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关键词】课程；教学；体育课程；体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0-0139-01

前言

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是从学校体育学中分化出来的理论学科，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又是课程与教学的下位概念，两者都统一于教育学这个大系统。课程与教学相互独立，它们属于不同学科范畴。同时，两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课程是教学的前提，课程理论必然要考虑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没有课程理论作指导，教学活动就会陷入困境；教学是课程的表现形式，通过教学活动将课程理论转化成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课程理论，从而引领新一轮课程变革。因此，弄清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体育教育的理论建设有价值，而且对体育教育实践也有重要意义。

1.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概念的研究

1.1研究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概念的必要性

体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分支，教育学的发展为体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体育学科研究尚不完善，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研究更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起步较晚，而且关于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研究的专著和书籍并不是很多。我们要了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体育课程？什么是体育教学？要了解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含义，我们必须要了解课程与教学的基本概念，弄清楚两者所研究的问题和范畴，这样才能够探究好什么是体育课程、什么是体育教学，而且在平时教学的实践中，体育课程是指导体育教学的前提。

1.2体育课程概念的界定

要想界定什么是体育课程，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课程？我国教育学家胡德海认为：课程是依据一定社会的教育目标和学生年龄特征为一种载体而把作为观念形态的教学内容规范化、程序化和具体化。这是我们进行体育课程研究，指导体育教学的基础。

当前关于体育课程概念的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例如李艳翎对体育课程下的定义：体育课程是指为实现学校体育目标和学生自主发展目标所赋予的体育内容及其结构、进度和进程。这些观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体育课程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这些概念中缺乏对体育课程概念界定的理由和依据。对于体育课程概念的界定，本人倾向于以下观点：体育课程是国家和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规定的，以及学生在不同的学段所要达到的体育文化和技能素养、实践能力和体质健康标准的总体规划或设计。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阐述了体育课程概念内涵的基本问题以及体育课程教育的组织形式和功能特点，基本明确了体育课程的范畴。

1.3体育教学概念的界定

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分别出现“教”与“学”两个字。比较甲骨文中“教”、“学”两个字的构成，一般认为“教”字来源于“学”字。在西方，learn与teach是同一词源派生出来的，关系十分密切，美国教育学者史密斯曾说：teach自古以来就同learn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从词源上讲，“教”与“学”从一开始就是一对相互依托的词语。

根据教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结合现代教学论的基本观点，本人将体育教学的概念概括为：体育教学是为实现体育教育目标，以体育课程所规定的内容为媒介，以特定的体育教学内容为依据，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而进行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完善的个性品质和思想品德，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的过程。

2.学校体育课程论与体育教学论

2.1什么是学校体育课程论

依据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张学忠等人提出：学校体育课程论是研究学校体育课程领域最基本的理论、实践、管理和相关学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提出，为解决体育课程范畴领域诸多复杂的关系问题，以及处理体育课程内部和外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学校体育课程论研究时间较短，仍然只是一种新兴理论体系，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因此，学校体育课程理论体系建设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补充和完善。

2.2什么是体育教学论

根据教育史料的考察，德国的拉特克第一个提出“教学论”概念，他的教学论主要研究怎样教的问题，他把新的教学技术称为“教学论”；后把这些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形成了传统的教学论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很大的影响。教学论发展到现在，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教学论是研究教学一般规律的学科；（二）教学论是研究教学一般规律的科学；（三）教学论是研究教学的一种理论。

3.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之间的关系

3.1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现代课程论的基本观点认为，课程与教学属于目的与手段、内容与途径的关系，课程与教学虽然相对独立，分别侧重于教育的不同方面，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课程内容直接规定教学内容，教学也不断对课程的实施进行反馈，指导课程理论发展不断完善。美国学者塞勒曾经用三个隐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对我们颇有启示。隐喻一：课程是一幢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隐喻二：课程是一场球赛的方案，教学则是球赛进行的过程。隐喻三：课程可以被认为是一首乐谱，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正是如此，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一份同样的课程方案，不同的教师对这个方案的理解会有偏差，教师的专业能力等诸因素也会有差异，因此在体育教学实施的过程中就会有所不同。而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断地对课程方案进行评价，使课程理论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以促进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做铺垫。

4.小结

综上所述，必须要处理好课程和教学的关系，更要处理好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学的关系。课程论必然要考虑课程的实施问题，教学理论必然要考虑与教学方法相关的教学内容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体育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只有处理好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学的关系，体育课程才能更好地指导体育教学，使教师更好的指导教学实践。

参考文献

[1]胡德海，关于“课程”、“素质”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界定问题[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81

第2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一、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主题

1. 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孟繁华教授以《从和谐共生到协同创新——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探索》为题进行了演讲。孟繁华提出，首都师范大学进行教师教育改革的探索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8）倡导把大学和中小学引入一个开放、持续和共同参与的变革框架中，通过建设“教师发展学校”改变在大学课堂上进行教师教育的封闭模式；第二阶段（2009—2012）形成大学和中小学双方共同的目标，生成多样化的协作和分享机制，促进双方文化的互动，在融合的互动关系中实现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首都师范大学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模式的变迁见表1。

日本鸣门教育大学大学长（校长）田中雄三教授以《日本教师培养的改革现状和问题》为题进行了演讲。田中教授认为近年来随着社会剧变，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学校教师从大学接受教育开始到就业后，不断努力提高素质，成为“继续学习的教师”。根据上述社会要求，日本采取的改革教师培养方向的措施有：开展可以促进学士教育中的课题解决型的、主动学习的授课和课程；教师培养的高质量化、硕士化以及设立专门职业学位课程（在职研究生院）；确立支援“继续学习的教员”体系；开发解决目前教育课题的先导教育研究。

鸣门教育大学根据上述改革方向，全校步调一致，率先致力于培养教师的改革。对应第一个方向开发了以确立授课能力为主目标的培养教员的核心课程。对应第二个方向在硕士课程中制定实践性课题解决型的核心课程，2008年设立专门的职业学位课程，培养在职教师成为学校骨干以及培养本科生成为优秀新教员，编制贯通六年的教育课程。对应第三个方向开发大学与教委协作的自我反思型教师研修模式的课程。对应第四个方向推进预防教育科学和小学外语活动的实践性研究。

2. 教师教育课程

鸣门教育大学理事长兼副校长西园芳信以《鸣门教育大学教师培养“核心课程”的成果与问题》为题进行了演讲。西园校长介绍了鸣门教育大学以“教育实践学”为中心的“核心课程”的构成特征，总结了这个课程的成果并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为如何设置合理的教师培养课程提供理论依据。

“核心课程”的结构是把“教育实践学”（其中包括“各科教育实践”“教育实习”）作为中心轴的核心，轴的左边设置教师培养课程和文化素养课程，轴的右边设置各科专业课程和各科教授法课程。把中心轴的“教育实践学”课程和左右轴的课程相连接，把大学的学术专业理论和教育一线的教育实践相沟通，从而起到理论和实践互相促进的效果。鸣门教育大学从2005年开始在本科4年制的课程中开始实施这个“核心课程”计划，2009年培养出了这个课程的第一批毕业生。

岛根大学教育学部加藤寿朗以“培养学生拥有基本的教师能力”为目标，对体验型教育与讲议型教育两方面进行组织性改革。这项改革的意图一方面从多方角度同第三者视点进行灵活的交流；另一方面形成自己的评价视点，以自身为主体培养学生拥有扎实的教师教育能力。鸣门教育大学梅津正美认为鸣门教育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将教师的教育实践的核心能力看作是课程的授课能力，把焦点放在培养授课能力上，致力于将课程的安排和授课的构想、实践朝着构造化方向改革。上越教育大学大学院的周东和好与育英短期大学的周东聪子以日本教师资格证必修科目“信息机器的操作”为例，探讨了日本的“教育信息化”和教员培训的现状与课题，两位研究者提出了培养可以胜任教育信息化的教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应用能力教育；通过为获取教学资格证所必修的“信息机器操作”讲议，揭示了教员培养课程中信息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3. 教师教育质量标准

由于教育部于2012年颁布了《教师专业标准》，因此，教师专业标准成为这次研讨会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我国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教师专业标准的价值与认可度调查方面。

关于现代教师教育体系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朱旭东教授以《论我国教师教育新体系的六个特征》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我国需要构建教师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一个以管理层级和院校类型两个维度建构的，高等院校体系中的层级化的二级专业学院体系，通过教师教育专业设置，在补充市场数量与规划数量相结合的需求下构建的教师培养新体系，并且这个新体系具有高质量性、公平性、开放性、灵活性、专业性和一体化等六个特征。

关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桑国元副教授从教师质量保障的视角论述了《教师专业标准》的价值。他认为教师质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重视的教育问题。为了提高和保障教师质量，各国教育决策部门力图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并对之进行管理。中国教育部正在着手研制教师教育标准体系，而已经开始试行的《教师专业标准》就是其中之一。《教师专业标准》旨在为培养、培训和管理高质量教师以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吴国珍副教授认为《教师专业标准》是教师专业独特性的引领指南，《教师专业标准》的政策文本语言营造了教师存在的家，拓展了教师的精神生活空间，引导教师向拥有强大内力的领导型教师发展，将是教师专业标准研究的突破口，也是我国教师专业独特性的生长点。

关于《教师专业标准》的认可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辉和张丽敏运用自编问卷对幼儿园教师和意欲从事幼师职业者两类《教师专业标准》的主要目标群体，共186名进行了《教师专业标准》的认可度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并结合理论研究，这两位研究者提出了有效实施《教师专业标准》的政策建议，主要有应制定《教师专业标准》行动指南、建立分阶段、分等级的专业标准体系，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一步细化《教师专业标准》；开展专门的学习与培训；试点推行，并考虑地区差异分地区推行等。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康晓伟博士对教师教育机构认证标准的研制进行了研究。康晓伟博士认为当前在教师教育领域，教师教育机构良莠不齐，缺乏认证标准的制约，已经严重影响着教师教育的持续发展。他结合美国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和美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TEAC）颁布的认证标准，认为教师教育机构认证标准包括对其办学宗旨、组织与管理、教师候选人及其培养目标、教师教育者及其专业发展、课程设置与建设、教学水平与效果、资源与保障、环境与公共关系（教师教育机构与中小学、教研机构等的关系）等方面的评估认证。教师教育机构在这些方面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师教育机构质量的高低。

