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摘 要：在文中，首先归纳总结出了隋唐服饰在款式，色彩和面料上的主要特点。通过总结与归纳，隋唐服饰在现代女装设计中主要分为两种设计方法，即一般运用和创意运用。虽然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还处于一个非主流的地位，但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服装设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隋唐、服饰、现代女装、设计

前言：

在人们浸泡于不断更新的国际流行趋势中时，忘却回眸历史，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朝历代都为后人留下了自己绚丽的文化，为寻回真正适合亚洲人气质的着衣形式，研究如何把隋唐服饰元素运用于现代女装设计当中，就具有现实意义。

1.大气、华美的隋唐服装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为历史下一个鼎盛时期打下基础。公元618年建立的唐朝，疆域辽阔，政令统一，物质丰富，文化粲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服装上显示了大气、雍容、华美的风格，并在海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隋唐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首先是隋代丝织业的进步，加上唐时中国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唐代女装给人以雍容大度、端庄丰硕的美感。各种艳丽的色彩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再加上参之以金银，愈显雍容华贵。

唐代长裙色彩艳丽，以红、紫、黄、白、绿、蓝为最多。图1-1普通老百姓有喜欢绿裙的，上层贵族有喜欢黄色的。而用萱草染成的红色的石榴裙尤其流行。唐代长裙还有一种“间色裙”，把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料拼接起来。

半臂是隋唐仕女喜爱的款式，是可以穿在襦衫之外也可单穿的对襟上衣，多为合领，领口宽大，可以出胸腹，没有扣袢，用缝在衣襟上的带子在胸前结带。帔帛是妇女穿半臂时将一块帛巾披在肩背上，通常是轻薄的纱罗，或绕于双臂，或搭在肩上，给人以飘然若仙的感觉（见图1-1）。

名目繁多的唐代长裙之款式特点，一是长，一直长到曳地。因而唐代妇女鞋子的前端高高翘起。二是宽，妇女的长裙非常肥大。三是裙腰高，唐代妇女常常把裙腰束到腋下，使身材修长，飘逸洒脱。

隋唐衣料有丝绸、棉、葛、麻、毛等，而丝绸最为常见。隋唐时期纹样造型丰腴、主纹突出，地部疏朗，常用对称构图，色彩艳丽明快。有最为常见的宝相花纹、瑞锦纹、散点式小簇花、、穿枝花、鸟衔花草纹、几何纹。

隋唐仕女面部化妆十分新颖独特。包括七个方面：一、施铅粉，二、抹胭脂，三、涂鹅黄，四、画眉黛，五、点口脂，六、画面靥，七、贴花钿。隋、唐时的妇女发饰有堕马髻、螺髻、侧髻等。自中唐开始加入假发、垫加木冠等。

2.一般运用与创意运用的创新设计

设计师以历史风格为借鉴，使设计趋向一种“融合”和“碰撞”的特点。隋唐元素的设计运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为一般运用。可以直观地看到隋唐服饰元素被提炼后，与现代服装相结合。另一种为创意运用。这一类设计，只是单纯地把元素作为一个出发点，从构成、层次、形式感等几个方面来设计。

隋唐服饰风格的一般运用。传统的隋唐纹样被或多或少地运用在现代时装的特定位置，如裙子的下摆或者上衣的肩部、胸口、领子、袖口等部位（见图2-1）。这种设计方法能比较快地被消费者所接受，对现代女装没有本质上的改动，只是在局部细节装饰上有一些特色和创意，同时也有利于控制成本和控制品牌整体风格，结合现有的市场因素和现有社会的审美趣味而设计。

图2-1

隋唐服饰元素的创意运用。通过运用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来进行再创作，营造出风格迥异而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服装样式。以隋唐服饰面料图案为灵感的设计，一般是在提取可用的图案元素基础上进行对图案的创意处理。运用图形创意、材料替换、拼贴等设计手法来进行。

以隋唐服装款式为灵感来源的服装结构创意，主要从模仿和改良原有的服装款式入手，通过改变比例，替换材质，重复堆积等方法来进行结构创意。图2-2设计师将袒露装进行改良设计（见图2-2）。只是单纯地将隋唐服饰元素当作一种灵感，选择这些元素中任意一种可设计利用的点来进行设计，充分运用替代、拼接、重复、堆积等设计手法，所设计出的作品完全属于尝试的自由设计状态。

3.结论

这篇论文着重分两点来论述如何运用隋唐服饰元素来进行现代女装的设计，即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一般运用与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创意运用两个方面。

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的一般运用，这些设计大多体现和保留了大量的隋唐风情感觉，在款式、服装设计细节和色彩、材料上也同样沿袭或借鉴了隋唐服饰元素，是对隋唐服饰元素的直接运用。

隋唐服饰元素的创意运用是以元素作为设计灵感出发点的方式存在。这类设计中，是将拼贴、替换、重复、堆积、模仿等手法来进行设计，设计出来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丰富多元、华贵雍容的隋唐服饰对于服装设计者来说是一个源泉，设计者可以从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找到设计灵感，或简洁，或优雅，或含蓄，或艳丽，或古典，这将散发无限的可能性。（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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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能馥，陈娟娟编著—修订本[M].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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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晓启主编.中国服饰收藏与投资全书[M].天津：天津古迹出版社，2006.1

[8] 张晓霞编.中国古代植物服饰纹样发展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第2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隋唐时期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与当时政治上的辉煌成就、经济上的兴盛与发展以及科技文化上的进步和繁荣密不可分。隋唐时期在目录编纂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官修目录、私修目录、佛经和道经目录都有了新的进步。

关键词:隋唐；目录学；历史背景；杰出成就

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多次出现过国家管理图书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就有记载：大宗伯属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的职掌都与图书文献管理有关，如“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1]。到三国时的魏国的郑默的《中经》创制经、史、子、集四分法，（“四部虽确立于李充，发韧于荀勖，而郑默《中经》之作，亦在筚路蓝缕之列矣。”[2]）尤其是西汉末年刘向《别录》、刘欲《七略》问世，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经历了春秋至两汉的萌芽时期、魏晋至宋元的发展时期以及明清的鼎盛时期，其间产生过许多流芳百世的目录学著作，这是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目录学家既继承前人成果又根据时代要求勇于创新的结果。时至隋唐，目录学在继承与创新表现得更为突出，目录学的发展更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界的重视，目录工作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不但出现了新的书目类型和新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目录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阶段，影响甚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基于隋唐目录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仅从隋唐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背景、隋唐目录编纂的杰出成就对隋唐目录学的成就及影响作一些探讨,不免陋薄，请方家指正。

一、隋唐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上的辉煌成就

隋唐时期政治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1）改革官制。隋朝开创三省六部制，在尚书省下设六部；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还另设政事堂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地方,隋文帝时实行州县制,隋炀帝时改为郡县制；唐朝实行州县制。另外，设立一台五监九寺，大大加强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这些措施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吏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在促进科教文化方面的发展也起到了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隋朝一开始国家藏书不过一万五千余卷，于是接受了著名学者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娟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3]，大大鼓励了民间的献书。唐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建国之初，除得隋旧藏八万余卷外，又接受令狐德棻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4]。（2）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隋朝废除了积弊于久的九品中正制度，开创了科举制，形成读书、应考、任官三位一体的选官办法；唐朝的科举制主要设立常科和制科两种形式。科举制打破了百年来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庶族的参政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3）改革律令。隋文帝时制成《开皇律》，唐初在此基础上制定《唐律》。唐高宗时命长孙无忌等对《唐律》进行修订，撰成《永徽律疏》三十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为后世封建法典的制定和修订都有借鉴意义，它对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还设立秘书省对图书文籍方面的管理就十分有序。

