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启蒙中的启蒙理想解读

“第二次启蒙”饱有启蒙的内在精神。启蒙的启人之蒙意味着把人类从不成熟、不开放的“蒙昧”状态超拔出来、宣扬人性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表征着人自身所固有的理性能力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秉赋，就在于把世界中所获得的合理的可能性因素带入人的理性当中，使得理性通过自身的推理和判断能力使一切概念得到明晰。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当中加以审视，唯独缺少理性自身，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理性的狂妄，这或许正是人类尚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呈现。王治河先生等立足于如何超越狭隘的启蒙?如何使启蒙的真正进步意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同步?做出了真实的、积极的、现实的理论性探讨，认为启蒙的理想本身无可厚非，而问题在于启蒙所采取的方式———一味的征服、索取，不计后果。王治河教授提出的“第二次启蒙”秉承着启蒙许人类以美好未来的理想，却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贵和尚中、平衡和谐，又以此思维贯穿于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之中，使“第二次启蒙”真正面向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予人们“快乐的生活”的理想结局。

“第二次启蒙”改变了“启蒙”的潜在逻辑。启蒙的内在逻辑是将自身倒退为神话，而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应不是神话———神话以非理性的力量保证了结局的美妙，而真实的历史故事则有真实的结构、背景、主题、人物和现实化结局，正是盲目和自大使启蒙目空一切，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现代性的危机。第二次启蒙则立足于真实的历史现实，立足于整个人类的现实命运，立足于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真实的历史结构被赋予了“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不但包含了人类未来之理想性的生活架构，更包含了对启蒙与进步、启蒙与文明、启蒙与自由的深刻反思，这样崭新的“启蒙的故事”既呈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和挖掘时代问题的理论探索，更表达了用宽广的人类性视角勇于面对时代危机的勇气。这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正视、对人类自身能力的正视，更是对启蒙逻辑的矫正———从神坛走向现实，从神话回归历史。

“第二次启蒙”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第一次启蒙”包含着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所衍生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中的包容向上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忽略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王治河教授所提出的“第二次启蒙”既挖掘了西方文明启蒙之进取、奋进的精神，又深度把握中国文化的尚和、贵中之思想;既透彻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生活现实，又真实面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问题;既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发展为理论旨趣，又将这一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紧密结合;既尊重西方学者的话语优势，又崇扬中华文化自身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实属作者的学术功底深厚，理论触角敏锐，思想思考深刻，学问研究深入。

“第二次启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启蒙”的生活方式。启蒙的理想变为现实之后，人们的物质利益的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却日益贫乏———道德追求逐渐隐退、审美生活变得单调，人们终日追寻未知的结果，却遗忘了生命永远在途中的事实。于是匆忙的人生之旅仅剩下了忙碌，路边的美好风景却被人遗忘。王治河、樊美筠教授的“第二次启蒙”力图改变启蒙的一维性，而强调生活的过程性———“一沙见世界，一花阅苍穹，一掌握无限，一刻系永恒”;建设性后现代或曰“第二次启蒙”的生活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是一种心境、一种情感、一种意识、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好奇、惊异于自然之美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敬畏自然、情系自然的情绪感受;是一种对自然生命尊重基础上的自我的生命尊重;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态度。

王治河、樊美筠教授以“第二次启蒙”为我们讲述了人类未来的故事，这一故事不再强调结局，而是享受过程，在故事结构的表述当中寻觅人生的意义。既然人“永远在途中”，或许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或许远比遥不可及的目标要来得更为重要。当现代性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或许王治河、樊美筠教授所提出的“第二次启蒙”的思想和生活才是可选择的“另一条道路”。（本文作者：韩秋红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