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的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诚信；证券市场；道德风险；信用评级

一、中国证券市场诚信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证券市场的参与者由市场监管者（政府）、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四方面构成，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是市场参与的主体，中介机构是按照市场规则联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市场监管者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并有监督市场良好运行的权利。

我们知道，证券市场的完善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正确认识本身的权利与义务，并能正确履行本身的权利与义务基础上的。证券市场的健康良好发展和规范有序运行，不仅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制度，而且还需要各类参与主体的诚实守信，制定和完善各种规则。因此，从市场参与的主体来认识我国证券市场的诚信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1．中国证券市场政府的诚信问题。（1）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政府在证券市场中不仅充当了“裁判”的角色，也充当了“运动员”的角色。在证券市场的定位上过多考虑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功能，这与政府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核心功能构成了较大的冲突，也让政府承担了失信的风险。其表现为中国特色的“一股独大”状况。我国证券市场上三分之二的股票不流通,造成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裂。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的股东同股不同权,为以后我国证券市场按市场化运作和发展留下顽疾和隐患。经营者可能作为大股东的利益代表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政府法律法规的执行与制定并没有让投资者感到满意。监管部门对于虚假违规行为没有用法规给予有效制止，这是目前证券市场不振和波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证券市场为政府所主导或政府隐性担保，上市公司（或中介机构）有获违法乱纪收益之权利，但没有承担其处罚之责任。面对着一些上市公司恶性亏损现象，证券市场的管理层的监管与处罚并没有到位，对在此事件上利益受到损失的中小投资者没有进行合理的民事赔偿。

2．中国证券市场上中介机构的诚信问题。参与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有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虽然它们所起的作用不一，但对于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都有重要的影响。中介机构在证券市场中处于桥梁的地位，他们是市场公正、公平的象征。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恰恰许多中介机构的公正、公平作用表现得不够突出。作为最主要的中介机构——券商，对于目前证券市场出现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这些证券公司协助将一大批不合格的企业“包装”并推荐上市；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执业水准不高，往往屈从于客户的压力，在审计、咨询等业务过程中发现问题不改或不愿意发表保留或否定意见。另外，由于对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缺乏明确的赔偿制度和处罚规定，使其违法违规行为未得到及时遏止。

3．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1）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实、虚构利润现象十分普遍，且性质严重，已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成为目前证券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期报告披露不充分，有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二是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澄清公告义务，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公司的举债、担保、抵押、诉讼事项披露不全面；对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披露不完整；随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且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的诚信缺失：一是经济担保中的信用缺失。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因为债务纠纷及担保连带责任被法院冻结、拍卖、清算、抵债的情形较为普遍。二是上市公司的不合规的资金欲太强。披露的“承诺”朝令夕改，没有公信力。一些上市公司经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当初承诺相差千里，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进入了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做起了委托理财或者自我投资。（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不规范，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有“一股独大”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股权结构下，一些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把上市公司作为圈钱工具，通过占用资金等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而将包袱留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大量失血从而陷入困境。

4．机构投资者的诚信问题。虽然我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在证券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存在较大的诚信问题：一是利用内幕信息等违法手段来操纵股价，而这种行为是被《证券法》明令禁止的。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由来已久，操纵股价，联合坐庄，形成了严重的庄家市场。“股不在好，有庄则灵”，中小投资者为了生存，不得不适应这种形势。证券市场的诸多非市场因素导致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发生了偏差。二是目前的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存在一定的特权。比如在新股网下申购的时候并非全额预缴，存在着一个机构投资者拥有数目庞大的帐户等情况。机构投资者的信用风险容易加剧中小投资者短期持股和“炒作”的现象，也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素质的提高和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

二、改进证券市场信用体系

完善证券市场诚信体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落实市场主体的诚信责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1．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确保所有者在位。对于非国家经济命脉行业的上市公司，逐步降低单一国有股持股人的股权集中程度，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改善股权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分别带来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要建立和规范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和监督体制，明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代表，促使其正确行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职责。

2．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构。（1）制定与上市公司治理有关的法规及其配套文件。中国证监会陆续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公司治理文件，使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初步走入了规范化的轨道。今后，应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继续制订有关公司治理的配套法规，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法规体系。（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使其在监督关联交易等方面发挥作用。在董事会内部建立制衡机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3）强化监事会的作用。包括明确监事会的职责，完善监事会工作规则，明确监事的责任和义务，提高监事的专业素质。

3．强化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成熟市场对其上市公司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进一步贯彻以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的监管理念，规范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的标准，提高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增强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信息披露制度必须有严格的事后监管作为保障，对虚假披露者必须严厉惩罚。

4．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在中介市场上建立诚信机制是建立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的逻辑起点。要在中介市场上改变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的状况，就必须建立起驱逐“劣币”和崇尚“良币”的机制，这就必须有完善的信用体系、有效的淘汰制度和严格的惩治措施。要努力做到：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提高执业水平，遵守职业道德；促进中介机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并加强中介组织的自律管理；严格监管，建立优胜劣汰的机制，对违规机构强化处罚力度，加大其违规成本。

5．综合治理措施。（1）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干预。目前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预现象还十分普遍，很多上市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推荐或直接任命。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往往会影响上市公司投资、重组等重大决策，导致上市公司偏离其自身经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及股东利益。（2）改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监督、奖惩制度,加大违约成本。信用评级有利于消除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信用评级标准，信用评级行为比较混乱，对其进行统一、规范的管理十分必要和紧迫。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是通过立法，为商业化的信用机构在市场上开展信用信息搜寻、保存、评级等服务提供基本法律依据和规范；二是通过资格认证，提高信用中介机构水平。

三、小结

毋庸置疑的是，诚信是证券市场的立命之本。监管者因其诚信而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并确保市场在有序、规范中运转；上市公司因诚信而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使股价有了走牛的基础；中介机构将依靠市场和市场机制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守法、护法，起到市场和投资者的“保护神”的作用；投资者则因为处在可充分信赖的市场环境中，才拥有了评判价值高低的基石，进而分享“高风险，高收益”的乐趣。

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将加强证券市场诚信建设、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看成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使诚信守诺成为证券市场的行为之范、道德之风和利润之源，进而提高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度和公信力。只有这样，才能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现象，规范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自身行为，才能整顿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也才能充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稳健、高效和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刘鸿儒．诚信责任与证券市场发展．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3）．

2．周艳飞．上市公司的信用制度与诚信机制．上海综合经济，2002，（12）．

3．黄国情．我国证券市场信用风险防范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02，（1）．

第2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演化金融学 演化博弈 证券市场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5]赵鹏举，刘玉敏.基于生灭过程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1；3：39-45

第3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第一节 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和业务范围

一、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

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是指外国证券业经营机构在参与我国证券业务时所拥有的实体组织形式。

一国证券业开放最主要的两个途径是外国证券经营者跨境提供证券服务以及通过在境内设立经营实体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就前者而言，外国证券经营机构的组织形式由其本国法律规制，后者所设立的经营实体本质上是境内法人，其组织形式及业务范围均受当地法律规制。我国对于证券服务贸易中的跨境提供方式承诺：外国证券机构可直接（不通过中国中介）从事B股交易。为此，2002年6月19日和2002年7月15日，我国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实施了《境外机构B股席位管理规则》和《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申请B股席位暂行办法》，为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申请并取得B股交易席位建立了行为规范，使得外国证券经营机构不通过中国中介直接从事（并仅限于）B股交易成为可能。 然而以上规则仅规定了“境外机构指在中国境外注册的经其所在国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批准可以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 对其实体组织形式没有提出任何限制性要求。可见，在涉及我国证券业开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问题上，实际上仅有一种情况属于我国国内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即外国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在我国境内设立经营实体的方式从事证券业务、提供证券服务。

（一）现有法律形态的辨识

我国证券业开放过程中对于外国证券经营机构在我国设立经营实体应当采取何种法律形态呢？对此，我国入世承诺的具体内容同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存在差异，使人产生疑惑。

