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危机精选(九篇)

第1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原有世界经济格局有待重构。

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好日子结束”的精神惶恐，不过也伴有全球经济体排名更迭带来的新鲜感——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欧盟各国艰难复苏，日本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大方购买IMF债券，这一切信号都在宣告世界经济格局已悄悄发生改变。展望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天平已逐渐向新兴市场倾斜。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有远见的企业选择在经济低迷期、经济调整期建厂，经过两三年的生产建设周期，经济恢复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生产能力最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新兴市场。据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介绍，沃尔沃做了很多工作来挖掘中国的市场潜力。沃尔沃在生产轮式装载机的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股70%,在中国还有两家合资企业，在上海有独资的沃尔沃建筑设备工厂，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重要的船用引擎和发电机的工厂。由于新兴市场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表示，联想在这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是因为发达国家中联想的大客户相继削减了IT方面的支出，所以下一步联想将加大对新兴国家消费类产品的支持力度。他坚信，经济危机终将过去，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电脑需求上有后发优势，这些都是联想的机会。“拓展新兴市场：不能急功近利。新兴市场总是给人以商机无限的感觉，作为一家经历了国际化并购磨炼的企业领袖——TCL董事长李东生给出了忠告：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他说：一定要对当地文化、社会、市场有充分了解，要有长期规划和战略，要寻找最能发挥企业自身优势的领域。推进速度不宜过快，要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资金能周转过来。要提前培养人才，国际化人才要充足。对此，印度塔塔集团CEO穆瑟拉曼深有同感，他说：新兴市场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多，但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是有的，因此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要注重差异化定位。细分市场，是多数企业家的共识。

第2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原有世界经济格局有待重构。

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好日子结束”的精神惶恐，不过也伴有全球经济体排名更迭带来的新鲜感——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欧盟各国艰难复苏，日本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大方购买IMF债券，这一切信号都在宣告世界经济格局已悄悄发生改变。展望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天平已逐渐向新兴市场倾斜。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有远见的企业选择在经济低迷期、经济调整期建厂，经过两三年的生产建设周期，经济恢复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生产能力最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新兴市场。据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介绍，沃尔沃做了很多工作来挖掘中国的市场潜力。沃尔沃在生产轮式装载机的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股70%,在中国还有两家合资企业，在上海有独资的沃尔沃建筑设备工厂，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重要的船用引擎和发电机的工厂。由于新兴市场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

第3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不过，随之而来，全球发展也步入了新的不确定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期、由经济增长从刺激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中低增长期，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异常复杂。

耶伦接手美联储以来，其量宽退出提速，世界经济进入“后QE时代”。从时间看，美联储量宽退出或许只需一年半载，但其复杂性是国际金融史上罕见的货币逆向操作，尤其是量宽货币政策的全面退出，即由超低利率回归常态利率，应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操作上看，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都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经济金融混乱和不确定性。期间，难免引发尾部风险，全球市场波动，触动经济结构、金融格局、地缘经济和各国货币的大调整，势必将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将经历新一轮洗牌。

世界经济金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美联储量宽货币政策退出极具“过河拆桥”和损人利己之图，甚至暗藏转嫁危机之谋。美欧日等急于摆脱危机，忙于“各扫门前雪”，甚至产生“你比我糟，即是我好”的扭曲心态。

随着美国非常规量宽政策逐渐撤出，全球金融利率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由于欧洲和日本需要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会出现主要货币体系（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政策的不同步，这将加大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

由此，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冲击大增。新兴市场在经历过去的强劲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不断放慢增速，正面临艰巨的结构调整，却又面临美国量宽货币政策退出。事实上，量化宽松无论进还是退，对新兴经济体都是无法避免的重大冲击。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经济和金融脆弱性高的国家将首当其冲，三类国家冲击大：一是杠杆率高的国家。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新兴经济体大量举债，致使负债率不断上升。二是“双赤字”国家，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国家经济减速最为严重，且同时拥有规模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三是资源型出口国家。美联储QE3退出后，美元进入周期性上升通道，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南非、巴西、印尼等资源生产国的经济将面临一次大调整。

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不过，全面爆发新兴市场危机可能性小，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冲击或可控。一是自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宽以来，全球市场经已做调整，新兴市场较好抵御了第一波资本外流冲击；二是美经济复苏势头虽趋强，但结构问题仍严重，如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问题，尤其国内政治激化，往往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将打乱美联储量宽退出时间表；三是以小幅收窄量宽，且由鸽派耶伦执撑，美联储退出政策可预见性增强，降低市场恐慌。当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高度关联，极易放大退出引发的风险，未来世界经济或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

