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摘 要 题】少数民族文学
【关 键 词】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思考
【正 文】
一、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潮流，不仅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国女性文学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与文学喧嚣变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辉。不仅显示出女作家令人瞩目的空前创作实绩，使中国女性文学之命题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步与兴盛。可以说，女性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批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甚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备受注目的显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命题。
20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无疑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少数民族文学空前繁荣的队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在这片撒满亚热带阳光的边疆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不少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学作品。诸如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阿依夏木·艾合买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迹》，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梦》，艾里拜·木合买德的《雪飘之夜》、《这不是为了爱情》等；哈萨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说《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创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马玉梅的小说创作等，其中不少堪称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优秀之作。
近年来，虽然女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却没能受到这一热潮的关注，获得相应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为数很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几乎均将目光投向国内女性文学衍进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新疆这块家乡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注的关注、研究远远不够；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又几乎将关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国或在新疆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男性作家或汉族男性作家，而对至今尚属性别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关注也很不够。虽有零星评论见诸报端，但是较有组织的、较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认可。对其创作、发展、变化作出无愧于文学、时代和历史的评价，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们女性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课题研究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宗旨，以世界语境和中国大文学史的视野为背景，以性别视角契入，倡导性别公正，提升性别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意识及命运的深刻变化，又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相对偏低的严峻社会现实予以认识和究源。从而使本课题从文化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审美特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整合，探讨其对全国的借鉴意义；探索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我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语境中的文化价值，必将丰富、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女性文化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佐证，具有其他任何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必将丰富深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既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又丰富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之双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边疆文化现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之意义，又对建构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了解与沟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二、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缘的优势，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的绿洲沃野。尤其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汉语言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风格特色鲜明，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种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对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还不能与全国女性文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内涵完全划等号，还须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区情。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应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准则。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研究范畴。从学理层面上讲，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女性文学”的概念，就应该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但为学术的严谨考虑，暂不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结果。目前，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命题的需要，还是应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作一界定。这还须从“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研究对象与范畴来推论。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1] “凡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其题材与主题如何，何种体裁，都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2] 按照上述阐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作如下理解。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作家；
2、其范围涵盖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
3、创作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一直是颇具争议和歧义的一个文学概念。并在实际上造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比较认同的界说有两种：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3]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应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它应该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而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4]
女性文学研究涵盖范围，不仅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女性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学理论成就。
（三）关于本课题研究中“当代”的时间范畴
在文学史分期的称谓上，依照惯例，“当代”一般泛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一段时间流程。但由于21世纪的来临，这一时间概念所指的时间限量已发生全新的变化。很显然，当我们已经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如今所称的“当代文学史”已不能再冠以“当代”。因为新的纪元无疑是新的“当代”。
为此，本研究所指的“当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纪末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依据上述推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至少应有以下四点：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2、创作客体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3、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她应该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三、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本课题以社会性别视角契入，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解放为宗旨，对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多角度层面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给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最大限度地切近、贴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切近、贴近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深刻的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追踪女作者笔下少数民族现代女性随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一起前进的足迹，展示她们应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承担新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崭新时代风貌。以鲜明的女性自省、自审意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感，独特的表现视角和维、哈语言或汉语言形式，表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礼、节日、集会等都以歌舞示庆贺，且歌舞的主体多为女性。如哈萨克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无论其“加尔歌”（劝嫁歌）、“萨仁歌”（娶新娘）、还是“哭丧歌”（葬礼歌）、其吟唱的主体均为女性。
本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们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两种以至多种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汉”知识女性群体，获得了立体交叉的思维方式。具有吸纳多民族文化精髓的开放胸怀和现代意识。她们代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现代觉醒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亲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这一文化现象，要作为专题重点研究。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须准确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20世纪末叶新疆社会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就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谈女性文学，既要把她放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既要把她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特质。而应该融合这两个范畴，在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这样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其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价值方能深入阐发，方能彰显。
（二）二者（严格意义和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论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从创作主体必须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依照社会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审美内容，做出大致规范的。本课题宜将普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均纳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均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文本来研读。尽可能二者兼顾，点面结合，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研究设定一个相对客观、比较全面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地概括出20世纪末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并且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是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的、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论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审美特征等。
