场的李立三，矛头所向都是瞿秋白。原先在三中全会上已经认错的李立三，这时竟声称他在理论上是和“秋白主义”相同的，他的错误是在瞿的影响之下的。又说，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把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说，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用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蔡和森说，真正的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黄平说，秋白和立三还没有脱离“左”倾托洛茨基的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而且继续小团体的斗争。共产国际的某些负责人，也纷纷发言谴责瞿秋白是小团体的首领，破坏共产国际的信仰，等等。罪名之重，骇人听闻。在莫斯科话语霸权的压制下，真实、真诚被排除净尽，剩下的只有颠倒黑白的谎言了。已于11月间到达中国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负责人名义，致信中共中央，斥责“中共领导”即瞿秋白对共产国际表现出不能容忍的不老实的态度。1931年1月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确立了米夫在中共党内的决定性发言权。于是米夫自己安排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与会人员名单，让莫斯科归来的中国学生代表与会并有表决权。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米夫、王明点名攻击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宣称必须彻底地改造党。这是由一个国际代表指挥几个极左分子，把瞿秋白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塞进政治局的一幕丑剧，从而成为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的王明路线统治中共的开端。向忠发因与立三错误有关系，成了挂名总书记；因三中全会有份儿，戴“过”留用，更加谨慎，实权便落在王明及其同伙手中。四年后，瞿秋白就义前夕在《多余的话》中说：“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至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
人们过去以为，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完全抛弃了瞿秋白。张在书中指出，从已解密的俄国有关档案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共产国际为瞿秋白提供新岗位，但被瞿谢绝。1931年1月17日，四中全会后十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提议在苏区建立中共中央局。2月10日，上海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写信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说，委任的苏区中央局由九人组成，即项英、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蔡和森、、、顾作霖和李文林。这个报告，最后得到批准。后来正式组成的中央局，除蔡、李外，还有瞿没有到任。米夫在2月下旬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专门提到瞿秋白表示拒绝做政治性工作，而更乐意从事翻译或讲课，研究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瞿秋白显然愿意转向文化教育领域，避免与王明宗派打交道，离开党内残酷斗争的漩涡。瞿秋白长期患病，中共中央有意送他到苏联治疗。5月7日，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请求，同意瞿到苏治病。5月17日，鉴于驻国际代表黄平回国，共产国际又要求中共中央让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莫斯科。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和新上台的王明，绝不会给瞿秋白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最终由王明而非瞿秋白担任，瞿秋白同时失去赴苏治病的机会。此后三年，瞿秋白仅仅享受中共中央每月所付17元钱生活费（低于上海工人中等收入），主要依赖少许稿费和鲁迅的资助度日。虽有失望和痛苦，瞿秋白并不灰心。他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充分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黄金时期。
