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关键词】名田宅 二十等爵 授田
我们目前关于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的认识和构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假设、演绎和推理之上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如此之少，我们甚至难以把握它的核心骨干，更遑论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发展脉络。史学界对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认识的长期分歧正源于此。这种情况下新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的出现，对于此项研究以及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是不言而喻的。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正是具有此种价值的新材料。在2001年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中有大量关于土地制度的法令，据发掘者和释读者推测，此“二年”系吕后二年（前186）。这样大规模的完整的西汉初期土地制度法令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而且也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由此发现由于教条地、生搬硬套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史学界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存在着某些误区，我们需要在充分研究中国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和重构。这些宝贵的资料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借助于它所提供的材料和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更长历史时段的土地制度形态和发展轨迹，而我们对土地制度认识的推进也必将推动我们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认识。
一
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有这样两条律文：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310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311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312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313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314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315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316
这两条律文显系田宅制度的法律规定无疑。下面先对这两条律文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一田宅制度是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石构建起来的，它按照爵位的有无、高低把社会人划分为不同等级，每个等级可名有的田宅数量不等。按照田宅名有数量的级差比可划分为六个档次。无爵的公卒、士伍、庶人属第一个档次，他们可拥有1顷田、1宅。1顷田为100亩。1宅是什么概念呢？简文说“宅之大方卅步”，1步6尺，1汉尺相当于0.23米，1步=1.38米，30步相当于41.4米，方三十步宅的面积约等于1713.96平方米，它相当等于汉代9小亩（相当今2.592市亩）的面积。以现代人的住房标准来看，当时社会普通人的住宅面积都大得有些不可思议，合理的解释是它应该是包括园圃、庭院的。据研究，汉代的普通住宅形式是一堂二内，面积大约在30—40平方米，亦可证明简文中的1宅是包括庭院的。[2]这个群体所能拥有的田宅数和屡履见诸文献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模式——“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相契合，[3]他们是当时社会的基础群体，因此亦构成这套制度的基础。
第2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1996年首届三星杯半决赛3名韩国棋手围攻1名日本棋手。半决赛，依田纪基九段胜梁宰豪九段，刘昌赫九段胜李昌镐九段。依田与刘昌赫决胜，依田2比1胜出。
三年后，三星杯半决赛中难得地出现3名日本棋手围攻1名韩国棋手的一幕。四强战，李昌镐九段胜山田规三生九段，赵善津九段胜彦坂直人九段，之后李昌镐直落三局胜赵善津，连续第三年夺冠。
2000年，日本棋手山田规三生九段只身杀入三星杯四强，遭韩国棋手围攻。半决赛，刘昌赫九段胜梁宰豪九段，山田规三生九段胜徐奉洙九段。决赛中，“最强攻击手”刘昌赫 3比1胜出，首次登顶。
2002年三星杯，中国棋手大爆发，八强中占据六席，战无不胜的李昌镐被胡耀宇七段淘汰。四强中，中国棋手占据三席，另一席为年近半百的曹薰铉九段所获。那两年的曹九段老树新枝，聊发少年狂，先是在三星杯八强战中半目逆转胜罗洗河九段，接着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均直落两局，连胜王煜辉七段和王磊八段，再度夺冠。
2004年三星杯于古力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此前在世界大赛中尝尽“古一轮”之苦的他终于打进半决赛，并与周鹤洋九段、王檄五段对李世石形成合围。半决赛中，李世石2比1胜古力，令古力落泪，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番棋决战。决赛中，李世石2比0胜王檄，首次加冕三星杯。
2006年三星杯，常昊九段独闯四强，对手是53岁“野草”徐奉洙九段，后者挡不住常昊前进的步伐，0比2败阵；另一场半决赛，李昌镐九段2比0胜白洪淅四段，决赛于2007年1月在上海举行，常昊2比0胜李昌镐，首次问鼎三星杯。
接下来两届三星杯，李世石和李昌镐扮演吕布角色，另三名中国棋手则分别是刘关张。李世石连胜黄奕中七段和孔杰九段，二度黄袍加身；李昌镐在半决赛中1比2不敌邱峻九段而出局，最终孔杰夺冠。
第3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田横是战国时期齐王田氏的后裔。秦朝末年，没落为平民。后响应陈胜吴广抗秦，与刘邦、项羽逐鹿中原。开始同盟，逐渐分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田横不愿臣服，被韩信战败后率残部五百人流亡到时为东夷之地的海边荒岛。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刘邦多次派遣使节到荒岛招安，田横若向朝廷称臣，即可晋京封侯加官，否则朝廷便出兵围剿孤岛，斩尽杀绝。田横为保存五百火种，被迫离岛赴京。行至距都城洛阳三十里的一处驿站时，田横凛然自刎，并在死前嘱托两位随从将他的头颅献给刘邦。当刘邦见到田横那形容未改的头颅后，深为其刚烈之气感慨而震惊，遂以王者礼仪予以厚葬，并下令任命田横的两个随从为都尉，发士卒二千。田横的葬礼刚毕，两位随从便在田横坟前各自挖一洞穴同时自杀，随主而去。当田横死不称臣以生命捍卫尊严的消息传到荒岛，五百壮士全部步其主后尘，合众自杀，以身殉节,惊天地，泣鬼神，十分悲壮。从此，这座海岛姓田而不姓汉，田横山成为气节的象征。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史籍的疏漏和笼统，一直考证困难，众说纷纭。唐宋以来，文献所见“田横岛”与“田横寨”，大致可有三说，即海州（今连云港）说、即墨说和蓬莱说。三种说法都有一定根据。其实民间传说田横所居的海岛，在山东沿海还有多处，都未发现原始遗迹。山东大学的刘敦愿教授认为，当年刘邦指出，田横还居于要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蓬莱地处胶东海滨，渤海海峡又有庙岛群岛，在军事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危急时尚有回旋余地，必要时还可以从海上遁走他方，借助外援。因此，对于田横的居守之地，他的结论是接近“蓬莱说”的。
不管田横的五百壮士殉难处是否在今天的田横山，他们的营寨曾经驻扎于此恐怕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既然是当年英雄们驻足的地方，就足以令今人大发思古之幽情，低回凭吊一番了。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其深厚的历史内涵。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里已辟为文化公园，既给游人提供了观光览胜的场所，也为田横这位令人敬佩的末路英雄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田横山文化公园位于蓬莱阁西侧，总面积19231平方米。它以自然风光为形，以人文内涵为魂，成为与丹崖仙阁相协调的绿色背景。整个景区设计精巧，布局合理，古迹史踪，山情海韵，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恬淡隽秀的迷人画卷。
田横纪念广场：田横纪念广场位于田横山东南坡，是进入田横山的第一个景点。广场主要由《田横与五百壮士》大型浮雕和《祭田横墓文》石刻等组成。
《祭田横墓文》：《祭田横墓文》是从《韩愈文选》中节选的。唐贞元十一年九月(公元795年)，韩愈去洛阳路经田横墓时，为悼念田横而作祭文。祭文中对田横的气高节烈、威武不屈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田横虽然没有完成复国大业，却牢记国耻，不甘受辱，傲视生死，不损名节，其英雄气概，与日月同晖，光照千秋。
《田横与五百壮士》浮雕：广场正面的这幅大型浮雕,是根据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力作临摹而成。这幅作品创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意思的是，徐悲鸿大师把自己的五官相貌，“移植”描绘到五百士之中一个人的脸上。当时，正值蒋家王朝初建，以统一中国之名，行一统党国之实。这幅油画适时而出，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受到红色根据地的高度赞扬。这幅珍品被公认为徐悲鸿代表作之一。皖南事变后，田横精神曾一度成为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热门话题。
田横寨遗址：这里是田横寨遗址，为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南侧的“田横寨遗址”石碑为书法家大康题写。这座田横纪念柱高7米，采用花岗岩雕凿而成。四面浮雕分别表现了“聚事”、“演练”、“进攻”、“建国”四个场面。西侧是一座田横雕像。他面北而立，气宇轩昂，象似在高呼“吾岂能北面而事臣？”雄姿凛然，气壮山河。
三生石：这里是三对刻石小品。两只手的手心两两相对，依次是“心心相印”、“花好月圆”、“福寿双全”，代表了一对情侣从相知相爱到喜结良缘，再到白头偕老的幸福历程，也是对游人中的每对情侣的最美好的祝愿。三生是指佛教所说的前生、今生和来生，也指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阶段。三生石寓意在人生三个阶段幸福美满、好运常在，即所谓“三生有幸”之意。
翠薇廊：这座顺着山势逶迤而上的翠薇廊，是一座仿木质结构的框架建筑。它造型典雅，色调温馨，紫藤缠绕，绿荫遮日，清风徐徐，落英缤纷，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烟波亭：这座小亭名为烟波亭。烟波，形容烟雾笼罩的水面。唐代诗人崔颢在他的《黄鹤楼》诗中写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们在这座小亭中伫立眺望，看到的却是烟波浩渺的大海，心境恐怕也与崔颢的诗句所写相去甚远。
“天风海涛”刻石：这一刻石小品上的“天风海涛”四个大字古朴苍劲，大方美观，是书画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的真迹。这里地势高峻，面对大海，视野开阔。极目远望，海国天光十分壮观，“天风海涛”，对眼前的景象概括得恰如其分。
齐王鼎：这个肃然凝重的大鼎为齐王鼎。鼎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或置于宗庙用以铭记功绩的礼器，一向被视作立国之重器。为纪念田横誓死不屈的壮举，于此处立鼎纪念，表现了齐王田横志在问鼎齐鲁的决心。
濯缨泉：这是濯缨泉。濯缨就是洗涤帽带，通常指避世隐居或清高自守。俗话说：“山无水不秀，水曲则有情”。齐王鼎的鼎足之下有溪水汩汩而出，跌宕起伏，潺潺有声，千回百转，净手涤足，妙趣横生。
怡然园：怡然园，顾名思义，是一处令人心情怡然的地方。“怡然”二字，意为心旷神怡，和悦愉快的样子。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的作品《桃花源记》中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记叙，这小小的怡然园里奇花异草，暗樯浮动，自然会使游人感到心旷神怡,不胜陶然。