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这是隋唐官僚的一个大趋势。尤其是大量的庶族阶层的参政，大大地扩大了统治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开创和发展，引发了广大学士文人走科举为仕之路的强烈欲望和决心，激发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倾心学术文化、潜研经书诗文的浓厚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对促进隋唐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无疑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直接导致了宋代目录事业的发展。

(二)经济上的发展与兴盛

隋朝在统一南北之后，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继续推行均田制，不少农民因此而分到一些土地，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租庸力役制基本上贯彻了轻徭薄赋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索貌阅”的实行使大量逃避赋役的丁壮和隐匿的户口重新编入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输籍定样”使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大为增加，加强了政府的经济实力。唐朝的均田制扩大了授田的对象，对官僚的授田的规定也更加完备，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比较松弛，但它仍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唐朝的租庸调制使“庸”的确立和制度化，这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物资，唐朝设立驿站、陆上丝绸之路、坊市分开，足见当时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唐后期，饮茶风气已很普遍，陆羽写了《茶经》，推动了中国制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此外，广州、泉州、明州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

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隋唐时期的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的文化氛围也极为浓厚，尤其是当时的官僚阶层的那种尊文尚儒的风气，催生了一批以售书兼营刻书的书贾，这就为书籍使用的大众化、普遍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是文献学和目录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条件。

(三)科技文化上的进步和繁荣

1、印刷术的长足进步——雕版印刷术

第3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隋志》　总集观念总集(类)　《文章流别集》　分类号　G254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今佚，其《序》保存于《广弘明集》首列“总集”一目，唐修《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承之，设立“总集类”。对于《隋志》总集类著录的参差庞杂，后人多有讥评，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即言：“此岂总集?乃杂书耳”。正确看待这一现象，必须还原历史，明确《隋志》的总集观念。

1　《隋志》“总集”

《隋志》集部总集类小序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益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这是《隋志》对“总集”的著名界定，后世研究总集者无不称引。小序所言之“总集者”大致有如下特征：①从“众家之集”也就是别集中取材(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有“总集囊括别集为书”语)，因此有“集林”、“集苑”、“集钞”等名目；②“采摘孔翠”，也就是“选本”，是一种方便属辞之士取则的文章范本，与后世旨在“网罗放佚”的全集不同；③“自诗赋下，各为条贯”，也就是按文体排列；④标举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轨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隋志》的总集观念。

首先，《隋志》以《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其实，在挚虞之前或同时已经有了一些可以称为“总集”的著述，如傅玄《七林》(《隋志》不著。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日《七林》”)、苟绰《古今五言诗美文》、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词》等，这一点王运熙、朱迎平、傅刚、张伯伟、郭英德等都有论及。张伯伟认为：“这些书大抵以‘网罗放佚’为目的，不具有‘删汰繁芜’的作用，所以古人也不以之为总集之始，从中正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总集的观念”。此说似未为圆照。挚虞之前确已出现一些专体总集，但似乎并不是以“网罗放佚”为目的，至少苟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应是选五言诗精华而编成的集子，不然何以称“美文”?再说若确为“网罗放佚”，五言诗发展到西晋，必不是五卷的篇幅所能容纳的。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严格说来，在挚虞之前已有总集出现。但荟萃各体文章，加以删汰别裁且附以大规模评论的总集，自当首推《文章流别集》”。郭英德亦有类似说法：“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绷之作”。后二者显然更有说服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力之先生《总集之祖辨》力证《文章流别集》为真正意义上的总集之祖，是为得其大者。《隋志》以产生时间并非最早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表明它对《文章流别集》的充分认可和极力推崇，在这个意义上《文章流别集》恰可以代表《隋志》的总集观念。

其次，《隋志》以《文章流别集》为后世总集之轨则。《隋志》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两卷、论两卷、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挚虞撰)。则《文章流别集》梁时原有六十卷，唐初已残为四十一卷，今则全亡，仅存佚文十余则(《全晋文》卷七十七)。“集”文之外又复有“志”、“论”，可谓体例完备。“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表明其按文体编排，以见各体文章源流，这种分体编纂、集流别(品藻)与选文于一体的体例正是《隋志》极为推崇的总集编纂典范。体例的完备和“论”述的精当对后世总集编纂有发凡起例之功，所以，《隋志》标举《文章流别集》为后世总集之轨则。《隋志》著录之《文章流别本》十二卷(谢混撰)、《续文章流别》三卷(孔宁撰)当继之而作者。

骆鸿凯《文选学》：“总集为书，必考镜文章之源流，洞悉体制之正变，而又能举历代之大宗，柬名家之精要，符斯义例，乃称雅裁”。斯言诚是，谓为“雅裁”，《文章流别集》当之无愧。此“总集为书”之说与《隋志》总集类小序之“总集者”云云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举总集之荦荦大者而言。

从《隋志》对《文章流别集》的推崇可见其基本的总集观念。《隋志》的这种观念当然会反映在著录上。既然《隋志》总集类著录不以时为序，那么著录的次序就很能说明其在撰志者心目中的地位。“文章流别”之书最先，次之则《集苑》、《集林》、《集林钞》、《集钞》、《集略》、《撰遗》、《翰林论》、《文苑》、《文苑钞》、《文选》等，皆兼收众体，其体例与《文章流别集》相同或相近。这些总集的优先著录显然彰显着《隋志》的总集观念，它们虽在《隋志》总集类中仅占很小比例，但却是“总集类”的支柱和灵魂，没有这些书，总集类就不成其“总集”类。

但是，标举《文章流别集》的意义绝不在于否定其外的集子之总集性质，许多专收一体的集子也是总集，二者只有体例优劣之分，而无是否总集之别，这也是《隋志》的基本观念。尝试论之，《隋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楚辞是一种特殊的编纂体式，自阮孝绪《七录》始在各种目录中多自为一类；别集合一人之作为一集，以人为纲，编例分明；总集按一定体例收录众家之作，编纂体式的不同是三者最根本的区分。在这里，“总集”与“别集”相对立而存在，没有“别集”也就无所谓“总集”，只要是收录众家作品、按一定标准编纂的集子就可以看作是总集，这应是《隋志》判断是否“总集”的基准。

2　《隋志》“总集类”种种

2.1　“总集类”的形成

《隋志》总集类合并《七录》之“总集部”与“杂文部”而成，可是对于合并之因，《隋志》没有交代。《隋志》为什么不立“杂文部”?在我们看来，显然《隋志》撰者认为“总集类”可以包容“杂文部”，不必另立。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总集类末云：“案《七录叙目》文集录第三日总集部16种，第四日杂文部273种，两部并计289种。本志合为总集一类，盖自第二类赋集以下皆杂文之属也。存佚并计，增辑者47种”。姚氏此说很有道理。从《隋志》总集类著录推测，其所著录之专体总集应为《七录》杂文部所收，因为数量巨大的专体总集(百余种)不可能来自《七录》“总集部(16种)”。因此我们认为《七录》“总集部”最可能只著录兼收众体的总集，而这恰恰又是《隋志》总集类小序极为推崇的总集编纂的典范。准此，《隋志》总集类小序很可能直接来源于《七录》，而非撰《隋志》

