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精选(九篇)

第1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微观干预；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22-03

近几年，大家对宏观调控这个词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官员或是学者提出要加强宏观调控，比如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流动性过剩；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等等。然而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对其真正内涵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本文拟就宏观调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谈点粗浅的看法，并对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本质区别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

宏观调控完全是中国化的经济理论术语，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词语，而是使用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其基本含义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意指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就业率下降等失灵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或弥补市场不足，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而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正是由于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得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从此走向幕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走到历史前台，看不见的手也被看得见的手所取代。

我国的宏观调控这一概念源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①而最早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宏观调控则是在1988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间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至今已有20年。虽然在这20年里关于宏观调控的定义或者说内涵的界定在理论界还没有统一，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对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调节与控制。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1]；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现代经济辞典》中，宏观调控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效和保证国民经济总体的稳定运行，政府在市场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调节国民经济，以最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的一整套运作过程。”

我个人理解的宏观调控是当国家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市场自身不能自动修复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和控制，以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其目标，使其平稳持续发展。为把这一概念讲清楚，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做进一步阐述。

一是宏观调控的主体。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一定是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不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对经济总量指标负责，地方政府只能无条件执行或是监督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情况，而同时地方政府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调控对象，甚至有些时候地方政府为自身的地方利益而对国家的宏观政策进行抵制或消极执行。所以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而且必须是中央一级政府。

二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次还有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具体有：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等[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信贷政策及公开市场业务等。

三是宏观调控的客体。从客体看，宏观调控主要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和总量，这主要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现出来，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商品的总供求平衡，劳动力的总供求平衡，货币的稳定等。具体指标有：GDP增长速度、CPI、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国际收支平衡程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以上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可以看出，政府干预还不能等同于宏观调控。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干预主要是指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够科学，这只是说出了政府干预的一个方面；而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也似乎不能涵盖政府干预的实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而这里面的政府也是指中央政府，所以可以看出，这里的政府干预与我国的宏观调控其实质是一样的。但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应该是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中央政府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的干

预；可以包括政府(中央政府)对宏观层面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对微观层面的干预。这样一来，

政府干预就可以概括成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的统称。

二、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

上面提到，政府干预包括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而宏观干预其实就是指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前面已进行了详细表述。所谓微观干预，是针对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效率的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某个领域上用政府的干预或管制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商品的价格本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异常的变动，以至引起了被认为是不合意的或不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这时，作为一种特殊安排，政府限制价格在一定时期可能是必要。或者说就是政府为了短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直接干预企业的产出和价格，直接管制市场的准入和退出。而更通俗地说微观干预则是指对某一行业(如金融行业、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某一产品(如猪肉、鸡蛋)，或是某个市场(如钢材、电力、煤炭)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干预，或限制，或鼓励。比如某一地方政府对鸡蛋价格的限价，或者前一段时间兰州政府对当地牛肉面价格的限价这都是微观干预。再比如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的有关土地、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也是微观干预，不能看作宏观调控，所以诸如 “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煤炭行业的宏观调控”的这种说法就很不准确。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时，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调控)政策，全都是微观(干预)政策。

我对卢卡斯这句话的理解是，作为中央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是要进行宏观干预，而不是微观干预。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相对成熟的国家，中央政府进行宏观干预就足以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足以解决市场中的一切问题，就不需要或是极少用到微观干预，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不能广泛使用微观干预手段，因为它的副作用很大。”而具体到我国，一个市场经济欠发达、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才几十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想让其恢复正常，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作法或是照搬经济学理论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政府有意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0%，但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下来反而高达7.9%。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量使用微观干预，大到提高电价、打压煤价，小到限制蛋价、规定牛肉面价格?笔者看来都不可行。作为新型加转轨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诸多领域不起作用，或是作用不明显，甚至与政府的初衷相背离，宏观调控不能医治百病，更不能药到病除，一定要有微观干预；而微观干预不能处处干预，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永远处于辅助的地位。比如2008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2008年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上调，但同时又宣布，对于此次准备金率的调整，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就是宏观调控中有微观干预，可谓合法合理，恰到好处。

微观干预和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两种形式，微观干预多一些还是宏观调控多一些主要取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当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阶段。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发展中国家则到处是微观干预。而在某一特定阶段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或国家都是更重视微观干预，如最近出现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美国，无论是对“两房”的国有化还是对投行的并购及对汽车业的保护(注资)都是明显的微观干预，这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虽然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们更多时候更青睐于宏观调控，但在非常时期，或是某个领域进行微观干预也许效果更显著、更直接。当然，在正常时期，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应该更多地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微观干预只能是辅的有益的补充，尽量少用、慎用。

既然说到宏观调控，就不能不说一下当前的宏观调控。

三、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我国政府共进行了6次宏观调控[3][4]，其中5 次是反通货膨胀(包括这次)，一次是反通货紧缩(1998年～2003年)。而每次出现经济波动、总量失衡时，开始都不在意，政府也不太重视，每次问题严重了进行宏观调控时，宏观调控政策也似乎不很奏效，政府心里也没有底数。从时间上看，每次进行的宏观调控的周期也逐渐拉长，当然这也因为一次比一次情况复杂，每次经济波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那么从2003年10月份到持续至今的经济波动，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的明显的通货膨胀，其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宏观调控的目标如何调整呢?

