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历史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中华民族会伟大复兴，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纪念九一八演讲稿2021最新5篇，欢迎大家来阅读。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1同学们、老师们：

早上好!

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__那个特殊的日子吧!9月18日!今年是九一八事变__周年的纪念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重要步骤，是日本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称雄亚洲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行动。

自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短短数月之内，国民党因为梦想着国联的力量，遵守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执行着“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而最终将数千里大好江山拱手与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然而，在这些败退溃逃的阴影下，我们仍看到了希望，东北数千同胞仍不屈不挠，东北的众多热血男儿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泪，谱写了一曲能促使国人惊醒的慷慨雄浑的悲歌!

网上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记载了耻辱和令人痛心的过去，但也警示着我们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多年，但侵华日军的罪恶却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抹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做过一项社会调查，调查显示有大约80%的中小学生不知道“九一八”是怎么回事儿，一小部分知道《松花江上》这首歌，但对“九一八”事变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吧!

“九一八”是国耻日，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铭记的。作为中国人，应该知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记住历史大家才会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国与国之间不变的真理，记住段历史，大家就不会用青春赌明天，挥霍美好的青春年华了!今年纪念9·18的口号是“缅怀先辈，勿忘国耻，强我中华”让我们铭记这12个字，以史为鉴，培养艰苦朴素，顽强拼搏的精神、永不言弃意志!当我们在庄严的国旗下宣誓的时候，当我们冒着严寒跑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校训的时候，请告诉自己，争做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栋梁!用我们的行动让中国这头已经苏醒的雄狮再创辉煌!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2亲爱的同学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他猖狂的梦想，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出兵攻占我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致使东三省这个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物产资源，面积有日本三个那么大的美丽而富饶地方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沦为了亡国奴。

翻开历史的这一页，当年蒋介石的那句“绝对不许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的话重重的击打着我们中华儿女的心，这是怎样的民族耻辱啊!29万中国军队，1万日本军队，本应该是取得绝对的胜利，可是只有三天，三天哪，日军竟不费一枪一弹便一举占领了东三省，3000万同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成为了亡国奴。这是怎样的悲哀、怎样的耻辱啊!

__年后的今天，阳光依然灿烂，微风依旧轻拂着我们的脸庞，可是这莫大的民族耻辱，莫大的冤屈如何去平复，这血海深仇如何去偿还?古人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新的灾难，作为一名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就在我们第二节课开始，也就是10点整，我们全市将再次拉响当年的警笛，这警笛声将长达15分钟，它不仅是让我们对在90年前遭受蹂躏的中国同胞进行哀悼，也是警示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它同时还是告戒我们有空中袭击，请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虽然在今天的和平年代我们已经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这种防空警笛，但做为龙的传人，我们要记住这警笛，要知道它的深刻含义和生活意义。

同学们，历史老人孤零零地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将化作为今天的静默无言，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飞驶的火车，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

又到“九一八”，再谈血泪史。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不仅仅是为了让每个龙的传人不忘国耻，也不仅仅是为了每个龙的传人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我们纪念918事件更是为了坚定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同学们，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精神催我们奋进。历史老人依旧在前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我们将牢记这一天，让我们在警笛拉响前再次振臂高呼：牢记历史，不忘国耻，振我中华!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3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沉重的日子。在90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自导自演了柳条湖事件，集中重兵进攻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用铁蹄踏破了中国东北的大门，东三省就此沦陷。从此，每年的九一八的上午9时18分，沈阳都会响起长达3分钟的凄历的防空警报声;沈阳广播电台、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插播"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画面和警报声音;在沈阳市区规定区域的9条路、18条街上，行驶的机动车辆一律停驶鸣笛。与此同时，在"九一八"纪念馆前残历碑广场的警世钟也会被撞响，把我们再一次带回那段痛苦的岁月，也再一次翻动中华民族历史上那段沉重的记忆。