孙子兵法汉简：这是一组用巨型花岗岩雕凿成的孙子兵法汉简。孙子兵法汉简录入了《孙子兵法》的全部内容，体现了中华五千年艺术的博大精深。徘徊在这片兵书简册之间，一定会产生一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风范的感叹。丹崖山是神仙文化的代表，而田横山却积淀着精武文化的内涵。孙子兵法汉简岩雕，对于精武文化的体现，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
翰墨锦章：这段镶嵌名诗石刻的墙垣称为“翰墨锦章”。“翰墨”原指笔墨，借指文章书画。在这堵墙垣上，共刻录了六首诗作，分别是骆宾王的《蓬莱镇》、坡的《望海》和《海上抒怀》、戚继光的《韬钤深处》、《马上作》、《放舟蓬莱阁下》。
八卦健身桩：这里的八卦桩是由圆形柱和六棱桩阴阳结合、两环相扣组成，集习武健身于一体，无论疾走或缓行于八卦桩上，均可健人体魄，消解愁肠，你若感兴趣的话，不妨亲自一试。
逍遥麓：这里是逍遥麓，又称春夏秋冬广场。在这方八角形广场上，集中展示了中国传统天文科学的精髓。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置有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石雕，是道教崇奉的四方正神。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方分别立有春夏秋冬时柱，随着星移斗转，坐地日行，北斗七星一年四季分别指向四个方向。游人来到这里，悠闲信步，畅怀吟诵，寄情山水，心胸开阔，疲惫顿消，不胜陶然。
幸福园：幸福园立意“幸福缘路”的主题，即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并蒂芙蓉、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幸福园的构思很精巧，立意也独特，主题鲜明，颇具匠心，集休憩、娱乐、游览、康体于一身。整个园中雕塑小品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徜徉其间，诗趣盎然。入口处这一巨大的石门，暗意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俚语。踏上鹅卵石铺就的半圆形回廊，就意味着踏上了幸福之路。当你漫步在这幸福的旅途之中，从缔结婚约起步，共同迈上人生的漫漫征程，映入眼帘的是不同时期的婚姻标志，它以情感的色彩给人以理性的启迪，以时空的转换再现生命的伟岸。“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生有涯，真谛常在，但愿所有有情人踏上这生活的幸福之路，共同追求美满的永恒。
观景台：这里是田横山的顶峰，也是胶东半岛最北端的最高点。在这里举目四望，视野十分开阔。北面是烟波浩淼的大海，南面是新貌崭然的古城，东面是神韵独具的仙阁，西面是舟楫纵横的港湾。在这里，最容易使你发感慨、抒情怀，因为你在这里所领略的，是人间美景的精华，是天地造化中的山海大观。
合海亭：这是一座八角十六柱的双层楼阁式建筑，飞檐斗拱，气度非凡。面积为1029平方米。因地处黄、渤海交界处，所以寓意为二海龙王之神力。亭上置合海巨钟一口，直径2.001米，高3.47米，重6.6吨。钟上铭文由当代著名书画家范曾题写。合海钟被敲击时，声似钧天广乐，闻之如意吉祥。
得道轩：这是一座轩亭式建筑，轩名为草书，是沈鹏先生题写。轩前有明廊。前廊两侧分别嵌有刻石两方，南为“戴月”，北为“连天”。
风烟绝胜坊：这是一座四柱冲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背靠合海亭，面向大海，造型古朴庄重。
纳川亭：大家可以望见那座傲然伫立的方亭称为纳川亭。“纳川”，即“海纳百川”之意。
古炮台：在这以东的城堞旁，有一座古炮台，上面置有古炮一门，为前膛炮。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水师营曾在这里以爱姆斯朗炮击退过入侵的日舰。
各位朋友，田横山和丹崖山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处山体园林，以大海蓝天相映衬，以历史遗迹为题材，展现了仙岛神乡生动感人的景象。所不同的是，丹崖山是以神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充满了人文气息。而田横山却是一幅山海风光的大写意，既蕴涵着历史的苍凉与悲壮，又弥漫着现实的美好与温馨。怎么样？对这里的山光水色、仙迹神韵您喜欢吧？青山在，人未老，希望你在后面的游览中玩得更加忘情与尽兴！
田 横 山 后 海 景 区 导 游 词
田横山俗称老北山，地处蓬莱陆地最北端，也是胶东半岛最北端，这块突入海中的陆地岬角称为登州岬或蓬莱岬，是渤黄二海的分界处，具有“一山分二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东与丹崖山隔一小海湾相接，石壁高峻；西、北两面半浸海中，形势险要。汉时韩信破齐，齐王田横率其徒五百人东走，曾筑寨于此，因此得名。明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为巩固海防，明廷调浙江兵卒于此戍守，在山上筑起城垣和署衙廨宇。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起，登州统领夏辛酉在山上筑起炮台，架起爱母斯郎炮数门，守护海口，兼为旅顺之声援。这里既有山海胜境，又有历史遗迹，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到这里探古览胜的游人不断增加。1993年，田横山与丹崖山之间架起了一条跨海索道，这里成为蓬莱阁旅游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跨海索道上乘坐缆车，仰望前后两侧的仙山琼阁，俯瞰大海的万里澄波，联想三神山的迷人神话，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跨海索道全长481米，高点海拔50.7米，相对落差26.3米，采用单循环半包吊椅式结构，共设缆座54个，日可载客5340人次，是山东省第一条海上索道。它区别于其它索道的地方就是可以搭乘缆车领略海上风光，在感受上是别有情趣的。）
神龙分海──黄渤海分界坐标：田横山与辽宁旅顺老铁山之间的连线，构成了渤海与黄海的天然分界线。经海军航海保证部的精确测量，蓬莱岬是黄渤海分界线的南端起点。此分界坐标,便是根据海军航保部测定的东经120°4433.3与北纬37°4950.2交叉点建起的，由此向北偏东20°为黄渤海汇合处。黄渤海分界坐标设计新颖精巧，独具匠心。两条盘曲而上的巨龙，象征黄渤二海，二龙共衔一珠，象征蓬莱，同时也是黄渤海分界点。二龙戏珠，吉祥如意，黄渤海分界坐标，呈现了华夏图腾艺术的美感，为田横山增添了颜色。
金龟礁：这块海礁的形状很象一只乌龟，所以称为金龟礁。传说两位龙王在这里聚会，划定两海界限之后，商定让他们的一位下属金龟在这里盘踞，以作为渤、黄二海的永久性标记。于是，这只金龟便恪尽职守地蜷缩在这里，最后化成了一块礁石，形成了“金龟探海”的天然奇观。在它的背上，还留有“一足跨二海”的脚印。
田横栈道：这里是被称为胶东一绝的田横栈道。栈道全长220米，高2米，离崖壁地面20米，东起回仙洞，西抵老虎洞。这条栈道，使珠玑岩的悬崖绝壁成了坦途。游人行于栈道，如同凌波漫步，脚踏万顷碧涛，头顶危岩绝壁，既惊险又刺激。在这里依崖观海，烟波浩淼，抚今怀古，情趣盎然。
老虎洞：提起老虎洞，也许会问，老虎应栖身于深山密林之中，海上怎会有老虎洞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明洪武年间，登州海面常有日本海盗（又称倭寇）出没，他们海上打劫，登陆抢掠，十分猖厥，当地百姓深受其害。由于官府腐败，海防松弛，缉盗不力，百姓叫苦不迭。
水城有一义士，名叫王老虎。豪爽耿直，疾恶如仇，并且会武功，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倭寇的侵扰，十分憎恨。这天，他聚集几位武艺高强、熟识水性的伙伴商量，给倭寇一点颜色看看。他们选准一个月黑夜，乘木舟隐藏于老虎洞中。夜深时，海面上驶来一只匪船。他和伙伴们抖擞精神，拼力将小舟划向贼船，只听一声雷吼，王老虎和伙伴们手持短刀，纵身跳上贼船，倭匪措手不及，已成为刀下鬼。黎明，闻讯赶来的渔民们看到倭匪血染大海，尸漂海上，欢声四起。人们为彰显王老虎的勇敢行为，将这个洞命名为老虎洞。
回仙洞与益寿泉：回仙洞，是当年八仙经过的地方。他们来到这里，张果老感到口渴，可是，海水一片，又苦又咸，到哪里找寻淡水解渴？万般无奈之时，只见铁拐李举起拐杖，对准峭壁狠狠地撞去，霎时岩壁出现穴洞，这便是今天的回仙洞。铁拐李又用拐杖对准洞壁敲了敲，一股甘泉缓缓流出，朗朗声脆，这便是益寿泉。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其实这岩洞是由于长期风化形成的溶洞，而这泉水是山上的雨水渗入地下经过层层岩缝过滤出来的。不过，这泉水不仅清澈透凉，而且甘甜可口，人们还说它有强身益寿的作用。
独步峡与将军石：沿着回仙洞外的沙滩北上，迎面有一条狭长陡峭的石壁挡住去路，只容一人侧身方可通过，所以称为“独步峡”。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独步峡上有一块巨石兀立，恰似一位把门将军，傲视狂涛，很有些唯我独尊的气势，因此人们把它称为“将军石”。
八仙礁:八仙过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这里的八仙礁，蕴含着一段关于八仙的小故事。
传说八仙在蓬莱阁上饮酒作乐，酒酣之后，各持宝器走进大海，在风涛海浪里显示各自的神通，不一会儿便漂向了遥远的海天相接处，而他们的形骸却羽化成八块礁石。这片礁石，已经被海浪冲涮出一副沧桑模样，但是仔细辨认，张果老的驴子，铁拐李的丫丫葫芦，以及八位仙人或卧或仰、或坐或立的形态却依稀可见。
弹子涡：在八仙礁东北角有一个天然石洞，海潮退落后，洞口半露水面。石洞口很狭窄，里面却是宽阔的。洞中有两枚巨大的鹅卵石相依相伴，随着潮起潮落相互磨擦碰撞，发出“咯咯”响声，十分动听，被当地渔民津津乐道称为“弹子涡”。传说，涡里的两块卵石，曾是东海龙王爱不释手的两颗宝珠。为了镇住海上的狂风巨浪，保佑渔民出海平安。龙王忍痛割爱将宝珠安放在这个礁石涡里，从此这苍茫大海便波澜不兴了。
第4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孔孟之乡，礼仪之邦。
娥眉天下秀，华山天下险，泰山天下雄。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金山屋里山，焦山山里屋。
九寨归来不进沟，九寨归来不看水。
庐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数秀峰。
内地苏杭，关外巴塘。
吉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三山六水一分田。
河跟山走，城住河流。
人家半凿山腰住，车马都在屋顶过。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南天春意浓，北国正冰封。
峨眉天下秀，三峡天下雄。
庐山最美在山南，山南最美数三叠。(指三叠瀑布)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厍车的羊羔一枝花。
雁门关外野人家，朝穿皮袄午穿纱。
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西部的很多雪山的特征。)
苏杭不到枉为人。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
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三峡天下雄。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四川太阳云南风，贵州下雨如过冬。
华山自古一条路。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
七倍长江八倍巢，只抵洞庭半截腰。
第5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南天春意浓，北国正冰封。
峨眉天下秀，三峡天下雄。
庐山最美在山南，山南最美数三叠。(指三叠瀑布)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厍车的羊羔一枝花。
雁门关外野人家，朝穿皮袄午穿纱。
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西部的很多雪山的特征。)
苏杭不到枉为人。
孔孟之乡，礼仪之邦。
娥眉天下秀，华山天下险，泰山天下雄。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金山屋里山，焦山山里屋。
九寨归来不进沟，九寨归来不看水。
庐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数秀峰。
内地苏杭，关外巴塘。
吉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三山六水一分田。
河跟山走，城住河流。
人家半凿山腰住，车马都在屋顶过。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
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三峡天下雄。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江西婺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四川太阳云南风，贵州下雨如过冬。