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最开始时是2003年10月份的粮食价格上涨(其实这是对粮食价格长期扭曲的合理回归)，后来进行宏观调控有所缓和，再后来2006年开始又出现粮油等农产品价格普涨，以及2007年开始肉禽蛋价格飞涨，直到现在由于国内国外的原因而出现通货膨胀。当然对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主要是成本推动型，以及资本泡沫的膨胀加上国外通货膨胀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是本次通货膨胀所独有之原因，因为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其中一员，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使一国经济更多的受到其他国家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2006年后我国的银行等金融领域对外全面放开，就更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经济过热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降温，经济过冷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回暖。对于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树成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无论从增长速度、波幅，还是与国际比较上看都成效显著[5]。对于这点笔者也很认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结构性矛盾、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的宏观调控就会失灵或没有成效，当然这又是个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毫不动摇。

我国本轮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或者说首要任务，从2007年的“一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到2008年年初的“两防”，即“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再到2008年中提出的“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最后再到2008年底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并确定总额高达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进而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或任务的变化上，特别是2008年一年中的前后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形式的“突变”，也显示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灵活”，因时而变、相机决择固然是好的，但要“审慎”。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2009年的宏观调控任务要转到“保增长，促调整，防通缩”上来，而这一任务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而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还是防通货膨胀，这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注 释]

①1985年9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进行。来自国外的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和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方式是“一揽子”还是“渐进式”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使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大开眼界，从此展开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系统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1]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J].现代商业银行，2008，(3)：51-52.

[2]王 建.新全球化时代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N].中国证券报，2008-1-28(14).

[3]李宏伟.我国宏观调控与国家干预理论[J].西南金融，2008， (2)：25-26.

[4]欧阳觅剑. 改革三十年中的5次宏观调控[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7(24).

[5]刘树成.五年来宏观调控的历程和经验[N].人民日报，2008-4-2(7).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Mi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Sun Qingy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第2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第3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主题。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本文称不上研究成果，只是简单地从对宏观调控法的概括论述入手 ，在经济学理论、社会结构和法学原理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基本理念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互动和协调，以及社会中间层在其间的政治功能和监督职能，从而克服各自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宏观调控依法进行，达到各主体利益的平衡。论述的同时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也提了一些诸如加快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宏观调控权力行使程序等方面的意见。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 社会中间层 政府失败

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自20世纪后期开始才迅速发达和日趋完善，尤其在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经济职能活动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发展。但往往在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对宏观调控进行立法，以法律来规制和保障宏观调控也势在必行。追根求源是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对宏观调控原理作学术上的研究必将对宏观调控立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本文是对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原理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从全国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入手在不同程度上以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为引导，采用财政、金融、制裁等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整体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行为。” 归根结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职能的一种。其实在历史上，统治者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只是在19与20 世纪之交及其以后，国家的这种宏观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突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期，生产不断社会化，而单个生产经营者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不足和滞后，经营决策常常同社会供求不一致，并不能适时调整。当其发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想采取对策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人们迫切希望国家出面搜集了解社会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做出科学分析和预测，并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作为危机政策，各国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调控。也是在此及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以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为主要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也由原来的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概述

前面是对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些简单论述，但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则另当别论。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有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就是在这种授权和限权的牵制和衡平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如果“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一样，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 。“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国内学者有比较的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但对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何解释却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并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也有颇多论述，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笔者认为，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理应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以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

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1、 市场失灵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应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决策，政府干预愈小愈好的自由经济。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态度应是自由放任。但也就是在自由放任鼎盛时期，西斯蒙蒂就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亚当•斯密的理论。“商业财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个危险的学说”。市场经济始终不能自动平衡，这是由市场的自身盲目性决定的。因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极大化私人利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因此说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物极必反，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

第四、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呼唤另一种机制和力量介入经济，以配合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比任何人都远为高明。政府处于中央地位成为信息中心，可以总揽国民经济全貌，为人们提供实质公平的竞争法则和环境，扶持弱者，把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共处共荣结合起来，使各种利益在市场参加者之间合理分配，而不允许市场调节渗透一切。当然，这时候会有人提出政府调控失败的问题，但这不是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足理由。正如市场失灵不是否认市场调节的充足理由一样。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期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诸如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决定经济政策、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即使现在已经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等一系列有着深厚传统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遗毒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宏观调控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必须要求有充分、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价格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状况并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加重对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方面的笔墨。比如政府要在市场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调节的很好的领域尽多地给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同时宏观调控也要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做努力。

2 、政府失败理论 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最早对政府失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公共选择派。其代表人由布坎南和纳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政府经济行为最符合全民福利最大化，也无法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政府的初衷，那么政府的公共政策失效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甚至会引发社会灾难。政府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 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第二，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第三，寻租与腐败。寻租的字面意思是寻找利润，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它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在政府管制而市场主体又想进入的领域，往往会出现权钱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因此说，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树立一种观点，不是任何市场缺陷都可以由政府来弥补的，政府干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及范围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坚决杜绝宏观调控政策以党的会议纪要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形式出现，把公共决策和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又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可以看作是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之法。因此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权限以及行使宏观调控权的程序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二）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运动，也有人称之为“结社革命”。成千上万的涉及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运而生。“第三部门”运动的发起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执意这一政策是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 20世纪末，“第三部门”已发展成为力量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层。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这个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中，政府适当地分一部分权力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称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源于二次“社会契约”缔结的社会中间层－接受了一次契约中让渡给政府的部分权力和原先保留在个人手中的权利，而使其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活动更加游刃有余。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因为先前传统地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有政府管理和政府解决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做法在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已行不通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法学理论基础

当某一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调整地对象从而产生了以调整该社会关系的专门法律时，立法者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衡平各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调整该社会关系而使各关系主体普遍认真遵守而真正达到由法来治。这大概就是法治平衡原理最直观的阐述了。宏观调控法亦是如此。如何使宏观调控关系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是整个宏观调控立法的核心所在。虽然表面看来在夹杂有隶属性质的宏观调控关系中并不存在双方主体讨价还价协商一致的迹象和可能，但实质上立法中如果不设置相关的用于或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的机制或制度就很难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行政命令了。宏观调控由原来仅作为国家经济职能而存在和发展到现在相对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相互约束相互牵制的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被更好地执行的前提是它能反映最大多数的受控主体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些政策的制定有科学依据，其运行成本最小。同时，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而给信任政府的受控主体带来损害时，政府要承担相应且相当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指导性计划中，由于长官意志，造成失误时，要有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来约束。利益平衡原理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出发点，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宏观调控关系协调和稳定。

法治平衡原理表现在立法上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设置的平等和合理，在宏观调控法中要求：

