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当前，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在新媒体当中已经涵盖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数字电视等，其能够利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通过卫星、无线通信网、互联网、宽带局域网等渠道向广大用户提供多形态的信息服务。至此，新媒体具有的共享性、及时性、交互性、海量性均对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1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在新媒体形势下的报道当中，其即兴能力对于整个报道的成败会起到直接的、关键的作用。其不仅仅需要具备广泛的、丰富的多学科知识，更要能够对国内外各个国家及地区的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以此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在新闻栏目现场报道当中出镜主持人会遇到多种多样的突发情况，其必须要具有良好的即兴技巧与能力，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智积极应对，由此方能够顺利且高效地完成现场新闻报道的主持工作。鉴于此，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必须要重视提升自身的即兴技巧，促使现场新闻报道以及新闻栏目在新媒体形势下得以更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
1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即兴技巧概述
良好的即兴发挥能力以及临场应变能力是一名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在现场新闻报道当中面对突发情况能够在客观条件所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调动大脑思维，作出快速反应，推动势态良好发展的必要能力，一般主要体现在思维和语言两个方面。对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即兴技巧进行概述，可以从思维即兴技巧和语言即兴技巧两个方面入手。
1.1 主持人思维即兴技巧
思维即兴技巧应该是当代任何类型节目主持人均具备的最基本即兴技巧与能力之一。主持人在新媒体时代，无论生活或者工作中均会接收到与过去相比成本增长的信息和资料，其必须要能够对该部分信息与资料进行迅速的整理与分析，尤其对于新闻栏目的出镜主持人而言，其必须要能够从众多信息当中抓住重点，因而需要具备良好的思维即兴技巧与能力[ 2 ]。与此同时，当前社会的竞争十分激烈，各个岗位的竞争更加严峻，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思维即兴技巧，保持良好的、健康的心理状态，在出镜主持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自身比较敏捷的思维能力向广大受众传播具有吸引力和高价值的信息，方能够为自身以及新闻栏目的生存与发展予以保障。
1.2 主持人语言即兴技巧
主持人具有通顺、流畅的语言是其主持好一个节目的最基本要求。作为新闻栏目的出镜主持人，其不仅仅要口齿伶俐，对于所要报道的新闻内容能够清晰的表达，更要凭借自身的语言即兴技巧应对现场报道当中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令观众对自身的报道能够信服。若出镜主持人在报道的过程中语言十分生涩，词不达意，不能够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则观众难以明确主持人所要表达的意思，因而不能够进一步了解新闻报道所要展现的意图。从该方面可以说，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属于与观众之间最直接、最能够沟通情感的中介，只有其准确的向观众传达信息，观众方能够对主持人以及新闻栏目产生信服感。一般情况下，主持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形态、目光、手势、语言等与观众之间进行交流，其中最主要的便应该为语言，主持人通过语言与环境的结合，再配合重音、语气、节奏、停连等方法，将能够更加有效的吸引和打动观众[ 3 ]。
2 新媒体形势下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即兴技巧必要性
主持人的即兴能力主要是指主持人对于其主持过程中周围所发生的突发情况所能够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其要求主持人能够针对自身无法预知的事情作出迅速的、机敏的反应，且要具备冷静、机敏的心理素质，通过思想以及语言方面的表达展现自身的内涵素养，向广大观众传达更加具有价值的新闻资讯[ 4 ]。
新媒体形式下，新闻栏目主持人的即兴能力与即兴技巧应该被视为评价其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即?d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主持人的职业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若主持人具有良好的即兴技巧，其必定有利于拓展自己的社交，促使主持事业获得成功。另外，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属于传播社会正能力的核心人物，其在摄像机以及话筒面前必须要能够保持比较敏锐的思维与语言能力，对于意外事件、尴尬事件要能够巧妙、圆滑应对，由此方能够进一步推动自身以及新闻栏目的发展。
3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提升即兴技巧的策略
3.1 丰富自身知识储备
作为新媒体形势下的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其若要提升自身的即兴技巧，首先便必须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在此方面，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需要明确自身的职业特征，其需要不断与社会与人们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从而进行信息的传递，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话题必须要保证具有意义性和价值性。为了能够更加深入的针对话题进行报道，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必须要在报到前收集好信息资料，并且在信息资料的整理与消化当中融入自身的文化功底。若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缺少扎实的文化底蕴，其在一定程度上便难以保证现场新闻报道变得具有吸引力，更加难以体现自身作为主持人的专业水准[5]。此时，即便面对突发情况能够作出相应的处理，无论在思维或者语言上却均会存在一定欠缺。为此，新媒体时代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必须要重视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要能够在采访与报道的过程中良好的作出即兴应对，由此方能够保证自身采访具有价值性。
3.2 抓住现场即兴灵感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若要提升自身的即兴技巧，也应该从现场即兴灵感方面入手，准确掌握灵感以及方法。在此方面，受新媒体时代的影响，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在现场报道过程中的一言一行均会快速、广泛地传播到大众群体当中。为此，面对突发情况，主持人必须要能够抓住现场即兴灵感，要能够从现场发现即兴发挥的信息，明确现场相关人员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且巧妙融入与事件相关的气氛，在渲染气氛的过程中于周边场景找到即兴发挥的突破口，继而继续顺利的完成采访与报道工作[6]。
第2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与政府官员直接消息相比，它显得中性、客观，不受官员工作岗位的约束，并且具有专业化水准。与纸质或者电子相比，它显得更加人性化，因为新闻发言人可以在文字传播基础上增加很多鲜活的内容，拉近政府部门与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距离。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这些特点，使得其对于政务公开具有重要的技术性意义，是政务公开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它使政务公开有了具有新闻意义的途径，政府能够利用新闻技巧，让乏味的政务信息与当前鲜活的新闻事件、新闻焦点联系起来，使政务信息获得活力，从而更好地让公众理解政务信息所包含的政策，并通过媒体的反馈来获得政策调整所需要的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让决策更具回应性。
不仅如此，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改变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过去，政府与媒体往往是不对等的。在政府眼里，媒体是下级，是政策的宣传工具，或者是监督下级政府的监督工具。而新闻媒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必须尊重新闻规律，进行客观报道，还需照顾到读者的需求，开拓新闻市场。这一特点，使得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与政府的信息相冲突，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改善这种关系格局。新闻发言人政务消息，是从新闻的角度来，有新闻水准；媒体从新闻发言人那里获得消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处理相关消息。这为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创造了条件。
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了平等的空间。过去，政府的政务信息传播，一般都是层层下传。到了老百姓那儿，政务信息已经经过各个层次的处理和加工，老百姓不仅很难及时知道信息，而且所了解的信息抑或高度失真。因此，政府与公民之间往往有很大的隔阂。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其消息通过新闻会等形式及时直接，可以让老百姓在第一时间，与政府和媒体一样，得到同样的政策信息。这不仅节约了信息传播的时间，还解决了政策信息传播的失真和扭曲问题。
显然，新闻发言人制度对于政务公开以及改善政府与媒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3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一、电视新闻语言首先具有语言的共性：内容决定性
语言的内容决定性是指：语言的形式取决于语言的内容，是内容选择形式，而非形式选择内容。语言的这一特点具有普遍意义，正如诗歌的内容决定诗歌的形式，小说的形式取决于小说的内容，散文有散文的语言特点，历史小说有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电视新闻语言也有着独一无二的语言特征。电视新闻语言的形式，也必然首先取决于电视新闻的内容，脱离电视新闻内容而去追求播音有声语言的形式美感，无异于空中楼阁。美国波裔学者科尔西布斯基在其《科学和明达》一书中认为：只有当人类能够充分运用他们的能力时，才可能实现明达和成功的生活。在语言学上，这种“能力”是指人类熟练自如运用语言的能力，也就是说：要让心里所知道的和口中说出的尽量与“事实”相吻合，这里的“事实”也就是“内容”。