华山自古一条路。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
七倍长江八倍巢，只抵洞庭半截腰。
细湖景致六座桥，一枝杨柳一枝桃。
名泉七十二，趵突天下无。
鼻子底下通南京。行路能开口，天下随便走。
只要迈开两脚，哪愁千里迢迢。
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
吃稀饭要搅，走溜路要跑。
日出十里，日没十里。
急行无好步。 缓走当歇气。
多喊一声老表，少走十里迢迢。
港直不深。
行船走马三分险。
坐船坐头，坐车坐尾。
人是地行仙，一日不见走一千。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望山走倒马。
一站走三里，一歇走三村。
多喊一声哥，少走十里坡。
十里勿问饭，二十里勿问店。
行船无六月。
路从口路出嘴边。 路走三熟。
走路不用问，大路没有小路近。
出门人，三分小。
出门三里地，就是他乡人。
走路问老大，破柴破小头。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
紧走滑，慢走沙。
歇肩莫歇长，走路莫走忙。
江湖走得老，六月带棉袄。
太阳渗了土，还能奔走十四五。
紧走一百，慢走八十。
快走滑路慢走桥。
急走冰，慢走泥。
家贫不是贫，路贫贫煞人。
出得门多，受得罪多。
宁走封冻冰薄一寸，不走开江冰厚一尺。
亮，水;黑，泥;灰色，地。
第6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1、桂林山水甲天下，阴朔山水甲桂林。
2、九寨归来不进沟，九寨归来不看水
3、华山自古一条道
4、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
5、庐山最美在山南，山南最美数三叠
6、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7、不到文殊垸，不见黄山面
8、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9、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0、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11、雁门关外有人家，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
12、庐山最美在山南，山南最美数三叠。
13、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14、细湖景致六座桥，一枝杨柳一枝桃。
15、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
16、名泉七十二，趵突天下无。
17、七倍长江八倍巢，只抵洞庭半截腰。
18、七倍长江八倍巢，只抵洞庭半截腰
19、不到长城非好汉()
第7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关键词] 蓝田；明代；交游；杨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6-0073-04
蓝田（1477―1555年），字玉甫（玉父），号北泉，莱州府即墨人，明中叶山东著名诗人。弘治五年（1492年）举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后因弹劾礼部尚书席书、给事中陈等权臣，被罗织罪名，遭贬罢归。蓝田著述等身，《蓝侍御集》、《北泉草堂诗集》与《北泉文集》，皆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交游也颇为广阔，“从师于李西涯东阳、杨邃一清、杨石斋廷和，取友于杨升慎、刘松石天和、张伎陵凤翔”①。兹据蓝田的作品，对蓝田交游对象中那些可知而有闻者一一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蓝田及其诗歌的进一步研究。
一、与丽泽诗社成员杨慎、张含的交游
正德元年（1506年），杨慎“与同乡士冯驯、石天柱、夏邦谟、刘景宇、程启充为丽泽会，即墨蓝田，永昌张含结社唱和”[1]。
丽泽诗社的唱和活动，已不可详考。据现有资料，结社之时，丽泽诗社的八位成员皆没有功名，他们作诗论文，互相砥砺，促进了应举能力及诗艺的提高，张含正德二年（1507年）中举人，石天柱、夏邦谟、冯驯、程启充于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杨慎、刘景宇于正德六年（1511年）中进士，他们逐渐成为当时政坛与诗坛的新生力量。在丽泽诗社中，蓝田与杨慎、张含的交游较为深笃。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上疏议大礼，两被廷杖，以翰林修纂谪戍云南永昌卫。在云南期间，他博览群书，精研文史诸学，著作达四百余种，为明代学术大家，对晚明及清代学风和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蓝田交往圈子中，杨慎是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名家。
蓝田与杨慎的交往，有父辈之谊的基础。弘治十六年（1503年），蓝章升太仆寺少卿，来到京城，自此到正德元年（1506年），有四年的时间，蓝田常在京奉侍。同一时期，杨慎及其父杨廷和也在京师。梁招孟《东归唱和集序》云：“三公子皆事其三大人于燕京。其三大人也，俱以文章斐灵、梗概宣洽、道德契符同朝，称三君子交。三公子年相次，读父书，禀父风，敦父谊，而相善如之。后先举孝廉，杨用修、刘子静获隽南宫，蓝玉甫下第东归，两进士送之柳郊，为竟夕饮，赠答以诗，一夜遂成百首，蓝公子拾之缀于奚囊。”[2]10三公子是指蓝田、杨慎、刘澄甫，三大人则是分别指三公子之父蓝章、杨廷和、刘钫。三大人同朝为官，为君子之交，三公子也相知相善，所以杨慎结社丽泽之时，蓝田也参与其中。正德三年（1508年），蓝田六赴春闱不第，即将东归，杨慎、刘澄甫为其饯行，赠答以诗，相互倡和。杨慎《送东先生玉父东归》曰：“千里相思袂欲分，定知别后赋停云。孔林归去春初暮，萧寺相过日未曛。灵凤昔曾占快，人龙今又惜离群。遥知渺杳孤舟路，南浦微波起纹。”蓝田《次韵留别》曰：“握手旗亭坐午林，野人离思暂消沉。他时月屋应劳梦，何处诗坛更赏音！斗酒半醺怜独醒，猗兰一曲忆同心。片帆归去华楼麓，忍听莺声春已深。”《东归倡和》中杨慎的三十四首诗歌不见于今通行八十一卷本的《升庵集》，刘澄甫的三十二首诗也不见于《海岱会集》，所以《东归倡和》作为丽泽诗社唱和的只鳞片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丽泽诗社的活动，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杨慎、刘澄甫两人的早期创作。
嘉靖三年（1524年）“大礼议”，蓝田七次上疏，被廷杖殆死。杨慎也遭遇两次廷杖，并被谪滇南。从此两人天各一方，虽天南海北，交通不便，往来渐少，但他们仍然有书信往来。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蓝田作《答杨升庵》，信中说：“一别二十余年，相望一万余里，贱子放逐东海，而吾兄留滞滇南。云泥悬隔，无握手之期，每念及，辄数夕不寐，计吾兄亦同此怀也。……癸卯孟秋，贱子继室又弃世，衰残之年，复作鳏居，家务又萦心曲，不知造物之于贱子何若是其酷也。”[3]358诉思念之情，叙家常话题。杨慎《寄蓝玉父》曰：“四海风纪蓝御史，廿载逃名即墨城。青冥鸿飞日月白，紫渊龙卧波涛清。晴窗香芸拂蠹，春谷乔木歌嘤鸣。总角欢游忽衰老，握镜愁看华发生。” 此外，蓝田《题画猫次杨升庵韵》、《题画次杨升庵韵》等诗篇见证了他们之间从总角到华发的友谊。
张含（1480―1567年），字愈光，号禺山，又号半谷，永昌人，“杨门六子”之一。正德二年（1507年）举人，七试春闱不中，最后一次参加科考是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未到京而返，居于永昌，专心于诗文创作。著有《张愈光诗文选》八卷。
蓝田与张含的交往，也有父辈的关系因素在内。张志淳（1457―1538年），张含之父，字进之，号南园野人。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是蓝田之父蓝章同年。蓝田《送永昌张氏伯仲下第南归序》曰“南园公，某家司寇公同年友也，视某犹子也，必有教以教子也者矣”，又曰“司徒南园公之伯子曰愈光，仲子曰愈乎。愈光少时，以豪侠闻于滇南，及壮，奉太夫人来京，侍公于宦邸，乃折节读书，从诸老先生游，为文赋诗，以秦汉自期许，视南北朝以下漠如也”[3]356，可见两家关系密切。张含有《答北泉蓝玉甫侍御次韵》一诗，诗曰：“独鹤风神老凤身，贞松古柏迸龙鳞。遥遥江海音尘隔，滚滚烟云变态新。一疏早囊辉两观，千年青史照孤臣。歌传谢傅山中妓，桃咏刘郎观里香。”从诗意来看，此诗作于“大礼议”事件之后，是与蓝田的倡和之作。杨慎评此诗曰：“为知己之作，自尔超卓，古之杜于李、元于白亦然”[4]，确为的评。
二、与海岱诗社成员的交游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云：“嘉靖乙未、丙申间，（陈）经以礼部侍郎丁忧里居，（蓝）田除名闲住，渊甫未仕，存礼等五人并致仕，乃结诗社于北郭禅林。”[5]215另据冯裕《长至日海岱会集序》：“嘉靖乙未，日南至，于是石子、蓝子、二刘子、黄子、杨子、冯子七子者相与会，寻诗盟也。”[5]217由此看来，海岱诗社正式成立的时间是嘉靖乙未年的“长至日”， 即嘉靖十四年（1535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海岱诗社的成员共有八人，分别是石存礼、冯裕、刘澄甫、刘渊甫、黄卿、杨应奎、蓝田与后来加入的陈经。
海岱诗社中，与蓝田交往最密切的当属刘澄甫。
刘澄甫（1482―1546年），字子静，号山泉，青州寿光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山西布政司参议。因惩治贪官污吏，不畏权贵，得罪朝廷要员，遂回乡，居青州城南花林疃。著有《山泉集》。据前文所引《东归唱和集序》，刘澄甫和蓝田早在京城时期就相识相知并诗文唱和。如《东归倡和》中收录的《奉饯玉父老兄》其二曰：“别意彷徨酒半酣，花尘吹鬓影毵毵。论心鲍今犹几，屈指杨雄去已三。吐凤梦回惊夜蝶，凌云赋就起春蚕。孤烟远树燕山暮，泪西东两不堪。”后来，蓝田把长女嫁给刘澄甫之子刘士云，两家结为儿女亲家，交往更为密切。所以在蓝田的诗作中，涉及刘澄甫的有《宿瓮山寺次刘子静韵》、《再步子静韵二首》等几十首诗。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月，刘澄甫从青州来游览崂山，蓝田盛情接待并陪游崂山诸峰，刘澄甫作《游华楼山》诗二首，蓝田命人将诗文刻石立于崂山华楼宫前，刻石至今仍在，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
冯裕（1479―1545年），字伯顺，号闾山，青州临朐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知府，贵州按察副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因不肯俯仰于人，浩然而归，居青州城里。著有《方伯集》。蓝田诗文集中关于冯裕的记载有《次冯闾山》（二首）、《题闾山画扇》、《题画牛次闾山韵》（三首），还有书信《求研石于冯闾山》一封。蓝田《次冯闾山》（其一）：“耿耿寒灯伴独居，挑灯重读寄来书。几回欲寄相思字，倚遍栏干思有余。”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冯裕仅有《秋日有怀蓝北泉》一诗，诗曰：“昔年马过，山郭有光辉。对酒邀明月，寻诗历翠微。夜深还共坐，春到便言归。好谢南征雁，衔书向北飞。”
陈经（1482―1549年），字伯常，号东渚，益都城里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陈经刚直清廉，有古人之风。结社海岱之时，陈经丁忧在家，因而得以参加诗社的活动。陈经有《秋日有怀蓝北泉》：“仙境悬东海，高人忆北泉。地邻蓬莱岛，宅近蜃楼烟。秋水蒹葭远，霜空鸿雁偏。乘槎会何日，藉草一谈玄。”与冯裕所作的诗题相同，当是海岱诗社集会之时怀念蓝田之作。
三、与杨一清等师友的交游
除了上文所讲蓝田与丽泽诗社、海岱诗社成员的交游外，蓝田还有很多的交友对象，兹择其重要者考述如下：
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云南安宁人。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副使兼督学。弘治十五年（1502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后又总制三镇（延绥、宁夏、甘肃）军务，抵御外侮，颇有功绩，累迁太子太师。著有《石淙诗稿》。蓝田有《恭送杨邃庵少傅节制三秦》、《赠杨邃庵少傅节制三秦用边华泉太常韵二首》，皆是嘉靖三年（1524年）杨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之时所作。蓝田另有《代王虎骨上石淙书》。
郭东山（1470―1530年），字鲁瞻，号石崖，莱州掖县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初授山阴知县，官至四川右参政。郭鲁瞻持法廉平，曾为瑾党构陷，逮下诏狱。晚年家居，与毛纪等人结成“五老忘形会”，经常在野外饮酒赋诗，寄情山林。有《石崖集》。蓝田与郭东山为同年举人，其《送郭鲁瞻年丈尹山阴》云：“鲁瞻别我去，冲风度浙东。照看扶桑日，夕望会稽峰。大禹知已远，神气犹郁葱。遗民在山下，读书而力农。君子佩墨绶，种花理丝洞。政清讼自息，陶然远古风。春日兰亭饮，夜色镜湖中。悠悠千载后，寻我王贺踪。逸兴得佳句，寄以慰吾衷。”当是郭东山去山阴任职时所作。《寄郭鲁瞻同年》云：“杏花欲放东风暖，黄鸟不鸣春意闲。寥落无人共杯酒，举头西望大山。”大山在河南浚县城东，此首诗当是蓝田在郭东山任职浚县时所作。
第8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平型关战役显神威
