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杂处精选(九篇)

第1篇：五方杂处范文

关键词：句式；段式；韵辙

在祖国的广阔天地，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知识青年曾经自发创作出大量知青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在当年全面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至今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了总结当年的创作、促进当今的创作，我们随机选取了部分作品，侧重分析其韵辙与格律特点，并为学术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

《心中的小河》，两段式，江阳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我的心中有一条小河，在我记忆中流淌……假如能够回到你的身旁，我们重逢一起歌唱。”

《山乡盼着你们来》，两段式，怀来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带有方言衬词：“一溜溜的个青山哟，百尺尺的个崖……指引革命路，让我们阔步朝前迈。”

《边疆处处赛江南》，两段主歌带一段副歌，言前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带有方言衬词：“人人哪都啊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各民族兄弟干劲冲天，要让边疆处处赛江南。”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两段式，江阳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兵团战士胸有朝阳，胸有朝阳；屯垦戎边披荆斩棘，战斗在边疆……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红心向太阳。

《扬子江边》（南京知青之歌），四段式，江阳辙转言前辙、人辰辙、怀来辙。杂言句式：“蓝蓝的天空上，白云在飞翔……壮丽的明天我们相信，一定会到来。

《草原新牧民》，两段式，江阳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有方言衬词：“跨上了骏马把鞭儿挥响，我们奔驰在草原上……思想是雨露阳光，新牧民茁壮成长。”

《烟锅巴加班茶》，三段式，第三段的后半部反复唱一遍。发花辙转梭波辙，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有方言衬词：“不吃烟锅巴呀，不喝加班茶呀，也不去打群架……自觉自愿最正确呀，最呀么最正确。下乡罗！”

《赤脚医生向阳花》（电影《红雨》插曲），四段式，发花辙不转韵，七言齐言句式，有语气词间隔成的离合句：“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

《告别广州》，三段式，第三段的后半部重复唱一遍。江阳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黑色的鸟云，是岸边的榕树……我要永远的面对现实，奔向遥远的地方。”

《党是春雨我是苗》，一段式，发花辙不转韵，有虚词句尾，七言句式，带语气词句尾的齐言句式：“红色的山水美如画来，广阔天地安新家来……一辈子扎根在农村，革命青春放光华来。”

《望断蓉城》，带序歌的两段式，主歌重复唱两遍，言前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可怜那你的女儿呀，正在遭受那无尽的摧残。”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三段式，第一段与第三段内容相同；一七辙转江阳辙，四言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更大的热和光。”

《沈阳啊沈阳》，两段式，江阳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我和那亲人就欢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的时光。”

《偷鸡谣》，五段式，第一段与第五段内容相同，江阳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深夜村子里四处静悄悄，只有蚊子在嗡嗡叫……走在小路上心里嘭嘭跳，在这紧张的晚上。”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两段式，一七辙与江阳辙交韵，四言为主的杂言句式：“到农村去到边疆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是穷知青》（上海知青之歌），三段式，最后一段副歌两句；每句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我是个穷知青啊，我游荡在外滩上……我回到乡下去。扛起我的锄头，我是乡下人。”

《井冈新松长成材》，三段式，前两段内容相同，怀来辙不转韵。带虚词衬字的七言句式：“井冈山呀杜鹃花开，乡亲们迎我进山来……广阔天地炼红心呀，呀哩呃，风浪中练出了新一代。”

《故乡校园都不见》（北京知青之歌），四段式，三四两段副歌内容相同。言前辙不转韵，五七言句式：“沉沉的回忆啊，遥遥的思念……故乡校园都不见，故乡校园都不见。”

《娜娜之歌》（四川知青之歌），两段式，江阳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月亮高挂天上，水仙花正开放……啊月亮月亮，我只为你放声歌唱。”

《黄土坡》（西北知青之歌），三段式，梭波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茫茫的黄土坡，幽幽岁月过……孤独的异乡人，要把心中的太阳过。”

《萨丽哈最听的话》，三段式，发花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东方升起金彩霞，草原盛开向阳花。……千难万险踩脚下，革命路上大步跨。”

《送双草鞋表心怀》，三段式，怀来辙不转韵，有虚词句尾；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井岗的青松一排排呀，杜鹃花儿漫山开呀……革命传统代代传，红军路上哎走来新一代，走来新一代啰。”

《美丽的山城》（重庆知青之歌），三段式，言前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第三段与前两段有区别，可能是传唱过程中所添加：“美丽的山城，我可爱的家园……让我飞到她身边，仔细看上她两眼。”

《我爱祖国的大草原》，三段式，言前辙不转韵，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如海绿浪无边……新牧民扬鞭高声唱，我爱祖国的大草原！”

《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三段式，发花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有叠音词作为衬词：“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那个赛朝霞……大步向呀么向前跨。胸怀朝阳大步向前跨。”

《知青归来》（武汉知青之歌），四段式，怀来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知青人归来，青春已不在……我的小妹啊，痴情永不改呀。”

《志在宝岛创新业》，两段式，江阳辙不转韵，五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南渡江啊水流长，海南一派好风光……革命路上不停步，永远胜利向前方。”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三段式，江阳辙不转韵，四言、五七言构成的杂言句式：“]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走边疆……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朝着共产主义坚定方向。”

《共和国知青之歌》（作词：于立波、张红星），三段式带副歌，江阳辙不转韵，三言、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每段三个三言句式，分别为三色，排比对仗整齐。尽量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创作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众多知青歌曲的营养，力图概括全国知青生活和知青歌曲的特点：“插队知青同龄人，成群结队春播忙。土墙凉炕心头热，窝头咸菜吃得香。广播站传达最新指示，文艺队夜夜吹拉弹唱。高粱红，秧苗绿，麦浪黄。山水林田路改天又换地，前进在继续革命道路上！兵团知青同路人，驾驶铁牛夏锄忙。投弹射击拼刺刀，深夜行军路途长。黑板报传播新生事物，轻骑队送去精神食粮。像章红，军装绿，书包黄。工农商学兵全国一盘棋，前进在又红又专道路上！农场知青同心人，赶着爬犁冬藏忙。牛马猪羊六畜旺，松柏杨柳成栋梁。铁姑娘转战林场鹿场，突击队日夜运输秋粮。语录红，田野绿，炕席黄。农林牧副渔五业齐发展，前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金色年华的蹉跎岁月，共和国知青铭刻心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和国人民永远不忘！”

综合上述作品，可以得出下表：

序号 歌名 段式 韵辙 韵数 字数 句式 句尾 衬词

1 心中的小河 2 江阳 1 7 杂言

2 山乡盼着你们来 2 怀来 1 7 杂言 叠字

3 边疆处处赛江南 3 言前 1 7 杂言 方言

4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2 江阳 1 7 杂言

5 扬子江边 4 江阳 4 57 杂言 啊

6 草原新牧民 2 江阳 1 7 杂言 方言

7 烟锅巴加班茶 3 发花梭波 2 57 杂言 民族

8 赤脚医生向阳花 4 发花 1 7 齐言 哪

9 告别广州 3 江阳 1 57 杂言

10 党是春雨我是苗 1 发花 1 7 齐言 来

11 望断蓉城 2 言前 1 57 杂言

12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3 一七江阳 2 47 杂言

13 沈阳啊沈阳 2 江阳 1 57 杂言

14 偷鸡谣 5 江阳 1 57 杂言

15 我是穷知青 3 句韵 6 57 杂言

16 井冈新松长成材 3 怀来 1 7 齐言 呀 方言

17 故乡校园都不见 4 言前 1 57 杂言 啊

18 娜娜之歌 2 江阳 1 57 杂言 啊

19 黄土坡 3 梭波 1 57 杂言

20 萨丽哈最听的话 3 发花 1 7 杂言 民族

21 送双草鞋表心怀 3 怀来 1 7 杂言 呀

22 美丽的山城 3 言前 1 57 杂言

23 我爱祖国的大草原 3 言前 1 7 杂言

24 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 3 发花 1 57 杂言

25 知青归来 4 怀来 1 57 杂言 啊

26 志在宝岛创新业 2 江阳 1 67 杂言 啊

27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3 江阳 1 457 杂言

28 共和国知青之歌 3 江阳 1 37 杂言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几点结论：

（1）知青歌曲的段式，以两段式、三段式为主。这是因为，知青歌曲基本上属于业余创作，两三段的篇幅比较适中。

（2）知青歌曲的韵辙，以江阳等高昂响亮的韵辙为主，同时有梭波等阴柔的韵辙。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主流是高调宣传，但是也有一些真实反映阴暗面的作品。

（3）知青歌曲的韵数，以一韵到底的不转韵为主。这是因为，知青歌曲大多比较简短，情绪比较单一，所以多数不转韵。

（4）知青歌曲每句的字数，以五言七言为主。这是因为，中国歌词与诗歌同源，而诗歌以五绝、五律、七绝、七律为主，自然影响到知青歌曲的创作。其中少数歌词中有四言句，与当时语文教材中选入《诗经》篇章有关。

（5）知青歌曲的句式，以杂言句式为主。这是因为，知青作者年龄不大，对诗词格律掌握不多，推敲自居的功夫无法与专业作者相比。

（6）部分知青歌曲使用了地方语言和民族语言中的虚词作为句尾或衬词，这是因为，知青对于所在地域的语言风格由陌生到熟悉乃至喜爱，因而进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7）部分知青歌曲套用了某些少数民族乃至外国歌曲的曲调，如藏族歌曲、苏联歌曲等，这是因为，知青作者们具有一定的作词能力，但是作曲需要专业学习，知青一般尚不具备，因而套用了当时流传较广的歌曲旋律。同时也是知青在农村怀念学生时代文化生活的曲折反映。

上述分析，比较粗浅，欢迎学者同行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蓝桂英.小议知青歌曲[J].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07期.

[2]张雨夫.浅谈中国蓝调与知青歌曲[J].北方音乐. 2009年04期.