电视新闻语言的内容决定性在播音创作上具体表现为：电视新闻的播报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中，其首要前提是要与新闻的内容相适应。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新闻稿件要采取不同的播报和表达方式，作为一个播音创作者，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应随机应变。播音实践中容易形成的特有的所谓“播音主持腔”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从内容出发，只注重某种僵化形式的“懒惰”现象。现在的各级电视媒体的新闻频道所播出的新闻节目一般都是由多个栏目或者版块构成的。从形式和内容上来做一个初略的分类，大体可以分为：时政新闻栏目、民生新闻栏目、新闻评论节目、汇编新闻栏目、服务帮忙类新闻节目等。各新闻栏目或板块的内容特色鲜明：时政新闻节目版块主要是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各级领导人所参与的会议活动、政府动态等所谓“硬新闻”；民生新闻节目则相对侧重民生、社会事件等所谓“软新闻”；汇编新闻节目主要是本传播区域外其他电视媒体的新闻集纳；而服务帮忙类栏目则主要侧重于为电视观众排忧解难、回答疑问。不同类型新闻栏目和版块，要求播音创作者从具体的新闻内容出发并采取相应的播报方式。例如：时政新闻节目一则格调严肃、信息量大的政治题材新闻就要采取偏“规范正统”的方式，而不能去戏说调侃，削弱它的内容；同样民生新闻栏目的一条信息量偏小、题材社会化的新闻或者互动板块的一条观众来电回复，也会促使你不得不采取偏“轻松自然”的方式去表达，与观众仿佛面对面的沟通。总而言之，新闻播音工作者应形成从内容出发的创作作风，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二、电视新闻语言具有：叙述方式的报告性
语言类型的划分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按照语言的叙述方式来区分语言的类型也是语言分类的一种思路。按照这样的分类方法，对于新闻播音创作，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让播音创作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美籍日本学者早川按照语言的叙述方式将语言分为：
1.报告（reports）：一种可以查证的叙述。
2.推论（inferences）：从已知推测未知的叙述。
3.判断（judgments）：对事物或人的行为表赞成或不赞成。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陆定一语）。事实的真实性是新闻的三要素之一。新近发生的事实是一种可以查证的确定真实，而对未知的推想和揣测是不确定的。因而即使基于客观事实之上的合理推论或揣测也应当尽力避免和弱化，不能让它妨害了新闻的真实性，更不能占据新闻主体[1]。不仅如此，新闻中的观点和倾向的表达应该用事实说话为主，“跳出来宣言”式的判断性语言是新闻工作者应尽量摈弃的。《纽约时报》的马凯说的好：“事实是看到的，解释是知道的，而意见是感到的。”所以电视新闻语言按照叙述的方式来进行分类，应该以“报告”为主，具有“报告性”。
电视新闻语言叙述方式的报告性表现在播音有声语言创作的形式手法和风格上主要体现为：朴实大方的语言风格。可信的新闻必然是朴实的新闻，而非故弄玄虚的新闻[2]。作为一种可以查证的叙述和表达，体现在有声语言的表达上，要尽力在表达方式和技巧上体现新闻的真实性，播音创作者必须做到语言的朴实大方、真切自然、平等交流，摈弃娇揉做作、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自说自话，才能让受众更好地信任和接受，从而达到良好的媒体传播效果。
三、电视新闻语言具有：语言功能的传播消息性
著名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的调查》一书中强调了语言的功能性，概括起来可以将语言的功能分为三大类：
1.传播消息：又称报道性的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2.表达感情：所谓“诗言志”的文学语言。
3.指导行动：倡导或禁止做某一行为的命令性语言。
按照语言的功能性来进行分类，我们不难发现：电视新闻语言的根本目的和功能还是在于迅速、生动、有效地传递新闻信息，满足电视受众的信息需求。电视新闻节目当然也表达情感，但它的情感表达是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本身所蕴涵的情感，而不是脱离新闻信息所蕴含的事实与内容的单纯情感表达；电视新闻节目的“指挥行动”功能也是通过对信息的取舍和传播信息的态度方法等方式实现的，因此笔者认为：电视新闻语言的功能性不同于电视文艺节目语言“诗言志”般的文学语言，也不同于“硬梆梆”的指挥行动式公文语言，它的“表达感情”和“指挥行动”功能居于相对“隐性”位置。电视新闻节目以“传播消息”为主要功能，具有“传播消息性”。
电视新闻语言功能的这种“传播消息性”必然会从本质上对播音创作提出自身的要求。从新闻播音创作实践层面可以体现为：感而不入、理性客观的表达方式。以有声语言表达感情，特别容易陷入“见字生情”的情绪化误区，有声语言的“感情泛滥”只会使新闻显得虚假和煽情；而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命令别人，以“高八度”的腔调指挥别人更不是新闻的本性，也不符合传播规律，根本上也实现不了新闻导向的作用。新闻播音有声语言以“传播消息”为主要任务，表达感情：感而不入、充分酝酿、控制自如；表达倾向：以事实为依据、理性客观才符合一名新闻播音工作者的自身角色定位。
四、电视新闻语言具有：语句的陈述性
另外我们也不妨从语法的角度来区分电视新闻的语言类型。语句通常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这也是语言类型划分的一种简单方法。新闻是叙事文体，而陈述句具备先天的叙事优势，电视新闻语言的语句类型显然是以陈述句为主，具有“语句陈述性”。
电视新闻语言的“语句陈述性”为主的特征，付诸有声语言创作实践，在电视新闻播音有声语言上表现为：语气的陈述性。陈述性的语气要求播音创作者在气息、语流、节奏、速度、停连、重音和声音变化的控制上要做到：声音运行态势平稳，起伏不大，气息连贯、节奏平稳、速度均匀稳定、重音自然突出、表达生动质朴。这样的播音创作要求是新闻播音创作不同于其它文体播音创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也是电视新闻语言“语句陈述性”特征的内在要求。
五、电视新闻语言具备电视媒介特性
1.视听兼备媒介的语言第二性
电视媒介属于影视艺术范畴的一个分支，而最早起源于默片的影视艺术的本质特性为：影视艺术首先是一种直观的视觉造型形象，它具有造就直接的视觉形象的天性和优势。在电视媒介语言中，画面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而语言当然退居其次，电视新闻语言也不例外。电视新闻语言是为电视新闻画面服务的，只能锦上添花，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声画两张皮，自说自话，相互背离。但是，语言的第二性并非指语言简单地沦为画面的附庸，两者是相互配合、各有所长、和谐共存的关系：画面长于细节的展现和真实性、现场性的表达；而语言的优势则在于叙事说明。好的语言表达可以为画面语言增色，帮助电视受众更好地理解镜头语言的深刻内涵[3]。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电视新闻语言所具备的视听兼备媒介的语言第二性对播音有声语言创作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电视新闻播音语言的风格不是张扬的，自说自话的，应当首先是为画面服务的。此外由于有画面作补充、对细节和现场进行直观的诠释，信息量大而清晰，所以电视新闻播音语言的风格相对于其它播音创作应该更加清新、明快，语速也相对较快。
2.类人际传播的亲近性
第4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关键词:新闻会系统;激励—响应;存量状态;增量状态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207—04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信息传播制度的完善,我国逐步探索和建立了政府新闻会制度,通过会议形式宣布或介绍有关信息并回答相关人员的提问,达到迅速向社会各界传递信息、解疑释惑、宣传引导的目的。在历次重要的社会进程与突发事件处置中,政府新闻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引导社会舆论与促进社会稳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20多年来,政府新闻会及新闻发言人于实践中不断自我提高,学界亦给予积极探索,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构建、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新闻发言人的话语等等理论问题予以深切观照,诸多研究推动了新闻会的发展与完善。但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政府新闻会面对的情况日益复杂,面临众多的考验与洗礼,例如近来铁道部“7·23”事故首场新闻会及乌坎事件新闻会的不尽如人意更是显示出政府及新闻发言人对新闻过程各要素组成及其之间复杂纷呈关系认识与把握的欠缺。而采用系统观的视野对政府新闻会模式进行建构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益探索,可在本质层面阐明政府新闻会的结构、功能及运行动态,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政府新闻会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方案,促进其良性发展。
一、新闻会的广义系统观新闻会涉及复杂的信息传播过程,在时间轴上可分为三次传播,即不仅包括会现场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还蕴含记者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会的有关新闻,以及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接收与反馈,主要表现为公众舆论。①第一次传播是第二、三次传播的基础,形成了新闻会的话语基调。从显性层面看,新闻会的话语参与者主要由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者两部分组成,但也不应忽略作为隐形参与者的不在场的观众,因为会缘何而发、为谁而发,与作为最终接受者的观众紧密相关。②政府新闻发言人、记者和作为观众的公众三者之间互动的平衡与和谐度,决定着新闻会最终呈现的效果。
从新闻会参与人员的组成看,新闻会只包含了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两个主体,即代表着作为传者的政府和作为受者的记者,且记者充当政府和观众交流的桥梁,三者之间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见图1)
但实际上,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记者都和隐形的观众紧密相关,当把观众看做社会的公众时,新闻会从系统构成上,是一个包含新闻发言人、记者和公众三个主体要素的系统。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是一个显性表现,而新闻发言人和公众之间是一个隐性表现,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互动结构,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复杂结构(见图2), 这实际上是把新闻会延伸到会现场之外,是一种广义的系统观。