4.小学科教师教育与培养

小学科教师教育问题也是此次中日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小学科教师的教育与培养话题主要集中在艺术教育、音乐教育、健康教育与特殊教育几个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艺术教育，鸣门教育大学的内藤隆和山田芳明介绍了鸣门教育大学与地区美术馆之间的美术教育活动，认为通过反思来培养教师具有一定的意义。此外，鸣门教育大学的佐木宏子从幼儿期与小学教育的连接谈起，指出连环画在培养幼儿开放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于音乐教育，鸣门教育大学的长岛真人对中学音乐课授课中语言扮演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是音乐课的目标。上越教育大学的时得纪子指出日本音乐课重视西洋功能和声的传统，并建议改变过去音乐授课中那种过于偏向既成乐曲的“歌唱”和“器乐”演奏的学习方式，应该充实儿童进行“音乐制作”和“创作”的活动领域。通过多方开展创作活动，为培养学生所需要的创造能力、解决课题能力作出贡献。

关于健康教育，淑德大学的山西哲也指出目前日本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健康教师的素质并不高，比如有的指导身体运动的教师并不擅长运动，甚至不擅长指导，因此他提出以培养具有指导运动游玩能力的教师为目的，让有志于成为教师的学生体验协调锻炼运动的快乐与意义、提高运动技术、培养实践指导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齐建国和李琳对中国健康教育的演变和社会变迁进行了思考，指出目前中国健康教育政策落实不到位、健康教育师资短缺。北京师范大学的王金玲指出中国学校健康教育的困境主要有健康教育的内容不确定、课时不确定、教师不确定，等等。

关于特殊教育与学校咨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朱楠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雁调查研究了教师专业化背景下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职后培训状况，两位研究者将视角集中于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职后培训现状，探索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职后培训的特点和困境，试图找寻促进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职后培训体系完善的有效途径。北京师范大学的苏立增对美国学校咨询专业师资培养及资格认证制度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美国学校咨询专业教师培养的启示：强调理论基础、重视技能培养、做好职业准备、国家规范的专业资格认证。

二、中日学者各自关注的教师教育主题

1.日本学者关注的教师教育主题

本次研讨会，日方学者关注的教师教育主题主要集中在：注重实践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注重培养教师的能力、改革教师教育课程等方面。

在实践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方面，日方学者提出了“教育实践学”这样一个涵盖教育实习、见习、省思教育的具体概念。日方学者尝试通过教育实习、见习等措施提升教育的实践性。

在培养教师的能力方面，日方学者分别研究了教师的教育信息化能力、教师的课堂授课能力、教师的反思教学能力、教师的创造能力和教师的问题解决能力。

在教师教育课程的改革方面，日方学者试图弥合教师教育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对两者进行融通。如在教师教育课程目标方面，鸣门教育大学提出将“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培养看作核心，同时开发关于教师培养的“核心课程”，在课程的组织方面，强调幼小衔接。岛根大学教育学部以培养“学生拥有基本的教师能力”为目标，对体验型教育与讲议型教育两方面进行组织性改革。

2.中国学者关注的教师教育主题

本次研讨会中方学者关注的教师教育主题主要集中在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和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取向两方面。在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方面，中国学者关注的主题有教育实习研究、教师行动研究和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教师教育模式。在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取向方面，中国学者关注的主题集中在教师教育标准的研究和研究生学历教师的研究方面。

3. 中日学者共同关注的教师教育主题

纵观本次中日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中日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主要聚集在教师质量、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以及小学科教师的培养及培训方面。

在教师质量方面，培养高质量的教师成为中日两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共识。两国在教师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共同的举措，如强调教师教育改革实践的价值取向。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福田喜彦介绍了日本实施的实践性教育计划的教育改革。中国研究者针对地方师范院校职前教师教育中教育实践能力的缺失现象，提出了“授课实践—调研实践—反思实践”螺旋循环的教育实习模式。

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方面，中国和日本都尝试解决教师职前理论学习与入职教学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为此，在教师教育课程目标方面，鸣门教育大学提出将“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培养看作核心，同时开发关于教师培养的“核心课程”；中国学者对学生实习的研究，都试图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在小学科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方面，日本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教育、绘画教育、音乐教育，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健康教育。这些小学科教师的培养凸显了中日双方对微观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

三、总结

1.关注问题的异同比较

由于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即日本的教师教育体系相对成熟和完善，而中国的教师教育体系目前仍处于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的院校布局结构中，高质量、公平、开放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因此，中日两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存在相同与不同之处，具体比较见表2：

2.研讨会议的特征

第五届中日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的特征主要有：研究主题的多元化；研究学科视角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关于研究主题，本次中日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既有对宏观领域问题的研究，如教师现代教育体系研究（朱旭东、宋萑等），也有微观领域问题的研究，如教师教育标准的研究（桑国元、康晓伟等）；既有对教师教育领域理论问题的研究（福田敦志、苏立增），也有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岸一弘、李小红等）。日方不少学者对小学科教师培养及培训的研究（周东聪子、长岛真人等）成为本次研究主题的一大亮点。

关于研究视角，本次研讨会有研究者从哲学的视角（梶井一晓）进行探究，也有研究者从历史学的视角（渡昌弘、石村雅雄等）进行研究，还有从经济学的视角（曹夕多）和政策/管理学（赵萍、李辉等）的视角进行分析。

第3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关键词：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台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第一次把“生命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重大主题。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1]。生命教育的有效实施，需要探索课程建构层面的问题。高校生命教育的持续展开应以课程建设为基本着力点。按照廖哲勋、田慧生对“课程”的界定，课程是在一定学校的培养目标指引下，有具体的育人目标、学习内容及学习活动方式组成的，具有多层组织结构和育人计划功能、育人信息载体性能的，用以指导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育人方案[2]。本文探讨生命教育课程中的“课程”概念是广义的，其内涵包括课程设计原则、目标、结构、内容、评价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伴随近年来生命教育从基础教育领域向高等教育领域的拓展与延伸，大陆高校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课程理论研究与实践，而台湾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实践则起步较早，无论在课程体系、内容选择和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实施范围以及途径选择上等方面都有值得借鉴和参考之处。

一、台湾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建设实践经验

生命教育起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就开始探索有关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死亡教育引入我国台湾。随后，台湾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所等均已开设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相关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探究死亡，助益学生澄清生命价值的迷惘，提升挫折承担能力，促进个人以理性及庄严的态度面对死亡[3]。在诸校中，台北护理学院和彰化师大通过一系列生死教育研讨会，对台湾生命教育政策的发生和生命教育相关系所的设立

有较直接且持续性的影响[4]。1997年，南华大学成立国际间第一个生死学研究所。1998年，台湾国科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规划》将生命科学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四大领域之一[5]。1999年，台湾清华大学等开生死学通识课程，高雄师范大学开设失落与悲伤辅导课程。至此，台湾已有14所医护大学院校开设生死学课程，非医护院校至少有27所已开设生死学相关课程。伴随青少年伤害案件增多和质优女生的频繁自杀，2000年，台湾成立“推动生命教育委员会”。次年，启动生命教育年，并倡导以人际关系、伦理、生死学、宗教、殡葬礼仪等为生命教育内容。综合分析，台湾生命教育至少有七种取向：伦理教育、宗教教育、生死教育、健康教育、生涯教育、性别教育和环境教育。研究显示，生命教育课程，不论是采取小团体方案、融入式课程或采取生死教育取向课程、伦理教育取向课程、统整课程、体验课程等模式，都有提升学生生命意义感之效果，也能降低学生之攻击行为，改善人际关系，提供内省机会，助益学生灵性发展。

纵观台湾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实践历程，有着以下显著特征：第一，以死亡教育为核心主题。台湾生命教育课程是在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死亡教育课程基础而展开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融入了生命认知的内容，但仍拘泥于此，难脱此臼。第二，以医护院校为起点，逐步拓展至其他学校。医护生的课程体系应有对临终关怀和死亡态度的呈现和关照。台湾最早的死亡教育都开始于医护院校的终极关怀和生死议题，而后伴随青少年自杀问题凸显，拓展为其他专业学生的通识课程，帮助学生理性面对死亡课题。第三，浓郁的宗教情结。台湾生命教育肇始于宗教学者的大力推动，现在活跃在台湾生命教育界的多位学者也都有着坚定的和浓郁的宗教情怀。实际上，人类社会关于生命平等、善良正义、自由幸福等方面的文化诉求与宗教的基本教义、逻辑规则不谋而合。第四，以必修通识课程为主。生命教育关照人类生存发展和个体健康幸福，是每一个体对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把它作为必修的通识课程加以确认，保障课程开设时间和有效实施。第五，注重生命教育实践。台湾地区生命教育不拘泥于理论探索建构系统的生命教育课程，而是先于具体的课程实践中进行理论的深度省思。从多次台湾学者在研讨会的学术交流可以看出，他们更多的是具体的个案分析和教学实践。第六，吸收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生命关怀的价值与功能。中华优秀文化儒、道、法、墨、佛等都有对生命、人生、社会、自然的经典论断，是人类认识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知识源泉。台湾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并在课程设计与教育实践中加以借鉴。

二、大陆高校生命教育课程体系建构

和台湾相比较，大陆高校生命教育实践起步较晚，课程建设也相对滞后。从课程设计和实践来看，主要立足于高校的主体自觉和社会责任，仅限于民间性质，国家层面上的课程要求滞后。从课程性质定位来看，独立设课，并以公选课（通识课）形式为主要形式，从课程名称、内容来看，差别较大，需要统合。从课程类型来看，校本课程性质显著，主要立足以学校为本的教育实践，尚没有国家层面上的统一课程和要求。尽管2009年6月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专家、学者对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的体系构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交流，研讨交流了生命教育课程建设问题，但如果仅限于民间的学术交流，而没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与参与，仍难以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实践。

