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精选(九篇)

第1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如何认识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在宏观调控中选择何种手段、何种政策。需要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状况来决定。土地政策是一定经济发展时期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手段

为了实现对我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多种调控手段，具体化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等。选择何种手段、何种政策需要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状况来决定。土地政策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参与宏观调控的。从近年来参与宏观调控的主要土地政策的内容看，土地政策主要是行政手段。

1．土地政策是实现宏观调控目的可行的手段

由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比如利率提高后，企业就会明显降低资金需求。但在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另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有效性，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投资过热的形势下也并不明显。同时，我国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或者说是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共同“制造”的，对于企业行为，采用财政或货币政策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但规范政府行为，行政手段可能更奏效。所以在我国要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运用土地政策更合理。

其实，土地政策是在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已经相当严重。而各种相关经济手段没有明显奏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因为没有土地，任何项目也不可能启动，所以对土地供应进行调控，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调控效率。截止到2004年8月，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园区)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超过2003年底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3．25万平方公里。这一方面表明土地供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盲目投资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效果。

应该看到，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一项优势。我国实行的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用途管制、农地转用、建设用地统一供应等制度，使政府对土地市场有较强的调控能力，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有效地引导投资、消费的方向和强度，实现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

因此，根本的问题是端正目的，明确目的。当前，宏观调控就是要抑制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要大目标、大方向正确，是围绕着宏观调控的目的，就应当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尝试一切手段，进行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而不要纠缠于到底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还是行政手段?是宏观手段还是微观手段的无谓争论之中。

2．对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的辩证认识

目的与手段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手段，在另一条件下可能是目的。比如，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时，宏观调控是目的，而土地政策是手段。而为了达到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又成为了手段。另外，宏观调控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调整和控制劳务的总量和产出的总量。所以，土地资源本来就符合宏观调控的范畴，至于把土地作为宏观调控手段还是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设定。

当前应该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运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有专家提出：首先应该对宏观经济形势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这是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认真研究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如：建设用地总量的调控；土地供应结构的调控；对不同区域土地供应进行调控等。再次要准确把握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最后要建立适应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工作机制和管理体制，即要建立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机制。

总之，土地政策是在一定经济发展时期有针对性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宏观调控中又会出现新问题，针对新问题必须制定相应的新政策供宏观调控应用。新政策中可能包括土地政策，也可能不包括土地政策。所以，从制定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到针对调控中的新问题制定新政策进行新的宏观调控，反复循环，向前发展，确保达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就是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的辩证关系。

土地政策在不同阶段具体化为不同的手段，即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土地管理手段主要有三类，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多采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但各类手段不是孤立和静止不变的，相互之间有联系，并可以动态地相互转换。以下以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政策为例，简要分析土地政策在不同阶段作为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状况，以及两种手段之间的相互转化。

第2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一、教学目标再思考 

现代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两大部分，普通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目标设定为通过教学帮助学生熟知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运用工具认识理解经济问题，尤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不再局限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纵观国内高校，作为专业基础课，宏观经济学一直以来在课序安排上都在低年级开设且较为注重完成教学计划和教学任务。与此同时，教改新形势下专业基础课授课学时不断缩减，有限学时内学生对宏观经济部分学习只能局限于理解基本概念和理论。而低年级的学生从高中应试教育进入大学阶段，对社会缺乏感性认识，另外来自于文科的学生数理知识基础薄弱，对模型的推导和应用理解不够，通过课程学习要达到培养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不切实际，甚至无法达到最基本的培养学生“经济素养”的目标。若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后序有较多经济类课程帮助学生深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认知，可以多维度理解问题，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非经济学专业仅此一门课程且理论知识多、课时少、实践少的教学模式下要达到能够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目标较为困难。因此，针对经济学大类非经济学专业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目的可以考虑定位为培养学生清晰认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再疏理 

