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文交所精选(九篇)

第1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关键词］ 软实力 外交 中国 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71-07

“软实力”通常又称“软权力”［1］，是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约瑟夫•奈 于1990年提出并比较系统地加以论述的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他认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 轴心是硬实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软实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 重要。［2］约瑟夫•奈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明确软实力的定义，包括软实力与硬实力 的区分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软实力大小如何衡量的问题）［3］，但综观他历年来有关软实力的 论述可知， 所谓硬实力, 是指以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command power),

它主要是利用“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他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本 质上属于对抗性权力［4］；软实力则是一种精神性力量，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 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 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 向他国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作用， 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权力(cooperative power)， 是通过同化形式而非高压形式在国际事务 中达到目的的能力。“软实力”理论最大的学术贡献, 在于它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 化而引起的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和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改变, 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 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 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参照。软实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 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软实力与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尽管“软实力”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所谓的‘ 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这种魅力 或吸引力古已有之”［5］。综观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可见出软实力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据考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6］生活在中 国南方的百 越民族经陆路向中南半岛迁徙并带去了中国新石器文化，随后的民族迁徙又带去了中国青铜 器文化。但由于受到地理和交通手段的限制，此时传入东南亚的中国文化仅是少量，因此这 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肇始期。秦至明末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和繁盛期，其中秦 汉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国统 一王朝的开疆封土而得到加强：“纪元前三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今日之东京及安南地方， 其土著已受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7］汉唐至明末， 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无论是官方往来还是民间往来都非常频繁。因中国封建文明自秦至清中叶都一直位于 世界前列，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历史开始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国都已经是公认的文明大 国，因此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南亚和它们相比都黯然失色”［8］。文明 程度上的这 种势差现象，导致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为主，东南亚文化向 中国文化传播为辅的特征，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地流传至东南亚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 展。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影响东南亚文化的［9］ 。在物质文化方面，通过民间贸易、官方朝贡、人员往来输入东南亚的有陶瓷、丝绸、茶叶 、铁制农具、食品、服饰等物品以及建筑艺术等；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文 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给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在 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唐宋两代的制度，如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税 制、科举制度等方面，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模仿和借鉴。16世纪西方殖民者逐 步侵占东南亚，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官方关系一度中断。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与东南亚 的海上交通和经贸往来遭受严重挫折，文化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 年里始终没有恢复到明代中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中华文明都是通 过外交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移民的友好往来这一和平方式进行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强调双边贸易往来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性质，而 且从实际来看，朝贡体系中东南亚进贡国的商品价值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回赐物品的价值；在 军事方面，除了秦皇汉武在开拓边疆时候对东南亚用过兵以及元朝两次入侵爪哇岛外，中国 封建政府很少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双方关系问题。［10］郑和七下西洋时虽然带有上万 兵力，但并 非用于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武力威慑，而是用于剿灭海盗和防身，他七下西洋的根本意图至今 仍有争议［11］，但可以明确的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 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他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 和儒家思想 、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郑和 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给东南亚当地人民带去 了 中国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未对东南亚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总之，在整个古代时 期，中国很少使用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推行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 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以 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这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 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式力量’”。［5］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 对东南亚外交，基本靠的是一种软实力。

软实力与当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由于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冷战时期受东西方意识形态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中国相继采取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和“独立 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方针，军事和经济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软 实力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中的影响极其微弱，唯一的特例可能就是1955年 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了。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以其出色的外交风度和人格魅力使 新中国的形象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加上该次会议上中国与印、缅共同倡导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缅甸这样的朋友。但由于受当时根深蒂固的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次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范、 以个人外交魅力展示国家外交形象的软实力外交并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产生根本影 响。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真正起步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的全方位外交”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更显突出。在具体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理念 上，该时期的中国外交越来越表现出浓重的软实力外交特色：其一是逐渐重视履行国际责任 ，以理性、合作、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其二是积极 参与、维护和建设各种国际机制；其三是提出“外交为民”的理念；其四是将外交由封闭型 的政府单一行为逐渐转变为听取公众意见和凝聚公众意志的“开放外交”；其五是开放外交 档案；最后是提升经济外交，利用外交促进经贸，改变了过去以经贸促外交的做法。［ 12］中国 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因此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外交风格与中国总体外交政 策相差不大，但更注重互谅互让，提倡用谈判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和2003年由提出的“睦邻 、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则更有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 想，目前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该时期中国与东南 亚外交关系中软实力的运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关政治、经济、安全机制，为软实力“同化性”作用的发挥搭建了平 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对多边外交心存顾虑，因而与东盟组织机构间未建立任何 正式关系，双方关系主要是在中国与单个成员国间展开。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开展双边外 交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多边外交。1991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次年7月成为东盟磋 商伙伴，并在同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6年中国成 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从1997年开始参加了东盟历届 “10+3”会议和在此期间举行的 “10+1”会议；在1997年的第一届“10+3”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 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意加入《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成为同意加入 该条约的第一个有核国家；2001年，在中国的提议下，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双方在21世纪的重点合作领域，次年该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11 月4日，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还签署了《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联合声明》。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宣布建立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这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 地区性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 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05年8月，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在第二届“10+3”文化部长会议期 间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 个有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官方文件；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与由东盟主导的各机制如东盟地 区论坛、亚欧会议的对话，同时组建了若干对话机制，如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东 盟高官磋商等等，形成了从最高层对话到各专业组织机构分工合作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用 途的协商机制，通过融入和构建这些机制，中国能有效地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 ”的同化性作用，排除了以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手段解决双方关系问题的传统做法。

(2)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及其他跨国社会事务，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一夜之间付之东流。东 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所受打击更大，经济的崩溃更引起了社 会动荡。在此危机时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挽救危局，在自身出口大幅下滑的压力下 ，中国政府仍承诺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帮助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提供了总数60多亿 美 元的支持”［13］。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 亚各国对中 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确立。2003年4月29日，中 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对签订于2002年11月 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进行了有效、及时的补充［14］；中国还主 动出资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国家开展各种合作活动［15］。30日，中 国总理温家 宝在国内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非典的特别 高峰会议，显示了中国“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危难时刻对东盟 的穿梭访问，扭转了受到非典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使同样遭受非典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 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强烈海啸后，中国是反应 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海啸灾难一传出，主席和总理等领导人就相继向相关国家 领导人致电慰问，并向灾区派遣了救援队、医疗队，为灾区提供了总计约7亿元人民币的政 府援助款［16］；据中国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05年1月12日下午16时，我国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到账资金累计达221 35万元 ［17］。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中，中国许诺对老、柬、缅三个最不发达 的东盟国家 提供单方面特殊优惠关税，还决定出资500万美元用于湄公河清淤通航［18］；另据 统计，1997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 .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 差将超过200亿。［20］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 人民慷慨解囊，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无私地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这充分体现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风范，这也再次证明，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中国 ，已是东南亚人民信得过的好朋友。

(3)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有力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和对当前中国和平发 展道路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新中国成立不久，便 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随之开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与尚未建交 的泰国进行民间交流。［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双方文化交流因受“” 影响而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和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与东南 亚文化交流才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外交的关键一环才日益凸显出自己的个性 ，“一个以我为主，政府主导，与国家政治外交大政方针相适应，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和国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与对外文化工作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中央与地方相 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22］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有如下 特点：一是多层次，既有政府层面，也有民间层面和企业层面；二是多渠道，既有通过国际 组织开展的多边文化外交，也有通过国与国开展的双边文化外交；三是多形式，既有文化代 表团互访、互办艺术展览、举办文化活动周以及缔结友好城市等，又有包括留学生培养、汉 语推广（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众多孔子学院）和设立国外文化中心等在内的教育文化交 流项目，以及包括图书报刊和广播电影电视等在内的信息交流活动；四是文化外交活动频繁 ，从9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对东南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

这四条 或许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活动的全部特点，而且为了行文紧凑，省去了许多 具体事例和数据，在此仅以几个数字来说明：1990―1996年，中国派往新加坡访问演出的艺 术团组达200多起8000人次［23］；1995年后，我国赴马来西亚演出的艺术团平均每 年达20多次 且在呈上升趋势［24］；2006年7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云南高校“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意见， 提出云南高教国际化的重点拓展领域是东南亚、南亚，其中将在东南亚办10个孔子学院。［25］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的日益密切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这样认为 ：“在东南 亚和太平洋地区，北京正在大力推销自己及其语言。……当中国加强其文化和语言影响力的 时候，华盛顿却在退却。……在东南亚各地，美新署开办的曾经提供英语培训和图书馆服务 的美国中心纷纷关闭，工作人员被大量削减。……在美国退缩的同时，中国正在提供实实在 在的替代。”［26］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在对东南亚外交中还充分运 用了软实力外交手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软实力外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搭建起了畅通 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从而使双方能够以和平方 式及时解决分歧并增进互相理解；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和参与社会事务， 不附加任何条件帮助东南亚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等等，在东南亚国家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频繁的的文化交流不仅增加了文化的共融，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与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是密 不可分的。

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例如美国学者柯兰齐 克就多次发表文章和访谈认为，中国软实力外交在亚洲得到了积极回应，取得的直接成就是 减少了邻国的戒心，“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形象，使 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 了。”［27］

软实力与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外交“首要”对象之一的东南亚地区，软权力外交是否运用得法，关系到中国的和 平崛起大业，因此，在未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软实力理论及其运用乃是一个值得加以 充分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在对东南亚软全力外交中，既有历时悠久的古代交往经验，也有 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绩突出的交往实践，但以下问题仍然需要加以重视：

1.充分重视软实力在对东南亚外交中的相对独立作用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 ，利益取代权力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的中心目标，而权力则成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之一。 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硬实 力还是软实力的作用更突出呢? 硬实力作为一种对抗性权力，实现的是短期的国家利益,付 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在冷战结束之前的国际关系史上起着主导地位；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合 作性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它更多的是为长期利益考虑，在 冷战结束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根据世界权 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来决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权力形式，既要克服过于关注硬实力的物 质主义思维方式, 充分认识到软实力的作用在日益增强, 同时又不能过分夸大软实力的作用 ，认为它完全可以代替硬实力。实际上，尽管约瑟夫•奈极力宣扬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也没 有轻视硬实力的作用，他在《软实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 。［20］就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来讲，这两种权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关键是要辩证 看待和使用 这两种权力，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国家硬实力。硬实力是一国立国之本,也是外交之本,这一 点毋庸赘述。其次，应充分认识软实力的相对独立作用。硬实力是一国外交之本，那么是不 是一国只要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其软实力也就会相应增加呢？一位中国学者曾这样认为：“ 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实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 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21］这种简单地认为硬实 力决定软实 力的逻辑推理,必然推导出拥有更多“硬实力”的国家在“软实力”的实现方面具有相应优 势。事实果真如此吗?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美国的软实力却遭到削弱：“近年 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基于美国政策和价值观念合法性的吸引力――处于 衰退中。”［22］再如，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 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这种借助于硬实力而实行的专横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实力，最 终导致国家解体［31］。这表明，一国拥有很强的“硬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换来在国际体 系中与之等量的地位和软实力，硬实力运用不当甚至还会损害其软实力，从而相应妨碍了其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约瑟夫•奈还指出，梵蒂冈的软实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 积变小而减弱；当今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 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 ［23］这表明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实力而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实现软实力的动机 意图和使用 手段决定了软实力能否转化为国家利益。以上事例表明，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软实力 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由于软实力的独立存在,它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国家的硬实力，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 国力。……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 ,软力 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 素。在此意义上,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23］中国作为一个在硬实力方面正在不断发展的 国家，应该 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灵活运用之，尤其是在面对近邻东南亚国家时尤其如此，这对中国的和 平发展和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努力构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先进文明形态