课程体系体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因此，生命教育课程兼具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特征并融为一体。

（1）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生命教育课程是直接面对生命、指向生命、关注生命、启发生命的课程，课程设计需要关照到生命个体，尊重生命个体的发展与需求，这就要求在课程设计上遵循一定的原则。第一，主体性原则。生命教育课程是关乎个体成长的课程，关乎人对自然、社会、人生和自我的认识与学习。主体性要求确定师生的课程意识，在文本课程对话中，反思生活，创造生活，实现生命的生长，需要教师更多地以自己的经验分享与主体感受，引导学生进入课程的生活世界，关注学生的主体认知，用心灵点化心灵，开启生命智慧，体悟生命价值，实现生命的高峰体验自我发展。因此，大学生命教育应强调从学生的内在需求，建构生命认知，而后外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从而达到内与外、知与行的有机统一。第二，关怀性原则。关怀是生命的本质需要。“教育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生命教育课程的实施以关怀生命为主题，通过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激发生命的活力，张扬生命的个性，提升生命的价值和生命质量。关怀彰显生命个体的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第三，开放性原则。人的生命具有开放性，相对于关照“人”的生命教育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发、动态的。生命教育课程应始终体现对外界、对社会、对他人、对生活的联系，鼓励变化，接纳干扰，允许流动。课程的意义也不是单独呈现的或传输的，而是通过自传性的思考、叙述性调节、修正性诠释和情绪化视角，在师生之间开放的对话与交流。这种互动交流，创生新的教育经验，体现课程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第四，综合性原则。综合性体现在课程内容的综合化、融通式。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命教育是融通式的广域课程，一般包括生命哲学、生死哲学、死亡哲学等哲学问题，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需要综合汲取各学科养分，才能建构科学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

（2）课程设计的教育目标。高校生命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珍惜生命存在，理清死亡认知，把握情绪反应，尊重生命差异，统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透过生死终极问题的思索，省察生命的意义与目标，活出生命的价值。

（3）课程设计的内容选择。内容选择是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棘手问题。潘正德等认为，生命教育包含天、人、物、我的全人教育内涵，概分为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宇宙等四个向度。郑晓江提出了生死哲学，涵盖生命、生活、死亡、临终关怀诸方面。大陆生命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命的源泉，突出人文取向和生命省思，淡化死亡主题和宗教色彩，提升生命的认知，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适应个体生命发展需求，要求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一般应涵盖生命观、死亡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认识生命：认识生命的有限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和终生性，把握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珍惜生命：生命是美好的存在，生命要学会面对挫折，永不言弃，始终用坚毅的意志走出生命的困境，走进生命的阳光地带；欣赏生命：生命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需要生命个体学会爱，学会给予和付出，学会用爱欣赏生命、护佑生命，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让生命在爱的氛围中体验幸福与收获愉悦；升华生命：人是社会性存在，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学会在职业生活中实现生命的价值，在社会实践中提升生命存在的境界，实现生命的意义；把握生命：认识死亡，向死而生，思考死亡对生命的重大意义，藉由对死亡的认识，让我们思考存在，珍惜有限的生命存在。临终关怀，让生命在安宁中栖息。大陆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在内容选择上应突出大生命的视野，构建整体的生命认知，从知识中心走向生命中心，从理论讲授走向体验感知，从外在规训走向内在自省，以经验为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兼顾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关照知识生成和生活实践，体现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在生活中彰显课程，在课程中关照生活。

（4）生命教育的教材体系。教材是课程实施的有效载体，课程设计最终指向教材的生成。总体上看，大陆高校教材体系还没有形成，教材的种类以及内容选择等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需要开发优质生命课程资源。丰富的课程资源是课程建设和实施的有效前提。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置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或推广中心，开展生命教育专题研究，规划生命教育师资培训方案，承担和组织培训生命教育种子教师，结合国情、地情、校情，开发生命教育课程资源，编撰具有校本课程性质的、符合大学生生命成长特点的生命教育教材。

（5）生命教育的课程评价。评价应注重过程评价、形成性评价，以经验分享为主，注重学生的生命体验，把学生的主体参与和生命认知作为课程评价的着力点，提升学生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涵养。课程评价的具体操作层面包括学生的平时学习态度、读书报告、讨论、作业、心得、活动参与等方面。生命教育的课程评价在于引导学生的自我反思，以师者的生命体验唤起学生的主体自觉，自我评价，自我矫正，促进生命个体的自我发展与提高。

（6）生命教育的课程形态。从目前来看，我国高校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课程。台湾林思玲教授认为，大学可以单独开授有关生命教育的学程，全校学生都可以用。这相当于当前许多大陆高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当然这是独立的课程设置。融合课程表现在学科课程体系中一般来说都有与生命哲学相关的认知内容，我们可以把这些生命教育的核心主题有机融渗到相关课程内涵中，在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突出。隐性课程包括校园环境氛围、教师人格魅力等。教师的人格因素对学生的生命成长影响为巨。生命教育的推动与实施，应重视身教与境教，身教之影响在于向善之心的激发及楷模学习的力量，境教之影响则在于提供孕育向善之行的所在。活动课程主要指以生命教育教学实践为主题的综合活动等。

三、大陆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实施途径

生命教育课程研究旨在为生命教育的实践提供内涵支持。与台湾相比，大陆生命教育课程实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具体实践中，不仅在医护院校实施，而且需要拓展到所有高校。落实生命教育课程，需要结合大陆高等教育实际和高校自身实际，综合考虑，统筹规划，系统思考，稳步实施。

（1）定位生命教育课程性质。清晰的课程意识有助于推动生命教育的实施。借鉴台湾经验及大陆部分高校实践来看，把生命教育课程作为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是必要的。生命教育是关怀人的教育，是人人都需要学习的教育课程，为生命个体的终身发展做准备，理应纳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面向每个学生开设这样的必修科目，以培养学生积极的生命态度、生命认知和行为习惯。因此，定位生命教育课程为独立课程，合理界定课程学时，给予正式的课程地位，能够进行统整性、连贯性、持续性的涵育并有效保证课程实施的时间。当然，独立的生命教育课程，并不排斥融合课程、活动课程和隐性课程。在现有的课程中有机融入和巧妙渗透生命教育的内容，在综合活动中体现生命的认知与感悟，在校园环境中营造生命化的气息，这些也是生命教育独立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有益尝试和重要补充。

（2）培训生命教育优秀师资。教师是生命教育课程的建构者、开发者和实施者。优秀的师资是生命教育的灵魂。生命教育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现有教师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都无法满足生命教育课程的实施要求，这就急需培养生命教育专业的师资队伍。台湾至上而下的生命教育实践，已经建立了系统的生命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大陆高校生命教育的师资建设应遵循以下三点。第一，建立三级生命教育师资培训机制，部级生命教育骨干教师，或称生命教育导师，可以在全国高教、媒体、文化等系统遴选有学识、重涵养的优秀人才，作为部级生命教育培训专家库成员，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培养各地生命教育种子教师。第二，建立生命教育师资专业认证制度，以生命教育种子教师为核心，在各地各校组织各科教师的生命教育理念、知识及实践操作的培训与提高，通过在学科专业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以此推动生命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第三，生命教育师资培训还应注重“培育具有生命关怀信念与情操的教师”。教师的生命体验与整全认知，可以点燃和润泽学生生命的自由发展。

（3）创新生命教育教学方法。生命教育课程强调学习者作为主体的全面参与以及课程的体验实践，强调“教师的自觉参与和经验分享”。教师丰富的生命体验、娴熟的教育实践以及热忱的教学投入等都会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不仅是从事专题教育的生命教育师资，而且各学科教师都有义务推动学生生命的健康成长。教师应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关爱情怀。生命教育课程教学有其特殊性，应不同于一般知识课程的教育教学方法。无论是何种课程形态，都应体现出强烈的生命体验与深刻的主体认知，只有这样以生命开启生命、点化生命、润泽生命的教育才能落到实处。这就要求生命教育课程应采取“专题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读书讨论法”、“影视欣赏法”、“活动体验法”等多种彰显主体参与的、开放的、互动的教育教育教学方法，在实际课程实施中根据需要加以选择和应用。

（4）培育生命化的校园氛围。生命的成长需要生命关怀的氛围。生命教育的隐性课程是指培育有利于生命自我生长的生活环境，包括教师的身教意识以及活动体验。课堂教学既是学生的认知过程，更是学生生命活动过程。活动体验是生命教育的根本方法。体验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通过体验，让大学生学会欣赏生命，懂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增强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潜在课程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往往有着独立课程所无法比拟的效果。其实，校园氛围本身就是生命文化的一部分。

（5）重视家庭介入与社区参与。学校生命教育课程实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家庭教育、社会氛围密切相关。家庭亲子教育实践在广义上属于隐性课程，有着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家庭在大学生进入高校后，仍需继续履行教化责任，尤其体现在对学生生命个体的尊重与呵护、平等与对话。家庭应营造温馨、关怀、民主的氛围，多与孩子沟通，关注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他们以积极的生命体验，让家庭成为孩子成长的避风港，让孩子在遭受挫折或心灵困惑时能时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关怀，体味到生命存在的幸福与愉悦。高校应通过家长、访谈等形式，主动与家长保持联系，传递生命教育理念，引发家长的生命省思，指导他们做好亲子教育。同时，高校也应鼓励师生走出校门，与社区打成一片，传播生命教育理念，吸收社区参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借助大众传媒唤醒大众的主体自觉和生命意识，有效推动社会生命教育的落实，形成家校社一体化的生命教育格局。

参考文献：

[1] 陈玉琨等. 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 廖哲勋，田慧生. 课程概论[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 纪洁芳等. 生死教育教学——方法、资源运用、教学活动[M]. 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2）.

