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摘要：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唐宋变革说”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曲折发展并向外扩散的漫长过程，虽走过近百年历史，却至今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其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从搜集整理出发，对大陆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梳理归类，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者们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大多赞成以朝代更替决定历史分期。这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分期截然不同。内藤湖南这一新提法引起了众多中国史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为此展开了激烈探讨与深入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笔者通过阅读大陆学者的各类研究成果，将搜集到的文章或著作进行了如下分类：

1、从宏观上的研究

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的有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下）》、《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陈金凤《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熊伟《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王秦《十年来‘唐宋变革’研究述评》、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张建宁《‘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学界的发展》、李济沧《‘唐宋变革’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胡宝华《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内藤湖南的世界》、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等等。

其中概括最为全面的数张广达所写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他在文中分为“导论，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二、内藤唐宋变革说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原因，三、内藤唐宋变革说的影响，四、内藤史学的启示”[1]四个大的板块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人们研究唐宋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柳立言所写的《何谓‘唐宋变革’？》，他在文中分为“前言，一、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和‘唐宋变革期’？二、‘变革’与‘转变’的混淆，‘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的混淆，三、‘研究结果’与‘研究方法’，结论。”[2]这三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宏观上的把握。其余主要是从源流，时代背景以及结构体系方面对“唐宋变革说”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2、从政治上的研究

刘后滨从唐宋之际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的转变对唐宋变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辞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3]牟发松在其文章《“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一文中，通过对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时代自觉观不同，以及宋人对唐文化的改造性这两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进行了政治角度的阐发。而邰朋飞主要通过对唐西州“里”以及敦煌地区里、庄的考证，得出唐宋乡里制到乡村制的转变，对唐宋村一级行政单位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主观原因是里正的不堪负重。而这些变化都是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发生的。”[4]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唐宋之际选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变化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佐证。

3、从经济上的研究

黄纯艳从唐宋经济制度转变特点：“一、私有制的发展；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三、国家越来越多地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四、国家实施管理时，较以前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更多地重视经济效益”。[5]探寻唐宋之间经济运行新模式，对唐宋变革进行经济上的诠释。熊燕军在其文章《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中通过对“不抑兼并”与资源的配置以及与平均主义、集权主义、产权的对比引入“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对唐宋之际巨大的变革进行了研究。

4、从文化上的研究

唐群、王遂社《唐宋之际的文化变革》从研究唐宋之际宋代的平民教育出发，从农工商兵这几个阶层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在社会的流行，当时社会人们对小孩启蒙教育的注重以及社会上应刷术的广泛推广来论证唐宋之际的变革。李健《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一文从唐宋之际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脉相承之处来反面论证唐宋变革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有。虞云国《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印证唐宋变革，同时也将文学艺术的转变置于唐宋变革这个理论之下，在文学体裁形式创新、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受众变化、传播形态革命、核心精神的嬗变、题材内容的更替这几个方面唐与宋之间的不同来进行阐释。张思齐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的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一文中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高度进行赞誉，认为内藤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学者进行反思，并通过《诗经》来具体论证其观点。韦兵在其《夷夏之辩与雅俗之分：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家历、历家历之争》中阐述了“宋代儒家之历和历家之历的争论”，[6]透过对唐宋之际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历法转型的考证，从别样的角度对唐宋变革进行研究，使我们对唐宋变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陈元峰在其《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中从唐宋诗歌中学术话语的不同对唐宋转型进行了研究。刘红光在其《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内藤的《中国史通论》中关于门阀士族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从唐宋之间道德信仰的转变角度来分析唐宋之间的不同，唐代是儒家文化信仰占主导的时代，而在宋代则是柔和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形成的一个结合体占主导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可知，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在史学界影响颇深。从2000年以来先后在我国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我国史学研究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新的突破点，试将“唐宋变革说”与中国史有效糅合，对其进行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摘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A].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摘自刘立言.何谓“唐宋变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01）：125～171.

[3]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2：6～8.

[4]邰朋飞.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洲的乡村制度演变[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1）.

第2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盐业史发展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食盐的生产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井盐开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卖制度也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为主的变革性过渡，出现了若干新的政策和专卖运行方式。唐宋盐业史的内涵更加丰富，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更为广泛。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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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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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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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⑨上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第3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关键词】 陈衍；三元说；宗宋；变风变雅

一、“三元”说宗宋之本质

自南宋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以降，扬唐抑宋之音不绝，直至清代不衰。陈衍云：“必学盛唐者，王阮亭标举神韵，沈归愚墨守明人议论故耳。”揭示出王渔洋提倡“神韵”，沈德潜标示“格调”，是仍主唐调。

以陈衍之目观之，在近代学术与社会氛围中，扬唐抑宋甚至诗必盛唐弊端有三：其一，近人只学唐不学宋，视野日趋狭窄，所谓“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疆域日渐缩小。其二，导致近代诗人形成空疏肤廓、缺少变化、脱离实际的文风：“今人作诗，知其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里、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其三，更重要的是，导致诗歌未能尽风雅之正变：“王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文悫言诗，必欲温柔敦厚。温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删诗，……亦不尽温柔敦厚。”在陈衍而言，王渔洋、沈德潜就都是不能用“突兀凌厉之笔”，反映乱世现实，是诗教沦丧的表现。

这些正是“三元”说提出的背景和因由。对于陈衍“三元”说的论述稍加关注，即可知道，“三元”说的理论指向很明确，即针对历史上一贯的扬唐抑宋甚至诗必盛唐的观点，以三元皆盛、唐宋不分为策略，确立宋诗价值，提高宋诗地位，纠偏扬唐抑宋诗学观。陈衍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余言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开元、元和是唐代年号，元祐是宋代年号，在文学史上，“三元”都是诗歌极盛又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开元(713-742)一扫六朝初唐绮靡诗风，出现王、孟、高、岑、李、杜等杰出诗人；元和(806-821)为唐代诗风转变期，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有韩愈、柳宗元、贾岛、孟郊、元稹、白居易等诗人；元祐(1086-1094)是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活动时期，形成了别具风范的宋诗特色。故沈曾植说“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

首先，“诗莫盛于三元”，是说唐宋诗歌同样兴盛，是并列关系，缩小了唐、宋诗的差距，提高了一贯位卑的宋诗地位。其次，“推本唐人诗法”，认为宋人之诗是学习唐诗诗法的结果，是在唐诗基础上的变化，“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是继承了“岑、高、杜、韩、孟、刘、白”，“简斋、止斋、沧浪、‘四灵”’，是继承了“王、孟、韦、柳、贾岛、姚合”。正如沈曾植所云：“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宋兴”是接着“唐余”的。既然宋诗(元祐)与唐诗(开元、元和)，为血脉继承关系，便无嫡庶贵贱之分，只是时代先后而已。再次，通过揭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来肯定宋诗。所谓“力破余地耳”，即宋诗是学习唐人诗法，又有所变化创新的，宋诗是唐诗的“变相”、“变化”。这就肯定了宋诗本身的异于唐诗的自己的特质，肯定了学问、理趣、生新、翻案、层折、称、生涩奥衍、清苍幽峭这些新的诗学概念系统存在的价值。郭延礼认为陈衍“进而指出，宋人能力破唐人余地，有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这就为‘同光体’宗宋提供了理论依据”。学习唐人诗法，又有所变化创新，这就是宋诗的特质，如钱钟书说：“这一点不像(唐诗)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由于三元实为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特别是开元、元和以后，诗风发生变化，成为历代诗分唐宋的渊薮。叶燮说：“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认为千百年来人们皆以开元、元和为界断分唐代甚至文学史。陈衍亦曾明确指出开元、元和是人们用来分别唐宋的临界点：“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诗之枢斡也。”对此习见，陈衍表示反对，所谓“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和“强欲判唐宋”，即是其态度。

正因此，陈衍特别拈出三元，将三元并列，唐宋不分，又重点以创变来肯定宋诗的价值，其确立宋诗地位，纠偏传统诗分唐宋及扬唐抑宋的用意显然。这样唐宋诗皆可成为近代诗所学对象。

进一步探究，陈衍“三元”实将重心落在杜、韩、黄，这更是他宗宋意旨的深层体现，杜、韩、黄是宋诗的三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支柱与典范，也是陈衍对近代宗宋诗学取向的简明概括。“三元”实是以杜、韩、黄的变唐，来表达自己的宗宋思想。

近代以来，有研究者已论及此点。钱仲联说“‘三元’重在宗宋，而推本杜韩”，揭示三元宗宋本旨，也注意到崇尚杜、韩。郭延礼说“所谓‘三元’，即指唐宋三位诗人(杜甫、韩愈、黄庭坚)的重要时期”，意识到三元的重心在杜、韩、黄。这些言论虽未深入，但为我们研究陈衍的宗宋诗学提供了基础。

考察陈衍相关诗论即可了然“三元”说的重心所在。在《李审言诗叙》中他说：“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美。”已看出他在开元取杜甫。《近代诗钞述评叙》言祁、程等人“为杜、为韩、为苏黄”，实即包含道、咸诗人于开元宗杜、元和取韩、元祐学苏黄之意。《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亦云：“七古当以杜、韩、苏为正则。三家一韵到底者居多，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是将目光定格在杜、韩、黄三人身上，并认为他们才是七古的正则。类似诗论还有很多。当陈衍列举唐宋诗人时，目光几乎不离三元之杜甫、韩愈、黄庭坚。

杜甫本为开元诗人，但由于经历了“安史之乱”，诗歌一改蕴藉空灵、兴象圆融的盛唐气象，而反映时代剧变、民生疾苦，形式上以虚字人诗、拗句人律而错综句法，“语不惊人死不休”，已见宋诗特征端倪。因此，他受到韩愈推崇并被元祐诗人视为最高典范。赵翼认为“陈言务去”是韩愈诗的显著特征，而韩愈本自“少陵奇险处”“推广”而来。施补华云：“杜诗无才不有，无法不备”，“山谷学之，得其奥峭”。杜甫虽为盛唐诗人，但诗歌已为唐诗变相，“奇险”、“奥峭”，这些变化于唐处，恰成为宋人学习之范本。