然而，王明一伙从未放松对瞿秋白的迫害。1933年夏秋之际，瞿秋白应邀在党刊《斗争》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引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左”倾临时中央在全党发动对他的批判斗争。说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中共上海书记李竹声对着瞿秋白挥拳咆哮：“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批判的结果，是让他到形势日益恶化的中央苏区。而在红军长征前夕，“左”倾临时中央竟恶意地抛下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让他听任命运摆布，实际上是听任“围剿”大军的摆布。不久，瞿即被蒋军俘获。他在狱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下了引起后世揣测非议的名文《多余的话》；又以非凡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击破了的反复劝降，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王明集团借助的屠刀，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不放心的“同志”。瞿秋白以他的遗文，留下了一个生命悲情、心灵真诚的人格形象，并启示后人打开心扉，继续他那心忧众生的沉重的思考。
瞿秋白死了，但未能盖棺定论。在他为之牺牲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7年即他死难的30年后，竟被加以“叛徒”的罪名，横遭掘墓鞭尸之辱。直到1980年，他的名誉才得以恢复。
历史的风霜雨雪，竟是如此残酷。然而，历史是不可人为的逆转的。这，又是历史的公正。
第7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从《城邦暴力团》到《民国就是这么生猛》；从《十月围城》到《新少林寺》，与“民国”“革命”相关的种种话题成为当代文艺竞相讲述的“乌托邦”――中华民族一段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历史，在大众艺术书写中成了火热青春肆意挥洒、激情四射的年代：危机四伏、机遇不断的乱世，一群英雄和几位红颜的爱情，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历史讲述中，被演绎得充满了人情味道。文艺作品营造的叙事空间，宣泄了人们的怀旧情结，舒缓了他们对现实生活变动不居的焦虑。历史的、政治的真实被“艺术”精心地雕饰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怀旧”成了一种暧昧的症候。本文尝试以讲述上世纪初爱情故事为主题的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两部入围影片《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为例，对“怀旧”的银幕进行冷静思考。
一、游戏者的姿态：个体青春掩盖国家情怀
《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都是诠释“书生救国”的宏大命题的影片，分别以辛亥英雄林觉民和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为主人公，是人物传记类电影。在2011年“辛亥百年”与建党90周年的特殊语境下，两部电影暗合民众的怀旧热潮，通过青春朝气的叙事和多位当红明星演员加盟的阵容重写“民国”与“革命”的意义。明显的市场企图――用偶像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迫使电影的革命故事在人物形象、叙述情节、场面设置等方面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创新”。{2}
历史上，林觉民与瞿秋白在乱世之中坚持真理，探求变革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为第一批传播的知识分子，林觉民留学日本，通英、德、日三语，在政论、小说和法理学翻译等方面均有建树；瞿秋白更以五百多万字的著述传世，至今仍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尽管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方向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都经过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状况的理性分析与深刻思考。这也是当前中国思想界对民国学人充满敬意的根本原因。可是，“革命”这种富有启蒙意义与生命激情的崇高行动，在影片预设的目标受众心中难以产生共鸣；于是，在“怀旧”情结的促使之下，革命行动的理性维度被影像全然消解。
在影片人物形象上，《百年情书》里的“林觉民”与福州同盟会众兄弟为“革命”雀跃不已，他们称兄道弟，夜里夺枪、秘制炸弹，完全是一派青年学生的“游戏者”姿态，洋溢在银幕上挥之不去的一张张俊俏笑颜；《秋之白华》中，“瞿秋白”也被演绎为一位追求审美境界高于现实政治的英俊小生，他与杨之华共赴乡间，说服杨的前夫同意离婚，很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热血味道。
叙事细节的安排中，“林觉民”等人参加革命的阻力不来自理论障碍或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势力，而是普通家庭里的家长意识。这群毛头小子没有反抗象征封建的父权威严，而是运用种种富于童趣的欺瞒，来躲避“大人们”的干扰、惩罚，完全是一派天真灿烂的“小鬼当家”形象；试图以此激发年轻观众对少年时缺乏理性、恣意妄为等行为的“怀旧”。而在这样的情节背景下，同盟会兄弟们的枕枪而眠或义气相激，尤其是一声声“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则更像是孩子们故作正经的游戏，显得不免幼稚可笑。可以说，正是由于缺少对主人公革命思想的深入刻画，使得《百年情书》的广州起义等革命情节仿佛缺乏现代民主意识支撑的“水浒”翻版；尤其是革命领导者黄兴“被”表现得举棋不定，更让人对“起义”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质疑。
