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的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第2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从维护者一方的利益来说，法国大革命使启蒙运动的进程走向了终结，仿佛是法国的政治动荡革了启蒙运动的命。但是不可忘了，法国大革命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以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实际上，它们都是“欧洲精神危机的表达”[6](P178)，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法国革命是以现实层面中更为让人触目惊心的铁与血的方式展露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积累的种种力量，而稍前的启蒙运动是在思想领域内以赤诚和坦荡的气度横扫精神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中总结到：“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某种升华，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头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着四面八方急流勇进，汹涌地扫荡挡住它去路的一切。……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普遍亢奋，其产物和余波使人们对某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投下新的阴影，正像涨潮落潮会在岸边留下一些东西，同时也要冲走一些东西一样。”[4](P2)在这场暴烈的思想洗礼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的成就、宏伟的蓝图、永恒福祗的信念，以及闪烁不定的“黑子”或“暗斑”。现代启蒙批判便是启蒙思想历程中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潮起潮落”。

二、作为“理性的勇气和思想的激进主义”（卡西尔语）之象征，启蒙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毫无疑问，通过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类的普遍事务和人类永恒幸福的追求，启蒙运动已经作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减轻了人类的苦难，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无知；教条得到了反驳，偏见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众的嘲笑。启蒙时代的人们相信，求助于主义、无知和权威以证明专断行为的合理性是行不通的，那只不过是自私、懒惰、愚昧或我无聊的托辞。事实表明，如果拿这段倍受诘难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来与19世纪更为混乱的理论表征和20世纪伤痕累累的历史记忆相比较的话，我们肯定会意识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更少引人误入歧途。由此看来，“18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与之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有希望的乐章。”[1](P25)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极具天才特性的启蒙运动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期间，启蒙运动不仅提高了人类生活在物质方面的舒适水平，而且缓解了人类的饥饿、疾病和恐惧的痛苦。在启蒙的旗帜下，个人的天才力量和理智无畏的探险共同构筑了一个“英雄化”的时代，这使得我们今天视为进步的许多成果相形之下变得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合理的现实存在都不是最终的，都必将面对历史的烈焰和事实的考验。曾经是启蒙运动一面大旗和时代精神标志的那个巨大的疑问词Quid（为什么）如今又悬在了后启蒙运动时代的上空，成为人们心灵中一个新的兴奋点（其实这种疑问和惊异乃是人类的基本本性）。后来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甚至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都以“启蒙”的Quid来质疑启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所有的光荣梦想彻底幻灭后，康德的诚实之思就变成了数学上的费马大定理。康德欣喜地看到：“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是已经在望了。”[2](P163)历经沧桑巨变的我们却不禁要问，这位诚实可靠而又严肃认真的哲人是凭借什么来认为“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除去被人们抨击过的理性乐观主义之外，康德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而对该答案的求证就成了后康德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或者说，证实或证伪这个思想史上的“费马大定理”就成了左派、以及中间派的共同目标。由此福柯才会认为，“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按指“何为启蒙”）随着此文（按指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3](P528)也许启蒙是一个永恒的，即所谓“不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问题。虽然人们没能解决该问题，但该问题却不断地滋养着后世的思想。同样地，康德的启蒙之思终究成了现代问题意识的源泉。

现代学术思想由于缺乏统一的严密的研究纲领，因此在较为零碎的发散性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以标新立异、另辟蹊径或者不落窠臼、不落俗套为美学境界。加之近现代历史的巨变导致人们心态失衡，怨心浓烈，在激荡的历史境遇中往往以“证伪”的方式来求得思想的发展。对启蒙而言，后世的思想家大多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待先辈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须的，所谓相反者相成，同时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正当权利。但无论如何，单向度（one-dimensional）以及过火（overreached）的批判都有陷入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洪流中去的危险。而如果要超越时下对传统的“解构”或“酷评”（套用坊间的世说新语）的混乱和偏激，同时又能挖掘出一些真问题，我们必须小心在意。的确，我们是在泥沼上寻找着前进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最近两百年来人们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甚至反叛是以下几种诱因的结果。一是启蒙运动本身的缺陷，如平庸、肤浅等等；二是社会文化主旨的变迁，这是转型中常见的现象棗并非由于启蒙自身的问题而使启蒙“过时”，而是由于时代精神兴趣的变化使然；三是在文化道路上的退化、下降的结果，这在孔子、赫西俄德（Hesiod）等的“退化历史观”看来，文化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一种沉淀，也就是说，后世在精神承受能力和思想品格上已不具备同前辈对话的资格而导致对古典的传统思想的陌生、不以为然甚至“怨恨”

三、如果把启蒙扩展为一个宽泛的历史命题，那么法国革命亦从属其间。甚至远到21世纪更为冷静客观的反思，以及了结历史恩怨、收拾历史残局、开创转型新局面的整个“现代性工程”都可以“启蒙”名之。而文艺复兴那种诸因素错综交织并使人百感交集的场景再三再四地出现于现代启蒙批判中，实在不足为奇。这种场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高潮时期最为清晰：富于创造性，但却步履不稳；情绪激昂，却往往耽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正如布克哈特所说：“和极端的堕落一起出现了最崇高的谐和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的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罩上了一层光彩，而这种光彩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7](P446)这种艺术光辉不仅是文艺复兴顶上的光环，同时也是启蒙运动体内所孕育的浪漫主义胚胎棗虽然浪漫主义最后成了启蒙运动的敌人。正是浪漫主义开了现代启蒙批判的先河，而我们在后来的所谓“现代性”启蒙批判中，常常看得到浪漫主义的影子。他们的相同点便是在思想上都领有一种唯美的浪漫气质，虽然没有人这样称呼，但把他们看作浪漫主义者绝不是毫无道理的棗其实只有把他们共同具有的感伤气质视作浪漫主义的核心才是理解他们思想精髓的关键。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只是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精神家园变成了虽然现实存在着的、但却是不能种植粮食的酸碱土。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人类的幸福只不过是一种实利主义的小商小贩的观点。浪漫主义着重于诗和历史的创生性功用，追求天才和直觉的权利，因此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所贯彻的精巧细致的思辨、讲究实际的健康常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诗意的理智文明，缺少艺术的熏陶和足以美化精神家园的那种轻灵的生机。从此，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诱惑下，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被硝制成了科学的标本。在随后的20世纪末全面的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文化走向科学主义及其终结等历史性“大灾变”（catastrophe），最终都要算在启蒙的帐上。

浪漫主义在内容上彻底否定了启蒙运动，即便在启蒙者的内心生活里或许同样地关注那种不受人干扰的艺术享受。因此后来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人谴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冷冰冰的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和不自然的趣味。”[8](PP111-112)人们于是在自然世界和理性主义之外设立了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通常把它叫做“文化世界”，也就是思想的、价值观的、信仰的、艺术的、语言的、象征的、神话的、制度的、历史的世界。启蒙运动因为过分的矜骄而不注重历史的传承，历史主义在后来的浪漫主义那里被发掘了出来，作为启蒙运动特征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被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克服了。

在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颠覆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浪漫主义重新给自文艺复兴以来被启蒙思想打入地狱的“神话”观念以文学性的崇高地位。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神话不仅成了最高的理智所感兴趣的对象，而且成了敬畏和崇拜的对象。神话被认作是人类文化的主要源泉，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所以海涅在谈到德国的浪漫主义时也认为：“它（按指浪漫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9](P5)在海涅对浪漫主义的杰出评论之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浪漫主义这种没有被命名的新“文艺复兴”的历史轮回或回归的趣味。这莫非就是历史的宿命？此间我们是不是更能明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颠覆者与被颠覆者之间的有趣关系呢？