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光所属的部队被编为第一一五师一部，师长，副师长聂荣臻（同年10月后改任政委），陈光担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平型关战役打响前的9月24日下午，陈光和师长、副师长聂荣臻一起去察看地形。由于路况不好，车子颠簸着开往目的地。路上，一直在和陈光谈论着明天的战斗。因为毕竟是我军和装备现代化、不可一世的日军首次交战，麻痹不得。和聂荣臻看完地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第三四三旅担任主力。
吉普车开到名叫乔沟的地方停了下来，让陈光对周围地势观察一番并发表意见。
陈光观察了乔沟的地形后，说：“在这儿伏击坂垣师团，等于给日军找到了一口大棺材。”听后笑着说：“从这儿一直到灵丘县东河南镇，十几华里都这样，这么一口大棺材，装坂垣师团4000余人绰绰有余。”
陈光明白了，让他来实际是布置任务的。朝两边山势陡峭的峡谷一指，对陈光说：“这里是你们旅掐住‘蛇头’狠狠打的地方，也是整个战斗的关键！”陈光当即表示：“我们旅一定打好战斗！”一行数人离开乔沟后又先后来到白崖台、老爷岭，商议了战法，黄昏才返回。
9月24日下半夜，正下着大雨，天地朦胧一片。第三四三旅两个主力团——第六八五、第六八六团在陈光旅长率领下向乔沟进发。25日凌晨抵达乔沟后，第六八五团埋伏于白崖台，第六八六团隐伏在老爷庙至蔡家峪一线。
8时左右，从灵丘向平型关长驱直入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二十一旅团4000余人，开始进入第一一五师的伏击圈。日军100多辆汽车后面跟着大队人马，还有拉辎重的马车，呈3路纵队行进。
第六八五团在老爷庙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后，密如炒豆的声响震耳欲聋。日寇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顿时慌作一团，人仰马翻。十几分钟后，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逐渐从猛烈的突袭中镇定下来，依托汽车和地形进行顽抗。
9时左右，陈光奉命来到师指挥所。将手指指老爷庙方向：“第六八六团一定要把制高点抢到手里。”随后，陈光到第六八五团传达师部命令，布置1个营用火力封住乔沟，按住蛇头不让他溜掉，另两个营离开阵地直插下去。接着，陈光赶到老爷庙山头阵地。他从望远镜中看到一伙日军正向老爷庙山头运动，他马上让李天佑团长派1个营抢占山头，杨勇副团长率领1个营和那群鬼子争夺老爷庙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杨勇副团长还挂了彩，八路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夺取了老爷庙制高点。
乔沟战场，八路军和日军杀得天昏地暗。第六八五团死死封住出口，就像按住了蛇头，“毒蛇”只有活活地挨打。在第六八六团阵地上，老爷庙山头及以北高地均为八路军所占，与公路另一侧的部队形成夹攻之势，鬼子遭到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不可一世的“魔鬼之旅”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乔沟一带的狭谷里，鬼子留下1200多具尸体、100多辆汽车和200多部骡车后狼狈突围。此役八路军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及大批军用物资。
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伤亡也有1000余人，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骨干。这一战斗，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抗日军民，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广阳大捷逞英豪
平型关战役后第五天，率领第一一五师由云雾岭、金山铺南下五台山，驰援从正面战场败退下来的军队。此时，侵晋日军仍由繁峙方向向南推进。进攻太原的日军第二十师团急于争功，一头扎进了广阳。
军情报到第三四三旅，陈光脑子闪过一个念头，这又是一个伏击日寇的绝好机会。因为他带部队走过那里几十华里路，他知道该地道路弯弯曲曲，两边是陡峭的山崖，与平型关相似。陈光赶到师部，向谈了自己的看法。先是惊讶地说道：“这又是一口天然设伏的活棺材！”但当他对兵力作了一翻盘算后，就有些气馁。现在，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尚在百里之外，第三四三旅的独立团也要明天下午才可赶到广阳，投入的军力只有第三四三旅的两个团。想，叫陈光指挥或许能取胜，但仗如果打成胶着状态，造成两个团的重大损失，那就得不偿失。第六八五、第六八六团是全师最硬的两个拳头，都是长征留下来的火种，平型关已死伤1000余人。看到犹豫的样子，陈光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绝不让鬼子倒咬一口。”他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团长赶到广阳大川里，进行实地察看，之后回到师部对说：“大川里将变成日军的第二个坟场！”决定广阳战斗由陈光指挥，并下令第三四四旅派出第六八七团当晚向松塔前进60里，挡住日军的增援。
10月3日清晨，第三四三旅开入大川里，陈光令第六八五团进到狼沟，扼住两侧山头，第六八六团除两个连占据小寨村以北的高地，其余部队作为出击主力。当日下午3时，日军第二十四师团开始进入大川里，陈光传令放过日军的两个联队，引诱敌人的后续辎重队伍。
大川里十几里的山沟中，一条公路年久失修，路面被洪水冲得坑坑洼洼。10月4日上午9时，日军辎重部队2000余人，赶着700多头骡马牲口，踏进了第三四三旅的伏击圈。随着陈光一声令下，八路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经过恶战，被围住的日军大部分被歼。
此次战斗，第三四三旅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200多匹骡马及大量物资，我军伤亡不到300人，营以上干部无一人伤亡。
陆房突围镇定自若
1937年11月，第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8年2月，师长因伤疗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由陈光任代师长、任政委。陈光的卓越指挥才能和战术素养，不但表现在打胜仗中，更能在敌强我弱、险恶被动的战况下得到体现。陆房突围，就是突出的一例。
1939年1月下旬，樊坝大捷后，杨勇率第六八六团1个营和师直2个连在运河西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6日，陈光、则率师部及第六八六团2个营东渡运河，到泰西地区。
第一一五师在泰西好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5月初，山东日军最高长官尾高龟藏调集济南、象安等17城镇日伪军5000余人，以汽车、坦克百余辆、炮百余门，分9路扫荡我泰西根据地。5月9日，敌军从四面逐步向我实行包围。第一一五师直属队、第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及鲁西区党政机关等3000余人陷敌重围。此刻，政委已去东（平）纹（上）宁（阳）支队检查工作，指挥的重任落在陈光一人身上。当发现被日寇四面紧围后，陈光与熟悉泰西地形的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支队长段君毅等人商议，决定以第六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突围，涉过汶河到东平、汶上一带。
5月10日晚，段君毅的第六支队渡过了汶河，胜利突围。陈光带着师部机关和第六八六团走到半路，侦察员赶来报告消息：汶河的南岸发现日军，因为第六支队渡过汶河后没有及时向师部发报，不知情况如何。陈光考虑到西南一线是平原，如与大部日军遭遇，会有很大危险，感到还是向北突围，进入大峰山地区。
不料日军早已在大峰山布置重兵进行堵截，第一一五师机关和第六八六团还没有接近大峰山，就遭到日军堵击，不得不边打边退，被挤到了方圆10余里的盆地区域——陆房。日军已侦悉到八路军主力在此，仍在增兵，情况万分危急，任何一处阵地被突破，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关键时刻，陈光表现出临危不乱的指挥才能和及时把握战机的战术素养。他命令放弃大部阵地，集中力量抢占两岸肥柱山、牙山、东凤凰山等关键阵地。
战斗打了整整一个白天，抢先几分钟占据肥柱山和牙山的第六八六团，接连打退了日军的9次进攻。这时，西南一股敌人由骑兵配合沿公路向我军冲击，一度突破第六八六团和津浦支队结合部，逼近陆房村边，情况异常严重。陈光立即命令特务营1个连、师直骑兵连及津浦支队等部分人员迅猛反击，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打退敌人，保住了阵地和师部机关安全。在凤凰山，津浦支队打得相当顽强，始终守住了阵地。由于八路军几个山头互为犄角，日军始终无法推进。
陈光同参谋处长王秉璋等研究，决定趁敌不敢夜战，收拢部队，整理装备，埋藏笨重物资。夜10时，部队从敌人阵地空隙分两路向红山、牙山方向隐蔽突出重围，到达东平县无盐村一带，与会合。
12日晨，敌人向陆房发动总攻，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胆战心惊地攻入村内却未遭任何抵抗。敌军才发现我军早已转移。此战，我军共毙伤敌联队长植田大佐以下1300余人，自身仅伤亡360人，丢掉了一些物资。
梁山绝杀皇族精英
1939年6月，驻津浦路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决定对八路军展开“扫荡”行动。7月底，该师团抽调一个野战步兵大队进行“扫荡”，并特地加强了部分骑兵和炮兵，组成一个步、炮、骑混成大队。
指挥官叫长田敏江，是天皇的外甥，来华前，日本天皇还专门召见了他。长田敏江为了露脸，主动请缨率队前往“扫荡”。他曾率领一个大队击溃军1个师的防御，占领了几个县城。这次，他让骑兵和伪军在前，步兵居中，后面用数十匹骡马拉着意大利野炮压阵。
8月1日上午，陈光和正在驻地召开庆祝“八一”军民联欢会，突然，我骑兵侦察兵送来紧急情报：一个叫长田敏江的日军少佐率领一个600余名日军加强大队和伪军由汶上县城出发，正向我梁山根据地“进犯扫荡”。据进一步侦察，这股日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也没有其他敌人的策应。梁山附近没有敌军的据点，稍远一点的东平、济宁、郓城、阳谷的敌军也没有出动增兵的迹象。第一一五师在梁山的兵力虽只有4个连，但青纱帐已起，便于隐蔽；杨勇的独立旅就在梁山南面30里。陈光下决心吃掉这股敌人，表示同意。他们一起到梁山前坡的孟林勘察地形，朝东南看，只见茫茫一片高粱地和玉米地，近处是汶上过来的大路，顺着大路往西南看，一里开外有一座小山岭，周围有些民房，叫独山庄。
陈光立即进行战斗部署。他命令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赶到独山庄以南高地，争取歼灭这股敌人的全部或一部，该团其余部队加强对汶上方向的警戒。他还指定了直属4个连队的伏击位置。
第二天中午，敌人开始进攻，伪军打头，日军紧随其后。陈光让第二连埋伏青纱帐中。敌人却走了另一条路，直闯前集。埋伏在庄里庄外的第四连和第十连突然开火。第二连听到枪声立即赶到敌人后面攻击，毙伤日伪军30多人。长田敏江很快冷静下来，集结队伍，然后命令向梁山开炮。打了半小时，没有动静。长田敏江以为只是碰上了游击队，于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不料到了梁山西南角，又遭到独立旅第三营的袭击。长田敏江被打得晕头转向，一面气急败坏地命令炮兵向梁山四周发炮攻击，一面指挥日大队占领前面的独山庄和庄外的乱石岗。
长田敏江不知八路军虚实，命日伪军撤至梁山西南的独山庄。我军特务营两个连和骑兵连紧追不舍，将独山庄包围。长田敏江没有料到包围他的八路军只有区区300余人，以为遇到了八路的重兵，未敢突围。当晚9时，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急行军赶到，陈光指挥各部队发动进攻，打进了独山庄。战斗到深夜，日军节节败退到车马店内，八路军组织的火力组、作业组、爆破组协同配合，逐一攻下敌人阵地。第三营扫除了石灰窑中的残敌。日军坚持不住，打开院门，向一片豆子地里乱跑。骑兵连及时赶到，随着八路军战士手中大刀在空中寒光闪闪，鬼子的人头纷纷落地。
此战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长田敏江剖腹自杀，13名日军被俘虏，缴获野战炮2门、九二步兵炮1门、掷弹筒3具、轻重机枪12挺、步枪200支。
第9篇：八分半山一分田范文
一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据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力量强大， 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2〕。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 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3〕。 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4〕。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5〕。打败了匈奴， 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 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7〕。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 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8〕。河西地空， 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居延简记：