第2篇：五方杂处范文

有一案例：某个体户从正常渠道，以正常的价格购进附带有《合格证明》的、酒精度为45%(v／v)的白酒进行销售，并按规定索证索票检查验收，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计划对该产品进行监测抽样检测，经法定检验机构监测其实际酒精度为35%(v／v)，其他检验项目均合格，依据其明示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该工商机关考虑到该酒不是卫生指标不合格，且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行业标准，最终裁量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定性为销售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依据第五十条进行了处罚。相信这是绝大部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案件的查处思路，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产品质量法》对该种违法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并不明确。第三十九条是对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与义务的具体规定之一，法律条文是“ 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对应的罚则应是该法第五十条。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该案件在定性和处罚上的不妥贴之处。

一、从条文字面上理解

按照笔者的理解，第三十九条是销售者在销售产品时不得在主观上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限制性规定。通俗地讲，是指销售者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不得故意做“手脚”，通过掺假、调换、涂改等非法手段，以具体行动致使所经营的产品质量低劣、等次降低或不合格，以及不得将明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欺诈消费者。而回过头来再看看上述案例中的当事人，他以正常的价格从正常渠道购销产品，主观上以“合格”产品购进，又以“合格”产品销售，并没有对该白酒实施任何“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等行为，从他现有的能力和条件不可能发现该白酒是否合格，他对该白酒酒精度低于明示含量的情况并不知情。他同样也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行为的受害者，因为销售该白酒同样也损害了销售者的商业信誉和经济利益。这一违法行为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应该是生产者（目前暂时这么推测）在“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若定性该销售者实施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就该违法行为的本质来看，是该个体户销售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

也许有人会说，除非法律规范有规定，行政处罚案件不以当事人有无主观故意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看具体行为的客观状态及其危害后果。认为实施行政处罚一般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进而对笔者上述分析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那么笔者就从下面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

二、从相关条款间推理

笔者为什么狭隘地推断《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和处罚之间衔接有问题呢？再让我们看看第五章罚则，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的处罚；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对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以及销售明令淘汰停止销售产品的处罚；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处罚；第五十四条也有对销售相应产品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发〔2001〕第11号）同样也规定了生产、销售的商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等违法行为的追诉标准。

当回过头来看第三十九条对应的罚则——第五十条却只规定了对“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行为的处罚，而单单没有像第四十九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以及五十四条那样，把销售相应违禁产品的行为也明确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没有在第五十条中加上“销售”二字（对销售该种违禁产品明确罚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疏忽。若只停留在现有的层面上，笔者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和处罚规定不明确。

那么，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是否要予以禁止呢？答案是肯定的。《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也不是只字不提。第五十五条规定“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条款有两层意思，一、哪些情形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二、《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产品是禁止销售的。其中包括冒充合格的产品亦是禁止销售的。既然是禁止的，为何不在第五十条明确加上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的对应罚则呢？故此，至少可以这么理解：《产品质量法》对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处罚有规定，但不够明确。因此，若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的常理来判断，现行的《产品质量法》就存在漏洞。

与上述相同，《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对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以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产品的行为的定性，也与上述情形相同，规定亦不明确，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该法侧重于规范生产者的产品质量，故适用与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管理即有不便。

解决目前这种状况的方法有两种：

一、对第三十九条、第五十条进行修改，对销售相应禁止销售商品的行为制定相应罚则。第三十七条可修改为“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也不得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第五十条可修改为“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3篇：五方杂处范文

关键词：《全唐五代词》；诗词之辨；词的起源；词学观念

一代文集的编纂，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更可贵的是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工作，上世纪末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力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便是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词的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关注，到最新版的《全唐五代词》，先后有几代学者倾注到其编纂过程中来。相较于唐五代之后的全宋词、或者全清词，唐五代词在数量上不能与它们相比，后来的学者每一次修补全唐五代词，新见补入的绝对数量并不可观，但是由于唐五代词处于词发展的源流阶段，其词体特征不如后来的宋词明显，鉴于前代编纂者对唐五代词作为词发展萌芽阶段的模糊性、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不足，其唐五代词的编纂自然存在着诸多缺憾。可以说，历代学者对唐五代词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词学观念不断进步、成熟的过程。

最先用力于此的是明代董逢元，万历二十二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十六卷，收词人98家，词作948首。该书按照《草堂诗馀》的编纂体例，所录作品“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离别、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不过全书只是一个大型的唐五代词选本，而非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作为唐五代词的第一次整理，《唐词纪》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书中滥采诗为词，如将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多人的《折杨柳》诗题改为《杨柳枝》，将崔国辅、王昌龄、自居易等人的《采莲曲》易名为《采莲子》。《折杨柳》《采莲曲》本为乐府诗题，董逢元擅自改为词调《杨柳枝》《采莲子》，正反应了他对诗词区分的模糊观念。

由于唐词多为齐言体，其形制又近似于绝句，不仅仅是董逢元，早期人们对词特征的认识往往从“长短句”这一外在形态来判断，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中言道：“唐初歌辞，多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及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为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也云：“古词多只四句。”其实，早期词作者多为诗人，他们作词尚未有较强的参差变化句式的意识，像张志和的《渔父》那样长短句交错的词并不多见，其实他的词作中“

”不就是由一个七字句拆分成的两个三字句吗?更多的诗人作词时则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如元和十四年，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所作的《竹枝词》之三：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怨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又如词调《杨柳枝》，刘禹锡有《杨柳枝词》：

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白居易也有《杨柳枝词》：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取新翻杨柳枝。

此时不断翻唱的《杨柳枝》歌词，也是七言绝句体。

此外，早期词作中词多以调为题，以词调为歌咏内容的核心，题目与内容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与诗歌“即事赋诗”的传统相似，也显示着早期词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所以，当董逢元看到杨巨源、施肩吾、李商隐、释齐己等人的本为离别所感而发的杨柳诗，误为词调《杨柳枝》，以及将《采莲曲》当成《采莲子》，都是早期词近诗体、调即内容的特征所致，他从外在形态上对诗词作出的区分，也是造成部分诗歌误入《唐词纪》中的一个原因。

对唐五代词的第二次整理，始于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其卷八八九至九零零收录唐五代词作者67人，词作870首，此书主要依据《花间集》《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总集和《阳春集》《南唐二主集》等别集、合集辑录而成，采录范围虽然不广，收词也较《唐词纪》为少，但去取较严，可信度很高。除了由于搜录不广所造成的遗漏外，诗词不分、真伪杂陈的情况依然存在，如白居易的《花非花》、韩翔《章台柳》等杂言体诗依然被当作词收入书中。大抵编选者对诗词的判定依据的是齐言、杂言的形式，杂言的诗歌本来就容易误认为词，齐言诗篇近于词调的体式更要让编者难以断定了。此外，书中真伪杂陈的情况多未考辨，如题杨贵妃的《阿那曲》“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香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始见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传记》即裴铡《传奇》)，本为裴铡代书中人物拟作，假托杨贵妃之赠诗，《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五收录时误为杨贵妃诗，题为《赠张云容舞》，而《全唐诗》收入时失察，不仅误诗为词，且连作者裴铡也弄错了。这种错误为后来多次唐五代词的修订者所视察，一直延续到最新一次的修订才改正过来。

二十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用力于唐五代词的整理。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后辑录花间词人及韩僵、李璨、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684首词作，题为《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1917年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其中辑有李白、和凝、李瑕、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作品。1929年由陈大椿辑成的《唐五代词》堪称《全唐诗》之后的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选集。此书从《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及《全唐诗》中辑录词人81家，词作1147首，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五代词作者则依照朝代先后和国别编排。书后附录有校记，校录诸本异文，辑录有关各词的来源出处，较《全唐诗》的不注出处，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全唐诗》，本书多收《竹枝》《柳枝》等声诗体曲辞，如，经过他的整理，刘禹锡词作41首，自居易29首，这其中如刘禹锡《竹枝》ll首、白居易《竹枝》4首，刘禹锡《杨柳枝》13首、白居易《杨柳枝》10首，虽然这些作品属诗属词难以断定，但算上可以确定之作，使得刘禹锡和白居易一举成为中唐时代数量显赫的词家。总之，将声诗体词调选入词集中来，是词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但是遗憾的是，林辑《唐五代词》并未收录当时已经面世的敦煌词，如当时《疆村丛书》本《云谣集杂曲子》已经面世，不知是陈大椿未见还是故意不收，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失误之处。为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敦煌词的整理历程，以及透视由此带来的词学观念的演进。

1900年，随着敦煌莫高窟的打开，一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写本歌辞进入到词学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有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的较为完整的抄本词集，还有一些抄写相对集中的残卷和不少零散作品。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的努力，敦煌歌辞的整理硕果累累，其中教有影响的成果先后有：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收录164首作品；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收录545首作

品；饶宗颐《敦煌曲》，收录318首作品；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收录176首作品；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200余首作品。

随着对敦煌写本曲子词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曲子词作为现存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批以唐、五代民间词为主体的文学作品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学者对词起源问题的探讨。由于敦煌写本曲子词的发现，之前声音不高的“词起源于民间”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唐圭璋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纂《敦煌曲校录》及《敦煌曲初探》等，都于书中阐述“词起源于民间”的思想，至于林玫仪《从敦煌曲看词的起源》、程石泉《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重新审视与界说》更是以专文的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词的起源于敦煌曲子词的关系。这些都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多把词的起源归功于帝王或文人的观念，可以说，正是敦煌词的发现与整理而引起的对词起源于“民间”的探讨，正是词学观念进步的体现。

经过五十年左右的停顿，终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璋、黄畲合纂的《全唐五代词》。该书收录170余人，包括敦煌词在内的词作2500余首，收罗之广，几倍于前人。然此书谬误甚多，如考订不精、时代不分、编次混乱、诗词不辨处甚多，如李峤、徐彦昭、李义等人《桃花行》本为应制诗，

《文苑英华》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而张辑却以词收入书中。而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杂言体诗，也被误作词收入，这些可以看出编者对诗词辨体的观念缺乏一些清晰的认识。至于像杨贵妃《阿那词》的作者判定失误之处，更是不可胜数。

正是因为张书问题众多，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主编的新版《全唐五代词》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可以说正是目前最为尽善的全唐五代词。除了增补新见的词作如中唐释德诚的《船子和尚拨棹歌》39首以及晚唐易静《兵要望江南》720首，对诸如李白、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臻、李煜等有争议的作品作出考辨外，全书最特别之处可以说是将所收词分为正、副二编，如编者所言：“正编为可以确定之作，副编所收则包括：属诗属词，难以判定之作；明清词籍所误收而可以考定的原属‘声诗’或徒歌之作。”之所以作出以上区分，可以说正是反映了编者对词体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经过编者的判定，编者把早期的唐代诗歌中诗题与词调同名的作品，如《长相思》《乌夜啼》《拜新月》《离别难》《梦江南》等；杂言体诗歌中字数句式与词体相近者，如李白《秋风清》、李康化《采莲曲》、白居易《花非花》、韩惺《忆眠时》等；诗题与词调名相近之作，如近似于词调《采莲子》《杨柳枝》的《采莲曲》《折杨柳》，这些很容易与词混淆的诗歌，都放入副编，并作了相关的考辨说明，甚至还有一些属诗属词性质难断的作品，如元结《欺乃曲》、崔道融《杨柳枝词》、吴融《水调》等，也归入副编，待后来新资料的出现或新观念的发明后再作判断，可见编者负责的态度。

以此书反观以前历次唐五代词的编纂，那么多误诗为词的错误的出现，多是早期人们对于“词”与“非词”的“词界”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而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针对词体的特征的判定，认为如果能避免从词的外部特征来认识词体性质，而从词与音乐的配合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词体特征或可为一正确途径，正如此书前言所认为的“‘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则是我们探讨‘词源’和判别‘词体’的两个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燕乐，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胡乐与中原音乐的交融，又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实现，北方的金戈铁马之音与清淡靡丽的南朝清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族音乐，这是词体所依托的音乐载体。至于“依调填词”的方式，与唐声诗先诗后乐、以乐从诗的辞乐配合方式不同，而采取先乐后词的方式，随着“依曲拍为句”、“依调填词”，随物赋形，自然会有句式长短、杂言的出现了。由此再来反观唐五代早期词，自然能清晰地辨别词与诗、声诗、徒歌的区别了。

从明代董逢元开始，经过至少五代学者的努力，一部比较理想的唐五代词集终于编订出来，这都是因为从前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模糊所致。所以每一次的编纂，都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诗词之辨、词的起源等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可以看出词学观念的演进来。

参考文献：

1.永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百，集部五十三.

