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发展史精选(九篇)

第1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在而不属于”的生命状态

回到 1980年代的文坛，“现代派”“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等蔚为大观，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底色的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小说观念和技巧不断翻新，作家们 “各领三五天”，“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 ”。而“十七年”包括“”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却遭遇困境。在这样的时刻，路遥不打算回到过去，也没有狂热地膜拜西方，他清醒地走自己的路，紧紧抓住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用现实主义方法为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注入新的历史意识。路遥对那个时代是熟悉的，亲身经历改革浪潮，与当时许多小说“回到历史”的路向不同，路遥就是要为那个时代大胆地做一个注脚。他如此真切地描写时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如此急切地赋予那个时代新的历史意识 [1]，这难道不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吗？如此近的距离怎么能看清楚那个时代？

带着这些疑问进入《平凡的世界》，我们看看小说提供了什么：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集体化道路与包产到户，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新时代与旧意识的不相容这是路遥包括其他作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思考分析，但仅仅靠这些并不足以让作品走得更远。路遥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道路折射时代的难题和困境，从而表达了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生命状态，这恰恰也是《平凡的世界》所凝聚的核心历史意识：变革时代需要超越，从生活和逻辑上超越一切固有的状态，向更高更好的生活迈进。

孙少安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和父亲一起在黄土地上流血流汗。他为了弟弟初中毕业就放弃上学，为了不让润叶吃苦与她断绝情感，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 ”、只知埋头苦干的农民。他对国家的农村政策总是异常敏感，甚至敢于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突破条条框框，发展生产。朴素的生存之道使孙少安把追求好日子摆在一切政治束缚之上。他总是想改变家里烂包光景，干一番事业让人对农民也刮目相看。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而又头脑灵活的农民一旦遇到合适的社会条件，必然会大展拳脚。果然，农村环境一变，他就抓住时机办起了砖厂，虽经波折却发展壮大，成为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家。路遥也写到了孙少安富裕之后的头脑发热，但他在亲人的帮助之下猛然醒悟，最终决定用赚来的钱为村里重修学校，这已经超越了普通农民发家致富之后的自私膨胀心理。

小说重点刻画的孙少平几乎就是哥哥孙少安的“升级版”。他关心和注视双水村之外更大的世界，不甘心高中毕业回村种地，和田晓霞一样认同冒险和闯荡的精神。他是中国第一代进城揽活的农民工，从双水村到城郊落户再到成为大牙湾煤矿工人，孙少平逐渐脱离了农村生活，一步步走向自己选择的道路。他通过读书看报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和文化水平，产生能容纳苦难的宽阔胸怀，更具备了独立思考和觉悟人生的能力。比起哥哥他更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更相信自己的奋斗之路，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更加深刻。在许多人眼中，孙少平是“不一样的人 ”，身上有完全不同于农民的特征和气质。

无论是借助于阅读还是朴素的生存需求，孙少安和孙少平都不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身上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充满了改变现状的抱负和能量。这种能量异常充沛地体现在小说中，形成了人物特有的男子汉气概。他们不惧怕现实困厄，勇于打破常规，做出普通庄稼汉难以想象的事情。这背后的动力来自于对贫穷的惯性生活和僵化的思维意识的超越，而处于变动期的社会恰恰就需要变革的勇气和力量，打破既有的陈规，在社会和人生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开拓新的道路。路遥把兄弟二人的命运放到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在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精神领域发现社会问题和时代症结，从而展开了对变革时代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在而不属于”既是小说人物的生命状态，也是路遥重新界定历史的方式，这是一个具有身份焦虑、贫穷、社会阶层固化等时代难题困扰的平凡世界，无论用何种方式回答这些难题，是否能够解决问题，人都必须具有一种向上跃进的生命曲线，必须有“不属于”的气质和精神，从而不断超越既有的生活和逻辑。在超越性这个意义上，路遥建构的小说世界和人物生命状态是同构的，“在而不属于”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意识到现实是一个需要改变和超越的世界。

以这种超越性的历史意识映照现实并指向未来，路遥的创作保留了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乌托邦性，但他并非要去建构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把“不属于”紧紧立足于“在”之上，从细致描绘和真诚书写现实的过程中赋予作品某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因而我们才会读到黄土高原一年四季的风景变幻，才会感受到西北农村人情世事的复杂多变，才会体验到变革时代的城乡气息。 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逐渐减弱和放弃了超越性的历史意识，要么回到深宫大院玩“历史循环”的游戏，要么接受某种理念欢呼“历史的终结”，人物已经失去了改变一切的能量和气质，回到自我的凡俗生活，吃喝拉撒，活着就是一切。路遥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地讲述黄土高原窑洞中农民奋斗的故事。他的“讲述”饱含着深情和理解，他清楚地意识到如何利用既有的文学资源打动读者的心，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成功了。

叙述的伦理关怀

阅读《平凡的世界》，总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时代的思考和看法，同时更能体会到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理解和关心。除了以人物的奋斗来表现超越旧生活和旧体制，小说表现历史意识的冲动还体现在叙述方面。

路遥在小说中使用了多人称叙述，以此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但最有特色的是不断突显叙述者的声音。我们分明感到这个叙述者不断代替作者发声，发表各种看法，对人物进行揣摩和分析。叙述者的声音在小说中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叙述者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叙述者及时出现在人物面临选择和痛苦的瞬间，指出人物行为的依据和复杂情绪体验，比如孙少平，叙述者尤其注重他的心理成熟过程，特别是每一次读书之后的人生体悟。在读了田晓霞推荐的杰克 ・伦敦的《热爱生命》之后，叙述人分析道： “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 ”[2]叙述者不仅阐释人物的心理动因，而且对一些留在旧时代难以转身的人物也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同情。比如田福堂和孙玉亭，叙述者一方面指出他们的很多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难以接受农村改革后双水村的巨大变化，另一方请读者给予他们同情和谅解，允许他们用时间来转变思想。

第二种是叙述者对社会人生的理性认识。叙述者描述国际国内的重大新闻事件，细腻描绘人物生活的城市和农村背景，直接站在一定的高度评价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抒发复杂而又丰富的情感。比如“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 [3]。

第三种是叙述者对各种文学作品的评价和呼应。叙述者通过主人公的阅读对涉及的文学资源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有时比较隐蔽，往往通过人物之口进行。从小说涉及的文学资源来看，苏俄文学和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显然是备受推崇的文学资源。在小说第二部，田福军与老作家黑白有一段对话谈及《太阳正当头》，这是黑白描写合作化运动和的长篇小说。田福军指出小说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了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同时也安慰黑白他的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不会丧失价值，今后的读者仍然会读这本书，不会怀疑作家真诚的态度。叙述者借助田福军之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利弊进行评价，相信只要小说真诚地描写生活本身就永远不会失去价值，这显然也是路遥创作的自况。无论是作为文学导师的柳青还是“”时期的小说作品，路遥都将其作为重要的资源继承下来。熟悉这些作品的读者都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用新的理念和理想描绘现实生活，而路遥赋予时代历史意识的努力也与此密切相关。

叙述者声音的不断出现表明路遥强烈的介入意识，他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希望借助叙述者展开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与人物进行对话和交流，理解他们的处境，同情他们的艰难困苦，进而与读者进行潜在的交流和碰撞，传达强烈的历史意识。路遥如此急切地想告诉读者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要把那种突破和超越既定生活和思维的冲动灌注到字里行间，他不得不需要一个时常跳出来的叙述者。

作为阅读者，我们对这个经常“发声”的叙述者有何感受呢？有人批评路遥的这种叙述方式，认为叙述者不应该老是代替作者发言，打断叙事进程，甚至影响读者的思考和判断，冷静客观的叙述最好。一种叙述方式并不能孤立地判断好坏，必须结合文本实践分析优劣。路遥选取的叙述方式既是要体现对人物命运的关心，又是要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怀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地表达那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为时代症结呼喊的责任，才能抒发路遥热烈拥抱现实的激情。与上世纪 80年代出现的“零度叙事”相比，路遥坚持主体性的介入和抒情，他要充分表达出变革时期旧的体制和生活压得人透不过气，敏锐捕捉生活所具有的新生机新活力，以新的历史意识重新组织文本的世界，用巨大的伦理热情激励读者的思想意识，从而体味和认同作者赋予时代的新历史意识。

《平凡的世界》结尾有一段关于孙少平受伤以后留下的伤疤的描写：

他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起来― ―部分地遮掩了脸上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地使他具有了别一种男子汉的魅力― ―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 [4]