我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的证券服务商业存在的法律形态为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而根据减让表在水平承诺部分对此的解释，“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包括外资企业（也称为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合资企业有两种类型：股权式合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s）和契约式合资企业（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s），股权式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不得少于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25％。” 就此而言，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与我国投资者举办合资企业究竟是股权式还是契约式仍不明确。股权式合资企业和契约式合资企业“在我国则分别称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因此，证券服务的商业存在在我国似乎可以采取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两种法律形态。

《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境外机构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其业务范围以及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4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可见，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将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与我国投资者举办的合资企业仅界定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有限责任法人。

那么，我国国内法律法规是否缩小和限制了减让表中承诺的商业存在的法律形态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减让表在水平承诺部分对此的解释只是涵盖了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的两种类别，并非要求每一个服务部门或分部门的商业存在都必须采取这两种类型，究竟是哪种类型还应看我国承诺的具体内容。我国承诺加入WTO后3年内，将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企业，外资拥有不超过1/3的少数股权（minority ownership），“少数股权” 对应于水平承诺部分解释中的“股权式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不得少于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25％”，而股权式合资企业正是我国所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因此，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将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与我国投资者举办的合资企业的法律形态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不违反我国入世的具体承诺。

（二）现有法律形态的局限性。

其一是发起人身份方面的局限。依据《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4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组织机构的设立及职责，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法》，我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法第75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五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4条规定，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组织形式看，目前固然和《公司法》没有冲突，但随着外资介入程度的加深，我国管理层将可能考虑除了允许外资主体以参股方式设立有限公司外，还可能允许其与中资券商共同设立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样，我国《公司法》关于发起人身份的上述规定，就可能构成法律障碍。而这也正是目前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所面临的首要法律问题。

其二是外资出资比例方面的局限。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要求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即使将来采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我国外经贸部于1995年1月10日颁布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也要求外国股东持有的股份应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以上， 这一下限要求显然构成了外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限制。2003年4月12日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此做出松动，其第5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低于25%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应依照现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登记程序进行审批、登记。”

其三是资本金方面的局限。在资本金方面，引入外资组建合资公司将面临着实收资本制与国外授权资本制的潜在冲突。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这种资本制度的初衷在于保护债权人，但也容易造成资金的闲置浪费。相形之下，国外相当普遍的授权资本制——先确定注册资本额，但不是一次缴清，公司可以根据业务经营对资金的需要补足出资，就显得灵活一些，也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成立合资证券公司时，由于对资金使用效率的追求和传统经营习惯，外方有可能倾向于采取授权资本制，而《公司法》关于实收资本制的规定无疑将构成潜在的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证券法》修改时，明确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法律形态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有关事项《证券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应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中补充“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境外股东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可以低于25%”的规定；而对于《公司法》在发起人身份方面的限制以及实收资本的规定可以在将来制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中予以灵活的调整。

二、市场准入的业务范围

（一）入世承诺范围与国内法规定的差异问题

考查我国证券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国际法上的我国入世承诺表，二是国内法上的相关规定。

我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外国证券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拥有不超过1/3股权的合资公司，可以从事（不通过中方中介）A股承销、B股和H股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基金的发起。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5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可以经营下列业务：（1）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2）外资股（包括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和在境外上市的外资股）的经纪；（3）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经纪和自营；（4）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比较上述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对于证券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的界定，可以发现，国内法律法规与我国入世承诺的内容重叠但不完全一致，不一致的内容中有些符合我国入世的具体承诺，有些则对承诺的具体事项的内涵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变更，因而违背了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开放证券服务贸易的特定义务。

国内法律法规与我国入世承诺不一致的地方有三处：

1、我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仅承诺H股的承销和交易，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将所有境外上市外资股均纳入交易范围，没有限定在H股，显然还包括N股、L股、S股等境外上市外资股。这是我国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扩大了入世承诺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的业务范围，因而不违背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开放证券服务贸易的特定义务。

2、我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于B股和H股承诺允许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从事承销和交易（Trading）业务，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将外资股（B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交易业务限定为经纪业务，不允许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从事外资股的自营业务。根据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分类的一般理解,交易（Trading）涵盖了经纪（Trading for account of customers）和自营（Trading for own account）两部分业务 ，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缩小了入世承诺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的业务范围，根据GATS第16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在市场准入方面，一成员方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因此，《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的这一规定直接违背了我国应承担的在证券服务贸易开放领域的上述义务。

尽管，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3月1日起实施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证券公司不得从事B股的自营买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而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这一规定似乎是要保证对于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的规制与《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相衔接，以体现内外资待遇平等的法律要求，表面上看具有立法上统一性和合理性。然而，这一规定既不具有GATS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又缺乏国内立法的前瞻性：

一方面，从GATS规则的合法性基础的角度看，入世承诺中的市场准入义务与国民待遇义务是相区别的，一国允许外国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设立经营实体的业务范围属于市场准入的判断范畴而与国民待遇无涉。首先，市场准入是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规定了通过特定法律形态的经营实体市场准入的内容、条件和限制之后，才有所谓国民待遇的问题。我国既然在具体承诺表中没有对合营证券公司B股和H股的自营业务作出任何限制，在将该承诺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实施时，就没有理由增加新的限制措施。其次，GATS关于国民待遇的要求是“对于列入减让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可见，国民待遇义务仅要求给予外资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相同条件下给予内资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并未限制给予外资一定程度上的优惠待遇。因此，即使从国民待遇的角度看，仅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开放外资股自营业务的限制也不违反国民待遇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国内立法的前瞻性的角度看，《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对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包括合资证券公司）从事B股自营业务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一概禁止，体现于其第5条“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例外上。据此，证监会是有权在其颁布施行的其他规定中另行决定是否对合资证券公司开放B股自营业务的，相对于《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而言，《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是规范合资证券公司的特别法，两者并不矛盾，因而根据我国入世的具体承诺事项对合资证券公司开放B股自营业务恰恰可以看作是属于《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上一例外规定的范围之内。就可从事的B股、H股和和其他外资股交易的现实情况看，对于境外证券经营机构而言，这些股票的交易，不论经纪还是自营，在境外均已可以开展，而除B股之外的各种外资股在境外交易更为方便有利，因此，现有市场准入程度——即在禁止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交易A股的同时还限制B股和其他外资股的自营对于吸引外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作用无疑是极其有限的。根据GATS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以及国内A、B股并轨的证券市场化要求，应当尽快放开国内法规对合资证券公司从事B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自营限制。

3、我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从事基金的发起业务，然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却对此语焉不详，仅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还可以从事“中国证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在实践中是否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从事基金发起业务还取决于证监会的个案审批，在法律上具有极大的模糊性，而基金发起业务原本就是我国入世承诺的具体事项之一，应当以明示的方式列于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之内而非留待审批，尽管从结果上看，事前得到明文规定和实际获取批准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两者对于当事人的法律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笔者建议对这一遗漏进行补足。

（二）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类别问题

在我国入世后3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资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这意味着，从合资公司的业务范围来看，将不同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规定。《证券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并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分类颁发业务许可证。

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难以确定其分类与归属。笔者认为，应当将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归类为综合类证券公司。主要有以下理由：

《证券法》对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划分主要依据两点，一是资本金规模，综合类最低为5亿元人民币，经纪类最低为5000万元人民币。 二是业务范围，经纪类证券公司只能够从事经纪业务，而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从事经纪、承销、自营等多种业务。从业务范围来看，是否只从事证券经纪业务是区分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重要标准。

首先，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6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注册资本应当符合《证券法》关于综合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其次，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虽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与自营，但可从事B股及H股的承销、交易等业务。其从事的业务范围，要大于经纪类证券公司。而且，随着加入WTO后市场准入的进一步开放，中外合资公司的A股的业务也将纳入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因此，从目前和长远来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应当归属于综合类证券公司。