三＠③＠④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
候长＠①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11〕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①得都是属于张掖郡。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12〕。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民畏寇抄，多废田业"，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赵过推行代田法时，"又教边郡及居延城"〔13〕。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汉书·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 居延简127·6云〔14〕：
第十三＠③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⑤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2.5 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dī＠⑥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孟康注卑dī＠⑥侯井云："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15〕，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很难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16〕。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17〕居延简513·23，303·29云〔18〕：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秋， 马生渥洼水中"。注引李斐言："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分屯田敦煌。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居延简常见"田卒"、"戍卒"〔19〕，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20〕。塞卒即是既戍且耕。《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居延新简E.P.T52·105云〔21〕：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⑤
居延简303·15，513·17云〔22〕：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xīng＠⑦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居延新简云〔23〕：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⑧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⑧一顷＠⑧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纪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原件作三日，疑有误），共计27143 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按简文所记， 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居延新简E.P.T52·15及E.P.T52·488 分别记〔24〕：
＠⑨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⑩（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25〕。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内有一简云〔26〕：
＠⑤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27〕，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两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殷富"，颇为有名。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五郡（四郡外，加金城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28〕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①①＠①②也占一定比重。＠①①＠①②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云："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①①＠①②，卅石粟。"当代字书也明示＠①①＠①②为谷类〔29〕。《居延新简》第197 页云："……马食＠①①＠①②六石＠⑤"，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为农田。因地制宜，且照应河西长期是民族杂居的传统，农牧兼作便成为汉代以及后世在河西进行农业经营的重大特色。
二
伴随统一汉帝国的瓦解，河西地区或归属中原政权，或由占领当地的统治者独立建国，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况。
汉魏之际，华北大乱，河西地方豪强"驱略羌胡"追随张掖人张进作乱，酒泉人黄华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人并起钞掠，武威太守向中原告急。曹魏任命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出兵救援，胡人降服，进而围攻张掖，杀了张进，平定河西，社会秩序初步得到安定。
因为"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大力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换取羌人的粮食。由此看来，河西羌人当时已在从事农作。徐邈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30〕。少雨的河西居然开辟出了少量水田耕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保证百姓日食，供应当地驻军外，有盈余换取钱财，以供通商费用。他进而在境内兴办学校，禁断淫祀，羌胡人犯小过错一律不咎，犯了大罪的，先通报他们的部帅，然后才量刑处理，以此很受羌胡信任，彼此和平相处。
汉末大乱时，敦煌有二三十年没有郡级官，"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仓慈在曹魏时出任太守，面对贫富差异的现实，采取扶贫和抑挫权豪的政策，按人口占地多少分等交税，以使负担相对合理。又从宽处理属县的狱讼案件以纾民困。西域胡商常受豪族阻隔与欺负，积怨甚深，他大力推行改革，胡人如果愿去内地洛阳，主动协助办理过所，自内地回西域路经敦煌的，平价收购所带货物，并以当地物品与他们交易，然后派吏民护送他们上路。这些举措很受胡汉人们的拥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注意到当地人的田作技巧不娴熟，引水浸泡土块很烂，然后才进行田作，以致耗水过多。早在西汉时，中原内地已用耧犁播种，敦煌却迟至曹魏时尚不知道，"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上任，推荐以耧犁播种，且行且摇，种乃随下，省力又省粮种。他还教育人们节约用水，实行衍溉。如此办理，年终一结帐，"其年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31〕。
晋初，段灼表陈时政云："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曹魏出兵灭蜀，从凉州召募勇敢善战的羌胡，表明汉代关西出将的尚武风习至魏晋时仍在沿袭。
魏晋之际，河西混乱，地方豪族和羌戎的矛盾错综复杂。鲜卑树机能乘机起兵，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和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先后杀死凉州刺史牵弘和杨欣。在朝廷鼎力支助下，武威太守马隆出兵，削平了叛乱，河西获得了初步安定。西晋中年，国内政局日趋不稳。汉人张轨目睹凉州地位重要，请求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注意安定境内，发展实力。"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派参军杜勋向朝廷献马五百匹，dié＠①③布三万匹。及西晋大乱，派步骑与胡骑各二万声援朝廷。"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嘉麦-茎九穗生姑臧"〔32〕。《西河旧事》云："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33〕张天锡谈到西土所出是，"桑葚甜甘，鸱xiāo＠①④革响，乳酪养性，人无dù＠①⑤心"。这一切显示凉州的畜牧与农作并存，畜牧优胜。前凉晚年谷贵，"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剥削很重，也正是凉州田作不旺的曲折反映。
前凉立国七十余年亡于前秦，苻坚盛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以利促进河西农作。不久，前秦丧败，河西地区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分割，大致形势是后凉据姑臧，南凉据乐都，北凉据张掖，西凉据敦煌、酒泉。
氐人吕光受苻坚命出征西域。回归东土时，得知苻坚已死，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其时"谷价yǒng＠①⑥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此后十余年内，南凉、北凉常来攻伐，"河西之民不得农植，谷价yǒng＠①⑥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cǎi＠①⑦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34〕。自汉代以来，姑臧长期是河西的重要城市，十六国荒乱，使它破败若此。
后凉为了对抗北凉攻袭，主动向南凉求援。南凉秃发氏原是河西鲜卑，乌孤在位，"务农桑"，很想据守姑臧，迫于形势，只好迁于乐都，称河西王。为适应形势，强化统治，"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即是让汉人务农，鲜卑人作战。和敌军交战时，"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一次向后秦姚兴献马3000匹，羊30000口。凉州主簿胡威为此对姚兴说，"若军国须马， 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表明凉州依旧盛产马匹。南凉所部乙弗不听命，秃发＠①⑧檀率骑出征，"获牛马羊四十余万"〔35〕。这都很足以说明河西鲜卑及其属部对牧事的依赖。另一方面，大臣孟恺为劝阻出征谈到了国内形势是"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秃发＠①⑧檀承认"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面对同一困境，君臣谋求解脱的方式很不相同。联系到南凉指责北凉，"掠我边疆，残我禾稼"。沮渠氏确曾"遣其将运粮于湟河"〔36〕。这一切表明，南凉国内并未彻底废弃田作。