我们纪念九一八，绝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当年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法西斯相区隔，慷慨地免去了日本的战争赔偿，中国人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大度，化解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因为战争产生的仇恨，让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是，由于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利，千方百计阻挠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祸根。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行为，否认军国主义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的滔天重罪。日本部分政府高官和议员把当年的侵略元凶、甲级战犯当年神灵参拜供奉。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让日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也引起了当年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警惕。前不久，日本政府公然宣布把中国的钓鱼岛国有化，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明显的信号，也是对中国人民赤裸裸的战争挑衅。

九一八的历史再一次昭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善良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欺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落后。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走向复活并公然向我们发出战争挑衅，说明我们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我们肩上仍然承担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责任。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只停留在游行示威上，不能只停留在喊几句抗日口号，抵制日货上，我们还要学好本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崛起则昭示出各族人民在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捐弃前嫌、坚定团结的重要性。前进的道路上，有中华儿女的坚定团结，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弘扬，必定形成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说过：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作为青少年，只要我们牢记九一八的历史教训，肩负起时代的重托，学好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团结奋斗、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谢谢大家!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4大家好!

每年的九月十八日的晚上，城市的上空都会响起警笛声，目的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九月十八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深刻铭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我们永远忘不了：1931年9月18日，正当中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之时，日本关东军按预谋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路炸毁，并诬陷是中_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当天夜里，日军占据北大营中_队驻地，进而占领沈阳。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大肆侵略中国，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科技落后、人民愚昧、国力不强，使日本侵略者有了可乘之机。如果我们国家科技发达、实力强大，日本就不敢贸然侵犯中国。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不断的发展壮大、繁荣富强，正向世界强国迈进。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它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建设和保卫，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让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提高起来。到那时，我们中间会出现众多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建筑师、工程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在拉响九一八警笛的时候，我们会自豪地说：我们不再落后，中国正屹立于世界的强国之林。

纪念九一八演讲稿5大家好!

历史老人孤零零地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化作了今天的静默无言，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飞驶的火车，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

9月18日，这是一个令中华儿女痛彻心扉的日子。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大好河山风云失色，沦于敌手。从此，3000万东北同胞在此后的14年中过着饱受_的亡国奴生活。然而，对一个民族最严重的摧残不是摧残他的_，而是摧残他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惟一的根与魂。

今天，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能否清醒地坚守自己的文化家园?

三尺讲台是我们平凡而狭小的岗位，三尺讲台却是我们文化战场最广阔最坚定的阵地。我，就是这个阵地上又一位新的战士!毕业典礼上的那一幕，至今还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举起握紧的左拳庄严宣誓：“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言到此时，泪水夺眶而出。是对母校的眷恋，是对恩师的感激，是对同窗的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奋斗终身”就意味着一辈子吗?是的，就是一辈子!我很幸运，这一辈子的起点是在这里，在育才这片热土上!这里有我钦佩的前辈、师长，这里有优良的光荣传统，这里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精神，叫做奉献!这一个月的工作让初为人师的我尝到了苦头。身边的同事都把疲倦藏在微笑的背后，我还有什么理由说累呢?这一个月的工作让初上讲台的我尝到的甜头。夜深人静，一盏台灯，一个闹钟，一支钢笔……可是，孩子的一次漂亮作业，家长的一个感激电话就会让我精神百倍，困意全无。这就是一个新教师最真实，最朴素，最舒心的快乐!

耐得住寂寞的人生才是充实的人生!没有哪一个岗位能像教育这样聚集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期待;没有哪一个工作能像教育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哪一项事业能像教育事业这样清醒地坚守着文化家园。

第2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但是有人对这段已经有了定论的历史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有其他想法,仅仅根据转引八一起义当事人李立三同志多年后的回忆提出另一种说法:八一起义之前,众多重要的起义领导人曾经在庐山的仙岩旅馆里召开过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最早提出八一起义的会议,因此,庐山便成了八一起义的“策源地”。笔者在2003年见到某报纸上刊载这种说法时曾撰文否定。近日又在《党史文苑》2010年第1期看到贺伟撰写的《李立三庐山忆旧》(以下简称《忆旧》)宣传类似说法。为此,笔者再次撰文,试图讲清这个问题,同时希望引起争鸣。