第4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第5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一、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压力统计性描述

（一）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方法

在Girton&Roper（1977）提出EMP的思想后，学界就EMP指数的计算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得出EMP的计算方法（Eichengreenetal.，1995；Sachsetal.，1996；Stavarek，2007）。这些方法的设计主要是围绕EMP的三种表现形式：即汇率变化、利率调节和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上外汇买卖的干预。例如，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买本币卖外汇为的是缓解货币贬值，它会减小货币的贬值幅度，掩盖了汇率贬值的潜在压力，而这部分压力是EMP的组成，因为没有这一干预，相应的压力就会转化为汇率的实际变化。这一干预会导致官方外汇储备的减少，为此用外汇储备的变化来衡量这部分EMP。类似的，利率的变化也会掩盖汇率变化的压力，因此也被作为EMP的重要衡量指标。但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化的利率无法获得，因此EMP指数的计算通常包括汇率和外汇储备两个指标（Roperetal.，1980；Weymark，1997）。EMP常用的两种计算方法如下：EMPit=Δei,tei,t-1-ΔIRi,tIRi,t-1（1）EMPitSta=1σi,Δe（Δei,t-μi,Δe）-1σi,ΔRES（ΔIRi,t-μi,ΔRES）（2）其中，Δei,t，ΔIRi,t分别表示一国两个季度间名义汇率和储备存量（不包括黄金存量）的变化；μi,Δe，μi,ΔRES分别表示一国两季度间汇率和储备变化的均值；σi,Δe和σi,ΔRES分别表示一国两季度间汇率和储备变化的标准差。方式（1）称为EMP指数的普通非加权形式，方式（2）为EMP指数的标准形式。当EMP>0时，表示本币存在贬值压力，反之则存在升值压力。

（二）样本的选择

本文之所以选择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汇率制度等原因，新兴市场国家EMP更容易发生（Balakrishnan，etal.，2009）；其次，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次债危机发生后，这些国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最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与金融联系（Sushkoetal.，2010），这为危机提供了传递渠道。基于以上，新兴市场国家如若不能很好应对EMP带来的经济冲击，势必会影响其自身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为此，本文选择对新兴市场国家EMP问题进行研究。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选择上，本文结合摩根斯坍利资本国际（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Bal-akrishnanetal.（2009）的研究，选择了为研究对象：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约旦、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①考虑到金融危机与EMP的密切关系，本文选择涵盖两次金融危机的1990-2009年阶段。其中，将该阶段具体划分为1990-1999年和2000-2009年两个阶段，为发现危机期间和非危机期间EMP可能存在的差异，本文又将每个阶段分为1个稳定期和1个危机期。具体的，根据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和日韩等地，本文将20世纪90年代样本区间分为1990Q1-1997Q2和1997Q3-1999Q4两个时间段，前者为稳定期，后者为危机期。同时，沿用Aizenmanetal.（2009）的研究，将2000-2009年间划分为2000Q1-2007Q1和2008Q1-2009Q4两个时间段，前者为稳定期，后者为危机期。

（三）新兴市场国家

1990-2009年外汇市场压力的总体特征图1是新兴市场国家1990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EMP。其中，EMP1表示用非加权形式测度的EMP，EMP2表示用标准形式测度的EMP。从图1可见，用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EMP在趋势上是一致的。在2000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的EMP基本上处于密集波动阶段，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EMP处于高位，振幅较大，1992年之后，振幅变小且围绕横轴上下频繁波动，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主要是贬值压力。2000年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EMP逐渐减小，2002年之后基本上都是负值。这意味着外汇市场承受升值压力，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8年前后。2008年第一季度，EMP数值突然增大，出现贬值压力，这是美国次债问题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结果。在2008年第四季度前后达到顶峰后，EMP又逐步回落到负值，即恢复升值压力。这初步说明，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以升值压力为绝对主导。同时，金融危机的发生对EMP有着显著的影响。