正是在启蒙运动这种“一切都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的社会观念中，“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10](P181)所以这种脱离现实的理性主义空想很快就在法国大革命及紧接着的血腥历史中破灭了，从此引发了直至今日的混乱与“黑暗”。因为在浪漫主义中贯穿的正是启蒙的理智信念和道德信念，因此浪漫主义并没有启蒙运动，他们只不过是移动了一下启蒙运动的重心而已。这次移动最终在康德哲学显示出了作用。虽然浪漫主义者的批评没有摧毁启蒙运动，但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诊断却比较准确。浪漫主义对启蒙的这种攻击的情形有如苏格拉底在高贵而庸懒、自以为是却不知黄金时代已然过去、危机就要来临的雅典所发出的沉沉呐喊一样，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激烈攻讦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启蒙”行为。福柯在思想“回归”后的晚年指出，批判就是启蒙，那么，现代启蒙批判亦必就是一种启蒙。

四、启蒙运动的浅薄是在形式上被受后世垢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关启蒙运动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评论中间，几乎每个流派（哪怕是互相对立的）在这一点上却取得了一致，都认可启蒙运动的肤浅。海涅风趣地论述到启蒙运动的平庸，他说：“最可怜见的平庸作品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盛行，空洞愚蠢之物象寓言中的青蛙似的，吹得天花乱坠。”[9](P22)当然我们要看到，个中原由大抵在于这种肤浅是必需的，因为要唤起广大人民的觉悟，开启民智、祛除蒙昧，就需要思想为效用的宽广而牺牲深刻，在此之前必须把理性的思想作一些通俗化的处理，结果启蒙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庸俗的实利主义和小市民的世故圆滑中去了，因此有人刻薄地认为理性不过是小市民的世故圆滑。黑格尔从一个扬弃了启蒙运动的更高的理性主义角度总结到，启蒙运动沉没到一种没有生气的通俗状态中去了，而“通俗的东西是深刻不了的”。在启蒙思想这种呆板的严格性和学究气之中，人们已经陷入一种踏实却单调与空洞的状态中，而失掉了那种聪明的生动性、活跃性和独创性了。[11](P235)

当然，虽然“浅薄的启蒙运动”这一口号依旧时兴，但却不能不说那是一种偏见。如果深入到启蒙运动的创造性维度中，我们完全能够编织出启蒙运动的另一幅图景，启蒙运动毕竟成就斐然。若以后发的情况和后来的思想来要求前代，则总能在此前的奋斗历程中找到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总结老是耽误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那么除了证明后继思想的更完善并由此满足论者的虚荣心以外，恐怕了无趣味、一无用处，反而同样会陷入启蒙运动那种曾经倍遭谴责的狂傲之中。如果再由此以为后继者的思想是对“浅薄”的前代思想的一种胜利，并以这种精神胜利法和几近暴发户心态去衡量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它显然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蒙昧。与其说，启蒙的“浅薄”是一种“善意的愚昧”，[5](PP696-697)倒不如说这种对启蒙的浅薄的理解才是一种真正的善意的愚昧。现代启蒙批判就摆脱不了这种嫌疑。

现代启蒙批判由于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它对启蒙的评定就需要我们给它衬上它的时代特征来加以理解，而发现了启蒙批判的浪漫主义特征。早在1820年法国作家诺迪埃（CharlesNodier）认识到：“浪漫主义诗歌萌生于我们的苦恼和绝望，这不是我们的艺术缺陷，而是我们日益进步的社会的种种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后果。”[12](P5)言辞中透着意味深长的讽刺和无可如何的悲凉，这便由于他把浪漫主义看成了生活在社会危机时代的个人应对危机的一种负面的自卫性反应。浪漫主义自身的双重特性在此决定了它对启蒙运动的态度的两分局面，当然结果都一样，都是总体上都是对启蒙的瓦解。那么现代启蒙批判就更值得仔细审查，而整个现当代思想亦当作如是观。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现代启蒙批判对启蒙理解的推进性价值。其中，尼采对启蒙的批判就具有特别深刻的学理意义。尼采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掀翻了西方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教导，他把苏格拉底以至启蒙运动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视为干瘪的谱系和概念的木乃伊。因此尼采在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方面就成了一个过渡性的关健人物，他对启蒙运动的颠覆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更是大大地超越了具有小家子气和病态美的浪漫主义棗虽然尼采本人身上的“权力意志”在凡俗的常规模式看来仍不免是一种病态，是一种富有激性和创造力同时也愈加可怕的病态，但尼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在此人们已不能靠喋喋不休纠缠于启蒙运动的浅薄来掩饰思想对自我卑微的深刻解剖。随着认识的深入，20世纪的思想家越过了尼采这道世纪之交的门槛。从另这个方面来说，处在尼采所生活的下一个世纪之交的人们面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幅历史长卷，自觉不自觉地把启蒙运动放进了现代思想史的总体性去考察，也就必然更有史学的韵味和后发的优势。

另一方面，现代启蒙批判却无疑大有可垢病之处。德国文学家伯尔（HenrichB?ll）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动荡的岁月里深情地眷顾马克思的丰功伟绩时所抒发的感慨恰好可以用来评价整个现时代人们对传统（包括启蒙）的态度，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13](P60)伯尔以“忘恩负义”来指称那个正好是“后现代主义”崛起的时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我们这个时代亦与之相去不远，伯尔的评论仍然适用。在反启蒙、反传统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愚蠢和无知，

我在此不敢妄言，但“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却实在泛滥成灾，可以肯定地说这乃是现代病的病源之所在，也是现代启蒙批判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柏林.启蒙的时代[C].孙尚扬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康德.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A].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福柯.何为启蒙[A].杜小真编选.福柯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4]卡西尔.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9]海涅.论浪漫派[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2]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M].黄梅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3]伯尔.卡尔—马克思[A].袁志英等译.伯尔文论[C].北京：三联书店，1996.

摘要：启蒙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在现代性的风潮中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启蒙自身的痼疾，又掺杂着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现代批判者的盲目与过火。现代启蒙批判在挖掘出了一些真问题同时，以其自身的行动确证了启蒙的永恒价值。现代启蒙批判总体上就是一种启蒙。

关键词：启蒙；批判；浪漫主义；问题意识

Areflectionon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

第3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卡西尔;启蒙哲学;现代意义

一、卡西尔启蒙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新康德主义诞生于欧洲大陆刮起了“回到康德去”的热潮，他们要求重新回归康德哲学，对康德哲学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对康德哲学中的道德哲学部分的论述，使得新康德主义者找到了道德哲学与人类真理的契合点，引申出道德的绝对价值观，将价值哲学作为新康德主义者核心讨论的问题，并从中找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为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方法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卡西尔系统地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柯亨的思想。柯亨认为：第一，通过逻辑结构可以为数学和自然科学找到逻辑根据；第二，文化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文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使人回归到人本身。这种观点为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一方面，在启蒙哲学中卡西尔十分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启蒙中的作用，尤其是牛顿自然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在梳理启蒙哲学的发展脉络过程中，卡西尔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文化的视角，他的启蒙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文化哲学的一部分。

其次，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也在方法论上给予卡西尔以启发。李凯尔特引入“价值哲学”的概念对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进行区分。他用缝制衣服作比喻，认为自然科学喜欢缝制同样适合保罗和彼得的衣服，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不想缝制同样适合保罗和彼得的衣服。也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应该利用一般化的方法，而社会历史科学则应该利用个别的方法，这样，价值哲学与实证哲学就可以区分开来。卡西尔的方法论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主张把方法论的原则运用在启蒙的各个领域。