在场景设置上，两部影片都不再突出传统革命题材影片的壮烈氛围，转而着重使用刻画唯美的视觉冲击。《秋之白华》把街头政治、流血革命简化为“漫天飞舞着五颜六色的传单”，又不时以“透明玻璃杯中起舞的茶叶”的特写穿插在革命话语之中，大学生革命者的Party场景、革命恋人的相爱相拥，让本该是严肃、残酷的“革命”变成了与色彩、音乐、舞蹈相伴随的职业。这种小资情调在“瞿秋白”就义时达到了高潮：音乐轻柔恬静，画面中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秋白缓缓而行、仰望天际，殷红的鲜血坠落在花瓣上，一滴、两滴、三滴……这与革命者牺牲时的英勇惨烈完全对立。此外，《百年情书》的枪战场景用了大量慢镜头，中枪的音响效果和中枪之后血溅瞬间的短暂定格，都显然不同于以往革命影片中英雄主义式的冲锋号嘹亮、炮火与厮杀之声充盈画面的场景构造。
在两部影片的语境中，观众注意力不再被导向革命先驱的家国情怀，更不可能引导他们认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林觉民和瞿秋白之现代国家意识。影片在娱乐之余留下的可供探索、回味之“空白”被唯美的处理手法彻底填补。可以说，这两部影片不是要引导、教育受众，而是利用青春化的拍摄手法迎合、取悦受众。
二、爱情线的媚俗：怀旧情绪造就唯美叙事
传统革命文艺作品的叙事模式“革命加恋爱”已被建国以来的“红色经典”影片所刻版化。在新世纪讲述同样的故事，电影编剧们难免有“创新焦虑”。而《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的“创新”，就是颠倒影片的情节功能，将“革命加恋爱”改为“恋爱加革命”或“革命家恋爱”，总之是以“恋爱”为叙事聚焦。在这两部影片中，民国时期的革命主旋律在红尘情缘的故事里展开，“爱情”始终是推动“革命”叙事的主线，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时间：情侣海边放风筝、雨中手持玫瑰侯佳人、四目相顾欲说还休的镜头，此起彼伏，配合着时而感伤、时而幽婉的音乐，把剧情烘托到了浪漫一派的境地。这难免让英雄人物的传记叙述显得有些吊诡：历史的波澜壮阔缠绵而充满柔情地展开。“爱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国话题敏感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影片价值观的混乱。
《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的目标市场是青年消费者，“爱情”本即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容易唤起他们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共鸣。“革命年代的爱情”对他们而言，有明显的陌生化效果，怀旧情绪的介入更使这种效果得到溢出言表的地步。在“林觉民”“瞿秋白”牺牲之后，观众的情绪不为宏大的历史前进和家国情怀而调动，他们惦念的是在画面之外的再婚妻子“杨之华”或“陈意映”，是乱世佳人的离恨别愁。以往被用来发挥教育意义的革命主题，在这两部影片中除了作为时代背景外，几乎什么都不是。如果说放弃革命题材的教育意义是当代电影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新突破，那么取“教育意义”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从《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来看，都不过是两段平凡爱情的悲惨结局而已。可以说，它们在挣脱出一个“陈词”的同时，跳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媚俗“滥调”。
“通过把历史的或当代的现实替换成陈词滥调，媚俗艺术显然是靠了那些一般说来与浪漫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情感需求得以繁盛。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媚俗艺术视为浪漫主义陈腐化了的形式”。{3}“爱情”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用它来替换尚有若干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元素的“革命”，其趋向“媚俗”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更为重要的是，缺乏爱情实质的革命故事，似乎没法在爱情中得到解释，小资的唯美情调很难适应炮火轰轰，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年代。
《百年情书》里，林觉民与陈意映人生志向大异其趣，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留学青年与钟情于背诵几句古诗的家庭妇女，一个向往革命、一个乞求安定，一个为国为民搞暗杀、一个相夫教子守妇道，他们之间如何诞生出震撼千古的爱情？《秋之白华》在渲染瞿秋白与结发妻子王剑虹志同道合、笃爱甚深的同时，也无法对他在发妻新丧不足4个月便另觅女学生的“移情别恋”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这些叙事逻辑上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编剧对“革命”的理解不足有关。迎合目标市场，一味强调“爱情”“青春”“唯美”的“小资情调”，精心雕饰的美丽影像遮蔽了“革命”的血腥与草莽。观众在没有历史感的电影世界里怀念的“旧”更像是他们的今天：一群天真灿烂的少年为理想奋斗，一位大学男老师的精神魅力折服了漂亮女生。这种“怀旧”，非但与“革命”无关，更与民国时期的中国前途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毫无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的问题有二：一是革命影片放弃了历史教育意义之后，在价值观层面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加以填补，出现了电影思想取向的混乱；二是阶级斗争的革命故事与唯美的叙事修辞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两部影片仍没有找到一条重新讲述革命故事的理想途径。博伊姆说：“由于艺术和人文学科作用的衰落，探索怀旧的途径也越来越少，对此的补偿则是怀旧现成制品的泛滥。批量预制用在怀旧方面的问题是，它无助于我们面对未来”{4}。以唯浪漫主义论的“爱情”做叙事主线的手法处理“革命”题材影片，类似于“鸡刀杀牛”，非但无法一刀毙命，反有被“牛”冲撞、顶伤之危。