（四）新兴市场国家

1990-2009年外汇市场压力状态的分解EMP指数一般包括汇率的变化和储备的变化两部分。汇率贬值是衡量外汇市场贬值压力的因素，外汇升值则是衡量外汇市场升值压力的因素；储备减少体现外汇市场承受贬值的压力，储备增加则体现外汇市场承受升值的压力。EMP是汇率变化和储备变化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外汇市场贬值压力来自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货币贬值（或不变）和储备减少（或不变），二者均是导致货币贬值压力的力量；第二种是货币贬值，储备增加，前者导致贬值压力，后者抑制贬值压力，但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第三种是货币升值、储备减少，后者导致贬值压力，前者一直处于贬值压力，但后者的力量大于前者。不难理解，在这三种导致汇率贬值压力的类型中，第一种压力最大。原因是，外汇储备减少体现了官方对外汇市场干预以抑制汇率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依然贬值，说明汇率贬值压力大。外汇市场升值压力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货币升值（或不变）和储备增加（或不变），即二者均造成EMP<0的产生；第二种是货币贬值，储备增加，后者令货币升值压力产生，前者将削弱该力量，但后者的作用更大，所以EMP<0依然成立；第三种是货币升值，但储备减少，前者令外汇市场产生升值压力，后者将减轻升值压力，但前者的作用更大。同样，在这三种类型中，第一种压力最大。本文对1990-2009年新兴市场国家样本EMP具体类型计算结果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见，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EMP中升值压力略占优势，其中升值压力出现605次，贬值压力出现494次。2000年代新兴市场EMP中升值压力占绝对主导优势，其中，贬值压力出现362次，升值压力出现795次。如果仅从汇率变化和储备变化同向影响EMP的类型1和4来看，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EMP以贬值为主，2000年代则转变为升值压力为主。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贬值压力类型1为337次，占到2/3；在2000年代该指标为241次，依然占2/3。90年代升值压力类型4在90年代为198次，只占到1/3；在2000年代为482次，占61%的主导地位。尽管外汇市场升值压力和贬值压力的经济影响有差异，但无论是那种压力，只要其持续且较大程度的存在，均会造成高昂的经济成本，为此，对二者何以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外汇市场压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EMP衡量的是汇率承受的变化压力，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受供求的影响，影响外汇市场供求的主要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为此，本文从这两个渠道入手选择EMP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的贸易渠道影响因素包括：CPI的季度变化，用来衡量通货膨胀通过对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而影响贸易的外汇供求；贸易余额/GDP，用来衡量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方面的外汇收支；人均GDP增长，用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此外，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出口都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因此本文将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比重、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作为贸易渠道指标。本文选择的金融渠道指标包括：股票市场回报，表示金融市场收益的变化对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的影响；国内信贷的增长，用来衡量国内信贷对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的影响；M2与储备的比值，用来衡量广义货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支持率。考虑到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囤积意识增强，从而影响EMP，本文引入“Jonese效应”指标，用来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囤积储备的“攀比行为”。①此外，汇率波动率也被作为影响EMP的重要指标。考虑到资本流动对EMP的影响，本文利用立方插值法构建了净FDI流量/GDP和有价证券净债务流量/GDP两个资本流量指标。②

（二）计量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作为实证研究方法。原因在于，面板数据分析可以控制不可观测效应，同时扩大样本量，增加自由度并有助于解决共线性问题，从而使回归的结果更准确（Balatagi，2005）。此外，由于危机的不可预知性，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得到有效减轻。具体而言，本文90年代的稳定期包含31个季度，危机及之后的时期为9个季度。2000年代的稳定发展期包含了30个季度，危机时期为6个季度。非危机期间的样本个数N和时间数T基本一致，而危机期间的样本个数N大于时间数T，二者皆体现了短面板数据的特点，这为本文选择面板回归方法提供了依据。同时，本文根据研究需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理由是：（1）对于大量个体的随机抽样而言，样本可视为对总体关系的判断，从而应当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文分析的是29个国家，个体较少，因此将个体效应视为固定效应更为合适。（2）随机效应假设个体效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而固定效应无需这一假定，对本文研究而言，后者显然更加合适。据此，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Yit=μ+βiXit+νi+εit（3）其中，Yit表示新兴市场国家EMP的数值，Xit表示影响EMP波动的一系列变量，包括：CPI变化（Ch_cpi），贸易余额与GDP的比值（Tb_gdp），对发达国家出口的依赖（Exp_ac），对美国出口的依赖（Exp_us），出口增长的滞后效应（Lag_ex），人均GDP增长（Chgdp_pc），国内信贷变化（Dcgdp），汇率波动性（E_vol），股票市场回报（Chanef_stock），攀比效应（Jonese_ef），净FDI流量与GDP的比值（Netf-di_gdp），有价证券净债务流量与GDP的比值（Netpor_gdp），M2与外汇储备的比值（M2_ir）。在回归之前，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危机前后的变量分别做Pearson相关性检验，一方面初步筛选出影响EMP的因素，另一方面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结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显著影响EMP的因素包括：CPI的季度变化、贸易余额比GDP、人均GDP的变化、Jonese效应和股票市场回报。21世纪显著影响EMP的因素则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出口的滞后效应、Jonese效应、国内信贷的扩张以及股票市场回报。可见，在两个样本阶段，EMP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只有衡量外汇储备囤积攀比动机的Jonese效应和股票市场回报率是共性因素。