二、卡西尔启蒙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对启蒙哲学的理解上，卡西尔认为以往的启蒙哲学发端于启蒙运动形成的“体系癖”怪圈，阻碍了启蒙哲学的发展，使启蒙哲学成为了所谓的“反应哲学”。在这种“体系癖”的影响下，启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映和描绘生活。正如大多数思想家那样，在谈论启蒙哲学时，往往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启蒙的种种思想进行考察，而没有触及到启蒙哲学的更深层面。卡西尔正是看到了这种表面研究的弊端，他说，“要描述启蒙哲学，不能只考察他们的观点的总和或表述这些观点的时间顺序，因为启蒙哲学与其说是由一些个别学说组成的，不如说是由一般理智活动的形式和方式组成的。”[1]也就是说，真正的启蒙哲学，不是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和言论的总和，而是要“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2]

同时，卡西尔还提出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论，这不仅是启蒙哲学的最根本的方法论，也是被启蒙运动树为旗帜的“理性”这一官能的真正功能之所在。卡西尔用拆装机器比喻他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所谓认识某一对象，就是把它分析、还原为它的终极组成因素，然后在思想中把这些因素重建为一个整体。既然我们能够像拆装一部机器一样分解和重建一个对象，比方说一种心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我们不就对之获得了绝对精确而又完备的知识了吗？”[3]这种分解和重建的过程就是对对象的系统认识和理解过程。能够拥有这种分析和重建能力的就是理性。他认为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双重功用。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这种方法论原则不仅体现了卡西尔对启蒙哲学本质的理解，也使卡西尔的启蒙哲学思想更具指导作用。

三、卡西尔启蒙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启蒙有自己独特之处。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这些思想中既包括博大精深的优秀思想，也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这就使得中国的启蒙需要对时代进行梳理，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挖掘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精华，祛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在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如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展中国启蒙，也是党和人民需要反思的问题。

卡西尔的启蒙哲学目的在于对传统进行批判，并回到传统，对传统作出一种适合现代的重建。这一点对于中国启蒙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中国的启蒙也应该首先破除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肯定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我国学者张光芒将卡西尔的这种方法描述为“整合”，这种整合是要在纷繁的近现代启蒙思想中整合出一个体系。他认为，卡西尔的启蒙思想就是在千差万别的启蒙哲学思想中阐述了一个极其严谨、条理分明的伟大的基本观点，这样就可以避开非启蒙、伪启蒙和反启蒙的文化，同时也可以避免产生启蒙思想中的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开展中国启蒙时，我们应该侧重于探讨启蒙哲学思想的原创理论体系，关注启蒙哲学中逻辑同一性的一面，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整合为一种总体性的逻辑体系，切忌孤立的看待个别的启蒙观点。也许，中国的启蒙中恰恰缺少这个重建和整合的向度，导致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真正步入现代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1]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5.

[2]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5.

[3]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3.

第4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思想启蒙；社会批判；现实主义；意象；比较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茅盾

《阿Q正传》与《子夜》都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及电视作品，是当代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其中部分片段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深受高中同学的喜爱。凡读过这两部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两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它们二者所反映出的现实主义特征却不尽相同，《阿Q正传》是“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子夜》则是“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二者究竟有何不同呢？下面我们就以《阿Q正传》与《子夜》为例，谈谈这两种类型的现实主义。

一、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两种典型代表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主流的现实主义，它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其中以“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与“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产生作品也最多，影响范围也最广。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最初源头来自于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合流，尤其是法、俄、日等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和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作家产生了直接影响，“五四”时期，这一形态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高潮，代表作家有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其中又以鲁迅的影响最大。

而“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直接的源头则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受俄、法及东北欧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影响较大。这一类型在20世纪初期的代表作家主要有茅盾、田汉、曹禺等，其中又以茅盾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二、《阿Q正传》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与《子夜》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之比较

“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与“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有各自显著的特征。

“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在中国当时“特别国情”下产生成长，它的历史使命意识、民族自省精神都与当时中国新文学的目标完全对应，强调现实主义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功能，立足点是人的思想的革命，从启蒙主义出发，把文学作为改造人的精神灵魂的有力武器。同时，“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现实透视大多采用历史的视角，作家抓言语，从历史积淀当中来反思追寻民族、人类的历史命运，折射现实。这是“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的显著特征。“五四”时期是传统国民性裂变的时代，陈独秀、、鲁迅等人毕生追求国民性改造的途径，特别是鲁迅先生由早年学医到后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就贯穿了改造国民性这一鲜明主题。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谈到自己“弃医从文”的动机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势力是如此强大，国民的灵魂是如此麻木，于是改造人的精神与灵魂，启蒙人的思想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第一要著”。鲁迅在当时还提出了著名的“铁屋子”理论：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国民在屋内大多“昏睡”，那么如何将这些昏睡的国民唤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鲁迅的众多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铁屋子”和这样的“国民”。以《阿Q正传》为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国民的精神状态是多么地麻木、多么地卑怯，多么地需要启蒙和改造。当《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在被枪毙前游街示众时，有一段文字很好地描写了当时未庄这些“看客”们的麻木，“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而阿Q本人，他的“精神胜利法”则被看作是当时国民们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是中国人灵魂上粘着的落后、愚昧、麻木、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阿Q所在的社会环境“未庄”则是当时黑暗、腐朽的旧中国这个“铁屋子”的缩影。阿Q在如此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着，他的现实处境很糟糕，可他却在精神上能“常处优胜”，明明常常受辱挨打，却又立刻“转败为胜”。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什么？就是鲁迅所说的“无反抗”。而通过深刻揭露现实，痛斥这种“无反抗”，促进人民觉醒，就是当时“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作家们的首要任务。只有唤醒了“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起来反抗，才有可能打破这个牢笼，看见光明的未来。

“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的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则集中表现为对社会的改造，推动社会外部结构的变动，而不是人的精神变革。它的关注面更多在于社会，而非人的精神世界，注重通过客观化的叙事来认识社会面貌，其作品多带有史诗性特点，强调社会的“全般性”。“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从思维方式上看，更加注重理性化的创作思维原则，反对感性化叙事，特别重视社会科学理论对创作的指导，其代表作家就是茅盾先生。

茅盾的创作理论重心落在“社会批判”上，强调文学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在《致文学青年》一文中，茅盾“很反对那些没有深切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个人情感的产物”，要求文学青年从深处分析社会，认清社会矛盾，提出要对社会矛盾进行“严密的分析，严格的判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如大家所熟悉的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就直接取材于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社会生活，展现了1930年春末夏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用“子夜”作为书名，是用艺术的象征手法，反映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旧中国。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时期，是旧中国所有固有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致使大批民族资本家破产；民族资本家为了生存，加紧了对工人阶级、农民的剥削与压迫。残酷的现实激化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激化了整个社会的矛盾。作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状，以艺术的形式大胆的进行了批判。他的批判对象是“社会”―― 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一个由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金融买办、官僚政客等广泛包含各阶层人物组成的社会。茅盾先生对人物之间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当时充满各种矛盾与危机的社会作了深入的由表及里的批判。在小说的主人公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茅盾的这种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瞿秋白曾给了《子夜》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他把《子夜》的出现认作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

总的来看，茅盾的“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体现了文学当代性的叙事特征，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照社会、批判社会的功能。其次，对社会的批判是通过时代生活画面的形象展示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完成的。最后，从经济视角切入解剖、分析社会结构，表现因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文化心理，达到了对社会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解。

综上所述，“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与“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的观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各自具有显著的特征，各自有其典型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但都殊途同归，它们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各自应有的巨大贡献，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和反思。

参考文献：

[1]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02.