对于她们那些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本，其中确从女性的视角，凸现了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色色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表达了朝着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进的创作趋势，研究中须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于那些女性意识不是很鲜明的，或者说超越了性别的意识，站在“人”的文化立场创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意义的文本，研究中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视，在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社会、文化、历史、家庭、国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宽度和广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
研究重点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变革上，放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化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警惕话语霸权
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风民俗，把握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尽可能减少文化误读的需要。学术上允许其他民族研究和评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须充分尊重原作，尽量客观地反映文本原貌特点。研究时要以客观描述为主，要从女作家的自身经历出发，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尽可能以商榷的、质疑的对话的态度思考和阐释，做到留有余地，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准的，可以等时机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学的态度留待后人继续研究。总之，宜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准则贯穿研究始终。
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妇女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审命题时，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痼疾时，注意其与中国传统汉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传承关系，指出其与中国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中社会性别意识滞后的问题，慎勿用过于超前的超越历史发展的观念求全责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须警惕话语霸权。
参考文献
[1]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J].民族文学研究．1998，(2)
[2]云峰．系统扎实开创前瞻[J].民族文学研究1999，(3)
[3]李鸿然．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与确定[J].民族文学研究，1999，(2)
第2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关键词:青少年女足;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abstract:the women’s football key area young people women’s football’s developmental strategy belongs to the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article chooses the chinese women’s football key area young people women’s football the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take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discussion women’s football key area young people women’s football’s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notation and the inevitability.
key words:young people women’s football; area development; strategic research
区域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决策,战略的策划必须根据本区域的特点,对本区域进行长远的规划,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内的经济、文化、科技来说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的发展战略属于区域发展战略,本文选择中国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的区域发展战略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及必然性。
1中国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区域发展战略的概念与内涵
根据发展战略的基本涵义,中国女足重点地区区域青少年女足发展战略的概念概括为:中国足协主管部门对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在某一时期的发展,提出行动方针,制定出明确的目标,进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区域性和长远性的运筹和谋划。
中国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是什么?是一种优先发展战略,具体地说,是在非均衡协调理论的覆盖下,相对于非重点地区,优先发展重点地区,在重点地区内部,优先发展女足条件相对更好的地区,带动其他地区,从而使整个女足地区青少年女足竞技水平共同提高。
2中国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区域发展战略提出的必然性
2.1多种发展理论比较权衡的结果所决定
区域发展战略具体实行什么战略要有一定的发展理论依据,发展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即均衡发展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非均衡协调理论。
均衡发展理论不但强调部门或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部门内部或区域内部的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在于,非优势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部门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绝对的均衡战略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公平和效率从来都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过分强调均衡发展、平均分配资源和分散力量,势必以牺牲效益为代价,进入低水平平衡的发展阶段。
非均衡发展理论为上世纪中期兴起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部门或区域间、部门内部或区域内部都不是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是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提出源自人们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对如何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以促进发展所作的考虑。由于人类生存的社会、自然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统一的资源配置模式显然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源利用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采取适度的“偏好”发展策略,将资源优先配置到社会、自然禀赋较好的区域或部门,使之形成良性的合力区,通过这些有条件的区域或部门优先发展所发挥出的辐射效应与扩散效用等自然力量,带动落后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显然这种战略的优点是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投向效益较高的地方,是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但这种战略的缺点是:加大对投入产出效益好的地区社会投资,会进一步扩大发展差距,不利于社会公平;“抓大放小”策略容易错失发展良机,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形成与上世纪80年代,是一种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发展状态、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要求注重长远的发展,反对谋求一时的经济利益和一味无限制的发展而牺牲长远利益,要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可持续发展反映的主要是一种后续发展能力,主要考察事物的纵向发展情况。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一元性的发展观,它强调时间上的持续发展,虽然它也关注空间发展上的均衡性,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体育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既包括时间意义上的现实体育与未来体育的继起,也包括空间意义上各种体育之间、体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体育发展既有纵向发展问题,又有横向发展问题,如体育系统发展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四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四者之间只能说是协调发展,用可持续发展则显得有些牵强。虽然体育也要保持它的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持续发展,但是它对于一些横向空间意义上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解释的,是存在一些遗憾的。
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不同于均衡发展理论,也不同于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了二者的优点,并且对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缺点有所弥补。它首先是一种非均衡发展,不仅区域之间是非均衡发展,区域内部也是非均衡发展,然而在这种非均衡推进中必须把重点论和协调论结合起来,通过政府的非自然的调控力,寻求区域间、部门间以及区域内部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先进带动落后,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共同发展的良性协调运行机制。政府在这种战略模式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从重点发展部分的选择,到整个战略的布局和实施。
综上所述,中国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区域发展战略应该选择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实行优先发展战略,通过政府的非自然的调控力,以先进带动落后,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共同发展。
2.2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资源少,基不出差,而且幅员辽阔,经济基础与发展条件不尽相同,区域之间、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限的资源均衡配置到各个领域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这是我国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发展选择基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的优先发展战略的经济背景。
2.3相关体育政策的保障所决定
《2001～2010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关于“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行体育现代化探索”,为谋划区域体育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体育的特色,也符合中国女足目前的特色,中国女足重点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整体上不论是竞技水平,还是经济水平都要高出很多,女足重点地区青少年女足的率先发展必须要从相应的战略高度进行规划,这个相应的发展战略应该是一种优先发展战略。
第3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关键词：琪客文学消费文化女性主义
一、琪客文学概述
琪客文学(ChickLit)，又译为“小鸡文学”、“鸡仔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起英美文学界新兴的女性文学类型。该类书籍由女性创作，为女性而写，关注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交关系，描写她们在职场及各种恋爱、友情关系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目标读者为有类似经历的女性。琪客小说兴起伊始，其主人公多为“居住在大都市中、二三十岁的单身英美白人异性恋女性”[1]。不过随着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琪客文学的描写对象已扩展至“不同年龄段、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女性生活”[1]。被视为是琪客文学开山之作的，是克里斯•玛萨等人在1995年和1996年出版的两本小说集：《琪客文学:后女性主义小说》以及《琪客文学2:小鸡雏难展翅》。而1996年美国女作家坎迪斯•布什奈尔的《欲望都市》和1997年英国女作家海伦•菲尔丁的《B.J.单身日记》则让琪客文学迅速成为年轻女性读者追捧的对象，堪称琪客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品。此外，索菲•金塞拉的“购物狂三部曲”、梅丽莎•班克的《少女渔猎手册》、劳伦•韦斯伯格的《穿Prada的女魔头》、爱玛•麦罗琳的《保姆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琪客文学作品。不少琪客小说被改编搬上荧屏甚至网络，如与原著同名的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等，都深受观众喜爱，吸引了更大批的受众群体。琪客文学作品以轻松幽默的语言，采用日记、信函等叙述方式，多以第一人称及自白式的写作模式，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日常生活，涉及爱情、友情、事业、时尚消费、种族、阶级、对美貌的追求等众多现实问题。其中，爱情、时尚消费、女性成长是琪客文学作品的主要母体。琪客文学继承了女性文学的传统，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女性的自我完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消费伦理”[2]三个方面体现出后女性主义的特征。