笔者认为，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的审批，则可以不受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司分类管理的要求。原因在于，尽管证券公司的业务上实行了经纪类和综合类的划分，但具体的业务范围仍然要由中国证监会核定。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5条也表达了同样的立法意图，该条第三款规定：“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业务范围的申请。” 结合前述的合资证券公司应属于综合类券商的结论，其之所以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和自营业务是因为不符合我国入世承诺的要求。这样，在《证券法》和我国入世承诺下，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国内法和入世承诺的某些冲突之处得到了回避。同时，这里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划分已不尽合理，而按照具体的业务范围进行核定是证券公司设立审批的发展方向，现在是适用于合资证券公司，将来却有可能适用于全部境内设立注册的证券公司。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证券公司的业务实行的是许可制。在未来修改《证券法》时，应当废除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划分，而代之以不同证券业务经营的许可制，这样可操作性更强，实际上也更便于分类管理。

三、商业存在市场准入之国际比较

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为WTO成员方。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于1996年开始推行以金融市场自由化、公平化与国际化为重点的“金融大改革”（Japanese Big Bang），并于WTO/GATS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表示采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书的高标准开放其金融服务部门，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的代表，其证券业的开放亦具有典型意义。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致力于深化金融改革，并由过去保守的政策态度转向积极开放其金融服务部门的立场，对证券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开放，由于我国与上述两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均为新兴证券市场，故其证券业市场准入的状况对我国而言更具借鉴意义。

表1为我国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的方式开放本国（地区）证券业的具体承诺之比较，以期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我国证券业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和业务范围的调整和演变方向做一整体展望。

我国 日本 韩国 我国台湾地区

1．自加入时起，外国证券机构在中国的代表处可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

2． 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合资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最多可达33％。中国加入后3年内，外资应增加至49％。

3． 中国加入后3年内，将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拥有不超过1/3的少数股权，合资公司可从事（不通过中方中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基金的发起。

4． 中国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经营的批准标准仅为审慎性的（即不含经济需求测试或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

出于金融服务附件第2段（a）节规定的审慎原因，日本可以采取例如非歧视地对商业存在要求特定的法律形态的限制措施；出于同样的考虑，允许证券公司交易有关日本法律所规定的证券，而商业银行则不得从事证券交易，除非上述法律另有规定。

1．证券服务包括下列业务：自营、经纪、承销、融券、信用融资。融券和信用融资服务的最高限额适用有关法律。

2．只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商业存在；外国证券公司代表处经由事先通知即可设立。

3．合资必须设立合资公司，且外国资本须占该合资公司全部资本的40%到50%之间。如果在合资公司内有数个外国股东，须至少有一个外国股东持有超过该合资公司20%以上的资本。

4．为外国居民的经纪业务仅限于本减让表各部门所列允许外国投资的证券。 1．通过集中市场或柜台交易或其他方式为自己或客户交易特定衍生商品或可转让证券服务的商业存在完全开放。

2．参与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短期票据除外）及提供此类发行相关服务的商业存在完全开放。但证券业务仅包括经纪、承销和自营。

3．资产管理，诸如现金或 资产组合管理、所有形式的共同基金管理、退休基金管理、保管、存托和信托服务的商业存在完全开放。但对证券信托投资公司设有股权比例和股东资格的限制。

4．证券投资咨询、中介及其他辅金融服务的商业存在完全开放。

表1 市场准入具体承诺比较（资料来源：WTO官方网站）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日本证券业市场准入的承诺水平最高，没有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的限制，但对此仍保留根据审慎原因采取某类限制措施的权力；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业较韩国更为开放，不仅体现在仅对证券信托投资公司设有股权比例和股东资格的限制，而且体现在对一些金融创新业务的开放较韩国有更明确的列举。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在开放证券业的同时都面临相同的情况，即以自由化、市场化为核心目标的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放松金融管制要求金融服务部门进一步对外开放，反之，金融开放的加快亦有助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功。

反观我国于1995年5月20日的《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中的有关内容，有很多已经超出了我国入世时证券服务的承诺水平以及现行法律对合资证券公司的管制要求。比如就业务范围而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投资银行类机构可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1）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承销；（2）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等有价证券的自营买卖；（3）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等有价证券的买卖；（4）基金的发起和管理；（5）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6）项目融资顾问；（7）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8）外汇买卖；（9）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10）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可见，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我国本欲加快的证券业开放步伐变得更为迟缓和慎重。

然而金融安全与金融开放不仅是摩擦和冲突的，更是互补和契合的，金融开放能够实现更高层次上的金融安全，两者之间达成的是一种良性互动和动态均衡。我国应当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证券业开放的经验，根据GATS逐步自由化的原则和国内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适时地进一步开放我国的证券业，并从态度上由保守转向积极应对的立场。今后，我国证券业开放承诺水平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1）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形态；（2）提高合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外资股权比例，允许外资绝对或相对控股；（3）解除合资证券公司对A股经纪和自营的禁止；（4）允许设立合资投资银行及证券信托投资公司；（5）在解除国内衍生金融品交易禁止的同时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从事此类交易；（6）在承诺表中进一步列明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开展的其他业务，如基金管理、投资顾问、理财管理、信托投资、资产重组、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等。

第二节 市场准入中的审慎措施

一、审慎措施的标准

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的规定：“尽管有本协定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据此，我国在具体承诺减让表的证券服务市场准入栏中明确表示对于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经营的批准标准仅为审慎性的（即不含经济需求测试或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但是，各国在规制金融业的政策中审慎措施与非审慎措施具有相混合的特点，而且WTO对此也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遵循。因此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审慎措施的问题十分重要。

WTO没有对审慎措施进行定义，也没有列举清单，其他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研究制定的国际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没有对此进行定义，而是推出上述领域的最好做法，供各国采用。在各国金融体制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对审慎措施进行定义是非常困难，也是不现实的，然而，综观GATS及附件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其中蕴涵的审慎措施的某些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

1、辨别审慎措施的依据是其目的性。金融服务附件规定，不阻止成员因为审慎原因（for prudential reasons）而采取措施。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WTO框架内辨别审慎措施的主要标准是其目的性而非客观效果，即一项措施是不是审慎措施，主要应看其是否出自审慎监管的需要而不是看是否对GATS下的承诺和义务造成了损害。此外，金融附件的措辞还表明，审慎并不限于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具体目的，使用“包括”一词意味着在上述两类目的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审慎目的和为这些目的而采取的其他审慎措施。

2、对于某项措施是否处于审慎目的从而是否构成审慎措施通常应当根据采取措施的国家的情况来认定，且采取措施的国家应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这是现实的需要。首先，横向比较，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发展水平、传统不尽相同，对于一国来说是必需的审慎监管措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不构成审慎措施甚至是服务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反之亦然。 其次，纵向发展的看，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也存在着监管上的不同标准。综上两点，对审慎措施应当根据不同的金融制度作出不同的解释，否则就很难发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作用。

3、发展中国家审慎措施的标准与发达国家不同，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低，监管体系不完善，经验缺乏，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监管的灵活性以满足特殊需要。马来西亚曾强调：“关于审慎措施的国际标准，对其他国家有效的措施并不一定对马来西亚有效”。 实际上GATS第19条已经注意到并承认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特殊需要，规定自由化的进程要反映各国的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明确规定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以适当的灵活性。

二、对审慎措施的必要约束

第4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法律欠缺；证券市场；诚信缺失。

中国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从琼民源、蓝田股份，到东方锅炉、银广夏、ST红光、大庆联谊的财务造假；从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到王紫军买卖中国纺机、周建明操纵15只股票、北京首放操纵38只股票和权证、武汉新兰德朱汉东和陈杰操纵5只股票、朱耀明操纵百科药业等的股票操纵案；从吉林敖东、延边公路到宝安公司、张家界、济南轻骑、北大方正、川长征、杭萧钢构的内幕交易案，无不体现出诚信的缺失。市场信用的维系要靠两种机制，即道德约束与法律规范。经验表明，许多市场行为的道德约束比法律更有效。但道德约束较软，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失信行为较为严重时，道德约束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作用范围相对较窄，缺乏强制力和广泛性。因此，法律规范必不可少。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诚信法律制度的欠缺是市场主体失信的根源。“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信用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制度与机制问题。”[1]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一）缺乏直接立法。

目前，中国已制定的涉及信用的法律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票据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以及《刑法》等，《宪法》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条明确了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这是中国法律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最根本的依据。《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上述法律只对部分信用行为的保护有保障作用，但并不完善。如对于资产重组中的债务转移、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利用关联公司搞信用欺诈，都缺乏相应机制。虽然已修订了《证券法》，但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息披露法》等还未制定，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法规体系。