(或《五代史志》)者所为。我们知道，《七录》也是有大小序的，当然这仅为笔者在情理层面上的推测，谨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在唐初，“杂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艺文类聚》“杂文部”内收“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等文体的专论，实际上可包一切文章。又《七录序》云：“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倾世文词总谓之集。故变翰为集，于名尤显”。《隋志》总序云：“(《七录》)其四日文集录，纪诗赋”。《隋志》以“诗赋”释《七录》文集录所著录，显然此“诗赋”之名乃“倾世文词”之总称，涵盖各种文体，非仅指诗、赋二体，《七录》“杂文部”作品的内容和性质应与“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同，皆“文词”之属，四者的区分可能仅在于书籍编撰体式的不同。“文集录”封域之内，不入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的书籍都归入“杂文部”，“杂文部”之“杂”应指包含各种书籍编辑体式，甚至单篇作品。书籍之复杂客观上带来的归类之难使得《七录》设立“杂文部”来著录这些各种各样的“文词”之书。那么，若《隋志》设立“杂文类”，其与“总集类”之著录在内容上就很难确定去取的标准。再者，就编辑体裁而言，二者都著录有总集，只是一者全部，一者部分，只是编辑体例不同而已。这种内容和编辑体裁上的交叉使得“总集部”与“杂文部”在相当程度上界限模糊，因之，似乎无分立之必要。《隋志》并“二”为“一”即为明证。这种合并在后人看来弊端很大，使得《隋志》总集类参差庞杂，但是若依《七录》则专体总集与分体总集又割裂著录矣。

因此《隋志》从编纂体式出发把专体总集也人“总集”域内，这是对《七录》的突破，“总集”的概念较《七录》有所拓展。典范的总集是总集，但典范的树立并不能否定其外的集子的总集性质。由《七录》严格区分、著录总集到《隋志》对总集最宽泛的认可，总集观念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如同古人严守“沐”、“洗”、“浴”之界限，而今人只以“洗”统称之，反映出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及逻辑思维的发展。

2.2　“总集类”的性质

《隋志》“总集类”径直著录147部书，而对“总集类”性质和著录范围却没有明言，不过我们可以从《唐六典》以及《旧唐志》的相关论述中推知。

《唐六典》为李林甫等撰于开元年间，去修《隋志》之时尚且不远。其书卷十叙秘书郎之职日：“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紧接着详列四部之分类，其叙丁部日：“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楚词等十部二十九卷)；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苟况集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文章流别集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唐六典》所言之四部分类与《隋志》几乎全同，“总集”所言部数与《隋志》总集类亦同。实际上其四部分类及图书著录即依照《隋志》。因而，其所言“总集以纪类分文章”就是对《隋志》总集类著录内容和范围的认识。此表述恰当地说明了《隋志》总集类的著录思想：无论是分体编纂的总集、专收一体的总集、还是专收某种题材的总集，都是类分文章。即或以体裁为纲、或以题材为纲把众家作品按一定的标准编辑起来，就是总集，与以人为纲的别集迥异。

与此类似，从《旧唐志》也可窥见《隋志》总集类之性质。其“总集类”著录之驳杂丝毫不亚于《隋志》。《隋志》总集类著录之文论著作、单篇之赋、一赋之音以及启事、杂碑文集、杂论、连珠、俳谐文、表集、策集、诫集、箴铭集等，亦见于《旧唐志》，由此可知该志总集类著录基本沿袭《隋志》。既然《旧唐志》总集类著录基本上沿袭《隋志》，那么《旧唐志》对“总集类”的认识必与《隋志》同或近同。《旧唐志》总序云“总集以纪文章事类”，以此观《隋志》总集类著录，应无任何不妥之处。“总集以纪文章事类”是《旧唐志》对总集类所著录书籍的范围和性质的总体说明，与《隋志》总集类小序从产生动因、功能角度界定“总集”这种编撰体式不同，二者可以互相发明、补充。可见，从《隋志》到《唐六典》再到《旧唐志》，目录分类体系相沿不变，对“总集”或“总集类”的看法也相差无几。下面再从总集类具体著录验证之。

2.3　“总集类”的著录

《隋志》总集类实际著录147部书，这些书并非全是总集，也有文论之作、单篇之赋(赋注、赋音)及一人之作等。为何不是“总集”而归人“总集类”?这就值得思考。

2.3.1　文论之作入“总集类”文论之作入“总集类”与目录中不立“诗文评”目密切相关。《隋志》总集类著录了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等文论著作。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解释说：“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认为《文心雕龙》入总集类是由于“文集”难定专门，似者乱真的结果。文集本身的驳杂不纯是文论著作混入总集类的一个客观原因。

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说：“融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与一体是挚虞《文章流别》的重要特点，也是早期文学总集的重要特点(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而为一)”。王先生从早期总集的基本特点来理解《隋志》的著录很有说服力。《文章流别论》所含有的文体论内容与《文心雕龙》确有相同，既然《文章流别论》因与《文章流别集》的关系密切得以入总集类，那么列《文心雕龙》于总集类亦有其相当的理由。《翰林论》作为《翰林》集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同《文章流别论》之于《文章流别集》。《诗评》所入之理由与《文心雕龙》同。鲜明的批评倾向使得总集与文论著作有天然的联系，那么在“诗文评”目出现之前，“以类相从”地把文论著作归人总集类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处理。

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在于目录学家眼中文学批评的不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文学理论大发展，出现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心雕龙》、《诗评》等，但数量毕竟有限，难以在目录学中支撑起独立的门类。之后随着唐诗的繁荣，涌现了一大批“诗式”“诗格”“诗句图”等(参两《唐志》)诗歌理论著作，这才引起目录学家的注意，目录中才出现相关类目。据现存文献，唐开元间编订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最早将“文史”从总集中厘析出来(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条：“丁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新唐志》沿其例将“文史”附于“总集类”末，稍后《崇文总目》将“文史”与“总集”并立，此后公私目录均设“文史”一类。后来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下设“诗评”一类，已肇“诗文评”目之端。

2.3.2　单篇之赋、赋注、赋音等入“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著录了不少“注”“音”之作，如萧该《文选音》三卷、储诠之的《百赋音》十卷以及各种赋注本，这些当属于《隋志》总集类序所说的“解释评论”之作，它们归入“总集类”之理由乃“以类相从”。

可是《隋志》总集类尚著录单篇之赋，如《齐都赋》

二卷并音(左思撰)、《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等，为什么与“总集”毫无关联的单篇赋作也杂厕其间呢?前面已论述《隋志》总集类合并自《七录》之“总集部”“杂文部”，而《七录》“杂文部”所收乃“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之外的所有属于“文集录”(集部)的作品。中国之大，文人之众，创作之盛，作品之多种多样，编辑体式与流传情况之千差万别，区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目何足以括之?于是就有《七录》“杂文部”的产生。这样，本来在《七录》“杂文部”的单篇赋作就自然而然归到了《隋志》“总集类”门下。退一步讲，即使《隋志》总集类不是来自《七录》，在既定的四部分类体系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好的类目来安置这些著作。楚辞类、别集类皆界限森严，难以混入，只有“总集类”门庭相对较宽，附之者亦杂，姑且收录无妨。

2.3.3　一人之作入“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著录有《毛伯成诗》一卷(伯成，东晋征西参军)、《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皆一人之作。《毛伯成诗》一卷已佚，无由窥其面貌。《江淹拟古》一卷略可考知，《文选》卷三十一所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三十种其前的优秀诗作，除第一首《古离别》模拟无名氏古诗外，其余二十九首按时代顺序模拟李陵、班婕妤、曹丕、曹植等29位作者，涉及离别、从军、赠友、感遇等三十种诗歌题材。

《隋志》为什么没有将江淹“一人之诗”归入别集类而归入总集类呢?力之先生《总集之祖辨》：“或从被拟者之角度看，若然，此可看作是集众家之作为一集”。所言极是。这个意义使得《杂体诗三十首》具备“总集”之形态。又江淹《杂体诗序》言：“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源流，庶亦无乖商榷”。这同早期总集“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的原初功能又不谋而合。因此，兼具“总集”之形态与功能使《杂体诗三十首》得以人“总集类”。

3　余论

第4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第5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一、盛唐时期的文化背景。

隋唐文化的恢弘气象，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依靠“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门阀士族还大修谱牒之书，用以维护世代相继的优越社会地位，并成为区别庶族寒门的重要工具，谱牒姓氏之学也由此形成。