三次九江会议的召开和李立三邓中夏庐山会见瞿秋白

八一起义从提出、酝酿到最终决定,期间有一个过程。根据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向中央写《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及参考其他文献和有关人员回忆录,可以确定八一起义前,曾经先后在九江召开过三次重要的会议。

1927年7月15日,集团撕下“革命左派”的伪装,公开提出“分共”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迅速做出了用武装斗争来反抗反动派镇压的决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根据前一阶段的形势和众多重要人物的政治表现,一度有过争取在北伐战争中表现较“左”的将领张发奎的设想。当时张发奎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因执行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命令,正好部署在南浔铁路沿线。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争取同张发奎合作,把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带回广东,在广州起义。为此,中共领导机关一方面派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马回岭一带的第二十五师中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于7月19日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实地考察形势,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尽管就当时形势而言,举行起义已是中国共产党必然要采取的政策,但李、邓动身时,中央并未给他们准备起义的任务。

李立三、邓中夏奉中共中央命令于19日动身离开武汉到了九江,接上关系,找到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后,于20日召开了第一次九江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等。会上大家反映张发奎态度日益犹豫和右倾,认为依靠他为领袖回广东的行动很难成功;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联络张发奎回广东,下一步张发奎与妥协,共产党势必又一次成为牺牲品。所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决定一个独立的军事行动,即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来领导武装起义。会议决定将党所掌握的部队赶快集中到南昌,争取领导的第二十军一起行动,“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便是最早提出在南昌起义的由来。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将大家的意见报告中央。

参加了第一次九江会议的叶挺在一年后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这次会议是谭平山召集的,会议内容和上面一段相同。不过叶挺讲到会上有人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起义,看来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因为叶挺又讲“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也参加了第一次九江会议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直接讲到:“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会议结束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同已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瞿秋白完全同意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意见。李、邓得知瞿秋白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便委托瞿代表九江同志向中央汇报,请中央尽快批准。

李立三、邓中夏在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后,邓中夏立即下山,通知山下的同志,李立三则还滞留山上。山下的同志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工作。23日,到达九江。谭平山立即来到驻地,把共产党计划举行起义一事告诉他,并征询意见。反应热烈,这使在九江的同志放心不少。在九江的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同志便急电李立三赶快下山,进一步讨论。

当晚,在九江的同志立即开会,并急电李立三下山来开会,这便是第二次九江会议。会议讨论第一次九江会议来不及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会议讨论最紧迫的军事部署,提出把军队在28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并急电报告中央,请求批准。24日第二次九江会议继续进行,此时李立三也接到通知从山上返回九江,参加会议。大家对头天晚上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不同意见;在政治上决定以组织中国革命委员会为集中党政军权的最高机关,反对蒋汪的宁汉政府和实行劳动保护法为起义的目的。对于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问题,会上谭平山和邓中夏认为:如果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可能会惹起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其他同志反对他们的意见,结果引起激烈争论,会议暂时对此没有做出结论。

在召开第二次会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武汉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得知了瞿秋白转达的李立三等同志提出在南浔线一带起义的意见后,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都赞成这个意见,开始具体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其任务是“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前委书记由担任,成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会议之后,当晚离开武汉,赶赴九江,担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

7月26日,带着中共中央最新的任命和精神到达九江,马上召集九江的同志开会,这便是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完全同意举行起义的指示;随后转达了中央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的主张,平息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军事准备计划。会后,邓中夏带着拟定的详细计划去武汉向中央报告,其他同志则处理完紧要事情后,于27日齐赴南昌,开始了起义前最后阶段的紧张准备。

《忆旧》中几处阐述不符合历史史实

以上介绍了三次九江会议的基本过程和期间李立三、邓中夏上山会见瞿秋白的情况。可是《忆旧》中提出:“南昌起义就是李立三与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在庐山具体策划部署的”;《忆旧》还以转述李立三告诉家人和陈先喜之口说:“7月中旬,李立三等人陆续秘密来到九江,由林伯渠胞弟、时任九江专员的林祖烈负责护送上山,秘密住进仙岩旅馆。林伯渠的一位堂叔在仙岩旅馆当首厨。7月19日晚上,李立三等人借用这位首厨的厨房,将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窗帘封死,点着蜡烛,具体策划和布置南昌起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张太雷、瞿秋白、邓中夏、聂荣臻、林伯渠、彭湃、郭亮、叶挺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基本确定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起义的时间等,李立三在会上被推举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

