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观点的提出，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打造智库建设，成为干部培训院校系统的热门话题。但如何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结合社会主义学院自身存在的优劣势，借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建设实施计划》，以加强顶层设计、牢固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提高其为地方党委统战部、地方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的能力，明确干部培训学校智库建设的方向、参与路径、规范发展进程为主线，本人进行了一些契合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实际的智库建设的思考。

一、明确定位和优势，合理推进智库建设规划

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三种类型。[1]就我国现有的智库类型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党政军智库。指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党、政、军系列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多以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直属的决策咨询机构身份出现。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在党和政府内部发挥决策“大脑”的职能。第二类：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系列。从经费来源角度看，社科院是由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方式建立、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相关研究的政府咨询机构。从隶?俟叵瞪峡矗?尽管得到政府的资助，但社科院又不直接隶属于政府，服务对象也不局限于政府机构，还可以服务于来自企业、行业协会、社会方面等的委托或咨询要求。第三类：高校智库。即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赞助或私人捐助，研究人员多为校内各学科的学者以及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亦相当广泛。第四类：民间智库。民间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且自筹经费。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希望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能够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底层成员。从经费来源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获得的政府资助占比较小，甚至不受政府财政支持，其经费大多来自大的基金会或企业赞助，但一般也能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民间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因此，也能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类优秀智库，都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且定位非常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具有师资团队、学科依托、学员资源和组织系统优势，这点不同于普通高校和一般党政机关。因此，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应结合自身特殊优势，突出理论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为地方统战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定位。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旨在前瞻性地研究地方统战系统重大战略决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当全省统战系统的政策“前瞻者”，同时承担地方统战系统交办的专题课题、调研任务，尤其是中央重要政策和文件精神“落地”情况加强调研，充当地方统战工作实际的“守望者”，为促进当地甚至是全国层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建言献策。因此，各级地方社院应需要尽快拿出契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短期规划”，明确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目标、思路和举措，对短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作出详细规划和具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科研转型发展护航。

二、整合统战系统资源，加强地方社院师资培养

统一战线系统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知识背景完整的独特优势。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方统一战线资源优势，通过与各级统战系统、高校统战部和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研究院所，联办研究中心、召集论坛、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合调研等形式，广泛调动统战资源的智力资本。

对于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培养，可在学院内部甚至是扩大到省民主党派机关、省委统战部机关，找到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契合的“专业导师”，通过挂职锻炼、撰写相关工作材料和调研报告等形式，弥补由于体制制约、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在人才引进方面有限制的弊端，加强自身教师队伍建设。这一举措在引入社会之智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让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研究真正地接地气。同时，还要拓宽教师的理论学习渠道，如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中央社院和其他高校做访问学者。目前，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师培训机会少，有些培训理论针对性并不强。要按照智库人才要求进行教育培养，采取继续深造、培训、进修等措施，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和理论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让教师准确把握重要文件的精神，建议学院制定《教师查阅重要文件的相关管理办法》，让教师按管理办法自行查阅重要文件，帮助教师及时把握最新重大方针政策的动态信息。

三、以教学科研为抓手，加大咨政调研力度

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应加强问题导向的课程管理体系，尝试由教师自选咨政选题并设置相关课程。这要求教师在课程内容结构设计上，要更侧重政策体系，同时加以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教学形式上，在探索教法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学员体验”的比重。由本院教师和学员在讲授过程中全程参与教学目标与任务，对学员参与决策咨询的形式、途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激励措施、保障措施给予明确规定，实现课题研究由学术型向实践型、教学内容由科研式向咨询式的转变。比如结构化教学，通过系统地安排学习环境（与教学目的相关的实地体验）、学习材料及学习程序，使教学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教师和学员在课堂互动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引发双方对工作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层次的积极思考。要加强年度咨询需求相关的科研管理。对咨询类课题进行单独评审，加强实证研究的具体要求，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加大经费投入与跟踪管理力度，特别是时间进度、调研要求和任务落实、成果报送和结题事项加强统一管理；加大对获得党委、政府机关相关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咨政报告奖励力度，对于获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咨证成果予以重奖。要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信息来源机制，加大调研力度，充分发挥全省统战系统的整体资源优势，加强同实际部门、高校统战部和研究院所的合作交流。事实上，以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干部培训院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两张皮的问题。

受训学员是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独特资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重要“矿藏”。因此，应注意深挖学员资源、创新学员参与决策咨询方式。一是要求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并注重决策咨询作用方向的引导，将研究报告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与专题论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教学与咨询的融合。二是鼓励学员与教师结对子，将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和参与教师决策咨询研究相结合，围绕地方重大问题组建教师和学员联合课题组，推动学员研修报告向决策咨询转化。三是由学员推荐咨询报告选题，以拓宽咨询需求生成渠道，选题要紧贴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重大决策部署。

四、加强智库队伍建设，创新咨政研究平台

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两个基本机制，即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和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独有的特色，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从政人员的自由和双向流动，进进出出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2]智库研究人员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思想、?济等方面的理念便更容易得到贯彻实施。而政要加入智库，则增加了智库与政府的联系，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成员队伍建设中，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统一战线系统资源优势，在大统战的格局内，选派智库成员教师在与研究契合的各个工作部门、各个岗位进行短期挂职，协助相关部门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最新的工作实际，从而使咨政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对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研究方向的前瞻性。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开拓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方式。比如，通过选派教师参加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吻合的政府听证会等各种活动以便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充分利用受训学员资源，邀请学员和智库成员教师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工作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受训学员，将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带到各个业务单位中去。这种互通互融的交流机制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双方相互了解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智库的自身影响力，提高智库成员的实践水平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美国知名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有类似活动和交流项目。通过共同研究，学者既了解了政府现行的各项政策、主张，也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递给了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需结合本院教师、学员、校外专家（党外代表人士和高校学者型专家）三支力量，打破单一学术背景，启用不同年龄、学科背景甚至是同时具有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综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研、咨三位一体的智库队伍。同时，对于智库成员的本院教师，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个人与团队的共生关系，以及教师个体理论研究方向和智库团队咨政研究方向的关系；要有光荣感、自豪感，更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多出决策咨询精品佳作，为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增光添彩。

五、创办咨政报告内参，畅通成果报送渠道

第2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　社会科学研究；科普工作；应用对策研究；广西

［作者简介］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 G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6-0018-000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都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纳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布局，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新的机遇，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2011年是广西“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广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牢牢把握机遇，奋发有为，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为加快“富民强桂”新跨越作出显著贡献，充分发挥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思想库”和政府“智囊团”的作用。

一、以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为切入点，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广西社会科学院通过一系列活动、课题使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得到显著推进。2011年8月18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办、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深圳）、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2011年“泛北部湾智库峰会”，并与泛北国家相关著名研究机构共同签署《“泛北智库峰会”宣言》，同意建立固定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深度研究泛北合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对策。这是继2010年《“泛北智库峰会”成立宣言》发表后的又一重大智库宣言，有力地推进国际或区域性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及成员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人员交流。10月，广西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系列论坛”之一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论坛以“加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为宗旨，围绕“新形势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的主题，就扩大中国－东盟政治、经济、文化合作领域，深化区域行业之间的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进行讨论和展望。两次中国－东盟智库峰会，对推进中国－东盟的全面合作和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深度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机构和有关专家学者直接参与多项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要报告和文件的撰写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广西社会科学院牵头开展了“关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三基地一中心’问题研究”和协助开展了“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幸福广西问题研究”两个党代会报告重要专题的调研工作；该院主要领导吕余生被邀请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协助考评工作，作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第四调研组组长，蒋小勇全程参加了党代会报告的起草，袁珈玲参与全区农村工作会议材料的起草工作等。吕余生主持的《关于从源头处理影响广西社会稳定13个突出问题的调研评估报告》获得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温卡华的批示，林忠伟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5篇调研报告分别获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际瓦、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新建的重要批示，批转自治区相关职能部门落实。该院专家还积极开展为党委政府、部门及地市县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主持或参与自治区、市、县三级“十二五”规划编制共34项，参与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课题研究工作3项。广西区党校自2010年开始设置全区党校系统咨政类重大课题，当年立项18项，2011年立项29项，选题包括《广西经济增长协调机制研究》《广西建设面向东盟商务总部经济对策研究》《基层党内文化建设研究》等。2011年，由河池市党校主持完成的《河池市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核心成果《依托世界级生态旅游“富矿”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产业》在广西区党校咨政内参《党校要报》发表呈报自治区党委后，获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的批示。社会科学科研项目贴近党委政府决策需求，更加发挥出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2011年系列蓝皮书以真实的记录、准确的数据、深入的分析继续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战略、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支撑。2011年出版有《2011年广西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2011年广西蓝皮书：广西文化发展报告》《2011年广西蓝皮书：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越南国情报告2011》5部，该院还与自治区北部湾办、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编著出版了《广西北部湾经经济区开放开发报告（2011）》《泛北部湾合作发展报告2011》，并作为2011年第六届泛北论坛的会议材料。此外，《2012年广西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2011年12月召开的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出版，为会议提供了翔实的经济数据和决策参考意见，反映了社会科学成果的时效性得到显著提高。