（三）基本实证结果

本文在计算普通非加权EMP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EMP形成的影响因素。

1.针对20世纪90年代样本的实证结果

表2是对20世纪90年代样本实证分析的结果。从中不难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稳定期中，CPI的季度变化、贸易余额比GDP以及M2比储备三个指标与EMP均显著相关。其中，CPI的季度变化和M2与储备的比值与EMP呈正相关，表示通货膨胀的上升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会导致货币产生贬值压力。贸易余额与GDP的比值与EMP负相关，表示贸易盈余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承受升值的压力。在危机期间，EMP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变化，贸易余额与GDP的比值不再显著，CPI的季度变化在整个危机期间都显著影响着EMP，而M2与储备之比也只是在长危机窗口中显著。此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Jonese效应”、汇率波动性、股票市场回报和净FDI流量等指标在不同的危机窗口下对EMP均起着显著作用。

2.针对21世纪样本的实证结果表

3是2000-2009年新兴市场国家样本EMP形成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从该表中可见，在稳定期，CPI、国内信贷扩张和净FDI流量与EMP呈显著正相关，贸易余额/GDP、人均GDP增长、“Jonese效应”和股票市场回报则与EMP显著负相关。这里的CPI和国内信贷的实证结果与Tanner（2002）的研究一致。危机开始后，以上在平稳期显著影响EMP的因素只有国内信贷依然显著，但作用方向发生变化，且只有危机初期有效。“Joense效应”在整个危机期间都对EMP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在危机高峰时期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其他时期。随着危机的深入，出口滞后效应与EMP呈显著负相关，且显著性不断增强。危机期间，人均GDP增长与EMP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人均收入增长越快，外汇市场越容易出现升值压力。有价证券净债务流量的显著负相关表明，资本外逃导致了对美元的过度需求，从而加速了本币贬值并提高了EMP。

3.两阶段外汇市场压力影响因素的比较

比较表2和表3不难发现，相对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2000年以来EMP影响因素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是经济稳定期还是金融危机期间。

第一，20世纪90年代CPI与EMP的显著正相关一直存在，2000年以后这一关系只出现在稳定期。这一差异可能与新兴市场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0年上半期通货膨胀率普遍较高而次债危机发生前后物价较稳定这一特点有关。20世纪90年代，整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普遍达到5%以上，2000年以来这些国家虽加强了对物价的管制，但通货膨胀问题仍然较严重，这是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以来的稳定期CPI对EMP的作用显著的原因。次债危机发生前后，新兴市场国家物价普遍得到控制，为此CPI对其EMP的作用不再显著。

第二，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性指标在两阶段新兴市场国家EMP上的影响也有差异。在稳定期间，该指标对EMP均无显著影响。但在危机期间，差异较大。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该指标显著正面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EMP，但在次债危机阶段则不显著。

第三，滞后的出口在东亚金融危机阶段对新兴市场国家EMP无显著影响，但对次债危机阶段其EM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随着危机的深入显著性增强。原因可能与两次危机的发源地有关。东亚金融危机源发于新兴市场国家，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发达国家所受冲击较小，危机期间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并未出现显著变化，但次债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衰退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大幅减少。随着危机深入，这一变化越发显著，因此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市场产生贬值压力。

第四，人均GDP增长未显著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EMP，但显著负向影响2000年以来该类国家的EMP。这与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增长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有关，体现了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外汇市场升值压力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五，外汇储备的攀比效应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和2000年以来的稳定期和危机期均负面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EMP。这表明，东亚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囤积外汇储备的意识增强，他国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会增强一国外汇储备持有的动机，从而使公众预期该国将增强外汇储备的持有，外汇储备的增加有助于减轻该国货币贬值的压力。