强国的竞争，不只是物质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物质力量不够， 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文明大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大体上属 于一国的硬实力范畴，而后两者则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其中精神文明指的是思维方式、民族 心理、国民气质和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而制度文明则是精神文明外化于物质器 物层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制度。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软实力外 交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一国是否能为别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两个文明 要素。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 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 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古罗马帝国是这样，近代英国是这样，现代的美国甚至包括后 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 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导致罗马帝国衰 亡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蛮族，而是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34］；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 强权强行推 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 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才不 得已而为之；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摇旗呐喊、大力推行以“民 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此姑且不论这个价值体系的虚伪问题）和由它主导 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事例为我国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只有文 明的创新，才能引来别国的自愿模仿、借鉴和追随，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对东南亚外交中,我国政府一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扬和平发展的主流文化, 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 ”；通过创建、融入和利用国际机制的实践,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沟通 、平等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愿望；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损己利人的经济交往和不附加任何条件 的经济、社会援助，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上这些包含有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创 新因素的软实力的运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从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要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 统文明历经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逼迫以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的洗礼，虽说不上遭遇了如同 其他几大文明形态那样的文明断裂，但现在的文明形态显然不再也不必再是从前的文明了。 同时，客观而言，一种融合了中西方传统文明和现当代工业文明精髓的、既符合中国国家利 益又能顺应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目前仍处于转型、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一 个文明没有掠夺的根性，而不得不以剥夺自身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尤其是为了生存而不得 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其步履便必然是沉重而不稳的。在此过程中，失范和失 误在所难免……”［35］，以环境、资源被严重破坏和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等为特征的经济发 展模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偏差和制度设计缺陷，至少不是东南亚国家心悦口 服地长期加以追随和模仿的对象。在国际制度方面，约瑟夫•奈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一个 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 影响他国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制度权力’”。［24 ］然而“ 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 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 、成为伟大强国的潜力和政治抱负使中国对国家极为珍视,进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 搭车'战略”［25］。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键之处在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 、先进的，从而对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形态。

注释：

［1］新加坡学者盛利军则将软实力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①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体系；②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③理论指导；④外交决策能力；⑤国民素 质等。见：黄建国.军事软实力理论.当代军事文摘，2005(4)

［2］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Dialogue,1990(4)

［3］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1)

［4］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 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40

［5］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

［6］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时期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3)；朱杰勤. 中国陶瓷和制陶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204.2 05；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联合出版社，1984：625

［7］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6 04

［8］［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21

［9］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归纳，引自：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40.41

［10］其中因10世纪以前越南属中国正式版图，中国政府对那时期越南区域内的用兵属于特 殊情况。

［11］宋林飞主编.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 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8.39

［13］不凡的外交.人民日报，2000.10.08.转引自：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 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48

［14］庞中英.120多个国家采取限制，反思后非典时期中国外交.中国青年报，2003.06 .16

［15］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6］在首批2163万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第二批5亿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的基础上，中国 政府 又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再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金额。见：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 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7］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超过2.2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站（省略），2005.01.14

［18］张锡镇.中日在东南亚争夺还是合作.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回顾与展望//中国 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0

［1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建立时间：越南（1950年1月建立，1978年停顿，1989年 恢复）；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建立，1967年10月中断，1990年8月恢复）；缅甸（1950年 6月建立，1967―1970年停顿）；柬埔寨（1958年7月）；老挝（1961年4月，1978年停顿，1 991年恢复）；马来西亚（1974年5月）；菲律宾（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新加 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

［20］Joseph S.Nye.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x iii,32,12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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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9.110

第2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越南文化；传播方式

越南与中国毗邻，边境线全长2449公里，中华民族与越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由于古代越南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关系甚大，和长期使用汉字等原因，使古代越南全面吸收中国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越南的典章制度、兵制、独尊儒学、历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节日等各方面都效仿中国。因此，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越南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直接推行方式

越南的历史极大地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公元前214年至公元968年的1182年间，越南被纳人中国版图内，直接受到中国的统治，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北属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策直接在越南推行。

在北属时期之前，从传说和史书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到，越南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由首领锥王、锥侯、锥将统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实行进一步开发西南的政策。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末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推行“南北交欢”，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后赵佗称臣于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灭“南越国”，并设南海、交趾等九郡，其中有三郡在今越南。在所设的九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管，正式把今越南的一些地方纳人中国版图。公元40年，爆发了“二征”起义，汉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定叛乱。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后，大量的士兵留在了交趾、九真等地，并与越人融合。汉代以“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三国时期，循吏士燮治理交州政绩突出，社会安定、繁荣。公元226年，昊国将交州和广州分离为两州。唐代时，在越南设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唐律、建学校、开科举，对越南的郡县统治制达到了高峰。到北宋初年，越南最终走向独立，和中国形成宗藩关系。

在北属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给越南文化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期间，越南大部分被纳人中国版图，属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把中国文化直接推行实施，主要包括有以下方面:

1.汉字和汉语的传人。秦始皇在岭南建三郡后，从中原大量移民与越人杂居，随着秦朝时统一文字，汉字和汉语便传人越南。以汉族统治者赵佗为首，建立的南越国对今越南部分地区的有效治理的同时，进一步传播汉字和汉语，为以后吸收汉语语言，把汉字长期确立为官方文字奠定了基础。赵佗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二郡，并派汉人治理，这样汉字和汉语便在地方官吏和中原移民影响下得到传播。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趾被正式纳人西汉中央政权管辖后，汉字汉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在交趾地区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和使用。在唐朝时，为加强对安南的统治，更是加大力度推行汉字和汉语，使汉字成为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朝廷都十分推崇汉字，曾明文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在越南的科举制度中规定“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均使用汉字，而且要求书法规范，笔画整齐，横平竖直，字体端正，每行首字不得涂改。文章中字迹涂改达十处者，试卷作废。”到20世纪初，越南的大多数政治文告、史书、医学书、法典、文学作品等是用汉文字书写。“古代越南学者用汉文写书的实例不少，今有影响的《安南志略》、《大越历史记全书》、《岭南撅怪》、《历朝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大越史略》等，是多种著名史籍的代表”。

越南人曾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组成一种复合体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由一个或几个表音和表意的汉字组成，这种字叫字喃。但字喃在书写上比汉字复杂，难以推广，所以无法取代汉字。

在汉字推行的同时，汉语也得到大力的推广。在唐朝统治时期，大量的汉语词汇进人越语中，形成“汉越词”。汉语不仅影响到越南的词汇，而且也使越南语法受到一定影响，使越南“几乎所有的政治术语都发源于中国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现代越语中，汉语借词占70%以上;现代越语的成语也由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汉语，被称为汉根成语。

2.直接推行文教、科举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教的推行。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就把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推行到越南。史料曾记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

当汉代将交趾地区纳人中央政权后，更是大力推行教育。在交趾的两任官员任延、锡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儒士进人交州避难，他们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南交学祖”。

唐朝时，设立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开办学校，培养当地儒生;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送进士17人、明经10人到礼部，会同全国各地的乡贡、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唐朝还在科考中选取安南人，在当地或人朝做官。唐德宗时，爱州军宁县(今越南清华省安定县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为唐名相之一。唐宪宗时，安南诗人廖有方也考中进士。

科举制度在越南的直接推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被后来的越南统治者采用，它先后在越南实行了800余载，对越南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丰富了越南的政治文化，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促进了越南教育的发展。

3.宗教的传播。道、佛教作为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被推行到越南，并渗透到其民族精神内部，形成其“国粹”。越南通史上记载有“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趾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扳依了这些宗教。

越南在北属时期，中国历代统治者在越南所实施的政策，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为后来独立的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中越交通贸易方式进行传播

在中越交通上，古今先后有马援故道、滇越铁路、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等通道，这些历史上的通道，既是一条贸易通道，又是一条传播中国文化的通道。

东汉初年，从滇池经责古(今蒙自)、蛮耗至交趾北部的麓冷的道路已经明确见于史书记载。这条交通路线使从滇中地区南下到今个旧，经建水、河口、沿红河水道南下，至今越南永富省寿地区，再到交州，是一条水陆相接的通道，史称“马援故道”。那时，云南的地方官员时常利用这条道路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这条路向南延伸到达南端的日南郡，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个要津。在两汉时期，东南亚、印度及欧洲的使者，常常取道这里前往中原地区，他们带着本地出产的犀牛、白难等珍奇物产去汉朝的都城，之后又带着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返回。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沿着这条道路传人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因此，它是中国与越南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这条线路的开辟、发展，中原人士进人交趾，把蕴含有丰富文化的物质制品输人交趾，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越南。铜鼓的传播就是最好例子。“作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标志，是云南铜鼓传播高潮的出现。从战国到西汉时期，晋宁石寨山型铜鼓经今邱北、麻粟被等地出境，传到今越南清化地区后，铜鼓的铸造及加工艺术在当地骆越人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水平较高的东山铜鼓。”东山文化是越南的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哺育下成长发育起来的。

通过这古道传播的还有中国的医学，越南很早就产生了中药材。根据史料记载，一世纪时马援由交趾运回慧该;二世纪时中国人从越南运回龙眼、荔枝、葺蒲等药物。药材贸易也是中越贸易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医学也随着这条道路传到越南，使越南医学成为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另外中国的数学、印刷术也通过这条古道传人。

据史书记载，自先秦至元代红河航道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从汉代起既为中国通往今越南北部的重要水道，至唐朝时期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繁荣，中国文化通过这条道路传人越南。

滇越铁路作为近代交通运输工具，是法国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夺取云南资源而修建的，但它一定程度上对中越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取到重要作用。它的通车加速云南的近代化进程;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停运后，1958年国际联运开通后，滇越铁路成为我国支援越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抗美战争的重要运输通道，大量援越抗美的人员和物资就是经由滇越铁路进人越南的。1991年11月10日，中越两国两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1996年2月起，滇越铁路恢复国际联运，古老的滇越铁路再次焕发青春，成为云南与越南之间开展双边贸易，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重要通道。今天泛亚铁路东线的建设，将更大程度促进中越文化的交流。

三华人移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华人移居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华人移居必将中国文化带到越南，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作出巨大的贡献。秦设三郡后，把大多数士兵留下“滴戌”，同时从内地征调15000名女子与留守士兵婚配，成为早期进人越南的华人。

汉武帝时设九郡，把大量华人迁移到交趾、九真、日南郡。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政局混乱，许多华人避难于越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二征起义后，一些士兵被留在当地，并逐渐融人锥越的居民中，历史上称为“马留人”。东汉末年和六朝时，由于中原世局混乱，有大批的移民到越南。

唐朝时有一些的文人学士旅居住越南。

宋代时，由于越南独立，建立了大瞿越国。不少的中国人看到商机，移居到越南。

明朝时期，明成祖调80万兵人越平乱的大部分士兵留在越南;明中期，到越南经商的华人增多;明末年，一些抗清志士流落越南。

清朝时跟随孙士毅伐越的大多士兵也留在了越南。

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为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采取一些手段吸引中国劳力到越南。“到一战前后十年间，移居越南的华人达12万，1921年增加到19.5万人，1931年为26.7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有近10万人移居越南。据统计，到1951年越南有华人150万人。