再观元和韩愈，叶燮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之发其端。”将韩愈视为宋诗鼻祖。刘熙载云：“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学杜在此。”一切好诗在盛唐已被写尽，要想超越，只有另辟蹊径。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诗人锐意刨新，陈言务去，艺术实践着力于声律拗峭、奇字险韵、硬语盘空、以文为诗等，而这些异于盛唐的艺术方法正为黄庭坚等江西诗人所直接继承。

宋诗的真正代表当指黄山谷。严羽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已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认为诗至东坡、山谷，才真正变唐风为宋诗。特别是黄庭坚继承杜、韩，在对宋诗本质精神体悟的基础上，对各种诗歌传统加以聚合与规范，锻炼勤苦，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故为新”、“困难见巧”、“语必生造”、“意必新奇”等，表达了黄庭坚在语言、结构、诗意上的艺术追求与创新精神，也是他诗歌生新瘦硬、奇峭典奥风格形成的原因。刘克庄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说明黄庭坚是宋诗最高典范。

陈衍诗论明确表达了将三元重心落在杜、韩、黄，是因为推重他们力破余地的变唐、创新。《诗话》卷三云：“以老杜绝句，在盛唐为独创一格，变体也。……《花卿》、《龟年》诸作，在老杜正是变调，偶效当时体。”指出杜甫的一些作品是盛唐诗歌的“变体”、“变调”，也正是这种“变体”、“变调”使杜甫在盛唐别具一格，言语中对杜甫充满欣赏。《诗话》卷十四更是突出地表述了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之诗，是唐诗的变化、变相：“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乎错综，变本加厉耳。”唐代杜、韩而下，诗风大变，宋代各大家追随杜韩之变化而来，又变本加厉。也即杜、韩与苏、王、黄、陈、杨、陆诸家都是在诗史上追求创新与变化的诗人，更直接地说，他们的变都是针对唐诗的变。

陈衍于三元落脚在杜、韩、黄的用意明显：一是通过弘扬杜、韩、黄在盛唐诗基础上的力破余地，现诸变相，变本加厉，变体于唐，来达到其反对专宗盛唐的目的。二是三元落脚在杜、韩、黄，也就是落脚在宋诗。宋诗的典型特色是造硬语、押险韵，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形成平淡、老劲、瘦硬风格。这些特色在“元祐”趋于成熟，而其源头则在杜、韩处。陈衍侧重杜、韩、黄，实际是抓住了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也是勾勒了宋诗从开端到高峰的发展脉络。

无怪乎陈子展云：“曾国藩推崇宋人苏、黄诗，和曾国藩同时的著名诗人，如郑珍、魏源、何绍基、莫友芝都喜谈宋诗，这种宗宋的风气，我们可以把它他叫作‘宋诗运动’。近三四十年来，所谓‘同光体’，或所谓‘江西诗派’，便是继续这个运动的产物。”也明确揭示了以陈衍为首的“同光体”是宗宋团体。

综上，“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以三元皆盛，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其目的是抬高宋诗地位，以纠偏扬唐抑宋诗学观。也正因此，“三元”说本质上成了宗宋诗学。

二、“三元”说的诗学价值指向

胡晓明认为：“唐宋一并泯除，上达风雅，即由学古转向开新，由诗艺取法转向人文工夫。这使其(陈衍)超越了传统唐宋诗之争，不期然而然地关涉到诗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深刻揭示了陈衍唐宋不分的诗学意义：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而寄托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文化关心。作为总结唐宋之争的核心诗论的“三元”说自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诗宗“三元”，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也不仅仅在指示近代诗人的学诗途径，其中寄寓着陈衍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诗学思想。

在《诗经》时代，诗人歌咏情性，发表对社会政治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这是风雅来源。后来汉儒释《诗》，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时代动荡不安、政治道德衰废，社会混乱无序，则有变风变雅，而国史根据变风变雅及时了解时代政治、人伦道德之兴衰变迁，最终起到改善政治道德、纯明教化的作用。可见汉儒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其用心是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世道人心的忧患自觉与关爱之情。陈衍深表赞同，在《祭陈后山先生文》中说：“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

1926年，他在《山与楼诗叙》中说：“余生丁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齑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日挚，日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明言论诗力主变风变雅。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代，人们经受着风雨飘摇的人生，体验着时代特有的创痛，所以要提倡变风变雅。因为只有变风变雅才能直接写宣世变所引发的“若创巨痛深之在体”、“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的主体情感。也才能通过抒发怨怒哀思之音，反映现实，参与政治，表达对世道人心、社会历史的关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

在文学史上，什么诗歌属于变风变雅传统，值得后世去继承与恢复?观其诗论，陈衍多次论及杜韩苏黄一途是具有变风变雅性质的诗歌，也是近代变风变雅诗歌的学习典范。由此可以理解“三元”说的思想含蕴：诗宗“三元”，也即提倡变风变雅。目的是通过诗宗宋诗一脉最终达到恢复诗教传统的目的。

首先，杜、韩诗具变风变雅性质，足为后人学习。陈衍《小草堂诗集叙》云：“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认定杜、韩诗为变风变雅，道咸同光诗人学杜、韩为变风变雅，并有变本加厉之势。

其次，宋诗一脉在采风陈诗之典既废之时，担当了文学干预现实的责任。陈衍《自镜斋诗集叙》云：“诗三百篇，自朝廷邦邑，以达草野，关系民事者，无虑十七八。……五言发轫汉代，其教未昌。魏、晋、六朝，累牍连篇，率风云月露游览宴集之词。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盖自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之伦，号大家者，类无不感讽引谕，长言嗟叹，《舂陵行》、《于蒍于》、《秦中吟》诸作，悉数未可终。甚且以文字而被罗织，触禁网，曾不少悔。此无他，守令为亲民之官，耳目之所闻见，愠斯戚而戚斯叹，生于恶可已也。其工者，传远迩，人禁近。其不工者，后世 采风陈诗之典既废，里巷流播未久而泯灭。”关系民事者，是诗三百的诗教传统，而汉魏六朝，只写风云月露，不能反映社会民生。所谓“其教未昌”，即是批评汉魏六朝背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唐宋因承三百篇而来，做到了“感讽引谕、长言嗟叹”，故诗歌兴盛。所谓“感讽引谕、长言嗟叹”，即用诗歌讽喻现实，感慨时事，这类诗有时虽“被罗织，触禁网”，但“惟歌生民病”的愠斯戚斯精神并不因受压制而“少悔”。这实是“变风变雅”的精神所在，是诗歌浓厚的现实人生关怀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值得注意的是，陈衍所列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等人正是盛唐以后偏宋一脉的诗人。北宋中期以后，党争空前激烈，各种内外矛盾逐渐加剧，北宋盛世走向衰颓，这大约是宋诗中“感讽引谕、长言嗟叹”之诗多于盛唐之音的原因。这反映了陈衍对宋诗诗教观的认同。

陈衍还在《蜕庵诗存叙》中云：“记日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讽喻之道也。自封建易为郡县。方百里、方数百里之地，其百姓之疾痛疴养，罔不系于牧令。陈诗之典久废，绣衣持斧使者，问数岁十数岁一出。奉行故事，举劾一二贤不肖之尤者而已。至设为常职，尤养尊处优，初未尝巡行郊野，鳃鳃然问民之疾苦为也。此唐诗人感切时事。《舂陵行》、《石壕吏》、《于蔫于》之类所由作欤。然而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之伦，类以诗人为循吏，与其民有家人父子之情，非必敝精焦神，蹙额疾首，举一切游观文酒而尽废之也。”讽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最重要的是起抒下情、明治乱的诗教作用。陈衍认为先秦太师陈诗观民风，即是遵循了讽喻之道，唐时牧令不问民间疾苦，致使诗人写出感切时事(讽喻)之作，如元结《舂陵行》、杜甫《石壕吏》、白居易《于蔫于》即是。同时，陈衍由白居易讽喻与闲适并重的创作实际，而肯定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讽喻与闲适并存。明指唐诗人感切时事，然具体所举感切时事之作如《舂陵行》、《石壕吏》、《于蒍于》，皆为中唐之诗。而且所列唐宋善讽喻者主要有开元杜甫，元和元、韦、白，宋之欧、苏、黄。可以认为，在陈衍看来，较好地继承了诗经变风变雅的诗教传统的在唐主要有杜韩等人，在宋则为以苏黄为主的诗人，也即变风变雅主要在三元一途。

陈衍不仅认定杜韩苏黄等人为崇扬中国诗教传统的诗人，还认为他们是后世变风变雅一类诗歌的典范。如道咸变风变雅便是诗学杜韩苏黄即诗宗三元的结果。《小草堂诗集叙》说：“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镬类然也。一自今日视之，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已。”“志微噍杀”出自《礼记·乐记》，是凌厉之音，即衰世之际民有忧思的反抗之音。道、咸之前，文人志士慑于文字之祸不敢直抒胸臆，“露其愤懑”，只能借“比兴”手法间接隐晦地抒发个人的时事关怀；之后，道咸同光诗人蕲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之后，敢于宣泄，敢于畅言，能为“志微噍杀”之音，能“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由含蓄温柔转为凌厉逼切。表述时代巨痛深创在体的生命体验。可见变风变雅是道成时代文学对社会的回应，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陈衍对道咸诗人的诗风变化予以肯定，而且认为道咸诗歌的内在变化，是倾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又变本加厉的结果。

在《近代诗钞述评》“祁巂藻”条下，陈衍对道咸诗人诗学对象与目的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说：“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倔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慤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道咸诗人诗学三元，重点则在学与“神韵”与“温柔敦厚”相对的诗风。“神韵”与“温柔敦厚”本是后人所学唐诗精华，为盛世之音。陈衍列出道咸诸大家，指出他们不规矩于“神韵”与“温柔敦厚”，而“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意思很明确，与“神韵”与“温柔敦厚”对立的，在开元、天宝显然是指杜甫，在元和是指韩愈，在元祐则是黄庭坚等宋代诗人。而推崇开元、天宝、元和、元祐的杜、韩、黄，就是因为他们的诗歌非“神韵”与“温柔敦厚”，而是变风变雅诗风。