新闻发言人就重大的社会事件召开新闻会并回答记者提问,担任政府的代言人,阐明党委、政府当前出台的政策,通报有关事件的真实情况,解释相关处置措施等,力图消除公众疑惑,树立良好政府形象。记者是新闻会的受邀者和参加者,一方面通过媒体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执政方针传达给公众,以获取公众理解与舆论支持;另一方面是传达民意的传声筒,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公众在重大决策、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方面拥有知情和监督的权力。政府和媒体都必须满足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需要。③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传播速度、传播广度及公众参与度空前发展,博客、播客和微博的出现更是把全民记者的作用展现得淋漓尽致,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使追求真相、扞卫真相成为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这股潮流对媒体记者与政府新闻发言人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信息公开、报道真实客观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必然走势。
将新闻会的主体由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两主体拓展为新闻发言人、记者和公众三主体,是将线性关系的狭义新闻会系统观延展到互动关系的广义新闻会系统观。在广义新闻会系统观的视野下,可以把新闻会看做一个信息优化系统,把记者的提问和公众的问询看做输入的信号,是新闻会的激励,而把新闻发言人的回答看做对这类激励的输出信号,是新闻会的响应。新闻发言人和记者、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响应”与“激励”的互动关系。
二、建构新闻发言人“激励—响应”模式
新闻会的具体形式和结构是信息的转化函数,其输出的最大值是对激励信号的最佳反映,即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信息,实现最优的传播效果,有效增加信息透明度,杜绝虚假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减少社会震荡因素(见图3)。
1.新闻会的激励形式
公众的激励源自社会公众的意见,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问题激励,即新闻会召开之前围绕某一事件所积累的问题及其聚焦的焦点是什么。二是呼声激励,新闻发言人需要回应针对这些问题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政策。三是信度激励,即公众对该政府部门及新闻发言人的信任程度,新闻发言人所属部门(行业)以往给公众所展现的形象、之前会给公众的印象等都会影响此次会的公信力。
记者的激励则是记者提出的问题。政府记者招待会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拷问、挑战权威人物的平台,而尖锐的提问则体现了记者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④记者是信息的传播者,是信息的挖掘者,也是舆论监督的实施者。记者代表公众利益提问并实施舆论监督,就是通过一切合法的方法和手段获取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为此,记者常常会提出一些令对方感到棘手、难以回答的问题。⑤
着眼于提问方式及问题关注点的不同,记者的提问可以分为三种激励形式:一是连续激励。连续激励具有密集性,它是记者对某一问题连续的问询,使得某一问题得到全方位的解读,有利于诠释政府方针、政策,使公众可以对某一方面全面整体了解。此时记者表现为有意激问获取信息,并穷追不舍,深度挖掘。二是离散激励。离散激励具有间断性,是记者对某些细节的质疑和探究,希望获得事件发展的背景、过程以及未来走向等信息,是对新闻的深入挖掘和延伸思考,以求新闻背后的真相。记者往往从微观入手,以小见大,以求抓住关键,击中要害。三是脉冲激励。脉冲激励具有跳跃性,是记者对政府施政效率和存在问题的质疑。这类问题具有冲击性,是公众意见集中的地方,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舆论监督的要点。这类问题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敏感性,爆炸性。记者或严格拷问,挑战权威,或单刀直入,指向敏感。
连续激励意在为公众获取全方位信息,有利于政府对公众宣传解释方针、政策,是记者激励的主要形式,是一种常态化的记者激励。离散激励为公众提供相关细节信息,起到解释事件的作用,有利于公众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基于连续激励之上的深化与有益补充。脉冲激励是强度最大的一种记者提问,其挟带巨大敏感性与冲击力,易引发社会舆论反响,记者须把握该激励方式的时机与强度,以实现适度的舆论监督,避免造成舆论地震,给政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压力。在新闻会上,记者应该灵活运用这三种激励形式,以促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2.新闻会的响应形式
从新闻会的压力形式来看,面对不同的激励,新闻发言人承受不同的压力,对于的信息也具有不同的自由度。新闻会的响应可以分为自由响应和强迫响应。自由响应也是固有响应,由政府部门和新闻发言人本身特性所决定的。一般来说,这部分内容属于有关政策的回答,这是该部门举行新闻会的主要目的,也属于记者的连续激励的范畴,因此,新闻发言人具有较大的发挥余地,至于信息量则取决于该部门的信息公开程度和新闻发言人的认知态度。而强迫响应形式取决于外加激励,往往是新闻发言人在新闻记者或者公众的压力下才给出新闻信息。此时,记者给出的是离散激励和冲击力巨大的脉冲激励,新闻发言人是被动地回答媒体的质询和疑问,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交锋”,新闻发言人往往字斟句酌,考量发言内容。
从新闻会产生的效果来看,新闻会响应可分为暂态响应和稳态响应。暂态响应是指新闻效应仅在新闻会后一段时间内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影响逐渐消失;而稳态响应的社会影响则长期、相对稳定存在。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网络媒体的报道往往是最快的,如“7·23”事故中,最早的信息报道来自于乘客的微博,但这些信息往往不够全面、客观、真实,不免会产生谣言、破坏社会稳定。因此,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会,提供足够的信息,还原事件真相,增强真实信息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及时疏通民意就成了重中之重。实践表明:那些一般性的政策解读往往是暂态响应,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公众忘却;而针对事件的真相所带来的影响往往长远而深刻,可形成稳态响应。
3.激励与响应的博弈关系
激励和响应体现出新闻发言人与公众、与记者之间的多重关系。连续和离散激励是两者之间的沟通关系和协商关系。从记者角度出发,比较理想的是能在新闻会上站在媒体立场并代表公众提出社会焦点问题,并希望媒体、群众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回答,这样既履行了新闻媒体环境监视的社会职责,也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
脉冲激励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关系和对立关系。当新闻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时,新闻记者与新闻发言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矛与盾”的对抗关系。记者与新闻发言人的互相戒备乃至“交锋”反映了两者对一些新闻事件的不同看法,对一些公开信息的不同认识。
总体上,新闻会系统代表着政府、媒体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博弈关系,形成政府与媒体、公众互动的新局面。新闻发言人需要借助媒体的广泛传播向公众传达政府的声音;记者需要新闻发言人以获得权威的新闻信息源,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发言人对公众意见的反馈和对记者的回答获得事件的真相,其最佳效果是达到多方共赢,形成正和博弈。
第5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根据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从表现对象的性质上看，新闻、历史、文学的内容无非就是真、善、美三种。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审美性当然也只能通过具有这三种性质的反映对象体现出来。新闻、历史在这几个方面和文学的审美性有着明显的区别，无法具备文学那样的审美性。
一
文学作品的内容之“真”主要应该是艺术之真，如果全面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审美价值的话，一般是无法回避这个“真”字的。在文学作品内容的真与美的关系中，存在着不真不美、真而不美、既真又美三种情况。好的文学作品一般都是既真又美的。从写作主体的角度看，出于“童心”的内容既真又美。有些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本于人的美好天性，丝毫没有世俗的功利色彩，仿佛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一样，很能给人既真又美的感受。李白的不少诗歌就是如此。从写作客体的角度看，表现“至情至性”的内容既真又美。至情至性最质朴、最诚挚、最纯洁，也最美，是某些文学作品具有永恒魅力的一种主要因素。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理论家对爱情的美的本质作过精彩的阐扬，爱情美学便是这方面的主要结晶；也不知有多少作家对爱情之美作过动人的描述，爱情小说便是这方面的主要产品。再如亲子之情、爱国之情等，也都属于既真又美的至情至性，也都是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
新闻、历史与文学在“真”上有显著的不同。新闻、历史的内容之“真”往往与“美”没有什么关系。任何实用文类，其实用性都是通过内容体现出来的，新闻、历史自然也不例外。它们应该主要是甚至仅仅是为了真实、客观地记录、传播、保存具有实用价值的事实、知识而写的。从反面现象上也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为什么“失真”、“失实”、“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是新闻、历史的最大“罪责”？主要就是因为它们违背了客观真实性的原则而使作品不能产生应有的实用价值。如果新闻、历史主要不能起到这种作用，这两种文类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积极意义。而在坚持“新闻文学化”、“文史不分”的人的思维和言论里，总有一些想法与此相左。例如，作为“新闻美学”最主要范畴的“真实美”就值得商榷。新闻、历史中当然存在着“真实美”这种现象，像那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至情至性的作品就是如此。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在新闻、历史中，绝大多数真实性的东西是不能贴上美的标签的，它们只能大致视为一种“中性”的东西，对那些纯粹的客观信息都应作如是观。即使新闻、历史中写到的婚姻、恋爱之类的事实，大都也是为了真实地向人们提供实用信息而不是审美享受。如偶可一见的报道“殉情”的新闻，其目的往往便是为了规劝、警示有同样念头的人，这与文学中的同类现象往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没有“爱情是新闻、历史的永恒主题”的说法。实际上，也没有人真的把新闻、历史中的这种客观信息视作审美对象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因此，我们无法较多地将新闻、历史的内容之真纳入美学的理论体系中进行研究，使“真实美”成为它们最重要的美学范畴。总的来看，所谓“真实美”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从美学史上的“真即美”这个片面观点中演绎出来，机械地搬用到新闻理论中的。