因此，“高门大姓”之外的庶族或寒门要想挤身于上流社会极为不易，即使寒士爬上了高位，也得不到士族的礼遇，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参预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族的垄断。

这一大批在隋唐之际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中登上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处在上升时期的下层世俗地主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与魏晋南北朝乱世裂变中消极无为的玄学哲人和奢靡无度的齐梁宫体诗人等门阀世族士人比起来，他们接触的社会面广，了解的社会情况多，在繁荣稳定的盛唐有为时代，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

盛唐时期的文化

以一种火山爆发般的膨胀热情去拥抱生活，抒发情感，描绘现实，赞美祖国。从而使得唐代文化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恢弘、壮丽的时代气质。

二、盛唐文化气派。

以强盛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盛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比之于宏阔开拓的秦汉文化，隋唐文化的宏阔包容已经显示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

1、盛唐文化。

在文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途径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激主义。唐代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在此种包容的文化政策下，唐王朝对待文化人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姿态，儒学可以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即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唐代文化包容开放的气派由此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在“三教共弘”中再加详论。

第6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著作还有：

政治、军事、法律方面：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等。

社会、文化、思想方面：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出版社)详细阐发了其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的思想。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在概论的基础上，以分论的形式论述了官方修史机构、五代史及五代史志、《晋书》和实录等史籍的编撰情况。董恩林在《唐代注释文献研究》(齐鲁书社)中对其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作了整理和再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唐代《老子》注释文献。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出版社)上篇主要讲述了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流传情况，下篇主要是对道教史研究的思考和评论。与道教研究有关的还有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大华等《隋唐道家与道教》(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夏金华《缘起、佛性、成佛：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议之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是关于唐代佛教的专著。其他关于唐代社会文化方面的专著还有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治安《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刚《唐碑俗字录》(三秦出版社)、姚永铭《惠琳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武秀成《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张国印《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等。其他还有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等几部专著，虽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但其文史互证的思路值得提倡。

经济、历史地理、人物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张泽咸《汉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自然区域划分十一区，每区都按秦汉、六朝和隋唐三阶段纵向探讨了农业的发展与演变。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着重研究了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的手工业、交通业和商业布局的特点。岳麓书社将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和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作为“南强史学丛书”重新出版，唯杨际平旧作增添了有关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的研究成果。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主要搜集了20世纪30年代后特别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资料，并对其做了考释。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中韩两国的史料，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并论及唐将苏定方、薛仁贵等在朝鲜半岛的事迹，在附篇中介绍了与朝鲜半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和高句丽与唐关系的研究。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收录了李大龙《由校尉到都护：唐代东北边疆民族的演变》、程尼娜《从唐朝对东北羁縻府州的统辖关系论渤海政权的归属问题》和孙玉良《唐征高句丽的动机与效果》等。其他关于文物考证方面的著作还有：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考》(三秦出版社)、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

2003年还出版了一些文集和论集：张泽咸《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其以前的论文的结集。其他还有张国刚主编《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是2000年8月由中国唐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中古史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未在他处发表的文章共27篇)、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出版社，收录了郑炳林、冯培红、陆庆夫等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承担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的研究成果33篇)。

另外还应指出，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2辑，三秦出版社。以下简称《研究》2辑)中，有杜文玉等《2002年唐研究述评》、陈文豪《2002年台湾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综述》和陈博等《2002年中国大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论著要目》等几篇综述文章，值得一读。

一、 政治、礼法与典章制度

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关注实际运行的制度以及体制变化的本身，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了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九卿考》 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都有阐发。 《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通过探讨唐代谏官与文学的关系，从政治文化角度中认识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没有停留在集团和权利之争上，而是从政治体制变化的角度研究玄、肃之际中枢政治的演变过程。与政治制度有关的还有王雪玲《从滥赐铁券看唐朝政权的衰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和介永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及何根海《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安徽史学》5期)等。

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6期)提出了“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招考面向全国开放，不限财产、门第，原则上允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的定义。赖瑞和《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和的再考察》(《唐研究》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论证了唐代翰林待诏的服务年限，认为司天台的官员由皇室亲近的翰林待诏出任是最妥当的一种安排。杜文玉《五代考课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全面考察了五代时期考课的考限、标准、奖罚办法、上报考簿、循资序迁、流外官的考课及存在流弊等问题。另外同作者还对五代时期的俸禄制度、封爵制度、殿阁制度和叙封制度作了考察，发表了《五代俸禄制度初探》(《人文杂志》6期)、《五代十国封爵制度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4期)、《五代殿阁制度研究》(《唐研究》9卷)和《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0期)等文章。同是研究五代制度的还有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5期)和樊文礼《五代的枢密直学士》(《烟台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余蔚《唐至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体系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71辑)考察了唐、五代和北宋前期此体系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知州体系权责转移的实质和再三兴起的“复藩镇”论问题。蒙曼《唐玄宗朝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北大史学》9期)定义了“准内廷体制”，提出了禁军脱离南衙后渐受宦官的影响和控制并以此奠定了唐后期宫廷政治基本格局的观点。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辑。以下简称《资料》20辑)指出宣宗一方面以“至孝”为掩护，竭力拉近自己同30年前已经驾崩的宪宗的关系，以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蓄意将穆宗以下四朝视为弑逆伪朝，从而给自己带上拨乱反正的光环，认为在宣宗善于纳谏、体察民情等小善的掩盖下，大中之治实际上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是一大倒退。任士英《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河北学刊》1期)指出唐时的流外官属于国家职官系列，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到明清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期)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的宰相为例，考察了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并分析了其变化。胡宝华《唐代“进状”、“关白”考》(《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中宗时开始的弹劾程序中增加“进状”和“关白”后，削弱了御史的自主弹劾权限。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4期)提出士族向城市迁移，使得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陈金凤、梁琼《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和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相关。严耀中《唐初期的库真与察非掾述论》(《史林》1期)认为此二名皆带有鲜卑色彩，发端于北魏、北齐，承袭于隋，在唐初消失意味着鲜卑制度对中原政体影响的最后终止。毛阳光《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遣使的形式、使臣的职能等，以及唐后期遣使减少的社会原因与体制背景。其他有关唐代制度的还有张艳云、宋冰《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实际运用----从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罗恺、毛广礼《唐代宰相制演变的七个特点》(《贵州文史丛刊》4期)、卢民华《试论唐朝的文官制度及其作用》(《黑河学刊》4期)和杜文玉《五代官告院与绫纸钱》(《唐都学刊》1期)等。

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期)论述了开元前期宰相任期短促的原因和李杨与高力士的矛盾。侯旭东《载“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考》（《中国史研究》2期）全面考察了这则仅见于《文馆词林》卷691的隋文帝敕。任士英《唐天宝六载王忠嗣之狱发微》(《研究》2辑)认为皇帝的意志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并反映了玄宗天宝时期中枢政局的基本特征。石云涛《唐后期方镇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许昌学院学报》1期)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是朝廷有惩于先前宾主在朝结为朋党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田耕宇《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认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不同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刘高勇《玄武门事变中力量纠合的文化内因》(《南阳师范学院学报》8期)将玄武门事变置于唐初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中探求事变双方力量纠合的原因，并认为文化取向的不同也是导致中间力量李元吉倒向李建成的深层原因之一。胡可先《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4期)认为此年的制科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汇点，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也涉及唐代文人对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内容。其他有关政治事件的还有吴建伟、李小凤《论中唐前期李晟、张延赏营妓之争与将相交恶》(《宁夏大学学报》3期)、张铁夫《唐顺宗被杀辨》(《史学月刊》3期)等。