2.胡仔纂集，廖德明点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3.

3.黄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本.

4.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22."

5.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12.

第4篇：五方杂处范文

关键词：雍州杂祀、天文诸神、生产和生活之神、人鬼、数术

秦的国家祭祀内容驳杂而丰富，这一内容已有学者作过研究[1]。雍州杂祀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文献对之记载甚为简略，这一内容所蕴涵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很深入的研究。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对此作些考证和研究，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史记·封禅书》雍州杂祀考释

《史记·封禅书》对雍州附近的杂祀是这么记载的：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镐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这些雍州附近的杂祀内容驳杂。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天文诸神；第二类是生产、生活之神和一些杂神；第三类是人鬼。本文第一部分的任务便是对这三类神灵的内容作些考释，以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斗等天文诸神

日、月：雍州杂祀中有日、月。这一日、月崇拜并不是自然、直观的天体崇拜，象许多后进民族的神话中描述的那样[2]，而应跟战国时期其他地区的日月崇拜一样有数术意义。《史记·封禅书》记齐地八神有日主、月主，祠所分别在莱山、成山，它们跟阴主、阳主、四时主并存，在古代中国，日月之行被用来纪年、定月；日月本身及它们的晕、气被用来占卜吉凶[3]，《汉书·艺文志》数术天文类有《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汉日旁行气占验》十三卷等，因此，民间的日月崇拜应有其数术意义。

除了日月外，雍州杂祀中有五星。引文提到荧惑（火星）、岁星（木星）、填星（土星）、辰星等。它们分别如下：

荧惑：即火星之祠。荧惑的光度变化很大，运行的形态错综复杂[4]，它的出现在古代是不祥之兆。《天官书》正义引《天官占》：“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以其舍命国：为残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并。环绕句己，芒角动摇，乍前乍后，其殃逾甚。”王官占验如此，民间也秉承了此精神。为荧惑立祠，旨在讨好它，让它不作祟伤人。

岁星：即木星之祠。木星在天空运行一周约为十二年，古代以此纪年。《天官书》：“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索隐姚氏案：“《天官占》云：‘岁星，一曰应星，一曰经星，一曰纪星。’笔者认为经星是指其周天运行，纪星是指根据它的运行纪年。古人按岁星经行将天区分为十二，这十二天区的名字及其跟地上分野的对应据《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为：

星纪——吴越；玄枵——齐；娵訾——卫；降娄——鲁；大梁——赵；实沉——晋；鹑首——秦；鹑火——周；鹑尾——楚；寿星——郑；大火——宋；析木——燕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分野说被王官星占家用来占验[5]。此外，岁星纪年的十二年也各有名称，古代王官历家以此纪岁、揆星度[6]。自战国起这类知识传入民间，民间百姓认为岁星出没具有神力，在以之占验祸福的同时还将它神化直接受祀（详下文），雍州杂祀的岁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出现的。

填（镇）星：即土星之祠。土星二十八年运行行一周天[7]，古人将之与二十八宿区位结合起来占事。《天官书》：“历斗之会以定镇星之位……，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即填星每年经过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经过的分野之国逢吉。《天官书》：“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这种占验还有很多，兹不枚举。

辰星：即水星之祠。《封禅书》文中两处出现辰星之祠，后一处为根据《汉书·郊祀志》增补。有关辰星之占《天官书》亦有记载。《天官书》：“罚出辰星。”《史记正义》引《天文志》：“（辰星）其日壬、癸。四时，冬；五常，智也；五事，听也。人主智亏听失，逆时令，伤水气，则罚见辰星也。”从这段话看，辰星之罚源于将五星、干支、四时、五事糅合成一个系统，认为五事、四时出差错（逆时令、智亏听失），天罚就表现在辰星出乱上。

引文中没有提到五星中的太白（金星），应是太史公没有尽言之故，太白之祠应包含在下文“百有余庙”中，五星不皆受祀是不合数术逻辑的。

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是天空中二十八群星官的总称。它们在古代被分为东西南北各有七个星群的四部。东部苍龙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南部朱鸟七宿为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西部白虎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北部玄武七宿为斗、牛、女、须、危、营室、壁[8]。这些星辰往往被附会上人事或代表某物，主司某职。而雍州杂祀的二十八宿之祠是一处总祠还是二十八处祠已不得而知。从上文有参之单祠看有可能是一处总祠，其神性带有人格化特征。

除了五星外，引文提到所立之祠还有的是属于二十八宿的单祠。如参即二十八宿中西宫参星之祠，天空的“参”由各有司职的七星构成。《史记·天官书》：

“其中三星横列者，三将军。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西南曰右足，主偏将。故轩辕氏占参应七将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国。”

参主杀伐。《天官书》正义：“参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罚。”参与二十八宿分别提，王先谦《汉书·郊祀志》补注指出是因为各有其专祀，而不是因为有衍文。又如南斗。南斗为北方七宿之一，由六星组成。《史记·天官书》正义：“南斗六星为天庙，丞相、大宰之位，主荐贤良，授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这里出现除了二十八宿外的南斗，原因也是因为各有专祀。

北斗：北斗即北斗七星天枢、璇、玑、权、衡、开阳、摇光[9]。《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柄所指被认为反映冥冥中的神意，夏商周三代以北斗的不同方位确定岁首[10]，是为“建四时”，民间承袭了北斗有神力的理念，因此立祀祭北斗。

以上这些神灵渊源于上古王官中体系完备的星占之学。上古三代这些知识在王官，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使这类知识下移至民间，这一下移使它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看天象知政事的天人专学变成了功利色彩很强的数术，数术还不足以表达普通百姓企求平安幸福的愿望，于是有了直接将之神化的祭祀和请福，雍州杂祀这部分数术神灵就是这种性质，它们的神性跟王官占验认识中的星辰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到了民间，到了普通百姓的脑海里，必然带上民间信仰的特征，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二 生产、生活之神及其他杂神

引文中提到的生产、生活之神及一些杂神有以下几位：

风伯、雨师：从二十八宿角度看，风伯为箕，箕是东方七宿之一；雨师为毕，毕是西方七宿之一。它们在星图中处于东西相对的位置[11]，它们被认为主司风、雨，这里有单独的风伯、雨师之祀，是因为风、雨对农业生产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民间祭祀它们。

四海：四海之祀应出于认为大地环海的概念。这一概念渊源很古老，它是将四方概念（甲骨文中就有）和海的概念结合起来形成的。驺衍的大九州说认为九州外有裨海，又有大瀛海环其外[12]，已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更精致的寰宇学说。四海的概念在战国时期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某一区域。《庄子》中有北海、南海[13]，因此，雍州杂祀中出现四海之祀，正说明这一祭祀的古老和民间性质。

寿星祠：《史记索隐》云寿星为南极老人星，见则天下理安。《史记·天官书》南极老人星在天之西宫，《史记正义》：“老人一星……，一曰南极，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常以秋分之曙见于景，春分之夕见于丁。见，国长命，故谓之寿昌天下安宁。”

诸布：《史记·封禅书》索隐案：“《尔雅》‘祭星曰布’，或诸布是祭星之处。”即散布的祭星的地方。

诸严：王先谦补注引叶德辉云“严”当为避汉明帝刘庄讳，应为“诸庄”，《尔雅·释宫》“六达谓之庄”，是诸严应为路神。

诸逑：《汉书·郊祀志》作“诸逐”。王先谦补注认为当作“诸遂”，《地官》注遂为王国百里外，皆主道路，是以诸逐亦指路神。

天神：在下邽。之所以不将天神列入上一部分天文诸神之中，是由这一天神的性质决定的。按天神是周代国家祀典最高之神，它昭示着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和谐，日月星辰的流布运行是这种和谐的具体体现。但此下邽天神的性质不可能是这样，它是战国时期因社会变动，国家祀典中的一些神流入民间的结果。因为战国时期除了雍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亦祭天神，齐地八神有天主，它具有人的形象[14]；汉初高祖时长安祠官管辖的梁巫中有天[15]，九天巫有九天[16]，这些天神都是民间将原先国家祀典的天神搬到自己的信仰领域的结果，其神性不再是天文之神的统领和国家信仰的最高神，而是人格化的，并带有地方色彩，这是民间信仰的特点。

昭明：即昭明星之祠。《史记·封禅书》有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史记·天官书》索隐案引《春秋合诚图》云其为“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天官书》集解引孟康曰其形状“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向上，荧惑之精。”则昭明星是一种有三足，背上还有数条如彗尾般光芒的星辰，它的出现在时人心目中是恶兆，因此民间祭祀它，有辟恶之意。

天子辟池：王先谦《郊祀志》补注引沈钦韩云辟池为周镐京辟雍故地，所祠者为镐池君。

三 人鬼

引文中提到的人鬼有以下几位：

九臣、十四臣：《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皆作“九臣十四臣”，王先谦补注引皮锡瑞说九臣十四臣疑为九皇、六十四民之脱误。《周礼·小宗伯》郑玄注：“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孔颖达疏：“九皇氏没，六十四民兴，六十四民没，三皇兴。”疑九皇、六十四民皆古传说帝王。九臣当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当是六十四民之臣。

周天子祠：王先谦补注引地理志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

杜主、三社主：三社主《汉书·郊祀志》作“五杜主”，按，杜、社形近易混。《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有杜陵县，为故杜伯国，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据《墨子·明鬼》记载，杜伯之鬼曾射死周宣王。至于其“右将军”封号可能是传说。周代文、武不分，将、相分职和分左右是战国开始的事。此可能是战国民间关于杜伯的传说，把他附会上“右将军”之职。杜伯在秦中是最卑微的人鬼。

二 雍州杂祀的性质

上文对雍州杂祀作了些考释。它们的性质属于民间信仰，对它们的祷祠是民间信仰的行为。但是从它们的来源、性质看，它们各自还有些差异，本部分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一内涵。

一 数术、星占与天文诸神的性质：

雍州杂祀中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斗等祀，对它们的祭祀来源于星占术。《史记·天官书》正义引张衡云：

“文耀丽于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

日月五星的运行，二十八宿的分布被认为昭示着人事的祸福吉凶，三代王官的星占家以此占验政事，战国以降这类知识流入民间，民间则以此占验他们关心的生产、生活之事。著名的睡虎地云梦秦简《日书》中有大量这类内容。除了利用天文占卜外，普通百姓在相信日月星辰神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对它们的直接祭祀。因此它们的神性，是将星占术认识中的那种控制日月五星运行的神秘力量直接神化而形成的。民间百姓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认识，在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日书》中有生动的反映。举例如下：

首先是岁星之占，雍州杂祀中受祀的有岁星，云梦秦简日书甲种有《岁》篇：

刑夷、八月、献马，岁在东方，以北大羊（祥），东旦亡，南遇英（殃），西数反其乡。

夏夷、九月、中夕，岁在南方，以东大羊（祥）南旦亡，西禺（遇）英（殃），北数反其乡。

纺月、十月、屈夕，岁在西方，以南大羊（祥），西旦亡，北禺（遇）英（殃），东数反其乡。

七月爨月、援夕，岁在北方，以西大羊（祥），北旦亡，东禺（遇）英（殃），南数反其乡。[17]