中国至今尚无系统的专门规范信用的法律，也没有征信数据公开的法律环境。而征信数据公开是信用记录和信用调查的前提。中国关于企业信用的数据存在于工商、税务、银行、海关、法院以及技术监督等部门，征信机构要取得数据十分困难。对于个人信用行为的记录，也缺乏权威性的规范。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用惩罚机制，对于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等的失信行为惩罚不严。中国急需制定类似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那样的统一规范信用管理和信用活动的法律。

（二）法律内容欠缺。

例如，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在公开披露的信息中隐藏着不真实信息或虚假信息，其中一些虚假信息带有明显的故意。包括一些公司在发股募资之后立即改变资金投向，而改变投向的理由又是在发股之前就一目了然的，这些现象是否属于扰乱证券市场或证券欺诈行为？在《证券法》和《刑法》中缺乏法律规定。

又如，在国有股一股独大且所有者缺位的条件下，如果按照《公司法》有关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规定，只需国有股代表一人开会就可形成所有的股东大会决议，而上市公司中发生的相当一些问题与此直接相关。近年来，虽然不少人提出，应就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法律上的保障，如控股股东回避制度等，但《公司法》对这些制度缺乏规定。

再如，一些上市公司在资产、财务、投资及其他方面的弄虚作假中，有关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实际上起着协同甚至主角作用。按照国外的规定，这些机构应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证券法》虽对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但均列明了罚款数额（属有限责任范畴）,《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均无证券中介机构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的规定。这不仅与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的合伙人制度不符，而且不利于约束证券中介机构的相关行为。

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诱使证券市场产生虚假信息、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失信行为的原因。

二、执法难度大、失信成本低

（一）执法难度大。

中国证券市场每年披露的失信案件比比皆是，但真正被绳之以法的市场主体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是调查难。执法过程中，受调查手段的限制，当事人常常躲避调查、不说实情、随意变更陈述等。

二是取证难。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难以及时有效地控制涉案当事人和资金、固化证据。同时，受害者一般分散在不同地区，数量大，且受害时往往没有保留证据。特别是很多非法活动通过网络进行。由于网络是一个匿名系统，欺诈者可以掩饰自己的真实姓名进行欺诈行为，很难对欺诈者收集有效的证据。三是认定难。中国是成文法国家，对违法违规性质的认定必须达到法律设定的要件，有些案件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在实际中较难达到这些要求。四是重行政处罚，轻民事、刑事责任。新《证券法》对失信活动仅限于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且所受处罚与其非法所得及给国家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相比相去甚远。而《刑法》中对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的刑事处罚裁定没有具体标准，处罚相对较轻。

刑事责任追究力度弱，行政处罚执行难，对罚没款追缴的强制性措施执行不力，罚没款难以足额到位，使得失信活动的受害者获得民事赔偿非常有限，难以形成强大的惩戒威慑力。

（二）守信成本高。

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用合约签订之前，非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而在签订之后，市场主体会产生道德风险行为。同时，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双方对信用过程所拥有的信息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异。以银行信贷关系为例，假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存在两种类型：经营状况良好、信誉较高的企业（G）和经营状况较差、信誉较低的企业（B）。又假定G企业的贷款风险βg较低，而B企业的贷款风险βb较高，βg<βb,且两企业的风险不同，βg的概率为Pg,βb的概率为Pb,每一时期影响企业风险大小的外界因素是随机的。企业完全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并不知道，只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企业的信息，依此判断企业G的风险概率为ηg,企业B的风险概率为ηb,设ηg<Pg,ηb<Pb。两者信息不对称程度分别为（Pg-ηg）和（Pb-ηb）。B型企业更希望得到银行贷款的资金，其隐瞒信息的激励高于G型企业，所以（Pb-ηb）>（Pg-ηg）,即银行与风险较高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于与风险较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Pg-ηg）和（Pb-ηb）的大小取决于银行征集企业资信信息的投入成本，银行对信息投入成本越大，非对称信息的程度就越小。从理论上看，银行最佳的信息投入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均衡点决定。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公共信用信息的供给能力，二是获取信用信息的成本大小。

如果存在完善的企业、个人资信评价机制、机构和网络，交易的一方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对方的资信信息，授信方便可做出合理的信用评估，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由于中国信用评级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监管者很难通过市场获得市场主体的真实信息。

虚假信息的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市场主体面临超常的道德风险问题。当市场资源的许可证实际上由管制机构发放时，申请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蒙骗管制机构；当管制机构及其个人希望参与市场资源分配时，他们就会纵容市场主体的欺诈行为。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欺诈者违法违规所付出的成本会大大低于其所得，证券欺诈现象就不可避免。当诚信的坚持无法得到回报时，守信企业和个人往往会因缺少动力慢慢走向失信。[2]

（三）失信成本低。

正常情况下，违约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对信用关系的受害方进行经济赔偿，也会降低自身的信用水平，从而不利于以后的信用活动。但在中国证券市场违约不会发生以上成本。

因为作为受害方的中小股东处于弱势地位，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大股东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要求根本无法实现；同时，由于没有信用登记和查询系统，股市中的违约行为很难为外界了解，当然也不会对其信用水平有任何影响。只有极少数的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查处并曝光，但概率太小。而在信用普遍缺失时，少数的守约者反而会吃亏。我们通过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成本—收益模型，对这一过程加以进一步分析。E（W）=（A+B+C）P+（M+S）（1-P）其中：E（W）表示预期行为总效用；P表示失信行为被查处的概率；A表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行为发生后被查处的经济处罚；B表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行为发生后被查处的其他处罚（如降职、开除等）;C表示上市公司被查处后由于受道德谴责而带来的心理成本；M表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行为发生后未被发现查处得到的收益；S表示上市公司未被查处时因使用权力带来额外收益的自我满足感。式中A、B、C取负数，表示成本。我们知道，在一个既定时间内，守信与失信两种状态是相斥的，不可能同时发生，上市公司将通过比较与各种状态相关的预期来选择其中的一种状态。若E（W）>0,则上市公司认为失信行为预期利益大于预期成本，会选择失信行为；若E（W）<0,则上市公司认为失信行为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不会选择失信行为；若E（W）=0,则上市公司认为失信行为预期成本等于预期收益，选择失信与守信毫无区别。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信用缺失的内在诱因，即它决定于上市公司在额外经济收益下心理满足感S和查处概率P,前者S与诱因成正相关关系，后者P与诱因成负相关关系。

因此，当S和M较大，P较小时，也就是当社会没有建立起鼓励守信、惩罚失信的规则而失信所带来的收益又远远大于所遭受的成本时，就容易诱发作为经济人的上市公司，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以各种名义而体现出来的失信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对整个市场诚信评价的降低，而这些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三、完善证券市场诚信的思路

（一）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征信法和失信惩罚法。

1999年开始在上海建立信用体系，但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个人诚信的专门法律。为此，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法》，明确国家信用管理机构和信用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般原则，搭建起信用法律的基本框架。同时，中国目前关于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还比较零散，迫切需要一部统一的《征信法》来规范信用信息的征集内容、征集程序、征集范围、征集对象及公开方式和公开限度。建立对失信单位、失信个人的惩罚机制是金融信用体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有了《失信惩罚法》，就增加了违法者或失信人的失信成本，一旦踩了这条红线，市场主体不仅名誉上受到极大损害，在经济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失信惩罚法》可使市场主体经过理性思考和法理上的权衡后做出诚信的良性选择。中国的失信惩罚办法还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应尽快建立一部《失信惩罚法》。

（二）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根据各种不同信用类型信息采集和登记的需要，应该制定、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兼并与收购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证券交易法》、《证券信誉评级法》、《不良经营行为记录办法》、《企业金融资信调查办法》、《行政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征信法》、《担保财产公开办法》、《合同履行备案制度》、《基本信用保障法》、《个人信用评级办法》、《消费信贷法》、《信用控制法》、《信用卡发行法》、《电子资金转账法》、《信息公开法》、《信用信息查询办法》、《信用评估机构登记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保证信用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获取对象的信用信息，并通过制定《信用警示法》等，设定基本诚信指标，从而使信用法律制度成为一个具备预期和预警功能的系统，完善证券市场的征信服务，降低其征信成本。

