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概述精选(九篇)

第1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宋末元初；唐宋之辨；诗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35-06

关于唐宋诗之辨，钱钟书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谈艺录》第一“诗分唐宋”谈及如何看待唐诗宋诗之别的问题。钱先生举出大量中外文论观点，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有关论述，认为在如何区别唐诗宋诗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断。同时，钱先生又表达了关于唐宋诗各自风格的见解，所作判断皆令人信服。另外，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亦对宋诗的特点及价值地位作有分析，并认为宋诗的总体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序中也包含有对唐、宋诗之不同特点的认识，认为明人批评宋人学唐而不像唐，恰恰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不过，宋人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但在“大判断”或艺术的整体方向上没有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总多多少少不出唐人圈套。关于唐宋诗之不同，除钱钟书先生外，现当代学者亦有论及者，如齐治平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及其专著《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之学术史篇第一章第一节“关于宋诗的论争：宗唐与宗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毅《20世纪的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叶帮义、余恕诚《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秦良《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李金慧《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赵娜《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在唐宋诗之不同上，缪钺先生的判断也多能代表当代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其《论宋诗》有关文字较为精到地概括出唐宋诗的不同风格特点，从中也可看出宋代诗人能在唐诗之后别开生面的创新意识。正如清代蒋士铨所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仅此而论，宋诗就有令后人不容忽视的认知价值。

其实，不仅是现当代有关学者的探讨，在宋诗的风格得以确立之后，中国古代就时有关于唐宋诗不同特点的辨析。如明代李梦阳的论述历来就较受关注，其《缶音序》云：“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在诗学传统上，李梦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扬唐抑宋的态度。

然追根溯源，文学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不同的分析，在宋代即已发端并对当时的诗学思想及后来的诗学批评产生影响。然宋代诗学批评史上到底谁开唐宋优劣辨析之先河，学界则有不同说法。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认为，“在宋代诗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而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魏泰（1105年前后在世）论诗，对李白、杜甫、孟郊等唐人之作多有推崇，如评李白、杜甫诗作为“优柔感讽”。评孟郊诗“句法、格力可见”；而对于宋诗，除对王安石诗作甚为推崇外，对其他诗人则多持批评意见。如评欧阳修诗：“恨其少余味尔。”评黄庭坚诗：“气乏浑厚。”评石延年诗：“石延年长韵律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评西昆体：“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魏泰所评虽然主要就唐、宋诗歌分而论之，但可以看出其诗学态度中扬唐抑宋的基本倾向。故王著所论不无道理。而在唐宋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又以张戒（？一1158前后）为始作俑者。如齐治平认为：“然最早发难于苏、黄且启唐宋诗之争者，当推张戒。”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倡导风雅传统。故对于以用事押韵为工的江西诗风甚为不满，认为“诗妙于自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张戒因批评江西诗法而推崇唐诗乃至六朝诗歌的成就，亦表示出明显的扬唐抑宋的态度，实已导严羽《沧浪诗话》之先声。另外，陈岩肖（约1151年前后在世）《庚溪诗话》卷下云：“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在对宋诗成就的认识上，把宋诗提高到与唐诗同等的地位。南宋后期，尤其是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辨表现得更为突出。唐诗、宋诗，各有何种特点，学唐抑或学宋，何谓诗坛之正宗等问题，成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话题。本文即以叶适、严羽、刘克庄等人为例对此问题略作考察，藉以窥见宋末元初的诗学取向。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瑞安（今浙江温州）人。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在南宋堪称鼎足而三。然虽为理学家，叶适又与朱、陆有所不同，他既重事功，又重文藻，文章成就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叶适《王木叔诗序》论及唐、宋之别：“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叶适引用王木叔的看法并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因此，实际上也是他自己观点的写照。文中分析了唐诗之短长，从中也可推知宋诗之优劣。王木叔认为，相较而论，唐诗在刻画物态、词句工巧等方面胜出，宋诗在自我观照、明道见性方面占优。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对唐、宋诗作总体上比较并作出这样深刻断语者，王木叔或叶适是第一人。”不过，在此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其一、除《王木叔诗序》外，再结合《徐斯远文集序》、《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徐道晖墓志铭》、《徐文渊墓志铭》等文章所论，可以看出，叶适所谓的唐诗，当指晚唐而言。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云：“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又《徐文渊墓志铭》云：“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繇此复行矣。”唐诗的特点，即所谓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以及句律的工巧。

其二、叶适对以晚唐为代表的唐诗持有辩证态度，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肯定，是要称扬四灵，反拨江西。批评，是因为看到四灵之学唐，主要以晚唐贾岛、姚合为师，“敛情约性，因狭出奇”还不是诗歌最高格调，与“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显然有境界高下之别。永嘉后学吴子良在其《荆溪林下偶谈》有一段话颇能剖析出叶适这方面的态度：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其三，黄昇《玉林诗话》“叶水心论唐诗”条云：“水心所谓验物切近四字，于唐诗无遗论矣。然与严沧浪之说相反。”按：如前面所述，叶适所谓的唐诗，是就晚唐而言，其风格特点，即其《徐道晖墓志铭》中所谓的“验物切近”。而严羽论诗，主要推崇盛唐，称为诗中之最上乘，对于晚唐诗歌，则以小乘禅之声闻、辟支果喻之，以此学诗，并不能得入门之正。以此而论，叶适与严羽之说的确相反。但是，叶适的观点又不仅如黄昇所说的那样对晚唐诗作简单地肯定，他对晚唐诗抱有辩证的态度，从笔者在前面作出的考察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诗学理想上，叶适与严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的。

严羽关于唐、宋诗之不同的辨析主要见于其《沧浪诗话·诗评》中：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只是气象不同。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严羽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主要有如下几点认识：其一、唐诗、宋诗在工巧上难以轩轾高下，但诗歌风貌即气象上则各具特点。何为气象，严羽在其著述中并没有作出明确解说。陶明溶《诗说杂记》卷七：“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如把诗其与人的身体相比，诗歌的气象就如人体的外在风貌。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最能代表唐诗的气象。那么，盛唐诗歌与宋诗之不同在哪呢。《沧浪诗话·诗辨》已有所表述：“盛唐诸人，唯在兴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二、具体而论，宋诗尚理但意兴不足，而唐诗重意兴且理在其中。以此为准，显然唐胜于宋。意兴，主要指诗歌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情致元素，它可以来自于所咏对象，也可以发自于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与严羽所说的“兴趣”有一定的相近之处②，是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方面的考究。诗歌具有这种意兴，就可以给接受主体带来兴发感动。理，自然是诗歌中理性元素，它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及所咏对象的思想内涵相关，是诗歌的深度的体现。意兴与理，二者如果相辅相成，就是诗歌的较高境界的体现。就严羽来说，在诗歌的本质问题上，他强调诗歌要吟咏情性，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意兴更是第一位的因素。其三、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分别从时代、作者等不同角度对唐、宋诗歌作出细分。但从其对唐、宋诗歌的比较来看，严羽所谓唐诗、宋诗的内涵亦须加以辨析。一方面，唐人、唐诗，本朝人、本朝诗，皆是概而言之，严羽并没有在阶段上作出细分。但结合严羽的相关论述可以推知，唐诗，当主要指他所推崇的盛唐诗歌。而本朝诗，当主要为以四灵为代表的晚唐体诗歌，《沧浪诗话·诗体》中就把晚唐体、本朝体视为等同，“通前后而言之”。另一方面，唐诗、宋诗（严羽所谓的“本朝诗”），作为专有名称，也不能仅从时代上作出理解，二者在同一文中共举，多是立足于体格性分之殊而论。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日唐日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日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其四、对于唐宋诗之不同及有高下之别的原因，严羽亦作出分析。一是唐朝科举诗赋取士，二是诗歌既然难为进身之阶，遂成为文人交游之方式，于是导致赠答唱和诗创作的兴盛。严羽对此则甚为不满，《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诗歌几为文字游戏，与其吟咏情性、本色天然的本质特征则渐行渐远。

要而言之，唐诗、宋诗作为两种不同的诗歌体格，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严羽显然是表现出扬唐抑宋的态度，这与他在《沧浪诗话》中所表达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在诗学道路上，严羽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在诗学传统上，不提宋诗，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过，严羽的诗学批评及关于唐宋诗歌高下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诗坛的现状而发，因反拨诗坛之弊而推崇汉魏盛唐。此论固然见出严羽卓越的诗学眼光，但是，因矫枉而过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宋人的诗学成就。郭绍虞先生曾评价严羽诗论：“后人论诗，严唐、宋之界，而于唐诗，复严初、盛、中、晚之别，都是受他的影响。”亦道出了严羽在唐、宋的辨析上所起的作用。

刘克庄有关文章中亦论及唐宋诗之优劣，兹列举如下：

《唐绝句诗选》成，童子复以本朝诗为请，余曰：“兹事大难，杨、刘是一格，欧、苏是一格，黄、陈是一格，一难也；以大家数掩群作，以鸿笔兼众体，又一难也。昔赵公履常欲编本朝诗辄止，其意深矣。”余病眊，旧读不能尽记，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书类，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尝记诵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本朝诗尤（脱一字，或疑为“多”或“盛”字）于唐，使野处公编本朝绝句，殆不止万首诗。愈盛选愈严，遗落愈多。后世愈有遗恨矣。此本朝续选之所为作也。起建隆讫宣靖，得诗如唐续选之数。或曰：“比唐风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评之矣。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之作，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后有深于诗者必曰：翁之言然。”

刘克庄不但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而且对唐宋诗歌总集的编撰亦抱有兴趣，这既表现于他对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等诗歌选本发表看法，自己又亲自编撰有《千家诗》、《唐绝句诗选》、《本朝绝句选》等选本。可以说在宋代诗歌总集的编撰上，刘克庄是用力甚勤且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刘克庄在《本朝五七言绝句序》、《本朝绝句续选》两序中以时代为断，表达关于唐宋绝句诗比较的看法，与其他论家有所不同的是，刘克庄高度肯定了宋诗的成就，虽然有过于拔高之嫌，但刘克庄毕竟是在大量宋诗文献的基础上披沙拣金，还是能发现宋诗所达到的高度，所作出的判断自有其客观依据。另外，刘克庄的论断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同时及后来诗歌批评中对宋诗地位的确认。

如果说上述两序的看法还似乎有失偏颇的话，那么，从刘克庄整个著述来看，他对唐宋两代诗歌的评价则有褒有贬，显得更为客观。兹略作举例：

评唐诗，多有推崇，对李白、杜甫、韩愈、孟郊、李德裕等评价较高。如：“此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有唐诸人，皆在下风”；“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刘克庄对唐诗亦有批评，尤其对郑谷、贾岛等人诗作往往指出其不足。如：“余尝论唐诗人，自李、杜外，万窍互鸣，千人一律”；“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尽有可说，今八句无一字着题，良不可晓”；“郑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

同样，刘克庄对宋诗的批评也一分为二，有批评，也有肯定。总体来看，他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曾几等评价较高。如：“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后村诗话》卷二）；“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此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茶山诚斋诗选》）。而相比之下，刘克庄对宋诗之弊直言不讳的批评则似乎更多，如：“若《西昆酬唱集》，对偶字画虽工，而佳句可录者殊少，宜为欧公之所厌也”；“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

总而言之，刘克庄在对唐宋诗歌的认识上，态度客观公正，指出二者各有优劣短长。他一生致力于诗歌批评，面对当时诗坛纷乱驳杂、良莠不齐的创作现状，旨在为宋诗的发展指明方向。他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及有关精到的评点，也正是在当时诗学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系列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叶适、严羽、刘克庄而外，方回的诗学思想中亦包含有唐、宋之辨的思考。其《瀛奎律髓》把诗选与诗话相结合，收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余首，并分别作出评点。就唐宋诗的收录比例来说，方回对宋诗有所侧重，尤其是多收江西诗派作家的诗作，但是在具体的评点中，方回并不袒宋抑唐，对唐、宋诗人的作品各有轩轾。

从上述所引可见，诸家对唐、宋诗歌的辨析内容各有不同，所持态度亦不尽一致。从中也似可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从上述所引当时论家的身份来看，叶适、严羽、刘克庄、方回等分别代表了推重四灵、提倡盛唐、立足江湖、力挺江西等诗学倾向和派别。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来看，较为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唐宋诗歌的界定，何为唐诗何为宋诗，并不完全依据时代为断，而多从风格上认知唐诗宋诗。钱钟书先生所谓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判断，也正可以从这里获得事实依据。至于唐宋诗歌风格的代表，则又有盛唐、晚唐、元祐、江西之论。诸家所析互有异同姑且不论，毕竟从中可以看到南宋后期诗学批评对唐宋诗歌不同特点进行考察的自觉。二是在辨析中也分别对唐宋诗表达了欣赏与否的态度。而其最根本的动机，则是要纠正当时诗坛之弊，为诗歌的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第2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初期宋学；师统和道统；儒学；佛学