第5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启蒙；现实功利性；排他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014-01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从开始到30年代“左联”时期以启蒙为主题的文学运动是20世纪中国影响极为深刻的一场思想革命，主要内容包括思想启蒙和革命启蒙，但这场启蒙运动并未完成。正如西方的启蒙运动遭遇了卢梭、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反思与解构一样，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潮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启蒙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启蒙的效果来讲，新文学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无法沟通。而造成两者无法沟通的，除了当时国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一个因素，来自启蒙者，也就是知识分子本身。在“启蒙——被启蒙”的框架里，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始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关系中，启蒙者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自己启蒙的对象，而把自己当成是“先知”和“救世者”，与被启蒙的对象形成了对立的关系。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导致了启蒙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自身，引发了他们的痛苦和迷茫。

第二，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现实功利性，尤其是政治功利性。这种现实功利性，在五四时期的典型表现，就是李泽厚那个著名的论断：“救亡压倒启蒙”。由于中国社会当时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况，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是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它背负了一种比西方启蒙运动更加沉重的历史使命，“这种源于殖民化危机的寻求富强的救亡式现代化诉求，成为五四启蒙的特定历史语境”，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启蒙运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畸变，“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哲思，毋宁说出自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启蒙在西方是宣扬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等的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思潮，但是在中国，“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到了30年代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启蒙代替了思想启蒙，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启蒙的这种功利性，最大的危害在于使文学与文化沦为一种工具。五四开始的时候，启蒙者们对传统文学的批判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批判。“然而，他们从所选定的逻辑起点即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出发，文学作为旧文化的载体，自然是反‘载道’；而一旦要求文学承载新的内容时，又会必然因启蒙的要求而命定地落脚于新载道的一途。于是，文学也便被作为新的工具而被确认。所以周作人事后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新文学本来从反载道始，结果却又落入了新的载道。”周作人的反思客观而及时，可惜已无法改变这种发展趋势。启蒙的这种现实功利性，是决定中国之所以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中国现代的启蒙文学思潮，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排他性。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还是革命文学时期的革命启蒙，都有这样的特征。五四时期启蒙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排斥上。对传统文学的批判，代表宣言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以及胡适的“八事”等等，对古代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对通俗文学的排斥，主要体现在对“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上，周作人、沈雁冰、鲁迅等都曾对此有过犀利的言辞。在新文学的统摄之下，文学想要实现多元化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在“左翼”文学时期，甘当“政治留声机”的革命文学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排斥，则更容易使文学工具化走向极端，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对文学的伤害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启蒙的这种排他性最大的危害在于不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如果任由其发展，文学必然会失去活力，变得单调乏味。

思想启蒙和革命启蒙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进程中的主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现代文学中没有人性的启蒙。比如人情小说、世情小说等的风行，就是人性解放的表现。再比如，周作人后来转向了对“性灵文学”的标榜，梁实秋和“新月派”重视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以及文学的审美性，京派文学主张远离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义等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脉。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对人性的启蒙或许是像思想启蒙者们说的那样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们的主张对于文学史的发展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

参考文献：

第6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90后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备受家人的关心与呵护，是家庭的中心，习惯于在家庭中担任主导角色，进而形成了他们独立、个性的特征。同时，90后大学生在物质条件充裕的环境下生长，家庭为他们阻挡了种种磨练的机会，使他们沟通协调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弱化。在遭遇大学校园中的挫折与失败时，难以独立接受，耐挫折能力明显欠缺，并可能导致出现心理问题。因此，90后大学生需要增强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磨练意志，提升综合能力。

高校90后大学生入党启蒙教育存在的不足

1入党启蒙教育过于注重形式，缺乏深入思想的教育效果

目前，高校对于新生入学后采用讲座的形式进行入党启蒙教育，教育重点多集中于入党程序等问题；对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大学生在经过推优后进入党校学习，经过考核成绩合格颁发结业证书。新生的入党启蒙讲座与党校学习是高校入党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程序，但一些学习教育流于形式，轻视教育效果、组织管理、监督评估等工作，导致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认知模糊，无法达到为发展党员奠定良好基础的预期目标，使入党启蒙教育的实际意义弱化。

2入党启蒙教育内容理论知识多于实际事例，缺乏系统性、全面性

目前高校的入党启蒙教育是党员发展的前奏，但有些高校在教育内容上仅限于的基本知识，多为理论，缺乏与实际、与当前形势与政策的联系、分析，以灌输式教育为主要方式，致使大学生对入党启蒙教育的认识产生误区，大学生的许多疑惑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进而导致入党动机不纯正等问题，并且在这样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入党启蒙教育后，大学生所接受的短期的培训与学习效果并不能持久，需要更多系统性的日常的入党启蒙教育将党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优秀的大学生党员。

3入党启蒙教育重视传递知识、思想，忽略了教育方法与教育主体特征的有效结合

随着高校大学生党员队伍的逐步扩大，入党启蒙教育的主体数量与日俱增，90后大学生就成为高校入党启蒙教育的主要对象。在入党启蒙教育中，有些高校教学方式、内容一成不变，教育思维不够与时俱进，缺少目前与90后大学生特点所契合的教育平台，难以触发大学生对党的浓厚兴趣，导致入党启蒙教育没有取得应有的实际效果。

解决方法

1紧抓学生特点，突破形式主义

客观看待90后大学生所具有的特点，创新入党教育方式，契合学生对于入党的需求。坚持以生为本的工作思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式，开辟新的工作模式。在大学新生中，积极开展与时事政治相结合的理论学习，倡导大学新生用理论武装头脑，掌握党的思想的科学体系，领会党的精神与思想主旨；紧抓新生入学教育契机，在新生中开展结合传统的入党启蒙教育活动，开展形势讲座、专题座谈、考察交流、辩论演讲、知识竞赛、案例教育等对大学生进行党的知识教育，以形式多变，内容饱满的实践活动带领新生领略学生党员风采，在新生中营造积极向上、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为大学生政治生涯发展制定计划与目标。

2结合时代特征，利用网络阵地

在网络时代，文化、信息传递飞速，人人网、微博、易班等社交网站的发展已覆盖学生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网络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大学生的发展、成长离不开网络的信息传递和资讯支持。面对席卷而来的网络浪潮以及信息时代中成长的90后大学生，高校大学生入党启蒙教育应利用网络阵地的覆盖性优势，以润物细无声的传播和渗透教育，为新生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如依托易班平台，开展线上讨论、金点子等主题活动，形象生动的展示当代大学生对于党的认知与了解，提高学生的入党积极性，端正入党动机，在网络课堂中体现大学生的风采，并让更多的群体了解大学生的政治理念与思想动态。

第7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幼儿园时期；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环境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背景下，教育行业也在不断进步和创新。对于教育开始的第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幼儿园教育阶段”，也是“启蒙时代”。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活泼好动，对外界出于好奇心理，善于学习和模仿，而在幼儿教育阶段的教育方式和传递的知识类型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对外界的感知和后期的成长。

一、幼儿园时期教育的特点

1.知识面广

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具有对外界探知的天性，有很大的学习兴趣。而在幼儿教育的学习安排下，氛围也十分活泼轻松。一般以做游戏形式或者故事之类的情景模式传授知识。但是相对来说，灌输的知识也较多，例如，简单识字、唱歌、跳舞、常识相关的问题等。可能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感兴趣的或者好奇的事物也会成为教学知识，所以，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在教学中应不断创新，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2.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启蒙阶段的教育是教育阶段的基础。随着教育行业的发展，教育越来越精细化了，幼儿教育阶段作为教育的第一阶段，更应该引起重视。在幼儿教育阶段我们分为三个阶段：小班教育阶段、中班教育阶段、大班教育阶段。而在每个阶段学生的整体特征也会有差异。比如，小班一般是2.5～3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对外界处于萌芽状态，对外界很好奇，也是最好培养和开发大脑思维的最好阶段，在此阶段可以采用声像等进行教育，也可以根据孩子实际的状态进行动态学习培养。对于中班和大班教学时期，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是开始对外界有观点和看法的时期，也是自我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除了基本知识的学习，一般以相关事件故事的形成引发他们的思考，以达到教学目的。综合来说，在幼儿教育阶段没有固定的教学方式，幼儿阶段开启了孩子进入学习的大门，是开发大脑的最佳时期。