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系统研究了隋唐五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东北亚地区各国各族间关系的发展，如隋唐伐高句丽、渤海之立国等引起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尚德抑武、和平共存的思想对地区合作、安全与国际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论述了凉州和瓜州二府建制的演变。朱悦梅、李并成《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5期)分析了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避讳特征、书写格式、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驿路置废的时间、西州岸头府等军政机构名称、人名头衔等，考查了图经的详细编纂、添修时间，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自永徽二年以后在《沙州图经》的基础上，历经武周，直至开元初，按照律令在不断修纂。其他相关研究还有李浩《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山东大学学报》2期)等。

礼仪、礼制研究方面。吴丽娱《唐代婚仪的再检讨》(《燕京学报》新15期)通过讨论通婚书的形式和内容及这些内容的实行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探讨了中古时代的婚姻程序与古礼的区别关系，并对男到女家的婚姻形态和拜舅姑礼在唐代的落实过程作了进一步推断，为多角度认识中古婚姻的特色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证明。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人的礼制统一过程极其复杂，并非简单地南北选择或郑王选择，其原则是“稽周汉之旧仪”、“考图史于前典”和“因时制范”三点。

法制史研究方面。史睿《唐代外官考课的法律程序》(《文津学志》1辑)分州校考和省校考两部分厘清了外官考课的基本概论和程序，复原了考状、考解及地方政府功曹关、牒等考课文书的样式和功能，并且从立法角度来看待考课制度的运行。潘春辉《P.2979〈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牒集〉研究》(《敦煌研究》5期)在对文书校录的基础上，对其反映的唐开元后政府政令效力问题进行了探讨。黄书建《〈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认为唐代统治者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其他还有明廷强、张玉珍《试析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齐鲁学刊》3期)、解梅《P.2754〈唐安西判集残卷〉研究》(《敦煌研究》5期)和陈永胜《〈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敦煌研究》5期)等。

“唐宋变革”一直是隋唐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4期)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中日学者有关唐宋变革观论据的分期理论和主要观点及对唐宋社会历史研究的影响。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期)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中日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6期)所论内容亦属“唐宋变革”问题。

二、经济

财政和土地制度研究方面。朱雷《唐代前期的“差科”――吐鲁番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考察》(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指出“差科”按户等一年计日征敛，其对象过于租、庸、调之征敛对象。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期)认为“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税草和税柴等，“地子”原则上由土地拥有者交纳，其税率约为亩税8升。同作者还有《隋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中国史研究》1期)。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3期)认为其原因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且重在杂税而非正税。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5期)重点分析了唐与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同。有关税收的还有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思想战线》3期)等。吴大旬《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期)利用吐鲁番文书考察了在西域地区实施租庸调制的情况。李并成、吴超《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期)推测了给粮对象、给粮标准等。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期)、赵贞《唐五代“春衣”发放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期)、郑显文《唐代债权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和缪坤和、杨华星《浅论唐宋时期的信用形式》(《思想战线》5期)等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隋唐五代财政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工商农业研究方面。张宇《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资料》20辑)从分析唐后期士人对商贾的看法、态度的变化入手，认为士商鸿沟的缩小、士商界限的模糊与商人入仕现象一道，标志着唐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期已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江菊美《唐中后期以商赈济兴起的背景及其历史作用》(《鹭江职业大学学报》3期)认为富裕的商人阶层的出现在维持社会稳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商赈活动随之出现。盛会莲《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隋至宋初的宅舍交易》(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认为当时的交易相当普遍，形式有买卖、租赁、质典等。姜望来《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资料》20辑)论述了隋末粮仓在群雄争夺中的重要地位及粮仓得失与群雄盛衰的连环性。其他相关论述还有王志胜《论唐代的榷盐商》(《学术论坛》6期)、 魏明孔《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中国经济史研究》）、张超林、李鹏军《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重庆大学学报》1期)、吴丽娱《唐宋之际南通地区的盐业发展》(《文史知识》8期)和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等。

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地位及其特征》(《中国农史》4期)指出剑南道租赋主要配送陇右军，是西北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阐述了从其诗中看到的唐代夔州的经济情况。

三、军事

与去年相类，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依然不多。陈国灿《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资料》20辑）考察了六驮马、十驮马制度的演变过程。贾志刚《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武汉大学学报》2期)指出军籍虚占、军功虚冒之风盛行，军费漏洞日益严重，成为国政之弊。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不能单从府兵制度看待河北的军事问题，并从军事制度演变的视角观察河北府兵问题，得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6期)提出唐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在中亚建立了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河北学刊》1期)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的制衡及其对唐末五代政局的影响。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突将只是招募的骁勇战士，多为节度使驱使，颇有战斗力，但也易骄横作乱。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防秋兵的出现、作用及其影响。郭绍林《隋唐军事文书》(《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考察了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文书奏表、诏书、檄文、书信、牒令、祭文、露布等。其他有关军事研究的还有姜维东《唐丽战争中的蕃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期)等。

四、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

历史地理方面。《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收入的10篇论文以地理学独特而综合的视角来观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考察了唐代地域结构、区域开发、人口、经济、城市、文化和文献等方面的特征。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的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人口流动的表现和特点来探讨幽州地区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到政治重心中心区的转移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人口基础。唐晓涛《唐代桂东地区发展原因浅析》（《学术论坛》2期）以岭西地区贬官最集中的桂管经略使辖区为切入点 ，考订了唐代贬往该地的官员人数，并按州对贬官的数量、补录的依据、贬官在桂的时间等问题进行逐一考析。其他还有毛双民《“刀州”已有释》(《中国史研究》3期)、刘禄山《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建筑》(《南方文物》3期)、梁中效《唐朝皇帝与蜀道》(《成都大学学报》4期)、乔凤岐《隋文帝平陈前后三个信州之设置及其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史学月刊》9期)、和王维坤《唐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研究》2辑)等。

关于城市研究。《唐研究》第9卷是唐长安研究的专辑，收录了多篇关于长安研究的论文。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介绍了以往对唐长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组织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缘起和主要研究方向做了说明；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考证了里与坊的异同、里坊制度的形成变化及瓦解过程、里坊的基本形态及其管理机制和特质影响，认为里坊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政治军事管理的需要，其崩溃也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对长安坊里之间的隋唐文学人物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认为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基础，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任士英《长安宫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兼及“太子不居于东宫”问题》认为宫城布局的变化尤其是太子不居于东宫局面的形成，使太子权力与政治上可能的发展受到控制，旧日屡屡出现的京师宫城中拥立太子或太子直接出面以谋取最高权力的政变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考察了隋代诸王的南城立宅、唐代前期王府变迁、从五王子宅到十六王宅、王府与王宅的分离及唐后期诸王合府的出现、宦官押十六王宅等现象，指出了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形密切相关；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 》 考察了武周改制前、武周末年至睿宗朝、玄宗朝以后和中晚唐的部分公主的宅居分布与形制，并分析了其与当时政治情况的关系；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研究了陵地的地理位置、陵址的选定方式和陵地的秩序问题；尚民杰《长安城郊唐皇室墓及相关问题》对埋葬于长安近郊的长安、万年、昭应三县的唐皇室的嫡系成员及妃嫔等的墓葬情况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考察。除上述外，还有荣新江《隋唐长安史地丛考》(主要是《两京新记》读书班部分成员的考证性文字，计有“赵士茂宅即赵芬宅”、“章怀太子妃房氏宅即邠王守礼宅”等共26篇)等。

其他还有秦建明等《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文博》4期)、刘文波《唐末五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泉州师范学院学报》3期)、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西华师范学院学报》5期)等。