读了这段话,笔者和其他一切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都会问:作者转述这段话与李立三回忆时所讲的原话是否一致?李立三在庐山回忆起义经过时,旁边有没有人专门记录他的讲话?如果有,原始记录保存在哪里?如果没有,所谓李立三回忆八一起义的谈话出处又在哪里?可能有人会说,李立三的回忆是后来有关部门采访了接待人员追记的。那么,追记的时间是李立三讲话后不久,还是若干年甚至一二十年之后?总之,作者引用李立三的话作为文章的基本立足点,至少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李立三讲话的来历。退一步来说,即使《忆旧》确实是根据李立三的回忆写成,那么与23年后的回忆相比,李立三本人在起义后两个月写的报告应当有更高的可信度吧。

《忆旧》中言之凿凿地确定“庐山会议”是7月19日晚上召开的。《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清楚地讲到,19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他们到了九江肯定先要接上关系,然后还要找同志们谈话,了解情况,从时间上讲,怎么可能当晚赶到庐山去开会?《忆旧》介绍的“庐山会议”还有众多有名有姓的出席者,似乎增加了“庐山会议”的权威性。其实,列出的一些人物恰恰反证了“庐山会议”的不存在。叶挺在起义一年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根本没有提及他到庐山开会的事情,仅仅讲了他在“七月二十号左右”参加一次九江会议。鲍罗廷此时即将离开中国,共产国际派了罗米那兹接替鲁易(又称罗易)为国际代表,此时鲍罗廷在中国并没有权力参与重大事情决策,他有什么必要出席讨论、决定南昌起义的会议呢?对此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八一起义前“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廷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廷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可见只有聂荣臻、张太雷、鲍罗廷三人在一起会见过,但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庐山会议”。

《忆旧》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中最缺乏历史知识的一句话是“李立三在会上被推举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是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领导南昌起义的机构,前委成员也都由中央指定。在庐山开会的同志――如果有这样一个庐山会议――有什么权力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与会的同志又有什么权利推举前敌委员会的成员?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可以说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写出的这种话恰恰反证了“庐山会议”不存在。

第3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近年来，关于张学良的非议颇多，但大多站不住脚。对待历史人物，应按照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从评价标准、评价方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等方面给予公正客观的评判。本文认为，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不管他身上带有多少时代、阶级和个人的局限，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申报》；国统区；影响分析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28-03

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它的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结束，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拉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张学良作为事变的主要组织发动者，一直以来受到尊重，被誉为民族英雄。但是，近年来对张学良的非议日渐增多：从民族大义，到才华能力，再到人品人格，被批得无一是处，更被说成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本文将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尝试对张学良的功过是非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看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史学界争论颇多。一则争论是否应有统一的标准，二则争论如果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基本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应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历史人物的言行，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阻碍即否定，促进即肯定。

张学良登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8年6月，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集国仇家恨、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形势十分险恶。南京政府希望他改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而日本人要他实行“自治”，如不听警告，则日本就要自由行动。经过长达半年的和平谈判，张学良于1928年底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五色旗。“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东北易帜其本身求统一、求抗日的历史趋势，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做出的第一件有深刻影响的大事，是他一生中最令人称道的爱国壮举之一。”[1]