此四简中从“刑夷”（楚历四月）到“援夕”（楚历三月）是楚历十二个月的月名，“岁”，曾宪通、吴小强皆认为是岁星[18]，刘乐贤认为此“岁”不是岁星而是太岁，此太岁每年运行三次[19]。案岁星作为行星之一，运动十分复杂，有顺、逆、伏、留、合、冲、迟、疾等变化[20]，人们对之的认识是通过实测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加深的。笔者认为在较早的文献中，岁与太岁并无显著区别，太岁其实就是代表岁星按部就班运行的那种神秘力量之称。此“岁”可能仍是指岁星，当时民间百姓注意到它的运行规律，并把它跟出行方位联系起来，《日书·岁》列举了它分别在东、西、南、北四方时的祸福就是这类内容。“岁”被立祠直接受祀，则有了雍州杂祀中的“岁星”。从《日书》注重普通百姓的出行祸福之事看，雍州杂祀中的岁星保佑的也大致是这类内容。

此外，《日书》甲种还有《星》篇，完整地提到二十八宿，用它占验取妻、盖屋、生子等生活事宜，这方面可以跟雍州杂祀的参、二十八宿等对应。试举《日书·星》中的几例：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取妻，妻为巫。生子，不盈三岁死。可以攻伐。

牵牛，可祠及行，吉。不可杀牛。以结者，不择(释)。以入【牛】，老一，生子，为大夫。

胃，利入禾粟及为囷仓，吉。以取妻，妻爱。生子必使。

卯，(昴)，邋(猎) 、贾市，吉。不可食六畜。以生子，喜(斗)

毕，以邋(猎)置罔(网)及为门，吉。以死，必二人。取妻，必二妻。不可食六畜。生子，[病生]。亡者，得。

此(觜)，百事凶。可以(徼)人攻雠。生子，为正。

东井，百事凶。以死，必五人死;以杀生(牲)，必五生(牲)死。取妻，多子。生子，旬而死。可以为土事。

舆鬼，祠及行，吉。以生子，。可以送鬼。

【柳】，百事吉。取妻，吉。以生子，肥。可以寇〈冠〉，可请谒，可田猎。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弃。生子，男为见（觋），【女】为巫。94[21]

从上文看，《日书·星》的二十八宿应是被用来配一年时日，决定逢某星时的宜和不宜。《日书·星》中的几例提到行贾、娶妻、生子、杀牛、起粮仓、打猎、送鬼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和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二十八宿既被分配在一年时日中，编成《日书》以指导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又直接受祀以保佑他们的利益。从宗教学角度看这二者是一致的。日书出土于楚地，但是这种将二十八宿与历法对应的数术是战国时期广泛存在的知识，因此，秦雍州杂祀中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受祀，同样源于这一数术背景。雍州杂祀将日月和星官直接神化受祀，反映了民间信仰简单实惠，趋利避害的特点。

二 雍州杂祀的继发性

除了日月星官外，雍州杂祀中的其他神有别的来源，这些来源多半已不是最原始的原生神灵，而是次生的，从宗教学角度看可称之为继发性。如下邽的天神来源于周代国家祀典中的天神；诸严、诸遂等路神来源于周代祀典五祀神[22]中的“行”；天子辟池为周王的镐池君，杜主为故周臣杜伯，周天子本身也受到祭祀，从这里一可以看出神灵的地方性色彩，这是民间信仰地方性[23]的表现；还可以看出过去的人、物都在不断变成鬼物受祀，这是民间信仰继发性的特点[24]，正是这一特性使民间信仰在岁月流逝、朝代更迭的背景下总有自己的内容。雍州杂祀中这一内容则反映出战国、秦的时代特点（数术盛行）和地区特点（有一些地方神，如周天子祠、天子辟池、杜伯等）。

结语

雍州杂祀在《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才短短一百多字，但从民间信仰这一角度看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带着时代和地区特点。从整个中国古代宗教发展这一角度看，它们有其来处，也有其归宿。《墨子·明鬼》反映了古老的鬼神崇拜在战国时期的兴盛，雍州杂祀则是这鬼神崇拜的一部分。从性质上看，它们和其他地区的鬼神崇拜一起，在民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来的道教、民间信仰中都有它的影子。即使是在今天，这一性质的封建迷信也没有从农村地区绝迹，回溯历史，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

[1]田静、史党社《论秦人对天或上帝的崇拜》，《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自然、直观的天体崇拜许多民族都有。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二章《对自然物与自然力的崇拜》中列举了我国许多民族的日与日神崇拜、月与月神崇拜、星与星神崇拜等。但这些民族的日月星崇拜跟我国古代王官对日月星崇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前者大多数是处于前逻辑状态的神话，后者具有深刻的数术基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3]这方面《史记·天官书》有许多记载，例如“月行中道，安宁和平”、“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等。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第148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5]《左传·昭公元年》士弱回答晋侯宋国发生火灾的原因时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6]据《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历书》这十二岁名称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协洽、涒灘、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史记·历书》记载从太初元年摄提格岁开始到汉成帝建始四年大荒落岁结束七十五年中置闰及各月大、小余的情况。

[7]《史记·天官书》：“（填星）其一名地侯，主岁。岁行十（二）[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

[8]见《史记·天官书》及《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

[9]见《史记·天官书》索隐案引《春秋运斗枢》。

[10]案因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北斗在地球上的人们视运动中为自东向西围绕天北极运转。夏、商、周人为古华夏族的不同分支，居于不同地域，所看到的北斗运行到天区某处时间不一样，或为黄昏、或为夜半，或为平旦，夏商周人据此确定一年的岁首。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9至

[11]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第56页的东汉星图，科学出版社1987年。

[12]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3]《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悠，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14]“天主”祠所在天齐水，该水五泉并出，象天之肚脐。脐、齐通。《说文》四篇下肉部：“凡居中曰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七篇上齐部言齐古假借为脐，则天齐即天脐。脐居于人体中央，则此天主有人的形象。

[15]《史记·封禅书》

[16]同上。

[1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190至19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8]曾宪通《秦简日书岁篇讲疏》，《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6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58页，岳麓书社2000年7月。

[19]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02至103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

[20]同4，第148页。

[21]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2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2]五祀神为司命、中霤、门、行、灶或户，是掌管饮食起居的小神。见《礼记·祭法》。

第5篇：五方杂处范文

泻心汤最早出自于西汉时期的《汤液经法》，其方名的制定与《汤液经法》重五行学说，如五脏补泻、药性五味生克制化的特点有关。此外，《金匮要略》泻心汤与《伤寒论》大黄黄连泻心汤、《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泻心汤均非同一处方，前者为泻心汤的变方，后者为甘草泻心汤。

【关键词】 金匮要略 泻心汤 汤液经法 大黄黄连泻心汤 甘草泻心汤

泻心汤的出处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中泻心汤原文为：“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黄芩各一两，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另据明代施沛《祖剂》［1］中记载，本方为伊尹三黄汤。清代医家张璐认为：“伊尹三黄汤，仓公名火齐汤，《金匮》名泻心汤。”［2］许占民［3］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西汉淳于意所用“火齐汤”即为泻心汤，刘渡舟［4］也持这一观点。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泻心汤的出处要上溯到殷商 时代 ，至晚也要到西汉。

然而， 历史 上对“火齐汤”的认识还有其他观点。如金元时期医家张子和认为：“火齐者，黄连解毒汤也。”［5］明代医家刘纯在《玉机微义》中的方剂“黄连解毒汤”条下注云：“此太仓公火剂汤也。”［6］《名医类案》记载，“千夫长近二十，忽瞑眩，热且咳。医曰：疹也。以火齐汤发之而疮出，愈。”［5］这又与泻心汤、黄连解毒汤等方剂的清热解毒之法不符。而晚于《玉机微义》、《名医类案》的《本草纲目》记载，“火齐”为“琉璃”，李时珍引《异物志》云：“南天竺诸国出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重沓可开，析之则薄如蝉翼，积之乃如纱，亦琉璃、云母之类也。”［7］近人章太炎先生考释，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火齐”实为“云母”。［8］古代君主王侯都好追求养生、长生之道，支持方士、道家从事炼丹、服食的 研究 工作。［9］而《神农本草经》以云母为上品，唐代宫廷、民间均有记载使用云母 治疗 内伤杂病。根据以上资料，不排除火齐汤为云母汤的可能性。因此，在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之前，笔者认为火齐汤即为泻心汤或黄连解毒汤的观点以不予采纳为妥。

又，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文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又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汤液即为《汉书·艺文志·经方类》所云“汤液经法三十二卷”。据 中国 中医研究院王淑民考证，《汤液经法》不是商相伊尹之作，其成书上限不早于西汉，而流传在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便已失传。［10］

据对敦煌卷子遗书［11］《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的研究发现，《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而《辅行诀》即为确切的证明资料。［12］《辅行诀》载：“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黩契经方之旨焉。”又说：“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药，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说明，张仲景不仅大量引用了《汤液经法》的方剂，而且根据病情的需要，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对药味数量有所增减，当然还对引用方的原适应症作了修订，也就是皇甫谧《甲乙经序》中所说的“论广”之意。［13］

据此，笔者查阅《辅行诀》，其中均使用大黄、黄连、黄芩三味药物的方剂共有2首，其他以泻心汤为方名的方剂有3首，因组成药物与本方有异，不予讨论。这2首泻心汤为：

小泻心汤。治胸腹支满，心中跳动不安者方。黄连、黄芩、大黄各三两。上三味，以麻沸汤三升，渍一食顷，绞去滓，顿服。

大泻心汤。治心中忡怔不安，胸膺痞懑，口中苦，舌上生疮，面赤如新妆，或吐血、衄血、下血者方。黄连、黄芩、芍药各三两，干姜炮、甘草炙、大黄各一两。上六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温分再服，日二。

从主治症状来看，两方均有心中不安、胸部痞满两个症状，大泻心汤除此之外还有口苦、舌上生疮、面赤、吐血、衄血、下血六个症状，而《金匮要略》泻心汤主治症状仅三个，即心气不足、吐血、衄血。

从药物组成来看，小泻心汤为泻心汤原方，各药等分，均为三两。大泻心汤除大黄、黄连、黄芩外，还有芍药、炙甘草、炮姜三味，而观察发现，《辅行诀》中芍药、甘草主要用于腹痛、胸腹胀满等症状，炮姜仅此一处使用，当为止血而用。大黄与黄连、黄芩的比例为1∶3∶3，而《金匮要略》泻心汤为2∶1∶1。

从服用 方法 来看，小泻心汤为麻沸汤三升浸渍，绞去滓顿服，大泻心汤为水五升，煮取二升，日服两次。而张仲景泻心汤是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综上所述，泻心汤最早出自于西汉时期的《汤液经法》，张仲景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当时的医疗实际，对该书中的“小泻心汤”、“大泻心汤”的剂量、煎服法及适应症作了修订，因此便产生了沿用至今的、记载于《金匮要略》一书中的“泻心汤”。