二、针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可行性研究成果显著

第3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此后一年，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打出智库的名号。人们不禁要问何为智库？中国需要怎样的智库？

带着这些问题，《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这位长期供职于战略研究机构的学者告诉记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既是加强与完善决策机制的需要，也是增强软实力的需要。美国在发展智库方面走在了最前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的智库还很年轻，差距也较大，我们要迎头赶上，这是时代的要求。

国历人文历史（以下简称Q）：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有很多方式，智库是其中之一。普遍认为，美国的智库实力最强。据您了解，智库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张沱生（以下简称A）：“智库”这个词，英文为“Think Tank”，以前也译作“思想库”，现在更多地称之为“智库”。大多数人认为，最早的智库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到二战以后较快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地发挥了政府“外脑”的作用。其实，为政府或领导人出谋划策的“外脑”古已有之、那时候叫谋士、幕僚。但是，当代智库已与幕僚、谋士有很大不同，它发挥团队的力量，具有独立性，而旧时的幕僚、谋士多为依附性很强的个人。

如今，美国有近两千个智库。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研究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在美国，智库通常被定义为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纯粹的官方研究机构不被视为智库。某些研究机构与政府有某些联系，为挤进智库圈子，它们都极力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独立性可以说是美国智库的首要特点。

在美国，智库以多种方式对政府与社会发挥影响力。首先是开展项目研究。各智库每年都会有很多研究项目，选题基本上是自主决定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以政策研究报告或学术书籍的方式公开发表，对战略、政策及各种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智库也会承包一些政府课题。在此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将更为直接。但因用的是政府资金，独立性多少要打些折扣。

其次是组织召开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比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他们一年不知道要召集多少会议。这些研讨会有些是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有些是独立的。研讨会召开以后都会形成会议报告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除少数内部报告外，多数公开发表，力争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

第三，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开展咨询，向智库咨询已形成惯例。比如，请不同的智库提出政策建议，货比三家。又如邀请智库人员参加听证会、咨询会，国会请、白宫请、国务院各个部门也请。我认识的许多美国智库专家都经常参加这类活动。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旋转门”，政府官员与智库专家不断替换角色。“旋转门”的一项基础是美国的两党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些智库跟党派有紧密关系。如布鲁金斯学会接近，传统基金会接近共和党。当某党上台执政时，总会有不少支持它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成为政府官员，包括担任国安会、国务院的高级职务。而随着执政党的改变，他们又回智库继续做研究，把执政经验带回智库。有些人曾几进几出，但“旋转门”的基础并不限于两党制，官员离职后进智库或大学从事研究，智库专家学者被请到政府任职，实际上是一种更普遍的做法。这一做法在美国长盛不衰，还涉及公务员制度，涉及官员与专家的素质、能力与水平，不具备这些条件，门是旋转不起来的。

Q：除了影响决策，充当政府的“参谋”、“外脑”，美国的智库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的智库是否发挥不同的作用？

A：实际上，智库之间的差异化很大，定位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以战略外交类智库为例，开展第二轨道对话也是美国智库发挥的一项重要作用。在外交上，当两国关系遇到严重困难，或面临特别棘手的外交事务和敏感问题时，官方即一轨对话常常会陷入停滞或难以作为，这时二轨对话就有了用武之地。美国智库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并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中美之间，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智库间的二轨对话不断发展，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美国的智库。据我所知，对于中美两国间的一些重要的安全对话，如网络安全对话、战略核对话、安全危机管理对话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敏感问题的探讨，二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轨对话由智库出面搭台，组织研讨，具有非正式、非官方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除了政策指导外，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允许一些官员以个人身份与智库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会议，参与探讨。对话中，如果双方能达成某些一致，提出的建议得到双方政府的一定认可，下一步将可能由官方继续对话、讨论，否则，则可以完全不算数。还有的会议被称为一点五轨对话，也就是说里面官方的人员会多一些，对话也更受到官方的重视。此外，各国智库研究人员之间通过长期交往，常常能建立起一定的相互信任关系。这种人脉关系在国家关系或者外交某些环节遇到困难时，也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美国的智库还非常注重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在国内，我们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内部研究项目与会议非常多，往往做完了，写个内部报告也就结束了。美国的智库则很不同，他们在项目或研讨会结束时，往往要搞向媒体或公众的会，请很多记者来，让参与项目或会议的专家学者介绍有关成果，对公众施加影响。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都讲。我在国外参加会议时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印象很深。何时中国的战略与外交研究智库也能这样做，将是一大进步。

美国有一些研究项目是政府部门和智库一起来做。最有名的案例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四年一次的“全球趋势报告”。2012年底，其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的报告，报告中对全球发展趋势有一些很重要的分析与概括，并引人注目地提出：“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 就是这个研究项目，几乎从始至终，都有许多智库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期间和报告发表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多次组织这些专家学者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换看法，听取意见，阐述观点。在北京，主要的智库几乎都去了。我所在的单位也与他们座谈过。这一报告在美中两国、在世界上都有较大的影响。智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传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的智库还非常善于利用网页向公众传播观点，扩大影响。举行各种日常报告会和讲座，是智库十分普遍的做法。在当前信息化的世界，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智库对国内外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在公共外交上发挥作用，不仅能对政府决策发生影响，还能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起到支持作用。

随便提一下，公共外交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的对外国民众、媒体的工作，其与传统的政府间外交不同，有着特殊的功能。近年来，公共外交已引起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共外交由政府主导，但如果政府直接披挂上阵，直接做宣传，甚至大把花钱把广告做到国外去，往往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美国在这方面很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

Q：刚才我们谈的都是美国智库有什么作用。现在您能谈谈，中国智库发展的总体现状吗？如何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A：说到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就不能不提到2014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的数字。报告提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828家），中国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中国智库进行了总结，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宾大的研究报告把“党政军智库”排在了中国智库的第一位，而按照国际上通常对智库的定义或标准，政府内的研究机构是不算智库的。宾大这样做，也算是承认了中国特色吧。美国人当然知道，美国的智库是在其自身的政治、社会生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不可能生搬硬套。回顾历史，我们早先学习的是苏联的做法，成立社会科学院，建立起大而全的科研体系，资金全部由国家提供。这和美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建立了各种政策研究室、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有中央的，有地方的，还有军队的，但基本上仍是政府内的研究机构。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引入了智库的概念，开始较多地借鉴美国智库的经验，半独立的和完全民间的智库逐渐有了较大的发展。

讲“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完全套用外国、包括美国的理论和做法。如果硬套的话，中国的智库将难以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甚至还可能走弯路。但另一方面，外国的好做法、好经验则一定要学过来，为我所用。中国智库要想办好、办出特色，首先要根据中国国情对“智库”进行准确定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中国智库应是“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这也许是一个目前可行的定义。强调扩大智库的独立性，不一定要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重在其运作、研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可以用以解决中国缺少独立民间研究机构的问题。

根据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智库可大致分为官方研究机构、半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三类。对于官方研究机构来说，拥有独立性比较难，承担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对于完全民间的研究机构，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不少机构的研究能力比较薄弱，二是政府的信任度不高，当然，这些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逐步得到改变；而对于半官方的机构来说，在借鉴国外经验、较独立地开展研究和争取政府支持方面，目前可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中国要想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认为，一是要从现实出发，努力使三类研究机构都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二是要着眼长远，积极促进后两类智库、首先是半官方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支持其发展成为真正的“外脑”。

去年以来，智库建设成了热门话题，走在最前面的是高校，纷纷建立自己的智库。为什么高校智库发展得快？我觉得它有几点便利：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民间，处于两者之间，但与政府有较好的联系渠道；人才济济，有很多好的专家学者；对外更开放、财政上也较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官方的研究机构已经试图向民间研究机构转型，比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据报道，该院副院长苗树彬曾就智库建设提出：所谓“特色”，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不是政府举办的、不受财政供养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员工聘任不受人事部门调控的、干部不是由组织部门任免的、研究选题不是政府下达而是独立自主选择的等等。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下看，所谓的“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且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办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就是中国现代智库的中间形态。最终经过我们的改革和调整，把这些“半官方”的，处于中间形态的智库发展成适合中国政府需要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赞成他的看法。