二、近十年国外琪客文学研究的四大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界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有不少学者对琪客文学研究持肯定态度。2001年，专门出版琪客小说的“红裙墨水”出版社(RedDressInk)成立。2003年2月国际通俗小说研究协会(ARPF)召开了琪客文学研讨会；2004年1月，美国女性图书协会(WNBA)也举办了题为“琪客文学真的幼稚吗”的讨论会。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关于琪客文学批评的文章。不少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等名校，也将琪客文学作为“女性文学”、“当代文学”或者“文化研究”的分支纳入教学体系。在对琪客文学的研究成果中，较有影响力的有苏珊娜•菲瑞思和马洛里•杨在2006年编辑出版的《琪客文学：新女性小说》论文集，收录了十四篇论文，分别从起源、定义、影响及分类等方面论述了琪客文学,是学界首次就这一文类进行全方位探讨和论述，对琪客文学的研究影响深远。此外，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也陆续有关于琪客文学研究的专著面世。纵观国外学术界近十年来的琪客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热点和趋势：一是对琪客文学与女性谱系关系的研究；二是对琪客小说中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的关注；三是对琪客文学的新形式，包括其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的分支和变体的研究；四是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跨学科角度来解读琪客文学的特点。
（一）琪客文学与传统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琪客文学的起源以及其与主要文学流派，尤其是和传统女性文学以及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克里斯•玛萨的论文《谁在大笑•琪客文学简史及一种文类的歪曲》回顾了“ChickLit”这一术语的诞生过程[3]；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在其论文《论新社会风俗小说的传统和改写》中，阐述了琪客文学的特点，并指出琪客文学是对几种主要文学流派的改写，研究琪客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能更加明晰琪客文学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也更能解释琪客文学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的反应[3]；朱丽特•威尔斯的论文《琪客文学之母•女性作家、女性读者及文学史》，将琪客文学放置在女性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中，在情节设置、主题表现、叙述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3]；苏珊娜•菲瑞思在《叙事与影片的双重性：〈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一文中，论述了《B.J.单身日记》及其电影版与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异同，指出不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在女主角寻求自尊及安全感的心路历程上，都能发现一些《傲慢与偏见》的影子，但又不完全相同[3]。艾梅尔达•维勒含的专著《女性主义畅销小说：从〈单身女孩〉到〈欲望都市〉》视琪客文学为当代通俗女性小说，通过历时性对比分析，剖析了19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分别对60年代和90年代女性通俗文学所产生的影响[4]。2011年，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出版专著《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论述了琪客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起源及其流行原因，讨论琪客文学对主要叙事传统的改写。哈维斯基认为，新的社会现象催生了琪客文学的诞生，虽然与早期爱情小说有相似之处，琪客文学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现代爱情，尤其是对单身女性及其经济状况的刻画方面。由于其复杂多样又带仿拟的文学形式，琪客文学代表了一代新风俗小说[5]。
（二）琪客小说中的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研究
爱情婚姻与女性成长，是琪客小说中所普遍反映的主题。对琪客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身份建构进行分析，是学者们所青睐的视角。A•罗切尔•马布瑞的论文《关于一个女孩：当代“琪客”文化中的女性主观性和》以《B.J单身日记》和《欲望都市》的小说版和影片版为例，从营销策略、叙述方式、尤其是对女主角与他人关系刻画、女性间的社群联系等方面，说明琪客文学的特点，指出这类文学展示了当代女性真实的声音，让她们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但作者也指出，许多琪客小说结尾仍不如意，流于俗套，无法摆脱男性主宰文化的限制[3]。而与之相反，安娜•科尔南在其论文《没有满足：〈欲望都市〉、〈奔跑追逐吻〉以及琪客文学中新女主角欲望的矛盾》中却认为，是女性的愿望得以建构、表达和接受的重要一环，《奔跑追逐吻》和《欲望都市》两部小说中，传统的两性关系已经完全颠覆，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女主角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3]。艾莉森•乌明格的论文《令人惊奇的布里奇特•琼斯：论琪客文学中令女性真正沦陷之原因》以三部琪客小说为例，展示了在琪客文学中，女主角与外貌、尤其是身材体重间的斗争和追求，往往超过了对男的追求[3]。薇薇安•瑞兹的博士论文《布里奇特们、丽贝卡们和凯莉们：琪客文化定义女性》以三部经典琪客文学小说的女主角为例，分析了琪客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包括父权制及异性恋常规，批判了这些作品以商品消费、生儿育女和非理性为特点来定义女性气质[6]。2007年，波兰学者卡扎兹娜•斯米兹斯卡出版的专著《布里奇特•琼斯眼中的世界：琪客文学作品中的身份话语》，从文化角度探索琪客小说中的主题，研究琪客文学折射出的矛盾冲突的多重身份概念。作者认为，琪客文学是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现象，构建了个体和集体身份话语、并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相连。在家庭、爱情与性、消费主义的主题中，女主角们承担着特定的身份，她们既是女儿，也是爱人和消费者。每种身份都暗含着危机和价值观的崩溃：核心家庭和谐统一的危机、对浪漫爱情信念的消失以及消费欲望所带来的不满和焦虑。琪客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这些危机，展现了多重个人身份中蕴含的矛盾和冲突[7]。消费文化在琪客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有着学研究重要角色。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在商品文化中享受着却又备受煎熬。她们既是消费的主体，在消费中获得满足、发现自我、追寻自身的价值；同时又不知不觉沉溺于消费，负债累累，变成消费品。杰西卡•凡•斯鲁顿的论文《时尚债：索菲•金塞拉“购物狂系列”小说中令人侧目的消费、时尚和浪漫》论述了时尚消费这一琪客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说明女主角能通过消费和时尚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3]。美国学者卡罗琳•斯密斯在其专著《琪客文学中的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中，通过分析琪客小说中女性生活与流行杂志的联系，探讨了消费文化对现代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琪客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流行杂志等消费文化媒体所传递的观念意识，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些观念意识提出了挑战。作者也呼吁广大女性要理智看待消费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各种信息，不要在消费文化的各种产物中迷失了自己[1]。
（三）对琪客文学分支和变体的研究
随着琪客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其描写对象已从最初二三十岁的单身都市白领女性扩展到更广泛的年龄层次、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种族国籍的女性，出现了多种变体，包括青少年琪客文学(ChickLitjr)、妈咪文学(MommyLit)、保姆文学(NannyLit)、非裔美国女性文学(SistahLit)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琪客文学等，因此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琪客文学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甚至性别等的多种分支和变体，研究其中的主要特点和主题体现。如乔安娜•韦伯•约翰生的论文《青少年琪客文学：不止是对青少年的浮华诱惑》对目标人群为叛逆期女孩的青少年琪客文学追根溯源，总结了这类变体的特点和多样主题[3]。希瑟•休伊特在《你并不孤独：个人、政治和‘新’妈咪文学》一文中，阐述了“新”妈咪文学产生的背景和主题，指出“家庭主妇式的幽默”是这类变体的主要特点，“新”妈咪文学作品采用自传式的写法，触及到不少“禁忌主题”，从更广泛的层面反映了母亲，包括单身母亲、酷儿母亲、少女妈妈以及不同种族母亲的声音[3]。伊丽莎白•赫尔的论文《长期受苦的职场女性：以保姆文学为例》，则分析了“保姆文学”这一琪客文学的新晋分支，保姆文学为琪客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让这类文学作品能深入到社会更真实的黑暗面。也有论文从跨越种族的角度探讨琪客文学。丽莎•格雷罗的论文《“Sistahs”并非为自己：黑白肤色的琪客文学》，以《等待呼气》（又译：《待到梦醒时分》）和《B.J.单身日记》两部小说为例，比较“黑人姐妹文学”(SistahLit)和琪客文学，尤其探讨了它们的区别。文章指出，由于种族和社会背景等因素，虽然描写非裔美国女性的“黑人姐妹文学”是琪客文学的一个分支，却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类小说往往在表现黑人女性人生追求、对男性的刻画以及描写女性与家人、朋友关系等方面与主流琪客文学有着显著区别[3]。诺拉•塞蕾的论文《布里奇特•琼斯和匈牙利琪客文学》跨越国界，对《B.J.单身日记》和被誉为匈牙利版《B.J单身日记》的StopMammatheresa!进行比较，阐述了琪客文学在匈牙利的发展和接受情况，认为琪客文学在与当地的社会经济语境融合的过程中，已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3]。
（四）琪客文学的语言文体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对这一文学形式进行新的解读。2012年，西班牙格达纳大学讲师罗西奥•蒙托罗出版了《琪客文学：卡布奇诺式小说的文体论》一书，从语言学和文体学这一全新角度分析琪客文学的主要特点，扩宽了琪客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琪客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通过运用多模态文体学原理，从琪客文学作品的书籍封面，包括封面颜色、印刷样式、总体设计以及人物刻画、语境、读者反映等方面入手，从非语言和语言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特点。作者认为，琪客小说能给读者快乐满足的体验，仿佛唇齿留香的感觉，加之其所体现的都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气息，就如同饮下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因此将其称作是“卡布奇诺式的小说”[8]。
三、结语
第4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关键词:女性;性犯罪;心理成因;预防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12-0019-003
在女性违法犯罪案例中,女性性犯罪占据着重要比例。据调查,当前女青少年犯罪中性罪错型的大约占到女青少年犯罪的90 %以上。在各地妇女监管场所和少年管教所中,女性性犯罪都占据了大多数。性犯罪已经成为我国女性违法犯罪的基本类型,而且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刑事犯罪案件也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同女性性犯罪有关。本文所指的女性性犯罪是指以性为主要特征和手段的犯罪,即女性以色相、肉体等性诱惑手段或利用色相作为辅助手段进行违法犯罪的社会行为。
一、女性性犯罪的基本特点
女性性犯罪问题作为一种在历史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丑恶现象,由来已久。在社会转型时期,女性性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
1.年龄结构上,低龄罪犯比例较高
根据中国著名的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资料的分析,女性性犯罪者低龄女性占据很高比例。在“性文明”调查的九个地区(苏州、上海、成都、唐山、北京、青岛、南京、夏门、深圳)2136例性犯罪者中,25岁以下女性占女性总数的74.1%,其中20岁以下的占41.1%。
2.个人背景上,多数处于社会底层
从女性性罪犯的个有及家庭背景上看,大多数是来自社会声望较低的阶层。从其本人来看,无业人员占23.4%,农民占有一席之地25.2%,工人占22.1%,个体户占7.6%。服务性工作人员占6.8%。
3.教育程度上,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对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自我认知能力越高。在女性性犯罪中,根据某省女监1985年-2000年对新收押者被捕时文化程度的调查发现,1985年-1992年,文盲半文盲占32.75%,小学文化程度占30.07%,初中文化程度占30.58%,1993-2000年文盲半文盲占25.76%,小学文化程度占33.47%,初中文化程度占29.75%。就总体而言,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三者始终构成总数中的大多数。③
4.犯罪形式上,主动性趋向明显
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女性不再是传统的被动犯罪,更多的倾向于主动犯罪。特别是传统观念的逐步淡化,一些女性将易当成一种谋生手段,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主动犯罪。另外,还有一些女性深受传统观念影响,在遭受侵害后,产生强烈的羞耻心理,得不到社会公正对待,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久而久之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放浪形骸,由“被害”转向“害人”,主动参与性犯罪。
二、女性性犯罪的成因分析
在女性性犯罪问题的研究上,很多专家学者充满了性别刻板印象。比如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的
“天生犯罪人”理论,日本学者广濑胜世关于女性犯罪的论述。他们把女性性犯罪归因于她们不同的生理结构、软弱的性格、情绪不稳定等。从一定程度上讲,少数女性罪犯的确符合这些假定。但绝大部分女性性犯罪,不能简单归因于此,我认为应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其深层原因。
1.“”的物化导致了价值取向的错位
《孟子》说:食,色,性也。人的和食欲一样,是人天生的本能。按照社会学理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一个逐渐被社会化的过程。人的本能在社会化过程中,被人们所建构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所改变,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性的本质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性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女性一直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存在。男人被建构为性的主体,女性则被建构为“性的客体”。在性问题上,女性一直遭受着压迫和剥削,其作为人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尊重,“只有在准备时,在男人的眼里,女性才是一个人,才具有某种价值,甚至不惜金钱、权利和声望来购买和女性的机会。”④女人只是作为满足男人以及生育的工具存在,被物化,甚至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由于历史传统的习惯势力,当今社会,男性仍然享有更高的传统威望,在众多的公共领域中,男性占据更多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女性要想在社会中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实现自己的诉求和愿望,往往比男性面对更多的困难。一方面,女性自食其力的意识被唤醒,但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使女性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得不到平等对待。“如果女性不想成为他者,不想成为交易中的一方,对女人来说将意味着要放弃同这个男人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⑤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下,女性被迫承认自己作为“客体”的存在,接受被“物化”的事实,并通过它获取利益。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和“物化”观念,将女性引向了性犯罪的歧途。