泻心汤的方名

《伤寒论》113方中除了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小建中汤、理中丸、大小陷胸汤（丸）、承气汤类方、四逆汤、抵挡汤（丸）、四逆散等16个方剂，《金匮要略》205方（不含杂疗、食物禁忌等三篇）中除了大小承气汤、侯氏黑散、风引汤、头风摩散、续命汤、崔氏八味丸、肾气丸、小建中汤、奔豚汤、九痛丸、赤丸、走马汤、大建中汤、大小青龙汤、泻心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排脓汤（散）、下瘀血汤、阳旦汤、小儿疳虫蚀齿方等25个方剂，其余的均是以药物名称来对处方进行命名的。而以上以非药物名称命名的这41个处方中有一部分承袭了《汤液经法》的命名特点，如青龙、白虎、玄武、泻心、阳旦，一部分如建中、承气、理中、四逆等方也是根据《汤液经法》改名而来，正如《辅行诀》中陶弘景所言：“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辅行诀》载：“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谨将五脏虚实证候悉列于左，庶几识别无误焉。”“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陶隐居曰：此图（即《五味补写体用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以上说明，《辅行诀》，也可以说《汤液经法》，是以五脏五行学说为基础，论述了疾病的 治疗 规律 及 方法 。［14］

经过以上 分析 可知，泻心汤方名源自《汤液经法》。该方名的命名与《汤液经法》重五行学说，如五脏补泻、药性五味生克制化的特点有关。

关于大黄黄连泻心汤

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以泻心汤命名的方剂共记载有6首，与本文讨论的“泻心汤”有较多争论的是其中的大黄黄连泻心汤，该方出自《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其云：“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一两，右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对于此方中有无黄芩，历来存在很多争议。多数人认为此方中当有黄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孙思邈、林亿、莫枚士、陆渊雷等。另，《伤寒论》较早版本《古本康平伤寒论》［15］中的大黄黄连泻心汤为三味。而对上述观点明确表示反对的也有，认为当无黄芩，如刘渡舟等。［16］《唐本伤寒论》［17］也无黄芩。

笔者认为，既然张仲景对于本方的命名特别指出为大黄黄连泻心汤或大黄泻心汤（王叔和《脉经》为“大黄泻心汤”），本方的煎服法又与《金匮要略》泻心汤不同，而且两方治疗的适应症不一样，那么两方的药物组成有所区别完全是有可能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虽然泻心汤与《辅行诀》中所载“小泻心汤”服用法、药物组成均相同，但张仲景对于《汤液经法》并不是原文抄录的，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药物的组成、煎服法、适应症重新作了审定，这从《金匮要略》泻心汤的煎服法、治疗适应症也可以看出。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

江苏省中医 研究 院樊天徒［18］认为，有无黄芩已经难以考证，多或少一味黄芩似乎对此方的疗效 影响 并不大。但究竟有无黄芩，疗效有无差异，在没有证据之前只能存疑。

关于《妇人杂病》篇的泻心汤

关于泻心汤的条文，除《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之外，多数人还引用了《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的条文：“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泻心汤方（见惊悸中）。”

青海医学院中医系童丽［19］通过对此条文的病机分析和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的方药考证等方面判断，《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之泻心汤非三黄泻心汤，当为甘草泻心汤。事实上，还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此处的泻心汤应当是甘草泻心汤，而非三黄泻心汤。查阅《千金要方》［20］后发现一则条文与上面引用的《金匮要略》条文基本相同：“妇人霍乱，呕逆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涎沫，可服小青龙汤，涎沫止，次治其痞，可服甘草泻心汤方，甘草四两，半夏半升，干姜，黄芩各三两，黄连一两，大枣十二枚。上六味，咀，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分六服。”

文献 学家［21］研究发现，张仲景遗著经王叔和整理，始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名《张仲景方》十五卷，保留着《伤寒杂病论》的全部 内容 或主要内容，在唐代一直存在而没有佚失，而此后不久，《张仲景方》即离析。被后人命名为《金匮玉函经》的卷子单独传抄流行，即为《伤寒论》，而杂病部分是“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见《金匮要略方论》序），发现该书二十余年后，北宋政府始设立医书局，才开始对《金匮要略》进行校定。《张仲景方》到了唐、五代已经离析为八种二十六卷，而孙思邈撰写《千金要方》时，为没能看到《伤寒论》全书而仅见零散条文感慨不已，云：“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研究人员通过对《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参照研究后认为，孙思邈所说的“仲景要方”即就是指《张仲景方》。

《伤寒杂病论》的原始结构是《伤寒论》112方与《金匮要略》262方居于全书之末，《伤寒论》方居于《金匮要略》方前，直到孙思邈《千金翼方》收录《伤寒论》才开始“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所以，到宋·林亿、孙奇校定《金匮要略》时也“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始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孙思邈未能目睹《张仲景方》全貌，所得仅为较零散的条文，但《千金要方》有不少张仲景条文收录，而且保留了张仲景条文较早的面貌，这一点没有疑问。现在的《金匮要略》是宋翰林学士王洙在蠹简中发现的，说明在流传中零乱丢失，甚至错讹是完全可能的。林亿等校对者将《金匮要略》原先的结构——“前论后方”改为了“逐方次于证候之下”，所以难免造成方证“对而不应”，即“论”后的方附在了不恰当的条文之下。也就是说，校对者将《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中的“泻心汤”方误认为就是妇人杂病篇“甘草泻心汤”方是完全有可能的，《千金要方》的条文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 参考 文献】

第6篇：五方杂处范文

关键词:元刊杂剧三十种;戏曲艺术;刻书;剧团;戏曲史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元人刊刻的元杂剧作品集,对于研究元杂剧发展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其间有一个问题是研究者认识不足或者说是缺乏讨论的,这就是它的刻本性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从元杂剧的文本传播、元杂剧的演出等方面认识元杂剧的发展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元代印刷史的认识也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这个问题便是应当研究明白的。

在中国刻书史发展过程中,约略而言,刻书性质一般分为官刻、私刻、坊刻等。不同的刻书主体因其刊刻目的不同,对刻书版式、内容的追求不一,所刻图书的特点也就各异。那么,《元刊杂剧三十种》属于哪一种呢?可以排除的是,既非官刻本、也非私刻本,那么是坊刻本吗?今人较一致的看法的确是如此,如王国维说:“此本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似元人集各处刊本为一帙者。然其纸墨与版式大小,大略相同,乃知是元季一处汇刊。其属‘大都新刊’或‘古杭新刊’者,乃仍旧本标题耳。”①据说已故永年先生认定为建本,其实质也说的是坊本。近来,台北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6年汪诗佩的博士论文《从元刊本重探元杂剧――以版本、体制、剧场三个方面为范畴》的第一章第一节“元刊杂剧刊刻地的辩证”第二,论“元刊杂剧实际的刊刻地”时,更从贾二强据其师黄永年之说得到启发,详细论述,欲将建本之说落实:“贾氏在最后提到黄永年关于元杂剧刊刻地的看法,可谓一语点醒。”并作了自己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是建本。笔者不同意汪诗佩说。

笔者的观点是:《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种剧团刻本,是艺人为了演出或传授剧目而自刻,非是坊本。孰是孰非,我们先看建本之说有无成立的可能。

笔者以为建本或者坊本之说很难成立,主要在于其论据不实。首先,从汪诗佩所引贾二强之说看,没见贾先生有具体论证,贾先生只是引用老师黄永年先生口头说法,而黄永年先生虽然是当今少见的对古籍版本有研究的专家,但就《元刊杂剧三十种》而言,我们未见黄永年先生有任何相关的文章论述。《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少见的元人刊本,如果为《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的发现还写了《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的黄永年先生确有心得,是绝对不会避开元刊杂剧三十种而不论的。黄永年先生既然未有专论,仅一言所及,是见其还没有确切的成熟想法,以此就没办法肯定其说的可靠度。

其次,从汪诗佩自己的研究看,所说更是多值得探讨,他的简短的论述就可见一斑。汪诗佩断定《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建本理由,主要是将其与建安虞氏在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作比较,然后得出理由有五:一是以为二者文字体“极像”;二是“全相平话五种”文内故事分段标题与元刊杂剧曲牌皆用阴文,“刻法如出一辙”;三是二者文内重复的字词大多以“=”“ㄍ”符号替代;四是“全相平话五种”有些地方如页222、227等处,于另起一段话头的“话说”两字之前,标“”符号以分隔,元刊杂剧《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也有三处于曲文唱完的说白话头处标“”符号表示;五是两者文内的简体字与俗体字均极多。②

汪诗佩所列举这五种理由多难成立,从《元刊杂剧三十种》本身看,有第一、四两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是所谓二者文字体“极像”,是一种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一个有整体风格的刻本而论,显然是不对的。众所周知,《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个多种风格刊本的集合体,诸如大字本、小字本之说。三十种杂剧中许多杂剧剧本本身之间字体的差距已经很大,非常容易区分。如《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字体整齐如宋体,而《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抟高卧》则字体字字皆呈斜势,与《风月紫云庭》对照,显见非是一体,而且多种剧字体大小不一,风格有的是正体,有的如草书,确无统一之说。再说“全相平话五种”③,五种图书规模虽大,字体风格却极其一致,整体品相也非常好,《元刊杂剧三十种》这种邋遢本与其根本没有可比之处。因此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与“全相平话五种”字体比较,不应该得出汪诗佩所说的结论。而第四点的所谓“全相平话”和《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另起话头之前都有符号“”,实际情况是,我检阅中华再造善本《古今杂剧》与古代戏曲丛刊四集本《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七里滩》这样的符号的确有三处,一处在第三折严子陵上场的开场白中间,是两个,原文这样:“自从与刘文叔酌别之后,经十年光景,他如今做了中兴宣明我……。”第二处在第四折上场首。第三处在第四折〔尾〕声后一段宾白的中间。从这三处的出现位置看,无一定之逻辑或规律或者说道理。又或以两圈或者一圈,一剧中间仅此三处,完全可以看作是随意之作,不足以为论凭,再说也有可能是读书人后加,未必就是原刻所有。

再论其余三点如何。

第二点汪诗佩以为“全相平话五种”文内故事分段标题与元刊杂剧曲牌皆用阴文,“刻法如出一辙”。其实这种形式在其他书籍刊刻中多有使用,如定宗四年平阳晦明轩张存惠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凡文内强调或标题性文字皆用阴文,如作者按语“今按”,引著如《药性论》、《尔雅》,他人按语,如“臣禹锡谨按”等。至正二十五年西园余氏刊《伤寒论注解》,还有《重刊增广门类换易新联诗学拦江网》在题目处也皆用阴文,所以,这种刻本方式应是当时的普遍流行,有其强调的作用,而不是建本独有的,不能以阴文说为证《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是建本。