孙少平前一秒钟还不敢正视这道不幸的伤疤，但随即就坦然接受并把生活的苦难和不幸转化为一种魅力，在伤疤中我们隐约看到上世纪 80年代的硬汉形象。此时对于孙家兄弟来说，最重要的女性人物――秀莲和晓霞――都已经走向死亡。生活在他们身上还在刻下重重的伤痕。路遥是清醒的，他没有把强烈变革和突破的历史意识导引向廉价的大团圆结局，而是让众多具有帮助者功能的女性形象遭遇不测。纵使人生的事业和轨迹都在向上走，但是依然有着难以言说的隐忧和痛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遥建构的平凡世界是一种混合了变革希望和苦难困厄的世界，这一点使小说保留了相当的复杂性和探索性。这道伤疤既隐喻了变革的艰难和重负，也隐喻了超越性历史意识的色彩和光芒，因而它具有别样的魅力和气质。这种历史的冲动和意识包含了主体对于时代的理解和体悟，包含了突破限制和不断前行的力量，它其实是指向未来的一种意识，但又深深植根于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不管它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否会带来伤痕，但那种要改变不合理秩序的愿望和为美好生活奋斗的精神具有无限的魅力和美感，它恰恰是路遥以新的历史意识为那个时代嵌入的“伤疤”，那里有种种不合理和苦难的根源，也有新的生机和活力，但需要他和笔下的人物一起呼唤读者激活这种历史意识，产生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并付诸行动。

今天的世界被肆虐的资本同质化，青年人面临社会的固化和压抑，那种改变的冲动和欲望招唤着路遥，也招唤着《平凡的世界》。很多文学作品已经放弃了书写那种超越性的历史意识，放弃了批判现实的锋芒和突破现实的奋斗，它们耽溺于炫富、小资和欲望的游戏，自然而然地接受资本逻辑的驯化，丧失了寻找差异化生活道路的追求。 80年代的文学遗产清单中应该有路遥的位置，因为他使我们还保留超越性的历史意识，还能看到文学激活现实的力量。

注释：

[1] （德）约恩 ・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3.吕森将历史意识定义为：将时间经验意识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活动的总和，并认为历史意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表达出主体对于生活的导向和某种认同，历史意识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叙事表现出来。

第2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平遥 申遗 博物馆设计方案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4）09―0071―02

一 平遥古城文化背景

（一）古城发展现状

平遥古城完整地体现了17世纪～19世纪的历史原貌，为明清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其古建筑及文物古迹，在数量和品位上均属国内罕见，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变迁、城市建筑、人类居住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这座威严的砖石城池，数百年来在军事防御和防洪挡险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城内规划、建筑形态、民间艺术等保留原有的明代形制，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修缮城池，开发景点，旅游业蒸蒸日上，知名度响彻全球，古城综合实力和城民文化素质同步提高。

（二）平遥古城特色分析

平遥古城特色元素可总结归纳为四字：城、商、艺、宅。

封闭的城池，以市楼为中心，有四条大街、八条小街及七十二条小巷经纬交织在一起，它们功能分明，布局井井有条。城内古居民宅是清一色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轴线明确，左右对称，特别是砖砌窑洞式的民宅更是具有很浓的乡土气息。城池内还建有一些大小庙宇，老式铺面亦是鳞次栉比。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明、清时期市井繁华的风貌。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地。这里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古县城的繁荣创造了平遥百年不变的独特民风、民俗。平遥古书、秧歌、旱船、背棍、民间吹打、锣鼓、杂耍，加上民间剪纸、窗花、推光漆、平遥牛肉、碗秃等本地特产、物品、食品，组成了民间风俗文化的多样性。

这四大特色作为申遗博物馆展厅的四大主题。

二 设计概述

（一）功能定位及建设意义

平遥申遗博物馆，定位为以“申遗”为标题，综合展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峥嵘历史、科教艺术成就的现代博物馆，整合作为平遥县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作为平遥“申遗”文化的传承者、垦拓者、引导者，博物馆本着社会效益和群众需求为重的原则，着力打造成真正的“文艺展示的殿堂，学生学习的课堂，民众休闲的乐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平遥的社会文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建筑设计构思

基地位于古城迎薰门广场旅游链条的末端，处于古城区与新城区的交接处，建筑特征既要表现传统又要联系现代，建筑的个性要明显，但又不能过于张扬，需与周边的建筑环境相融合，并符合城市规划部门对城市空间的要求。明清建筑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借鉴于此，此博物馆方案融合广场环境，保留广场南部的仿古长廊，在紧挨长廊南部的基地展开设计，通过建筑与透空墙体的围合来限定庭院空间。

（三）方案设计构思

1 总体设计

博物馆主入口朝北，面对古城南门（迎薰门），为梳理流线和疏散人流，出口设于建筑西面，在建筑东面位置增设一处员工通道来避免流线交叉。主入口处理为通过牌坊、历史大台阶进入二层建筑展示空间。单体建筑连接处设置水系，水是中古文化的常见特征，自古国人从水意看审美追求，水是自然美的写真，乡土的淳朴美正是由水和与水有关的景物所构成的。引进湖水不仅与建筑氛围融为一体，使水景与其衬托的作品构成了整体上的阴柔风格，同时也作为消防水池体现其功能价值。

建筑墙取自城墙元素，垛口、堞楼、青砖，并运用城墙构造形态，外砖石内黄土，将元素整合取缔并延以创新，采用透空墙体，建筑屋顶取自古建屋顶形式，运用现代材料加原木柱、青砖、灰瓦等元素穿插，空间划分则打破传统古建对称格局，采用不规则趣味空间划分，围绕中心主体建筑展开，以及后续的装饰风格也将采用现代复古风格，而非古代纯粹风格，意在通过这两种形式表达此建筑承上启下的链接性关键角色。这是一座现代手法装饰建筑，但传达的是古色古香，不乏传统的意蕴美。建筑细部采用古典柱式及格栅门窗，利用这一古典的建筑片断来引起人们的怀旧情怀。其它部分多采用小块玻璃幕墙及简化的古代构件，既能满足建筑的现代化功能，又能与中式格调相协调。

2 功能分区

这是按功能分层的二层群体建筑，一层为科研后勤区及部分展厅，二层为展示游览区，主体建筑高两层，通过牌楼、大台阶进入二层主体大楼，进入主楼是挑高的中庭。一楼功能分区有：多功能厅、历史展厅、业务科研区、办公室、陈列设计制作中心、音箱资料制作中心、教育活动策划中心、广播室、文物鉴定修复中心、茶水间、卫生间、展品库、文物登记室、库房接待室、设备辅助用房、电梯楼梯间。由于一层大部分为公共空间，考虑展品库要方便运输及隐蔽的重要性，将其设在一层，通过独立电梯运送至二楼各个展厅，与辅助用房一起单独隔开；展厅分为历史馆和民俗馆，一楼展厅为历史馆，展示先辈为平遥申遗的艰辛历程，二楼展厅为民俗馆，展示古城民俗特色精华，分区有：“城、商、艺、宅”四个展厅，开架图书室、电子阅览及5D影响展示区、展卖区、工艺制作表演区、接待区、市民教室、卫生间、电梯楼梯间。开架图书室和电子阅览室是公共展示区，为市民提供交流学习的场所。

（三）空间艺术

纵观整个建筑平面，建筑主体朝向为南北方向，其余设施用房在一层平面展开，整体空间规整又错综，严正又迂回，打破传统建筑对称划一的形制，寓意古城博长悠远的历史文脉，从古城城市道路规划到民宅布局，无不流觞着古人低调鸿达的魄力，成就举世无双的壮举。畅游这片还原古城文脉的空间，感知浑然豪壮的点点滴滴。

步入通顶挑高的中庭，高大宽敞，顶部为古建藻井形制，嵌以小块玻璃，实现传统形式与现代材料的结合，玻璃顶使中庭室内采光充足，光影透过藻井形制与自然环境保持一定的信息交流，体现真正的贴近自然和回归自然，并通过空间层次感和绿化的生态调节功能进一步完善展示空间，从而打破封闭呆板的展示空间束缚，创造出享受自然享受美感，轻松愉悦的良好氛围。

展示空间特别要注意平面空间的组织应用和使用效率，展示空间的突出特点是公共化，在力争考虑最大效率地运用空间的同时还要考虑作为公共空间，要实现主空间和灰空间的穿插和谐，如休息区和空出的小景角落等。往往这些灰空间能体现出建筑的亲和力。因此此方案重视室内小憩一角的营造，如楼梯下的室内水景，建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连接廊的独景。这些角落令人们喜爱和留恋，大家会在此与自然会面、惬意交流、享受自主性、获得放松感，更能够衬托主体展示，升华建筑主题。