2.“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导致了的泛滥
性解放是指在上完全抛弃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主张和实践,又称性自由或性革命。20世纪前期形成于西方。其最初目的是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的女权运动。但此后,性解放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逐渐演变为对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认为是人人都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是个人私事,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两性关系。主张和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否认两性关系的社会性。一些极端的性自由主义者甚至主张娼妓合法化。上世纪80年代,性解放思潮进入我国,特别是对性解放思潮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让中国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性观念遭到严重“冲撞”。人们不再“谈性色变”,性观念发生彻底改观,易开始泛滥。与传统性文化的冲突,给女性实施性犯罪提供了“温床”。首先,女性对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性解放”思潮的传播,使女性对于性问题不在避讳,更多的女性开始追求性自由。倡导性自由和性解放被认为是一种“进步”。这样一来,一些女性因自身文化限制,盲目追崇“性自由”,伦理道德发生偏离,身体被当作了世俗享乐存在的化身,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越轨行为――性犯罪。其次,女性的“社会保护环境”遭到破坏。追求性自由、性解放的思潮,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村,极大的影响了社会风气。婚外、易现象越来越泛滥。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受到威胁,诱发家庭伦理道德失范。这样一来,家庭教育功能被弱化,一些青少年女性游离于保护环境之外,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当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威胁解体后,一些女性失去家庭依附,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就业技能,生活没有着落,人生观、世界观发生改变,自觉不自觉的将“性解放”思想逐步内化,极易受到引诱而误入歧途,走上性犯罪道路。
3.媒体负面诱导导致了是非观念的模糊
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宣传手段也日益先进。人们的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和生活观念随着媒体的宣传,进入人们的生活,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思想。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与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它应该尊崇正确的主流思想,起着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下,受到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信息传播过程中, “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⑥社会上充斥着大量不良性刺激、性信息,片、性节目、图书、刊物、以及随处可见。另外,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公开宣扬“婚外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刻意将宣扬女性集体无意识,将女性渲染为对象和色情贿赂的工具,腐败的诱饵。一些商业广告中,女性的身体形象被作为商业“卖点”进行炒作,“刻意暴露女性的身体部位,用丰乳肥臀作为商品招徕。一些广告以狡黠的双关语刺激和满足一些低级趣味者对性的窥视癖式的诉求”⑦;还有许多网站,专门教授女性如何改造自己来取悦和迎合男性,“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被引为圣典。在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动下,女性形象被严重扭曲,女性自身的价值被贬低和刻意模糊。一些自我意识不强,自制能力差的女性受其影响,错误认识自身价值,不惜“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
三、女性性犯罪的预防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文中指出:“性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女性作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群体,其自身的健康发展,对于促进整个社会文明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预防女性性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基石。
1.强化社会控制手段是关键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及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⑧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为,依靠政法、刑罚的办法来治国,可能使社会成员出于畏惧而不犯罪,却不能使人有羞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自觉走上正道。在预防女性性犯罪方面,我们应遵循孔子的思想,第一,加强积极性社会控制手段。通达舆论、宣传、教育等措施引导女性树立正确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预防其越轨行为,以达到减少性犯罪的目标。第二,加大消极性社会控制力度。通过制定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实施控制,在完善现在打击法律法规制度的基础上,深挖根源,加大对性犯罪的处罚程度。另一方面,加大对不良信息传播的惩治,清理污染源。第三,强化调控性社会控制措施。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制订和完善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为女性提供一个与男性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平台,保证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保障和维护女性合法权益,以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健康发展。
2.加强社会性别教育是基础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来解决。男权制文化制约了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社会性别不平等促使了女性性犯罪。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改变这种现状,加强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第一,摒弃传统的性别角色教育模式。传统的性别角色教育是在男权制文化的影响下构建,其关于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定型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受教育者的成长,不利于他们的发展。第二,创新性别教育方式。积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打破传统性别定型观念的限制,实行“双性教育”模式,逐步使学生认识到:不论是男女,都有自己性别优势及弱势,能够正确看待两性差异。第三,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性别教育的成功经验,利用教材和教师的言行传播平等的两性观念,保证男女学生心理获得健康、平衡地发展,促进两性和谐的社会发展。
3.纠正传媒价值导向是重点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对于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传媒的信息传播是社会成员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如何为女性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及时预防女性性犯罪,社会性别文化的舆论导向正确与否,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任务。首先,要强化大众传媒的责任意识。在社会性别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应符合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观点,宣扬积极向上的两性观念,促使她们抵御不良信息。其次,强化社会性别文化舆论监督。制定和完善监管制度,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些不利于社会性别建构的不良信息进行严格过滤和筛选,实行信息准入制度,尽量减少信息污染源。第三,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训,并开展社会性别教育培训,使其跳出“男权的性别模式”,正确看待两性平等发展,让其对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有明确而清醒的意识,自觉抵制不利于两性和谐发展的信息。
4.提高“女性文化自觉”是目标
所谓“女性文化自觉”是指女性对于“女性文化”的认同、反思及创造性发展,有意识的把“女性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态,自觉维护其特性,自觉抵制文化中贬低、损害女性的内容,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促进女性文化的健康发展。要想让妇女真正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两性意识,必须提高女性的文化自觉。第一,要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女性受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通过让女性受教育,使女性增长知识,提高自主意识以及自我价值的感知,让她们能够识别、分析、和处理两性问题。第二,要加强女性劳动技能培训。让女性掌握更多的劳动技能,增强其就业能力,让她们找到自信,激发她们自身提升和不断求变,让她们能独立自主的参与到社会决策和事务中。第三,要加强女性性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观,形成正常的心理,防止被腐朽、丑恶的性意识渗透,将从金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提高她们自觉抵制不良性文化的侵蚀。第四,强化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社区的职能作用,通过交流、座谈等形式,宣传社会性别理论,使女性能用其自身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诉求,分享和传播自身经验收,让她们能够自觉抵制对自身文化的侵害和中伤,积极强化自身的角色份量,自觉维护和发展女性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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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上午9时，论坛举行开幕式。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秀榕、市委副秘书长王翔和市委宣传部、市委研究室、市社科院、市社科联等有关方面领导以及来自首都妇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妇女理论工作者、妇女社会工作者共150余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
“妇女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分论坛讨论内容涉及女性参政议政、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依法维权、环境生态、身心健康、两性平等发展等多个方面。中华女子学院李明舜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啜大鹏教授分别就建立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机制和男女享有同龄退休的劳动权利问题进行探讨和呼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曲雯针对预防和干预家庭暴力问题指出，建立禁止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社会机制，需要革新政府的观念并巩固其主导作用，需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妇女组织及专家学者的促进和监督作用，需要发挥媒介反家暴宣传及监督作用，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以提升政府各机构决策者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反暴力意识也是重要途径之一。针对如何发展与维护城市贫困妇女、农村妇女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女性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问题，市二中院立案庭左颖星法官指出，建立和完善农村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从法律层面有效防止农村妇女生活贫困化，实现这部分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利益的平衡发展，是确保我国农村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环节，司法人员在这一过程中要积极承担起社会导向的作用，在现代民法公平正义理念的指导下，弘扬尊重和维护农村妇女财产权益的观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平谷区兴谷街道妇联王月东主席结合对兴谷开发区内的民营企业所进行的专题调研情况，提出了注重源头维护、加大宣传力度和执法监察力度以推进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加强女职工组织建设等有效对策。
“妇女与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分论坛的主要议题是女性在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讨论中，与会者特别强调了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刘英研究员、市委党校尹志刚教授等纷纷提出，社会学、女性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需要加强对基础家庭理论的研究，尤其对于留守儿童、残缺家庭以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空巢家庭问题，应给与足够的关注；市二中院少年审判庭施忆法官结合审判中的具体案例对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市家教研究会的徐岫茹、王文忠、杨忠健等同志建议将社会心理、家庭心理学教育引入家庭教育实践工作中，从而带动和谐家庭建设。针对构建和谐社区这一问题，朝阳区芍药居四社区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刘丛结合实际工作指出，在建设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社区中的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受到自身能力、精力和社区财力的限制，很难有效解决这些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华女子学院孙晓梅教授认为，进一步完善社区的服务机制建设，需要各级政府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为社区弱势群体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者队伍尤为重要。她呼吁妇女理论工作者关注社区问题，积极将研究成果与社区实际工作相结合，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建设，这得到了与会众多基层社区工作者的高度认同。