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越南民族的一部分。移居越南的华人不仅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了过去。赵佗建立“南越国”时，首次从中原地区吸收了一批具有汉文化的人到越南地区推行汉诗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发展汉文化。东汉时期，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鼓励推行“教民礼仪”。东汉末年，避难于越南的中原名士有桓哗、许靖、许慈等，他们的汉学问和思想影响着越南。三国时期，士燮更是鼓励学习中国文化“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由于他政绩卓越，被越人尊称为“士王”，并人云南历代帝王庙。唐朝时期，旅居越南的中原志士，更大的传播了中国文化。历代华人办教育、建文庙传播儒学。此外华人在传播宗教道德、音乐、建筑艺术、绘画雕刻、民间工艺、医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通过跨境民族交流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从民族源流来看，越南的主要种族和民族都可以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伦佬、汉、哈尼、拉枯、彝等10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83.13%"其中越南的一些民族就是历史上由滇越通道迁移而去的。如越南泰族就是由云南迁移去的。公元二世纪初，白泰人迁人越南，在红河右岸、今莱州省、沱北和清化等地。公元十世纪以后，黑泰人从云南西双版纳沿红红河达红河三角洲的，以后又有一部分人从越南西北部经老挝到清化、义安和河静等省区。越南的哈尼族是300年前由云南金平、绿春两县迁去，主要聚居莱洲、老街省。越南的拉枯族也是从金平、绿春迁去。这些民族迁徙，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了越南。

第3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 软实力与中国对东南亚外交 中国东南亚外交亟须战略自觉与平衡 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分析 中国东南亚外交新局 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 略论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面临的挑战 越南经济衰退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比较与借鉴 中国的东南亚新局 中国的东南亚战略 越南与东南亚邻国的陆海边界问题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新突破 中国企业进军东南亚案例之三　中国商人们的越南矿山梦 东南亚客家人与中国――东盟经济关系 突破传统 腊肉卖到东南亚 经略东南亚?寻求新突破 中日与东南亚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研究 中国产业发展模式与政策:东南亚 中国与东南亚农业合作展望 “非典”阴影下的中国及东南亚经济 中国抗战音乐在东南亚的传播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访问日期：2014年10月7日。另外，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自身实力不济无以制衡中国的情况下，积极引入区外大国的军事力量维系自身南海政策，成为南海问题的新变量。Liselotte Odgaard，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s Security Concerbs about China，” Security Dialogue， Vol.34， No.1， March 2003，p.22.区外大国如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不断以维护“南海航行安全”为借口介入东南亚事务，某种意义上挤压了中国的外交空间，缩小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

再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重返东南亚的战略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美国担心中国很有可能取代美国，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最终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日益边缘化。韩玉贵、安秀伟：《 论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59页。或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的，“美国忧虑中国会发展针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并将成为比美国在20世纪所遇到的任何一个潜在性霸权都更为强大与愈加危险”。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M]， 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 & London，2001，p.401.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及中美权势“拉平”趋势，美国加强了在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安全部署的两根支柱，即轮轴状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及美军的前沿军事部署。Dannie Twinning， “Americas Grand Design in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7，p.79.美国积极介入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巩固与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同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的伙伴关系。美国还积极插手南海争端问题，从“中立不介入”到“介入不陷入”的策略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为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服务的。客观地说，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在没有强有力外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通过相互调适和相互塑造已经产生积极效果，美国的介入与挑拨使得相关问题趋于复杂。马荣久：《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30页。而伴随着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推行，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菲律宾似乎找到对抗中国的依靠，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态度越来越蛮横，口气越来越强硬，行动越来越粗野。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中国的反弹，政策的选择余地变得更加狭小，从而使得在东南亚的外交空间变得更加狭窄。

最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内部局势的不稳定与动荡以及区外大国对东南亚的积极介入也影响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和开展。缅甸2011年民主化以来，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热络。尤其是近期，缅甸国内地方武装势力与政府军的战事加剧，一定程度干扰到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影响到中缅友好关系。新加坡的亲美倾向有所强化，主动向美国提供军舰停泊点，开展有声有色的大国平衡外交。泰国的政局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中国的关系，这个传统上对华较为友好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势必有所波动。越南国内南方改革派的主政以及民间亲美力量的强化，也会成为中越关系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另外，一些国家的华人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可能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冲突的暗藏爆发点。

二、 越南在中国东南亚外交中的价值

要解决中国东南亚外交所碰到的困境，破解中国东南亚外交的窘境，需要做的是通盘考虑、创新思维、转变思路，有层次性、差别性和重点性地对待与处理同相关国家的关系。稳定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东帝汶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保持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正常关系的同时，尤其要以越南为东南亚外交的重要支点和突破口，寻求在东南亚外交的转机，实现中国东南亚睦邻外交的新生。之所以要把越南作为中国东南亚外交战略的重要棋子，将越南作为中国理顺东南亚外交脉络的一大抓手，是由越南在东南亚的重要地位、越南在中国东南亚外交中的有效价值以及中越关系的特殊含义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大作用等所决定的。

（一） 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越南依凭自身的能量与实力在东盟组织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东南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可以成为中国开展东南亚外交的桥头堡与拱顶石。

从地缘上看，越南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与多数东南亚国家陆地相邻或隔海相望，联系颇多，交往颇密。尤其是越南位于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可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中枢与有效纽带。在东盟与中国的各项合作中，越南的参加加大了这种合作的成功率。刘志强：《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与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第38页。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性开发合作以及中国新近提出的“一路一带”建设与互联互通推进工程中，越南均可以成为重要的联结纽带，能够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政治上看，越南一直在为增加在东盟组织的发言权而努力。近年来，越南在东盟框架内，表现得积极活跃，频频主办国际会议，强化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区外大国的合作。2006年越南被东盟推举作为东盟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并成功当选。越南与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得到维持与强化，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发展，扩大了越南的地区影响力。同时，越南在东南亚政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的特殊联系使得越南在东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②王国平，李见明：《越南：新兴的东盟中坚力量》，载《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1期，第9页。随着老东盟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相对没落，越南作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兴国家逐渐成为东盟的主导国家之一。

从经济发展上看，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被称为东盟经济振兴的“火车头”。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沛的人力资源，人口9 000多万，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越南经济不断取得成功，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7%以上，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②国际社会也对越南的发展潜力寄予厚望，越南作为东亚新兴经济体被誉为“钻石国家”“展望五国”“灵猫六国”“亚洲最有吸引力的国家”等。

从军事实力看，越南在东盟中的军事地位绝对是排在东盟各国的首位。刘志强：《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与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第35页。越南拥有东南亚最为庞大的军事机器，近年来的军事现代化进程特别引人关注。在当前东南亚地区局势不甚明朗的时期，越南的军事力量是东南亚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存在，也为提高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提供支撑。尤其是2014年以来，越南在保持与俄罗斯等传统军事伙伴的同时，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后者还对越南开放武器市场，开始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中国网：《美媒：中国在南海立场强硬 美国武器新客户猛增》， http：//.cn/2014-10/13/content_33743470.htm，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0日。

（二） 中越解决陆上及北部湾争端的经验可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越两国的领土争端原本包括1 0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纠纷、北部湾划界矛盾以及南海的争议等三部分。中越两国通过1979年的边境战争以及之后多年断断续续的边境冲突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认识到，通过非和平的手段与激进的方式解决争端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中越两国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后，经过漫长、艰难与卓有成效的谈判，解决了两国在陆地和北部湾的边界分歧。中越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能够解决比较复杂的边界争端，给南海各方围绕着南海与权益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良性的参考。

首先，通过双边对话与谈判的方式解决涉及争端的问题是一条正确与有效的途径。关于领土等敏感问题的争议，多边外交通常显得力不从心，双边谈判则是有实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张植荣：《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3期，第33页。一些南海争端方力图使地区争端多边化、国际化，力图一揽子解决南海岛礁和领海争端，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和更加难以解决。中越两国通过多轮艰苦的双边谈判，成功解决了原本焦灼化的陆上边界及北部湾海疆争端，是值得当前南海争端各方学习和借鉴的。

其次，公平协商、互谅互让、坦诚交流、尊重历史和照顾现实是解决冲突必备的精神武器。中越两国能够将长期困扰双边关系发展的边界争端化解，是与两国在谈判与沟通过程中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分不开的。南海争端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各争端方以更足的信心、更多的耐心、更大的决心、更高超的智慧和更频繁的协商与互动才能得以化解。那些为了追求一己之私，为了达到自身利益不惜以弱小的国力强化军事能力甚至拉外部大国做帮手的做法，是与世界和平大势相违背、与地区稳定相冲撞以及与各国根本利益相冲突的。

再次，政治上良好的双边关系是领土与争端得以解决的重要保障。在中越陆地边界、北部湾争议的演变与解决过程中，双边的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极为明显。张沱生：《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及其政治经济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29页。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友好有利于为争议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争议的解决又会促进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海争端各国完全可以从这种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寻找灵感，寻求突破。为了政治目的刺激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借助区外大国力量的举动，是不能真正解决南海争端的。

另外，争议的解决会带来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中越两国在边界问题化解之后，两国的边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5月，两国的边境口岸共有九个，有利于推动两国边贸的发展以及两国经济关系的融合与融洽。这对围绕南海领海与资源争端的各国会带来很大的启发，如何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落实到实处，深深地考验争端各方的智慧。

（三） 良好的中越关系可以消解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中国”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东南亚的精英们倾向于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中国未来可能改变睦邻政策，转而寻求地区霸权。翟：《试析东南亚地区的“中国”》，载《亚非纵横》2006年第5期，第52页。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的一系列正当行为被很多东南亚国家所误解和误判，主观断定中国在采取“进攻性”或“前进”政策。中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东南亚存在的“中国”，缓解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自身）对中国崛起以及南海政策的疑虑与恐惧。

应该说，在所有涉及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中，中越的争议最大、涉及区域最广、延续历史最久，更是曾经发生了两次海上武装冲突。指的是1974年中国海军与南越当局海军的冲突，以及1988年中国海军与越南海军的冲突。中越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这也赋予了越南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与价值。作为南海争端最大的两个声索国，中越如能在双边框架内平和地、合理地解决这个折磨与困扰本地区多年的棘手问题，那么其他声索国就会看到希望，就可能为整个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某种示范、参考与榜样。整个东盟也将会看到中国的和平诚意，中国的东南亚外交的困境必定会有所缓解或者根本改观。如2013年10月，总理访问越南就破解南海这个两国关系中唯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达成一定共识，包括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积极推进中越海上共同开发。新华网：《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 http：///2013-10/13/c_117697587.htm， 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0日。这在东南亚国家受到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南海问题解决的积极信号。

同时，越南对于中国的不同凡响和与众不同在于，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与中国有着最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情仇的国家，是曾经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唯一的一个东南亚国家，也是一个现在与中国有着争议的国家。基于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种以来，越南对中国存有顾虑，把中国当作“北方难以预测的巨人”。Brantly Womar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9.如果中国能够将与越南的关系处理得当、妥善与友好，如果中越关系能够步入一种良性化的轨道，那么东南亚其他国家在一定层面上会有一种认知：那就是既然中国能够与越南处理好关系，既然能够与友善、理性地与越南发展关系，中国也会和善地对待相关国家。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就会得到东南亚国家更为广泛的认同与认可。在这种认知利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会逐渐消解，中国在东南亚外交的主动权会有所增强。

三、 中越友好关系的利好因素

事实上，将越南作为中国东南亚外交的突破口不仅有着理论上的极大必要性，而且还有着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在当前中越关系的基础之上，中越发展更为巩固、更为持久和更为稳定的友好关系是有着诸多的有利条件和利好因素的。

（一） 意识形态的趋同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性为中越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两国在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以及前进方向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