二层整体感觉恢弘大气，宽敞明朗，空间划分是有意的“无序”，采用这样的风格，一是节约空间，二是与方正的外墙形成对比。二层民俗馆展厅将分为四个主题――“城、商、艺、宅”进行内容展示，也将呈现不同主题的装饰特征。

一层东面空间为办公区和展品库，追求简洁整合，充分利用空间，同样的悬挑空间，与原结构正好围合成方形空间，并一依据此形划分房间，从墙体到朝向都与建筑主体一致。

（四）装饰风格

陈设艺术是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整体设计、烘托设计风格的装饰元素的总称。装饰艺术不仅体现着人的审美境界，文化修养还表现着地域文化和乡土风情，不可按个人的意志趋同统一，但要与之建筑环境、风格氛围相融合，打造高品位、有涵养、让人趋之向往的室内空间。

本方案装饰风格为新中式风格，定位于明代和清代的特色风情，着重体现传统审美意蕴，并与古城的明清风貌相呼相应。

由保留下来的广场长廊进入博物馆主入口处，主入口设牌坊引入，踏大台阶进入主体建筑院落之内，院落门口对称设两处凉亭，分别用于门卫和游客休息区，底部饰以砖雕，凉亭和大台阶互相陪衬，在院落入口处起着烘云托月，画龙点睛的作用。以大厅主体建筑为中心对称分布两座单体建筑，为展厅所用，其连接处做下沉式院落，方便一层采光。

进入院落直面院内主干道，铺青石转，直通大厅入口，作为建筑室外最大的活动场所，设休闲坐骑，并有绿化点缀。

建筑室内的装饰风格主要体现在色彩、空间的再划分、展柜展具、饰品等方面，元素有几点：花板、条案、屏风，隔窗、漏窗，色彩上选用“国色”，以中国红、琉璃黄、长城灰、玉脂白为主，运用多的有1方古砖、木作材料，营造祥和庄重的空间渗透力与感染力。展柜展具以紫檀木色为主，墙面色彩搭配以古城民宅的黑白灰基调或在此基调上以皇家宅院常用的红、黄、蓝、绿等作为局部点缀。

步入二层中庭，南边靠湖的外墙以墙的中点对称做一雕花漏窗，跨度8米，把室外景色引入室内，既保证中庭充足的采光又使人赏心悦目、韵味无穷，流露出典雅、雅致的东方情怀。楼梯处的靠墙施以灰棕色仿古砖拼贴壁画，楼梯台面做仿木大理石，扶手为木作。中庭中空顶部造型为藻井形制，嵌以条形玻璃，琉璃灯隐藏于造型框内，通过对灯光明度的控制实现不一样的体验感受。

一楼展厅为“历史馆”，展示平遥古城申遗记忆，展示内容分两部分――“承前”和“启后”。“承前”部分以时间脉络为轴线，分别展现从1990年为平遥申遗奔走工作到1997年申遗成功的历史，“启后”部分展示从1997年到2013年古城十五年的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文教和城建成就。展厅中不设集中大灯，筒灯的布置放线根据展柜位置而定，灯具造型为马灯形，泛微金黄色光芒，运用条案式展柜及博古架展示，不同区域运用花板和屏风划分。中国传统室内设计讲究“隔断”，这种隔断的目地不在于把空间切断，而是一个过渡，一个提醒，一个指示，常常是隔而不断，宛自天开，耐人寻味。

所以在室内隔墙上多处开漏窗、洞窗，并运用木雕、木制、藤制、竹制等环保展柜展架，偏爱材料的本色和自然纹理。一楼主厅与侧厅的连接处过道，在划分大空间中实行实墙与虚墙的结合使用，主厅为实墙，侧厅墙面开漏窗，为虚墙。

二楼展厅为“民俗馆”，有三个展厅，分“城、商、艺、宅”四个主题，主厅的正南为“艺”展区，从绘画艺术、民间艺术、美食艺术等方向展开，涉及宗教彩塑文化、平遥古书、秧歌、旱船、背棍、民间吹打、锣鼓、杂耍，加上民间剪纸、窗花、推光漆、平遥牛肉、碗秃等本地特产、物品、食品，组成了民间风俗文化的多样性。“城”和“宅”为主厅展示的两大主题，本身城市规划和民宅建设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将这个主题置于一起，从规划理念、民宅艺术及建筑细部装饰特色方向展示，此展厅设有LED情景展示区，还原和拆解城市原貌，让参观者一目了然，身临其境。西北面展厅为“商”主题展示区，“汇通天下”是日升昌票号的堂前牌匾，也是平遥商业票号业鼎盛时期的真实写照。平遥人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方法及经营模式，创造了中国金融商业史上的奇迹。

二楼通向“艺”展区的走廊靠湖的外墙上开一排雕花漏窗，在墙部踢脚线处施以细致木雕，装饰品陈设上致力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装饰形式中，使现代空间设计既富有传统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包括字画、匾幅、挂屏、盆景、古玩、瓷器等陈设摆件。为营造室内小景，在二楼过道、楼梯下、休息区域等处运用日式枯山水，达到贴近回归自然的效果，在休闲椅、多功能厅、市民教室、开放图书室的家具选择上，均为明清特色的架、几、桌、案，在艺术品陈设上兼顾平衡，利用造型、色彩和质感形成卓尔不群的文化氛围。

第3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大学生：在路遥逝世23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打磨出来的经典，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群。但路遥在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评论者指责路遥的创作方法“过于陈旧”。您可以谈谈当时的评论界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厚夫：在那个时期，文坛开始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试验，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流行、现实主义文学自卑的时期。许多作家唯恐自己不新锐，唯恐自己不赶时髦，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方向“突围”。许多作家强调创作的潜意识性、非理性，表现人的原始性，甚至到了不在形式上玩所谓的“花样”就不是好小说的地步。另外，许多作家也开始进行没有温度、没有同情的所谓“零度写作”与“新写实主义写作”，有意识地躲在象牙塔里，拒绝大众、忽视大众，在极度自我的空间里自我欣赏与自我陶醉。

大学生：那路遥又是怎么看待当时文坛开始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的试验呢？有人说路遥当年固守传统现实主义阵地，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主义，是这样吗？

厚夫：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路遥不仅懂，而且很懂，他曾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他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以及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创作的一些手法。路遥曾悲壮地告诉朋友：“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普通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他坚信，“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大学生：在遭受到不被看好的评价后，为什么路遥依然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呢？

厚夫：《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成后，勉强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小说发表后，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激愤地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事实上，路遥当时必须认真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问题：是认真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是像“书记官”那样真实地再现历史，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是尊重大众，还是故弄玄虚？

他最后的结论是：考察一种文学观点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们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有理由继续存在。“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少，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勿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

拥有这样深邃历史理性的路遥，他不会盲目跟风，而是决心继续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

大学生：您说路遥在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那之后的《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书出版后，书的出版条件、读者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厚夫：《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发表也不容乐观。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即使这样，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事实上，路遥坚持用中国式方法做出的这盘菜，赢得了大众的好评。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小半年的播出。小说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这部完整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奋斗者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的现实主义力作，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小说的广播听众达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居19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路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情感、奋斗与梦想。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他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作了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大学生：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厚夫老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积数十年之功撰写《路遥传》，您想向广大的读者朋友传递什么呢？

厚夫：我肯定是想通过这部传记，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让读者朋友们学习他的文学精神。

第4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城市规划 建设监测 遥感技术

一、引言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化率首超50%，标志着我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历史阶段。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城市规划建设负责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全面安排，直接影响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城镇化建设加快，城市系统的变化也愈趋复杂，城市规划和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在21世纪数字地球的时代，标准信息化是城市规划的必然，城市规划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基础数据获取，遥感技术获取数据宏观性、综合性、多源性和动态性周期性等特性，有助于更新城市基础地理信息，使其日益成为城市规划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技术支持，以适应现代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面对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许若干问题，遥感信息技术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监管提供了一种实时高效的技术手段，遥感数据也因此成为城市地理信息的重要数据源。

二、城乡规划遥感监管业务与技术流程

城乡规划动态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城乡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落实情况，主要技术流程是应用遥感技术，通过同一地区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提取城乡建设变化信息，将变化信息进行地物分类，与监管地区的城乡规划专题资料进行叠加对比分析，辅以外业核查，最后将城乡建设变化的空间位置和规划业务信息提交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为城乡规划的编制、实施、监督和修改提供决策依据。监管业务流程和相关技术流程如下（图1）：