第六，汇率波动性只影响东亚金融危机阶段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性越强，外汇市场贬值压力越强。这与东亚金融危机发源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且主要为货币危机有关，货币危机阶段汇率不稳定，自然会导致货币进一步贬值压力的出现，即货币危机的恶化。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多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相对稳定，故汇率波动性与EMP的关系不显著。

第七，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收益率对EMP的作用主要体现在2000年以来的稳定期，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次债危机期间，这一关系也有一定的体现。这可能是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度提高的结果，使得追求高资本回报的外国资本有足够的渠道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并导致其外汇市场出现升值压力。

第八，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与EMP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直接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越多，越会带来贬值的压力。第九，证券资本对新兴市场国家EMP的影响体现在次债危机期间，系数为负意味着证券债务资本的流出导致了对美元的过度需求，从而造成本币贬值，EMP随之增大。第十，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稳定期和危机后期对新兴市场国家EMP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无储备支撑的货币发行量越多，货币越有贬值压力，但该关系在2000年以来不存在。这可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弹性提高有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主要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而2000年以来纷纷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此外，对美出口集中度对新兴市场国家的EMP均无显著影响。同时，由于多个样本国家20世纪90年代国内信贷指标数据缺失，故本文只检验2000年以来该指标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稳定期间，该指标与EMP呈显著正相关，即公司金融与金融市场信贷规模扩大，会导致货币出现贬值压力。但在危机期间，该指标仅在危机初期与EMP呈显著负相关，而在其他危机窗口与EMP无显著关系，这不同于Aizenmanetal.（2010）的研究。原因可能是，在危机初期，公众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作用正面预期越强，越有助于减轻货币贬值压力。

随着危机的深入，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效果不显著，对EMP的作用也就不再显著。贸易余额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对新兴市场国家的EMP的影响相同，在稳定阶段，该指标与EMP呈负相关，表明贸易盈余有助于外汇市场产生升值压力，但在危机期间却无显著影响。总的看来，1990-1999年和2000-2009年两个样本区间，无论是稳定期间还是危机期，新兴市场国家的EMP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开放等因素的变化有关。此外，金融危机原生地的差异也可能是两个样本区间EMP影响因素差异的原因。

三、结论

第6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汇率Reflection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bstract】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generall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experiencing the course of this crisis have exposed a lot of similar or different problems, even if the problem is different may also be pertinen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face, so the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other countries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various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here the problem lies, as well as a comparison with China, summed up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capital account; exchange rate新兴市场国家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机制和经济法规完善程度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较大市场发展潜力,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就已经开始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很难有国家能在这种情况下独善其身。

    1金融危机使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困境

    当美国和欧洲相继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大量资金会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撤离,包括东盟、印度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股市大幅波动、对外贸易逆差增大、外资出逃等方面。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流动资金在危机时纷纷脱逃,返回本国救市,这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股市与汇率的大幅波动。在2008年下半年道琼斯指数跌破10000点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者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形势的担忧加剧,主要股市全线下跌,其中一些股指跌至近年来新低。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股市,仅在2008年9月一个月内下跌将近30%,韩元贬值程度超过20%。“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巴西,股市2008全年跌幅都超过40%甚至高达60%,而俄罗斯的股市则停止交易。MSCI新兴亚洲市场指数也一路下滑,由9月12日的327点跌为10月23日的216点,下跌幅度达34% 。

    金融危机还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贸易。从2007到2008年的新兴市场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进出口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减小,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韩国受到影响最大,颠覆以往顺差状况。2008年上半年有5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至同年8月其逆差额达到26.8亿美元。而印度贸易逆差也有逐步扩大的趋势,8月份逆差已达109.7亿美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翻一番。

    外资的出逃也使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困境。大量的外资进入助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股市虚高。而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和投资回报预期产生了担忧,这也引起了部分资本外流。而随着通货膨胀及汇率贬值的出现,大量外资的出逃又把股市推向了低股。比如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根廷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一改此前资本流入、货币升值的状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中国为例,2008年9月份中国外汇储备仅增加214亿美元,远低于当月外贸顺差(293亿美元)和FDI(66.42亿美元)之和,为2008年以来单月最低规模。而路透社的统计显示,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2008年9月份外汇储备锐减至24600亿美元,减少203.3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均有所减少,其中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缩减最多,达到129亿美元。韩国和印度分别减少35.3亿美元和34.9亿美元。而据花旗集团判断,从2008年初至11月,印度的投资外流总额已达到87亿美元。