第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对应与宏观调控失利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配置需要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也必须使政府负起相应的责任，使权力与责任相符（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政府行使宏观调控的过程，同时又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是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权责脱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由于强调国家的管理性特征，在政府职能配置过程中，常常是赋予行业或产业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却没有相应地为职能（权力）机关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目标（责任）。结果，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同部门都争着当婆婆，而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找不到婆婆。从总体上说，中国政府机关并不缺少权力，而是缺少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权力一方面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所以，在界定政府职能，配置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更要唤醒宏观调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因为宏观调控事关全局，牵一发则动全身，决策的失误往往造成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动荡。

第二、受控主体遵守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或法律实施的义务应当对应于受控主体利益损害的法律救济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宏观调控的相对人基于被管理、被调节的特殊地位，相对于拥有宏观调控权力的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不赋予其足以制约政府的救济权利，其自身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赋予受控主体向宏观调控的监督机关提出申诉或请愿的权力以及调控主体对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防止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滥用之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维护自身利益而抗衡政府宏观调控权力之滥用的勇气和精神比负有监督与评估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要热切和执着得多。

三 、 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何在法律上对宏观调控进行最优的制度设计也是法学理论研究者一直探讨的课题，然而也就是两两平衡的事物往往最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更多更重，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因为时代在变，经济环境也在变，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2、刘定华 肖海军等著：《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 刘定华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3、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

4、邱本著：《宏观调控法论》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1版

5、《宏观调控法论纲 》 王全兴 管斌

6、《公共行政的责任和民主》 王运生

7、《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原理》 桁林

8、《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 陈行龙 秦晓红

9、谢岳：《后现代国家“第三部门”运动评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月。

第4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内容提要: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相机抉择行为的法律。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以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维护政府信誉是关键，只有守信政府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才会被公众采信，进而产生政府所希望的预期，从而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反应，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法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证、约束政府信守承诺，或者在政府不得不违背承诺时要求政府承担民众的信赖利益损失，以此强化政府信誉，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

一、困惑：相机抉择，还是遵守规则

相机抉择也称为斟酌使用，指政府要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作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逆风向行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包括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两方面。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理论来源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凯恩斯认为，产出和就业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总需求的变动而引起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应该而且能够系统地控制总需求从而避免产出的连续波动。凯恩斯主义分析范式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当成功的。但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出现了它无法解释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滞胀）。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时间一致性”理论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并对之提出了批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指出，许多政策的决定受固有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约束，不能坚持时间一致性的相机抉择不能实现政府事先的承诺。一个理性且有远见的政府，为了使公民的福利最大化而对政策的时间计划作出选择，如果在晚些时候政府有机会改变政策并使目标重新最优化，政府通常都会这么做。因为以期初数据制定的作为一个最优计划组成部分的有关未来政策的决策，即使决策的同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信息，日后看来已不是最优的了。简单说来，今天为明天所选择的最优政策，到了明天却不再是最优的。例如，假设政府不希望在洪水易于泛滥的沿河地区有人建造房屋，则其最优政策是宣布违令建房者将不能获得受灾救济；然而，一旦真的发生了洪灾，政府仍愿意帮助这些受害者。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那些预期到这一情形的人们将不管政府先前宣布怎样的政策，不受阻止地在沿河地区建房，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失败。因此，如果政府无法对未来政策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那么就会面临可信度问题，公众便会认为未来的政府政策并不一定与当前公布的政策保持一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分析了一般的政策制定博弈和特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博弈，他们发现在理性预期的均衡结果中，一个事先不能作出承诺的政府——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创造的经济福利少于一个事先能作出承诺的政府所创造的经济福利。而一个事先能作出承诺的政府就是一个按规则行事的政府。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遵守制定的规则，而不能相机抉择。（注释1：参见瑞典皇家科学院关于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背景资料介绍。江晓东译《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与经济周期的驱动力——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外国经济管理》2004年第11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提出后，围绕宏观经济政策是应当相机抉择，还是遵守规则，在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且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选择：规则约束下的相机抉择

（一）宏观调控离不开相机抉择

自西方世界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一直受到批判，有人甚至指出，相机抉择的国家干预是导致萧条的原因。但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看，相机抉择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宏观调控离不开相机抉择。

首先，相机抉择的必要性来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是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以是消极的阻碍作用。国家机器是一种上层建筑，它能够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因此任何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了巩固其经济基础或者实现其统治目的，都必然会对经济基础进行反作用，干预经济是其中主要的内容。至于这种干预是延缓还是促进经济的发展，那就要看干预是不是符合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如果充分地认识并遵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家干预就可以自觉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凯恩斯基于资本主义市场失灵的客观实际，充分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虽然“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最终也走向了国家失灵，但这并不能得出否定国家干预的结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国家，都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

其次，相机抉择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式。根据漆多俊先生的总结，国家干预经济有三种基本方式：市场规制、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1]。市场规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消除市场障碍，使市场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投资经营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反经济周期，防止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反经济周期的手段必然是逆风向行事，即相机抉择：经济过热，采取紧缩政策；经济过冷，采取扩张政策。

最后，从长期而言，宏观调控仍然需要相机抉择。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是基于短期的总量波动具有重要福利后果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强调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干预政策是短期的相机抉择政策。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只是针对短期而言，没有长期的宏观调控，如樊纲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决策方式，只能是‘相机抉择’——根据短期内的特殊总供求关系决定当前所要采取的特殊政策及其力度。在经济学理论中从来没有什么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更不应有什么长期不变的宏观经济政策。”[2]但是，只注重短期的调控措施，并不能长期保证经济的稳定，有时甚至成为后期经济波动的根源。因此，宏观调控必须关注长期。关注长期的含义，是指针对短期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从长期来考量它的影响和后果，而不是说存在长期不变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是说，从长期来考量，宏观调控仍然是针对短期的相机抉择。