Q：您能谈谈中国各类智库存在的主要缺陷或面临的主要问题吗？

A：中国的研究机构既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也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导层和职能部门对智库的重视与支持仍需加强，特别是对民间和半官方的智库。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既要提高政府部门的认识，还要提高智库本身的研究水平。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对各类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已在不断提高。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智库专家被邀请参加有关职能部门，如外交部、台办、总参等召开的吹风会、咨询会，参与讨论，提供政策建议。不少部门的做法已经形成机制。只是跟美国比，当前还缺少法律性的安排。

二是资金制约。对于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安全问题的智库来说，企业不愿意给钱，国外基金会的钱“烫手”，政府的拨款又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美国的税收制度有利于鼓励企业向智库赞助，美国还有最发达的各种基金会，其智库的理事会中也多有企业家参加。这方面的差距恐怕难以在短期内缩小。从长远看，中国智库的发展恐怕还是要走“官产学”相结合的道路。

三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上，我们多数智库和美国智库的差距仍然很大。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陈旧，美国智库早已普遍采取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建模、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模拟推演、系统研究等，我们的许多智库仍不甚了解或因种种原因无法使用。当前，要采取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观念。中国人一点也不笨，可以较快地赶上去。这方面，我所在的单位在开展模拟推演、综合运用多种新方法进行战略规划研究方面有不少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四是对公众发挥积极影响力不足。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却鱼龙混杂，许多好的成果、好的观念未能向公众、宣传，一些不准确甚至是不正确的观点却四处传播。中国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在互联网络的建设上，在发挥机构网页的作用上，与美欧著名智库的差距更是十分明显。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今后，如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中国智库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的潜力将是非常大的。

五是缺乏独立性和开放性，这是最大的缺陷。上面提到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此有关。在这方面官方研究机构表现得最突出。出现这种情况，既有体制上的障碍，又有认识上的原因，还源于缺乏创新意识。我也曾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研究机构随着独立运作和开放性的不断增加，曾经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后来却明显退步，重新变得十分官方化、机关化，不禁令人叹息。

总之，要弥补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种种缺陷，逐步加强独立性、开放性应是最重要的。对于民间的和半官方的智库要支持其保持独立性和较大的独立性，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也应朝此方向努力，力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至于加强开放性，则更应是对中国各类智库的共同要求。

Q：有人说，政府邀请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往往是只想听好话，不想听不同意见，只要是说了不中听的话，下一次就不邀请你了，因此很多专家只好“报喜不报忧”，您怎么看这种弊端？

A：我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就我自身所在的外交与安全领域来说，当前各个相关部门对各种意见是越来越开放了，并特别欢迎有见地的意见。当然，最终能吸收多少，则还要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假如你的意见和现实政策差距太大，即使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在向上汇报或反映时也会打折扣，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尽管如此，一些比较超前的建议仍可能逐步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次、两次、三次，持续提出，最后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当前，智库提出的意见上面是不是重视，爱不爱听，虽然也有“报喜”与“报忧”的问题，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你的建议与看法对不对，在于你会不会正确地提出建议。现在有些学者，严重脱离现实，又离工作层、决策层非常远，却自以为高明，这样你提出的看法与建议就往往不靠谱。所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脚在内，一脚在外”，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懂政策，提出的建议往往更容易为上面所接受。面对政策建议可能遇到的尴尬，对智库来说，关键的是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形成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能满足政府需要的研究成果。智库的专家与学者决不能自以为高明，夸夸其谈。否则，如果言之无物，只会发豪言壮语、讲故事，这样的专家，职能部门自然是请了一次就决不再请第二次。

Q：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面临诸多安全挑战，这对国家的安全决策必将带来重大压力。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智库能起到帮助相关部门科学决策的作用吗？中国的智库应如何更好地发展，积极参与决策呢？

A：你讲得完全正确，在当前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崛起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面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日新月异；面对各种安全挑战，包括日益交织在一起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及全球公域安全（海上通道、太空与网络安全）挑战；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自身成为国际形势、格局中的一大变量；再加上中国领导制度变化带来的领导人阅历、经验的变化，以及世界上决策辅助手段、方法、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的安全决策已决无可能再只依靠少数领导人和主要职能部门来进行，而必须走向科学、民主决策。其中，大力推动作为“外脑”的智库建设，使其对决策形成重大助力，已是迫在眉睫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4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海南省；智库；独立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7012

2015年3月，S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海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补给基地，再次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如何加强海南智库的建设，帮助海南人民更好地抓住这次发展机遇，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1 发达国家智库的主要类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智库因其在经济与发展、国际关系与安全、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等领域中的卓越表现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截至2012年，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其中北美1919个，欧洲1836个，亚洲1194个，非洲554个[1]，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11 政府主导型的智库

主要依靠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维持运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开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服务。日本的官方智库特别发达，每个管理体系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如通产省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劳动厚生省的“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外务省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防卫省的“日本防卫研究所”、内阁府的“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经济产业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等。此外，美国的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城市研究所；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战略研究和培训高等委员会、前景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德国的国际事务与安全研究所等都是此类官方智库的代表。

12 财团主导型智库

主要依托大型企业（财团、银行）的优势，充分利用强大的资金、信息和人力资源优势，为政府和企业集团等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和课题调研。日本的企业智库由于有大型财团做后盾，大多规模庞大、实力雄厚。如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等。而德国主要通过成立各种协会、基金会，汇集专家与相关从业人员，为企业出谋划策。例如：德意志银行论坛智库、赫迪基金会、克贝尔基金会、宝马赫伯特・匡特基金会等。美国主要由一些著名企业家出资捐建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形成了私人捐赠―基金会―智库的链条。

13 高校主导型智库

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声誉好，质量优。庞大的大学群体、众多的研究人才与科研设施为智库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广岛大学的和平科学研究中心、北九州市立大学的都市政策研究所等，都与高校共生共长。德国的高等教育发达，涌现出一批高等院校附属的研究所与研究机构。如慕尼黑大学的应用政策研究中心、汉堡大学的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杜伊斯堡大学的发展与和平研究所等。而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巴黎高师等学府，通过打造跨学科、国际化的合作平台，发挥高校人才的辐射效应，具有相当影响力。

14 民间主导型智库

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相关行业发展问题等提供咨询服务，来获取政府项目研究经费和企业赞助经费等。民间智库具有反应快捷、服务及时、针对性强、见效快的优点。如松下幸之助创立的“PHP综合研究所”，木村创办的“木村经营研究所”等是日本民间智库的典型代表。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巴黎蒙田研究所、巴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公司等智库，在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的慕尼黑经济信息研究所、贝塔斯曼基金会、波恩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弗赖堡生态研究所等；美国的塞奇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也是民间智库的典型代表。

2 发达国家智库的主要特征

21 研究领域广泛，注重研究实效

发达国家智库研究包括国际事务、军事安全、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国家司法、教育、医疗健康与保健、交通与基础设施等，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2014年对日本181家智库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集中在经济（34家）、综合性研究（31家）、国土开发与利用（28家）、产业研究（20家）等领域。[2]而德国将近33%的智库研究经济问题，26%的专长为劳动力市场问题，22%的研究处理外交和安全政策，24%的致力于欧洲政治问题，20%的讨论诸如教育、环境、城市政治和全球化等问题。[3]

22 研究人员素质高，结构合理

发达国家的智库人员来源广泛，既有经验丰富的教授、企业家，也有刚毕业的博士生、退休的公务员。但对研究人员的素质要求都很高。在德国，加入官方智库组织的人员都必须拥有某专业的专家资格。在法国，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有可能被招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同时，还要考虑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年龄结构、政治、实践经验等要求，在满足人才多样性的前提下，增强智库研究的创造性，确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

23 资金渠道多元化

智库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企业、大学、个人和慈善机构捐赠、研究委托等。例如慕尼黑经济信息研究所1600万欧元经费中，来自联邦及州政府的拨款占到50%，还同时接受欧盟以及马歇尔基金会、贝塔斯曼基金会等的资助。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其营业收入中的45%来自公司和个人的捐赠，29%来自基金会的捐赠，7%来自出版物收入，而来自政府资助的只有4%。多元化资金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确保智库可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免予利益集团的干扰，所提建议更具公正性和客观性。

24 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除了官方智库之外，发达国家的智库一般都以公司制的形式出现和管理，依托于市场的发展需要，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为基础，获得政府和社会的经费支持。如德国慕尼黑经济信息研究所以协会的名义登记，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代表大会及志愿者组织。这种管理方式更加灵活、开放、机动，通过传播研究成果服务社会，使自己成为学术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25 较为成熟的评价机制

发达国家对智库及其研究成果有着严格而公正的评价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政府决策或影响社会舆论，直接影响到智库的竞争力，从而给智库管理带来导向性的激励。一方面，智库会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估制度，提高对研究报告的审查，包括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依据；报告陈述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公正客观；经费使用是否规范等；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根据考评结果来决定研究人员的报酬、晋升、续聘或解聘等。