钱穆先生是上个世纪著名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师，少有的“博通四部”的学者，亦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钱穆先生治学广泛，尤精于思想史与学术史，其理论体系体大思精，治学功夫深厚扎实。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敬意充溢在他的学术著作之中，这是后人读钱先生作品最当注意的地方。

《宋明理学概述》是钱穆先生参悟研究宋明理学三十余年后所写的一本综合性的著作，大致可以展示钱穆先生对宋明理学的全部观点。而钱穆先生亦深知宋明理学之博大精深，故其在《序》中言：“聊示学者以门径，虽或诠释未当，衡评失理，当可见谅于古人，见谅于今人。”钱先生十分谦虚，然而此书的确有发前人之未发之论，亦多覆前人之论。我专就宋学一题谈谈感想。

我认为这本书中有几点特别能体现钱穆先生在对宋学甚至是整个学术史的卓见。

第一点便是钱先生将宋学分为了三期――初期宋学，中期宋学和南渡宋学。一般谈到宋学，人们都会将宋学与理学等同起来，但是钱先生明显反对这一观点，并且将宋学再细化为三个时期，并且能言简意赅地归纳出各期宋学的特点。而我最佩服钱先生的是他格外重视初期宋学的作用，并且能用一种绵延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他将初期宋学于唐末的社会状况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并非常重视去分析初期宋学对后学的影响。

钱先生评价初期宋学：“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1）此处有两个特点，一是“五光十色，元气淋漓”，二是“兴儒学以替佛学”。

第一个特点钱先生在此章已明言：“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教育家，有大师，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1）但是我认为钱先生说初期宋儒“五光十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北宋诸儒已转还为子学之儒。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有言：“尤可注意者，乃北宋诸儒之多泛滥及于先秦之子部。即就儒家言，唐韩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庙。而同时如李之《常语》，司马光之《疑孟》，皆由于孟子肆意反对。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此风始于韩愈，而实成于宋儒。此当大书特书为之标出。其他如徐积有荀辩，范仲淹以中庸授张载，苏洵闭户读书，当时号位通六经百家之说……要之，北宋诸儒，眼光开放，兴趣横逸。”（2）钱穆先生从两个方面――儒生成分之多，所涉内容之博得出了初期宋学之“五光十色”，实在是新奇而又精辟。

第二个特点是“兴儒学以替佛学”。这个问题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大题目，论述已详，我且就钱穆先生“重整中国旧传统”一观点谈谈。我认为钱穆先生之所谓“旧传统”，主要是两点――师统和道统。

钱穆先生讲宋儒提倡师统是其复兴儒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钱穆先生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韩愈开始辟佛卫道，韩愈所指，乃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人文道’，而非印东的佛教出世道。韩愈是当时的古文家，但他：‘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韩愈提倡古文，所以树异于当时进士的诗赋.韩愈提倡的‘道’，则以树异于当时崇尚的佛教。这一争辨，并不尽是文字的；而重要者则是人格的，教育的。韩愈特著师，以见到这一点，而当时并没有大影响，影响直要待宋学之兴起。”（1）

由于五代以来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学术衰绝，所以宋朝特重文化。宋初一干知识分子亦视其为己任，他们将复兴儒学、引社会入儒道视为最大理想。于是，他们提倡书院讲学，用书院来发达教育，从而将儒学思想传播开来。《宋明理学概述》有“宋学兴起，既重在教育与师道，於是带重要的则为书院和学校。”（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既以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汉唐而复明于今日，则所以讲述传述之者，有待于师道之兴起，而其精神所寄，则微见于书院之讲学。”（3）

因此，书院之兴推动了师道之兴，而师道之兴则为道统之兴奠定了一个好基础。

这便是钱穆先生对初期宋学的定义和分析。

第二点便是钱穆先生在论述各个儒者时极力将其与释道分清界限。由于宋儒之学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释入儒”，所以一直有人在质疑宋儒的立学之本。

他们的理论与释道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程颢：“人心不得有所系”（1），王苹：“观书不可梏于文义。以仁存心，但言能体仁耳。”。后人亦多讦之。陈寅恪先生便说极力恢复师统道统的唐代大儒韩愈“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4）

但是钱穆先生说：“佛教长处，在其分析心性，直透单微。现在要排释归儒，主要论点，自该在心性上能剖辨，能发明，能有所建立。韩愈《原性》《原道》诸篇，陈义尚粗.。李翱《性书》，则阳儒阴释，逃不出佛家圈套。初期宋儒，同样没有能深入。直要到敦颐，才使入虎穴，得虎子；拔赵帜，立汉帜。确切发挥到儒家心性学之精微处。”（1）他认为，宋儒之援引佛学，是为了改造并发扬儒学，所谓“复以儒义纠弹老释，会三派为一流，卓然成为一种新儒学”。（5）

我没有能力来阐发禅宗之于宋学的影响，但是宋学之大功在理学，

理学之殿军在“心性之论”。而魏晋以来，心性之论已成为佛教之擅场，儒学难以望其项背。而宋儒大倡心性之论，其渊源一目了然。且看《中庸》一书，理学奉为圭臬。然首尚《中庸》的，确是唐朝智圆高僧。有“智圆又极推《中庸》，故自号中庸子，《闲居编》卷十九有《中庸子传》三篇，谓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6）可见理学源出禅宗实非谬论，但是理学与禅宗最大的差别便在于处世态度上。

本书中有许许多多的话在表现理学的处世态度。如程颢“现在所需讨论的，既是主要在人生问题上，而他则直从人生讲人生，自然见得更亲切。”1、“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来应付外面一切事，让自己的心活到一恰当处，外面的事也活到一恰当处。”（1），如吕大钧“‘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1）理学的处世态度是积极的、用世的。钱穆先生一再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区分其与禅宗。

其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说：“禅宗在理论上虽则全部中国化了，但他们到底是一种在寺院里发展成熟的思想，无意中脱不净向慕个人的独善与出世。直要到宋代新儒家兴起，再从禅宗思想转进一步，要从内身自心自性中认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原，如是始算完全再回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老根基，这里也几乎经历了一千年的时期。在此一千年里，中国人不仅将印度佛教西乡全部移植过来，而且又能把他彻底融化了，变为己有，因此在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便永远不再成为指导人生的南针。……若认为宋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佛教世界，这是不能认识中国真相的错觉。”（7）

从钱穆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中着重分析宋儒的处世态度上，我们是可以看见钱穆先生的用意的――否认理学为禅宗的化身，理学的本质仍是儒家精神。这一点在本书中颇为含蓄，而结合钱穆先生其余著作则甚为明显。如“唐代禅宗实已为佛教出世精神之反动。禅宗之在东土，亦一宗教革命。实为中国思想由释反儒之一段过渡。故禅宗思想亦颇有与孔孟相接近者，故程朱斥之为弥近理而大乱真。后人斥禅学，多专斥其乱真，而不知其有弥近理处，此则程朱之所以为精卓也。”（8）“惟长生久视之术，既渺茫而莫验，涅出世之教，亦厌倦而思返，乃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9）“禅宗把佛法挽向现实人生，但终不脱寺院束缚。宋人又从禅宗一翻身，由释归儒，把人人皆得成佛转回到人人应作圣人”（10）

这两点――重视初期宋学的影响与坚持理学本于儒学的观点是我在读《宋明理学概述》时感触最深的。前者不仅能将唐末五代与宋朝社会发展串联起来，更能将那一段思想文化的发展更为合理地先后承接；后者则从根基上论证了儒学是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也试图解决“理学本于儒学还是佛学”的问题。

注释：

（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2，2，2，2，59，

29～30，56，64，88

（2）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10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7

（4）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320～321页，三联书店，2011.

（5）钱穆《双溪独语》，248页，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1.

（6）钱穆《读智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3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80～181页、184页，商务印书馆，1994.

（8）钱穆《禅宗与理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四），21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第3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解喻和恢复人类过去的历史．这项工作固然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史料，但史料决不等于史学。无论史料多么完备，它都难以等同历史．赋予史料以生命而使我们能够依据史料恢复过去历史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以他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即历史观去理解和解喻史料和史实。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学术思想界取得主导地位，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性质取代了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性质，愈来愈备受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

唐宋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中外学者对唐宋史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这其中，唐宋历史观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的唐宋历史观作一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最早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历史作全面分析并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19lO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历史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是：第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也就是说，六朝至隋唐为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宋代则代之以君主独裁；第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第三，在官吏的选拔上，贵族时代行九品中正法，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开科取士后为科举制所代替。官吏选拔由配给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第四，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之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第五，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第六，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第七，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依据这些变化，内藤湖南总结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由此，他提出了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唐宋历史观．

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赞成其说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围绕唐宋变革论，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之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势力再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统一后迄明清时代，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他还说，从世界史的观点看，最早进入近世的是西亚，其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最后才是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西洋受西亚、东亚的影响才进入近世。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唐宋时代的变化。其分析侧重于经济变动方面。第一，宋以后，中世庄园之隶农(部曲)获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谓佃户制，其本质是自由农民与地主间所缔结之自由的佃耕契约关系：第二，经过唐代三百年较和平的统治，人民私有权逐渐发达。两税法实行后，人民土地私有遂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人民劳动力也获得自由。简言之，从唐中叶以后，土地倾向于私有化、贷借化：第三，入宋以后，因科举制度而新兴出一批官僚阶层，就文化上而言，他们属于读书人；就政治上而言．他们是官僚：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是地主、资本家．他们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之场所，从事生产、买卖、交易。同时，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业化．故宋代以后，经济之发展已脱离家内工业的阶段，走向了近世的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经营；第四，中国所谓庄园，实际上是中世的土地经营方式．它起源于汉，盛行于南朝，继之于唐。此种私家经营的庄园，随均田制之崩溃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近世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均田制崩溃和庄园制继之代起；第五，中世庄园崩溃后，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发达，都市的形式为之一变．宋代的都市，已几乎成为“商业都市”——以分业为基础的大企业(例如纺织业、制陶业等)与合股经营的大企业发达，科学知识亦进步：第六，从经济观点看，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代．所谓运河中心时代，是以运河从事交通、搬运的事业发达，故运河时代也可谓商业时代。中国的商业，到宋以后，面目一新，对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七，唐玄宗时代，政府兵制为募兵制，实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兵员系从农民分化而来，这与近世产业分工的发展，同为近世社会的特征之一；第八，宋代在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的发明，早于西洋几个世纪。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铁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独立的逮捕、讯问、裁判犯人的机构，加以诉讼学发达，起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审判机构的进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征之一；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唐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周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昂，例如晚唐时期的突厥与回鹘，在西方影响之下，制作自己的文字，这是游牧民族自觉和先声，东亚世界近世发展的起点。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第一，从唐到宋，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是贱民的解放。在唐代，贱民指奴婢与部曲，奴婢即奴隶．部曲属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如西欧中世的农奴。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部曲获得解放，上升为佃户，或曰“佃人”：第二，从部曲到佃户的变化，反映出唐宋间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以后，佃户完全变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订立租田契约之际，完全具有选择权．因此，宋代以后，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庄园闭锁经济已告消失；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打破了古来所谓“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这是事实，但对第三者而言，并未失去对等的地位，这与唐代的部曲对主人以外的良民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种“身分”，但这种身分等差是临时性的，如佃户将田地退还给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复本来的自由民地位：第四，宫崎接受柳田节子的意见，承认宋代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后进地带”在大地主庇护下的佃户性质，实际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这只能适用于“后进地带”；第五，在均田制时代．中国确曾出现过有如西洋式的庄园制，中国若有农奴制，便是在此时代．但宋代以后的庄园，与西洋之庄园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视为农奴：第六，中国的社会，宋代以后，贵族、官僚、富豪的家族，无法持续长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贵族社会，绵延不绝．宋代以后，广泛实行着“社会流动”。因此，宋代以后的社会，实为唯才是视的时代，这是近世社会的特征，决非所谓的“封建”的固定社会。

对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历史观，前田直典率先进行了批判。1948年，他在《历史》第]卷第4期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文中．他设想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以这一基本构想为基础，前田反对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说法。他主要根据加藤繁的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主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盛行的大土地所有论，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这虽然没有明确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却开了此说的先河．稍后，石母田正依据加藤繁、周藤吉之有关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成果，认定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将此后形成的庄园制视为隶属性的佃户制。他说，佃户尽管在身份上是自由民，但在现实阶级关系中尚未成为农奴，而是接近奴隶形态．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宋代处于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过渡期的位置．同样，仁井田升也根据加藤繁、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视农奴制为中世封建制，又视地主佃户关系为农奴制，从而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