（三）完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机制。

①18世纪，英国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规定按照上船时犯人的数量给付私营船主费用。因此，私营船主们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的死活，尽可能多装人，却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一旦船离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钱，对这些人能否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了。有些船主甚至故意断水断食。3年间从英国运到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不仅英国政府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损失，英国民众对此也极为不满。因此，英国政府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他们规定不论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澳洲上岸时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超级秘书网

结果，后期运往澳大利亚的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最低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人死亡，而原来最高时，可达94%。

在国外，信用状况是依靠严密的、合理的法律制度来保障的。谁破坏诚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8世纪英国犯人到澳洲的例子被研究了数百年①,今天仍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制度就是力量，仅仅依靠人性的自觉、他人的监督、说服教育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制度，要让信用缺失者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3]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建立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机制是信用体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号称“惩罚之国”的新加坡社会秩序、文明礼貌程度在世界上是有口皆碑的。

在新加坡随便吐1口痰的惩罚金额高达普通人1个月工资，惩罚的威慑力让人们自觉地去遵守社会公德。在美国，首次制假将面临200万美元罚金和10年监禁。在中国，制假却可以1000美元的罚金而逃之夭夭，毫无威慑力度。[4]可见，惩罚力度不够是导致中国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单让失信者造成声誉损害与财富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给失信者打上不诚信的社会标记，使其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真正起到威慑的作用。“惩罚必须明确，否则那些有犯罪动机的人就会趁机行事。目前，大多数违法者都漏网了。犯罪分子将惩罚仅仅看作是碰运气时可能会遇到的一种危险。”同时，必须对惩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惩处“过重或是带着模糊的反感和敌视，犯人就会觉得这是残酷折磨违法者”[5]。

同时，对于法人实体而言，他们的失信行为，无论何种原因，其高管层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加大对法人实体中公司高管者的处罚力度，使他们的失信收益不足以弥补失信成本，以此约束他们的各种失信行为。比如，对不讲信用的企业，不仅被征信企业记录在案，并且要求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向社会公开黑榜，使这些信息能被需要者及时查询；各商业银行要停止对其授信和开设新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批准新办企业、不予通过工商年检；税务部门不为其办理税务登记；对逃废债企业法人代表也要采取相应制裁措施等

。

参考文献：

[1]杨亮。内幕交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经济要参，2002,（25）:24-25.

[3]刘英云，宁海明。让信用缺失者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N].黑龙江日报，2008-09-01（4）。

第5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金融证券；市场监管；意义；原则；问题；措施

1证券市场监管的概述

证券市场监管是指证券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的、法律的以及行政手段，对证券的募集、发行和交易等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来约束证券投资机构的行为。通俗来讲，证券市场监管就是对证券市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活动参与者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证券市场将是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通过维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来保护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证券业的健康发展。

2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及其原则

2.1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1）可以帮助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为了确保证券交易和发行的顺利开展，国家首先要采用立法的方式允许部分中介人和金融机构在国家允许的政策范围内取得买卖证券的基本权益。但是在现有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市场上存在着垄断、欺诈、操纵交易、哄抬股价等问题。因此，需要做好证券市场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严厉查处非法的证券交易活动，对一些正当的交易进行保护，保护证券市场的秩序。（2）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为了使投资者能了解市场动向，以避免其在投资中受到较大风险的冲击，国家相关部门可通过采取相关立法程序或者管理手段督促筹资者定期向投资者公开证券方面的相关信息以及经营状况，使各项信息都透明化与公开化。此外国家相关部门还应组织专门的领导小组对筹资者的信用等级进行测评，对欺瞒行为或是扭曲事实等行为要严厉打击，并制定相关法律进行约束与制裁，使证券投资市场持久、有序的发展下去。（3）增强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效化。增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一方面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证券市场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还能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要使证券市场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有效的信息，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拥有一套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设备系统不可或缺；二是严密的科学信息网络体系；三是专业能力强的技术管理人员。

2.2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则。（1）依法监管原则。依法治国是我国在建设现代化、民主化国家的进程中最重要的管理原则。同理，在市场监管中，首先必须做到有法可依，逐步健全我国证券法律法规；其次，依法监管还要求有法必依，加强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2）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规范和稳定，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投资者相对于控股股东和证券发行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得到重点保护。保护投资者权利，让投资者树立信息，是培养和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障。（3）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原则。监管是属于来自外部的他律制度，但是为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自律也是必不可少。自律是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国家监管和自我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原则，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4）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公平原则要求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以存在歧视，所有的证券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公开原则要求证券市场具有充分的透明度，通过合理的信息披露机制来保证市场信息的公开化；公正原则要求证券管理机构对一切被监管的对象给予公正待遇。

3金融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3.1相关监管部门职责不明确的问题。从实际监管分工而言，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和管理，人民银行负责核定企业债券的利率，证监会对企业债券进行上市监管等。由此可见，这样的监管布局分散了监管力量，加大了政策协调的困难性，在操作中也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和多头监管。

3.2监管权力与范围配置不合理。目前我国有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方面，证券监管机关权限配置结构明显不合理。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对违法违规行为重处罚、轻补救，往往没有做好实现预防工作，只注重在事后进行处理。虽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后处罚能够体现监管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起到威慑作用，但是不能补救违法违规行为对投资者甚至证券市场带来的损害。

3.3金融证券市场中介结构监管方面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投资理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多，金融证券市场也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金融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存在不足的是很多中介机构在管理形式以及内容上还较为落后，不能有效处理相关问题。有的中介机构为了获得巨额的利润，为企业报假账或者提供虚假证明等以此来误导投资者，这种行为一方面会使得消费者的财产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金融证券市场正常的运营模式，严重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持久、健康发展。

4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措施

4.1加强证券市场法制化建设。（1）应在短期内真正将证券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到位，弥补相关《证券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增强政策制度在制定、实施以及处罚等方面的监管力度。（2）制定有效的监管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对证券机构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拥有的权利要作出明确的界定。不管是在机构的设置上亦或是人员的配置上等层面都应作出明确的规定。（3）制定监管道德行为规范，用以约束相关人员的某些行为。（4）制定具体的行政复议以及相关诉讼程序，确保行政监管工作的合理化与有效化。尤其是政府部门要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并结合市场发展的相关需求不断改进与完善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对制度中的具体细则进行逐一细化，增强监管的成效性。

4.2创新监管理念。（1）把控市场动向。监管单位要在掌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对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与有效评估，并根据当前发展趋势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还应对所指定的方案进行有效的调整与改进，以使其与当前的发展趋势相适应；（2）为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金融证券市场中风险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风险的准确评估，不断完善外部监督管理机制，才能使监管工作真正有效化与合理化。

4.3建立健全全方位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为了使证券市场得以健康发展，构建一套全面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制至关重要。我们通过对当前政府在监管方面以及企业在管理中的不足之处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寻求有效的管理体制已是大势所趋。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只有不断创新管理理念，深化监督管理力度，使监管工作真正有效化。此外，还应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将政府的监管规定的许可的范围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性能高的投资渠道，全方位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5结束语

证券市场作为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筹集资金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科学配置。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其监管问题日益显露，因此必须加强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宁.关于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若干构想[J].金融研究，2010

第6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监管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筹集资金、配置资源、优化机制和分散风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我国证券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证券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还会日益提高。但从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信息披露舞弊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证券市场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监管上仍然存在重大问题，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恶意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充斥市场。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并实施有效监管已成为当前证券市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虚假披露：上市公司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或人为捏造会计事实，蓄意歪曲、篡改会计资料，以失实的会计报告，公布虚假的利润总额及每股盈余等来掩盖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或故意散布虚假信息，配合庄家和二级市场炒作，引诱和误导投资者，干扰市场并从中谋取非法收益。典型案例如琼能源、中国高科、大庆联谊、银广厦等。