三是汪文以为二者文内重复的字词大多以“=”“ㄍ”符号替代,也可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建本。此中情形二者确实有相同处,但别的刻本一样如此,也非建本所独有,不必说。但有一点,却是《元刊杂剧三十种》所独擅而他本不具备者,这就是《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省略除了以“=”“ㄍ”等符号表示外,还有画出长长的曲线、或一短线表示省略的,省略多少字、词甚至句,读者实在难以确定。如《单刀会》第一折开场孙权请乔国老议取荆州事一段对白:“(正末云)……(驾又云)(云:)‘不可去。’”此“不可去”三字下两折笔以后即是长长的曲线,不知所云。还有些曲子一线画下,就省略一句,《单刀会》〔叨叨令〕也有此例。《诸葛亮火烧博望屯》〔梅花酒〕曲,其间仅画一短横。这些省略形式,若熟悉曲谱、剧作情节者会知道省略的具体内容,不熟悉曲谱、剧作情节者或以为代表仅一字,这在所见元刊本图书中,不管是元刊曲还是小说都从未得见,“全相平话五种”是一样没有的,因此不可比。元刊杂剧还有其他符号表示省略,如“ㄡ”“?”等,可见不一,刻家肯定是更多。

至于第五点说是两者文内的简体字与俗体字均极多的问题,众所周知,用俗体字是所有元刻本的最显著、一致的特点,也不能以此证实《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建本性质,况且“全相平话五种”并没有如元刊杂剧三十种那么大量的运用俗字。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大量的错字别字,如曲牌〔斗鹌鹑〕的“鹌鹑”写作“奄鹑”(《新刊关目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奄亨”(《新编关目晋文公火烧介子推》)或“奄屯”、(《新刊关目全萧何月夜追韩信》),〔驻马听〕的“驻”写作“主”(《诈妮子调风月》)、〔混江龙〕的“混”写作“昆”(《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等,也是其他本子所少见甚至不见的。

总体说来,《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多种有特色刻本的组合体,与“全相平话五种”有同,更多的则是不同,以此,二者不可比。若从品相上说二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甚至没有可比性,不能就此说《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是建本。再者,《元刊杂剧三十种》内多种杂剧都标明了刊刻地,且元代刻书多有牌记记载刊刻者姓氏书坊。既无铁证否定,为何要仅凭自己的一时想法便推测另说它是建本呢,难道只有自己的研究可信吗?如果此说引王国维的“汇刊”说为据,说“汇”有道理,但说“刊”则是无道理,若说是“汇刊”,为何刊的字体、版式大小等有诸种的不一?这个问题是难回答的。

或者说《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是福建人所刻,但元刊杂剧还有一个特性可能是与建本甚至所有坊刻板不同的。福建坊刻书最主要目的为的就是售卖盈利,《元刊杂剧三十种》显然没有一种是适合售卖的,见其非为售买而刻。理由有三:

一是从整体上说,元刊杂剧刻板形式字间距特密,由于是竖行,两字常常仅占一字空间,刻字又不讲规矩,时大时小,不易阅读。往往字大者多占空间,字小则少占空间,如省略符号,或者“一”等这些笔画简单的字,可省下空间,因此字数不定,随意在一行中增减字数,半页行数固然一样,而每行(甚至并列行)的字数都会有所不同,如《火烧介子推》〔六么序•么〕通常行25字,而有“一”字的便是26字。又如《火烧介子推》〔粉蝶儿〕一行字大刻21字,接下来一行字小便是23字。一般而言,凡刻本在半页中行数、每行字数都是有一定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不可以传统的版本描述方法描述。刻书要售卖,图书文字宜于被阅读,自然是首要的卖点。

二者是行文省略太多,且省略无规律可循,难以阅读。此说省略包括三类:一是上文所说普通字句承上的有意省略,省略处是明显的,但省略多少字句、什么字句,有时难明。二是科范的省略,这是元杂剧研究者普遍熟悉的,如《新刊关目萧何月夜追韩信》、《新刊关目好酒赵元遇上皇》等,开篇提示便是一个“等”字,其他如“一折了”、“云了”等更是普遍,其中具体内容如何,我想读者也无法知晓。三是角色的省略,或者说漏刻,此一点王学奇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五期《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文中多例指出,如:《关大王单刀会》第一折〔混江龙〕白,在〔驾云〕之下,遗漏了〔正末云〕三字,同剧同折〔随煞尾〕曲最后原有〔云了〕二字,究竟是谁〔云了〕呢?这里遗漏了“外末”二字。《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中的女艺人韩楚兰饰演“正旦”,韩楚兰之母饰演“卜儿”。元刊杂剧多处在〔卜云了〕之后,漏刻“正旦”这个角色。这种遗漏,其下的宾白和唱词,究竟出自何人之口,便易造成误会。让读者怎样理解呢?如此多的省略,不管有意或无意,都使得剧本实在难以卒读。

《元刊杂剧三十种》错字也太多,熟悉《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人会有同感,错字是刻书者的大忌,古今同理。例如徐沁君校勘关汉卿的《关张双赴西蜀梦》第一折二十八条校记有十八条改错字。第二折二十条校记,十七则改错字。第三折三十条校记,有十九条改错字,第四折二十九条校记,有十三则改错字④。这种高频率的错误是他种刻本罕见的,我想也一样不便于售卖。

如上所述,似《元刊杂剧三十种》这种如此随意不讲究规则的刻本,读者既难看懂文本,又不可能产生购买欲望的图书,我以为,这是否定《元刊杂剧三十种》非建本的一个重要性指标。既非建本,难以售卖,当属何种性质呢?其实,这些剧本有可能就该是剧团为满足自用而刻,是专门为杂剧演员学习传授、为提供剧场观众了解剧情刻就的,或者就说是剧团自刻本。剧团自写自刻,正如元代有太医院刻本一样。

关于元刊杂剧的剧团刻本的可能性,这一点我们从元刊杂剧本身可以得到启示:

第一,《元刊杂剧三十种》其所刊每一种剧名几乎都给人以强烈的做广告的意识。元杂剧演员的广告意识是比较强的,多种金元文献都说到了当时的剧团做广告。如《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第一折正末上场说:“小可人姓许名坚……俺在这梁园棚勾栏里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两个兄弟先收拾去了。”又杜仁杰的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所描述的庄稼汉所见城中的剧场内外宣传招揽观众的情景:“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第四出又说到“招子”。这“花招儿”、“花碌碌纸榜”、“招子”都是今日的广告。这些人不但贴广告,还高声呼喊,杜仁杰的套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也有描述:“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哈”。《元刊杂剧三十种》刊刻题目或以作品的时新取胜,或以地名的权威取胜,都是突出了广告性。元杂剧艺人是十分强调作品新颖的,《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的剧团主角蓝采和最强调的就是新,他自己唱〔混江龙〕便是“做一段有憎爱劝孝贤新院本”。钟离问他所演剧目,他强调的也是“才人书会新编”(第一折〔油葫芦〕),所以,凡杂剧刊本不曰“新编”便是“新刊”。以地名取胜者,不是“大都”便是“古杭”,这两处地方都是杂剧创作中心,出名作家、出名作品。题目中似此类的字词与表现、理解剧情有何关联呢,只能说加上这些字句的唯一用意便是招揽看客。或许有人说书商一样可以用这样的词汇招揽买主,但我们看元代书商刊刻的其他书,内容相近者如元刻本《梨园试按新声》、《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编阳春白雪》⑤等,虽以“新”标目,却少有以地名标目者。元刊杂剧刊刻者如此集中地以大都、杭州两个杂剧创作中心标目,而又没有书商自己的牌记,在有强烈广告意识的刻书商人中,他们不要为自己的书铺宣传吗?这是有别于书商刻书之处。

第二,臧懋循关于元杂剧宾白是演剧时由“伶人自为之”⑥之说也透漏出剧团刻书的可能性。宾白在当时很可能是演员独擅之技艺。关汉卿在他的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说到“我也会围棋、会蹴、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将“会插科”特为一提,与歌舞、吹弹并论,也许可为一证。又王骥德《曲律》专论插科,以为需专门传授,说:“古戏科诨,皆优人穿插,传授为之,本子上无甚佳者。⑦”是可见插科确实为演员所独善。插科打诨与宾白原是不可分割,因此也可说宾白属演员自为。我以为由于宾白是演员自为之,自刻自用,所以在刻书时便将自己熟知处,或将来做场需要临场发挥处省略,以免作茧自缚,也省工也省费。王骥德也说“元人诸剧……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并说“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凡乐工所撰,士流耻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词句多不通”⑧。

由于“伶人”或“乐工”自撰宾白,所以我们从《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看到宾白的省略和曲词中错别字随处可见。从省略而言,剧团自己刻本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戏曲非同其他文体,受到戏曲常识限制,虽这些省略在一般读者是完全看不明白的东西,若不懂曲式、曲谱,故事内容等,在伶人则是完全熟知的,省如不省。元刊杂剧错别字比比皆是,也不像专业人士写就,却如伶人乐工之作。从其字的错别特点看,还以《关张双赴西蜀梦》看主要是两点,一是因不辨字形而误,如将“纸幡儿”写作“纸播儿”,“痒”写作“庠”,“感”写作“威”等。二是因只记读音而不论本字,如把将“镝”写作“滴”,“淋”写作“林”,把“张翼德”写作“张翌德”,将“糜竺”写作“梅竹”,“糜芳”写作“梅方”,“溅”写作“湔”,“钢刀”写作“刚刀”,“九鼎”写作“九顶”,“鸡鸭”写作“鸡鸦”等。这两点显现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写版者或者说刻书者既熟悉曲词,却难以准确写出字词的低文化水平。谁同时会具备这两个特点,就只能说是伶人或乐工了。若是文人作者如关汉卿等熟悉曲词但不会写错别字,而一般刻书匠人或观众识字少者,却不可能十分熟悉曲词。研究赵琦美脉望馆钞校的内府本抄本我也发现了相同的特点,如将“试说”、“试听”、“试看”的“试”字,写作“是”;“尽忠”、“尽心”、“尽力”、“尽节”的“尽”字,写作“进”;“甚么”写作“是么”;“军师”写作“君师”;“霸占”写作“霸战”;“带累”写作“殆累”;“辛勤”写作“心勤”;“脑袋”写作“脑戴”等⑨。且三十种剧的刻板运笔的毫无章法也可为一证,不类专卖品。这是笔者推测《元刊杂剧三十种》就应该是当时演剧人员刻就的一个根据。演员文字水准不高,人人尽知,写错别字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刻本所写字体也多不美观。

又看这些剧本都是巾箱本,似乎为易于携带而专刻,非为案头鉴赏。演员冲州撞府,装在口袋中却可随时翻阅,温悉基本剧情、主要场景、曲词,很是方便。郑蹇《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序》提到元刊杂剧属于“小唱本”之说,何谓小唱本,郑蹇没有解释,不过从“唱本”含义看,所指也当与剧团演出或传授有关。

第三,《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由多种刊刻风格不同的剧本组成,也具备剧团刻书的可能性,其中标明的大都刻本、古杭刻本等,可能就是来自于古杭、大都等不同地方的剧团。这些剧本原有的编排形式有可能反映出这些内容,可惜者已被自作聪明的后人破坏,遂失原貌,黄丕烈得到时原装本四册被他改编为八册,只是黄丕烈时不知已是第几次改装。原装形式该是如何,需要我们重新探索。