现代宏观经济学以凯恩斯的《通论》发表标志其研究开始，自此领域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尤其聚焦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相关研究，该部分取得的进展理所当然地成为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以代表需求侧管理的IS-LM模型最为典型，通过此模型，可以推导出均衡产出和均衡利率水平，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意义。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在西方成熟的市场体系之上，西方国家未经历过产品短缺，产能过剩是西方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应对产能过剩可通过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减少产能；另一种是扩大需求。而西方国家很难实现通过政策调整减少产能，因此需求管理成为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心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一方面当前在我国影响总需求扩大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愈来愈大，以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需求的制约更为凸显，使刺激总需求的短期政策效应下降。从长期来看，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源不仅仅是需求，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代表需求的“三驾马车”并不能够继续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由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以及提升效益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供给角度“调结构”，坚持以市场配置资源，减少政府干预，提升企业效率和竞争力，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当前的教材沿用需求侧管理的内容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不符。现阶段我国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宏观经济学教学需围绕如何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优化构建增加相应的教学内容。 

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学派众多、理论观点差异较大是最明显的特点。不同学派从不同视角对同一问题解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正反映出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教师在准备教学内容过程中注重全面性、科学性和充分性，以便培养学生多元化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如关于消费的决定，凯恩斯的观点是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决定了消费的状况，实际消费支出取决于实际收入。此处的实际收入指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而杜森贝里则认为人们的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此处的相对一方面指相对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相对于本人历史最高收入水平。两种学说各有严格的假设前提，進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教师授课需本着客观的态度围绕某一主题介绍不同流派的研究内容和观点，健全学生的知识架构，不能偏废。 

三、教学方法再探索 

从教学实践中可知，学生已充分认识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且对课程学习投入较大的热情。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大学教学中授课教师系统疏理宏观部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架构，深厚的理论知识保证了“教”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但由于学生对经济运行缺乏基本认知，教师必须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引导和启发学生理解并掌握基本知识和理论框架，授课过程中极易出现“填鸭式”和“满堂灌”的课堂，无法保证“学”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宏观经济学需要创新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综合素质。

   经济学的魅力在于它能提供别具一格的分析框架，而且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是提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张维迎教授曾讲：“一旦进入这块新奇的思想园地，你就会发现世界同从前相比已大不相同。”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采用开放研讨的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体地位，通过检索资料、沙龙讨论、小组竞赛等方式激发学习的兴趣，同时通过教师的讲评发挥课堂主导作用，帮助学生加深对内容的理解。教学实践中，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理论模型、基本概念和原理需进行疏理同时加以细致讲授，以便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随后，将学习内容以项目形式呈现，教师在项目教学过程中设计若干任务，学生带着问题主动参与教学直至完成任务。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容，教师给出不同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布置学生搜集相关内容同时先行归纳两种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使用情况，最后结合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验证当前中国政策的有效性，让学生知道不少政策工具不仅影响总需求，而且也可能影响总供给。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如充分就业和失业部分的学习，对于低年级学生可引导或组织参观人才市场招聘会，通过真实体验感受劳动力市场状况，这样理论上理解就业相关概念，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让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具有微观基础。可以组织学生结合区域经济社会特点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专业设计、专业技能培养模式、就业与社会需求的非均衡性，并提出相关对策供有关部门参考。从书本知识出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学生研究取得成果，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成果应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学习研究的积极性。 

四、教学过程再设计 

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一般包括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教学效果评价等环节。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教学过程也是对有限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过程，但传统的教学设计使得整个教学过程呈现硬性、封闭、固化等特点，如宏观经济学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其课堂教学通常以教师讲授为主。但教学活动不仅仅是师生之间单纯的施教与受教行为， “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关系是教学过程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生成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围绕宏观经济学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需要重构课堂中师生关系，实现教师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方法引导者，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弹性化的课堂教学，通过创设开放性问题，如在国民收入的决定部分，关于我国GDP的构成和增长，引导学生思考工资收入、投资水平、政府收入和进出口水平占GDP的比重，考虑时间序列变化，再探索四部门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而联系当前我国转型升级阶段，政府如何实现GDP稳定增长提出对策建议。活化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达到知识和技能在师生间的流通，同时可以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有利于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能力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形成。 

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一直以凯恩斯的需求创造供给为主要内容，关注通货膨胀和就业失业问题，强调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代表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但现实的经济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的、非均衡的经济，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学习需要全面理解其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分析方法直至研究结论，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增加中国元素后要思考哪些可以直接借鉴、哪些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哪些在未来可得以实现、还有哪些是需要摒弃。如菲尔普斯曲线，是在对1861～1957年英国的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经验结论。教学教程中要强调劳动的供给是货币工资的函数是这一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由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来自于货币工资的变化，因此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出现了交替变化。该曲线的成立还有赖于机制完善运行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由于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并不代表未来任何时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如果公式化的套用该曲线分析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关系，极容易推导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有违科学研究的初衷。 