图1 城乡规划监管业务流程和相关技术流程

三、遥感数据源选取及数据处理

遥感地观测技术作为城市扩展监测的主要手段，提供了丰富的城市扩展变化数据，该技术在城市扩展监测中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采用高分辨率、高光谱遥感数据，对光谱特征非常相似的城市地物和人工目标物加以区分和精细分类，以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变化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时效性。

（一）遥感数据源选取

陆地卫星空间分辨率最高已达到厘米级，电磁波段也由可见光、近红外波段扩展到热红外、微波波段，从二维观测发展到三维观测，从宏观的区域研究开始向复杂的城市区域研究。

遥感数据源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价格、空间分辨率、成像时间、波谱分辨率等因素。针对城市规划遥感监测任务，选择合适的遥感数据源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原则上主城区由于建筑物密度较大，地物目标类型多样，通常选用低于1m以下空间分辨率的影像，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可选用分辨率在2m左右的数据（见表1）。

为了提高城乡规划建设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结合卫星遥感影像的分辨率和性价比，用于城市规划动态监管性价比比较好的遥感影像数据源组合是：主城区采用高分辨率的IKONOS、QuickBird、GeoEye-1和WorldView2数据，城乡结合部或者规划区范围采用SPOTS数据。

（二）数据处理及信息提取

获取了遥感卫星影像后，首先利用地形图数据对影像进行几何纠正，使得遥感影像的投影方式与地形图、规划图一致，为变化信息提取与分析创造条件；通过配准步骤，使规划所描述的城市功能分区与地理坐标相关联，实现与纠正后的遥感影像数据在同一参考基准下的比对。将配准之后的同一地区的多景影像进行镶嵌工作.使之成为一幅反映被监管区域全貌的完整影像。镶嵌处理之后进行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数据的融合，为后续的变化信息提取做准备。

在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城市规划监管工作中，最核心的图像处理步骤即为遥感图像信息提取与挖掘。通过对城市规划监管业务和技术需求分析，结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职能和重点工作的要求以及当地实际，确定重点监测目标，例如城市道路、城市绿地、城市水系、城市用地和历史文化名城等。通常监测目标在遥感影像上具有一下几个特征：1.地物光谱特征；2.纹理特征；3.地理空间特征；4.位置分布特征；5.特定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通过以上地物目标特征，选取不同的方法对多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变化差异图斑提取，并对这些差异实现地物分类。分类结果与各专题规划图进行对比，并辅以实地核查，最终将量化和定位结果上报行政管理部门。针对目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违法建设大量出现、城乡结合部建设混乱、文物毁坏大拆大建、无规则擅自批建等，遥感技术和多时相影像数据成为了一种实时有效的城市规划监管方式。

四、遥感信息模型

遥感技术不仅可以获取直观形象的信息，例如房屋、道路、绿地等，而且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提取无形信息，例如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城市大气环境与热岛效应、城市绿地调查、交通流量、城市扩展过程模拟与优化等等。遥感信息模型是用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影像化的方法建立的一种物理数学关系模型。遥感信息模型有助于提高遥感影像利用率，较好的解决大数据量、小信息量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对不同城市规划建设目标提供辅助决策信息。遥感信息模型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速度，减少人工采集工作量，是城乡数据进行空间统计分析的基础。因此遥感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研究的重要方面及遥感信息应用的发展方向。

第5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 地域文化;路遥小说;方言文化;民歌文化;民俗文化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的三因素说。[1]陕北文化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发展诸因素下形成的，具有原始的风貌遗存，多元的文化内容。这些陕北民间艺术文化形式凭借其蕴藏的深厚生命文化精神对其创作以深刻的影响。路遥认为作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的儿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2]日本学者安本实认为，路遥对生养自己的黄土高原充满了痴情的眷恋，他自觉的把描绘陕北当作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用冷峻的目光何其不懈地思维活动生动地描写了生活在陕北的青年的喜怒哀乐，特别是作品主人公们对人生的执着探求的姿态，使其作品具有了超越陕北这一地域进而辐射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普遍性。[3]”路遥作品中的陕北文化符号比比皆是，又以独到的观察力将文化元素予以创新，使文本的可读性增强。正如什科洛夫斯基所言：“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使人感觉到事物。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 [4]路遥对陕北文化的创新，恰恰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让文本接受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艺术享受与体验，在接受过程中反复的咀嚼与回味作品中渗透的无处不在的陕北文化气息，文本接受者延长了对文本的琢磨与品味的时间。

一、路遥对陕北语言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创新

方言土语往往具有普通话所匮乏的独特韵味与深厚意蕴。将地方方言融入自己作品成为特色是文本创作者对方言自觉的运用。在路遥的作品中，如“圪崂”“山峁峁”、“塄坎”、“火炕”、“窑掌”、“炕拦石”等描绘的是黄土高原特有景观，称呼年轻男子为“后生”，称呼年轻女孩为“女子”，称呼妇女为“婆姨”等等。这些极富地域风情的语言，展现了陕北奇特的地貌地情和乡农的生活面貌。路遥坚定的认为，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作家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作家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5]在路遥看来，人民才是我们的母亲，而生活是艺术的灵感源泉。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正是从陕北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呈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和还原性，自觉的让自己融入到民间文化中去，将文学触觉伸入到民间最底层，从中攫取最具有原始意味，最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所以才能生动的运用民间语言。

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在训斥女婿王满银时“暴跳如雷地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哩？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j惶成个甚了。”[6]多个具有陕北地域特色的词汇的连续运用，是路遥对原生态的陕北民间方言准确把握和提炼的结果。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知道其要告大队书记高明楼时说道：“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挣不行这口气了…”[7]一系列陕北方言的组合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老实巴交的老农对基层干部等现象的痛恨。富有浓郁陕北地域气息口语的使用，让刻画的人物特征等更加生动，具有民间性泥土气息的口语让作品人物语言焕发了生机，无论是“烂包”（形容一个家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陷入经济困难、濒临破产崩溃、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况。）“熬煎”（着急，烦恼），还是“j惶”（穷困潦倒），大量运用方言进行写作无疑具有了极强的代入感，使读者可以直观的走进陕北人的生活世界中去。

在创新性上，路遥将普通话与陕北方言词汇穿插，其小说作品中的陕北方言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陕北农民方言，考虑到读者受众与文学接受者的接受能力，路遥对陕北文化中的方言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将诘屈聱牙的古朴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了融合，既保留了陕北方言的地域风味，又使得文学接受者更易理解与接纳。叶圣陶认为，作品里人物的对话，如果使用该地区的方言土语，可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方言确实是地域文明的生长土壤，路遥对于陕北方言的提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说“我主要是怕路上碰见相识的同学，怕他们对我外出打食又胡乱想什么。” [8]像这样的人物对话一方面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一方面又恰当的表现了陕北人的语言风味。《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对妹妹说：“你怎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再说，这家里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哩？…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9]寥寥数语中“怎敢”“要照哩”“贼娃子”几个极具陕北地方气息的方言词汇集合而成句，但却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会因为词语意义生涩造成接受上的困难。路遥在创作时是有意识的进行把握与控制的。数十年的陕北生活经历成为了路遥作品中人物生动语言的坚实来源。

二、路遥对陕北民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郭沫若曾说“民歌的好处是天真、率直，这是很值得诗人学习的地方。学习民歌，对于创立朴素自然的风格很有好处。我们学习民间文学也要这样提炼、汲取、综合、创造。这样，我们就有了广阔的天地可走。”[10]路遥的作品也因为民歌的加入而变得朴素自然。另一方面，路遥往往对陕北传统民歌进行改造，使得民歌可以顺利融入到小说的意境中去，这是对于陕北民歌的提炼和再创造。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描绘了一位民间老艺人形象“田五”。其特长便是 “链子嘴”，是一种即兴的民歌形式，并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在“双水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打枣节”上，田五为即兴唱了一首“打红枣”：“小小（的呀）竹竿打起就跑，哎咦呦！叫一声妹妹呀，咱们快来打枣…”。[11]把陕北地域特产红枣也无形中融入了文本之中，带有文化地标的意味。善用民间曲艺形式是路遥的突出特点，“蓝格瓦瓦天上云追云”、“二月里鱼儿水儿水上漂”、“蓝格盈盈天上起白雾”，用典型的陕北气象特征描绘了黄土高原上的典型特点。像“笑格嘻嘻干妹子硷畔上站”。“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里走”。通过民歌形式交代富有陕北风貌的画卷。文字的铺垫使得读者更快地置身于作品所创造的环境之中，同时也增强了小说内的陕北风土气息。