民族与中外关系研究方面。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期)探讨了“墨离”的意思及墨离军的主体等问题。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都司”考》(《资料》20辑)指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的“都司”是唐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周边民族政权而设的综合管理机关。廖杨《回纥的宗法统治述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其建立政权前的宗法统治形式是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结合，西迁回鹘建立政权以后则是宗法封建制的统治形式。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期)分析了当地七个民族的人口数量与分布。石硕《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认为附国并不是吐蕃。李吉和《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4期)指出其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倾向。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国藏学》2期)分析了出现落蕃官的原因、其地位、心理、事迹和历史作用等。朱丽双《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中国藏学》3期)认为正是由于唐和吐蕃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才最终造就了南诏的兴起。其他关于吐蕃研究的还有林冠群《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中国藏学》2期)、杨文顺《唐代麽些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等。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认为南诏是唐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活动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权，并非是与其鼎立的独立国家，收于书中的还有郭声波《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的再研究》。刘惠琴、陈海涛《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资料》20辑)指出从精神皈依到心理认同的过程反映了唐代入华粟特人融入中原观念的具体趋势和进程。

都兴智《唐代靺鞨越喜、铁利、拂涅三部地理位置考探》(《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越喜部在渤海东境，铁利原居地在今黑龙江巴彦、绥化、庆安和铁力一带，其东为越喜部故地，拂涅部在今黑龙江依兰以东、兴凯湖以西。李方《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论述了隋末唐初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各派势力的史实、策略及几种具体措施的特点及原因等。李蓉《唐初两蕃与唐东北策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唐对契丹、奚族二蕃的策略及利用此二者对其他地区作战的情况。其他还有艾冲《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吕书宝《论渤海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北方论丛》3期)等。

关于中外关系。朱影《唐代时日本对中国汉籍的摄取》(《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期)探讨了唐时日本摄取中国汉籍的途径及中国汉籍对日本政治、经济、化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周保明《大石国盐莫念“(永徽)六年六月遣使朝贡”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大石国即大食国，盐莫念并非大食之王。其他还有林琳《唐宋时期中日图书交流的特点初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6期]、魏华仙《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常德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五、文化艺术、社会和宗教

文化研究方面。张国刚《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史学月刊》6期)指出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点，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朱海《唐玄宗御注考》(《资料》20辑)梳理了玄宗时整理《孝经》的详细过程。肖世民《论唐代官学制度》(《唐都学刊》4期)认为唐代官学不论是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都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相应，万军杰考察了唐代的乡里村学(《论析唐代的乡里村学》，《史学月刊》5期)。于赓哲《唐代的医学教育与医人地位》(《资料》20辑)考察了唐代医学教育体系和医人地位，认为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已开始更多地关注医学，意味着儒医已初露端倪。乜小红《唐五代敦煌音声人试探》(《敦煌研究》3期)和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1期)考察了两种身份的人物。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研究》(《敦煌研究》1期)尝试了敦煌文字文本与天水隋画像石图像本对照研究的方法。刘永明《唐宋之际历日发展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期)考察了历注内容充实发展的过程和历日流行、对生活的渗透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李浩《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文史哲》3期)阐述了“诗赋取士”的合理性。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陈德弟《五代时期后唐官府藏书事业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顾向明《唐代太湖地区官学考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期) 等。

关于士人群体的研究。金宗燮《五代政局变化与文人出仕观》(《唐研究》9卷)在考察五代文人天子观的基础上，指出五代王朝的频繁交替使文人不能绝对地效忠于某一个天子，他们并不重视王朝的交替，却注意到官僚的功能是安养民众，此种观念使当时王朝的交替对文人阶层没有带来太大影响。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的心态考论》(《中华文史论丛》73辑)分析了量移实施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唐代政治斗争的关系和贬谪士人的心态。张再林《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中唐至两宋，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从“才子”经“浪子”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安吉乡《从唐传奇析唐代士人的心态》(《岱宗学刊》1期)认为其反映出唐士人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追求女性美貌和诗才的审美心理及对豪门世族婚姻的向往心理。其他还有程国赋《论唐五代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及其在小说中体现》(《学术研究》3期)、黎冬梅《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三峡大学学报》1期)等。

社会史研究方面。黄正建《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在介绍敦煌占婚嫁文书的基础上，结合唐五代有关占婚嫁的记载探讨了当时占婚嫁的实况，指出唐五代的占婚嫁主要有“择日”与“合婚”二种：前者广泛使用于各个阶层，且方法众多，形式日趋简便；后者则刚刚兴起，主要用“五行命生克法”来占断夫妻是否相配，并且主要流行于北方民间，还不大为士大夫所接受。同作者《唐代的占卜》（《文史知识》6期）则全面地介绍了唐代占卜的相关知识。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察了蝗灾发生的地域、年份及其影响等。靳强《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侧重于灾害资料的统计与分析》(《资料》20辑)认为唐后期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关注及赈灾工作较之前期已大为逊色，正史中关于唐后期对自然灾害记录次数的见少亦与此有关。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论“伪号的模仿问题”》(《资料》20辑)讨论了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情况和近代以来题有安史“伪号”的墓志所见的吏民心态及年号模仿问题。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9卷)指出偶像崇拜在唐代皇室的宗庙祭祀实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佛道二教与国家祭祀结合的契机，认为唐代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皇帝的尊像来强化百姓对皇帝的崇拜，皇帝的形象由此走出深宫而更加贴近民间社会。罗绮卫《从韦皋“诸葛转世”说看唐人的社会心理》(《贵州社会科学》1期)认为其反映出唐人反对藩镇割据、期待安定统一的社会心理。张金桐、王桂巧《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宁夏社会科学》6期)认为禁卖婚诏是胡风在唐初流行的原因之一。尹富《与唐代的血亲复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在该变文中出现的与前代的变化，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聂济东《中后唐时七夕乞巧心理之社会考》(《中华女子学院学报》3期)认为在唐展成以女子为主体的全民积极参与的节日，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色相关。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分析了唐代社会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的葬俗。其他有关社会习俗的文章还有崔岩《也谈唐代太原“黄坑”葬俗的宗教属性》(《洛阳大学学报》3期)、王万盈《论唐宋时代的刺青习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等。

妇女、婚姻、家庭和家族方面。《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分“文本：性别的表现与解读”、“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女性生活：门内与户外”、“图像：风格与风貌”、“性：身体与文化”、“宗教：信仰与供奉”、“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变迁：性别与社会”等八个方面，突破了以王朝断代为限的研究界域，涉及到思想史、书写史、艺术史、经济史、家族史、医疗史、宗教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多视角研究了社会中的女性情感生活等各方面。郑炳林、徐晓丽《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4期)主要探讨了此种制度出现的原因和作用。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7期)考察了唐代的冥婚现象和其反映的社会心理。莫晓斌《浅议唐代婚姻制度与社会习尚的矛盾现象》(《长沙大学学报》3期)认为这种矛盾反映出唐代潜存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差异和中古中国礼教与社会风情尚未完全耦合的时代特征。田苗《唐代妇女眉妆演变考论》(《西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当时的眉形、眉色、画眉的材料、方法都多种多样，总体演变趋势是继承细眉、风行阔眉、回归细眉。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复旦学报》5期)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史研究中数理统计方法使用的看法。郝春文《商榷》(《中国史研究》1期)重申了自己对社邑问题的观点。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邢铁《从三组敦煌户籍说唐代均田制下的继承问题》(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顾向明《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4期等。

宗教方面。关于佛教研究。简梅青《从“开元寺三门楼题刻”看唐代北方民众佛教信仰》(《资料》20辑)指出此题刻反映了唐代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一个特点是以家族为中心和具有功利性、世俗性的特征。杨君《从敦煌写经看佛经在唐朝民间的来源及其流传》(《甘肃教育学院学报》4期)初步分析了当时民间所用佛经的产生及其流通过程。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1期)在考证舍利塔地理分布的基础上，揭示了此事件发生的原因。马丽《论鸠摩罗什对佛学及佛教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何剑平《刘禹锡与佛教》(《唐都学刊》3期)、张先堂《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敦煌研究》3期)等从不角度论述了隋唐五代有关佛教的问题。