五六十年代，针对宫崎市定的学说，周藤吉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强调：第一，宋代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主户，没有迁徙自由，或称为“随田佃客”：第二，地主对一般佃户的生活作某种程度的保证，但佃户对地主须负责重租，重役，双方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第三，宋代的佃户与农耕奴隶不同，农耕的奴隶完全依附于主家，而佃户可独立经营生计。佃户与“佃仆”、“地客”类似．宋代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从奴隶耕作转移至佃户耕作的阶段；第四，宋代以后，豪族(即官户，或谓形势产)的土地增扩，而从事庄园的经营。在庄园耕作的，即佃户与奴隶，或雇佣．此种庄园，从唐末至宋代之间，大为发达。根据这些特征，周藤认为宋代开始实为中国的中世社会。另外，崛敏一指出，从唐代古代国家和均田农民的生产关系向宋代个人的生产关系(地主佃户关系)的转化是封建制的形成，他把均田农民的分化视为中国中世社会的起点．柳田节子也非常重视均田制崩溃后地主佃户关系形成这一事实，但在某些方面，她似乎折衷了宫崎和周藤之说。她强调，宋代及其后的“地域差”的重要性，认为在“后进地带”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区，佃户的身份隶属性强，而在“先进地带”的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是一田数主，佃户有较高地位．不宜一概而论．在宫崎市定八十年代所发表的成果中，显然部分吸收了柳田的观点。

八十年代，渡边对唐代古代终结说和宋代中世说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均田制下分田农民对上级土地所有者即国家而言，劳动过程、所有权等方面不存在充分的独立性，可以被看作国家奴隶。两税法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可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因此，渡边把唐宋社会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除上述两说外，还有一种观点视唐宋变革为封建制的再组成，即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五十年代，池田诚指出：均田制是以土地为媒介分配生产物的关系，本质上不是奴隶制。唐宋变革，是由于均田农民的解放而形成的地主佃户关系的过程．他与宫崎市定不同，将宋代的地主制视为封建制，并指出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的小农的存在以及超经济强制。因此，他认为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便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六十年代后期，佐竹靖彦在吸收日本领主制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唐宋间庄园制向地主佃户制转变理解为从大经营开始的小经营的自立过程．进而，他论述说，形成宋代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同地主土地所有相结合成立的封建性村落规范和由明确权力构成村落行政的过程。佐竹以私人的生产关系为视点，把唐宋变革看成从封建制前期向封建制后期的转化过程．

此外，在五十年代的论战中，浜口重国强调唐宋及其以前，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和一般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唐宋期间没有变化，次要的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这种观点事实上基本不承认唐宋有所谓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的讨论中，小山正明把中世封建制的成立期界定在明末清初．并据此确定唐宋社会变革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延续，将唐宋社会看成是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连宋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二

欧美学者比较集中地视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将唐宋社会看成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他们注意到来代中国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台湾出版的{来史研究集》序言概括道：大部分符合所谓“近代”意念的中央官制至宋已成定型：分政教、商业、住宅区的城市之形成在宋；地方特产品如徽墨、端砚，以及各大名窑、名瓷，其发展至宋而臻于最高峰：火药、印刷、造船、指南针等使世界文明改观的重要技艺的发明与发扬在宋；文学新体裁的产生，由禅宗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而演变成的理学，出现于宋：第一部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第一部颇具现代规模的考古学书({宣和博古图》)亦成于宋……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种认识，是日本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欧美的学者，过去比较“普遍接受”内藤学说。对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理解．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成为时代新的标志；经济史方面，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特别是商税收入在宋代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唐代由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非士族家族的私人财富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文化史方面，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宮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与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而唐代士族政治衰落后，却出现了君主独裁。①

近二十年来，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②一文所述，主要变化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近世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据此，欧美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唐宋转型作了新的诠释．包弼德概括道：在社会史方面，将唐宋转型看成是一个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确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包弼德本人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③一书中，就曾详细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经济史方面，传统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与此有关：政治史方面，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对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三个转型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其次，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④

在唐宋何时转型的问题上，多数认为从宋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刘子健认为变化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⑤一书中，刘子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但是，“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他特别强调：“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紧接着，他说：“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在书中，刘子健重点剖析了从北宋到南宋文化和政治的转变。他总结道：“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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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7月。

② 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③ 该书中译本．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④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⑤ 该书中译本．赵冬梅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三

在我国，古代即有人注意到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在陈邦瞻的变化论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观念。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觉察到来代的变化。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①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在剖析中华历史演进时，同样注意到来代的变化和它的历史地位。王国维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而金毓黻在撰著《宋辽金史》时，又讲道：“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他们均从揭示历史发展变化本来面目的角度，论说了唐宋时代的变化。

真正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对唐宋社会的变化给予全面的分析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侯外庐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0年为又一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这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变革时代。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均田制破坏，庄园经济继之兴起．随之而来，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的广募流民为禁军的制度．同时，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第二，封建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在唐代进行了再编制。唐代，九等户制确立，九等分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在地主阶级内部来说，表现了官品贵族、豪族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一升的过程，从而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同时，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九等户中，使之制度化，也反映了农民的地位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农民的人格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地租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以两税法的实行为标志，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转向实物地租形态．农民则从豪强的“私属”中解放出来，人格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的承认：第四，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也反映了社会的重要变革。唐代一连串的党争，其实质是旧门阀豪族与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虽属地主阶级内部之争，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差异：第五，结合作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以及{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两文(均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唐宋时期，农民战争有了重要的变化。前期，农民战争的矛关主要指向封建苛政和繁重的赋役，农民要求人身权和生存权．后期，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利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要求土地和财产的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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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衡杂志》第13页，上海中华书局。

② 《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商务印书馆长沙本，1940年版。

③ 《金明馆丛稿》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该文收入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胡如雷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60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胡如雷说：“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时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来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两个朝代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特点。”具体说来，第一，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秦汉至隋唐，几次著名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反对的打击地主经济本身，但纲领性口号中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政权。从北宋开始，农民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的旗帜上．阶级斗争的这种变化使地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某些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代以前，对农民进行赈贷的基本上是地主政权，义仓、常平仓的设置即与此有关。宋以后，“州里富人”对农民进行“赈济”的记载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农民的人身依附发生了由严重到缓和的变化趋势：第二，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劳动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唐朝到宋朝，是隐漏土地与检括田亩的斗争由缓和趋向尖锐的关键阶段．宋代以前的田制，都有限制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性质。但是到宋代，地主政权同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空前地激化了，统治者不再是限制地主侵占官荒，而是直接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南宋“公田法”表现尤为明显；第三，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要发展。宋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土地所有权还不十分巩固．均田制破坏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地主的称谓以及其对农民的剥削均发生了变化。文中他还强调，将隋唐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或者以安史之乱、两税法、唐末农民起义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都不妥当，而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为断限划分历史时期比较合适．

漆侠也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第一，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衰落，进入宋代，土地私有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北宋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有地不过5%，而私有地则占95%；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自唐中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直上，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均田制破坏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第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流一朝消散，思想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儒家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儒家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经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唐代中中开始，一些人从大的纲领去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不过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自我推移，但从上地国有转为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这些变革适应了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唐中叶经五代十国，直到北宋，是我国封建制时代经济突出发展的时代，到宋代达到最高水平。”①但在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上，漆侠认为是从唐代国家农奴制转向宋代地主制。②

王曾瑜在研究宋朝阶级结构时，发现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并强调：“自唐迄宋，地主和农民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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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題》，《宋代经济史》代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③ 王曾瑜著《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第1]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四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如何认识唐宋社会的变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观。既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终结，宋代为近世的开端的观点，又有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终结，宋代是中世的开端的看法，还有不少人认为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即封建制的再组成，也有人认为唐宋社会均为奴隶制社会，极个别的学者还认为唐宋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对唐宋社会的总体认识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种观点，不同的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特征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在日本学术界，同样主张宋代近世说的学者，有的认为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平民地主的兴起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有的则重视地主与佃户的相互关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唐宋社会变革程度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学者主张发生了质变，如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就作如是观．有的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在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主张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大部分学者即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动很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则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中世终结和宋代近世开端说的影响最大，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目的论有关，这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叙及。这里仅只指出，鉴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内藤湖南不太主张将唐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尽管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它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可以将唐宋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唐宋社会的变化。

在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学者更强调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认为变革是由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商业的影响，甚至说唐宋社会发生了商业革命。这主要是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揭示。但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所界定的那样。”①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从土地制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小农的人身地位的变化来论述唐宋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去理解和解释唐宋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历史观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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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束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唐宋历史观问题，巨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从全球史的高度对唐宋史作了分析论说。中外学者多用“古代”、“中世”、“近世”对唐宋社会作定性研究。所谓“古代”，指奴隶制时代：“中世”指封建制时代；“近世”则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完全是基于全球历史发展总结而出的。用这些概念研究唐宋史，重要的前提之一是要假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将唐宋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去分析．同时，也使人们在研究唐宋史时，非常注意将其与西欧、东亚、西亚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扩大了唐宋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唐宋史的特质；第二，它将唐宋史置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作了把握。唐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了说明唐宋历史的性质，必须将之与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朝代的历史作比较．事实上，各种历史观的学者正是在将唐宋史与此前或此后朝代的历史比较中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是将唐宋史置入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其有机联系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从而避免了断代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观的问题；第三，它唤起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热情和兴趣．由于中外学者长期围绕唐宋社会变革问题进行论战，所以，唐宋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内藤湖南等人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甚至是世界近世的开端的观点，，更吸引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为，关注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二十世纪全球普遍感兴趣的课题。正基于此，在法国，著名汉学家狄纳．巴拉兹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在美国，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唐宋史的研究者最多。包弼德说：“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①对于这三点，张其凡在评价日本学者“唐宋变革期”学说时作了一些分析论证。我以为，这完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第四，唐来历史观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对唐宋史作了系统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整体性变化．为了说明唐宋的社会变革，必须对唐宋史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研究。这是二十世纪唐宋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界历史观的逐渐变化和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诸种唐宋历史观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第一，西欧中心论的动摇严重地冲击了唐宋历史观。上面我们说到，唐来历史观是将唐宋史置于全球史的高度作分析论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解释和说明唐宋历史。特别是在解释宋代为近世开端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揭示宋代近世的特征．“西欧中心论”的色彩极为明显。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突破，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各具特色，没有统一模式。由此，西欧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样，以西欧中心论为背景的对唐宋历史所作的分析当然难以立足。

第二，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的唐宋转型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在对唐宋转型学说进行反思时分析道：持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的学者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都持有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近年．由于受后现代标帜下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逐渐拒绝历史目的论②。由此，人们自然会对过去那些传统的解释产生怀疑．

第三，近二十来关于封建制研究的成果也冲击了传统的唐宋历史观．中外学者不论是将唐宋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是笼统地定性为中世或古代，其实都是用大家所理解并认可的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封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所谓封建制，只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部地区出现的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作具体研究时，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改称“传统社会”③．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无疑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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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②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③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第四，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使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出现某些矛盾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为平民社会，具有平等性，但有的学者又强调宋代及其以后的君主独裁．有的学者强调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又指出它的自然经济特征．诸如此类，都使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可以说，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唐宋史的研究呼唤新的历史观。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时指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框架转变很大。由于战败，反省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日本学者拟定了克服中国停滞论这一最重要的课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相继而起的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拟定出围绕封建制的问题．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为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这不仅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的学者，而且也是站在文化史观立场的学者共有的认识．”又说：“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战后中国史研究与封建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封建制的问题在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与日本中国史研究整体动向和轨迹完全一样。然而，‘基本法则’的运用并未成功，专制国家的存在和领主制的不存在常常阻碍着‘基本法则’．不但如此，现代中国的形势足以让研究者在价值观方面把社会主义相对化。这种状况不管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倾向，即把中国社会理解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社会(多系统发展说)的倾向。这种情况明确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现在，唐宋社会变革论从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上退出。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成为指南的方法论正处于摸索新的展开的阶段。”①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来历史观牵扯到人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牵扯到西欧中心论、历史目的论， 以及封建社会的有关理论。这些看似与唐宋史研究无大关系的问题，实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单是对史料的一种简单解释，它更是一种理论的剖析和人们思维的活动。同时也启示我们．即使是研究断代史和具体问题，也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历史研究只有有理论指导，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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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游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尽管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基于历史发展的法则提出的。这种历史观，是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正如上面我们所言，这种历史观越来越受到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我们将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相比，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是从既有理论和概念出发，再以事实加以论证。这难免削足适履，与历史事实不符：而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论从史出，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的束缚，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变化。转贴于 五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动。因此，研究唐宋史，我们要确立起变动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以变动的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乎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两税法是唐代非常大的变动，上自皇宮天子，下至穷乡百姓，都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但为什么要实行两税法呢?原因是，在两税法之前，社会已经是“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人们更感世道之乱．安重荣居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②天子的地位都受到威胁而不稳，世刘之乱可以想见。北宋统一，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但人们仍然感賀世道很乱．苏洶将世道之乱概括成“五怪”。说：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划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较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摩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入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县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宄法以为奸，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③