“妇女组织与和谐社会建设”分论坛集中探讨了妇女组织应如何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好地发挥组织妇女群众、引导妇女群众、服务妇女群众、维护妇女群众合法权益的作用，团结动员妇女群众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与会人员将理论研究、社会调查与妇女工作实践相结合，就妇女组织在新形势下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健全组织网络、整合社会资源、拓宽工作领域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并针对妇女组织的新定位、妇女工作模式的再转型等论题展开了交流研讨。崇文区妇联副主席尹向敏将妇联组织的作用概括为“稳定民心”、“凝聚人心”、“传递爱心”、“减少亏心”、“巩固核心”，指出应努力做好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素质、调整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和谐、关注弱势群体等工作，使妇联组织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副“定心剂”，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针对妇联组织在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昌平区妇联主席王璐在发言中提到，尽管妇联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政府领导决策层面女性比例少、正职少，基层妇女干部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的情况和问题。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妇联组织服务妇女群众的能力、更好地团结带动广大首都女性投身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这一问题，*大学社会学系马凤芝教授特别强调了妇女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对妇女事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她提出，在建设和谐社会中，通过将社会工作引入妇女工作的途径，可以促进妇联工作用更明确的理念、更科学的方法帮助妇女、服务妇女，使妇女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6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启示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multicultural educaion lies in multi cultures and equality in education．Its practical methods mainly include the four reforms of multicultural courses proposed by Banks and the five way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ummarized by Sleet．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fference between multlcultural education and ethnic 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education receivers，emphasis on educ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attitude and policy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ethnic minorities．Howev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ultlcultural education can serve as inspiration to ethnic 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 in conducting multlcultur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stressing female education and edueatlon for students from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Key words] multlcultural education；ethnic minority education；Inspiration
一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及其实践
1．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及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当时的民权运动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种族和民族提出了很多教育平等的要求：学校课程要反映他们的历史、文化。观点；学校要聘用更多的有色人种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以使孩子们看到本民族人士成功的例子和榜样，等等。随后，美国的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老年、残疾、同性恋）纷纷申诉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要求教育机构满足他们的需要和保障他们的权利。作为回应，政府。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产生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逐渐传播到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现已成为西方教育的一种潮流。
那么什么是多元文化教育呢？班克斯提出：“多元文化教育至少有三层含义：一种理念或一种观点，一个教育改革运动，同时是一个教育改革过程。多元文化教育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即所有学生，不管他们来自何种性别、社会阶层、种族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应该在学校取得平等的学习机会。”高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再定义为：“它使所有‘不同’孩子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这些‘不同’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及阶层（还有残疾和性倾向）的差异。”
根据以上定义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可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解为：它将不同的种族、民族、性别、社会阶层、残疾等群体视为不同的文化群体；它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之间的差异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它致力于创设一定的环境和手段，不同地对待不同的学生，使所有学生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2．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
根据多元文化教育学者的观点，可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概括为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而不是生物形态上的不同，是导致不同文化群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文化上的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该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尽管对弱势群体公开的歧视已不多见，潜伏的偏见、低期望现象还时时存在，而且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育工作者能够和家长、社会共同努力创设一种支持多元文化教育的环境；（6）学校应该教授弱势群体学生在社会取得平等地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上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和教育平等的理论。
3．多元文化教育实践
多元文化教育实践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二是斯里特的文化/组织类型。班克斯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贡献法是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及其他与民族有关的因素，加进到特定日子的活动内容和特定节日的庆祝活动中。添加法是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其他内容在不改变课程结构的情况下加进课程中。转化法是将课程结构和目标予以改变，以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其他不同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社会行动法是使学生通过课程内容学到社会活动技能，影响他们所处的社区。
斯里特总结出五种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人类关系法是学生和教职工共同合作，改善各民族、种族、宗教组织及其他群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是学校对应于不同群体学生的特殊需要实施教育教学。单一群体学习法是深入学习和研究一个特定群体，整个课程只反映这个群体的立场、观点。多元文化教育法是运用班克斯和其他人的理论改变课程和机构，以促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发展。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是学生和教师一起制定社会行动计划，参与改善社区的文化民主，培养社会实践能力。斯里特认为，上述五种方法中，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
二、多元文化教育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区别
1．受教育对象和办学形式不同
多元文化教育的对象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学生，它不仅针对弱势群体学生，还针对优势群体学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学生，更准确点说是限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
举办独立的少数民族学校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办学的主要形式，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则是多种族多民族学校。
2．教育手段侧重点不同
多元文化教育极为重视文化对应即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注重政策倾斜和行政手段。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者指出：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习类型有较大差异。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引用最多的学习类型是场景依赖型和场景非依赖型。场景依赖型学生对学习环境高度敏感并受环境影响大、社会技能发达、喜欢“目睹（旁观）”学习、采用已组织好及已给出的知识等。场景非依赖型学生利己而不关心别人、社会技能发展差、喜欢独立思考和学习、具有自己的学习方式等。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定的学习类型和一定的文化有关，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比较倾向于场景依赖学习。当教学方法与学生学习类型相适合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对学校的态度明显改善，学生违纪现象明显减少。
西方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如何在学校和家庭、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跨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研究。他们举例说，学生和教师之间缺少跨文化交流技巧会影响课堂教学。如果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提出一些问题，在一个文化群体人看来是“率直”，而另一个文化群体人看来是“笨拙或粗鲁”。处于不同文化群体的家长和教师对学生的某一行为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他们利用不同文化“透镜”的结果。例如，教师说某一学生能够独立学习，家长可能说这个学生太离群；家长对教师提出学生社会技能的发展问题，教师可能说这个家长对学生的学业不关心。
3．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及政策不同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强调保持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多元文化教育虽然强调尊重其他族群的传统文化，但更多是只把它作为对少数族群学生实施教育的桥梁和手段。
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有力和活跃的部分，因此对待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及政策能够说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政策。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依照相关法律得到保护和发展，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作为教学媒介广泛使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从小学至高中甚至到大学都用本民族语言教学。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应有的地位。如在北美双语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只作为获得英语能力的桥梁。如美国的新双语项目于1963年在佛罗里达州DADE县CORAL WAY小学开始实施。这个项目的成功导致了其他双语学校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州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末双语教育项目遍布13个州，共有56个地方项目，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是西班牙语一英语项目。2O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对双语教育的第一次政治冲击。一些人提出警告，如果双语教育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会促成加拿大魁北克式的分离主义倾向。1988年美国“双语教育法”进行了修改，将双语教育年限限制为3年。