（二）相机抉择必须在规则约束下进行

不受规则约束的相机抉择，导致调控的任意性，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第一，遵守规则是保持时间一致性的需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表明，即便是一个理性的、一心为民众谋福利的政府，其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会导致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信誉的丧失。宏观调控的作用机理如图：

如果民众相信了政府发出的信号，就会产生政府所希望的预期，继而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反应，从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但是，当政府可以不遵守前期的承诺而根据当期的情况重新进行相机抉择时，由于存在时间的不一致，前期的承诺已经不是当期的最优，政府会根据当期的情况重新抉择，政府前期的承诺不可信。当民众意识到政府前期的承诺不可信时，就会在政府发出宏观调控信号（即宏观调控政策）之初就不相信政府发出的信号，也就不会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从而挫败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因此，政府信誉是宏观调控的核心，只有守信的政府，其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要求政府守信，首先必须建立信守承诺的规则。

信守承诺的规则是对相机抉择的约束，对于已经作出的承诺，政府不能再以相机抉择为由进行改变。但是，两者并不矛盾，不仅对于承诺以外的部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仍然需要相机抉择；而且，承诺本身也是相机抉择的结果。

第二，遵守规则是保证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科学性、民主性的需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假定政府是理性的、一心为民众谋福利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即便一心为民众谋福利，好心办坏事也是常有的事。有限理性的政府要作出尽可能科学的决策，一套优良的制度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深刻的论述，应当说是常识和公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政府宏观调控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其形成必须使各方受影响的利益集团、阶层得到机会表达利益诉求，宏观调控政策是各方利益博弈均衡的政治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则，很有可能沦为暴政、赤裸裸的利益剥夺或掠夺，成为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因此，现代各民主国家或者标榜民主的国家，无不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作出设置相应的规则。

三、启示：宏观调控法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虽然约束相机抉择的规则并不都是法律，但是，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其最主要、最核心的规则应当是法律。因此，对相机抉择的规则约束，主要是法律约束；而相机抉择是宏观调控最基本的方式，因此，对相机抉择的法律规制，也就是宏观调控法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围绕宏观调控是应当遵守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争论是一个伪命题，在规则约束下进行相机抉择已经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作法。但透视这一争论，对于澄清我们关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些模糊认识，推进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

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消除、烫平这种波动，以逆风向行事的相机抉择为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法学界通常将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也定位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终极目的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任何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规则均不能偏离这一终极目的。由于宏观调控是国家实施的资源配置方式，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历来是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这种争夺中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偏离宏观调控的目的的情况经常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我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将宏观调控的目的作为宏观调控法立法的终极目的是有必要的。

但是，从指导宏观调控法制度的建立的角度来看，只确立宏观调控法的终极目的是不够的。因为，由此导致的逻辑结论是，什么样的法律制度、规则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就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法律制度和规则作用的对象并不是国民经济本身，而是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在同样的规则和法律下，政府既可能制定出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能制定出阻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换句话说，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和规则虽然可以约束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防止其专权或滥用宏观调控权，但却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出好的宏观调控政策，因此，也就不能对法律制度和规则作出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换句话说，确立这样一个立法目的不能对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不受约束的相机抉择不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相机抉择必须在法律和规则的约束之下，宏观调控法就是保障和规制相机抉择行为的法，因此，宏观调控法最直接的立法目的，就是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或称宏观调控行为）。按照这一目的，怎样的法律制度和规则有利于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就制定怎样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综合起来说，就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两个层次：终极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直接目的是规范和保障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

（二）关于宏观调控法的特点

许多学者在论述宏观调控法的特点时，强调其灵活性、多变性和弱强制性。经济学学者一般不认同宏观调控法，认为宏观调控不可能法治化，这也是经济法学者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呼吁至今未能得到立法机关重视的重要原因。个别法学学者也认为宏观调控主要靠政策。如郝铁川认为：“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所要求的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是不符合的。因此，宏观调控行为虽有一部分适宜于法律调整，但主要还是适宜于灵活的政策调整。”[3]这实际上是对宏观调控法的误读。宏观调控法具备其他法律的一般特点：稳定性和强制性。

宏观调控法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规范，一类是程序法规范，一类是基本实体法规范；还有一类是具体措施。程序法是制定具体规则和采取具体措施所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则，从而保证宏观调控相机抉择是按照民主、科学的方式产生的。基本的实体法主要是关于宏观调控权限划定的法律，避免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另外，一些被实践证明对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定型化的、稳定的制度也被纳入基本的实体法范畴。具体措施一般不是法律，它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的具体情况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但是，一些重要的相机抉择措施由拥有立法权的机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作出（如国家预算），也就具有了“准法律”（注释2：由立法机关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国家预算，其有类似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执行力。）的形式，成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下面逐一分析这三类规范。

首先，作为程序法的宏观调控法是稳定的、强制性的。宏观调控程序法是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修改、执行、反馈、监督的规则，其基本功能是保障宏观调控政策产出及运行遵循正当程序，客观上要求稳定和强制。违反程序制定的任何宏观调控规则或决议，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其次，基本实体规则也是稳定的、强制性的，且不说关于宏观调控权限划分的主体内容是宪法性规范，其稳定性、强制性不容置疑，就是如税率这样的具体规定，也是基本稳定的、强制性的。最后，以法律文件出现的相机抉择措施，在该文件的有效期内（如国家预算的有效期是一个会计年度）也同样是稳定的、强制性的，不允许任意改变。事实上，一些相机抉择措施之所以要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凸显其权威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强调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和强制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法律不稳定、不具有强制性，不仅宏观调控行为的作出不具有科学性、民主性，而且宏观调控行为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如果法律可以随意改变，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法律就可能被政府随意改变；如果法律可以不遵守，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政府就不太可能会遵守法律、履行承诺。民众预期到这些，自然也就不会信赖政府所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甚至会逆宏观调控信号而行，从而挫败政府的宏观调控目的。