对此，与苏洵大约同时的石介深有同感，他说：

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臬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誑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士亡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官有游食则不禁，衣服逾制则不禁，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权要横暴则不禁，贿行于上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④

《三山志》则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怪现象：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襤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或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呼母，其党类及在己F，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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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苏洵：《嘉祐集》卷6，《衡论下·申法》。

④ 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

⑤ 《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上述唐宋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

当然，仅仅注意到唐宋社会的变动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埏先生尝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①。原来建诸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同样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以其固有的分化性，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从前引《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来看，两税法这个重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升降已非旧第”。早在数百年以前，司马迁就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奴，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②即，财富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组合原有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引起了唐宋社会的变动。

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庶族地主靠什么打败了手中握有世袭特权的门阀士族，靠的就是手中的财富。由于财富力量的崛起，庶族地主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財富拥有者，这样，原来富贵一体的体制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是“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③，富与贵发生严重分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唯其如此，靠富贵一体而长期家世不坠的门阀士族自然难以赓续。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就连在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下层市井文化兴起。这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总之，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这一系列变化．日本学者宮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之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所以，研究唐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从根源入手，我们主张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它对唐宋社会的影响。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历史观，这应是唐宋史研究今后进一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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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六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经过中外学者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唐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以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推进唐宋史的研究，也非常必要。以商品经济的历史观研究唐宋史，简言之，就是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商品经济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鉴于政治领域的研究较深入，这里拟就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研究略谈一点看法。

在社会层面，应重点研究唐宋社会的流动．对此，已有学者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张邦炜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①一文。文中，他将两宋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并指出：“两宋的社会流动以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所促成．”社会流动“不仅使得人们的门第观念相对淡化，而且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某些生气．宋朝素称‘积弱’，其所以同时又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著称，无疑与社会流动有关。”但目前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限于等级制度方面。应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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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流动，它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宋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言之，宋代社会租佃契约关系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这应是唐宋社会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宋人朱熹描述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产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①对此，我们过去强调朱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剥削佃农辩护。但这段话使我想起了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二者相为生存”的生产关系。以往，对后者我们过多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它与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何其相似。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以此理解宋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就可得到新的认识．据《水浒传》的记载，宋代佃客往往拥立庄主。共同反对官府的统治。对这一现象，按传统的阶级学说，很难加以解释。因为，既然庄主剥削庄客，那么，庄客不应该拥立庄主，而是要反其道而讨伐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业师李埏先生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他说，庄园内部存在矛盾，庄园与外部也存在矛盾。庄客拥立庄主共同反抗官府统治是庄园与外部即官府矛盾激化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果．这种解释，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占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见。但如果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依存关系去理解，那么，原因应该是：由于地主与佃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向反对官府的统治。这应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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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

在经济层面，应充分重视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效应。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入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②北宋人苏轼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③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从佃农方面来说，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而从地主方面来看，因其经济地位和利益受到承认与保护，也具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主不劳而食，其实，它也有关心生产的一面。上引史料说地主向佃农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叶适说到的富人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由此而来，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工具的进步，不如说是来自制度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力巨大地释放出来，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有力证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宋代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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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③ 苏辙：《栾城集二集》卷8〈诗病五事〉。

产权制度确立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包弼德强调．宋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精英的形成，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精英阶层就是社会中的富人．如果没有富人这个阶层出现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主角，就不会有精英阶层的形成。由于富人阶层的形成，社会財富大量向富人阶层集中，相比之下，国家財力就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尤其集中统一．宋代的所谓“积贫积弱”，当与此变化有关。

在思想文化层面，应重点探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財富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求富欲望的膨胀，传统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作了对比，以揭示两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差异．据包氏的分析，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家大族，重家族传统和声誉，推崇文化之“学”，而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宋代庶民地主则从人的实际行为出发，注重实效和伦理关怀．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为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①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②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③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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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价值取向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廢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①“唐宋特别是宋代，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体现了人性的要求，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学术文化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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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列汉诺夫选集》第2卷。第273页。

第4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同，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首先，从文明的主体属性上看，政治文明是由历史上不同的政治主体创造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阶级性与民族性。我们不妨将创造政治文明的各类政治主体通称为“政治人”，他们具有特定的身份属性，或为贵族，或为文臣，或为武将，凡此不一。其次，从文明内涵上看，政治文明是指那些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各种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及政治活动等各项成就。这些成就连同创造它们的主人——“政治人”共同构成了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狭义的政治文明指的就是这些政治主体要素，它们是政治文明史研究的对象。

政治文明史研究兼具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属性，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致力于研究政治主体要素的发展规律，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史、静态的制度史及动态的政治以及政治主体史等分支领域。其中，静态的制度史研究着重于探索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的发展规律。动态的政治史研究则侧重权力的产生、运行以及权力主体因素的变化。毫无疑问，在诸多政治主体要素中，“政治人”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是历史上灿烂多姿的政治文明现象的直接创造者，并且总是由少数精英人物组成的，是他们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换言之，政治是一种由人演绎的行为，它最大的特征是能动性，研究政治主体面貌特征有助于弄清政治的演进规律，也是提高政治文明史研究学科性的必要途径。因此，关于政治主体的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科意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政治文明史的发展理路，进而认识政治的本质规律。在未能取得广泛的研究共识之前，我们不妨将这方面的研究笼统地称为政治主体史研究，它构成了政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而也成为政治文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笔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便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范畴。

笔者之所以持有上述这些主张，主要是基于考察历史后得出的如下理论假设：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例如大家熟悉的二十世纪的前苏联苏维埃制度，由于操纵制度的政治主体的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所谓列宁与斯大林模式。所以，研究政治史不能不首先关注政治主体的异质变化。历史上，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发生国家政治主体变异，这种变化不仅会发生在朝代鼎革或改朝换代的时候，也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以中国历史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唐宋时期的政治面貌不同，究其根本原因不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在两个时期政治主体的异质结构，这种政治主体的异质决定了各自政治面貌的差别，前者呈现为贵族政治的主体形态，后者则为文人政治主体形态。所以，欲要理清中国政治文明的演变轨迹，理想的途径应该是在考察国家政权结构与制度演进的同时积极关注政治主体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

然而，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偏重于静态视角的组织原理及结构的制度史考察，而忽视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下的政治主体结构变化的客观事实，于是立足静态视角的制度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具有活力，胶柱鼓瑟的制度史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穿透力和思想张力，甚至与现实人们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政治史研究对当代人的吸引力，历史学在二十世纪日益沦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过去，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活跃的“政治史”研究又多是对单个政治事件的孤立研究，并不着眼于对政治主体变化的系统考察，所以以往“政治史”的概念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文明史”，它无法全面含盖“政治文明史”的丰富内涵。

令人可喜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立足动态视角的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充满活力的政治主体要素上，历代政治主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大大提升了中国政治文明史的学术地位，增强了人们对这门科学的认同感，同时也为建立中国政治主体史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了弄清中国政治史演进的规律，人们日益重视立足动态视角对历代政治主体做纵观或断代的考察，这类研究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显著趋势，有关的研究活动方兴未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历代官僚士大夫的研究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关于中国政治主体的历史考察在华人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开端，早先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一批华人学者如何炳棣、萧公权、杨联陞、张仲礼、许倬云、余英时等对中国古代政治精英及明清两代地方缙绅的研究开创了有关中国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古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个政治精英阶层，拥有知识、参与政治是这个精英阶层的显著特征。确如海内外学者普遍认识到的那样，文治化特征是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最主要特点之一，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政治的主体发展规律。再以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为例，近二十年来海外学者对此间政治主体的动态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美国学者戴维·麦克马伦及包弼德这样出类拔萃的研究者[1]。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古时期的政治主体做了动态的历史考察，出现了许多研究的精品力作。

唐朝政治主体史之所以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原因正在于它所处的中国古史“分水岭”的特殊地位。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个阶段，封建政治主体的机质性变化无疑是此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然而若问唐宋政治主体面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迄今学术界似乎缺乏应有的概括。以往，国内许多学者习惯从静态角度“由理论到理论”地概括历史的主体面貌，人们习惯运用所谓“后期封建社会”或着“强化了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概念指称唐以后包括政治史在内的中国历史，这种简单化的“以论代史”的做法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无法认清隋唐以来中国政治的生动面目。这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唐宋时期业已变化了的政治主体机质的特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几乎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方面，人们习惯停留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缺乏进一步的微观考察，因而有关唐宋时期政治主体面貌的宏观概括不够创新。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中国封建政治主体到唐朝发生了一次机质性的巨变，这一变化导致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机质走向性的改变，即由汉魏以来的封建“贵族政治”向唐宋以后的封建“文人政治”转化，陈寅恪先生发现的唐朝“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便是这一转化的具体表现。由于贵族政治的瓦解，唐朝政治的主体面貌出现了空前的文治化倾向。拙著《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便是笔者有关这种变化的初步研究成果。

笔者之所以用“贵族政治”和“文人政治”的概念指称唐朝其前其后的中国政治主体演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从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机质成分上看，传统的“官僚政治”概念不能准确地揭示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政治主体面貌。唐朝以前也是官僚政治，只不过那时的封建官僚多为贵族成分，因为那时的选官标准体现了贵族专政的性质，在政治主体面貌上呈现为典型的“贵族政治”。 “文人政治”的概念不仅可以避免传统“官僚政治”概念内涵上的上述局限性，更能贴切地描述唐宋时期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史与政治主体史有着不同的研究范畴，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加以概括，进而建立各自不同的理论，以便丰富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内涵。

研究中国政治主体史，必须关注历代选官制度，这是我们能否科学地开展政治主体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还须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演进置于儒家文治思想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人政治”是以儒家封建论为思想前提的，这个前提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始终不曾发生动摇，自周秦以来这个前提始终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原则。儒家的这个理论前提强调的是君权至上和天下一统。周秦以来人们用贵族血统论来维系这个前提与传统，于是出现了恩荫、郎选及“九品中正制”等各色各式属于“贵族政治”范畴的选官制度。在唐朝，儒家这个前提被赋予了文治精神，强调人文价值。受这一精神的支配，唐朝的选官标准强调文学与才能，政治主体机质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崭新的文官执政的局面，中国封建政治主体面貌由此打开了新的一页，文人政治局面形成了。

唐朝的文人政治首先体现为一种以择官标准的更新为内容的思想变化，进而演变成为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唐代文人政治强调国家高级职官必须以文化才能作为进身升级的基础，舍此之外的血缘、门第、官亲等传统的身份条件开始让位于新的标准，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于是魏晋以来贵族政治时代的那种人品舆论渐渐淡出了唐朝择官用人的标准之外。文治精神是唐人治国和立身的思想核心，成了朝野上下普遍持有的政治理念。对此，唐人有自己的表述，正如刘肃在《大唐新语·总论》中所说：“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这里强调的以人为本、以文为先的理念，正是唐人新树立的政治价值观，文教治国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以人为本则是唐朝文治的本质所在。尽管中国文治思想的萌芽很早，而将文治主义精神确立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则是唐人的一大历史创新。有这样一个文治主义的政治理念，加上科举制度的制度保障，唐朝造就了一个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统治阶级，造就了空前繁荣与发达的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的文人政治否定了先前形形色色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机质，是开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新纪元的显著标志，“文人政治”因此成为唐宋时期新的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

除思想变化之外，唐朝文人政治在主体构成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如传统“士”阶级的身份变迁、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的解体、进士科的兴起等等，这些无疑是唐代文人政治主体结构的历史性变革的具体表现。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儒学地位的沉浮等方面感受到某种唐朝文人政治的政策气息。根据《资治通鉴》记述，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1]改封孔子嫡嗣褒城侯为文宣公，[2]突破了汉、魏以来历代仅封孔子后人为褒城侯或褒圣侯的规定，整整将孔子后人的爵位提升了一级，这件事情表明了唐朝实行文教治国的历史性决心。