路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将民歌有机的融入到文本中去。如《人生》在描绘高加林被人举报走后门参加工作，重回山村时，描绘到“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12]这种古老而悠长的歌调，正是从孩子天真无邪的嘴中唱出来，其社会谴责意义才愈发显得深刻和沉重，令高加林也感到“惊心动魄”。路遥并没有按照常规思维让作品中的其它人物如“德顺老汉”用说教性语言训斥高加林，而是利用在民歌中的隐喻意义对其作了道德谴责，从创新性上来看， 路遥借用陕北民歌隐喻文本的精神主题。陕北民歌中所蕴涵的精神亦是路遥希望阐发人文理想的精神想象，两者之间达成了有机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此外，运用民歌侧面表现人物细腻入微的情感流变同时淡化情节渲染诗一般的情绪也是路遥的一大贡献，在《平凡的世界》中陕北信天游《冻冰歌》先后出现了五次之多。“正月里冻冰立春消，想起我的哥哥，二月里鱼儿水上漂……”。[13]凄怆忧伤的感情基调渲染开来，这种将人物命运用民歌歌词暗示的手法可谓是路遥的创造，不断的铺垫与暗示，让读者对人物命运遭际有了预感。借助民歌营建作品氛围是路遥对陕北民歌的又一次创新，这也与之前单纯将陕北民歌作为凸显地域特色而刻意加入文本之中作为点缀的一种突破。不再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庸被加入到作品之中。在《平凡的世界》中对田润叶与孙少安感情困境的民歌描写，“说下个日子你不来，崖畔上跑烂我十眼鞋”。深刻的烘托了两人面对的感情困境与自然环境。

三、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陕北具有悠久的民俗传统，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精神联系深深埋藏于传承自家族的血脉之中。同时，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路遥独特的内部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14]

婚丧嫁娶是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现。在《平凡的世界》中，金俊武的母亲去世后，路遥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其出殡时的场景，如进行了著名的“游食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披麻戴孝在老太太灵前间……后跟两个三指托供果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入土。” [15]陕北传统的丧葬文化习俗被路遥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将丧葬习俗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也用了讽刺幽默的笔法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刻画。如“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礼生来唱唱礼呢？。[16]这段话让读者忍俊不禁，“道场”“礼生”都是陕北传统丧葬仪式中必备的人物。路遥以调侃式的戏谑笔法写出了传统陕北文化中的愚昧与落后，深化了小说的深层意蕴，正是传统古老的陕北文化与新兴的外来文化进行激烈碰撞的一次交锋。在继承陕北传统文化的时候适当扬弃。陕北民间对于巫神鬼怪的盲目崇拜也体现在他的弊端，例如在《平凡的世界》中的神汉“刘玉升”谎称自己能够通神，而村民对此的深信不疑也侧面反映了陕北民间文化中存在盲目信仰。如“孙玉厚”在母亲患病后，诚惶诚恐的将神汉请来看病，科学文化在偏远乡村受到了古老民间文化的排斥。

路遥凭借独特的嗅觉和敏锐的思维，将陕北地域文化继承与创新，构筑起独具艺术个性和生命力的黄土高原文化世界。他以热情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创作之中，在无数如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创造开拓出伟大历史的普通劳动者身上体悟生活的深层境界、艺术的高远是路遥在短暂的人生中持续的目标。[17]其植根于陕北富饶的文化土壤，将陕北独特的文化特质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剥离出来，继承创新，使之成为自己作品中的文化符号与地理标志。

【参考文献】

[1] 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2][17]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广州：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

[3] 安本实. 路遥文学的风土背景――路遥与陕北[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5.

[4] 伊・切尔诺夫.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5] 路遥.不丧失劳动者的感觉[M].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9][11][13][15][16] 路遥.平凡的世界[M].路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12] 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8]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M].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14] 师华 贺智利.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J].唐都学刊，2005.21.

第6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摘 要：《平凡的世界》一书中到处都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忧患意识，不仅有农村和城市里改革之艰的忧患意识，还有众多年轻人爱情之涩的忧患意识。作者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书中的爱情以及改革当中的苦难和忧患意识，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也体现了路遥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忧患意识；改革；爱情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忧患意识是人对个体、尤其是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安危、祸福、苦乐及喜忧关系的理性认知，集中体现为一种危机意识。”[1]严复在其《天演论》中也记载道“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忧患无处不在，许多作家更是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通过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落以及各种人生悲剧，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败的忧患意识。除此之外，屈原，杜甫，鲁迅等人的作品也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书中，忧患作为一种意识更是贯穿着全书始终，不仅体现了改革的忧患意识还体现了爱情的忧患意识。

一、改革之艰――改革的忧患意识

1975年至1985年，是我国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路遥《平凡的世界》所攫取的时间段刚好也是1975年初到1985年初广大历史时间，因为他要“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2]历史性的变迁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改革。作者在文中描写了“”的，三老的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发展，干部人事上的变迁，将各种人、事推向改革的浪潮中。然而这一系列的改革都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

孙少安可以说是双水村农民当中推动改革浪潮的领头人。从一开始他就敢于冒犯极左政治路线，率领村民扩大自留地并主张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他这一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超前行为还没开始实行，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孙少安本人也被扣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和批斗。就这样他率先发起的农村生产改革宣告流产了。后来他又改变了单纯依靠种地的生产方式，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在双水村开办了砖厂。这时他俨然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率先在双水村中富了起来。但正当他的砖厂在如日中天之时，却被缺乏技术的烧砖师傅把砖窑烧坏了，赔了大量的钱，多灾多难的他事业还没开始起飞就又熄火了。

随着双水村改革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增加了，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日益地突显出来了。如田海民在自己靠养鱼发家致富过程中却不顾自己的父亲田五和二爸田四的生存艰难与安危，甚至拒绝自己的父亲和二爸到他那里来当佣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不再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了，这时双水村一些蝇营狗苟者，投机倒把者们也开始涌现了出来。如靠“偷窃”致富并沾沾自喜的金光亮、金富父子，抛妻弃子的二流子王满银。由于受到了物质和金钱的诱惑，导致了人性日益地沦丧和崩溃。这也是路遥对于农村改革中道德滑坡的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面对着双水村的巨大变革，田福堂，孙玉婷两人却陷入了无限的慌乱和迷茫痛苦之中。作为“土政治家”的孙玉婷甚至沉迷在过去的集体主义中而迷失了自我，他常常会为了没有会议开，为没有为田福堂跑腿的任务而失落、痛苦，好像除了这些，他个人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而田福堂却是迫不得已才接受了双水村的这些改革。但他的内心却开始变得扭曲了，他经常对村里的能人如孙少安，金俊武等人怀着妒恨甚至是落井下石的心态。他也常沉迷在双水村再也不需要他这个支书的失落中。有时候他也会在失落中反思着今天的现实与昨天的历史。通过这种反思，路遥也在严厉地拷问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扭曲了的人性，也折射着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前进史。除村干部田福堂、孙玉婷外，路遥还通过其他一系列的政治人物的沉浮反映了改革潮流中政治改革的艰难。这主要是以田福堂为中心，组成的干部团和政治生活图景。无论是村干部田福堂还是乡干部徐治功、县委领导冯世宽、地位领导苗凯等一干领导无论他们职位如何的升降沉浮，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改革，但他们真正所作的政绩都十分的小。“他们对于农民的愿望和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3]就连以前敢于坚持真理进行斗争的张有智在提拔为原西县县委书记后也开始腐化、堕落，在这所有的高干中几乎只有田福军一人是真真切切的同情民生疾苦，他始终根系着黄土地，心系着民生。但即使他这样的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张有智早不宜担当原西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离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智调换下来，结果使原西县蒙受了重大损失。”[4]

改革充满了忧患，改革的步伐在双水村、在石圪节都是那样的滞重，在原西县、在黄原地区就更为的艰难。路遥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这一切，将各种类型的人物推向改革的大潮，在时代的折光镜中透视人们的心灵波动。告诉人们，改革的要害不仅在于改变贫穷的生活和落后的面貌，还有校正人们日渐物化的心理和堕落的人性。