五、教学团队再组建 

一般院校中，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由若干教师单独承担授课任务，虽形成教学团队但除教学计划统一制定外，授课过程都是独立完成。经济学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长，如有的教师偏好理论研究，有的教师喜欢计量模型运用，有的教师执着于社会经济热点问题追踪，因而对教学内容的见解必然存在差异。而作为初学者的低年级大学生，往往不具备批判精神，只能全盘接受教授的内容，不利于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由此，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可组建宏观经济教学团队，将教学内容项目化处理，不以行政班级而以教学内容安排授课教师，充分发挥教学团队中成员的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近年来，笔者所在的省特色专业和重点专业——经济学专业，组建了宏观经济教学团队，通过合作完成了对学生的理论基础、数据调查、结构分析、计量模型设计等的指导工作，以IS-LM模型为核心，我们将现代宏观经济学分为概述部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前沿等八个专题，在后续的学习中设计了《当代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安排教师从事各个专题的教学。通过专题式学习，帮助学生厘清宏观经济学脉络，各专题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其实是假设逐渐放松的过程，研究的深入本质上表现为变量的增加。教师通过专题讲座，可以致力于某一领域问题的研究，专精思索提升了知识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另外，专题循环讲座进一步拓宽教师研究视域，真正达到教学相长。 

六、考核体系再革新 

考试成绩作为对学生学业的最终评价，一直是大学生评优、奖学金评定等方面最重要的条件，学生对学业考试总是倾注较多心血。宏观经济学的考核从传统来看并没有注重过程性要素，较多的侧重期末试卷的卷面成绩。加之为提高课程考核通过率，通常考试前划定考核范围，这种考核方式培养了学生的应试能力，却不利于经济学专业素养的形成，闭卷式的考试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无法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宏观经济学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多种考核方式配合使用才能全方面、多层次的考查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不仅仅是书本知识和理论的學习，通过考核更重要的体现研究解决问题能力是否提升，能否达到教学目标所设定的用经济学原理去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考核方式必须进行动态调整。如学科考核成绩中加入平时表现部分包括出勤、作业、小组合作等，与此同时为检查学生对理论的认知理解和运用，授课过程中加入对课程论文和社会调研报告的评价也作为考核的一部分，期末考试则可以采取闭卷也可采用开放式考试形式，以便作出对学生全面综合的评价。笔者所任课班级宏观经济学成绩的评定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一是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如平时的出勤和作业占20%，社会调研和课程论文占20%，期末成绩占60%；二是平时考核中注重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的检测，以演讲、汇报等形式，组织学生将围绕专题撰写的课程论文进行交流。多种考核方式的综合运用可以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掌握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希宁等.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近二十年来的转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9. 

第3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4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 政府安排 制度基础 政策效应 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 & 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 (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 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5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内容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宏观政策的调控。在我国，正确的宏观调控定位与政策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向纵深发展，探讨宏观调控定位和政策取向对于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对宏观调控相关概念的梳理和界定为出发点，通过回顾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存在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我国宏观调控定位与政策取向的建议。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宏观经济 政策取向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在危机冲击下，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得到了各国的广泛重视。在我国，虽然经济发展总体运营形势良好，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矛盾和困境，自2010年下半年我国的CPI增长率超过4%以来，至2011年7月CPI同比上涨已达到6.5%这一历史新高，加之房地产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使资产值上升幅度超过工资的上涨幅度，引起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造成了社会上的较大反响（王庆东，2011），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当前我国必须在保持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在相关经济领域积极推行宏观调控政策改革，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经济增长、抑制恶性通胀，理顺经济体制结构（倪斐，2011）。

本文以对宏观调控相关概念的梳理和界定为出发点，通过回顾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进而探讨我国宏观调控定位与政策取向问题。

宏观调控的相关概念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术研究领域和实际工作部门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张勇，2011）。

（一）宏观调控的含义和发展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干预，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是一个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张勇，2011）。宏观调控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一部分，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早在17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基本确立（张勇，2011；王址道，2011）。此后，宏观调控在宏观经济学的大框架下进入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视野，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学辞典中没有出现过“宏观调控”这个概念，但是经济学家们却使用宏观调控的理念来描述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实践，宏观调控理论中的“杠杆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张勇，2011；王婧，2011） 。