3 海南智库的发展现状

海南自1988年才建省，智库服务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不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31 官方型智库

以海南省社科联、省政策研究室、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南海研究院为主导的官方智库，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对海南省发展道路选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一省两地”“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等战略建议给海南带来重大发展机会，尤其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战略构想，为海南带来第二次经济腾飞。而在北部湾海上问题磋商、南海争端解决和南海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直接服务于我国总体外交布局和南海战略。

32 民间型智库

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省博士协会为主导的海南民间智库，始终关注海南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促进“生态立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等重大发展战略出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注研究经济转轨、政府转型、政体制改革等领域，先后获得部级、省部级奖项，成功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新兴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的“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新兴智库”名录（2013）中，排名第27位。

33 高校型智库

以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为首的海南高校，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学科优势和学术优势，为海南省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如海南低碳经济政策与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聚集国内外优秀低碳经济研究人才，为推广新能源及节能减排技术，打造低碳生活模式出谋划策；南海法律研究中心，围绕南海刑事犯罪、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以及纠纷解决进行研究，致力于成为国家处理南海法律问题的“思想库”。

4 海南智库的现存问题

41 本土智库数量少，优质智库奇缺

与全国现有3000多家智库相比，海南由于建省晚、面积小、人口少，经济底蕴和经济实力相对较低，未能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因而本土智库数量相对较少，有话语权的优质智库更少，在国内重大问题、国际热点问题等方面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

42 官方智库竞争意识薄弱，缺乏发展活力

官方智库研究人员是由财政供养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在解决研究人员后顾之忧的同时，存在缺乏竞争和压力的弊端。部分研究人员开展科研任务、制定科研目标时，多依赖政府计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遇到问题和困难就调整方向，对到基层和生产一线的调研任务能拖就拖，缺乏独立创新精神和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

43 民间智库良莠不齐，缺乏研究的独立性

从表面上看，海南有着很多“民间智库”，如各种“研究院”“研究会”“研究所”等。但是这些“智库”都是非营利性组织，规模较小，人员较少，所需经费靠各方支持赞助。除了少数能承接到官方研究课题外，多数智库为了生存，只能揣摩委托单位的意图，按他们的偏好去搜集信息、撰写研究报告。在失去研究独立性的同时，也失去作为民间智库的价值。

44 高校智库方向不清晰，缺乏良好的考核激励机制

目前海南高校虽然成立了不少智库。但是一方面，众多高校智库缺乏清晰的发展规划，未能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进行准确定位，同时校际之间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研究，难以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教师身兼教学、科研、育人、社会服务等多职，在政策研究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目前高校的考核与奖励重心都放在科研上，多以学术论文、专著为重，忽略了研究成果的实际贡献和咨政成效。有些学校根本没有将咨政报告列入考核评价指标，这对高校教师形成一种负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智库的发展。

5 优化海南智库建设的策略

51 重视官方智库人才的培养，建设高端智库人才队伍

第一，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化，官方智库要在大力引进有影响力的学术人才同时，做好对人才的挖掘、培养与储备工作。要打破门户之见，积极招收学科不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优秀人才，确保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第二，做好智库的传、帮、带工作，组建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到基层社区、工矿企业、乡村乡镇深入调查，开展问题导向式研究。第三，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将调研报告、简报、建议、提案等研究成果与奖金、晋升等挂钩，实行优胜劣汰，充分激发研究人员的潜能与活力，聚引高端人才。第四，加强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研究，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全球服务业峰会、世界R业论坛等平台，展示、推介自己，不断提高海南官方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52 民间智库可以吸纳离退休官员和学者，缓解人才劣势

民间智库由于先天条件不足，对年轻优秀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弱。因此民间智库可以专家顾问的形式聘请实践性和动手能力强的企业精英，重点放在卸任政府官员和退休的老教授。他们人脉广泛、经验丰富、熟悉政策操作流程。有了他们的加入，民间智库所提供的决策咨询更容易被政府和企业接受，可以获得更多的项目与资金支持，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53 发挥高校智库优势，服务政府重大决策

高校学科门类齐全，人才济济，研究实力雄厚，有着其他智库不可替代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校智库，首先，要利用高校优势学科，结合省情，进行人才优化配置与学科整合。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国际旅游岛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现实问题，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其次，要深入实践调研，使科研选题更接“地气”，使对策研究更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最后，建立协同机制，强化校际合作。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建立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推动高校建设一流智库。

54 完善信息采集分析共享机制

拥有庞大的信息源是保证智库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正确性的基础。要不断提高智库成果的质量，首先，要重视调查研究，通过专题调研、联合调研、集中调研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了解社会民情，掌握第一手的信息资料。其次，是重视动态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分析，及时更新数据库。最后，建立全省互通的信息平台，强化资源整合机制，促进信息的双向交流。同时鼓励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高校智库开放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强大、立体、多层次的信息网络，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信息共享。

55 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第一，提高智库的参政议政水平，提高智库的自身对资金的吸纳能力。智库研究成果被采纳的数量越多，学术声望越高，吸引的客户和投资就会越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第二，建立“企智合作”机制。智库要与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为客户经营决策提供个性化的智力服务，形成共生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第三，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赞助智库研究。改革现有税制，让社会资金能够合理合法地进入智库，减少智库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同时对积极赞助智库的企业、社团、民间组织进行奖励表彰，形成“助智”舆论导向。

56 打造“海南品牌”的优质智库

统筹全省优势资源，制定专项优惠政策，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优质智库。如允许特殊引进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带头人；提供专项研究经费，确保研究的独立性；开放政府部门的数据资料库等。如建立“国际旅游岛智库”，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环境和背景，开展突出海南地方特色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一带一路智库”，研究旅游业、水产业、交通运输业等海南优势产业如何抓住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建立“亚太经济智库”，研究亚太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生态环境保护、人文历史和精神遗产等领域。

参考文献：

[1]沈开举，余艳敏美国智库发展现状与评价[J].人民论坛，2014（2）：228-231.

第5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记者：朱院长，您好！请您谈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推进智库建设方面有哪些做法、体会和思考。

朱宇：好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院在推进智库建设方面的做法、体会和思考。

第一，紧扣省情聚焦发展，智助黑龙江全面振兴。我院紧密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文化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紧扣省情、对焦发力，智助黑龙江振兴发展。

1.确定系列研究课题，破解黑龙江振兴之“困”。一是精准对接决策需求。对策研究课题由省主要领导圈批一类扩展到“省委书记、省长圈批，省委常委、副省长圈批，部门委托和地市委托”四类，强化供求对接，全方位、多层次服务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陆昊省长签批的《加快我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等课题被我院确定为首批年度重点应用对策研究课题。二是申报高等级课题。以应用对策为主，去年以来全院立项各类课题167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项，省级课题63项。三是密集开展省情大调研、大走访、大对接。围绕总书记关于振兴老工业基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放思想、改进作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重要指示，院里确定了首批16项省情调研课题。目前，百余名专家学者已深入各地各系统各行业开展调研和对策研究。

2.推出系列研究成果，贡献服务决策之“智”。去年以来，我院承担省主要领导圈批课题、省领导交办课题24项。其中，《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危害犹存》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多项成果获省领导批示。在皮书方面，皮书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再获全国优秀皮书奖、优秀报告奖，系列皮书已成为重要的特色数据平台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智库品牌，得到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认可，以及省内外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推介。在基础研究方面，《黑龙江通史》《黑龙江屯垦史》两大系列项目扎实推进，我院一年来出版《哈尔滨犹太人图史》《黑格尔与哲学史》等25部著作，进一步加深学术积淀、扩大学术影响。在第十六届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我院41项成果获奖。

3.召开系列高层论坛，引进高端智库之“力”。去年10月以来，我院两次受黑龙江省政府和中国社科院委托承办“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高层智库论坛”，两次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委托与光明日报社三方合办“一带一路”与黑龙江全面振兴高层论坛，受黑龙江省政府和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委托承办了“一带一盟”建设与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论坛。以上论坛，先后汇聚中俄两国以及日、韩、蒙、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各国的近500余名政府官员、智库专家、金融家和企业家参会，围绕80多项议题设置了5场大会、10场分组会，汇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307篇，在《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刊发学者观点摘要和专访48篇，撰写上报智库专报成果10篇。系列论坛为推动“黑龙江丝路带”建设、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汇聚了国际高端智库的支持，也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凤凰卫视和俄新社等100余家媒体报道了论坛，在国内外、省内外几度形成关注黑龙江对外开放、关注东北振兴的舆论热点。我院连续承办和参与了由我院与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韩抗日历史问题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在东北亚地区历史问题研究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谋篇布局创新发展，全方位提升服务发展贡献力。我院通过大调研、大走访、大对接，倾力聚集一切可用的内外部资源，开门办院、开放发展，延伸智库服务触角、扩大智库影响力，提升我院服务全省发展的贡献力。