在剧变和冷战结束后，价值观上的同质性为中越两国共同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寻找到共同的联系纽带。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外交中的价值观倾向和野心，在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亚太战略中，多角度实施和平演变是一个战略目标，它把促进民主和人权的目标对准中国、越南、缅甸和朝鲜等国。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62-67页。越南对美国一直以来意欲权力渗透和以越南共产党领导的企图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越共上，再次强调了越共的领导地位，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总书记杜梅呼吁保卫社会主义，防止并粉碎一切“和平演变”、反叛和颠覆的企图和阴谋。倪霞韵：《越共后内外政策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8期，第15页。越南世纪之交的两任总书记黎可漂和农德孟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意识形态同盟关系，曾经几次向中国提出类似建言。Alexander L.Vuving， “Strategy and Evolution of Vietnams China Policy：A Changing Mixture of Pathways，” Asian Survey.Vol.46， Issue，6， 2006，pp.816-817.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成为越南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中越两国相互支持，共同抵制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政治压力，夯实社会主义的东方堡垒，捍卫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

也正是因为中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两党关系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越频繁的党际交往配合着国家层面的往来，体现了明显的双轨性，有利于两党两国关系的深化和互信的增加。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程来看，两党关系在两国关系中一种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两党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各个层面的交流，相互学习对方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领导人互访之频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也是罕见的。熟络的党际交往和友好的两党关系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与以及面对争端与矛盾时的“软着陆”，这是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所不具有的。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卡莱尔A.塞耶所言，“越南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处理两国的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澳] 卡莱尔・A.塞耶：《越南与崛起中的中国：成熟的不对称性动力》，载《南洋资料译丛》2010年第4期，第36页。

同时，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好同志”，中越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向着更加民主和自由、更加繁荣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迈进。正如越南前国家主席阮明哲指出的“中越两国拥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Sethmydans， “Vietnams Leaders Wants U.S . Visit to Be All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2007-06-14， p. A.这种对于未来美好理想社会的共同期盼有助于当前两国采取更为协调和友好的政策。可以说，在双边关系层面上，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中越“好同志”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剂和压舱石，有助于配合和推进中越两国国家层次的友好关系。

（二） 文化的同根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

文化上的密切性与相近性可以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越南的中国问题专家阮辉贵教授曾说过，中越两国之间有“三同”，即同文、同种、同志。“同志”就是前面所指出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一致性，“同文”与“同种”在很大层面上就是指中越两国在文化上的同根性。事实上，越南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一员，是与中国文化最为密切的国家，是历史上中国文化最为积极的学习者与接受者，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正如有学者指出那样，“越南受中国影响之深，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文化同根性为中越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注入“甘泉”，营造了一种相对更容易相互理解的交流与沟通的环境。儒教两千年来对越南的社会和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潜移默化为人们的思想文化、教育、习惯行为。古小松：《东南亚儒释道文化》，载《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2期，第55页。正是基于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中越两国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关系。这在中越的长期交往史上已经得到深刻与明显的体现，比如越南人民敬仰的胡志明主席就是怀揣着中越“同根同族”的情怀与中国建立友好和亲密的关系，演绎了中越关系史上一段美好的回忆。越南学者也谈到，“越南文化，无论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越] 潘玉：《越南文化本色》，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中越两国均以儒家思想为根基，重视社会和谐、家庭关系、尊重权威、崇尚礼义、讲究道德等东方价值观，

同时，文化同根性能够夯实和扩大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近些年来，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中国的文化产品如电视剧、流行歌曲等都在越南风靡一时，对于汉语的热衷在越南也是经久不息。这种文化上的密切性有利于民间层面的友华、亲华倾向的增加，有利于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和强化认同，为更好地开展中越关系奠定坚实的民间基础。

（三） 经贸的互系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强劲动力

国家关系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使。中越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融洽和经济利益的互系。可以说，中越两国在经济贸易、投资、经济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为两国关系利好走向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首先，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明显，双边贸易额增长速度惊人。在中越关系正常化的1991年，两国的贸易不过区区0.32亿美元。而在2013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502.1亿美元，同比增长22%，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人民报网：《2013年越南的六大贸易伙伴》， http：//.vn/economic/commercial/item/1731501-2013， 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3日。中国出口越南的主要商品是电子、机械等工业制成品，进口越南的主要商品是农产品、燃料等初级产品，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只要今后双方解决出口产品单一、贸易结构失衡等问题，两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必将会更加密切，也必将会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其次，中越在投资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发展前景广阔。在关系正常化的1991年，中国在越南的投资项目仅有一个，投资额也仅仅只有22万美元。而在2013年，中国在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大幅增长了38.7%，达到205.9亿美元。新华网：《中国蝉联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http：///asean/2014-02/27/c_133147114.htm，访问日期：2014年11月13日。相信随着越南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当地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拥有庞大资本的中国必将会输入和投资到越南，也将吸纳更多的越南就业者，从而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现。

再次，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区域经济的融合与联络也带动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以及中越两国“两廊一圈”“两廊一圈”是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这是2004年提出的一项中越经济合作计划。规划的提出及展开，中越两国积极行动、多方协调，努力促进双方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合作作为中越友好关系的试验田，以培育出两国“好兄弟、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果子。

最后，中越都是新兴国家，在各自崛起背景下的双边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在双边层次上，中越各自的发展对于对方都是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越南来说是积极的有利因素，正如越南前驻美大使阮心战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崛起对于亚洲、对于越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阮心战：《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载《开放论坛》2011年第1期，第64页。在地区层次上，中越两国的崛起势头有助于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以及区域的经济整合。在全球层次上，中越作为新兴国家积极配合，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全球治理等领域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中越两国作为新兴国家需要加强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与完善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增强行动的协调性，强化身份认同，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主体性。

（四） 外交的契合性是中越关系发展的直接源泉

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体现这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如果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作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外交对象，那么表明后者对于前者的重要性，同时表明前者将积极寻求与后者发展关系。中国和越南相互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外交对象，这种外交取向上的契合性特别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

中国新时期外交将周边国家作为首位、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基础，同时提出“安邻、睦邻、富邻”方针，要贯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原则。2013年又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周边外交会议，说明中国非常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南兼具中国的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越南在2001年的越共九大上明确提出其外交优先次序，即邻国优先、传统友好国家优先、大国优先的外交方针。很明显，中国兼备了这样三种角色，也是越南最重视的外交对象。近些年来，越南党政领导人频频造访中国，是越南与其他国家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就像越南学者所坦言的，“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我国的邻国，双方都认为越中友好合作特别重要。”古小松、梁炳猛：《恩怨过后正常化――中越关系六十年回顾与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期，第26-27页。

也正是这种相互视为重要外交对象的契合性，中越两国在2008年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战略角度和全局高度看待两国和两国关系，以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两国在国际场合相互支持，在促进东亚安全与稳定、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和争取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

四、 中国对越外交的相应之策

当然，中国对越南外交也有着一定的困境与问题，集中体现在中越两国的南海争端随着越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与蔓延变得逐渐胶着化。越南在2012年6月通过《海洋法》，宣布对西沙与南沙所有岛礁拥有“”与“管辖权”。越南是实际控制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达到29个之多。 越南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以及对华采取的对冲（hedging）战略，特别是借助于美国、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等区外大国的力量实施对华“软制衡”，对中国开展更为积极的对越外交有着消极作用。中越两国上经济贸易上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中国对越南保持的巨额贸易顺差，成为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症结，势必制约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另外，越南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长期存在的南北派系斗争以及政策分歧也会对中越关系产生一定的波动性效应。这些麻烦与问题均是中国在发展对越外交过程中需要积极应对与有效克服的障碍，因此，要想把越南打造成中国东南亚外交的重要依托，需要采取多种手段维护与发展好中越关系，真正使其成为对东南亚外交的有效桥梁与坚实依靠。

首先，中国要加强外交努力，利用地缘毗邻优势，争取使中越两国成为“睦邻友好的好邻居”。中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与地缘政治竞争，两国需要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坚持在双边框架内解决两国间的分歧，努力控制极端与激进的情绪和做法在南海出现。同时，要充分利用两国在地缘经济上的相吸性与地缘文化上的相亲性，扩大两国在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夯实两国交往的民众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洲互联互通建设上，中国可以利用新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大与越南在交通等方面的互助力度，强化两国在区域性与次区域性经济整合框架内的合作。当前，尤其要积极运作的是把两国间达成的“两廊一圈”蓝图与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实现两国相关地区的区域整合。

其次，中国应采取有力的措施，扩大与越南的互信程度，使中越两国成为“相互信赖的朋友”。互信缺失是中越关系的一大症结，持续与有效的互信建设是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然之举。中国需要更多地向越南释放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加大对越南公共外交的力度，改善与提高越南民众和精英层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与恐惧心理，向越南展示与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各国而只会给各国带来福祉。加强两国尤其是两军的定期交流是强化互信的有力途径，中越两国不仅可以更多地采取军方高层互访的方式加强了解，还可以通过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方式提升对另一方的认识。此外，更为频繁的第二轨道外交是释疑的重要途径，两国的学者、智库、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加强交流，增加对对方意图与发展前景的理解。

再次，中国需依托政党外交，依据中越意识形态的共性优势，充当越南“志同道合的好同志”。中越两国基于价值观的趋同性，有“理想相同、命运相关”之称。当前，面对美越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需要以理性、成熟与自信的心态看待这种关系的发展。同时，需要认识到美国对越南的“和平演变”企图不变，明确越南党和国家对此保持的高度警惕，加强两国两党在防范西方价值观与人权进攻方面的合作与配合。在国际涉及越南人权与民主问题的场合，给予越南以积极的、有力的支持。对于越南在国内进行的反“和平演变”的行动，中国需给以大力的支持与声援。同时，中国需更多地以政党外合国家外交，实现双轨外交的有效运行与有条不紊，从而实现对越外交的顺通与和畅。可以说，意识形态维度下的中越关系更多的是对共同价值观的坚持与类似发展道路的坚定，是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价值与利益的相伴，体现着“好同志”的情谊。

最后，中国应扩大与越南的务实合作，使中越两国成为“真诚合作的好伙伴”。中越都是后发的发展中新兴国家，面临发展的艰巨任务。中越的发展道路相似，发展任务相同，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当前，针对中越经济贸易关系的不平衡，尤其是越南对华贸易逆差巨大的现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从越南进口的力度，改善双边贸易结构。同时，扩大对越南的投资，特别是涉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促进越南整体经济的发展，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4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关键词：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一带一路；SWOT分析；建议

一、建设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海南省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重要决策的需要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中明确提出“依托洋浦保税港区和海口综合保税区，大力发展航运、中转等业务，促进国际物流和保税物流加快发展。实施国际航运相关业务支持政策，完善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配套支持政策，打造面向东南亚、背靠华南腹地的航运枢纽、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2013年4月，考察海南时指出，要加快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产业体系,把中央支持海南发展旅游业的政策用足用好。2015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农业、渔业、旅游、油气开发、加工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依托海口综合保税区，组建面向泛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助于海口城市功能的提升，也是增强海口市乃至海南省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将提高海南省大宗商品的交易总量，促进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聚集国际旅游岛，推动海南省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二）提升我国大宗商品价格定价话语权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油、铁矿石、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长期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掌控，中国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中国亟须制定大宗商品国际战略，在上海、大连、郑州三大期货交易所发展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大宗商品的现货储备，创设现代商品交易平台，大力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大宗商品交易，推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发展，形成我国大宗商品价格，让“中国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定价权。