二、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环境的引入探索

1.中华文化在启蒙时期的引入

幼儿教育的整个阶段是对世界认知和自我意识价值逐渐形成的阶段，被称为“启蒙时代”，此阶段也是培养孩子行为意识和优秀文化知识注入的时期。中国优秀的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一些文化思想精神和物质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引入，则会启蒙并促使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例如，可以在课堂中以故事的方式向他们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如岳飞的故事，通过故事引发他们去思考和学习。根据幼儿教育阶段的教学灵活性的特征，可以更好地向他们传授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美化他们的心灵。

2.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环境探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行业的发展不仅向着精细化和人性化发展，更多的是靠优越的环境对孩子的二次开发！探索幼儿教育阶段的中华文化环境，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本地区域文化特色加以引入

根据教育所在地区文化加以引入，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以提起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对文化的探索精神。对于物质文化，一般用于孩子的互动，以锻炼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例如剪纸、彩绘之类的。当然，各地的文化背景之类都有所差异，所以也显示了教育的大体性和独特性！

（2）结合孩子的实际教育环境进行引入

虽然幼儿教育阶段是教育的第一道大门，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此教育阶段有着重大影响！当然知识对于所有孩子都是公平的传播，在对幼儿园教育时期，应结合主观和客观环境灵活教学，所引入的地域文化知识也是多样化的，应结合地域特点分享与之相关的典故，包括神话故事等，引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例如，在陕西渭南的可结合“华山”，即“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故事”，加强孩子对正义和孝义的追求。结合地域文化特点，不仅加强孩子对家乡的热爱，也加强了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

教育是兴国安邦之本，这句话从古至今一直都未落后。幼儿启蒙教育阶段的各种改革和创新，为孩子后期的教育做好了铺垫。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各个阶段对教育的创新都是对有生命的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涉及面广，在幼儿教育阶段的引入培养了孩子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对幼儿园时期中华文化教育环境的探索也体现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王炳照.中国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12（01）.

第8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那么应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它到底有何特征呢？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其特征在于，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从逻辑上说这是一条线性结构，但在这一线性结构的中心环节又有一个由理性与情感的动态激荡而形成的面式结构。②它的介入使整个启蒙过程成为一种复式结构：其一是从本能欲望——理性——自由意志——创造自我；其二是从欲望——情感——自由意志——创造自我，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复式结构的特点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互为前提互为保证，缺一不可。换言之，理性通过对情感的作用保证后一结构的完成，而情感通过对理性的作用又赋予前一结构以合法性。如果将其置于启蒙主义的文化动力系统之中，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指向自由意志的塑造，也标示了逻辑统一性完成；而从美学范畴来说，这一动力系统中的理、情、意分别表现为真、美、善，真与美的互动自然地指向善，而“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之形成也就标志着通往真善美相统一的最高境界。对此郁达夫的说法极有代表性：“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但是这种效果是“间接的影响”，不能是有意识的，因为“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会影响到善上去。”③由此就决定了其启蒙叙事既不是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纯感情主义的；既不是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纯浪漫主义的。这两种叙事可称之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理性主义叙事”。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为什么在“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思潮同时成为文学上的热点，为什么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几乎同时崛起于文坛，其“对立互补”正蕴含着上述必然性与合理性。扩而大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启蒙叙事之所以以“理性浪漫主义”与“情感理性主义”为特点，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

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其特点在于虽然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有关情感、情绪的来源、内涵、力度与价值指向等等莫不与理性相关，在它的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早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言情小说，尤其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中就以其新旧过渡时代所特有的情思方式展现出黎明前的清新气息。到了“五四”时期，以爱情为核心的情感表现更成为文坛的最辉煌的景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启蒙者不但把情爱婚姻问题视为反封建思想的突破口，而且还将其视为囊括新道德与新理性的象征。“对解放的普遍心理都把爱情和自由融为一体，意即通过恋爱并激发个人的热情和能力，他就能变成一个完美和自由的人”；爱情“还被视作一种违抗和真诚的行为，即敢于冲破伪善社会种种人为束缚，而寻求真正的自我”。④对爱情婚恋的专注所表现的不但是作家的一种新的人生观、道德观，更是时代的一种价值观。爱情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最为敏感的一大焦点问题，其象征性和启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自称“为爱情而爱情”的湖畔诗虽然并不注重以情爱婚恋去反映社会问题，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从世俗观念和封建礼教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直率与喜悦，表现了青年人自己“真的声音”。在冯雪峰的《山里的小诗》、应修人的《悔煞》、 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潘漠华的《寻新生命》等诗作中，他们怀着青春稚气歌咏爱情的欢欣，怀着天真痴情歌咏爱情的坚贞，满怀热烈的向往歌咏爱情的大胆，怀着热恋的心态歌咏爱情的令人颤抖的神秘力量，怀着对未来的执著向往歌咏爱情给诗人带来的“崭新生命”。诗中的爱情主人公形象以其天性的纯洁、真挚和对爱情甘苦本身的执着追求，针对封建旧道德、“伪道德”发出了独特而叛逆的宣言。正如周作人在反击封建卫道士斥责这批情诗“轻薄”、“堕落”时所说，“这旧道德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⑤它指向了崭新时代和人的觉醒所必需的道德理性。

“五四”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自立、创造、朝气勃勃的青春精神。一代青年作家感应了时代的脉搏，以自己的青春心态和全新创造跃到了这场时代洪流的波峰。此时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正需要他们。保守、中庸而不乏温情脉脉的传统文化心理，正需要、也只能靠一种狂暴的、不重经验的(甚至必然是偏激的)叛道的一代人来冲决。郭沫若那首被誉为“唱出了个性解放的最强音”的《天狗》便典型地表现了这代叛逆者横空出世，睥睨一切，扩张自我，创造“新我”的决绝姿态。这个“新我”是“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我的心肝”，彻底与“旧我”决绝之后更生的，“新我”不相信“还有位什么父亲”(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在这个“自我”的面前，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切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封建权威，都被踏倒，都被毁坏。叛逆者的“新我”汇集了“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新我”按捺不住从恶梦中醒来的惊喜与热情：“我的灵魂是琴声似的跳动，我的脚步是江水一般的奔跑，我向着一切欢呼，我向着一切拥护。”(冯至《月下欢歌》)总起来看，这个“新我”形象虽是浪漫主义者个性的表现，却综合了“五四”文学理性探索精神的的方方面面，成为“五四”人道主义灵魂的典型的最强有力的化身，成为一种主客体相互渗透，超越了族界乃至国界的精神象征。