唐玄宗则在册封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唐玄宗将孔子儒学提高到了“弘扬王化、启迪含灵”的政治高度。也在这一年中，唐玄宗命令天下各州县大兴文教，将学校建到了乡里一级最基层的单位。[3]唐玄宗时期接连发生崇儒兴学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它们标志着唐朝文治局面的形成。

勿庸讳言，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唐代文人政治的面貌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工程，需要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寻找若干恰当的契入点，是揭开唐朝文人政治面纱的关键。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牟润孙先生曾从官制史的角度选择了唐初中书省职责的变化及中书舍人遴选对象的变化为突破口，对唐初文人政治的形成做了颇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尽管牟润孙先生未能在概念上明确界定“文人政治”的理论内涵，但是他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文人政治”一词，详见牟先生所撰《从唐初期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一文[4]。岑仲勉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过“文人政治”的名词，但他对唐朝郎官石柱题名以及翰林学士壁记所做“鞭辟入里”的考订和注补无疑为后人研究唐朝文人政治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新史料，岑先生的研究成果收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出版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中。

如上所述，揭示唐朝文人政治必须从政治主体的研究入手，但是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职官制度史的研究套路，而应恢复职官作为“政治人”的能动的本来面目，从分析他们的身份构成到考察他们的行动作为，从中寻找政治主体史的演进规律。

古代中国的文人阶层真正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在封建政治主体结构发生巨变的隋唐时代，确切地讲这种历史变革发生在封建文人政治开始的唐朝。大唐帝国的高级官僚明显具有文人的身份属性，并在王朝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产生于此时的“学士”官是一个重要标志。唐代学士的身份已经从魏晋以来的门阀贵族身份向新的学者型官僚转变，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使人成为士的三种最重要的身份属性是文化、出身和官位。[2]唐代学士官身上便具有这三种身份属性，他们既有门第的身份属性，又有学者的身份属性，属于典型的学者型官僚。造成古代“士”的这种身份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贵族政治自然瓦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推行科举制度的结果，唐朝的文人政治因科举制度而兴，自唐初开始日渐成为新的政治传统，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盛唐时期朝野间“大臣以无文为耻” 的政治共识便是明证。

唐人的文治理念被此后的宋人所继承，宋代有学者总结了知识文人与王朝政治的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治乱，在夫人才之盛衰。国家之废兴，系于贤者之出处”。[3]

曾经何时，在去唐不太远的南北朝时代，人们还生活在贵族政治的笼罩之下。那时盛行血缘决定人生的政治法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普遍被政治上血统论宿命论的思想束缚着。《南史·范缜传》记述了一位王公贵族与出身贫寒的知识文人范缜的对话，当时范缜说出了如下这段名言：“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

何处？”范缜是一位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但他对因果之类的学说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页。

[2]（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36页。

[3]语出宋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

似乎并不反对，身处贵族政治时代的他面对现实有很多的无奈，人生如同游戏，他无法从理论深处认清贵族政治的本质。

隋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推行了空前公平的科举制度，更在职官设置与选拔上建立了有利于普通文人施展才能的机制，文学成为了选官的新标准，进士成为人们青睐的科举项目。盛唐以后，政府在进士等常规科举考试的基础上，还面向朝廷文官专门设置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书判拔萃等“科目选”，[1]旨在选拔更优秀的文官。这些由吏部主持的科目选每年录取的人数只有三名，却成为朝廷高级官僚的来源。晚唐时期，至少在白居易时代，帝国的文人政治局面已达成熟，朝廷高级官员的选拔遵循着白居易总结的路线：

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薄、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2]

这是唐代文官仕进的理想途径，其中处在最低位置的秘、著、校、正、畿赤薄尉等文职职位通常授予科举考试得中功名的新进士或明经，品秩虽然不高，却是前途无量的士林清选，一向为文人器重。

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翰林学士的出现，那些由科举入仕并做到相当级别的文官大多从充当学士官而升任宰相，这几乎成为盛唐及宋朝宰执官升迁的一种仕途公式。唐代学士来自于朝廷职官中有文学才能者，他们充当着皇帝政治顾问的角色，入为近侍，出为大臣，或制礼定乐，或运筹出令，在王朝政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唐朝形成的翰林学士制度是中国封建文人政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开展对中国古代“文人政治”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历代政治的生动面貌，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内涵，不失为一条构建中国政治文明史的有效途径。 转贴于

[1]《韩昌黎集》卷十六

第5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五代　著述　艺文志

[分类号]G257

五代纷乱而短暂，传世的著作很少，然而这一时期却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转捩点，文化成就不容小视。新旧《五代史》、马令、陆游两《南唐书》均不志艺文，除宋人蔑视五代之偏见以外，实因这些小王朝大都没有像样的藏书目录，而北宋书目对于作者时代、国别多不能详，编纂难度较大。清代补史艺文志之风大兴，实肇端于五代艺文志之补撰。其后著作如林，蔚为大观。从清初以至近年，以“五代艺文志”之类名目编撰的著作即有8部之多，分别是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陈《续唐书・经籍志》、顾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朱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唐圭璋《南唐艺文志》、杜文玉《南唐艺文志》和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尤其是张兴武教授2003年出版的《五代艺文考》，吸取徐、陈以外诸家之长，著录最为宏富，并逐书作出考证，可谓五代艺文志中集大成之作。但是，若以更中审慎的眼光来看，这8种补志仍存在不少问题。下面分别从著录时限、收书数量、资料来源、分类标准、具体解题5个方面对这几部书作一简要评述。同时，就如何对五代著述做进一步深入考证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　著录时限

著录时限方面，各家基本一致，即不以朝代更迭为准，查考的大致范围均处于唐末农民战争结束至宋太宗在位之间。这完全是把五代放入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中去考虑的一种做法，对今天的唐宋文史以至中国文史研究是颇有启发的。在这方面，徐炯的《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是开风气之先者。如此书史类中徐铉、汤悦的《江南录》本是奉宋太宗之命撰写，但因二人大半生身在南唐，其书内容又是记录南唐之事，所以收录。这一时限著录原则与自《旧五代史》以来历代史家对“五代”的基本看法相符，而在目录学史上却是有着开创意义的。但是，在8种补五代志尤其清人的补志中，又有不少与五代无关而杂人的书籍。因此，若重做五代著述考，则有必要在时间上做一个稍微明确的划分。我们认为，具体著录的起止年限应在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之间。凡在这一时间段内著成的书籍，一律收入。其中，由唐入五代和由五代入宋各家不涉及五代十国的著述，一概不收，不能确定的，暂且收录。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纠葛。

2　收书数量

在收书数量方面，愈后自然愈多。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共收书165种；陈《续唐书・经籍志》著录458种，8 957卷；顾三的《补五代史艺文志》收书631种，11810卷。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完全抄自顾三的《补五代史艺文志》。宋书今存咸丰刻本与今本顾《志》完全相同，只是在最后补遗了40种图书，6358卷(含300篇)，其中仅《闽寿山寺佛经》就达5408卷。三种南唐艺文志以汪之昌著录最多，共237种，唐圭璋著录179种，杜文玉著录202种，这种数量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三人著录标准不同而造成的。另外，汪氏《补南唐志》有一大特色，就是在卷末附有南唐时期的碑刻文字简目，共收录碑刻112种。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张兴武的著作。张氏《五代艺文考》著录图书1063种，20798卷，另附有五代金石辑录，是目前搜集五代艺文最多的专著。然而，徐炯之书虽然著录最少，但还有两部后代补志未曾注意到的书籍，即史类的《亲征图》和子类的《范氏注太玄经解》，直至今日亦不见有人道及。

3　资料来源

在资料来源方面，各家查考范围主要涉及史部和子部中宋元人所作有关五代十国的著述。其主要采择对象有以下数种：两《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吴越备史》、《十国春秋》、《五代会要》、《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玉海》、《北梦琐言》、《鉴诫录》、《清异录》、《江表志》等及部分宋元以来方志。可见，搜罗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当然，具体到各家又有不同，著录图书数量较多的陈、顾三、张兴武三家，参考的书籍自然也就广泛一些。在这些书中，新旧《五代史》、《宋史》、《十国春秋》是查考最多的4部史书，《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使用最多的4种目录。可以说，8种补志的编者基本抓住了集中著录五代著述的几种重要著作。

但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①对参考书籍阅读不细，比勘不精，故而遗漏不少。如陈和顾三两人之作参考的书籍大致相当，然顾书著录而陈书所无者，达424种，5198卷，陈书著录而顾书未录者也有140种，2244卷。张兴武先生的《五代艺文考》最晚出版，但据我们统计，陈有而张无的书籍还有81种，1572卷，这其中除因著录标准有异外，更多的属于三人的遗漏。而《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中还有大量五代人著述为8种补志作者所未收。②可资参考的书籍尚有很多而未被注意到。其中《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是与《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同样重要的著录五代文献的三种目录之一，但孤本流传，世人罕见。清人徐松辑有《四库阙书目》，然收书太少且流传不广。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叶德辉将此书孤本刊刻行世，世人才得睹真容，故汪之昌以上诸人不得见，情有可原。但张兴武先生之书亦不曾借以勾稽，实为憾事。唐圭璋先生的《南唐艺文志》注意到清人的这两种本子，可谓独具慧眼。另外，史部、子部尚有大量宋人杂史笔记、地理方志、仙释五行、政书类书等未被纳入搜罗的视野，集部的宋人别集中也暗藏着相当一部分五代人的著述，这些都应该作为采择的源泉，而8种补志的作者均未注意到这些。今天倘要重做著述考证，除了以上提及的，还应注意到不断涌现的大量石刻文献、佛道两藏、敦煌遗书、海外汉籍、今人单篇考证文章等，以求减少遗漏。

4　分类标准

在分类和著录顺序方面，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徐炯、陈、唐圭璋、杜文玉一系；二是顾三、宋祖骏、汪之昌、张兴武一系。可以说，陈《续唐书・经籍志》的分类是几种补志中最为精审的，唐圭璋根据南唐艺文实际情况略有改动，称得上精到，而杜文玉的分类比唐氏稍有不及。至于顾三的分类，则颇为凌乱，古典目录中少有同者。宋、汪、张三人或照搬顾氏体例，或只稍作调整，并未能弥补顾氏的不足，相反由于书籍的增多，还会令人倍觉眼花缭乱。下面主要就陈、顾二人的著录体例作一简要评介。

4.1陈《续唐书・经籍志》分类标准

如下：

・甲部经录：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群经类，乐类，小学类。

・乙部史录：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伪史类，杂史类，政事类，法令类，时令类，地里类。

・丙部子录：儒家类，道家类，杂家类，小说家类，农家类，阴阳家类，艺术家类，类书类，医家类，术数类，仙释类。

・丁部集录：别集类，总集类。

作为《续唐书》的一部分，陈《志》的分类方法很明显是在刻意模仿两《唐志》。首先，四部分类体系下今存书目的一级分类，只有两《唐志》称为“甲部经录”、“乙部史录”、“丙部子录”、“丁部集录”，这是袭用唐代《群书四录》、《古今书录》的名称，而陈氏又加袭用。其次，陈《志》四部之下设立33个二级类目，分别比新、旧《唐志》少11、12个类目。这种类目减省现象，除了因为漏收外，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五代著述的实际状况，去掉了五代没有相关著述的类目。如经录无谶纬类，因图谶之学盛行于东汉，早已式微，两《唐志》所载皆前代著述。而从陈《志》所设类目来看，无论是类目名称还是各类的先后顺序，都与两《唐志》有很多相似之处，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但陈《志》也并非机械地照搬两《唐志》的分类方法，而是做了不少于史有据、相当合理的变通。其变通大致可分三种情况：①类目名称的改变。如史录实录类，两《唐志》作起居注类，但实际上著录的唐代部分几乎都是实录，称起居注的基本上均为唐以前的书，所以宋代以后书目多称实录类，陈氏亦效之。②类目的合并。如史录政事类，相当于两《唐志》故事类、职官类、仪注类的合并，另外刑法类改名法令类，但还分出部分图书归入此类。这是吸收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成果。③类目顺序的个别调整。这方面可能参考了徐炯的看法，但也可能包含了两人的某些共识。如乐类，乐经早已亡佚，后世乐类著录的多是记载有关俗乐甚至外来音乐的书籍，宋代书目经部仍设乐类，收录律吕之书，而将俗乐之书改入子部艺术类，《直斋书录解题》更在子部专门设置音乐类来收录这些书。徐、陈二人不将乐类移出经部，而是排在最后一位――小学类之前，既照顾到传统，又反映了实际，其做法应该说是极为可取的。