匈奴在东汉衰败后，某些称为"赀虏"的匈奴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这些人长期存在。十六国时，沮渠蒙逊的从兄男成"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酒泉）建安"〔37〕，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仍旧逐水草为生，史籍没有证明。我们知道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氏是以张掖为其主要根据地。早在东汉章帝时，居于武威、张掖间的卢水胡曾进行反叛〔38〕。张掖是汉代屯田重点区。魏晋以来，当地农作基本态势未变。久居其地的卢水胡估计已逐渐参与农作。后凉与沮渠氏交争。"烧氐池，张掖谷麦"。南北凉相攻，秃发＠①⑧檀率兵"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氐池位于张掖东南，现今民乐县地，赤泉在氐池县北。由此看来，北凉所在张掖附近的田作仍较兴旺。尝因春旱，蒙逊下诏自责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此后，其子兴国为西秦所擒，他派人送谷30万斛求赎〔3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39页收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 年）翟定辞为雇人耕＠①⑨事，凡此种种，约略可见北凉境内的农作是比相邻诸国较盛。
汉人李hào＠②⑩原为敦煌郡守，进称凉公。"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改元建初，迁都酒泉。他将前秦时徙自内地的民众，"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40〕。他注意到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使其子李让为郡守，"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斯113 号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正月籍， 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11户56行残籍，约略可以察知西凉兵户的役事实况。
西凉国留意"敦劝稼穑"，曾经"年谷频登"，但"国狭民稀"。力量甚弱，北凉侵袭，"大芟秋稼而还"。强敌当前，汜称建议"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国主李歆没有采纳。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进攻敦煌，"三面起dī＠②①，以水灌城"〔41〕。西凉遂被灭亡。
鲜卑拓跋氏所建代国为前秦所灭。苻坚败亡，拓跋氏复建魏国。北魏太武帝曾在短短八年内（公元431-439年），派李顺出使北凉八次，了解敌情，其后，采纳崔浩、伊馥等人计谋，进攻北凉。太武帝看到河西"姑臧城外，水草丰饶"〔42〕，认定为发展牲畜的好场所。
随着北凉覆灭，吏民三万余户被迁往平城，不少河西文士也受吸引而去。北魏留兵镇守河西。良好的畜牧环境适应了拓跋族人的游牧爱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至孝文帝时，"河西之牧弥滋"〔43〕。总的说来，北魏太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官府在河西的地方行政，不论是设军镇戍，或是置郡县，长期都没有对农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魏孝明帝时，凉州刺史袁翻议论边防军事涉及所在农事云：
河西捍御强敌，惟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缺。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44〕
显而易见，直至北魏后期，凉州、敦煌、酒泉等地，并无一片完土与乐园。河西自西汉中叶以来，田作原已日趋发展，西海即汉代居延地区，屯田成绩卓著，经历五百年后，虽然仍是土沃可耕，面前却是一片荒凉景色。努力且田且戍，方可免予转运，聊供边防军用。北魏统治者对田作的长期不重视，致使河西今不如昔，农作处于艰难低下的水准。
北魏末年，王室衰微，河西扰乱，魏孝武帝西迁，开始了西魏北周的统治。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独立， 西魏实权人物宇文泰派独孤信出兵，活捉宇文仲和，迁凉州民六千户去长安。回首南凉时凉州仅三千户，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居民有了较大增多。平定凉州，史宁起了积极配合作用，他两任凉州刺史，战败"抄掠河右"的柔然，"前后获数万人"，他听任突厥可汗"假道凉州"袭击吐谷浑。突厥与吐谷浑都是随水草畜牧为生，凉州居民多杂戎夷。周明帝时，吐谷浑入侵凉州，杀刺史是云宝，贺兰祥出征檄文称，吐浑"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45〕。这些事实说明，凉州地区的游牧经济相当突出，和东汉时的经济状况相比较，确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居张掖之地为西凉州"。韩褒任刺史六年，"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其时，原州刺史李贤曾随独孤信平凉州，"又抚慰张掖等五郡"〔46〕。张掖曾是汉魏间河西农作发达地区，经历五凉以来的社会大动乱，民族杂居，羌胡日趋汉化，贫富差异增大。
瓜州是敦煌镇的改置，它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首站，在中西交通地位上享有盛名。北朝后期，涌现出了一批瓜州"首望"、"义首"、"豪右"。西魏末年，"三辅著姓"韦zhèn＠②②出任瓜州刺史，"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任期届满，仍很受吏民恋慕。（《周书》卷三九）
敦煌出土斯613号文书， 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考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的计帐文书。 他的意见迅速获得众多学者的广泛赞许和支持。文书残卷是迄今发现北朝均田税役制的唯一出土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文书问世前一年，瓜州（敦煌）城民张保杀害刺史成庆，响应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公开对抗西魏朝廷。晋昌人吕兴又杀郡守郭肆以声援张保。明显看出西魏政府当时并未稳固地统治河西地区。号称"西土冠冕"的敦煌令孤整伪装依附，乘机集众诛杀吕兴，张保也被迫出奔吐浑。西魏使臣申徽参与平叛有功，因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公元546-551年），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47〕。显而易见，瓜州敦煌地区大统十三年的均田税役计帐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制订，并获得了边民广泛支持的。
鉴于残文书所记有关受田、赋役、户等、台资等等内容，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且与本题关涉不大。毋需赘述。这里，只简单提示尚少讨论的几项特色。
其一，残卷所记诸户主与妻室姓名以及各户四至的主人名字，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广泛存在汉胡杂居，户主刘文成、候老生与少数族户主共天婆罗门等等便是明显的事例。
其二，少数族人家庭，如户主王皮乱，妻阿雷处姬，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xiào＠②③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叔子，其家成员和亲戚都是少数族人，他们和汉人同等受田，同样交纳税役，说明他们业已脱离游牧，从事田作。
其三，河西地区虽是地广人稀，但所在可耕荒田并不多，加以豪族们的霸占。因而很难按田令依法授足。
其四，按各户受田状况，说明它不是按北魏大和均田令实施，同样也不符合北周的田令规定，而是在西魏新统治区内按当地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权宜措施，以利促进社会安定和加强统治。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乱世里，如果说，西晋灭亡以前，河西地区有魏晋政权控制，乱事影响较小，田作仍在持续进行。此后，五凉分裂统治一百多年间，河西经受了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与多民族的交叉统治，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破坏，畜牧经济也蒙受了重大创伤。北魏占领河西后，有意让当地发展畜牧业，河西畜牧业由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田作则是萎缩不振。其后，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比较关心农事，田作是稍有复苏，但处境维艰，很难说达到了汉魏时期的生产水平。转贴于
三
隋唐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大国，河西作为与西方商贸的枢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隋代，河西常受吐谷浑与突厥的侵扰。先后任命贺娄子干与乞伏慧为凉州总管，便与"边塞未安"密切攸关。文帝让凉州总管"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上书云："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相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48〕由此可知，隋初在河西营田，得不偿失，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还有社会环境不宁的影响。宇文弼谈到突厥侵扰，"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若绝xáan＠②④，若欲追蹑，良为难及"。因此，优先安定社会环境乃是田作的重要前提。其后，炀帝在政局纷扰时，《隋书·炀帝纪》称，"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这种短暂行为，肯定不会有积极成果。
隋唐之际，"家富于财"的武威姑臧人李轨乘乱起兵，很快占有五郡，与吐谷浑、突厥交结，嚣张一时，但被"凉州奕世豪望"的安兴贵兄弟"引诸胡众"迅速击败了，由此可知，凉州境内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唐太宗贞观初，凉州都督李大亮说："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49〕充分展示了社会安定对农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唐平定高昌后，每年要调发千余人去那里防守。褚遂良疏谏称，"王师初发之＠②⑤，河西供役之年，飞刍wǎn＠②⑥粟十室九空。……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自长安至西州五千多里，其中半数以上里程要跨越河西地区，运粮应役，困累无穷，如果在途中发生乱事，则将前功尽弃。玄宗开元时，韦凑反对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guàn＠②⑦募兵五万人出征安西，他严肃地说："一行万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②⑧，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纵令必克，其获几何？"〔50〕举此二例，可知河西地区对长安与西域间的交往承担了很繁重的负荷。
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51〕。所称凉州自然是就城区而言，并不涉及凉州所辖广大地区。其后，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说："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52〕可见经历了六七十年发展，凉州农作仍不够发展。
唐代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不时在此交争，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契bì＠②⑨族酋长何力率部落六千余家降唐，被安置于甘、凉之间，经历了八九十年，至开元八年（公元719年）十一月，突厥战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 才被迁往他处〔53〕。
唐高宗时，吐蕃与吐谷浑连年交战，吐谷浑失败，"走投凉州，请徙居内地"。不久，突厥势力复兴，攻占铁勒在漠北的故地，迫使回纥、契bì＠②⑨、思结、浑部，徙居甘、凉之间。玄宗"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③⑩"，切断了安西通往长安的通路〔54〕。《旧唐书·地理志》记吐浑、兴昔等"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bì＠②⑨、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说明众多少数族人确是聚居于凉州。开元时，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镇守凉州，"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他建议双方"各去守备"，撤除守备后，"吐蕃畜牧被野"。（《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可知彼此大设关防，是很不利于生产发展。