在我国，随着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宏观调控模式也经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发展历程。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最早提出了宏观调节的概念（王婧，2011）。到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初步确立（朱宁，2011；钮红选，2011）。

（二）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与政策取向

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它是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前提下进行的，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林红斌、聂良，2011），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常，政策定位明确而集中将提高调控效能，而笼统泛化、缺乏重点定位则将导致调控效能的耗散，调控效果也不会好（王址道，2011）。一般来说，宏观调控的政策定位可以分为调控层面和调控重心两个方面。

调控的层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其层面是属于总量范畴，不涉及经济领域中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问题（韦东等，2011）。这种观点对于现今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可以得到满意的调控效果。然而，对于我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总量问题，而且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如果调控层面仅仅定位于总量范畴，则很难保证宏观调控的效果，这样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在宏观调控中，总量与中观和微观层面相结合的调控层面可以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度与效能。

调控的重心。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应当确保宏观经济均衡，这种均衡包括适度增长、物价平稳、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冯梅，2010）。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常会出现两个或多个矛盾交织的非均衡状态。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宏观政策定位就应当是选择最为主要的问题作为调控工作的重心，这样才能集中人财物力提高调控的效能。通常，宏观调控重心的把握和选择是反映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关系到宏观政策定位的科学性、及时性与准确性，并最终影响到宏观调控效能。

我国宏观调控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由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的过程，实现了由从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转变，宏观调控取得有益成绩，最终迎来了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率先复苏（王址道，2011；朱宁，2011）。然而，在宏观调控政策定位和取向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定位的市场化经济环境前提不足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宏观调控政策的定位，其前提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然而，我国由于自身的国情，其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创建的， 而不是通过市场自身的演化发育成熟而形成。政府在这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为了实现某一经济目标，过多地通过行政命令来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干涉，实现了一种国家动员机制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我国古代，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讲述了国家动员机制，文中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而在西方，著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行政手段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应当指出，这种政府采用的基于国家动员机制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来，即：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付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国家宏观政策忽视市场化经济环境前提，就会使市场缺乏弹性，活动性僵化，最终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不足

宏观调控政策是一门科学，是关于宏观调控的系统性知识和学问，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常是短期政策，并且通常变化比较剧烈。例如，200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其目标和政策均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为频繁的变动。通常，由于政策实施具有时滞性，经过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实行效果是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这就造成了政策执行后期效果显著，而对当期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在政策执行前期，各项经济指标可能在短期内不降反升。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宏观调控目标和调控政策变更如此频繁，效果又如此有限，反映出宏观调控存在着缺乏前瞻性、连续性等问题。宏观调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增大，使宏观调控工作无法做到“发现及时、时机准确、措施得当、力度合适、效果显著”的目标。有鉴于此，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三）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过宽以宏观调控来代替市场的调节作用

宏观调控作为现代经济管理的一个必要手段，其目的是在市场自发行为不存在最优解的前提下，由政府从全局的角度制定政策，为纠正市场弊病所做出的一种行动安排。这种宏观政策制定的取向是在对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的基础上，对市场调节机制的一种补充。然而，我国某些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在政策取向上还是以“市场从属于政府”的计划经济惯性思维为导向，就造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过强，市场规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代替，使得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全能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其结果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结构失调和运行紊乱。这些年来困扰我国经济的“产能过剩”现象就是这种问题的集中体现。

调整宏观调控定位和政策取向的建议

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技术和工具，如果有着正确的取向和定位，则可能成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工具。因此，合理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定位和取向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一，逐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制度、法律和法规，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宏观调控政策的正常实行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这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政府在把握和市场的关系时，需要把握一个均衡点，即明确政府尽管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依然是市场的一部分。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第二，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科学性，准确选择调控政策重点和取向，确保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不应该是随意的，而是应当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其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宏观调控才能做到“发现及时，措施得当，效果良好”。由于政策效应时滞的存在决定了事前和事中的宏观调控显然比事后调控更有效率，但是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事前和事中把握宏观调控定位的能力是考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标志。

第三，加强市场规律与宏观调控的密切配合，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和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反波动调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其职能是服务于市场，而非以宏观调控政策代替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政府在宏观调控的作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及其秩序进行维护，对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确立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制约。这就要求政府职能随之发生转变，即由传统的“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进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和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使得宏观政策效果得以充分发挥。