当然，陈《志》分类方面也略有瑕疵。如子部设阴阳家类，收录历算类书籍8种。刘歆《七略》已有数术类，收有天文、历谱等著作；《汉志》将其归入阴阳家；至《隋志》已无阴阳之称，而立天文、历数之名；两《唐志》遵《隋志》之法而改历数为历算，置于子部，为宋元以来大多数书目所沿袭。是以阴阳之名，久已不用，陈氏立阴阳家类，与学术发展状况是不相符的。

4.2顾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分类标准

共有19类，依次是：经部，史部，霸史类，杂史类，表状类，格令类，仪注类，声乐类，小学类，历算类，儒家类，道家类，释氏类，杂家类，技术类，舆地类，小说类，总集类，诗文集类。

其一，有经部、史部而无子部、集部之名，声乐、小学原属经部却单独立目，霸史、杂史、表状、格令、仪注、舆地均属史部而单独立目，原属子部的历算、儒家、道家、释氏、杂家、技术、小说也都自立门户，未立集部且用诗文集来代替别集，这与传统的四分法大相径庭，让人有一种部类不分之感。

其二，许多类目的归并与分离都不尽合理。如正史、实录和编年三类合成史部，不设目录类而将这一类书归入总集类，这都是前不见古人的做法。再从类目排列顺序的角度看，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舆地类本属史部，一般而言应置于史部最后，而顾书却将它放在了子部诸类的倒数第二位；小学类不在经部之后却在史部诸类的后面；历算类被置于儒家类之前，这些也是亘古未有的事情。而在具体图书的归类方面，亦是问题多多。如同是儒家类，顾氏儒家类所收书籍除在陈鳢《续唐书・经籍志》相同类目下存在者外，又见于陈氏仙释类、道家类、别集类和杂家类。考之具体篇目，则知顾氏多有疏漏。如这一类中钱的《政本》，《吴越备史》卷四云其：“平生好吟咏，在国中编三百余篇，目曰《政本集》。”《宋史》卷四八0亦称其：“在吴越日，自编其诗数百首为《正本集》。”诗集以《政本》或《正本》为名，可能诗作多涉教化，陈氏列之于别集类，则似乎更为准确。

总之，若单独从分类角度而言，顾氏的《补志》颇为混乱，远不及陈的《续唐书・经籍志》，更不用提《新唐志》。有人怀疑此书是顾氏初稿，未经整理，或非空穴来风。

张兴武先生《五代艺文考》著录宏富，但由于沿用顾氏分类，以致在具体书籍的归属上，仍存在不少问题。顾书中原有的不当之处，张书一仍其旧，如钱的《政本》依然在儒家类而不入诗文集，《竹谱》、《笱谱》依然在小说家类而不入杂家。即便在张先生的《五代艺文志补遗》中，也存在归属不当的问题。如乐史的《江南登科记》在杂史类，而赵修的《五代登科记》却在小说家类；小学类有僧应之的《临书关要》，而在技术类中又再次出现。

五代是唐宋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长时间的混乱使得学术研究几乎停滞，具体到图书分类方面也没有什么创见。宋初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已经不同于《旧唐志》，反映出了人们分类观念的某些变化。宋初距离五代最近，补志五代艺文以《新唐志》作为基准而根据实际情况略作变通，势必成为首选。在这方面，陈的《续唐书・经籍志》是做得最好的。唐圭璋的《南唐艺文志》也很不错，它们可以作为重要参考。而顾三的分类则完全可以拿来做反面教材，它与陈、唐两人在具体类目设立和图书归属上存在的瑕疵，作为警钟应常备左右。

5　具体解题

8种补志中仅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唐圭璋《南唐艺文志》和张兴武《五代艺文考》有具体解题。徐氏解题主要从一些书目和类书中辑出，而对于作者、书名、卷数及书籍的内容、佚文等均无自己的辨析或考证，只是罗列前人观点。因此，所引之书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依然存在。值得赞许的是，该书把石刻经书列于经类之首，继之以雕印九经，凸现出石刻书籍和新兴雕版印刷的版本价值，及时反映出了新的媒介在书籍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唐圭璋解题内容主要包括注明书籍来源，考辨书名、作者、卷数，介绍大致内容，列举现存版本等方面，可以说是三种解题中考辨最为精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学史家的身份，唐先生还在有关条目下注出《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中收录的作者单篇著述的数目。五代人著述现存的并不多，尤其是集部多已散失，唐先生这么做，既保持了补史艺文志的体例，又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张兴武先生的解题以每种书下的“考订”形式出现，对所著录的书籍从名称、卷数、作者方面进行考辨，但基本不涉及书的内容。考订后列有作者简介，下面还有所著录书籍的今存善本，可以说，考虑比较周全，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是有帮助的。张先生在其书前言中将顾、宋两志著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三点：一是书名不确，二是卷数不实，三是撰者不确，下面举了不少例子，在正文的考订中也确实纠正了许多错误。但他的部分考订恰恰也存在上述三种问题，限于篇幅，仅举一例。

张书经学类著录有郭忠恕《古今尚书释文》一卷。“考订”的全文仅有下面这句话：“《宋史》卷四二二《郭忠恕传》称，忠恕‘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我们认为，郭忠恕没有写过这本书，他只是校订过《尚书》和《经典释文》中的《尚书》部分。理由如下：《玉海》卷三十七“开宝《尚书》《释文》”条下云：“唐陆德明《释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注：忠恕定《古文尚书》并《释文》)。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开宝五年二月诏翰林学士李校定上之，诏名《开宝新定(尚书)(释文)》。”宋王《东都事略・郭忠恕传》亦言其“所定《古文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由上可知，郭忠恕所校订的《古文尚书》及《经典释文》的《尚书》部分经宋初重修，于开宝五年刊刻完毕，印成一书，流行于世。这当是宋国子监将《经典释文》中诸经音义析出而附刻于经书之后的开始。《宋史》已误《古文尚书》为《古今尚书》，而顾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又将《经典释文》的简称误认为《古今尚书释文》的简称，因此错将《古今尚书释文》一书当作郭忠恕所著，并进而推测为一卷。张先生没有进行仔细考察而沿用顾说，所以出现了失误。

第6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关于对异国形象的描述，这一形象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个形象存在着社会集体想象成分，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与异国关系的加深不断完善、变化的。而且不同时代的作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都有社会集体想象、个人情感渗入其中影响其作家的创作其中。中国和日本两国隔海相望，交往历史可上溯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包括正史，文学作品，以及其它大量的文献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人物等方面对日本进行书写，构成了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2中国唐之前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历史达两千多年，最早如传说中徐福东渡求不死药的故事，虽为传说，但说明当时中国人对大洋彼岸已有了初步认识。中国正史首次为日本立传者为晋初成书的《三国志》，《三国志•倭》全文约两千字，概括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地理、风俗等内容，如地理中“，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多森林，少良田，盛产异果珍木。风俗中介绍了日本的异俗、衣着、饮食等。此后，在中国历史文献及文学作品中关于日本形象的描写大量出现，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清代以前，由于中国文人无法横渡大洋到达日本本土，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主要是文人的想象，再有就是通过来自日本的僧侣、学者、使节、商人等。对日本地理山水，大多通过想象或日本人的介绍而产生“想象”性描述，日本岛屿常与海外仙山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成为日本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到能够横渡大洋，中国文人可以亲赴日本，在日本岛屿上，他们亲眼观察日本社会，熟悉日本历史，体验日本风俗民情，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日本形象想象成分就少些，更接近现实中的形象。唐代以前，中国对日本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形象。日本人形象被想象成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长寿的仁者，另一类是人身狗头的兽类。当时，日本人形象还有相反的一面，即怪异的异类形象。这两种不同的形象，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古人对日本人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这样认为：唐代以前，由于日本地域形象的不确定，日本人形象同样无法准确确定。不管是文化地域概念上的“东夷”，还是史书中记载的“女国”，只是大体上与日本岛国有某种联系，无法确指。唐朝的日本人形象，已经完全走出了幻想中的异类。来唐的日本人，包括使节、僧人、留学生等都是文人，和唐代文人有过密切交往，王维、李白都有送日本友人诗。李白的《哭晃卿衡》实为悼亡诗。

3中国宋、元、明、清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宋代日本人形象是在唐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宋史》里记载的是好仁礼让的日本人。宋代文学作品中较多出现的是儒雅诚信的倭僧，表现了日本僧人对佛教的感情，为佛教献身的精神。如《鹤林玉露》记载日本僧人安觉刻苦修佛的事迹，安觉为了修佛，留居中国十年，“其视此僧，殆有愧色。”可见，安觉在当代文人中的影响。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出现了日本奸商的形象。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交往宋代更繁荣，但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唐商的诗文很少，在宋代这类诗文较多一些，但宋代诗文中的商人形象多为负面形象，只图暴利、奸诈狡猾、凶顽好斗，如方夔[kui《]续感兴二十五首•十六》中就有日本奸商的描写。这类奸商形象，在元代文学中逐渐转化为倭寇形象。到了元代，中国与日本交恶，两次征倭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但民间交往并没有停止。元代与日本的关系也是通过贸易与佛教实现的，因此，元代诗文中也有日本僧人形象，这些僧人来中国的目的不是学佛，他们朝圣、收集佛典文物、游历名川大山，同时，还向中国学习建筑、书法、绘画艺术，学习印刷技术。与宋代日本人形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元代诗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倭寇形象。

这一切都反映在诗文创作中。日本形象发生巨大变化，从仁者转化为“异类”。元代文人作品中，出现了很多异类形象的倭寇。与唐前形象相比含有更多的社会、伦理意义。李士瞻《次荆门》中描写了异类日本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的倭寇，大多强悍枭勇，习水性，善于进攻，相对于元军，他们的器械更精良，极大地伤害了元人对日本人的感情，丑化的日本随之出现，中国人观念中的“小日本”即在这时形成。“小日本”形象含有弱小、贫穷、强悍、凶顽、贪婪、无礼等贬义。明朝以后，与周边各国逐渐建立了朝贡关系，惟有日本不肯。在明成祖时代有了间断的朝贡，但日本与明的朝贡是建立在日方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朝贡存在与否是与日本有利无利相关。同时，倭寇之祸明代最为惨烈。明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与元代相似，一方面是极尽诋毁的丑类，另一方面是天性未泯的日本僧人。但也有所变化，元代日本僧人被理想化，明代的日本僧人理想成分减少，对倭寇则有从异类向兽类转化的趋势。如王恭《赠倭僧》，真切地表达了日本僧人的思乡之情。明代文学中，日本僧人形象没有被异化，他们仍然知礼、用心专注。明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倭寇之患的文字最多，倭寇穷凶极恶，对社会危害最大，这也是明代文学中主要的日本人形象。这些日本人在东南沿海坏事做尽，抢掠财物、洗劫城池、残害无辜。

在明代文学中，倭寇的兽性出自天性，这样日本人形象又一次发生变化，成为兽类。清代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和明代比有明显的变化。仁义尚存的日本人形象较少出现，明代虽有描写倭寇的文学作品，但数量不多，到了清代描写倭寇的小说大量出现，如《孝义雪月梅传》、《绿野仙踪》、《花月痕》、《品花宝鉴》、《野叟曝言》、《笔梨园》、《补红楼梦》、《绮楼重梦》、《续金瓶梅》等。小说创作使倭寇形象更加鲜明，并且以情节化的方式塑造了丑类化的倭寇形象。这也是小说创作形象塑造的内在需求所致。清代小说中，倭寇形象一方面淡化了此前“矗尔小国”中的弱小意义，更加突出了倭寇的凶狠。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凶悍顽勇的倭将，可见倭患的规模，再有就是异类的淫倭。倭寇侵犯中国，除了抢掠外，总是与奸淫中国妇女联系在一起。如《孝义雪月梅传》、《野叟曝言》等作品中都有淫倭的描写。

第7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进一步确定美学史研究的对象，这是关于美学史“是什么”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学史应当避免中国文学史著中所出现的两种偏颇现象：中国文学史仅以文学作家和作品为对象；而中国文学理论史就纯然讲述的是文学理论家和著作了。当前最需要克服的则是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即美学理论的史的偏向。在研究对象上，我们认为应当实现美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结合。后者表现于艺术事实中：前者或体现在美学理论中，或体现在审美实践者借助于感性形态的美学作品所表达的美学思想中。一部中国美学史如果离开了千姿百态、斑斓多彩的艺术事实，将是何等地缺少血色！当然，艺术事实不是美学史的全部或基本对象，但是，它在千百年中所创造出来的美态、美色、美感，正是美学研究所应加以体认和需要回答的。应从艺术事实出发，概括出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跟美学理论所揭橥的美学思想相比照、相辉映。但常常是某一美学门类的形态已经产生和出现，而其理论概括却迟迟没有产生和出现，例如对陶器、青铜器的研究。因此，对这些审美现象的解读就无法依靠姗姗来迟的美学理论。同时，一些个体的美学理论和审美实践是错位、不同步的，“说的”和“唱的”不一样好听。例如严羽、王士祯的美学理论何等精彩，但诗的制作实践却逊色许多。因此，不能只专注美学理论而忽略艺术事实，应从美学理论与艺术事实的结合上解读美学史。就艺术事实的解读而言，应由艺术具体事实而深究艺术心理和社会心理，进而再由艺术心理和社会心理反观艺术事实。