（三）海南省转变发展方式，加速绿色崛起的需要

海南是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有望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核心区域和交通枢纽，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互利开发、合作共赢，为海南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海南省转变发展方式、加速绿色崛起的重要引擎。构建“面向东南亚、沟通大陆内地”的经济贸易平台，通过大宗生产资料的交易和物流中转服务，有效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影响力，对海南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建设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国际旅游岛和亚洲博鳌论坛的战略带动作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的既定目标是完成以下六大战略定位，即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博鳌论坛是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将发挥海南对外开放排头兵的作用，依托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优势，全方位开展区域性、国际性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以及高层次的外交外事活动，使海南成为中国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重要国际交往中心。国际旅游岛和亚洲博鳌论坛的战略定位将对建设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动力。2.有利于发挥海南的区位优势，分享东南亚经济发展红利海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热带、亚热带岛屿气候，是我国热带农副产品主产区，在瓜果蔬菜等热带特色农副产品的种植和加工方面具有显著的资源秉赋优势。同时，东南亚各国自然资源丰富，人文环境成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也是我国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琼籍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人数达200多万人。华人群体一般在当地都比较富裕，会说海南话及共同的文化背景，使这些琼籍华侨的宗族和乡情观念很强，海南与东盟各国由琼籍华侨带动，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血浓于水的乡土情结所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将是海南与东盟各国进一步发展贸易合作深厚的人文渊源基础。地理和人缘上的相靠相依、相近相亲，使海南容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融入东盟经济圈，也将成为联结东盟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海南可以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国际航运枢纽和环北部湾的区域航运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连接到国内沿海沿江各主要城市。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主要是围绕着东盟各国的产品特点和市场进行打造的，因此，结合东南亚各国的产品情况和贸易特点，可以使得贸易方式和需求按照区域的情况作出合适的调整及部署。3.海口综合保税区的政策有利于交易中心的组建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拟选址于海口综合保税区，享受保税区优惠政策，适合开展进口天然橡胶、大米、棕榈油等大宗商品的保税仓储、国际采购、国际分销配送、转口贸易和加工出口等业务，将为各地贸易商入区交易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4.马村港的扩建有利于交易中心商品的储运海口综合保税区北靠海口马村港，该港口是交通部确定的全国25个沿海枢纽港之一，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水深以及地质承载力是海南省北部具备停靠大型轮船的唯一深水码头。已经建成可使用码头6个，最深泊位达10万吨，年吞吐量800万吨。未来将扩建发展成为以能源、集装箱、杂散货及危险品运输为主，年吞吐能力超亿吨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区，为大宗商品的储运物流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劣势分析

首先，海南省的商贸环境有待提升。国际知名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大多依托国际中心城市，国内的商品交易中心也主要集聚在国内上海、大连、郑州、天津、青岛等中心城市。相比较而言，海口市较上述中心城市尚存在较大差距，配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发展不足。其次，海南省对交易中心建设和运营所需各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配套的高端人才缺乏，这也可能导致交易中心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金融和信息服务创新不足，在交易方式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均显薄弱。

（三）机会分析

“一带一路”规划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世界的2/3和1/3，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在世界经济走势持续低迷、充满风险和变数的今天，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海南是往来“两洲”(亚洲、大洋洲)和“两洋”(太平洋、印度洋)的必经之地，也是通往“两亚”(东南亚、东北亚)的“十字路口”。作为连接亚太地区与世界最主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之一，每年经过南海海域的船舶就多达10万艘，中国3/4的外贸出口货物、全球1/3的国际贸易，都要通过南海航线。这决定了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中国面向东盟地区的“桥头堡”，也是“环南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区。海南还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管辖中国2/3的广阔海域，是海洋大省和重要侨乡。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广泛拓展的外交优势，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都使得海南的战略支点地位凸显。博鳌亚洲论坛定址海南，更让海南如虎添翼。“一带一路”一个重要的构想是“农业合作”，目前中国的橡胶、白糖、棉花、棕榈油等基本农产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未来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发展的契机，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引导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回归。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未来将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南的海陆空区位优势、特色的热带农业产品交易优势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四）威胁分析

1.各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减缓，大宗商品交易疲软。近两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大宗商品价格陷入低谷，交易不活跃。各个经济体内的经济发展正在复苏过程中，我国也正处在此进程当中，政府现阶段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将对我国大宗商品的贸易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2.类同质化竞争激烈。在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建立之前，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以及渤海商品交易所等相似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均已挂牌成立。虽然现阶段已经成立的上述多个交易平台经营的产品项目与本文所提的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所区别，但各个交易平台间仍存在类同质化竞争，这也必然会给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建设造成一定的困扰。

三、推进措施和政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领导小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为加强对交易中心组建工作的领导，建议成立由市政府直管副市长为组长，海口综合保税区为项目实施人，海口市金融办、外管局、证监局、财政局、商务局、工商局、海关、商检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交易中心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海口综合保税区，保税区相关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派人参与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领导小组为临时性机构，组建工作完成后自行撤销。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主任牵头组织召开会议,协调解决交易中心在组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2.成立筹备组，负责组建工作。由海口综合保税区牵头成立交易中心筹备组，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主要负责交易中心组建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筹备组的主要职责有负责交易中心组建过程中的各项方案的草拟、股东的招募、规章制度的制定、办公场地的选址及装修等各项具体工作。

（二）加强政策支持

建议交易中心除享受省市（县）已出台的给予金融机构的有关政策外，还给予以下政策支持：一是申请交易中心在进行保税监管货物的交易时，根据需要实行美元和人民币两种货币挂牌交易、结算；申请给予交易中心一定的外汇额度，用于交易会员企业交易、结算；允许注册在海口综合保税区的会员企业根据需要设立人民币离岸账户，境外企业设立外汇账户，交易中心设立美元、人民币结算账户。在交易完成、货物交割后，货物需要进入国内市场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二是省金融办等有关单位协调、组织各方资源，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对交易中心提供信贷、结算等金融服务支持。三是交易中心税收方面取得政策扶持，享受海南省和海口市关于企业扶持的优惠政策，争取对交易中心会员企业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支持。

作者:朱声宝 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肖林,任新建.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J].科学发展,2009,(07).

[2]查志强.海洋经济国家战略下的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J].港口经济,2011,(10).

第5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迟至1955年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这段历史，程中原撰写的《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选集传记组编的《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下卷第957-958页）等均有提及，但囿于文体等原因，未能详述其过程。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所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一书则记述了他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情形。据笔者所及，已有的为数甚少的关于中南关系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建交以后的历史，也许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对建交过程着墨不多，亦间有讹误，例如，称中南建交是由中国首先做出决定、南斯拉夫积极响应而得以实现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笔者涉猎到关于中南建交的第一手资料，遂尝试撰文更为完整地再现这一中国建交史上特殊个案的真实情况。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政府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政府原本就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宣布与政府断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国按一般国际惯例，先后与苏联等11个国家通过政府间的公函往来，彼此承认，即实现了建交。为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形象，新中国还开创了谈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决三个原则性问题，即：是否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断绝同台湾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将其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归还。通过谈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国又与印度、瑞典等9个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较为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其中芬兰与政府本无外交关系，也非联合国成员，未经谈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国，但由于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时期承认新中国的南斯拉夫既没有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也没有被列入对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它与中国的建交过程就显得格外特殊。

1949年10月6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致电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华人民政府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之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4]

然而此时，苏南两党冲突已使两国关系彻底恶化。就在9、10月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45年签订的苏南间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东欧国家随即对南采取了同样的举动，并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了南外交官员。12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声称“铁托集团完全变为法西斯主义并已投到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指出“反对铁托集团——受人雇用的间谍与杀人犯——的斗争，是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责任”。[5]

鉴于这种情形，考虑到苏联的立场，为了避免扩大分歧，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新中国政府只好对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行无为之道，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闻宣传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都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中南建交问题被搁置下来，两国也就此处于隔绝状态。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并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这就使得中南关系的一切可能的改变只能系于苏南关系的改变。

后来，1956年在接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检讨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么急。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件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谈到建交问题时，说：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在1955年6月会见首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波波维奇时，也指出：延迟建交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6]

不过，南斯拉夫政府在受到中国冷遇后，仍然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对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问题投赞成票，声明“承认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代表，将会由于该政府承担对联合国和我们组织的会员国的义务，而有助于增加联合国的效能”，“不管谁如何看待中国政权，六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因素，忽略这一因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这个中国有着自己的政府，它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亚洲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事情，除了中国人民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剥夺这个政府在世界上代表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7]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南斯拉夫一直主张“应吸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起它的作用”。[8]

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南建交的再度提出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朝鲜、越南等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相继取得胜利，蓬勃高涨的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聚集形成一支新兴的重要国际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了数年的冷战到此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1953年8月苏联氢弹爆炸成功，结束了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斯大林的去世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一定程度上为冷战的演变提供了契机；美苏对各自阵营的控制均出现减弱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谋求缓和世界局势。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斯拉夫也希望能在不危害其党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与苏联的多年对抗。

1953年6月，在苏联的正式提议下，苏南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接着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关系。为消除苏联党内的不同意见，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建议，专门成立了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确认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为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例如：6月22日，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发出1948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进关系；8月，南斯拉夫农业官员应苏联农业部邀请到莫斯科参观农业展览会；9月初，苏联对外贸易团体代表与南斯拉夫对外贸易协会代表进行谈判，10月1日签订一项关于两国互售货物的协定；苏联报刊开始正面登载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这是苏南冲突后几年来未曾见的。

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改善的同时，开始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但中国政府对此态度谨慎。1953年6月，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收到南斯拉夫大使就任照会后，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外交部回电“同意对南使馆照会置之不理”，不过在此件电文稿上，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发此电，由于苏南外交关系的变化，最近需要在对南关系上全盘研究一下。”8月，南斯拉夫新任驻印度大使拟给中国使馆送就任通知书，外交部仍指示“原则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来试探，“仍答以我与南斯拉夫无外交关系，如彼竟将该通知书送来，可以收下，但不予置覆”。12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再请示同样问题时，外交部电复：部务会议已决定“对南大使就任照会可简覆收到，如来拜会可予接见，做一般寒暄，不回拜”。 [9]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南斯拉夫执行的不接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是年最后一天，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议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指出这些原则如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强调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影响和威信，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期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前英国虽较早向新中国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但由于在实际行动上违背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谈判一直拖延无果。9月23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时说：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但在当时，中南建交的滞后仍然是新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同时期，铁托表面上对外声言南斯拉夫“不想再碰壁了”，所以无意建议与中国交换使节[10]，实际上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渠道向中国传递建交的重要信息，诚如10月8日南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在奥斯陆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某种方法以使中国注意到有必要和一切国家合作”。[11]

1954年10月1日，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7个未建交国家的使馆馆长受到邀请。南斯拉夫代办史蒂凡·召克不仅送来贺片，携夫人准时到会[12]，而且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苏联驻罗马尼亚参赞帮助翻译。史蒂凡首先以南斯拉夫外交代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身份向王幼平祝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战胜、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建国五周年，并希望王幼平也能出席南斯拉夫国庆宴会。谈话期间，史蒂凡并数次表示：南斯拉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南斯拉夫人民及其政府是理解中国人民斗争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赞成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及其正义事业，赞成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并为此作过斗争，虽然南斯拉夫承认中国这样久了，但至今未得回复。10月2日，王幼平向来访的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麦尔尼考夫谈及此事。苏大使认为南斯拉夫代办的话是代表其官方的，建议“把南斯拉夫从美帝阵营拉出来”，并指出“南斯拉夫地位有战略意义，他的人民是英勇的，有高度爱国主义情绪，并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有倾心的感情。如果我们与南斯拉夫关系长期不恢复，这种情绪会冷下去，则对美国有利。对这些国家，如果其政治领袖不是与美国抱得很紧，拉他一把对民主阵营是有利的。”10月3日，王幼平即在发国内的电文中，根据欧洲情形，建议为争取南斯拉夫人民和配合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促转巴尔干局势，“我政府似应尽速考虑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和政策，似应早日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有必要互换使节”。[13]10月12日，外交部回电赞成王幼平与南斯拉夫代办交谈的做法，但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对其宴会邀请均可参加，对其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应据理予以驳斥。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动态，弄清情况，并将你们的观察及时报部。” [14]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中南双方的努力与中南建交的实现