陈衍认为道咸诗人诗宗“三元”的变风变雅，而不学“神韵”与“温柔敦厚”，有其原因，这在石铭吾《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老人八十八韵》中得到充分揭示，诗云：“有清一代间，论诗首渔洋。渔洋标神韵，雅颂不敢望。归愚主温厚，诗教非不臧。然或失而愚，字缺挟风霜。是皆傍门户，终莫拓宇疆。寿阳祁相国，辅以曾湘乡。寿阳(祁巂藻)宗杜韩，春海(程恩泽)相颉颃。湘乡(曾国藩)诗若字，低头豫章黄(庭坚)。杜韩苏黄间，暖翁(何绍基)目助张。鄙亭(莫友芝)巢经巢(郑珍)，列宿森取旁。诸公丁世乱，雅废诗将亡。所以命辞意，迥异沈与王。穷者秋蟪馆(金和)，并世伏敌堂(江浞)。诗人信以穷，诗道于以昌。”铭吾之言是陈衍诗歌论的实录。渔洋标神韵，不敢望雅颂，归愚主温厚，是“然或失而愚，字缺挟风霜”。这就是道咸诗人反对“神韵”与“温柔敦厚”的原因。因为二者作为盛世之音，不主诗教，不能反映时代沧桑。而道咸之际，诗人身丁世乱，诗亡雅废之际，只有倾向于杜、韩、苏、黄间，为变风变雅之诗，能于“穷”(世乱家亡)时写穷，诗教才能昌明，如金和与江浞即是。

陈衍在《_近代诗钞述评叙》中论道咸诗人郑珍、莫友芝“并称，均多乱离之作”；论江浞“所写情况，多东野、后山所未言”；论金和“一种沉痛惨淡阴黑气象”。如此种种，显然不是“温柔敦厚”与“神韵”风格，而是诗学宋人，为变风变雅、变本加厉所致。近代道咸同光诗人由宗唐转为宗宋的深层原因也正是时代风会之下弘扬诗教的需要，提倡变风变雅以反映现实的需要。道咸同光诗人身丁世乱，能够及时创作变风变雅诗歌反映现实，关键在宗宋。

第4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洋发展的趋势。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代变化之最著者。笔者曾就《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历史研究》1982年1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等作过一些初步研究。笔者近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一《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研究》(02AJL008)，拟从经济和体制层面，探讨唐宋变革的深层原因。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下面按土地政策、赋役政策、工商业政策、专卖政策和外贸政策依次展开。

一、土地政策研究

唐宋之际土地政策的演变，包含均田制的瓦解、不抑兼并政策的出台、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土地买卖合法化等环节。

先看均田制的瓦解。一般认为均田制弛坏于中唐开元、天宝间，随着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的出台而正式消亡。陈登原《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认为，唐均田制中放宽土地买卖限制的政策所促成的豪强兼并和户籍不整，是均田制颓废的关键。陶希圣、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则认为国有土地减少、耕地不能增加和不守田令是主导因素。1943年，李剑农完成《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指出“私人田庄的自始存在”、“口分田亦可买卖”为导致均田废弛之“两端”。此后，论及均田制瓦解原因的还有：乌廷玉《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1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6期)、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1期)、郭庠林《试沦“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3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5期)、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任伍《论唐代的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2期)，以及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契的一考察》(《西鳩定生博士还历纪念一一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山根清志《唐均田制下的民田买卖》(《中国都市和农村》，汲古书院，1993年)等等。上述诸家大都认为土地兼并导致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壮大，土地不敷授田所需，以及战争冲击带来户籍的紊乱是均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2期)一文，试图从五朝均田制三百余年的演进趋势中去挖掘其瓦解的内在机制，指出均田制的长期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于人口的严密控制(“农皆地著”)，二是地权流转速度的相对迟缓(“摧制兼并”)，然而时至中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之安史乱后版籍漫患，丁口流离，两个条件均不复存在，均田制遂告终结。

再看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自中唐均田制瓦解后，历史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其标志就是“不抑兼并”成为其后各朝的“国策”。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社会经济史集刊》6：1，1939年)较早切人土地买卖问题的研究。此后有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2期，收入《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兼并情况的初步探索》(《历史教学》1956年4期)、杨仪《北宋土地占有形态及其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3期)等文发表。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指出，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的事实表明，土地私有性质确实已经有了增强”，与此同时官田的民田化也日益普遍。但李春圃《宋代佃农的抗租斗争》(《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2期)则将不抑兼并定性为反动政策。稍后，杨树森、穆洪益主编的《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认为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尖锐的阶级矛盾自始至终贯穿于两宋，评价亦很低。

80年代中叶前后，上述观点受到了学界质疑。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2期)指出，中唐以来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及其定型化，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优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包含着合理的现实因素。不抑兼并政策在土地、赋税、阶级关系等方面引发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历史阶段。他的《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1期)将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动和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指出：晚唐以降直至两宋，土地转移率的急剧提高，促使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向瓦解；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分离；地块分散的土地占有情况导致了部曲制经营方式的日趋衰落。在《唐宋之际上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中，葛金芳揭示丁唐宋之际土地政策演进的五大趋势，一是对土地所有制结构放弃调整，此以田制模式的放弃为标志；二是大量下放官田给民间(包括地主和系官佃农)，此以官田私田化政策为标志；三是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明显减弱，此以“不抑兼并”为标志；四是对小农土地所有权更加维护尊重，如“逃田”、“户绝田”所有权的保留和处置；五是畅通地权转移的渠道，此以土地买卖合法化为标志。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与葛金芳持相同观点。另有马兴东《宋代“不立田制”问题试析》(《史学月刊》1990年6期)、姜锡东《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等文发表。

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研究近年来亦有佳作。张星久《关于五代土地兼并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对五代土地兼并发展的一般情况、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及方式，以及对地主阶级内部地权运动的影响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武建国《论五代十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分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学术月刊》1996年2期)两文指出。当时各类国有土地已大量私有化。此外，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分见《敦煌研究》1998年3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文和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云旗《唐代土地买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对唐后期土地买卖的合法化过程有详尽的描述。

最后来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施行。葛金芳在《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3期)中指出，该政策的执行分为“无偿转化”和“有偿转化”两种形式，其动因在于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该政策有利于小农地权的深化，但后来变成地主攫取官田的门径，因而具有两重性。赵俪生《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文史哲》1983年4期)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广置营田”与“尽鬻官田”并存，以及田主对佃户看法的改变。杨康荪《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5期)认为，宋代官田实行自由射佃制，既保证了官府经济收入的稳定性，也满足了包佃户追求财货的欲望。宋代包佃主的承佃活动，扩大了当时的垦田面积，同时也促进了游散劳动力与土地资料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此，葛金芳连发四文提出不同看法。在《宋代官田包佃成因简析》(《中州学刊》1988年3期)中，认为宋代私人包佃官田制度日趋普遍的基本动因，是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契约租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是包佃形态得以发展的历史环境，荒田旷土的大量存在则是官田包佃得以繁衍滋生的外部条件。通过《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析》(《史学月刊》1988年5期)得出其本质是“品官权贵、形势豪右之家，为转佃取利、谋取差额地租而承佃大段系官田产的行为”。在《宋代宮田包佃性质探微》(《学术月刊》1988年9期)中，认为应将形势豪右对于系官田土经营权的封建垄断，规定为包佃形态的本质特征。《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江汉论坛》1989年7期)认为，官田包佃之弊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影响官府深入、阻滞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和妨碍土地与劳力结合。 二、赋役政策研究

先看赋税。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人丁税性质的租庸调已成无源之水，资产税性质的两税法应运而生。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指出，浮寄客户的大量增加致使租庸调不得不变而为两税，宇文融括户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行于时。[日]日野开三郎《杨炎两税法的实施与土户客户》(《泷川政次郎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1957年)亦持此论。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认为，安史乱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达；交换中钱币的大量使用，又为“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准备了条件。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年1期)认为，两税改变了前期的单一农业税收结构，采取以两税为代表的农业税与以榷盐为代表的商品税并重的二元结构。吴丽娱《也谈两税的“量出为人”与“定额给资”》(《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认为杨炎两税法是以国家财政需要和支出作为主导和前提。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9年3期)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安史乱后的民户大迁徙减少了国家编户，增多了浮寄客户，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随之加快，以工商为业者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在两税的征收内容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日]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33—8、9、10，1922年)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产税发展而来。持同样看法的我国学者有鞠清远《唐代两税法》(《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3，1936年)、李剑农(前引书)、张维华《对于两税法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6期)等。日本有铃木俊《唐代产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1940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韩国有金永济《唐宋时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34，1990年)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研究》1951年5、6期)和[日]曾我部静雄《两税法与地税、户税无关论》(《东洋学》1959年2期)、《两税法出现的由来》(《社会经济史学》26—1，1960年)即主此说，但应者寥寥。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税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代表性成果有[日]小林高四郎《唐代两税法论考一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幕》(《社会经济史学》3—6，1933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6期)和《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等。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和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等持地亩税讲。第四种认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而成。[日]吉田虎雄《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24—2，1940年)、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院学报》1958年3期)、[日]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究》31—4，1972年)、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为其代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二分册，北大出版社，2001年)参酌众说，认为“两税得名于夏秋两征”，“两税包括两税钱物和两税斛斗两部分，田亩税是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说较为公允。

宋代两税，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认为是指“钱”与“谷粟”，并以田亩为征收标准，故有“夏钱秋米”之说，实指“夏税秋苗”。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总14辑，1982年)仍认为夏秋两征，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各地税额不一；和籴、和买加重了乡村民户的负担；多数地区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各种附加税。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认为宋代两税是向“有常产”的“税户”征收的土地税，基本上承袭了后周之制。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根据相关文献对两税征收程序及相关规定作出解说，包括“均田”与“检田”、“两料”与“三限”、“支移”与“破分”、“倚阁”与“带纳”、“揽纳”与“包税”、“预借”和“增借”等。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出，宋代两税实行夏钱秋米制度的同时，还有不少增税办法。此外，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认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条件。张熙惟《宋代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则认为折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看徭役。对两税法颁行之后晚唐五代的徭役问题．学界长期注意不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专列“两税法时期的杂徭”一节予以深究，指出“杂徭在实施两税法时，曾宣布省并”，但杂役却被改头换面地一直沿袭下来，此后与力役渐趋合流，整个唐代的劳役征发是始终严重存在的。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指出，两税法施行后，色役与差科往往并称，亦可谓之杂徭。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唐后期的“随户杂徭”，是未被两税法改革方案包括在内的地方性徭役，而不是再生形态。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指出，唐宋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丁男承担的力役。