美籍学者李欧梵曾注意到，西方浪漫主义的两种典型形象——维特型(消极的感伤)和普罗米修士型(充满活力的英雄)，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的两类浪漫主义，这就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者”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⑥如果说上述“新我”形象极为接近“凭他的个性来影响世界，改造世界——甚至是创造一个世界成为一个新的普罗米修士形象”，那么在郁达夫等带有感伤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家笔下，则塑造了一批“带有普遍性的忧郁症”的维特型形象。⑦这是一批发现了自我，但无力“忠实地守住这自我，彻底地主张下去，扩充下去”的“零余人”、“漂泊者”形象。尽管这类形象所表现的并非先觉者对他们由愚昧走向觉悟，由沉默走向思考，或追求个性解放，或追求独立意志等觉醒因素的理智性的肯定和赞美，作家也无意于对其作理性的剖析，而是一任自身情感情绪起伏奔涌，但这里的情感却莫不是觉醒者——也只有觉醒者才会有的“性的苦闷”、“生的苦闷”。觉醒者对理想的追求和爱情愿望，无论是在视中国人与狗等同的岛国日本，还是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20年代中国社会，都是无法实现的。当他们闻到了“真的人生”的气息之后再也不愿回到从前“奴隶”的位置，于是苦闷、孤独、徘徊、痛苦、忧郁、悲观、绝望纷纷袭来，像“一只迷途的鸟”，“漠漠寒潭里的孤舟”，“任着狂风苦雨的飘零”，“任着舟子的流浪”(林如稷《流霰》)。但在他们表面的伤感、悲痛后面潜藏的是一颗剧烈跳动的愤世嫉俗的反抗心灵。冯沅君《隔绝》的女主人公宣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并最终以死殉情，对封建礼教做了彻底的叛逆。总之，在这批既是作者“自我”又是与“自我”同病相怜的以“苦闷”为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所表现出的最终价值仍在于与“五四”启蒙人道主义潮流的内在契合，在于对“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表现。而这种自我意识基本上是在以下两个指向上展开的：一是同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的主体意识的，迫切要求自我生存方式的确立和自我价值在现实中的实现；一是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自我本能的觉醒，迫切要求冲破封建伦理体系使自我的感性生命欲求得以实现。二者所表现出的社会主题与文化精神共同加入了启蒙主义文学以“立人”为核心的理性协奏曲之中。

正如郭沫若所说，诗人虽是感情的宠儿，他也有他的理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在审美上的情感化从不拒绝理性的底蕴与理性的理想，只不过这种理性的宇宙观不具备审美创造的本体价值，而是在情感的发现和创造性中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这意味着启蒙主义的情感在本质上具有引发人的理性思考、理性探索的能力。就人类的情感体验来说，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现状还是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社会舆论等等）都会对它有直接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是引起情感向着不满足、受压抑乃至痛苦不安的方向活动时，主体必然会重新思考审视社会、人生及其与自身的关系，产生改变现状从而满足情感需求的愿望及行动的趋向。这样情感的需求也就逐步转化、上升为理性的需求。由于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外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往往不能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这种对立基本上是越往前追溯越尖锐），因而对情感的肯定、情感的发现总是促使文化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的发现也就是情感的解放，而情感的解放也就是发现人本身，从而促进理性的觉醒和解放。同时它的意义与价值还表现在，理性作为一种相对远离感觉、心灵、体验的东西，它的指向、深度、价值是不是符合人性的与进化的标准，单靠它自身是无法证明和检验的。这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在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系之中，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能力，而它何以有这种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启蒙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在他那里就只剩下理性如何实践自身的问题。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不相信存在着这样的纯粹理性，他们在崇拜理性的同时，还需要通过人的真实情感进行检验或者修正。这样的理性观与启蒙观导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可谓是势所必然。

30年代前后，上述理性浪漫主义叙事逐渐分化为这样几种形态：一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叙事”，包括概念化与革命情绪皆强的某些革命文学创作、为政治服务的歌颂性文学等。有人把中国20世纪从《新中国未来记》、创造社的创作到革命浪漫主义、“高大全”、“三突出”的文学再到张承志小说等等，统称为“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⑧这样做实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应该说，某些政治性的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在本质上背离了启蒙主义的范畴，因为其情感不是源于自由理性而产生的，它自身也不具备促进理性的觉醒与解放的启蒙动力，因而在论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时这类文学创作不具备代表性。二是“道德的浪漫主义叙事”，这一叙事特点在于用浓厚的抒情性方法，通过对内心情感体验的表现，集中对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进行挖掘和探索，如沈从文小说、巴金小说等等，在理性问题上表现出对于道德的困惑、道德的探索、道德的建构与道德的理想。这一叙事较完整地继承并发扬了“五四”启蒙主义的这一叙事传统。三是“人性的浪漫主义叙事”，此种叙事在艺术表现上更具有个人体验的色彩，侧重于人的被动情感而非主动情感的探索，诸如人的莫名其妙的情绪冲动、隐密的心理状态、变态的心理倾向以及宗教式的神秘体验等更加非理性化的东西。“五四”启蒙主义叙事传统中的“理性”，在此被置换为对人性中超然性与神秘性方面的普遍性进行心理学与哲理的审视。这又以张爱玲、“新浪漫派”等为代表。

由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源于人的态度体验的非理性因素，具有自发性、个体性等特点，因而它对人的理性觉醒的促进作用总起来说是渐进的、自发的，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对人类群体进行启蒙的作用方式常常表现出短暂性、突发性。而理性的觉醒则往往能够较大幅度地引发情感的解放，不但有时表现为爆发、突变的方式，而且具有持久性和逻辑力量。周作人在解释到底什么是平民文学时曾指出，所谓“平民文学”，并非只是专做给平民看，专讲平民生平或平民自己做的文学，也“决不单是通俗文学”，更不是指那“慈善主义的文学”，而主要是指那种以平民派的观念“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这就要求作家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而描写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时，其正确的态度应是“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我的事。”⑨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周作人用“研究”一词来说明作家应持的写作态度；其二，他强调作家主体应以人类为本，也就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单体”体验人性的普遍性。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以一种理性的姿态进入艺术世界的建构之中。深受“五四”影响的苏雪林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正是那时的启蒙思想在她的心灵种下了理性的种子，她反复声称自己“是一个平日喜以唯理主义‘五四人’自命者”，“我们心龛里供奉着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那么在她心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理性呢？1994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五四以前，对‘我’的认识不明确；五四后对‘我’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我’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⑩之所以援引这几番话，是因为它是从一个“世纪老人”，一个深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的作家那里发出的声音，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苏雪林仿佛更为深情的回忆起正是那时理性给人们带来了无以伦比的情感的新生。这种理性的崇拜表现于艺术叙事范畴就是情感理性主义叙事。

从艺术表现的主体而言，情感理性主义叙事表现为如马克思所说的以“思维着的悟性”衡量一切价值，评判一切现象。基于国民性对启蒙主义理想的严重阻害，叙事者通过深刻的笔触与典型化不遗余力地“攻打病根”，“撕去假面”，揭出国民的愚昧、保守、迷信、麻木、苟且、孱弱等痼疾，“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闰土的麻木，华老栓的迷信，孔乙已的迂腐、穷酸，单四嫂子的孤独与空虚，沛君的自私自不必说，在《离婚》中连乡绅地主慰老爷也不放在眼里的敢于反抗夫权、族权的爱姑在七大人一声“来……兮”的威严下突然偃旗息鼓，表现出了她刚强泼辣的外壳下深藏着的灵魂的软弱以及对封建政权抱有幻想的麻木心理。鲁迅的启蒙小说不仅展现了中国国民精神上的麻木病态，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现了这种国民性弱点和病根之所在。人们自己被封建主义吞吃不作反抗，却又以封建伦理道德标准论理处事，律己衡人。这种国民性弱点不仅使他们成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且常常成为“吃人”者无意识的“帮凶”。“无意识的杀入团”几乎成为鲁迅所有小说中的一个永恒的艺术环境。通过对这不见血的虐杀的揭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切中了中国积贫积弱的要害。