二、爱情之涩――爱情的忧患意识

作者在文中展现了多对恋人之间的爱情悲剧，如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金秀之间的爱情悲剧；孙少安与田润叶、贺秀莲之间的爱情悲剧；杜丽丽与武惠良以及诗人古风铃之间的爱情纠葛以至最终的感情破裂悲剧；郝红梅和顾养民、田润生之间的情感纠葛；金波与藏族姑娘的无果爱情等等。其中孙少平与孙少安两兄弟在与田家两姐妹田晓霞和田润叶的爱情路上有着很多的相似性。首先孙家两兄弟的身份都是双水村中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而田家姐妹是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在大城市有着正式工作的公职人员，身份地位的悬殊导致了孙家两兄弟在与田家姐妹交往过程中严重的自卑、敏感心理。所以从一开始作者就在他们的爱情路上埋下了悲剧的种子，隐约地透露出了一种忧患意识。不同的是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恋还没开始就夭折了。虽然善良、美丽的润叶抛开所有世俗的观念多次向孙少安发出爱的信号，但孙少安却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逃避、退缩。尽管在内心深处孙少安也同样深爱着田润叶，但是家庭情况、社会地位的差距，守旧思想的束缚，传统包袱的负荷使得孙少安始终越不过自己的自卑意识和门当户对的观念，他终究没能向润叶迈出自己的步伐而是选择了屈从于现实生活。最后他找了一个不要聘礼的山西农村姑娘贺秀莲结了婚。而他的退却，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特别是对于田润叶。少安和秀莲的结婚对润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性的，她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整天靠不停的工作来减轻心里的伤痛，更令人痛心的是她最后竟违心的嫁给了她不爱的李向前，葬送了本该灿烂的青春。而田润叶违心的选择以及婚后对李向前的冷漠也葬送了李向前的青春和健康，导致李向前最终不堪忍受情感的折磨故意酗酒以致出了车祸，失去了自己宝贵的双腿和后半辈子行走的权利。池莉说：“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它并没有因为我把它编织成什么样子他就真的是那种样子”。[6]尽管孙少安选择了贺秀莲并在婚后爱上了这个勤劳朴实的姑娘，但孙少安的爱情之梦最终没能长久，它又一次的被现实给破灭了，因为贺秀莲由于长期在砖厂从事繁重的劳动最后患了肺癌离他而去。

与哥哥孙少安不同的是，孙少平与田晓霞是在半路上因晓霞的逝世而夭折的。但与哥哥少安一样由于与田晓霞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的悬殊使他在与田晓霞的爱情之路上经常表现出患得患失之态，同时理想和现实的不相融合也为他们爱情最终的不圆满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尽管孙少平鼓起勇气冲破了自身狭隘的局限和世俗观念的束缚与晓霞走到了一块儿，但他们的爱情注定了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几年的学校生活培养了他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追求，所以他们可以在一起共谈理想，畅谈文学，但他们却甚少谈论自己面对的现实生活和以后的婚姻归宿。因此，他们的爱情永远只漂浮在空中，他们只可能成为精神伴侣，而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伴侣。作者也多次通过孙少平的口吻暗示了他们的爱情幻灭的必然性：“孙少平到大亚湾煤矿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他感到他和她（田晓霞）相距有多么遥远，他爱她，但他们将不可能一块儿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症结”。[6]还有多次提到的他们那个古塔山杜梨树下的美丽约定，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理想或梦境，使他们无法企及。从一开始作者就隐约地透露出了一种忧患意识，少平和晓霞不可能走到一起，即使真的走到一起，最终也会被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无情的粉碎。理想爱情幻灭后，孙少平最后和他哥哥少安一样，拒绝了另一个“田晓霞”般优秀的金秀，选择了一个普通的、默默无闻的农村大嫂――惠英嫂。但与少安和贺秀莲不一样，他对惠英嫂的感情还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同情、怜悯和责任。

文中还描写了一种另类的现代爱情，那便是杜丽丽和武惠良、古风铃之间的爱情。与其他人的爱情不同的是，杜丽丽和武惠良之间不存在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身份地位。他们的结合几乎没遇到任何的阻力，也是田润叶等人眼中令人羡慕的模范爱情。但他们的爱情也没能长久的走下去，婚后几年，浪漫、理想、冲动的丽丽便开始了情感的出轨，她爱上了毫无责任心的诗人古风铃。既不掩饰对丈夫的爱恋，也不隐瞒对古风铃的感情，她的这一举动，既带给了武惠良巨大的打击和伤害，自己也倍受着痛苦的煎熬，并最终导致了她和武惠良婚姻的终结。作者通过他们的爱情反映了日益物化的现代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冲动与忧虑。

正如《红楼梦》透过宝黛爱情悲剧，委婉地表现了贾府以及清末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一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将自己众多的人生思考和态度蕴含在爱情悲剧的描写中，通过爱情的忧患意识表达了影响爱情的因素是多重的，不仅有社会因素还有个人因素，比如社会地位，思想价值观念，性格特点，农村和城市的文化差异，城乡社会的矛盾等等。同时也通过爱情悲剧和忧患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路遥的人生忧患意识，不是“发生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历史运动的最初印象”（亚斯培《悲剧之超越》），而是历史发展在人物心灵深处的同步投影。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地探究爱情和改革当中的苦难和忧患并充分的留给了人们思考的空间去探求这些苦难和忧患的解决之道，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参考文献

[1] 王春生.文学家的忧患意识[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第7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入世 疏离 路遥 创作心理

路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积极的入世态度,这从他早期的奋斗历程中可见端倪。

路遥在上学期间就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他不仅为此阅读了《三国演义》、《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大量的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还广泛涉猎政治、时事新闻,并“常常遗憾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战争年代,要不然,可能会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的爆发为其雄伟的政治抱负提供了绝佳时机,他立刻狂热地投入到这场席卷中国大地的狂飙运动中去。但历史使他最终不得不作为一介平民回乡劳作。这个一度在宦海中沉浮的年轻人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这一残酷的现实,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农民,于是便用笔作枪去征服心中向往的世界。

正是这种对于政治的深切向往,使路遥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密切关注着社会政治态势的变化与发展,在创作前总要大量地查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纸,有时甚至是“逐日逐月逐年地查”,这逐渐锻造了他深邃的政治眼光、敏锐的政治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对现实反映的深刻度上。

首先是“交叉地带的发掘”。“交叉地带”是指陕北镇、县、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和环绕这些城镇的农村。路遥的作品多着眼于这个“交叉地带”,这是路遥之于当代文学的独创与贡献。事实证明,“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场和心理场恰是当时中国各种矛盾最为集中、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由于新中国改革前特有的户籍制度、粮食统供统销制度、就业制度、住宅制度等等,中国被切成径纬分明的两大板块,市民和农民被分割为两个经济待遇和社会身份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新时期开始的城乡交流,城乡关系出现了新局面,进城谋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获得正常的生存条件,进城的人数逐渐增多,因此，城市和农村在各方面的“交叉”才具备了初步的基础。路遥适逢其时提出”了城乡交叉“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地理域界作为自己长期耕耘的领地,这就使得主体的题材选择和客观的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惊人的同步与同构性。从《人生》开始,作者便有意识地把他审美的视角集中在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存领域,敏感地捕捉时代云谲波诡的风云变幻。《人生》以高加林的进城曲和爱情变奏曲引起的道德争议的独特角度,尖锐地揭露出“交叉地带”中农民所面临的矛盾和不公,表现出个性与历史进程的强烈冲突;《平凡的世界》更是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饱满的时代情绪,触及了历史的失误、现实的荒谬,展示了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艰难曲折。

其次，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透视。路遥的小说之所以能“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因为作者在洞察社会人生时,总要发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内涵,哪怕是面对普通的生活事件,也要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因而使其作品能成为历史镌刻下的永不磨灭的见证。高加林之所以在进城的个人奋斗中碰得头破血流,是因为在当时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他是个身份卑微的农民。路遥正是以高加林的平凡遭际,让今天的读者对这种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政策产生强烈的质疑和批判。路遥的小说不仅在主题上有深刻的现实性,其笔下的看似闲散的生活细节同样能波及到当代生活的主潮。《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中那梦魇般的饥饿描写之所以撼人心魄,引发起许多人的感同身受的激情,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折射出60年代至70年代初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其真实的抒写无声但有力地抨击了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

随着新时期政治的解冻,使得文学回归本身成为可能,许多长期饱受政治束缚的作家产生了逃离政治的愿望,然而他们的愿望却在历史的惯性面前变得被动起来。“”后兴起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甚至是“改革小说”仍滑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化的思维轨道上,呈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路遥尽管有着激烈的挑战情绪和可贵的思维独立性,但积极入世的心态使他仍多多少少受到这些主流思潮的影响,因此，早期的《卖猪》、《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便具有明显的伤痕或反思味道,作品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传声筒。但是，这些紧跟时代主潮的作品并没有获得成功,面对创作的失败,路遥开始认真的反思,决定不再“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要用历史与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这并不意味着路遥要回避政治或耻于谈政治,他的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但这些事件在作品中并不是书写的中心,它们在作品中只有背景的意义,只是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只有在人物命运的演绎中才能获得意义,而被直接推到前台描写的却是人物的心理、情绪和思想,凸现在读者眼前的不是对政治的批判而是人物命运的遭际,牵动读者心绪的是人物的悲与欢,而不是政治、政策的发展与命运。