1.开辟服务振兴发展新领域新通道。我院承担黑龙江省简政放权第三方评估工作，院主要领导挂帅，组建60余人的专家团队，深入23个省政府部门和10个市县区调研，对全省简政放权工作的成效、问题及原因进行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撰写4个专题报告提交省政府，推进了省政府的重点工作，得到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拓展了服务发展新领域。我院与省深改办合作，直通全省改革发展核心，承担招标课题4项；与省社科联合作，承担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5项；与省检疫检验局合作，共建中国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黑龙江欧亚经济联盟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开辟了服务决策新通道。

2.构建服务振兴发展新网络新格局。将支持地方发展纳入我院智助黑龙江的大格局，实现了智助黑龙江振兴发展重点方向、重点领域上的重点布局。院主要领导带队，赴哈尔滨、佳木斯、黑河、牡丹江、伊春及绥芬河等市地调研、对接，展开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战略合作。布局沿边开发开放研究，与牡丹江市联合开展“绥芬河―东宁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研究；与绥芬河市联合建立“省社会科学院沿边开发开放调研基地”。布局现代大农业研究，与佳木斯市联合开展“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研究，开展深度合作及重点科研攻关。布局历史和民族文化研究，与双鸭山市联合开展历史文化概览项目，与大兴安岭联合开展历史文化宣传展示项目。构建了依托12个地市分院、6个省情调研基地，覆盖全省的决策咨询服务网络，实现了与市地合作由“点对点”向“点面结合”战略合作的提升和扩展。

3.构建服务振兴发展的引智聚才新平台新机制。去年以来，我院发挥密切联系国际、国内两支智库专家队伍的优势，向着“更高、更广、更精”的目标，努力构建汇聚东北亚各国智库、国家顶级智库、东北三省一区智库，共同服务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引智聚才”大格局。一是联大靠强，引进智力支持。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国家顶级“智力宝库”，院主要领导多次专程赴京拜访中国社科院领导，争取对黑龙江振兴发展的支持。与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启动为期五年的“黑龙江振兴发展共同研究”系列项目；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签署《学术资源建设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合作出版《东北亚蓝皮书》和建设东北亚研究数据平台（库）的框架协议；与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日本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全面对接，洽谈合作事宜。一年多来，我院邀请中国社科院10余个团组近百人次专家学者来我省调查研究，为我省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创办联盟，开辟聚智新平台。我院在国内首创由中、俄、日、韩、蒙等国51家智库机构组成的东北亚智库研究平台，掌握话语主导权、发声制高点。联盟吸引国外智库12家，省外知名智库39家，聚合智库资源，开展智库协作研究，为区域内各国政府决策、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推动促进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交流，助力我省开放发展。三是延揽精英，汇聚高端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聘请国内外精英人才为我院名誉和特聘研究员，今年又新增10名，其中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国各2名，均为所在国高端智库中长期致力于东北亚区域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目前，全院已有国内外名誉和特聘研究员31名，为我院拓展和巩固国内外合作空间、提升科研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扩大学术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通过东北亚研究会换届契机，又进一步聚集了百余名省内外政府领导、智库专家、商界精英为我省对外开放大局服务。一年多来，我院邀请和接待9个国家20个团组学者93人次专家学者来我省交流研讨，我院学者8个团组40多人次出访7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黑龙江学人风采。

第三，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按照黑龙江省“十三五”规划、省委《关于加强黑龙江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和2016年全省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安排，黑龙江省社科院要重点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努力建设成为省内综合性高端智库。作为黑龙江省新型智库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试点单位，一年多来，院主要领导带队赴兄弟社科院和专业智库学习，先后走访10余个省区市的20余家智库。目前我院已成立新型智库建设和创新工程领导小组以及专门工作机构――创新办和智库办，正起草创新工程实施方案，进行顶层设计，推进创新工程。

1.明确目标路径。我院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以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宗旨，以打造省内综合性高端智库、跻身部级重点智库行列为目标，重点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实行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双轮驱动”战略，以开放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两个机制”相结合为着眼点，以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能力”为着重点，以推进高端智库平台创建和管理体制改革、用人机制改革、智力报偿改革的“一创三改”为着力点，不断激发我院快速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整合协同智库主体、智库要素、智库平台资源的社会合力，不断提升我院在促进国家和黑龙江省各项事业发展中的贡献力和影响力，为黑龙江省振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2.打造省内综合性高端智库。着眼未来发展，突出我院的地域特色优长，组建一批有效服务全省发展的新型智库。一是依托院经济片经济研究所、应用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整合经济学相关研究资源，成立黑龙江经济振兴研究院，突出黑龙江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发展问题研究。二是依托院社会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整合相关领域研究资源，成立我省社会舆情与地方治理战略研究院，深化社会舆情、地方治理研究，为实现我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三是依托院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组建我省历史文化研究院，为提升边疆大省的文化底蕴提供智力支撑。四是依托院文献信息中心、网络中心和各研究所谋划组建我省信息情报研究院，整合院内外资源，建立专业特色数据库，依托社科文献出版社大稻萜教ǎ共建东北亚战略数据库，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五是依托院研究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建设我省社科理论及应用复合型人才培训基地。深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以我院智库专家为主体，整合省内外智库专家和政府相关研究人员等师资力量，打造高端、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平台。六是整合全院资源，组建黑龙江公共政策评估中心，强化针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的第三方评估，为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智力支持。

3.争创部级重点智库。以创建中国（哈尔滨）东北亚研究院为牵动，以品牌论坛、学术名刊、精品皮书、专业数据库为支撑，整合院内学术资源，引进国际国内智库支持，争创部级重点智库。一是重点打造部级特色专业智库――中国（哈尔滨）东北亚研究院。借鉴云南中国南亚国家研究院、宁夏西夏研究院模式，整合国际问题相关研究资源，依托国际片三个研究所在对俄研究、东北亚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优势、深厚积淀和国际国内影响力，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智库联盟、黑龙江省东北亚研究会等国内外高端智库的智力支持，创建中国（哈尔滨）东北亚研究院，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的部级特色专业智库，为我国特别是我省开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是进一步做实东北亚智库联盟。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东北亚各国智库机构战略合作为抓手，充分发挥东北亚智库联盟平台作用，借助国内外高端智库资源开展联合课题攻关。建立与多国研究机构、智库专家的常态化、制度化交流合作机制，以国际化视野，联合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三是进一步提升品牌论坛决策影响力。经多年积淀，我院在中俄及东北亚合作领域的智库研讨会等已办成品牌国际论坛。今后要在精准设定议题、邀请高层次专家、提交决策信息和智库意见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高端化、国际化、品牌化智库平台，为黑龙江省振兴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四是进一步扩大名刊、皮书影响力。由《学习与探索》《黑龙江社会科学》《西伯利亚研究》《中国―东北亚国家年鉴》和筹划的《东北亚研究辑刊》组成的院办期刊群，要在引领学术发展、拓展优质资源、融入互联网时代等方面精准发力，提高质量。《学习与探索》要从国内一流向国际有影响力刊物迈进。聚合院内外人才资源，提升《黑龙江经济蓝皮书》《黑龙江社会蓝皮书》《东北蓝皮书》的原创性、专业性、权威性，以高质量的预测和权威提升我院国内国际影响力；有效整合挖掘研究资源和潜力，重点打造东北亚蓝皮书、中俄经济合作发展报告（双语版中俄经济合作蓝皮书）等高端智库成果。

记者：朱院长，您的谈话使我们了解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方面的做法与思考。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方面做出了大胆探索和有益实践，为我国智库建设提供了先进经验，推动了新型智库建设的繁荣发展。相信通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不懈努力与改革创新，一定能够达到“五力”发展目标，使新型智库充分发挥其“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服务黑龙江振兴发展。

第6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文化研究 GDP7.5％，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 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如何升级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金融形势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转型期宏观调控与中国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重建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刍议 试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财务管理模式 中国经济转型期市场自由化的反思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向质量增长转型期 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困境与机遇 浅议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小商小贩 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股市 中国经济转型期中的关键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经济转型期民间资本进入中国垄断产业的路径研究 浅谈中国转型期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 中国转型期道德失范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③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优先选择若干基础条件较好、专业特色突出的机构进行试点，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

④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教社科〔2014〕1号），全文分为“服务国家发展，明确建设目标”、“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平台”、“改革管理方式，创新组织形式”、“加强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等七部分，详见http：///gzdt/2014-02/28/content_2625304.htm。

⑤此外，兰德公司和伦敦战略研究所定期互派访问学者，野村综合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等也经常进行人员交流;通过这种人才交流机制，不仅可以使人尽其才，更能够使智库不断充实新鲜血液，增强活力，使智库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因此人员培养交流机制既可以为智库带来大量的思想火花，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安淑新，2011、2012）。

⑥出自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观书有感》一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考文献

（1）David Smith，1998，“Think Tanks：Who’s Hot and Who’s Not”，Management Today，Vol.5，pp.56-61.