宋代，兵役已成残余，力役渐轻，职役突出起来。何兹全《北宋之差役与雇役》(上、下，《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l、12，1934年)较早探究了北宋时期的役法。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将宋代“职役”分为四类：①衙前；②里正、户长和乡书手；③耆长、弓手和壮丁；④承符、人力、手力和散从，认为北宋前期的役法经历了由差役至雇役的转变。聂崇歧《宋役法考述》(《燕京学报》33，1947年；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对各类职役作出详细考述。此后有朱瑞熙《宋代的科配不是“差役”》(《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3日)、《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9期)、《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5年7期)和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历史学》1979年1期)等文。关于差役的性质，汪槐龄《有关宋代差役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认为差役是乡亭之职向劳役与苛税演变过渡阶段的产物。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3期)认为，差役的担当在仁宗之际发生了由上户向下户转移的情况，但其性质仍是职役。漆侠《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认为，宋代的差役是前代劳役制的继续，主要由下户负担。王棣《北宋差役的变化和改革》、《试论北宋差役的性质》(分见《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2期、1985年3期)两文认为，北宋的差役可分为州县役和乡役两种，差役的本质就是让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无偿提供公共服务。葛金芳(前引书)则认为差役按其性质可分三类：一是州县吏人与乡村政权头目，此其主体；二是各级官衙里的杂差公人，属力役性质；三是乡村壮丁、城镇所由和直属县尉的弓手之类治安人员，属兵役残余，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夫役，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认为出现了从差夫制到雇夫制的变化。葛金芳(前引书)认为，两宋力役从总体上看呈减轻趋势，可用“一代(厢军代役)二雇(和雇夫役)三转化”来概括。所谓转化，是指各类徭役向代役税转化，这是摊丁人亩在宋代的主要表现。葛金芳《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指出，摊丁入亩的实质就是封建国家加在民户身上的徭役和人头税逐步向田亩税转化和归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宋代有两大表现，一是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二是尚未转化的部分开始依据民户资产摊派。在《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补证》(《暨南学报》1991年3期)中，葛金芳指出，在两宋水利役中依据田亩广狭来征调夫役的办法日趋普遍，且有私约文簿为之约束，此后逐步演变为地方性水利法规，有些地方“计田出丁”渐向“履亩纳税”转化。这是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的角度。对宋代摊丁人亩趋势曰趋扩大的内在机制做出的说明。

三、工商业政策研究

先看手工业。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年)、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三部对唐宋手工业作扎实细致研究的专著，多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为探讨重点。魏明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2期)认为唐代官府手工业工匠职责明确；实行工匠征集制度；对工匠实行培训制度；在大型工程中实行工头技术负责制。刘玉峰《唐代矿业政策初探》、《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分见《齐鲁学刊》2001年2期、《首都师大学报》2001年5期)指出唐朝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矿业的政策，官府手工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干预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摧残。

有关宋代手工业的研究，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指出，从宋初到神宗时期，矿冶业从劳役制向召募制演变，与此相适应，二八抽分制代替了课役制。稍后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策》(分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3期、1996年3期、1998年3期)和《宋政府的矿产品收买措施及其效果》(《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文有具体论述。葛金芳(前引书)将宋代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体制概括为“国有、官监、民营、专卖”八个字，并指出其间存在着逐步下放经营权的趋势，而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认为宋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比较重视。对矿冶业既鼓励又控制，对军工、铸钱等业实行官营垄断，对盐、茶、酒等实行禁榷专卖，对陶瓷、漆器、建筑、造船、印刷、粮食加工等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就纺织业而言，魏天安《宋代布帛生产概观》和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两文俱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两文值得注意。前者对宋朝获取布帛的科配及和买等政策有所论述，后者着重介绍了宋王朝对丝织品从市买至无偿征收的搜刮政策。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5期)认为从宋初直至哲宗时期，和预买绢对丝织业极为有利。

再看商业。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认为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德宗时期推行抑商政策，商事进行艰难。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留意到商业、关禁等内容。葛金芳(前引书)指出，宋代商业立法弊端不少，但以“通商惠工”为主旨，目的是攫取商税。戴顺祥、邵兰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思想战线》2000年L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由重视专卖榷利转向注重征商．商税制度比和规范化，实施扶商政策。李晓(前引书)认为宋代在市场设置、商品价格和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厂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维护合同和商业经营、统一度量衡和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并加强了对行会、商人和牙人的监控。

在商品流通政策方面。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认为牛仙客首建和籴，是有唐一代政治隆替之关键。[日]铃木正《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10-5、6．t940年)则认为和籴的目的是供军粮。在和籴渊源的论辩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主张和籴盛行是唐代财政政策呈“河西地方化”之表现。岑仲勉《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反对“河西地方化”之说。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2期)持岑氏之沦，指出和籴在前期是不带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安史之乱后才由和买变为强征。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6期)则糅和陈氏、岑氏之说，认为和籴在西北、关内、中原都曾实行，前期已具有强制性，安史之乱后，和籴性质进一步蜕变。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强调，和籴军粮有益于抑制藩镇，有积极作用。赵文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认为，和籴解决了边地军粮供应，在唐中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流弊是法制松弛、吏治败坏造成的。

宋代和籴仍是筹粮养兵的重要手段。戴裔煊《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学》4—4，1942年)和若璋《宋代的籴政》(《东南日报》1948年1月24日)率先论及宋代的籴政。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总24辑，1984年)指出，北宋中叶以前常取“博籴”、“便籴”方式，神宗以后又有“结籴”、“寄籴”、“表籴”和“兑籴”等名目。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认为熙宁以后“和籴”演变为科配，成为赋役，但仍不失为国防供应的应急措施。魏天安《宋代粮食流通政策探析》(《中国农史》1985年4期)认为宋代置场和籴，是政府利用民间商业流通组织来补充粮食消费的不足。葛金芳(前引书)认为宋代两税相当于农业税中的“公粮”部分，而和籴则类似于统购统销制下的“购粮”性质。袁一堂《宋代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市籴体现了“国防财政”的特点；他另有《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5期)认为北宋的市籴本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却更近似于赋税。

在市场管理和行会方面。[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和《唐宋时代的市》(俱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率先指出唐末坊市制已渐趋松弛．至宋代最终走向崩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阐述了坊市制至北宋中叶毁坏的过程，唐宋行会研究的奠基者，中国有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日本有加藤繁。戴静华《两宋的行》(《学术研究》1963年9期)亦有开拓之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指出宋代的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行会。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究》(《宋史研究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则认为唐宋行会在商品质量、训练学徒制度等方面与欧洲一样受行规约束，所以宋代行会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其性质基本相同。[日]日野开三郎《唐宋时代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7卷，三一书房，1983年)着重分析宋代“行”的市场独立性及内部阶层分化。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和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行”亦有涉及。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指出行会是封建性的同业商人组织，并从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角度，得出行会形成于宋代的结论。行会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同时承担政府的“科买”和“行役”。

对商税含义的理解，学界向有不同说法。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唐“除陌法”近于交易税。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关津之税”，即是过税。日野开三郎《唐代商税考》(《社会经济史学》30-6，1965年)、[日]小西高弘《唐代的客商和杂税一一以商税的成立为中心》(《经济学论丛·福冈大学》24—2、3．1979年)亦持鞠说。张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狭义商税仅指关税利市税，两税法对行商所征之税不是商税，而是资产税。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4期)将商税分为三类，即禁榷(专卖)、关津之税(商品通过税)和市肆之税(商品交易税)，后两者亦即“关市之征”。对于宋代商税，加藤繁《宋代商税考》(《史林》19—4，1934年)认为过税、人市税出现于唐中叶，宋代确立了过税和住税制度，税率在2％—3％之间。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城市》(马德程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和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亦同此说。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过税、住税之外，还有翻税和买出翻税，“力胜钱”、“市例钱”等则属杂征横敛。李晓(前引书)指出，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以前，2％的过税和3％的住税是按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征收的，但过税每过一次税务都要征收一次，实际可达10％以上。 四、禁榷专卖政策

先看榷盐。对唐盐专卖施行的原因，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认为禁榷首要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为抑商。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4期)则认为传统赋税政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应加以考虑。陈衍德、杨权认为《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安史之乱后农业税不敷政府支出，要求扩大税源，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关于榷盐机构及其作用，(日]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立地和机能》(《史学杂志》91—2，1982年)认为，专卖机构发挥了联结盐户和盐商的作用。在《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和流通》(《史林》65—6，1982年)中，妹尾氏又指出，河东盐区直接将盐委托给盐商销售，确保了专卖收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指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重叠。

五代盐政，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的沿袭，自后唐又新增表卖蚕盐制，实为变相人丁税。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期)指出五代盐税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具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政府插手丝蚕业的结果，以榷卖为特色。吴丽娱《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认为屋税盐源于朱梁之末，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

宋代榷盐的研究较为深入。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认为宋初大部分地方实行官般官卖制，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张秀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1期)认为，宋代榷盐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生产上的垄断与统购政策及销售上的抑配与科买。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都认为买扑法和钞引盐制都属于通商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两书指出，宋代盐的榷卖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购、强制认购、纳盐钱等。商民分销形式又分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等，以具有间接专卖性质的钞引盐最为普遍。