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外交人员刚刚向中方使馆传递了建交信息，10月6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使馆建军节招待会上，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维迪枢又向中国驻苏联大使表示友好，提出想前往拜访，考虑到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南斯拉夫态度的变化，表示同意。10月13日，维迪枢前来中国使馆做初次礼节拜访，再次说到四年前南斯拉夫政府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始终未得答复一事，明确提出他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慎重询问这是否是南斯拉夫政府的正式意见。维迪枢予以确认，声言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都是这个意见，他们都希望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及互派大使，则南斯拉夫政府即可首先采取主动。[15]

当日，发出两封电报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第一封报告事情经过，请示如何答复南斯拉夫大使建议。第二封就中南关系，根据下述情况，建议外交部同意南斯拉夫大使的建议：“1、南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有所改进，不但外交关系均已恢复，而且贸易关系也在发展。2、南国在外交政策上已开始公开表示反对大西洋公约，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最近又表示反对伦敦九国会议的决议。3、苏新国家对南国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苏联，苏联报刊现在开始登载南国报纸的舆论及某些经济建设消息，也登载过铁托的演说。苏联对争取南斯拉夫极为重视。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和东南欧，在战略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南国转变，则美国在巴尔干及东南欧的战争计划就会根本破产。4、南斯拉夫对中国一般表示友好，四年前曾承认过我们，在联合国向来支持我国进合国，这次又主动提出要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同我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交方针已相符合。”[16]

10月18日，中央复电：“10月13日两电均悉。关于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苏共中央曾在9月底有信给我们，其中说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苏南关系的同时，也改善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苏共已告诉南斯拉夫，苏共将把南斯拉夫的这个愿望转告有关的各兄弟党，并说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绩。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对南斯拉夫将采取行动”。[17]很明显，苏联因素对中南建交又一次起了关键性作用。

另外，据的回忆，此间苏共中央曾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亲自接见，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与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18]

10月22日，就此事拜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即表示：他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决定，但尚需报告中央，如有意见再电话通知。次日上午苏联远东司电话告知：苏联政府赞成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决定，没有其他补充意见。即于同日下午回拜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同意建交的决定。[19]

但在其后的一个半月里，中南双方都没有任何作为，一面是南斯拉夫认为中国政府负有延迟建交的责任，应由中国开启建交谈判，一面是中方还在等待南方“首先采取主动”。直至12月6日晚，在芬兰驻苏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维迪枢只得向明言：关于建交问题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中国领导人对愿和南斯拉夫建交有正式表示，因过去南斯拉夫已公开承认了新中国，但新中国还未表示过承认南斯拉夫，有了这种表示之后，双方即可就具体交换使节进行谈判，这种表示可使中南两国立于平等地位。认为南斯拉夫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其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对争取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在第二天再致电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建议最近在适当的地方由总理先表示一下中方本愿意同一切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精神及愿意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态度。[20]

从外交部档案可以看出，外交部经过内部讨论后，考虑了两个实施方案，一是用的名义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使节，二是用大使的名义正式照会南驻苏大使，转达我政府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意见，并向呈文请示，附建议总理在最近某一场合（如政协会议）讲话中对南斯拉夫问题做一次表示。对此批示：同意以外长的名义给南外长一电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电文请面交南驻苏大使转达，双方建交的公报，可各自发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认我国那一历史事实。[21]

12月16日，外交部电告，要他转交12月14日签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长电。于次日下午将此电交给南驻苏大使，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此时，南外长正陪同铁托前往印度访问。至1955年1月5日，南斯拉夫大使拜访交来其外长波波维区1月2日签署的致外长的复电，并准备双方同时发表的公告草案，复电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接受阁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来电中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通知”，同时表示：相信建立中南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将有利于我们两国间相互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样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22]

这两封电文后来刊载在1955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仅据这两份电文判断，自然会得出结论：中南建交是由中国方面做出决定、主动提议的，南斯拉夫方面予以接受。而我们从档案中看到建交过程中主动提议建交的却是南斯拉夫方面，中方则是在建交的最终实现形式上表示了主动。以外长的名义发出欢迎建交的电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方延迟建交的责任，也显示对平等外交的尊重。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中南两国终于协定自1955年1月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事过境迁五十载，外交部解密档案，才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总的看来，苏南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以，虽然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而且，中共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出发，也不赞成南共采取反苏的立场。此外，中南两党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少分歧，早在《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中，中共就已指出：南共“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23]，这一认识对两国建交也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事实上，苏联因素和中南两党的分歧，对建交后一段时期中南关系的发展仍起着很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引文献]

[1]《人民日报》先于1948年7月13日，刊登了新华社根据莫斯科俄语广播《真理报》6月29日所载该项决议录音译出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7月14日接着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7月10日《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

[2]《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4] 1949年10月6日南斯拉夫代外长代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承认中国政府致外长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3。

[5]《人民日报》1949年12月4日。

[6]《外交文选》，第251-252、215页。

[7] 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合国的态度发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8] 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外交部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9] 1953年7月1日外交部就对南斯拉夫使馆照会置之不理发驻匈牙利使馆电；1953年9月5日外交部就同意不接受南斯拉夫大使就任通知发驻印度使馆电；1953年12月外交部发驻保加利亚使馆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1。

[10] 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外交部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1] 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合国的态度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12] 其他应邀国家中，意大利、比利时和土耳其无回复，法国、埃及和阿根廷有回复致谢但未出席，埃及送有贺片。

[13] 1954年10月3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就建议考虑我对南斯拉夫政策及关系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4] 1954年10月12日外交部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王幼平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5] 1953年10月13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就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来我馆拜访事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6] 1953年10月13日就建议和南斯拉夫建交事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7] 195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8] 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19] 1954年10月27日，就为中南建交事会莫洛托夫及南斯拉夫大使情况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0] 1954年12月7日，就与南斯拉夫大使再谈建交事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1] 1954年12月外交部就中南建交问题呈请示文（该件有12月22日总理的批示），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第6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HagueConventionAbolishingtheRequirementofLegalizationforForeignPublicDocument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二、域外送达

域外送达，是一国司法机关依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规定或按照互惠原则将司法外文书和司法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就整个国际私法协助而言，送达是实践中合作最为频繁的内容。②送达在司法协助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法院确定管辖权、防止平行诉讼的出现以及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有重要影响。

南非《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规定了在南非和指定的国家内民事互惠送达程序。该法既规定了来自指定国家的文书在南非的送达，也规定了在南非作成的文书在该指定的国家内的送达。但由于目前该法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因此该法在文书送达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此外，由于南非还没有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65年制定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海牙公约》（HagueConventionontheServiceAbroadofJudicialandExtrajudicialDocumentsinCivilorCommercialMatters），因而有关此类文书的送达应适用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定。规则四第三条规定：“南非法院任何文书在国外的送达由下列人员进行：

a）任何一个由下列人员委任的人：

1）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的首长，在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或国外贸易机构供职的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或专业部门的人员；

2）任何一个在该外国代表南非共和国进行文书送达程序的外国外交或领事官员；

3）驻南非共和国的该外国的任何外交或领事官员；或4）任何作为或代表该外国司法行政部门首长，根据该外国法律被授权进行此类送达的人员；或b）由a）中1）、2）条款提到的任何人员，如果该外国法律他进行此类送达，或如果该外国没有法律禁止此类送达并且该国机构没有反对此类送达。“

规则四第四条规定，在澳大利亚、博茨瓦纳、芬兰、法国、香港、莱索托、马拉维、新西兰、西班牙、斯威士兰、英国及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此类送达也可由“律师、公证人员或其他得到一国或相关州授权进行法院文书送达的执业人员”。但是，要在南非提起一项针对不在南非的当事人的诉讼，还必须克服以下一些障碍：首先，规则五明确规定，除了在《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中规定的指定的国家内，除非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不得通过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方式在南非提讼。截止目前，《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指定的国家只有纳米比亚。为申请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以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申请人必须说服南非法院，在终局的诉讼中他有极大的胜诉机会；其次，为作出此类申请，有必要通过拘捕被告或扣押被告在南非的财产以获得管辖权。财产可以是动产或不动产，甚至是知识产权。①南非《最高法院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了外国民事文书在南非的送达。外国民事文书要在南非送达，首先由该外国有关机构向南非司法部递交请求书，南非司法部长再将该请求转交给南非法院的登记员，然后登记员安排执行人员根据法院规则进行送达。对于不想通过外交途径对在南非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外国当事人，可以通过雇佣在南非的私人人的方式对南非当事人送达文书。在大部分英联邦国家，通过人进行送达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其本国政府也不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其。②

三、域外取证

民商事案件的域外取证制度是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受理案件法院国的有关机构或人员为进行相关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而在法院国境外提取诉讼证据的行为。调查取证作为行使国家司法的一种表现，根据各国普遍实践，如无有关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他国家是不能在该国领域内实施取证行为的，否则就侵犯了该国的。③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要在南非直接取证，必须获得南非高等法院法官签发的命令后才能对证人进行询问。南非《最高法院法》规定了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在南非进行间接取证。根据该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在收到外国有关机构要求调查取证的请求书后，南非司法部长将该请求书转交给登记官员，登记官员再将其转交给法院法官以给予该请求书以效力。该条中所规定的请求书的目的是将外国法院的审理延伸为在南非由该外国委派的特派员审理，特派员获取的证据就成为外国法院证据的一部分。④1997年7月8日南非加入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0年制定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海牙公约》（HagueConventionontheTakingofEvidenceinCivilorCommercialMatters），该公约在1997年9月6日对南非发生效力，南非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有关缔约国内调查取证。在国外调查取证方面，除了该公约外，南非国内法也有相关的规定。根据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则三十八第三条规定“在方便或为公正之目的所必要的情况下”，通常是在证人不愿或不能到南非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可指令任命一位特派员调取证人证据。规则三十八第四条规定，在特派员是在南非调取证据的情况下，可用传票传唤证人。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了在南非可跨境传唤某些国家的证人。目前，这种互惠安排仅存在于某些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如：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

四、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一）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一国法院依据本国立法或有关国际条约，承认外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并在必要时依法予以强制执行。⑤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是指内国法院承认外国判决在其管辖权范围内的域外效力；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内国法院将强制该外国判决的债务人遵守该判决。法院可能会承认一外国判决而不执行它，但不可能执行一外国判决而不承认它。①南非《外国民事判决执行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做了规定，但该法仅适用于南非政府公报中指定的国家所作出的判决。根据该法，外国判决要在南非得到承认和执行首先必须由南非地方法院的职员对该判决的裁决书副本进行登记，登记后，该判决就和该登记法院的民事判决一样具有同样的效力，可以象执行登记法院的民事判决一样得到执行。但该法对外国判决的执行规定了许多限制条件，此外，该法仅规定了南非地方法院对外国判决的登记，而无有关南非高等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登记的规定。因此，南非高等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要根据南非的普通法进行。南非的地方法院只有对不超过100，000兰特（南非货币）的事项具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所有超过100，000兰特的外国货币判决必须由南非高等法院依照普通法处理。再者，到目前为止，南非政府公报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所以，《外国民事判决执行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几乎形同虚设。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根据南非普通法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执行方法。②根据南非普通法，一项外国判决要得到南非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③1.外国判决是终局的。这就意味着该判决必须不能被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改变。如果南非法院了解到针对外国判决的上诉正在进行，南非法院就可根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执行该判决或在上诉结果作出之前中止外国判决的执行程序。