（三）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有诸多不同论述，笔者在此无意对不同观点进行评述，但还是要指出，众多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的论述中，忽略了宏观调控法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基本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缺少了这一原则，宏观调控法就无法实现其立法目的。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起源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信赖利益原来也仅是指合同或要约赋予了一方当事人所固有的因信赖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公法原则最早是在德国确立起来的。《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提供一次或持续金钱给付或可分物给付，或为其要件的行政行为，如受益人已信赖行政行为的存在，且其信赖依照公益衡量在撤销行政行为时需要保护，则不得撤销。受益人已使用所提供的给付，或其财产已作出处分，使其不能或仅在遭受不合理的不利时方可解除其处分，则信赖一般需要保护。”[4]我国在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首次在公法中确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任何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公法中确立后，信赖利益也就不再限于“合同或要约赋予了一方当事人所固有的因信赖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而是包括了一切允诺（包括以行为表示的允诺）使对方相信后，对方因信赖该允诺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交互行为中，一方基于信赖他方的允诺产生合理预期，并进而采取了行动，则受信赖方不得违背允诺；如果违背，则必须赔偿信赖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作为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现行经济政策或者未来经济政策的允诺产生信赖，并基于这种信赖而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则政府不得改变现行经济政策，或者必须做出其允诺的经济政策；如果要改变现行经济政策，或者不做出允诺的经济政策，必须赔偿受损害人的损失。

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以政府的信守承诺为条件，由于存在时间不一致，不受约束的政府是不会信守承诺的，宏观调控政策因此也不会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使宏观调控目的不能实现。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强制政府信守承诺，即使政府不信守承诺，信任宏观调控政策的公众的信赖利益也能（加）得到保护，这样公众就无需担心政府是否信守承诺，因为无论政府是否信守承诺，对公众来说，相信宏观调控政策都是最优的选择。这样，政府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就会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自觉接受信号的指引，促成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

当然，提出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是简单的，如何将该原则通过具体制度体现出来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由于宏观调控行为影响的普遍性、广泛性，且政府的一切费用开支都来自纳税人，要求政府因其背信行为对公众赔偿损失，既是难以实现的，也是不必要的。依笔者之浅见，至少可以规定，在以下情况，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影响的人可要求赔偿：行为人依照行动时的法律、政策从事某种行为，并投入了成本，因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变化，导致其行为不符合宏观调控政策而被禁止或者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致使其投入的成本难以收回的，受损害人可以就其投入的成本损失要求政府赔偿。

（四）关于宏观调控法的执行

宏观调控法得不到很好执行一直是困扰决策者和经济法学者的一个问题。宏观调控法得不到执行，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受到侵害，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因此对政府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视而不见，甚至做反面理解，导致宏观调控失灵。时间一致性理论为我们透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宏观调控法主要是约束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要求其遵守自己的承诺，但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存在天然的诱使政府违背承诺的诱因，因此，要求政府自觉遵守宏观调控法存在很大的困难。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法恰恰在执行保障方面主要依靠政府的自觉守法，缺乏外在的强制措施。这就是宏观调控法得不到很好执行的主要原因。建立宏观调控法执行保障机制，其核心就是要改变导致政府违法的诱因，使之不愿或者不敢违法。其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立法上，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和信赖利益保护制度，使违法的宏观调控行为依法应当受到追究，并要承担因违背承诺给民众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加重违法的成本，使违法得不偿失。关于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近来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注释3：如杨紫烜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经济法》（第四版）中就专门阐述了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责任。参见杨紫烜主编的《经济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30-432页。），但尚未转化为立法，需要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时加以注意；信赖利益保护制度如何在宏观调控法中建立，尚未受到关注，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在监督制约机制方面，必须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法律上规定的责任能够落到实处。我国有一整套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制约机制，这些监督制约机制也适用于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制约，并且在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制约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基本没有形成对政府的有效制约。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主要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而不是独立的司法监督。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政府有违背承诺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其不愿意积极执行宏观调控法，内部监督机构自然也就不愿意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了。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建立起独立的司法监督制度。我国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占住（改为“据”）主流[5]，这显然是不利于宏观调控司法监督制度的建立的，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及其意义，并加强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实现方式的研究。

四、结语

著名经济法学家漆多俊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6]经济学知识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首先必须建立在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周期的分析论证为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提供了依据；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理论则为约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时间一致性理论，维护政府信誉是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宏观调控法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证、约束政府信守承诺，或者在政府不得不违背承诺时要求政府承担民众的信赖利益损失，以此强化政府信誉，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

注释:

[1]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0.

[2]樊纲.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是相机抉择[J].金融信息参考，2003，（9）.

[3]郝铁川.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政策调整[J].南都学坛，2009，（3）.

[4][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M].朱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36.

第5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转变；经济调整

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与公众社会生活需求有着密切联系。而经济的宏观调控则是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所采取的政府行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宏观调控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管理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方式更加灵活，成效也更为显著，尤其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更为突出。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历程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有过若干次重大调整，其中有经济扩张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紧缩调整。宏观调控政策较为多样，譬如在财政政策制定中的货币宽松政策，利用利率调整拉动内需等，这些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调控效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国家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紧缩调控，调控形式较为特殊。从2003年起，国家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与前些年所实施的扩张政策相比，其作用更加明显，并出现经济过热发展的端倪。这一变化促使国家再次对财政实施紧缩调控。本次调控与以往经济宏观调控有一定区别，由于国家的经济运行环境极其体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本次调控政策的实施更具特殊性。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家相继对钢铁、建材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调整，通过调整避免了社会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发展形式更为多元化，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2004年，政府针对经济环境特色提出了“双稳健”发展模式，提出了货币与财政两个领域稳健发展的重要性。该政策的实施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客观发展需求相适应，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此后，国家多次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国际金融机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发生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以“两防”为目标，以此防御经济发展过热和通货膨胀。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家经济形式随之变化，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保持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还要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2010年11月，国家出台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当中突出“保字当先”目标，也就是一保障社会经济处于平稳增长势头。这一新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保证作用。