随着唐朝国力增强，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边疆局势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有句名言："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恭勤不怠"的娄师德，在河陇等地检校营田长达四十多年，"民夷安之"〔55〕。由是，自武周以至玄宗盛世。唐代河西屯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 陈子昂纵论河西形势说："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zhù＠③①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入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56〕。他如此具体地揭示了凉甘地区发展农作的不平衡，甘州地区自西汉以来农作已有较大发展，随着唐代的屯田经营，生产是继续有了新的长进。
凉州地区的田作，此后也有了迅速发展。武则天晚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突厥、吐蕃不敢侵扰，"夷夏畏慕"，使"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7〕。说明凉州都督区内屯作已有发展。《唐六典》卷七记开元盛世的河西屯田数，赤水36屯，大斗16屯，建康15屯，甘州19屯，肃州7屯，玉门5屯。 其中赤水、大斗、建康均在凉州境内， 按《通典》卷二记开元廿五年（公元737年）令，"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显而易见，凉州屯田在唐代盛世是有了重大进展。陈子昂说武则天时，甘州有40余屯，开元时仅存19屯，说明屯田规模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沙州仅玉门5屯， 陈鸿《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②⑤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所言显有夸大，但敦煌有屯田大致不会虚假。唐代屯田收入，《通典》卷二记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全国岁收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14％。
需要顺便说明，唐前期所置十道或十五道中，并无河西道。它是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五月，自陇右道分置。在此之前， 元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58〕。天宝盛世，"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官府屯田而外，河西还有更多的民间田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2-343页引大谷2835号文书，记武周时，沙州逃户在甘、凉、瓜、肃等刑，"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僮"。河西诸州招怀沙州的逃户参加田作。说明诸州民间都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沙州敦煌出土武周、唐玄宗与代宗时的众多户籍残卷，分别记录了当地各户受田的具体情况，诸如口分田、永业田的差异，已受田、未受田的不同。在田地各段的四至中，可以看到诸如买田、自田、官田、勋田、观田、墓田、退田等等田名。斯2593号《沙州志》云："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③②，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59〕沙州民户广泛田作，那是一目了然的。
玄宗开元中，瓜州刺史张守guī＠③③打败了入侵的吐蕃，"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guī＠③③设祭祈祷，终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guī＠③③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60〕。它很形象地说明了河西少雨，修渠的迫切性和使用雪水在内灌溉的重要性。
敦煌出土户籍残卷记各户每一地段所在位置以及它的四至，广泛与水渠密切相关。如天宝六载（公元747 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程什住户，"一段伍亩永业，城西七里平渠。东渠，西渠，南河，北渠"。又如大历四年（公元769 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索思礼户，"一段玖亩口分，城西十五里瓜渠。东渠，西渠，南路，北渠"。如此等等，突出说明了当地田亩依赖水渠灌溉。
敦煌出土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甘泉水（今党河）"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州城）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宜秋渠，……在州西南廿五里，……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61〕。将沙州水渠对农事的作用言之凿凿。敦煌出土伯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云："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62〕，这是将河西用水溉田加以法制化了。早在武周时，陈子昂已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水流更有其特殊性。敦煌因地制宜，大修水渠，使点滴水流都能得到充分使用。
唐代盛世，河西官私田作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屯田收入以外，官府仓储也大为丰满。《通典》卷一二记河西正仓粮70万石，和籴粮37万石，义仓粮38万石，都大大超过了陇右道的收入。可以推知，河西的粮食生产实是盛况空前。
与此同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河西畜牧生产也很有利。《资治通鉴》卷二七记风阁舍人崔融言："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一朝禁止，百姓劳弊"。（《文苑英华》卷七六八《断屠议》）一日不可缺的肉食习俗，正是以大量牲畜的繁殖为前提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五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开元时，突厥出兵"掠凉州羊马"，唐代凉州产马仍很负盛名〔63〕。
《元和郡县志》卷四甘州张掖县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作酥特好"。山丹县焉支山，"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甘州张掖人赵武孟"以驰骋佃猎为事"。（《旧唐书》卷九二）瓜州普昌县，"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唐六典》卷三记"甘、肃、瓜、凉等州（贡）野马皮"。宋人程大昌云，野马皮制靴，骑而越水，水不透里，极为可贵。
玄宗天宝末，安史叛乱发生，边防兵内调，吐蕃乘机迅速攻没河西诸地。法人戴密微撰《吐蕃僧诤记》第二章历叙吐蕃在占领区推行蕃化统治以及所在居民进行反抗诸事实。唐文宗时，遣使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欢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言语小讹，而衣服未改"〔64〕。很可概见陷蕃百姓强烈的反抗政治意识。宣宗时，"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进献，"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唐授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由是开启了前后相继的张氏和曹氏的归义军时代。
吐蕃占领河西后，气势一度很盛，但其内部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增涨，鄯州都督尚婢婢与其宰相论恐热的交争很激烈，下层奴婢＠③④末的反抗也是方兴未艾。吐蕃贵族统治正在迅速走向没落。原先被吐蕃安置在甘州一带的回鹘也是日趋衰弱。吐蕃人与回鹘人的畜牧生活固然仍在进行，敦煌文书中所见"牧羊人"例为胡姓，正是他们从事畜牧的良好例证。另一方面，吐蕃人与回鹘人也确有一些在从事农作。王建所述凉州吐蕃人，"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回鹘人在甘州，"其地宜白麦、青＠③⑤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65〕。以驼耕地，种植春麦等粮食作物。
《敦煌资料第一集》比较集中收录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多件贷麦（粟）契，借者或"无种子"，或"缺粮用"，借贷利息极高，若不按时交纳，"仍任掣夺家资牛畜，用充麦直"。契约通常注明使用汉斗。借贷人既有汉人、少数族人，还有出家的和尚。"敦煌大蕃、久陷戎垒"。但他们仍在继续广泛种麦。
五代后唐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后晋时，高居诲出使西域，"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沙碛，碛无水，载水以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由于雨少，"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北宋太宗时，"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66〕。这些都说明归义军时代的河西仍有相当发达的农业。
元朝人马端临曾经综合评论说，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67〕，所言大致属实。自汉至唐的统一安定时期，全国范围内一派生产兴旺景象，唐前期的天宝盛世，自长安西尽唐境，"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言虽有夸张，但有一定事实为基础。包括屯田在内的官私农作促进了河西的欣欣向荣。如果以一百多年盛世的唐前期和同样是一百多年的五凉混乱时期相比较，更可以清晰看出社会安定与否对河西社会的严重影响。有了良好生产基础，吐蕃占领时期的暴力未能彻底摧毁农事，田作畜牧均在低调进行。至北宋真宗以后，河西地区相继为西夏所占。《西夏书事》卷二七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西夏银夏等地大旱，"运甘、凉诸州粟济之"。《契丹国志》卷二一记西夏贡马、＠③⑥、狐、兔等物。表明党项羌统治河西期间，它既是畜牧区，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已不复是过去那种单纯畜牧经济，且比晚唐五代进步，成为比较发展的农牧兼作区了。
注释：
〔1〕《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79页；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诸正史均同。
〔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61页；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0-3891页。
〔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83 年点校本，第1017-1018、1022页。
〔4〕《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陇右道》， 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第1页下。"后元六年"误， 史无其年。《汉书》卷六作元鼎六年，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作后元年。何者为是，待考。
〔5〕《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第2479-2480页。
〔6〕《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909页， 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为《西河故事》；《太平御览》卷五《地部》引《西河旧事》，又引《凉州记》文字都相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244页。