再看榷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认为税茶是榷茶的前身，茶税确立于贞元九年(793年)。此后，始税茶之年，争论不休，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总11辑，1981年)认为庸人对榷与税的使用并不严格，故易混淆。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认为，“唐代茶法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课税一一全部专卖一一局部专卖’这样一个过程”。关于五代茶法，凌大埏《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认为五代一些政权对内实行茶专卖，而外则行通商之策。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下)》(《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认为南方政权茶法政策不一，南唐兼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详细论述了宋初到嘉祐四年(1059年)之间交引法、三税法、贴现法的兴废交替，并将茶法区分为禁榷法与通商法两类。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即北宋前期禁榷和茶法人中时期、嘉祐通商时期、崇宁年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李晓分析了《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3期)。孙洪升《宋代交引茶制中政府贸易费用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3期)认为交引制切断了茶园户与商人的直接联系，旨在形成官府垄断价格。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出，宋代各地茶法虽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由通商向政府垄断收购的转变。

最后来看榷酒。鞠清远《唐代财政史》、[日]金井之忠《唐代的榷酤》(《文化》7：6，1940年)、[日]丸龟金作《唐代的酒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和[日]西冈弘晃《唐代的酒专卖制度》(《中村学园研究纪要》3，1970年)等，研究了唐后期榷酒的性质及变化等内容。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指出，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广德二年(764年)即已开始酒专卖，有特许专卖制、全部专卖制、榷酒钱、榷四种形式。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析》(《齐鲁学刊》1998年4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宋代榷酒始于乾德二年(964年)，酒制则有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三种形式。包伟民《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史研究集刊》，浙江省社联《探索》增刊、1988年)认为，宋朝酒法以官酿官卖的官酒务制和民酿民卖的买扑坊场为主体。杨师群(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11期)、《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989年3期)等文认为宋代榷酤起步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酒业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李华瑞从1988年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汇成专著《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他指出宋代榷酒的形式通行全国的有三种：官监酒务(属完全专卖，占统治地位)、买扑坊场和特许酒户经营；局部地区亦有三种，即京师榷曲、四川隔槽法和两浙、两湖等地的万户酒。

五、海外贸易政策研究

[日]石桥五郎《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1、2、3)》(《史学杂志》12—8、9、11，1901年)最早进入这一领域。[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由关于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孙葆《唐宋元海上商业政策》(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和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当时海外贸易的诸层面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认为唐玄宗开元初在广州设有“押蕃舶使”，唐末则先后在扬州、泉州、明州设立市舶司。林萌《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指出，唐代在交州也设市舶使，但各地名称不一。喻常森《海交史札记》(《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认为唐只有市舶使，没有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才在广州设市舶司。

关于市舶制度的具体内容，陆韧(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市舶司兼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税收机梅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宋代又增加了舶货变易机构和发送机构两个职能。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将市舶原则概括为，政治上怀柔远人；财政上增加国库收入；严格控制货物进口，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期)指出，市舶税率经历了“十取其二”至“十取其一”，再至“十五取一”，又倒退至“十取其一．的变化过程。廖大珂《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1期)认为这些制度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手段，具有掠夺性；他的《北宋熙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1期)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市舶管理过渡到正规化、法典化的标志。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5期)则认为其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

第5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宋人所谓“晚唐”,其时间范围基本指从咸通元年至唐亡;所谓“晚唐体”,本指唐末(咸通以后)诗歌的时代风格,体裁形式主要为七绝和五律,至宋末元初又特指贾岛姚合及永嘉四灵的五律诗。“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具体包括:重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擅长写景咏物,高者清深闲雅,下者清浅纤微。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晚唐体诗人师法广泛,尤重学习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晚唐体”阴影笼罩有宋诗坛三百年,许多宋人对于“晚唐诗”口头上痛砭,创作上模仿。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着作或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着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着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着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

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着、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着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 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着(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着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 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着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 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 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16)《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第6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韩愈； 文学接受； 宋代文学； 查金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4903

收稿日期：20110106

作者简介：郭春林（1969-），男，江西宁都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Recep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classical authors

――Discussion on Zha Jin-ping’s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GUO Chun-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232001)

Abstract: Han Yu was a famous author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 poetry, classical proses and even Confucianist though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great scholar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selects the stage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probesthe acceptance of Han Yu’s literature, identity and respect by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above four aspe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Zha Jin-ping’s monograph, this paper, by combining the author’s academic experience, review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nd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Han Yu; literature acceptant;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Zha Jin-ping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对于经典文学家的评价总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视角切入，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评定其文学成就。所谓共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与同时代文人的交游中，时人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该文人在时人中的影响。也就是说，指文学家在其诗坛、文坛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的强弱。所谓历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对后代诗人、文人的影响，也就是后代诗坛、文坛对前代文学家的接受。从共时性评价来看，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就影响巨大，身为文坛领袖，其古文风格独特，十分引人注目；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独占鳌头，身为诗坛盟主，其诗风奇险，独创一派；作为经典作家，在韩愈生前就出现“韩门弟子”的称谓，他可谓荣耀之极。从历时性评价来看，韩愈对后世文学影响久远，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抑或诗论、文论，均得到后世文学家的接受、认同与推崇。正是后人的认同与推崇，构成了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见出韩愈文学开创之功的巨大。

查金萍的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从历时性评价的视角，在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选取两宋这一阶段，进行断代文学接受研究。截取宋代对韩愈文学的认同与推崇这一片断，彰显出韩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可谓慧眼独具。查金萍选取宋代作为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的落脚点，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宋代文学成就卓著，名家辈出。就诗歌而言，宋诗与唐诗可谓双峰并峙；就文章而言，唐宋家的称谓，宋代占有六家。二是韩愈经典地位的确立在宋代。晚唐五代虽有学习模仿韩愈的某些作品，但因缺乏文学巨匠的认同与推崇，韩愈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并不太大。三是从诗文流变来看，宋诗、宋文中宋代自身特色的展现是以学习韩愈作为桥梁的。宋人既接受、承传、模仿韩愈诗文的某些方面，更多的学习其开拓创新的精神。就宋代文学而言，这种诗文变革的意识，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宋代欧阳修领导的诗新运动即是显例。四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文学接受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论著材料全面，涵盖面广，足见其学术视野开阔，用力颇勤；论著非泛泛而论，其所下判断皆持之有故，具体落到诗文字句实处，亦见其根柢之深，学养之厚。下面详细述论。

就论著整体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分门别类，条理清晰。作为封建王朝开明的政治家，韩愈自觉承传先秦儒家思想，以积极构建儒家道统为己任，同时他又是一位复合型文学家，其诗歌、文章以及文学思想均具有韩氏特色。韩愈文学成就巨大，各种成就相互渗透，相互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一体。宋代的韩愈文学接受者，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均诗文兼擅，自创一体，亦见宋代文学接受情况的纷繁复杂，从何处入手进行研究，确实颇费心神。而该论著分别从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诗的接受、宋人对韩文的接受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论著见出作者从宏观把握材料，从微观着手研究的功力。

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是儒家圣贤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先秦儒学思想对封建开明政治家的影响，历久弥新。在“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总结了韩愈对儒学的特出贡献，即攘斥佛老、构建儒家道统、领导古文运动、重视“师道”，进而探讨皮日休、沈颜、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对韩氏儒学的接受，重点讨论了以欧阳修、苏轼师徒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接受情况。在宋代，欧阳修、苏轼先后主盟文坛，他们的文学成就展现了宋代文学的高峰，苏轼、王安石、曾巩均为欧阳修学生，这种韩愈文学群体接受、认同与推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韩愈道统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唐李氏王朝的统治，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论著亦探讨了司马光、王安石等政治家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理学乃儒家思想与佛学理论结合的产物，“二程”、朱熹等人身兼理学家和教育家双重身份，他们对韩氏儒学中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观”等认同与消化，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该论著亦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文学思想往往是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如何深入挖掘，广深开拓，足见治学者的学养。如果学养不厚、把握不准则容易出现就事论事，流于罗列表象，该论著则力避此弊端，深入考察“接受的接受”情况，创获良多。在“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深入探讨了宋人对韩愈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以文为戏”等文学思想的接受。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下启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该论著揭示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是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穷苦之言易好”这种文学创作理论的接受。进而指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一出，便对时人与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间接接受，即接受的接受［1］59。而苏轼的诗句“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2］，则是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精炼概括。因欧阳修乃北宋文坛领袖，时人黄彻、张耒又对欧阳修的理论做了进一步补充，此后王庭、刘克庄、方岳、陈郁、扬镇等先后承袭了欧阳修的理论，该论著亦一一加以论析。

论著揭示文学思想的流变，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韩愈的“以文为戏”文学观念，虽有所本，在唐代却褒贬不一。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为了开拓诗歌新领域，不但接受、认同韩愈的“以文为戏”，还加以发扬光大。在这一方面，欧、苏的诗作为数不少，从诗题来看欧诗“以文为戏”达22首之多，而苏诗则多达69首。“以文为戏”的做诗方式成为欧公等人诗歌交游的重要手段，为强调“以文为戏”重要作用，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还加以总结，足见其对韩愈“以文为戏”文学思想推崇备至。这是宋人开辟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唐人展现得不够充分的手法上，宋人深挖潜力，着力创新。

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其对后人的影响则是不可或缺的标准。韩愈的诗歌成就，在中唐诗坛争议较大，时至今日，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韩诗的成就是中唐诗坛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在“宋人对韩诗的接受”部分，查金萍着力探寻宋人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这是宋诗转变的关捩，也是整个宋诗的指导思想，宋诗之所以能够与唐诗分庭抗礼，双峰并峙，与其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有很大的关联。宋人鼎力开拓诗歌题材，变换诗歌风格，深受韩愈新变思想的启示。这一点，清人叶燮早已指出，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之大，其思之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宋诗面目的形成与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紧密相联。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苏舜钦从体裁、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学习韩诗，比如联句诗、“以文为诗”等；梅尧臣从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亦学习韩诗，比如效昌黎体诗（《余居御桥南夜闻鸟鸣效昌黎体》）、政治讽刺诗等；欧阳修学习韩诗俯拾即是，比如韩愈《剥啄行》诗，欧阳修作《拟剥啄行寄赵少师》，拟体诗传达出欧阳修对韩诗的推崇。宋诗特色的确立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息息相关。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学习韩诗又开拓创新，自成一体。对于王、苏、黄等人学习韩诗的详情，论著采用对照表的形式加以胪列，简洁明了，他们或化用诗句，或套用立意，或借鉴博喻，或点铁成金，他们诗歌路数各异，而学韩诗则实同。此外，亦论及南宋学习韩诗的情形，比如王十朋作和韩诗等。