“史”是什么？中国文学史界（包括古代和现代）几年来谈得最多的是“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因为文学史著已有许多部，才谈得上“重写”。美学史的状况却不是这样，它所解决的是原初性的建设，“重写”还谈不上。因上，新世纪的初始时期，美学史的撰写只能处于起步阶段。它虽然才起步，但起点较高，它应避免中国文学史撰写中存在的缺陷，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免得日后再来“重写”。

“史”写什么？笔者概括为16个字：历史复活，现时视界，现象描述，经验揭示。前贤曾言，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地下和地上的。这确定了研究的全部范围。然而，地下的文物、地上的文献，物化的或纸上的，都是死的，这就需要加以复活，即把“史”的过去时态所沉积下来的存在现象和事实复活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把死人复成活人，把美学理论家、把创造了美的实践者真正当作生机饱满、生气盎然的活人，始终进行活的描述，使美学史成为活史。所谓现时视界，就是以现时代的当下美学史家的主体心态、观念、视角、方法，对待彼时的美学史存在现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已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命题，其内涵就在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写的，有着当代人的体认方式。美学史也是这样，并从而构合为美学史的当下特征。所谓现象描述，因美是感性体的现象存在，所以现象描述有助于审美的历史现象的复原，有助于生香活意的审美历史现象的保鲜。美学史不仅要让人们看到历史上的人解说了什么，而且要让人们看到他们创造了什么。所谓经验揭示，是对美学史的发展历程、经验原因、轨迹线索的理性体认。这是美学史之深度所在。一些史著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史识。识，就是史家们主体识见的高度和深度凝结。史著变成了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现象的堆积，毫无识见，这是成批量史著质量低下之原因所在。识见不管正确与否，但必须有深意，即使是偏见，也是深刻的偏见。美学史研究需要有智慧和深沉的思虑。

“史”应有史象——史的现象，还应有史感——体现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历史感。现在的史著包括美学史著最需要加强的就是历史感，而它是以思想深度为内核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研究，陈寅恪的传以代史的研究，无不闪烁着史识、史感的光芒。

史识、史感是通过对历史事变及历史事实的准确评说、深邃评判所得出的理性结论，它往往是不移的、不刊的。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学术研究者们倒反而要向20世纪的大师们学习。

然而，21世纪毕竟是前进的，在观念、方法等方面，有超越过去的地方。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曾经以检索资料宏富博多而自诩的研究方法黯然失色。然而电脑产生不出思想。就美学史而言，21世纪的美学史研究应该是思想家的美学史研究，应表现为深隽的发现、深邃的解读、睿智的概括。

真正的史感是什么？20世纪的一些史著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课题留给了21世纪。构合为史感的，是当时性的呈示和历时性的展示。前者说得过多，后者说得太少。就“当时呈示”而言，也是罗列得多，解读得少。如何进行“当时呈示”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所选对象不是某一部美学类别史中的对象，也不能包揽无遗，而是要选择具有审美代表性和对美学史发展产生影响的对象。所呈示和解读的，首先应是其美学性质、特征、形态，发掘其审美质素。其次要扣合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探究审美性质、特征、形态、审美质素产生的主体依据。第三是探寻审美心态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不同，所孕育的审美精神也不同。例如六朝玄学与美学、隋唐佛学与美学、两宋理学与美学。安史之乱带给唐代社会状况以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诗人们的审美所造成的影响是深重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就达不到他现在被公认达到的水平和高度，只能是像高适、岑参那样的大诗人，而不是“诗圣”。历史变动对审美变化的影响可谓大矣。但这又取决于历史大变动的历史内涵是什么，其容量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两宋更迭，靖康之难，建炎南渡，宋元易代，明清换朝，给予人们的社会心态进而审美心态的撞击是巨大的，从而影响其审美性质、特征、形态和质素。这样就寻找到了审美形态和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转换过程，从而实现了有描述、有说明、有现象、有原因的现时性解读目的。

在历时性的解读中，首先要明确历时性的地位——它更具有史的本体性意义，明确它的两种发展方式；继承与变异，或同化与异化。对于继承、同化，人们说得多；对于变异、异化，人们谈得少。而两者的结合才是历史延续图像的完整展示和正确描述。审美意识从产生到发展，构合为审美意识史；审美范畴从萌发到衍化，构合为审美范畴史，其最终体现为审美观念的影响。影响是前结构的沉淀和沉积，这就是“同化”的体现。另一面则有“异化”。如六朝之于汉是变汉，改变汉的粗犷而至于精约；隋唐之于六朝，清算六朝又绮靡美学之风；宋代之于唐代，在审美格调上改变了唐之博大开阔、沉雄广放，而现出宁静自适、淡泊萧散。同化和异化体现了历史曲折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是历时性的美的历程的本体解读。异化最终体现为心态、心理、心性的变异。唐人感性意识强，理性思辨则稍弱，前不如六朝深刻的思辨，后逊于宋人理学。唐人是诗人，宋人是学者；唐人重感性，宋人富知性，宋人遂改变唐人赳赳雄气而出现文质彬彬。然而，异化不是直接完成的，需要有中介。初盛唐的中介是张说；盛中唐的中介是杜甫；由唐入宋经过了晚唐体、西昆体的影响和王禹chēng＠①、欧阳修等人的反拨性中介，唐音才真正转变为宋调。所以，同化——异化——中介，才是历时性演进的完整结构。于是，社会史、思想史凝定为心态史，进而凝定为美学史。

在基本撰述方式上，应以描述与评价、史实与史论、判断与感悟、思辨与体验、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实地考察与资料占有相结合。作为美学史更应重视撰述主体的感悟、体验及实地考察。青铜器、汉画像、敦煌、麦积山……在实地考察中获得感悟、体验、认知等等。美学史的文本文字自然应该是缤纷多姿的，因为对象是美的。把美学还给美吧！心如枯井的撰述心态、笔如枯木的撰述文字，跟美学史是绝缘的。美学史的撰述应该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以体现个人的学术风采和上述的撰述特色，在这一点上，应向20世纪回归。也正是这样才能产生学术名家、大家和大师，否则，只能产生“课题组负责人”。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和动力，《南齐书文学传论》响亮地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21世纪的美学史研究应以创新为目标，涉及对象、体例、方法、手段等方面。

当然，这还需要与学术规范、学术作风相联结，才能取得最终成功。学术研究上要“活”史，似乎是高阶段、高境界，然而，史所面临的对象又是极为纷繁复杂的，有些问题是难以或不可回避的。这便对美学史撰著主体提出了学术规范、学术作风的特别要求。先辈提出十年磨一剑的要求，现如今却是一年磨数剑。学术的浅俗与轻薄是一种致命病，它会泯灭和消蚀学术的生命和存在，使其变得粗俗不经。学术有它固有的品位和格调，不应降低而应提升学术的层次，这才是学术发展应有之方向。

第8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 《沧浪诗话》 初唐诗体 风格 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体的概念其实有二:一是指诗之类别,属于文体论的范畴;一是指诗之派别,属于风格论的范畴。前者侧重于篇章结构体制,讲诗歌布局谋篇的规制和范式,如五言、七言、柏梁、连珠之类是也;后者侧重于从诗歌表现风格,指群体或个体在诗歌创作活动中,受时代、地域、个人气质、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特征的创作特色,即如以个人命名的体派(风格),其生前身后也往往有大批的追随者,如元和体、李长吉体、西昆体之类是也。诗体区分的意识在《诗经》中即以出现,历经汉魏六朝,至宋代渐趋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对于诗体理论研究的体系建设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但是《沧浪诗话》也有自身的问题,严羽只是罗列出了某某体,但对其是属于体制之体还是体派之体,以及这些诗体的内涵和外延均缺乏准确阐释和严格界定,给后人理解和接受带来了混乱和分歧,有必要进行细致辨析。鉴于此,本文以初唐诗体为对象加以辨析。

一

严羽在论初唐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其中大历和元和习惯上合称中唐,这样看来严羽与后来的高对唐诗的分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四分法。所以以时而论,唐初体即指初唐(武德至太极)时期诸诗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同的诗歌风格。《沧浪诗话》对这种诗风作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注释:“沿陈隋之遗风。”隋代国祚弥短,并无特出的诗人,稍出名者如卢思道、虞世基辈皆为由陈入隋者,其时诗歌的总体风格也类似梁陈,是梁陈诗风的历史文化的惯性造成的流衍,故陈隋之遗风实指梁陈时代诗歌风尚。梁陈时占据诗坛主导地位诗体是宫体,这种诗风的典型特征是雕绘满目的辞章之下,弥漫着色情的内容,是故当时诗坛充斥着一片之声,被闻一多先生斥为“没心肝、没筋骨”的宫体。

事实上,唐初体是指的这种“弥尚轻险”、“彩丽竞繁”的淫放之宫体吗?如果二者等同,严羽还有必要另立唐初一体吗?实际上,严羽所讲的“沿陈隋之遗风”与钟嵘的“体出某某”意思相近,是从诗歌流变的角度指出其继承关系。一种“体”之所以成为“体”,除了继承外,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创新,除了因,还必须有革。而这“新”和“革”才是诗体存在的根本。初唐体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容上尽量过滤掉宫体的色情和,形式上把律体建设推向成熟。它只是继承了南朝普遍存在的追求绮丽的诗歌风尚。我们可以把初唐分为三个阶段――贞观时期、武后时期、神龙以后时期,在每个阶段各选择一个代表性诗体对这种新变加以分析。

贞观宫廷诗与梁陈宫体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内容上追求清雅,表达儒家传统的“作训垂范”、“和主匡民”的思想。太宗并不排斥绮丽的辞彩,但他又从“审音知政”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到淫丽之风对政权的危害性。所以他和他的重臣们力倡内容上必须有益于教化,化民成俗。且太宗的政治伙伴多为河朔骨鲠之臣(如魏征、王等)和江左通经硕儒(如虞世南等),他们要以文教治理天下,当然必须反对前朝诗歌的淫丽之风了。绮丽的语言和儒教的思想的结合外现而为一种典丽堂皇的宫廷气象,这是太宗《帝京篇序》所提出的“中和”思想的贯彻,是魏征“双美”思想的具体体现。当然宫廷诗也非诗歌发展的正途,它用儒家教义代替主体情感,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背弃了诗歌的艺术特质。

文学史上的武后一朝实际上包含了她实际执政的高宗朝。其间比较重要的诗体有上官体、颂体、沈宋体,沈宋体在后文论述作家风格时再详述,这里重点谈谈上官体和颂体。上官体的代表诗人是上官仪,其诗体典型特征是“绮错婉媚”。绮是绮丽之义;错,《说文》释为“交错画也”,“绮错”指文辞华丽,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糜”的绮糜。关键是“婉媚”一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指“柔婉的媚态”,有人说是指“于帝王婉转地献媚”。聂永华通过详实的考究和慎密的分析认为,“婉媚”强调的是“情物密合无间,触物起情,情物交合的言尽意无穷的诗歌意境”和“浑成秀朗,滋味醇厚”的韵致。这样看来,上官体的格调和韵致显然不是淫丽之宫体所能比肩的了。颂体的代表人物是李义府,他的诗歌雕琢空洞,追求华丽,以谄媚为宗,格调并不比宫体高,但其以谄媚代替色情也总算是内容上的一种变化。

神龙以后时期最突出的是神龙逐臣们的创作,这些人包括沈诠期、宋之问、杜审言等,这些人原本就是则天朝文人中的佼佼者,宫廷的把他们抛向了蛮荒之地。进退出处的变化,人生命运的无常,痛苦而又艰难的流贬经历使他们摆脱了绮糜的宫廷气,表达出了自己真实深沉的人生感慨,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是声律的高手,使得他们的诗歌既情感真挚又音调流利。这离“诗的盛唐”已经越来越近了。

总之,初唐体作为一种时代风格,其基本内涵当指南朝的丽词俊音与初唐诗人的主体情性结合,为盛唐风骨具备、兴象玲珑的诗歌高峰的到来作好了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又说:“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以个人风格而论,初唐涉及三个,即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那么,这三种诗体又各有什么特征呢?