[4] 徐敏雄.台湾生命教育的发展历程：Mannheim知识社会学的分析M].台北：国立编译馆.师大书苑发行，2007.

第4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课程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课程论研究作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其与哲学这个母学科的关系值得深度探讨。本文拟对近5年来（2006年-2011年）核心期刊中相关的典型论文进行整理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课程哲学”的研究类型进行划分，进而提出总结和展望。

一、研究概况

在知网核心期刊中共搜得“课程哲学”相关论文三十六篇。各年分布情况为：06年5篇，07年13篇，08年0篇，09年8篇，10年10篇，11年0篇。研究维度主要分为课程与哲学的关系、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哲学和教学的关系、课程评价、对课程哲学的反思五个方面，其中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哲学和教学的关系两个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就哲学角度而言，过程哲学、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等都被引入到课程哲学研究中，我国传统儒家哲学也见诸笔端。就课程哲学本身而言，课程与哲学的关系、课程哲学自身的发展都得到了关注；就课程哲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而言，主要涉及了哲学与课程编制、哲学与教师、哲学与课堂、哲学与课程评价等角度；就具体学科而言，主要涉及了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等学科，其他学科尚未涉及，已有学科之间的研究分布也不平衡。

（一）课程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制约着课程发展，课程体现具体的哲学观。谭辉旭认为，哲学制约着课程观的产生、发展和变革，同时课程在哲学面前也具有能动性、选择性。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应用于课程研究是课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1]。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课程改革必然要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哲学理念，课程改革受哲学观的引导与支配[2]82-86。

（二）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

1.元课程编制哲学

元课程编制哲学的思考是课程哲学自身的起点。冯永刚等认为课程编制要遵循一定的哲学规律，不同的哲学取向选择造就了不同的课程类型。哲学思想是课程观最根本的基础，每一种课程学习方式背后都有哲学假设作为支柱[2]82-86。

2.过程哲学

过程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较强。崔允认为过程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与促进了“现代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与转换[3]。因此，深入探究与挖掘过程哲学所涵括的当代教育意蕴，进而架构与联结其与课程改革沟通和对话的桥梁与纽带，从而实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文化观的重塑或重建，具有重要和深远的价值与意义[4]。

3.文化哲学

关于课程与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较多。衣俊卿从文化哲学的视角[5]，认为存在性取向课程和个人性取向课程聚散离合，共同走向人类的理想未来[6]。刘启迪认为由于课程在目标上具有强烈的育人性、在内容上具有深远的文化性、在实施上具有鲜活的主体性，课程研究具有文化学与哲学的特质[7]。

4.后现代主义

有学者认为，校本课程开发应反同一性、反中心论，主张差异性。同时教师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在传授大众文化的同时，体现个体的差异性，展现独创性[8]。张连江、李杰凯对后现代系统整体论世界观用于指导运动技术学科课程改革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还介绍了“涌现”原理对于体育运动技术课程改革的指导意义[9]。而闫智勇、毋丹丹则提出了要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窠臼的观念，并运用现代系统分析方法建构了超越式的后现代课程开发模型[10]。

5.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注重课程的实用性，学者将其研究角度大多集中于具体学科。孙强就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视唱练耳课程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说明[11]。魏东新、李士杰则分析了实用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对日本教育的影响[12]。

6.生命哲学观

课程最终是要发现人的价值，因此有的学者从体育与生命意义的角度解读了体育课程观的生命哲学蕴涵和现实标示，认为应当按照生命规律发展体育教育，从而为最终提升人的生命意义提供身体可能[13]。

7.中国传统的儒学

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当代课程改革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庸哲学中“和谐”、“创生”、“执中”尤为重要[14]。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课程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异于基于国外哲学探究课程哲学的新的道路。

（三）哲学和教学的关系

1.教师的角度

程良宏等认为，审视和反思教师既有的教学哲学，培育并重构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师教学哲学，是推进课程改革和教师自身在改革中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15]。在课程改革中审视并反思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是消解课程改革理论遭遇教师实践抵制和推进改革有效达成的可能性选择[16]，应立足教师生活实践，从教师自身出发去思考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17]。崔岐恩等认为，新课程的哲学意蕴向课程实施者教师提出挑战，教师只有具备相应哲学素养才可驾驭新课改[18]。

2.知识观和学习方式的角度

知识观和学习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教学有效性。有学者以“王钟之争”为切入点，将分歧的关健定位于知识的独立自在性问题，最后以波普尔的“世界3”为根据，给出消解分歧的建议[19]。还有学者认为理清学习方式转变的基本哲学问题，有助于对学习方式转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为其他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20]。

3.学科教学的角度

学科教学哲学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科中，语文课程改革问题丛生、疾病缠身，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21]；数学教学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效的数学教学首先是教师教育哲学的问题[22]；英语专业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内心成长在哲学课堂上发展迅速[23]。

（四）课程评价

基于对课程评价问题的判断，孙万国、刘苹苹提出了发展性课程评价的基本理念：促进发展是根本，以人为本是核心，多元评价是基础[24]。张宏伟、沈辉则通过对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传统评价观的梳理，提出生命哲学视域下学校体育课程评价观应当由知识本位转向生命本位[25]。

（五）对课程哲学的反思

反思是进一步深化的起点。朱成科以“多元智能理论”为例对新课程改革进行反思，目的在于明晰对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及教育改革思维的模糊认识，解放教育改革思维[26]。樊亚峤从校本课程建设中学校教育哲学的缺失角度进行反思，认为校长对于正确处理学校教育哲学与校本课程发展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7]。孙建华等则具体从体育课程出发，认为求真、向善和审美是体育课程的本体论追求，三者应相互融通[28]。

二、研究总体述评

通过对上述相关研究内容分析发现，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理论型研究范畴内，对实际教学或学科发展等应用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有建设性的建议，尤其是没有涉及到课程目标、教材开发、学生学习等主要的课程研究方向，这使得课程哲学研究浮于表面而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就课程与哲学的关系来说，学者的目光多集中于课程变化与哲学思潮变化的关系以及哲学体系对课程的影响上，无论是聚焦在课程实施中掺杂哲学思想以期达到完善课程和升华学生学习的目标，还是聚焦学校和教师应当形成自己的课程或教学哲学以指导实际的教学活动，都未意识到课程与哲学都是宏大概念，研究应当深入探讨哲学思维与课程思维的契合度、哲学目的论和方法论与课程目的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度、哲学根本问题与课程根本问题的相关度等细化的问题。

就哲学与课程编制的问题来说，学者目光多集中在用具体的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想来思考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无论是从文化哲学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从外国实用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儒家中庸哲学、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还是幼儿园课程，就其一家一派来具体的探讨课程编制，确实给予了课程编制一个较好的考量角度，但所涉及的学科和学校类型的全面性还是不足，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哲学与具体学科或学校类型的课程编制的关系上。

就哲学与具体教学的关系来说，学者们将课程哲学与具体学科的教学紧密结合，从学科教学特性角度与课程哲学相观照，给学科教学实施与反思都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这类研究总量尚少，其中体育院校、高职院校的研究居多，理化生、政史地等学科教学与哲学的关系则根本没有学者予以关注。

就哲学与课程评价的关系来说，研究者寥寥无几，有学者以哲学的视角提出了体育学科课程评价的改革目标，有学者则提出课程评价要重视哲学思维，但是例如哲学与课程评价的目标的制定和课程评价具体的实施的关系则没有给予关注，对于哲学与课程评价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就课程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来说，有的学者关注课程哲学的发展的滞后性，有的学者关注课程哲学发展的不全面，有的学者则关注学校教育哲学缺失的后果，角度还算全面，但研究数量少，研究不深入，限制了课程哲学反思发展的脚步。

三、展望与期待

（一）课程哲学研究应自成体系

哲学不仅要被用来指导各门学科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更应当被内嵌到课程体系自身中。课程哲学不是各种哲学观在课程上的映射，而应当将教育学原理与哲学原理深入融合，从课程编制、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实践课程哲学思维，使课程哲学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独立出来，形成自身的体系。

（二）课程哲学研究应拓展深度

课程哲学研究要将课程体系构建、学科发展、实际教学实践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我国当下新课程改革进入转型期的背景下，通过课程哲学研究的领先发展，从理论上架构起新的完整的有深度的课程体系，并将之逐步发展完善，随时指导教学实践及修正自身缺陷。

（三）自身发展与其他要素协调发展

课程哲学研究作为课程理论和课程体系构建的先决条件，必须要在教育的各要素间平衡考量，必须要完整地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之中，必须要在各门学科、各种教育类型中综合发展。只有将课程哲学自身发展与课程哲学、课程其他要素的关系协调统一，才能真正地有益于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谭辉旭.关于课程哲学基础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6，（3）：66-70.

[2]冯永刚，张茂聪.哲学是课程研究与发展的基础――再论课程与哲学的关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3]崔允.课程实施的新取向：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J].教育研究，2009，（1）：75-79.

[4]王洪席，靳玉乐，课程改革：过程哲学之思[J].全球教育展望，2010，（4）：27-31.

[5]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39.

[6]赵宁宁.存在性符号的人性化历程――课程研究问题史的文化哲学考察[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57-61.

[7]刘启迪.课程研究的六个维度――基于课程文化哲学的思考[J].当代教育科学，2009，（16）：3-9.

[8]周.后现代主义哲学视野下的校本课程开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6）：36-37.

[9]张连江，李杰凯.体育运动技术课程改革的哲学理念问题[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6）：809-810.

[10]闫智勇，毋丹丹.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方法研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窠臼[J].继续教育研究，2009，（12）：100-102.

[11]孙强.浅析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视唱练耳课程理论的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专刊）：217-218.

[12]魏东新，李士杰.关于日本职业高中课程体系的哲学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0）：30-31.