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情感理性主义叙事则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理性的觉醒起着肯定情感、发现情感、升华情感、锻铸意志、培养信仰等作用。无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人总是匍匐在上帝或皇权的脚下，人的正常的情感需求被否定和遏制，当人们从神学、礼教的愚昧中走出来，确立了人自身的价值，被压抑、否定的情感便在这种启蒙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理性精神的照耀下得到了确认和肯定。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采的，同时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在发现人与发现世界的理性探索过程中，那些微妙的、曾经被压抑的或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情感形式会不断得到发掘，从而使人的情感日益丰富充盈。像“五四”时期问题小说、问题戏剧中的小知识青年形象，作为从“铁屋子”里被先驱者“嚷起来”的“较为清醒”的少数者，随着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他们开始睁眼看社会现实，重新思索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家庭问题，到国民性改造问题，一直到人生目的的问题，等等。他们的苦闷、彷徨、失望、求索，莫不源于新的理性精神。冰心《一个忧郁的青年》的主人公彬君便道出了一番典型的反映这类青年的心理状态的自白：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但现在，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成了问题。从前是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胡适小说《一个问题》中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主人公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象我这样养老婆、喂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这正是鲁迅笔下的狂人所发出的“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疑问，在这些重新思索、重新行动的人物形象身上表现出了理性给人带来的新的情感体验。正如穆勒告诫人们的，“宁愿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却不要成为踌躇满志的猪。”11如果说这里充满了悲哀，那也是可贵的悲哀，新时代的悲哀，因为它蕴含的是新的理性精神，绝不如有人所指责的是激情压倒了理性。

第二，理性的觉醒既扩大了情感的幅度，又改变了人们情感的强度和方向。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但人在理性并未得到充分解放的阶段，因价值理性的缺限而使情感的表现趋向于中和，少走向极端，传统的“中庸”之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等即与此有关。而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理性的觉醒并产生明确而笃信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时，情感的表现也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方向和强度，从而获得新生。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在与方达生重逢之前，其理性被掩盖于纸醉金迷的情感天地中，在与方达生的思想交流与交锋中，她一度追求的个性解放思想重被唤醒，理性的介入终于使她对那种“妓女不像妓女，姨太太不像姨太太”的生活方式以及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厌恶的强烈感情。虽然她的理性觉醒的程度尚不能使其重新获得新生的勇气，但足以使她产生了“与黑暗同归与尽”的意志。她的死告诉人们要真正实现自我必须进一步追求理性的力量。《北京人》中的愫方深深地爱着曾文清，为了使他实现“人成为人”的真正生活，她自己情愿留在曾家这个封建牢狱中忍爱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对文清的希望成为她情感世界的惟一的太阳，这种情感的寄托使她进一步形成了甘愿自我牺牲的意志。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曾文清终生不回，她也就将会在这种“又凄凉又甜美”的情感体验中生活一辈子，因为没有理性的力量使她改变这种被动情感与非理性意志，她的一切价值观念尚囿于传统道德的范畴。是曾的失败为她“换出一个‘明白’”，使她拥有了自己的理性，而正是这种理性的觉醒否定了她自己过去的情感体验与意志，使她完成了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复活到决意自身复活的飞跃，毅然决然地“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

对于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大卫·贝斯特曾结合艺术欣赏作过十分精僻的论述：理性对于欣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适当的反映提供理解力。此外，在一定的范围内，一种新的解释的理性可以改变对象，即改变人们对作品的概念，因而改变情感的特征。扩而大之，“理性能够改变人们的概念，并进而改变人的情感。”由此他特别提醒说：“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理性同情感是一致的；情感——尤其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情感——与认识能力是无法分开的。”12大卫·贝斯特还进一步将审美活动中理性对情感的作用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提供理解力的理性和改变艺术作品的概念能够决定于艺术作品的情感变化。二是情感介入艺术需要理解力。三是扩大理解力的理性提供了扩大情感范围的可能性，这就使通过艺术进行情感培养有了意义。13为此，他还以莎士比亚名作《奥赛罗》为例加以证明：起初，奥赛罗对狄斯德蒙娜的爱大概是基于他把她当作贞洁的化身。埃古为他提供了把她看作不洁的理性，由于接受了这种改变了的观念，奥赛罗的感情变得醋意大发，以致于杀死了她。后来，爱米利亚为他提供了理性，使他认识到怪罪狄斯德蒙娜不贞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即悔恨。这个例子表明，理性的觉醒对于情感解放具有极关键的意义。我们再看陈白露与愫方，一个走向死亡，一个走向新生，就同样表现了理性的觉醒对于情感的决定性力量；而同是“离家出走”，愫方又与子君不同，子君大胆的反封建行为仅仅是源于一个从启蒙者那里发出的理性观念，而愫方的行为却是源于自我的觉醒，所以一个重新回到家庭，一个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子君到愫方，表现了由他者启蒙到自我启蒙、由非理性意志到自由意志的深刻转变，也说明只有通过理性的不断觉醒，才能真正实现个人自我的解放与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这种启蒙叙事作其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在巴金、老舍、路翎等的作品中都不难发现。

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体验，情感和其他心理过程一样，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情感过程又是通过态度体验来反映客观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并伴随着比较明显的机体变化；而理性是指“人的意识和思维”，作为主体的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在人的精神中，存在着概念、推理等理性因素和理性活动。这些理性因素和理性活动都表现为有目的有意识的，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而进行的自觉过程。但人的精神属性和精神世界中除了理性因素外，还有无意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及活动，也具有在人类活动和人类生活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因素的统一构成了人的完整的认知结构和人性结构，没有理性的和没有非理性的人，都不是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都是理性和非理性、肉体和灵魂、理智和情感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14这里的“完整的人”，应该就是一个感性、理性和非理性相统一的人。

人的理性总是伴随着情感的过程，二者虽然是人的精神世界中两个不同的范畴，却总是发生着联系，根据我们对情感的认识，会发现二者之间发生着关联的关键点在于主体所持有的价值观。因为一方面价值正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与否的性质及其程度，不同的价值导致不同的态度趋向，而不同的态度决定了情感的体验方式（包括情感的方向及强度等等）；另一方面，价值观直接导源于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正是实践理性、道德理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价值观属于一种评价活动，这一活动由三种认识活动构成：其一是对客体事物的事实确认；其二是对主体自我需要的认识；其三是对客体与主体关系的认识。三个认识活动均离不开理性因素，没有理性活动就不能认识客体是什么和主体有什么样的需要，从而也就不能作出客体是否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判断。比如祥林嫂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情感的悲剧。她死于麻木、绝望，死于灵魂的自我放逐、自我摧残，这些都是以她独特的情感体验、反映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而且这种情感正源于她在价值理性上的愚昧无知，或者应该说她只有价值而没有价值理性。或者说是因为她的价值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非理性的先验信仰——即贞节观念。由此可见，情感的解放最终取决于理性的解放，没有理性的觉醒也就谈不上情感的解放，从而也就谈不上“人的解放”。如此以来，价值理性就与情感过程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再比如同样是受到丈夫的虐待，古典型妇女可以逆来顺受、自我排解或“认命”，并无必然的绝望、忿怒、痛苦的情感的体验；而现代型妇女则会产生愤慨、不平、反抗等情感体验。这正是由于“男女平等”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准则已进入现代妇女的心理结构之中的缘故。