《元刊杂剧三十种》诸本刻工潦草,多用俗字错别字,是一品相不佳的本子,但恰恰是这种特点,为我们研究选本最初的形态提供了可能,我从刻本的字体大小、运笔习惯、用字习惯等方面对《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了归类分析,发现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可以作为指标性的论据的,在字的使用方面特别突出,如“龙”字不同剧本有三种写法,包括“”、“”、“”。“花”有两种写法:“”和“花”。〔滚绣球〕写作“衮秀求”或写作“滚绣”等。在笔画的使用方面,如字有下部四点者分为两类,或用标准的四点,或用一横笔代替。每一种剧有其一,几乎他者皆具。据此,三十种剧可分为九类:

一、关汉卿的《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天挺的《新刊死生交范张鸡黍》,凡字下有四点者以一横代,如点绛唇、×煞、煞尾,“龙”字作繁体“”,无题目正名。

二、高文秀的《新刊关目好酒赵元遇上皇》,尚仲的《新刊关目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名氏的《新刊关目诸葛亮博望烧屯》。凡字下有四点者作四点,如点绛唇、×煞、煞尾、然、热,“龙”字作繁体“”。“滚绣球”作“衮秀求”此三种题目、正名皆刻作阳文,无他饰。

三、关汉卿的《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郑挺玉的《新刊关目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尚仲贤的《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孟汉卿的《新刊关目张鼎智勘魔合罗》,狄君厚的《新编关目晋文公火烧介子推》,范康的《新刊关目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郑光祖的《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此七种曲牌点绛唇、×煞、煞尾等作四点写,“龙”字作“”写,“鹌鹑”的“鹌”写作“奄”,“滚绣球”作“衮绣求”或“衮秀求”等。

四、关汉卿的《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马致远的《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抟高卧》、《新刊目丹三度任子》,郑挺玉的《大都新编楚昭王疏者下船》,王伯成的《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天挺的《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张国宝的《大都新编关目公孙汗衫记》、《新刊的本薛仁贵衣锦还乡》,金仁的《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新刊关目全萧何月夜追韩信》。此十一种凡曲牌点绛唇、×煞、煞尾等字下四点作四点写,龙字作异体“”、“滚绣球”作“衮秀求”。

五、岳伯川的《新编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名氏的《新编足本关目张千替杀妻》、《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此三种的共同点,从字的写法看:1、所用俗字,〔混江龙〕的“龙”字用“”,“花”如〔赏花时〕、〔花〕、〔石榴花〕、〔一枝花〕、〔墙头花〕、〔紫花儿序〕、〔梅花酒〕等,用“花”字;〔滚绣球〕的“球”字,用“”字。2、是写行笔习惯相同,笔画相同,有〔点绛唇〕的繁体字“点”字,煞(鸳鸯煞、一煞、二煞等)字等下面四点皆用“一”横代替,取向上势。3、此四剧每页皆双边,粗框,外粗内细。皆为大字刻就,风格爽朗。

六、石君宝的《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龙”字作“”写,有〔点绛唇〕的繁体字“点”字,煞(鸳鸯煞、一煞、二煞等)字等下面四点皆用“一”带勾横代替。“风”作“”。

七、《天赐老生儿》书写风格与他种皆不同,多用草书:如“买”、“卖”、“事”、“得”、“书”。字下凡作四点者用横代替,如“点”、“然”、“蕉”、“热”等,“龙”作“”,“混江龙”“混”作“昆”,“花”作“”。滚绣球作“衮秀求”、“鹌鹑”作“奄亨”。“能”作“”,相关字如“罢”、“态”皆从。字下有“口”字皆以折笔处理,如“言”、“如”、“这”、“信”、“苦”等。凡了字,拖长笔。

八、杨梓的《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曲牌点绛唇、×煞、煞尾等作四点写,“龙”字作“”写,“鹌鹑”写作“奄享”,其他有“花”作“”、“滚绣球”作“衮绣”。

九、纪君祥《赵氏孤儿》为独出一家,与所有元杂剧刊本形式皆不同,既无新刊新编字样,也无地名为衔,仅“赵氏孤儿”题目四字。从版刻风格看,字体均匀,笔画轻重允当,字距标准,俗字较少。这些都是他本难比的,颇如平阳本风格。

以上是就剧本的大致风格,如字的运笔,俗字的选用而言,若字的写法,或有特例也不免。我以为,这些剧本字体风格相同或相近的,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演出团体,是这些团体自己使用的保留剧目的演出本,也可称作选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有多少类风格相同的剧本,也就有可能是来自多少个剧团的选本。我们将三十种分为九类,有可能就来自九个剧团。

剧团刻书的出现,它首先反映了演出事业的兴盛,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何宋元戏曲中会有多种剧本以演员生活为体裁。这些剧团各自根据自己演出、传承的需要刊刻剧本。剧团刻书也反映了戏曲发展至一段时间时剧本创作的过程和方式,如臧懋循、王骥德等人所说元杂剧宾白属于演员创作。若曲由专业作家完成,宾白由演员完成,这样戏曲史发展中作家与艺人合作关系明白,演剧艺人在戏曲文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便非常明显了,也揭示了为何明刻元杂剧与元刻元杂剧会有巨大区别的原因。剧团刻书还反映了元杂剧剧团的生存状态,需要刻自己剧本的剧团一定是较大规模、且生存时间长的剧团,如据《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看,他们一个家班剧团演员演到九十岁,可见剧团的维持时间之长,否则也难以形成自己的保留剧目,便没有时间和必要自己刻书。

从《元刊杂剧三十种》原本构成面目研究元杂剧史的一些现象本来是有可能的,可惜其原来组织形式已遭破坏,最迟到了黄丕烈已将原本编辑顺序破坏,如今再要见其真面目还需重新研究。以上当否便请方家指正。

①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242页。

② 汪诗佩《从元刊本重探元杂剧――以版本、体制、剧场三个方面为范畴》,台北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6-25页。

③ “全相平话五种”此处使用为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1月影印本,包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全相平话乐毅图文化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春秋》、《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

④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6页。

⑤ 三种见中华再造善本。

⑥ 臧懋循《元曲选•元曲选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⑦ 王骥德《曲律•插科第三十五》,《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页。

⑧ 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48页。

⑨ 杜海军《赵琦美校勘杂剧之功及对戏曲文学发展的贡献――兼论孙楷第说赵琦美与脉王馆杂剧校勘无功说》,《戏曲艺术》,2007年第4期。

Script Natur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ollection of

30 Yuan-dynasty Zaju Opera Plays

DU Hai-j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第7篇：五方杂处范文

内容简介：0XX年7月7日至8月7日，我在北京《家庭育儿》杂志情感版编辑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相对来说，这是一次专业不对口的社会实践，因为就编辑部的工作性质来说更适合中文专业的同学。而且当初我也正是因为怀着对中文的强烈兴趣，自己找到杂志社的主编谷禾先生，以求锻炼自己的交往能力和文字能力。我在编辑部的这一个月时间里，我跟随身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谷禾、艾龙、王淑红三位老师看到、学到、体会到许多东西。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文字功底、写作水平以及人际交往能力，也从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实践岗位上学到不少我们公共管理专业内的经验与知识，对我来说真可谓受益匪浅。而这些是在书本上很难学到的。 本文来葱人创意网

《家庭育儿》杂志情感版与《健康必读》、《科教文汇》、《畜禽养殖》、《幸福宠物》、《健康导报》同属一家公司，各份杂志（报纸）都有自己独立的编辑部与发行部，但是有统一的办公室、广告与外联部门，受公司的统一领导。五报一刊虽然分属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医药促进会、中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三个实体，但是交由一家公司来办可以大大地减少办报成本，一定程度上共享客户、、广告等资源，提高运行效率，增加效益。简单图示如下： 公司 办公室 健康导报 健康必读 科教文汇 畜禽养殖 家庭育儿 幸福宠物 广告部 外联部 编辑部 发行部 编辑部 发行部 编辑部 编辑部 发行部 编辑部 发行部 编辑部 发行部 发行部 从上图可以看到，由若干份报刊杂志子统统构成的公司是一个完整的、层次分明的系统。其中，各报刊杂志相对独立，而与广告、外联等部门又存在很强的联系性，相关性。各个部门都有自己明确的权限，同时各份杂志报刊都有独立的利益。这样一来，在公司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各份报刊杂志在职人员的经济利益便于报刊的经营业绩挂钩，广告、外联也与其本身的广告赞助分额挂钩，这样便可很大限度的调动公司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公司的办公室综合调度、处理各单位的经营，这就大大减少了公司经营的成本，而对广告、外联的共享更可以增加公司的收入。当然，在管理的各种目的中，效益是最根本的目的，对于杂志社这个经济实体来说亦是如此。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是杂志社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我实习所在的《家庭育儿》情感版杂志来说，国内还有好几份类似的杂志，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爱人》等等。因此在这块蛋糕上也存在着很激烈的竞争。众所周知，《知音》、《婚姻与家庭》等杂志都是创办了几十年的老杂志，常年的经营已经使这些杂志有了很好的名声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家庭育儿》情感版还处于上升期。本杂志的做法是，一方面提高杂志稿件的总体质量，我所在的编辑部不但从众多的来稿中精挑细选真情、感人、文笔优美的稿件，还要经过各位编辑认真反复地编辑和校对。

而美编也一直努力地改进杂志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依托公司的客户资源搞好发行工作。这也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益。 杂志社的管理工作对我影响颇深，而自我管理方面的实践体会也让我深有感触。上班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杂志社的地址在朝阳区的安贞桥附近，我必须挤以拥挤闻名中青院的300路车上下班。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平时在学校，如果早上没课总要睡个懒觉，很晚才起床。现在却必须每天都要早早起床，早早去挤公交车。虽然九点钟上班，时间看似来得及。但这必须忽略堵车的因素，我应该有更加充分的时间，以免吃到把自己搞得很狼狈。这对我的时间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仅是早上的起床时间。比如何时吃饭，何时睡觉都要有新的安排。周一到周五的上班，对自己洗衣服、运动等事项的时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平时的课表随着学期的结束作废，考试表也跟着作废，我重新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时间表。早上六点钟起床，半小时洗漱、放松、整理，六点半吃早饭，七点钟等公交车（等车大约十五分钟，坐车一个小时），八点半左右到单位，十五分钟清理办公室卫生然后开始工作，十二点钟吃午饭，午休半小时，一点半上班，五点下班，六点半吃晚饭，七点半跑步半小时，九点钟上网两小时，十一点睡觉。开始时虽然实习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兴奋感，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突然改变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另外，周六周日的安排也有了新的改变。总体说来，由于上班的时间比较固定，所以时间的安排也比较固定；自己专心致志的进行自己的时间活动，没有了那么多的社会、社团活动打乱自己的时间安排。 时间管理只是自我管理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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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五方杂处范文

关键词：除草剂;使用方法;药害;补救措施

1坚持先试验后推广应用的原则

新的除草剂必须进行生物测定,以便明确该除草剂的适用范围、除草对象、防除适期、用药剂量或浓度、施药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应用技术。在推广应用这些技术时,仍然要先进行试验,然后由点到面,逐渐推广使用。除草剂的使用剂量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土壤质地、耕作状况等有直接关系,如40%莠去津,在东北地区的用量为3.00～3.75kg/hm2,而华中地区用量超过2.25kg/hm2时,对后茬小麦就有影响。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对除草剂敏感性也不同。为了扩大除草剂使用范围,应扩大试验作物,同时要特别注意试验作物及该作物不同生育期对除草剂的敏感反应,以便制定避免药害产生的安全措施。