2.外国法院必须对被告具有管辖权。这不能简单地根据该外国法判断，而要根据南非法律所认可的有关外国法院管辖权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在下列情况下，南非法院就会认为外国法院具有管辖权：1）诉讼提起时，被告居住在外国法院管辖权范围之内；2）被告已接受外国法院管辖。如被告合同中订有接受该外国法院管辖的管辖权条款，或被告出现在该外国并对案件的实质问题进行抗辩。

3.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能违反南非的公共政策或自然正义规则（rulesofnaturaljustice）。例如，外国法院必须给予被告听审的机会，被告必须得到诉讼程序的适当通知，审判庭应该公正等。外国法院作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由于被认为违反了南非的公共政策而不能在南非法院得到执行。

4.4.外国法院判决不得同南非《商业保护法》相冲突。南非《商业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不经过南非工商部长的许可，任何与采矿、生产、进口、出口、冶炼、使用或销售等行为或交易有关的外国判决、命令、指令、仲裁裁决及请求书不得在南非执行，而不问该交易或行为是在南非国内还是国外，产品是输出还是输入南非。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南非的商业贸易，但由于该法的商业贸易范围保护过宽，它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外国法院判决在南非的承认和执行，严重损害了外国当事人的利益。1995年8月，南非法院首次对该法进行了解释。①南非法院指出，《商业保护法》不适用于因合同或侵权行为引起的有关金钱的诉讼请求。后来南非法院又进一步指出，《商业保护法》中禁止执行产生于该法所涉及的行为或交易的惩罚性判决的规定仅适用于可以被广义地认为是有关产品责任的诉讼请求。《商业保护法》的规定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在实践中南非工商部长很少拒绝对外国判决的执行给予许可。

根据南非普通法，外国法院判决不能被直接执行，但它构成一个可以由南非法院执行的诉因，换句话说，该外国判决的债权人可以通过在南非法院提起一项关于合同之债的普通诉讼的方式使该判决得以执行。视外国判决为合同之债，这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常采用的一种做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债务学说在英美等国家逐渐成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论依据，该学说认为，当具有合法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已判决一方当事人应当支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支付该笔款项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债务。该债务可以通过提起债务之诉讼，在法院地国强制执行。这种债务学说一直支配着英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制度。南非法深受英国法普通法的影响，直到现在仍保留着这条普通法原则。

二）南非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南非1965年制定的《仲裁法》仅适用于在南非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不论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该法没有有关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南非在1976年加入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NewYorkConventiononRecognitionandEnforcementofForeignArbitralAwards，以下简称《纽约公约》），随后在1977年制定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法》以实施该公约。

《纽约公约》是目前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公约，全世界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外国仲裁裁决是指在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之外的另一个国家领土内作成的裁决，或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不认为该裁决是其内国裁决的裁决。《纽约公约》以排除方式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即凡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可以依据仲裁裁决执行义务人的请求和证明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仲裁协议无效、仲裁违反了正当程序、仲裁员超越权限、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或已被撤消、停止执行。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认为按照该国法律，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的，也可以主动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事项不能以仲裁方式处理、承认或执行裁决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此外，《纽约公约》还规定，一国在参加该公约时可以作出“互惠”和“商事”保留声明。所谓“互惠”保留声明是指只承认和执行在缔约国领土内作成的仲裁裁决，“商事”保留声明是指只承认和执行属于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争议作成的仲裁裁决。南非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未做任何保留，这就意味着外国仲裁裁决无论是否在缔约国领土内作成，也无论该裁决是否属于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争议，均可在南非得到承认和执行。

第7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案例一

师：阅读了这篇课文，你们能不能从课文中找一找，看看哪些词句写出了南沙群岛的美丽。

生1：因为南沙群岛是仙女下凡时撒下珍珠而来的，所以南沙群岛非常美丽。

师：噢，为什么呢？

生1：因为仙女非常美丽，你想一想她撒下来的东西也一定是非常美丽的。

生2：南沙群岛是由珍珠变成的，珍珠就非常漂亮，所以南沙群岛也一定美丽。

师：同学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有趣，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非常好。

……

从表面上来看，课堂上的讨论非常热闹，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与交流中来，符合新课标精神。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这一教学片断，就会发现学生交流没有目的，想到哪说到哪，交流的内容已经偏离了本篇课文的中心。学生把讨论的中心放在了仙女下凡这一情节中，教师放任学生没有目的自由交流，这样的交流是无效的交流。

分析：交流要有目的

只有在目的的引导下进行交流，才是有效的交流。所以，在教学这一课时，我们可以从下面引导学生解读文本。在学生熟读课文之后，抛出一个问题：同学们，课文从“蓝色的宝库”与“迷人的世界”两个方面来介绍南沙群岛的美丽，你们再阅读课文第2、3自然段，想一想为什么南沙群岛是我们“蓝色的宝库”与“迷人的世界”？这样，学生就会紧紧围绕这两个切入点进行再一次阅读课文，品读文本就有了目标，交流就有了方向，从而让学生在交流过程中感受到南沙群岛的美丽，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与热爱。

案例二

师：读了本篇课文的题目，请你们针对课文题目进行质疑。

生1：南沙群岛是一个岛还是由许多岛组成的？

生2：我想问的是南沙群岛在什么海里？

师：大家提出来的问题都很好，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阅读课文吧。

……

许多学生对文章题目的质疑不过是这位教师用来打扮课堂的花招，学生的质疑根本没有中心，有的学生提问甚至是让人无可奈何。学生如果是经过思考而提出来问题，就不会提出这些本来自己就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了。学生之所以提出这些虚假的问题，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教师，让课堂不冷场，这样的质疑也是无效的。

分析：质疑要有思考

要想让学生的质疑更有效，我们就要让学生在质疑之前，先对问题进行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在这些问题中选取有价值的问题来进行质疑。比如，在让学生对课文题目进行质疑时，我先让学生谈一谈这个题目中都有哪些文字，都表示了什么。这样，学生通过思考之后提出来的问题就非常有价值了。比如有的学生提出：课文是从什么方面来介绍南沙群岛的？为什么说南沙群岛是美丽的？既然是群岛，那南沙群岛大概有多少岛屿？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有效激发学生阅读文本的欲望，从而高效地进入文本解读的教学环节。

案例三

一位老师布置一个延伸题，让学生回家搜集我国还有哪些岛屿，并查阅相关资料，回校后与同学交流。结果，在交流会上，学生更多的是谈南海，谈的问题。

目前，网络上很多的文字都是南海与的内容，而老师又没有给学生一个延伸范围，学生也就很自然把这些内容作为自己准备交流的材料。课堂变成了学生“成果”的展示会。但是这些“成果”全部是学生拿来主义获取的，只是为了在课堂上能够表现出比别人更能搜索的能力，学生对所搜集来的材料没有加工，没有思考，所以这种延伸是伪善的延伸。

分析：延伸要有范围

在课堂上，我们的延伸要有度，有范围，要把延伸内容立足于学生的知识水平与经验基础之上，任何超越或脱离这一基础的延伸都是无效的。延伸不能太多，内容要是学生能够理解的，是有助于学生解读文本，丰富学生语文知识的。同时，我们的延伸还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要结合文本的价值追求。就好比这一课，我们布置的延伸题应从文本开始，让学生在课后从南沙群岛的位置、物产、资源等方面制作一次手抄报，说一说自己对南沙群岛的了解，手抄报可以插入从网上搜来的图片加以佐证。这样，因为学生平时经常出手抄报，而且这一次手抄报又规定了范围，所以就可以较好完成这项任务。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综合素养。

第8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皇家园林清华园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清华大学

乾隆来到工字厅，不由得想起晋朝诗人谢混的《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于是，他御笔亲题了“水木清华”四个字。后来，咸丰借用乾隆的题词，把这里命名为“清华园”。

华大学有一处名为“工字厅”的代表建筑，主体是用一条游廊把前后两排房子联成一体，形成一个“工”字，清华大学的起源就是这工字厅。

240年前，乾隆来到工字厅，发现这里曾经山林变幻，环拢一泓清水，绿树点点，簇拥着古屋，不由得想起晋朝诗人谢混的《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于是，他御笔亲题了“水木清华”四个字。后来，咸丰借用乾隆的题词，把这里命名为“清华园”。

如今，清华园工字厅的匾额仍是“水木清华”那四字，两旁还有一副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不过，“清华”虽美，但这名字并非出自经部而是集部，因此稍显纤弱了些。但“清华精神”却是一点都不纤弱的。

林林总总的大学，每一所大学都能讲出自己的办学理念、特色和成绩，但拥有自己独特精神的则只是一部分。大学精神有时难以言说，却又具体可触。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文化、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在这样的大学受过教育的人，会长久地怀念它。在这类大学中，清华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所，海内外凡是清华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建有“清华同学会（或校友会）”。维系这种深厚感情的根本，便是“清华精神”。

1914年冬天，梁启超在演讲中，引用《周易》中乾坤两卦的卦词来激励清华发奋图强。他说：“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后来，这次演讲化作为清华园里的一座石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便是清华的八字校训。可以说，这八个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

具体说来，“清华精神”大概有三个特点：耻不如人，讲究科学和重视实干。“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比西方的纯个人罪感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而清华的讲究科学，让清华文科也具有了一种特别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的风格特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在清华大礼堂前立着的日晷，更是明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

从震旦升华到复旦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复旦大学

复旦创办时的名字是“震旦大学”。“震旦”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后来，这所学校才正式改名为“复旦大学”，也就是《卿云歌》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古诗源》开头的几首诗中，有一首《卿云歌》，小时候只觉得读来非常好听：“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长大了才知道它是复旦大学校名之由来。

不过，复旦创办的早期并不叫复旦，那时它的名字是震旦大学。但“震旦”二字一点都不高深，它的意思说出来可能会令你有点失望：它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这种情形有点像南开大学的“南开”二字，本义倒也不是出自什么经典，就是“南边的那片开洼地”的意思。

还好，后来这所大学阴差阳错地摆脱了“震旦”这个名字，正式改为“复旦大学”。于是，后来的这所学术大师辈出的高校，“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便开始了它闪耀于中华大地之上的路程。

还回到“复旦”二字上来。前面说的《古诗源》，其实只是把古书上那些看起来带点诗样的文字拿出来集成了一册，《卿云歌》真正的出处其实是《尚书大传》中的《虞夏传》。这一下子就出身高贵了，因为《尚书》可是经部，在四库中是排在首位的。

所谓卿云，是一种祥瑞，《史记・天官书》记载：“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字同“纠”，“缦缦”形容的是卿云纡徐曲折之状。“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明明相代”，日月光辉长久照耀。于复旦而言，是以日月光辉的永恒来象征复旦不朽的魅力。