    2新兴市场国家的通病

    2.1新兴市场国家的内忧外患: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大多国内状况良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并且也不存在失业和汇率波动等问题。但是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不成熟,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一直以来存在着其他内在和外在的隐患,这些在金融爆发后也凸显出来。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资本账户的过快和过多开放。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普遍都大范围甚至全面开放了本国的资本账户,这些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迎合国内主要的财团与国际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需要,因为政府本身就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比如韩国、越南。资本账户的过快和过多开放造成了大量国外的资本在短时间内就进入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市场中,同时造成了以美元等货币计值的短期外债增加,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其次,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显现出了弊端。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中,出口贸易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经济。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造成大量贸易逆差或者出口贸易受阻,那么本国经济将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发展资金而产生紊乱。东南亚各国(地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普遍存在经常项目逆差,由于美元走强,使其主要对美出口增长大幅度放缓,而主要对日本的进口快速增长,以至于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失去控制,形成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如1996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泰国10.2%,马来西亚6.3%,印度尼西亚5%,菲律宾3.1%。经济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 。

    再者,美元本位的汇率制度为新兴市场国家抵御危机制造了困难。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实行的是低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国际货币体系依然是以美元为中心。由于美元本位制为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各种金融策略向全球转嫁危机提供了可能。2007年到2008年,泰国、韩国和越南等国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保留了过多外汇储备,致使本国国内货币市场剧烈震动,国内出现大量的破产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债。

    最后,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也是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外债余额大幅上升,尤其是短期外债上升更快,接着就出现了外债偿付困难,再加上国际游资趁火打劫,本币迅速贬值,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国内金融危机的发生。韩国在2008年的名义GDP为10176亿美元,外债为3990亿美元,外债占GDP的比例约为39.25%。短期外债(一年之内到期)占总外债的比例为40.2%,约为1600亿美元,而其外汇储备只有2100亿美元,总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190% 。这也导致韩国目前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亚洲经济体之一,2008年以来韩国的股市下跌38%,韩圆兑美元的汇价也下跌了约30%。美元短缺已经导致韩圆的币值在2008年下跌三分之一。

    2.2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同样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经历了股价暴跌,出口大幅下滑,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低等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样,资本账户在逐渐开放,并且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样依靠出口来拉动,难免受到冲击。但是得益于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以及足够的外汇储备,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由于我国资本项目是受管制的,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异常资金”快进快出都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短期资本不能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流动,形不成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同时中国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在金融危机前暗中增加了在美国市场的股权投资。截至2008年6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股票数额从2007年6月的290亿美元激增至995亿美元,期间增持705亿美元。中国在2008年6月底的时候持有52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5270亿美元长期机构债 ,同时中国的外债规模和结构都显得比较安全,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不到20%。

第7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危机也意味着权力格局的加速变迁,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通常也是在危机之中和之后完成的。

权力格局变化的方向,可能是强化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也有可能是扭转、改变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譬如,发源于新兴国家的危机将巩固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即巩固守成霸权国家的主导地位,而发源于霸权国家的危机则反之。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全部发源于新兴国家,这些危机巩固和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现行国际权力格局。然而,2008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源于守成霸权国家,特别是居于核心霸权的美国,令其软硬实力均遭受重创,在实力上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相比有所下降,其全球权力格局向削弱当前霸权的方向变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权力关系,其影响将波及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场变动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霸权美国相比,欧洲、日本等相对边缘的霸权所受的冲击和损失更大。因为美国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包括边缘霸权在内的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及其损失,还可以与新兴国家在权力再分配的讨价还价中牺牲边缘霸权,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部分要求。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实践中,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提高话语权力的要求,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压迫欧洲降低份额和投票权,以部分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

虽然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使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霸权会心甘情愿束手退出舞台,而是必定会竭尽全力遏制新兴国家危及其核心利益和地位。对新兴国家若能击溃,就首选将其击溃,两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就是这么爆发的;若不能击溃,就退而求其次,拿出部分权力与之分享,但前提是新兴国家必须就此安心,不去进一步侵蚀它的核心地位。只有在守成霸权国家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之际,如已经在一个新兴国家发起的挑战下濒临崩溃(如二战前期之英国),或本土爆发重大危机,守成霸权国家才会选择将权力大体平和地交给没有向他发起生死存亡挑战的第三方。