（2）Donald E.Abelson，2002，Do Think Tanks Matter？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pp.17.

（3）James G.McGann，2015，“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cholarly Commons.

（4）John L.Campbell，Ove K.Pedersen，2014，The National Origins of Policy Ideas：Knowledge Regimes in the United States，France，Germany，and Denma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Paul Dickson，1971，Think Tanks，New York： Atheneum.

（6）Raymond J.Struyk，2006，Managing Think Tanks：Practical Guidance for Maturing Organizations，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7）Susan D.Conway，2006，The Think Factory：Managing Today’s Most Precious resource，People，John Wiley & Sons Inc.

（8）安淑新：《国外智库管理运行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当代经济管理》，2011年第5期。

（9）安淑新：《加强我国智库内部管理的对策建议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58期。

（10）陈朝宗：《智库型人才的素质结构、资本投入与培养渠道》，《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1）戴慧：《英国智库考察报告》，《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1期。

（12）杜静元：《高校智库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管理观察》，2015年第6期。

（13）李伟：《关于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思考》，《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

（14）李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光明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02版。

（15）李伟：《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光明日报》，2015年12月3日第16版。

（16）林辉煌：《如何留住智库人才》，《IPP评论》，2015年8月18日。

（17）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智库报告：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18）王辉耀：《中国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的思考与建议》，《中国市场》，2014年第19期。

（19）王文：《重构中国智库理念：咨政、启民、伐谋、孕才》，《文化纵横》，2014年第10期。

（20）“中国智库研究”课题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第01版。

第7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智库；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政策营销

作为一种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智库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着生产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为政府储备人才、教育公众的重要作用。从最初的政策研究型智库，到具有明显官方背景的“政府合约型”智库，再到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推销型”智库，智库对传播能力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1]特别是由于互联网普及所开启的全媒体传播变革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公共决策模式，以政策研究为核心功能的智库必须改进政策研究成果的营销方式，着力提升全媒体传播能力。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在空前激烈的媒体变革中，一个“各种传播方式全面融合”的“怪物”降临了，一个综合运用文、图、声、光、电各种表现形式并全方位立体化结合的全新传播模式出现了[2]，全媒体成为舆论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媒介形态。

境外著名智库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加强传播观念、传播力量、传播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实现政策研究力和舆论影响力的“双轮驱动”，才能使自身产出的政策方案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从而更充分地转化为决策。一些权威的智库评估项目，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已经把全媒体传播能力作为评价智库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其2012年度报告中，评定出了全球智库“运用社会化媒体前40强”和“运用纸质和电视媒体前35强”两个榜单。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境外重要智库加强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的一些策略，可为我国正在快速推进的智库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自主建设全媒体传播平台

以往，以主流大报、电视网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掌控着大众舆论话语权，智库的对外传播主要依托这些媒体，以接受媒体采访、观点受到引用的形式出现，在与媒体的合作共赢关系中总体处于被动的一方。智库自身只掌控着两种传播渠道：一是不定期公开出版研究报告，二是定期出版学术色彩明显的深度政策评论刊物，著名的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和《国防预算》、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等。智库出版的图书和刊物虽然有资料丰富、观点独到的优势，但出版周期长，目标读者仅局限在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阶层，发行量范围窄、数量少，难以直接影响到广大公众。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原来垄断在社会精英手中的政策讨论权被分散到多元的政策讨论主体中。新型传播媒介层出不穷，与传统媒体分享舆论影响的主导权，这使得智库以往面向政府决策人士、依靠传统媒体的媒体运用策略已经难以完全满足智库的政策研究成果营销需要。与此同时，网络技术也极大地降低了自主办理传播事务的门槛，将话筒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成本在降低、难度在变小。自主打造多元传播渠道，成为智库现实可行的传播策略选择。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境外重要智库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官方网站，依托官方网站完成最新研究报告、汇总背景资料、搜集受众评价反馈等传播事项。智库官方网站成为面向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政策信息超市和窗口，成为动态汇集多元内容、便于海量网民检索使用的专业数据库平台，成为整合智库全部传播力量的中枢。在胡佛研究所，有3名专门人员从事网站的日常维护工作，确保网站的随时更新和质量水准。除了官方网站外，胡佛研究所还建设维护着“推进自由社会”网站，深度介绍智库研究成果。该网站设置了多个专栏和博客论坛，同时集中了大量智库自身制作的政策解读性视听作品，深受网民关注。胡佛研究所还有意识地把网站内容推荐到全国性的电视和电台访谈节目中，取得了突出的传播成效。[3]

智库专家以官方网站为主要平台，紧跟时事热点，紧贴公众关注，频繁更新和发表随笔性的评论文章，客观上使得智库门户网站成为知识丰富、讨论严肃、较好排除低端冗余信息的精英网络论坛。在西方主要智库的官方网站，智库研究成果按地区被整齐地归类成不同栏目，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读者，只要能使用英文，都可以在智库网站中找到与自己国家密切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而且通常能够得到与本国媒体报道有较大差异性的新鲜信息或观点。从网友点击和评论情况来看，其传播效果是非常令人称道的。传统基金会官方网站的年访问量在2011年达到960万。[4]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2年年度报告称，该智库官方网站的月均访问量超过85万，多个月份超过百万。[5]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官方网站进行更新改版、不断提升网站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成为智库建设发展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以及管理实践中的常规动作。比如，2012年，企业研究所重新设计其官方博客“AEIdeas”，将其打造成为该智库面向公众的主要传播平台，使网站月均访问量超过33万。[6]

社会化媒体的迅猛发展为智库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它使得传播的速度变得更快、渠道更多、互动性更强和影响力更大。[7]依托社会化媒体平台，智库正加紧开拓传播新阵地，增强“富有活力的社会化媒体存在”，一方面提升自身在虚拟空间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互动，形成稳定的用户关系。粉丝数成为体现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传统基金会脸谱账号的粉丝数在2011年就超过40万[4]，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脸谱账号粉丝数2012年一年间从1.4万猛增至15万。[5]社会化媒体也成为智库信息的新平台，有效地运用最新传播渠道、面向具有新的媒介接触习惯的公众推广其重要研究活动、政策立场以及具体的研究成果。2013年7月和8月，传统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和博客上相继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也同时更新在传统基金会的脸谱、推特账号上，文字简明醒目，并配以吸引人的图片、漫画、视频、图表等，获得了大量粉丝的肯定性留言评价。

运用全媒体传播平台满足公众个性化政策研究信息需求，是境外著名智库传播能力建设的新重心。以用户定制、智库推送的邮件新闻为例，用户只需在智库官方网站上登记姓名、电子邮箱等信息，就能很快享有智库点对点的信息服务。为了最大限度地覆盖用户需求，智库设置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的信息栏目供用户选择，而智库网站也会记录和分析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推荐。在境外著名智库那里，多类型、个性化的政策信息制品已形成体系，成为智库对外传播的重要触角。比如，传统基金会就有多套邮件新闻服务：《晨钟》从保守主义的立场精选每天最重要的新闻；《美国领导》一般每周一期，分为预算意识、文化观察、教育笔记本、能源和环境、自由市场聚焦、当前国家安全、卫生保健解决方案、新常识等用户可自主选择的栏目；此外，还有《每周亚洲洞察》等专门聚焦某一领域的邮件新闻。

运用网络传播联通全球的特点，境外重要智库积极发展自身的全球传播能力，为影响全球舆论场抢占主动权、构建基础平台。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多语种官方网站建设已渐成规模。它们不是母语网站的“翻译版”，而是根据对象国的国情、舆情以及公众关切，精心选择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早在2004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推出了中文官方网站，旨在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布鲁金斯学会在2009年也正式推出中文网，其主要目的是提升自身在中国和整个华语受众群体中的政策影响力。[8]智库还运用社会化媒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基于关系的传播”，发展全球用户网络，扩张全球声誉资本。数据显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脸谱账号的粉丝有94%在美国之外，有85%低于35岁，面向全球青年有针对性地传播信息、实施影响取得了实效。[5]