二
文学作品的内容在表现“善”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分别从伦理学、价值论、美学角度谈善的问题。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是道德的集中体现，主要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正面人性；价值论意义上的善，指的是符合人类功利目的的、对人有利有益的一种价值或作用。伦理学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善也是有价值的，主要就是所谓的“道德价值”。由于文学主要是人学，文学写人往往要涉及人的善、恶问题，因此，文学所反映的善主要应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
善还有较多的美学意义，因为社会美的本质就是伦理道德上的善。在社会美中，人的美居于核心的位置；而在人的美中，人格美是重于形体美的。人格美的内涵固然不少，但善是它的核心内涵和突出标志。在叙事文学作品中，那些得到肯定、赞美的人物，都有作者所赋予的以善为核心内涵和突出标志的人格美。抒情文学作品大致也是如此，只是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罢了。
新闻、历史则往往不然。它们所涉及的多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善。虽然它们也会涉及伦理学意义上的善，但所占比例较小，基本上只限于社会新闻和与社会新闻性质接近的历史中。即使这样的作品，其写作目的、社会作用往往也与文学有着较大的不同，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实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它们在内容的主要方面和关键之处也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采用比德、渲染、夸张等方法，以淋漓尽致地反映出表现对象的美质、达到像某些优秀文学作品那样的审美化的程度。为什么对同一英雄、模范人物，新闻、历史中要报道、记载，文学作品中还要赞美呢？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能够比较生动、形象、充分地表现出这种人物身上固有的德性之美、给人较大的美感享受。笔者认为，新闻主要起的是信息服务、舆论监督、促进工作等作用，历史主要起的是借鉴、教育、稳定社会等作用，这些作用当然都不是“审美反映”的结果，大都与“美”毫无关系。
三
文学作品在内容上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较多地存在着以“美”的事物为表现对象的现象。这里所说的“美”的事物，首先主要指的是那种比较常见的在现象上、形式上、外观上具有美质和能给人美感的事物。以自然事物而言，“风花雪月”历来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描写对象。像山水诗、田园诗和重视环境描写的散文、小说，必然地要写到这些事物。虽然作者一般是借风花雪月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但是，以风花雪月为代表的具有自然美的事物大都可以成为人们观赏、品味的对象，读到描写这些事物的文字，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美感。特别是某些能使人产生强烈美感的有意境的作品更是这样。
转贴于
其次，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种虽不那么常见但却更能体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体裁的美学本质的现象，即优美的文艺活动、艺术作品也可以从审美角度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反映对象。文艺活动、艺术作品本身往往主要就是为了审美而产生的，以它们为审美表现对象，如果表现得好的话，当然能给人一定的乃至强烈的美感。音乐、绘画、书法、舞蹈、雕塑等，都适宜于以文学形式反映，都在文学作品中留有精彩的表现。
在新闻、历史中，虽然也存在着上述两种现象，但是，除了个别作品的局部地方外，它们都不是从审美角度去进行反映的。就第一种现象而言，新闻、历史中的这种现象很少，而且写作目的、实际用途往往也与文学大相径庭。例如，风花雪月之类的自然现象在新闻中虽然有时也会写到，但一般并不作具体描绘，历史往往更是这样，如中国古代主要的史书甚至毫无这种景物描写；而且，它们在使用目的、实际作用等方面与文学中的风花雪月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作为客观信息、知识让人了解、掌握的，后者在不少情况下是作为审美对象、抒情载体让人欣赏的。因此，可以有山水诗、田园诗这样的文学体裁，而不会有“山水新闻”、“田园新闻”、“山水历史”、“田园历史”这样的新闻、历史体裁。
就第二种现象而言，新闻、历史与文学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学中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在新闻中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情况，像报道各种戏剧演出、影视拍摄、小说出版等信息的新闻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占据了文化新闻、娱乐新闻版的相当一部分版面。这些新闻要写到演出、拍摄、效果等情况以及内容、形式、质量等问题，主要采用介绍、阐释、说明、评论的方法进行报道，以使读者了解有关的信息。这种新闻的性质、内容、写法等决定了它们基本上不可能像《李凭箜篌引》之类的文学作品那样，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勾魂摄魄地将文艺活动、艺术作品的美、美感、审美价值等表现出来，成为“文学化”的精美的语言艺术作品。
还有一个相当微妙且也有重要比较价值的问题需要在这里扼要谈一谈，即不少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闲笔”式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小说之中。这里所说的“闲笔”，指的是在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等方面并非必要的文字，如对某些环境、饮食的描写，如某些诗词歌赋的穿插等都是这样。在这些“闲笔”里，多数是多少能给人点美感的东西，尤其是其中的景物描写。在那些艺术氛围浓厚的小说里，往往有一些精彩的景物描写，而在这些景物描写里，有些并非为表现主题、塑造人物、推动情节所必需，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如果不写或删去这些文字，小说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推进虽然都不会受到什么损害，但其艺术魅力、审美感受却要打些折扣。因此，从审美意义上看，它们则又不算“闲笔”。
新闻、历史的内容大都应该是“必要信息”，有些新闻、历史中存在的“可省信息”，也不应该是像文学那样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闲笔”性质的东西。且不必说新闻、历史中不应该有出于审美目的而铺陈开来的景物描写，仅就经常所涉及的“美食”现象而言，也不应该像某些文学作品那样，对精美的餐具，对饭菜的色香味，对觥筹交错、醉态可掬的场景，对彬彬有礼、应对裕如、秀色可餐的服务人员等作绘声绘色的描写。
四
文字作品的形式美，主要是通过语言、结构体现出来的。文学中大量存在着具有语言美、结构美的作品，新闻、历史在总体上是无法具备这种形式美的。我们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新闻、历史与文学在语言美方面的差异
新闻、历史在语言的可感性上是明显不及文学的。先就形象性问题来说，很多新闻主要使用概述性、说明性、阐释性、告知性语言，往往包含着大量的科学术语、统计数字、告诫词句等，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形象性，不仅科技新闻、财经新闻、气象新闻等是这样，深度报道、新闻调查等“王牌新闻”大致也是这样。即使与叙事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大都属于社会新闻的事件新闻、人物新闻等，也至少有2／3主要运用的是叙述性、说明性语言。历史往往更是如此。在中国著名的历史著作中，只有《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少数几部较多地运用了描写性语言。虽然人物传记中较多地运用描写性语言的作品多一些，但除了“非法”地想象、虚构出来的部分内容外，它们大都也是以叙述性语言为主的。原因似乎并不复杂，和新闻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如果不采用想象、虚构手法，新闻要想较多地进行描写，作者一般非在现场不可；就主要的历史著作而言，它们的内容多非作者亲历、目击过的，除了“照抄”前人著作的某些文字外，除非运用了想象、虚构手法，否则更只能以叙述、说明等为主。因此，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即使仅仅以是否具有形象性、形象性强弱为标准，新闻、历史也总体性地不能像文学那样作为语言艺术看待。
新闻、历史的语言尽管也追求简练性，但是，它们的这种追求在层次和程度上也都比不上文学。它们要做到的一般仅仅是没有多余的字词句而已，而这种语言大致只能是实用性的而不是审美性的简练语言。即使仅仅就新闻、历史的语言一般都要求尽可能清楚明白、不容歧义、不留余地这些基本特点来看，它们的语言也不可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简练美。如新闻、历史一般就不能较多地使用对偶性的语言，否则，可能会产生重复、堆砌等不简练的毛病。
2.新闻、历史与文学在结构美方面的差异
虽然新闻、历史也可以讲究结构的匀称美，但是，总的来看，它们难以或无法达到文学的那种匀称美的程度。这基本上也是由它们的纪实性和实用性的本质决定的。有相当一部分新闻、历史或其局部内容，所反映的事实本身就是残缺不全或缺乏密切联系的，这些作品的结构是缺乏完整性和严谨性的，它们的结构自然是缺乏匀称美的。新闻中存在着一种虎头蛇尾、大头小尾的现象。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消息之中。绝大多数消息都是有导语的，其中不少导语的文字所占比例较大，能占到全文的1／4甚至1／3左右。有经验的记者认为，写好导语就已经完成了90％的报道任务。这话虽然不一定是着眼于篇幅而言的，但实际上往往会相当程度地在篇幅上显示出来。这种现象虽然往往是允许的，如果从便于传播、接受的角度看，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是消息写作的一个不宜也不易改变的重要特点。但是，以美学眼光来看，这种结构毕竟缺乏令人愉悦的匀称性。
第6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关键词】反权威修辞；经验预设；陌生化；新闻标题
一、引言
在信息爆炸式传播的当下，能否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的眼球已成为评价新闻标题好坏的标准。近来，“标题党”作为强化新闻报道传播效力的有效手段被广泛使用。虽然部分新闻的报道内容无聊乏味，但因其劲爆的新闻标题而能迅速被人们关注并广泛传播，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新闻标题新鲜的语言形式更易于受众选择与读取。陌生化原则在新闻标题写作中的运用较为常见，陌生化带来的新鲜感和奇特感在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能突出新闻报道的新奇性，从而激发受众对具体内容的阅读兴趣。在近两年的各种新闻标题中，基于陌生化原则的反权威修辞正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标题修辞方式被新闻工作者广泛使用。那么，什么是反权威修辞，涉及反权威修辞的陌生化原则是如何在新闻语言中发生作用的，新闻标题中反权威修辞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的？
二、标题中反权威修辞的理论基础