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看，主要涵盖了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就业、维持物价稳定、平衡国际收支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是其主要目标。只有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保障物价保持在稳定水平，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增强经济发展信息方面来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看法直接影响力企业投资额度，如果不具备乐观的发展信心，银行将会紧缩贷款，公众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市场经济会更加萧条，国家经济的发展将处于停滞期。所以，在经济发展难题较多的环境下，更需要建立起公众信心。中央在拉动国民内需的工作中，推出了十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激活国民的经济信心。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式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下滑问题严重，这些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但对国内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样具有良好推助作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与实施力度有所转变

在当前宏观政策调控中，改变了以往产业领域的竞争，将财政扶持重点定位于基础建设、文教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一转变体现出经济政策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融合，体现出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性。在宏观调控力度上更具全局性，政策实施较为密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不但行动迅速，而且执行得力，各项措施得以稳步落实。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配套性政策相继出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增强。

（三）推进方式发生转变

以往国家在经济政策推行中主要以渐进式为主，侧重于与经济环境的优化与完善。而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政府则以“强力推动”方式促进各项经济政策落实，目的在于利用更短的时间看到政策实施成效，及时把握时机。这些变化说明，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推进方式，政策的针对性更为明显，灵活性不断提高，以此避免经济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一）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

现阶段，国家宏观政策的转变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相应要求，表明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决心。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但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利，同时还有利于构建起更稳定的经济结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提高经济环境的发展后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宏观调控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二）有利于突出经济增长中的人本理念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是政府解放思想、稳抓机遇的具体体现，显示出我国政府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强大的经济驾驭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执政为民，将广大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依靠，在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上突出了造福民生的特点，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性和前瞻性，增强了政府对各项经济风险的防御能力。

（三）宏观经济调控收效显著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体现在体制结构的变化中，有利于经济保持高位增长。同时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产业调整，社会产业结构更加均衡，促进了城乡人口解构调整，增加内需强度，有利于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消费动力。

四、结语

国家经济的发展受国内外环境的交互影响，经济波动更为明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环境，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动力，以此促进国家经济的平稳转型，构建更稳定、更灵活的经济发展环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曾学文，金三林.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农村金融研究.2013（02）

第6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

,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5.宏观旅游管理的动态性

旅游活动、旅游市场和旅游经济运行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从而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点。这种动态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适应旅游活动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以保证旅游活动的有效开展;二是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适应旅游市场和旅游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不断改进和完善宏观旅游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充分发挥旅游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效地运转;三是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适应现代管理的发展和变化,不断汲取先进的管理理论、实践经验和方法,丰富和完善宏观旅游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地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第7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第8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改革方向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作做出了部署。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推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内涵

宏观审慎的概念首先是由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思想为：仅加强单个机构的风险监管将不足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应强化金融监管的宏观视野，强化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为目标的监测（Davis & Karim 2009）。200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克罗切特（Andrew Crockett）首先主张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方面。微观审慎指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而宏观审慎则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这两个层面相对应的就是以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相对于微观审慎管理以单个机构为管理对象，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防范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从系统性风险的类型来看，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跨机构维度看，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针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传播导致的系统性和网络化风险，当前集中表现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风险控制，防范风险过度集中与风险扩散；其二，从跨时间维度看，宏观审慎管理旨在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当前则集中表现为逆周期的政策调节与政策工具创新，约束机构的同质，调节金融体系的频率特性等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框架。这其中不仅包括已有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更包括可能的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可以说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有差异。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类似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对资本、拨备等提出要求，但其本质上采取的是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不同于仅盯单一机构稳健与合规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同样，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虽都有逆周期调节的特征，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状况和总量问题，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是逆周期的宏观管理工具，但在作用范围和着力点上又有一定差异，恰好能够相互补充、互相强化。

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各经济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已正式生效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法案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授权美联储负责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并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的清算、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监管，发现、衡量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法案还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

英国政府也宣布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通过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央行。同时，建立专门委员会来重新审视银行的业务结构，包括是否分离投行和零售业务等。欧盟则建立了专门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框架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巴塞尔委员会（BCBS）在近期提出的“巴塞尔Ⅲ协议”的改革框架中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其中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

在应对顺周期性方面，一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留存缓冲的要求。当缓冲接近最低资本要求时，将限制银行的收益分配，促使银行通过内部积累提高资本实力。二是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国际统一标准，要求银行在信贷扩张时期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资本缓冲，并在危机时使用，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此外，BCBS还正在研究其他应对顺周期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包括公允价值的衡量，以及在对预期损失进行定性和定量估计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制度等。

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均提出要从规模性、可替代性与关联性方面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吸收损失能力。BCBS和FSB正在制订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相关政策，包括额外资本要求、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 debt）等，估计很快就将会有相关的具体措施出台。此外，有关风险处置的措施也在加紧研究，了《跨境银行处置工作组最终报告及建议》，提出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改善跨境危机管理，并应加强国际合作。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BCBS采取慎重办法确定流动性标准，设计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作为流动性的国际标准。明确原则上应采取前瞻性预期损失的拨备制度，并正在对有关规则进行研究。而且，各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还正在加强对影子银行、衍生品交易和集中清算、评级机构、会计准则等机构和规则的监督和改革。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发展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的新蓝图。一方面，在宏观审慎框架内，各种宏观经济与监管政策将进行重新的整合与创新。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宏观审慎等政策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更好地维护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金融调控与监管的思路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转变。可以预见，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管理方式上将从现有的单一合规性约束向着机制约束与合规性约束共存的方式转变；其二，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也将从当前的单一目标朝着多目标转变；其三，各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的发展与创新将不断涌现。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将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可以认为是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的。

新的风险。依照国际经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引入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额外资本要求等监管指标和顺周期应对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改变原有的以单一合规性约束为主的金融管理方式。游戏规则的改变将会给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审慎的标准下，银行面对的监管要求将随着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全行业的发展以及机构本身的业务发展情况而不断地发生改变。监管约束的不断调整，不仅增大了违规风险，而且也会放大已有的各种业务风险。从业务发展来看，新的监管框架将要求业务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切合，避免顺周期性。从流动性风险来看，业务不确定性增大，对流动性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流动性风险也必然会增大。