关于道教研究。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唐研究》9卷)梳理了唐朝后期九宫祭祀的过程和变化，探讨了九宫贵神在五行和道教方面的理论依据，说明道教和民间神仙信仰对国家祭祀的影响，并通过宋以后十神太一与九宫贵神分祭的事实论证了道教崇祀在国家礼仪方面的扩大化，探讨了中古礼仪变迁以皇权为中心吸收道教思想，不断更新和实用化的发展方向。王永平《论道教法术与唐代民间信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6期)论述了道教吸收的大量民间信仰成分，包括禁咒、祈雨、占卜等在内的道教法术即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与唐代民间习俗有紧密联系，并深刻影响当时的民众生活。刘屹《论的文本差异问题》(《文津学志》1辑)分析了此经在南北朝末成书与在唐代流行时的差异，指出这些变化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道教传统融合的反映。同作者还有《寇谦之身后的北天师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期)。孙亦平《杜光庭与天台山道教》(《浙江社会科学》6期)研究了杜是否为天台人、其在天台山的活动、天台山道教的特点及其对杜的影响等问题。其他相关文章还有王承文《敦煌本古灵宝经两部佚经考证》(《敦煌研究》1期)和《敦煌古灵宝经与道教“三洞经书”和“三乘”考论》(《敦煌学辑刊》1期)和康中乾《成玄英“重玄”论的道教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等。

关于宗教的其他研究文章有：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学辑刊》1辑)指出佛道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此外还有雷闻《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宗教学研究》3期）、王越群《基督教在唐代传播之顿挫及其原因探析》(《唐都学刊》2期)、徐永志《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等。

六、人物及其他

关于人物。对于人物的考证越来越细，除了以往关注比较多的著名的政治人物以外，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向“小人物”。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瞿林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略论唐太宗和历史学》(《山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及》(《史学月刊》4期)、李云《唐高力士传记资料辨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期)、陈冠明《孔颖达世系及入唐前行实考》(《阴山学刊》5期)、周相录《元稹真是一个势利小人吗？》(《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郭林生《开皇元年史事浅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4期)、杨森《武则天至玄宗时代敦煌的三洞法师中岳先生述略》(《敦煌研究》3期)、尹占华《中的一段人物品评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刘莉《五代名士王仁裕小考》(《敦煌研究》6期)、浅水《五代状元黄仁颖小传》和《五代状元陈逖资料点滴》(均见《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期)等。

关于墓志碑铭。葛承雍《东突厥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其家族世系中五代人的王位沿袭和兴衰演变。胡可先《新出土发隐》(《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指出其出土对研究晚唐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的政局有重要作用。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察》(《唐研究》9卷)在释录的基础上勾勒了其生平事迹和家世。其他还有张幼辉等《房彦诩墓志考》(《中国历史文物》3期)、靳阳春《略谈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江汉大学学报》3期)、冉万里等《考释》(《文博》2期)、赵力光《唐柳公权撰《柳愔愔墓志》考》(《文博》3期)、赵水森《良陆亘墓志研究》(《郑州大学学报》5期)等。

第7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第1课 繁盛一时的隋朝

一、隋朝的建立、统一和灭亡

1、隋的建立：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2、隋的统一：

时间：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

隋实现重新统一的原因：①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人民渴望统一;②北方：经过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民族界限缩小，为南北统一创造了条件;南方：江南经济的发展，南北人民要求结束分裂局面，加强双方的经济交流。③隋朝励精图治，国力强盛;陈朝统治腐败，力量衰弱。

意义：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对峙局面，开创隋唐时期三百二十余年的“大一统”局面，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3、隋的灭亡：暴政引起农民起义，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二、隋朝经济的繁荣──“开皇之治”

1、表现：人口激增，垦田扩大、粮仓丰实。

2、原因：①国家统一，社会安定;②隋文帝励精图治，发展生产;③统治者提倡节俭。

3、隋文帝在位时期，国家统一、安定，人民负担较轻，经济繁荣发展，史称隋文帝的统治为“开皇之治”。

三、大运河的开通

1、目的：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2、开通原因：①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国家治理得比较好，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这就使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具备了经济实力。②隋朝国家统一，使隋炀帝有征发几百万人的可能性。③有前代开凿的几段古运河为基础。

3、时间、人物：隋炀帝从605年起，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

4、中心、起始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

5、长度及地位：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6、四个组成部分(自北向南)：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7、连接五条河流(自北向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8、流通七省区：(略)

9、开通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第2课 “贞观之治”

一、唐朝的建立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李渊就是唐高祖。

思考：秦亡汉兴，隋亡唐兴，有什么共同之处?

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相同点：①秦隋都是在完成统一后很快灭亡的。秦隋后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灭亡的原因都是统治者残暴道，政治黑暗，滥用民力，经济倒退，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尖锐。②汉唐的兴起都是统治者吸取前朝的教训，都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并且都成为影响当时世界的大国;汉唐两朝初的统治者，都勤于政事，轻徭薄赋，发展生产，都整顿吏治，任用贤良。

二、“贞观之治”

1、唐太宗采取的主要措施：①吸取隋亡历史经验教训，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②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③崇尚节俭，节制享受欲望。④合并州县，整顿吏治。⑤任用贤才、虚心纳谏：“房谋杜断”;魏征为谏臣。⑥大兴学校，发展科举。

2、效果：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3、评价：唐朝是我国历少有的封建盛世。唐太宗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贞观之治为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比较汉武帝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

项目汉武帝唐太宗

政治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重视人才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勤于政事，虚心纳谏;发展科举

经济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亲临治理黄河，重视兴修水利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役和徭役

军事派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夺取河套和河西走廊，使匈再无力与西汉对抗在西域设置管辖西域的行政和军事机构-安西都护府

思想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兴办太学重视人才培养，扩充国学规模，增加学员。

民族关系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促进唐蕃友好

中国古代出现治世的原因：①政策因素：农民战争的作用(农民起义迫使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②政治交往因素：民族间融合和中外交往的加强。③群众作用：人民的辛勤劳动。④个体作用：杰出帝王将相的个人政治品质。

三、女皇武则天

1、我国历的女皇帝。晚年称帝，改国号为周。

2、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实行唐太宗发展农业生产、选拔贤才的政策，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第3课　“开元盛世”

一、“开元之治”

唐玄宗即位以后，“励精为治”：①任用贤才(姚崇);②重视地方吏治;③注意节俭。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开元年间的政局为之一新，史称“开元之治”。

二、盛世经济的繁荣

1、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③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神”。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④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②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商业繁荣：①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②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4、“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历称为“开元盛世”。

5、封建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共同原因：①继承性因素：前朝经济基础的继承。②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安定。③政治因素：国家统一、政治清明。④经济政策因素：统治者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发展生产。⑤经济交往因素：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和中外交往的加强。⑥群众作用：人民的辛勤劳动。⑦生产力(科技)因素：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水利的兴修。

第4课 科举制的创立

一、科举制的诞生

1、隋文帝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九品官人的制度。

思考：隋朝为什么要采用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

师：科举制创立前(魏晋以来)，土族制度和九品中正制是做高官的基本条件。官员大多只能从高门权贵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为朝廷和国家出力。官员的选拔权力集中在地方权贵手中，不利于中央集权。利用考试选拔官员。普通读书人和贫穷人家的子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这样就扩大了选官范围，选官权力也就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

2、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3、意义：从此门弟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集中到朝廷。

二、科举制的完善

1、唐朝科举制度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和明经两最为重要。唐朝时期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