然而，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不仅使他自己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使我东北大好河山不战而亡，顷刻沦陷。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下了不抵抗的禁令。7月的“万宝山事件”，反对反日运动，命令“隐忍自重”；8月的“中村事件”，铣电称“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和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求张学良严令东北军，“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对日本寻衅的态度也是不得抵抗。事变后，他判断只是一次和以往一样的寻衅事件，因此“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尽管张学良自始至终强调是自己对局势判断失误，并不是真的不抵抗，只是一种避免战争的策略。但是，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三千万人民处于日本的铁蹄之下，继而日本以东北为基础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这一切张学良无疑负有重大责任。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上升，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而却坚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秋，张学良奉之命，率东北军到西北“剿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歼灭东北军两个完整精锐师，师长均战死。张学良深有感触，尽管刚刚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斗力依然极强。他更加感到，内战就是内耗，应该及早把各方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主导下，以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由此拉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国共对抗还要继续，合作遥遥无期，抗日更无希望。事变无疑对推动时局向着有利于抗日图存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张学良功不可没。

二、从历史人物评价法看

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阶级分析法和历史主义原则的结合。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是指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评价，而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历史人物。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即在分析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基础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是由其所处时代和阶级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当然也包括张学良本人。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原有的集权统治，帝国主义对中国继续采取分裂和侵略的政策，而新的强有力的统治还没能建立。武力成为控制权力的首要法宝，中国进入了“有军队就有权力，战争解决一切”的军阀时期。民国时期的军阀在阶级属性上仍然属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一定时期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一方面利用手里掌握的政权和军权，大肆掠夺土地，并以残酷的方式经营土地，加深了农村的危机；另一方面又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反动统治，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人。张学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正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时期，军阀出身的他自然也不能摆脱他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

皇姑屯事件以后，东北政局陷入日俄夹缝的危困之中，当局又有“以外交制奉张”的意图，张学良完全可以“挟寇自重”。但是他抵住内外压力，以民族大义为重，选择易帜归顺中央，寄希望国家统一，共同抵御外辱。作为一个军阀他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各派军阀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东北易帜”时间多次推迟，半年内悬而未决，固然有日本势力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也有张学良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力”的主观意愿。易帜时间最后在12月中旬，是因为此时才答应了张学良的两条根本要求，即热河划归东三省及各省人事维持现状。张学良决定易帜的关键是的全面让步，从而保证他的军事实力和在东北的权力。有学者甚至提出，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3]这种观点虽然过于绝对，但是也说明张学良作为封建军阀，“易帜”有一重目的是谋求个人利益。

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承认是他下的，与和中央政府无关。但是我们仍然要以历史主义原则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从的角度讲，他才是不抵抗的始作俑者，一是因为他才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总代言人，二是由于时局对他的影响。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身是软弱的，强敌当前自然就产生民族失败论，同时又有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心理。因此他想要依赖外部力量，假和谈之名，行妥协退让之实，以保存实力，对内消除异己，巩固强权。事变发生时，正在由南京到九江的军舰上，准备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19日，蒋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23日，又命万福麟、鲍文樾带口信：“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4]以蒋在中央以及对张学良的影响力，尽管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他也只能负第二位的责任。

从张学良的角度讲，他一方面迷信和中央，另一方面也有个人的地方主义思想。张学良一直以来对都是大力支持的。但是据《日记》披露，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曾记，“此亦为外交之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转机”。张学良口述实录认为，前一句话是希望列强干预，归还东北；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日本归还东北，也不必再交给张学良了。[5]在蒋张关系最好的时候，蒋依然在防范张。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对张学良势力的最大一次削弱：东北军损失数万兵力，空军、兵工厂、大量武器都被日本虏获；张家银行损失达千万元以上，损失黄金四万多两和大量古董，大帅府的六个金库全被打开；政治上损失更为惨重，张学良本人被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虽然“息内争，御外辱”和“全国抗战”是张学良主要的政治主张，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当然也是自保。从环境和阶级的视角出发，无论谁处在张学良的境地，都会选择下令不抵抗。

三、从评价历史人物要处理好的两个关系看

唯物史观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和历史活动的客观结果之间的关系。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活动时，既要考虑到人物的主观动机，又要考虑到客观结果，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辩证地分析。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的主观原因在于他对局势的错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方针。张学良主观上对日本借事变完全侵占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缺乏认识，一味希望事态不要扩大。张学良曾说：“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人拼命的！”[6]他认为，日本人吞并东北并不是明智之举，日本并不能获利。日本公然入侵中国，对国际社会无法交代，在国际上无法立足。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张学良的认识并没有错。日本打了八年都没能，正是侵华战争拖垮了日本。因此他采取了处理日本挑衅的一贯做法：离开他，躲开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才让张学良看清了日本人的野心和真实意图。因此才有他后来在西北劝说阎锡山抗日，那时候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和日本的事已经化不了了，只能团结一致抵抗，而别无他法。