三、本真性的消解：还原艺术与澄明历史
好电影的基本前提是讲好故事，好的历史故事不可避免要求真实。什么才是“革命”的真实？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然而，电影《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给观众更多的正是“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它们凭借着“怀旧”的风潮，剥离出林觉民与瞿秋白故事中的“革命”成分，不仅愈发难以讲好故事，更为要紧的是，消解了历史本真的电影对青年受众将如何起到价值引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告别革命”之论盛嚣尘上。而作为对80后、90后青年受众“告别革命”意识的回应，没有任何举动比忘记革命中斗争的真实与残酷，单单记住革命中爱情的温情与浪漫，忘记革命者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启蒙，仅仅记住西风东渐初期舶来的那些“小资情调”，来得更为彻底的了。在《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中，年轻观众们不仅怀念“美好”的“革命”，更怀念与革命携手的“爱情”――生离死别，轰轰烈烈。这恰是当代青年的爱情经验中所缺乏的。“在这里，真实是视觉上的，不是历史的”。{6}一句话，历史的本真性在“怀旧”风潮中被消解、改写了。
考察“怀旧”风潮在当代文化中的兴盛历程，不难发现，它是沿着文化市场化的脉络演进的。《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对青年消费者具有陌生化的效果，正是通过“‘怀旧’被灌注到商品中，以此展开市场营销，施巧计诱引顾客怀想他们失去的东西”而展开的。只是，以《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为代表的当代革命题材影片不同于传统“红色经典”对中老年观众的“怀旧”需求之满足在于，它们把“怀旧”对象由战争换成了爱情，它们所“售卖”的情感依凭的不是中老年观众对战斗故事的熟悉，而是青年观众对革命时代爱情形式的陌生。
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对“怀旧”做了“东欧式”和“美国式”的区分。前者的“怀旧是个坏词儿，和以往的南斯拉夫联系了起来。怀旧就是‘怀念（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而“美国人对待过去的态度”则是“把历史变成一束饶有趣味和伸手可及的纪念品，不沾政治的边”{7}。毫无疑问，后者正是缺乏历史感的国度在市场逻辑中沿着政治风险最小的途径引导艺术发展的结果――《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有可能就是在政治阻力与市场导向二者联手的状况下催生出来的。从片末字幕可以看出，其投资方分别是福建和江苏的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认为，这两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地方宣传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怀旧娱乐”，当它们以多位一线明星的靓丽身影占据媒体营销空间，走向消费者买单的院线之时，这种带有政治意图的“怀旧”又转变成了市场逻辑。本来具有模糊、暧昧的艺术感性色彩的怀旧，在当下语境中成为政治与市场合谋的“文化产品”。
客观地说，“民国”“革命”话题在当代中国文艺表现中仍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全面复原历史的本真也并无可能――任何对真实的艺术描写，都可能诞生鲍德里亚“仿真”。但是，一旦编剧（艺术家）丧失了对历史本真与受众感兴诉求的起码尊重，转而屈服于政治与商业的外力，那么，艺术品沦为“仿真”或“拟像”的命运便无从避免。“怀旧”本该承担“体验真实”、对抗超现实的使命，而在市场逻辑中，它竟走向了工具化的处境，这才是令人担忧的根本所在。
注释：
{1}[英]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两部影片在媒体上的宣传分别以“演绎热血青春”“主演青春亮眼”“诠释青春意蕴”“不掺假的青春之歌”“热血豪情+浪漫青春”“诠释战乱青春意义”等为题，“青春”二字是其重要“卖点”。如《北京青年报》2011年5月20日报道“《百年情书》：不掺假的青春之歌”、《新华日报》2011年6月15日报道“《秋之白华》，诠释青春意蕴”等等。
{3}[美]卡琳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7页。
{4}{6}{7}[美]博伊姆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第42-43页、第58页。
第8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陈赓李默庵兵戎相见
1934年，军队攻占红都瑞金，历史应该记下这颇有意味的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是东路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师。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和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而且两人还都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上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相处甚好。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会议。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李默庵”。