通过上述举措，智库建立了涵盖广泛的全媒体传播系统平台。不同传播渠道还相互引用、相互链接，增加了智库思想观点和政策研究成果的扩散面和影响力。同时，全媒体传播系统平台也在智库希望自主影响公众舆论、推销特定政策立场时，表现出很强的传播渠道控制能力和主动发声能力，成为全媒体背景下智库传播能力建设的坚实根基。

政策研究成果的大众化包装

随着公众政治表达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公众的关切、公众的评价等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变得直接和显化，要求智库在推销自身的公共政策方案时，必须充分吸引大众的注意，实时把握公众意见，持续维护民意认同。对此，传统基金会等境外著名智库已开始展现出一种“走出精英象牙塔”的亲民姿态，不仅追求政策研究过程本身的科学可行，也强调政策研究被公众知晓或认可的程度，致力于在舆论中引起关注、凝聚人气。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境外著名智库越来越注重时效性，跟进社会热点。根据公众关切的变化，其官方网站的传播内容频繁更新，主题策划层出不穷，体现出类似于时政新闻网站的办网风格。发表的大量智库专家评论也具有较强的时事性，观点更加鲜明具体，语言风趣犀利，与公众对话、为公众执言的人格化特征极为鲜明。在具体的议题内容选择上，境外著名智库特别重视紧随当前的国际舆论热点，诸如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与环境问题、能源安全、国际军控、国际反恐等全球性挑战常常成为智库讨论的焦点话题。在多次引发全球关注热潮的气候问题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等智库都设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计划。结合新的重大政策议题，境外著名智库还不断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如专题讨论会、学术研讨会、工作坊、纪念会、报告会、培训班讲座和答谢午宴等，除本智库专家外，还有其他专家、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工商界人士、社会公众等参加，并大力宣传，以凸显自身在该政策议题上的发言权和权威地位。[8]在美国波士顿发生爆炸案之后，传统基金会便迅速召开名为“没有时间无动于衷：改变国内反恐范式”的研讨会，不失时机地向公众抛售其强化美国国家安全力量的一贯主张。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遍布全球重要国家和城市，并经常邀请所在地政府高官和学界精英来参加，常常能够在当地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

其次，在传播手法上，境外著名智库力求通俗易懂、形式新颖，努力抓住公众兴趣、吸引公众眼球。在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上，追求易读性是美英智库的一个重要传统。紧贴公众的阅读心理，细致把脉社会思潮，按畅销书的标准来撰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多境外智库专家的自觉追求。比如，在国际社会首先散播“中国”的图书就是罗斯·芒罗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两位美国智库作家在1997年合著的畅销书《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还被翻译成日文、德文、法文等多个版本。又如，201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共有4本著作进入了《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布鲁金斯学会的官方网站专门设置月度畅销书榜，介绍受到公众欢迎的研究成果。2013年8月，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畅销书《面对美国郊区的贫困》一书获得了《纽约时报》书评专栏的好评。为了更好地适应全媒体传播需求，境外著名智库的政策研究报告一般都有电子版本，具有高频、篇幅“瘦身”、大量使用图片、标题吸引眼球而不太考究学术严谨性、提供方便的下载链接等特点，主要承担着抢占话语先机、吸引媒体注意等舆论影响重任，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成果的公告与展示。此外，传统基金会每周还会推出一档政治性的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以这种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政策研究成果。[9]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国际政治军事类议题上，境外著名智库还通过“赋予标签”的办法，有选择性地突出甚至炒作个别事件，并通过反复强调和重复使用，使它们创造和设计的概念变成公众头脑中的共识性符号。比如，2011年以来，多个西方智库高频有关“南海争端”和“事件”的各类型研究成果，其中反复出现中国“强硬好斗（aggressive）”的标签；谈及中国先进武器发展动态，反复出现“中国军力打破地区平衡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标签。原本背景复杂、意义丰富的事件经过智库专家的标签化描述和反复强调，成为宣扬“中国”的绝佳符号。这些符号感彩强烈，并且简洁凝练，易于被媒体和民众所接受，显示出对公众心理的精当把握，常常能够切中舆论敏感点，快速传播并被媒体、公众广泛接受。

总之，在全媒体时代，智库不仅围绕具体社会问题，面向决策层成批量地生产研究成果，同时也在围绕具体社会问题，面向大众不间断地制造政策话语。通过追求时效性、易读性，境外著名智库有效地适应全媒体传播的话语要求，将其政策研究成果上升为决策做舆论上的推动和铺垫，以此“通过塑造公共舆论使其影响掌权者的行动，而对事件进程产生最大影响”。[10]

开发智库专家的传播效能

智库的最大财富是它集中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智库专家。传统上，智库的核心事务是围绕某一政策研究项目，将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专家组建成跨学科的研究团队，通过专家选择和搭配来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在衡量智库专家时，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能否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二是能否与政府决策人士进行方便通畅的交流。为此，境外著名智库既招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具有知名度和深厚学识积累的专家加入智库，也邀请大量卸任官员加盟智库进行政策研究，借助其在政府机构内任职的经验和资源，一方面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另一方面帮助智库推销其政策研究成果。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就非常强调智库专家个人关系网的作用，希望“借助个人关系，思想库的研究者可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对话，使其了解或接受其研究成果”[8]。但是从整体上看，智库专家在以往并不需要承担直接面向大众的传播职责，而一般智库也未在此进行专门的制度安排。

进入全媒体时代后，当境外著名智库的传播平台、传播话语都发生“大众转向”之时，智库专家也开始了他们的“传播角色转型”，成为智库全媒体传播网络上的活跃结点。智库专家突出的传播优势，如学识、职务、政策研究成果等所造就的知识权威性和学术公信力，曾任政界高官的“旋转门”经历所造就的政治光环和知名度等，在境外著名智库那里获得了充分开发，成为提升全媒体传播能力的便捷途径。

一方面，智库创造条件让所属专家在大众媒体上频繁亮相，拓展其影响力。比如，2001年，布鲁金斯学会就自建了一个广播、电视演播室，以便于学者们方便地接受电子媒体的访问。[8]胡佛研究所所属专家2010年在电台节目中的出现次数是2009年的4倍，在电视台访谈中的出现次数是2009年的2倍。2011年，传统基金会专家共接受1339次电视采访，3508次广播采访。2012年，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共接受1125次广播或电视采访。由此，在大部分境外著名智库，都有一批专家成为重要的报刊专栏作家或者电视栏目嘉宾，因为在应对媒体上卓有特长，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与过去不同，这些智库专家的媒体发言形式，已经不再仅仅是接受媒体按需取用的简短采访，而是作为演播室嘉宾大量出现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网周日论坛、选举等政治新闻事件电视直播以及其他评论访谈节目中，甚至有时还客串主持人的角色。借鉴境外著名智库的成功经验，我国智库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新唐智库等建立了“首席研究员”制度，其主要负责人一直保持较高的媒体曝光率，成为智库建设发展的一个促进点。又如，中国军方最主要的智库军事科学院，也曾把所属庞大专家队伍中适合对外传播的专家选，专门邀请媒体举办见面会。

另一方面，推动智库专家进驻新媒体平台，用个性化的语言、新颖的表达形式来传播思想观点，凝聚网络人气。在传统基金会里，几乎所有专家都会不时撰写博客文章在官方博客Foundry上发表，而网站管理者则按照作者、主题等项目对博客文章进行分类集成，建立丰富的链接，帮助网民了解专家的观点，增加认同和支持。不少智库还借助现代媒介技术对所属专家的观点进行“深加工”和“精包装”，把令人望而生畏的讲章转化为平易近人的“微话语”，用醒目的照片、简明的图表和绚丽的视频来满足网民的兴趣需求。比如，2012年5月，企业研究所就运用多种流行文化元素，把所属专家阿瑟·C·布鲁克斯芬的一场讲座剪辑改编成了“白色书写板”风格的视频在YouTube网站后，吸引了近15万人观看。

为了更好地提升全媒体平台的全球传播效果，境外著名智库在专家遴选上大力推行国际化战略。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除了总部在华盛顿之外，还在莫斯科、布鲁塞尔、贝鲁特和北京设有政策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则于2006年在北京设立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不少美国智库还在俄罗斯、印度、日本、中东等与美国利益有重要关联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设立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这些研究中心通过吸收本地优秀学者，既可以提升对所在国的研究质量，又便于对所在国媒体和公众进行近距离、渗透性的影响，本土化的智库专家成为扎根所在国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传播枢纽。

参考文献：

[1]詹骞.刍议美国智库与我国对外媒体传播[J].新闻爱好者，2010（12）.

[2]史晓韵.全媒体背景下纸媒的路径选择[J].新闻爱好者，2011（14）.

[3]崔树义.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J].重庆社会科学，2012（6）.

[4]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12）.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Annual Report.Retrieved August 16，2013，http：///about.