此外，张学良还有一重顾虑，即东北军没有以一己之力担起捍卫整个民族国家安全的能力，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东北军只有在全国抗战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抗战，因为两军力量相差实在悬殊，而且关东军背后是整个日本的力量。他认为，“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提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7]但是并没有抗日决心。1931年9月22日，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8]乞怜国联，坚持不抵抗，这就是的态度。在全国抗战的前提不具备的情况下，张学良只能“期望这次事件，不致于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9]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无论张学良抵不抵抗，都不会改变事变的结局。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侵华野心，更认识到坚持不抵抗主义的固执态度。因此“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对张学良才能“高唱入云，实攻我心”。

二是要处理好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关系。应当以政治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性格、生活作风等不应该是肯定或者否定历史人物的尺度。同时，还要注意辨别历史人物个人私生活坊间传闻的真伪。很多人诟病张学良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他流连妓院，染有毒瘾。但是，这不能影响我们对他政治活动是非功过的判断。九一八事变后他痛下决心，忍常人不能忍，戒除毒瘾。他虽然风流韵事多，但九一八事变当晚并不像传闻所说沉溺酒色，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事实上，张学良当晚正出席辽西水灾筹款义演，英国大使夫妇等要人在。接到沈阳电话张学良即离席处理，一刻未耽搁。谣言之所以广为传播，是日本和南京方面蓄意为之，目的就是坐实张学良的“风流将军不抵抗”。张学良后来在软禁中和原配夫人于凤至离婚，也并不是世人传闻的和赵四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于凤至在美为张学良被软禁申辩，引起不满。迫于政治压力，二人不得不离婚。可见，评价历史人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数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为民族复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管他身上带有多少时代、阶级和个人的局限，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参考文献

[1]陆军等.张学良――东北军[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527.

[2]张德良.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J].社会科学辑刊，1991（5）.

[3]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J].历史研究，2003（2）.

[4][5][6][7][9]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430.438.425.428.428.

第4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关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内容，课程标准的要求是：简述九一八事变的史实，认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的重要步骤，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明确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结合《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说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了解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过程，简要评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笔者多渠道收集有关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通过声、像等材料直观、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原貌。通过大量教学情境创设、主题探究，以国歌为主线，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

【片段一】创设历史情境，提升教学设计有效性

为了引发师生情感共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我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导入环节，播放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视频资料，要求学生阅读课本第87页，阅读第1、2自然段思考该作品：（1）作者是谁？（2）猜测该作品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从而在聆听与思考中走进历史情境。从教学设计意图看：一是营造课堂教学氛围，二是歌词可以突出课题主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课堂实施来看，大多学生在聆听与阅读的过程中思绪会自觉飞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当中，这说明学生的思维以及情绪在潜移默化中走进历史学习状态。也就是说，通过《义勇军进行曲》视频创设情境导入教学是成功的。

在讲述“西安事变”这一内容时，为了体现课程标准“了解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过程，简要评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的内容要求，教师播放《西安事变》视频资料，让学生在形象真实的影像资料历史情境中感知历史。从教学设计意图看：一是让学生了解中共为什么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是什么？二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从影像资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培养学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从课堂实施来看，学生小组合作，讨论热烈，学生感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强烈、浓厚的爱国情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从而形成民族大义重于一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襟。

【片段二】重视过渡巧妙自然，提升教学设计有效性

过渡在教学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教学设计当然也要重视这一教学细节，这时候就必须发扬教师的主导功能。从教学设计的构思与实践看，引导过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用事例说明，自然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第二，及时总结学生反馈，根据学生理解，表述提出问题，进而自然过渡到下一个环节教学，引导过渡确实能考验教师对教材内容、课堂教学机智的驾驭能力。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课教学中，在课堂小结、拓展延伸时，教师拓展延伸：时光飞逝，这场战争的硝烟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可这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随即出示一些图片，请谈谈你的看法。