随着社会进入异化阶段，情感与理性作为一种矛盾始终伴随着人类。由于情与理产生的根源、二者的运动规律、其向度与目标等等都具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结构中，其相互和谐的统一关系仅仅是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而二者的对立关系是更为永恒持久和无条件的，它们永远存在着相互抵牾、彼此消涨的关系，这也是痛苦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哲学根源。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创作既扎根于时代现实的土壤之中，又具有对人的觉醒与解放的深层次关怀，在文化学、哲学与形而上层面上体现着浓厚的人学理想与超越精神。它认识到人的情感要求与理性要求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所在，而且都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同时人的情感、理性需求的不断丰富、发展、变化又是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主要标志；但二者并不是平行发展的，尤其当它以人的存在方式展现于具体时代现实生活之中时，情与理的冲突与矛盾更为复杂与剧烈。这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根除的，但在艺术世界中则可以以某种审美境界来实现。席勒曾指出，人有三种冲动：感性冲动是生命，涉及人的本能；形式冲动是理性的道德法则。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两者都体现为强制。第三种是游戏冲动，即审美，它是弥合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中介。“感性冲动由自己的主体中排除了一切依从性和一切受动。……两种冲动都是强制精神。前者通过自然规律，后者通过理性的法则。在游戏冲动中两种冲动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它同时在道德上和自然上强制精神，因为它排除了一切偶然性，从而也就排除了一切强制，使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都达到了自由。”15这就是说，在审美中，由于处于规范（理性、道德）和需要（本能、情感）恰到好处的中点，因而摆脱了强制而达到自由。度勒指出了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审美活动是主体对生命与道德理性的自由体认；换言之，审美将道德规范内化为想像力的游戏。启蒙美学家几乎皆注重道德法则在审美观念照中愉悦地内化。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审美功能通过某一种基本冲动即消遣冲动而发生作用，它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它将使感觉与情感同理性的观念和谐一致，消除理性的规律的道德强制性，并使理性的观念与感性的兴趣相调和。”16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叙事之所以以理性浪漫主义叙事与情感理性主义叙事为特点，正是为了在真善美的艺术营造中对上述宿命般的存在悖论进行广泛的探求与顽强的抵抗，从而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

① 参见包亚明：《在语言与现实之间》第25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② 关于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建构，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③ 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16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④ 李欧梵：《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周作人：《情诗》，《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2日。

⑥ 参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85-8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 参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85-86页。

⑧ 如郑波光：《20世纪中国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⑨ 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⑩ 转引自沈晖：《论苏雪林与五四新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第85页。

11 转引自H.P.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13页。

12 大卫·贝斯特《艺术·情感·理性》第151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3 大卫·贝斯特《艺术·情感·理性》第1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24页。

15 席勒：《美育书简》，中译本，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第9篇：启蒙文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幼儿；体育教师；启蒙

1 体育启蒙教育的提出与发展现状

1.1 体育启蒙教育的定义

结合其他相关教育理论研究，将体育启蒙教育定义如下：让儿童发现、体验体育活动的乐趣，发挥体育活动情感教育的功能，促进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以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术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发展孩子体能和增进孩子健康，培养体育活动的兴趣，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即在幼儿、儿童时期，运用体育的技术、方法与手段，进行引导、启发、锻炼和传授的早期体育教育。

1.2 幼儿体育教学及体育启蒙教育的发展现状

幼儿体育分为幼儿园体育和分散在家庭的幼儿体育，幼儿体育是随着学前教育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本文主要针对学前儿童的体育启蒙教育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即3-8岁学龄阶段的幼儿园体育启蒙教育。

1.2.1 体育启蒙教育的发展缺乏理论依据

1992年，教育部颁发了义务教育小学、初中体育教学大纲，为了帮助广大体育教师更好地贯彻实施，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年级出版了6册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体育教学指导与参考》和3册三年制初中《体育教学指导与参考》，这套教学指导与参考教材借鉴当时教育学、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特点，提出了各项具体动作的教学建议，对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在幼儿园教育阶段，幼儿体育教育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没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刚要》中所指出的基本动作包括基本的投、跳、跑、走等，指人类最基本的身体运动能力。除此之外，幼儿体育教学体操类教学内容仍占很大比例，教学内容单一，并没有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人处在儿童期时，由于年龄特征、性格特点的使然，他们对于体育活动异常活跃，并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积极的学习兴趣，注意力和记忆力都相对较高，对于体育技能的掌握和可塑性较强，这一天性使然正迎合了体育启蒙教育的关键。但由于受应试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来看，我国幼儿园包括部分亲子活动机构都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幼儿体育教学体系，对于幼儿体育启蒙教育教学的全面发展，以及对于幼儿的后续教育、终身教育、终身体育教育以及素质教育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1.2.2 体育启蒙教育的实践教学不完善

就目前我国的幼儿体育启蒙教育研究现状来看，理论上没有很好的支撑，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的幼儿体育教师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日常教学，即幼儿的动作发展是结合着内容进行的，在不同的阶段教师会根据当下的教育目标、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幼儿的生理、心里发展特点进行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其中符合幼儿身体发展、生长规律是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也是幼儿教师在缺乏相应理论依据的前提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方法。但是，幼儿体育教师所选择的的这些“内容”，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与幼儿体育的动作发展水平是否相适应，就不得已而为之了，更多的是幼儿体育教师顺应了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配合孩子玩耍亦或师生一起做游戏。这样的教学并没有真正对其幼儿的身体、心理、以及动作发展等方面进行体育启蒙式教育。

2 幼儿体育教师对于体育启蒙教育的作用

体育启蒙教育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对其动作发展和身体教育形成一生的积极作用，对人的一生中动作技能的活动和控制都有启发性意义。作为幼儿体育教育的执行者，幼儿体育教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首先，幼儿体育教师作为幼儿体育教育的启蒙者，为幼儿体育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幼儿体育教师也是终身体育学习的开拓者，对于幼儿的人格塑造以及习惯养成都起主导作用，通过对其幼儿的身体、心理、动作发展等方面的影响，阐述幼儿体育教师对于体育启蒙教育的作用。

2.1 幼儿体育教师对于幼儿动作发展的启蒙

幼儿阶段是儿童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平衡能力、协调能力、柔韧度、速度、耐力、灵敏度等各种机能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得以较快成长。人类的动作发展以各种身体动作为基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动作贯穿人的发展始终，动作发展是人能动地适应环境和社会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动作发展的水平与人的身体、智力和健康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然而体育是促进人的动作发展的重要手段，幼儿体育更是人类动作发展以及身体发展的萌芽阶段，对于幼儿的生长发育、身体活动、感知觉的发展、动作发展、表现和认知，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及身体各部分比例的变化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体育教师通过系统详实的理论知识学习可以帮助幼儿完成基本动作技能的学习，如基本技能包括位移技能如：跑步，非位移技能如：扭转，以及操作技能如：投掷，其基本技能的学习是人类运动、竞赛、终身身体活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儿童会在其童年的早期至中期，大约3-8岁周岁期间，形成各种基本动作街技能的基础，而这个阶段恰好是在幼儿园学习时期完成的，幼儿体育教师正在为其后续成长打基础。

2.2 幼儿体育教师对于幼儿心理发展的启蒙

幼儿时期是运动能力形成的决定时期，同时也是个体的认识、情感、意志和个性品质形成和成长的关键时期，处于幼年的孩童，身体及心理发展空间较为宽泛，可塑性极强。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因素归纳起来分为两个方面：遗传与生理，环境与教育，后者对于个体的心理发展意义更为重要，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教育起着特殊的主导作用，教育从广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环境的影响，是由专职的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根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特点，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

幼儿体育教师通过对幼儿进行运动心理技能的训练，不仅能够帮助幼儿形成完善的运动动机还可以对其心理过程包括认知、情感、意志的过程进行塑造，更能够锻炼和培养学生的人格心理，包括人格心理特征和人格倾向性，心理过程的发展伴随着人的一生。

3 幼儿体育教师对于体育启蒙教育的意义

完备而富有经验的幼儿体育教师，能够提供良好的教学内部环境，引导和启发幼儿的动作发展，培养和塑造幼儿的心理品质，对于影响幼儿体育锻炼的习惯养成，以及激发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在启蒙教学的同时对于增强学生体质、德育、智育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启蒙教育本身就迎合了终身教育、终身体育、素质教育的思想，对幼儿的动作发展、心理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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