新闻标题如何吸引人？除了具有新鲜的新闻内容外，还取决于新闻编写人员对具体文字的把握，通过改变新闻标题的语言形式，使其具备反权威修辞的效果。这一过程综合了陌生化原则、认知经验和权威效应等理论。反权威修辞的功能在上述理论的综合作用下才会在新闻标题上得以实现。
（一）陌生化
陌生化原则渗透于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使得乏味的新闻内容也能为受众所热捧。陌生化理论最初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层面提出来的。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一个由陌生化到自动化的过程，当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形成思维定式之后即生成钝化和机械性。“为了打破感知机械性，就需要采用‘陌生化’来创造出新形式，把人们的感知从机械性中解脱出来，使人们通过阅读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恢复对生活的新鲜感受。”[1]在新闻学领域，新闻标题的“陌生化”就是力求运用新鲜的、奇异的语言形式打破人们已经习惯的新闻报道语言形式。不仅如此，新奇的语言形式甚至能够改变人们对单调、乏味的新闻内容的态度。以突破语言常规的方式，改变原先单调、乏味的新闻语言形式而使其变得陌生，从而给受众带来新奇的心理体验。遵循陌生化原则能够将受众已知的事物以新鲜的、不同寻常的新闻内容重新呈现在其眼前，从而产生新鲜感。
（二）认知经验
新闻活动的主体可以分为传者和受众。研究、分析受众对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态度和倾向，掌握受众的认知规律，有利于新闻工作者完善新闻传播工作。受众的态度和倾向往往取决于其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的认知经验，任何人或多或少都具有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感知体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认为，世界不应只是充满理性的、科学化的世界，也是一个被人们感知和经验着的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所有实用的目的、欲望、态度都能对认知方式和思维取向产生影响，因而所有的真理都是主观的、相对的。”[2]韩合林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理论内涵也有独到的解读，他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基于历史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的部分或全部继承。[3]同时，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均认同了人类经验的趋同性及合理性。由上述观点可知，人类的不同个体也能够获得共同的认知经验，人类共同的认知经验决定了受众群体对各种新闻事件的态度具有普遍一致性。如人们对灾难性新闻的关注点普遍在“损失”方面，这是认知经验在反权威修辞中发生作用的基础条件之一。
（三）权威效应理论
在常规的新闻活动中，权威往往作为佐证新闻事实的利器，能够起到增强新闻真实性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权威效应。权威效应又称权威暗示效应，是指当一个人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时，其言行较他人就容易引起重视并具有引导性，也更容易使人们相信其言行的正确性。在新闻采访中，引述权威观点以期产生权威效应的现象较为普遍。以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实践为例，依靠采访与新闻事件相关的权威对该事件发表看法以佐证新闻，是增强新闻真实性且使新闻具有导向性的有效手段。
反权威修辞是以陌生化原则、认知经验和权威效应三种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修辞方式。当受众结合自身认知经验对某一新闻事件产生的认知判断与权威发表的观点不一致时，受众认知经验与权威效应的对立就会形成，进而产生陌生化效果。因此，“陌生化”理论、“认知经验”理论和“权威效应”理论是反权威修辞的理论基础。
三、反权威修辞的分类
权威指的是某些被授予合法性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一种“领导”与“服从”的社会关系。在反权威修辞中，新闻工作者利用人类对某一新闻事件已有的认知经验，将其与权威对该事件的观点进行对比，使之形成认知上的对立，即受众的经验观点与权威观点的对立，最终将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乃至权威的言论产生好奇。以韦伯[4]为主，结合Blau[5]与Durkheim[6]对权威的分类，最终将权威类型划分为五类，即传统权威、人格魅力权威、官僚权威、职业权威和道德权威。反权威修辞的形式即表现在受众结合自身认知经验对新闻事件的预判与不同类型权威观点的对立上。
（一）反传统权威修辞
传统权威是指传统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合法性的既定信念。反传统权威修辞是指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如近期一则标题为《山西平顺官员：淹了河南，关我×事》的新闻引起了关注：平顺县交通局原局长郭忠胜两年前在县政府讨论“非法往河道里倾倒石渣”问题的协调会中称，“只要冲不了我老百姓，你淹了河南，关我×事！”即使作为普通的公务员和干部，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不容改变的，更何况是时任县交通局局长一职的领导干部。一个局长爆出这样的粗口确实不能与其身份相符合，陌生化效果得以生成。而在随后北京青年报记者标题为《山西平顺爆粗口局长：干部间这么说话会感觉亲切》的追踪报道中，该原局长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这一言语又使得受众一片哗然。该原局长的前后言语完全不符合普通群众对人民公务员的身份判断，在前后两篇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都是用该官员的原话作为新闻标题，这既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感，又使得受众能够直接通过雷人言论与自己的认知经验进行对比，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
（二）反人格魅力权威修辞
人格魅力权威是指受众单纯对某些人本身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而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反人格魅力权威修辞是指对受众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人格魅力权威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人格魅力权威形成的主体主要为艺人明星、媒体工作者及成功人士等意见领袖。如TVBS网站近期的一则标题为《成龙又失言！“好想看到海啸地震灾难”》，报道指出华人功夫巨星成龙近期亲自到美国为自己的新电影进行宣传，在接受外媒专访时，没想到他又失言了。当记者问到美中关系时，成龙的原意是想表达很喜欢看到全世界一起合作的感觉，没想到话说得太快，他却说成“好想看到有些国家，出现大海啸或是大地震的灾难”，他还说：“如果没有海啸、地震，大家没事做，就会吵架。”这一席话，又引起一片哗然。正因为成龙长期以来热心公益、心系天下的正面形象才使得大家更容易对新闻标题所描述的新闻事件产生好奇。虽然受众在进入新闻正文观看了详细内容之后知道这是一种无心失言，但新闻标题与人们对成龙以往的认知经验之间形成的陌生化效果已经生成，这则新闻标题吸引眼球的目的已经达到。
（三）反官僚权威修辞
官僚权威是指高职位的人或机构通过基于规则和条例、实施命令及奖惩所体现的权力感。反官僚权威修辞是指对受众具有一定权力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权威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如2012年东方卫视标题为《女教师被局长，派出所称戴套不算》的新闻。该言论是女教师报案后，阿乡市派出所指导员对其发出的。该新闻标题为前后分段式，前半段使得受众对该新闻事件的起因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于形成自身对这一案件的判断，后半段的派出所指导员的言论是对于这一案件的判断，当受众判断与作为官僚权威的指导员判断发生冲突的时候，陌生化效果显现，人们对该案件更加好奇。派出所作为中国公安系统的基层组织，其职责是坚决同犯罪分子作斗争；防、控各种事故的发生，管理社会治安，维护公共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国家安全。而这位指导员的言论与其工作职责严重不符。陌生化的新闻标题也是吸引受众眼球进而导致该新闻被舆论持续关注的原因之一。
（四）反职业权威修辞
职业权威是指熟悉和掌握达成共识的专业技术或知识的人或组织机构。反职业权威修辞是指受众对在熟悉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权威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如标题为《浙江一村庄数万小蟾蜍集体迁徙 专家称正常行为》的一则报道。按照地震常识，人们一般认为青蛙蟾蜍集体迁徙是一种地震前的预兆，标题的前半段即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经验预判。但后半段的专家观点即打破了这种预判，使受众对自己的经验判断产生了陌生化。其实蟾蜍集体迁徙确实有多种原因，但是人们更关注它作为地震前兆的这一现象。因此蟾蜍的地震预警功能就作为钝化经验之一为人们所熟悉，当专家提出这属于正常现象时也引起了受众的好奇和关注。
（五）反道德权威修辞
道德权威是指比我们本身道德水平更高的、加在我们身上的传统道德力量。反道德权威修辞是指受众对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人所表达的观点与受众对此权威在道德层面的认知经验不符所导致的陌生化。如央视《焦点访谈》标题为《央视批富豪相亲会 女孩反问：你们不爱钱？》的节目。该节目深度报道了有关富豪相亲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其中一个女孩直接反问记者“你们不爱钱”的言论颇为夺人眼球并最终被选为新闻标题。
在人们自身的道德意识中存在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朴素的财富观，认为金钱的获取有可能造成人性的堕落等不良后果。在该报道中，一个女孩表达自己对金钱的喜爱，这一言行及观点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极易被人们贴上“拜金女”的标签。因此，记者采用这一标题是希望达成一种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影响下的受众与拜金观点之间的陌生化效果，使采访对象的言论与道德权威形成对立，进而引起受众的关注。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得出认知经验、权威效应与陌生化之间的关系公式如下：
认知经验（受众）-权威效应（权威）=|陌生化|
在该公式中，陌生化的绝对值越大，证明受众的认知经验与其对权威观点的认知差距越大，其吸引受众的效果就越好，越能够通过新闻标题紧紧抓住受众，使其对标题下的报道内容做进一步的关注。受众在权威效应的作用下会对自身经验预判进行检查，当受众不能理顺权威观点和自身经验预判的对立关系时，受众的兴趣和兴奋点得以激发，新闻标题即完成了其吸引眼球的任务。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反权威修辞是指通过新闻标题中所表达的权威观点与受众认知预设之间的对立形成矛盾冲突，继而形成陌生化效果以吸引受众。在陌生化理论下，权威时常被社会共同的认知经验挑战和反对，在受众经验与权威观点的博弈过程中，新闻标题激起了人们的关注欲。反权威修辞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由于普遍的认知经验与权威观点的对立而产生疑惑，进而引发受众进一步的思考，这种突出语言表达的“陌生化”，实质上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艺术化的修辞手法对普通语言的有意“变形”或“偏离”。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新闻标题的陌生化是基于标题对新闻主要内容的片面性提取，有断章取义之嫌，这种“变形”与“偏离”极易造成新闻失实的情况发生，因此新闻工作者在使用反权威修辞手法编写新闻标题时应注意把握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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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关键词】电视新闻 语言风格 口语化 通俗化