课堂上学生小组合作，交流讨论，各小组代表发言。从课堂反映来看，学生表达可以概括为：勿忘国耻，以史为鉴，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增强国力。从教学设计来看，这一环节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师寄语：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升华情感。

【片段三】发挥音乐的历史功能，突出课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5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第6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918事变90周年个人感想感悟1

1931年9月18日，这是一个令中华儿女痛彻心扉的日子。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侵华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华儿女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些历史记忆，我们不能忘记。纪念九一八，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纪念九一八，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更加珍惜当下幸福的每一天。中国人民纪念那段历史，就是要警示和鞭策自己：只有国家强盛，才能彻底避免任人宰割的命运；

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凝聚成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过去88年了。如今的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蒸蒸日上，各项成绩举世瞩目。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应珍惜，居安思危，更加奋发图强，不断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既要努力提升经济、科技等为核心的国家硬实力，也要全力提升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为目标的民族软实力，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九一八”作为民族苦难的印记，牢牢刻在了中国人记忆之中，并且要代代传递下去，保留对历史的一份敬畏，对理性的一份尊重。每年九月十八日的声声警报是一种警示：中国人要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918事变90周年个人感想感悟2

2021年9月18日，距离1931年9月18日已经90周年了，但我们不会忘记1931年的东北，不会忘记被日军欺凌残杀的东北人民。

90年前的今天是难忘的，90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一起缅怀过去，直面历史。今天的党日活动主题是“勿忘国耻，强我中华”。身为八零九零后的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也没有体会过那种精神和肉 体的痛苦达到极限的滋味，但作为一个中华儿女，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牢记历史，发扬党的精神，是我终身的使命。1931年9月18日晚上，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 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20_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军阀的一味妥协和忍让加速和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们以为日本人没有胆量挑起战争，没有胆量用一小股力量去面对奉系20万军队。但敌人就这样做了，在只有600敌人攻击北大营时，本可轻易灭敌，可上级却下达撤退命令，不许开枪，致使有些士兵还在睡梦中就被杀死，一场无情的杀戮就此拉开。北大营的失守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事后采访经历此事的百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供士兵吃穿，士兵却不对日军的侵略进行反抗，让人心痛。

1931年是个动荡的年代，各处称王，社会动荡，不少人为了活命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做了*佞小人。但乱世出英雄，不少正义之士脱颖而出，他们不被利益所驱使，他们用智慧用坚韧演绎着生命的辉煌。相反，当看到那些只知花天酒地，不问百姓疾苦的当官人，心里很是气愤，他们对内不闻不问，对外唯命是从，不敢反抗。导致几千万的东北人民丧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缅怀历史，直面事实，老一辈人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守住了这一片土地，守住了我们的家。历史给了我们沉痛的打击，也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我们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将革命精神世代传承下去，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918事变90周年个人感想感悟3

90年前的今天，发生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它险些将中国沦为殖民地，给十三亿中国人留下了无法消退的伤疤。

促成这场悲剧的因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方面，日本人国土虽小，野心却大，一心想把小日本变成大日本。鸡不吃虫，虫反倒咬起鸡来了。说它是披着人皮野兽，也绝不失当。“九一八事变”是早有预谋的。什么铁路被炸，全是一派胡言。既然他们每年都要抗议当年美国对广岛和长崎仍下的那两颗原子弹，既然他们每年都要为20多万原子弹下的冤魂鸣不平，既然声称“决不能再次走上战争之路。”那么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要知道，小日本至今还未放下沾满鲜血的刺刀，小泉纯一郎蛮不讲理的去参拜靖国神社就是最有利的证据。他们一次次厚着脸皮，一次次破坏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分明就是一种挑衅。