唐宋古文运动发轫于唐代，壮大于宋代，韩愈的发轫之功，得到宋人的强烈响应，欧阳修领导的诗新运动则着力推进。在“宋人对韩文的接受”部分，论著重点探讨了唐宋家中“宋六家”的韩文接受。唐宋家的称谓，既体现出后世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又点出了“宋六家”与韩文的渊源关系。北宋古文运动演进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韩文的接受与新变过程，对韩文的奇险文风加以转换的过程，欧阳修文演变为平易晓畅，曾巩文严整典雅，王安石文峻洁峭拔，苏轼文博大雄奇，“宋六家”学韩文而又各具特色。其中，“欧阳修学韩（文）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学韩――似韩――变韩”［1］152，指出欧公经历了“对韩文亦步亦趋”，到“学韩而不似韩”的过程，最终形成欧公自己“纡徐委备、平易晓畅”的散文风格。欧阳修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论著深入挖掘欧公学韩文的过程，揭示了北宋文坛主导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欧公学韩对时人的影响等。“这种学而知变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王安石等，欧文的平易风格也成为宋文的主导性风格。”此外，还论及南宋韩文接受的情形，从选本的角度来考察，视角亦较为独特。

综上所述，《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一书，选取宋代欧阳修、苏轼等经典文学家对韩愈文学的接受、认同与推崇进行研究，探讨出宋人的接受奠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论著材料翔实，挖掘较深，创获良多，在韩愈文学研究的众多著作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值得韩愈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第7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宋 女性文学

翻开唐代历史画卷， 我们不难看到女性文学的辉煌。上至一代女皇武则天及后宫嫔妃、官僚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夫人，几乎无不知书。就是下层商贾、武人家中女子乃至尼姑、女冠、娼优、婢女，也多能读书识字。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封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给边塞丈夫，写出了妻子的思念和幽怨。

宦门才女中著名的还有宋廷芬的五个女儿，她们才华出众，都入宫做宫师、女学士、教宫中嫔妃和其它宫人读书识文，唐德宗每次与侍臣吟诗作对，宋氏五姐妹皆参加，并屡获奖赏。到了宋代，女性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了女性文学再创辉煌。宋代各阶层也普遍重视对女子的家教，无论后妃贵妇、名门闺秀、小家碧玉、青楼女子皆如此。宋代女性教育发展表现在多方面。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作品的数量上，更表现在体裁、题材的开拓上和艺术水准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据不完全统计，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 位，而宋代女词人近90 人，女诗人有200 余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诗词方面达20 部。

李清照、朱淑真是宋代才女中最为出色的两位。李清照不仅擅长词作，而且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诗歌也颇有特色，其“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与她齐名的朱淑真，不仅通书画、晓音律，也是一位高产作家，现有300 多首诗词传世。

除开书香门第、宦门才女外，唐宋女作家还有许多流落风尘的青楼女子。由于职业需要，唐宋歌姬不仅精通歌舞技艺，而且多有才思与诗赋素养，尤其在与文人才子的交往中诗歌唱和，为她们提供了学习、表现自我的机会。唐代的薛涛即是其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等人皆有唱和。她身居风尘，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与唐代相比，宋代女性文学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唐宋女性文学的高度发展，得益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从社会文化传统看，唐代礼教松弛，促进了女性身心的自由和女性文学的发展

唐宋妇女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唐代女性社交活动比较自由，可以参加聚会、郊游、看戏和打球等社会活动。杜甫《丽人行》中曾描绘“：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真实反映了仕女云集长安，争奇斗艳游春的热闹景象。在宋代，一年四季节日女性都积极参与，从正月开始到年末的节日，到处都活跃着女性美丽的倩影，回荡着她们甜美的歌声。《宋记小说》对此有详尽的描绘。妇女走出家门，更多参与社会集会，这实际上就是更多地接受社会教育提高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走出家庭重重封锁的深闺，走出家庭儿女情长、从夫从父的世界，溶入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完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

二、统治者的举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女皇武则天在位时，运用自己的权力、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朝中命妇可以与百官共进盛宴。这些措施，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提高了女性的社会政治地位，为唐代女性接受教育营造了一个宽舒的生存空间。

三、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经济发展状况

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经济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 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契机的。

四、唐宋也是我国国际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

在唐代，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多达五六百人，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得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强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第8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宋 制科人才 贡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 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 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 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第9篇：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五山堂诗话》 性灵 伪体 袁枚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 57-62

日本诗话作为中国诗话域外繁衍的一大支脉，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开拓我国古代文学的域外追踪研究和汉字文化圈内比较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近年来，它在东亚各国日益成为学术热点。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多偏重于宏观研究，整体考察其特点、价值，微观个案研究相对而言亟待充实。日本诗话中有众多论述中国诗歌的精彩之作，它们就诗史、诗体、诗作、诗论等方面均有详细论述。其中江户时代诗人菊池桐孙所撰《五山堂诗话》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诗话。

菊池桐孙（1772-1855） 关于菊池桐孙的生卒年有异说。可参［日］松下忠著《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3页），第三章第十二节“菊池五山”辩之甚详。，字无弦，称左大夫，号五山，别号娱庵、小钓舍等，是江户时代性灵派诗人。著有《五山堂诗话》、《五山堂诗存》、《水东竹枝》等。《五山堂诗话》（以下简称《诗话》）系汉文撰写。在诗歌主张上，崇尚性灵，排斥生僻；诗歌宗尚上，主张唐宋兼师，排斥伪诗。这既是对当时诗坛弊习的纠偏，对山本北山等反古文辞派观点之鼓扬；也根源于对中国古典诗学之受容。剖析《五山堂诗话》的诗学主张，梳理其与中国诗人诗论的渊源影响关系，无疑对当今的古诗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一 诗学主张：倡导性灵 排斥生僻

日本江户时期的诗坛，自享保时代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复古思潮的影响，荻生徂徕(1666-1728)开创古文辞派，主张学习七子、倡唐明诗风。近至天明、宽政年间，山本北山(1753-1812)、市河宽斋（1749-1820）等人兴起，以清除萱园拟古复古之风为己任，尖锐地批评徂徕“不知诗道”，强调作诗言志，提倡“清新”诗论。自此，海内诗风靡然一变。菊池五山正是活跃于文化、文政时代的又一位倡导清新性灵的诗人，他所形成的性灵诗说既是当时众师友相互影响的成果，也与来自海西彼岸的清代诗人袁枚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菊池曾师从于两位反古文辞派的中心人物：市河宽斋、山本北山。市河宽斋论诗主袁枚性灵说，他曾校刻过《随园诗抄》、《随园诗话抄》，著有《全唐诗逸》、《谈唐诗选》等。宽斋为首的江湖诗社尊性灵一派，在当时诗坛影响甚巨。1902年，重野成斋为岸上操（质轩）编纂的《明治二百五十家绝句》作序，谈到明治维新前后的汉诗风时说：“往时萱园之诗，风靡一世，其弊陷肤廓，五山、诗佛之徒，换以清新奇警，犹公安、竟陵于李、王。”［1］21《五山堂诗话》还记载市河宽斋赠诗云：“世人久被法华转，后辈谁教俗骨清。薄幸杜郎年未老，衰残白傅目几盲。张军今已属君手，肯许成他竖子名。”［2］29可见，面对当时的古文辞派末流之弊，宽斋对其弟子扫清诗坛“俗骨”的期许颇高，而五山虽自谦 “不敢当”，但口气间正以诗坛“清俗”之“杜郎” 按，菊池五山曾有“扬州小杜”之号，关于此号之由来，可参考《五山堂诗话》卷一：“余名节不检，尝在伊势题一酒楼云：‘……薄幸自知如小杜，直将此际做扬州’。滕粲堂遂镌‘扬州小杜’印见贻。”（第29-30页） 自任。同时，菊池五山对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山本北山也十分敬重，以之为师。北山著有《作诗志彀》、《孝经楼诗话》等，他在后书中专设《清新》一章，提出“得唐之真，在于清新”的主张，强调诗人应该创作“真诗”、“真性之诗”，反对摹拟复古。

但菊池氏与北山清新诗风的主张深受袁宏道影响不同，他在性灵诗观的形成上更多的是受袁枚的影响。袁枚《随园诗话》自舶至日本后即迅速风靡诗坛，“诗家宝重，不啻拱璧” 市河宽斋在《随园诗钞凡例》就袁枚的流行状况指出：“《随园诗话》行于此邦几二十年，诗家宝重，不啻拱璧。”载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诗集成》（补篇第4辑），日本：汲古书院，1987年版，第192页。 ，“一时讽诵，靡然成风”［日］田能村竹田《竹田庄诗话》言道："近辇下子弟竞尚《随园诗话》,一时讽诵,靡然成风,书肆价直为之顿贵,至抄每卷中全篇收载者而刊布焉。"载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菊池《五山堂诗话》正是仿《随园诗话》之体制而撰，分条编次，或述评或记事，或采录诗歌。他的性灵诗观正是在中日诗论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

首先，五山论诗以性灵、性情为首要因素。他说：“诗者，情所由发，苟无所兴，则一月可不作，境致一到，则一日累几篇，亦不为多。若必以诗为课，则夭阏性灵，桎梏才情。”［2］225五山主张诗歌之作必由“情”的自由发抒，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以诗为课”，是对“性灵”“才情”的扼窒。“性灵”实分为性情、灵机两方面，重视天分灵机也是菊池性灵说的重要内涵。他认为“五言对仗极有佳者，天机一到，固不待椎凿而定”［2］60。这与袁枚“诗文之道，全关天分”［3］488、“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4］494的主张十分相近。

菊池本身虽然并没有对性灵观作过系统的论述，但其评论诗歌时往往称颂性情之作。其云：“袁子才不喜黄山谷，而喜杨诚斋，与余天性若有暗合，……盖黄诗奥峭耳，苦艰涩。杨诗尖新，易入心脾故也。”［2］52对以抒写性灵、清新自然著称的杨万里诗五山极为赏识，而对有伤性情、以艰涩著闻的黄诗则颇为嫌恶。又如其论大诗佛诗“能于淡处著力”，因而能自树一帜；称朝川鼎诗作佳在“淡雅”；论国府碧“诗才高迈，绝近诚斋”。