面临的机遇。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在管理方式上强调机制约束，主要目标则是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与稳定。从国际实践与各项审慎政策的模拟效果来看，动态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较好地制约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扩张和收缩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整体稳定，而且对银行业内部结构也起到了调节作用。审慎政策的实施将改变银行只追求规模，不注重效益，不注重风险防范的发展方式，鼓励抗风险能力强，且发展方式和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相适应的机构的发展。审慎视角下的监管政策将使我国的银行业结构得到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

未来的挑战。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审慎性政策框架在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对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在贷款科学化管理方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间存在差距。审慎政策的目标是贷款的总体投放速度应该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近两年来，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和业务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粗放、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多有发生。同时，部分中长期贷款行业集中度高、贷款中长期化等趋势日益明显。

其次，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与宏观审慎要求间存在差距。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将会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当前，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缺陷。而且，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经验欠缺，尤其是面对货币政策转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的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与审慎政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第9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

内容提要: 面对金融危机及政府救市措施，宏观调控法关于目标、原则、价值、主体、责任等诸多研究成果却缺乏适用性。因此，迫切需要变革研究范式，构建程序主导模式的宏观调控法，并具体拓补宏观调控动议程序制度与退出程序制度。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我国政府积极应对，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后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惧、震惊和暂时的成功之后，人们进入了对危机及其挽救措施的冷静与理性反思阶段。经济法学界也从经济法理论、金融监管法、竞争法等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扩展和解决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面对上述“眼花缭乱”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法（或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在这一进程中却几近“失语”。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贫困”？

一、危机中的危机：宏观调控法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政策上明确使用“宏观调控”一词始于1988年2月。（注释1：学者一般认为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初始研究带有明显的注释法学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宏观调控法研究逐步在价值、主体、权利配置、运行、责任等多层面展开。但回顾危机进程及政府救市措施，我们储备的这些知识却未能在危机“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错”在哪里？

（一）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即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但不同的目标又相互矛盾，如反通货膨胀和反失业，往往需要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往往又区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宏观调控法的目标，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具有层次性：即理性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宏观调控法的实施，能够直接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安全、科学和有效率，能够间接保障经济危机的克服和避免、宏观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或认为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2]，等等。如此定位宏观调控法目标似乎是对宏观调控目标的法学超越，使其更具有法律品味。但这一论断也使目标进入了更为不确定性的层面。众所周知，即使宏观经济学领域用了大量数模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也总是争论不止。而现在，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诸如经济安全、公平、平衡等更加不可计量的目标。假若，我们自问一下：此次危机应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作答呢？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对原则研究的偏好，宏观调控法也没逃脱这一定律，也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诸如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现象[3]。当然，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意义，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基本准则。但是，此次政府救市宏观调控法这一原则是否实现了指导功能呢？政府救市是干预过度，用“高压水枪灭小火”呢，还是“果断及时准确”呢？这一结论还依赖于时间的验证。

（三）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是宏观调控法研究领域内又一长期争议的话题。或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体仅限于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认为应包括地方政府；或认为应包括全国人大；甚至有的学者走的更远，论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调控主体地位[4]。理论上的成果并未为本次政府救市作贡献，倒是救市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对于宏观调控法调整方式或认为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认为应该涵盖计划、产业政策、税收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等。本次危机中，政府自2008年9月开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央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除此之外，国家还采取了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也提示我们宏观调控法的研究更应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诸如上述等等，宏观调控法的特征也许是为上述困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调控法呢？简而言之，是宏观调控法研究对象上的经济性、专业性或技术性特质弱化了其制度性色彩和法律品味，使其在追求“实体真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对宏观调控法理论前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陷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惑。

二、程序主义消解：宏观调控法的出路

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务“悖论”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仅用“经济法的模糊性”[5]进行注解显然并非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对我们既有的研究进行整理。实际上，我们始终遵循的“主体—权利（权力）—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根本上是在一种实体法框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一再声称：宏观调控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但是，程序法始终未能成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主导问题加以讨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所致：一是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偏爱于通过法典化的实体法来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二是我们传统观念上对法律程序总是以诉讼法为核心；三是宏观调控中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或参数的介入使得调控中往往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直接争端。

行文至此，笔者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宏观调控法本质上是程序法，或者说程序主义是宏观调控法解救自己的最好路径。这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面，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又是一面，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法各自主导其一。倘若越界过大，各自在对方领域中话语权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一如本次政府救市过程中我们所闻：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机、救市措施的实效等实体性问题的争论并无法学界的参与，有的只是律师提出程序上的质疑（注释2：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财政预算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信息公开申请。）。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学者已有很好的解读：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将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尽管这完全能够运用到宏观调控程序法框架之内，但程序之于宏观调控法的特殊价值仍有必要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证明。[6]

（一）信息选择价值

宏观经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决策都会受到众多要素和系统的干扰。一个精巧的宏观调控程序将通过角色定位分工、时空限制、内容集中、专业判断等造就一个中立的过滤机制。通过对信息与理由的加工、分析，选择最有效和最相关的数据信息。

（二）说服价值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而非当事人的合意，客观上具有遭遇阻力的可能。程序的民主设计则具有疑虑与对抗的消解功能。正如日本学者谷中安平所言“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程序是能够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7]

（三）教育价值

由一系列晦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构成的宏观调控，远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假若一个政策或立法的出台受到其影响的法律关系主体甚至难以去读懂它所表达的内容，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宏观调控法所论及的术语、内容迫切需要进行反复学习与认识。程序天然的直观性加上信息公开与参与机制的配合，将会使任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成为一个宏观调控教育最好的范本。