即便如此,这种权力转移也注定是充满摩擦的。守成大国会尽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这一点自不待言;新兴霸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要近乎不择手段地压迫、排挤守成霸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二战时期丘吉尔与罗斯福谈判换取美援条件时被逼得高呼:“总统先生,我一个大英帝国首相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埋葬大英帝国!”才看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国借“封锁红色中国”名义逼迫英国关闭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亲手毁坏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安全感和信心,并在香港关闭、封锁、监控一大批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霸权从英国转入美国,不过是在两个拥有共同血缘、文化、政治体制传统的同源国家之间的转移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必指望守成霸权会心甘情愿地将权力交给种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了。

第8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关键词： 资本市场，虚拟经济，衍生市场，新兴市场

次贷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所谓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离得太远。这里有一个常识的判断，泡沫是非常脆弱的，泡沫的破灭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实上，华尔街金融巨头，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已经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灰飞烟灭。

衍生产品与虚拟经济

这次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泡沫，包含很多内容，从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形成一条长长的泡沫链。

最底层的标的次级贷款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抵押贷款是一个信用产品，信用产品应该带给有信用的人。但是，次级贷款把一个信用产品贷给了一些低信用，甚至没有信用的群体。而且附加了许多加大信用风险的优惠条件，比如零首付，比如，延迟本金还款等等。次级贷款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

基于这个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超万亿的债券抵押凭证的所谓结构化产品（cdo），近万亿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以及各自近万亿的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汽车消费贷款证券化产品。眼花缭乱的产品泡沫以及伴随的价格泡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超过美国4.3万亿的国债市值两倍。一旦那些一厢情愿的假设，比如房价不断涨、利率长期低发生变化，次贷违约率上升，危机就爆发了。

价格泡沫和市值泡沫的制造与巨大的杠杆交易放大资金泡沫密切相关。在次贷危机中倒闭的著名的凯雷资本下面的凯雷基金，泡沫高峰期间，其6亿多的资本金，把管理的资产放大到200多亿，杠杆倍数高达32倍。当市场下跌3%，凯雷基金面对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不得不黯然退出曾几何时还叱咤风云的华尔街历史舞台。

我们看到，这里最关键的部分是，这些也冠名为“产品”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价值，并没有创造任何真实的财富。产品链越长，越不知标的为何物。次贷衍生品数万亿上十万亿的市值，是被虚拟货币托起的泡沫,是杠杆交易方式放大的虚拟财富，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到危机四伏的地步。

美国前财长保罗·奥尼尔认为，“通过扰乱世界货币市场获益的人是投机者。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价值。”奥尼尔对金融市场的观点以及其为金融市场制定规则的重要的职责，挑战了金融机构的巨大利益，这可能是其被迫从财长位置上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价格泡沫结局是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次贷泡沫最后只可能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泡沫破灭，瞬息之间，数万亿数十万亿的虚拟财富消失，化为乌有，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几乎摧毁华尔街。次贷危机从新世纪抵押贷款公司的关闭开始，次贷违约，沿着次贷产品的证券化产品、结构化产品、保险互换产品、债券保险、债券市场、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消费信贷证券化产品直至债券保险公司，都深陷危机。贝尔斯登倒闭，把危机的严重程度提高到红色警报，几乎所有金融公司都陷入了次贷危机的漩涡。

政府支持的最大的房地产抵押担保机构－－房利美、房地美被接管，雷曼兄弟已经成为贝尔斯登第二，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际集团命悬一线。这些百年老店迅速从华尔街消失，宣布华尔街过度虚拟的经济的失败。试想，如果不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可以随心所欲发美元，华尔街大大小小的金融公司，完全可能重现1997年泰国一天关闭58家银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一幕。

次贷危机把另外两大经济主体拖入衰退。受次贷影响英国北岩银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挤兑行为，最后英国政府对其实施了国家收购。因为直接持有大量次贷衍生产品，欧洲成为重灾区。虽然欧洲央行的大规模注资，使欧洲所有金融机构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因次贷延伸影响，一般滞后美国一年的欧洲经济已经开始面对衰退。日本经济也重返了负增长之途。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危机一触即发。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证券投资资本大规模撤出华尔街和其他国际金融市场，进入商品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高了石油粮食价格，全球通货膨胀急剧恶化，超过70个发展中国家通胀超过两位数。美国的通胀已经5.6%，欧洲的通胀大大超过警戒线，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处于经济放缓与通胀的两难之间。全球通胀是否最终引发全球危机还要拭目以待。

新兴市场发展应“脚踏实地”