五山针对当时诗坛“轻近体截句而重长句累韵”的现象，提出雄作大篇“只须学力”，但是诗歌妙处却不在此，“弦外有音，味外有味”［2］28-29，方称诗中三昧。菊池欣赏七绝，他认为律诗不如七绝感人，以二者分别比作“雅颂”、“国风”，谓“雅颂不如国风之感人之深”也，因为七绝一体“优游不迫，委婉有余，性情之微，寄托之妙，外此而无可摅者”［2］ 236-237。以“弦外音”、“味外味”论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的影响。而菊池对诗歌的篇幅、体裁的独特见解正是建立在对性情、神韵而非后天的学问的强调基础之上。

其次，菊池与袁枚一样标举性情之作，实质在于诗写真情实感，须发自胸臆，贵在真挚自然，绝非杜撰做作。对于那些并非出于真情的应酬、虚套之作如寿诗、哭诗，他给予严厉批评：“博求寿诗，此弊今犹不已。庸人俗子以是为孝，不知累粪堆瓦，原自不堪侑爵。纵令有佳作，不过祝嘏浮辞耳。”［2］ 57“寿诗犹可恕也，又有募哭诗者。夫七情中，哀重于喜。……今取其重者，求之行路人，不通之甚！”［2］ 57寿诗与哭诗如果是真情表露，当然无可厚非，菊池氏所批评的是那些情不由衷的应景之作。菊池氏进而认为作诗时铺叙的事、情都不应失实。如诗话卷一引述服子迁对岛归德仿杜甫作《秋兴》八首时，引宋林贞讥郑少谷语“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病而呻”作为讥刺［2］51。又如卷六批评当日诗坛铺叙失实之病，“年齿方奢，而动有衰颓之语，不出，而便发倦游之叹，四面无山，强称青岑，一时有雨，犹说夕阳”［2］239菊池认为此类滥用之语，是“自陷于欺罔矣”。有趣的是，袁枚亦曾批判那些“日之所未瞻，身之所未到”之类缺乏实感的假诗赝作，他认为即便为之，也不过“如茅檐曝背，高话金銮”。

又次，五山对剽窃摹拟、填塞典故等妨碍性灵的诗作批判不遗余力。诗话卷二引述祗园南海所作痛击剽窃的游戏之文，认为“其言虽涉谐谑，其诮世亦深矣”［2］81。又如，他认为“诗中填塞故事，最为下乘”，反对滥用典故，痛斥正德、享保之际信奉明七子的萱园之徒，“舍草玄、题凤、投辖、下榻、德星、剑气等字，而不能成诗”，所作“痴重庸腐”，全失“俊逸之气”［2］240。与五山同为宽斋门下“双璧”的大诗佛曾在《随园诗话序》中描述他们共同倡导的清新性灵诗风，云：“我辈创立帜于清新性灵之真诗坛，伪诗城垒不攻而降，不战而破，……所谓清新性灵者，吐自己之胸怀，不尝古人之糟粕是也。此之谓真诗，所谓专主于活，不参死句是也。”［5］244

最后，五山在倡导性灵的同时，也对性灵派的弊病有所批判与修正。他反对“捏造字面”、“用生字”，主张“以意胜，不以字胜”。如其批判六如，谓“诗用生字者，六如之癖也，其人淹博该通，虽不无凿据，然亦古人所无。古人以意胜，不以字胜。”［2］65六如是指释慈周(1737-1801)释慈周撰有《葛原诗话》八卷。其论诗宗宋，好用新语奇僻之字，故引来不少批评者。如［日］林瑜《梧窗诗话》说:“近人好奇字，盖六如老衲为之张本。是学宋诗者之弊病也。”（载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7册，第487页。），其论诗宗宋，好用新语奇僻之字。五山认为“诗虽嫌陈腐，亦无妄自捏造字面之理，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古人郑重乃如此，……且所谓新变者，一换意思极令斩新之谓。其胜人处，不必在用生字也。”［2］64-65五山一方面排斥“陈腐”，另一方面，也反对“捏造字面”，并以杜韩为例，力说“来历”的重要，认为诗之“新变”在意不在字。他曾尖锐地指摘当时诗坛七病，其中第二、第七病分别是：“略古喜新，自炫其奇”“捃险摭僻”，“毫无意致”；“鄙情俚语，率易成篇，满口咳唾。”［2］133喜好新奇、摭拾险僻、鄙俚情语是性灵派容易导致的流弊。五山不喜略古喜新的“奇”，他认为真正的“怪奇”应出于“不得已”，并引东坡“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2］65之语为证。要之，五山的性灵诗论并非单一层面的诗论，他在倡导性灵诗风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过求生新所产生的流弊：生、僻。

二 诗歌宗尚：唐宋兼雄 排击伪体

菊池五山性灵诗观反映在诗歌宗尚上有两个特点：排斥伪体；唐宋兼师。在中国诗论史上，唐宋诗之争是由来已久的热点问题，自南宋张戒、严羽，到元代方回、明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直至清代各诗歌流派等等，尊唐、宗宋及唐宋诗的各自价值一直是争论焦点。同样，在海东彼岸，它也成为诗话议论的重要内容。江户时代中后期有关唐宋诗之争的讨论比比皆是，并经历了从“尊唐”到“尊宋”的转变。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崇尚唐明诗，对宋诗竭力诋毁。反古文辞派兴起，北山、宽斋等高举宋诗徽帜，但亦非反对唐诗。五山继承了反古文辞派的观点，主张唐宋兼师，反对古文辞派的伪唐诗，同时对鼓吹宋诗所致的伪宋诗之弊有所反思。

首先，排击伪体。菊池五山对伪诗深恶痛绝。

人或谓余曰：陆秀夫当祥兴乱离之日，负幼主播越海滨，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近迂而愚矣。方今明七子之徒弃甲崩角，余喘无几，而老生宿儒犹有抱济南《诗选》、《绝句解》以教子弟者，得无非诗中陆秀夫乎？余曰：然。唯秀夫虽迂，犹知奉正统，七子非伪僭乎？［2］41-42

济南《诗选》指旧题李攀龙的《唐诗选》；《绝句解》是荻生徂徕、服部南郭等编选作为青年示范的诗集。针对当时有人将师法明七子的古文辞派末流顽固不化，比作南宋末负帝投海的名臣陆秀夫食古不化的迂愚行径，菊池大不以为然，认为与陆秀夫“奉正统”行为相比，七子之徒只能算伪僭之举罢了。因而，菊池对排斥伪唐诗不遗余力的山本北山的功绩赞颂不已，称其“云雾一扫，荡涤殆尽，都鄙才子，翕然知响宋诗，其功伟矣”。然而伪唐诗虽被扫除，却又生出“伪宋诗”来：“余谓先生曰：伪唐诗已尘矣，更有伪宋诗，可谓又生一秦也，何如？……谁居瘳之者，必当有任。”［2］28-29自北山标举宋诗后，当时诗坛则又倾于另一极端，即伪宋诗横空出世，末尾所谓“必当有任”，言下之意，五山似乎正以此自许。

值得注意的是，五山对于伪唐、伪宋诗，虽都深恶痛绝，但二者之间，却仍存差别。他说：

均之伪也，唯作伪唐诗者，刻鹄类鹜，其言虽笨，犹且不失君子体统。宋诗失真，则画虎类狗，其言庸俗浅陋，与诽歌谚谣又何择焉。……故学宋诗必须权衡，唯有才识可以揣度，不然则鄙俚公行，几凶大雅，不如作伪唐诗之为犹愈也。［2］42-43

伪唐、伪宋诗都弊摹拟失形，然后者更可鄙，因为摹拟唐诗尚不失君子体统，而规模宋诗则易陷俗陋，且会使一些道听途说者认为宋元诗都是如此而一并鄙弃，是过尤大者。因而，学习宋诗更需慎重，“唯有才识可以揣度”，不然退取其次，不如作伪唐诗。五山的评论可与中国清代诗人赵执信《谈龙录》中关于拟唐、拟宋诗的一段讨论相参观，其云：“攻李何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优孟衣冠也。’是也。余见攻之者所自为诗，盖皆宋人之优孟衣冠也。均优也，则从唐者胜矣。”［6］314

此外，五山伪诗之论还可以与袁枚诗论相参观。如其云：“世之称唐明者，取材有限，规模已定，譬如栋梁楣毕备，然后营宫室，虽拙工结构，原自不难。至宋元则不然，譬如造凌云之台，架空构虚，出人意表，精巧自非输般，安能得措手。宜乎，伪唐诗之多，而真宋诗之少也。”［2］42袁枚《随园诗话》有云：“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网户罘，尚未齐备。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空想挟天子以临诸侯：于是空架虽立，而诸妙尽捐。”［3］177五山与随园都将唐诗比作栋梁、框架等，总体结构已定，由此营造宫房，即是“拙工”也甚易。至宋元，诗歌则如造高台，“愈出愈奇”，难度自然提高，非得如鲁班者不能胜任。因而，五山得出“伪唐诗”多而“真宋诗”少的结论。虽与随园不同，五山将明诗与唐 诗归为一类，其实是针对当时日本诗坛多以明配唐的舆论而发。袁枚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明七子是“空架虽立，而诸妙尽捐”，也即菊池所谓“伪唐”。

其次，唐宋兼师。五山曾自述他与“专宗唐诗”的友人因是诗歌观点“趋向小异”，他竭力称扬宋诗有自身的特点价值。事实上，五山反对轩轾唐宋。这一方面来源于反拨天明年间古文辞派的靳靳于分唐界宋，是对其师北山、宽斋诗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北山就曾在《随园诗话钞》新刊本序言中说:“试以平心公判诗之世界，唐宋岂有优劣之分哉！”另一方面，五山观点也来源于中国诗论的影响。他曾就唐宋之争引述清人蒋士铨的言论，其云：“唐宋之辨，人动问及，余亦难言之。近读清蒋心余集，得其《辨诗》五古，论得痛快，极获我心，今抄传以代鼓舌之劳。”［2］192-193蒋诗出自《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讥刺明七子“唐宋分藩篱”实为“愚贱”，认为“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诗实际上开拓了新的诗运，主张“唐宋皆吾师”。当然，五山的观点也可能受到了袁枚的影响，袁氏论诗，“深非分朝代、割时期之说，重言申明”［7］540，他“雅不喜”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因为诗乃 “人之性情”，而唐、宋乃“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3］196