2．披露不及时：及时性是对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但许多上市公司都在信息披露的时间上大做文章，将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就及时披露，对企业不利的信息就想方设法以各种借口拖延披露，为内幕交易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损害了投资者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的权利。典型案例如桂林集琦、浙江震元等。

3．隐瞒事实或披露不充分上市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抱着能不披露就不披露，能少披露就少披露，实在不行才不得不披露的态度，故意对一些重要事项隐瞒不报或披露不充分，说明过于简单或笼统；对关键事项的披露不明确，含糊了事，缺乏透明度；披露的内容也与要求存在相当的差距，甚至达不到最低限度的要求，严重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典型案例如蓝阻股份、石劝业、活力28等。

事实上，上述问题并不只是在已查处的上市公司存在，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对此，笔者试从信息披露规范和监管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信息披露的茂范

证券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博弈的市场，所有参与者包括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介入无一不是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来。而证券市场的首要原则就是“公开，即信息的公开(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目的是保证每一个参与者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权利和同等的获取收益的机会。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充分的信息披露成为必要。通过信息披露来降低和消除信息不对称，促进证券市场的公平竞争，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是各国在发展证券市场时所一直致力追求的目标。披露与公司相关的一切重要信息，不仅是证券发行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证券发行者参与市场竞争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程度是与证券市场本身的发达和有效程度密切相关的。一个发达、高效的证券市场必然有一个健全、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我国上市公司现行信息披露规范体系主要由首次发行信息披露和持续性信息披露组成。首次发行信息披露主要指公司首次申请发行证券时相关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的载体主要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持续性信息披露是指公司上市后所进行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在先后颁布的《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等法律法规中都对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程序等作了具体要求，基本形成规范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

但从实践来看，现行信息披露体系还没有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形成有效制约，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一是滞后性。从法规层面上看，《实施细则》中规定：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结束后6o日内编制完成中期报告，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120日内编制完成年度报告。这么长的时间间隔，无法形成公司经营业绩的连续性动态信息，且不论所披露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何，这种滞后性对于理性投资者来说已经丧失了时效性，不仅使投资者难以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作出准确预期，同时也给上市公司留下足够的修改、粉饰财务报告甚至对财务报告大动“整容”手术的时间，为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创造良机。其二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太强。从技术层面上看，由于公司所提供信息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相当强，再加上各使用者受教育程度和理解能力不同，现行的披露制度还难以在技术层面上将其转化为一种真正的大众化的信息，有的使用者甚至很难从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这使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故意使用一些晦涩难懂或模糊不清、模凌两可的字眼，使信息使用者看后难以理解，不知所云。此外，现行信息披露体系在一些重大事项的规定上、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上、披露责任上等都存在不够明确和完整的问题，都给上市公司可乘之机，为其违规行为制造种种借口，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信息披露规范只是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还不能对投资者形成实质性的保护，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往往是市场竞争中弱势方的一厢情愿，只有当上市公司不披露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得不偿失的时候才会如实披露。况且，上市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对外披露的信息往往带有特定的目的或为迎合某些特殊用户的需求，满足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没有错，我们不能限制上市公司的这种行为，但是对追求的手段和过程必须加以约束和限制。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屡禁不止，此伏彼起，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上市公司的逐利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只能来自制度。因此在上市公司普遍缺乏自律的背景下，为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建立一套合理而有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信息披露的监管

证券监管主要是指政府部门或公众组织为了消除因市场机制失灵而带来的证券产品价格的扭曲以及由此组成部分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对证券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所进行的监督和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证券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徐经长：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研究，第42页)。由于证券市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信息市场，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是衡量证券市场有效性与否的标志，证券市场的失灵也主要表现为信息失灵。因此，历来的证券监管都把信息监督作为核心内容，通过有效监管提高信息的充分性、准确性和对称性，保证市场的公开透明。

我国现行证券监管制度对与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从产生到最终向市场公布的整个过程可谓处处防范，层层监管。在ipo阶段，证监会拥有最终审核权；在持续披露阶段，证交所处于监管的第一线，注册会计师则扮演着“经济警察”的角色，担当着鉴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合法性、公允性、一贯性的重任。但从实际的监管效果来看实在是差强人意。而现行会计准则的不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弊端、会计师事务所的非诚信审计都使监管举步维艰。

目前表现在信息披露监管上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发现不及时。很多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就有疯狂造假行为，上市后更是变本加厉，但从证监会到证交所都没能及时发现问题。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在证券市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使投资者遭受巨大的损失。其次是处理不及时。监管部门动作缓慢，对于已经发现的问题也未能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很多重大事件至今仍悬而未决。对于当初蒙混过关、欺诈上市的公司发现后却承认既成事实，并没有公开的处罚；对于按《证券法》规定早已丧失上市条件的公司长期不能退市，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进一步恶化了这些违规行为给证券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再次是惩罚过轻，难以形成惩前毖后的威慑作用。法律责任缺位、违规成本低是上市公司敢于造假的原因之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者的处罚主要是警告、罚款和撤换主要管理人员，并无其它实质性的惩罚措施。至于其它参与造假者，如有关政府部门，在现有的法律中还找不到明确的条文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对违规中介机构的处罚也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罚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规者造假的积极性。监管的目标就是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也没有相应的民事诉讼和民事赔偿机制，投资者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利益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所谓保护投资者利益目前还只是个口号而已，并无多少实际内容。

针对上述信息披露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从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做起。修订《证券法》中已不适应市场发展的条款；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尽快与国际接轨，引入民事诉讼和民事赔偿机制，强化民事赔偿制度等。但是我们也必须现实地看到，仅有法律法规是不够的，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更重要，否则，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是形同虚设。其次是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严惩三管齐下，加大处罚力度，维护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证监会是信息披露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在法律上确立证监会最高监管机构的地位，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只有在违规者头上高悬监管的利剑、真正触及其经济利益才能使造假者不敢再造假，使想造假者望而却步。此外，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也同样重要。市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营造良好监管环境的责任。事实上，公司本身是没有能力单独完成全部造假工作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甚至包括政府部门和有关审批机构，监管者竟然成了造假的参与者。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监管如抽丝剥茧般艰难。只有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勤勉尽责地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才能使违规者在市场中无容身之地，才能维持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监管环境。

第7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信息披露；证券市场；监管

一、美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完整的法律制度被确立和完善发生在美国。我对其制度的优势做了以下几点归纳：

(一)对证券分析师和中小投资者一视同仁的制度

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在2000年8月通过新的规定，从2000年10月23日起，美国上市公司公开财务信息时，对证券分析师和中小投资者一视同仁。这样，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向大众公布信息之前进行“先行沟通”这样的情况就得到有效的杜绝，中小投资者们将和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同时获得向管的财务信息。

(二)美国的虚假预测制度

1978年，美国的SEC专门制定颁布了《揭示预测经营业绩的指南》和《保护预测安全港规则》等相关规定，鼓励发行人在注册文件中和在定期提交的材料中使用预测性信息。1979年，美国SEC采用了《1933年证券交易法》项下175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之Rule3b-6的内容，从而确立了安全港制度。199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995年私人证券苏颂改革法》(简称PSLRA)，采用了判例法上的“预先警示学说”，对安全港制度进行了修改，以期减轻预测性信息披露者的潜在诉讼风险，减少了无理由的诉讼。为保证PSLRA的顺利实施，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998年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简称SLUSA)，进一步完善了对善意地做出合理预测信息披露的发行人的保护。另外，美国职业会计师协会也陆续颁布了《财务预测编制制度指南》、《财务预测揭示与说明――立场声明75-4》、《财务预测可行性研究报告》、《财务预测会计准则》和《预测财务报表指南》等指导性文件。

(三)强制性电子化申报制度

美国证券市场从1996年5月开始实施全国上市公司强制性电子化信息申报制度(简称EDGAR)，该系统能使上市公司通过电子通道在30分钟内将信息迅速报告交易所，由交易所通过信息传输系统传送个给信息公司，迅速进行信息披露。这样一来，上市公司信息公布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能使信息传播得更加及时。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在安然、世通、施乐等公司重大财务丑闻爆发后，2002年7月30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2002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直接以投资者利益保护和提高公司透明度为根本立法思想。在该法案中强化了表外交易的信息披露，强化了对关联交易的披露和强化了高级管理人员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