电视主要通过语言、音响、活动图像及图片、图表文字、色彩等多种信息符号综合运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是一种声图并茂、视听结合的传播媒介，具有形象直观、现场感强的特点，因此，电视是老少咸宜、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是受众接收信息障碍最少的媒介。电视也是一个综合技术含量高的媒体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清化、数字化电视的推进，信息传播呈现多样化态势，电视新闻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正在以新的格局和面貌、新的节目形态和传播方式呈现给大家。
电视的诞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电视节目的形式可分为新闻、专题、文艺、娱乐、科技、教育、经济、服务、访谈和电视剧等类型，这些不同的电视节目形式，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而新闻就是通过多种载体，对新近发生和发现的一些人们关心的事的迅速广泛传播，说到底，新闻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无论是新闻事件调查，还是生活娱乐，或者是健康保健等各种类型的新闻都在悄悄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不同层面新闻受众对信息传播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特别是网络的横空出世，前景更是无法估量。因此电视新闻的制作和传播必须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电视新闻的语言必须亲切平和、通俗易懂，让人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能感受到新闻带来的温度。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样，语言也是新闻传播最重要的载体。新闻语言，即新闻作品的语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新闻传播是传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把有价值的信息传达出来，从而让受众理解和接受，是新闻语言的艺术。新闻语言是对新闻画面的一个拓展，作为一种独立的书面语体，它是为事实服务的，新闻语言应该具有质朴、实用的语言形态，明快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新闻语言讲求信息的运载量，适宜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那么如何才能写出电视新闻所需要的通俗化和口语化语言风格的文稿，作者就这个问题在本文进行浅显的分析。
一、新闻语言要多用精准短小的句式少用长句式和倒装句
在当下的报道中，记者们用大量的实践来证明新闻语言在新闻事件报道中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在句式的使用上，繁杂的长句和精悍的短句在表现方面都各有其优点，长句严密周详、条理贯通、气势磅礴；短句干净利落、通畅明白、朗朗上口。对于电视新闻稿件，一般都尽量使用短句，有时七八个字，顶多十几个字就一定要见标点符号，要有间隔，要采用群众习惯的说法，简明扼要清楚地进行表述。有些电视文稿需要使用长句，虽然长句婉转悠扬，可以抒情，但是过多的描绘很难配上相应的画面，这样更不利于观众收看收听清楚，容易在思维上脱离主题，而使用短句可以更准确、精练、生动地表达，也就是说在用短句说话时，能用一个字表达的不要用两个字，要单刀直入少曲折迂回，尤其忌讳文白相杂晦涩不通，这也是新闻稿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制作电视新闻时，优美完整、富有诗意的画面拍摄要事实清晰，声音解说针对性要强，要为画面服务，不要笼而统之，放在这里也行，放在那里也可，同时为了提高观众的接受度，无论文字长短，都应该增强使用口语化语言，这样不仅能充分反映电视新闻的主题和内涵，还能让观众入口入耳、入目入心。
二、新闻语言使用时要少用代词不滥用简称及省略语
我们有时在电视新闻的播报中，会听到这个单位如何如何、他怎么说他怎么做等类似的语言，那么这个单位到底是哪个单位呢？他又究竟指的是谁呢？这样的语言对于报纸和杂志来说，只要翻看一下前文就会知道的，可是电视新闻不行，声音无法逆转，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办法弄清楚真正的意思。为了让观众能接收到简明的信息，新闻中不要滥用简称和不规范的省略语，方言土语也必须少用。比如“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最好是用全称，也可简称为四有，但不要简称为三有一守，至于有些难懂的方言土语，除了专门节目需要外，一般也要改成标准规范的普通话。只有适合大众口味的语言才是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此电视新闻在语言表述上，要多用受众能接受的词语，尽量说明事实的主题，少用代词代替，必须使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承认的简称。由于约定俗成的广泛基础和社会认可，交流时无需解释就可以彼此明白，这也是观众的一种心理习惯，很容易被接受和听懂。因此不要为了节省时间特意节约字数，也不要对固定称谓进行压缩。对过于生僻容易误解的简称在新闻稿件中就更不宜使用了。
三、新闻语言在使用音同意不同的字和词上要避免误解
准确是新闻语言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现代汉语中有许多字和词是相同读音而意思不相同的，所以在使用上应该格外注意，比如“童稚”和“同志”，“签名”和“千名”等等，如果这类的字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人们可以根据字面就能理解其意思，可是电视语言上使用则不同，如果遇到语言环境合适时，比如在抒发个人感情时，出现听觉上的某些误差关系还不算太大，可如果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出现使用不当的字或词，就很容易造成表述不清，甚至让观众误解。施拉姆认为，有效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传通双方的经验范围。例如，某生产厂家生产的产品在抽样检验中全部合格，这段话观众听了很容易被理解成产品全都不合格，这样不但影响新闻质量，也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新闻稿件必须遵循新闻理论原则，适当地、有选择性地运用新闻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避免误解的发生，在电视新闻制作上最好都配用同期字幕，如果字幕准确无误地标明，那么即便是使用了音同意不同的字，那么也不会影响新闻播出的质量。
四、新闻语言中的数字处理要增强形象化减少抽象化
电视报道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数字，而这些数字信息又非常抽象，很难用画面做出准确的说明，基本上是通过解说词进行介绍的。然而数字在稿件中是没有感染力的，观众通过听觉一次性感受数字，基本上没有思考的时间，也就不清楚其含义。所以，在电视稿件中如果数字的数量较小，大家一听就明白的，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数字的数量较大时，在介绍的过程中，必须增加一个参照系数的参考量，进一步说明这个数字，这个参照物需要是观众熟悉的、比较形象具体的东西，便于迅速地理解。比如，发电机的年发电量，不能直接说是多少千瓦时，要用老百姓可以理解的生活中的身边人都习惯的说法，或者是大家都常用的数量进行对比使用，可以说成相当于多少人使用生活用电数量，也可以说成需要一个人使用多长时间等。再比如，建立一个大型活动商圈，不要仅仅说有多少万平方米，要进一步补充说明可以容纳多少人使用。又如有一位记者报道人口普查工作，记者如果光说“规模空前”则较为抽象，这位记者巧妙地将其化为具体：“光是进行人口统计的人就住满一个大城市。”这样形象具体地使用数字在电视新闻稿件中，可以让观众更直接地了解事实真相，既形象生动又鲜明清楚。
五、电视新闻语言要恰如其分地服务于画面不能喧宾夺主
电视是画面为主角的，稿件的语言必须要与画面相一致。在画面和语言的关系上，语言要根据画面来撰写，文稿是画面的补充和说明，画面和语言不能相悖。语言表述不要过于细腻，要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适当地采用“留白”处理，会为新闻传播营造一种优美的意境，收到更好的效果。“留白”是中国画的传统变现手法之一，是指书画艺术创作中为使整个作品画面、章法更为协调精美而有意留下相应的空白，留有想象的空间。如果用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用“留白”的手法，即在新闻报道中的某个时刻，有意识地不用解说、同期声采访，仅用精巧的画面来表达意图，让观众在自己分析、判断的过程中，有所发现、领悟和感受，通过主动的想象，获得强烈的观赏兴趣。如若遇到新闻现场事件性的新闻，现场的同期一定要进行准确的事实报道，配合事件的现场拍出有效的画面，还要对事件进行准确的评述，这时的语言就不需要过多的描写。如果是成就性的报道，这时画面就可以添加一些优美的镜头语言，同时也可以运用一些生动的电视语言，既可以增加节目的厚重感，也能让成就报道很有分量。如果遇到电视新闻需要通过画面来展现细节，来“凸显”新闻的内涵时，可以不用解说词，而是用音乐或者音响效果增加画面的感染力。
第8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新闻真实性中的“真实”过于模糊，向来使其颇具争议。本文试图结合西方哲学理论和新闻实践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意在说明新闻真实性应该从新闻伦理和新闻实践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新闻真实性原则在伦理道德层面是一种追求和理想，而在实践操作层面的要求则是准确与客观。
一、前言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新闻真实性”为关键词进行简单检索，发现共有301条相关记录，从2010年4月24日到本文发表日期，共有143条记录。可见新闻真实性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这也很好理解，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一般来说，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正如新闻自由主义的先驱约翰·米尔顿曾经说过，“哪有真理和谬论辩论时失败的时候呢？”可是对于“新闻真实性”这个问题，大家却有不一样的意见。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指出：“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在分析了几组概念如，“新闻真实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单个真实和整体真实”及“新闻真实和本质真实”之后，他最后提出：“新闻报道的真与假只有一个标准：是否符合客观实在。”［1］