结论

总之，宏观调控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缺陷的一种修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而宏观政策必须与市场经济本身相适应，任何与市场经济规律的脱节和错位都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失灵。因此，国家从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就必须合理调整宏观政策的定位和取向，采取有效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才能合理利用和分配资源，承担市场机制无法完成的诸如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公共产品（医疗、教育等）等职能，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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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红斌，聂良.试析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J].审计与理财，2011（3）

第6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宏观经济报道要有正确的宏观意识

过去，宏观经济被认为和普通生活有相当的距离，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经济生活范围的扩展(如个人理财渠道的增加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调整等对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在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宏观经济报道不再被看作仅仅是政策的宣传，而是要将宏观经济政策、重大经济事件切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去进行报道，在报道中做到有宏观思维、宏观意识。宏观思维和宏观意识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经济报道尤为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经济事实的感受和宏观经济报道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事实在生活中是复杂且零碎的，而宏观经济报道的责任则在于把读者感受到的复杂、零碎的经济生活变成全面的、整体的，即是从全面和整体的高度，向读者解释他所感受到的复杂、零碎的经济现象，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多方面影响，各地的物价普遍上涨较快，老百姓在生活中都在抱怨物价变动，这种感受表现在每个人身上却又是零碎的、不全面的，仅以个人感受为限。究竟物价的形势是怎样的?这就需要用宏观经济报道来回答，宏观经济新闻要从整体上报道物价，说明物价形势，以及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记者必须要掌握宏观情况，从宏观层面作出判断，进行报道。宏观经济报道既要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又要告诉读者一些个人感受之外的宏观信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发挥媒体的作用。

当前的宏观经济报道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宏观意识，而是对宏观意识的误解，导致了宏观意识和百姓的日常感受成两条平行线运行，造成宏观经济报道落入普通人看不懂，专业人士又不屑于看的现状。创新宏观经济报道必须要有正确的宏观意识，正确的宏观意识在宏观经济报道中表现为整体性和层次性两个方面。整体性是指记者擅长从各个方面认识事实，报道新闻。在重大选题的报道中，比如当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政策出台时，要从整体的角度，从各个层面来选择题目，保证政策阐释的完整。另外，整体性还指记者在报道一个事实时，把它与同类事物联系起来，通过纵向比、横向比，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例如，2004年中央出台了新的“一号文件”，是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日报》刊发了《走东南西北话农民增收》系列报道，通过东南西北4个村庄的变化，来探讨农民增收问题。2005年、2006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两个“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三农”工作的，在解释这些新政策时，该报组织了“建设新农村四地重访”，让记者回到两年前报道的4个村庄“回头看”，在对比反差中报道主题自然而然就凸显出来，很好地阐释了相关的“三农”政策。层次性简单说就是记者既要深入实际，又要能“跳出来”：一个是能站在更高层面上看事实，翻开报纸我们经常能看到宏观经济报道往往变成了简单的政绩罗列，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原因就在于记者没有站到一个带有全局的高度，以生动事实回答普遍面临的问题。另一个是从更高层次看细节，采访细节是报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记者必须擅长观察细节、认识细节，分析细节背后的意义，这都需要有正确的宏观思维意识。

转变宏观经济报道方式――宏观经济报道“微观化”

宏观经济报道的微观化是经济报道贴近读者的需要。而通过微观来反映宏观，也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综合性日报的特长，做好经济报道。我们说当前宏观经济报道应该抓住当今经济体制转换的时代特点，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要与体制转型直接联系起来。由于经济现象大部分在微观领域，因此宏观经济报道应从具体的经济现象抽象出一般的道理，要以小见大，由现象到本质，由微观视角透视宏观问题。

宏观经济报道很多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调整等方面的内容，多是由数据和现象组成，而最终能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只是一些故事，首先记者要善于发现故事，即从微观上来观察、体现宏观经济变化。例如2006年9月，《钱江晚报》刊发了一组关于杭州人居住幸福感的主题报道，通过生活幸福感的变化来表现经济发展带给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么一组反映宏观社会的报道却通过杭州人关于幸福生活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而成，读来饶有趣味，让读者在具体的故事中感受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开放等宏观调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变。其次，记者要会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数字在经济新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宏观经济报道中数字的运用却落入了一个过于专业化的地步，如何将这些数字转化为一个个可以感知的故事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个专有名词很多人都听说过，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指数对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意义，《钱江晚报》在2003年就为解释这一专业术语组织了一组《我们钱包的真实价值――新财经时代解读》，通过解读故事让读者知道数字是怎样说话的和指数是怎样反映我们钱包的厚薄的。