[5]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3）.CSIS Annual Report 2012.Retrieved August 16，2013，from http：///node/4/publication.

[6]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13）.AEI 2012 Annual Report.Retrieved August 16，2013，http：///about/annual-report/.

[7]朱松林.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注意力赢取[J].新闻爱好者，2012（13）.

[8]王莉丽.论美国思想库的舆论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2）.

[9]朱瑞博，刘芸.智库影响力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智库运行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3）：110-116.

[10]Thomas Sowell.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2009：246.

第8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　智库　保障体系　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一、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内涵

智库一词来自于英文“Think tank”，也被翻译为“思想库”。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智库数量大为增加，智库在各国政策研究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智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学术界对智库的定义却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如大小、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智库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将智库定义为：具有专业的研究队伍，以政策研究主要手段，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为主要目标的非营利性组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智库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又特别强调“智库”的作用，并第一次把“智库”的定位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这为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内涵确定了基础。智库的功能应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内涵。因此，智库是立足于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研究型组织。

二、中国智库建设中的保障体系

中国智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在建设过程中明确战略思路，强化功能设计，提倡制度创新等一系列举措，其中保障体系建设是这一系列举措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保障体系是指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保证战略正常进行，面对具体任务实施而提供必须的生产条件、生产要素和管理的配套服务系统。中国智库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为了保证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需要考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确保智库的建设方向。本文针对现实情况，提出了六大保障措施。

三、保障体系建设的具体内容

（一） 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要以观念创新与方法创新带动管理创新，建立健全新形势下民间智库和企业智库的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活动与管理模式，为社会主义智库的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当前我国智库中的独立智库、大学智库与一部分企业智库自身都具有一套完整的党组织系统，要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对于党组织建设尚在起步阶段的智库，要积极探索区域分级管理模式，还可以尝试采用行业协会党组织管理模式。

（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

1、财税政策。

政府需要采取激励与引导的公共财政政策来支持智库的发展，需要在稳定当前财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智库的财政支持力度，开发新形式的财政支持形式，提高财政经费使用效率。

2、规划政策。

用科学的规划来保障智库的建设进程。要充分认识到规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积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智库的规划工作，要把握时机，在国内率先进行智库规划，利用规划推动智库的建设与发展。

3、统计政策。

智库功能的实现需要科学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主动进行统计政策变革，做到统计政策与制度的与时俱进：扩展统计服务对象，拓宽服务领域；全面提高统计信息质量，提高数据信度；与智库对口合作，开展深入交流。

（三） 法规保障体系建设。

1、立法建设。

通过法律手段确定智库的地位、功能、责任、权利等内容，为明确智库的法律地位和促进其发展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在完成了基础性立法后，再从实际发展情况出发，进一步完善智库法制体系的建设。根据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目标与内容，及时制定新的法律，修改原有的法律。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之间冲突和抵触的协调和处理机制。

2、执法建设。

加强相关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治精神对智库进行管理，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基础上讲究效率，主动有效地行使对智库的监管职能，强化外部监督功能。在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适度。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智库机构，要按照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社会主义法制的正义性，保证智库间的公平。

（四） 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建设。

智库的基础设施是保证智库运行与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智库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与十七大报告精神，集聚国内外智库研究资源、智库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拓展现有智库机构发展空间、改善智库科研条件，促进科研设施共享、信息交流、合作研究和集成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智库基地的建设，将完善智库基地的交通、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创造良好的配套支撑条件。

（五）科学技术保障体系建设。

智库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广泛涉及多领域和多学科的技术交叉研究与应用，科技含量高，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智库相关的科学技术保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软科学理论。

当今政府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智库在参与政府决策中就要面对大量的复杂性、系统性课题，软科学解决各类复杂社会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各种途径、方案、措施和对策，有效地提高了智库参与决策的技术水平。政策模拟技术、行为科学理论是当前智库软科学应用的主要方面。

2、信息技术。

智库的日常工作中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处理问题，如何提高信息的处理水平，提高信息管理质量，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这成为智库发展中的一个需要解决的科技问题。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中心，从典型的技术驱动发展模式向技术驱动与应用驱动相结合的模式转变，与智库日常工作相关的信息技术突破有以下几点：云存储技术、Web2.0技术、信息高速公路。

参考文献：

[1]袁鹏.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10期.

第9篇：智库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一、“深”，深刻领会调研工作的重要意义

正所谓“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通过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中国科协、江苏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工作的意见、方案、通知，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充分依托省科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地位超脱的优势，着力打造党政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逐步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新型科技创新智库体系，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工作提供智力支撑，意义重大。

二、“实”，脚踏实地、真心实意了解情况

调查研究要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带着问题去，循着方向去，奔着原因去，不是为调研而调研。我们坚持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不打招呼、不增加负担、直接深入调研单位，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一是聚焦研究院分中心建设成效，赴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和实践基地，讨论“2019年度江苏省农业特色田园乡村科技交流研讨会方案”，商讨解决分中心发展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二是注重接长科技创新智库工作手臂，赴南京工业大学科协调研江苏科技智库基地建设情况，发掘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整合课题研究方向，征集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建言献策素材。三是着力强化省科协调研课题研究的过程控制，赴重大战略类课题的承担单位，就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中期评审专家意见建议的整改情况、课题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建言献策的针对性等方面展开调研。四是积极放大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的舆情收集功能，选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有代表性的站点进行调研，对前期近200篇上报信息进行汇总分析，针对科技工作者普遍反映在创新创业政策落实、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人才评价和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关于近期江苏科技工作者关注的科技界情况的专报》。

三、“准”，准确分析工作中存在的成绩和不足

调查研究由调查和研究两个环环相扣的部分组成，调查研究最终的成效如何直接取决于调查是否准确深入、研究分析是否准确深刻。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定要找准方向、找准症结、找准原因，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推动工作与时俱进。调研了解到智库建设的现状：一是“小中心、大”智库网络初步形成。发挥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在江苏省科技创新智库建设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建强四个研究中心，不断扩大和延伸智库建设工作手臂。推进智库工作与媒体融合，加强对科技界的政治思想引领。二是多层次多形式决策咨询工作卓有成效。积极参与中国科协重大课题研究，精心组织省科协课题研究，扎实开展专项调查研究，《江苏省科技工作者建议》、《江苏省科技智库专报》品牌效应逐步扩大，真正体现了智库作为党委和政府“智囊团”的优势，有效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三是新模式新平台“互联网+智库”上线运行。以中国科协智慧科协样板间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江苏科技智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改版升级工作。建设智库的微信推广平台，打通与科技工作者沟通交流的网上通道。组织开展第二次江苏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工作，不断拓宽科技界舆情汇集平台，提升调查研究和舆情收集能力。四是第三方评估工作全面开花。评估项目的层次越来越高、项目来源的渠道越来越广、专家团队越来越稳定、评估工作的流程越来越规范、评估成果越来越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同时也发现了相关不足：一是引智工作还有待加强。省级重点培育智库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优秀智库的合作，积极引进复合型的智库学者，整合专业、高端、优质的人才资源，突破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发展高新产业，为我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工作服务。二是用智领域还有待拓宽。省级重点培育智库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全方位、广角度等特征开展研究。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创新和应用实践创新。以省委省政府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围绕决策、服务决策、献言决策，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三是凝智机制还有待完善。凝聚智力资源过程中，我省平台建设整体规划尚有不足，与智库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遴选、人才培养、经费保障、激励机制以及薪酬制度有待完善，课题设置、研究、转化等方面的工作机制有待健全，决策咨询课题类型有待丰富，以《科技工作者建议》和《科技智库专报》数据库为基础的成果和转化平台还有待完善。

四、“细”，细致比较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

要作出宏观的正确决策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微观的事情，往往微观搞得越清楚，宏观决策就会越明晰，越有生命力，工作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就会越强。所以，我们力图以“解剖麻雀”的精神多聚焦典型、聚焦实际，精准发问，精准剖析，力求得出精确的结论。一是关于如何更好的集聚科技智库专家人才，我们参考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聚智模式。该智库是凝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建言献策的一个高端平台，是海外留学人员、国际专家、华人华侨学者和国内专家学者智慧交融的一个智库。致力于把海内外不同领域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中国与全球化发展中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二是关于如何提升建言献策决策咨询的能力，我们学习了“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的相关成果。改研究院以项目课题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政策解读做文章，特别是在前瞻性研究课题方面，提出、发表了上百份建言献策报告，在全国政学两界影响较大。三是关于如何更好的打造第三方评估品牌，我们研究吸取“新加坡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经验。该研究院是具有公益性质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在追踪世界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和高端培训方面具备很强的实力。四是关于如何当好科技工作者和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布鲁金斯研究所是美国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一向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

五、“效”，用调研成果推动工作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