[13]何劲鹏，姜立嘉.生命哲学视域中的体育课程观内蕴[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1）：56-58.

[14]樊亚峤，靳玉乐.新课程改革：中庸哲学的视点[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28-131.

[15]孟凡丽，程良宏.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哲学及其生成[J].教育科学研究，2010，（11）：66-69.

[16]程良宏，张金运.课程改革视域下教师教学哲学的审视与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2010：（8）：78-82.

[17]孟凡丽，程良宏.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哲学及其重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11）：28-31.

[18]崔岐恩，张晓霞，高莉.新课程的哲学意蕴及对教师哲学素养的追问[J].现代教育管理，2010，（11）：7-10.

[19]江峰.客观与主观：当代课程哲学的两种知识观评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0）：54-74.

[20]霍海英.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学习方式转变的哲学思考[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7，（9）：48-49.

[21]胡海舟.语文课程改革问题的哲学审思[J].教学与管理，2007，（7）：47-50.

[22]祁平.新课程背景下数学教学的哲学思考[J].数学通报，2007，（2）：4-9.

[23]杨小洪.哲学课程对英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影响[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5）：111-116.

[24]孙万国.刘苹苹.哲学视域中的发展性课程评价理念[J].教学与管理，2009，（7）：58-59.

[25]张宏伟，沈辉.生命哲学视域下体育课程评价特征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74-78.

[26]朱成科.基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课程哲学反思――关于“新课程改革”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当代教育科学，2007，（10）：3-7.

[27]樊亚峤.学校教育哲学：校本课程发展的灵魂[J].现代教育管理，2009，（7）：20-23.

第5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关键词：课程思政；生物教育类课程；路径探析

1生物教育类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生物教育类课程承载着学生的生物教育观、教师观、教学观的塑造工作，在培养教师的专业底蕴上关注学科前沿、关注社会热点、关注深层次专业知识的拓展，帮助学生构建生物学知识脉络．如中学生物学习题解析课程，构建了以“知识为底、能力为核、思政为魂”的三位一体育人目标体系．“以知识为底”构建高中生物学知识结构，研究高中生物学习题类型与解题思路；“以能力为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以思政为魂”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明确作为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课程兼有专业课和教师教育类课程性质，其思政元素的挖掘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在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中，通过从教引领和德育渗透，帮助学生“系好职业生涯第一颗扣子”，培育学生高尚的师德修养和深厚的教育情怀．二是教学素材中思政元素的挖掘．生物习题中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生命观教育、科学精神教育等内容，借助这些载体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2］

2生物教育类课程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课程思政建设开局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校级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仍不完善．评价是衡量课程思政实施情况的重要尺度，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能够促进课程思政更好地落实与发展．部分高校对教师考核的重点落在科研指标评价上，同行与学生的评价往往流于形式．如中学生物学习题解析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从各维度掌握高中生物习题，对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或进行思政教育的质量如何，校级层面还缺乏相关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二是教师对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视还不够，教师的思想政治理念将直接影响学生的道德素养水平．三是教学中思政元素的融入仍不尽合理．思政教育是隐形教育，需要教师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责任担当．高校教师不但要意识到课堂思政的重要作用，还要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效融合，使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如中学生物学习题解析课程主要以“题”为中心，教师在挖掘高考生物试题中的思政元素时，倾向于将其从题目中提取出来，以说教的方式表达题目中所体现的思想道德观念，表达很刻意，学生并不能从内心上完全接受．

3中学生物学习题解析课程课程思政建设实例

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教育融合，做到“五个融入”———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教学方案、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中———实现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无缝连接．

3．1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方案

把分散在各类生物习题中有关生命观、生态文明、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思政元素进行系统整合［3］，分类融入于教学方案之中．通过对生命自然属性、生命伦理、生命健康和安全、生命责任等相关习题的解析，实施正确的生命观教育；通过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等相关习题，培养学生对自然与生态的保护意识，落实生态文明教育；通过生物科学史的相关习题，引导学生树立质疑、实证的科学精神；通过挖掘我国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辉煌成绩，认同科学家们的爱国、奉献、敬业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2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

实施以“导、展、悟、扣、竞”为核心的“新五步”教学模式，把思政目标贯穿到教学全过程之中．［4］导标激趣———围绕目标、激发兴趣；展标置境———设置情境、教书育人；悟标共振———互动探究、引发共鸣；扣标演练———回扣目标、演练巩固；竞标分层———层层递进、拓展延伸．

3．3将思政教育融入自主学习

将生物学家传记、生物学史、生物系列科普读物等列为阅读书目，指导学生查阅生命科学领域前沿问题及课堂有关内容的延伸拓展．通过自主学习，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能力．

3．4将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教学

指导学生与校外导师、中学生物学教学名师交流，强化学生在教育见习、实习过程中积极参与基础教育的习题命制、试卷批阅、质量分析全过程，引导学生增长实践经验，感受一线教师的敬业、奉献、严谨的工作作风．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学生践行科学精神，将所学、所思、所悟梳理成文，积极申报各类创新创业项目，积极参加教育教学技能竞赛；在环保宣传、三下乡活动中争做生态文明保护的使者；在教育见习、实习过程中积极参与中学生物习题编制等工作，注重习题课程思政情境的创设，发挥习题的育人导向作用．

3．5将思政教育融入评价体系

把任课教师、小组成员、校外导师作为评价主体，将学生自主学习、课堂学习参与度、习题分析与讲解技能、基础教育衔接、习题册作业、期末考试六方面作为评价内容，进行全过程考核．使习题分析、讲解技能的评价成为课程思政考核指标之一，对学生进行多元立体的评价．［5］

4结语

生物教育类课程的建设和实践过程始终秉承“真”“实”“润”三原则．“真”，教师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鼓励学生追求真知、保持本真．“实”，依托实际知识和学习材料，将课程思政教育落实到具体的试题情境中，做到真实贴切，让思政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而非流于形式．“润”，使课程思政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在教学中注重从“细处”着手，把捕捉到的思政教育点做深、做透，真正起到价值导向的作用．课程思政建设永远在路上，教师担负着教育教学重任，既要做人师，又要做经师，用责任和担当为师范生的成长铺路领航．

参考文献

［1］秦华，闫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25（01）．

［2］张艳．课程思政融入高中生物学教学初探［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1，40（06）：72－74．

［3］张晓军，吕云，郭志成，等．“课程思政”在高校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实施策略［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03）：65－67．

［4］刘秋月，郑明顺．基于目标导向的“新五步”教学程序在一轮复习课中的应用———以“流动镶嵌模型与物质跨膜运输方式”为例［J］．生物学教学，2020，45（07）：29－31．

［5］杨昕卉，陈宝玲，张冰，等．教学设计：物理学史课程教学融入课程思政元素［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03）：62－64．

［6］郑友进，孙婷婷，邹敏秀，等．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课程质量评价机制的建构［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01）：78－80．

［7］蔡悦，常飞，夏明，等．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生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农产品加工，2022（02）：94－98＋101．

［8］邓小军．“课程思政”在高校生物学课程教学中的实施策略［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65－67．

第6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一、强势推进职教科研，

服务江苏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一）建立以课题研究为纽带的智力支撑机制

创新是江苏职业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是江苏职业教育发展在全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主要经验。无论是跨世纪实施的职业教育专业现代化建设，还是在全国率先启动的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行动计划，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为特征的集约化发展方式，以及江苏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都是江苏职教大胆探索和改革创新的现实体现。创新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充满智慧的实践探索工作，针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破解、重大政策出台、制度建设需求，江苏注重以重大科研课题为载体，积聚教育工作者、企业家、各领域专家的群体智慧，建立多方广泛参与、共同推进改革创新的新机制，用研究的方式、研究的思维，着力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思路，提升创新品质。

2011年，江苏省积极申报了16项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并召开了全省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会议，由全省首批10个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和省职业教育教科研中心组、部分高等学校、出版机构等单位承担课题研究工作，围绕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校企一体办学、专业规范化建设、就业服务体系完善、德育工作创新、信息化建设、课程教材建设等课题开展研究。课题集聚了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的研究力量，每个课题组安排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或省、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作为协调人，负责协调人员、经费、课题进度、课题研究思路与实际工作对接等课题管理工作。各课题组理论联系实际，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理论实践探索，保质按时完成了科研任务。

（二）推动课题研究与创新实践的有机融合

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定位于政策咨询研究。课题研究启动会上，省教育厅明确提出，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必须体现行政委托课题的研究特点，课题研究必须联系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以及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面向社会、面向学校、面向行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注重发挥行业企业的指导作用。每个课题组都要吸收相关行业企业的人士参加，通过一线改革实践者边干边想、边想边干、边干边研究，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充分体现课题研究的实践性和课题成果的可操作性。

2013年1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江苏）评审会议，15项课题参加了结题工作。在科研课题（江苏）评审会议上，教育部职成司王继平巡视员对江苏组织开展《创新行动计划》课题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充分肯定了江苏职业教育对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序组织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指出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江苏乃至全国职业教育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推进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职业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构建课程体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促进校企融合、工学结合等具有深远意义。他要求江苏在进一步完善各项课题研究工作和成果的同时，认真总结相关经验和做法，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为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精心培育科研成果，

引领江苏职业教育改革实践

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安排专项科研课题，并明确科研课题的重点内容，其要旨在于促使改革创新的具体行动在科研的支撑下提高质量和水平。秉持这样的思路和理念，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专家对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过程、成果呈现等进行全方位的指导、检查和管理，带动课题组加强对一线实践的具体做法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理论思考，在审视和反思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提炼，实现了实践与理论的融合，形成了实践化理论成果。现已达成的成果内容可从五方面加以概括。

（一）关于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校企一体办学模式研究”课题组（苏州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面向苏州工业园区60家企业、苏州大市7所职业院校开展问卷调查，举行专家论证会和校企恳谈会，阐明了校企一体办学的基本特征，即价值取向的趋同性、合作领域的系统性、合作触角的深入性、运行机制的稳固性，归纳了四种校企一体的办学模式，即学校为主模式、企业为主模式、校企共生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提出了“校企一体办学”的标准共定、基地共建、过程共管、评价共鉴、文化共生等五项核心标准。