客观方面，中国当时出现内乱，只顾窝里斗。蒋介石的“壤外必先安内”政策大大加快了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当时中国人的麻木与软弱也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领导们总不忘强调要统一，要富强。只有国家统一了，野心家才不会有挑拨离间以获取渔翁之利的机会;只有国家富强了，才不会有人虎视眈眈的看这我们。

我们更不能忘记前人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詹天佑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

祖国有难，汝应作前锋。——陈毅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吴玉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祖国花朵的我们就必须有进取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勇于创新，为祖国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侵略了我们的领土，但永远也侵略不了我们爱国的心。”我们绝不让战争建立在我的快乐之上，更不会让战争去破坏和谐的社会。我们将来必定会让世界充满和平，充满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让橄榄绿洒偏球，让我们携手共在一片蓝天下。

历史老人孤零零地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化作了今天的静默无言，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飞驶的火车，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

第7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九月十八日十时，天空中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足足响了20分钟，这天是我们的国耻日。现在，我们就翻开这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1931年9月18日清晨，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犯沈阳，短短四个月内，长春，锦州，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在蒋介石的一声“不许抵抗”中相继沦陷。美丽的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勤劳的人民就这样轻松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甘愿做日寇的奴隶。东北沦陷后不久，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等无数抗日民族英雄。东北人民在14年的水深火热后，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

但是现在，日本领导竟数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国内少数右翼分子，千方百计美化日本侵华这一铁的历史事实，这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的一道疤痕。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在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最耻辱的一天。当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了重温历史，我们今天观看的“九一八事件事迹”，让我感触很深。

本片介绍了“九一八”纪念馆收集的资料图片。一幅幅图片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有一幅图片展示的是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残害中国人民。还有一幅是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并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看着这些图片，我的心在流血，在颤抖。通过解说，我还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有侵吞中国的野心，他们制造许多伪证，说中国侵犯了日本人的利益，并向中国挑衅，无能的清政府竟签定了丧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帝国主义还不罢休，出兵侵占中国的领土，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攻北大营。共产党军队7000余人听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惨遭失败，只用了20天左右时间，华北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长白山上焚烧的尸骨、713部队遗留下来的实验室，都是不可抹去的历史罪证。他们毁我家园、辱我民族，掠夺去的是大批奇珍异宝留下的却是死尸遍地、血迹斑斑。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不屈的中国人民***联合抗日，虽然共产党的武器没有日本先进，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也被抓住很多，不过共产党员曾说过一句话“竹签是用竹子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杨靖宇、赵一曼等等的抗日英雄，就是凭着这种意志、气魄，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第8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

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 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彭歌先生〉，加以反论。

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000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论”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韧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30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更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争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家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第9篇：九一八历史意义范文

世纪之初，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征程奋勇前进之时，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诞辰。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的历程， 希望能给在座的大家以学习和启示。

八十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的时候，她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八十年后的今天，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她已拥有六千四百多万党员。八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壮大，这片古老的土地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生机勃勃，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正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为了把祖国从危亡中挽救出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鼓舞着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为中国先进的革命者在中国大地上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答案；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了辉煌的一页，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并最终由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复杂局面和种种困难，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中国的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纪元。历史和事实多次雄辨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各族人民幸福的今天。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风雨兼程的八十年。开展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要以“爱党、爱国、爱局”为主题，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阐明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坚定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进一步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大力宣传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厂广大党员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坚定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激发广大党员带领广大职工为加强我局、我厂的建设献计出力的积极性，把爱党、爱国、爱局、爱厂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扎实地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

我们希望将入党的同志，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注意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把入党作为新的起点，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努力作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希望正在积极申请入党的同志，努力学习党的基础知识，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接受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历程，就是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历程。她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位党员都要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目前，我厂的党员总数已达到83名，占全厂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先进分子的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厂各项工作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所以在面临水库严重缺水的困难局面和机构改革即将进行的艰巨任务之时， 我们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必须用理论统一自己的思想，只有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思想统一了，我们各项改革才能得以顺利地进行。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生产工作中所必须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学习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自觉地摒弃一些陈腐的和不切合实际的观念，自觉地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充分发挥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职，勤奋工作，努力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全厂职工一起携手创造水电厂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