创新宏观经济报道的写作角度

当前地方综合性日报宏观经济报道所遭遇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写作的刻板枯燥、程式化造成的。必须要改善宏观经济报道的写作方式，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报道的传播效果。首先，应该让经济报道跟着人走，通过人来反映经济问题。现在宏观经济报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通篇新闻稿不见人，都是记者在大段地叙述，让读者觉得乏味。改善的途径可以将经济报道中的数据尽可能渗透到事情和人物的言行当中，让读者从人物的活动和语言中发现、掌握经济运行规律，这才是成功的宏观经济报道。例如：美联社记者Vivian Marino在报道退休人员财务问题时并没有直接阐释国家相关政策的不足，而是通过一个名为Richard Walters的60岁老工人在退休之后又四处奔波找工作以维持生活的真实事件，以此来反映退休金不足以维持退休人员日常生活开支这一社会普遍问题。整篇报道以Walters找工作的艰辛，将问题逐一展现出来，引人入胜。这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能因为强调宏观经济报道内容的深度而忽视了人的作用，经济生活是人的经济生活，在报道过程中应注重引入相关的人物表现。

其次，学习《华尔街日报》的“钻石体新闻”，钻石两头尖中间大，该报的经济报道之所以被称为“钻石体新闻”，是因为这类报道开头均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情景，具有穿透力，很容易将读者引导到他们熟悉的情景中，然后由这样的生活故事转而讲述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结尾再次进入另一个相近的生活场景，与开头首尾呼应。读者只要想到这类生活场景，就会想到这类情景说明的经济现象。其写作特点就是“感性――理性――感性”。宏观经济报道应该学习这种写法，让读者明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给日常个人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

可喜的是，当前地方综合性日报都已经意识到宏观经济报道在读者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党报的宏观经济报道正在力争走出刻板的程式化政策宣传，都市报和晚报也在加大宏观经济报道的分量，力求满足读者的经济生活需求。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创新报纸经济报道服务广西建设的研究”成果论文。)

第7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4月30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释放的信息，为市场判断提供了一个判断标尺。此次会议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各界对此次会议做了不少解读，试图从中看到经济政策可能的变化和方向。笔者结合最新的经济形势，以及市场关注的问题，对未来的宏观形势分析如下：

首先，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风险？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关键，涉及到判断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有多大？会不会存在宏观风险？

会议认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会议内容看，笔者认为中央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提高了警惕，在复杂形势下，中央特别期盼有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中央并不认为当前宏观形势处在不能控制的风险之中。事实上，4月份的部分经济数据也显示出回暖迹象，侧面印证了此前我们乐观的宏观判断。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于未来的政策，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其次，未来宏观政策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针对国内外市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疑问，中央强调了“三个不变”：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

会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在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掌握认识发展趋势和准确分析经济形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现和使用经济人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本领。

这意味着，面对新的发展要求，抓好经济发展仍然是各级政府的最大要求。中央对各级官员的要求是，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里的“土”就是指经济，而“责”就是需要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职，细化职责，在经济新常态下干出点成绩。

第三，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如何变化？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今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否会重回“刺激”？现在看来这不太可能。

会议强调了几点：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2.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3.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4.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实体产业部分资金循环不畅问题。同时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会议还提到，“要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长效机制不是短期刺激，中央并不想用刺激来救房市。

第8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中图分类号] F0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012-03

[作者简介] 江登英，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综合评价；

康灿华，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国际投资。(湖北 武汉 430074)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第9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政策；消费者心理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74-02

一、“经济惯性”存在的缺陷

由美国而始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影响仍在深入,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尽施浑身解数。

广大遭受次贷危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国家的经济领域正在呈现出一种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角力。应当承认这种宏观调控逆市而动的反向操作，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革命”始，就被认为是完全正确乃至天经地义的。不同的是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形式多取决于一种类似于经济公式化的完全客观的规律，而近些年来人们考察经济形式及采取应对措施时，加入了“消费者心理”这一参考因素。