虽然在美国有不少双语教育模式（转化模式、发展模式、双向模式、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模式等），转化模式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模式是主流。双语教育转化模式中，所有课程用学生的第二语言教学，同时教授英语课程，待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熟练程度后，转到只用英语教学班级。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模式是单纯用英语教学，只是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学生英语水平使其尽快适应用英语教学。上述两种模式的目的是尽快用英语同化学生的原有语言。
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实行较为开明的语言政策。1996年的官方语言法规定，在联邦双语区和有较强双语服务要求的地方，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1988年，参众两院通过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受之影响较大的领域是非官方语教学。尽管加拿大在过去的30多年里在保护语言权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法语相对于英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相对于法语和英语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平等地位。
三、多元文化教育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启示
1．面向所有学生实施多元文化教育课程
我国教育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民族常识教育试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此项活动的内容是学习和了解中国56个民族的节日、服饰、饮食、英雄人物等民族常识，在此基础上学习和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理论。活动开展的范围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学生，活动目的是使各族学生从小尊重和欣赏各民族不同文化，达到民族大团结。这个活动实际上是多元文化教育，其方法类似于上面提到的班克斯的课程贡献法和添加法。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应该坚持下去，并将其范围扩大到所有学校（非少数民族学校和少数民族学校）的所有学生。通过活动使各民族学生从小接受多元文化理念教育，学会尊重和欣赏其他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平等意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要创造条件，使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内容逐渐渗透进学校各门课程中。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主张，学校的课程应该反映各民族经历，各民族观察问题的不同立场、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学校课程如果与学生实际相联系、反映学生所属文化群体的经历和感受，会培养学生正确而积极的群体自我意识，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业成绩，也会使学生学会从不同文化群体的角度观察事物。
据笔者了解，目前我国仅有艺术教育课程标准（义务教育阶段）提到多元文化教育，并在音乐课教材中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我国少数民族歌曲和外国歌曲。我们应从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出发，在学校的各门课程中反映多元文化的内容。例如，将不同文化群体（少数民族、女性。残疾人）作者的作品及反映这些群体生活的作品收进语文课教材中，使不同文化群体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贡献反映在社会科学课程中。通过上述的多元文化教育，使学生了解到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重视女性教育
女性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文化教育学者的研究表明，性别差异更多是由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造成的。儿童从小开始根据社会既成的标准，按照大人们的期望进人性别角色。在学校，女生相对于男生，受重视程度及得到教师的期望值低，在实验课和课外活动中男生处于主导地位，在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等专业女生比例偏低。在社会上，女性受歧视、地位低、从事的职业薪水低，针对女性的暴力活动经常发生，女性承受工作、家务双重负担等。在男人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行”与“不行”的标准是由男人来定的，女性的所谓的“不行”就是不符合这一标准。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保障妇女权利、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一定的差距，上述西方国家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在我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中上述问题更为突出。如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存在，女童入学率低，而辍学率高等。因此，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应借鉴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重视女性教育。
学校的课程要反映女性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和相关的概念，要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女性形象，教会学生从男性及女性的不同角度观察和认识世界，提供给每一个学生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教师应该控制好课堂，使男女学生同时作为课堂的主体来参加课堂讨论和其他活动，要注意实施适合女生的教学方法。
3．重视贫困家庭学生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学者指出：贫困家庭学生与中产阶层家庭学生相比占有的教育资源明显不足，加上饥饿、家庭学习环境差、教师期望值低等原因，贫困家庭学生辍学率高、学业成绩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学生家庭的贫富差别在拉大，一些贫困家庭孩子由于经济原因失学。总之，农村和城市、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孩子之间占有的教育资源差距较大。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中尤为突出。要采取措施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切实贯彻执行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办好农村教育，缩小其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政府、社会各界和学校要千方百计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完成学业；教育工作者要对来自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的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能降低对贫困家庭孩于的期望值，更不能歧视他们；在学校课程中要增加工人、农民的生活经历，多反映他们的需要，要与农村实际相联系，使包括城市孩子在内的所有学生了解中国农村实际。
第7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关键词】 青春期； 青少年；“滞后释放”
1青少年能否安然度过青春期之不同观点
国际学术界将“青少年”分别以如下几个术语区分：Adolescence（狭义的青少年）是指10~18岁年龄段的人；Young adult是指15~24岁年龄段的人；Young people (or youth)（广义的青少年）是指10~24岁年龄段的人。在中国通常将14岁以下称之为“儿童”；将14~24岁年龄段的人称之为“青少年”；而将18岁以下统称为“未成年人”。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狭义的青少年”，即10~18岁这一年龄段，而集中研究处于青春期在校的初高中学生。
关于青春期，目前世界各国尚无一致的定论。有人认为，青春期即青少年期的开始阶段（美国著名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文持此说），青春期指的是人在成长过程中，以第二性征出现为起点，身心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尽管青春期和青少年期在内容上、年龄上有某些重叠，但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青春期的起止年龄一般为十一二岁至十七八岁，其年龄的上下限，均早于青少年期。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喻义上，青春期都意味着长大成人――从文字上，词根adolescents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长大；从喻义上看，粗略地讲，它指的是从开花到成熟之间的一段时间。在对青春期的理解上，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早期的人们认为，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成人期和非成人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人类成长周期的划分越来越细致，非成人期被划分为新生儿、婴儿、幼儿和儿童期，成人期被进一步划分为成年早期、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专家和学者们发现，在成年期和非成年期之间还应该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既不同于非成年期，也不同于成年期，这就是青春期。很显然，青春期被认为是从儿童期向成年期的过渡。
大多数学者认为，青春期是一个新的诞生，青春期的到来标志着人更加高级、更加复杂的特质的产生。同时，青春期也是一个情感爆发和压力甚大的时期，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困惑的时期。德国儿童心理学家夏洛特・彪勒则把青春期称之为“消极反抗期”，以后这一名称一直被延用。由于身心的逐渐发展和成熟，青少年在这个时期往往对生活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否定以前发展起来的一些良好本质。这种反抗倾向会引起青少年对父母、学校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要求、规范的抗拒态度和行为，从而会引起一些不利于他们的社会适应的心理卫生问题。弗洛伊德认为青春期中青少年性冲动重新转移到了生殖器部位，他们渴望通过正常的成人间的方式来得到性本能的满足。如果没有正常的方式和渠道来获得性满足，人们要么通过升华这个防御机制得到间接的释放，要么遭到性的压抑和挫折，这会进一步导致心理的冲突。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艾瑞克逊（1950）则提出“青春期的危机与转机”理论。他将人生发展分为八个时期，可简称为人生八段。其中有两点观念非常值得重视：任一时期的身心发展的程度与前各时期、以及后各时期的发展有关。前期的发展，即身心统合的程度，对后期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人生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均可视为一个“危机与转机”的关键。人处于每一个时期，各有其可视为根本性发展的问题或困难；困难未解决之前，心理危机将持续存在；困难解决，危机化解，危机转为转机，继续发展，危机因发展而产生，是正常现象，故而又称发展危机。而有些人则由于发展危机不能适时化解，相继累积，导致丧失个人适应能力，形成障碍。
美国社会学家哈维格斯特（Robert Havighurst）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人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人的发展实质上是学习并完成社会所要求的各种任务的一个过程。哈维格斯特将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连续的、有一定顺序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发展任务，这些发展任务包括技能、知识、功能、态度等等，是人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必需，每一阶段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将会导致下一阶段的发展任务顺利完成，否则的话，将会导致下一阶段发展任务的无法顺利完成，导致社会的非难和个人发展的失败。
与之形成鲜明对立观点的是美国波士顿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应用发展心理学系的系主任理察勒纳（2002），他认为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平安渡过青春期，青春期作为“危机期”肇因于社会上对青春期广泛的错误认知。研究显示，多数年轻人在青春期和父母的关系良好，从他们身上学到做人处世的态度和价值观，并在青春期结束后，成为好公民。谁说青春期一定是各种压力和家庭风暴的混合体？其实多数青少年都适应良好。这更能反映出美国一般家庭的状况。
美国学者勒纳最近15年来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确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一如更年期。尽管青春期有激烈的生理和荷尔蒙变化，却没有规定这必须是一个混乱时期。这得要看青少年原本的个性和他们从身边成人所得到的感情上的支持。简而言之，和父母有很大的关系。对青春期的误解可追溯至一世纪前，心理学家正在建构青少年发展心理学领域。他们寻求青少年时期不顺利的原因，发展心理学家重新检验这些假设。他们不再把焦点放在痛苦挣扎渡过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正在研究平稳的青春期如何运作。勒纳正在进行一项为期6年的研究，探讨究竟需要什么条件青少年能平安度过青春期，而成人又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勒纳认为，家长和孩子经常以没有坏事发生来定义正面发展，而他们希望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词汇，供家长和孩子来使用。“青少年的正面发展”研究的初步结论显示，顺利从青春期进入成人期的人，都拥有可以加以量化的人格特质。
由此看来，青春期中青少年处于心理冲突中还是可以平稳度过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讨论的焦点。虽然，众所周知青春期是一个变化时期，青春期是少年身心变化最为迅速而明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身体、外貌、行为模式、自我意识、交往与情绪特点、人生观等都脱离了儿童的特征而逐渐成熟起来，更为接近成人。这些迅速的变化，会使青少年产生困扰、自卑、不安、焦虑等心理卫生问题，甚至产生不良行为。因此，青春期是一个既可以预测又不可预测的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中，人从儿童向成人发展是可预测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或问题则不可预测。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在青春期究竟是处于心理冲突和消极反抗中，还是可以安全和平稳地度过？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安稳地度过青春期？这些将构成本文研究和须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2青春期与“推拉理论”
按照“推拉”理论，青春期是一个生物性势能与社会性势能势均力敌、双方在争夺“拔河”的特殊阶段。青少年往往在独立与依附、个体倾向与社会取向方面犹豫不决，在试图独立与不尽的依赖情结间踯躅。心理发展使青少年度过儿童的他律阶段，进入自律阶段。青春期一开始，个体的独立意识便日渐增强起来。及至青春、青春后期，个体更是要把自己认作为成人，强烈要求按照自己的思考行为，独立地做出选择，并竭力摆脱家长、老师等来自成人社会力量的制约。青少年最忌别人不把他当作成人对待，甚至儿童少年的东西都成了他讳避的对象。人们称这种力求摆脱幼稚时代的心理状态为心理上的“断乳”，即从心理上割断对父母的依赖关系，与以往的幼稚时代决裂。但是，心理上的“断乳”要比生理上的“断乳”复杂得多。所以，青少年能否安稳地度过青春期，既与青少年心智发育成熟度有关，也与环境变量的“推力”或“拉力”相关（即“拔河现象”）。
我们在分析中国大城市独生子女性意识、变化时，首先应该注意到“环境推拉力”对青少年的影响。这种推力或拉力包括：家庭、学校、传媒、朋辈、知识等对青少年的“争夺”，也包括青少年在青春期中的生物、心理等自身变化（如性冲动、性梦幻等）作用。由此看来我们应该用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来看取影响作用于青春期中青少年的各种环境变量。