二、我国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美国证券市场相比，我们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就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信息披露不及时

信息披露不及时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在我国，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上市公司在信息正式披露出来之前，信息早就被某些人所利用，股价中也早已反映出了该信息，这就使得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被过时了的信息所蒙蔽。

(二)信息披露不充分

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在IPO和日常信息披露时，为了能更好的募集资金和提升、维持股价，常常在披露了一部分信息时，还隐瞒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利空消息。因此，投资者会被上市公司片面的信息所蒙蔽，进而对上市公司产生错误的判断。

(三)信息披露不对称

这里说的信息披露不对称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筹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成。投资者为了更好地筹集资金，往往会隐瞒不利的消息，突出有利的消息。二是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披露不对称。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成。

(四)信息披露不真实

在我国，信息披露不真实既表现在定期披露的会计信息不真实上，也表现在上市公司不定期披露的公司的重大变故和决策信息的不真实。在我国，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往往会通过修改会计数据和利用会计手段隐藏真实的财务状况来修改会计信息。

而披露不真实的公司决策等信息，则是为了在短时期内抬升企业的股价。最好的例子就是发生在2007年，被称为“牛市内幕交易第一案”的杭萧钢构案件。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杭萧钢构(600477)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在2007年2月公告称拿到一份中国国际基金公司在安哥拉的工程合同，价值约合人民币344亿元。在该则消息真是披露前后，杭萧钢构的股价猛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拉十个涨停!4月5日，因涉嫌股票内幕交易，杭萧钢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5月初，3名犯罪嫌疑人杭萧钢构证券事务代表罗高峰、王向东、陈玉兴被公安机关逮捕。事实上，杭萧钢构的案例，不仅体现出其信息披露不真实，同时，它也反映出前面提到的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充分和不对称的问题，时我国证券市场中反映信息披露问题的典型案例。

三、造成信息披露问题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这么严重的信息披露上的问题的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缺乏行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

我认为，制度决定结果，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出现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与美国的信息披露制度相比较，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存在以下的不足：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从申请披露到正式公布中间有比较繁琐的环节，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会导致信息披露的滞后性。正式因为缺乏快速高效的信息披露体系，才使得中小投资者在很多时候接收到的信息已是明日黄花。

第二，目前我国的证券法虽然对预测性信息的范围作了规定，证监会颁布的《招股说明书》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我们缺乏“虚假预测之民事责任机制”。也就是说，对于预测性信息的披露，我们只有靠证监会的行政力量来维持，而缺乏法律上的保证。此外，相应的处罚规测不明确，也导致了对预测性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在实际操作时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监管手段不够有力

1.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

从立法到执法，美国证券市场始终贯穿这样一个原则：对违法行为决不姑息!严格的执法是市场有序稳定运作的保证，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1)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权力

在美国，证券立法赋予了证监会非常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对违规行为的调查权、签发禁令与采取附带补救措施权、民事罚款权、决定和命令、停止违法行为令、禁止加入公司令、对经纪人或交易商、投资公司或投资顾问的行政权、谴责权、制定规则权、接受注册和行政诉讼权等权利。可以看出，美国证监会的这些权力是投资者利益的保障，能有效地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2)美国的司法监管

美国司法监管执行力度很大。司法强有力的执行是严肃切实执行法律法规、保障投资者利益的最有力的手段。在美国有一些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证券集体诉讼，这一方式有效的降低了单个投资者的诉讼成本，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上市公司利用投资者因为诉讼成本高而放弃上诉的权利，而在现实操作中常常有违规的行为。

(3)美国证券市场的分级分层监管体系

所谓分级分层监管就是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整个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具有法定的最高监管权，同时，各个州也设有自己的监管机构，在各自辖区内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在其之下还有很多“自律组织”，这些自律组织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证券交易协会、各个清算公司等，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证券市场的交易并监督其中成员的活动。最后，是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证券中介机构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这样的三层就构成了美国证券市场分级监管的“金字塔”形。这样的监管体系的好处就是职责分明，范围明确，不会出现大大小小一把抓的情况，更便于监管。

2.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不足

(1)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我国证券市场的最高监管机构应该是证监会，但是证监会在我国却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它是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事业单位。这样一来证监会就没有办法独立进行监管与决策，它或多或少会受到国务院的影响。

(2)惩戒力度不够

在2005年，我们的《证券法》做了一些修订，在规范监管制度，严防风险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完善。但这主要体现在“加入市场准入管理”，从源头控制风险上，对于已上市的公司的违规操作的惩戒措施虽有所加强，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这些惩戒的措施并不能很好的起到作用。

举个例子来说明我国的证券市场中，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被称为“中国股事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案。该案件的几个重要的当事人在1998年到2001年间，通过委托理财、披露虚假信息等手段在短时间内募集到了大量资金并操纵了“中科创业”的股价。

2003年4月，中科创业案宣判，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罚金人民币2300万元；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分别判处丁福根、董沛霖、何宁一、李芸、边军勇、庞博等6名被告人4年至2年零2个月有期徒刑，并对丁福根、边军勇、庞博分别判处罚金50万元至10万元。事后发现，由于羁押期折抵刑期的缘故，大多数罪犯已在2003年底前刑满释放。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答案要案，对社会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这样的量刑和行刑是过轻了。我觉得这样轻的判刑非但不能达到惩戒犯罪者和警示社会公众的作用，反而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这不仅会使犯罪企业和个人存有侥幸心理，同时还会伤害投资者的信心。

四、解决信息披露问题的方法

(一)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为上市公司提供一个很好标准，而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往往没办法提前设想得面面俱到，再加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市公司总是在研究政府制定的制度，并千方百计地想出对策来规避或变相规避有关的规定。因此，我们的制度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时刻起到规范信息披露行为的作用。

(二)规范和完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

对于相应的法律法规，在这几年中我们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但是由于在证券市场上非法操作很多时候能带来巨大的利润，所以在这样大的好处面前，对一些人来说法律依然没能起到预警的作用。

(三)提高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前面提到，我国的证监会隶属于国务院，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证监会的权力。所以，对照美国证监会的做法，我们首要要做的应当是提高证监会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让证监会独立大胆的行使监管权力。

(四)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于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应当加大打击的力度，严惩不怠。这样才能杜绝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或心存侥幸对投资者进行欺瞒。同时，这也是严肃法律法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李斌.浅析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与开放，2007年第五期.

[2]王雪梅，曾蕾，鞠巍.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中美比较及启示.

[3]王晓凤，徐莉.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经验及借鉴.商业时代，2006年第22期.

[4]张承惠，张元.美国对不同层级证券市场的监管.2003年3月.

[5]吴静.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集团经济研究，2007・1中旬月刊.

[6]万迈.浅谈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问题及对策.浙江统计，2006年第2期

[7]段鑫鹤.浅析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制度.会计之友，2006年第1期下半月.