1926年爆发“三二”事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李默庵不做这样的空头保证，但他在和红军的作战中，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不过，老同学陈赓却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他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那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参加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三个月后，与奔袭敌后的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在浒湾相遇。当时正在抚州。宋希濂率三十六师与其他几个师拼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害。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悍将。
学生枪毙了老师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已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这时的宋希濂，也在窗帘的掩护下，偷望着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国共分裂后，宋希濂选择了。那时，瞿秋白给黄埔学生讲过课，宋希濂不仅经常去听，而且对瞿秋白广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钦佩得五体投地。谁能料到，仅仅几年时间，自己从一个普通军校生，成了佩戴中将领花的师长，而曾经的老师竟成了他的阶下囚。
宋希濂曾想劝降瞿秋白，可瞿秋白却不给他机会，“宋师长是黄埔一期的，我知道你，我给你讲过课。看在师生分上，请你帮我办几件事。请给我笔墨，我要写东西……”
回到办公室，宋希濂立即叫来了参谋长，嘱咐他说：“给瞿秋白一间较大的房子，供给他古书诗词文集和笔墨纸砚，按本师官司长饭菜标准供膳；允许他每天在房间门口散步，撤掉警卫；禁止使用一切刑具；自我以下，一律称瞿秋白为先生。”
宋希濂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听得参谋长等人瞠目结舌，他们不知为何师长要对这个囚犯如此看重。不久，宋希濂就接到“就地枪决”的密令。行刑前的晚上，宋希濂彻夜未眠。行刑当日，他站在师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内，看着瞿秋白一步步向刑场走去。宋希濂立正站好，向当年的老师行最后一个注目礼。之后，他下达了枪杀瞿秋白的命令。
胡宗南打不过陈赓
胡宗南自从开始指挥作战，就与陈赓交上了手，打了20多年却从没打赢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手下败将。每次生俘了胡宗南手下，陈赓都会对战俘说这样一句话：“我叫陈赓，和你们胡长官是黄埔同学，是一期的。”
在黄埔，陈赓确实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生性活泼，鬼点子多，很讨教官和同学的喜爱，有不少朋友。跟别人都能友好相处的陈赓，同胡宗南却常常拌嘴吵架，两个人的架一直从学校打到战场。1932年，胡宗南在鄂豫皖首次出马与红军作战，偏偏就遇上红12师师长陈赓。结果这第一仗，负伤坐在担架上指挥的陈赓硬是把胡宗南打得弃甲丢兵，一个团几乎覆灭。此后，胡宗南在陈赓手中就没占到过任何便宜。
解放战争刚刚爆发，胡宗南就大举进兵晋东南，企图肃清太岳兵团。相比胡宗南的十万大军，太岳兵团却只有4个旅，人数不到胡宗南的七分之一。但太岳兵团的司令却是胡宗南的克星陈赓。临汾浮山是胡宗南的目标，陈赓投其所好，就把陷阱设在临浮公路。因为两侧地势平缓，在这条路上行军，一般都会疏忽大意，以为这么平坦的地方不会设伏击。
第一旅乖乖地走进了包围圈，仅用了5个小时，就被陈赓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黄正诚不服，说陈赓“打仗不讲规矩，我的部队还未展开，就遭到你的袭击”。“规矩，什么规矩？你真是个草包！敢以一个旅来碰我陈赓，胡宗南真是狗胆包天！”陈赓劈头盖脸就把黄正诚骂了一顿。与此同时，老同学胡宗南也在痛骂，发誓不活捉陈赓就不姓胡。结果呢，连陈赓的影子都没捉到。
第9篇：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看。一会儿工夫，勤劳的秋妈妈就将天空洗涮得大海般湛蓝，一朵朵白云犹如扬帆起航的轻舟，在“天海”中慢悠悠地漂浮着。
紧接着秋妈妈又来带到了果园里。秋妈妈将软绵绵的细雨洒在了果园里。说来也真是奇妙，秋妈妈的细雨像充满魔法似的，让那一个个小小的红柿子变成了红灯笼，还有那一个个青色的苹果也变得粉红粉红的的了。快看！那不是《西游记》中的人参果吗？不那不是，那是刚才那个小小的梨子。
一转眼秋妈妈又来到了花园。那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在秋妈妈的抚摸下长成了一朵朵亭亭玉立的花儿，顿时，一股花香味儿泌人心脾。
夜晚像拉上幕布一样黑。树影婆娑，草丛里的蟋蟀开起了音乐会。
秋妈妈又来到了稻田里。蝈蝈“咯吱，咯吱”地唱，蟋蟀“瞿瞿”的叫，刀子们也纷纷起舞，跳累了弯下腰歇会儿，肥土“哧哧”地冒着气泡。他们都在迎接着春的使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