本质主义认为人类性冲动是天生的、自发的，而社会建构主义是将关注的重心从个人的内在本质转向外部环境。它不是去探讨哪些内在动力产生了望，而是去追问：欲望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又是被怎样解释的？欲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被行动的？这一转变是从内部转向外部，从天然转向人为，从普遍性转向局部性。青春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个人本质决定的生理现象。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不是“能量”或“冲动”，不需要“宣泄”，性是历史和文化的变量。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同许多其他行为相比，性是最受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行为。社会建构主义是将“性”视为可塑性很强的东西。社会建构主义相信“社会教化”理论。人类在开始时是一张白纸或一团胶泥，性总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道德“话语”的塑造和强化。人们之中的任何区别，无论是性别还是性取向的区别，都是由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造就的，是通过对现存社会环境的改变加以改变的。青春期作为人类性发育、性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性意识、性冲动同样是社会化的一种经历，是青少年个体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是推力与拉力之间矢量的过程，也是社会文化影响作用的产物。
青春期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通过青少年个体与社会互动而得到促进或阻碍的，这就是社会性认知的发展。社会性认知的核心思想是“意义采择”。意义采择涉及两种显然不同的活动：静态和动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采择意义的活动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如果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或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感到平衡，也即采择了平衡的意义，那么他或她就会按照这一意义去理解生活和处理生活。然而，任何静态都是相对的，因为平衡是相对的。如果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感到失衡，也即采择了失衡的意义，那么他或她就会按照这一意义去理解生活和处理生活。失衡涉及到青年是接受心理变化还是拒绝心理变化，涉及到对自己的重新认识。由此看来，传统观点将青春期看成是“问题”就如将青少年看成为“问题”一样，主要是社会对青少年的“刻板印象”造成的。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是青少年的典型特征，青少年阶段本身就内含了不成熟与成熟的矛盾性，内含了不成熟的问题和走向成熟的希望。身体发育，性发育，心智发展，生活扩展，人际社会性发展，个性完善，诸如此类青少年发展内容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青少年问题终究是社会的一种设定。当代青少年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社会许多“环境变量”每时每刻都在争夺、作用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身体发育和成熟提前，致使他们的性能量总要寻找释放的机会和对象。通俗地讲，青春期性能量的积累，要么得到释放、要么得以转移、要么被推迟或“压抑”，这主要看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与青少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种变量很健康、很和谐，我们与青少年关系处理得当，那么我们的青少年就能比较平稳、安全地度过青春期；反之，我们学校青春期教育质量很低、我们家长素质不高、家庭不和睦、我们的社会环境（不良信息、朋辈文化等）很糟糕，那么，我们青少年的社会化、安度青春期就会遭遇问题。
“推拉理论”揭示了青春期中青少年何以发生，又何以约束的本质。它不是一个自然放任发展的过程，也不是一味扼杀的过程。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实证发现：越来越多的“环境变量”是健康的，性教育开展本身将有利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安稳地度过青春期，而不是相反。
3实证发现：大部分青少年能安全度过青春期
众所周知，青少年的成熟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性成熟、生理成熟；其二是社会性的成熟。按照西方独生子女“智力汇合”理论，中国大城市家庭父母将精力和金钱几乎全部投资于自己的孩子，独生子女比多子女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怀，我们的研究发现，现今中国城市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无论是经济状况、居住面积、代际关系都要好于以往的多子女家庭，这有助于独生子女一代青少年安稳地度过青春期。我们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课题组十五年来的跟踪研究发现，对学校生活越感到快乐的城市独生子女青少年，越倾向于认同传统的性观念，认同在婚前要守贞洁。
按照独生子女“子代中心”理论，由于我国目前城市中独生子女家庭典型模式是三口之家。家庭成员间关系既具最简单、无重复的性质，又具有对象集中、关系强度大的特色。在子代家庭与祖辈家庭的关系上，独生子女家庭与祖辈家庭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具有三个“唯一性”，即独生子女是家庭中同父母进行代际价值交换的唯一对象，独生子女是家庭中同父母进行亲子社会互动的唯一对象，独生子女是父母老年社会保障所依赖的唯一对象。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结构要素不可缺少性；二是角色不可替代性；三是性别不可选择性。这使得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沿着“子代中心”的轨道发展。这点早被德国学者内特尔（Neter,E）（1945）研究所证实。内特尔认为，独生子女总是受到过分多的教育，这里面有各种类型，其中一个就是“过分保护”型。由于独生子女从小就是在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宠爱中长大，从小到大的很多事，都是大人替他们安排好的，很少要自己去思考去顾虑。大城市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普遍良好家庭教育，加上大城市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成长从身体、心理与学业上普遍较关注，他们任何细微变化，一般都会引起父母的高度重视，所以，导致一方面容易使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性成熟变慢，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副产品”）使得独生子女中的绝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平稳、安全地度过青春期。我们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
4城市青少年“滞后释放”现象
我们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城市青少年的一些新现象新趋势，在此愿与同行分享和讨论。
4．1中学生性活动的存在被人为地“高估”了
大城市独生子女青少年能够平稳、安全地度过青春期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升学压力存在。中考、高考的制度性安排，致使城市（包括农村）众多的中学生压抑掉了许多进入青春期带来的性冲动、望，而不得不面对紧张的学业、升学考试的竞争。当下一些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城市青少年（中学生）早恋、已是非常活跃，问题已相当严重。然而这仅仅是社会媒体或公众对青少年的“刻板印象”造成的。我们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问题远没有想象得那样夸张。笔者认为，由于存在众所周知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使我国大城市青少年（中学生）性冲动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推迟或“压抑”掉了。因而，时下媒体和社会对青少年（中学生）评论报道，带有主观猜测或者“高估”倾向。
通过数据（见表1）我们发现，即便是在有过（边缘性或核心）的大城市青少年中，初三和高三这两个年纪的青少年明显呈现出一个“低峰”现象，这显然与中考、高考紧张复习和压力相关。
4．2性观念开放者其也相对开放，但并不必然导致的激进
从性观念开放度与实际接触异性身体相关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青少年性观念开放度并不必然导致的激进。认为“可以有“（如接吻、、性关系）之青少年，并不必然发生相应事实上的。统计显示，持有较开放性观念之青少年与其实际之间，只具有统计学上的一般意义。
4．3中国青少年发生率低于港台地区同比，远低于欧美
近十多年来国内关于青少年（中学生、大学生）性观念和做过很多调查，由于测量时间、对象年龄与地区、抽样方法的差异，结果有所不同。笔者对其中比较权威的10次调查做了比对分析，发现如下结果：（1）近15年来我国中学生的有所上升，但没有出现像有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大幅度上升趋势，中学生性经验发生率自我报告1989~2003年平均在2．8%（2002~2003年平均在3．5%；1998~2000年平均在2．6%；1989~1990年平均在1．75%)。考虑到人对自己敏感问题的响应率一般为低，但中国青少年发生率远低于港台地区同比，更远低于欧美日（平均超过50%）同比水平。
4．4中国青少年性活动“后滞释放”现象
青春期是青少年社会化之重要阶段。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竞争压力，使得当代中国独生子女青少年在走向社会之前必须学习，学得更多的知识、技能和接受更多的社会化训练，这一方面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些负担又是他们成熟所不可缺少的。从总体上说，升学压力和高考的制度性安排，使得中国大城市中学生青少年性活动“活跃期”有被人为推迟至大学阶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姑且可称为青少年性活动的“后滞效应”。除了我们调查证实了上述结论外，由美国福特基金资助的“青春健康”项目、首都师大性健康教育中心等机构所作的大型调查同样支持我们的观点。“青春健康”（2003）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目前性成熟年龄普遍比上个世纪70年代提前了4~5岁，目前中国21岁的年轻人中79%有过婚前，在农村地区该比例则超过80%。可以说，19~21岁是这种“后滞释放”的爆发期；首都师大性健康教育中心（2004）对中国近30所大学10000名在校生观念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有的男大学生达15．7%、女大学生为5%，而且赞成婚前的男大学生为57%，女大学生为26．7%。
研究表明，中国女性的首次平均年龄为20．3岁，仅有8．9%发生在中学时代，总数平均为1．2个，并不像社会感觉得那样开放。北京大学妇幼保健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002）针对北京、郑州、南宁、深圳四地区10家医院2002位做人工流产的未婚女子所做的“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女性90%认为，如果双方相爱，就可以有婚前。而关于总数平均为1．2个，其中两个以上达到23%。首次平均年龄为20．3岁。1/3人首次发生在19岁之前，8．9%发生在中学时代。未婚女性首次流产最小年龄为13岁。平均性生活年龄提前2．1岁。此外，被调查者曾有11．7%遭遇过性暴力，首次中，有7．8%是被迫的（大部分是其男友）。
由此可见：（1）即使针对特定的比较开放的人群，女性的首次平均年龄也要20．3岁，仅有8．9%发生在中学时代。（2）接受调查的女性90%认为，如果双方相爱，就可以有婚前，即绝大多数青少年女性是有爱才愿意发生的。（3）总数平均为1．2个，平均性生活年龄提前2．1岁，并不如媒体报道得那样开放。在中国大陆，18~23岁大学生才是性活动的主流群体，而不是13~17岁的中学生。所以，我们的青春期性教育要注意到我国城市青少年性活动的“后滞释放效应”。时下社会、学界一方面对青少年（中学生）存在“高估”偏向，另一方面却对大学生存在“低估”倾向。
总之，我们实证调查发现：中国当代城市中学生性意识的最新变化，其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开放；性观念开放并不就意味其之激进；当代中学生的性存在被人为“高估”和青少年“滞后释放”现象等结论。并由此提出开放环境应该进行开放、科学的性教育；性教育有助于独生子女青少年安全地度过青春期；青春期性教育有助于减少青少年不安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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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遗憾的是，迄今很少见到相关的实证研究。①如此，各种结论也就难免有“一厢情愿”之偏差了。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采访时曾审慎地说：“我没有调研，所以只能猜测。也许是这样：通常女人比男人害羞，比男人含蓄，但在‘超女’海选中，人们终于有了看女人搞笑、出洋相的机会，高度反差所造成的吸引力无疑是强烈的。另外，如果有调查表明，‘超女’观众中男人多于女人，那么道理更简单：有女性的节目当然更吸引男性。”②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超女”节目，还是对于其他媒体的任何内容，要发表个人感想并不难，但要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就应该先有事实、后有结论。
为此，我们于2005年底，也就是热潮已过、人们已普遍冷静下来之际，以上海市民为对象，以“超女”节目为标本，实施了一项电话随机抽样调查，以期确切把握当下受众与媒体的互动状态，深入探究大众娱乐的发展路径、规律和趋势，为学界、业界以及管理部门，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实践参考和决策依据。
这项调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5级硕士生担任访员，严格按照科学抽样原则，一共取得有效样本问卷318份，覆盖上海市区约1300万常住人口，置信水平为95%，正负误差不超过5.8%。
一、市民对“超女”节目的知晓状况―――真的是“全民狂欢”吗？
在本次调查对象中，表示“知道”这一节目的人数比例高达74%，“不知道”的比例仅为26%。应该说，这符合人们的一般印象。一档电视娱乐节目在上海竟然被四分之三市民知晓，确为罕见景象。
尽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一市民“不知道”，因此，所谓“全民狂欢”之类的言词，实属夸张。那么，其中有无规律？交叉分析的结果是：“
知道”或“不知道”这档节目，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密切相关，但恰恰与“性别”无关。也就是说，与李银河的猜测不同,男性“知道”的比例甚至略少于女性（见表1-4）。
由表1-4可知,年龄越大、职业越需要体力、文化程度越低、家庭收入越少者，越不了解“超女”为何物。反之，35岁以下的青少年、在校学生、“白领”、高中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月薪3000元以上的家庭，则构成了知晓“超女”节目的主体。
这是否表明，作为一种歌咏比赛节目,“超女”节目具有一定的“阳春白雪”性质，而不那么“下里巴人”？以下，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二、市民对“超女”节目的接触状况―――胜利属于“大众文化”？
一般来说，“知晓”与“接触”虽然有关，但并不完全相等。本次调查发现，在高达74%的知晓“超女”人群中，“看过”和“没看过”的比例分别为：83%、17%。经过换算可知，在总体中，实际收看了“超女”节目的观众占61.4%，也就是说，非观众占38.6%（其中包括知晓和不知晓“超女”者）。
在如此庞大（比重逾六成、人数近800万）的“超女”节目观众群体中，如图1所示，又可分为:“忠实型”（几乎每次看）占23%，“热心型”（看了大部分）占41%，“普通型”（看了小部分）占36%。
这三类观众各自有什么特征呢？数据显示，收视状况与知晓状况大体相似，即：“忠实型”、“热心型”受众中，以青少年、高学历者、脑力劳动者居多。有所不同的是，女性对“超女”节目的收视兴趣明显超过男性,其差异达到了显著程度（见表5），这就完全否定了李银河的有关猜测。另外，家庭收入的高低对收视的多少仍有影响，尽管未达到显著水平（见表8）。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越是女性、“白领”、年轻人、高学历者、高收入者，越倾向于收看“超女”节目。事实上，“看过”这档节目比例最高和最低的人群分别是：