三、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约翰·罗尔斯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完善程序正义、纯粹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程序正义。完善程序正义具备两个特征，即具备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可以设计一种保证达到结果正义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是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程或者程序，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当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显然，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结果的独立判断标准成为三种程序正义形态划分的关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也就主要取决于此。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结果体系是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多重判断标准。其中，经济增长是对效率的追求，增加就业则意味着公平，物价稳定则关乎秩序。可见，结果并非唯一，各种结果之间也难以孤立的判断。

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也并非如操作机器一般的简单，我们也无法对一次宏观调控对国民财富的影响进行一次物理学似的实验，各种调控手段的选择意味着该路径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

从判断上看，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去验证，甚至长时间等待后的结果评价仍然是分歧不止。因为解释同一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着不同的模型偏好，不同的模型选择又意味着不同的结论。

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无法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标准，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备了纯粹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这一判断也可从之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后效果总是“众口难调”的事实中得到验证，也一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成效的再次分歧；这一判断也再次印证了宏观调控间接性特征而无法溯及每个市场具体主体特殊利益的论断；这一判断也能为解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构建中的若干分歧提供一个解释工具。当然，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决定结果正当的程序必须被严格而实际的执行。

四、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拓补

在纯粹程序主义形态之下，具有独立要求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如何建构？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尽完善之处略做“拓补”。

（一）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模式转换

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9]。仅就文本意义而言，我国现有宏观调控法也并非毫无程序的“影子”，但这些文本意义上“程序”无不总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程序中审批事项总是按照政府级别高低、抑或官员职级大小“逐级申报”，政策落实总是遵循“上级传达，下级执行”的路径。这样的调控程序与其说是法律程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封闭于机构之内的上下级之间的“手续”。宏观调控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决定了绝不是“职级越高越可能达到理性”。宏观调控不仅仅需要“程序”，更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

整体而言，未来宏观调控程序法的构建需要两个模式转换：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决策”向“权力机关主导决策”转换；二是由“纵向权力分配”向“横向权利分配”模式转换。

第一种模式转换不难理解，被广泛支持。纵观本次金融危机救助中，没有哪个法治国家在如此重大的关于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是靠行政权力决策的。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

第二种模式转换要求在宏观调控全过程中，由纵向权力对权力的负责转为宏观调控参与权利的分配。比如，过去受控主体主要通过被动服从的方式接受调控；而模式转换后，受控主体通过知情权、建议权等方式参与调控执行过程，化解了消极抵抗的因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施行；此外，横向权利的配置上，还可以考虑赋予权力机关质询权、监督权和公共媒体的监督权等。

（二）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补缺

从宏观调控手段的角度，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可按照计划程序、产业政策程序、货币政策决策程序、财政预算程序、减税程序和政府投资项目程序进行划分。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秩序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国在没有一部宏观调控法典的情况下，上述程序规范也主要散见于各实体法规范之中。但从宏观调控法研究的共识来看，学者们更偏好依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分类，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和宏观调控救济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

1.宏观调控程序法过程尚需完备

就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来看，上述程序尚存缺陷。从过程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角度而言，还应包括宏观调控的动议和终止，因而需要设置并完善动议程序和终止（退出）程序。

动议程序的设置应把握一个原则，即要保持与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和“对抗性”，就调控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从源头最大程度地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和完善。因此，该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动议主体与决策主体保持独立（注释3：比如，《预算法》中，预算草案的制定主体与批准主体之间独立；《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动议主体与决定主体应保持独立。基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可通过动议程序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宏观决策中更加独立的地位。）。其二，动议方案作出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及其完备性要求；（注释4：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就做出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而言，其动议的做出不能仅靠决策部门的主观判断，或者政府部门的简单统计资料，信息的来源必须可靠、完备。要求动议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获取信息，征集民意，尽可能掌握全面、客观的材料信息。这里还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广泛参与问题。公众可以在动议阶段即对宏观调控提出建议。）其三，宏观调控方案中明确调控的基本目标及期限设定。尤其是针对本轮政府大规模救市方案而言，这种前置性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对刺激经济的目标和时效有明确的规定，避免随意性；动议程序的设置对政府救助方案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并保证在执行前得到充分的论证，最大程度做到决策的科学性。

终止（退出）程序是整个宏观调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无期限、无休止地反复进行。因此，应当设置宏观调控的终止程序，并详细规定终止的条件。比如，宏观调控设定的目标已实现；客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变化，继续调控已无必要；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等（注释5：基于本文将宏观调控程序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而我们可以设计完善的程序，但由于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当预定结果无法实现时，应当为宏观调控设置一种及时退出的程序。）。我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中预设了总额为四万亿的资金支持。但是，当预设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客观无法实现时，应当适时终止计划，避免资金等资源的浪费。

2.救济程序的再思考

救济程序完善的逻辑起点是对宏观调控可诉性的认识。对于宏观调控可诉性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注释6：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9期；胡光志：《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除了理解宏观调控的本质以及现有诉讼制度的供给之外，还可从宏观调控程序法本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为支持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理由。基于宏观调控程序法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和决策主体认知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只要确保宏观调控主体严格依照程序行事、谨慎克己，则调控结果免受法律追究。这便对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程序正义，充分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调控主体无法保证一定出现期待的结果。过分苛责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由于调控主体出于顾虑过分犹豫从而影响调控的最佳时机。当然，免受法律追责，并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救济程序的完善，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消极不作为或滥用权力的行政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担当、权力机关的监督等等。

总之，本次金融危机政府救市为宏观调控法研究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假若论证中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是一部程序主导的立法，应该不会再被讥笑为是“很好玩的事”（注释7：在谈到宏观调控法立法时，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法立法不可行，并认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也期望它更应该是一部具有强制拘束力和可执行的程序性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部仅仅宣示性经济活动纲领性的一个“软法”文件。

注释:

[1]李昌麒，胡代光.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1011.

[2]叶珊.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试析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J].行政与法，2007，（11）：39~41.

[3]刘定华，肖海军，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1~62.

[4]鲁　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111.

[5]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J].法学家，1998，（4）：68~73.

[6]季卫东.法治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19.

[7][日]谷中安平.程序工争论[A].宋　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