“中等职业学校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苏州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认为中等职业学校必须普遍实行校、系二级管理，其实质是在专业建设、教学科研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突出系（部）主体的管理模式。作为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组向苏州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提交了四个文件稿本：《关于苏州市职业学校实施二级管理的意见》、《苏州市职业学校教学工作二级管理实施细则》、《苏州市职业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二级管理实施细则》和《苏州市职业学校后勤工作二级管理实施细则》。

“校企共建职业教育校园文化的研究与试验”课题组（无锡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将校企共建校园文化分为五个步骤：精心筛选——巧妙改造——科学整合——有效实施——反馈完善。探索构建由“基础文化平台”、“专业文化平台”、“发展提升平台”三个平台构成的金字塔式的校园文化内容体系，并在3所职业学校中进行了6个案例试验，取得了较好成效。

（二）关于职业学校质量提升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规范化建设机制研究”课题组（无锡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认为专业规范化建设包含四方面核心内容，即专业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匹配、专业建设注重内涵发展、校企合作支撑平台和专业规范化建设保障机制。课题组为无锡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提供了《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监控评价体系》、《区域专业规范化建设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区域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规范化建设组织体系先进城市个案研究报告》、《区域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投入的管理办法》等成果。

“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教材建设创新机制”课题组（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从对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教材宏观、微观的实然研究出发，进行以理想的运行机制构建为内容的应然研究，以及基于弥合理想与现实差距、解决实践问题的使然研究，提出了实施“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工程”、加强中等职业学校精品示范教材及其资源建设、加强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教材管理制度建设、加强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教材开发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改革创新研究”课题组（江苏省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教科研中心组）认为课程改革创新着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课程结构科学确立；二是课程内容有序更新；三是课程门类优化配置。课题组完成了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数控专业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的重构与实施，取消了学科性课程，将理论课程与实践（实习）课程相融合，建立以职业实践活动为主线、项目化、理实融合的课程体系，设计了系统化、工作化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学习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

“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创新实践研究”课题组（江苏省职业教育学生发展教科研中心组，会同江苏泰兴、如皋、楚州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理念与内容创新、途径与方法创新、管理与评价创新等方面进行实践研究，探索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新模式，形成了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指导建议和德育工作评价体系，制定了《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督导评价标准（试行）》。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继续学习途径与制度保障研究”课题组（苏州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认为应尽快实行中高职一体化办学，建立同一类别、不同层次教育的学分互认、累积制度。高职院校应扩大对口单招、自主招生的比重，按专业大类建立考核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职业倾向的试题库，开展多样化入学水平测试，尝试实行推荐保送制度。课题组建议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常熟理工学院在苏州合作开展了汽车服务工程“5+2”分段培养实验工作。

（三）关于职业学校科学管理

“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提高研究”课题组（江苏理工学院）运用“头脑风暴”和“思维魔球”方法，建构了由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议以此引导领导者个人或团队学习研读、专项调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形成策略、提高效率，开展地方行政领导选拔培训、任前培训、在任培训的系列化培训。

“中等职业学校校长执行力研究”课题组（江苏省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教科研中心组）认为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校长执行力，前提条件是必须加强职业学校校长的能力建设，为此应着力建构职业学校校长评价体系和培训体系。开展职业学校“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有计划地挖掘和总结著名校长的教育思想和管理经验。实施名校长培养工程，造就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领军人物。

（四）关于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常州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议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就业市场、职业学校和毕业生齐抓共管、整体优化的“五位一体”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与技术，完善信息采集、流通、分析的制度和机制，以人力资源基本情况基础数据库关联不同部门的业务专用数据库，构建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实现跨时空的就业服务网络覆盖。

“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建设与运行案例研究”课题组（句容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在实验区尝试建议以句容中等专业学校为主体，全市各乡镇社区教育中心，社会培训机构为网点的“一主多元”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构建“市镇村户”四级农业技术服务网、“示范基地示范村示范户”三级农业生产示范网、依托网络载体建立的“市农业网、特产信息网、句容中专现代农艺网、镇及村致富网”等农业信息网发挥了示范效应。

“成人职业教育培训支撑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江苏理工学院，会同东台创新发展实验区）认为应尽快完成由“政府主导、部门监督、学校主体、单位自主、社会协作”成人职业教育培训支撑服务体系的组织框架，从组织、制度、师资、基地和资金等方面提供保障条件，制定成人职业教育培训支撑服务体系建设标准，促进成人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

（五）关于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标准研究”课题组（盐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围绕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特色、关键和保障，提出了实施三大工程、建设三个中心、培养三支队伍、采取三项举措，加快推进区域中职信息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包含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建设、信息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四方面指标的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标准及评估体系。

“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建设研究”课题组（江苏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从现状研究、研发研究、应用研究、保障研究四个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建设现状，提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标准化、个性化、智能化、专题化、多元化的研发思路，提出了五个统一的评价要求：个性与共享的统一、先进与适用的统一、更新与拓展的统一、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开放与安全的统一。

三、构建成果共享机制，

提升江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江苏承担的16项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既涉及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基础问题，也涉及前沿问题，既包含职业教育发展战略、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创新、职业教育管理方式变革等宏观问题，也包含职业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等微观问题。课题研究中普遍注重运用政策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课题研究梳理出的问题、反映出的普遍现象已经触及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深层次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可以说，无论从课题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无论是问题的揭示还是方案的解决，都为江苏职业教育创新实践提供了很大的理论启发，为进一步形成系统化的决策咨询报告成果体系创造了基础条件。

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是否来自于具体实践，更为主要的在于是否作用于实践。为此，需要发挥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的引领效应，进一步深入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科学发展提供更为丰富而有效的理论支撑、方法指导。为此，还应做好《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研究的持续工作。

（一）完善课题研究成果，放大课题研究效应

跟踪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后续研究工作，依据专家组的评审意见，促进各课题组完善课题研究工作，确保产出一批国内领先、紧贴实践的理论成果。同时，依托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研究》（职业教育版）、江苏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传播课题研究的优秀成果。集结出版优秀课题成果，放大课题研究的社会效应。

（二）发挥课题成果作用，服务职业教育决策

发挥《创新行动计划》科研课题研究成果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为教育决策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的综合数据库系统，形成相对稳定和专业化的决策研究的专家库和智囊团，建立健全行政与科研的沟通互动机制，更好地实现决策依靠科研、科研服务决策，增强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健全社会合作组织，增强职业教育发展力

建立政府主导、行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专业合作组织，组建教育与产业部门合作的研究共同体，促进教育与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与联系，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推进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用科研方式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7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论文关键词]本科教学模式改革　课程维度　教材维度　教法维度　学生维度

一、课程维度：继承、借鉴与创新

本科教学模式改革中应当把握的第一个维度是课程，即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首先是改革者(主要是一线教师)一定要从观念上明确该课程的国内继承、国外借鉴及自主创新间的辩证关系。准确地讲，大多数高校教师并没有直接参与国家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而且大多数本科院校也没有自己开发的校本课程。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课程的具体实施尤其是课堂层次上的课程设计、课程开发、课程实施主要是基于高校教师个人的课程理念及决策意识来独自完成的，尽管这是对课程的二次设计、二次开发，但教师课程决策意识上的观念差异却导致了其对该课程具体实施方案上的实践差异。因此，不同的教师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针对21世纪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及学生个性得不到关注的现状，我们提出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学生的个性潜能，而挖掘学生个性潜能的根本与前提又在于高校教师自身个性潜能的挖掘与发挥。须知，没有个性化的教师就难以培养个性化的学生，所以我们鼓励高校教师大胆探索新的课程决策理念、探究个性化的教学风格。

从我国高等教育法的宗旨及本科与专科开设课程的区别来看，本科不仅应该比专科在本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有比较大的拓展性，而且更应该培养本科生一定程度上的科研意识及学术研究能力。这是课程维度上对本科生的基本要求。如教育系教育研究方法这门课程，首先应该给学生讲清楚教育研究的概念、意义、具体方法及过程，也应该引导学生梳理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对我们的现实启示，这就是继承；其次应该概述国外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轨迹、现状及启示，这就是借鉴；最后还应该综合国内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乃至于教师本人对教育研究方法的感悟、理解、困惑、反思及探究做好教育研究方法发展方向上的预测工作，这就是创新。

就目前教育研究方法、教学模式的改革现状在课程维度上的问题来说，大多数教师并没有真正处理好这门课程的继承、借鉴及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课程设计与编写理念上忽视国内教育遗产要照搬国外经验的负面影响。无论翻阅哪个版本的教育研究方法教材，几乎找不到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于现代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继承”，充斥于其中的“借鉴”随处可见。正如有人所言：“教育的比较已经进行上百年了，在回顾过去时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究竟是从外面得到了更多，还是从自己身上失去了更多?”一个颇为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比较?为何总要把别国教育举之于天，把本国教育踩于脚下?”