2、唐太宗：扩充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3、武则天：开创殿试和武举。

4、唐玄宗：丰富考试的内容，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人物贡献

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诞生阶段

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科举制正式诞生

唐太宗扩充国学的规模，增加考试的人数完善阶段

第8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 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 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 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 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 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 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 914 790户，管口52 919 390”， 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 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 “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 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 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 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就留下的经验而言，汉、唐最高统治者所共同具备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积极吸纳的态度最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终始，其间隔七八百年。上述十种重大历史现象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这两个时期两度显现，且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绝无仅有，它不仅表明“秦汉隋唐现象”命题足以成立，而且意味着这种“再现”的历史现象，应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显示着事物在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规律。本文列举十对极其相似而又独特的历史现象，只是意在说明这一命题的成立。至于这种“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和显现出来的规律，会给人们以怎样的启迪，则是作者乐与有兴趣的读者所共同探讨的课题。

第9篇：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对于隋炀帝在历史上的作用，人们一向持否定态度。本文从隋代诗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探索他在隋代诗歌风格演变中推进南北诗风融合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的某些现象往往是那样具有嘲讽意味:同隋文帝杨坚弃华返朴的理论和实践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场帝杨广对华章丽句的近乎狂热般的爱好。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位以荒淫无道载人史册的昏暴之君，在诗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进南北融合的急激冒进型的先行者。这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些煞费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诗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个人的悲剧始终处于历史与时代漩涡的中心。

      《隋书·文学传序》载:

      场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  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  受朝》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稚体，归于典制。  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级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

这段记载涉及到的历史现象比较复杂。场帝初习艺文时的非轻侧之论与即位后的一变其风、其意在骄淫的诗文内容与词无浮荡的表现形式之间，都蕴涵着内在的二律背反。杨广以阴谋手段易储篡位，政治野心的约束与压抑迫使其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表里、前后均不一致，这给后人真正认识此人及其诗歌的本来面目带来了难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原始生存竞争的欲望。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①。“矫情饰行”本身就是压抑自己内心那些日益强烈的基本愿望;而压宗这一狼子野心的得以实现，即意味着杨广个人的命运悲剧正式开场。为凡夫俗子垂涎艳羡的“九五之尊”，在隋场帝这里其实是一种厄运。隋文帝在位时的大诛杀己为场帝积怨，文帝弥留之际场帝与陈宣华之间的风流韵事及文帝那莫名其妙的死，更为场帝种下了祸根。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那篇以痛斥场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②闻名于世的檄文历数他有十大罪状，其中轼杀、娶母为十恶之首(陈宣华在名分上是场帝母辈)。且莫说在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的诗书礼仪之邦，即使在近代西方，这种乱伦行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也是令人发指的。正是在人们由捕风捉影的怀疑而确凿不移地认定的这两点上，暴露了场帝性格中原始野性未泯的一面，从而使他成为隋代一系列矛盾的聚焦点。

这颇有些类似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所剖析的那种现象。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这篇文章中，将儿童的恋母妒父心理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的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式，他只不过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实现了。’，③弗洛伊德的学说明显带有其神秘的泛性论色彩，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们如果扬弃其不合理的悖谬成分，并将其引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广义角度来理解的话，却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弗氏所述心理现象发生于人类幼年。而隋刚刚从中脱胎出来的北朝，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幼年时代。这从诗歌发展史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河朔一带流行的那些以巾帼英雄为主人公的北朝乐府民歌，即明显带有氏族公社阶段之母权制的印记;而隋代诗歌中那种不加掩饰的生存本能的冲动，那种热血腾涌的野性气息，都带有人类幼年时代茅塞未开、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活泼好动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许是顺应了人类天性的缘故，它却往往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古希腊神话之辉煌成就与此关系密切，中国唐代诗歌艺术的全面繁荣亦与此息息相关。隋唐时代诗歌的兴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始终没有消退的人类幼年时代的稚气，以及与之俱来的旺而不衰的蓬勃生命力。而这些稚气和生命力在隋人心理上及其诗歌中化成的冲击力量，在隋场帝这里可谓集其大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场帝可以说是中国的俄狄浦斯王。他在轼父娶母的宫廷政变中所作所为之野蛮和残暴，乃是人类早期那种强烈得按捺不住的原始生存竞争欲望的体现。人类生存竞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性的本能，杨广那些直接发自性本能的极端荒淫的行径亦为时人所不齿;但另一方面，性本能又具有升华作用，它可以把感情转变为事业上的追求，亦即舍弃性的目的，而转向更高级、社会更能接受的目标，把本能的能量贯注到替代的目标或对象上，使本能愿望的要求变成一种新的、非性的欲望和思想。性本能背后的这种潜在力量，弗洛伊德称之为“里比多’，④。里比多在隋场帝事业上的作用，可分为政治与文艺两途。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统一，又有着各自独立的特色与差异。在政治上，隋场帝是一位失败的悲剧型人物。修万里长城、开凿大运河这些造福后代的建设性事业，换来的只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烽烟四起，最后终于推翻了他的统治;在文学上，这位疏于治国理民之道的统治者却颇有建树与开拓。即如《冬至乾元殿受朝诗》:

      北陆玄冬盛，南至蓉漏长。端拱朝万国，守  文继百王。至德渐日用，治道愧时康。新邑建  高击，双阀临洛阳。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  碧空霜华净，朱庭皎日光。缪佩既济济，钟鼓何  煌煌、、·…⑤

此诗最初给读者的印象是雍容典雅、四平八稳，似无甚具有魅力之处;但倘若我们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它表现的乃是一代关陇英杰刚刚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时那种如日方升的宏大气魄与意象。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即明显得益于此。再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天之骄子的意气更是喷薄欲出: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  横澳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  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拒敢惮焦思，高枕于上  京。转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放……⑥后来唐太宗虽也有同题之作，却远不及场帝之作坦荡与畅快:“寨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筛族，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征。’，⑦两相比较，场帝作品中那种对于武功的渴望，对于权利与荣誉的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豪强大展鸿图时那种带点沾沾自喜的时代自豪感，都较太宗之作要强烈得多。它不像后者那样刻意追求对仗的工整，许多话想说又不敢说，还时时露出雕琢痕迹;而是赤裸裸地袒露胸怀，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畅所俗言之果敢，无欲言又止之顾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作为帝王无法与一代英主唐太宗同日而语的隋场帝，在作为诗人这一点上却要比唐太宗高出一筹。不管太宗的拥戴者们是否心悦诚服地愿意承认，诗歌史上的史实是明摆着的。后来唐代宫廷中那些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为主题的君臣唱和之作，即场帝诗歌作品的余波。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唐太宗的煌煌功业使其诗笔有了依托;不似场帝那般色后内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隋场帝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早期领袖之一。此时的关陇军事集团，在政治上还较为稚嫩和不成熟，对如何治理一个涣涣大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他们对“以马上得天下，非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体会不深，对一般封建帝王用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儒教纲纪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加之以治国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的种种失当，顷刻颠覆之悲剧的发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初生的关陇集团内忧外患积蓄之多，好象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木桶，距离总爆发所欠缺的只是一点火星。以隋文帝杨坚之兢兢业业地小心经营，尚且只能延缓矛盾激化而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消饵;何况隋场帝杨广先天生的缺陷，使他连这一点也无法作到，必然被爆发炸得粉身碎骨。这不仅是杨广个人、也是整个关陇集团和隋那个朝代的悲剧。身为一国之君，杨广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但隋代的时势尚不容他任意伸展。政治上无处施展的力量转而发之于诗歌，一些诗篇因之充溢着关陇健儿的豪雄之气。如《白马篇》塑造的主人公，展现了一代关陇英杰的风姿，建功立业之心溢于言表:“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恺，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网剪名王。射熊人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原。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⑧前面提到的那两首《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和《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纪辽东二首》皆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是一批以雄豪阔大为美的诗歌作品的出现，后来唐人作品中关陇健儿的主体意识历久不衰，杨广可以说是他们的“始毕可汗”。