先说沈宋体。虽然“沈宋体”是由严羽首先提出来的,但沈宋并称要早得多。中唐大诗人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唐兴,学官大振,能者互出。而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评钱起云:“前有沈宋,后有钱郎。”李商隐有诗:“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成良朋。”(《漫成五章》)《新唐书・宋之问传》记:

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细味众说,“沈宋体”至少包含如下两点内涵:一是诗风靡丽。这种诗风在当时还有许多追随者,“学者宗之”。“锦绣”二字概括出其错彩镂金、雕琢藻饰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沈宋的诗尤其是后期的诗歌不只是花架子,已经有了自身的情感蕴蓄其中;二是格律精切。所谓“稳顺声势”是指二人在南朝沈约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声病、平仄、对仗等格律技巧成熟化。“裁辞”、“回忌声病,约句准篇”都是讲二人在律诗定型方面的努力。这样看来,“沈宋体”实际上是指一种法律精切、体制整饬、属对严密、藻彩靡丽的诗风。事实上,律诗也只是到了沈宋的手中才真正可以称其为律诗,如果不以人废文的话,我们应该给予“沈宋体”以更高的诗学史上的位置。

陈拾遗指陈子昂,陈拾遗体当然概括的是陈子昂诗的风格特征了。中唐诗僧皎然指出:“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后者的“变多”如上文分析多指体制格律上的创新,而陈子昂的“复多”则指其诗歌内容上回归风雅,追求风骨和兴寄,追求一种刚健质朴、慷慨悲壮的建安时期的美学风格。其《修竹篇序》指出,齐梁以降,文章“彩丽竞繁”,“刚健不闻,兴寄都绝”。试图以汉魏风骨反拨萎靡不振的当代诗风,包括上官体之雕饰、颂体之卑琐等。实际上,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卢藏用推许为“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犀然一变”。但事实上,在实际创作中,陈子昂诗歌中“刚健”的一面并未体现得非常明显,倒是“兴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感遇》组诗继承了屈、宋、阮籍之余绪,寓朝政国事于诗笔之中,借香花芳草以寄个人感慨,在谄媚成风的武后一朝确实给人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感觉。故陈拾遗体的风格应指以质朴之语写家国情怀,以兴寄之笔发个人感慨,追求质实的内容的一种以复古为新变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本不是新东西,但在“兴寄都绝”了五百年后媚化诗风占主导地位的初唐诗坛仍具有棒喝之效。

王杨卢骆指初唐四位才高位低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杨卢骆并称且以体名之者最早当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新唐书・文艺传》又进一步将四人合称“四杰”。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位卑才高,志向远大却无法伸展。他们虽然都有过短暂的做官生涯,但不是被贬,就是被弃。所以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宫廷走向塞漠,从朝堂走向市井的生活过程。这对他们诗歌情感方向的转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得他们能摆脱宫廷氛围的旖旎脂粉气息,放开自己的喉咙,抒发出自己阳刚而真实的情感。这就是初唐诗歌的一种“民间状态”。尽管当时的上流诗人讥笑其“轻薄”、“俗”,但这种“俗”代表了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故杜甫赞之为万古流芳,“江河不废”。四人皆生活在讲究声病和辞彩的时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王杨的五律和卢骆的歌行都是写得情韵婉转、风华流利。所以王杨卢骆体,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以风华流利的语言表达真实深沉的情感这样一种诗歌风格。

以上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作了简要辨析,当然这种辨析只是粗线条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这样的辨析至少一方面可以加深读者对诗体内涵的理解,一方面也可以给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明代的一些诗评家已经在审源流、识正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代的学人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一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1961.

第9篇：唐宋文学概述范文

关键词： 宋词引诗句入词 “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

一、引言

诗至盛唐而称绝，随着内外交流的频繁，隋唐新兴音乐――燕乐得到长足发展，迫切需要歌词来配合演唱。宋词源于里巷歌谣，通常是本有曲调、由声定词，即或依曲拍而创新词，或取现有诗句（齐言）作词，入乐而歌。王灼《碧鸡漫志》载的“旗亭赛诗”就是取现有流传较广的诗歌入乐歌唱的典型。

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文人词的兴起，给词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了词的审美趣味，渐渐由引文人齐言诗通过添字去字，演变成长短不一的词，由“里巷歌谣”，发展到文人自创新词。而词至北宋，文人在写词过程中不自觉地把作诗的语汇语境融入到词里来，就出现了很多引诗句入词乃至引诗境入词的现象。

笔者认为，就诗词的发展方向上来看，到了北宋诗与词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词人为词的这种引用点化与宋人为诗借鉴前人有潜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就宋词引诗句入词与黄庭坚作诗“点铁成金”的理论主张作简单的对比，旨在探讨宋人为诗对作词的潜意识的影响和晕染。

二、以诗句入词的几种方法

引诗句入词在宋人曾季狸的《艇斋诗话》［1］中多有举例，加以分类总结可窥知一个大概。列次如下。

（一）直接引用前人语入词。

晏叔原小词：“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此语本李义山诗，云：“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1］

晏元献“春水碧于天”，盖全用唐韦庄词中五字。［1］（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被东坡誉为“不减唐人高处”的柳永词《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名句：“想佳人，妆楼J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取自南朝谢眺诗《之宜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这一类在题材方面大体相似，所表达的情怀和所创造的意境也类似，所以都是直接引诗句和片段入词，加以点缀乃成新词，看到原来诗句的影子又别出心裁，别有风味。

（二）添字去字换字，化用诗句入词。

“柳三变词‘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全用柳恽诗也。柳恽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1］言柳永《曲玉管・陇首云飞》引自南朝梁柳恽《捣衣诗》。

晏殊《清平乐》：“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即剪取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名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在这一剪一裁和添枝加叶过程中，显示出宋人较为深厚的诗歌功底和别出心裁的裁剪。

（三）取其意而为词。

见于《艇斋诗话》中，有几例：

“东坡【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1］同为借千里之外相思之人共赏一轮明月，来表达相思之情。

晏几道与思念已久的歌女重逢时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化用杜甫《羌村》三首之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中安史之乱后夫妻重逢惊喜异常、似信非信、相逢若离的情状。

这种取诗意入词更显为词的巧妙和功底的深厚。以上概述了宋词引诗句入词的几种常见的形式，可见此种现象数见不鲜，是被普遍使用的。

三、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

宋代为诗、作词体现出两种突出的方法，一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所崇尚的以“脱俗”和“新奇”为目的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崇尚“陈言入翰墨”、“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创作方法；二是以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以“以诗为词”甚至是“以文为词”的词学观，突出用诗情入词，创作上更侧重“为词注入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以求提高词的地位，拓展词的题材范围和现世功能。二者分别在诗词两个领域大力开拓，力求辟得蹊径，写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表达自己的诗学、词学主张，倾诉自己的感觉和人文情怀。

诗至唐达到极盛，宋人在承受唐诗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的同时，也不断从前人诗作中汲取营养，惨淡经营，力图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正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批评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道出了宋人为诗的一些特点，这种诗学观点在黄庭坚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宋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录他的一段话：“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4］就是求助于前人，借用前人诗句、诗意等入自己的诗作，凭借自己的才力思致加以点化、升华，化腐朽为神奇。

谈到引诗句入词，不可不提苏轼“以诗为词”和辛弃疾“以文为词”。

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称词为“诗之苗裔”。其“以诗为词”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词的“小道”地位，而下记国家大事，上言天地之道，从而打破诗词界限，从根本上改变词卑诗雅的传统观念。其《念奴娇・赤壁怀古》谈国家大事，《水调歌头》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倾注了人类最普遍的人生情怀，上达天地之道。可见其“以诗为词”的观点根本在于对词体地位的提高以及注重将写诗的手法应用到写词的过程当中而不仅仅在于只言片语的引用脱化和典故的使用。

同样，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侧重以叙事的手法写词，在创作结构的层面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和意义，那就是“以文气为词”，或者叫“以气入词”。叙事手法的运用意在吸收散文手法入词，打破词文界限，使词具有散文的纪实功能，反映理想抱负、社会现实和人生疾苦，从而达到以词记史的目的。

由此可见，引诗句入词切不可与二者相混淆，“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已经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的相对成熟的词学理论了。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这种词学理论的成熟和写作手法上的升华或许就在引诗句入词的催化和引导下形成的，这也不可一概而论。

四、以诗句入词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异曲同工

在唐诗高峰面前宋代文人只能仰观，他们普遍热衷于模仿唐诗，善于融入书法绘画手段，如题扇、题画、题壁等，题写他们所喜爱的唐诗，在复归前人的基础上模拟、点化，融入己意，成为新诗。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宋代黄庭坚之“点铁成金”尤为突出。前面已经阐述了宋人作诗喜化用前人诗句，独成己意，尤黄庭坚甚之，乃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在其诗作中不乏其例、比比皆是。面对唐诗这座高山和古人博学广采的学习，此种行为在所难免，然而作为新兴的宋词，借引、化用诗句入词显然是深受作诗的影响。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唐诗的繁荣不仅使宋人作诗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狭窄的发展空间，而且为宋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宋人喜唐诗，热衷于研习和模仿，所谓“以才学为诗”就体现在灵动的才气和深厚的学问，而深厚的学问就表现在对前人学问的继承和发扬，即诗句的化用再造、典故的大量运用和理性思辨的能力。这些融入使宋人的诗作具有了自己的特点而与唐诗抗衡。同样的诗句入词是在宋人引诗入诗过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在作词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引进作诗的手法、融汇前人优秀的诗句和诗境。可见二者在成因上是相似的，此其一。

其次，宋代崇文抑武的风气、学而优则仕，不仅给宋代文人提供了安逸的生活环境，而且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文人仕进之余，平居无事以文章自娱，阅古今诗集手不释卷，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作诗为文乃至作词这等“小道”沾染前人风采是确信无疑的了。同时，值北宋后期起，诗话的大量出现和蓬勃发展给文人提供了一个习诗学诗的途径，引诗句入诗入词、前人精华在宋诗宋词的再现和发展，绝非偶然。

最后，宋代文人间宴饮、应和，以及朋友间的攀比的心理状态也对引诗句入诗入词有一定的关系。“以才学为诗”比的就是学问、才气，典故的运用，以及融合前人精髓为己所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可见引诗句入诗入词是宋人在沿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丰富诗意，以及以故为新、创造新诗词，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就黄庭坚而言，作诗如此，为词也一样，盖诗词本出于文人一手，诗词同宗，相互影响，所以得以相互交融、相互晕染。

杨万里《诚斋诗话》曰：“山谷集中有绝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长。’此唐人贾至诗也，特改五字耳。贾云‘桃花历乱李花香’，又‘东风不为吹愁去’。”［1］

另有黄庭坚《黔南十绝》更是自白居易处出。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翦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四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1］仅仅改易几个字，其余全然出自前人。

在诗词化用中之“夺胎”可谓最高境界，化用诗境诗情，酝酿所习所学，化用前人不着痕迹。黄庭坚《题阳关图》：“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既化用了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又借鉴了北朝民歌《敕勒歌》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用以刻画西出阳关不见人烟只见牛羊的景象。化用意境为诗，巧妙内敛。

此种方法运用到词中，如晏几道与思念已久的歌女重逢时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中：“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化用杜甫《羌村》三首之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中安史之乱后夫妻重逢惊喜异常、似信非信、相逢若离的情状。同样可谓“夺胎换骨”、化用前人，去粗取精，不着痕迹。

可见，面对前人灿烂文化笼罩下宋代文学的窘迫与无奈，诗法中的“点铁成金”、词法中的“引诗句入词”无疑是文学创作中进步的表现，既是继承前人对前人诗作的复归、有利于历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又是文人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造。然而，继承当然要把握度的问题，完全地蹈袭恐为“剽窃”。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就诗词的发展方向上来看，到了北宋，诗与词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词人为词的这种引用点化之法与宋人为诗借鉴前人有潜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理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在北宋词的创作领域也是数见不鲜。笔者认为，可以说宋人为诗对作词在潜意识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晕染。宋人引前人诗句入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作诗时注重借鉴前人、引古取旧而力求尚雅避俗过程中不自觉的演化和延伸，也是为词时有意提高词的审美文化水平、融合思想情感入词作用的结果。作诗有意的师法前人“点铁成金”，到为词这种“小道”时不自觉地融入，再到引诗和文的题材内容，以及创作形式手法等入词，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这是一个历时，同时又共时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宋］严羽.沧浪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