第8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证券法理论中，对于证券经纪人与证券投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历来有说、居间说与行纪说之争。但是按照我国目前证券法规关于证券（包括B 股）交易与证券过户交割的规定，证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仅仅为单纯的委托关系。这就是说，证券投资人只能以本人的名义（并且是实名制）开设证券帐户，以本人的名义委托证券经纪人买卖证券，以本人的名义委托证券经纪人进行资金清算与证券过户交割，其法律后果均由本人承担。而按照英美国家和许多已经建立信托法制国家的法律和市场规则，证券经纪人与证券投资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要远为复杂。在这些国家，证券投资人可以以本人的名义委托经纪人买卖证券，也可以依据信托法要求证券经纪人以其名义信托买卖证券并持有证券（俗称"街名"制度）。在此条件下，证券经纪人依法拥有买入证券"法律上所有权"，而证券投资人则对其仅拥有受益请求权或"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并且该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人根据"混合资金"请求权规则．其权利只有优于证券经纪人之，所有权"的效力。

    值得说明的是，在我国原有的法制条件下，由于境外证券经纪人是通过我国的证券经营机构间接进入B股市场的（即所谓"特别交易会员"），其地位实际上相当于代表境外投资者买卖证券的综合投资人，故上述法律差异并未呈现出我国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境外证券经纪人直接进入我国B 股市民成为一般交易会员的情况下，上述中外法律差异将导致矛盾的外部化；这就是说，在同一境外证券经纪人以其名义持有某一B 股的外观下，实际可包含着不同的被投资人或不同的信托受益投资人实质待有该B 股的现实；由此还将引起法律适用的矛盾和冲突。除去资金结算与外汇管制方面的制度问题外，这些法律矛盾和冲突主要包括：我国关于证券过户交割的法律规则应当如何对兼含委托内容和信托内容的境外证券经纪关系进行适用？我国证券交易中关于持股超过5％的投资者负有公告义务的"权益披露规则"如何适用？关于证券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持股达到5% 后再继续增持或减持一定比例时须停顿并披露其行为的"慢走规则"如何适用？关于证券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持股达到30%时负有的"强制收购义务规则"如何适用？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B股市场的正常

    交易过程难以合理持续，而且证券监管部门对于B股交易行为的正常监管和证券法基本规则的实现也将成为具文。

    

    二、关于证券交易过户规则的强制性

    

    在记名证券交易过程中，买卖证券的过户登记（俗称交割）是权利移转必不可免的重要环节和法定要件。在境外证券经纪人直接进入B股市场的条件下，该证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固然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是该合同约定必然要受到我国法律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由于该证券交易所涉及的证券财产位于我国，该证券交易中所涉及的过户登记行为发生于我国，按照各国所普遍接受的"物之所在地法冲突原则"和"证券登记地法冲突原则"，B股证券交易过户行为和相关法律事项必然应适用我国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的证券法规，任何证券经营机构在成为证券交易机构的交易会员时，不仅须与证券交易所签署必要的合同性文件，接受规定的资金结算规则与会员规则，而且须与证券登记公司签署必要的合同文件，接受法律规定的过户登记规则，信息披露规则和其他交易规则之约束。不难理解，境外证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交易市场所在国基本法律的基础上的，只有在接受我国证券交易法制管制的前提下，境外证券经纪人才可能顺利有效地完成其交易帐户中的证券交割与资金结算，而加强并完善我国证券登记机构与交易会员间的合同法制是保障我国证券交易市场健康运行，解决B 股交易中境内外法律矛盾的基础与前提。

    应当说明的是，我国证券交易中过户登记规则和相关规则的强制性并不影响境外证券经纪人与境外的证券投资人形成次一级的合同关系或信托关系。根据我国与多数国家的冲突规则，此类关系的法律适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通常以该类法律行为的设立地法、履行地法或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法为准据法。这就是说，在B 股交易适用我国过户登记规则和相关规则的基础上，对于境外证券经纪人与境外投资人之间的单纯合同纠纷或情托纠纷，我国法律通常是没有适用力的，我国法院对其通常也没有管辖权，这正是B 股交易过户法律通用与境外B 股经纪合同关系法律适用存在差异。冲突的根源，它客观上要求我国的B 股交易登记规则必须依据现行法律对此种差异加以衔接协调。

    

    三、关于信托法在我国证券交易登记中的运用

    

    在我国原有的证券交易登记制度中，并未考虑到信托法适用问题，这一法制被置于证券交易规则领域之外，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我国的证券投资人（包括B 股投资人）只能以本人的名义委托经纪人买卖证券，证券交易的结果是将买入证券登记在本人的证券帐户，完全不存在以证券经纪人名义买卖证券而利益归于投资人的问题。此种单纯委托关系从形式上看似乎有利于维护证券交易实名制和对证券交易的监管，但由于我国对证券交易的开户行为实际上并未严格禁止""，同一投资入以成百上千人的名义""持股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得证券交易实名制和证券交易监管形同虚设。相反，境外证券经纪人在以间接会员身份进入我国B股市场的情况下，通常仅公示以其自身一人的名义买卖证券，而将其信托关系留待其本国法调整，由此形成某一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可能以信托方式代表着众多的"衡平法上"的B 股实质持有人，但在我国法律形式下和我国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帐下，其全部持股人仅为该境外证券经营机构一人，而且其持股往往超越我国证券法规规定的5%的权益披露限制之状况。

    笔者认为，为解决我国信托法与我国现行证券登记规则之间的不协调，避免因境外证券经纪人成为B 股市场一般交易会员而产生的中外法律矛盾，明确B 股股票的真实持有人，保障我国B 股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现行证券交易法制有必要进行以下完善。

    首先，现有法规应当在原有证券登记实名帐户的基础上，增加引进证券交易信托帐户。根据我国已颁布实施的《信托法》，境外证券经纪人依法应当可以从事"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买卖或者持有B股的行为。为了实现我国《信托法》上规定的权利，并明确区分境外证券经纪人他人持有B股证券、以自营身份持有B 股证券以及"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B 股证券这三类行为的性质和界线，应当在我国《信托法》和证券法规可以接受与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为境外证券经营机构提供单纯的交易帐户登记条件和信托交易帐户登记条件，并要求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的每一项证券交易行为均应明确其具体的交易帐产；凡境外证券经营机构未履行分类登记程序或者未履行分帐户交易程序的，我国法律应当推定其B 股买卖是以自己的名义。并且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的自营交易行为。

    其次，现行证券法规应当依据《信托法》的规定，完善旨在明确证券经纪人责任的信托登记规则及相应的公认义务规则，按照我国《信托法》的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而根据民法学原理，记名证券的权利变动在我同显然应当遵循登记要件主义之一般规则。笔者认为，民法上的物权变动规则是其他交易规则的基础，境外证券经纪人在我国从事证券经纪交易当然应遵循证券登记地的一般规则，并且应当对于维护该一般规则的实现负有报请备案义务、真实披露义务、接受监管义务、经纪担保义务等，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对于依法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信托，如当事人未予办理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本文认为该"不生效力"意指不发生中国法上的效力，但它并不影响境外当事人依据信托证书和信托产生地法解决相关的证券上利益纠纷。

    最后，现行证券法规还应当完善和健全旨在保障证券信托帐户真实性与持续性的备案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查询制度、责任制裁制度、证券经纪人"固有资产"与信托财产区别的制度等等，以确保我国信托法规则融入证券交易法制后，证券交易过程的健康正常运行。

    

    四、关于权益披露规则、慢走规则与强制收购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证券交易法规完成了上述修改完善后，境外证券经纪人直接进入我国B 股市场，成为一般交易会员的法律矛盾可以大体上得到解决，由其经纪行为所形成的证券交易实际上分解为三部分；（一）境外证券经纪人以境外投资者的证券帐户其进行的B 股买卖，此类经纪行为与我国证券经纪人目前从事的单纯行为没有本质差别；（二）境外证券经纪人以自己的名义和自有资金自行从事的B 股买卖，此类行为与我国证券经营机构目前从事的自营行为没有本质差别；（三）境外证券经纪人以境外投资者的信托帐户名义并为其利益进行的B 股买卖行为，此类情形历来占境外经纪人业务的绝大多数，对此类行为的规范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应当说，上述法律修改与完善将为不同类型的B 股投资者行为提供基本法律形式，使公示的投资者的持股结构更加趋近于事实，这对子完善和健全我国的证券投资法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在我国B 股交易法制得到上述完善后，对于我国证券法规中的"益披露规则"、"慢走规则"和"强制收购规则"应当加以重新认识。

    一方面，此类规则中所称的持有某一上市公司之股份交易达到其已发行的股份的一定比例时应当受到增持或减持限制的"投资者"，既应当包括拥有一般证券帐户的投资者，也应当包括拥有证券信托帐户中利益的信托受益人；这就是说，证券法规不应当仅根据一般证券帐户下的名义持股人来确定其真实投资者，而应当考虑到在该名义持股帐户下实际包含的经过登记披露的被的投资人、信托受益的投资人等因素；而证券法上的上述限制规则本质上应当针对每一个真实的投资者。

第9篇：证券市场的问题范文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