早期，人们认为采取一定的宏观政策，理论上讲，经济就一定会按照预期的方向运行(至少是有像该方向运行的趋势)。这就好比一个简单的物理学模型，一个物体在惯性（比如经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力的完全作用下）作用下保持运动状态（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保持经济运行方向的不变）不变。而在另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宏观调空）的作用下，一定会在该方向上减小速度，或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行。施力者希望籍第二种力，能控制物体在一维空间（可以理解为只有前后两个方向的同一条直线上）运动的速度和方向。

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经济形式具有客观性，但又不是完全公式化的客观性，更不是在一维空间静态运行。

二、主管消费者心理因素的用作

我国过去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我们还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不足。若用天生制度缺陷的“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尚在发育之中、调节机制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难点所在。因此，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求有更高超的调控技巧，而且需要对宏观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由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对经济的调节大多是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但是由于我国自身特殊因素，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却有诸多难点与缺陷。其具体情况主要体现在：主观性的消费者心理因素对经济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物理学模型的缺陷是，如果把实验放在一个球面上，相反方向的力就有可能把物体沿球面的切线推出去而不是沿原路返回。这个例子意在告诉人们我们所说的传统模型有它存在的条件和制约这些规律发挥效力的外部因素。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是通过消费者心理对经济的预期而间接对市场起作用的。缺失了消费者心理这一环节，“看的见的手”就失去了它的工具。

近些年来人们从危机中总结教训，逐步在评估经济态势时加入了消费者心理这一量化因素。但是对于影响消费者心理的因素似乎考虑的仍显呆板。而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在面对当代的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在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尚不令人满意。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不是力度不足就是“枉杀无辜”；显然缺乏针对性！

以利率这一金融杠杆为例，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在经济过热时，通过提高利率，实行收缩性的金融政策；进而达到影响消费者心理的目的。然而，面对高涨的经济形势，和空前的经济热情，投资者在股市，楼市和其他投资领域的收益预期要远高于银行利息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提高利率，减征利息税不但难以釜底抽薪，甚至不能扬汤止沸。而另一个金融调空工具，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则是一把危险的“牛刀”，它在抑制对相关过热行业放贷的同时，也卡紧了广大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的脖子。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也不是决策者所期望看到的。

我国的货币政策从1994年提出适度从紧，到去年下半年转为适当放松，这是政府在市场需求不旺，启动难度较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一般说来，中央银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存贷款利率，以增加货币投放，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可以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同样道理，在经济下行时，为刺激经济发展，各国广泛采取降息策略。这对于贷款企业自然是好消息，但对于广大消费者则未必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原因在于消费者的心理是主观的，它具有自主判断的特点。经济学理论中常常将消费者假定为所谓的“理性消费者”既往往对经济调控举措采取决策者所希望的正面回应；而事实则是在经济陷入衰退时，随着降息举措的不断推出，消费者会感到经济形式的日益严峻，出于避险的需要，消费者会节制消费，而将资金存入银行。于是就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利息下降而存款不降（正如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们所经历的一样。）。这句

话的进一步意思是，降息的作用没有显现。

三、结论

以上所阐述的观点中只在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事实不断证明，一刀切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纷繁复杂的当代经济生活。从上面的前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贷款利率，准备金率的上调确实能够对货币回笼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但是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是广大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且深度依靠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则处境艰难。所以宏观调空的手段方式应在更贴近实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得不承认，在金融工具的运用上，发展中国家金融创新能力不够，所以应当在考虑全面影响的同时，更要有针对性。

第二，我们在运用经济理论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采取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的时候，消费者心理会对宏观经济举措，特别是对有关刺激消费的措施会有重要影响，消费者心理，不仅是企业营销所考虑的事情，同样也应被行政当局作为一种危机公关的手段，与经济政策共同发挥对整体经济的调控作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变则通，不变则不通。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距今已有200多年了；卡尔.马克思发表《资本论》距今已经有150多年了；“凯恩斯革命”至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哲学中事物不断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学理论与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去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原来的适度从紧，开始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从实际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尽管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适时调整，对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勿庸讳言，目前这种政策调整所显现出来的效果，与政府当初调整政策的预期目标仍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下一步如何进一步调整策略，实现政府的预期，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