路遥的这种疏离但不回避政治的选择,不仅使文本具有“民间立场”的意蕴,而且符合读者的欣赏心理,在当时确有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路遥的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让笔下的主人公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的个人奋斗更多地与世俗幸福相联系。与上一代文学人物梁生宝们的纯然的匡时济世之动机迥然有别,他们多为个人的出路而痛苦、而殚精竭虑、而挣扎、而拼搏。比起同时期的《我爱每一片绿叶》等发出的人道主义呼唤,高加林的呐喊与挣扎,更具不加掩饰的强烈的个人要求。他的出现,打破了每一个公民都是社会主义机器上的无私无怨的螺丝钉的神话,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和魄力。因此当实等作家“正困惑着怎样从图解政策、图解政治这种痛苦中摆脱出来还不得要领的时候”,路遥就已经达到了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的艺术高度。其次，作者不但将政治历史事件、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作为大背景,而且文中吸引我们目光的青年人高加林、马建强、孙少平兄弟、田晓霞姐妹等几乎全都排除在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之外。而在《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姐姐》、《月下》、《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里,连政治历史事件也成为隐性的背景,凸现的只是人物在特定时期的心理轨迹。总之,政治不再是作者要显在表现的重点,沉淀在读者心里的不是对政治体制的批判或颂扬,而是人物心理的冲撞、道德的衡量、情感的激越。再次,作者让笔下有一定政治色彩的乡村政干部依然具有浓郁的农民作风、农民气质。例如：田福堂在女儿婚礼上的自卑与荣耀;孙玉亭为自己谋私利能让侄子教学时的窃喜,无不具有浓浓的乡土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们身上的政治光环。除孙玉亭和张志高这些完全被政治体制扭曲的人物和路遥并不熟悉的高级领导形象外,其他政治家所关心的重点也不再纯然是阶级斗争的动向，或国家的命运前途,他们密切关注的要么是小集体的利益,要么是自己或家人的痛苦与幸福,这对于路遥作品中政治意味的淡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当承认,中国当代文学虽然长期标举现实主义,但因为“政治”功能的强大作用,致使现实主义在面对现实上的狭隘与机械,造成了文学缺乏全面地、彻底地、整体地靠近历史,文学因缺乏残酷的真实而失重――这是当代现实主义的最大遗憾。路遥正力图用对政治的疏离来矫正这些遗憾,虽不彻底,但已令读者感觉耳目一新。

参考文献:

[1]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3。

[2]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文集(1、2合卷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1、2合卷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第8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路遥，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转折，用文学家的笔触描绘社会底层普通人物的生存状况，把自己颇具时代色彩的独特经历投射到小说人物身上，凝结为这部经典中篇小说《人生》。可以说，《人生》具有非常浓重的自传性质。

关键词：人生；时代；爱情；自传

路遥，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期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经济极其困难的日子，并曾满怀激情地投入过，参加工作以后又获得读大学的机会。他这段颇具时代色彩的独特经历成了他创作的源头活水，并通过艺术性的转化凝结为小说人物的悲剧人生。可以说，路遥的小说《人生》是“一部关于爱情与人生的悲剧启示录”[1]。

为了进一步理解作家创造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独特艺术世界，我们可以从历史时代与作家个人之间复杂互动的双重视角出发来分析《人生》某种程度上的心灵自传性质。

一、具备敏锐的时代意识和政治眼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时代之中，并参与这个时代的创造。文学家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文学的方式参与并塑造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世界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必然升华物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立足一定时代，反映时代，另一方面又不囿于这个时代，总是或隐或显地展现出社会未来发展的端倪。文学艺术的这种现实性和超越性源于人的生存的现实维度与超越维度。人是一种双重存在物，既是现实的存在物，又是理想的存在物；人不满足于现实，总是处于追求理想的旅途中。从根本上说，文学即人学，文学彰显了人的超越性。

《人生》即是这样，它凸显了时代精神，照亮了和体悟了这个时代。“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2]（P286）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幕正在开启，身处于这场巨变之中的人们都感觉到了某些变化，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确切说出变在何处，变向何方。正如路遥所说，“作家不能深刻地理解生活，就不可能深刻地表现生活。”

[3]（P402）作家必须关心政治了解社会，具备政治家的清醒意识，才能表现广阔的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年轻的作家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笔墨深深触及卷入时代浪潮的人们的神经。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随着十年浩劫结束，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农村改革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社会不再提倡“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社会正逐步恢复生机和活力，人们从中又看到了希望，年轻人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那么，是否就是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事实上，八十年代初期，政治压倒一切的时期刚刚结束不久，我国商品经济刚刚起步，经济社会处于变革的初期，各方面制度都还不健全。非农业工作岗位少，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相当严重，对改革的抵制行动和观望心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当时的城乡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阻止人们随意越界。《人生》中的高加林是越界者，他没有穿墙术，只有越界的豪情壮志，然而‘墙’是无情的，它不认豪情壮志，越界者一定要以头撞‘墙’，显示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进身决心。”

[4]渴求知识、理性、进步，向往现代文明却以青碎返乡告终，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作家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抓住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探讨问题背后存在的机遇与挑战，把宏大的社会历史通过普通个体的情感与人生奋斗历程表现出来，促使读者思考社会，反思人生，关心青年和民族国家的未来。

二、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可以说，创作这部直面现实问题的小说，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如果说，作家具备政治家的头脑，是作品具有相当深度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贯穿作品始终的作家的民本价值观，是作品诞生以来的持久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贡献极大，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然而建国后近三十年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据记载，1977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先后到芜湖、徽州、凤阳等地调研，后来曾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5]他对亲见亲闻的农民生活如此震惊，足以想见当时中国城乡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也不难理解高加林为代表的中国农村亿万青少年追求科学知识、跳出农门、拥抱现代文明的欲望何以如此强烈。

路遥是农民的儿子，他积极投身于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实践中，视自己为他们中的普遍一员，体悟他们的人生甘苦，表现他们的精神追求。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因为他深信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和人们的美好生活，作家应自觉地去了解他们，注重向他们学习。他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3]（P374）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型是整体性的历史变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层面和精神心理等微观层面。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无数普通人从农村走入城市，他们能否在城市生存，会面临怎样的发展难题？“高加林”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人生悲喜剧？他们在情感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会经历怎样的复杂变化？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延续了这样的思考。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表现普通劳动者婚恋、人生中的微小琐碎之事，发掘蕴藏在普通劳动者身上的精神力量，是作家创作的自觉追求。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是路遥一生创作的基调。当很多作家抛弃现实主义、开始醉心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时，路遥仍然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坚守传统的创作方法，形成了自己面向普通青年的独特风格。作家高超的语言艺术，也是从农民那里学来的，非常富有表现力，吸引和感染着出生和成长于广大农村的青年一代。这种创作价值观和创作方法论被作家的艺术实践证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遭受事业和生活的双重打击

作家的第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往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作家的自传。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人生》中高加林追求上进，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向命运抗争，这与作家路遥不无关系。路遥的性格品质使得作品中的人物高加林也带上了作家的形象气质。路遥自小家里生活很苦，童年艰苦而单调。年轻时的路遥爱好文学，做着文学的梦，期间发表过一些稿件，在小城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同时路遥也热衷政治运动，有着超乎同龄人的远大政治抱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显示出一定的宣传和组织才能，这使得十八岁的他当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路遥的初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他与外地来的一个知青恋爱了，然而这甜蜜的初恋很快就凋零了，女友把他甩掉了，原因就在于他身份的巨大变化：毫无征兆和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位就不存在了，他由干部变成了农民。女友是工人，而自己是农民一个，二人的身份地位差别巨大。农民和干部、农村人和城里人，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就像一道鸿沟，把人们之间的情感割断了，爱情的力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的脆弱和单薄。路遥经历了初恋失败和人生失利的双重打击。从小说中不难看出，路遥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小说中是时有浮现。“是生活开了他一个玩笑，还是他开了生活一个玩笑？他不得而知。正像巧珍认为她和高加林的关系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他感觉他和黄亚萍的关系也是做了一场梦。一切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现在又成了农民，他和黄亚萍中间，也就自然又横上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和亚萍结婚，跟她到南京去……这一切马上变成了一个笑话！”[6]（P183）