四川大学新闻学教授张小元则用现象学的观点对新闻真实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新闻真实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与假新闻相对立的新闻真实，即新闻不能够造假”；二是与“假新闻相无关的新闻真实，即新闻报道与实际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同一性’问题——两者是否可能具有‘同一性’，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同一性’”。［2］
本文试图结合两位专家的研究，从西方哲学理论和新闻实践活动本身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以期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对新闻真实性的追问与理解
既然提出新闻真实性这样一个原则，则其前提假设是该新闻真实性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广袤无垠的自然环境，即使新闻人身处事件发生现场，如实地反映事件全部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没有人能真正全面地认识世界，除非有个万能的上帝。况且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纯客观”世界，而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世界。
（一）生活的现实——符号世界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他的重要著作《人论》中提到：“人是符号的动物。”在他看来，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者“象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符号功能），并构成一个文化世界。按照这一理论，我们认识的世界其实已经不是自然状态的世界了，而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世界，这样一来，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必然会打上符号的烙印。
新闻真实性原则要求新闻人呈现事实真相，如实反映事实。但是新闻人呈现的只能是对一新闻事件进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直接呈现该新闻事件。在“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三者之间，新闻人承担的并不是一个镜子的角色，并没有木然地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完完整整、不加挑剔地全部呈现给受众。即使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新闻也是没有人愿意去关注的。
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中，从一出世，就一直通过符号来认识这个世界，那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已经戴上了一副隐形眼镜（或许不是隐形的，因为没有人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没有人不戴这样的眼镜）。我们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关注这个世界的，用“有色眼镜”对自己看到的东西进行编码，而受众也是用戴有“有色眼镜”的眼睛进行解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完全地反映真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二）认识的工具——人的感官
海德格尔在名著《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在场”（present）进行了严格的现象学追问，理清了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他认为存在者也就是在场者，既有时间的规定又有空间的意味，是此时此地的呈现。作为存在的人无法直面存在本身，而总是借由在场者的不断去避而使之敞开，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澄明”。［3］
海德格尔的这个观点就是著名的“敞开即遮蔽”。也就是说，我们敞开一面的时候必然遮蔽了其他的东西。新闻人在新闻5W的报道中，如果敞开了Who也就会把其他方面遮蔽掉，手电筒在夜间照亮一片天地时会把更大的空间遮蔽。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新闻人的眼睛在睁开的瞬间就已经在进行着选择。当学生们正在教室里安静地上课，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在声源，而没有人去留意老师在干什么。
在新闻人眼中，如果他认为当事人很重要，他就会把Who聚焦；如果认为有必要向受众解释发生的地点，他肯定会在报道中说明Where的重要意义。
新闻人的选择就是帮受众聚焦。因为当受众面对一个很大的环境的时候，不知道该把目光投向何处，这时候新闻人会帮受众定位，而当所有的新闻人把探照灯照遍每个角落的时候，受众对于环境就会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新闻人所做的事情就是选择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李良荣教授提到，“新闻真实性这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显得很复杂。这种复杂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任何新闻报道都是经过选择的”［4］。
所以这个问题的悖论性就在于：任何新闻报道都要经过选择，而一经选择，便无法做到完全真实，也就是说，既然无法做到完全真实，那这样一个真实性要求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表达的工具——语言与符号
20世界60年代，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为领袖，建立起后现代思潮中著名的解构主义，它以怀疑、反叛、消解为基本特征。解构主义声称，人类经验中只存在着概念( 诸如语言、知识体系和文化) 的“社会建构”。就是说，人是不具有脱离社会建构的经验和感觉的，所有经验和感觉形成一张关系网，而这张关系网的建立是为了获得和保持代表统治势力的权力的。比如，我们在自己所接受的文化结构之外无法认识自然和我们的身体。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当人说话的时候，人并不是在说或者控制语言，而是语言在控制人， 不是“我说语言”， 而是“语言说我”。换句话说，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人只是这种语言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这一假说的基本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的面貌决定着世界的面貌。换言之，并不是世界的“客观性”决定语言的“表现性”，相反，而是语言的“表现性”决定世界的“客观性”。“所谓‘真实的世界’（real world），在相当程度上是被无意识地建构于（文化）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5］语言是建构现实的基石。有什么样的“语言”， 就有什么样的“存在”。
由于解构主义天生叛逆的品格，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众多的争议与批判，但同时也对许多学科给予有益的启示。对新闻传播学来说，应该注意到在“传——播”这个双向互动过程中，不仅仅应关注传者——新闻人准确地认识事实并把自己认识的事实传给受众，还应注意播者，即受众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传者使用的工具——符号与语言（当然就传播工具的重要意义来说，媒介作为载体，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媒体的重要性经过多伦多学派的努力，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相对来说，语言与符号的功用就被忽视了）。
宁波大学王冬梅女士对新闻真实性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解读。在分析了真实和谎言之后，经过对语言的几种性质的辨析，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最重要的工具，但不是最完美的工具。新闻媒介在选择了语言的同时也选择了遗憾。语言的位移性、抽象性、模糊性、线条性和有限性等诸多因素注定了新闻对事实的偏离。语言的性质决定了新闻报道只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现实，但永远不能做到与客观事实绝对一致甚至完全等同。”［6］既然我们使用的工具都是有缺陷的，那又如何能反映整个事实真相呢？
三、结语
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被列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之中，从该准则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新闻真实性其实是一种道德约束而不是基于操作层面的硬性要求。如果从操作层面来要求每个新闻人都要做到真实，由于其意义的模糊性，既没有必要也不具有操作性。陈力丹教授说过：“我们总爱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种比喻，比喻不是论证，更不是现实。”
因此新闻真实性原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并从两个方面对新闻人提出要求。在道德伦理方面，要求新闻人诚实，不做假新闻，不欺骗受众；在新闻业务方面，要求新闻人做到客观、准确和不出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方面，新闻真实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可以对报道层面的客观准确加以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注释：
[1][4]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第227页。
[2] 张小元：《新闻：真实性或者客观性》，《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年第Z1期。
[3] 参见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第9篇：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范文
1911年5月19日，汪康年在《刍言报》上发表了《针报》（九）一文，对当时一些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捕风捉影、轻慢随意等行为提出批评：
日报不应闻言辄载，而关于外交者为尤甚。“如去年载铜官矿事，谓凯约翰仍把持不去；又谓德人青岛添兵，已而遂更正；又谓荷兰强我国民入籍，而增兵厉其辞，谓三月不入籍，即将逐去，而尽没其财产，近日亦更正矣。盖以极平常事，无足措意也。此等事，当局虽视为寻常，不知害事多矣。一则外人将谓我等好排外，故主此也。二则为外人所笑，谓我国人全无判断力也。三则载此等事，将使警觉而筹措置之方，顾不足信者多，则人益玩视，而成其玩驰之念，不可不慎也。
庚戌六月初八，都中各报译路透电，谓达赖不喜英之政策，故不复至北京，语气甚不类。惟《顺天时报》乃曰：达赖甚感英人之政策，故不复到北京。此非小事，而知此草草，岂不误事？
“有闻必录”四字，欧洲各报实无此说，即来函登载之语，亦必报馆担其责任。此等事，盖不知几经波折，乃成今日办法。盖报馆者，兵刃之类，能卫人，亦能害人，不得不多方防备之也。[2]