二、教材维度：“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教材作为课程的书面载体形式，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校教师在教学模式改革中的教材观，而且从深层次上还影响着他们的课程观及教学方法观念。从理论上来说，教学模式的改革体现在教材维度上就是，高校教师应该在其课程维度的基础上，辩证、客观、科学、发展地对待所选用的教材，即做好教材的“二次设计、开发及实施”(指教案)，而不是“照本宣科”，即要求高校教师按照继承、借鉴及创新的课程原则积极做好所用教材的“纠正”与“弥补”工作。因此，本科教学模式改革在教材维度上的原则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但是。从目前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的现状来看，相当多的高校教师并没有守住“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教材维度原则。反过来“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倒成为许多本科课堂教学模式改革难以推进的制约因素。一项本科教学情况调查结果表明，65％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重复教材的内容，学生只练习书本上的内容，考试也只考课本的内容。

就教育研究方法所选用的教材来说，无论哪个版本的教育研究方法几乎都没有明确提到我国古代教育研究所用的类比方法，这就要求教师加大备课力度，做好教材的挖掘、整理、补充工作。事实上，类比法在我国教育名著《学记》中随处都有体现。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等。而且2000多年后的夸美纽斯就是把人类受教育过程类比成大自然中万物的进化发展过程而写出名著《大教学论》的。

三、教法维度：发现问题的意识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众所周知，21世纪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世纪。而创新型人才与“工具型”人才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区别上，即创新型人才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发现与提出问题，“工具型”人才则更多的只是能解决问题。对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轻重，爱因斯坦曾经有着明确的定论：发现问题远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因为发现问题更能预示着创新，而要创新就必定要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此外，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上看，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没有问题的发现，那又何谈问题的解决?由此看来，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在教法维度上的原则即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及创新能力。

对于一堂好课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指出：“能够带上满口袋问题走进课堂的课，算好课；能够在课堂上唤起学生疑问、发问、提问的课，算更好的课；能够唤起学生提问，居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了(教师一时答不出来了)，算最好的课。”但依据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的教法维度的原则来看，激发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只能算是最为根本的要求。课堂上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首先要求教师有问题意识，而且“学生们所最需要看到的并不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而是教授们带有原汁原味的思想及其过程”。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在论述大学教育时曾经对大学老师的课堂教学方法有着这样的定位：“大学教育的特点，表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前者不是为后者而存在的。在大学，教师讲课、学生听课并不是一件主要的工作。教师讲授的并非人人皆可以从书本中或教科书上得来的现成知识，教师的科研方向和学术兴趣才是他讲授的中心。洪堡甚至要求大学教师将每一次讲授都变为自由地阐述他在某一课题研究前沿所获得的最新见解与最新发现，并鼓励学生对此做出评判。”

目前本科教育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具体表现为：教学方法单一，理论脱离实践；课堂管理以控制代替激励，用“一作两考”(指作业、考试、考勤)作为牢牢控制学生的课程成绩与学分的法宝；把学生的目光高度聚焦于考试能否过关上，而忽视了对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及能力的关注；教学内容以传授既成知识为主}教学过程被简化为老师讲授备课内容的过程；教学评价方面，高度关注教师的教案是否认真、板书是否有条理、教态是否自然、作业布置与批改的次数、科研论文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的同时，缺失了对老师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要求与评价。就教育研究方法来说，教师存在着严重的“照本宣科”现象。大学生被动地“聆听”、“笔记”、“考试”教育研究方法的相关理论后，却苦于在实际教育问题及学位论文研究方法选择上的“束手无策”，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学位论文的选题。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仅有20％能用上，剩下的80％则需要在实践中才能学到。因此，对于大学生深入实践并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及能力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事实上。高校教师教学生“学问”无非就是教学生学会发现问题。

四、学生维度：主体性地位的确立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明确指出，人一生的教育必定是由教育和自我教育有机结合而成，但人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阅历的丰富来逐步提升自我教育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比重。显然，对于本科学生而言，应该以自我教育为主，即大学生在教学中应当处于主体性的地位。这是基于学生维度对本科教学模式改革所应当着重把握的原则。

第8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论文摘要］课程开发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课程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课程本身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课程开发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开发。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因其开发主体、价值取向和文化基础而表现出与普通教育课程开发不同的文化特性。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指创制一个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整个过程①。课程开发是在一定教育目标和课程观指导下进行的，无论是教育的目标，还是课程观，其实都体现的是制定者关于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所以，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即课程开发必然存在着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它必须要回答由谁来开发，开发什么，为什么要开发等问题。

一、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主体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有三个层次：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主体自然是国家课程。在现有的关于课程开发的研究文献中，人们谈论课程开发似乎都只是在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两个层面进行，尤其是学校课程。因为国家课程的权威不容挑战，其开发权在国家相关部门或机构，对于学校来讲，课程是按照规定的目标预先编制好的，教师和学生只是按照规定的目标来接受和完成课程，他们只是被动的执行者，而不是主动的制定者、实施者，他们是被排斥在课程开发过程之外的，是缺乏课程主体性的。即使在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开发过程中，也会受制于国家政策和教育目标而表现为有限的自主性，而且，这种“有限的自主性”也只是掌握在教师那里，由教师所控制。伯恩斯坦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及编码方式与社会权力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社会怎样选择、分类、分配、传递和评价它所认定的公共知识，反映了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的原则。迈克·扬也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关系。布迪厄则把课程作为文化再生产活动，侧重研究了课程知识作为文化资本的分配活动与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关系。阿普尔认为，课程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过程，主要受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②。

课程开发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课程政策改革问题，但由于中国长期在中央集权的课程决策体制下进行课程改革，关于课程决策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因此，关于课程决策的科学、民主与公正的问题并未被人们所关注，相反，更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甚至认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中国特色课程政策，并不存在科学、民主和公正的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课程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课程文化主体地位的逐渐回归，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这里要回答的是在课程实施以前谁参与了课程开发的过程。泰勒（ralph w.tyler）认为，学生和专家的建议是课程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开发课程必须首先了解学生想要什么，因为学生是课程的被实施者，课程的目标最终是由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能力和态度来体现的，所以学生是课程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塔巴的研究认为，教师的参与很重要，但教师不要过早加入，而是在教育过程中以创设特定的教—学单元为开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不是被动接受外来的刺激，而是会主动参与，所以过程模式也十分赞同学生对课程开发的参与。斯滕豪斯则明确提出教师就是研究者，所以在他看来，教师是课程开发的重要参与者。劳顿在研究中虽不赞成课程开发完全以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为依据，但他仍然解释说，应将课程开发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还要使其与社会生活和儿童心理发展相关联，这是不容忽视的。对于教师，劳顿认为“作为专业人员的教师”在课程开发中也需要关注哲学中提到的永久性问题和社会学中提到的我国社会现实情况之间的关系③。上述分析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教师和学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课程开发产品的实际用户，他们的需求状况和“消费能力”及“消费特点”，是课程开发中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广大的教师和学生尚未具有课程开发、决策的权力，因而只能是一种潜在的主体。

除此之外，美国著名课程理论家施瓦布（schwab）主张，课程开发的基本方法是“审议”，审议就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反复权衡而作出的行动决策。他并且建议，成立以学校为基础包括校长、社区代表、教师、学生、教材专家、课程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组成的课程集体来审议课程问题。课程审议的重点应放在教师、学生、学科内容、环境四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平衡。课程审议的实质就是课程参与者不断对话与交流，在课程决策和课程行动方面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

对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除了发挥教师和学生等的作用外，还必须充分了解和尊重企业与行业组织的意见。课程开发的最终获益者除学生外，就是企业和行业组织，他们的建议将更有助于实现职业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无缝对接”，真正体现课程的价值。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见实质性成果，但具体实践已有大量的尝试，主要是以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师资培训、人才培养规格的设定以及专业调整，在课程的开发方面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课程内容。而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反映了课程开发者对课程制约因素及其关系的认识，是课程开发者所持有的课程文化观的体现。“课程开发者的教育哲学思想和课程理论素养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课程发展的水平。”④

在历史上，围绕着对影响课程开发的主要因素及其关系的认识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都体现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者在内容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已经开始对学校课程活动产生实际的影响，造成教师工作的迷惘”⑤，开发者应担负起价值整合与理想重建的使命。

现代课程是在现代价值导向下建构的课程，其基本的价值是政治民主、经济质量和效率及人的自由发展，其核心价值在于教育的世俗化、个人化和理性化。在现代课程开发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就是课程开发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和社会本位价值观的争论。个人本位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其目的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和人性的自由、完善、和谐发展。社会本位价值观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需要作为学校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单纯以社会的需要来要求教育、开发和设计相关课程。这两种课程开发的价值观都有其理论上的贡献，也有其局限性。个人本位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个体需要的多样性，忽视需要本身的合理与不合理性，也缺乏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支持。而且，个人本位的极度张扬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也不合乎当今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主题。而社会本位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不适应当代中国教育发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需要。所以，有学者提出，在这些价值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超越个人本位、学生本位和社会本位，以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为本位。”⑥并认为，主体性发展与课程改革的主旨是一致的，社会、课程与人的协调发展，最终要以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为导向。

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当然要考虑社会、课程与人的协调发展问题，要突出人的价值实现，突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但与普通教育不同的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主要冲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职教的运行是以学校为中心还是以课程为中心；（2）职教课程的重点是在教育还是培训；（3）职教课程开发模式应取学科本位还是能力本位或是人格本位⑦。从世界范围看，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首先是“学科系统化”，在经历了“职业分析导向”和“学习理论导向”的课程开发模式后，目前正向“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式发展。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实践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学科本位课程是普通教育“改良型”的模式，职业教育学科课程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理论与实践课程并列，重视文化基础知识以及实践课单独设课自成系统等方面，其优点是逻辑性、（学科）系统性强。其不足在于重理论轻实践，不能有效地培养能力；重知识的系统性，忽视知识与具体工作任务的联系；其梯形课程排列方式增加了基础理论学习的难度，也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学科本位课程反映了开发者对知识与社会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课程开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学科知识进行选择、排列。“职教课程开发的关键不是弄清课程的宏观结构，而是在课程开发工作中如何使学习内容的设计与编排跳出学科体系的藩篱。”⑧《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指出：“传统的科学教育很少致力于把课堂知识和科学实践联系起来，在教学中不是传授假设而是检验假设，不是学习主体而是寻找主体。这种旧的课程计划很难启发科学活动中的创造性、直观、想象、激动与怀疑的态度，而观察、搜集证据归类以及证明结论的能力都不应看成只是科学家的任务。”⑨这种关于课程实施的评价，实际上也反映出传统的学科本位课程设计对教师课程知识观的影响。