四、收获既甜蜜又苦涩的爱情

在青涩的初恋结束、上大学前，路遥与来自北京的知青林达开始了交往，并收获了爱情的芬芳。林达是一个现代女青年，具有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路遥与林达二人相识相恋长达八年，于一九七八年结了婚。这是成功，幸福？还是不幸？抑或二者兼有？路遥逝世后，有挚友回忆说：“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的事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十年，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7]（P267-277）实际上，这不单纯是二人之间的性格悲剧，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在小说中，高加林“究竟是选择土生土长的传统农村姑娘刘巧珍，还是选择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城市姑娘黄亚萍，这不仅是表面上的爱情选择，而实际上是人生道路与文化观念的选择。这是一种两难选择，理性上高加林倾向于现代城市姑娘黄亚萍，而在情感上他更留恋传统农村姑娘刘巧珍，由此带来了高加林内心中巨大的文化心理冲突。然而高加林的理性战胜了情感，他选择了黄亚萍，现代性诉求遮蔽了传统文化脐带。”[8]黄亚萍，人物形象丰满而细腻，加林作为农村小伙子，与这个让众多人只能仰视而不敢靠近的城市姑娘结识，在彼此接触中深刻地感觉和理解了她的思想情感，包括她的爱。二人婚恋故事的原型即源于他与北京知青林达的交往和结合。这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与基蒂的婚恋几乎就是托尔斯泰与其妻子爱情生活的翻版，《人生》也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参考文献]

[1]姜岚. 《人生》的魅力：悲剧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

[2]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路遥文集（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段建军. 肉身生存的历史展示 ――柳青、路遥、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文学评论，2008，（1）.

[5]田纪云.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5）

[6]路遥文集（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第9篇：遥感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 光伏发电；预测方法；太阳辐射

中图分类号：TM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14-0157-02

在石油开采量日益见底和生态环境急速恶化的严峻形势下，太阳能作为一种自然能源，以其储量丰富且清洁无污染性显示了其独特的优势，已被国际公认为未来最具竞争性的能源之一。太阳能光伏发电成为太阳能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光伏发电分为离网和并网两种形式，随着光伏并网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并网光伏发电已成为主流趋势。由于大规模集中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容量的急速增加，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输出功率固有的间歇性和不可控等缺点对电网的冲击成为制约并网光伏发电的重要元素。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受当地太阳辐射量、温度、太阳能电池板性能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太阳辐射强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发电量的多少，辐射强度越大，发电量越大，功率越大。

太阳辐射受季节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特点，有着显著的年度变化、季节变化和日变化周期，且大气的物理化学状况如云量、湿度、大气透明度、气溶胶浓度也影响着太阳辐射的强弱。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方法的较早的进行了研究与实验。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技术起步较晚，少数几个知名大学相继开展了以建模、仿真为主的技术研究。本文对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预测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归纳了各种预测方法的优点及不足，为国内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1 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原理

当前，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阳能辐射强度的预测上。太阳辐射的逐日或逐时观测数据构成了随机性很强的时间序列，但太阳辐射序列的内部仍有某种确定性的规律，只有充分了解掌握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特点、变化规律，才能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预测模型及方法。

太阳辐射分为直接太阳辐射和散射太阳辐射。直接太阳辐射为太阳光通过大气到达地面的辐射；散射太阳辐射为被大气中的微尘、分子、水汽等吸收、反射和散射后，到达地面的辐射。散射太阳辐射和直接太阳辐射之和称为总辐射。太阳总辐射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太阳高度角、大气质量、大气透明度、海拔、纬度、坡度坡向、云层。

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是根据太阳辐射原理，通过历史气象资料、光伏发电量资料、卫星云图资料等，运用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卫星遥感技术、数值模拟等方法获得预测信息，包括太阳高度角、大气质量、大气透明度、海拔、纬度、坡度坡向、云层等要素，根据这些要素建立太阳辐射预报模型。

2 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方法分析

太阳能变化趋势主要受到当地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的影响。地理条件的影响有明显规律，可以根据当地经纬度计算出全年太阳的运行轨迹，并结合光伏电池阵列自身的参数计算出太阳能变化的一个总体变化趋势。但该趋势并不能反映出几小时内，甚至不能反映出几天内的太阳能变化的大致情况。

气象条件对于太阳辐射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要实现几小时内的太阳能趋势预报，就必须找到根据气象条件推算出太阳能趋势的计算方法。近年来，随着太阳能产业的飞速发展，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要求的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的研究较早、发展较快。目前，我国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实验。

太阳能辐射的预测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基于历史气象数据和光伏发电量数据的研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建模；

第二类：基于卫星云图资料数据和地面监测资料数据，通过卫星、雷达图象处理，计算出实时太阳能辐射的预报方法；

第三类：基于数值天气预报的预测方法。

2.1 第一类预测方法

第一类预测方法，其模型的建立不考虑太阳辐射变化的物理过程，通过对历史观测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以历史发电量预报未来发电量。一般采用回归模型预测、神经网络等数学方法，建立光伏发电系统与气象要素相关性的统计模型，进行发电量预测。该方法模型构造及运算方法较为简单，但只适应于发电量变化不大的平稳时间序列，对于发电量变化较大的时间序列，误差较大。

2.1.1 回归模型预测

回归模型预测根据历史资料，，找出天气变化与太阳辐射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建立可以进行数学分析的数学模型，对未来的太阳辐射进行预测。该方法其特点是将预测目标的因素作为变量，将预测目标作为常量。利用给定的多组变量和常量资料，研究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得到的回归方程式来表示变量与常量之间的相对关系，从而达到预测太阳辐射的目的。在大量的实验与实践中得出，变量误差较大，尤为正午时误差明显。

回归模型预测对于非线时间序列的太阳辐射数据预测结果并不理想。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较回归模型预测误差较小。

2.1.2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建立发电量与太阳总辐射、板温的函数模型，历史数据结合效果较好。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应用误差反向传播算法（BP算法）进行短期预期。该算法的主要思路为将历史数据和影响太阳辐射最大的几类因素作为输入量输入人工神经网络，经过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中各种数据运算从而生成输出量；再以设定误差为目标函数对人工神经网络权值进行反复修正与完善，直至达到设定误差值。

在传统统计无法满足要求时，可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预测方法，但该方法同样基于历史气象数据进行预测，发电量预报严重依赖于太阳总辐射预报准确： 未能找出影响光伏发电量的关键逐时气象要素，对突发及随机的天气变化预测较难控制。

2.2 第二类预测方法

第二类预测方法主要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完成太阳辐射的预测。卫星遥感是指以人造卫星为传感器平台的观测活动，是通过勘测地球大气系统发射或反射的电磁辐射而实现的。它包括对地观测以及面向太空环境的观测活动，其中对地观测是目前卫星遥感的主要内容高空间分辨率图像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为太阳辐射预测提供了可高依据。

1960年，第一颗泰罗斯卫星将第一幅可见光云图传送至地球，使人们看到了用卫星遥感的巨大潜力。从此，以气象卫星技术的逐步完善为开始，又逐渐出现了遥感地球大气、地球表面陆地、海洋特征以及监测地球环境的各种卫星。

美国的卫星遥感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代表了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水平。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国都在大力发展研究遥感技术。我国的第一颗地球同步气象卫星“风云2号”，于1997年6月10升空，标志着我国卫星遥感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

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实践表明，卫星遥感技术获取的小时地面辐射数据与地面观测的辐射数据偏差较大，最大误差可达到均方根误差20%-25%。因此如何更好的较小误差，准确的统计、预测将成为遥感技术的发展方向。

2.3 第三类预测方法

第三类预测方法主要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预测，即用数学物理模式对大气状况进行分析，用高速计算机求解进行预报的方法。该方法根据描述大气运动规律的流动力学和热力学原理建立方程组，确定某个时刻大气的初始状态后，就可通过数学方法求解，计算出来某个时间大气的状态，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气形势及有关的气象要素如温度、风、降水、辐照度等。数值模拟预测方法预测的时间较长，目前，可预测40 h甚至更长的数据。

数值模拟方法中的气象和环境因素最为复杂，难以精确确定，所以预报的误差不仅存在，对于短时又特别复杂的变化，准确度更是大大降低。因此精准度的提高一直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3 结语与展望

本文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方法文献，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对三类预测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总结与分析，阐述了各类方法的优点及缺点。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继续完善、不断改进和探索，找出影响太阳辐射的关键因素，准确预测，形成多层次、多信息融合的综合预报系统，是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测的主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卢静，翟海青，刘纯，王晓蓉.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统计方法研究[J].华北电力，2010，38（4）：563-567.

[2]李光明，廖华，李景天，赵恒利，黄波，何京鸿.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预测方法的探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31（2）：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