〔7〕《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 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2页。
〔8〕《资治通鉴》卷二元鼎二年，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58页；《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9〕《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77页。
〔10〕〔11〕〔14〕〔18〕〔26〕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1、208、623、57页。
〔12〕〔日〕永田英正：《论礼忠简与徐宗简》，《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7页。
〔1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1139页。
〔15〕《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07页。
〔16〕《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第2463页。
〔17〕《汉书》卷七《昭帝纪》元风三年条注引，第229页。
〔19〕〔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296页；参看《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20〕《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39页，又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76页；《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及师古注，第173页，又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
〔21〕〔24〕《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28、260页。
〔22〕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7页； 参看〔日〕吉村昌之《汉代边郡的田官组织》，《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205页。
〔23〕转引赵俪生《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之性质与数额上之差异》，《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又见同氏《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76页，赵先生说是1972年出土新简，我通读《居延新简》而未见，心存疑惑，持此请教谢桂华先生，确知未收入。"卒作簿"名，采用谢先生意见。
〔25〕《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0页，又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13页。
〔27〕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考古》1962年第8期， 第426-428页。
〔28〕《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页，又卷二三《窦融传》，第799页。
〔29〕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9页， 按许慎《说文》七上禾部，"＠①①＠①②，谷名"，中华书局1963年版；《宋本玉篇》卷一五禾部，"＠①①＠①②，jì＠③⑦名"，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288页。
〔30〕《三国志》卷二七《徐邈传》，第740页；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4页。
〔31〕《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第513页；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32〕《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25页；《太平御览》卷八三八《百谷部》引《前凉录》，第3744页。
〔3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注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46-147页。
〔34〕《魏书》卷九五《吕光传》，第2087页。所称"饿死千余口"，据《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71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二，第3536页，均记为"饿死十余万口"，疑近真实。
〔35〕《晋书》卷一二六《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资治通鉴》卷一一四义熙二年四月，第3590页，又卷一一六义熙四年五月，第3666页。
〔3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52-3155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37〕《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61页。
〔38〕《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第609页。
〔39〕《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又《秃发＠①⑧檀载记》，第3149页；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7-3198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六年夏，第3812页。
〔40〕《晋书》卷八七《李hào＠②⑩传》，第2259、2263-2265页。
〔41〕《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永初元年七月，第3736-3737页；《晋书》卷八七《李歆传》，第2268-2271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元嘉十六年八月，第3874页；《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22-823页。
〔43〕《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857页， 记"马二百余万匹"；《通典》卷二五《太仆卿》作"马三百余万匹"，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706页。
〔44〕《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542-1543页；《北史》卷四七，第1715-1716页，文字全同。
〔45〕《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第314页， 又卷二《贺兰祥传》，第338页。
〔46〕《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陇右道》，第8页上； 《周书》卷三七《韩褒传》，第661页，又卷二五《李贤传》，第416页。
〔47〕《周书》卷三二《申徽传》，第556页， 又卷三九《韦zhèn＠②②传》，第694页。
〔48〕《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2页，又卷四《王世积传》，第1173页，亦言"凉州士旷人稀"。
〔49〕《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2388页。
〔50〕《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6-2737页，又卷一三《郭虔guàn＠②⑦传》第3188-3189页。
〔51〕惠立、彦cóng＠③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11页。
〔52〕〔56〕《陈子昂集》卷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3-195页。
〔53〕《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第6099页，又卷二一二开元八年，第6742页。关于"六千余家"，《旧唐书》卷一九《契bì＠②⑨何力传》作"千余家"，第3291页。
〔54〕《资治通鉴》卷二一龙朔三年五月，第6335-6336页；《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第5349页，又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第6114页。
〔55〕《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第4802页，又卷九三《娄师德传》，第2976页。
〔57〕《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4页；《新唐书》卷一二二本传记稻收丰衍，似在甘州种稻，第4362页。
〔58〕《唐会要》卷七《州县分望道》，丛书集成本，1936年，第1213页；《资治通鉴》卷二一景云二年五月，第6666页；《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第1861-1862页。
〔59〕斯2593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第143页。
〔60〕《旧唐书》卷一三《张守guī＠③③传》，第3194页；《新唐书》卷一三三本传作"耕者如旧"，第4548-4549页。
〔61〕伯2005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第110-114页。
〔62〕伯2507号，转引刘俊文《敦煌吐蕃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8-329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八年十月，第6743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作开元九年秋，第5175页；《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第913页。
〔64〕《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第1839页；《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14页；《五代会要》卷三《吐蕃》，第357页。
〔65〕《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第916页。
〔66〕《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第14152-14154页；《新五代史》卷七四《于田》，第917-918页；《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至一五《西凉府》，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7668页。
〔67〕《文献通考》卷三三二《舆地考》， 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6年版，第2537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角右加乐
＠②左字为讠右加孛
＠③原字为土右加焦
＠④原字为阝右加隧右半部下加火
＠⑤原字为内加／
＠⑥原字为革右加是
＠⑦原字为马右加辛
＠⑧原字为一横四竖
＠⑨原字为豕右加艮
＠⑩原字为仰右半部
＠①①原字为禾右加旁
＠①②原字为禾右加皇
＠①③原字为叠右加毛
＠①④原字为号右加鸟
＠①⑤原字为女右加石
＠①⑥原字为氵右加勇
＠①⑦原字为扌右加采
＠①⑧原字为亻右加辱
＠①⑨原字为广下加禾
＠②⑩原字为日下加高
＠②①原字为阝右加是
＠②②原字为王右加真
＠②③原字为交右加力
＠②④原字为纟右加玄
＠②⑤原字为止下加夕
＠②⑥原字为车右加免
＠②⑦原字为王右加灌右半部
＠②⑧原字为马右加犬
＠②⑨原字为艹下加必
＠③⑩原字为龟上半部下加罕上半部下加比下加大
＠③①原字为贝右加宁
＠③②原字为氵右加卤
＠③③原字为王右加圭
＠③④原字为口右加温右半部
＠③⑤原字为走右加累
＠③⑥原字为马右加拖右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