汪康年在这里具体列举了多项报纸不经核实径直报道造成新闻失实的例子，要求报纸在传播新闻时要善尽查证核实的责任，尽量做到准确。汪康年在该文中明确提到在欧洲新闻界并没有“有闻必录”这个口号，该口号不过是报馆推卸新闻失实责任的口实，并没有新闻学上的实践价值，其言下之意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甚明。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对“有闻必录”口号进行批评的最早文献。
作为一个对新闻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有闻必录”与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潜在冲突并不难识别。民国成立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确实是“有闻必录”流行最盛的时代，当时中国社会和新闻学界虽然也隐隐认识到该术语的弊端，但由于缺少合适的理论武器，无法对其展开比较有力的清算。社会只能对报界发出新闻报道时要顾及新闻真实的要求，不可一味以“有闻必录”作为借口，并提出如果发现新闻失实，应即行更正予以救济的建议。如《晨钟报》1916年9月8日至11日以连载形式刊登署名“钟晚成”的长篇社会来稿《敬告各报编辑主笔访员》，有云：“报纸为物须作史观。既不可以有闻必录之旨任意登载，亦不可回护己说致背事实。夫更正前报，岂惟不背事实，亦所以彰美德。常情往往以更正之事有失报纸信用，实则不然。盖吾人心理，必常见其不惜更正方始知其爱护事实，则其信用该报且将益深。即或偶有失实，亦直断其为访闻之误，决不谓其出之虚构。”[3]但这种苦口婆心的劝告难为沉疴在身的报纸所接受，故批评效果不彰。虽然这篇文章标明是社会来稿，但以连载的方式在《晨钟报》刊登，显证该报重视并认同其新闻理念。因此，即便不追溯到汪康年对该口号的有关批评，宁先生的论定也欠准确。
汪康年对“有闻必录”口号的否定，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直接的社会原因。从1895年至1911年，中国在短短的十多年间，接连出现了两次国人办报高潮，即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和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至1911年之间的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在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报刊是主流，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区革命党人相继创办了不少鼓吹革命的报刊，即便在皇权最为强大的北京，革命党人也相继创办了“阳假赞助满虏预备立宪之名，而阴行策动中央革命之实”[4]的大批报纸。大潮涌来泥沙俱下，很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在鼓吹革命的同时，“对新闻的真实性注意不够。像《大汉报》那样的哗众取宠，随意捏造新闻的事情，所在多有”[5]652。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为了营造清王朝日薄西山、天下行将大乱的社会氛围，“有的革命报刊的编辑人员‘终日以脑筋发电，腹稿新闻’，为无米之炊。把说谎和编造新闻当成了家常便饭”[6]653，给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汪康年“壮年盖甚欲有所作为，初非欲以报纸自显也，以无所凭藉之故，乃欲藉报章以发纾其意见。凡所欲行者，悉于报纸发之”[6]350。从1896年参与创办《时务报》，到1911年闻知武昌新军起义而仓促出京并随即暴卒，在15年的时间里，汪康年相继主持过6份报刊和一家通讯社，无论是在维新运动中替帝国的“自改革”吁求呐喊，还是在立宪运动中为民间监督权力运作的舆论摇旗助威，他都曾操笔为文，挥戈上阵。只是随着世易时移，他的所有努力均告无效，各种希望逐一破灭。1907年之后，汪康年已经转变成了不能动手但又不愿远离政治的“一名舆论批评家”[7]。1910年11月2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了其生平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该报5天1期，每月6期，1911年10月17日终刊，共出版82期，每期8页的稿件几乎全由汪康年一人撰写、编辑和校对。他在《刍言报小引》中吐露创办该报的动机之一：“本报因近来各报立论，或有失之偏宕之处，亦有但言此一面而未言彼一面者，又有因外交及种种因由，当时未便揭载，日后亦未及补正者。然各地研究之人，或因而有误会，甚至滞于闻见，而智识不能增长，心思不能圆活，殊于实际有害。故时因管见所及，随事说明，或并为纠正。”[8]也就是说，进行媒介批评是他借助《刍言报》这个平台进行的主要活动。他在1911年4月19日《敬告》（十三）中说：“吾不敢望政府，乃望之社会，吾又不敢遽望之社会，乃望之各日报。报之为用伟矣，为力亦大矣。然今之为报者，不能自尊其品格，腐败狂谬，至不可言状。种因如此，乃产恶果。”[9]表明了他转变为一个媒介批评家的真实动因。在满清政府的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鼓吹功不可没。汪康年的新闻实践经验十分丰富，对新闻传播的政治功能非常敏感，他进行媒介批评固然有着针对革命派报刊、反对鼓吹革命的一面，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缺少政治正当性，但从新闻专业的角度看，则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意义。
汪康年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新闻失实现象的批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空前危机，读者对涉及中国的新闻比较关注，媒体为投读者所好，对这类消息也格外重视，并在报道中常常将之置入“瓜分”的叙述框架之中，因而不时发生张皇其事甚至无中生有的失实报道。汪康年对这类失实报道十分忧虑反感，一再撰文进行批评。如1911年初，他针对有关报道批评说：“凡报馆以外交之失败，而责望政府，此于事当也，顾不宜捏添事实，以惊动社会。盖如此，则于外交官之办事，无纤毫之益，而社会之惊疑，乃有大损。如近来有载英之要求藏中某事者，试思英方专注滇缅，必不能两事并举。至载俄在蒙古之行动，亦多过其实。此等事，在吾国人，初不知其关系。盖此等重要消息，吾国民虽不可预备，然心必为之耸皇，亦必各自有所筹计。倘大半虚伪，则全国之人，为之一耸一驰，以后复有此事，则全不为意，转成玩误。是不可不慎也。”[10]报道真实是媒体赢得社会信任的前提，如果经常发生失实报道，即便用意良善、政治正确，媒体的公信力也会折损。汪康年的批评入情入理，委实值得媒体自省和警惕。
新闻失实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媒体缺乏责任感，以“有闻必录”的态度对待新闻传播，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汪康年力主媒体对待各种消息要采取负责的态度，根据事实来描写，不能听风即雨。1911年2月24日，他在《刍言报》上发表《针报》（六）一文，批评一些报纸对有关东北消息的报道轻率侮慢：
近报载，呼兰为马贼所据，已而又声明为讹传。又有一报，谓系误传据日本之报而登入者。按失守城垣，此岂小事？况又在俄人窥伺之地，安可不察，遽行登载？至谓为日人之报所误，则凡报界诸君，应知此后于转载外人之报言我国事者，更宜矜慎。盖事而确，则凡较大之事，我国人岂得不知？事而不确，则登之不特惑本国人，且外人见我国报纸亦纷纷然登载，即始以为疑者，后亦以为实然，岂不害于事乎？况乎今日宜防之处正多，甚恐因此堕人计中，斯亦不可不慎也。[11]
他规劝报纸要慎重对待各种消息，根据常识和一般事理来分析事实和核对事实。汪康年曾撰写《慎听》一文，提醒媒体警惕谣言：“凡奸人之造谣言，各报馆误信而为之播扬，固计之得矣。万一各报不登，则彼告人时，必曰报馆被警察预禁不敢登，近来则更进一层。凡捏造外人谋我之事，知人必以西报不登为诘，则曰：他国于此，将从而生心，故各戒其国之报勿即登出。此等语，甚易惑人，留意时事者不可不知。”[12]不然就会在不自觉间充当造谣者的帮凶。相反，只要人们在消息面前谨慎小心，学会辨别真假，造谣者就不会得逞：“吾谓凡有听言之人，必即其所言，考之，察之，辨之，辟之，定其然否，转相告语，务使人人以信讹言为可鄙，以传讹言为可耻，则虽有造言者，何患焉？”[13]26他认为如果媒体和广大读者能够“审事实，察情伪，定是非，则言发于一人，谓之正论；事述于一人，谓之实事；播于众人之口，则曰公论，曰清议”[13]25，社会舆论就会走向清明。
中国古代存在的御史制度是“有闻必录”之所以产生的重要传统文化原因。王拱璧曾说：“返观我国大多数的报纸上的新闻记事，还是承袭着十七八世纪的东方御史的‘有闻必录’‘言者无罪’的旷颠殊俗：造谣也罢，杜撰也罢，模糊影响也罢，腐化污浊也罢，个人阴私也罢，帝魔符咒也罢，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几张洁白的纸弄得乌烟瘴气，怎配称作新闻记事？”[14]中国近代报纸诞生时，国人并不认同，所以报纸从业人员往往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这种新式传播媒体存在的历史根据，将之与古代的乡校并论：“夫新闻馆之设，即乡校之遗意也。故泰西盛行之，故不患人之多言而特患人之不言。是以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恶者则改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上下一体，诚意交孚，不但官与民不至乖睽，即君与民乐闻谠论，盖君固不以忠言为逆耳，在官亦不以直言为疚心也。即子产所谓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是也。”[15]他们同样也从传统文化中为“有闻必录”寻找到了根据：“条议曰倘攘窃他报，或登载不实者，罚有差。夫庶人市谏，本有集思广益之条，采访陈诗素具有闻必录之例。其纪述之批评，事实之虚实，一视论说检阅家之断定是非有无，录者不任咎焉。故泰西各国有所谓大丛报者，有所谓荟萃报者，有所谓新闻报者，有所谓捷报者，其体例记载皆由传闻攘窃而来。”[16]这当然是对西方报纸的一种误读，误读的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对西学颇有研究的汪康年则清醒地认识到了风闻言事制度与现代报纸的巨大差别，强调两者绝不能相提并论，他说：“风闻言事，言官上封奏则可，登报则不可。盖封奏惟君主一人见之耳，留中者无论矣。即发查者，遇有虚诬，亦得由查办人员为之洗刷。其不获洗刷者，则其事已实，即为举世诟骂，无足惜也。若登报纸，则不崇朝已普及远近，被毁之人，已为万人齿冷，见人时亦自愧恧。假令非实，则为害于人甚矣。故各国报律，于此最严云。”[17]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各国新闻法规制度对此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是现代新闻法制的普适价值和一大特征。
在过程中，汪康年曾经与康有为、梁启超就《时务报》发生过争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汪康年被打入中国近代史和新闻史研究的另册，颇受冷落，其政治和新闻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近年随着中国近代史和新闻史研究的深入，曾经在同时代的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的汪康年逐渐受到研究界的关注，一批扎实精详的研究论著、论文相继问世。不过，由于直到2011年7月《汪康年文集》（上、下）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汪康年研究长时间内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人们难以全面、客观地把握和评价汪康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这应该是此前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汪康年对“有闻必录”论进行批评的重要原因。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2YJA860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史（1921―2011）研究》（2012YBXM059）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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