2严格掌握除草剂使用方法

2.1合理选用除草剂

选用除草剂既要对防除对象有较高的防治效果,又要对应用的作物安全无害,还要考虑对邻近作物是否安全。例如:拉索、稳杀得、盖草能、拿扑净、草甘磷等除草剂,对禾本科作物较敏感。因此,在选用除草剂品种时,要考虑作物的敏感性,切不可使用对作物敏感的除草剂[1]。

除草剂种类很多,每一种除草剂对不同杂草都有很强的选择性。因此,只有针对主要杂草选择适宜的除草剂,才能起到除草增产的目的。如:野燕麦、长芒棒等禾本科杂草为主的麦田宜选用骠马、绿麦隆等茎叶处理剂,针对野燕麦还可选用野麦畏土壤处理;以荠菜、播娘蒿为主的麦田要选用二甲四氯、2,4-D丁酯等;以麦家翁、猪秧秧、荠菜、播娘蒿为主的麦田要选用巨星、拌地农等;以毛儿眼为主的要选用使它隆。切忌盲目使用秋作物(大豆、棉花等)除草剂。

2.2要称准剂量,配准浓度

一般除草剂活性较高,如巨星只用15g/hm2,稍增大剂量就会造成药害。因此,除草剂要求用药量准确,不管采用哪种施药方法,都应均匀喷洒,做到不重不漏,才能安全有效。

除草剂与杀虫剂、杀菌剂不同,很多品种超过推荐使用剂量,不仅成本增加,还会对作物正常生长产生严重影响。如:56%二甲四氯钠盐超过1.5kg/hm2,72%的2,4-D丁酯乳油超过1050mL/hm2都会造成小麦旗叶畸形、抽穗困难;25%甲黄隆可湿粉性剂超过30g/hm2,就会抑制下茬玉米、棉花等作物的出苗。若使用量低于推荐用量,又起不到应有的除草效果。随着杂草叶龄的增加,要适当增加除草剂的用量,以提高除草效果。如:6.9%骠马乳剂除禾本科杂草,在杂草二至五叶期用750mL/hm2,而在杂草五叶期后要增加到900mL/hm2;用75%巨星干悬浮剂除阔叶杂草,在杂草二至五叶期用15g/hm2,而五叶期后要增加到18.75g/hm2。

2.3掌握好施药时期

在作物具有抗性时期内,选择对防除对象较适宜的阶段用药,也是避免产生药害的有效途径。如用二甲四氯防除麦田杂草时,宜选在分蘖后到拔节前进行,过早或过晚都易产生药害,温度过低也会影响二甲四氯药效的发挥。因此,越冬期不能施药[2]。

杂草在不同生长时期对除草剂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正确选择除草剂使用时期是保证除草效果和避免小麦产生药害的关键。苗前除草剂主要是在杂草出土前施药,在土表形成药膜或药土层,使杂草不能出土。如用来防除野燕麦的野麦畏,在播种前均匀喷施土表,后浅混土,使土表形成药土层,抑制野燕麦出土。若在野燕麦出土后施药,将没有防效。

茎叶处理剂主要是通过杂草叶片吸收后,破坏其生理、生化系统导致其死亡。杂草对这类除草剂的敏感叶龄为二至五叶期。因此,使用这类除草剂要在杂草二至五叶期施用除草效果最好。

某些除草剂在土壤内残留期较长,在使用时要考虑其对套作作物或后茬作物的安全性。如巨星在土壤内残效期有60d左右,所以计划套种西瓜、花生等作物的,就先要考虑巨星的有效期,再作安排,否则将会影响作物出苗及生长。

2.4采用恰当的施药方法

第一,根据农药性能及对作物的敏感性来研究施药的方法;第二,根据农药剂型确定相应的施药方法,如在大风天,不宜用喷雾方法施用广谱性除草剂,可用涂抹的方法,以防雾滴漂移引起药害。

2.5注意施药质量

药害的产生与施药质量密切相关,为了提高施药质量,首先要平整土地,这对芽前除草很重要,避免沟沟洼洼影响药物均匀分布而产生药害。配制农药时要搅拌均匀,对已产生分层或沉淀的农药不要使用,喷施时要恰当的选用喷幅,采用直走式平衡推进法,行走的速度要一致均匀,停止行走要关掉喷头,防止重喷或漏喷,避免药害产生。同时,气象条件对除草剂效果也能产生影响。杂草叶片对茎叶类除草剂的吸收速度与温度成正相关,使用这类除草剂时若温度高,则杂草死亡速度快且死亡率高。使用除草剂时要注意风力和风向。风速8～10m/s时喷除草剂,防除杂草效果降低1/2左右,而且雾滴有可能飘移到邻近的敏感作物或林木上,造成药害。

此外,土壤的墒情好坏,也将直接影响土壤处理类除草剂的效果,墒情差效果就差。

3抓好施药后避害措施的落实

(1)彻底清洗喷雾器。如施用某除草剂之后不清洗喷雾器,又接着用来喷雾防治病虫害,如果巧遇对该除草剂敏感的作物,就会产生药害。因此,应彻底清洗喷雾器。清洗方法:塑料桶喷雾器可用5%碱液浸泡半天,再用清水冲洗2～3次[3]。

(2)妥善处理喷雾余液。施药完毕,余下的药液不可乱倒,以防产生药害。

(3)施药后降雨。应及时排水,切不可出现雨后积水现象,以免发生药害。

(4)严格保管未用完的除草剂。一般要求用多少购多少,如一次使用不完则应妥善保存并保证标签完好,且与其他农药分别放置,以防错用。使用时注意有效期。

4发生药害的补救措施

(1)施肥补救。对产生叶面药斑、叶缘枯焦和植株黄化等症状的药害时,增施肥料可减轻药害程度。如小麦出现绿麦隆药害后,可追施人粪尿,根外施尿素+磷酸二氢钾,促使植株恢复生长[4]。

(2)灌排补救。对于一些除草剂引起的药害,适当灌排可减轻药害程度。

(3)激素补救。对于抑制或干扰植物生长的除草剂,如2,4-D、二甲四氯、甲草胺、禾大状等发生药害后,喷洒赤霉素可缓解药害程度。

5参考文献

[1]武中庆.化学除草剂药害发生原因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09(21):153,157.

[2]金环宇,田平,张湘.除草剂药害产生的主要原因及科学使用方法[J].种业导刊,2008(7):26-27.

第9篇：五方杂处范文

【关键词】刺五加；紫丁香苷；HPLC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1]，刺五加具有抗疲劳的作用，其主要化学成分为苷类，而主要的具有生理活性的有效成分为紫丁香苷，因此选择紫丁香苷作为控制刺五加类药品的指标成分，参照有关文献[2-3]，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刺五加注射液的含量，经方法学考察，此方法分离效果好，具有良好的准确性、重现性。

1 仪器与试药

仪器：岛津LC-2010A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岛津UV-2501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色谱柱：Agilent C18（5 μm，150 mm×4．6 mm）。

试剂：甲醇为色谱纯，水为蒸馏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对照品：紫丁香苷对照品（11574-200201）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刺五加注射液：黑龙江完达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的选择

2．1．1 色谱柱 前后试用了三根柱子：Agilent C18（5 μm，150 mm×4．6 mm）色谱柱、Kromasil C18（5 μm，250 mm×4．6 mm）色谱柱。结果，均可达到较好的分离效果。

2．1．2 流动相的选择 根据文献报道[4-7]，先后试用了两种流动相系统：甲醇-水系列和甲醇-水-冰醋酸系列。结果，甲醇-水-冰醋酸系列在应用了不同的比例后，发现杂质峰多；而甲醇-水系列的杂质峰相对较少，通过不同比例的选择，确定1∶4的比例分离效果最好，保留时间适中。

2．1．3 检测波长的选择 通过紫外扫描及DAD检测，紫丁香苷在220 nm、265 nm处有最大吸收，由于220 nm处测定有干扰，故选择265 nm为检测波长。

2．1．4 流速的选择 试用了3个流速：0．8、1．0、1．2 ml/min，均可获得满意的分离效果。

综上所述，在甲醇-水（1∶4）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265 nm，流速0．8 ml/min，紫丁香苷与样品中其他组分色谱峰可基线分离。

2．2 方法学验证

2．2．1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10 μl，重复进样6次，紫丁香苷峰面积值的RSD为0．08%，实验证明，精密度良好。

2．2．2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0．5、1．0、2．0、3．0、4．0、5．0 ml，分别置25 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配制成浓度分别为0．019 98、0．039 96、0．079 92、0．119 88、0．159 84、0．199 80 mg/ml的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上述6种溶液各10 μl进样，记录色谱图，测定其峰面积。以峰面积值（A）对进样量（C）进行回归得标准曲线方程。

A=2 548 545．093C+48 549．6，r=0．999 8。

并以峰面积值（A）对进样量（C）作图，得一直线

以上结果表明，在0．199 8~1．998 0 μg范围内，紫丁香苷峰面积值与进样量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2．2．3 重复性实验 按含量测定方法，取同一批号样品，分别制备6份样品供试液，测得峰面积值并计算含量，RSD为2．9%，实验证明，重复性良好。

2．2．4 准确度实验 取9份已知含量的样品，按本研究中样品制备方法和色谱条件，制备加样回收供试品溶液并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以下列公式计算回收率，实验结果表明：回收率在95%~105%之间，加样回收良好。

2．2．5 专属性实验 阴性实验 取阴性供试品溶液（溶剂）进样，结果表明，阴性供试品在紫丁香苷色谱峰位置处无相应峰出现。

2．2．6 耐用性实验

稳定性实验：取样品供试液，分别于0、2、4、8、16、24 h进样10 μl，测得样品中紫丁香苷峰面积值的RSD为0．70%，实验结果表明，样品供试液在24 h内稳定性良好。

3 实验结论

本实验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法对刺五加注射液中紫丁香苷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采用Agilent C18（5 μm，150 mm×4．6 mm）色谱柱，甲醇-水（1∶4）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265 nm，流速0．8 ml/min的色谱条件可以有效的测定紫丁香苷含量，该方法简便，药液可以直接注入，无须任何处理，分离效果好，阴性对照无任何干扰，方法学验证表明该方法重现性好，线性好，精密性好。因此本实验建立的方法可以准确，快速的对紫丁香苷进行定量分析。

参 考 文 献

［1］ 曹克兰．刺五加国外实验研究．中草药，1980，11(6)：277.

［2］ 许正斌．刺五加各部位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中草药，1984，15(5)：32.

［3］ 杨水新．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刺五加注射液中紫丁香苷的含量．药物分析杂志，2001，21(1)：16.

［4］ 陈光耀．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刺五加片中紫丁香苷的含量．中国中药杂志，1999，24(8)：472.

［5］ 刘莹．刺五加提取物中紫丁香苷、紫丁香树脂苷的HPLC测定法．中草药，2000，31(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