为了替宋诗争得平等的地位，五山还总结了唐宋诗各自的特点，例如在语辞使用上，“唐诗自有唐诗字面，宋诗自有宋诗字面”，若随手混用，犹如化饭道人，“钵中所受新旧精粝纷然相糅”，“余目为化饭体”［2］ 209-210。有趣的是袁枚也曾有过极为相似的言论，他说：“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3］148此外，五山还从整体上分析了唐宋诗的特点，他认为：“唐人诗不胜学，宋人学不胜诗；唐诗温润，有春水四泽之象，宋诗磊，有冬岭孤松之象；唐则满朝诗人，宋则不过数家，只斯数家，优足与全唐诗人抵敌，此宋诗所以称雄也。”以“温润”、“磊”为唐、宋诗各自特点，切中肯綮，以“春水四泽”、“冬岭孤松”作譬，也贴切生动地描写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7］3的特点。五山说宋只数家足以与全唐诗人匹敌，难免过誉，但从当时廓清诗坛迷雾看，亦有其存在价值。

三 诗学受容：菊池与中国诗人、诗论

菊池倡导性灵的诗学主张与兼师唐宋的诗歌宗尚，既源于对当时日本诗坛风潮的反思，也与其深厚的中国古典诗学修养密切相关。他在《诗话》中曾屡次阐发自己研学汉诗的历程，明晰地呈现出对中国诗人的选择、接受、转向乃至融会脱化的轨迹。以下主要从诗歌取向与诗学渊源两个方面寻绎其受容情况。

其一，在诗歌取向上，菊池对唐宋金元明诸名家，均有师法，且经历了由择善而从到“吸诸家之精英而出之”的过程。

菊池以“五山”为号，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歌审美趋向，“五山”指唐代的白居易（香山）、李商隐（义山），宋代的王安石（半山）、曾几（茶山）以及金代的元好问（遗山）。他说“家徒四壁立，书仅五山存”［2］ 35,虽然是贫窭书生的境况描述，但也间接地反映了审美的选择。一方面，这五位诗人都是被古文辞派排斥的中晚唐、宋、金诗人。另一方面，这也与其主张唐宋兼师的诗歌宗尚相一致。

即从《五山堂诗话》看，菊池对中国诗歌的师法与崇尚较一般持门户之见的狭隘诗论家不同，他对唐宋诗人都十分推重。他说：“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李近天仙，白近地仙，黄则稍落魔道矣。”［2］137菊池以杜甫、韩愈、苏轼为如来，或取其博大深邃；以范成大、杨万里、陆游为菩萨，或取其更易求索；李白飘逸如天仙，白居易则更近现实。菊池推重的诗人，唐、宋各有四位。虽是摘评，也可见其对唐宋宗尚无有偏颇。此外，还可从《诗话》所引诗人作品数量窥见一斑，其中征引最多的是陆游、杜甫、苏轼、杨万里、韩愈、范成大，基本上唐宋兼顾，但偏重于宋诗风，这当然亦与其反古文辞的主张相关。

其实，五山唐宋兼雄的诗歌宗尚并非一朝而就，他经历了不断求法、转变的过程。他说：“余十年以前作诗，开口便落婉丽，绝不能作硬语。……尔后欲矫其弊，枕藉韩、苏，方且有年，始得脱窠臼。”［2］ 43通过学习韩愈、苏轼，成功地矫正早年婉丽之弊。五山晚年则对白居易、杨万里的诗风更为欣赏，甚至认为二人可上跻老杜。如云：“白香山以诗为说话，杨诚斋以诗为谐谑，二公才力故当不减少陵，只欲新变代雄，故别出此机杼以取胜耳。”［2］ 63指出白、杨二人别出机杼，是出于“新变代雄”的考虑，颇有见地。尤其是杨万里，五山“酷喜”其诗，诗话屡屡称引 如《五山堂诗话》卷一引杨诚斋“雪白一川荞麦花”，以之为宽斋《上尾道中》“荞花烂熳野田秋”一句所本。又，卷一论诗歌中的地名，引诚斋“里名只道新名好，不道新名误后人”句为佐证；又，卷二，论诚斋诗句“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的出处。 ，谓其“胸中别有一冶炉，金银铜锡皆而出之”［2］ 232，然而五山并不主张轻学其诗，“恐其因以伤指耳”［2］ 201。他说：“人但知学黄者堕魔障，而不知学杨者，亦堕魔障矣。不善学之祸，杨恐过于黄。余常戒子弟莫轻读诚斋集者，为此故也。”［2］ 52因为学诚斋诗，易致“漫然铸物”而“无一成形”。

五山学诗，于中国诗人的取法上经过了多次转向，最终以“转益多师”为尚。对此，他有过详细的记叙：

余诗见屡变，少时例趋时好，奉崇李、王，小变为谢茂榛，亦皆弃去。既学温、李、冬郎，年垂三十，始窥韩、苏门户，颇有所悟，一切谢纤弱者。后又获诚斋集，深喜其超脱，然方皋相马，不必相似。今日所主在吸诸家之精英而出之，未知后来意见果能几变也。［2］51-52

年少时五山未能摆脱古文辞派窠臼，趋于时好，崇尚明代李攀龙、王世贞，随后小变为谢榛。后来全弃之，改学晚唐温庭筠、李商隐、韩。年近而立，方才觉悟而学习韩愈、苏轼之诗，尽弃纤弱。此后又为宋代杨万里的超脱清新深深吸引。最后想集诸家精英，自成面目。

其二，在诗学渊源上，对其影响甚巨的中国诗人当属袁枚。在日本，菊池有“本邦之袁子才”之称。日本加藤良白《柳桥诗话》曾就二人的异同作过精彩的阐述：

评者谓：五山先生，本邦之袁子才也。……盖其似者三，不似者三。举世推为诗伯，其似一；诗话哄传，纸价为贵，其似二；声色之好，老而不废，其似三矣。子才氏园池之胜，栋宇之丽，……而先生祝融屡灾，移居不定，其不似一；子才氏之著书，莫不开雕问世，而先生一点心血，又为火所，其不似二；子才氏以穹碑巨制，为世所讥，而先生之文，莫有白璧之微瑕，其不似三也。［8］517-518

加藤总结了二人的三同三异，所述生平遭际的差异透露出对五山的同情，在文学成就的评价中，也暗藏着对子才的微讽以及对五山的揄扬。且无论加藤氏的轩轾正确与否，这段议论至少反映了当时诗坛明确肯定了二人在诗话创作与诗才影响上存在着极大相似性。实际上，无论是诗歌主张、论诗方法、选录标准以及表述方式，乃至选录对象等等方面，菊池都受到《随园诗话》深刻的影响。前文已略有阐述，此处稍作补益。

首先，二人在诗学主张上都主张性灵，因而在诗歌的宗尚对象也存在相似性：不喜黄庭坚诗而喜杨万里诗。如前引五山言论：“袁子才不喜黄山谷，而喜杨诚斋，与余天性若有暗合。”这一议论来源于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余不喜黄山谷诗，而古人所见有相同者。……余尝比山谷诗，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毕竟味少。”很明显，对这两位诗人诗歌的喜恶实际上指向的是对奥峭、尖新两种风格的选择。在面对讽喻诗歌的时候，五山也很明显祖述了袁枚的主张，其云：“讥刺之诗以讽托不露为妙。”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有云：“讥刺语，用比兴体，便不露。”

其次，在论诗方法、选录标准、选录对象上，菊池也受到袁枚的影响。菊池喜于诗话中摘录所欣赏诗作，并常与袁枚一样采用随时随地采诗的方式，如“余于仙台得三诗人焉”、“江湖晚近才子极多，其尤者，吾录二人”。他还仿随园广录女性诗歌的范式，“每逢闺秀诗，必抄存以广流传”［2］ 95。其六卷诗话中收录日本诗作有限，其中却有不少女性诗人。如卷一载友人土井德人之妻松涛女史诗作；卷二载东湖女弟子林文凤诗作；卷五称颂北山先生女弟子文姬、云章的诗歌；卷六载闺秀多田氏诗作。就如何操持选政，五山也有与袁枚相近的言论，其云：“盖选诗者，门户须宽，捃摭须博，若使宫角不相容，则公道废矣。”［2］58袁枚则云：“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能知派别之所由，则自然宽矣。能知精采之所在，则自然严矣。”［3］ 222

然而，五山并非一味承袭随园，在诗话中他对随园的观点也时有修正，如卷一批驳《随园诗话》对苏轼诗歌“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之“银海、玉楼”的阐释，认为袁枚“当下雪时专飞道士家，不到别人家”的议论十分“鹘突”，并引《侯鲭录》记载坡诗典故所出，以证明子才之“不深考”［2］ 53；又如批驳《随园诗话》以吴仁叔妻、维琳禅师的诗分别误为郭晖远妻、某客之诗歌，斥之为“子才皆以为今话，可谓食三日祭肉矣”［2］53。然而这些只是一些微观见解上的差异，并不妨碍菊池在整体上对袁枚诗学思想、诗论体例等方面的推崇与融会。

综上所述，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从域外角度论述中国诗歌，角度不同，理解各异，颇多精辟之见，既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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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8.

［8］［日］加藤良白.柳桥诗话［M］.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9］［日］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诗集成［C］（补篇第4辑）.日本：汲古书院，1987.

［10］［日］田能村竹田.竹田庄诗话［M］.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1］［日］林瑜.梧窗诗话［M］.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2］［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On Poetry View of the Poetic Conversation of Wu-shan

hall and its Influence from Chinese Poetics

Liu Huanp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