职业分析导向课程开发是建立在职业分析和工作分析基础之上的课程开发模式。在我国常见的有能力本位（cbe）模式。cbe课程开发模式的核心是能力，课程设计采用模块式方案，重视学生的能力训练，理论知识传授以必需、够用为度，教学上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cbe课程把能力看做是一系列孤立的行为，忽视了真实的职业世界中人们的操作行为的复杂性以及智力性操作中判断力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在职业学校中的实证研究都证实，由于没有理清能力组合方式与工作过程间的关系，在工作分析后的“教学分析”过程中，各校又重新回到了学科系统化的老路上。

学习理论导向的课程开发是按照学习理论确定职业教育课程结构的方法，将教育目标定位于学生认识能力、一般行为能力和个性的发展，把有效的学习过程作为主导思想进行课程开发的模式，主要有“宽基础活模块”和“多元整合”课程开发模式。

教育部在《职业院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中提出，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作过程相联系，让学生获得一种全面、和谐、切实有效和有用的教育要求，是我国技术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应当建立在整体的、过程导向的职业分析基础之上，并符合职业发展的心理规律，是将职业分析、工作分析、行为结构分析、企业生产（或经营）过程分析、职业资格分析、个人发展目标和教学分析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过程。”⑧对德国“双元制”课程开发模式的研究发现，课程模式的发展不仅是一种课程组织方式的变革，而且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更深的课程价值观的变革。

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文化基础

课程是教育传承文化、发展和创新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课程开发如果得不到文化传统的支持，则表明这种课程不适合当下的社会发展，不能满足学习者对知识、信念、能力等的需要。简单地讲，可能无法实现学习者全面发展的目标。所以，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否体现了学习者的诉求，是否照顾到了学习者的个性、价值观、学习方法和学习技能等，是课程开发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础。

职业院校学生在年龄特征方面或许与普通院校学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受职业学校文化的影响，职业院校学生会在个性发展、价值观，尤其是学习方法和学习技能以及生活经验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引领下，形成了职业教育开放办学、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生的价值观中已普遍形成了“能力本位、就业第一”的倾向，而这又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学生对课程的选择以及对课程知识价值的判断，职业教育被视为是“实用的”教育，任何不具实用性质的知识、观念，甚至技术，都会遭到学生的拒绝。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方法自然会体现“产学结合”“工学交替”以及“合作教育”的思想。从国外合作教育的实践来看，这种教育模式是用来增强学生社会适应性的一种方式，在帮助提高就业竞争力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从国内的实践来看，产学合作教育不仅是近年来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且是职业教育教学与课程改革的重大实践和实现就业目标的最有效措施。这些都会对职业院校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职业教育课程文化特性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另一个文化基础表现是教师在课程选择方面所拥有的权力与自主。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人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知识价值的判断越来越受制于自身工作的领域和实际的工作经验。因此，教师的价值观、知识观、学生观、发展观、教学观、课程观等，都会影响到其对课程的选择和利用。同时，随着教育民主化思想的不断深入和课程开发市场的不断完善，教师拥有了更大的选择课程的权力，教师的自主性充分实现又会不断强化其本来的价值观、知识观和课程观等，这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考虑的又一文化基础。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能否体现社会文化的时代性是其第三个方面的文化基础。“不同的时代，基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教育方针、教育目的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课程目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这就是课程文化选择的时代性。”⑩这种时代性主要表现为：课程必须体现社会文化的发展性，体现对“先进生产力”的关怀，对科学技术的关怀，体现对多元文化的理性选择，体现对世界文化选择的开放性。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来讲，重点是对社会文化发展性和对科学技术的关怀的体现是否突出，是否回应了多元文化下的社会要求，是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课程价值观进行了有效整合。

［注释］

①张家祥，钱景舫.职业技术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2.

②⑥胡定荣.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23-24，

158.

③郜岭.试析课程开发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115-117.

④吴刚平.课程开发中的矛盾运动与钟摆现象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0（2）：12-18.

⑤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85.

⑦上海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研究［j］.职教通讯，1999（7）：8-11.

⑧赵志群，等.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j］.教育发展研究，2005（8）：66-70.

第9篇：关于体育教学的课题范文

论文关键词：体育课程　体育教学　膨胀　萎缩　问题　反思

论文摘 要：体育课程改革对课程理论与教学的研究严重失调，体育课程理论膨胀而体育教学理论萎缩。体育课程理论的膨胀主要表现为泛化和时尚化，由此导致体育教学理论被边缘化，在客观上轻视或抑制了教学理论的发展。而历时六年多的体育程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则是教学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课程研究应明确边界，着力于本土化的建设，而体育教学研究应大力寻求独立发展的空间。

一、问题审视

体育课程论的繁荣——模特时装。体育课程理论的繁荣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近年来如火如荼的体育课程理论似乎并未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让一线教师越来越糊涂。近年来体育课程理论的繁荣主要表现为课程术语的不断翻新，国外体育课程时髦名词纷至沓来；在如此繁荣的课程理论中面向本土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极为罕见。一线教师刚刚弄懂一个名词，新的名词又纷至沓来。课程论领域成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T台秀，教学的田野成为国外课程理论的跑马场。我们有些课程理论工作者热衷于标新立异，引领新潮，很少顾及这些理论是否实用，是否可用，更无意于将理论本土化和操作化，将这些生吞活剥的舶来的理论推销到教学现场，其结果可想而知。难怪有老师叹道：“新的课程理论让我们心仪神往，那是艳丽在模特身上的时装。”

体育教学的田野——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当前教学实践的种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徒有形式的热热闹闹，现代手段的时髦新潮，学生学习失序，教师指导乏力，课堂花样越来越多，学生所得越来越少，部分条件的合作交往，没有问题（假问题，无畏问题）的资助探究。这些教学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课程理论的膨胀不无关系，脱离实际的教学源自脱离实际的课程理论的诱惑。教学是鲜活的，但又是相对规范的。当一种教学模式建构并运用，它的过程和作用是长期的，一时难以改变。在教学的田野上，教师的教学如同农民的播种；在课程天空里，课程的思潮如同五月的风雨。课程思潮是变动不居的，可以瞬息万变的。如果完全不顾及课堂教学的相对稳定性，师生对新的教学理论适应的情景性和过程性，今天“解释学”明天“现象学”，今天“后结构”明天“后现代”，今天“多元”明天“全纳”，今天“建构”明天“解构”，即便是好的理论，不加分辨的全盘接受也必然会“消化不良”或营养失调。当我们引进了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多问问：它到底有何用？如何用？有何用，要关注的是用它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如何用，涉及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特定情景下教学操作。以“师生交往”、“小组合作”为例，当我们面对一个班级80、90名学生，学生要侧身而作以尽可能的少占教室空间的时候，如何进行“师生交往”？如何开展“小组合作”？如果硬要把“小班教学”的“合作学习”搬用到超大班级的教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是很滑稽的。

二、症结反思

经过10年来的体育课程改革，长期以来陈旧、单一、繁难、僵化的课程的一大力的改造和重建，学校体育课程管理与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师生在教学中的面貌为之更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基础教育的问题非常复杂，并非课程改革可以改变一切，事实上，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课程功能是有限的，功能无边放大所追求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况且，许多属课程的问题也并非刻意仅从课程一维就可解决，而是需要综合治理，当然并不排除从某一角度切入或着重解决某一问题的探讨。

对体育课程改革过高的期望和期许，可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改革开放之后国际体育课程改革思潮的大量涌入。10年来课程改革试验已在并正在证明课程只是课程，而不是其他，更不是一切，它的力量是有限的，有时是非常脆弱的、无奈的。想用体育课程来解决一切，最后只能是不该做的做不了，该做的没做好。当前，师生、家长面对课改与考试悖反的尴尬，恐怕不是单从课程着手可以解决的。

这里并不是说体育课程研究不重要，也不是说体育课程对体育教师无足轻重。引领体育教师提高课程意识，不仅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而且可以增强教学改革的深度、效度和力度。这些观念的确立并形成共识正是得益于这场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但是，如同文化基础知识发展不能代替专业知识发展，体育课程主体性和体育课程意识的增强，不能代替教学能力的培养，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即便像学校教育与课堂教育的关系那样，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是，学校教育的研究也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研究，不仅如此，课堂教学研究必须由它独立的发展的空间和领域。

本来，体育课程研究的深入会引导并带动体育教学研究的深入，体育课程理论的发展会引导并带动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当前的问题是，不是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而是概念的浮躁和泛滥。陈桂生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课程概念化是一种假象，是把课程理念的变化作为课程概念的变化所致。”证实课程概念的无边界泛化，是课程成为飘荡在教育领地的游魂，似乎到处都是“课程”，学校课程与学校教育几乎是同义语，在学校教育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还有什么不是课程。这种课程概念的泛化，实际上，不仅是对课程本身的消解，而且也是对教学的挤兑。在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的理解上，目前通行的观念是，课程可以包含教学，或课程可以整合教学。当教学论被纳入课程理论的时候，教学论便失去了自己的“问题域”、“问题焦点”和自我发展的空间与路径，它给教学研究所带来的缺失已在教学实践中越来越明显的反映出来。几年来的体育课程改革，已让我们走到必须面对体育教学问题的关口，如何成功渡过关口？当务之急是让膨胀的课程缩水，让萎缩的教学强身。

纵观历史，我认为体育教学既要有高远的视界，更要有细微的体察。仅从体育课程的大系统中把体育教学作为一个部件来对待是有问题的，需要我们拿出来话大力气专门研究，更何况仅从体育课程的系统重视回答不了的、解决不了体育教学中的诸多问题的。学科发展演化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学科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分化、综合到再分化、再综合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螺旋之路，而分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分化的学科才能获得自足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晓燕，我国课程理论研究文献分析（1922-2003年），第九届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年会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2004.4

[2]金志远.教学论研究主要论文和著作索引，第九届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年会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2004.4

[3]陈桂生.教育学世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18-119

[4]毛振明，解读中国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