职业层面―――“学生”（89%）、“专业技术人员”（76%）对“待业人员”（32%）、“退休人员”（31%）；学历层面―――“研究生”（92%）对“没上过学”（0）；收入层面―――“8000元以上”（79%）对“1000元以下”（46%）。
由此清晰地证实了以上推论：这一节目比较受到具有中、高SES（即经济和社会地位）阶层的关注。
有趣的是，这样一来，仅仅以“大众文化”VS“精英文化”的传统视角看待“超女”现象，其解释力就明显不足了。③毋宁说，这是一种适应了“精英化大众”或“大众化精英”需求的“混合文化”、“综合文化”，或许可以说，它标志着一种中间路线的胜出。
三、市民对“超女”节目的偏好状况―――“娱乐至死”何罪之有？
如上所述，在“超女”观众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忠实型”和“热心型”（合计64%），可称之为“积极/能动受众”，另有三分之一强（36%）的“普通型”，可称之为“消极/被动受众”。经过换算得知，在总体中，前者占39%、后者占22%（合计为61%）。尽管收视状况多少能反映偏好状况，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和指标。为此，还需要专门考察“超女”受众的偏好状况。
从表9可知，收视状况与偏好状况（指：对于节目“成功”、参赛选手“可爱”的认可程度）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42、0.46，而“成功”和“可爱”之间的相关系数更高达0.68。这也就是说，越是“积极/能动受众”，越认为节目“成功”、
选手“可爱”；而越认同节目“成功”，也就越认同选手“可爱”，反之亦然。
这表明，“超女”确实是一档受到众多上海市民青睐、喜爱的娱乐节目。其总体评价状况，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除了大约四分之一未表态的市民（大体相当于不知晓的人群）外，积极肯定“超女”节目和参赛选手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2%、39%，与此相对照，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仅为：3%、8%（见图2）。
那么，受众喜欢、欣赏“超女”节目的理由何在？对此，我们设置了8个指标进行测量，发现其受到认同(即：“同意”+“比较同意”的比例)的排序依次为：1.娱乐性（82.1%）；2.商业性（81.7%）；3.炒作性（77.8%）；4.创新性（59.9%）；5.民主性（42.5%）；6.艺术性（30.9%）；7.负面性（25.7%）；8.低俗性（24.3%）。（参见图3）由此可见，上海市民的评价堪称中肯、理性。一方面，高度赞扬其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又不过分抬高其艺术水平、民主内涵。同时，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约四分之三）观众既不接受对这档节目的贬斥，却又承认其商业气息的浓厚，这似乎表明，人们已不再简单地把商业性、炒作性等同于低俗性、负面性了。
如果再联系他们的收视动机，就更明白了。由图4可见，除了“周围压力”和“其他”（合计为15%）外，余下的指标（合计为85%）皆可归入广义的“娱乐”中。本来，“超女”就是一档商业化的大众娱乐节目，若赋予其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功能，则不仅背离了传者的初衷，也溢出了受众的期待。
诚如美国传播学者波兹曼在其名著《娱乐至死》中所言：我们要警惕别让“一切公众活动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④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贬低或否认大众娱乐的正当性，尤其是随着物质经济水平日益提高和工作压力不断加大，从而导致人们精神休闲需要空前增强之际，或者说，在一个全球化的娱乐经济时代已悄然来临之际。
显然，在当今中国，大众不缺少娱乐产品，但缺少真正令人喜闻乐见、既健康清新,又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优质产品。■（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第9篇：少女进化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排斥；社会资本；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17-02
随着社会分化的速度加快，除了以往的高低等级的纵向分化，还出现了中心-边缘的横向分化，出现了许多社会排斥的现象和问题，社会成员缺少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获得资源的机会。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以下的社会群体上：进城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往往遭遇到制度性的排斥，如福利保障及子女受教育机会；留守人员，主要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没有充分选择的机会。在同一制度结构中，获取的社会资本不同，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形成明显区隔。
一、文献回顾
1.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对贫困的研究，最早提出社会排斥概念的是法国学者Lenoir，指代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群体。（李景治，2006）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唐钧，2002）
对社会排斥的成因，不同学者的理解不同，有学者将社会排斥归责于个人，即认为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和态度所造成的。Burchard从社会参与的角度考察社会排斥，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Burchard等，1999）将排斥的原因归责于个人，还体现在对贫穷的相关研究中。在贫穷问题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个人道德低下，正是因为贫穷群体依赖社会福利，形成了一种福利依赖文化，而这种依赖中包含的正是一种自我排斥。（Murray，1990）另一种观点是社会政策创造论，即认为是社会政策在提供资源时，对某些社会成员的系统化拒绝造成了社会排斥。周林刚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社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等制度化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被排斥的社会群体，诸如农民工、老人及残障人士等，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周林刚，2004）
2.在中国的研究。在对城市贫困人群、新失业群体的研究中，有学者研究认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欠缺技能，缺少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更容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后陷入社会排斥的困境。（滕姗姗，杨植强，2011）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观念的排斥成为关键因素，会加重经济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陈庆滨，2006）这一观点在对残疾人的社会排斥中也得到回应。（周林刚，2003）社会排斥理论应用到对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外，还应用到对许多在“社会结构有意无意”排除的对象中，如对差生内化被排斥身份的研究（秦晓玲，2007），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李丹，宫照军，2009）
社会排斥研究中对于女性的研究较少，在对于女性单亲家庭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和观念上都阻碍了单亲女性接收和发展社会资本，从而在社会中处于被排斥的位置。（王爱丽，郭砾，2010）有学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认为，农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来自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的双重竞争，同时还受到中国传统的两性劳动和权力分配意识的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女性被排斥的程度。（宋瑜，2008）
综上所述，社会排斥在中国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贫穷群体的被排斥情况研究，对女性群体关注不够，性别视角运用不足，没有看到整个社会的父权文化建制形成的权力结构。
二、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在反抗父权制的语境中，与标榜理性、客观、追求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男权对立的一切群体都遭遇到社会排斥。女性被社会主流文化塑造成为二等公民，也即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激进女性主义提出了父权制这一概念，来指代贯穿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对于男性气质的推崇，对不符合男性气质要求的一切价值形态的贬低和排斥。父权文化的话语不仅解构了社会的制度政策，还解构了人们的思想范式；父权文化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男性同样是被压迫的对象，不符合主流话语评判的社会成员均处于被排斥的位置。但在被压迫者内部，男性又利用其身份优势在获取资源的竞争中排斥女性，导致女性群体只能处于福利体制的边缘。下文将社会排斥置于女性主义视野下，对其成因和结果进行分析。
1.社会结构：排斥的机制。社会排斥的经典定义为三种类型的排斥，从“团结型”到“特殊型”再到“垄断型”（Silver，1995），关注点由个人逐渐转向社会，最后落在社会结构和权力群体的操控上。
女性主义关注个人处遇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国家通过福利资源的分配和身份的认定，将个人与家庭归置于国家市场的结构中，个人生活的福祉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福利的看法，对弱势群体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归因。而以扶助弱势、谋求社会公平为主旨的福利制度，也是在此权力结构中产生，实际上能多大程度地减少不公平，或者又会制造多少的不公平呢？有学者对福利供热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效益一般的单位，供热的福利补贴只发给家庭中的男性，这缘于福利住房是“分男不分女”的，于是在福利供热这一问题上，性别和单位体制交叉共同作用造成两种极端情况：一种如果丈夫所在单位效益不好或者下岗，那么夫妻双方就享受不到任何福利，而另一极端情况是夫妻双方享受双重的福利。（胡晓红，王晶，2006）表面上看，这是供热问题，实际上是与集合了资源的单位制、福利住房等紧密相连的。当和权力、稀缺资源联系起来时，女性社会资本的减损程度就被放大，女性被社会排斥的程度加深。
政策制度实质上由国家意识形态决定，自由主义或是保守主义的倾向，催生出不同的社会政策，造就不同的福利保障。国家不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深深隐含着父权主义假设和男女不平等的价值判断。（George，1994）父权主义作为一个性别结构，控制着女性；同时还构造着核心文化观念，拣选着价值理念，而被推崇的往往是男性气质。观念上的规训，让社会成员放弃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反抗，自觉服从权力结构的安排，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安然处之。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结构面前，女性无力反抗，更无法逃离。为了能在“男人的社会”中获得生活空间，女性发展出许多妥协策略，其一是学习男性话语，操演男性气质，而这往往会被社会指责为“不适当”或者“越轨”（男性操演女性气质时会遭到更猛烈抨击，因为会造成权力界限的缺口流失）；其二是安然于自己的“第二性”身份，主动扮演社会所规定的女性角色，展现社会所期望的女性气质，这会在为女性带来直接的利益，如淑女的褒奖、贤妻的名分会为其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而这都是由男人来裁决和提供。在长期的男性语境中，对女性竞争意识和成就动机的消减，更好比是对女性成为“一等公民”的进取心的，男性在专业领域和权力领域摒除女性的声音，把握了绝对话语权，进而使得女性处于男权社会结构中。为了得到男性话语的认可，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习得了这样的观念，女性也如男性预言般地成为二等公民。
在父权制的国家制度下，女性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中都遭遇着不公平。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劣势积累，造成很多女性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方面遭遇到不公平，而这正是她们人生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积累的结果。（裴晓梅，2006）福利制度也是父权主义的代言人，女性都是作为被压迫的一方，对此福利制度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女性成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被排斥群体。
2.社会资本：排斥的结果。社会资本最早由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而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得到广泛运用，也常常与社会网络交织被讨论。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镶嵌或悬浮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之中。（姚小涛，席酉民，2003）女性在各自的社会网络中，能链接到的资本很有限。女性被形塑为二等公民，社会网络资本（如晋升机会、薪酬奖励）也会较少流向女性；女性被要求扮演照料家务的角色，男性承担主要的物质生活责任，女性担当价值被低估的家庭生产，在家庭内部资本分配时，弱势的女性分得的个人资本很少。同时，主要由女性组成的社会网络，如“单亲妈妈互助会”等，因为网络中的成员拥有的资本和社会关系很少，整个社会网络的集聚效应也不明显。社会结构导致社会排斥，被排斥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薄弱，缺失争取资源的途径，更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本的缺少，陷入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中。
三、结语
本文回顾了社会排斥理论，并将社会排斥置于父权制结构和性别秩序文化中进行思考，认为社会政策、福利制度中，体现男权意志，排斥女性群体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在社会资本的竞争中，女性永远处于劣势地位。除去社会结构上的被动排斥造成社会网络的脆弱和社会资本的薄弱，还有被排斥群体对父权观念内化后的自我排斥。同样，社会弱势群体也被排斥，但在其内部，男性仍然依靠父权文化在压迫和排斥女性，社会结构排斥和性别排斥的合谋造成女性的二等公民或三等、四等公民的弱权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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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rray，C.，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M].London：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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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滕姗姗，杨植强.社会排斥视角下新失业群体的就业再就业保障研究[J]兰州学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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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晓红，王晶，福利权利是个人的还是家庭的？――从性别视角看福利功能热制度改革与社会公平重建[J].妇女研究论丛，2006（2）.
[9]裴晓梅，劣势积累与制度公平[J].妇女研究论丛，2006（3）.
[10]顾新，郭耀煌等，社会资本及其在知识链中的作用[J].科研管理，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