复旦确实很有魅力。明丽的阳光缓缓嵌满老逸夫楼前古老的日晷仪，又从燕曦两园郁郁葱葱的树木间觅着罅隙，为安静的池水、悠闲的亭阁镀上一层金边。清新的风将林里晨读的书声琅琅，轻拂向不远处巍然而立的相辉堂。有快乐的身影与喜悦的笑声自静默的校训墙前经过，墙上十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在复旦校园里徜徉，路上你会很少看到行色匆匆的过客，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谈笑风生的行人，指不定在哪个树荫下，你还会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正与他的学生研讨学问。这纵深的树木，是四通八达的胸怀；徜徉的流水，是拈花一笑的智慧。这样的环境，你的心会少一些浮躁与不安，多一些宁静与大度。

于是沐着海风，满清通缉犯于右任成为复旦张榜录取的学生，他后来成为民国的教育部长；身为遗传学鼻祖摩尔根女婿的谈家桢，于疯狂的年代不屈不挠坚守着真理的尊严；意气风发的陈天桥初生牛犊不怕虎，引领IT浪潮，创业六年即荣登中国首富；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凭借自身不懈的古文探索，被复旦录取为博士生。这块热土上，始终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很多人，称她为东方耶鲁。

在那南部遥远的地方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溯南暨，声教迄于四方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暨南”两个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溯南暨，声教迄于四方。”“南暨”即南部最远的地方，取名为“暨南”，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

和“复旦”一样，“暨南”两个字也取自《尚书》。《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溯南暨，声教迄于四方。”“南暨”即南部最远的地方，取名为“暨南”，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是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也是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学校于1906年创立，目的是为了维系侨情。暨南的开办，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南洋华侨学子纷纷负笈暨南，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有海水的地方就留下了暨南学子的足迹。

暨大里面有看之不尽、数之不清的各色美女，随便在路边逛一下，暨大的女生绝不会让你的眼睛闲着，如云一般，这一片刚刚飘走，另一片又飘过来了。倘若用星星来比喻，周杰伦的《星晴》里那句“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肯定能大派用场。

要知道，暨大的女生不少来自海外，虽多是华裔，但来自异国他乡，难免会有一点异国风情，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她们身上一定能以最快速度捕捉到最时尚的风格。

而侨生则是暨大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最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写繁体字，口语中夹杂大量英文，消费力强，习惯于小资生活，崇尚个性解放，标榜自我……再多的言语，似乎都不足以给侨生作一个准确的诠释。他们的生活，在内地生眼中看来是独特的。侨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融合了中西文化，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上就是典型的中西结合了。MISS、阿SIR不会因为内地生的声声“老师”而改口，因为实在是太习惯了：“死了，我的高数要RETAKE（重修）了”“喂，你的PAPER（论文）搞掂了没？”并非他们有意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诚然，这只是他们的语言习惯，又何需刻意呢？

走在暨南园，感觉脱离了都市的烦嚣，因为这里有最好的放松剂――满目的青葱。暨大里树木很多，笔直的校道两旁都是粗壮的大树，绿树成荫。由正门直通北门的真如路堪称经典，这条路是暨大里最长、最直，同时也是让人走得最舒服的路。此路途经暨南园两大湖景：明湖、南湖。优美的湖景，精巧的亭台楼阁，还有成荫的大树，清幽静谧，让你紧绷的神经不由放松。想在草丛漫步吗？暨大同样不会让你失望。图书馆前的大草坪，是暨大最大面积的草坪。这里，小亭假山、小桥流水，绝对是晨读的好地方。科学馆前的草坪，虽不算大，但映衬于充满时代感的科学馆之前，又别有一番景致，是不少人饭后歇凉的首选。

在同一天空下，侨生与内地生彼此所固有的价值观逐渐影响对方，彼此的文化风俗水融……暨大，仿佛是一片浑然天成的沃土，一片让中外文化相互冲击、兼容并包，继而焕发出新神采的沃土。

与Deutsch谐音的同济

――当其同舟而济，遇风，

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同济大学

《孙子・九地》里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便是“同济”之意。不过同济还有另一层来由：与Deutsch谐音。

和前几所学校不同，同济大学的“同济”二字由来有些复杂。仅以中文看，同济自然是“同舟共济”的意思，比喻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孙子・九地》里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三国时魏国文钦《与郭淮书》也记载：“然同舟共济，安危势同，非言饰所解，自公侯所明也。”

然而，学校取名“同济”，并不单纯是出自中文，还与德国人有着一段缘份。

于是，这个故事还是要从头讲起。

1891年，德国海军医生埃里希・宝隆来到上海，发现这里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疾病且缺医少药，决定以后要在这里行医。于是他回国进修，于1893年再次来到上海，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设立了诊所。后来又在德国驻沪总领事馆的支持下，又获得上海道拨给的张家浜新马路（今上海凤阳路）旁的一块地皮，于1900年正式办起了一家医院。

由于医院是德国人所办，德语里德国（Deutsch）的读音与中文“同济”很接近，而且宝隆希望中国人认可他的医术，也希望与中国人和衷共济，便把这所医院命名为“同济医院”。

然而，由于医院的医疗力量不足，宝隆便想到在院内附设一所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他的想法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的赞同。于是，1906年，在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参赞的号召下，宝隆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并筹集到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器械。

1907年10月1日，德文医学堂举行开学典礼，成立了董事会，宝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兼学堂首任校长。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三名德国教师和三十名学生。这便是如今同济大学最早的前身，之后又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

可见，从那时起，“同济”两个字就与这所学校紧紧连在了一起。至今，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不仅是校名的涵义，也始终是同济大学一直倡导的精神。同济大学的城市建设与防灾、现代装备制造业等学科集群正是学校多年来的结晶。因此，“同济”的校名不但深受师生和校友的热爱，也因为其内涵的文化意蕴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

此交通非彼交通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国内几所著名交通大学

南洋大学改为交通大学时，“交通”二字取自《易经・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即天地之交是最大的“交”，是万物大“通”之时。而1921年合并后的交通大学，“交通”的意思是“四通八达”。

说起交大，情况比“同济”还要复杂。

曾经的“国立交通大学”，是1921年由交通部部属的四所学校合并而成的。不过这所交大的四个前身情况各异（确切来讲是三个，因为北京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原本是由同一所学校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分出来的），虽然也都与“交通”有关，但意思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交通”，合并之后则又是另一种“交通”。

由名称和办学情况可以发现，四个前身中的三个，唐山工业专科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是货真价实多少与Transportation相关的；而南洋大学则不同，从南洋公学到南洋大学再到改成交通大学，其“交通”二字取自《易经・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地之交是最大的“交”，是万物大“通”之时。合并后的交通大学，“交通”的意思则是取自“四通八达”。

这三种“交通”，以南洋大学的最有文化底蕴，也是现今上海交大所坚持的理想与使命。不过在当时，尽管曾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但合并后由于对理工科管理的强化教育，这所学校的文科基本上消失殆尽了。连读土木的邹韬奋都读得半夜吐血熬不下去，后来只好转学去攻读新闻学，可见交大理工科管理之严。不过，严格也有严格的好处，由于交大教学用的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因此也被世人称为“东方的MIT”。

解放后，交通大学迎来了史上又一次高校调整。几经周折，唐山的那所学校后来成了西南交通大学，在北京的学校后来成了北京交通大学，而在上海的无疑就是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

第9篇：中南文交所范文

关键词：城市公交 路选选择 影响因素 指标体系 南京 95路公交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2（c）-000-01

城市公交路线选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公交路线选择牵涉面广，涉及因素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出行和幸福感，关系到城市经济布局和社会发展，关系到政府市政工程投资效益的高低。因此，有必要对公交路线选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基于这一现实需求，文章首先识别城市公交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然后建立城市公交路线选择决策指标体系，并对这一套指标体系的决策方法进行探讨。最后，结合南京市95路公交路线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文章建立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 城市公交线路影响因素选取原则

1.1 科学性原则

由于规划的公交路线应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且要与总体的公共交通网络相统一，因此选取的指标应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公交路线的协调性与合理性。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要听取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意见，经专家论证，并在实践中试行，把指标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1.2 全面性原则

公交路线指标体系应从时间、费用、覆盖率、周边环境等多方面进行选取。既要体现公交路线对周边环境的经济带动，又要反映规划的公交路线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充分体现公交路线“出行便利、效率最高、覆盖最广”等特点，并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全面体现所选公交路线的最优性。

1.3 易收集原则

选取的指标应能通过政府对外公布的数据获取，少量数据可以通过咨询有关专家获取，还有个别指标需要简单计算获取。总的来说，所选取的指标易于收集、易于计算。

2 城市公交路线选择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规划设计直接影响人们日常出行所选用的公共交通方式及相关线路选择。线网规划主要根据轨道成网运营后客流变化、场站建设等情况，加强轨道、常规公交网络协同配合，优化常规公交线网结构，提高公交周转效率，应重点解决如下四方面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大对既有线网的梳理力度，优化公交线网结构，加快推进三层次公交线网建设；二是进一步加强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接驳联系，优化、调整与轨道竞争类线路，强化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协同配合作用；三是继续提升公交线网覆盖水平，解决新社区、新工业区等公交空白区域覆盖；四是做好区域公共交通服务配套。由此可知，公交线路规划选择需要考虑公交线网结构、提升公交线网覆盖率和做好新城区发展配套。从以上相关研究可知，城市公交线路规划选择所依据的指标可以总结为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下面以南京市95路公交车路线选择为例，说明公交线路规划选择需要考虑的指标在实践中的应用和体现。95路公交线路如下：去行：大中桥（环北市场）―长白街―太平巷―常府街（北）―科巷―总统府―大行宫北站―浮桥（西）―东南大学―学府路―丹凤街―鼓楼（中山北路）―湖北路南站―湖北路―湖南路（北）―马台街―东柏果园―紫竹林（北）―黑龙江路―城河村（南）―民生街―金海市场―四平路―晓街―水关桥西站―水关桥―金燕路南站―金陵村―金陵小区―燕江路（南）―金陵六村―南堡公园（西）；回行：除鼓楼（中山北路）改为天津路（南京大学）外，其他各站保持不变。95路服务时间为06：00～22：30，票价为2元人民币，全线运行约50 min。95路公交线路如图1所示。95路公交线路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如下：（1）公交覆盖率：由于95路所经过的道路有不少是较为狭窄的支路和老城区道路，这些道路由于道路条件限制，因此以往几乎不通公交，比如天津路、学府路、科巷等道路。95路的开通考虑了这些地方公交出行的需求，进一步完善了南京老城区的公交网络，加大了公交覆盖率。（2）道路交通条件：由于路线中不少是较为狭窄的支路，因此，95路的运营速度和时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上这些道路人流密集，出行量大，因此，公交服务时间较长，而发车间隔较短，以减少乘客候车时间。（3）辐射人群数量：95路经过众多居民区、商业区（环北市场、金海市场和湖南路）和高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因此，乘客数量众多。（4）和其他交通方式衔接：95路经过的鼓楼北站离南京地铁1号线距离不过300 m，因此，和轨道交通衔接十分紧密。（5）站点设置：95路站点设置合理，每一站间隔约2 min车程。（6）出行偏好：沿途居民和大学生群体数量众多，这些人喜欢乘坐公交出行。（7）方便市民出行：95路公交沿途经过总统府、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旧址）、南堡公园等旅游景点，方便市民休闲旅游；经过环北市场、金海市场和湖南路商业区，方便市民购物等。

4 结语

城市公交线路规划选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众多因素。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相关政府文件规划研究，阐述了城市公交线路规划选择的原则，构建了城市公交线路规划选择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南京市95路公交车线路选择为例，说明了这一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