次贷泡沫使华尔街伤筋动骨，使全球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连华尔街都难逃劫数，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础和相应金融体系不足以与金融资本一较高下之前，切不可以身犯险。

新兴市场多是初级市场，或者是不成熟的市场，夯实金融市场基础，是初级市场的根本大计。次贷泡沫的危机给新兴市场最大的启示是，新兴市场最应该夯“实”的基础，就是不要远离实体经济，不要过度虚拟，要成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新兴市场要扎扎实实发展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有效把资源配置给有成长、有价值的行业和公司的不同层次的市场，比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主板、三板、企业债、公司债市场。只有以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和发债公司的价值增长为投资目标的市场，才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培育优质上市公司和发债公司，使公司业绩不断增长，做实做强做大基础“标的”的市场，才能分享企业和公司的成长，才能分享经济的成长，而不会被过度虚拟的泡沫经济伤害。

第9篇：新兴市场危机范文

十年前，亚洲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影响旋即蔓延全球。然而，面对当前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亚洲金融市场最初表现却相对平稳。

当年亚洲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部分亚洲新兴市场的繁重债务所引起。今日的次级房贷危机，则源于美国的过度放贷及繁重的债务，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债权人，而不再是债务人。

很明显，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内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其易受危机波及的信贷部门所占的比例较低，风险也就较小。

不过，美国金融市场“感冒”，其他资本市场还是免不了“打喷嚏”。H股市场在数周内大幅下挫近20％，其他亚洲新兴市场情况也类似，而外国资本参与程度较低的中国A股市场受到的影响则较小。随后，曾因QDII前景而收窄的A股对H股溢价也再度开始扩大。

目前的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发生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因此，它主要是对全球金融体系恢复力的一次挑战。过去数年，油价上涨、地缘以及美国楼市下挫接踵而至，全球经济的恢复力多次经受住考验，维持了稳定且广泛的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但现在，形势有所转变，信用风险上升压力摆在了全球金融体系面前。

不过，尽管现在判断此次震荡会否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带来重大影响仍然为时过早，但我们相信，强劲的中国经济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只要美国市场开始回稳，H股/红筹股以及亚洲新兴市场普遍将迅速反弹。这次面临危机的主要是美国，而不再是亚洲。

目前，中国只是试验性地打开金融市场的大门，并允许多余的内地流动资金投资海外，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流动性过剩导致国内资产泡沫。此前，有点令人担心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经过大幅上扬，所有类别的资产价格都已相当昂贵，因此QDII资金“走出去”的时机并不是很好。

但是目前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全球市场降温的环境，正是中国QDII资金买入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对H股/红筹股以及亚洲新兴市场的资产和股票市场。目前，中国QDII面临的挑战，首先当然是要把握黄金时机、加快投资步伐，其次是必须更好地认识及了解全球市场。

这次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使我们得到了很多教训。中国内地的广大投资者必须承认，他们只是全球市场上的新手，一切要以谨慎为上，应以他们最熟悉的对象作为切入点，如香港上市的H股/红筹股。

但在人民币将对港币升值的预期下，内地投资者是否仍希望投资H股/红筹股呢？我认为绝对如此。只要看看今年和过去两年B股大幅跑赢A股的形势就可知一二――尽管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存在潜在的损失，但内地投资者仍然愿意购买B股，原因在于B股相对A股有大幅折价。现在，鉴于H股/红筹股受美国拖累而下挫，A股却持续造好，H股的股价走低，在很多情况下都较A股至少折价50％。

除了投资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QDII资金也可以将亚洲新兴市场作为优先的投资选择，因为亚洲货币趋向于跟随人民币涨落。当人民币升值时，亚洲货币也会随之走强。因此，当QDII资金投资亚洲市场时，很自然就能够对冲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同时又能坐享亚洲股市上扬带来的回报。

在防范人民币升值风险之外，投资于美国和欧洲市场还必须特别谨慎，特别注意技巧。这次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全球市场震荡，生动地告诉了我们全球金融市场有多么复杂，中国金融企业目前的经验仍然是多么欠缺。

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即中国对百仕通的投资现已蒙受重大亏损；由于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中国于巴克莱银行的投资也未逃脱厄运。

毫无疑问，投资私人股权基金以及英国的银行，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极具意义的，是中国走向明智投资的一步。然而，在投资全球金融市场的时候，除了具备政治头脑和战略思维，还需要准确把握时机，把握详尽的金融条款，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